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y 24, 2015

第四十四章《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Chinese Model
第四十四章 中国文明的普世功能
Chapter Forty-four The Univers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一,割礼的梦魇如何结束?
1. When would the nightmare of circumcision come to an end·
二,种族三特性同归一路
2. Three racial characteristics converging into one
三,全球融合集团的整合功能
3. The integral function of the global integrating groups
四,科举与全球文官制度
4.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global system of civil servants
五,书院与全球大学制度
5. Academy of classic leaning and glob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全球融合集团既然打破了国界、超越了主权国家时代;又不以种族区分来隔离人群、超越了种姓制度;那么它以何等原则来建立全球秩序呢?经典也好,人才选拔也好,都与教化、教育密切相关,而中国文明恰以重视教育和教化著称。早在其他文明处在神权政治的时代,西周的中国就设置了非宗教的学校,制定了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教育制度,是为“官学”。过后不久,春秋时代民间也逐渐兴办各种教育机构,形成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世俗的国民教育,在古代中国因此特盛。在各种私塾、公学中均教以同样的社会教材与同等的精神规范。以社会的治理之道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结果造就了社会共同观念的温床,因而形成了所谓“中华意识”这统一的心理、无形的纽带。这也许替未来的全球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先驱的样板。全球规模的埃及人、巴比伦人、拉丁人、汉人,也许正在我们的观照下诞生。

一,割礼的梦魇如何结束?
1. When would the nightmare of circumcision come to an end·
目前在非洲不少国家,判定少男少女是否成年,不是根据其实际年龄,而是看其是否举行过成年礼,而所谓成年礼,其实就是“割礼”:男子割除阴茎的包皮,女子则部分或全部割除阴核和小阴唇,甚至将阴道口部分缝合。
以往人们认为,割礼习俗起源于犹太教,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犹太人中间,割礼被认为是确定犹太男人的身份、进入婚姻许可范围的一种标志。但后来割礼不限于犹太人,也不限于男子,而成为回教各民族的通行礼仪,尽管细节并不雷同。行过割礼后,男孩就成为穆斯林了,现在有人在医院里做阴茎包皮环切手术来进行割礼,但多数人还是以传统方式在家里进行。男孩在五岁或七岁接受割礼,岁数不能是双数,时间多在春秋季节,这样伤口比较容易愈合。
在乌干达和肯尼亚的许多地区,男子割礼多在十一岁到十八岁之间进行,其年份反而需要是偶数的,而个别部族,如乌干达西部的布孔乔族,则是每隔十五年才举行一次,割礼的时间,一般选择在每年七八月或年底的农闲时节。谁家的孩子要割礼,首先把亲朋乡邻请来,飨以酒宴,当众宣布。赴宴者带来啤酒、牛肉、锄头或其他礼物,预先表示祝贺。此后,准备割礼的孩子要天天沐浴,净身洁体,迎接人生的新阶段。信教者要到清真寺祈祷阿拉保佑,不信教者则到坟茔上祈求祖先的神灵相助。割礼的日子临近,家长们联合恳请或由酋长指派有经验的长者,带领孩子们作准备活动。
但实际上,非洲割礼的习俗已有四千年历史了,远在回教和犹太教形成之前。经考古发现,四千年前留下的埃及木乃伊里,已有受过割礼的妇女。由此可见,割礼的风俗可能是从非洲传入非洲边境的犹太人社区的,进而传入西亚的回教流行地区。许多回教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割礼是《可兰经》所要求的神圣习俗,但也有人认为《可兰经》没有提到女性要行割礼。在非洲,现在五十多个主权国家中有三十多个在不同范围内实行割礼。其中,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等国家,大约有80%的男女实行过这种手术。在埃及和肯尼亚,半数女孩须行割礼。在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15%的女孩要行割礼。
女性割礼最简单的一种称“苏那”,即去除阴蒂的包皮。第二种叫切除或“阴蒂切除”,即将阴蒂的一部分或全部,小阴唇的一部分或全部切除。更为极端的一种是为禁止性交而封闭阴部:大阴唇的部分或全部被切除,外阴两侧用洋槐刺穿在一起或用肠线缝合,只留下一个小小的间隙以便尿与经血流出。
女子割礼历来都显得神秘,都是私下进行,由民间巫医、助产妇或亲友主持。传统的切割工具是铁刀或小刀片,缝合使用一般针线,有的地方甚至使用荆棘。用这样原始的器具切割身体的敏感部位,又不使用麻醉剂,肉体痛苦难以言说。手术过程中,不但疼痛难忍,还经常发生大出血,最常使用的止血剂不过是树胶或草灰。简陋的医疗条件,器具从不消毒,造成手术后经常发生感染。手术造成的阴道闭合,给婚后的性生活造成无法忍受的痛苦,许多人不得不进行阴道开口手术;“割礼”给妇女生育带来很大的困难,分娩时还要再进行切割手术,这造成非洲某些地区婴儿死亡率高达38%。据肯尼亚的瓦吉尔地区统计,手术后发生破伤风、闭尿症、阴道溃烂者约占30%。而阴户缝合手术不仅容易引起这些疾病,还往往导致婴儿难产,造成母婴双亡。割礼对妇女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已引起非洲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从1979年开始,非洲妇女组织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先后在喀土穆、卢萨卡等地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从最盛行女子割礼的东非和北非开始,逐步在整个非洲废止这一陋习的决议。肯尼亚、索马里等国的议会,经过激烈辩论,也都通过了立即废止割礼的法令。 但由于这一习俗根深蒂固,一纸空文的法令执行起来困难重重。相反乌干达的Kapchorwa地区的议会甚至在1988年11月23日以十四票对四票通过一项相反的法令宣布:“规定塞比尼部落所有十八岁以上的女孩必须接受割礼……坚持不接受割礼的人被认为是社会的渣滓而遭受摈弃。”
在拥有八千七百万人的尼日利亚,女性割礼仍然盛行,女医生阿迪哈每天在政府的禁令下至少要偷偷进行数例女性割礼,每人收费三四个美元,一块大贝壳和一张刀片就是手术的全部工具。对于非洲妇女来说,“割礼”则是悲惨人生的开始。“割礼”留下的后患,给她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因“割礼”而受感染仅尼日利亚一国就达到五十多万人,更严重的是手术不消毒而让艾滋病广泛传播。难怪肯尼亚总统莫伊代表政府首次就女子割礼问题表明立场称,女子割礼是陈规陋俗,应该予以摈弃。他呼吁人们像同艾滋病作斗争一样来铲除这种风俗。
二十一世纪的阳光已照到全球每个角落,然而,即使在美国和欧洲的非洲裔移民中,也还有女孩和妇女施行割礼。全世界每天有六千多名少女被一点一点地割去阴蒂、阴唇、闭锁阴道……据统计,全球每年共有二百多万少女饱受刀割之苦,受过割礼的女子已有一亿三千万人,此外尚有一亿五千万女性面临即将被割的命运……所以人们称割礼为“男人应尽的义务”、“女人残酷的梦魇”。
从割礼事件可以看出,回教或是非洲部族传统,至今还是活生生的;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人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了。这表明中国文明实际上已经死亡,中国也就经历了某种洗涤,例如小脚和太监等割礼般的恶劣风俗已经荡然无存,这就使得中国文明变得抽象、减少血气、接近理性。

二,种族三特性同归一路
2. Three racial characteristics converging into one
我时常默想,像女性割礼这样的酷刑为何产生、流行并如此牢固地统治了广大的人群呢?后来我研究了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的著作《种族·演化·及行为:生命历史的远景》〔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的第六章《r─K生命历史理论》〔theory of r─K life histories〕中阐释的“全球种族三特性模式”后,倾向于把割礼理解为:比较接近r策略的黑人,在接受了其他比较接近K策略的种族所创造的价值观〔如贞节观念〕后,所产生的模仿行为。而在早期埃及,这主要是由于野蛮人要模仿文明人的性伦理规范,而采取的过激行为。由于黑人的种族特性不同于白人,结果执行起来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难免过分,难免用生理阉割的方式来对待自由奔放的黑人妇女。这多少有些接近中国的小脚风俗。小脚起源于南朝、兴盛于南唐和宋代,我们也可以同样理解为:相对自由散漫的南方民族更为接近r策略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接受了相对集体主义从而更为接近K策略的中原民族的文明后,采用了生理限制的办法来抑制女性的性冲动。
割礼和小脚当然都是男权对女权的残酷压制,是为了降低妇女的自主性欲、削弱妇女的自决能力,而实施的手术。割礼血腥而短暂,裹脚阴险而漫长,前者野蛮后者文弱,前者破坏了妇女的性交能力,后者破坏了妇女的活动能力,惟有废除这些风俗,比较接近r策略生活方式的种族才能获得解放,不必强行模仿比较接近K策略的种族,用人工方法“改造”自己。我们早就说过,所有试图改造人性的企图都是罪恶的。
根据种族三特性模式的总结:在所有种类动植物当中,人类运用K策略最多;人类当中,黄种人最偏重K策略,黑人最偏重r策略,白人介于二者之间。r策略〔r─strategy〕代表的是性活动力强及生育力强; K策略〔K─strategy〕表示后代子孙较少但双亲给予孩子较多的细心呵护。
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就是指黄种人一端,黑人另一端,白人介于中间,这一三岔特性适用于全球各地。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威尔森〔E.O.Wilson〕是首先使用r─K生命历史理论的人,他用这一模式来解释植物与动物群数变化,而洛旭庭则将它进一步运用在人类种族上。他形容说,威尔森方程式中, r代表生殖的自然率〔后代子孙的数目〕; K代表双亲照料的多寡以确保后代生存。
动植物有不同的生命历史策略,有些相对倾向于r值,有些偏向于K值,这些r与K之分源自于产卵数目,r策略像机械炮手,他们发射许多炮,至少会射中一个目标,那就是产下许多卵与精子,频繁的交配与生殖。
K策略则像狙击手一样,他们将时间和心思放在摆设与瞄准上,也就是说后代可受完善的呵护与帮助,相互合作获得食物与安稳的住所,形成复杂的社会系统,这需要更复杂的神经系统与较大的脑子。演化基本理论就是将生殖策略连结于智力与脑部的发展。动物的脑部越简单,生殖力越强;动物的脑部越大,需要越长的发育期,相对减少生育后代的机会。例如,牡蛎的神经系统非常简单,它们没有真正的脑,为弥补缺憾,它们一年产下五亿个卵。黑猩猩有较大的脑,它们大约每四年只产下一个后代。如此,则K策略有较多的双亲照料与心智的发展;而且需要较多的时间来发育大脑,其他的发展就不得不放慢下来。
r策略刚好相反,有高生殖力的属性。像狐猴〔lemurs〕与猴子〔monkeys〕等脑部较小的灵长类,怀孕时间是十八周;但是脑部较大的灵长类,像黑猩猩〔chimpanzees〕与大猩猩〔gorillas〕,它们的怀孕期是三十三周。
各种灵长类彼此之间的r─K策略差异很大,例如雌性狐猴在灵长类里是最为倾向于r策略的,她首次怀孕年龄只有九个月大,而寿命仅有十五年;雌性大猩猩更加倾向K策略,首次怀孕年龄大约十岁,一般可以活到四十岁。猴子出生时与成年后的脑部大小是一样的,而黑猩猩与大猩猩出生时的脑部只有成年后的百分之六十。人类婴孩刚出生时的脑部只占成年人脑部的百分之三十甚至更少。出生后前几个月的猴子,大部份知觉运动神经行为的测试结果比类人猿〔apes〕好,而类人猿宝宝在高难度测试方面则比人类婴孩要好。 r─K关系不仅适用各种类动植物,人类不同种族之间也是如此。
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在r或K的相对位置表明:兔子比鱼更趋向K策略,但比灵长类更趋向r策略;猴子─类人猿─人类在最趋向于K策略方面是递增的。人类是生命世界中最倾向于K策略的物种。
从r到K的生命历史的光谱,其中每一个步骤就是多花一些精力照顾后代,使后代的存活率相对增长。最为接近K模式的种族,其所构成的社会,显然比较r模式的种族所构成的社会,更为容易产生集权倾向。人类在动物世界中是最为集权的,黄种人是人类中最为集权的。
有一件事情,我越想越觉得奇妙,那就是“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中的智商三级别,好像与三个种族〔黑─白─黄〕所组成的社会的规模和模型,有一种内在的关联。简单说,就是智商最低的黑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小,基本上属于“前国家阶段”的“氏族公社制”。智商中等的白人所组成的社会,规模中等,大部分属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阶段”的“军事民主制”。智商最高的黄种人或与黄种人混血的亚洲社会〔如印度、中亚、中东〕所组成的社会,规模最大,许多属于高度集权的“大规模帝国阶段”的“神化领袖制”。也就是说,我们可否椐此认为智商越高的人群,其构成的国家规模可以越大,例如,用欧洲的观点来看中国,后者的国家形态明显“早熟”,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就持这一观点。
在灵长类中,仅有人类在停经而无法生育后,仍然可以继续存活很多年头。这就逐渐造成了社会积累的潜能,并形成了所谓孝道。所谓最为倾向于K策略的黄种人也就最为重视孝道,社会发展也就最为稳定和保守。
种族不同既然导致r─K策略不同,那么人类三大种族在r─K光谱内的分布〔如东亚人最倾向于K,黑人最倾向于r,白人介于中间〕,在生理特征与社会特征之间是否可以找到一致之处?答案是当然可以。以下所列是倾向于r策略的人群,在种族特征方面具有的后果及其在社会文明方面的影响分别为:
·怀孕期较短
·身体发育较早〔肌肉控制,骨头和牙齿的发展〕
·脑部较小
·青春期来的较早〔第一次月经,第一次性交,第一次怀孕的年龄〕
·第一性徵较多的发展〔阴茎大小、阴道、睾丸、卵巢〕
·第二性徵较多的发展〔声音、肌肉发达、臀部、胸部〕
·较多的生物性,较少的社会性行为控制〔月经周期长度、性反应的持久度、从青春期开始的生命预测〕
·较多的性荷尔蒙〔睾丸素、生殖腺、毛囊刺激荷尔蒙〕
·社会符合度较低〔较不遵守法律〕
·性态度较放纵
·性交次数较频繁〔婚姻前、婚姻期间、婚姻以外〕
·伴侣之间的连接较弱
·较多的兄弟姐妹
·忽略与抛弃小孩的比率较高
·患病机率较高
·寿命较短
值得注意,睾丸酮是设在各种族r─K光谱上的主要闸门。男性荷尔蒙影响其自我观念。它甚至控制肌肉发展与声音的深沉度,攻击性行为也受它牵制。一项针对四千多位美国退伍军人所作的研究发现,睾丸酮多的人,容易犯法闹事,爱酗酒、药物滥用、军队失误及较多的性伴侣。三大种族的睾丸酮的多寡可以解释其r─K的行为差异:黑人的睾丸酮多,许多时间与精力花在制造后代上;白人和黄种人的睾丸酮递减,所以递增较多时间与精力,去照顾后代与计划未来。
根据上述指标反过来看,则黄种人智能最高但体能最弱,十分容易造成敏感而软弱的性格,这种性格最容易产生恐惧,而受到恐惧心理支配的人,看待安全的重要性就远在自由之上。黄种人的政治因此自然趋向于集权式的。敏感、软弱、充满恐惧的个性,容易造成权力的让度和权利的剥夺,结果促成专制政体的温床。相比之下,黑种人的政治则是自然趋向于原始部落式的,正如白种人的政治则是自然趋向于城邦自治式的。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种族特性和遗传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的形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表明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平民社会取代贵族社会的演变;但如果延伸到不同社会之间,从而否定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同的遗传特性,则不能不被人类学视为错误。
种族特征无疑是存在的,虽然这些特征并不以简单的复制出现在子辈孙辈的身上;而是通过十分复杂的机制交叉遗传。这些过程并非人力可以控制,因此懂得命运的人抛开庸碌琐碎的忧愁,让自己仅仅注目于伟大的意象。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其实就是“K战略”的胜利。从进化论的视角,这胜利是重要的里程碑;从文明史的视角,这胜利是新的周期开始。全球化的基础,是某种“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即大家干我也干;又作jump on the bandwagon,意为爬上或跳上花车乐队,引申为“随声附和、见风使舵”〕和势利效应〔Snob Effect〕。而这一效应正是最为频繁地发生在黄种人社会里的,“跟着强者走”〔jump on the bandwagon〕这一态度在主权国家时代可以说是自由的反面,但在全球政府时代将是良民接受教化的必要条件。

三,全球融合集团的整合功能
3. The integral function of the global integrating groups
K是“国王”的缩写,“K战略”也可以被理解为“王道”。这不仅是联想与夸诞,而且具有深刻的生物基础。甚至人类的艺术才能也是缘于基因的突变!据2003年2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人类学家们认为,距今十万到五万年前,由于人类大脑发生了生理变化,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人类祖先爆发了一场艺术、文化以及个体表达上的巨大革命。他们说明,这场革命始于一次基因突变,这次基因突变改变了人类的语言交流能力。这之后,人类开始获得了“自我意识”,开始装饰自己的形体外表、创造抽象的象征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在渐进中完成的,由于不同地方人口的素质不同,文明在进度上会有快慢之分。以往学术界在提到人类文明的过程时,生理上的解释总是被否定,但事实上生理学上的解释与当今许多已经观察到的事实更为吻合。例如,最近学者们首次发现了影响人类学习和语言能力的“语言基因”──FOXP2。
早在2001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们通过观察一个名为“KE”家庭的祖孙三代,发现该家庭几乎有一半的成员患有遗传病,表现症状包括混淆发音、搞错词语顺序、语言理解困难。结果发现所有患病成员都拥有一个使得FOXP2基因失去活性的突变。科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人类的FOXP2基因与其他人灵长类动物的类似基因,存在两个细微的差别,结果人类具有语言能力,而其他灵长类则没有语言能力。
200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从二十万年前直到现在,FOXP2从未停止过进化。但是约十万到五万年前所发生的那次突变最引人注目,因为当时的人类活动突然发生了显著变化──人类就是从那时开始创造一些不具实用价值、只具象征意义的人工制品。这就是人与禽兽的区别:禽兽只是为了活命,人类同时具有象征性的美感。这组控制语言和创造力的基因总数约在一万左右,正是它们的随机突变,才诱发了人类文明的出现。从“全球融合集团”的角度看上述问题: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准则,即精神世界的度量衡建立以后,我们就可以指着一个北欧人说:这是“中国人”;也可以指着一个黑人或印第安人以及一个闪族人或含族人说:这是“中国人”──只要他或她接受了全球融合集团的核心即“中国”的文化价值准则。根据同样的普世标准,也可以指着一个具有中国血统并在中国的土地上长大成人的先生或女士说:“这不是中国人”──只要他或她背弃了全球融合集团的文化价值准则。
文明与种族不仅并不等于,而且经常是相反的概念。而不像二十世纪主权国家横行霸道时代的人们所臆想的那样,是两个互通的概念。种族是生物学概念,文明则是人类学概念〔不是“社会学”概念〕。一个高智能种族可能并不开化,而一个低智能种族可能却是文明的;因此把种族观念硬套到文化上及社会上必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及纷乱。新的全球民族〔国际融合集团〕的兴起,只能作为新的全球文明兴起的必然结果而出现于世界历史的熔炉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既不是一个新种族,也不是一个新种姓,更不是一个新帝国。
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兴起的条件、代价是什么?是听起来未免有点严酷,看起来未免怵目惊心的“全球自新”。这使古代的“民族迁徙”相形之下成为孩子们的游戏。现代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供候鸟们搬迁了,因此,就地清洗旧的,通过新的全球融合集团以造成新的全球民族,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1、新的全球融合集团的成员必须坚信:唯独他们的行为方式及道德规范才能为世界历史开辟一个新的局面,才能挽救“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危机。他们不但要“坚信”,更要去“力行”;用狡计、无畏、热血、贪婪、公正、道义心、自我牺牲等等作为力行的可靠武器。
2、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即作为“中国文明的产物”,它的影子刚刚在我们的心目中出现。它若成为世界文化的核心,就必须保持稳定状态。很难设想,一个核心不能保持稳定与紧密团结,它的附着物与非核心部分──全球民族──怎能集中、生长?
3、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应该大力弘扬纪律、训练、条理化,总之,应保持高度的紧张与压力。它的目的是,使这个未来世界的核心愈来愈坚强,具有愈来愈大的反压抑力量。唯有如此,它才能完成团结世界、一统天下、创造全球民族的天命。
4、中国的后现代化过程──从根本说来不是反传统的,而应做一个调头〔U_Turn〕,沿着中国文明两千年来的道路继续前进:压制并规范人的个性、限制其自我表现于文化范围之内。中国的后现代化过程,说穿了就是用现代的科学观念及其技术手段为强力工具,继续强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趋势,并将其领域从现在的中国扩展到“未来的中国”也就是整个地球。尽管在自新的全球融合集团运动及其创造的全球民族与全球文化〔而不仅仅是全球文明体系〕,很可能会出现若干反传统特点。但我相信,其作用是在新的全球融合的高度上,更好地发扬“中央王国的传统”。
5、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趋势将作为一种永恒的秩序不变地保持下去。我的意思,是指明未来全球融合集团将有这样一段历程。
6,千百年后,这一秩序也会过去。但在此之前,为了安慰未来的战士,在经历了一段痛苦而又充满了创造精神的混乱期和无政府状态后,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形成,必有一个更为强大及有效率的统治秩序应运而生,这已被历史证明过了。
7、按照这个判断、新的全球融合集团的领袖们应该施行两套方案:一套对内:尽力培植道德精神与秩序;一套对外:尽力鼓动艺术精神与颠覆。要使这对内、对外的两套方案并行不悖,还要相彰相益──使外人羡慕中人的道德与秩序,使中人鄙视外人的艺术与革新。全球融合集团的精神,需要多大的才干与谋略!类似任务的规模,是古今任何一个统治集团还没有经历过的。
8、两套方案,将使“中国”益强而“外国”益弱,最后则全球政府、全球民族、全球文化不难形成。这是比任何物质上的现代化都更有决定性的转折。
9、要培育这样一个高效率统治集团,其第一步就是组建全球民族的坯胎──全球融合的文化阶层,这就是未来意义的全球士大夫阶层。超越国籍和族别的全球政府,就是从全球融合集团从这一精英沃壤中卓然升起的。
10、全球政府不仅要消除军费、从而真正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品质,且要利用现代技术使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得以巩固,使新的全球民族有效凝为一体,哪怕那是一种灰不溜秋的“超级印度人”甚至棕色的“超级南美人”:以便作为未来太空活动的坚实基地。而这一切又需要一个核心中的核心、精魂里的精魂──这就是“中央王国的天子之光”。
11、唯有朝拜天子之光的向心力,才能保证新的全球融合集团恪守自己的道德,凝聚自己的反击力量,少受外面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之诱惑,不浪费自己的力量──坚定地、艰难地走向充满危险的世界秩序。
12、这种严格区分内、外〔即“全球中枢”与“全球各地”〕的差别战略是如此重要。为其实现,需要一个奉行超级道德、拥有最高效率的融合集团。为了全球融合的目标,必要时不惜诉诸战争,就像罗马共和国各个击破并完全平定了彻底腐败的主权国家,因为文化战的主人才是新文明的核心,是新的“中国”、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全球民族与全球文化的真正生命线。
正如法国人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年〕所说,“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见。”这个道理不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是畅行无阻的,只是游戏规则略有不同罢了。

四,科举与全球文官制度
4.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global system of civil servants
全球融合集团既然打破了国界、超越了主权国家时代;又不以种族区分来隔离人群、超越了种姓制度;那么它以何等原则来建立全球秩序呢?
科举取士!
首先,我们必须声明,科举取士只是社会择优制度,而不是政治选举制度。否则我们就会像是风派人士那样随意改变自己的立场了。1989年“六四”镇压以后,有些原来主张改革甚至参与和平请愿的共产党人被吓得转向了,“回到中国传统”,开始捧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再以后几年,他们中的佼佼者竟然写下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何怀宏,北京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1998年〕一类的专著。众所周知,选举和择优完全是两个概念──选举具有严格的政治定义,不仅自上而下的择优录取算不得选举,就是假选举〔如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推举〔如汉朝的举孝廉〕、推荐〔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的担保〕也算不得选举。而秦汉至晚清的择优、科举就不同了,它经常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技术概念──它可以建立有效的文官系统,却建立不了任何意义的“选举社会”。这样看来,所谓“秦汉至晚清的选举社会”完全是一个伪命题,是这位共产党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现代化”而进行的苦心孤诣的辩护活动。
有人自称“对中国近三千年传统社会的历史提出了一种新的系统解释”,其实是在混淆概念的前提下进行的有意识的歪曲。为什么说它是有意识的歪曲?因为《“选举社会”的概念》一文的作者,明确说他是用古代汉语概念的“选举”来写作现代汉语的文章:“如果要概括自察举到科举的全部历史,叙述古代选拔人才入仕的全部内容,则古人常用‘选举’一词来做此概括,这就是自唐代以来历代正史的‘选举志’,以及《通典》中的‘选举典’,《通志》中的‘选举略’,《文献通考》中的‘选举考’以及十通后续作者所取的用法。而我现在所使用的“选举”,也正是这样一种本来意义上的用法,即不仅包括古代选举前期的‘荐选’〔‘察举’〕,也包括后期的‘考选’〔‘科举’〕。”这个做法不仅有点奇怪,而且有点胡闹。
如果按照这个混用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方法”,我们何不直接说“古代中国是民主社会”──即人民的主人也就是君主统治的社会。如《书经·周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就是说上天经常为民〔老百姓〕找主人;这里所谓“民主”,不是指人民自主,而是老天为百姓寻求一个圣王,让他来做民的“主”。这可说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但与译自西方的“民主”〔Democracy〕一词恰是相反的概念。民主一词在英语写为“democracy”,源于希腊语dêmokratia:dêmos表示“人民、公民”,kratia的 后缀表示“政体、社会、统治”。相反,中国古代的“民主”依据蔡沈《书经集传》的解释,“言天惟是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为民之主,天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使为民主。”《多方》还有再论民主“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三论民主“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的地方──但其义都是在说君主秉承天意天命而行使王权,与《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意思相近;“作民主”,不是开创民主格局,而是充当人民的主人。所谓“休命”,是指天命,又称天休,如果按照《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的逻辑,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推断:天命论就是中国式的民主社会理论?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因为按照这样违背常识、故意混淆基本概念的路线走下去,这位后来的北大教授,再后来又进一步制造了《底线伦理学》, 并“寄语青年朋友紧守道德底线”,结果更加启人疑窦。人们好像觉得八十年代初期的曲啸、李燕杰、张海迪“同志”怎么又回来了。
至于我们倡导的用科举取士来建立并巩固全球秩序,却不是建立在混淆概念和历史歪曲的基础上,而是可以期待的文明创造。
科举取士不是幻想,而是从隋唐到清末,十分有效地作为当时最为庞大和最为连贯的“国际秩序”进行管理的远东文明的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它运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在明清时期完备并进入全盛时期。回顾一下不难发现,中国政治结构中选拔官吏的传统历史其实比一千四百年还要绵长。
两周官吏的选拔在春秋时期之前为世袭制度,史称世卿世禄。周代军事贵族凭借血缘关系,具有世代相袭、通过长子继承制出任政治要职的特权,其严格程度到了国君不得随意任免的地步。战国以后,随着政治多元化的展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世卿制渐为客卿取代。在新的制度下,官员常由国君从平民中提拔任命,并通过养士和军功的途径升迁。两汉时期,察举制开始盛行:朝廷提出所需人才的名目,如孝廉、秀才、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由各地郡守推荐,每年可有一二名进入中央政府,在试用合格后即可授官。但这种保送往往名不符实,民谣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即指其徇私之弊而言。
魏晋南北朝的选拔制度号称九品中正制。从魏文帝始,中央政府向各地特派专门负责鉴别人才的官员,郡级叫中正,州级叫大中正,他们把当地应选人士,按照德才兼备的综合品评标准,评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录用。但这种九品官人法品评人物时,实际上多看门第出身的高低,极少注重实际的才能,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同时,两汉时期的察举办法,如举贤良、孝廉、秀才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所沿用。
九品中正制限制了寒门获得社会升迁的机会,激起广泛的社会抗议,这种局势对中央集权是不利的。随着社会分裂的结束,到大一统的隋朝,便基于历史的经验,而发展了一整套开科考试以选拔预备官吏的制度,史称科举制度。酷爱文学的隋炀帝在大业年间设置了进士科,以文学成绩取士。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东汉末年鸿都门学以文学艺术致仕的发展。到了唐初,又增设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明书等社会政治与技术学科的项目,但秀才科从唐高宗以后就废除了。所谓明经,即明白经书;明法,即通晓法律;明算,即精于算学,明书,则以书法致仕。其中占据主流的是进士、明经两种,而进士又高于明经。唐代科学考试每年进行一次,考前举子先向礼部投状,即投递履历表,进士第一名称做状元。进士考试诗赋与时务策论,录取时既看成绩,也靠名人推荐。考试先后由吏部和礼部主持,及格后,皇帝有时亲自主持考试一次,为殿试始。录取进士后,在长安杏园举行探花宴,选进士二三人为探花使,此为殿试第三名探花之始。获得进士地位,只是取得做官资格,要得到实际官职,还需经吏部的选试。如果选试被淘汰,只好到地方官手下做幕僚。
宋代沿袭唐制又有发展,把多科合并为一科。宋初科目一度比唐代还多,除进士、明经等外,有九经、五经、三史、三传、三礼等十数种科目。王安石变法,始并各科于进士,考试内容也侧重经义。唐以诗赋取士,王安石认为浮华不切实用,改试五经经义。此外,还把考期限为三年一届,一改唐至宋初每年一届间或两年一届的惯例。元明清三代则以此为定制。与此同时,则扩大了录取名额。唐代每科进士二三十人,宋代增至二三百人,最多竟达五六百人。随着名额的扩大,进士们被分成等级。宋为一、二、三、四、五甲,每甲名额不定;迄至元顺帝以后,分一、二、三甲,头甲限为三人。唐时殿试仅偶尔为之,唐至宋初,殿试如不及格,尚有落选者,宋以后,殿试渐为定制,无一淘汰。由皇帝主考的进士称为天子门生,不必再经吏部淘汰。
宋代还增设了乡举一级考试:应礼部试前,学子先试于本乡州府。乡举及格,并不成为固定资格,直到明清时期,乡试及格才拥有举人的资格,以后参加会试就不必先通过乡试了。
元蒙军事机器挟其武力征服之势,在选任官吏上一举恢复了世袭制,废除了科举,和“十年文革”〔1966─1976年〕不乏相似之处。但元中期以后,随其军事霸权的没落,外来统治有必要奉行社会和缓政策,恢复了科举,和“十年改革”〔1979─1989年〕不乏相似之处。其分为左右两榜,和“看成分但不惟成分”相似: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考两场,题目容易;汉人、南人为左榜,考三场,题目艰深。所以即使元中叶以后,汉人要通过科举取得官职还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在改革以后“党外人士”要想取得政治权利还是非常困难的。及至明清两朝科举形成了严密的社会制度,考试等级才定为院试、乡试、会试三级,以分别取生员、举人、进士。在取得生员资格以前的应试生,不论其年龄长幼均称童生考,生员须经三次考试:县试、府试、院试。
县试由知县主持,考期在每年二月。童生先向本县衙门报名,并由同考的五位童生具结连环保,叫做五童结。再由本县廪生具保,叫做廪保。以保证其出身清白,不是冒籍、匿丧,不是倡优皂隶的子孙等等。如果发现问题,廪保将被取消廪生的资格。县试共考五场,第一场考两篇八股文,一首五言六韵帖诗,阅卷人是本县知县及其幕僚,不派学官或书院院长担任,以防徇私。县试只是预试,故一般录取从宽,第一场考试及格后,即可参加府试。县试及格称出案,第一名称为县案首。
府试由知府主持,考期在四月,须县试及格后方能参加,应试前亦须报名、具保,也是第一场及格后即可参加院试,第二场以后,各场自愿参加。府试第一名为府案首。院试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各部进士出身的学政主持,三年一任,每省一人,不论学政原来品级高低,这一职务就使其地位和本省总督、巡抚平齐,可见中国传统对考试是如何重视。
院试为两场,第一场是正场,考两篇八股文,一首五言六韵试帖诗。第二场是复试,考一篇八股文,一首试帖诗。院试的原则是分县录取,名额以各县人口与赋税多寡而定。大县五十名,中县三十名,小县二十名,但也时有变化。对于少数民族如苗、瑶,给以专门名额,以示朝廷的民族政策,这和美国照顾黑人和西班牙人等智力弱势群体的做法,不乏相似。院试及格者,获生员资格,送入县学、府学学习,接受学官的约束。生员有义务参加学政主持的检查性考试。学政到任第一年岁考,是为参加乡试而进行的考试。两种考试均按成绩分为六等:三等以上有奖,四等以下受罚,生员欠考五次者取消资格。
依照成绩,生员分为贡生、廪生、增生、附生、监生等五个等级。贡生送入国子监学习,统称五贡。拔贡十二年一选,每县一人,由学政、总督、巡抚三院会考。优贡三年一选,于学政离任前举行,每省数人。岁贡依据廪生十年的资格挨次出贡,县学两年一名,府学一年一名。如遇国家庆典,临时选送贡生,称恩贡。副贡则为乡试的副榜,不经学政选考,直接送入国子监读书,名额不受限制。廪生是廪膳生员的简称,凡新取生员,一等每月给六斗米,类似现代的奖学金。廪生名额有限,府四十名,直隶州三十名,县二十名。增生是廪生以外的增补,如果一等生员多于限额,则依次递补,号称增生,能担任廪保。附生即附学生员的简称,也就是一般秀才。监生即国子监的荫监和捐监,不须经考试获得。
举人是通过全省考试而取得的资格。举人考试为乡试,因在秋天举行,又称秋闱,三年一次,遇有国家庆典,增加一次,为恩科。乡试的考官品级比学政高,但也须回避原籍省份。正副主考各一名,必临时出差,考完回京,不同于学政的一任三年。各省巡抚为乡试监考官,从省内进士出身而非本省籍贯的知县中临时抽调若干人,名为阅卷官,规格之高,远在秀才生员考试之上。
乡试地点在各省省会贡院。院墙植有荆棘,故贡院又称棘院。贡院内的阅卷室分为几十条胡同,以千字文依次编号,每号内有几十间小房,叫做号舍。整座贡院内有号舍数千间乃至上万间,每间号舍六尺高,四尺深,三尺宽,仅容一人起坐。乡试共考三场,每场三天,搜查制度比院试更为严格。考试期间,棘墙外有人巡逻。第一考在八月初九,第二考在八月十二,第三考在八月十五,一考八股文七篇〔《四书》三题、《五经》四题〕,二、三考表、判、策、论及试帖诗若干首。每届乡试,举人的名额有定数,依各省人口赋税多寡而定。顺天最多,取一百六十余名;贵州最少,取三十名。除正式举人外还有备取生,叫做副榜,不算举人,也有定额,顺天二十名,贵州四名。
乡试第一名叫做解元,意为解送朝廷。新科举人参加巡抚衙门的鹿鸣宴,借此机会新贵们拜师认同年,以编织官场的关系网。主考官称座师,同考官称做房师,同年中举者互称同年。每一新科举人由政府发给衣帽旗匾银二十两。中举者算正式进入了统治阶层,可以参加全国会试,一次不中,可以担任教职,做学官。三次不中,可以参加大挑,侯选知县。即使不去做官,也可以在家做乡绅,自有财主前来送礼。
进士是全国科举考试及第后的资格,是科甲出身的最高身份。进士考试称会试,三年一届,在乡试的次年三月举行,时届春季,故名春闱,参加会试者必须获有举人资格。各省举人进京会试,由当地政府给银一二十两作路费,举人落第回家也给适当盘缠。
会试主考官由皇帝钦命,号称总裁。正总裁一人,总裁三人,由一二品大员出任,须进士出身。同考官十八人,号称十八房,由翰林进士出身的司官、科道出任。还有两名监考官,号称知贡举,也由一二品大员担任。会试三场,每场三天,三月初九为首场,十二为次场,十五为末场。其规矩与乡试相仿,会试录取名额最初没有固定数额,如清代最多一届进士四百零六名,最少一届九十六名。大体上二十名举人取一名。后来改为分省定额,最多的省二、三十名,少的八、九名。会试发榜在四月十五日,因是杏花时节,故名杏榜。
会试之后的殿试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所谓状元、榜眼、探花等名次即由此产生。殿试地点在紫禁城内保和殿,殿试一般只出一题,不试八股而试策论,回答关于时事政务的某个问题,例如,礼、刑、农、工、吏制、财政、边防、河工等等,千字左右,当日交卷。
殿试没有主考官,只有监考官。每分试卷由八大臣轮流批阅,作记号、写批语、拟出前十名人选,并呈皇帝钦定一至十名的名次。前三名称一甲或鼎甲,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第一名为传胪。前十名名次决定后,皇帝首先接见,叫做小传胪。十一名以下,名次由读卷大臣排列,然后皇帝于太和殿接见全体新进士,叫做大传胪。全体文武大臣都要出席这一仪式,御旨宣布,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新进士的名单以黄绫榜公布,张挂于长安街,所以考中进士也叫金榜题名。大传胪之后,到圣庙拜谢孔子,叫做释褐。每科进士名单由礼部出钱,刻进士题名碑于太学。
殿试之后的朝考,功能在决定如何分配官职。如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按总成绩分别授翰林院庶吉士、各部主事、知县。朝考后授予的知县叫做榜下即用,分配各省尽快候补,不必像他人那样长期候缺。进士与举人出身,统称科甲出身,被视为正途,其他途径如捐班、恩荫等,则被视为异途。
唐代以后,除文科外,还有武科。如清代有武院试、武乡试、武会试、武殿试。各级考试内容分别有骑射、步射、舞刀、默写武经七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黄石公三略》、《姜太公韬》〕,也有相应的防止舞弊的制度。武院试即由驻防军派参将或副将会同学政主持考试,及格者为武秀才。武乡试由巡抚主考,及格者为武举人。兵部主持武会试,及格者为武进士。武殿试也依成绩分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
但是正如痛定思痛的明代遗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取士篇中所说的“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故毅宗尝患之也,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乃拔贡之试,犹然经义也,考官不遣词臣,属之提学,既已轻于解试矣。”末流的科举制度已经远离它甄别选拔人才的初衷,变成束缚文明前进的裹尸布了。迄至清末,随着西学的渐盛和社会改革的需要,科举制度终于和中国文明一起死亡。但是另外一面,死亡了的文明却往往因为“和人的血气绝缘”而获得意想不到的新生。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虽然不再,但它却给未来的全球秩序及其政府作出了提示: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不同,公务员制度是考核“吏”的,科举制度是考核“官”的。现代世界有公务员制度却无科举制度,因此有吏而无官,结果精细有余而大器不足,使得文明的方向走入无法整合的死巷。要在全球范围建立一套标准制度,就需要建立统一的文官制度;而要建立统一的文官制度,就需要建立规范化的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
与此相应,新的经典就会出现。“新五经的梦想”并不是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再增加一部像是古玩的“全球融合集团的五经注疏”;也不是炮制一套文中子王通式的样板作品。全球融合集团的经典,有待于无意的累积而非有意的创造,那不是别的,而是全球融合集团自身扩张的记录,就像《书经》那样。新的经典其形式及内容虽是全新的,但它成为经典还是基于类似古代《书经》那样的灵感──世界秩序的组合。它因此像历史上的《五经》那样自然形成,且教化人心,因为二者共同的历史背景都是“普世文明”。
新的经典并非沿袭过去了的文化灰尘,它所发挥的仅仅是自新不已文化精神──新经的内容自然破除古经的茧缚……现代精神的冲浪,使未来的人们远离古代形式,但那不是“抛弃”,而是更高意义的“回归”:原典总是通过人性的磁场摆布后人,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浪子从现代的迷途中超度回来,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中央文明的语境”。
全球秩序有待于“中国概念”,而中国概念也许有待于汉字的语境?如此,则汉字的语境终将呈现古代五经的内力?

五,书院与全球大学制度
5. Academy of classic leaning and glob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经典也好,人才选拔也好,都与教化、教育密切相关,而中国文明恰以重视教育和教化著称。早在其他文明处在神权政治的时代,西周的中国就设置了非宗教性的学校,制定了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教育制度,是为“官学”。过后不久,春秋时代民间也逐渐兴办各种教育机构,形成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在先秦,教育内容并不是“六经”,而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同时,“六经”也被称为“六艺”,可见其世俗化程度深入人心。
世俗的国民教育,在古代中国特盛。在各种私塾、公学中均教以同样的社会教材与同等的精神规范。以社会的治理之道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结果造就了社会共同观念的温床,因而形成了所谓“中华意识”这统一的心理、无形的纽带。这也许替未来的全球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先驱的样板。全球规模的埃及人、巴比伦人、拉丁人、汉人,也许正在我们的观照下诞生。
殷墟甲骨文上已有教育活动的记载,表明殷代已有学校产生,虽然具体学制已不可考。到周代则形成由中央王朝主办的国学与地方诸侯主办的乡学互相配套的制度。据史料记载,那时的政制二十五家为闾,闾有塾;五百家为党,党有庠;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序;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校。塾、庠、序、校,盖属乡学范畴。至于京畿的辟雍,诸侯国的沣宫,则属国学〔大学〕。国学的小学,设在宫南。各国沣宫的形制与此相同而略小。
周代国学中,以吏为师,号称师氏、保氏,国学学生称为国子。乡校的教师则由地方长老充任。可见秦始皇以吏为师不是创造,而是复古。国学的教育以诗、书、礼、乐为主。据《周礼·地官司徒》:师氏教授三德,保氏教授六艺。乡学教育则以六行、六艺为主。
国学隔年考核,通过考试的给以小成或大成的评语,考试通不过的,则给予处罚。至于乡学,则选取优秀者叫选士;择选士之优者叫俊士,优秀的俊士不服徭役,叫造士;大乐正选造士之优呈报于王,叫进士;再选进士之贤者量才授官。
春秋战国降临,王朝的国学衰落,官学的教师们流散各国各地,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就是这种文明向周边辐射的结果。民间的私学就此兴起,据说孔子是其创始者,弟子多达三千人。其后,稍晚于孔子的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都曾广设私学,形成学派,与此新气象相比,诸侯国的国学还存在着,如鲁僖公的沣宫即是。同时,齐宣王创办的稷下学宫既是官学又兼容各派私学,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创举与尝试。民间的乡校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郑人聚在乡校议政,宰相子产也并不禁止。战国之后的秦代是类似于“文革”的时代:教育沦为官府向民间传达圣旨的法制教育,而教师则是握有生杀大权的酷吏,类似于文革期间的军宣队和工宣队。但民间仍有诗书私下传习,可见文明很难被专制断绝。随着短命秦朝的覆灭,先秦旧制开始复苏,到文景之治时已具教育复兴的基础。
汉代太学创设于武帝时期,隶属于太常,为最高学府,太学教授号称《五经》博士。博士之上有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各经博士先设七人,汉宣帝以后增至十四人,每人专治一经,如孟氏《易》、严氏《春秋》、《鲁诗》、《齐诗》、《韩诗》、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记》等等。西汉时征聘或荐举名流学者任博士,东汉时则改行考试办法。年龄五十以后,身体健康,品行端正的方能入选。
西汉的太学学生称博士弟子,东汉则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的规模,西汉开始仅有学生五十名左右,王莽时多达万人。东汉迁都洛阳后,修学不断,汉顺帝时有校舍一千八百余间。汉质帝时,太学学生已达三万之多。太学教授儒家经典,弟子从博士专攻一经,但《论语》、《孝经》却是必修课。教学方法除正式上课外,高年级学生要充当小先生,辅导低年级学生。另依成绩优劣分甲乙两科。师少生多,加以自学。太学学习年限并不固定。东汉朝廷鼓励通才,通经越多,职位越高,所以不少人除攻一门专经外,也兼学他经,张衡〔78─139年〕,崔瑗〔77─142年〕等人还钻研自然科学。
崔瑗的《座右铭》十分著名:“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身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在涅贵不缁,暧暧内含光;硁硁鄙夫介,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太学讲究家法、学派的师承,所以弟子不得兼师他家。经师为显示自己的学术渊博,有的经说竟达百万言,有时解释一个字即用数万言。太学生之间也常议论政治。哀帝时发生了中国王朝末期特有的学生运动。外戚专权,任人唯亲。太学生王咸为营救直言的鲍宣而汇集学生千人上街游行,拦截丞相专车,上书皇帝请愿,结果鲍宣免于死刑。东汉末期,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与知识精英陈藩、李膺等人评论国是,以期改革政治。他们受到一些公卿士大夫及许多郡国学生的支持,结果却被诬为“党人”,两次遭到残酷镇压,被捕入狱千余人,史称“党锢之祸”,这次事件种下了东汉政权覆灭的因子。以后历代的“党锢之祸”都是政权开始变更的重要契机,例如1989年的“六四惨案”也是如此。
汉灵帝所立的鸿都门学,专习辞赋、小说、绘画、书法、尺牍等文艺。学生毕业后,很快委以重任,在某种意义上,这开了唐代以诗文取士的先风。相比之下,郡国官学却不受重视。西汉时代民间的私学颇盛,有的学校学生竟达千人之众,有的相当于太学,叫精舍或精庐;有的相当于小学,叫蒙馆或书馆。私学教师多有受到官学排挤但精于古文经学的大学者,如马融、郑玄等人。他们的治学方法重视考据训诂,后世所谓汉学即以他们为代表。
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动乱、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官学与私学共同面临的低潮,但这个低潮中还是发生了几个意义深远的新生事物:
首先,西晋政权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录取五品官僚以上的子孙,于是太学便沦为六品以下的官僚子弟学校,后世所谓国子学的名称即由此始。
其次,宋文帝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相当于现代大学下属的四个系科,构成了唐代分科教育的起源。后来北魏军事政权下令禁止民间私学,同时又严格限制大、中、小各郡的博士,助教及学生的数额,从而奠定了以后诸代地方教育的模式。
南北朝大乱初定,隋文帝倡学,置国子寺,相当于现代的教育部,这是设置教育官署的开端,其专辖五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但行之不久,这一试验即行终止,各学又告罢废。
短命的隋代试验之后,唐代迎来了教育的黄金时代。太宗、玄宗时期,首创分科办学,专业学科受到广泛重视。不再像汉晋时代那样局促于儒学,如书学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兼学其他字书。算学以《九章》、《周髀》、《缀术》等著作为教本。律学收学生五十,以大唐律令为专业。学习期限:律学六年,算学十一年,其他九年。入学年龄也制度化了:律学十八至二十五岁,其他为十四至十九岁。
除了这些普通教育机构,门下省还设有弘文馆,东宫设有崇文馆,聘请著名学者充任教席,收三品以上官员及贵戚的子弟六十名,以学习经、史、书法。弘文馆和崇文馆在教育职能之外,还负有专题研究之使命,做到孔子所说的教学相长。作为官学,太医署属下设有医学校,分为医科、药科、针科、按摩科等。司天台属下有天文学、历数学、漏刻学。太仆寺属下有兽医学。军队系统的屯营、飞骑也有各自的专业学校。
随着唐代国际性交流的频繁,以上各学还吸收日本、高丽、高昌、土蕃等方国的贵族子弟入学,并推行考试制度,如旬试、月试、岁试和毕业考等。唐代学校的风气,完全摒弃了汉儒的死守家法而富于创新的精神。至于地方官学,则有经学、医学两种,学生名额依各地人口多少而等差。
唐朝政府出于自信,还大力鼓励私人办学,民间教育相当普及。许多著名学者既做官又讲学,如柳宗元、韩愈等,或先讲学后做官,诸如颜师古、孔颖达;或退休后再讲学,如刘焯。他们设立的学馆虽然不能和近代的私立学校相比,但其推进教育之功终不可没。宋代官学大体沿袭唐代,保留了律学、书学、医学、算学,创立了武学、军监学、画学等,又为皇族子弟设宗学,在外侨集中的地区如广州、泉州官府还设立了蕃学。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可算一个相对自由的文治时期。因此官学总的来说处于不景气的状况,学者们更注重学术而不是利禄。为扭转这种分散化的趋势,力主中央集权的社会改革家王安石试图恢复一种更古老的传统,把学术重新纳入政治的轨道。为统一思想,他以宰相之尊亲自主编《诗经》、《尚书》、《周礼》三部古经的新义,为政治的变法制造学术的依据。他的国家主义试验遭到了抵制,但极力抵制他的人们却也自觉不自觉地受了影响,尊定了宋学紧密联系社会政治的基调。宋代的官学学生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关心并干预国家政治。钦宗时,金兵围困汴京,主战派李纲被和议派李邦彦所排挤,太学生上书斥李邦彦为社稷之贼,要求李纲复职,声援者达数万人之众,游行示威者围住皇宫请愿,钦宗鉴于民情激愤作出妥协,让李纲复了职。南宋国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上书批评权贵,结果被遣送远方,天下号为六君子。
在汉代的精舍、唐代的学馆基础上,宋代的新型书院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北宋有五大书院:
〔1〕庐山白鹿洞书院,前身是南唐的学馆,至宋初学生达数千人;
〔2〕登封嵩阳书院,建于后周,宋初赐名太室书院;
〔3〕长沙岳麓书院,宋初朱洞创建;
〔4〕商丘应天府书院,平民曹诚创建;
〔5〕南京茅山书院,仁宗时人侯遗创建。
南宋的书院更有蒸蒸日上之势,即使半壁江山之下也有五十余所,主持人有朱熹等著名思想家,其影响凌越于官学。主持人有山长、洞主等富于道教色彩的称号,招收学生不分阶级,因而吸引了大批平民子弟。这样的学院,多是某地区或某学派的中心,其教材常是重要的学术著作。这样的书院,经常展开学术观念的交流,谓之会讲。在对话中切磋砥砺,是一项珍贵的传统,值得后人纪念与发扬。
书院虽有学规,对学生要求颇严,但却大力奖掖后学,注重创新,鼓励独立思考,强调知行结合,倡导师生之间相互诘难,谈经之外,大量传阅与探讨当世之作。以书院为核心形成的知识体系,被史学家称为宋学,它缺乏汉古文经学的考据功夫,但继魏晋诸子而发扬阐发义理的风气,却大大推动了思想而不仅是学术的发展。后世成为宋学。
到明清时期,随着社会一元化的加强,教育也开始僵化,甚至萎缩。国子学和太学合并为国子监,但国子监的职能却缩小了,明代尚有北京、南京两个国子监,清代只剩北京一个国子监了。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以作为荫监或荫生不必经过正式考试而被保送入学;甚至商人都可以买得入学资格。但同时,对入学资格的阶级限制也减弱了。不过,这种平民化倾向却不是类似西方的第三等级兴起的结果,而是满清式的中央集权的结果,尽管二者都立足于“削弱贵族的特权”。
国子监的主要课程是钦定的宋代程朱注释的《四书》、《五经》以及各种律令,御制大诰更是必不可少。八股文成为必修课和学习目的。读书做官,成为知识的最高价值。学术完全政治化了。与此相一致,外来政权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控制,汉人统治的历代〔如汉代、宋代、明代等〕相传的太学生政治参与运动,终于在满人统治的清代被扑灭了。历代相传的言论、结社、上书的权利被外来政权取消了。清代尚有八旗官学,通过教育八旗子弟来加强奴化统治,以镇压汉人的反抗,但这也未能阻止住清朝的覆灭。尽管满清政府只要俯首贴耳的奴仆,但最后还是爆发了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戊戍变法的前奏“公车上书”。不过其主角已不是官学学生,而是获得了功名的知识精英──举人了。
明清两代的私学书院仍有发展,但自由讲学、学派体系、议政之风却屡遭中央集权政府的打击。如明代嘉靖、万历、天启年间先后发生四起禁毁书院的事件。无锡东林书院的主持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倡导士人的气书和独立的人格,批判指鹿为马的强权政治,这在专制政治视同鼓吹叛乱。由于宦官率先违法乱纪,所以士人对社会的批判,也就被认为是把矛头指向皇帝的亲信〔宦官〕。这格外遭到当局者切齿,被视为大逆不道,罗织成狱,成批的逮捕流放,各地书院也被乘机一扫而光。
入清以后,满洲人镇压书院教育的手法更为毒辣,他们指令各省统一书院,拨官费办学,实际目的是把八股文充作书院的专业。这样的书院退化为官学的附庸,与宋明时代的自由书院完全不同,只有少数私人书院还残留宋明的传统。一是颜元主讲的漳南书院,重视经世之学;一是阮元主讲的诘经精舍,注重考据;再有姚鼎的中山书院讲授辞章。直等到八国联军打破了满清朝廷的垄断,清朝才横下心来,废除八股,兴办新式洋学堂。尽管这对推延王朝末日已经无济于事,但却开辟了现代教育的通道。北京率先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则一窝蜂地把省会的大书院改称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换上了中学堂的牌号,州县的书院改名为小学堂。如此改革,效果可想而知。实质性的教育现代化,是缓慢而迟滞的。
正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所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书院制度对全球政府的提示是:随着文明的趋同,教育的多元化渠道日益壅塞,在全球范围建立统一的大学制度的良好初衷,最后可能被政治野心家利用成为洗脑的工具。虽然趋向统一和垄断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事情最终不得不趋向另外一个极端。
2003年12月30日下午三时,随着湖南岳阳市平江县五峰私塾老先生朱执中的一声“封馆弃教”,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历经二千五百多个春秋的私塾教育,终于成为历史。据悉,中国最后一个私塾封馆的消息传开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反响。
岳阳平江是湘鄂赣三省边界的一个小县。据考证,此地私塾为中国最后一批,1994年仍十分兴盛。教学内容主要是学古文、习书法、做诗文等,先生都是当地有较深古文功底、德高望重的老者,学生多为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但随着从事私塾教学的先生近年来相继因年迈辞世或弃教,当地仍传承着这一春秋时期由孔子所创私学方式的,就只剩下朱执中一人。当地教育部门非常肯定地表示:“朱执中的封馆意味着中国最后一个私塾也消失了。”
尽管八十三岁高龄的朱执中仍然硬朗,他封馆的理由却是:“老啦,教不动了!古语有云‘七十三、八十四’啊!”因孔子、孟子分别在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去世,中国因此有说法称这两个年龄是生命的两个门槛。回首自己的教授生涯,朱执中仍然记忆犹新:1939年的一天,教了自己多年的私塾老先生突然病倒,品学优良的他只好暂替其位,“谁料这根教鞭’竟然一执就是整整四十二年!”据称,朱执中督课极严,谆谆善诱,在当地享有很高声誉,门生已达数百人。朱执中所收的学生每个月只交四、五十元人民币的学费,家境实在困难的可免交,很多家庭也往往只是定期送些粮食来代替。对于朱执中的“封馆弃教”,当地不少人表示惋惜。“新书读了可以去搞事〔工作〕;老书读了晓得做人,当农民学会做人更重要。”这种认识在当地村民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与农民们“学会做人”的中国思想相比,北京某大型电器公司行政总监刘先生不惜跋涉千里前来投师的理由则十分欧化──学好管理。2002年12月上旬拜于朱执中门下的刘先生,目的是用一个月时间系统学习《论语》、《诗经》、《古文观止》等古籍。大学毕业的刘先生认为传统文化不容小觑,在商言商有助于建立企业文化、领导团队发展、弘扬职业道德、增强员工的全局意识。平江县教育局对私塾的态度是“既不提倡也不明确反对”。最后一个私塾符合“自由发展、自由消亡”的方针,其自然封馆,使得尽力扫荡中国文明之残余势力的教育部门“欣慰地认为”,“这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后升学机会大大增多的必然。”〔参见《最后一个私塾封馆:2500余年的中国私塾教育终结》,余娅琳〕
在我们看来,上述“最后一个私塾封馆”事件,象征性地凸显了中国文明的彻底死亡,尽管这次外来文化的征服是由信奉马列主义的“本国人”来执行的,不像拜占庭文明的死亡是由信奉回教的外国人土耳其人带来的。拜占庭文明的灭亡,激发了西欧的文艺复兴和随后到来的地理大发现和欧洲殖民时代。中国的文明的灭亡,将给全球化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契机?而中国文明是否会像希腊文明、拜占庭文明在本土死亡以后,由其他更有活力的民族集团或“全球融合集团”发扬光大?就像以往的日本对中国文明所发挥的作用那样?这是一个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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