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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2日星期日

《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第十四章——附录之二




第十四篇

希特勒的战略：间接路线



英国军事史学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Hart，1895─1970年）的名著《战略论》（strategy，全名《战略：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专门谈到了“希特勒的战略”。



他指出希特勒所进行的各次战役，无论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的，还是在这次战争过程中的，都可作为明显的例证，说明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李德哈特早就总结出来的方法，也就是“间接路线”的方法。



希特勒在其战争的第一阶段所使用的战略，就是间接战略路线，而且，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在战场上和会场上，都达到了新的境界。以后，他也给自己的敌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利用间接路线来反对他本人。



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敌人估计得过低。同样紧要的是，要了解敌人使用的方法，识破他们的企图。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有了这种认识，才能即时预察敌人的行动，并采取预防的措施。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由于错过了时机，对于希特勒在下一步将要采取什么行动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判断，老是“赶不上车子”，不免大吃苦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其政府咨询机关中设立一个“敌人研究部”，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都认真加以研究，并及时地对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加以预测和判断，那一定是大有好处的。



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居然不曾事先看到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方针、路线，这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不能不感到大为吃惊。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不仅野心勃勃，而且竟会那样公开明确地叙述了自己行动的根本性质，以及为达到目的将要采取的具体办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加上他的许多演说和个别言论，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他的行动方向及其逻辑联系。希特勒这种非常清楚的“自我表白”，可以算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他所以取得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随和的结果。这个“自我表白”也是一个鲜明的实例，说明了一个谚语的正确性：“人们总要做些蠢事！”即使是拿破仑，也不曾像他那样藐视自己的敌人，也不敢像他那样冒险地把自己的意图完全说了出来。希特勒在这方面所以敢于明显地表示出无所顾忌，正是因为他认清了人们的一个通病，那就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希特勒懂得一条原则：把东西经常放在最明显的地方，可能是进行伪装的一种好手段，因为放在明显位置上的东西，反而不易为人注意；有时，最直接的行动路线，反而是最能出敌意料的。这正如保密问题上的技巧一样，尽量把大多数事情都公开发表出来，就可以使人们不去想像或者怀疑还有少许秘密的存在。



英国的第一流间谍劳伦斯曾经指出，列宁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设想了一个革命，实行了一个革命，而且巩固了一个革命。这个评语对希特勒也同样适用，而且还可以加上一句话：他还“写出”了一个革命。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希特勒曾经用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方法，从中获益不少。他不仅学会了如何夺取权力，而且学会了如何扩张权力。列宁曾经说过，“在战争中，最健全的战略，就是一直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才开始作战，这样，一个致命的打击才有容易完成的可能。”



希特勒曾经说过：“我们真正的战争早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就在进行了。”劳希林在其所著《希特勒的自供》一书中引用了希特勒的言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宣称：“在战争尚未打响以前，设法使敌人先在精神上崩溃，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任何一个曾在前线做过战的人，都会希望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希特勒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面以后，就使自己的思想开始与德国军事思想的传统趋势分道扬镳。一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军事理论一直把“会战”看成是最重要的东西，而且率领着一大批国家，沿着一条很狭窄的路线来发展他们的理论。他们把普鲁士的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奉为自己的教主，全盘接受了他那些很难于领会的格言。例如：“以流血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力图歼灭敌人的军队，这就是战争第一胎的产儿……只有进行巨大而全面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血液永远是胜利的代价……我们不要听信，而且不想听信那些认为不必流血便可获胜的将军们。”克劳塞维茨拒不承认下述的观点：有一种巧妙的方法，可以不必大量流血而能解除敌人的武装和制服敌人。这也就是战争艺术的真正体现。他痛斥这种观点，认为是从“慈善家”幻想中贩卖出来的一种思想。克劳塞维茨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对国家的利己主义，是希望为本民族寻找一条有利的出路，而并非单纯的折中妥协办法。结果，许多将军盲目地变成了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信徒，总是一有机会便去寻求会战，再也不想预先创造一种于自己有利的形势。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过程中，战争艺术竟成为只不过是相互屠杀的一种程序。




希特勒的观点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他毕竟还是超过了一般公认的传统界线。劳希林所引证的下述言论可以作为证明。希特勒说：“人们相互砍杀，仅仅是在他们使用其他办法已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有一种广义的战略，它使用的是心理上的武器……如果我可以用比军事手段更好和更廉价的办法来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那么我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手段呢？……我们的战略就是要从敌人内部去毁灭他们，控制他们，通过他们自己去征服他们。”



希特勒对于德国的军事学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了新的方向和作出了新的阐述呢？只要把他的理论拿来作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其宽广的程度。鲁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也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在1923年曾同希特勒合作，企图采用“向柏林进军”的办法来夺取政权，但是遭到了失败。



在极权国家建立起来以后，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鲁登道夫反省了上次大战的教训，得出了他的结论，这就是未来的“总体战”的蓝图。鲁登道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始坚决抨击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正是1914年德国军事学说的基础。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德国当时的错误并不在于不顾后果的过分使用暴力，而恰恰是没有足够有效地使用暴力。他批评克劳塞维茨过分地夸大了政治的作用。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政治意图就是目的，战争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那就无法考虑手段的问题。”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这是已经陈腐了的观点。“总体战”的原则要求：在战时，整个民族要把全部力量都贡献给战争；在平时，就要全力以赴地准备下一场战争。战争，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因此，政治应该从属于战争的利益。



读完了鲁登道夫的书，我们就可以明白，他的理论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他把战争看成为一种并无最终目的的手段，如果要说他在追求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座军营。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像鲁登道夫本人所想像的那样新奇。古代斯巴达人就曾坚持过这个原则，其结果只不过是使他们自己陷入了瘫痪灭亡的境地而已。鲁登道夫所追求的目的，无非是使整个国家变成好战的整体，创立一个超级的斯巴达，所以他给自己提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力图创立一种“民族主义”的新宗教。根据它的教条，所有女人最光荣的任务就是生孩子，以来承受“总体战的负担”，而所有男人的任务，则是发展他们的能力以达到这个目的，换句话说，人们的任务就是生育和繁殖，以便进行屠杀。此外，为了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鲁登道夫主张采取古老的迫害手段，而不准任何人反对最高统帅的观点。



鲁登道夫还主张，一个国家应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制度，以求适合总体战的要求。从这一观点来看，他似乎也认清了军事力量要以经济为基础。但是有一点却又令人感到奇怪：一方面，鲁登道夫承认，联军方面的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重大的作用，曾经给德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他却始终坚信，决定战争结局的还是两军在战场上的会战。鲁登道夫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对德国老牌的理论家进行赞扬，说：“克劳塞维茨一心一意地只想在会战中歼灭敌军。”在鲁登道夫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但是，希特勒的看法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一个军事领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鲁登道夫的心目中，未来战争的打发，似乎也只是把1918年他所发动的进攻扩大一些规模而已。他当时的那些进攻，开始时候确实曾声势吓人，但是最终都没有什么结果。对他来说，这种进攻仍然是打的一场会战，在火炮、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在坦克、装甲车的支援之下，步兵向前冲击，一直战斗到最后，“以肉搏战把敌人克服”。部队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达到会战的目的；机械化的作用，只是为了加快会战的开始。



对于广泛采取的一般常用的作战方法，鲁登道夫没有发表什么反对意见，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军人武德上，都是如此。他指出，由于总体战的需要，对于“取消无限制的潜艇战争”的观念，连理论上也不必加以考虑。他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对于想要开入敌方港口的一切船舶，甚至挂有中立国旗帜的船舶，都应使用飞机和潜艇，一律将其击沉。在谈到直接攻击平民的问题时，他曾强调说，在将来的一个时期，“会使用轰炸机群来向平民作毫无怜惜的攻击”。不过，他所特别重视的还是军事方面，要求把空军用于战场之上，首先用来摧毁敌人的军队。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才可以把空军用去攻击敌人的战略后方。



鲁登道夫对于每一种新式武器和装备，都曾表示欢迎，但是，他却只是盲目地把这些东西添加在他的统计表上，而没有考虑如何从大战略的需要来加以使用。他对于战争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来没有认真的考虑，甚至于缺乏明确的概念。用简短的话来说：鲁登道夫的军事观点，就是尽量扩大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认为这样便可以达到某种境界。至于这种境界究竟是什么，他既不感兴趣，也不会为之担心。很明显，他要肯定表达的只有一个思想：“最高军事统帅应该给政治领袖们下达训示，指导他们如何工作，而后者必须遵守他的训示，完成他们的任务，为战争作贡献。”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负责决定国家政策的人们，必须把充分的行动自由权交给最高军事统帅，给他一张空白支票，让他可以自由支取国家民族的现有资源，来解决国家民族的未来生命问题。



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之间，有许多思想是相同的，例如，对种族、国家和德意志民族应有支配世界的权利等等观念。可是，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特别是在如何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



鲁登道夫的荒谬论点，就是要求战略控制政策，也就是认为，军队本身可以决定它自己的任务。希特勒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却采取了简单得多的方式。他把这两种职能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像古代的亚历山大和恺撒，后代的菲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样，自己掌握着极大的权力。这样，他就有着一般战略家所不可能有的那种不受限制的机会，用来准备和发展自己的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他还及时地认清了一条真理：由于职业上的偏见，对于军事武器只是大战略为了获取胜利而使用的多种工具之一这一点，一个统帅是很难于承认的。



一个国家参加战争的原因固然可以很多，但是其最基本的目的，简单的说，就是要保证它的政策得以继续发展，就是要克服其他国家的抵抗，而顽强地推行自己独立自主的政策。冲突的根源和它的主要原因蕴藏在人类的意志之中。一个国家要想在战争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就必须设法改变对方的意志，使其从属于自己的政策。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那么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所认为的最主要的一条战争原则，即“在战场上消灭敌军主力”的原则，就会和大战略的其他原则和手段出于平等地位。所谓其他原则和手段，就是指的各种非直接性的军事行动，以及经济压力、舆论宣传和外交手段等。决不可以过分地重视某一种手段，因为环境有时可能会使它丧失效力。最聪明的方法是选择和结合使用各种最有效的手段，以求达到最适合、最深入和最经济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获胜的国家能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来使敌人屈服，并争取在战后获得好的前途。如果获胜的国家自己也遭到惨重的损失，战后弄得精疲力竭，那么，即使获得最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大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和利用敌人能力方面的薄弱环节，并组织武装抵抗。至于战略，则是要在敌人的战线上找出防御最薄弱的地点，并在那里把敌人消灭。把自己的兵力用来攻击对方兵力强大的地方，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并终于感到得不偿失。要使攻击能够具有强大的效力，就必须打在敌人的弱点上面。



因此，最理想而且最有利的办法，就是要设法解除敌人的武装，并尽量避免用硬拚战去消灭敌军。硬拼硬打去消灭敌军的方法，不仅包含着自己的兵力也消耗殆尽的危险，而且有可能招致相反的后果，使自己遭到失败。所以，一个战略家的思想，应该着眼于“瘫痪”敌人，而不是如何从肉体上去消灭他们。就战争的较低阶段来说，在战斗中杀死一个人，只不过是使这支军队损失一个士兵而已，但是一个神经受到震撼的活人，就可以成为恐怖病菌的传染媒介，足以造出一种恐怖的现象。在战争的较高阶段中，如果使对方的指挥官在心理上受到震撼，则可以使其带领的整个部队丧失作战力量。而在战争的更高阶段上，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心理上受到压迫，那么这个政府所拥有的一切作战力量也有可能被抵消。这正如下述一种情况：两只手都麻木或瘫痪了，刀剑必然会从手掌中掉落下来。



现在再把我的基本思想重复一遍：通过对战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表面上的实力，是由它的国民数量和资源数量来表示的，但是，要把这个实力体现出来，则有赖于它的内部机构和“神经系统”的健康状况，也即是依赖于它的指挥稳定性，民心士气和不计机能。直接施加压力，常常会使对方的抵抗力反而紧缩和变硬起来，有如把散雪压挤成雪球一样，越压越紧，那么融化得也就越慢。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战略上，或者换句话说，不管在外交战略上，还是在军事战略上，对于破坏敌人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稳定性来说，间接路线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为摧毁敌人创造出有利的条件。



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要尽量削弱敌人进行抵抗的能力。由此又可以得出另外一条公理：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必须同时提出几个可以调换的目标。攻击某一点的时候，应能同时也威胁到另外一点，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确能把突击力量转移过去。只有具备这种选择目标的灵活性，战略才有可能适应形势的突然变化。



不管是由于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原因，希特勒对于这些战略上的真理，确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很少能有人达到他这样的水平。他在政治领域中运用着心理战略，因而夺取了德国的政权。在实行这个战略的时候，他尽量攻击魏玛共和国的短处，利用人性上的弱点，在利害关系上挑拨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首先造成只有他才是支持某一方观点的印象，而后又似乎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转向另一方讨好。这样，他依次地、突然地玩弄着间接的手法，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933年，希特勒夺得德国的政权后，他使用这种间接性手法的规模就更加扩大了。第二年，他首先同波兰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是要保护他的东方侧翼。1935年，他自动毁弃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次年，派出德军重新进驻和约规定不准设防的莱茵地区。就在这1936年，他与意大利合作，开始以“伪装战争”的手段，暗地里支援佛朗哥将军去推翻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这是针对法英两国战略后方所采取的一种间接性手段，在大战略方面构成了牵制作用。希特勒以这种方法使法英两国在西面的地位遭到削弱以后，又在莱茵地区重新建立要塞工事，使自己的西部得到掩护。此后，他便有了机会，可以把主要力量调往东方。这正是继续实行间接性行动的一种步骤，其目的是在战略上打击西方强国的根基。



1938年3月，希特勒进占奥地利，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的西边翼侧完全出于暴露地位，同时，也使法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环绕德国所构成的“铁箍”被冲断。1938年9月，由于“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希特勒不仅收回了苏台德地区，而且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战略上陷入了瘫痪的境地。所以，到次年3月时，他便完全侵占了这个早已瘫痪了的国家，并进而包围了波兰的一个侧翼。



希特勒利用这一连串实际上没有流血的机巧行动，以所谓“和平的进军”为借口，在巧妙的宣传烟幕掩护之下，不仅毁灭了法国人原来在中欧的控制权和对德国的战略包围，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形势，反而使法国陷入包围之中。这样一个过程，恰好同一条古老训条相吻合，那就是抢先占领有利阵地，而后再行挑战，只不过他这次作的范围更广，计划更大，而且技巧更高罢了。在这转变时期的整个过程中，德国的实力不断增长。从直接方面看，其军备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就间接方面看，它的主要假想敌国，由于同盟国被剪除和战略根基被剪断，其力量已在日益减弱。



这样一来，到了1939年春天，希特勒对于公开的决战，就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了。恰巧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英国人采取的错误行动，又使他获得了利益。当时，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已经在战略上被希特勒孤立起来。可是英国却突然地向他们提出了保证。能够给予这两个国家有效支援的是俄国，而英国在作出自己的保证时，偏偏又没有事先从俄国方面获得任何保证性的表示。英国人一向都是采取安抚和退让的政策，这一次跨出如此盲目的一步，实在是非常轻率的。在那个时候，英国人的保证无异于公开向德国挑战。欧洲的这些地区，实际上是英法武装力量所达不到的，而英国人的保证，正好构成一种诱惑，使希特勒滋长了一种几乎是无法抑制的欲望，那就是进攻波兰。于是，西方国家自己破坏了战略基础。本来，由于力量的薄弱，它们唯一可能采取的战略，应该是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阵线，以便在西方对付来自德国方面的任何打击，制止侵略的发生，可是现在，它们反而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使他得以在一个脆弱地段突破防线，并因而达到了初战的胜利。



诚如劳希林所记述的，希特勒的计划，总是以孤立脆弱的国家为其突然袭击的对象，同时，也总是让他的对方去背负发动攻势作战的负担。这是因为，德国领袖要比同盟国方面任何的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都要清晰地认清了现代防御的价值。现在，希特勒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希特勒的战略原则已经非常明显，他必须同俄国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使俄国人处于中立地位，保证不出面干涉。希特勒终于同俄国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因而自己感觉到大大增强了信心，处身于左右逢源的地位。这样，如果英法同盟者履行他们的诺言，决定向德国宣战，那么，他们就自动放弃了防御方面的优势，而要被迫采取进攻的战略，并且必将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之下，也将为此缺少最必要的资源。如果他们只以突破“齐格菲防线”为目的，不再前进，那也足以证明他们的无用，将徒然丧失威望。如果他们还继续硬攻，结果必然遭到极大损失，等到以后希特勒回师西指，转入进攻，他们自己的抵抗力反而会相对减弱，在尔后的防御中取胜的机会必然更小。



英法两国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不让希特勒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唯一可取的办法是，在经济上进行制裁，在外交上进行绝交，同时把军队提供给遭受德国侵略的受害者。这种政策给了波兰以不小的援助，而对英法自己来说，同它们在不利条件下实行对德宣战而可能产生的后果比较起来，则自己在前途和威望方面所受的损失，都将要小得多。



可是，法军仍然向“齐格菲防线”发起了一次很不坚定的进攻，结果毫无成效。由于事先对这次进攻夸大得太厉害，一旦遭到失败，就使同盟国的威望受到了更大的损害。德军当时正在波兰迅速地发展胜利，这与同盟国的失败一对比，就使中立国加深了对德国的恐惧感。于是，它们对同盟国的信心大大动摇了。这次所受的损害，甚至比同盟国的其他任何妥协行动招致的损害还要大些。



随后，希特勒便得以巩固他在军事上的收获，并充分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优势，因为他在西线有着一道要塞防御线作掩护，而那些自命为援救波兰的救世者，却根本无力突破这道防线。希特勒从此便安稳地处于防御地位，一直等待法英两国人民慢慢产生厌战心理，因为对于它们来说，进行这场战争的盲目性已经愈来愈明显了。可是，同盟国方面的政治家们，早在获得足以使理想变为事实的工具以前，便在大唱“反攻”高调。结果，他们只是徒然地挑拨敌人，使其先下手为强，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招架的能力。同盟国方面这种光说不做的态度，又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给他一种新的刺激，使他敢于先发制人，首先转入进攻。当时，英法两国都有许多人，正在设想是否可以利用毗邻德国的一些中立的小国家，作为绕到德国侧翼的通道，可是就在这时，希特勒却一口气侵占了5个中立国家，用来进攻同盟国方面的侧翼。他采取这个行动是完全不顾一切的，这也正是侵略本质的表现。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曾设想保留住挪威的中立地位，以来掩护德国的北面侧翼。此外，德国从瑞典进口的铁矿石，还要经由挪威在大西洋上的港口雷尔维克才能运回来。但当同盟国方面计划占领挪威的征候愈来愈明显的时候，希特勒害怕对方控制挪威水域和港口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便又先下手为强，抢先占领了这个国家。



全部占领挪威，本来也是希特勒早已计划了的事。还在1934年，他就向劳希林和其他一些人说过自己的设想，准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夺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主要港口，具体做法是，使用小型的海军登陆兵，在空军的掩护下，同时实施一连串的突击。登陆兵上陆的合适地点，将由潜伏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第五纵队来指引，这些纵队负责先为登陆兵开路，而实际采取行动时的借口，则是保护这些国家使它们不受其他强国的侵略。这位战争“艺术家”还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冒险而有趣的战役，在世界历史上是找不到任何先例的。”



1940年4月9日，这个令人惊奇的计划完全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其成功的程度甚至超出了原来的预料。希特勒曾经有所担心，对于某几个地点的登陆，害怕难以扩张战果，因此，他指望更多地夺占几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事实上，他却毫无阻碍地夺占了所有预期占领的目标，而且他那双贪婪的手还一直伸到了雷尔维克以北的地方。



由于胜利的取得竟是那样令人吃惊的轻松，而同盟国军队突入挪威的企图又是那样轻而易举地被击毁，希特勒随后实施更强大突击的愿望，自然受到鼓舞，而这次突击，也是他早已计划好了的。还在几年以前，当讨论到将有什么环境他就敢冒险挑起大战时，希特勒曾经表白过他的意图，那就是要在西线取守势，而让敌人首先发动进攻。尔后，他应立即席卷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指荷兰和比利时），以此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并随即向西方强国提出所谓的和平建议。他说：“如果它们不想要这样的和平，那么它们就可能尝试把我赶出去。无论在哪一种条件下，它们都要负担起发动战争的重担。”不过，随后的环境有所改变。希特勒在侵占了波兰以后，马上提出了和平的建议，当当即被西方国家拒绝。从此以后，他就决定用实力来压迫法国人求和，把兵力调往西线，准备在1939年秋发起进攻。由于德国将军们都不相信他们会有足够的兵力来击败英法联军，因而纷纷提出了异议，加上那时天气也很不好，希特勒才被迫推迟实现他的企图。但是，这个延宕使他日益感到不耐烦，而在挪威取胜后，将军们就再也无法阻扰他的行动了，因为挪威的胜利，正是他不听将军们小心谨慎的忠告后获得的。



很久以前，在讨论这种进攻的可能性的时候，他曾经宣称：“我要从‘马其诺防线’的右侧进入法国，而且不损失一兵一卒。”诚然，希特勒的这个说法不免过分夸张，但是就其1940年5月的成就来说，他的损失对于他的收获所占的比例，确实是微不足道的。



根据原定计划，德军的主要突击将在右翼，由博克指挥的集团军群来担任这一任务。可是，到了1940年年初，这个计划经过一次彻底的修改，把重点转移到了中央位置，放在阿登山地区。这个修改是根据曼施坦因将军的建议实行的，他是隆德施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曾经提出证明，认为通过阿登山地区实施进攻将有更大的取胜机会，因为这个方向正是敌人预期遭受进攻的可能性最小的方向。



西线作战的最大特点，就是德军统帅部力图避免任何的直接性攻击，尽管当时他们在现代化作战工具方面拥有优势，却总是继续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德军并没有突破“马其诺防线”的企图。相反，他们却先向两个小小的中立国荷兰和比利时发起了“诱敌式的攻击”，希特勒竟借此把英法盟军诱出了法比边界的防御工事。当这支盟军向比利时境内突进时，德国的空军曾经有意识地不去加以阻挡，最后才以陆军从后方向法军的基本集团实施突击。



这次战役是由一支小型的德军突击集团完成的。该集团的兵力并不多，只是全部德军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由清一色的坦克师组成。德军统帅部曾经表现得相当高明，他们认识到，要想尽快取得胜利，需要更多的依靠技术装备，而不是大量的人力。这一次，德军的突击集团确是规模很小的，以至一些德国将军对于其突击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德军能够大获全胜，主要是因为法军统帅部的轻率和冥顽，他们几乎把全部重兵都集中在左翼方向，企图在比利时境内作一次决定性的进攻，而在法军防线的中央部分，即面对阿登山这个多山的森林地区，仅仅只留了几个第二等的师进行防守。按照法国人的估计，对于阿登山地区，德军的机械化部队是很难通过的。与此相反，德军正好利用了阿登山，因而达到了行动的突然性。这个事实证明，德国人能够很好地接受历史教训，懂得天然的障碍要比人为的抵抗易于克服，因为有人凭借顽强的防御阵地进行抵抗的话，那个阵地总是不容易攻破的。



同样很明显的是，当德军一旦越过色当而向前高速度地发展进攻时，他们便连续地同时威胁到其他几个目标，因而使得法国人无法判断他们下一步进攻的方向。果然法国人就没有猜到，德军将会首先进攻巴黎呢？还是直攻比利时境内的法军后方？当德军的装甲师后来急速地转向西面时，法国人又不能作出正确判断，德国人究竟是开向亚眠，还是开向里尔。德军就是这样，“声东击西”，隐蔽着自己前进的真正方向，迅速地到达了海峡岸边。



德军的战术也是完全与其战略相适应的。他们避免一头撞上去的硬攻，总是寻求弱点，力图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前进。同盟国方面的国务活动家们，当时完全不理解现代战争的特点，曾经一再号召他们的军队，用“不断加强力量的反击”来击退敌人的入侵，可是德军的坦克洪流却迂回绕过盟军大群大群的步兵，一直横扫而过。如果盟军没有受命放弃要塞防御，那么也许还有可能挡住德军这股坦克洪流的进攻。而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企图进行反冲击和反突击，只是显得微不足道，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同时，盟军的指挥官们，总在寻找会战的机会，而德军的指挥官们，由于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却是力图在战略方面瘫痪敌人，极力避免会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军曾使用坦克、俯冲轰炸机和伞兵，以此在敌人后方制造混乱，破坏其交通线。说来也是一种讽刺，法国在总结战争经验的时候，艾伦赛元帅曾经宣称，德国的将军们必将遇到困难，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过大尉以上的军衔。他认为这是德国的一个大弱点，谁知这个大弱点却正是一个大优点。八年以前，希特勒也曾经批评过德国的将军们，说他们被囚禁在自己技术知识的牢笼里，完全没有活跃的思想，看不见各种新奇的事物。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弱点，但有一些年轻的德国军官确系后起之秀，他们对于新的观念有着非常敏锐的判断力。



不过，德国所以取得胜利，并不单纯是使用新武器、采取新战法和实行新的战术、战略的结果。在战争的进程中，希特勒使间接路线具有了更加广泛的规模和更加深刻的内容。他能达到这种造诣，曾经得益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方法的研究。同时，新型的德国军队也在应用英国人首创的机械化战争技术方面占领了上风。不管希特勒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在这两方面所使用的基本方法，都是中古时代蒙古人成吉思汗已使用过的方法。成吉思汗在准备进攻某一个国家的时候，总是首先在那里寻找有影响的代理人，使他们从内部破坏这个国家的抵抗力，制造混乱，并准备建立起听命于他的新政府。希特勒认为，对于这类人物没有必要进行收买，可以不要贿赂，因为在统治阶级当中，他能够获得这种自告奋勇的走狗，即一些抱着野心想出风头、有着权势欲和出于党派仇恨的人物。后来，为了给自己的部队开拓道路，希特勒便在选定的时机使用了他的“敢死队”。这是一些早在和平时期渗入敌国领土的人物，他们化装成商人和旅客，一旦获得相应的信号，就换上敌军的制服，相机进行活动。他们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和交通，散布假消息，如有可能，还可以对各类重要人物进行绑架。对于这种化装的先锋队，还必须以伞兵部队予以支援。



在希特勒有意发动的战争中，德国的正面进攻始终只有欺骗和牵制的作用，是一种简单的军事游艺。他们的基本注意力，总是放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后方攻击敌人的行动上。希特勒对于正面强攻和肉搏战斗，是抱着轻蔑态度的，而这些都是一般军人的基本知识。他总是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来发动战争，一手是涣散敌人的士气，一手是瓦解敌人的组织。进一步说，就是要使战争本身更多地具有心理上的作用，要用思想充作工具；用言论来代替武器，用宣传来代替炮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步兵实施攻击之前，总要先实行炮兵火力准备，以便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与此相似，希特勒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必须预先摧毁敌人的士气。因此，应当使用各种类型的武器，特别是进行宣传。他说：“尽管战争的教训已很明显，但将军们仍在希望自己成为光明磊落的高贵骑士，把战争幻想成为骑士比武那样的单纯。可是，我不需要骑士，我只需要革命。”



对于希特勒来说，战争的目的只是迫使敌人投降。他认为，如果敌人的抵抗意志已被摧垮，已经麻木，那么，杀戮就是多余的举动。而且，要靠杀戮来达到目的，实在是太麻烦，也太浪费，这是一种间接的方法。按照他的意见，似乎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以上所述，就是希特勒的战争理论，一种使用心理武器的战争理论。那些企图阻止他的人，实在应该首先了解他的思想。这种理论在军事方面的应用，曾经清楚地显示了它的价值。采取促使敌人军事机器的“神经系统”发生麻痹的行动，要比对敌人有生力量直攻硬打更为有效。但是，这种方法在政治领域内的应用，其效果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人们公开的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不首先使用新的兵种，采取新的进攻方法打击敌人，促使敌军发生瘫痪现象，那么，单纯使用心理上的武器能否达到瓦解敌人抵抗的目的呢？即以对法战争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不要说法国人的抵抗意志已经预先遭到破坏，仅仅是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德国也足以使法国覆灭。



如果在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技巧两个方面具有一定优势，那么，这股力量总是可以击毁另外一股力量的。但是，力量却不能摧毁思想。由于思想总是捉摸不定，而且只能接受心理上的影响，因此，思想的稳定性常常使崇拜力量的人们陷入死胡同。在这些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像希特勒那样，对于思想的威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是，希特勒在其权势和力量日益增长以后，对于力量的使用也就日益倚重了。这一状况足以表明，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手段未免估计过高，以为他可以控制别人的思想来供自己驱策。然而，一个思想如果不是来自实际经验，那就一定不会有生命力，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反作用。



希特勒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进攻战略艺术。同自己的敌人比较起来，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好地掌握了在第一阶段运用大战略的本领。这就是善于发展和协调使用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使用一切可能的工具，以此打击敌人的意志。不过，希特勒也和拿破仑一样，对于在更高阶层上运用大战略的问题，则是认识不够清楚的，也就是说，在作战时缺乏远大的眼光，缺乏预见性，不能随时考虑到战后的和平问题。一个人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他不仅应是一个战略家，同时还应该是一个领袖，也是一个哲学家。战略和道德原则是有矛盾的。至于大战略，则是具有同道德原则相吻合的趋势，因为它在任何的力量变化当中始终不会脱离其最终目标。



为要证明他们的进攻总是“攻无不克”，德国人反而在战略方面、仅仅方面、特别是心理方面颇为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防御力量。当德国部队的足疾踏遍欧洲各国领土的时候，他们带给人们的，只有愁苦，没有和平。因此，他们只是广泛地散步着不满的种子，助长着对于希特勒思想的反感情绪。由于必须同占领国的居民经常接触，德军部队也就很容易地受到这种思想细菌的传染。各个部队的情绪也彼此相互传播，从而加深了病态。于是，希特勒所鼓励的尚武精神，开始摇摇欲坠，随之一落千丈。人们感到孤立，产生思家心理，出现厌战情绪，这样便在德军士兵当中引起了不健康的思想。



因为进攻的势头膨胀过度，希特勒终于把机会提供给了尚在与他角逐的对手（英国），使他得以从自己手里把优势抢了回去。要是英国方面具有更大的政治远见，对于大战略能有更充分的认识，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得更早一些。不过，即使缺乏这一点，形势终于发生了变化，有所改善，而且只要大不列颠帝国继续存在，没有失败，这件事情总是要发生的。希特勒要想获得他理想中的和平，就必须取得完全的胜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势必非征服英国不可。同时，不管他再向哪一方向发展，其前进的距离愈远，则如何控制被征服的民族的问题也就愈大。所以，希特勒这时每前进一步，其滑倒的危险性也就随之增加一分。英国人面临的问题却很简单，但也并不那么容易。他们就是要坚守下去，等待希特勒失足，要使他像拿破仑那样，铸造无法补救的错误。可幸的是，希特勒很快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比他面临覆灭的时间要早得多。对于这个错误，希特勒是无法补救的，因为他曾经过分地迷恋进攻战略，以至对防御战略完全格格不入。这也和拿破仑一样，由于战争初期的胜利来得太轻松了，他便一味地迷信进攻手段，以为只要进攻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



在任何一个现代人的眼中，希特勒无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他的罪行是永远也不能用世间正常的法律来进行准确衡量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些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的事情，如通过合理的边缘战略，没有在自己处于劣势时采取过激的行为刺激盟国的心理，而是在战略周边方向逐步蚕食各个领域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最终使英法自食其果。



应该说，“慕尼黑协定”的签定，使希特勒真正走向了成功的顶点。在这一时刻，欧洲的主要强国都拜倒在希特勒的脚下，捷克已经被肢解，奥地利被吞并，德国军队也在秘密壮大，没有什么再是希特勒的阻力。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希特勒并没有在整个事情表现过分热心，他只要作出一个姿态，西方的主要强国领袖就会自然发出和平的媚馅，这些曾经坚强的领袖们不得不在战争与和平的永恒讨论中逐渐变得很迷茫，虽然经受着来自在野党和大部分有识之士的批评，但他们并不太在意这些指责。



希特勒也是一个外来者，同样是一个领袖，但在具体行为上，希特勒与拿破仑有着明显的区别。拿破仑是一个英明善于政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集合，而希特勒充其量是一个敢于冒险的投机家和探险家的组合。因此，他敢于把自己根本不曾拥有过的一切都拿出来进行冒险。于是，在1939年之前的欧洲，人们不得不经受一场名为“尴尬”的政治闹剧。无论张伯伦和达拉第是如何的平庸，他们至少都应该能够看出这个来自奥地利的狂热政治家想要做些什么？但是，他们都置若罔闻，甚至连声讨一下的勇气和决心都没有。



在欧洲的周边，希特勒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占领区帝国，这些国家绝大部分并不是由战争手段获得的。这得益于早期欧洲政治大国的妥协和那一时期希特勒尚算精明的判断，因此，通过威胁与恐吓的政治手段获取了周边大片的领土。



李德哈特的上述评论多少有些“成王败寇”的味道，而且也应了“英雄和油画一样要从远处来观看”的成语。在我看来，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主要区别，在于拿破仑是想做恺撒，而希特勒还想当上帝的使者，希特勒以此破坏了“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恺撒的东西归恺撒”的欧洲传统。他企图把上帝和凯撒的权力都吃下去，这多少有点伊斯兰教的味道，是伊斯兰教加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就犯了大忌，最后使得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希特勒应该想到，他既然在纽伦堡扮演了弥赛亚，那么在柏林就无法成为凯撒了，因为西方虽然没落了，但还没有没落到准备接受一个穆罕默德的地步。他学习列宁扮演救世主，侵犯神秘的权力，结果纳粹败亡得比之布尔什维克还快了一步。所以希特勒哀鸣“未来是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的”是没有道理，因为未来并没有属于那个子虚乌有的动强大民族，苏联在他死后不到半个世纪就瓦解。希特勒是自己犯了急躁的错误，过于超前时代同时也没有做好掌管世界的准备，而怨不得别人如何强大，如何联合起来对付他。希特勒的失败是由于没有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希特勒既然自认为是一个西方人，就应该看到在西方的没落过程中，他们西方人应该懂得持盈保泰，而非加速内耗，否则不仅拯救不了西方文明，反而使它沉没得更快。



希特勒也许没有看过李德哈特的《战略论》，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天才，能够通过迂回的战略和间接的策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欧洲弱小的国家都已经被纳入自己麾下的时候，就是向那些曾经强大的国家开刀的时候了。终于，希特勒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第一步的战略目的，就是瓦解西欧强国与欧洲弱小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盟约。最后，就是灭亡这些劣等的强国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再回想一下，既可以发现：具有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的、符合纳粹定义的犹太人身份标准的希特勒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充满反犹情绪的德国崛起，就是运用了一个绝妙的“间接战略”：比任何人都要反犹。



这正如高利贷者出身的毛泽东要想在中国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就要比任何人都县的革命，才可能爬进中南海，一圆帝王梦。



二十世纪第一个独裁者列宁也是如此，他出身于教师家庭，应该说还是属于有教养的阶层，但是他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二十世纪第二个独裁者墨索里尼出身新闻记者，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新闻自由。建立法西斯专政。二十世纪第三个独裁者斯大林出身神学院，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宗教活动，建立恐怖统治。二十世纪第四个独裁者希特勒也照样画葫芦：他出身于犹太人混血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掌握政权后却大举灭犹，建立了广泛的集中营制度。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无一不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家庭，但是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地主资产阶级、大肆屠杀反动官僚，上演了一幕幕“阶级叛徒进行阶级报复”的血腥剧目。



此外，李德哈特对于“希特勒的战略”分析，还使我们联想到，如果从犹太复国主义的角度看问题，犹太人希特勒所策划和主导的屠犹运动，不失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间接战略路线”。所有的人都同意：没有希特勒的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纳粹政策”，犹太复国主义就无法获得国际同情，以色列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当然，我们不能说希特勒高瞻远瞩，为了犹太人的复国而驱逐犹太人，但是希特勒确实有一个计划，要帮助犹太人在欧洲以外建立国家。例如，“犹太人到马达加斯加（岛）去”。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希特勒本人和纳粹党人确实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苏联人一样，他们并不排斥犹太人的复国主义运动。他们只是不喜欢犹太人在他们的祖国安营扎寨，为此他们都希望压制和驱逐犹太人，只是到了无法压制、驱逐不掉的时候，他们才想到需要屠杀。



二战期间，有600万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从1939年大战爆发、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后，就逐步将犹太人驱逐到波兰，予以澳洲、美洲式的灭绝，而且他们希望在短短几年就完成英国人在澳洲和美洲画了几百年才完成的种族灭绝事情，再加上他们希望灭绝的人──犹太人和东欧人──在文明程度上比他们落后不多，所以德国人杀人多地的理由，看起来就不如英国人那么充分了，所以变得格外凶残。然而希特勒的对手在战后试图隐瞒的是，纳粹德国并非一开始就决定采取这一“超级美洲战略”的。例如纳粹曾在1940年计划将全部欧洲犹太人驱逐到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这表明，希特勒本人和纳粹党人不仅并不排斥犹太复国主义，而且支持它。和苏联人一样，他们并不排斥犹太人的复国主义运动。他们只是不喜欢犹太人在他们的祖国安营扎寨，为此他们都希望压制和驱逐犹太人，只是到了无法压制、驱逐不掉的时候，他们才想到需要屠杀。



1940年代，将犹太人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的叫嚣声在德国不绝于耳。早在1938年，纳粹高层就曾谈论过将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岛，不过，基于当时马达加斯加岛是法国殖民地，连希特勒也认为这种想法有些不切实际。



1940年，德军在西线发动大规模进攻，英法联军被击溃，占领法国只是时间问题。纳粹高官们认为，法国战败投降后，所有的法国殖民地将处于德国控制之下。而且，他们觉得英国会在法国投降不久后向德国屈服，到时英国海军舰船可以充当将欧洲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岛的运输工具，“马达加斯加计划”的前景开始逐渐明朗。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对盖世太保的训话中宣称：“法国战败在即，我希望如有可能，可通过将犹太人放逐到非洲某处，以彻底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



1940年6月3日，纳粹德国外交部犹太人事务处处长弗朗茨·拉特马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从而将“马达加斯加计划”付诸正式报告。拉特马赫主张要对东部（主要指1939年占领的波兰）和西部（主要指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地区的犹太人进行分类处理。他认为东部地区的犹太人是“好战的犹太知识阶层”，没有资格被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他们应该被拘押在波兰卢布林，以便将来作为人质使用。相对而言，西部地区的犹太人则有被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的“权利”。在备忘录中，拉特马赫期望建立一所专门的帝国银行，以便最终清算所有的欧洲犹太人资产，来为这个计划提供经费。关于部门分配，拉特马赫事先设定戈林的四年计划办公室将控制“马达加斯加计划”的经济管理机构；外交部则负责与法国政府签订条约，迫使其将马达加斯加岛转让给德国。外交部还将与其他国家诸如意大利等签订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条约；德国宣传部将在国内外严密控制“马达加斯加计划”的公布时间和公布方式，以使舆论最大限度有利于纳粹德国；元首办公厅将随时检查运输情况；党卫队将执行将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的行动，并最终以“警察国家体制”统治这个岛屿。该计划主张每年向马达加斯加运输100万犹太人，共用4年时间完成这个计划。



该备忘录由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进行了汇报。6月18日，希特勒就法国投降后的处理方案同墨索里尼进行会晤。希特勒向墨索里尼提到了将欧洲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岛的计划，以征询他的意见。之后，希特勒又与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就“马达加斯加计划”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马达加斯加计划”公开后，很大一部分纳粹官员对此颇不以为然。纳粹波兰占领区总督汉斯·弗兰克认为强制迁移400万犹太人到马达加斯加岛纯粹是劳民伤财，因为此前纳粹德国将犹太人驱逐到波兰的行动已经实施。



但打破纳粹德国的如意算盘却是纳粹的殖民榜样英国人。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的英勇作战使德国未能迅速完成对英作战的计划，这最终导致了“马达加斯加计划”的流产。英国海军已不可能被德国用来将欧洲的犹太人运往马达加斯加岛。1940年8月，拉特马赫请求德国外交部举行特别会议，召集专家对“马达加斯加计划”的具体细节进行研讨，但外交部并未做出回应。与此同时，华沙犹太人区在10月建成并开始使用，驱逐纳粹德国控制区内的犹太人从1940年8月底起再度实施。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将马达加斯加岛建成一个“巨大的犹太人区”的想法还时有提及，但到了1940年12月，由于希特勒加紧将德军运往东线，准备入侵苏联，“马达加斯加计划”被完全放弃。



希特勒的间接战略走到了尽头，直接冲突开始了。而在这场直接冲突中，德国的胜算变得渺茫，因为战端一开，就很难收住，而在全面战争中，德国的综合国力只有其对手的几分之一。



希特勒的战败原因，还有他用人不当的一面。这可以从他信任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最后还是背叛了他──就像斯大林最后背叛了列宁──看出一些端倪。最后他甚至“听信鲍曼的谗言”，逮捕戈林和希姆莱。希特勒觉得，马丁·鲍曼是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友，但实际上马丁却是个卑鄙小人。希特勒宠信马丁·鲍曼，恰恰说明希特勒的性格有致命的缺陷。他希望马丁·鲍曼这个“朋友”准确完成他的这个愿望──烧掉他和艾娃·勃劳恩的尸体，并把骨灰处理掉，但是，鲍曼没有做好这一托付，就快速逃出柏林并销声匿迹，他比第三帝国的其他领袖更加在乎如何拯救自己的性命。



希特勒与鲍曼的关系不是孤立的。希特勒另外一个好朋友、他的私人摄影师霍夫曼后来也出卖了他，《纽伦堡大审判》对此有栩栩如生的描写：



［



吉普车一开上通往慕尼黑的布满弹坑的道路，霍夫曼就提到是他把艾娃·勃劳恩介绍给希特勒，这勾起了赫勒的好奇心。霍夫曼说，那时他在慕尼黑经营一家照相馆。他对希特勒对年轻姑娘特别是自己十七岁的女儿海因里埃特的兴趣感到不安，希特勒那年已四十多岁了。霍夫曼有意把希特勒引向另一位十七岁的姑娘，即他的店员艾娃·勃劳恩。霍夫曼在叙述中省去没说的是，他的许多生意是制作黄色明信片和裸体舞星照片，他的模特儿，包括勃劳恩，是二流酒吧中工作的姑娘。勃劳恩既是他的店员又是他的情妇，他很高兴把她送给元首。



霍夫曼是个津明的生意人。他说服希特勒授予他向德国人出售纳粹最高领袖照片的特权，后来他还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在纳粹统治的十二年中，霍夫曼的照片和影集销售总额高达五千八百万马克。而且，这位老摄影师和法庭小丑还爇衷于追求社会地位，他说服了希特勒授给他美术博士学位。



……



 霍夫曼和赫勒抵达慕尼黑，这个德国人果真找到了一个照片埋藏处。他又向一个朋友要了一项皮帽、一件蒂罗尔式夹克和一条大几号的条纹礼服裤，这就是他后来每天穿着的全部衣服。慕尼黑的事办完后，赫勒想顺便去游达豪集中营。在仍散发着死亡气味的集中营里，霍夫曼脸色陰郁，并表示了羞愧。不过，他的悔悟时间很短。当他们又上路去贝希特斯加登时，霍夫曼又开始用纳粹宫廷中的故事来取悦赫勒。他透露说，希特勒周围的人都被希特勒所迷住，但是他没有。他知道太多希特勒的隐私了。比如说，埃娃-勃劳恩非常粗俗，所以霍夫曼的妻子总得告诉她怎样打扮。赫勒想知道希特勒与埃娃的性关系是否完美。霍夫曼说，他对元首的性行为说不准确，如果要猜测的话，他会说希特勒也许是两性人。



行程快要结束时，他们已找到足够装满两辆军用卡车的照片。在回纽轮堡的途中，赫勒肯定已不必继续关押霍夫曼，他为这位旅行伙伴安排了较好的旅馆房间。



……



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监督理查德·赫勒，那个和这位摄影师去过巴伐利亚的年轻海军上尉已经回国，但这是在霍夫曼已相当牢固地站稳脚根之后。霍夫曼每天从卡尔诺基伯爵夫人的证人公寓坐车到法庭。他搜集了成千上万张照片需要分类，因此他的雇用得到无限期的保证。检方是需要一张雅尔马-沙赫特笑容可掬地站在希特勒身旁的照片？霍夫曼可以提供。检方需要一张卡尔登勃鲁纳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照片吗？霍夫曼会找出一张。他在司法大厦二楼一五八号的房间曾有许多美国兵来访，他们想要希特勒与戈林、埃娃及爱犬“布隆迪”在一起的照片。霍夫曼还给来访者快速熟练地画肖像画。作为回报，他获得一堆威士忌、香烟、香皂、口香糖、巧克力和尼龙袜。他设法说服美国人相信他需要一位助手，而获准雇用了赫尔嘉。赫尔嘉十九岁，是个活泼的小姐，长着一双蓝眼睛、一头淡黄头发，而且喜欢“霍夫曼教授先生”。霍夫曼的脸颊又转为红润，并开始养起大肚子。



卡尔诺基伯爵夫人发现自己无可奈何地屈服于霍夫曼这个廉价商贩的魅力。这个人慷慨大方，回到公寓时口袋里总是装着送给她的珍贵香皂，和给她孩子在陆军消费合作社买的糖果。然而，霍夫曼在公寓的出现也带来过紧张的时刻。检方偶尔在那里安顿集中营的证人，当他们得知这位客人的身分时就惊恐万分。霍夫曼似乎并不因餐厅里他们指责的目光而改变他大摇大摆的作风。他自我介绍，并用小小的推理来说明他在那个政权中的作用：“照相机没有政治。”他会编撰有关纳粹宫廷生活中的趣闻，而且经常把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当做笑柄。住客们忍不住发笑起来。



一天下午，霍夫曼邀请卡尔诺基到他的房间，他说，他有一些东西想给她看。他拿出一些水彩风景画，他问她知道是谁画的吗？伯爵夫人发现画上没有标明作者，就说她不知道画家是谁。霍夫曼说：“是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他又说道：“这些画表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她问，什么另一面？霍夫曼回答说：“平静、温和的一面。”



实际上，从间接战略的角度看，希特勒的“另一面”也就是“平静、温和的一面”对于他的“这一面”也就是“狂暴、极端的一面”的成功，其实发挥过巨大的作用，“间接战略的作用”。一旦当他的“另一面”即“平静、温和的一面”消失了，他的“这一面”即“狂暴、极端的一面”，也就陷入了绝境。保持平衡，这就是“间接战略的妙用”。





第十五篇

犹太人配合日军在华建国



希特勒企图在海外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并不是孤立的幻想，更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计划。



希特勒的同盟者日本，就配合纳粹德国，企图在中国的领土上，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



《八十年前犹太人与日军勾结，在中国建立“犹太国”》一文指出：



在遥远的东方，流浪了两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得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犹太国”。但他们并不知道，在吞下诱饵的同时，自己已经成为日本人砧板上的“河豚鱼”──鲜美，但含有剧毒。



1938年12月5日，东京。应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要求，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兼通商产业大臣池田成彬，齐集一堂，举行内阁会议。会议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讨论到深夜，多方争论不休，最后终以典型的东方人的方式达成共识。



一个代号“河豚鱼”的计划正式出炉。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日本将与在华犹太人合作，以帮助犹太人在哈尔滨完成“复国梦”的条件，换取犹太人对日本战争的资金支持。



回顾一下，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大批在俄国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流亡到中国，逐步聚居到哈尔滨。到1920年代初，哈尔滨的犹太人增至两万余人，约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大批金融、工商、律师、医生、文化、艺术界犹太精英的到来，也迅速推进了哈尔滨的发展。这个原本是小渔村的地方，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已变成了与京、津、沪、杭相媲美的大城市。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历经种种苦难，终于在遥远的东方，获得了一个相对宁静的角落。



但这种暂时的平静，被日本人的入侵彻底改变了。1932年7月起，滂沱大雨连下27天，松花江水暴涨，江堤决口，市区全部被淹，到处一片汪洋。一时银行停业、商户关门、电话断绝，整个哈尔滨变成了一座水中孤城。道外、道里区十余万罹于洪灾的难民蜂拥至南岗、香坊等高地，大多露宿于乡间田野，衣衫单薄、无一物覆盖者多矣。风雨中，啼饥呼寒之声不绝于耳，其状惨不忍睹。



犹太人社区在犹太社团的组织下，成立了救护队，对难民进行紧急救助。8月末，洪水渐退，然而虎列拉、猩红热、白喉、麻疹等传染病又大规模爆发。犹太社区又组织医生考夫曼等五人参加哈市防治霍乱小组，对灾民进行救治。天灾尚可应付，但人祸则完全力不从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灾正是人祸之结果与反映。



1932年2月5日，日军多门第二师团攻占哈尔滨。日军进城之后，烧杀抢掠，外来侨民亦不得幸免。犹太人因为其经济实力雄厚，更成为日本人眼中的肥肉，很快日军便“接收”了大批犹太企业商号。



哈尔滨的俄罗斯俄种族主义分子看到机会来临，立刻依附于日本宪兵队，成立所谓“俄国法西斯党”，宗旨就是要消灭哈尔滨的犹太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绑票杀人勒索案，主要针对犹太富商。被绑架并且撕票的，有中央大药房的老板科夫曼，还有中国大商人穆蔚堂等。其中最著名的绑架案是所谓“谢苗·卡斯普绑架案”。8月，犹太青年钢琴家谢苗·卡斯普从法国学成归哈，被俄罗斯俄种族主义分子绑架，向其父勒索30万赎金未果而惨遭杀害，引起群情激奋，但凶手最终无罪释放。



亚伯拉罕·考夫曼，面对此情此景，不由得悲从心来：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恐怕要面临一场无法避免的浩劫。事实仿佛正在印证考夫曼的担忧，犹太人的企业一家接一家被日本人抢收，住宅和建筑物被日本人占为己有。针对犹太人的烧杀抢奸屡屡发生，很多犹太家庭陆续逃离这座城市，到上海或者其他中国城市，少数人甚至宁可回苏联也不愿待在日本人控制的地盘上。两千多年来犹太人经历的苦难，仿佛又轮回回来了，一切似乎都是在劫难逃。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日本人从魔鬼变成了天使，突然对犹太人极为友善，温情脉脉一团和气。这个“化敌为友”的变化始于1934年，日本外交刊物上刊登了钢铁大王鲇川义介的文章《一项邀请五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该文在日本出版界和犹太人刊物上被重点推介，日本国内的反应相当积极。鲇川义介撰写此文并非偶然，其实是放出了一只试探性的气球。



在此之前，他频频与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松冈洋右、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举行秘密会晤，以及多次会见安江仙弘、犬塚惟重、樋口喜一郎等少壮派人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满洲”的建设问题，话题时常转到犹太人上面。而这篇文章，其实是这帮日本“满洲”派实权人物、工商企业界巨子，以及“犹太问题专家”共同炮制的产物。



“满洲”丰富的矿藏和原料、广袤的土地、尚未开发的巨大空间，这些都被日本觊觎已久。当年日本对沙俄发动日俄战争，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沙皇控制下的广大而空旷的中国东北土地。1929年国际性经济崩溃冲击之后，随之而来的世界性大萧条，使得东京决策层更加渴望得到“满洲”，从而解救危机。这其中实力最强大也是呼声最迫切的当属关东军“满洲派”，他们力主回归传统方式，要求在大陆扩张，第一步便是攻占“满洲”，建立扩张基地。



如愿抢得“满洲”之后，日本人才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开发“满洲”。首先是资金缺乏，在经济萧条的年代，很少有国家能够幸免此难；其次是移民工作遇到难题，无论如何劝诱，日本国内的剩余人口也不愿移民“满洲”；最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实际已经打破了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垄断格局，这引起西方国家对日本的集体性孤立和排斥，日本外交举步维艰。



此时，日本人想出了一步“活棋”──犹太人。



在日本人心目中，“犹太人”是财富的代名词，这一印象来自1904年日俄战争。犹太巨贾耶柯勃·歇夫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虐杀犹太人的仇恨，先后四次筹款共计2000万美元赞助日本军队，使得本已陷入窘境的日本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沙俄，从此迈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日本人坦言：没有歇夫的帮助，就没有日本的胜利。



此外，犹太人在美国拥有特殊地位，美国的政府基本被犹太人在幕后把持，经济、法律、媒体各关键领域更是全由犹太人掌握命脉。如果能博得犹太人的好感乃至支持，日本在美国乃至世界上的外交窘境就会好转，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它的头号假想敌苏联。



还有，欧洲排犹活动愈演愈烈，大批有知识、有技术、有资金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而肯接纳他们的国家并不多。如果能将这些人弄到“满洲”来，发挥他们的能量，开发“满洲”就不再是难题，而此举更能提升日本的外交形象，树起一柄“人道主义国家”的大旗。



当然，在欣喜同时，犬塚惟重不忘提醒自己的伙伴：犹太人就像河豚鱼，鲜美，但是含有剧毒。烹调得好，可以大饱口福；稍有闪失，将被置于死地。传说中犹太人阴险狡诈，他们在密谋夺取世界，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



于是，所谓“河豚鱼计划”悄然出台，了解内情的，只有前述几个日本人。而日本人对犹太人和外界所宣称的，仅是表示要接纳欧洲逃难犹太人来“满洲”，为他们设立定居点，以彰显日本人道主义关怀之温情。



日军初入哈尔滨的野蛮行径，逼走了差不多七成的犹太人。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明白：要顺利实施计划，必须重新将哈尔滨乃至“满洲”变为犹太人的天堂。负责此事的是安江仙弘，他多次拜访哈尔滨犹太社区，与考夫曼建立友谊。他表现的态度极为真诚，又不过分殷勤：绝不主动帮助犹太人解决问题，但当犹太人提出请求时，便义无反顾全力解决。如此一来二去，很多犹太人便相信了日本人是真的改变了，而另一些心存疑惑的，也乐得顺水推舟──谁会跟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过不去呢？



生活终于回归平静，然而想起远在欧洲正遭受磨难的同胞，考夫曼并未满足。我们已无从得知他当时面对日本人的殷勤是何般心境，是真心感激，还是加以利用，拟或兼而有之？可以肯定的是，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与日本人合作，给那些陷于生死关头的与他同根同源的锡安山下的子民们一条生存的路。



一切按照日本人的计划来了。1937年，哈尔滨犹太社区组成以考夫曼为首的远东犹太人评议会，年底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代表包括哈尔滨、上海、神户三地的犹太人计700余人，安江仙弘和樋口喜一郎任观察员。犹太人没有让日本人失望，他们通过了一项公开决议：“我们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平，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当在华的犹太人作出如此令人作呕的表态之时，他们是否想到同样在日寇铁蹄下生死挣扎的中国人？是否想到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中国的苦难之上的？他们脚下的这片“乐土”已经浸透中国民族的血泪。



犹太人考夫曼此时与日本人安江仙弘狼狈为奸，已成“至交”，这一对狗肉朋友时常一起乘豪华快车往返于哈尔滨与大连之间。1938年和1939年，他们又合作召开了两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



与此相比，更为关键的是于1938年底在东京召开的“五大臣会议”。与会诸大臣意见并非一致，而他们争论的焦点包括是否应该与犹太人合作，以及定居点应该设在哈尔滨还是上海（前者是陆军的地盘，后者是海军的地盘），还有如何处理与德国、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微妙关系等。经过漫长的商议与讨价还价，一份周到详密的策划书终于出炉。犹太人就此成为日本盘中的河豚鱼──去除毒素后，鲜美无比。



“河豚鱼计划”正式实施后。日本人与犹太人的合作日渐紧密，至1939年5月考夫曼应邀访日更是达到高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殷勤的招待。考夫曼获得大量在各种场合表达“满洲”犹太人感情的机会，并接二连三地听到日本人发出的“友善之声”。在回哈尔滨之前，他还被日本鬼子授予“帝国勋章”，而即使是日本公民，获得此勋章机会亦很少，外国人更是绝无仅有。可以想见日犹勾结之紧密。



不仅是哈尔滨，日本人的犹太复国计划还包括上海。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这又给了“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以极大鼓舞。上海聚居着大约4700名中东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家族和个人，如地产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亚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九十九家会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东犹太人。



犬塚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犹太人财富的机会，于是在泊在外滩的日本万吨战舰“出云号”上密谋对策，犬塚惟重直言不讳：“如果犹太人不与我们合作，就把他们绞死。”



之后，犬塚惟重与欧洲犹太人社区建立联系，到1939年初显成效，由日本人、中国人、欧洲犹太人和中东犹太人共同筹资的“太平洋贸易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成立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它公开表明日本人与犹太人开始合作。另一件令犬塚兴奋的事：维克多·沙逊接受了他的宴会邀请，这表明日本人已经被上海犹太上层阶层所接受。



事态的发展如此顺利，犬塚等人趁热打铁，炮制出一份机密研究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来。这份长达90页的文件不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犹太人资金的手段等，甚至还有支配美国公众舆论的计划，包括邀请犹太新闻工作者去日本作正面报道、邀请好莱坞片商到上海拍摄日本人善待犹太难民的电影等，还包括日美两国神道教与犹太教宗教互访等。但报告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建立犹太难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称其为“亚洲的以色列”。



此项计划马上被细节化，安江主张建立在“满洲”，犬塚等则主张建在上海近郊，但无论何种选择，“犹太财阀必须根据我们的要求和条件建设新的城镇……允许犹太人自治不是一个好办法……须采取步骤使我国官方处于监督和幕后指使的地位。”



于此同时，为了配合“河豚鱼计划”的实行，日本也改变了移民签证政策。日本在神户建立犹太人社区，专门接纳从东欧逃难而来的犹太人。在立陶宛，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为犹太难民签发了6000多张过境签证，而根据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在《还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证，“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书记员王替夫为犹太人签发的12000余过境签证也与此有关。



从1935年至1940年，形势的发展看上去都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犹太人的“复国梦”最终还是随着日本人的需要而沉浮直至破灭，犹太人这才发现，自己仍然不过是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但让犹太人始料不及的是，转折很快来临。



这是因为，继1936年日德签署了防共协定后，1938年德国和日本又达成了所谓“文化协定”。从1939年8月开始，日本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另外，日本军警殴打恐吓上海犹太难民之事，也时有发生。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0年。东条英机上台担任陆军大臣后，实际掌控了日本军政大权。东条甫一上任便拿安江仙弘开刀，安江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杉原千亩也被迫离开了立陶宛。与此同时，日本正式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了三国军事同盟。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安慰赶到东京质询的犹太领袖考夫曼：虽与德国签约，但绝不反犹。但是考夫曼离开时还是忧心忡忡的，他开始意识到与日本人的合作前景并不美妙。流传于在华犹太人中的一句戏谑日本人的话看起来颇有道理：日本人像上帝，完全不可预料。



其实日本的反复无常并非不可预料，之所以如此，是诸多因素左右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并未像预想中那般积极配合，想象中的“美国金融集团投资”，一个铜板也没有捞来。



1938年，“满洲”犹太实业家列夫·齐克曼给美国的世界犹太人组织领袖斯蒂芬·魏斯写信称“日本人对‘满洲’犹太人相当公平”，魏斯的回信毫不客气：“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一句话堵死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经常向日本政府施压，对他们和犹太人眉来眼去的行为十分不满，这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扰。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日本难以自拔，而加上苏联的威胁，自是不敢得罪另一个大国美国。但如果按照德国的要求处置犹太人，日本本来就已经十分孤立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这是日本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河豚鱼计划”无甚实效却仍推进的原因，但日本人心中的积怨可想而知。



终于，日本人一吐怨气的机会到来了。随着德国在苏联境内的层层推进，胜利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日本看来已无后顾之忧。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袭击了珍珠港，上海日军也攻陷上海所有外国租界。犹太人的恶运再次降临。



犬塚惟重，“河豚鱼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 ，在最短时间内登上维克多·沙逊那座价值数百万英磅的办公大楼，大声宣布：“从现在起这就是我的房产，你们所有人必须遵从日本的政策。……时代变了，我们要好好和你算账……”。



犬塚如此失态的原因是：随着宣战，他以往跟犹太人交往的经验，他付出的精力、汗水，他取得的成就，都变得毫无意义。犬塚将责任归咎于犹太人不努力与美国沟通，他们本该说服罗斯福承认日本对东方的统治权的，罗斯福本人不就是犹太人吗？这不就是“河豚鱼计划”的宗旨吗？



犬塚预计的没有错，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五大臣会议决议暂缓实施。犹太人不再享有特权。”陆军部宣布：“必须使犹太人处在严格的监控之下……反抗者应予镇压处治。”据此，富有的中东犹太人被押往各特别集中营，而剩下的一万多犹太难民，被按所谓“八紘一宇”原则“保护”起来了。



犹太人没有可利用价值了，由于他们从不知道所谓“河豚鱼计划”，所以对自己一夜之间从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上沦为阶下囚的转变颇不适应。然而更悲惨的命运还在后面等着这些利用中国灾难来发财的人们。



随着太平洋战事的爆发，航运业停止运营，依赖于进出口贸易的上海经济遭遇致命打击，大部分公司倒闭破产，存活下来的也被日本接收（就像他们当年在哈尔滨做的那样）。来自美国的救济款项大大削减，犹太人共同分配委员会更是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后宣布彻底断绝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救济。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更可怕的灾难正接踵而来。



1942年，德国盖世太保梅辛格抵达上海，带来所谓“最终解决方案”（finalsolution）。该方案旨在灭绝在华犹太人：趁犹太新年节之时，在犹太教堂逮捕所有犹太人，然后要么将他们扒光衣服捆在船上，任其漂泊在海上饥渴致死，再凿沉船毁尸灭迹；要么发配去盐矿挖盐，用最低的营养量榨取其最高的劳动量；要么建立一座集中营，用犹太人做医学实验。



梅辛格眉飞色舞地介绍自己的方案时，在座有一个叫做柴田贡的日本外交官，此人属于良心未泯的日本人，梅辛格的方案让他毛骨悚然，决心即使冒着叛国的罪名也要及时通知犹太人。上海犹太人及时通知了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考夫曼，考夫曼通过安江仙弘和松冈洋右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最终东京未批准“最终解决方案”。



不过日本人并非善心大发，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的《河豚鱼计划》一书写道，他们对犹太人说：“你们如何活着是另一回事，我原先被派来取你们首级，现在至少得取一条胳膊。”很快，日军在虹口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区，散居各处的犹太人全部被集中至此，受到严密监控。所谓犹太人区，实际就是一座两墙之间距离稍大的监狱罢了。



1943到1944年的冬天，上海的气温降至百年最低。煤和电的供应完全中断，犹太人卖掉了所有的厚衣物以换取食物，现在只能披着麻袋之类的东西御寒。沿街乞讨的犹太人越来越多，犹太人中间卖淫妇女的数量显著增加，犹太人新生儿被迫送人，犹太男人们无所事事，完全成了寄生虫──对于犹太人来说，靠人施舍而不是诈骗别人或者靠妻子卖淫来养家糊口，比杀了他还难受。其实这对任何民族的多数人，都是不可忍受的处境。最严重的是，即使是这样，大部分犹太人还要靠捡烂菜皮来勉强糊口。整个犹太人区笼罩在烦躁和绝望的氛围中，自杀者屡见不鲜。



就这样，这些长期担任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的可怜人，渐渐已变得完全麻木，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的世界只有犹太居住区那4000平方英尺的范围，他们的愿望也仅仅是每餐能填饱肚子。德国人杀戮驱逐他们，日本人打击折磨他们，连美国的犹太同胞也抛弃了他们，哈尔滨的同胞自身难保──现实处境中的种种磨难，使得考夫曼也许后悔了，这一切与他当初和日本人合作时候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犹太人的“复国希望”在1945年又重新出现。战局早已对日本不利，日本人于是又重新提起“河豚鱼计划”，这次则完全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争取停战。日本政府特使和犹太医生卡尔·琼特曼交涉，希望他能说服美国犹太社团对罗斯福政府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停战和谈的目的，作为回报，上海的两万犹太难民将获准移民到“满洲”建立自己的“犹太国”。



面对生活在地狱一般的上海同胞，琼特曼没有半点犹豫，立刻写信给魏斯，魏斯的回答仍然斩钉截铁：“美国犹太人大会未得国务院认可不会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犹太人在中国土地上推行的建国梦彻底破灭了。



作为犹太锡安复国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亚伯拉罕·考夫曼，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被押解回苏联，囚禁在戈罗捷格沃监狱，后转囚于阿赞卡集中营等数个监狱，历经16载，直到1961年，才获准移居以色列，回到了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复了国犹太国”。



《最新解密日本二战时的机密计划──“河豚鱼计划”》一文分析指出：



日军占领中国后，对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实行了一种称为“河豚鱼计划”的政策，即企图利用犹太资本来建设所谓的“王道乐土”。他们计划每收容3万犹太人，就向全世界犹太社团，特别是美国犹太社团索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并借此改善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当局对涌入上海的犹太难民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使他们暂时逃脱了纳粹德国的迫害。



1937年底，日本攻占上海，置该市于军管之下。然而对各个租借区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犹太人却采取不干预政策。相反，日本先后在该市建立了三个犹太人难民营，给予三千多名难民多方面的支援。



1943年2月之前，犹太人在上海拥有三份报纸，两所小学，同时可从事其他的宗教娱乐活动,甚至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41年初，1000多名波兰犹太难民持过了期的过境签证前往日本神户。日本政府网开一面予以收留。随后，出于不愿得罪盟友德国的政治考虑，同年又把这群难民移送上海市。



1943年2月，日本占领当局对犹太人的政策展开调整，把上海市的德、奥、波兰犹太人统统关进占五平方公里的虹口区集中营。但此集中营非纳粹之集中营，营内犹太人仍被允许自由从事宗教文化活动,营外也没有树立围墙或路障。



以上情况表明，战时日本对犹太人的确采取的是“温存”的策略。平心而论，二战期间上海犹太人的问题，中国当局始终是无权干预的。上海人民以宽阔的胸怀，给犹太难民以无私的援助，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落难弟兄的朴素情感，但如果没有日本方面的“温存”政策，上海人民即便想援救犹太难民，也是爱莫能助的，这点我们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自我认识。与此同时，更需要深究的是：日本与德国当时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一个采取极端的反犹政策，另一个却反其道而行之，其原因何在？



这首先是因为日本和犹太人既无传统的宗教、文化仇恨，更无领土纠葛等现实问题。相反，在日俄战争期间，犹太人的慷慨援助，曾助过日本一臂之力。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反犹暴行，有1500家犹太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破坏，600多号犹太人死伤。为报复这一惨案，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希甫积极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在日俄战争期间为日本军队输钱打气，最终日本一举奠定胜局。为这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希甫共进午餐。同时，希甫也成为获得天皇授勋的第一位外国人。因此，日本人对落难的犹太人自然有那么点感恩报答之心。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日本政府而言，“犹太人”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同义词。当时日本政府内的犹太问题专家，都对欧美社会的反犹宣传信以为真，误以为犹太人势力的确垄断国际经济命脉、控制了美英等国的政治与外交。以这种立论出发，日本当局想通过亲犹政策来创造一种相对平和的气氛，通过对犹太难民亲善，改变美国的敌视日本政策。



据此错误判断，日本当局制定了一个谋略深远、立意险恶的计划，那就是河豚鱼计划。



1934年，日本钢铁巨头鲇川义介在外交刊物上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以后，就有了所谓“河豚鱼计划”。日本把犹太人比作河豚，认为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著名的“五大臣会议”，就“河豚鱼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日本积极推销“河豚鱼”计划，其战略用意显而易见。第一，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第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渗透“满洲国”建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日本推出“河豚鱼”计划，当然也决非是纸上谈兵，它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很现实的政治运作。自从1898年开始修建中东铁路，大批犹太人移居到哈尔滨，最多时达2万余人。他们在哈尔滨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有学校、医院、银行、墓地甚至有养老院，大规模的犹太会堂也随之出现。日本的侵略者们在这块“皇道乐土”上有意识地培养犹太亲日势力，当时的“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往返于哈尔滨，和犹太人社区的领袖人物考夫曼医生建立起私人交情。在日本人的鼓动和支持下，1937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上海和日本神户犹太社区也派代表参加。安江仙弘出席这次会议，在东北和华北的日军军事机构位居要职的通口喜一郎在会上狂呼：“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这群犹太人起草了一份发往世界各角落犹太组织的重要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寻求帮助。”1939年5月，安江仙弘安排考夫曼医生对东京进行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了一个月，访问了内阁各部门，受到隆重而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尔滨之前被授予帝国勋章。



至此，日本人“善待”犹太人的真实动因昭然若揭。日本完全是为了获取其最高国家利益，才如此“温存”犹太人的。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我们无法苛刻抨击那批渴望参与“建立亚洲新秩序”的犹太人，毕竟，犹太人一直将拥有自己的国家和家园作为他们神圣的历史使命，而日本人恰恰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心情以及看中了他们手中掌握的巨额“银弹”，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排头兵”。



与日本的“河豚鱼计划”相似但有不同的，是美国罗斯福政府吸收欧洲犹太知识难民的政策。这一政策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救援的目的，而是出于增强美国综合国力的考虑，比日本人仅仅意在吸收资金的鼠目寸光，显然立意高远，难怪二战之后美国很快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且维持霸权迄今不衰。



《论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欧洲犹太知识移民政策（1933—1945年）》一文指出：1933—1945年间，面对欧洲犹太知识难民潮，美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宽松的政策和措施，接纳了为数众多的知识难民，这种极富有远见的做法，为美国赢得了它国缺乏的人才宝库，对美国科学中心地位的建立有着直接的意义。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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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移民传统原则



才能优先原则一直是自由移民时期的重要原则之一。虽然这时期“移民根据它自己的特点潮起潮落，主要由欧美之间变动的经济气压计来调节”。但是建国元勋们还是表明了对技术人士的偏爱。华盛顿在信件中写道，关于移民，除有用的技术工人和一些特定的极有专长的人以外，其他无须鼓励。富兰克林指出，美国需要更多的各类工匠，他们施展手工艺不存在任何限制。杰弗逊主张吸引大学教授、工匠等有用之才。进入移民限制时期，才能优先原则的重要作用显现。1882-1929年各项排斥移民的法案中，受排斥的亚洲和东南欧两类移民，都是文盲率高、技术不熟练的群体。而成就突出的技术、知识人士，却成为了1920年代移民体系的欢迎群体。



1920年代移民限额体系，第一次将“引进人才的原则”写进法案，清晰的表达了美国对智力移民的渴求。它将知识移民列入非限额移民范围，他们入境不受本国本民族的移民数额限制。1924年移民法第四条第4款规定，在申请移民美国前，连续担任教会牧师职务达两年以上并在入境后继续担任这种职务的移民，或者在学院、研究机构或大学任职的教授及其配偶以及与其同行或寻求团聚的未满18岁的未婚子女，属于非限额的范围。



正是美国移民历史上对才能技术突出的移民一贯的重视，为欧洲知识难民前来寻求庇护营造了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才使得欧洲犹太知识难民及其家属能够顺利进入美国。



二、 1933-1945年移民政策决策环境



罗斯福时代是美国移民史上一个非常时代，由纳粹疯狂驱逐和倾销犹太人而引发的逐步升级的欧洲犹太难民潮，冲击着美国历经半个世纪建立的移民制度壁垒。从整个变动过程看，罗斯福政府对普通移民政策条款的修正非常艰难。知识移民政策领域却相反，它是与之前的政策冲突很少的特殊领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才能优先原则”一直是美国移民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继承这一原则，对欧洲犹太知识移民进行安置，并不违背美国的传统。



1933年德国政局发生变动，种族主义的实施引起了犹太人的逃离。占德国知识界精英中绝大多数的犹太科学家、作家和学者，没有因学识和声誉而逃脱这一厄运。相反，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国知识界，“纳粹解雇和驱逐了德国学术界约20%的大学学者，意味着他们成为了第一个遭受纳粹迫害的群体”。纳粹德国对犹太知识精英的迫害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3－1938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主要出于政治、宗教信仰以及种族原因，受冲击的首先是那些持不同政见的著名科学家。第二阶段从1938年开始，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在法律上不再受保护。和普通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死亡，面临的只有被关押或逃亡的命运。迫害随着德国占领范围不断扩大，造成了大规模的犹太知识难民潮。就选择地而言，对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来说，美国并不是优先选择的对象。希望“风浪平息之后回国”是重要因素；也反映德国知识精英对德国社会‘美国化’的厌恶心理。早期，知识难民主要分布在英国、丹麦、土耳其等欧洲国家。也有一部分人出于就业环境的考虑选择美国作为寄居地。



1939年欧洲形势急剧恶化，特别是1940年丹麦、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沦陷，英国岌岌可危。在英、法、丹麦等国避难的流亡学者被迫再次迁移，会同沦陷国的犹太科学家逃往美国，从而使欧洲知识界向美国的迁移达到了高潮。



1930年代初，欧洲知识分子仍然认为真正的科学在欧洲，不愿意前往基础科学领域薄弱的美国。当欧洲科学王国的秩序突然间被撕裂的时候，当梦想被突如其来的风暴击碎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真真切切的难民位置上。新身份引起的尴尬和焦虑，让这个群体逐渐学会了随遇而安。寄居国有没有真正的科学传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尊重科学家、知识分子，是否同情犹太人。在这两点上，美国无疑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当犹太知识难民出现时，罗斯福政府就德国发生的迫害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事件多次公开声明，谴责德国，并欢迎受迫害的人士前来美国工作。在入境管理方面，与对普通难民的严格控制不同，知识难民得到优先入境的权利。现行移民法和行政条款──LPC条款本来是难民入境的两道巨大障碍，却近似荒谬地成为了知识难民入境的双重特权。



1920年代的移民法体系中，知识移民及其亲属是作为非限额移民允许迁入美国的，他们不占用本国的移民限额。30年代，这个政策一直没有改变。LPC条款是大危机时期1930年9月9日胡佛政府制定的，要求自即日起，驻外领事必须认真解释1917年文化测验法中关于阻止“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入境的条款，目的在于，阻止大危机时期欧洲移民涌入美国。此前，只要申请者有能力支付旅费，且能够证明他在到达美国后会尽力找到工作，就能被允许入境。而现在，只要领事官员认定申请者“可能会成为公众负担”，就可拒绝给予签证。LPC条款一经采纳，就受到了惊人的控制欧洲移民的效果，在头五个月内，美国国务院就成功地使移民数量减少了90%。它成为美国移民限额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条款，成为非长久的长久政策，它在1930年代发挥的作用远远胜过限额体系本身的作用。这一条款没有因为欧洲难民潮的出现而改变，一直到1938年才有实质上的改变。



在对申请移民者进行考核时，美国的移民体系和LPC条款为拒绝难民入境套上了双重保险。许多领事官员只愿给那些能够证明美国有一份工作在等候他的移民申请者签证，但是，一般申请者如果能证明这一点的话，他也会被拒签，因为现行移民法的另一个条款同时规定禁止合同工人入境。不过，这两道障碍不适用于知识人士。流亡艺术家、音乐家、教师和其他学术专业人士，只要他们能提供某个剧院、乐团或大学的书面邀请函，领事官员便会认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公众负担。而事实上，由于美国同行人士的帮助，他们是很容易得到邀请函的。



1940年后，纳粹德国对犹太难民的迫害进一步升级，最后发展到了大屠杀。现有的发签证的正规程序已经难以达到目的，而转变为对知识难民的营救了。美国营救了为数可观的科学家、作家、律师和音乐家等知识难民。法国沦陷后，在葡萄牙和北非聚集了大量的难民。罗斯福曾督促PACR准备一份著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国务院，让其给他们发放旅游签证。最后，国务院一共发放了3268份旅游签证给知识分子和民主斗士。



由于罗斯福政府的宽容政策，从1933－1944年，美国接纳了为数众多的知识难民。美国学者莫里斯·戴维根据移民归化局记录，推算出大约有22842到25535人之间，其中，在美国继续从事原来工作的大约有15000－17000人。



三、 移民政策的非官方实践群体



美国的制度和决策环境为知识难民的涌入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对知识难民实施具体营救和安置，主要是由美国的大学、研究院和基金会来完成的。尽管知识移民有着普通移民所未享有的入境特权，但是根据LPC条款，他们仍首先需要有最起码的能够证明他们不会成为公众负担的说明──大学、研究院、剧院或乐团的邀请函，才可能达到目的。可以说，欧洲知识难民能否免于迫害乃至死亡，关键在于美国知识界给与职位多少、给与的救助程度如何。事实表明，美国知识界为大多数知识难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如果考虑到美国这时学术界的就业和生存状况，这种帮助尤其会显得难能可贵。如同欧洲一样，经济危机同样危及到美国的知识界。由于国家投资和私人团体捐助资金有限，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普遍出现了经营困难的局面，对人才的需求非常有限。1933年6月刊发的《耶鲁评论》中，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估计，约有5000名美国博士处于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排外主义者反对流亡学者的不公平竞争，反对为他们提供职位。因此，美国的大学和救助机构不能不理会这些情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欧洲的知识难民提供了及时和成功的救助。



德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的消息一传出，立刻在美国知识界引起了轰动。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认识到这是它们宣传他们的学术自由观念、增强科研实力的大好机会。许多大学都专门开列了要邀请的科学家名单，争先与被纳粹解雇的学者联系，给他们发出书面邀请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在名单里还具体记载了著名学者的下落，“凯尔森可能在维也纳，帕利在伦敦，法伊勒据我所知在葡萄牙”，他在给助理写信时强调，必须在三年之内至少邀请四位著名的德国学者来任职。



在普林斯顿的前沿科学研究所，它的创建者、著名教育学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是研究德国大学的专家。他认为学术自由和不带种族偏见在德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是1933年的德国，这种品质却被淡化并濒临消失了。1933年，他专程赶到欧洲，聘请多名一流自然科学家前来任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被解雇后不久，前沿科学研究所就为他提供了职位。



弗莱克斯纳的研究所接纳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家的救助贡献最大的是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和弗莱克斯纳一样，约翰逊也在30年代初前往欧洲聘请专家。1933年德国发生一系列迫害事件后，他列举了一个包涵几乎所有富有天赋的社会科学家的名单。他希望在新学院为他所景仰的学者提供职位。由于缺乏资金支持，约翰逊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向社会募集资金，建立流亡大学，作为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究生部。准备邀请15名社会科学家前来任教两年，每年给予4000美元的薪酬。他的这一计划得到了慈善家海勒姆·哈利的支助得以创办。流亡大学给很多学者发出了邀请函，这使得他们有足够的理由通过美国领事的审核前来避难。在流亡大学里，聚集了经济学家埃米尔·列德雷尔等许多著名的欧洲知识界精英人物。



1940年法国等国沦陷之后，新学院又设立了专门机构救助法国和比利时的知识难民。同时，社会研究新学校也聘请了很多知识难民前来演讲或从事短期研究。有些为长期聘用，大多数是短期雇用。不管是临时还是长期聘用，约翰逊给欧洲知识人士发出的邀请使他们能以非限额移民或者访问学者的身份进入美国，这挽救了许多知识人士及其家人的生命。



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斯蒂芬·达根创建了外国流亡学者紧急救助委员会来帮助流亡知识分子。与以上两个机构不同，它接纳的成绩卓越的技术人士和著名的学者以避免和美国年轻学者竞争。同时，考虑到研究机构和大学经济上的压力，合同一般为一至三年，属短暂聘用。科学家们也不是集中在一起工作，而是分散到各大学和研究所。这一机构协调了全国学术界的救助活动，到1945年终止活动为止，一共帮助了约335名知识难民。



一些自然科学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森沃德基金会等也曾发挥了积极作用。罗森沃德基金会为外国流亡学者紧急救助委员会提供过短期研究项目资金，帮助学术和艺术领域的年轻学者就业。洛克菲勒基金会早期由于资助项目门槛比较高，强调研究者的高学识和基金会的非政治性，使它在营救知识难民上被束缚了手脚。不过，该基金会在这一时期还给至少22位流亡医学家的研究项目提供了部分或全部的支持。1939年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了两个紧急救助项目，即“流亡学者计划”和“欧洲学者计划”。从1939－1945年，该基金会在六年里在这两个计划上投资了约229862美元。1940年，基金会还与阿尔文·约翰逊合作，实施救助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科学家的计划，由社会研究新学院接受100名学者，由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研究资金。最终，新学校救助了52名科学家、医学家，基金会提供了437659美元的资金援助。正是在美国知识界的共同努力下，欧洲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得到了救助，美国知识界的这一富有人道主义同时极有远见的行动，发扬了美国的学术自由传统，为犹太知识难民提供了最佳庇护所。



应该看到，由于移民法和新的签证制度为知识难民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和宽容条件，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才能对知识难民实施有效的救助。提供职位使得知识难民不会被认为是公众负担者而被拒签；资助旅费让知识难民得以顺利入境；而邀请前来作短暂访问和讲学的形式使知识难民能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得到了旅游签证，从而进入美国。可以说，美国知识界是罗斯福时代知识难民政策的最具体的也是最有效的实施者。



四、 知识移民政策的特点



罗斯福政府的知识移民政策是对美国近代限额体系中的知识移民制度的延续，体现了美国一贯的引进智力的方针。但是，如果把罗斯福政府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知识移民的性质和规模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仍然可以看到其中明显不同于以前移民体系的特点。



研究人类迁徙行为的学者把人类迁移分为两种，求生与求优。当个体的迁移是一种能对社会做出使自己的人性得到良性发展的选择行为时，它就是求优。而当没有其他手段进行选择时，人们所能采取的最有效手段也是迁徙，也即“逃亡”，这是一种求生行为。这一时期欧洲知识分子的迁出显然是求生行为。知识难民的迁移不是根据接收国的需求产生的，相反，大危机时期接收国并没多少需求。美国还出现了一定规模知识分子失业团体。因此，罗斯福政府的知识移民政策实际上是对知识难民的接纳和安置，是一种知识难民政策，它体现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救助，是对知识难民的庇护。也因为这样，它没能为所有知识难民提供充分的职位。在1933－1944年进入美国的知识专业人士中，只有66.9%的男性和51.7%的女性仍然或者（在从事其他无关的工作后）再次从事他原来的研究工作。但是，在国内智力需求不旺的情况下，接收如此规模的人才并给他们中大部分人提供职位，这在以前是没有过先例的。



综上所述，对知识难民生命的珍视，对其才能的重视，是罗斯福政府知识移民政策的最主要的特征。罗斯福时代的知识移民政策不仅传播了激动人心的庇护所观念，也为美国赢得了空前的尊重和威望。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欧洲犹太难民智力库的抢救及时，在经历百年向欧洲科学界学习和看齐之后，在欧洲知识界大劫难之后，美国却出乎预料的成为了世界的科学中心。原子物理学派、奥地利精神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学术派别纷纷在美国落户生根，他们聚集的知识能量在美国得以释放。从“曼哈顿计划”起，美国就开始利用这一巨大的欧洲智力资源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新的科学力量，来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服务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是大规模接纳和安置欧洲知识难民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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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犹太难民在美国的活动看，他们虽然没有像他们的同胞在中国那样试图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是却卓有成效地把美国变成了犹太复国的大后方。没有美国的倾囊相助，以色列是不可能在历次“阿以战争”中坚持下来并赢得胜利的。阿以战争其实不是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而是阿拉伯世界和犹太大后方──美国之间的战争。只要美国不倒下，以色列就不会倒下的。而一旦美国撤出了中东战争，以色列也将灰飞烟灭。到了二十一世纪，阿以战争已经扩散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下一个回合的战事虽然没有人能够预知，但是“一旦美国撤出了中东战争，以色列也将灰飞烟灭”，却很有可能发生。而亡国灭种，正是以色列人最大的恐惧和现实的威胁。



《“大屠杀”对以色列犹太人的影响》（时春荣）一文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政治、社会和心理上对以色列犹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上，“大屠杀”对以色列国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社会层面，“大屠杀”成为犹太人，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总结人生教训的重要事件。与此同时，这一历史事件对推动犹太人学习《塔木德》的作用也不容低估。“大屠杀”给犹太人造成的心理冲击──对国家和民族是否能长期平安存在的担心是相当严重的。尤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少数领导人利用公众的这一心理，推行民族主义政策。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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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屠杀”对以色列犹太人政治、社会和心理上的影响是明显的。当代以色列社会主要是由开拓者家庭、“大屠杀”的幸存者、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以及在以色列出生的新一代等集团所组成。以色列社会中的多数人是从遭到德国纳粹破坏的犹太社团中移居巴勒斯坦的。因此，即使在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领导人及社团本身也不可能忽视“大屠杀”事件。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这些社团的成员视为以色列的潜力。对以色列主权国家的建立而言，“大屠杀”事件构成最有力和令人信服的依据。与此相关，该事件对以色列犹太人的社会和心理亦具有深刻影响。



与建国的关系



“大屠杀”与以色列建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以色列海内外的史学家或其他有关学者有过许多精彩论述。



美国史学家摩西·丹思（Moshe Damn）对“大屠杀”与以色列建国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中肯的评述：“在我们自己的年代，‘大屠杀’与以色列国的创立是密切相关的，这仅仅是因为发生可怕灾难以后，世界已准备接受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尽管如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有600万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成千上万的世俗犹太人也成为悠然自得者。”丹恩认为，对许多人而言，以色列国的建立是赎罪时代近在咫尺的一种迹象。同时，或许基于这种理由，有些人还主张，古代的最高法院（Sanhedrim）应该重建。这一思想并非白塞费德（safed）神秘主义时代才开始受到重视的。犹太人返回圣地也是对这一伟大想象力的刺激。犹太人返回圣地的过程，无论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讲，都使这一事件成为犹太人存在的焦点，处于展示何谓犹太历史，以及犹太历史如何发展的核心地位。



与史学家的评论不同，文学或艺术家如艾米尔·法肯海伊姆（Emil Fockenheim）在阐述“大屠杀”与以色列建国之间的关系时，采用了浪漫主义笔法。他说，仅仅出于以色列国的存在，才使想像不再发生反犹时代的出现成为可能。他对“大屠杀”与以色列产生的关系作了如下描述：



《米德拉西》（Midrash）的有关记载称，当埃及人追来时，红海裂开，人们犹豫了，直到阿米拉达夫（Ammiradave）的儿子拿奇逊（Nachshom）跳进汹涌的波涛中。当代犹太人渴望拥有拿奇逊的勇气并非偶然，因为他们懂得没有人采取行动就没有奇迹出现的真理。当犹太民族并不是以绝望或逃避现实的思想回应纳粹的“大屠杀”时，他们本身成了现代的拿奇逊，又是以建立以色列国未回应。……现代的拿奇逊没有时间等待奇迹的出现。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灭亡，另一个是跳入汹涌的波涛中。但不知道大海是否会裂开，而且，倘若不是如此．他们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游过汹涌澎湃的洪水；倘若需要，孤注一掷也可。



显然，像法肯海伊姆如此具有世界威望的学者把以色列国的创立与“大屠杀”之间的联系作了浪漫主义式的描绘，并同时相信，犹太民族认为，在“大屠杀”发生后，采取建立以色列国的积极行动是顺理成章的。法肯海伊姆义指出，“大屠杀”已成为以色列社会街谈巷议的基本内容之一，以色列国存在的条件，犹太人返回圣地的理由，以及以色列国合法性的象征。



美国中东问题专家、政治学教授吉罗姆·斯拉特（Jerom Slater）关于以色列国的建立与“大屠杀”之间关系的论述更加明确和肯定，且在指出其密切关系的同时提出了可能诱发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就像事件本身所发生的那样，纳粹德国的崛起和随之发生的“大屠杀”彻底改变了道德方程式，因为它们使以色列国的创立成为紧迫和无可辩驳的事件，且就当时的形势而论，除巴勒斯坦外，又没有为此类国家创建的其他合适地点。然而，即使如此，巴勒斯坦人仍认为，他们对“大屠杀”并无责任，不应让他们对西方的反犹行径付出代价。英国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允许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时，这件事遇到了阿拉伯人的强烈抵抗，这反过来又引起犹太人的报复。这种暴力活动使英国人和后来的联合国相信，巴勒斯坦不得不予以分治。然而，还有的史学家指出阿拉伯人拒绝这一折衷处理不仅出于他们对其百分之百政治权利的维护，而且是以他们的信念──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也不会满足于或容忍这种折衷处理之举。



有些专家在承认“大屠杀”与以色列国建立之间具有如此密切关系的同时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根据设于耶路撒冷的“英雄和烈士纪念机构”主任伊扎克·马伊斯（Yitzak Mais）先生的观点，对“大屠杀”事件的利用，结果使以色列建国合法化，并使犹太复国主义成为“大屠杀”后的一种反应和现象。然而，犹太幸存者被吸收的基础来自何方？马伊斯提出警告：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危险，因为阿拉伯的宣传家们可以认为，“欧洲抛弃犹太人，而我们则不得不支付帐单。”马伊斯还认为，人们不了解“大屠杀”就不可能理解以色列。这是犹太人集体回忆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社会影响



我们从以色列建国过程中个难发现，“大屠杀”不仅严重影响以色列犹太人的政治文化，而且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从德国纳粹制造大规模灾难算起已过去50余年了，但它的影响却无所不在，而且其影响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自己变成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教育本身，警示他人，显然已成为以色列全社会的共识。以色列犹太人一再提醒在“大屠杀”期间保持沉默以及放弃犹太人的人，希望世界维护以色列国的安全。当外国人，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非正式的外宾，到以色列访问时，都会被邀请人参观“烈士和英雄纪念机构”，以此提醒参观者应当承认什么。当然倘若称整个世界都拒绝犹太人，也是错误的，并不是整个世界都曾经反对过犹太人或忽视了他们的痛苦。当犹太人抱成一团在“大屠杀”期间呼吁救援时，向他们提供帮助，甚至营救他们的尚有民族、集团和个人。



这类教训同样针对仍然以“流散”形式居住在海外，并相对安全和平静的犹太人，且更多的是针对犹太年轻人的。无疑，这些海外犹太人也关心其亲友在以色列的生活，且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对他们而言，这类教训已成警示的形式：“流散”生活是危险的，不管何种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再度发生。



这个观点显然是十分坦率的，它希望以色列国成为犹太存在的最后堡垒。因此，它必须坚固、独立，必须拥有并维持强大的军队，保卫它的人民。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斗争似乎已经证明，以色列犹太人以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可以战胜任何“敌人”。



“大屠杀”历史事件显然已成为推动以色列犹太人，尤其青年人忆苦思甜、奋发向上的生动教材。



同时，“大屠杀”的历史教训和各种事件也成为犹太人进一步提高“修养”，加强学习《塔木德》的动力之一。欧洲历史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并推动了以色列和海外犹太人学习《塔木德》。犹太教信徒，尤其正统信徒，自从《塔木德》出现以来，从未中断过对它的钻研，即使在二战期间，或者在“大屠杀”期间，依然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犹太人学习《塔木德》的感人故事。一般人也许会设想，无论在“大屠杀”的腥风血雨年代，还是在以色列建国以后，犹太人学习《塔木德》肯定会中止了。但是，根据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塞缪尔·C·赫尔曼（Samuel C·Herlman）的研究发现，当代犹太人依然孜孜不倦地学习《塔木德》。他说：“现代以色列国诞生以后，人们或许认为，欧洲‘大屠杀’的巨变以及犹太人被从阿拉伯土地上大规模驱逐，就是面向全部犹太人开放的学习圈子的最后消失。然而，恰恰相反，被非犹太社会的驱逐反而导致对最高犹太学习圈子的宽容。”



可见，犹太人学习《塔木德》的热情显然没有低落，只不过其学习的组织形式有所变化。《塔木德》的学习者分成了两种情况，一种是职业性的钻研，在经学院（Yeshivas）中，学习者把这种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另一些人则在自由活动时间苦读《塔木德》犹太经文，使自己脱离日常世界，忘却生活中的艰难。



对后者而言，学习是对“流散”生存现实的逃避，也是以友谊代替他人对犹太人的排斥的应对手段。来自整个欧洲大陆、英国、爱尔兰、也门以及美国等地的有关犹太人学习《塔木德》的报道层出不穷。哪里有犹太人，哪里就有他们学习《塔木德》的活动。从犹太人学习《塔木德》“遇惊不辍”的角度分析，可见犹太民族确实是个酷爱书籍的民族。



心理上的不安



“大屠杀”对以色列犹太人，尤其对“大屠杀”幸存者心理上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残酷迫害的阴影一直萦绕在他们心中。



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对国家的危机意识是相当明显的。其表现是以色列公众怀有对新灾难的恐惧。事实上，以色列犹太人不但对当时的形势感到担心，而且对未来前景似乎也表现出不够乐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总是提醒“流散”中的犹太人，警惕未来的灾难。这一运动相信，“反犹运动的惟一解决办法是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犹太世界观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对“流散”的否定；这种观点在建国前就已存在于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民族教育之中。



无论现实的危机，还是未来的灾难，并不是少数犹太人的想像，而是许多犹太人经常感到忧虑的事情。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学者杰罗姆·斯拉特（Jerome Slater）就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许多犹太人及其支持者都担心，即使对犹太神话的部分放弃也会产生令今日以色列国非法的后果。”



的确，以色列许多犹太人，从老人到小孩，似乎经常考虑外来的威胁，往往在恐惧之中生活。1967年“六五”战争之前几周，在以色列出现了一首民歌，其主要内容是：“纳赛尔等着拉宾，啊呀呀；纳赛尔等着拉宾，啊呀呀。他犹如地狱般地等着；快为拉宾拉响警铃，啊呀呀，啊呀呀，啊呀呀!”这首民歌表现的主题显然是提醒民众，时刻警惕外来“势力”对以色列国的“威胁”。



更坦率地说，“大屠杀”对犹太人心理上的影响还反映在他们对阿拉伯邻居的态度上。被当做“犹太人新的敌人”的阿拉伯人还被视为一种威胁，不可能被允许发动“新的‘大屠杀’”以及破坏以色列国家。这种情绪也不时地由以色列领导人的态度中表露出来，如以色列前总理贝京即是如此。美国社会学家阿莫斯·艾龙（Amos　Elon）认为，对“大屠杀”经久不泯的记忆使“被阿拉伯人消灭”的传言有时甚嚣尘上。令人惊异或怀有敌意的任何事件虽然并未在一夜间发生，但昔日灾难的影响时至今日尚未消失。“大屠杀”给国民的心理，公众生活的主旨和内容，外交行动，政治，教育，文学和艺术造成的创伤，是如此的活灵活现，以致使“阿拉伯人消灭以色列”的威胁往往萦绕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而阿拉伯人似乎并未认识到，“在以色列的兵器库里，此种反射是一种比强大装甲师更有力的武器。”



“大屠杀”给以色列犹太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十分深重，尤其对部分领导人，如以色列总理沙龙，更是如此。以色列1982年6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入侵和占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受“大屠杀”间接影响的结果。事实上在“黎巴嫩战争”以前，以色列并未受到被消灭的威胁，其在当地所处的孤立状态并不是绝对的，而且，其军事力量也并非处于被怀疑的地位。然而，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侵略所造成的后果，除黎巴嫩部分领土被占领以外，是近800名平民惨遭杀戮。可见，“大屠杀”给以色列部分犹太人带来的心理影响有多么深远。



结论



“大屠杀”是以色列国建立的催化剂。犹太人返回故里，建立国家的情怀虽然早已有之，但在“大屠杀”发生后，他们的此种要求更加强烈。今天，“大屠杀”已正式成为涉及以色列的政治文化和公民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



与此相关，“大屠杀”对以色列整个社会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许多犹太人，特别是“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总结“大屠杀”的教训，教育自己，警示他人，也是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在以色列的历史教科书中已着重写进了关于纳粹残暴行径、自由世界的沉默，以及青年运动的英雄主义等历史现象。这一切以及其他利用“大屠杀”事件开展的活动也都取得了教育年轻一代热爱民族和国家的效果。与此同时，“大屠杀”还进一步推动了犹太人学习《塔木德》。



最后，尤需指出的是，“大屠杀”对以色列犹太人心理上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许多人，尤其“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大屠杀”给犹太人造成的灾难。这一点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警惕的是，直至今日，在以色列尚有个别领导人，如沙龙等，正在利用公众的这种“担心”心理，推行民族主义政策，侵略黎巴嫩，攻占巴勒斯坦人的领土，迫害无辜平民等。可见，有少数犹太作家把以色列领导人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行径与昔日的德国法西斯相提并论，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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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上述这篇文章，不禁想到，过于强调大屠杀对以色列建国的作用，其实有点本末倒置。一是因为犹太复国运动早在二战以前就已开始，并且建立了许多犹太殖民地；二是因为希特勒本人和纳粹党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过，三是纳粹的大屠杀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效果都帮助了以色列的建国。



希特勒所推动的排犹运动，是“以色列国”得以成立的关键因素。这正如《孟子》一书的《离娄上》所说：“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



当然，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真心帮助犹太人复国、建国，也没有证据表明大屠杀是希特勒策动的苦肉计、推动力，更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是在牺牲德国的利益发动世界大战其实却是从反面帮助犹太复国主义……但是希特勒的实际效果看，他确实为犹太复国主义立下了最大的功劳。

尤其考虑到，希特勒可是一个举世公认的“魔鬼”、“魔头”、“恶魔”；对于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没有不可能”的“魔鬼”、“魔头”、“恶魔”，当然也就没有他想不到的和做不出来的事情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同样没有证据说：“希特勒绝不会有意帮助犹太人复国、建国，希特勒绝没有利用大屠杀来激励犹太人复国、建国，希特勒绝不是通过发动世界大战来毁灭了列强结果却是实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毕竟希特勒行动的客观后果就是如此。毕竟，希特勒拥有十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毕竟，希特勒是纳粹自己定义的犹太人；毕竟，希特勒有许多犹太好友；毕竟，希特勒喜爱犹太艺术，喜爱查理·卓别林；毕竟，希特勒是种族净化的倡导者，倾心于建立单一制民族国家……



犹太人既然能够配合日军在华建国，为什么不能运用大屠杀来建国呢？



《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3年耶稣受难节那天，希特勒同我们坐在壁炉旁对亨里特·冯·希拉赫也讲过同样的话，这是她1978年告诉我的。我知道，那天晚上，艾娃·勃劳恩在回楼上之前坐在希特勒的右边，坐在希特勒左边的是亨里特。冯·希拉赫。我也注意到，当别的客人闲聊的时候，希特勒和宇里特·冯·希拉赫谈得却很激烈，谈的是几天前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件事情。一天夜里，她被超乎寻常的响声惊醒，她从饭店的窗户望去，看到哭泣的妇女们被赶在一起，在漆黑的夜晚走过桥就消失了。第二天她从朋友那里获悉，那是被流放的犹太妇女。她答应向希特勒谈谈这件事，后来她真的这样做了。在她讲完后，希特勒非常粗暴地说：‘你冷静点，冯·席赫女士，这你根本不懂。你是自作多情，犹太妇女与你有什么关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说话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如同两只碗上下摆动。‘100年、1000年以后欧洲将变成个什么样子！’他以一种表明他要结束这次谈话的语气继续讲到：‘我只对我的人民负有义务，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



在这个事件里，希特勒口口声声“我只对我的人民负有义务”，但是不过两年以后，希特勒却在1945年向斯佩尔却下达焦土命令……要彻底毁灭德国，并声称德国人民没有资格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希特勒既然对德国人可以如此狠毒，对犹太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德意志族和犹太族，毕竟都是他的祖先。而众所周知，希特勒对生他养他的奥地利和维也纳，也是深恶痛绝的。这就是独裁者的性格──他并不只是恶待犹太人。在盛行灭绝行为二十世纪，杀人如麻被看作英雄行为，列宁、斯大林杀的人比希特勒还多，只不过被他们杀光的地主资产阶级已经不能说话，不像他们的学生希特勒没有杀光犹太人，结果剩下的犹太人一起鸣冤叫屈，像日本年年纪念广岛原爆一样“让世人记住”。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是这样记载希特勒要求彻底毁灭他“亲爱的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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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了一道总命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完整地落入敌人之手。这些措施要在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们”的协助下由军事人员执行。命令最后说：“一切指示与本命令相抵触者均属无效。”这就是说，德国要变成一片荒漠不毛之地。可以使德国人民在战败后维持生存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保留下来。



坦率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从以前和希特勒的谈话中已经预料到他会发出这样野蛮的指示，因此在3月15日曾写了一个备忘录，坚决反对这种犯罪行为，并重申他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的意见。3 月18日晚上，他亲自将备忘录交与元首。



（斯佩尔说）4至8星期内，德国经济将要最后崩溃，这是可以料定的……经济崩溃以后，战争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即使在军事上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基础，那怕是一种最原始的状态的基础，使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们没有权利在战争的现阶段进行一种可以影响这个民族的生存的破坏行动。如果我们的敌人要摧毁这个曾经无比英勇地作过战的民族，那么，这个历史的耻辱应完全由他们承担。我们有责任使这个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复兴……



但是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的希特勒，对于他曾经表示过无限热爱的德国民族的继续生存是毫无兴趣的。他对斯佩尔说：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而且，在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因此第二天，这位最高统帅公布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焦土”政策的指示。



元首的秘书马丁·鲍曼在3月23日也发了一道同样野蛮的命令，这位胆小如鼠的人物现在在希特勒宫庭中的地位超过任何其他纳粹暴吏。斯佩尔在纽伦堡法庭上叙述道：鲍曼的命令旨在把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工人和战俘在内，移至德国中部。数以百万计的人必须徒步旅行。对他们的生存，没有准备任何条件，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准备。



这势必要造成不可想象的饥荒。假如希待勒和鲍曼的其他命令──他们还发出一系列的补充指示──都付诸执行的话，数以百万计的尚未在战争中死去的德国人也要送命了。斯佩尔在纽伦堡法庭上总括各种“焦土”命令说，必须摧毁的有：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自来水厂、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的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



德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幸免这一次最后的灾难，除了因为盟军的进展神速使得这次巨大破坏无法执行之外，是由于斯佩尔和一些军官尽了他们非凡的努力。他们（终于！）直接违抗希特勒的命令，在国内四处奔走，保证重要的交通、工厂和商店不被那些死心塌地服从命令的军官和纳粹党棍们所炸毁。



］



从上述希特勒的“最后表现”看，他显然不是什么“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自我中心论者”。给这样的领袖当新娘，德国怎能不遭到劫难呢？德意志民族怎能不成为“被出卖的新嫁娘”呢？



“大屠杀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苦肉计”──也许并不是希特勒思想的主观愿望，但却是希特勒行为的客观效果。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的欧洲本土，遭到屠杀的不止是犹太人，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也包括东欧各国人民，其中也包括东德人民；但是犹太人却是其中获利最大的人群──他们不但创立了自己的国家，而且得到了一块殖民地：巴勒斯坦。显然，就欧洲自己的故事来说，欧洲的殖民主义在瓜分完了整个世界以后，已经摆自己的魔掌伸向了欧洲本土，纳粹主义作为最后的殖民主义，只是表现得特别穷凶极恶，但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二战以后，斯大林在种族驱逐和种族灭绝的政策上，继承和发扬了希特勒的战略，而且无独有偶，苏联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并在联合国里首先投票赞同以色列国的建立。



按照常理，一个民族既然能够屈居于四分之一犹太人（希特勒）统治之下，并且俯首贴耳长达十二年之久，那就不可能是德国人他们自诩的“优秀民族”，而只能是一个比犹太人都不如的民族。犹太人既然在那样恶劣的命运下也还是能够支配德国命运的一群人，他们自然也就不会以复国为满足的。二战以后，几次中东战争的爆发，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观察。阿拉伯人曾经帮助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甚至站在英国一边反对德国，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想德国人一样，为犹太人的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世界上似乎没有一股力量能够打败犹太人，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犹太人的祖先曾经“战胜过神”，并获得赐名叫做“以色列”：“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创世记》三十二章28节）“以色列”本来只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却被犹太人用来建立一个国家；并把“以色列”一词的个人意义变成了一个国家意义和民族意义。这样一来，所有的犹太人都被“以色列化”了，也就是被神化了：其潜台词就是“以色列人能够击败上帝”。以色列人既然能够击败上帝，为什么不能通过希特勒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结束语

希特勒的教训及其后果



有一种说法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其说是起源于纳粹主义，还不如说是起源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Fourteen Points），因为这一计划的提出和宣传，使得德国为了寻求公正的和平而过早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仇埋下了隐患。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盟国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把彻底打败轴心国的方式，使得战败国再也没有借口来东山再起了。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是在1918年1月8日美国出兵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对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提出的，认为这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唯一可行”的计划，结果却为更为血腥的二战，埋下了伏笔。这是因为这个十四点后来被采用作为欺骗性的宣传了，而没有作为和平谈判的真正基础。



批评者们指出：“十四点”表面上标榜“民族自决”，反对“秘密外交”，倡导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实际上是威尔逊企图利用战争中增长的实力，削弱竞争对手英、法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也反映其反对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立场。威尔逊为了反对英、法、俄撇开美国秘密分割世界，提出反对秘密外交；为了取代英国的海上霸权，主张海上自由；为了确立美国的商业霸权，要求废除经济壁垒；在欢迎俄国进入自由国家的国际社会的招牌下，反对苏维埃政权，在注解中明确表示要承认并援助若干临时政府，与苏俄政府对抗；以同等重视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要求来否认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以“自治”为名反对前奥斯曼帝国内的阿拉伯民族的独立；为了使美国成为世界盟主，建议创立国际联合机构。



支持者认为，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美国的愿望和宗旨是这样的：和平的缔造过程一经开始便要绝对公开进行，嗣后不得容许任何类型的秘密默契。征服和扩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缔结那些仅有利于个别政府，但在某些预想不到的时刻却会颠覆世界和平的秘密条约的日子，也已过去了。现在每个思想不再留恋过去时代的关心公共事务的人，都清楚看到了这一令人快慰的事实，这就使每一个宗旨符合正义和世界和平的国家，有可能于现在或其它时刻公开申明其心目中的目标。



美国参加这次战争，是因为正义受到侵犯，这使美国感到痛心，除非它们获得纠正而且保证不再在世界上出现，否则威尔逊国人民的生活便不可能维持下去。因此，美国在这次战争中所要求的，绝不仅是和美国本身有关的东西。美国所要求的，就是要使世界适合人类生存和安居乐业；尤其要使它成为一个这样的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那些像美国一样希望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的制度的国家，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致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事实上，全世界各民族都是这一事业的共事者，同时，以美国本身而论，美国看得十分清楚，除非正义施及他人，否别正义也不能独施予威尔逊。



1918年8月，德国受到影响，向美国提出愿在“十四点”基础上和谈。10月，英、法同意以“十四点”为和谈基础。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法操纵会议进程，猛烈反对美国旨在建立世界霸权的纲领。所议定的和约条款大多不符合“十四点”的初衷，新创立的国际联盟也成为推行英、法两国政策的工具。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不参加国际联盟。这标志着“十四点”的失败，也标志着二次大战终将爆发。



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主要内容为：



1、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外交；



2、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绝对自由；



3、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



4、裁减军备到同国内安全相一致的最低点；



5、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政府之正当要

求；



6、外国军队撤出俄国，并保证俄国独立决定其政

治发展和国家政策，欢迎它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

进入自由国家的社会；



7、德军撤出比利时，并恢复其主权；



8、德军撤出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



9、根据民族分布情况，调整意大利疆界；

10、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



11、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领土予以恢复；



12、承认奥斯曼帝国内的土耳其部分有稳固的主权，但土耳其统治的其他民族有在“自治”的基础上不受干扰的发展机会，达达尼尔海峡在国际保证下永远开放为自由航道；



13、重建独立的拥有出海口的波兰，以国际条约保证其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



14、根据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别盟约，设立国际联合机构。



1918年10月，美国官方对“十四点”作了注解，将美国的意图说得更加明确。 　



美国外交上的理想主义后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其核心是：人性善，在国际政治中应当遵循道德律令和多边律令，一个国家不能单靠自己来寻求安全，而应当通过多边组织或国际组织来寻求共同安全，这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要让世界为民主提供安全保障”。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而且应当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一般认为，威尔逊主义就是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严格讲来，它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些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根据它们重建国际秩序的计划，它强调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此后，威尔逊又对“十四点计划”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美国外交四项原则（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美国外交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等，完善了他关于和平的最终设想。威尔逊主义显然想用集体安全体系的“快刀”斩断欧洲古老均势体系这堆“乱麻”，他似乎要告诉欧洲人：“从今以后，国际秩序不应再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之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各国的安全不应依靠军事同盟，而应以集体安全为保障；外交活动也不宜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公开地达成公开的协议。’”



按照米德（Walt Russell Mead）的说法，20世纪前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尔逊主义成分（理想主义成分）早已存在，当然那时它还没有被命名为威尔逊主义。美国时常显示出“民族性格中的威尔逊主义倾向：坚持认为美国拥有改变世界其他地方行为的权力和职责，美国能够而且应当既关注其他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也关注它们的国内政策”，这主要体现在美国传教士在世界上的活动中，但这些活动往往为外交史家所忽视。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军人（打仗）和商人（贸易）的活动。传教士的活动属于民间性质，虽然也得到官方的协助、支持和保护。而美国官方外交中正式支持世界上的民主并不很多（如支持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力有限。1823年门罗主义问世后，美国自动将其在政治上的活动半径划定在西半球，威尔逊主义的效力和威力也仅限于此。威尔逊主义对外交政策也远不如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大。但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已上升为世界第一，美国又成功地介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战后安排的凡尔赛会议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全世界宣告美国的理想主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威尔逊主义的宣布是在合适的时间（胜利之后）、合适的地点（讨论战后安排的会议）、合适的人（帮助赢得胜利的总统）所说的合适的话语。此后，威尔逊主义逐渐成了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它始终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的理论及实践密切相联。



事实上由于威尔逊主义的失败和《凡尔赛和约》的胜利，纳粹主义得以崛起，而且中国的共产主义也因此获得了发展，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得力于《凡尔赛和约》的刺激，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也得力于《凡尔赛和约》，中国极权主义真要好好感谢《凡尔赛和约》，就像毛泽东好好感谢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犯。





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有一段总结很有意思：



［



斯佩尔稳健而充满自信的声音使审判室不得不保持沉静。希特勒将在历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问道。“经过这次审判，德国人民将把他作为不幸之源而谴责他，鄙视他的独裁统治呢？“德国人民将从所发生的一切中吸取教训，不仅更憎恨独裁统治而且要害怕它。”一个像德国这样先进、有文化而津明老练的国家何以坠入希特勒恶魔般的统治之下？答案在于现代通讯手段，斯佩尔解释说，如电台、电话、打字电报机。领导人再也不必把权力下放到遥远的行使独立判断的属下了。有了现代通讯技术，希特勒之流就可以通过傀儡进行直接的个人统治。“因此，技术愈是发达，人类社会就愈需要更多的个人自由和自治”。



许久以来，尼夫一直在反复捉摸斯佩尔与绍克尔之罪孰大孰小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在希特勒的宫廷里谁是上级谁是下级是不可能紊乱不清的。在今天的最后答辩中，正如对审判中的所有问题一样，绍克尔总是悲哀忧郁的。但是，尼夫真想知道，法庭将立足于什么来判决他们各自的罪行：是立足于实质还是作风，是立足于阶级偏见还是铁的证据？



“无线电制导的火箭，接近音速的飞机，潜舰，可以自动跟踪目标的鱼雷，原子弹以及化学战的可怕前景，为这场战争画上了终止符，”斯佩尔接着说，“在五到十年内，这种战争将有可能以不可思议的津确度发射洲际火箭。通过原子分裂，一枚或许由十个人躁纵的火箭可以在瞬息之间将纽约城的百万人口化为灰烬……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将以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毁灭而告终。这就是这场审判必须有助于防止未来的这类战争的原因所在……一个坚信未来的民族将永不会毁灭。愿上帝保佑德国，保佑西方的文化。”



全场鸦雀无声。尼夫意识到，观众倾听斯佩尔的讲话，不是把他作为一个乞求饶命的人，而是作为一个有金玉良言要告诉他们的人，一个陷入罪恶渊我而得以赎罪的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听到了想要听的，甚至听到更多：希特勒将为后人所鄙视，民主必将战胜暴政，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变得更加危险。注意吸取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法庭的教训，就可以使人类从原子时代自杀性侵略中拯救出来。从此，斯佩尔将可能以其作为人类一员的情感，而非作为纳粹分子犯下的罪行而为世人所记住。尼夫注意到，斯佩尔只字未提他本人或他的罪行。



］



在战争末期，希特勒声称他下定决心斗争到底，就像他常说的“战斗到十二点零五分”。他用这个借口对德国人进行报复，逼迫德国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但德国人也并不那么愚蠢，最后希特勒的梦话成真，他4月30日一死之后，这个“十二点”刚过“五分钟”，仅仅一个星期之后的5月7日，德国就宣告无条件投降了。



预感自己的败亡，在战争末期，希特勒对德国的仇恨终于爆发出来了：他让人组建了当场处决德国人的法庭和行刑队。这些机构紧跟在作战部队后面行动，对德国军官和德国士兵进行了“灭犹”式的宣判和执行死刑。这些被处决的士兵唯一罪行就是怀疑希特勒会胜利，比犹太人的“罪行”还要轻微。希特勒先使用德国人去灭犹，现在该轮到德国人自己灭亡了。希特勒借口“震慑”，在德国建立了镇压德国人的专制政权，妇女、老人和孩子都被抓起来，被剥夺财产，被监禁，这种“对德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他的犹太混血“先天决定的仇恨性质”注定了的。在铲除政治上的“危险分子”时，希特勒不再是“德国人”了，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其实他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没有任何顾忌的混血儿，一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的儿子，他的内心，自然希望所有的正常的德国人比他落得更惨的下场。这就是心理学分析的结果。



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希特勒的这些做法之所以可能成为现实，也是《凡尔赛和约》的灾难性后果，在俄国社会也是同样如此。当然，德国社会（以及俄国社会）盛行的许多恶习，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就是说，光凭希特勒一个人，是不可能把德国掀翻在地的。德国社会的这些恶习，并没有随着战败和纳粹的瓦解而消失殆尽。



《德国的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一文写道：



冷战时期，东德最有名的特务头子是绰号“隐形人”马尔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德国犹太人，他任前东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长达34年，其领导的驻外情报机构与前苏联的克格勃齐名，对内恐吓、监控、迫害本国居民，监禁记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德国统一后，他畏罪逃亡苏联，在苏联解体前夕，他回到德国，提出通过帮助德国政府解开冷战中的一些谜团以换取赦免，但未能如愿。最终他两次站在审判台上接受正义的审判，被判有罪。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这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邻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1960-70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劲敌联邦德国。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最强大最有效东德的特务机关似乎并不公开鼓励检举揭发，亦不大力宣扬告密文化，而是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德国人为共同目标而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程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 烈的“告密者”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员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平均每166位东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据芭芭拉·米勒 （Barbara Miller）的《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书所述，人数最众，分布最广的是非正式雇员（IMS），即民间线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 出，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 问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1958）； “非正式雇员是国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与非正式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 效的配合，他们是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芭芭拉·米勒（BarbaraM iller）：《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 pliancein UnifiedG erm any：StasiInform ersand theirIm pact on Society，Routledge，2000）］



两德统一最初的欢欣之后，原来的东德人很快发现，曾经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到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和职业保障却一去不返。失业率猛增，东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学习谋生技能，尝试适应曾经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学会自己做决定。相对于国家替你决定一切的旧体制，统一后的自由反而令许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德人施于他们的歧视和怠慢，相较于旧体制的压制，似乎更加不堪。现在，他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或集体的理想与自尊，过往的人生变得一钱不值。在东部，自怜和恋旧的情绪高涨，已经不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

BBC播出了一套系列纪录片，讲述东欧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的回忆，好坏兼有。一位女士说，较之现在，东德时代的妇女更为独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对镜头说。然而，她忘记了“民主德国”国家不仅照料其公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两德统一后，斯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这些文件不仅有助于前东德人得知并了解自己的历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对过去重新定义。”芭芭拉·米勒女士写道。



档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惊，例如，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在德国东部地区，赫塔·米勒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1999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时候，她告诉RFE电台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部的米尔恰·约尔古莱斯库，尽管已经统一多年，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两个德国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德国东部更近于东欧而非本国西部。“在东部德国，有些人不请我去朗读作品”，她说，因为他们不想以直接了当的批判回望过去。但也有人请她。“可以说，在德国西部，大多数人只是对我的书抱有理论上或文献上的兴趣，而东部人会通过我的书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生。有些人为此觉得不快。许多次在德国东部，我朗读完，首先就会听到听众提问：‘可罗马尼亚的情况当然比我们这儿恶劣。我告诉他们：‘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那些事。’”她说，许多东德人不愿意相信的是，从整体上讲，罗马尼亚和东德之间的不同没有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么大，可听众不喜欢这种看法。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芭芭拉·米勒就此写道，“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深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到救赎者。两个月前，翁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艾柯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 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



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 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东德却没有英雄，只有羞耻与失忆。



1993年初，前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被指认曾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沃尔夫女士的反应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认，半年多之后，档案将不可辩驳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辩称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线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纸黑字的证据出现。然而对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芭芭拉·米勒在前述专著中，对上述情况做了分析：



传统的“记忆复制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往事件的精确复制，但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我记忆的机理”往往与此相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罗斯发现，个体会使用“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用当前对自我的理解来“推断”他们过去的行为。除非有明确的信息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然我们便很可能有意夸大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并以此重构记忆。



“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沃尔夫女士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事发时，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然而舆论最初的歇斯底里过后，不断出现的档案逐渐还原出更为客观的历史：沃尔夫与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自从年轻时的政治幼稚之后，她日益转向政权的对立面（她被称为“忠诚的异见者”，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信念），并为此与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长达20年的不间断监视，写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Was bleibt），记述了那段监控之下的生活。



该书甫一面世，即遭指责。评论界指其伪善，以东德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图谋于新时代。三年后斯塔西秘档曝光，舆论众口一辞，大有将她打入地狱之势。这正是面对历史时的乱局与困境，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皆难以脱逃，亦难以承担。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德国的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一文所揭示的最为令人震惊的事情，就是东德最有名的特务头子（绰号“隐形人”马尔库斯·沃尔夫）竟然也是一个犹太人，就像希特勒、海德里希、艾希曼等“屠犹三头怪”，也都与犹太人发生了血肉联系。



正是这一血肉联系及其造成的“自我记忆的机理”，使得希特勒使用了“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希特勒也同样趋向于用当时他对自我的理解来“推断”自己过去的行为，并以此重构记忆。希特勒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意志特强”，不过这却意味着，即使有明确的信息让他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仍然可以拒绝承认，甚至故意夸大他的过去与他的现在的相似性──从而出色完成了他的戏剧表演。不过后来形势变了，他的“特强意志”的表演就变成了一场灾难。



正是在这种“自我记忆的机理”作用之下，《我的奋斗》这本希特勒在监狱中写的书，开始鼓吹歧视他的犹太同胞了，他也一并攻击希特勒以前的红色同路人：



1、“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学说，弃着自然界中含有的贵族的原理，而以群众的人数，来代替了势和力两者之间永久和特权。”



2、“所以他们的学说，否认在群众之中的个人的价值，攻击国族和种族的的重要，用以一剥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意义。”



3、“如若这主义成为是一种宇宙定律，则人类所共守的一切秩序，势必到了灭绝而后已。”



4、“如若这原则行之于宇宙之间，那么宇宙必定大乱，行之于地球之上，那么人类必同归于尽。”



5、“要是犹太人靠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将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所以，我发信心，谨遵造物的意旨；和犹太人奋斗，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



其实希特勒并不相信上帝，“上帝”不过是他的道具。



这使我想到：斯大林进行肃反，强迫苏联人民受了他流放时受过的苦；希特勒挑起二战，强迫全欧人民受了他一战时候受过的苦；毛泽东发动文革，强迫全国人民受了他长征时候受过的苦──这就是历史的报应。这就是二十世纪的人格变态。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作者：特劳德尔·容格）记载希特勒死前不久的一段对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为那个变态人格主控的时代，划上一个句号：



“埃娃、克里斯蒂安太太、曼齐亚利女士和我，还与希特勒一起吃饭。这会儿，我们再也找不出什么有趣的话题了。我听见自己说话，声音那么陌生。‘我的元首，您认为纳粹主义会复活么？’我问。‘不，纳粹主义已经死了。也许，一百年内，还会有某个相似的思想诞生。信仰的力量会席卷整个世界。可德国已经失败了。德国太幼稚、太弱小，不足以承托我的使命。’元首说着，似乎不过在自言自语。我再也听不懂他的话了。”



我在1974年的时候读《莎士比亚戏剧集》，喜欢“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它的最后一段对话几乎预言了纳粹的结局：



［



麦克德夫  那么投降吧，懦夫，我们可以饶你活命，可是要叫你在众人的面前出丑：我们要把你的像画在篷帐外面，底下写着，“请来看暴君的原形。” 

麦克白  我不愿投降，我不愿低头吻那马尔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贱的民众任意唾骂。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下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二人且战且下。） 



……



麦克德夫携麦克白首级重上。



麦克德夫  祝福，吾王陛下！你就是国王了。瞧，篡贼的万恶的头颅已经取来；无道的虐政从此推翻了。我看见全国的英俊拥绕在你的周围，他们心里都在发出跟我同样的敬礼；现在我要请他们陪着我

高呼：祝福，苏格兰的国王！ 



众人  祝福，苏格兰的国王！（喇叭奏花腔。） 



马尔康  多承各位拥戴，论功行赏，在此一朝。各位爵士国戚，从现在起，你们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在苏格兰你们是最初享有这样封号的人。在这去旧布新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些因为逃避暴君的罗网而出亡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召唤他们回来；这个屠夫虽然已经死了，他的魔鬼一样的王后，据说也已经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帮助他们杀人行凶的党羽，我们必须一一搜捕，处以极刑；此外一切必要的工作，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别先后，逐步处理。现在我要感谢各位的相助，还要请你们陪我到斯贡去，参与加冕大典。（喇叭奏花腔。众下。） 



］



纳粹以反抗《凡尔赛和约》的暴政开始，最后却变成了比《凡尔赛和约更为蛮横的暴君。但纳粹的灭亡，也并没有带来一个公平的世界。希特勒在英国的达尔文主义世界观和苏俄的列宁主义政治学等“女巫”的影响下，适应德国的国情作出修正，用种族斗争代替阶级斗争，用德意志取代共产党，用轴心国取代共产国际，用雅利安人的神话取代无产阶级的神话──企图获得抗衡英国和苏俄的霸权，最终却遭到英国与苏俄的围剿，这是“篡位失败”、“学生不能战胜老师”的样本。又因为追随日本而对美宣战，丧失了最后的克制而走向灭亡。我一直不能明白的是：日本既然不对苏联宣战，德国何以要向美国宣战？看来德国人不如日本人狡猾。日本声称要信守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定的《日苏中立条约》，结果并不能免除苏联的入侵。“假如”日本不去进攻美国而是去进攻苏联，战争的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了。解救了莫斯科之围的，岂不正是从西伯利亚和远东抽调的百万苏军？若待德日围歼苏联之后，再与美国谈判，可能就不需要一个损失惨重的太平洋战争了。



希特勒的女秘书荣格夫人在其回忆录《帝国的陷落》中这样描写了希特勒的末日状态：



［



元首在掩体内像幽灵一样活着。他不停地在房间内踱步兜圈子。有时，我忍不住猜想，他到底在等待着什么呢，既然大势已去，他为什么还不赶紧结束这一切。他定要自杀，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幻灭。您想想，孩子们还在为保护首都而战，然而“帝国头号战士”已经打算自杀了！我又跟他谈到这儿。我问：“我的元首，您难道没有想过，德国人民正期待着您率领军队冲到战事最前方吗？”现在，跟他说话，已经百无禁忌了。他不耐烦地回答：“我再也没有战斗的身体状态了。我的双手不停颤抖，连一把手枪都握不住。倘若我负了伤，甚至也找不到自己人给我补一枪。而我也不愿意落入敌人的手中。”他是对的。他的手颤得那么厉害，连拿个小勺子小叉子送食物到嘴里也难，从椅子上站起来，或者拖着腿走路，对他来说也不容易。



……



4月30日，这一天的开端跟此前的每一天无异。……然后，我们跟希特勒共进午餐。午餐间的谈话跟昨天的一样，跟前天的一样，跟过去每一天的都一样：一场死神的宴会，人人却戴着喜乐、平静与安详的面具。……在侍从室，我找到一张空扶手椅，侍从室紧靠着希特勒的走廊，门敞开着。希特勒也许正呆在他的房间内。我不知道他跟谁在一起。京斯策向我走过来，说：“过来吧，元首要跟大家道别。”我站起来，赶紧步出走廊。林格把大家都召集过来了。曼齐亚利女士、克里斯蒂安太太，我仿佛记得还有些其他人在场。然而，我眼中只有元首的身影。他慢慢走出自己的房间，比往常更显得佝偻，站在门口，与每人握手。我感觉到，他的右手可比我的温暖，他望着我，却似视而不见。他似乎已心不在焉了。他向我说了些什么，可我却听不见。我听不见他最后的吩咐。这一刻，我们等待了好久的这一刻，终于降临了，我整个人僵在那儿，完全没法子留意身边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我像中了邪一样愣着，直至埃娃走到身边。她微笑着拥抱我。“请一定要尝试逃出这儿。你现在前途无阻。替我向拜仁致意。”她说，脸上现着笑容，而声音却有悲颤。她穿着元首最喜欢的那套衣裙，黑裙子，领子缀着玫瑰，头发新洗过，侍弄得很好。于是，她跟随元首走入他的房间──走入她的死亡。沉重的铁门闭合。



］



读到这里，我很想知道，希特勒邻近末日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他所杀害的党内同志，如罗姆等在“二次革命”、“继续革命”中死去的人们？会不会想到他所杀害的犹太同胞？大独裁者是不是也能体会到别人临死之前的感觉？纳粹的功臣罗姆被害前告诉党卫军的刽子手：“要杀我，就叫阿道夫自己来！”他敞开胸膛站着并作出不屑的手势，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罗姆对于独裁者希特勒的蔑视。十年之后，希特勒依靠的德国军官团终于也起兵反对他了，希特勒懊悔没有早一点清算国防军致使自己战败。希特勒临死前想起了罗姆的幽灵？也许他什么都没有想，没有总结任何经验教训，否则他就不会在末日来临之际还要下令逮捕“最为亲密的战友”戈林和希姆莱。这就叫做“本性难移”。



1934年7月13日，希特勒在德国议会的一场演说定义了这场行动：“在这一小时，我负责的是德国人民的命运，因而我成为德国人民的最高执法者。我下了命令射杀这场叛变的元凶，也进一步烧尽这国家内那些腐败的泉。国家的存在，这取决于其内部的秩序和安全，不能受到威胁却不惩罚任何人！让人知道在所有的时间里，如果任何人着手来攻击国家，那么最后一定是他的死亡。”尽管希特勒杀害同党的规模远远不及斯大林和毛泽东，但那是受到了德国社会环境的限制，不是由于他个人的仁慈。



后来的事实证明：其实最为有效地攻击了德国并毁灭了德国的，不是别人，正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犹太人和奥地利人的杂种”。德国人想要利用希特勒来达到复仇的目的，结果却被犹太人反过来利用，去建立“以色列国”，以希特勒灭亡得比罗姆更为彻底。按照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日耳曼尼亚》记载，德国人自古以来就想抢劫别人的东西；但他们在登峰造极的二战抢劫中，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还是为犹太人冲锋陷阵，这就印证了《孟子·离娄上》的智慧：“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德国人做了桀与纣的事情，所以必须受到谴责。



《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第二十八章 “战争结束了”回忆说：“我从卢多一回来，就到新总理府的地下室找谢德尔，把我们决定留在柏林的事告诉他，他得赶紧把这一空位安排给其他人。我刚在希特勒地堡里的电话总机前坐下，亨舍尔和雷茨拉夫就来找我。整个下午充满了变数，军事会议争论不休。当专家们对前线灾难性的消息进行判断时，希特勒命令部分人离开会议室。会议继续闭门举行，这种情况很特别。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第一次宣布战争已经结束，他无论如何都要留在柏林坚持下去。一时间，元首将在首都结束自己生命的说法迅速在地堡里传开，似乎只有希特勒一个人认为这只是他个人的秘密。地堡里鸦雀无声。戈培尔决定住在最里头的房间陪伴希特勒，这一决定也许成功缓解了当时的紧张气氛。他个人的事情即将处理完毕，副官尤里乌斯·绍布负责销毁希特勒保险柜里的文件，然后在当晚飞往萨尔茨堡，销毁希特勒的所有其他文件。



不一会儿，电台操作员伯格斯特突然出现在希特勒地堡的走道里，将一份电报交给上司海因茨·劳伦兹。劳伦兹默默地看了看电文，决定去敲希特勒候见室的门。门开了，他进去后又关上。伯格斯特显得非常兴奋，我走了过去，问他什么事。他告诉我，他刚刚收到来自盟国的电文，要求柏林至少再坚守两三周。据他说，这是盟军内部出现裂痕的明显征兆，原因是苏联推进得太快，同盟国的其他成员不乐意苏联人抢占先机。我可以从他的眼中看到希望之光。当劳伦兹走出希特勒房间时，我向他询问这件事，他向我确认了电报的内容。



‘元首怎么想的？’我问道。劳伦兹告诉我，他只说：‘这又能说明什么？总之，战争已经输了！他们也许应该事先好好考虑一下！’已经太晚了！过去，希特勒和一些亲信多次提到，英美和苏联之间存在着中止同盟的可能性。希特勒很亲英，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认为，英国人会改变对德战略，以阻止欧洲布尔什维克化。他始终不明白，一个如此有商业头脑的民族怎么会和共产党结盟来毁掉他的国家。这种话我已经听过无数次。这天晚上，它已不再是个新闻。”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自己不明白，但英国人很清楚：纳粹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一丘之貉，都是“社会帝国主义”，是毫无信义、决不遵守条约协议的。和纳粹谈判，与和共产党谈判一样，只能麻痹自己而无法约束对方。而纳粹德国在地理上比苏联离英国更近，所以更加危险，根据远交近攻的原则，必须首先清除纳粹，然后才可能清除列宁。与苏联合作，英美的边界在柏林，与纳粹合作，英美的边界只能在大西洋。希特勒必须死去，冷战才能开始。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中回忆道：



［



教会始终是人们喜欢的话题。希特勒与教会没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时的、虚伪的和吃人的组织。他说，“科学尚未探明，人的性别究竟起源于何处。我们已处在哺乳动物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由爬行动物发展成了哺乳动物，然后经过猿猴的阶段发展成了人。我们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有着相同的规律。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是人，特别是教会把人为地维持弱者、无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为他们的目标。”



希特勒完全懂得他无法毫无顾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赋予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一结束他就退出教会。这一举动在世界上将具有象征性伪意义，即对德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对第三帝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纳粹党纽伦堡党代会闭幕大会上他说：“闭幕大会必须开得像天主教做弥撒那样隆重。升旗和大会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他还计划为50对或100对伴侣举行集体婚礼。这一活动将使得庆祝活动更加隆重。大型乐队的演奏和五彩缤纷的布置将为庆祝活动增光添彩。



］



施罗德的这段记录使我想起了希特勒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把上帝的东西和恺撒的东西混为一谈了，结果是创造了一套企图用以取代基督教信仰的邪教：纳粹主义。希特勒是一个杰出的演员，他的记忆力与模仿力都是一流的；但是他的反省能力不够，更加缺乏哲学的深度，因此他无法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必死之人的绝对局限。



希特勒完全不能理解宗教的本质，不能理解宗教就是要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寻求“永恒不变”的心理稳定的需要。相反，他基于自己的童年经验，还对基督教充满了偏见。他认为“基督教是基于已持续了2000年的认识之上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圣经童话）使得这一认识杂乱无章且含糊不清。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的认识基础上确定基督教的概念。”（《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殊不知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心理的稳定是必要的；而为了保持心理的稳定，宗教又是必须的；而为了保证宗教的有效，“持续的认识”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希特勒所谓的“神秘主义”、“迷信（圣经童话）”、“杂乱无章且含糊不清”，可能正是心理的有机成分，是不能用科学方法予以破坏的。否则的话，纳粹大屠杀以及随后而至的报复行为，已经为“无宗教”的状态作出了很好的后果展示了──那就是人间地狱。



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回忆说：“这个话题是由谈论哥特式建筑风格引起的。希特勒认为这种风格生疏、矫揉造作，因此他不喜欢这种风格。这当然是个人爱好的问题。他大致这样说过：‘为什么一条美丽自然的拱型突然被中断而让其向着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尖处伸展！为什么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尖顶塔楼的内部砌上砖，只可眼见，而却不能接近呢！他还说：神秘主义起源于哥特式建筑风格时期。建筑物的昏暗对神秘主义的产生以至于发展都起到了推进作用。这个时期充满了昏暗和不真诚。在画家所画的女人像上，腹部是被遮掩着的。假如一位画家没有结过婚，那么他就永远见不到女人的身体。这样，他画的画就可能是错误的、丑恶的。这个时期，迷信和神秘主义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路德曾谋求宗教改革，但他被误解了。因为改革不是一次性的，改革就是连续不断地更新，不能停步不前。改革就是共同前进、共同发展等等。首长完全懂得，宗教问题是很棘手的，一旦发生战争，它就会在内部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感觉到，他对自己能够理智地、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感到高兴。”



希特勒经常鼓吹神秘感，但他一点神秘感也没有，完全是一个浅薄的大众明星，除了“生活就是持久的斗争和持久的维持自己的生存”等达尔文主义的教条外，他对哲学与宗教真的是一窍不通。



这种一窍不通的程度还是相当惊人的，据施罗德回忆，希特勒曾经谈到他接待过的印度伯爵、穆斯林领袖阿迦汗，希特勒说这位伯爵时常从他的本国教徒那里得到与他的体重相等重量的黄金，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与阿迦汗的会谈经常引起希特勒的思考。比如，阿迦汗认为，如果查理·马特尔在八世纪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进行的战役中不把阿拉伯人击退，对欧洲来说，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假如是这样，整个欧洲就变成了穆斯林世界，欧洲就可以保持明智，人民就能够和平地在这个大陆上共同生活。阿迦汗对欧洲的现状进行过思考，希特勒很欣赏他的观点。另外，希特勒还赞成伊斯兰教的一些作法，尤其是不喝酒，不食猪肉并有四旬斋期。凡此种种，离开人们的刻板印象太远了，在人们的印象中，希特勒似乎是个欧洲中心论者，但是他却认为伊斯兰教比较有益。这与希特勒所声称的“保卫西方文明”的口号配合起来看，简直是毫无逻辑的。



不幸的是，希特勒的这种毫无逻辑，却似乎是某种预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果然迅速地伊斯兰教化了。这也许和希特勒先前扮演的自我神化的邪教教主的角色，不无关系。希特勒诱使和迫使全体德国人服从他、崇拜他，这就摧毁了基督教化了两千年时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文明。崇拜活人从来都会带来悲惨的社会结果，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再度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本。



正如希特勒的秘书施罗德后来所反省到的那样：“希特勒是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他声称人死了其作用也结束了，当别人说起人死后能在更好的彼世继续存在时，他嘲笑他们。我常常想，如果他不承认有彼世，那他觉得是谁在召唤他执行人间的使命呢？同样，我也永远理解不了，他何以要在每次演讲结束后向上帝祈祷。我想，如果他这么做，只能这样解释：他只是为了博得第三帝国基督徒们的好感。在这一点上，他仍然在演戏，在演可怕的戏。”



施罗德不知道的是：希特勒的本质在于“模仿列宁”：用种族斗争取代了阶级斗争，用纳粹党取代了共产党。而他本人早期就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组织“士兵委员会”，对红色的极权政治的一切运作都很熟悉，这也是他后来能击败德国共产党并差一点就要了苏联的命的原因所在。希特勒像希特勒的师傅列宁（1919年红色士兵委员会──1923年褐色啤酒馆暴动）和希特勒的师兄斯大林（1933年掌权──1945年覆灭）一样，推行活人崇拜的政教合一，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企图把教会的力量和帝国的力量合而为一。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所创造的，都可以叫做“社会帝国主义”。



但是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全面专政和政治邪教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脱离现实。这种脱离现实的原因，就是因为“把上帝的东西和恺撒的东西混为一谈”。由于“把上帝的东西和恺撒的东西混为一谈”，所以这些邪恶的人们看不到自己的原罪、局限和必死的命运，反而脱离现实地认为自己可能不朽，从而干下比普通的罪行更加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同时，由于自我神化与活人崇拜，他们通常会假定自己具有超出自己实际具有的非凡能力。例如列宁、斯大林、希特勒都迷信自己可以改变人性，可以创造出一种新人类。这一类的迷信使得他们不顾一切地破坏伦理道德和社会法则，从而使他们的行动如此离奇古怪和悖于常理。其结果，虽然在他们出头露面的早期，造成了一种“社会突袭”的效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因为他们的突袭是建立了在破坏伦理道德与社会法则的基础上，所以必然无法持久。“革命要吞噬自己的儿女”──这些离奇古怪、悖于常理的行动，不仅会吞噬革命者本身，还会进一步消灭革命，从而使得革命者成为反革命。斯大林成为反革命的标志就是杀害自己的同党列夫·托洛茨基，希特勒成为反革命的标志就是杀害自己的同党恩斯特·罗姆。在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邪教教主的最后决斗中，由于得到了英美两国的大力帮助，斯大林胜出而希特勒败北，但这只是在军事上。在政治上，斯大林比希特勒也就多活了十年；而此后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纳粹社会帝国主义，也就多活了不到半个世纪。而且综合起来看，苏联还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比纳粹德国输得更惨、败得更加彻底。这是因为毕竟还是在和美英苏三大国的对抗中倒下的，而素来你竟然是在和平竞赛中瓦解的。



苏联和纳粹一样，都是奉行邪教的国家。与列宁、斯大林等现实主义者不同的是，希特勒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敢于和整个世界进行对抗，而永不言败。临终之前他在防空洞里举行了婚礼，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意志”所进行的葬礼，这个戏剧化的权力意志，把这位杰出演员的一生，推向了高潮。希特勒像罗马敌基督的暴君尼禄一样毁灭了，但他的传奇故事却在日益背离上帝的西方世界，四处流传。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不仅吞噬二次革命的牺牲品，如莫斯科的“大审判”、柏林的“长刀之夜（德语：Nacht der langen Messer）”、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也吞噬了二次革命的发动者，如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使他们变成了独夫民贼，变成了他们一度声称要加以反对的人，变成了超级剥削者、超级压迫者、超级腐败分子。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二十世纪的最大骗局。





END





2010年3月6日





附录之一

《“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来龙去脉





屠犹并非希特勒独创，也非基督教的使然，早在公元七十年的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一百多万犹太人被杀。



然而人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在罗马帝国改信了源于巴勒斯坦的宗教（基督教）之后，还会继续排犹？是因为基督教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在基督教已经衰微的二十世纪，在个人崇拜的苏联，继续发生更大规模的排犹？在个人崇拜的德国甚至发生更大规模的灭犹？



显然，其中另有深层原因。



据很多人考证，这个原因很可能与犹太人一直梦想建立一种由他们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相关。这种努力和德国的战败，使得反犹主义在一战以后的德国大行其道，结果迫使希特勒这个犹太人也不得不积极反犹太，最终导致大灭绝运动的发生。



犹太人一直梦想建立一种由他们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在近代，其证据之一就是卡尔·马克思这个三改其宗犹太人。马克思的爷爷是一个犹太教徒，到他爸爸改宗为一个基督教徒，再到他自己改宗为一个无神论的黑格尔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表面虽然万花筒似地变，却始终不离其真正的宗：梦想建立一种由他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这很像希特勒本人，为了权力简直不择手段，可以放弃一切，甚至灭绝自己的所有亲属。



除了众所周知的、号称“世界公害”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势力，还有一个不那么有名但却影响同样深远的案例，值得一提。那就是《锡安长老会议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第一节操纵二十世纪历史的黑手



锡安长老会议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被称为百年奇书的《操纵二十世纪历史的黑手：锡安长老会绝密纪要》，据说揭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阴谋，并且与当前席卷全世界的“金融海啸”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国内的“海归派”中广为流传。 而该书的中译本，最近在香港出版。



原来这本书是100多年前作者用第一人称书写，以锡安长老的身份在长老会议上向新成员介绍如何掌控世界的具体计划。全书并无严整结构，章节内容并不统一，前后章节也不存在严格顺序，似乎是以时间作划分，每一章内容来自一次会议的记录。



全书共分24章，包括的具体话题有：



1、用自由主义消灭非集权制政府，用经济集权取代政治集权。



2、用自由主义消灭非集权制政府，用经济集权取代政治集权。



3、传播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尼采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制造社会矛盾，国家对立。



4、建立世界政府，迫使各国让权。



5、引发世界大战，消灭敌对集团。



6、推广普选权，培养愚民群体，以对抗各国精英阶层。



7、通过共济会招笼各国精英，成为代理人。



8、安插民主政府领导人。



9、控制媒体，加大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宣传，使其破坏原有社会秩序，同时使其成为新统治方式的迷雾。



10、控制教育。



11、用娱乐、色情等分散人们注意。



12、消灭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一切宗教，宣传唯物主义，以无神论作为过渡，最后代之以犹太教。



13、通过政府征税削弱各国资本家实力。



14、通过贷款控制各国财政。



15、消灭金本位，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制造经济危机。



16、长老会通过能力推选国王，在全面统治世界之前，国王不会露面，只是在暗中操纵世界。



许多国家的博物馆藏有希伯来文、俄文、英文和日文等各种版本的图片。最早的版本是由飞利浦·斯捷潘诺夫于1897年第一次印刷出版，当时只是在他的朋友圈中私下流传。尼路斯在1901年以《渺小的伟大》为书名将此公开出版，并在1906年重印。目前大英博物馆收藏有这个最古老的版本。后来有了俄文版，但在苏联时期，《锡安长老会议纪要 》一直是禁书。最初几年，在苏联版图内的任何地方拥有此书即被视为重罪，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从反面说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可能确实与《锡安长老会议纪要》具有密切的关系。



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制度、两类国家是势不两立的，它们不会永远共存，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其结局必然是共产主义全面、彻底的胜利。对资本主义国家要采取颠覆和旨在诋毁其政府和社会制度、蛊惑民心的宣传手段加速其灭亡。挑动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端，削弱其反抗，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是共产主义的堡垒，又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正如后来所表明的，只要新的共产主义国家一出现，它们的内政外交就得由莫斯科施以全面、严格的控制。



而传播最广的《锡安长老会议纪要》英文版本则是英国《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驻俄记者维克多．马斯登（Victor Emile Marsden）的译本。翻译工作完成后没几天，他就突然病倒，匆匆离世。有人怀疑他可能是遭到特工的暗杀。1920年，伦敦出版了第一版《犹太威胁：锡安长老会议纪要》（The Jewish Peril. 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这些事件对纳粹主义的崛起不可能没有影响，对希特勒思想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背景之一。



在英国出版《锡安长老会议纪要》的同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对《锡安长老会议纪要》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他于1920年在美国发行该书50万本。在他的《得堡独立报》The Dearborn Independent 报上，以《国际犹太势力：世界的首要问题》The International Jew: The World’s Foremost Problem 为题，发表了包括《锡安长老会议纪要》在内的揭露犹太金融势力对各国进行控制的一系列文章。1921年2月，福特在接受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 采访时表示，“对这部《纪要》我只是想说，它符合正在发生的一切。”"The only statement I care to make about the Protocols is that they fit in with what is going on."



系列文章结集出版后，在德国受到极大欢迎，汽车巨头福特成为尚未出山的希特勒之偶像。希特勒表示，要将福特的理论付诸实践，并仿照福特的T型车，为人民制造汽车。这也是德国大众汽车的由来。



1927年纳粹主义兴起之后，《得堡独立报》受到犹太团体的起诉被迫停刊，福特开始撇清与反犹文章的关系，表示他对报纸内容并不知情。此后在犹太财团的压力下，福特车厂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间持续十五年亏本，市场占有率由一战后的百分之六十跌至百分之二十。



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锡安长老会议纪要》在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反共济会与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也结合起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后，纳粹党将共济会看作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的秘密组织，二战时德国占领区的所有共济会所都被取缔，成员遭到逮捕并被作为政治犯送往集中营，据称有将近十万共济会员在此时被消灭。同时纳粹德国在占领区开始大规模宣传共济会和犹太人的阴谋，如1941年10月22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反共济会大型展览Grand Anti-Masonic Exhibition，主题是“揭开犹太人的共济会和共产主义阴谋，以及隐藏在社会后的一切疾病”unmask the Jewish freemason and communist conspiracy that is behind all the society’s ills。共济会的恶名也在此时达到顶点。



虽然1921年纽约《时代》杂志刊出Philip Graves的一系列文章，具体分析了《锡安长老会议纪要》，指出其中一些片断来自1864年法国讽刺小说家Maurice Joly创作的讽刺小说《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对话录》Dialogue aux enfers entre Machiavel et Montesquieu，而此后也有众多专家学者将其鉴定为伪作，但是并未阻止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尤其是它似乎成功预言了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的逐步实施，以色列开始夺取巴勒斯坦领土，于是当初支持犹太人反对德国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也开始大规模刊行《锡安长老会议纪要》，并且作为历史材料在学校中讲授。直到今天，《纪要》仍然在穆斯林国家中不断再版。而共济会也在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被禁止。



最近的反对共济会的运动发生在英国。1997年在英国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的倡导下，一些政府官员提议颁布一条法令，规定进入公安和司法部门工作的共济会成员必须在任职前向社会公开自己的秘密身份。到1999年，只有威尔士地方议会通过了这条法令。而英国议会则采取自愿原则，不做强制要求。



中文网络的最新评论指出：



“《锡安长老会议纪要》全书篇幅不长，包括二十四篇锡安长老会的秘密会议纪要。尽管此书刚问世，犹太人就一直申明说它们是伪作。但一百多年过去了，人类历史所发生的政治悲剧都在在证明：此书披露的“锡安长老会征服世界的密谋”绝非空穴来风。长老们在这些纪要中的密谋，也一一变成了现实！这些难道全部只是一种巧合吗？二十四篇秘密纪要涉及最多的是经济。参照今天的“金融海啸”，只是整个阴谋的第一步。等到各国政府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时，就不得不听命于一个“犹太超级政权”的摆布了。难怪人们充满恐怖说，人类历史正一步步按照当年锡安会长老们精心策划的路线图在沉沦。看到这些一百多年前的文字，你能不感到触目惊心吗？最近，这本百年奇书的中文版《操纵二十世纪史的黑手》已悄然在香港出版。解开黑手之谜后能否找到出路？天晓得呢。”





第二节共济会的世界政治体系



从共济会诞生之初，质疑和反对之声便不绝于耳，最著名的便是天主教会与共济会的世纪战争，罗马教皇高举反共济会的旗帜两百多年，直到今天。这主要是一种宗教矛盾，共济会以犹太密宗喀巴拉Kabbalah整合世界宗教，不可避免地具有反基督Anti-Crist嫌疑，而它领导的启蒙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对天主教的破坏和蚕食最终使两者成为死对头。



此外，近代西方史上著名的阴谋论也是源自对共济会阴谋的指控。1786年，在德国出现了一本书，名叫《世界政治体系揭秘》Enthüllungen des Systems der Weltbürger-Politik，书的作者Ernst August von G·chhausen（1740–1824）是魏玛市政府官员，他声称共济会、光明会Illuminati和耶稣会士Jesuits在秘密策划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以建立世界政府。三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王室被推翻，国王被处死，似乎验证了书中的预言。1797年，大革命中逃到英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奥古斯丁·巴朗Augustin Barruel出版了《雅各宾主义历史回忆录》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提到秘密的地下社团组织对大革命的操纵，以及对教会的打击。同年苏格兰物理学家约翰·罗伯逊John Robison也发表了《共济会、光明会和读书会阴谋推翻欧洲政府和教会的证据》Proofs of a Conspiracy against all the Religions and Governments of Europe, carried on in the secret meetings of Freemasons, Illuminati and Reading Societies，提出了大革命源自共济会的计划。此后这种理论广泛传播，尤其为教会大力宣传，认为共济会阴谋推翻教会和各国皇室，取而代之以民主、自由和宗教宽容的社会体制。这些在当时看作阴谋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简单的历史事实。



到了19世纪中期，摩根事件Morgan affair引发了美国的反共济会运动Anti-Masonry。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是一名砖瓦匠，他在纽约加入了共济会，然而由于不能升级心怀怨恨，他宣称要在当地报纸上将共济会的秘仪公开。这种背叛行为激怒了共济会，不久当地报社被纵火，摩根也因被告拖欠大笔债务而被捕入狱。 1826年11月11日，一个声称是摩根朋友的人到警察局将摩根保释，并将他带走，从此他便杳无踪迹。摩根的失踪使得事件迅速激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议共济会的运动中来。由于大多数银行家、法官、富商和政客都是共济会成员，这加重了底层民众的不安和忧虑。纽约民众开始集会号召禁止共济会员进入政府系统，运动很快与反杰克逊总统anti-Jackson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因为他也是共济会员。人们建立了反共济会的政党Anti-Masonic political party，并在1828和1832年推选了总统候选人。由于缺乏支持，这个政党不久就消亡了。



但是，共济会的问题却越演越烈，直到现在还是余波荡漾，甚至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有识之士不可不察。



有一篇网文这样写道：



Xiong君从法国回来，对犹太文化甚感兴趣。不日，向我推荐一本书，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犹太人对世界的阴谋规划，中文译名是《锡安长老议定书》，这份文件还被希特勒引用在《我的奋斗》中作为反犹的主要根据之一。大意是共济会（犹太人的秘密宗教组织）为了保护自己的世界性地位，通过控制各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把重要国家的领导人作为他们代理人的方式，来控制整个地球的消长生息。其中怪谈，引人入胜。



这篇网络文章继续写道，引用一位网友对相关的一本书的评价，他很恰切的表达了网文作者的意思：



“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美国政治经济无数决策幕后神秘的力量究竟是来自何方？究竟是要达到何目的？



看了《金融超限战》，以及米尔斯海默，以及其他一些专家的评述，感觉有些眉目。特别是对于共济会等秘密组织的资料在查询中发现细节很多很有意思。这本书作者的资料组合比较凌乱，写作构思也过于粗疏，但观察事物本质的悟性是可以的。



建议大家认真的研究《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这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谓揭露的犹太人阴谋，真的是无中生有吗？只要读过，就会惊讶我们世界的运行轨道正如此契合。



我们所处的世界远比我们能感知的危险得多。当然，国人中懵然无知，嘲笑讥讽宋鸿兵先生等的大有人在，看书琢磨观点，不人云亦云是对的，但过于自信限于自己学识判断大作井底之蛙的也实在是不乏。



波普尔说：瞬间的洞察，有时需要毕生的经验。”



这篇网络文章还附有《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节选如下：



1（6）政治自由只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必须了解如何使用这种理想以吸引大批追随者建立党派并去削弱对手的权威。如果对手也拥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话就更容易了，这样就迫使他交出权力。这样政府被迫退出的领域立刻就将被新的权力掌控。



1（7）这个新的权力就是黄金。……



1（25）退回到从前，我们是最早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这些套话被那些愚蠢的鹦鹉重复了无数次，他们被这香饵吸引最终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体制，丧失了真正的自由。那些非犹太人（Goyim）中所谓的智者沉于迷梦，无法了解自然法则根本不存在什么平等和自由。……



1（26）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自由、平等、博爱”，感谢那些无知的代理人替我们摇旗呐喊。这些口号就像溃疡一样在非犹太人社会肌体上扩散，所到之处终止一切和平和团结，摧毁国家体系。这将是我们的王牌──摧毁一切贵族政体，代之 以我们教育出来的建立在金钱上的新贵。这个新贵阶层的资格将以财富和教育水平衡量，而财富和教育则掌握在我们手中。



2（5）在当今世界有一种在人群中推动思想运动的重要力量，这就是媒体。媒体的作用是提出要求，发出民众的抱怨，表达不满。只有通过媒体，自由言论才能道成肉身。但非犹太人的政府还不懂得如何利用这一力量，而我们则掌握了它。通过媒体 我们对社会保持了强大影响力，而我们却一直躲在暗处。……



3（7）我们的权力建立在长期的食物短缺和工人的瘦弱上……饥饿使资本对工人统治具有比国王的权威更大的保障。



3（11）我们将要制造经济危机使交易和生产停止，从而引发仇恨。我们将要通过各种隐秘手段，通过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的黄金的帮助制造普遍的经济危机，将欧洲所有国家的工人同时抛上街成为暴民，这些暴民将摧毁一切对此一无所知的人。



3（12）这对我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因为我们已早有防备。



3（14）……记得法国革命吗，是我们给它前面加上了“大”字，全部的秘密准备都是经我们手中完成的。



3（16）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性力量是隐形的，一旦我们遭到某国攻击，便可得到他国支援。……



4（2）谁创造了这股看不见的势力，是我们。非犹太人的共济会组织作为我们的掩护，使人们对我们的存在则一无所知。



4（3）……信仰会使人服从宗教组织，服从上帝的安排。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摧毁一切信仰，剔除非犹太人脑中的上帝观念，取而代之以科学理性和物质需要。



4（5）竞争和经济生活将创造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这个社会对上层政治和宗教不感兴趣。它唯一的目标是利润，也就是黄金，从而形成对物质和享乐的崇拜。……



5（6）……所有国家机器都依赖引擎运转，而这引擎就在我们手里，这就是黄金。由我们长老发明的政治经济学很早就将桂冠授予了资本。



5（7）资本必须能自由地垄断工业和商业，这已经通过我们的手在世界范围实施了。……



5（7）……我们要提高工人的工资，同时再以农业衰退为借口提高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我们将逐步破坏农业和资源，逐步从地球上消灭非犹太人。



7（3）如果有国家反对我们，我们就发动战争。如果他们敢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就发动世界大战。



7（6）如果有欧洲国家反对我们，我们就用恐怖手段显示力量，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我们就资助美国或日本或中国消灭他们。



8（1）……我们的董事会将聚集一群代理人为它工作，包括出版商、法官、经理、外交官等，最重要的是一些在我们的特别学校中接受过特殊教育的人，他们熟知社会背后运作的秘密规则，知道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8（2）我们将用一群经济学家辅助政府。全部银行家、工业家和资本家都聚集在我们周围。……



9（2）……现在，如果有国家反对我们，那只是在我们的控制下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反犹运动以帮助我们获取对整个犹太民族的控制权。我不想对此作进一步说明，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内部也引起了反复争论。



9（4）我们在所有教义、主义中都有代理人，君主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等等。我们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扰乱人们的思想，制造混乱，让所有的政府都倍受折磨，只有他们将权力交给我们的国际政府我们才给他们和平。



10（4）……选举，我们发明的工具，将使我们坐上世界的王位。我们要教育世界上哪怕最小的团体，都以聚会投票的方式决定问题，这将帮助我们达到目的。……



10（5）为此，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人不分阶级和身份的选举权，这样就可以建立远超 过少数有较好修养和思考能力的富裕阶层的绝对多数优势。我们要摧毁非犹太人的家庭观念和传统价值，让他们失去独立思考能力。这样我们培养出一个无知的强大 力量，通过我们的代理人作为领袖对它进行引导。



10（6）……我们会审理政府发布的提案，但不会干扰它的发布过程。通过多次的投票讨论等过程将使人无法联想到其出自密谋的事实。



10（9）当我们将自由主义的毒药引入一个集权国家的有机体时，它便中毒了，等待它的只死亡。



10（10）自由主义建立了宪政国家，取代了唯一能保护非犹太民族的集权国家。而 宪政，不过是一个不同声音的大杂烩，充满了争吵、曲解，无穷无尽的政党斗争，一句话，消耗国家力量的一切东西。……共和体制建立后，我们就从傀儡或奴隶中 选一个总统作为政府首脑，这是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政治模式。



12（4）没有一个声音能不通过我们的控制到达社会，为众人所知。……



13（3）……我们要通过娱乐、运动、色情等来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们的媒体将开始推动艺术、运动以及各个领域的竞赛，使他们沉迷于此。……



14（4）我们的哲学家将会讨论非犹太民族的一切思想文化的缺欠。但决不会触及我们信仰的实质，也没有人胆敢揭露它。



14（5）打着启蒙和现代的旗号，我们将推广一种低俗下流的文学样式。……



15（3）……到目前为止，除了罗马教皇之外，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沙皇俄国，……



15（4）我们将在世界范围建立和扩大共济会组织，将各国精英纳入其中，并通过其 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所有这些共济会分支都将由一个中心机构管理，这只有我们才知道，也是由我们的长老组成。我们通过共济会组织将所有自由和革命因素结合起 来。我们的政治密谋将通过它们付诸实施。我们还要将国际和国内的警察系统代理人纳入共济会……



20（1）今天我们要谈谈经济计划，这也是我们计划的核心。我从前曾说过，我们的全部行动不过是个数字问题。



20（5）对穷人征税是革命爆发的原因，这种丢西瓜捡芝麻的行为有害无益。与此相对，对富人征税能够有效减少私人手中的资本，并且使它们流到我们手中，给与我们超越政府财政的能力。



20（7）资本家必须交出他们的一部分财富以确保国家机器的运作。国家的税收主要由富人来承担。



20（8）这样可以减少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因为他们看到，是富人支付了维持国家运行的绝大部分财富。



20（9）为了防止富人的不满，这些税收的用途将全部公开，除了一部分用于我们机构的运作。



20（20）我们将通过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来在非犹太人社会中制造经济危机。大资本 停止了流动，并将钱从国家收回，而政府正是一直靠它们的贷款运作的。这些贷款以及高额利息沉重地压在政府财政头上，使政府成为大资本的奴隶……大资本将工 业集中在手中，将榨干所有人和所有国家……



20（21）当前的货币发行量与实际需求并不相符，因此不会令底层人民满意。货币发行量应与人口数量包括儿童相符，从他们出生的那天起就应被算作货币消费者。货币发行量的调整是一个客观问题。



20（22）你们已经看到金本位对采纳它的国家所造成的破坏，因为它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货币的需求，原因是我们在尽可能将黄金从流通体系中剃除。



20（27）我们对于非犹太人政府的财政改革计划是，让他们每年增加财政预算。通过不断追加预算，他们的政府将债台高筑，以至于破产。



20（29）各种债务不断弱化政府，它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政府领导人头上。他们已无法增收临时税款，只能向我们的银行家乞讨。国际债务就像水蛭一样依附在政府身上，然而它们仍乐于此道，直到失血而亡。



20（30）……如果贷款以5%的利率，二十年后利息将与本金持平，四十年后则超过一倍，六十年后超过三倍，而此时债务仍然没有被清偿。



20（31）这样政府就必须从穷人手中搜刮最后一分钱以偿还贷款。



20（32）如果债务只存在于一国之内，那么财富不过是从本国的穷人手中流到富人手中。如果能够向世界放债，那么各国的财富就会源源不绝地流入我们的钱匣子。



21（2）我们将通过行贿等手段不断地借钱给政府，即便他们并不需要。……



21（4）这样就产生了无法偿还的债务。甚至必须通过再借钱以支付利息。这样债务就越滚越大，到最后他们只能偿还利息，而永远无法偿清债务。



22（2）我们手中掌控着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权力──黄金。只需要两天时间，我们就能从库房提出所需的任何数量的黄金。



24（3）大卫王的子孙将通过能力来产生国王和继承人，这个政治系统将藏在暗处不为人知。……



24（5）继承人如果显出软弱、优柔等缺点便不被允许登上王位。



24（6）只有那些坚定、冷酷的继承人才能从我们长老的手中接过权力。



24（7）如果王由于生病或意志薄弱而丧失能力则必须交出王位。



24（9）只有王及其身边的三个辅佐知道未来的具体计划。



24（14）犹太王必须不能被情感所支配，特别是情欲。他不应使性格的任何一部分受到低级的本能支配。情欲是所有扰乱理智、引发人类野蛮本性的恶德中之最恶者。



［



该书又译为《锡安长老议定书》或《锡安贤士议定书》：英文版全文



http://www.jewwatch.com/jew-references-protocols-full-text-folder.html#TABLE%20OF%20CONTENTS



］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就会承认上述文件不论来源到底为何，都对后来兴起的布尔什维克的独裁主义、纳粹分子的个人崇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余波至今仍在，而且可能再度执掌世界主流。





第三节共济会与犹太人



最早将共济会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是20世纪初俄国出版的《锡安长老会议纪要》（Протоколы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内容是一群犹太锡安长老阴谋夺取世界政权、控制全体人类的秘密会议纪要。这是至今为止反共济会和反犹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文献，也是当今几乎所有阴谋理论的始祖文件。



1903年8月27到9月7日圣彼得堡的旗帜报Znamya（Знамя）连载了一系列文章，题目叫做《犹太人控制世界的计划》。而报中称这份文件的原题叫做《共济会与锡安长老会世界联盟会议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Alliance of Freemasons and of the Sages of Zion）。



对于锡安隐修会的存在和所开展的活动，人们找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19世纪末期的一份文件。人们所研究的这份文件非常著名，但是它作为隐修会活动证据的可靠性并没有得到公认。相反，它总是被认为与更加邪恶的事物有关联。它在近现代历史上臭名昭著，直到今天还能引发人们强烈的情绪震撼、深切的敌意和沉痛的回忆。很多作家都乐于描写这些痛苦并公之于众。就是这份文件，加深了人类的偏见与痛苦。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对它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这份文件是被恶意利用了的话，那么认为“人们因为研究它而相信它”的这种偏见，也是对研究者们的严重误解。



拉斯普丁在沙皇尼古拉斯和亚历山大朝廷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们或多或少都知道一点。但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是，远在拉斯普丁之前，俄罗斯皇室就存在颇有势力甚至称得上强大的秘教团体。1890年代和20世纪初，以蒙西尔·菲力普及其导师为核心的秘密团体成立。其中菲力普的导师定期前往圣彼得堡觐见沙皇，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被称为帕普斯的人。他是法兰西的秘教分子，与朱尔·杜瓦内尔（朗格多克的新清洁派教会的创立人）、佩拉丹（据称是“发现耶稣陵墓”的人，其实耶稣复活升天是没有坟墓的）、埃玛·卡尔夫以及克劳德·德彪西都有联系。总之，19世纪晚期“法国的秘教复兴”运动不仅在圣彼得堡得到传播，而且其领军人物更是作为沙皇和皇后的知己，享受到了优越的地位和待遇。



但是，帕普斯和蒙西尔·菲力普的秘密团体受到了其他强权利益者的敌视，比如伊丽莎白大公夫人，她一心想在沙皇身边安插自己的亲信，其中之一就是谢尔盖·尼留斯。



《圣血与圣杯》（作者：[英]亨利·林肯 [美]理查德·利 [新]迈克尔·贝金特）一书曾经指出，1903年前后，尼留斯向沙皇进献了一个极有争议性的文件，它可能是一起危险阴谋的关键证据。但是，尼留斯若想以揭露此事而向沙皇邀功请赏的话，他可打错了如意算盘。沙皇宣布这份文件是蓄意捏造、子虚乌有的，并下令把这份文件的所有复制件统统销毁。尼留斯也丢了乌纱，被沙皇一纸诏书扫地出门。



当然，这份文件或者它的一份复制件还是被保存了下来。1903年，一家报纸以分期连载的方式公开了这份文件，但是公众却似乎对它没什么兴趣。1905年，这份文件作为一位著名的秘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罗维奥夫的著作附录再次出版。直到这时，这份文件才开始受到世人关注。后来，它成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献之一，对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形成，至关重要。特别考虑到，希特勒自学成才，知识很不系统，零敲碎打的道听途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5年，俄国神学家瑟尔基·尼路斯（Sergei Alexandrovich Nilus）的《渺小中的伟大，即将到来的反基督政治可能性。一个东正教信徒的笔记》（The Great within the Small and Antichrist, an Imminent Political Possibility. Notes of an Orthodox Believer）一书中，将其编入最后一章作为该书的第二版发表。他并宣称，这本草案来自1897年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锡安主义者大会（First Zionist Congress）。新上任的俄国首相斯托雷平（Pyotr Arkadyevich Stolypin）为此成立了一个秘密调查委员会，结论和沙皇本人的早先看法十分接近，认为《锡安长老会议纪要》文件内容最早来自1897至1898年巴黎的反犹团体。然而至今并未发现原稿。由于材料来源不明，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查禁了这本书。然而1906年锡安长老草案的单行本在圣彼得堡被俄罗斯人民联盟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以《人类的敌人》为题出版，并且迅速在俄国传播开。



1912年版包含《锡安长老会议纪要》的《渺小中的伟大》封面，画着各种犹太秘仪标志。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似乎验证了《纪要》的预言，尤其是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人中，犹太人占了大多数，最著名的如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之后的俄国内战中，白军也将其作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宣传工具。在此时《纪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传遍欧洲。最早的英语版摘要出现在1919年美国费城的《公众纪录报》Public Ledger上，一位美国记者（Carl William Ackerman在10月27日和10月28日两篇文章中摘录了《锡安长老会议纪要》的部分章节，然而题目换成了“红色圣经”，草案中所有出现“犹太人”的地方全部被“布尔什维克”代替，《锡安长老会纪要》变成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世界”的计划。



受到质疑的这份文件是一本小册子，或者更严格的说，是一份谣传中的社会政治计划书。它以各种略有差别的名称流传，而最普遍的名称则是《锡安长老议定书》。据称它来自于犹太人。对于当时很多反犹太分子来说，这份议定书无疑是“犹太人国际阴谋”的有力证据。1919年，它被分发给白俄军队的士兵，这些士兵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屠杀了六万名犹太人，这些遇害的犹太人被指控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主要煽动者。1919年，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也四处散布这份文件，他就是后来德国纳粹党的首席种族主义理论家和宣传者。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利用了《锡安长老议定书》作为他种族偏见的佐证，毫不怀疑这份文件是否真实可靠。在英格兰，议定书立刻被《晨邮报》承认为真实可靠的文献，《泰晤士报》在1921年也对它信以为真。



今天的专家学者对此缺乏一致意见，但是认为现存的《锡安长老议定书》这个文本，并非犹太人秘密会议的原始文件。尽管如此，它还是作为反犹太主义的宣传工具，在拉丁美洲、在西班牙甚至在英国四处传播。



《锡安长老议定书》概要地规划了一份统治世界的蓝图。起初读来，它似乎是一群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决心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马基雅弗利式的行动计划，但内容有点类似于办公室备忘录。议定书鼓吹一个多管齐下的阴谋，旨在制造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颠覆某些现存的政权，渗入共济会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内部，最终实现对西方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部门的绝对控制。《锡安长老议定书》的匿名作者们明确宣称，几百年来，他们“根据一项有史以来无人可以想象的政治蓝图”而“掌控”了所有的民族。



对于现代读者而言，这份议定书似乎是由某个虚构的组织设计出来的，像伊恩·弗莱明的小说中詹姆士·邦德的敌人“鬼怪”那样的组织。但是，当议定书首次出版的时候，它却被认为是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犹太教大会上起草的。这一推断早已被证明是一种谬论。举例来说，议定书最早的复制件所用的语言是法语，而1897年那次大会没有一位代表是来自说法语国家。除此之外，早在1884年就流传着一份议定书的复制件，比1897年大会的召开早了整整13年。1884年版的议定书现身于某个共济会支部的会员之手，帕普斯也属于这个组织，他后来成为共济会的总大师。而且，该支部也是欧玛斯这个名称首次出现的地方。欧玛斯是一位埃及圣人，他曾经把基督教传说与异教传统相结合，创立了“玫瑰十字会”。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事实上作为出版物的议定书至少某些部分有186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一部讽刺作品的影子。这部作品是由一个叫莫里斯·乔利的人写的，旨在攻击拿破仑三世。此人最终锒铛入狱。据说乔利是玫瑰十字会会员。不管这一点是否属实，但这个人的确是维克多·雨果的朋友，而雨果和乔利一样憎恶拿破仑三世，他也是“玫瑰十字会”会员。



因此，这一点可以作为重要的证据，说明议定书不是在1897年的巴塞尔世界犹太教大会上起草的。那么，问题在于，这份议定书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而产生的呢？现代学者因议定书是彻头彻尾的假文件而放弃了对它的研究，认为这完全是由反犹太势力为诋毁犹太教的声誉而蓄意栽赃。不过，议定书的内容本身就是对这个结论的有利反证。举例来说，议定书引用了许多晦涩难懂、不属于犹太教的资料。这一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认人觉得不太可能是有人刻意捏造的。没有哪一个反犹太分子如此缺乏常识，编出与犹太教无关的资料来诋毁犹太教。因为谁也不会相信这些资料是来源于犹太教。



举例来说，议定书文本的末尾只有一句话：“第33级锡安会全体代表署名”。



一个反犹的造假分子为什么要捏造这样的署名呢？为什么不使所有犹太人负罪，而仅仅控告“第33级锡安会全体代表”这一小部分犹太人呢？为什么不声称这份文件是“国际犹太教大会全体代表署名”呢？实际上，“第33级锡安会全体代表”几乎与犹太教无关，与“犹太人国际阴谋”也无关。如果说与什么有关的话，那似乎是与共济会有关。而共济会的第33级正是所谓的“古老的公认的苏格兰会”，它神秘地产生于18世纪中期，来源于法国共济会。



议定书还包含了更加罪恶昭彰不同寻常的内容。举例来说，议定书文本中反复提到了“共济会王国”的到来，以及即将统治这个王国的“锡安山血脉的国王”。它还指出，这个国王将会出自“大卫王的皇室血统”。它强调，“犹太人的王将成为真正的教皇”和“国际教堂的教长”。它还以更隐秘的方式论断：“大卫王的后代中将出现君王和王位的继承人……只有君王本人和他身边的三位守护者才知道即将到来的事。”



作为对犹太教思想的表达，以上表述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都显然是无稽之谈。自《圣经》时代起，犹太人的传统里就不再有君王，君王统治与犹太教毫不相关。君王这个概念，无论是对1897年的犹太人，还是对今天的犹太人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哪个造假者会对这么明显的事实一无所知。事实上，上述引用的资料显得与基督教而不是犹太教的关系更密切。如果有人要捏造一份文件并把它说成是犹太人的阴谋的话，他为什么要使用如此明显的基督教语言呢？为什么要如此具体确定的使用“教皇”这个特定的、独一无二的基督教概念呢？他为什么要说“国际教堂”，而不说“国际‘犹太’会堂”或者“国际神殿”呢？为什么要晦涩地引用“君王和他身边的三个守护者”的典故呢？这个“守护者”的典故既不像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而与约翰·瓦伦丁·安德烈亚和查尔斯·诺迪埃所参与的秘密团体更加有关。如果这份议定书仅仅是某个反犹太分子为达到宣传目的而捏造出来的话，那也很难想象这个捏造者会如此愚昧无知，如此孤陋寡闻。



在长期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我们对《锡安长老议定书》得出了以下结论：



①公开出版的议定书文本有一份原始文本。这份原始文本不是捏造的，而是一份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份原始文献与犹太教或所谓“犹太人国际阴谋”没有任何关系。它更有可能来源于某个共济会组织或某个与共济会有关且使用“锡安”这个词的秘密团体。



②公开出版的议定书的原始文本文字并非具有煽动性、挑衅性。但是，它可能真的包含一个计划，其目标是夺取权势、渗入共济会组织，全面控制社会、政治、经济各部门。这样的计划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秘密团体的目标非常一致，与圣体会、安德烈亚和诺迪埃的组织也很相似。



③公开出版的议定书的原始文本落入了谢尔盖·尼留斯之手。尼留斯起初并没有诋毁犹太教的意图。与此相反，他把这份文件交给沙皇是为了陷害沙皇朝廷中像帕普斯、蒙西尔·菲力普和其他秘教团体的人。在把文件呈上去之前，可以肯定尼留斯曾经修改过文件的语言，使它在措词上比原本更加恶毒、更有煽动性。而尼留斯被沙皇一脚踢开之时，出版的是被尼留斯篡改过的文件版本。被篡改议定书没有达到陷害帕普斯和蒙西尔·菲力普的首要目标，但或许达到了另一个目标，即培育反犹太主义。因为虽然尼留斯的首要打击目标是帕普斯和蒙西尔·菲力普，但他同时也很敌视犹太教。



④因此，公开出版的议定书并不完全是伪造品，但却是被严重篡改的版本。不过，尽管已被篡改，出版文本中还是能够辨认出原始版本的一些痕迹，比如在羊皮纸卷中和在《圣经》引文中。这些保留下来的痕迹（如它所提到君王、教皇、国际教堂、锡安概念）对尼留斯来说很可能没有任何意义。这些概念当然不可能是尼留斯自己发明的。如果文本里本来就有这些字眼，以尼留斯的无知，他完全没有理由删掉它们。如果这些原始版本中的字句与犹太教无关，那么它们极有可能和某个秘密团体有关。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我们发现这个文件曾经是、现在依然是锡安隐修会的最重要文献。





第四节《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君王”



《圣血与圣杯》（作者：[英]亨利·林肯 [美]理查德·利 [新]迈克尔·贝金特）一书还指出：



1873年左右建立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这个组织可以很好地解释《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中耐人寻味地提到的“君王”。



我们进行独立研究的同时，不断有新发现的《隐修会文卷》浮出水面。其中有一部分是私人印本（如《秘密卷宗》，原本是小范围传播的），通过在法国一些朋友的办事机构或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帮助，我们才得以接触到。其他的新文献都是以书籍形式首次公开出版发行。



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19世纪晚期的一些新资料，尤其是关于贝朗热·索尼埃的资料。这些“新”资料显示，索尼埃在他的教堂里所发现的那些关系重大羊皮纸，并非事出偶然。据说他是得到锡安隐修会秘密使者的指示才找到那些羊皮纸的。那些密使曾造访索尼埃的雷恩堡，并任命索尼埃为他们的总务官。据说1916年年底，索尼埃曾与隐修会的密使不和，还发生过口角。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索尼埃神父1917年1月的死因就远比大众所了解的更加阴险可。索尼埃去世的十天之前，他的健康状况还很不错。但还是这个时候却有人冒用他的名义定做了一口棺木。这口棺木的交货日期是1917年1月12日，收货人是索尼埃的心腹和管家玛丽·德纳尔诺。



更新近、更权威的“隐修会”资料使索尼埃的故事更加详实，至少部分证实了以上的说法。根据这些新资料，索尼埃本人不过是隐修会的一个小小爪牙，他在雷恩堡之谜中扮演的角色被大大夸张了。这座山庄所发生的一切，背后真正的操纵者据说就是索尼埃的朋友亨利·布代，邻近雷恩湖村的神父。



据说布代神父向索尼埃提供了他所需的一切资金，1887-1915年间共计1300万法郎。而且布代对索尼埃进行的各项计划予以指导，那些公共工程，如贝塔尼亚山庄和抹大拉塔的修建。除此之外，他还监督了雷恩堡教堂的重建工程，设计了索尼埃的那幅令人费解的十字架图，作为他本人的一部神秘书册的图解版或者可视版。



根据新近出版的《隐修会文卷》，索尼埃对于他所守护的真正秘密毫不知情，直到1915年3月，布代神父感到大限将至，才把这个秘密托付于他。根据同一文献，索尼埃的管家玛丽·德纳尔诺实际上是布代的手下。正是通过她，布代神父才得以向索尼埃传达命令和指示。也正是通过她，布代神父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资助才能支付出去。1885-1901年间，布代神父向卡尔卡松主教共支付了7,655,250法郎。这位主教出钱让索尼埃带着羊皮纸前往巴黎。这位主教似乎也是为布代办事的核心人物。一位身居要职的主教竟然是穷乡僻壤里一个卑微神父的仆人？这种情况显然不合情理。那么，布代神父何许人矣？他又是在为谁卖命？他所代表的是谁的利益？是什么势力能赋予他如此力量而左右逢源，甚至连他的上级都对此缄口不言？又是谁向他提供了如此巨额的经济来源供他大肆花销呢？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到明确的回答。但答案却隐若可见，那就是锡安隐修会。



另一部新出版的作品对解答这个问题有所启示。像以往的著作一样，这本书似乎也使用了“独家信息来源”。这就是让-吕克·肖梅伊写的《金三角的宝藏》，出版于1979年。肖梅伊认为，与雷恩堡之谜有关的许多神职人员，索尼埃、布代，很可能还有其他人如奥费和奥费在圣叙尔比斯的叔父以及卡尔卡松主教──都与共济会的“苏格兰分会”有关。肖梅伊称这个组织与其他的共济会组织不同，它是隐秘的“基督贵族组织”。简而言之，它不像共济会的其他分会那样主要是由自由思想者和无神论者组成。相反，它似乎有很深厚的宗教、秘教传统，强调神圣的社会和政治等级，强调神圣的秩序以及基本的自然法则。而且，根据肖梅伊的说法，这个组织的上层人士就是锡安隐修会的下层人员。



在我们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一个正如肖梅伊所描述的这种共济会组织。事实上肖梅伊的描述完全可以套用于查尔斯·拉德克利夫及其同事所介绍的原“苏格兰分会”。拉德克利夫和肖梅伊所描述的共济会组织虽然受到了教皇的谴责，但对于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不管是18世纪的詹姆士二世党徒还是19世纪的法国牧师。罗马教廷对于这两个组织也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尽管如此，两个组织的参与者都坚持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有关证据表明，他们似乎还接受了一场重大的且令人兴奋的信仰灌输，这种灌输使他们能够把自己当作比教皇更纯正的基督徒。



虽然肖梅伊的论述还有一些模糊不清、闪烁其词，他却强烈暗示了1914年以前布代和索尼埃所属的共济会组织与另一个秘教组织进行了合并，这个组织可以很好地解释《锡安长老议定书》中耐人寻味地提到的“君王”，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这个组织背后的真正掌控者也是锡安隐修会的话，就更能解释了。



这个组织被称作“黄金谷隐修会”，这也许是那个一再出现的地点──奥法勒（The Hieron du Val d′Or）的另一种说法。1873年左右建立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它似乎与同时代的其他秘教团体有很多共同之处。譬如，它们都强调某种神圣的几何图案以及很多神圣的地方。它们都坚持神话符号中有某种神秘的或诺斯替性质的真理。人类、种族、语言和符号都起源于某种先天的力量，就像通神论所讲的一样。除此之外，与当时许多其他组织和团体一样，这个组织既是“基督教”的，也是“跨基督教”的。它强调圣心的重要性，却把圣心与其他前基督教时代的象征符号联系在一起。像传说中欧玛斯的做法那样，它试图融合基督教和异教的神秘传说。它还赋予了德鲁伊教（德鲁伊教向人们传扬灵魂不灭及轮回转世的教义）教义以特别重要的意义。像许多现代专家一样，这个组织把德鲁伊教思想部分地看作毕达哥拉斯式的学说。所有这些主题都在索尼埃之友亨利·布代神父的著作中略有涉及。



“黄金谷隐修会”由于具有肖梅伊所称的“秘教地缘政治”和“总督治下的世界秩序”而被证明与我们的研究目标有关。用更世俗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要在19世纪的欧洲建立一个新的神圣罗马帝国──这是一个经过改革而复兴的新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团结一切民族的世俗国家，它建立在精神信仰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任何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之上。和先前的神圣罗马帝国不同，新神圣罗马帝国将完全是“神圣的”，完全是“罗马的”，将会是真正的“帝国”，尽管这几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与传统习俗中的定义可能大相径庭。这个国家的建立将使一个数百年来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王国”的梦想变成现实，它将是宇宙秩序与和谐在人间的反映。它将实现古老的神秘预言：“天上有的，人间必有。”尽管这并非完全是乌托邦式的或天真幼稚的梦想。但至少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遥不可及。



肖梅伊指出，“黄金谷隐修会”的目标是：



建立一个神权国家，在这里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过是省，它们的领导人不过是地方总督，服务于由精英组成的世界宗教政府。对于欧洲而言，这个伟大君王的政权包含了教皇和帝王、梵蒂冈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双重权威，而哈布斯堡王朝素来是梵蒂冈的左膀右臂。



当然，直到19世纪，哈布斯堡一直都是洛林家族的代名词。这样一来“伟大君王”这一概念就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相吻合了。至少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锡安长老议定书》所规划的君王统治蓝图。同时，这个伟大设想的实现也必将给现存的世界带来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举例来说，梵蒂冈非常有可能不再是当时的罗马教廷。而且哈布斯堡家族也很有可能不仅仅是帝国的首脑。实际上，他们已演变成了政教合一的神权王朝，就像古埃及的法老王朝一样。或者像基督教时代到来前夕犹太人所预言的救世主弥赛亚一样。



肖梅伊并没有清楚地指出哈布斯堡家族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卷入了这些野心勃勃的秘密计划。然而，包括哈布斯堡大公对雷恩堡的访问在内的大量证据，似乎表明至少有这种可能。但不管正在进行的是什么计划，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次大战以及某些其他因素将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势剥夺了。



正如肖梅伊所指出的，“黄金谷隐修会”的目标，或者说是锡安隐修会的目标，在我们所发现的背景资料来看，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这些目标给《锡安长老议定书》的研究也带来了新的曙光。它们与各种秘密团体所宣称的目标相一致，包括查尔斯·拉德克利夫和查尔斯·诺迪埃参与的那些团体。最为重要的是，它们符合我们所发现的洛林家族几个世纪孜孜以求的政治图谋。



但是，如果“黄金谷隐修会”的目标在逻辑上成立，它们在现实政治上却说不通。我们不明白，哈布斯堡家族到底凭什么声称自己有权利来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朝呢？除非他们获得了压倒性的民众支持，这种权利绝不可能与法国的共和政府相抗衡，更不用说与当时统治俄罗斯、德意志和英国的王室一决高低了。而且，这种必要的民众支持又是如何取得的呢？



在19世纪的政治现实中，这样一个计划虽然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在我们看来完全是荒唐透顶的。或许，我们曲解了黄金谷隐修会；或许，黄金谷隐修会的成员压根儿就是一群纯粹的疯子。



在我们取得进一步的资料之前，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搁置这个问题了。与此同时，我们把研究的主攻方向转移到了现在，我们想弄清楚锡安隐修会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不久我们就发现，它的确还存在。它的成员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在20世纪的战后时代，依然在追寻一个与19世纪时“黄金谷隐修会”的目标在本质上非常相似的计划。





第五节锡安隐修会日益强大



《圣血与圣杯》（作者：[英]亨利·林肯 [美]理查德·利 [新]迈克尔·贝金特）一书继续指出：



◎“锡安隐修会”是一个在法国警察局正式注册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人是如何用杜撰的或子虚乌有的地址成功地向警方注册的呢？根据1956年后的章程，锡安隐修会的会员总数达到了9841人，会员等级也从七个扩大到了九个等级。



◎到20世纪70年代初，锡安隐修会已经在法国某些人群中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话题。锡安隐修会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研究都表明锡安隐修会过去握有实权并卷入了许多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其真实面目的冰山一角。



《法国政府公报》（French Journal Officiel）是一份由政府出版的周刊。法国所有团体、会社和组织的成立都必须在该刊物上发表声明。其中在1956年7月20日出版的《法国政府公报》（总第167期），刊登了这样的内容：



“1956年6月25日。锡安隐修会向圣朱利安-昂日内奥瓦专区声明。组织目标：研究与成员互助。总部所在地：萨瓦省阿讷马斯市苏茨-卡桑。”



“锡安隐修会”是一个在法国警察局正式注册的组织。不管怎么说，这似乎就是它在当今时代存在的确凿无疑的证据了，但我们觉得有些蹊跷的是，这样一个差不多有几百年历史的秘密会社竟然明目张胆地张扬自己。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在法国所有的“黄页”中都找不到锡安隐修会的电话。它所公开的地址也过于模糊，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任何具体的办公室、具体的房子、大楼，甚至连具体的街道也找不到。而当我们致电圣朱利安-昂日内奥瓦专区时，他们也无能为力。对方还表示，已经有无数人向他们询问，都筋疲力尽无功而返了。他们也提供不了更多的信息。就他们所了解的情况来说，其地址是根本找不到的。如果没有别的因素，我们也就此罢手了。在调查过程中有一点让我们十分好奇，这个组织的人是如何用杜撰的或子虚乌有的地址成功地向警方注册的呢？而且，他们又是怎样逃脱了这件事的相关后果和警方对此事的追查的呢？警方真的像人们传言的那样冷漠懈怠、漫不经心吗？还是锡安隐修会取得了警方的合作与默许？



在我们的要求下，专区政府向我们提供了声称是“锡安隐修会章程”的副本。这个章程共有21条，既无引起争议的事由，也无特别启发人的内容。举例来说，它并没有清楚地阐明这个组织的活动目标，也没有对该组织可能的影响范围、成员组成、资金来源做出任何说明。总体看来，这份文件更像是敷衍了事的官样文章，同时也加深了我们的困惑。譬如说，一方面，这份章程声称，申请入会不受语言、社会出身、阶层或政治信仰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它又规定所有年满21岁的天主教徒都可获得候选人资格。诚然，这份章程看上去大体上出自某个虔诚的甚至是狂热的天主教组织之手。然而，就迄今我们所能追溯到的锡安隐修会总大师及其所从事的活动而言，没有证明他们有什么正统的天主教信仰。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几乎与这份章程同时出版的现代《隐修会文卷》大都更多的是隐逸派取向，甚至是诺思替异端教取向，而不是天主教取向。这种矛盾似乎难以理喻，除非锡安隐修会也像圣殿骑士团或圣体会那样，需要天主教作为公开活动的先决条件，而在组织内部却暗渡陈仓。无论如何，与圣殿骑士团和圣体会一样，锡安隐修会显然需要会员一种本质上的绝对服从，包括服从它所有的宗教信仰和世俗义务。根据章程第7条的规定，“申请人必须舍弃个体性，以致力于为更高的道德使命服务。”



这份章程进一步宣称，锡安隐修会还以以下别称开展活动：天主教原则骑士团与独立传统主义者联盟（Chivalry of Catholic Rul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Independent and Traditionist Union）。这个名称法文缩写为CIRCUIT,1章程规定这也是该组织的会刊名称。这份会刊为内部发行，在会员内发行。



章程中最有意思的信息可能就是自从1956年以来锡安隐修会的会员数量看来增长了四倍。根据1956年之前某个时候出版的《秘密卷宗》的记载，锡安隐修会当时共有1039名会员，分别属于七个等级。这种等级制度是传统的金字塔式结构。最高层是“总大师”或称“舵手”；总大师之下的第二等级有三个人，被称作圣母玛丽亚的诺阿希特亲王（Prince Noachite de Notre Dame）；其下第三等级有九个人，称为克鲁瓦塞·德·圣-让（Croisé de Saint-Jean）。自此以下的每个等级人数都是上一等级人数的三倍：第四等级有27人，第五等级有81人，第六等级有243人，第七等级有729人。这个金字塔结构的最高三个等级，即“总大师”及其12个直接下属，据传正是“玫瑰十字会”的13名成员。当然，13这个数符合很多宗教典故。



根据1956年后的章程，锡安隐修会的会员总数达到了9841人，会员等级也从七个扩大到了九个等级。虽然其结构从本质上说似乎依然如故，但更加分明，在该等级系统的最底部也新增了两个等级，这样就把隐修会的最高领导层与大量的新进人员构成的网络进一步隔离开来了。隐修会“总大师”依然保留着“舵手”的头衔。而三个“圣母玛丽亚的诺阿希特亲王”则简化为“赛内斯沙尔（Seneschals）”（Seneschals这个词或许是法语中sénéchal一词的变体，意思为“宫廷总管大臣”），九名“克鲁瓦塞·德·圣-让”改称“康斯特布尔（Constables）”（constable的意思是“警官”）。根据章程中煞有介事的神秘措辞，其组织结构如下：



大会由所有会员组成。会员分属于729个地区教士会议，27个封地骑士会议和1个指定的最高圣母会议（Arch designated “Kyria”，希腊语，意“女士”或“女人”。此指天母伊希期）。



各封地骑士会议和最高圣母会议由40名成员组成，每个地区教士会议由13名成员组成。



所有会员分为二类：



（1）勒伊昂（the Légion,意思是“军团”），负责传道；



（2）法朗热（the Phalange，意思是“军队”），护法者。



所有的会员分为九个等级。



这九个等级包括：



（1）729个地区教士会议包括：



①新会员（Novices）6561人



②十字军骑士（Croisés）2187人



（2）27个封地教士会议包括：



③武士（Preux）729人



④骑士侍从（Ecuyers）243人



⑤骑士（Chevaliers）81人



⑥封地骑士（Commandeurs）27人



（3）最高圣母会议包括：



⑦王室总管（Connétables）9人



⑧宫廷总管大臣（Sénéchaux）3人



⑨舵手（Nautonnier）1人2



显然是出于正式的官僚机制和法制方面的考虑，章程也罗列了由四人组成的“政务会”。这四人当中，有三个名字都是我们不熟悉的，并且很可能是假名：安德列·博诺姆（André Bonhomme），生于1934年12月7日，主席；让·德莱弗尔（Jean Deleaval），生于1931年3月7日，副主席；阿尔芒·德法果（Armand Defago），生于1928年11月11日，财务总管。不过，有个名字我们以前见到过，这就是皮埃尔·普兰特，生于1920年3月18日，秘书长。根据另一位作家的研究，普兰特先生的正式头衔是“文献部秘书长”，这就意味着该组织当然还有其他部门了。



锡安隐修会承认阿兰·波埃“确属墨洛温王室的后裔”。



到20世纪70年代初，锡安隐修会已经在法国某些人群中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话题。当时已经有不少杂志和报纸加以报道。1973年2月13日，法国《自由南方报》（Midi Libre）刊登了一篇关于锡安隐修会、索尼埃和雷恩堡之谜的长篇专题报道。这篇报道明确把锡安隐修会与可能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墨洛温王室血脉联系起来。报道还表示，墨洛温王室的后裔中包括了一位“对法国王位的真正觊觎者”，宣称此人就是阿兰·波埃（Alan Poher）先生。3



阿兰·波埃在英国和美国并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在法国，曾经（现在依然）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获得了“抵抗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戴高乐总统辞职后，阿兰·波埃于1969年4月28日至6月19日出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总统。1974年乔治·蓬皮杜总统逝世后，阿兰·波埃于4月2日至5月27日再次出任临时总统。1973年，当《自由南方报》发表该专题报道时，阿兰·波埃担任法国参议院议长。



据我们所知，阿兰·波埃先生从来没有对是否真的与锡安隐修会或者与墨洛温王室血脉有关联的说法做出过任何评论。然而，《隐修会文卷》族谱里提到了波埃伯爵阿诺（Arnaud, Count of Poher）。他大约在公元894-896年间与普兰特家族联姻，而普兰特家族被认为是达戈贝尔二世的嫡传后裔。阿诺·德·波埃的孙子阿兰于公元937年成为布列塔尼公爵。因此，无论阿兰·波埃先生是否承认锡安隐修会，锡安隐修会显然已经承认了阿兰·波埃，至少承认了他确属墨洛温王室的后裔。





第六节世界金融与罗斯柴尔德



有人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人、日本人、马来西亚人或菲律宾人几乎都没怎么见过犹太人，然而，他们却大都相信“犹太人的“阴谋”，因此也在无形中“抱着固执的反犹观念”。例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声称：“犹太人靠代理人统治着世界，却把别人当成炮灰。”这是为什么呢？



像这样的阴谋论在亚洲并不罕见。历年来，日本读者们都对《关注犹太人就能看清世界》、《下个十年：探秘犹太人的图谋》、《我想向日本人道歉──一个犹太老人的忏悔》一类的书籍表现出浓厚兴趣。



日本的反犹主义则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日本之所以能在1905年打败俄国，完全是拜一个名叫雅各布·希夫的纽约银行家操弄浮动债券所赐。所以，《锡安长老会议纪要》的记叙完全证实了日本人的猜测：犹太人确实在背后操纵着全球经济。但是，作为一个讲究现实的民族，日本人却并没有攻击犹太人的想法，而是觉得还是和这些聪明又强大的阴谋家们做做朋友比较划算。



世界金融都是罗斯柴尔德设计的？



有一本书这样提问并作出解答，这就是日本人作者安部芳裕的《世界金融都是罗斯柴尔德设计的──一个在暗处操控世界长达200年之久的真相》。



《世界金融都是罗斯柴尔德设计的》会告诉你在一个被完全设计过的社会经济系统中作为支配层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样控制着人们的，而这个家族又是怎样将自己理想中的世界构筑起来的，且在二百年以来的时间里，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真正主宰！而当今的地球居民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在这个罗斯柴尔德设计的金钱系统中遭到榨取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的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你听说过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么？你大概会想，“这是不是小说？” 但是，事实真相远比你想象的小说还要离奇。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地球上最为神秘的家族，一个隐藏在这个世界阴暗面的控制者，一个控制了这个星球两个多世纪经济命脉的强大家族！



曾经有一句经典的话形容二十世纪二战前的美国 “民主党是属于摩根家族的，而共和党是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其实这句话后面还跟有一句“而洛克菲勒和摩根，都曾经是属于罗斯柴尔德的！”



作者安部芳裕基于“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是经济体系”这一认识，提出以“区域货币”替代现有货币的希望。1999年，成立区域货币组织“Rain Polling”。并在日本全国自治体、商店街、商工会、大学、NPO、NGO等处举办多次讲演及体验型work shop。

安部芳裕的“区域货币”相关著作有《区域货币入门通俗讲解》、《区域货币知识荟萃》、《我们的街道我们的钱》等。



2007年4月，在网络上发起“反罗斯柴尔德同盟”，提供大量人们从媒体无法获得的信息。因为据说，两百多年来我们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金融危机和战争灾难都源于两百年前的一次秘密会议，你相信吗？两百多年来我们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精英及其所为，又都是在忠实地履行那个秘密会议计划。你敢相信吗？在这种令人惊讶、骇人听闻的现实面前，人们将怎样自处呢？我们能够知道真相吗？让我们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创造的这个能够支配世界的金融体系开始讲起吧。





1815年，滑铁卢之战爆发。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和惠灵顿将军率领的英国、荷兰、普鲁士联合军争夺欧洲霸权。此时，英国发行国债用于筹备战争经费。若英国在战争中失败，那么英国国债将大幅贬值。一天，内森·罗斯柴尔德神情严肃，突然开始抛售英国国债。见状，投资家们以为内森拥有自己的情报网，必然提前获得了消息，于是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抛售英国国债。由此造成英国国债暴跌。而背地里，内森差遣秘密代理人大量购入形同废纸的英国国债。



第二天，英国胜利的捷报传来的同时，英国国债暴涨。但这已是内森大量购入英国国债之后的事情了。此次事件之后，许多的投资家和几乎所有的名门望族都走向破产，而内森则收获了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的大约一百万英镑的超级利润。据称仅此一天，内森的财产增加到以前的两千五百倍。这件事后来成了一句谚语：“联合军队赢了滑铁卢之战，但真正的赢家却是罗斯柴尔德”。



什么是金钱和金融系统？我们平时无意识中所使用的“金钱”中实际上隐藏着一段历史。为什么会有利息？我们容易误认为只有向银行存款或者从银行贷款时才发生利息，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和利息密切相关的。利息是对未来的预支，如果经济的规模不能持续扩大的话，那么利息就不可能支付。书中写道，如果保持一定的经济规模的话，那么就好像抢椅子的游戏一样，最后不得不分出胜者和败者。经济规模的扩大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具有实体的“金钱”，所以即使在虚拟中可以存在，地球的环境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与现在的“金钱”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的。那么金钱和现在的金融体系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书中介绍了其历史、背景，以及推进这一体系的集团及其思想背景等内容。



现在在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中，无限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于是很可能就会有人有计划的实施战争。景气与不景气的循环、泡沫经济的崩溃也是垄断资本财富的手段之一。并且，现在由次贷危机引起的美国经济崩溃也有可能是有计划实施的。将来，为了打开不景气的局面，很有可能会爆发战争。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作者从食品及资源的角度出发给出了解决方法。



本书所强调重点之一是掌握货币的发行权和管理权的部门要比银行、企业、国家远为强势。因为据作者介绍，这种权利的所有者可以想发行多少纸币就发行多少纸币，他们利用信用创造，有时是通过引起通货膨胀，或者是通过使他人的资产价值大幅贬值，从而来实现自己的敛财之道。



读者评论说：



1、想要了解金钱本质的人一定要读一下这本书！我推荐这本书。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阴谋论，但是读完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历史的内幕中曾经有这么聪明的人在操纵。书中介绍了罗斯柴尔德操纵金钱的方法，以及怎样管理人，怎样更好的操纵群众等，内容十分丰富。什么是金钱？建议那些想要了解金钱的本来面目的人，以及想要知道金钱本质的人一定要读一下这本书。



2、非常引人入胜的一本书，写得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能够了解到以前所不知道的金钱和金融的历史及结构，以及其中存在的潜在问题。经济差距自不必说，就连环境破坏、世界各地所爆发的各种纠纷都和金融系统的偏颇有着某种关系。这不是结构性的缺陷，而是根据以设计了社会、经济体系制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一部分统治阶级的意图建立起来的。由于这一体系，一般的百姓在不知不觉中不断的遭受着剥削，这一事实非常令人震惊。





3、通过金融资本的动向来重新认识世界史的必读之书！一句话，这是一本相当精彩的书。通过从“金钱”这个系统的发源首先来说明“利息”所具有的不合理性，使人们了解银行本身所持力量的强大性。并且，本书将追溯因犹太教所具有的教义的缘故而不得不开始从事放债工作的犹太人直到掌控金融业的全部经过。虽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本书从1764年的德国罗斯柴尔德商会的成立开始详细溯寻最终拥有了强大力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后制造的“背后的世界史”。



4、“历史的内幕”，这本书太有意思了，我一口气读完了。以前我曾经看到过几本书上说，以犹太财阀为中心的地下权力者们想要夺取整个世界，但是这本书非常通俗易懂，并且感觉很值得信赖。林肯和肯尼迪要求由政府而不是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发行，因而被暗杀。以前关于肯尼迪被暗杀一事，曾经有“军产复合体”说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被国际金融组织暗杀的这一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同时又不得不相信这一事实。



5、读后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个隐形的真正世界首富，而且他们还与世界历史上的很多战争和金融危机有关，原来世界史还有这样的一面，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6、刚拿到手，觉得不错：大概翻了翻里面有很多受之其家族的历史事件。有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图表，希望能看得懂，如果没有经济学底子的同学可以看看牛奶可乐经济学，当然最好看看经济学原理（曼昆版）。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图片，法国革命，二次大战等等。看了几期的《经济半小时》货币战争的特辑，慢慢觉得我意识层面上的阴谋论其实真的存在。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美国政治经济无数决策幕后神秘的力量究竟是来自何方？究竟是要达到何目的？看了《金融超限战》，以及米尔斯海默，以及其他一些专家的评述，感觉有些眉目。特别是对于共济会等秘密组织的资料在查询中发现细节很多很有意思。这本书作者的资料组合比较凌乱，写作构思也过于粗疏，但观察事物本质的悟性是可以的。



建议大家认真的研究《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这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谓揭露的犹太人阴谋，真的是无中生有吗？只要读过，就会惊讶我们世界的运行轨道正如此契合。我们所处的世界远比我们能感知的危险得多。当然，国人中懵然无知，嘲笑讥讽宋鸿兵等人的大有人在，看书琢磨观点，不人云亦云是对的，但过于自信限于自己学识判断大作井底之蛙的也实在是不乏。





第七节罗斯柴尔德与《“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



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也译为洛希尔家族）：号称“地球上最神秘强大的家族”，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富翁。据推测，其活动可能与《“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有密切关联。



罗斯柴尔德公司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rothschild.com/



1、罗斯柴尔德家族简介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它发迹于19世纪初，其创始人是梅耶·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他和他的5个儿子即“罗氏五虎”先后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等欧洲著名城市开设银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王国。鼎盛时期，他们翻云覆雨的力量使欧洲的王宫贵族也甘拜下风。时至今日，世界的主要黄金市场也是由他们所控制。其第四代居伊·罗斯柴尔德，是世界著名的银行家，他的经历与家族的命运一起跌宕起伏。



他的五个儿子分别是：



阿姆斯洛（Amschel Mayer Rothschild，1773—1855年），以德国法兰克福为基地。



所罗门（Salomon Mayer Rothschild，1774—1855年）以奥地利维也纳为基地。



纳坦（Nathan Mayer Rothschild，1777—1836年），以英国伦敦为基地。



卡尔（Calmann Mayer Rothschild，1788—1855年），以意大利那不勒斯为基地。



杰姆斯（James Mayer Rothschild，1792—1868年），以法国巴黎为基地。





罗斯柴尔德家族四代家谱图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家训：“金钱一旦作响，坏话随之戛然而止。”“只要你们团结一致，你们就所向无敌；你们分手的那天，将是你们失去繁荣的开始。”“要坚持家族的和谐。”



在19世纪的欧洲罗斯柴尔德几乎成了金钱和财富的代名词。这个家族建立的金融帝国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罗斯柴尔德一词起源于德语的“红盾”一词。这个犹太家族的名字并非来自犹太，而是来自德语，这说明他们是一群豪无来历的冒险家。从16世纪起，可能是从西班牙逃亡出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定居于德国法兰克福，在犹太区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两个多世纪，直到18世纪才开始发迹。使这个来历不明的家庭开始发达的，是梅耶·罗斯柴尔德（1744-1812年）。



梅耶自小就很聪明，因此他父母把他送到犹太宗教学校学习，希望他长大后当一名拉比。但梅耶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当他父母去世后，他便弃学经商，走进了生意场。当时，他20岁，开始做买卖古董和古钱币的生意，同时也兼兑换钱币。由于他的精明能干，并依靠当地有权势的威廉伯爵，生意越做越兴旺。后来，他不仅经营棉制品、烟酒，并开始从事银行业，20多年之后便成为法兰克福城的首富。



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在法兰克福经营，其影响仅限于德国。然而，具有“世界目光”的梅耶·罗斯柴尔德让他的5个儿子走出法兰克福，走出德国，分散到欧洲各地，除了他们的原居住地西班牙。



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早向国外发展的是梅耶的三儿子内森。他于1804年只身来到英国伦敦，开始时做一些棉布生意。当时欧洲正值拿破仑战争，一些德国贵族流亡到了英国，其中包括法兰克福的威廉伯爵。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威廉伯爵委托内森购买了大批英国的债券，内森便借机自己也做起了债券和股票生意。内森凭借利用别人的钱冒险，不久便发了财，成为伦敦金融证券界的巨头。后来，他又不失时机向英国政府提供巨额军费，与伦敦军政要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内森在英国的成功，鼓励了老罗斯柴尔德。为了方便英国与欧洲大陆的金融和贸易往来，他又在1811年把最小的儿子詹姆斯派到法国，在巴黎站稳了脚跟。几年后，老二所罗门、老四卡尔又分别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和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分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老梅耶·罗斯柴尔德与大儿子阿姆歇尔坐镇老家法兰克福，其他几个儿子分布在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和商业帝国。



罗斯柴尔德兄弟经营技巧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用他们分布在欧洲各国的分支获取政治、经济情报，迅速互相沟通。这样，他们往往能迅速了解各地的政治经济动向，采取行动，出奇制胜。



例如，当1814年拿破仑与欧洲联军对抗时，战局变化无常，英国的证券交易因此很不景气。后来，战事发生逆转，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伦敦的内森在英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之前便预先得到情报。他乘伦敦债券价格尚未上涨之际，大批吃进，结果大大地赚了一笔。一个世纪之后，据说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甚至比日本驻英国的使馆还要早两天获得日本海军全歼俄国舰队的消息。这虽然不可思议，但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间谍网是无所不在的，人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幕后黑手，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为了保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间谍网有自己专门信使，彼此用密码进行联系。例如，老罗斯柴尔德的代号是“阿诺迪”，称威廉伯爵为“戈德斯坦”，把在英国的投资称为“鳕鱼干”。数年之后，当罗斯柴尔德家族扩展到美洲后，他们仍用这种方法保持欧美之间的联系。当美国内战即将结束时，伦敦的列昂内尔（内森之子，1808-1879年）收到他的代理人从美洲发来的一份电报，内称：“夏勒姆先生将至”。夏勒姆（Sholem）是意第绪语“和平”的译音。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的信息传递系统迅速又可靠，以至于有一种传闻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有时也宁愿用罗家的信使来传递她的信件，而不用英国的外交邮袋。



到19世纪中叶，一个庞大的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在欧洲形成。每当有战争，他们便向各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战后又为战败国提供赔款。他们在各地开办银行，从事证券，股票交易和保险业务投资工商业、铁路和通讯业，后又发展到钢铁、煤炭、石油等行业，其影响渗透到欧美及殖民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欧洲历史的影响，从它帮助英国政府购买苏伊士运河一事中便可见一斑。1875年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列昂内尔在他伦敦的宅邸中宴请英国首相狄斯累利（他也是犹太人出身）。席间，列昂内尔突然收到一份来自法国罗斯柴尔德分行的电报，说埃及国王因缺少资金，打算把他掌握的17.7万股苏伊士运河股票买给法国政府，但对法国提出的价格不满意，表示愿以400万英镑的价格卖给其他国家。狄斯累利第二天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大家一致同意英国买下这批股票。然而，当时由于国会休会，无法筹集这笔资金。于是，列昂内尔果断地作出决定，由罗斯柴尔德银行伦敦分行向英国政府提供400万英镑，抢先买下了这批股票。此举使英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也因此一夜之间成为举国上下敬仰的英雄。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巨大的财富，并跻身欧美上流社会，但他们始终坚持着犹太人的传统、维护犹太人利益看得比做生意和赚钱更重要。这也是人们认为《“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和他们相关的理由之一。



罗斯柴尔德家族大多数人坚持族内通婚，这个家族下属的公司企业都按犹太教安息日的规矩，在星期六估算，不做任何生意。1820年，内森宣布不同任何一个拒绝给犹太人公民权的德国城市做生意。1850年，当卡尔借钱给罗马教皇时，向教廷提出要求拆除罗马的犹太隔都。19世纪伦敦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宣布不向俄国沙皇贷款，因为沙皇政府迫害和虐待俄国犹太人。显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积极干政，而且具有世界野心，正好符合《“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特征。



列昂内尔1858年成为英国下议院议员。他不愿以基督教徒的方式，而要求犹太教方式用手按《希伯来圣经》，头上戴犹太帽子举行宣誓。上议院的贵族开始表示反对，但后来同意了，这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实在是不同寻常的，是长期受歧视的犹太人的一个胜利。27年后，列昂内尔的儿子内森尼尔成为英国第一位犹裔贵族和上议院议员，他同样也是用他父亲的犹太方式宣誓的。这之后不过十几年，《“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就问世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还积极参加犹太人的各种活动，向犹太社团捐助了多笔慈善金。这个家族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有不解之缘。它在法国的成员爱德蒙男爵（1845—1934年）20世纪初向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移民提供了约6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移民们购买土地和生产设备，定居生存。伦敦的沃尔特（1868—1937年）曾任英国犹太复国主义主席。正是他，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魏兹曼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积极活动，终于使英国政府以外交大臣贝尔福致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一封信的形式，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最后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建立。



总之，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是一个典型的犹太经济家族，而是一个具有世界野心的政治家族。利奥波德·列昂内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概可以反映和代表这个家族所有成员的思想：“我有两大荣誉：第一，我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员；第二，我是一个犹太人”。当他说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时候，感觉自己属于一个王族，而自己像是一个“君王”，这很符合《“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特征。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舞台上活跃了二百多年，对欧洲和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家族的名声之大，20世纪美国的肯尼迪家族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人们对这个家族的成功活动也有种种评说，有人把它看作是犹太人智慧、财富、影响以及慈善事业的象征，也有人把它作为犹太人企业用金钱征服世界的一个活样板。



罗斯柴尔德家族靠做古钱币生意和发战争财而暴发，后主要投资于金融行业。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五个儿子，分别控制了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法兰克福、纽约和柏林，他们成为欧洲金融市场呼风唤雨和左右政局的最大力量。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在1833年不列颠帝国废除奴隶制以后，曾拿出2000万英镑用以补偿奴隶主的损失；1854年，他们还为英国在克里米亚同俄国的战争提供了1600万英镑的贷款；1871年，他们又拿出了一亿英镑为法国向普鲁士支付普法战争的赔款；他们还控制了整个欧洲的铁路，所有法国给俄国的贷款，都是由该家族提供的；在美国内战期间，他们已成为联邦财政的主要财源。



他们以独特的犹太行为处世方式，在异国的大地上大放光彩，不仅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富翁，而且为犹太人征服世界打下了重要的情报基础。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兴起，充分体现了犹太人的营财之道和民族特性。在200多年控制世界的历程中，家族始终保持着不竭的创造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其家族虽然支脉庞大，但却一直保持着一种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力量。



在反击他们控制世界的“反犹”浪潮之下，他们运用情报网络，收买、出卖，化险为夷；特别是在同希特勒的较量中，他们更是凭借财富和非凡的谈判智慧，令纳粹头子也算盘尽失，无可奈何。他们一方面以拒绝向反犹国家贷款来抵制反犹国家，另一方面给犹太人的慈善事业甚至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以巨大的帮助。被全世界犹太人赞颂为“犹太人大宪章”的《贝尔福宣言》，是以英国外交部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支脉的纳撤尼尔·迈耶·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形式发表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但是经济世界中的金融舵手，而且在犹太民族的整体生活中，也是当之无愧的“红盾牌”（罗斯柴尔德乃德语“Rothschild”，意为“红色之盾”）。



罗斯柴尔德家族史大事件



1780年代：梅耶·罗斯柴尔德（amschel mayer rothschild ）成为威廉王子的金融代理人，奠定了家族财产的基础。



1800年代：梅耶·罗斯柴尔德的儿子们凭着出色的金融敏锐性，在欧洲范围内成功建立了金融机构，期间罗斯恰尔慈的资金帮助打败了法国国王拿破仑。



1820年代：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作为许多欧洲政府的债权人，罗斯柴尔德的权力不断扩大。



1850年代：罗斯柴尔德的第三代继续管理着家族财富，同时也成为矿业上的一个巨头。



1940年代：维也纳公司被纳粹党人所接管。然而，这个家族还是保留了大部分财产和权力。



1980年代：由于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国有化了它们的巴黎公司并进行了重新命名，这个家族遭受了一个很大的衰退。但是大卫·罗斯柴尔德决定以三名员工，一百万美元在法国东山再起。



……



著名的罗马斗兽场旁边是康斯坦丁凯旋门（Arch of Constantine）。拱门形状是方形，显得厚重稳定。凯旋门建在进入城内的凯旋大道上。这是为了纪念康斯坦丁战胜对手，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皇帝。从此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在此之前，一个罗马人会因为信奉基督被杀头。自此以后，一个罗马人会因为不信基督被杀头。”



这个凯旋门是单拱的。拱门的浮雕表现了公元70年罗马帝国攻克耶路撒冷后抢劫犹太庙的情景。这个庙是在遭到玷污的圣殿基础上建造的。在这场战争中，一百多万犹太人被杀，近十万犹太人被俘为奴，更多的犹太人从此逃离家乡，流落四方。许多犹太人拒绝从此门下经过。只有一次例外，就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犹太人游行庆祝从反方向穿越此门，以表示对于上帝安排的抗议，表示他们洗雪了千年遗恨。但是，他们的反抗真的能够成功吗？



附录之二

反纳粹记者的纳粹论述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Shirer,W.L.）所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1970年代就在中国获得“内部出版”，因此影响了整整一代“资讯匮乏的中国人”。不过，就其1930年代所写的《柏林日记》来看，他具有明显的反纳粹倾向，因此不是一个公正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里，虽然仔细描写了希特勒的出身和早期生活，却丝毫不肯透露一点希特勒家族的犹太背景，在。威廉·夏伊勒不可能不知道“希特勒的父亲是犹太人的私生子”一类的传闻，即使作者不相信这些传闻，也应该把它们如是写出来才对。就像我并不相信威廉·夏伊勒的诚实，但是我还是把他的“谎言”引述在下面。



威廉·夏伊勒的不诚实体现在：



1、他故意误导读者希特勒的不知名的祖父可能是捷克人，从而隐瞒了希特勒的不知名的祖父很可能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威廉·夏伊勒写道：“这里（希特勒家乡）的居民性格都很执拗，颇像北边的捷克农民。近亲通婚很普遍，希特勒的父母就是，私生子也很多。”



2、为什么我们说“威廉·夏伊勒不可能不知道‘希特勒的父亲是犹太人的私生子’一类的传闻”？因为威廉·夏伊勒写道：“如果日后成了艺术家的汉尼契的话是可信的话，希特勒像‘一个基督教徒中间很少出现的鬼怪’。”这至少流露出了某种东西：希特勒不是基督徒，希特勒是一个鬼怪（犹太杂种）。



3、威廉·夏伊勒还写道：“在希特勒的维也纳时代，只有一个政治领袖，除了了解在群众基础上建党的必要性之外，也了解这一点。那个人就是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卢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导师，虽然两人从来没有碰过面。希特勒一直把他看成是‘历代最伟大的日耳曼市长──比所有当代的所谓‘外交家’都更伟大的政治家──如果卡尔·卢格博士当初活在德国，他就会置身于我国人民伟大的思想家之列’。当然，日后的希特勒同维也纳下层中产阶级的这个身材魁梧、性格率直、态度温和的偶像很少相似之处。不错，卢格作为一个在心怀不满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并且像希特勒后来那样利用高涨的反犹情绪作为政治资本的政党的领袖，当时成了奥地利最有势力的政客。但是出身低微、靠了半工半读才读到大学毕业的卢格，却是一个在学识上有相当造诣的人。他的敌人，包括犹太人在内，都愿意承认，他秉性高尚侠义、慷慨大度。当时在维也纳成长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证明，卢格从来没有由于他在公开场合的反犹态度而不肯帮助犹太人或者对他们态度不友好。茨威格追述说，“他的市政管理非常公正，甚至是民主的典型──在这个反犹政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曾经心惊胆战的犹太人继续过着像过去一样享有权利和受到尊重的日子”。这却不是年轻的希特勒所喜欢的。他认为卢格太大度了，不够重视犹太人这个种族问题，他对于市长未能拥护泛日耳曼主义感到不满，对于他的罗马天主教教权主义和他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是否得当感到怀疑。老皇帝弗朗兹一约瑟夫不是两次拒绝批准卢格当选为市长吗？但是最后希特勒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天才，这个人知道怎样赢得群众的支持，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对于卢格对付有势力的教会的手腕，希特勒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的政策订得极其精明狡猾”。最后还有一点，卢格“善于利用一切现有手段来争取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以便能够为他的运动从这些既有的权力来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条件”。



事实上，BBC所进行的最新研究表明，希特勒本人就有很多犹太人朋友，就像毛泽东有许多地富反坏右的朋友一样。而且公开的政治立场并不妨碍他们私下里和某些犹太人、地富反坏右的交情。在这一点希特勒与他的早期偶像卡尔·卢格之间，是完全一致的。



4、此外，威廉·夏伊勒的记述也明显透露了希特勒本人对此讳莫如深的态度：“在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经历中，最后一个方面是犹太人。他说，在林嗣，犹太人很少。‘在家乡，我记不得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提起过这个字眼。’在中学里，有一个犹太儿童──‘但是我们对这件事很少去想它──我甚至把他们（犹太人）当作是日耳曼人’。”但是威廉·夏伊勒却故意把希特勒的这种态度解释成“性压抑”，而再次回避了希特勒的犹太血统问题：“《我的奋斗》中不乏明白的暗示，提到粗野的犹太人诱奸天真纯洁的基督教女郎，从而玷污了她们的血统的话。希特勒居然写到“可厌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诱奸数十万女郎的可怕景象”。正如鲁道夫·奥耳登所指出的，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压抑妒忌心理。虽然他年龄已经20出头，根据已知的材料，他在维也纳的时期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慢慢地，’希特勒写道，‘我开始憎恨他们──对我来说，这是我曾经不得不经历的精神上最大震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性压抑是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犹太杂种”却是希特勒特有的。威廉·夏伊勒为什么故意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呢？



看来这里面确实大有文章。甚至“从反面证实了不少东西”。



我因此也在下面特别摘录了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有关希特勒的出身与青年时代的论述，来丰富我们的相关认识。而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威廉·夏伊勒的《柏林日记》，知道他激烈的反纳粹、潜在的亲犹太的立场。这样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就会比较全面了。







第一摘录：《二战驻德记者见闻：柏林日记》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5日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希望我就战争期间希特勒的工作状况作一次广播。我就此问题遍访我的“间谍们”。他们说：他起得很早，在7点钟即吃第一顿早餐。这一般包括一杯牛奶或果汁，还有两到三个面包卷，他喜欢在上面涂抹大量的柑橘酱。与大多数德国人相同，他还要吃第二顿早餐，这次是在上午9点。吃的东西与第一次相似，只是他还要再吃一点水果。他以浏览国内报纸来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对这项工作十分厌恶，因为他讨厌做具体工作。他与自己的副官讨论当天的日程，主要是与冲锋队领袖威廉·布鲁克纳（Wilhelm Bruckner）。他特别倚重自己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后者一度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是少数几个他可以吐露心声的人之一。在上午，他往往会接见三军领导人，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作出决定。与戈林在一起时，他不仅谈论空军事务，而且还谈论一般性的经济问题，或者不如说是谈论其结果，因为他对这方面的细节甚至是理论都毫无兴趣。



希特勒午餐吃得很简单，往往是一份炖蔬菜或蔬菜煎蛋卷。他当然得算是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和禁烟主义者。他往往会邀请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共进午餐，包括三四名副官、赫斯、新闻官迪特里希博士，有时也包括戈林。在这种宴席上，会摆上一种专门为希特勒酿制的酒精度仅一度的啤酒，有时也会摆上一种用酸白菜酿制的叫作“赫尔夫”（Herve）的饮料，其中加了一点摩塞尔河（Mosel）葡萄酒调味。



午餐后，他回到书房开始工作。阅览更多的国内报纸，召开更多的会议，往往是与他的外交部长，有时则是与回国的驻外大使，此外还有一些党的领导人如雷伊博士或马克斯·阿曼（Marx Amann）。后者是一战时他的老军士长，现在则是利润丰厚的埃耶出版社（Esher Verlag）负责人，该社负责印刷《人民观察家报》，希特勒是该报股东。下午后半时，希特勒会在总理府后花园散散步，并继续与约好在此时会面的随便什么人谈话。希特勒是个电影迷，当晚上没有什么重要会议或他不在征服什么国家时，就会在总理府的私人电影放映室里度过几个小时，看看最新拍摄的电影。新闻纪录片是他的最爱，近几周来他看了在波兰战役期间拍摄的所有纪录片，包括为军方档案馆拍摄的数十万英尺胶片，公众永远也看不到这些东西。他喜欢美国电影，许多永远不会在德国公开上映的片子他都看过。几年前，他坚持把《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播放了几遍。虽然人们认为他热爱瓦格纳的歌剧，但他几乎从未光临过柏林的歌剧院。他喜欢大都会剧院，那里上演质量不错的音乐喜剧，其亮点则是美丽的舞女。最近，他邀请了一位令其心动的姑娘喝茶。但仅仅是喝茶而已。在晚上，他还喜欢邀请托特博士（DrTodt），这是一位想像力丰富的工程师，建造了了不起的拥有两条车道的高速公路网，后来又建造了西墙的堡垒工事。希特勒热衷于补偿自己在艺术领域的遗憾，年轻时在维也纳他曾苦于自己的才华无人欣赏。现在他对建筑师们的模型十分钟爱，会和托特博士花上几个小时摆弄那些东西。他们说，他甚至还亲自设计新军装。希特勒睡的很晚，睡眠质量也很差，我担心这恐怕会是全世界的不幸。



《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1月25日（午夜）



在哈贝尔餐厅独自用餐。要了一小瓶1923年的波尔多红酒（Bordeaux rouge），尽管侍者向我作了保证，但其口感与其年份并不相称；现在对于普通葡萄酒而言，1934年就是最好的年份了。当我正要离开时，一个白头发老糊涂蛋在我那张桌子旁边坐下。他要了一份肉菜，但却没有配给卡，我把自己的一张卡给了他。我们开始聊天。



“谁将赢得战争？”他问道。



“我不知道。”我说道。



“什么，毫无疑问，当然是德国。”他笑道。他争辩道在1914年德国人的对手是整个世界，现在则只有大不列颠和法国，俄国人是友好的。



“两边的人都认为自己将获胜，”我说道。“在所有战争中都是如此。”



他那双老眼怜悯地看着我。“德国将会获胜，”他说道。“这是一定的。元首已经说了。”



但是当我们谈话时，我明白自己的话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他变得具有侵略性而且暴躁起来。他说英国和法国挑起了战争。



“但是你们进攻了波兰，而且有些人感到是那一事件挑起了战争，”我插话道。他惊讶地挺直了身子。



“请原谅。”他喘着气，然后花了10分钟时间重复了希特勒告诉人们的关于战争起源的所有谎言。（那么德国人确实是相信希特勒的，我想。）“我们外交部发布的文件已经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他继续说道，“英国和法国挑起了战争而且实际上已经策划了一年多时间。”



“对我而言他们并未证明这一点。”我说道。



这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当他恢复过来后又说道：“正如我说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我注意到自己的刺激性语言已经吸引了屋子里其他人的注意，邻桌两个长着斧头脸、戴着党员徽章的家伙似乎打算扮演一下英雄的角色进行干涉。我遂起身离席，并向那位老绅士道了声晚安。



晚上6点钟，X小姐来访，以取回她的一些国外亲戚托我给她带来的食品。她是我在这些年里遇到过的最聪明的德国妇女。我们聊了聊德国的戏剧和电影，对此她知道得很多。她对于德国的性格、历史和前途问题有一些很有趣的观点。对于德国人而言困难在于，她说道，他们是“geborene Untertanen”──天生的被统治者，不过“Untertan”还包含顺从的被统治者的意思。来自高高在上的一位统治者的权威和指示就是一个德国人毕生之所求。



“一个德国人，”她说道，“会认为在如下情况时即使死了也像个好德国人。他可能会在马路边等红灯，然后在绿灯时就开始过马路，即使他清楚地知道一辆卡车──可能是违反法律的──正向他冲来并会将他撞死。”



使她痛苦的是──她非常痛苦──德国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一场可能会终结西方文明的战争上，而德国的某些因素不仅对这一文明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曾试图在德国文化基础上再造它。她认为现政权根本不关心西方文明，并且代表了始终潜藏在德国历史表面下的野蛮因素，对其而言生命只有在赞美战争、力量、征服、野蛮以及粉碎一个较弱的敌手时才有意义，特别是如果对手是斯拉夫人。她强烈地批评德国人的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对权威的奴性以及怯懦地拒绝独立思考或行动。



按照她的说法，非欧洲的、反西方文明的因素目前在德国占了上风，而且她认为使德国的西欧属性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又一次失败，甚至是又一次威斯特伐里亚和约（1648年该和约将德国分裂成300个独立国家）。对此我相当赞同。



《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柏林，1月27日



一些杂记。我今天得知，随着为前线部队准备的袖珍版《我的奋斗》的出版，希特勒写的这本“圣经”的总出版量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5950000册……自上次大战后希腊和土耳其交换人口后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移民在波兰进入了尾声。来自俄占波兰东部的约135000名德国人和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约100000名德国人，被安置在德国完全兼并的那部分波兰土地上。为给他们腾出地方，相同数目的波兰人被赶出自己的房屋和农庄，并被遣送到波兰被占领区……弗兰克博士，德国驻波兰总督，下令当德国人提出“合理”价格后，那些拒绝出售其商品或囤积物资的波兰人将被处以死刑。这将使德国人能够彻底地掠夺波兰。如果一个波兰人拒绝，就将丢掉他的脑袋……波森（Posen）的一个德国法庭已经判处8个波兰人死刑，其中包括3名妇女，罪名是虐待德国飞行员──可能是跳伞着陆的。甚至德国人也承认没有一名飞行员被杀。



一场虚假的战争。今天来自前线的电讯都是关于德国机枪如何与法国大喇叭进行战斗的报道！似乎在莱茵河前线法国人播放的一些录音被德国人认为构成了对元首的人身侮辱。



“法国人不能理解，”德意志通讯社以一种完全缺乏幽默的口吻说道，正是这一点使德国人显得很滑稽，“对元首的攻击将立即遭到德国部队的反对。”所以在奥登海姆（Altenheim）和布雷萨赫（Breisach）的德国部队对法国的大喇叭开了火。陆军有人告诉我，实际上法国人只不过播放了希特勒以前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和苏联人的演说而已。





第二摘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





阿道夫·希特勒的出世



这个与众不同的奥地利农民后裔于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出生于巴伐利亚边境对面、茵河畔的勃劳瑙小镇一家名叫波麦客店的小客栈里。考虑到他的出身和早年的生涯，很难想象有比他更不相称的人来承继俾斯麦、霍亨佐伦家族皇帝和兴登堡总统的衣钵了。



诞生的地点是在德奥边境，这一点后来证明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希特勒早在青年的时候就怀有这样的思想：这两个德语民族之间不应当有边界隔开，他们应该属于一个国家。他的这种感觉非常强烈而且经久不衰，到他35岁蹲在德国一所监牢里口授那本日后要成为第三帝国的蓝图的著作时，他的头几句话就同他的出生地的象征性意义有关。《我的奋斗》是以这几句话开始的：今天在我看来，命运竟然选择茵河畔的勃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种天意。因为这个小小的城镇坐落在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而我们年轻一代的人至少已把竭尽全力统一两国作为我们毕生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个边境上的小城市成了一项伟大使命的象征。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的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个孩子。这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是个私生子，39岁以前一直袭用他母亲的姓氏施克尔格鲁勃。希特勒这个姓在母系和父系祖先方面都出现过。希特勒的外祖母和祖父都姓希特勒，或者音同字不同，因为这个姓的拼法常常不同，有时拼成希德勒（Hiedler）、有时是休特勒（Huetler，Huettler）、有时是希特勒（Hitler）。阿道夫的母亲是他父亲的堂甥女，近亲结婚，当时还得征求教会的许可。



这位德国未来元首的父系和母系祖先都是祖祖辈辈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这是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边界之间下奥地利的一个县。在我逗留在维也纳的那些岁月里，我有时路过那里到布拉格或德国去。这是一个森林茂盛的丘陵地区，有不少农家村庄和小块的农田。虽然距离维也纳只有50英里左右，它有着一种穷乡僻壤的景象，就像奥地利生活的主流没有经过这里一样。这里的居民性格都很执拗，颇像北边的捷克农民。近亲通婚很普遍，希特勒的父母就是，私生子也很多。



在母系祖先方面，情况比较稳定。克拉拉·波尔兹尔一家四代都在希皮塔耳村庄第37号那块农田上务农为生。而希特勒父系祖先方面的情况却颇为不同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家姓氏的拼法经常变化，居处也不固定。希特勒这一家人有一种不能安定下来的气质，总是要想从这个村庄搬到另外一个村庄，从这个行业改做另外一个行业，不愿有紧密的亲属关系，而在同女人的关系上喜欢过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阿道夫的祖父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是个到处打短工的磨坊工人，在下奥地利的各个村子里串来串去。在1824年，第一次结婚后5个月就有了个儿子，不过母子都在产后死了。18年后，他在杜伦绍尔工作的时候，娶了一个47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她是施特罗尼斯村子的人。在结婚前5年，1837年6月7日，玛丽亚就生了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后来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极有可能，阿洛伊斯的父亲是约翰·希德勒，虽然我们弄不到确凿的证据。无论如何，约翰在后来娶了这个女人，但是同当时这种情况下的通常习惯相反，他没有想到在结婚后把这个儿子正式登记。这个孩子一直到长大都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在1847年去世，此后30年约翰·希德勒销声匿迹，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到84岁那一年，他才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威特腊镇出现，这时他的姓氏已改为希特勒，他在3个旁证面前，向一位公证人宣誓，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从可以弄到的记录来看，这个老人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才采取这个步骤，他为什么终于采取了这个步骤，这一点是不清楚的。



根据海登的说法，阿洛伊斯后来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能够从他的一个叔父、那个磨坊工人的弟弟那里弄到一份继承权，他就是由那个叔父抚养长大的。总而言之，在1876年6月6日这么晚才承认了这个儿子以后，在11月23日那天，多勒斯海姆教区牧师在接到了有公证人证明的声明后，就在洗礼登记册上划去了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姓名而改为阿洛伊斯·希特勒。



从此以后，阿道夫父亲的合法姓名就叫阿洛伊斯·希特勒，这个姓氏也就自然地传给了他的儿子，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维也纳的好奇的记者查阅了教区的档案，发现了关于希特勒祖先的事实，不去理会老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过迟承认私生子这一点，而想要把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名加在纳粹党领袖的头上。



阿道夫·希特勒奇怪的一生之中，有过许多次命运的奇怪的转折，然而却没有比他出生前13年那一次更加奇怪的了。如果这个84岁流浪的磨坊工人在他妻子去世快30年以后没有突然出现，承认自己是他年已39岁的儿子的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当然，区区姓名是不至于有多大作用的，但是我也听到一些德国人在猜测，要是希特勒以施克尔格鲁勃闻名于世的话，他是不是还会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呢。这个姓氏由德国南部人读起来，声音是有点滑稽可笑的。我们能够想象狂热的德国群众对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名字高呼“万岁”吗？”施克尔格鲁勃万岁！”？



要知道“希特勒万岁！”不仅在纳粹党人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已成为群众齐声呼喊的瓦格纳式、偶像崇拜的口号，而且已成为第三帝国时代德国人之间相互打招呼时必须采用的形式，甚至在电话中也是这样，用来代替过去的“哈罗”。“施克尔格鲁勃万岁！”？这可真有点难以想象了。”



阿洛伊斯的父母即使在婚后显然也很少居住在一起，因此，未来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是由他叔父扶养成人的，他叔父虽然是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的兄弟，却有自己的姓氏拼法，他叫约翰·冯·奈波穆克·休特勒。由于纳粹党元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捷克人形成了刻骨的仇恨（他最后还是征服了这个国家），这个教名是值得附带一提的。约翰·冯·奈波穆克是捷克人民的民族圣徒，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一家有这个名字，说明他们有捷克血统。

阿洛伊斯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没有定性，不久就到维也纳去谋发展了。18岁的时候，他在萨尔斯堡附近参加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9年后提升为海关税吏，当时就娶了一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霍勒为妻。她给他带来了一份小嫁妆和社会地位，在前奥匈帝国小官吏中间，这种情况是很平常的。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她的年龄比他大14岁，身体又虚弱，一直没有生育。16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3年，在1883年，她就去世了。



在分居以前，阿洛伊斯（现在已正式姓希特勒了）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马茨尔斯伯格同居，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1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在他发妻去世后1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3个月后，生了1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弗朗席斯卡在1年之内因肺结核去世。6个月后，阿洛伊斯·希特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结婚。



不久即将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的新嫁娘名叫克拉拉·波尔兹尔，年方25岁，她的丈夫48岁。他们相识已经很久了。克拉拉老家也是希特勒这一族的老家希皮塔耳。她的外祖父约翰·冯·奈波穆克·休特勒就是把侄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希特勒抚养长大的人。因此，阿洛伊斯是克拉拉的堂房舅舅，他们要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



这位海关税吏在第一个妻子在世时，因为膝下空虚，就把克拉拉领来做过继女儿，当时他就存了同她结合的念头。克拉拉在勃劳瑙同施克尔格鲁勃夫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阿洛伊斯在他发妻病倒后似乎就打算等她一死就娶克拉拉为妻。到这个姑娘满16岁可以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他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克拉拉的外祖父）遗产的事。但是他的妻子在分居后还拖着没有死，此外，也许因为阿洛伊斯在这时与厨娘弗朗席斯卡·马茨尔斯伯格同居，年已20的克拉拉就离开了他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人了。



4年以后她又回来给她堂舅当家，因为弗朗席斯卡在她临死前最后几个月也搬出了她丈夫的家。阿洛伊斯·希特勒同克拉拉·波尔兹尔在1885年1月7日结婚，大约4个月零10天以后就生了头一个儿子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在襁褓中就夭折，1886年生的第二个孩子爱达也是如此。阿道夫是第三次婚姻中的第三个孩子。后来又在1894年生了1个弟弟埃德蒙，只活了6岁。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保拉生于1896年，寿命比她出名的哥哥还长。



阿道夫的同父异母哥哥阿洛伊斯和姊姊安吉拉（弗朗席斯卡·马茨尔斯伯格生的两个孩子）也活着长大了。安吉拉是个漂亮的少妇，嫁给了税吏拉包尔，在拉包尔死后在维也纳当管家，如果海登的材料是正确的话，她有一个时期在犹太人办的施粥站做厨娘。1928年希特勒把她接到伯希特斯加登给他当管家，此后一个时期，在纳粹党人圈子里就常常听到他们谈起她为希特勒做的他非常爱吃的美味维也纳点心和甜食。她于1936年离开了他，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学教授，希特勒当时已是总理兼独裁者，对她的离去很不高兴，连结婚礼物也不肯送。她是他一家人中唯一在他一生后期来往密切的人，不过还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安吉拉的女儿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金发少妇，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希特勒在他一生之中只有同她发生过真正的爱情。

阿道夫·希特勒一向不喜欢有人向他提起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阿洛伊斯·马茨尔斯伯格（后来正式改名为阿洛伊斯·希特勒）当了饭馆跑堂的，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多年一直在吃官司。根据海登的记载，他在18岁时因偷窃而被判5个月徒刑，20岁时又因为同一罪名被判8个月徒刑。他最后搬到德国住，结果却又继续出事。



1924年，阿道夫·希特勒因为在慕尼黑举行政变而身系囹圄，阿洛伊斯·希特勒在汉堡因为重婚而被判6个月徒刑。据海登记载，此后他就去英国，居然很快地建立了一个家庭，但是不久又弃家出走。国家社会党当权后，阿洛伊斯·希特勒的境况好过了一些。他在柏林郊区开了一家小啤酒店，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搬到了首都繁华的西区的维登堡广场。一些纳粹官员是座上常客，在战争初期食物恐慌的时候，这家啤酒店的供应却非常充裕。当时我偶尔也曾进去憩足过。阿洛伊斯这时已快60岁了，身体肥胖，心地单纯，脾气随和，同他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外表上很少有什么相像之处，事实上，你在德国和奥地利许多小酒店老板中间，是很难把他分辨出来的。酒店生意很好，不管他过去如何，就当时而论，他的境况显然很顺遂。他只有一件事情叫他担心，那就是他的兄弟一时生气或感到厌憎，可能吊销他的营业执照。



在这家小酒店里，有时就有人在谈论，说国家元首兼总理很不高兴这个使人想起希特勒一家出身寒微的人。据我所记得的，阿洛伊斯本人是不愿参加关于他的兄弟的谈论的，他这么谨慎自然是明哲保身之道，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要想尽量了解那个当时已开始要征服欧洲的人的背景出身的人来说，自然很感到失望。



除了在《我的奋斗》中以外，希特勒很少谈到──也很少允许人家在他面前谈到──他的家庭出身和早年生活。而在《我的奋斗》中出现的零星传记材料也是常常令人发生误解的，而且许多事情都略而不谈。关于他的家庭出身，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那么他的早年生活如何呢？



2、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生活



他父亲58岁那年从海关退休的时候，年满6岁的阿道夫进了林嗣西南不远的菲许拉姆村子的公立学校。那是1895年。在此后四五年中，这个按捺不下心来的靠养老金为生的人在林嗣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到他儿子15岁的时候，已搬了7个地方，换了5个学校。他在兰巴赫附近的本笃派修道院上了两年学，因为他父亲在那里附近买了一块田地。他参加了唱诗班，选了唱歌课，据他自己的记载，他梦想将来做牧师。最后，退休的海关职员在林嗣南郊利昂丁定居下来，一家人在那里住的是一所朴素的房子和花园。



11岁的时候，阿道夫被送到林嗣去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财，也说明他父亲有志让儿子走自己的道路──做个公务员。但是这却是做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才11岁就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以显然诚恳的态度详尽而如实地记载的传记性事实并不多，他在10岁刚出头的时候顽强地同他冷酷刚愎的父亲的坚决斗争则是其中之一。这场斗争第一次表现了他的坚强不屈的意志，这种意志日后终于使他克服了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和困难而达到了他那样的成就，而且使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使得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我不要当公务员，不，不。我父亲为了要使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中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再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呕。



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什么，画家？艺术家？”



他疑心我发疯了，也很可能他以为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我的话。但是一等到他弄清楚了以后，特别是他意识到我不是开玩笑以后，他极其坚决地反对这个打算。



“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决不答应！”我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希特勒后来说，这次冲突的一个结果是，他在学校里就不再好好学习了。



“我想，我父亲发现我在中学里成绩不好以后，就会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是否愿意。”



34年以后写的这一段话，可能有一半是为他学习成绩不好辩解。他在小学里成绩一贯良好。但在林嗣中学里却坏得异乎寻常，终于在没有得到应有的证书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学到距林嗣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他在那里呆了不久，没有毕业就离开了。



希特勒在学习上的失败，使他后来耿耿于怀，常常嘲笑读书“先生”，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学究气。甚至在他临死前三四年在最高统帅部里忙于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上的安排的时候，他也常常抽一个晚上，同他党内的老伙伴回忆他年轻时候碰到的教员怎样愚蠢。这个疯狂的天才这时已是亲启指挥部署在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的大军的最高统帅了，他的这种聊天内容还保存了一部分下来。



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是有点疯癫。称得上是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1942年3月3日。



我回想起教过我书的教师来就很不愉快。他们的外表极其不洁；衣领不整。他们是没有个人独立思想、无知之至的无产阶级的产物，非常合适充当一种腐朽的政府制度的支柱，这种制度，谢谢上帝，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1942年4月12日。



我一想到我上学时的教师，我就觉得他们之中有一半人是不正常的。我们旧奥地利的学生受到要尊敬老人妇女的教育。但是对于我们的教师，我们毫不客气；他们是我们天生的敌人。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点神经错乱，不少人后来真的发了疯！我同教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对外文一点也没有天赋──也许可能有，要不是那个教员是个天生白痴的话。我一看见他就感到憎恶。──1942年8月29日。



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在社会上都失败了。──1942年9月7日。



很明显，希特勒直到临死的时候还不能原谅也不能忘掉他的教师给了他坏分数。但是他却能够把实际情况歪曲到可笑程度。



他的教员在他成了世界名人以后回忆起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有简短的记载。希特勒似乎还喜欢的少数教员中，有一个是教过他科学的西奥多·吉辛格老师。吉辛格后来回忆说：“就我来说，希特勒在林嗣中学既没有留下好印象也没有留下坏印象。他在班里肯定不是出类拔萃的，他身材细长挺直，面孔苍白瘦削，几乎像是一个生肺病的人，他的眼睛常常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



爱德华·休麦老师，显然是希特勒上面提到的“天生白痴”，因为他教的是法文。他在1923年到慕尼黑去，为他以前的学生作证，当时希特勒正因为啤酒馆政变而以叛国罪受审。他虽然赞扬希特勒的志愿，说从心底里祝愿他完成他的理想，但是他对当时那个年轻的中学生作了如下的简短描绘：希特勒肯定是有天资的，虽然只是在某些学科方面，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得客气一些，他好强辩，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脾气暴躁，不能遵守学校纪律。

他也不用功，否则有他这样的天赋，他就会有好得多的成绩。



林嗣中学有一个教员对年轻时代的阿道夫·希特勒起了一种强有力的、后来证明是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是历史教员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他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人地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在来林嗣之前，曾在马尔堡教过书。马尔堡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南斯拉夫时改名为马里波尔。



虽然波伊契博士给他的这个学生的历史分数只是“中”，他却是在《我的奋斗》中受到热烈赞扬的唯一教员。希特勒非常愿意承认受到这个人的教益。

我有幸得到了一位懂得很少人懂得的──去芜存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嗣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的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是严格的长者，不仅能够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



这位教员使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课目。



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他并无此意，我却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



大约35年以后，即1938年，希特勒总理在强迫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后到奥地利各地进行胜利的巡视，他特地在克拉根福停下来探视当时已经退休的老教师。他很高兴地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在奥地利独立时期被取缔的地下纳粹党冲锋队的队员。他同这位老先生单独谈了1小时的话，后来告诉党内同志说，“你们想象不出我得益于这位老人有多么大”。



阿洛伊斯·希特勒于1903年1月3日因肺出血逝世，享年65岁。他的病是在早晨散步时发作的，几分钟以后就在附近一家酒店里死在一个邻居的怀里。当他的13岁儿子看到他父亲的尸体时，不禁痛哭失声。



他的母亲当时42岁，搬到林嗣郊外乌尔法尔一所简陋的公寓去住，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阿道夫和保拉。正如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所说，她觉得有义务按照丈夫的愿望继续让他儿子上学──“换句话说，（用希特勒的话）要我学习做公务员的行业”。不过，虽然年轻的寡妇很溺爱她的儿子，而且他似乎也很爱她，他却“比以前更加坚定地下定决心不愿干这个行业”。因此，尽管母子之间感情深厚，却还是存在着矛盾，阿道夫继续荒废他的学业。



“接着一场疾病突然帮了我的忙，在几个星期之内决定了我的前途，结束了永无休止的家庭争吵。”

希特勒快满16岁的时候得了肺病，至少不得不停学1年。他被送到希皮塔耳故乡，在他姨母家里休养一个时期。他的姨母梯丽莎·施密特是一个农家妇女。病好后，他暂时回到希太尔州立中学。他的最后成绩单（1905年9月16日）上的记分是：德语、化学、物理、几何、几何画是“可”，地理和历史是“良”，自由绘画是“优”。由于能够从此离开学校，他兴奋之余，终于喝醉了酒，这是他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醉了酒。据他后来记忆，一个挤奶姑娘在天明的时候看到他卧倒在希太尔镇外乡下大路旁边，她扶他回到镇里，他发誓以后决不再犯。少在这件事上，他是遵守他的诺言的，他以后不仅不喝酒吸烟，而且还素食，开始是因为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做流浪汉时囊无分文不得不如此，后来却完全出于自觉。



希特勒常常说此后的两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虽然他母亲劝他──他的亲戚催促他──去做工，学一个行业，他却陶醉在将来做艺术家的美梦里，在多瑙河畔逍遥闲荡。他永远忘不了16岁到19岁这一段年月里“懒洋洋的日子”，做“妈妈的心肝宝贝”，享受“空虚的舒服生活”。



虽然体弱多病的母亲靠微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年轻的阿道夫却拒绝出外谋生来帮助母亲。用任何正当职业来维持哪怕是他个人的生活，对他来说都是想也不愿想的，而且毕生如此。



希特勒觉得快成年的这最后几年这么快活，其原因显然是因为可以不必工作，这就使他有时间去沉思梦想，白昼在城市街头或乡间田野闲荡，向同伴畅谈社会流弊和纠正办法，夜晚埋头读书，或者在林嗣或者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后排座位后，站立着出神地谛听理查德·瓦格纳的神秘的异教音乐。一个少年时代的友人后来回忆说他是个面容苍白、身材瘦弱的少年，平时羞怯怕生，沉默寡言，但是对于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有时也会突然发出神经质的怒言。有4年之久，他自以为深深地爱上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少女，名叫斯蒂芬妮，虽然他常常在她同她母亲在林嗣的兰德大街散步的时候爱慕地凝视着她，但是他从来没有作丝毫努力来同她结识，而像许多其他东西一般，宁愿把她保留在他幻想驰骋的梦幻世界里。他给她写了许多爱情诗，虽然从来没有寄出过（其中一首题为《献给心爱的人的赞歌》），但是却硬要读给他耐心的少年友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听。在这些爱情诗里，斯蒂芬妮成了《Die Walkuere》（《女武神》）中的少女，身穿一件随风飘扬的深蓝色天鹅绒长袍，骑着一匹白马，驰骋在百花盛开的草地上。



希特勒虽然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最好是做画家，否则至少也要做个建筑家，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已经热中于政治了。当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多民族奥匈帝国境内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16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尽管过了这么久的闲荡生活，他似乎很少有一般少年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世界大事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库比席克后来回忆说：“他处处只看到障碍和敌意──他总是碰到什么东西同他作对，总是同世界闹别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



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厌恶学校的青年人忽然喜欢起读书来，参加了林嗣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大批大批地借阅图书。据他的少年友人回忆，他总是埋首在书堆里，其中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历史和德国神话的著作。



林嗣只是一个外省城市，不久之后，金碧辉煌的巴罗克式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就开始向这个雄心勃勃、幻想驰骋的青年招手了。在1906年过了17岁生日以后，希特勒带了他母亲和别的亲戚给他的一些钱，动身到这个大都会去住了两个月。虽然维也纳日后成了他度过他一生中最惨淡岁月的地方，惨到几乎流落街头。但是在他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维也纳却使他目眩神迷。



他成天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在博物馆、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



他也去打听了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手续，一年以后，1907年10月，他又回到首都来参加入学考试，这是他要实现做画家的梦想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他当时年方18，充满希望，但是这种希望马上化为泡影。看了维也纳美术学院的甄别名单上的记载就可知道。



下列诸生考试成绩不良，不予录取──阿道夫、希特勒。籍贯：茵河畔的勃劳瑙。生日：1889年4月20日。民族：日耳曼。宗教：天主教。父亲职业：公务员。学历：中学四年。考题：人头像。



评语：试画成绩不够满意。



次年希特勒又试了一次，这次他的绘画太差，根本没有让他参加正式考试。对于这个雄心勃勃的青年来说，正如他后来所说，这仿佛是晴天霹雳。



因为他原来有绝对自信，以为一定会成功的。据他自己在《我的奋斗》中的记述，他要求院长说明原因。



那位先生告诉我，我所缴的几张画肯定地说明我不适合学绘画，我的才能显然在建筑方面；他说，对我来说，维也纳美术学院的绘画系是肯定不合适的，合适的地方是建筑系。



年轻的阿道夫愿意同意这一点，但是他又立刻发觉，遗憾的是，他中学没有毕业，这很可能妨碍他进建筑系。



这时，他的母亲又患了致命的乳癌，于是他就回到林嗣。自从阿道夫离开学校以来，克拉拉·希特勒和她的亲戚凑钱供养他有3年之久，结果却一点成绩也没有。1908年12月21日，林嗣开始披上圣诞节的盛装时，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溘然长逝了，两天后她安葬在利昂丁丈夫的墓边。对于这个19岁的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敬畏父亲，却爱母亲──（她的）去世使我的宏愿突然不能实现──



贫困和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作出一个迅速的决定──我面临着想办法谋生的问题。



想办法！他并无一技之长，又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从来没有想靠自己的力量赚一分钱。但是他并不气馁。他向亲戚告别，宣布他若不得志，决不回乡。

我手中提着一只装替换衣衫的衣箱，心中怀着坚定的意志，动身到维也纳去。我也希望从命运手中夺取我父亲在50年以前取得的东西；我也希望“有所成就”──但是决不做公务员。



3、“我一生最悲哀的时期”



此后4年（从1909年到1913年）对这个林嗣来的闯世界的青年来说，是一段极其悲惨和贫困的时期。在哈布斯堡王朝还没有覆亡，维也纳还是拥有5200万人民的帝国在欧洲心脏的首都的最后短短几年里，维也纳有着一种世界各国首都所没有的独特的快活气氛和迷人魅力。不仅在建筑、雕塑、音乐方面，而且在人民的无忧无虑、喜欢享乐、爱慕文化、追求风雅的精神生活方面，维也纳都可以呼吸到西方任何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那种纷华糜丽的巴罗克和罗可可式的空气。



维也纳位于维纳瓦尔德树木葱郁的山脚下，蓝色的多瑙河畔，山坡上到处点缀着黄绿色的葡萄园，这是一个富有天然美景的地方，外来的游客固然为之心迷神醉，维也纳本地人也自以为得天独厚。空气中充满了音乐，那是当地的天才子弟、欧洲最伟大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高尚优美的音乐，而且在最后那几年回光返照的升平岁月里，还有维也纳自己钟爱的约翰·斯特劳斯的欢乐、迷人的华尔兹圆舞曲。对于这样幸运和过惯了巴罗克式生活的人们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美梦，因此快活的维也纳人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跳华尔兹，喝葡萄酒，在咖啡馆里谈心，在歌场舞谢听曲看戏，打情骂俏，寻欢作乐，把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享受和梦想之中。



当然，也需要治理一个帝国，维持一支陆军和海军，管理交通，进行贸易，从事劳动。但是在维也纳，很少有人需要在这些事情上加班工作，甚至用不着全天工作。



当然，也有阴暗的一面。这个城市像所有其他城市一样，也有穷人，他们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住在贫民窟里。但是作为帝国的首都，而且作为中欧最大的工业中心，维也纳是繁荣的，这种繁荣比较普遍，人人都有一份。下层中产阶级人数众多，在政治上控制了这个城市；工人们不仅在组织工会，而且也在组织自己的强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全市人口这时已增加到200万，生活之中有着一种沸腾的景象。民主的势力正在排挤哈布斯堡王朝悠久的专制的势力，教育和文化已向群众开放，因此到1909年希特勒到维也纳来的时候，一个囊无分文的青年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或者谋得一份相当体面的差使，同其他为数约100万的职工一样，生活在笼罩着首都居民的文明气氛中。他的唯一友人，同他一样微贱和默默无闻的库比席克不是已经在音乐院中初露头角了吗？



不过年轻的阿道夫并没有去实现进建筑系的抱负。尽管他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他仍有可能进建筑系──凡是有“特别才能的”青年，即使没有这种证件也能入学──，但是从目前所知道的情况来看，他没有申请入学。他也不想学什么手艺行业，或者从事任何正常的职业。相反，他宁愿干些杂七杂八的零活──扫雪，拍打地毯，在铁路西站外面扛行李，有时候干几天工地小工的零活。1909年11月，他到维也纳“掌握命运”后不到1年，他不得不放弃在西蒙·丹克胡同租赁的房间，在以后的4年中一直住在只有铺位的鸡毛店里，或者在多瑙河畔维也纳第二十区默尔德曼街几乎同样简陋的单身宿舍里栖身，靠光顾施粥站打发饥饿的日子。



难怪在将近20年后他这么写道：对许多人说来，维也纳是个尽情享受的天堂，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是对我说来──恕我直言──它却是我一生最悲哀的时期的活生生的记忆。



即使到今天，这个城市在我的心中也只能引起不愉快的想法。对我说来，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5年艰苦贫困的生活。在这5年中我被迫求职口，开始当小工，后来当小画家。



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辘辘的饥肠。



他说到那些日子时，总不免要提起饥饿。



当时饥饿是我忠实的伴侣，他同我形影不离，有福同享──我的生活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



但是，饥饿却从来没有逼得他设法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得很清楚，他有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入骨的恐惧，深怕又掉到无产者的队伍中去，体力劳动者的队伍中去──他后来就利用这种恐惧心理在缺乏领导、薪金低微、无人重视的白领阶层的广大基础上建立了国家社会党。这个阶层的千百万人都有这样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在社会地位上比起“工人”来至少略胜一筹。



希特勒固然说过，他至少有一阵子靠当个“小画家”，但是他在自传中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工作的情况，只不过说了这么一句，在1909年和1910年，他的情况略有改善，可以不必再当普通小工了。



他说：“这时，我已开始独立工作，做个小素描画家和水彩画家。”



这句话是有些容易令人误解的，《我的奋斗》中许多其他具有传记性质的段落也是如此。虽然当时认识他的人所提供的材料也并不比他自己更加可靠，但是拼凑起来的情况可以说肯定是比较完整的，也可能比较确实。



有一点是相当肯定的，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有像他的政敌所嘲笑的那样当过房屋油漆匠。至少没有材料证明他干过这个行当。他当时干过的事是绘制一些拙劣的维也纳画片，内容常常是一些著名的景物，例如圣斯蒂芬大教堂、歌剧院、伯格剧场、舒恩布伦王宫或者舒恩布伦公园中罗马时代的遗迹。据他相认的人说，他是从别人作品上临摹下来的；显然他没有写生的能力。这些画片是矫揉造作、没有生气的，很像一个初学建筑的人所画的粗糙草率的速写，他有时添上一些人物，也画得非常拙劣，好像连环画一样。我有一次看到希特勒的原作速写后曾经记下过这么一些话：“几个面像。拙劣。有一个几乎像食尸鬼。”在海登看来，“它们像巍峨庄严的宫殿外的小沙包”。



这种可怜的玩意儿，希特勒也许画了几百张，卖给小贩装饰墙头，卖给商人嵌在陈列出售的画框里，卖给家具商把这种画片钉在廉价的沙发和椅子靠背上，当时在维也纳，这是一种流行风气。希特勒也能够画一些比较商业性的东西。他常常为小铺子老板画招贴，给泰第狐臭粉这种商品做广告。有一张画后来也许在圣诞节的时候赚过一些钱，画的是圣诞老人在叫卖色彩鲜艳的蜡烛，还有一张画的是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哥特式尖顶，高耸在一堆肥皂上。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顶是希特勒从别人的画上百抄不厌的东西。希特勒的“艺术”成就仅止于此，但是他至死还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



在维也纳这些流浪的年代中，他的外表肯定是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汉。当时认识他的人后来追忆，他穿一件破旧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很像一件土耳其长袍，这是一个匈牙利籍犹太旧衣商送给他的，这个旧衣商也住在那所简陋的单身宿舍里，同他颇为友好。这些人还记得他头戴一顶油腻发光的黑呢帽，四季不换，他的一头乱发，前额斜梳，像他日后那样，颈后的头发乱糟糟的盖住了肮脏的衣领，因为他很少理发修面，两颊和下颏往往胡髭丛生。



如果日后成了艺术家的汉尼契的话是可信的话，希特勒像“一个基督教徒中间很少出现的鬼怪”。



不像同住在一起的一些潦倒的青年人，他毫无青年的恶习。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同女人没有来往──根据已知情况，不是因为任何不正常的心理或生理，而完全是因为他特别怕羞。



希特勒后来在《我的奋斗》中难得幽默地说，“我相信，当时我认识的人都把我当作一个怪物”。



像他的教师一样，这些人也记得他的炯炯有神的眼光，这是他脸部的突出特点，反映出性格中同这个一身肮脏的流浪汉的贫困生活很不协调的某种东西。他们还记得，这个青年人尽管在体力劳动上极其懒惰，读起书来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当时我用心读了大量的书。工作之余全部时间都花在读书上。这样在几年之内我就打下了知识的基础，到今天我还从这里吸收营养。”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详尽地谈到了读书的艺术。



所谓“读书”，当然，我的意思也许同所谓“知识界”的一般人有所不同。



我也认识一些大量“读书”的人──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博学”的人。不错，他们有大量“知识”，但是他们的头脑不能组织和整理他们所吸收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一个掌握正确读书艺术的人──从本能上立刻就能辨别出什么东西是他认为值得永远记住的，或者因为这些东西符合他的需要，或者因为一般值得知道──读书的艺术，求知的艺术是：──去芜存精──只有这样的读书才有意义，才有目的性──由此看来，我在维也纳的日子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



有什么价值？希特勒的答复是：从他的读书中，从他在维也纳穷人中间的生活中，他学到了日后需要知道的一切。



维也纳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一生中条件最艰苦的学校，虽然也是最彻底的学校。我刚踏进这个城市时还是一个孩子，离开时却已成人，性格也变得沉静严肃了。



在这个时期中，我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了我一切行动的巩固基础。除了我当时打下的基础之外，我后来很少需要学习什么东西，也不需要改变什么东西。



那末，他在维也纳这个慷慨给予他狠狠的打击的学校里究竟学到了一些什么？他在那里的经历和读书中究竟学到了一些什么思想？照他的说法，这些思想一直保持到最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这些思想大部分是空虚陈腐的思想，有时往往荒唐可笑，而且受到粗暴的偏见的影响。在对这些思想稍加考察之后，这一点就是很明显的事。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些思想对这部历史很重要，正如这些思想对世界曾经是很重要的一样，因为这些思想将成为这个有书呆子气的流浪汉不久要建立的第三帝国的基础的一部分。



4、阿道夫·希特勒的萌芽思想



除了一个例外，这些思想都不是什么独创之见，而是从20世纪初叶奥地利政治和生活的奔腾的大漩涡中原封不动地拣来的东西。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当时由于消化不良正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好几世纪以来，在人口中占少数地位的日耳曼奥地利人统治着一个拥有十多个民族的多语言帝国，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在它之上。但是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控制地位就在削弱之中。他们不能同化少数民族。奥地利不是一个熔炉。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人分裂了出去，1867年，匈牙利人在所谓双重王室的制度下赢得了与日耳曼人平等的地位。现在，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各个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并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间的激烈争吵成了奥地利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不仅如此，也还有社会动荡，而这往往掩盖了民族冲突。没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要求享有选举权，工人们坚决要求有权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不仅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也是为了要实现他们的民主的政治目标。后来事实也确是如此，在举行一次总罢工后，成人都普遍享有了选举权，而奥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告终，因为他们在奥匈帝国奥地利这一半中只占1/3的人口。



对于这些情况，希特勒这个从林嗣来的年轻的狂热的日耳曼一奥地利民族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帝国正在陷到“危险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这个主宰种族恢复原来的绝对权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别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须要由日耳曼人用铁腕来统治他们。议会必须废除，所有民主的“胡闹”必须结束。



虽然希特勒没有参加政治，但他非常关心地注意着奥地利三大政党的活动：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泛日耳曼民族党。一种政治上的狡猾见识现在已开始在这个不修边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到当代各个政党的力量与弱点，而在成熟以后，使他成了德国的第一号奸雄。

他同社会民主党一接触后，就对该党有了一种强烈的憎恨。“最使我憎恶的是，”他说，“它对维护日耳曼主义的斗争持敌对态度，它对斯拉夫‘同志’不要脸地讨好卖乖──在几个月之内，我就得到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东西：看透了一个假装成社会美德和兄弟友爱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



但是他这时已经相当聪明，知道为了要仔细研究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间得到成功的原因，必须抑制自己对这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反感。他最后认为他们成功的原因有好几个，他牢记了这些原因，后来并利用它们来建立德国国家社会党。



有一天──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他看到维也纳工人举行群众示威。“我屏息凝神地看着人群组成的巨龙慢慢地游过去，几乎有两小时之久。



我最后离开那个地方漫步回家时，心中极感焦虑。”



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计它的成绩。他最后得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利用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恐怖”的价值。

这第三个教训引起了年轻的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肯定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掺杂他个人的大量偏见。10年以后他将充分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了解这个运动──特别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恶劣的精神恐布，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说，资产阶级都不是这种进攻的对手；信号一发，只要看来是最危险的敌人，它就对之发动谎言和诽谤的真正大攻击，一直到被攻击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时为止──这种策略所根据的是对一切人性弱点的精确估计，它的结果能导致必然的胜利，其必然程度几乎同数学一样精确──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在支持者中间，所取得的胜利似乎是他们本身事业的正义性的胜利，而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进行抵抗不存任何胜利的希望。



关于希特勒日后要加以发展的纳粹策略，再也没有比这段话分析得更加精确的了。在维也纳，有两个政党强烈地吸引着成长中的希特勒的注意，他对它们都应用了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冷静的分析能力。他说，他最初拥护由格奥尔格·里特·冯·舒纳勒建立的泛日耳曼民族党，冯·舒纳勒也是希特勒老家下奥地利希皮塔耳附近一州的人。泛日耳曼党当时正在为日耳曼民族在这个多民族帝国中的统治地位进行最后的奋斗。虽然希特勒认为舒纳勒是个“深刻的思想家”，而且热情地拥护他的强烈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社会主义、主张同德国合并、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和教廷的基本纲领，但他很快就发现了该党失败的原因：“这个运动未能充分了解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战斗性的人民群众；它参加了议会，这就使它丧失了重要的推动力量，而沾上了议会所特有的一切弱点；反对天主教会──又使它丧失了我国民族足以自豪的无数最优秀的分子。”



希特勒在维也纳时代得到了一个教训，虽然他日后在德国取得政权时还是把它忘记了，可是他在《我的奋斗》中竭力强调过，那就是，一个政党要想反对教会是没有用的。他在解释舒纳勒的“脱离罗马”运动为什么是个策略错误时说：“不管一个宗教派别有多大值得批评的地方，一个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以往的全部历史经验中，一个纯粹政治性的党派要进行宗教改革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



不过在希特勒看来，泛日耳曼党最严重的错误还是在于它未能唤起群众，甚至未能了解普通人民的心理。从他重复说明他年纪刚过21岁就开始在心中出现的思想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



他在建立自己的政治运动时不能犯这个错误。



泛日耳曼党还有一个希特勒不想犯的错误。那就是它未能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当中至少某些机构的支持──如果不是教会的话，至少也是陆军，或者内阁，或者国家元首。这个青年明白，除非得到这种支持，否则，任何政治运动都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取得政权。



希特勒在1933年决定大局的1月里狡猾地骗取到的，正是这种支持，而且也完全靠这种支持，他和他的国家社会党才有可能接掌一个伟大国家的统治权。



在希特勒的维也纳时代，只有一个政治领袖，除了了解在群众基础上建党的必要性之外，也了解这一点。那个人就是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卢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导师，虽然两人从来没有碰过面。希特勒一直把他看成是“历代最伟大的日耳曼市长──比所有当代的所谓‘外交家’都更伟大的政治家──如果卡尔·卢格博士当初活在德国，他就会置身于我国人民伟大的思想家之列”。



当然，日后的希特勒同维也纳下层中产阶级的这个身材魁梧、性格率直、态度温和的偶像很少相似之处。不错，卢格作为一个在心怀不满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并且像希特勒后来那样利用高涨的反犹情绪作为政治资本的政党的领袖，当时成了奥地利最有势力的政客。但是出身低微、靠了半工半读才读到大学毕业的卢格，却是一个在学识上有相当造诣的人。他的敌人，包括犹太人在内，都愿意承认，他秉性高尚侠义、慷慨大度。当时在维也纳成长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证明，卢格从来没有由于他在公开场合的反犹态度而不肯帮助犹太人或者对他们态度不友好。茨威格追述说，“他的市政管理非常公正，甚至是民主的典型──在这个反犹政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曾经心惊胆战的犹太人继续过着像过去一样享有权利和受到尊重的日子”。这却不是年轻的希特勒所喜欢的。他认为卢格太大度了，不够重视犹太人这个种族问题，他对于市长未能拥护泛日耳曼主义感到不满，对于他的罗马天主教教权主义和他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是否得当感到怀疑。老皇帝弗朗兹一约瑟夫不是两次拒绝批准卢格当选为市长吗？



但是最后希特勒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天才，这个人知道怎样赢得群众的支持，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对于卢格对付有势力的教会的手腕，希特勒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的政策订得极其精明狡猾”。最后还有一点，卢格“善于利用一切现有手段来争取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以便能够为他的运动从这些既有的权力来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条件”。



这一段话简单扼要地总结了希特勒日后用来组织自己的政党和引导它在德国取得政权的思想和手段。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右派政客中唯一的一个人把这种思想和手段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政局。就是在那个时候，纳粹运动（在所有民族主义和保守的政党中就只有它）取得了广泛的群众的拥护，在这以后，又取得了陆军、共和国总统和大企业联合会这三个有很大权力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终于取得了德国总理的职位。在维也纳汲取的教训，结果证明的确是很有用处的。



卡尔·卢格博士是位杰出的演说家，泛日耳曼党却没有善于词令的演说家。希特勒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我的奋斗》中大大强调了演讲术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



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柠檬水似的清谈。



年轻的希特勒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奥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经开始在维也纳的穷客栈、施粥站、街头巷尾的听众面前练习他的演讲术了。这种技巧后来发展成为（作者可以作证，他后来听了希特勒好几十次最重要的演讲）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才能，而且对他的惊人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经历中，最后一个方面是犹太人。他说，在林嗣，犹太人很少。“在家乡，我记不得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提起过这个字眼。”



在中学里，有一个犹太儿童──“但是我们对这件事很少去想它──我甚至把他们（犹大人）当作是日耳曼人”。



但是根据希特勒童年时代友人的材料，这不是实际情况。奥古斯待·库比席克回忆两人一起在林嗣的日子的时候说：“当我初次认识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他的反犹情绪就已经表露出来了──希待勒去维也纳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在维也纳的经验可能加深了这种情绪。但是可以肯定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于是，”希特勒说，“我来到了维也纳。”



我初到一地，种种新奇景象使我目不暇给──心中又想着自己命途多舛，因此未能深入了解这个庞大城市的人民中间的内部阶层。尽管在当时维也纳200万居民中间几乎有20万犹太人，我却看不出犹太人来。在我看来，犹大人的特点仍旧是他们的宗教，因此，基于人类的相互容忍精神，在这个问题上同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仍旧反对宗教攻击。因此，维也纳反犹主义的报纸的语调使我觉得有负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传统。



有一次──希特勒记述道──他在内城漫步。“我突然遇到一个身穿黑色长袍、两鬓留着黑色胡子的怪物。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个犹太人吗？因为，在林嗣，犹太人不是这等模样的。我偷偷地谨慎地看着那个人，但是我看着这张奇怪的脸庞越久，越是逐一研究它的每一特点，我的头一个问题就越是具有一个新的形式：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希特勒的答案是很容易猜到的。虽然他说，在作出回答以前他决定“用书本来解决我的疑窦”。他埋首阅读反犹书籍，当时这种书籍在维也纳很有销路。然后他到街头去更加仔细地观察“现象”。“我所到之处，”他说，“我都开始看出有犹太人，我看到的越多，他们在我的眼中也就越明显地同其他人有区别──后来我常常一闻到这种穿长袍的人的气味，就感到心中作呕。”



他说，接着，他发现了“这一‘上帝的选民’的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有连一个犹太人也不牵涉到的吗？如果你再小心地解剖这种脓疮，你就会发现──像在腐烂的尸体中突然见到亮光而受惊的蛆虫一样──其中有一个犹太鬼！”他说他发现，卖淫和贩卖妇女大部分是犹太人干的。“当第一次，”他记述道，“我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心肠冷酷、恬不知耻、孜孜为利的主使者的时候，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



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狂言乱语中，有很大病态的性心理成分。这也是当时维也纳反犹主义报纸的特点，后来也成了纽伦堡黄色的《冲锋队员》周刊的特点，这家周刊是由希特勒最得宠的助手之一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出版的，他是弗朗科尼亚纳粹党头子，一个著名的性欲变态者，也是第三帝国名声最臭的人之一。《我的奋斗》中不乏明白的暗示，提到粗野的犹太人诱奸天真纯洁的基督教女郎，从而玷污了她们的血统的话。希特勒居然写到“可厌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诱奸数十万女郎的可怕景象”。正如鲁道夫·奥耳登所指出的，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压抑妒忌心理。虽然他年龄已经20出头，根据已知的材料，他在维也纳的时期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

“慢慢地，”希特勒写道，“我开始憎恨他们──对我来说，这是我曾经不得不经历的精神上最大震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



他至死都要成为一个盲目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他在临死前几小时写的最后遗嘱中还对犹太人作一次最后攻击，说他所发动的战争是他们引起的，现在断送了他和第三帝国。这种强烈的仇恨在那个帝国里后来竟会影响到这么多的德国人，最后导致了一场景象这么可怕、规模这么庞大的屠杀，以致在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丑恶的创痕，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人类，这一创痕就肯定会永远存在。



1913年春天，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到德国去住，据他说，他的心过去一直向往着德国。他当时24岁，除了他自己以外，人人看来，他从各方面来说都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当上建筑师。人人都可以看出，他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个流浪汉──而且是个古怪的、有书呆子气的流浪汉。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不过，他有一样东西：对自己的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炽热的使命感。



他离开奥地利也许是为了要逃避军役。不是因为他是个胆小鬼，而是因为他不愿同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帝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在军中服役。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他在1912年春天到了慕尼黑。不过，这一点他弄错了，警察局登记册中载明，他在维也纳一直呆到1913年5月。



他自己说的离开奥地利的原因是相当夸张的。



我对哈布斯堡国家的内心憎恶越来越强烈了──我在首都看到的民族杂居现象，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工人的大混杂，还有到处像蘑菇一样生长的犹太人──犹太人，没完没了的犹太人，都使我感到憎厌。这个大城市使我觉得是人种退化的象征──我在这个城市呆得越久，我越是憎厌异族混杂，因为这种混杂已经开始腐蚀这一日耳曼文化的古址──为了上述种种原因，我越来越渴望到我童年时代就暗暗想望和热爱的地方去。



他后来在那个他这样热爱的国家里的命运是他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他当时从法律上来说还是侨居德国境内的一个外国人，一个奥地利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他担任总理前不久。要了解希特勒，就必须把他当作一个奥地利人，这个奥地利人在哈布斯堡帝国崩溃之前的最后10年中才成年，他没有在这个帝国的文明首都扎下根，他怀有当时讲德语的极端分子中间极为流行的一切荒谬偏见和憎恨，他不能了解他的极大多数同胞的正直、诚实、可敬的品格，不论他们是捷克人，还是犹太人，还是日耳曼人，不论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不论他们是艺术家，还是手艺工人。很可怀疑，是否会有一个来自北方，或者来自西方的莱因兰，或者东方的东普鲁士，或者甚至南方的巴伐利亚的德国人，由于本人任何可能的经历，也会在自己的血液中和思想中具有那些把阿道夫·希特勒推上他最后达到的高峰的同样的种种混合成分，当然，除此之外，希特勒还有不少的不可预测的天才成分。



但是在1913年春季的时候，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在慕尼黑，同在维也纳一样，他仍旧囊空如洗，举目无亲，也没有正式职业。接着1914年夏天爆发了战争，把他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卷了进去。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这是个天赐良机。现在这个年轻的流浪汉不仅能够满足在一场他认为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为他所热爱的第二祖国服务的愿望，而且也能够逃避他个人生活中的一切失意和烦恼了。



“对我来说，”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仿佛是把我从年轻时代压在我身上的穷困下拯救出来。我很坦率地承认，在热情冲动之下，我跪了下来，衷心感谢上天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对我来说，对所有德国人来说都是一样，现在我的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开始了。同这场巨大的斗争相形之下，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了。”



对希特勒来说，过去的一切──贫困、寂寞和失意──都要退居到次要地位，虽然以后还是永远影响着他的思想和性格。现在，将要为千百万人带来死亡的战争，却为这个25岁的青年带来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引述完了威廉·夏伊勒（Shirer,W.L.）所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我还想引用一些“希特勒的格言”，来说明其“片面的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把自己和通常认为的“犹太人形象”区别开来所致的：



1、“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2、“如果有人说：你做梦吧！我只能回答他说：你这个笨蛋，如果我不是一个梦想者的话，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我一直相信德国，你说我是一个做梦者；我一直坚信帝国的崛起，你说我是个傻子；我一直相信我能重新夺回权利，你说我疯了；我一直坚信贫穷会有尽头，你说那是乌托邦。谁是对的？你还是我？！我是对的，我一直会是！” 



3、“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4、“如果日耳曼民族不在强大到可以浴血保卫它自己的存在的话，它就应当灭亡。” 



5、“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



6、“竞争是万物之本，人类不是靠人性原则生存的，而是靠最野蛮的竞争生存的。”



7、“我们不会投降，决不投降，我们可以被摧毁，甚至身陷绝境，我们将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这个世界在燃烧。”



8、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



9、民族国家的创造，绝不是毅力单薄的民族主义联合会所能济事的，只有具备钢铁般坚决意志的单独运动， 才能打倒其他一切运动而获得最后胜利。



10、人类的进步，好像是去永无止境的梯子。登高必须要从下面拾级而起， 所以雅利安人必须要遵循实际的道路，向前进行，这道路绝不是近代和平者所梦想的道路。



11、战争已经变成一种神秘的科学，令人高深莫测。但是战争其实是一个极自然的东西，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必要的东西……战争就是生活。



12、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在永恒的和平中毁灭。



13、人类在斗争中变得强大，不论他达到了什么目标，都是由于他的创造力加上他的残忍。



上面这些言论，初听之下似乎铿锵有力，仔细一想都缺乏深度，而且极其片面，是典型的“一面之词”，而且强词夺理，永远停留在高中水平，难怪希特勒始终无法考上大学，连维也纳美术学院也把他拒之门外。当然，这些铿锵有力的言辞，也正因为缺乏深度而且极其片面，恰恰像广告与歌词一样满足了大众的需要，强词夺理的一面之词，适合国民义务教育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所培养的人，永远停留在高中水平。



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在心的国民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犹太人，也逐渐接受了希特勒的上述言论，而把自己培养成为铁血国民。希特勒生前把自己打扮为先知，而先知都不被本乡所悦纳──他先在奥地利被流浪，后在德国被埋葬，现在却在以色列找到了继承人……历史就是如此“吊诡”、“矛盾”。



据《纽伦堡大审判》（约瑟夫·E·珀西科）记载，在二战结束以后，由于以色列国的活动，造成了国际观感的剧烈改变。前纳粹德国反犹报纸《冲锋队员》周刊的创始人和编者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竟然“准备跟犹太人一起为获得家园而战”──因为他读到了巴勒斯坦最近发生暴动的消息。“任何可以投入战斗和抵抗的人团结一致手握钢枪，对这样的民族我唯有钦敬之极，”他说，“即便希特勒僵尸还魂，他也会承认他们是一个斗志昂然的种族。我准备加入并帮助他们战斗。我不是在开玩笑！犹太人会统治全世界的。要是能帮助引导他们走向胜利，我会很高兴的。我研究犹太人很长时间了，以致我认为我也养成了他们的性格。我提一个建议，让我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发表讲演，一定会引起轰动的！”



这个自称具有犹太人性格的施特赖歇尔并无犹太血统，但是他的讲演会是对他这个“反犹斗士”一生的莫大嘲弄吗？不会的。早在纳粹横行的时代，每当犹太教堂遭到践踏或是犹太教士被逐出家门时，施特赖歇尔作为地方长官，总是让那些即将付之一炬的书籍和手稿首先送交给他。他从中挑出最罕见、最有价值的资料送交《冲锋队员》图书馆。这样，到战争结束，这么多的犹太人学术著作化为灰烬时，这个首要的使犹太人上圈套的人却从烈火中抢救出一批价值连城的犹太文物。他早已为自己预备了退路。这就是纳粹德国“反犹主义”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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