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y 25, 2015

第十六章 性别问题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十六章 性别问题 

Chapter Sixteen The Issue of Gender

 

一,席卷全球的“精子危机”

1. The semen crisis that swept across the world

 

二,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下的性

2. Sex in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三,溱洧之风〔婚前断想〕

3. Movement of Sexual freedom

 

四,“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

4. Sexual liberation is nothing new

 

五,两性关系与夫妇之道

5. Sexual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六,婚姻与家庭

6. Marriage and family

 

七,略论一夫一妻制

7. A brief discussion of Monogamy

 

八,反对纵欲主义

8. Sexual Indulgence opposed

 

 

现代思想家认为“性的问题是人与文明的首要问题”,其实这类看法自古以来未曾间断过。不懂得性的人,要么是圣徒,要么是白痴。文明也是这样。回避有关性的诸问题的文明模型,不是已经成熟到对之熟视无睹的圆融之境,就是已经孱弱到不敢讨论的畏缩地步。“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在现代流行的“溱洧之风”衰退之后,将出现一个“礼制的天下统治”,这就是全球时代的秘密。新文明不受科学主义的压制,也拒绝纵欲主义的诱惑,以此填补“溱洧之风”留下的精神空虚。它告别那种雅利安人肉体崇拜的野风。

 

 

**一,席卷全球的“精子危机”***

1. The semen crisis that swept across the world

 

20023月英国医学研究会的一份科研报告,英国男子的精子数量在过去五十年中减少了一半多,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同样现象。报告说,1970年以后出生的苏格兰男子,生育能力较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男子降低25%,精子数量正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

 

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一些美国研究人员劝说人们不要顾虑男子精子数量问题。但今天科学界已经把它作一个严重问题。一位化学教授预言到2040年,美国将有一半男人没有生育能力。

 

最早关于全球成人精子品质下降的报道来自丹麦。1992,丹麦科学家卡尔森等人在综合了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的六十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从1940年到1990年,成年人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从1.13亿下降到六千六百万,精液量从3.40毫升下降到2.75毫升。与1940年相比,世界男子的精子密度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1%

 

1994年,爱丁堡苏格兰生物生殖中心的研究发现,生于六十年代后期的男性供精者,精子平均数较40年代的男性供精者少40%。法国巴黎精子银行的消息也不乐观:捐精者的平均精子数大约每年下降2%,从1973年到1992年,总共下降32%。日本科学家发现,三十至五十岁的日本男子平均一毫升的精液中有八千四百万个精子,而二十岁上下的男子只有四千六百万个,几乎少了一半,这造成男性不孕症大大增加。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除了精子数量下降,活动精子的比例和正常形态精子的比例也逐年下降,分别为每年下降0.6%0.5%。据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科学家森田昌敏介绍,在全国范围内对精液性状包括数量、精子活动力、精巢重量及功能等进行的调查表明,精子的活动力较过去显著降低,对交通事故死亡者的解剖结果表明,近二十年来精巢重量也有明显变化。相比之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精巢最重,以后有所减轻,这有可能是精液量下降的原因之一。这似乎暗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类的生命状态最好。

 

一位教授研究了台湾成年男子精液品质,则发现在过去五十年内同样直线下降,人均精子数目减少一半。该教授在公开刊物上提醒后人,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出现“无精危机”。

 

相似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大陆:

 

1,成都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主治医师李刚及其同事,通过对成都地区十四所高校五百四十九名志愿学生的精子状况进行检查,并将此检查结果与国内文献报道的结果进行对比,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成都地区的未婚男性大学生“将来不育症的发生率可能高于目前文献报道的12%16%,甚至超过三分之一”。

 

2,广州市第二医院生殖助孕中心的统计,广州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从五十年前的一亿至二亿个,减少到了目前的六千万至一亿个。

 

3,上海精子库在接受捐献精子时发现,只有20%的精子能通过严格检验。在最早有意向上海市人类精子库捐献精子的七百多名志愿者中,85%以上都是在校大学生,多数人精子不合格,主要表现为精子少、存活率低、活跃性差。

 

4,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相比,北京从未性交的青年其每毫升精液含精子数目下降了一半以上,精液量下降了20%以上,精子活动力下降了25%以上,正常形态精子的百分率下降20%以上。

 

与此同时,精子的品质也在衰退。畸形、劣质精子增多,其活力、穿透力、致孕率在下降,这也导致男性不育的比例逐年增加。有统计表明,1960年因为不育而寻求谘询的男性只占8%,如今则高达40%以上。上世纪70年代男女不育症患者的比例为37,九十年代这一比例已上升到11

 

很多证据表明,文化程度高的男性,其精子密度要低于文化程度低的人群。而城镇的、使用电器多的、脑力劳动的男性,其精子数量与精子正常率都会较低。显然,这些因素是随着“社会进步”而出现的,这意味着,社会进步以男性的退化为代价?这不得不使人怀疑,以往历史上高度发达的文明无一能长期保持其优势,甚至直接步入出生率萎缩、综合国力下降、人口减少的厄运,是否和男性“精子危机”相关?如果是这样,现代文明显然在步入急剧的衰退中。

 

 

**二,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下的性***

2. Sex in the threeway pattern of race differences

 

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在《种族·演化·及行为:生命历史的远景》〔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一书里指出,男女两性分泌的荷尔蒙都是黑人最多,东方人最少,白人介于中间,而荷尔蒙不仅影响人们的身体,还影响人们做事及思考方式,最终影响社会发展和文明形态。所以不同人种主导的文明,其特性必然有异。

 

具体说,黑人的性活动最频繁,性的态度放纵,产下最多的多胞胎;黄种人的性活动和性幻想最少,性的愧疚感却最大;白人则介于两者中间。同样,性的病毒在黑人圈最普遍,黄种人最少,白人还是介于中间。例如,女黑人月经前的徵候〔premenstrual syndrome[MPS]〕最多,黄种女人则最少。种族也影响睾丸酮的多寡,睾丸酮的多寡则有助于理解男人的行为。一项近期在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黑人的睾丸酮比白人多百分之十至二十,而在美国退伍军人的老旧资料里,黑人的睾丸酮比白人仅仅高出百分之三。睾丸酮在自我观念、侵略性、利他与否、犯罪倾向及性活动中,都扮演者主要闸门的角色;也同时控制了肌肉粗犷与否以及青少年的声音变化。

 

在相应的性行为与性态度方面,黑人的性活动比白人更早,而黄种人的性活动则比白人更晚:白人同样居中。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结果显示,“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在性别领域同样真确无误。在北美的调查结果也是同样。如洛杉矶发现高中学生初次发生性行为的年纪是:东方人16.4岁,黑人14.4岁,白人居中。高中学生里32%的黄种人有性经验,黑人则是81%,白人居中。加拿大发现本地出生的黄种人与亚洲移民对性幻想和手淫是同样克制的。

 

种族相异三特性模式也适用全世界各地已婚夫妇的性活动。“性的频率”调查显示,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印第安人一星期有一至四次的性关系,美国白人一星期二至四次,非洲后裔则每星期三至十次。之后有一些调查确实也有相同结果。至于二十多岁已婚夫妇每星期性交的平均次数,亚洲的日本人与中国人是二点五次,美国白人四次,美国黑人五次。排卵率与双胞胎机率也与种族有关。黑人女性排卵周期短,她们经常一周期排两个卵,这增强了繁殖力。黄种人生双胞胎频率是每一千次只有四对或更少,白人是八对,黑人有十六对或更多。三胞胎和四胞胎相当罕见,但也呈现种族三特性模式:黑人最多,白人次之,黄种人最少。

 

从公元八世纪到十六世纪,阿拉伯回教文学述说非洲黑人男女的性能力较强,性器官也较大。十九世纪的欧洲人类学家谈论女性生殖器位置与男性勃起角度,黄种女性生殖器的位置最高,黑人女性的则是最低,白人女性同样介于两者之间。另方面,黄种男性勃起的角度与身体几乎平行,黑人则是九十度。这些人类学家也指出黄种人的第二性徵最不明显,黑人则最明显。一些其他早期的人类学家也报导混血人种的各种特徵介于他们的双亲之间。艾滋病,蔓延,卫生组织机构在发送保险套的时候也记载了阴茎大小。如黄种人阴茎的大小是4.9公分宽〔中国人制作保险套也是4.9公分宽〕;白人是5.2公分宽;黑人则是5.3公分宽。种族不同也影响睾丸大小,亚洲人是九克,欧洲人是二十一克,相差之悬殊,不是单单说“欧洲人身体大”就可以搪塞的。1989年,英国影响很大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里一篇文章讲到睾丸大小引申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白人每天射精量比黄种人多两倍,可惜到目前为止没有黑人睾丸大小的资料。

 

种族也影响对性行为的态度,这包括性的放纵程度、性的想法以及性的愧疚感。一项研究指出,与欧洲学生相比,第三代的日裔美国人及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对性的态度都不太感兴趣;而每一代的日裔美国人比美国白人都更有性的愧疚感。另一项研究也指出,英国男女的性幻想比日本人多三倍。东亚人普遍认为性交使得身体衰弱,而黑人则承认他们经常性交,而对性所引申的更深层面的文化意义则没有概念。

 

美国政府的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出生的婴儿,2008年有41%是未婚妈妈生下的,其中非裔婴儿拥有未婚妈妈的比率高达72%,远高于其他族群,使非裔未婚生子成为公共讨论议题。其他族裔方面,2008年亚裔婴儿拥有未婚妈妈的比率为17%,白人为29%,西班牙语裔为53%,美国印第安人为66%

 

统计数字显示,任何种族的未婚母亲生下的孩子,学习成绩可能较差,较可能进监狱和使用毒品,长大后较可能生活贫穷,也较可能未婚生子。未婚生子的问题在1965年开始成为公共议题,后来成为国会参议员的莫乃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当时提出一份政府报告,描述各种原因导致非裔“私生子”比率达到24%。当时白人此种比率只有4%。身为白人的莫乃汉宣称非裔私生子比率这么高,主要是非裔本身的行为所致,与种族歧视无关,导致许多黑人指责他“把责任推给受害人”。这种争议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大家似乎都认为未婚先孕就是一种“受害”,这是不是一种歧视呢?为什么不能把未婚先孕看作一种行为方式,甚至是一种“回归自然”,甚至是更加强有力的种族特征呢。但是保守派却认为“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派则坚持非裔的问题真正根源在于缺乏平等教育和机会。其实在我这个既不是白也不是黑的“中国人”看来,这个问题在先秦时代就有过争议,并且一直能够争论不休。

 

现在,时间过了两千多年,原来对这种问题避而不提的非裔社区,面对情况日益严重,现在也出现讨论和争辩。为什么这么多黑色的非裔妇女未婚生子?一种简单理论认为种族隔离残余影响,使他们上的学校大多较差,导致很多人无法应付就业竞争。毒品也让许多非裔男性进入监狱,出狱后更难找到工作。这种理论似乎故意忽视了黑人社会的母系社会特点。在我看来,正是母系社会的特点,使得男人缺乏主人的心态,不值得为不属于自己的家庭和社区作出重大的牺牲。这些情况使得“非裔社区值得嫁的好男人太少”,而身处男性社会非裔女性,自己虽然是母系性质的,却也不愿嫁给无力养家的男人,加上社会福利为贫穷母亲提供一些财务保障,更鼓励她们保持单身。一些社会主义分子忽略所有这些复杂条件,宣称“只要消除这些不平等现象”,非裔妇女未婚生育的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但是我们注意到,上述未婚先孕的种族比例,与种族三特性其他方面的指标却是完全吻合匹配的,可见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三,溱洧之风〔婚前断想〕***

3. Movement of Sexual freedon

 

现代思想家认为“性的问题是人与文明的首要问题”,其实这类看法自古以来未曾间断过。不同文明的不同性格,在性问题上显示得十分清楚。不懂得性的人,要么是圣徒,要么是白痴。文明也是这样。回避有关性的诸问题的文明模型,不是已经成熟到对之熟视无睹的圆融之境,就是已经孱弱到不敢讨论的畏缩地步。

 

在先秦,以“郑风淫”著称的地方,诗人这样吟咏:“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诗经·郑风·溱洧》〕

 

溱与洧,是古代郑国的两条河流,每年春天,男女在此自由性交。《诗经国风》的《溱洧》一诗描写的古代郑俗的这一淫奔风习,与现代中国的“花儿”流行的地区盛行淫乱,有些神似,可能花儿也是此类古代遗俗。当溱洧之风鼓荡起来的时候,没有道德说教能够阻止它,甚至法律惩戒也不足以减弱它的势头。可是,最后致命的杀机以“自然惩罚”的方式来了,或是瘟疫流行,或是社会解体,结果无一不对性解放的热潮泼上了彻骨的凉水。因此在上述这首以“淫奔”的激情而著称的情诗中,一切都获得出奇的象征性。于此,“溱洧”已不只是溱水洧水的地理简称,不只是一首小诗的篇名,也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了;“溱洧”,已经成为特定的文明季节的隐喻和象征。这种文化季节周而复始地降临在历史的宴席上──它过去来到〔如此诗所示,在春秋时代就已出现〕,并还将来到。而现代的全球社会,也已经开始了一代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花色也更繁复的“溱洧风潮”。

 

这种季节,在社会政治上显现出多元特点,古人称之为“政出多门”,思想文化上显现出松动乃至放纵的特点。“溱洧之风”的孪生之子是道德崩溃、经济繁荣、社会精力特别旺盛,政治活动量达到空前未见的程度。人们因此视“溱洧之风”流传盛行的时代为繁荣娼盛的创造时代。正是在这里,“溱洧之风”与“解放”、“繁荣”划上了等号。“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在仅仅二十四句的短歌中,竟有十六句用于完全的重复给予八个重句以突出的位置。道学家们可以满怀义愤地去斥责这首“淫奔之辞”〔南宋朱熹语〕。其实,倒是应该感谢古代的淫奔诗人──为后人画出了一幅如此清晰、逼真、充满生活情调的往昔之景。听听最后一节的三句诗,那是一道由衷的呻吟,抒情的呻吟,还没有完,就被打断了……真的,你面对这样一首小诗,不仅用一个艺术家的眼光,也用一个哲学的心灵去观照和注视它,见它凝集着有关人性的一丛哲理。同样,如以历史研究的头脑去观照它,则在贯通了古今之后,摸到了现代生活的节奏,并照见未来生活的基色。

 

“未来”如何?未来的和现在的人性一样,正如现在的和过去的一样;区别只在文明的潮汐、历史的季节不同。在现代流行的“溱洧之风”衰退之后,将出现一个“礼制的天下统治”,以一种新的科学精神指导的世界秩序,这就是全球时代的秘密。应运而起的新文明不受非人的科学主义的压制,也拒绝纵欲主义的诱惑,以此填补“溱洧之风”留下的精神空虚。它是虔诚的,它是端庄的,它的具体形态,将出乎我们今日的想象之外。它告别那种雅利安人肉体崇拜的野风。反观现在,吾哀乎溱洧之风沛然未有衰竭之象也,又挟其黠慧以扫寰宇而侵中国。吾人切望易运革旧布新,以出人意表再现礼魂!“溱洧之风”正在席卷世界,虽然它的发源地是美国,但现在不论“发达国家”与否,溱洧之风的弥漫是无远弗届的。家庭日趋瓦解,社会日趋解体,道德日趋松懈,行为日趋暴戾,中国和非洲这世界的两个极端同样陷在文明解体的漩涡中。

 

在西方,家庭瓦解已经发展为民族性、世界性危机,好像西方的社会中坚已经断绝,而且不再有产生强力社会中坚的希望了,更不会有英雄或圣人出而统率任何潜在的社会中坚。但是我们知道,只要奉行“K战略”的人群还存在,家庭就还有救,人和文明就不会断绝生路,社会就不会重蹈罗马和西晋衰亡的覆辙。但对未来的欧美社会及其殖民地,由于家庭瓦解得如此彻底,甚至采取了“同性婚姻”这样的“绝后模式”,因此要逃避人口剧减、社会凋敝等末日劫数似乎十分困难,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领地似乎也在被“同性恋婚姻”逐渐攻克。而如果不能挽回家庭的覆灭,美国充其量是个迦太基,不可能形成罗马。正如苏联充其量是个马其顿,德国充其量是个斯巴达。

 

我们知道,艾滋病是六七十年代美国反战运动的间接产物:反战运动作为嬉皮士和性解放的直接产物,而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和性解放正是传播艾滋病的针筒。毒品和卖淫造成了性解放的杂乱无章,正如汽车和堕胎的普及化造成了亲密接触的泛滥,结果“赐予”艾滋病空前的机会。在人们的性欲获得普遍解放的同时,人们的生命却受到了彻底的禁锢,医学革命的成就激励了现代的“溱洧之风”,它秉承了古代巴比伦─罗马─西晋的末日淫乱之风。现代的末日淫乱之风,从欧美出发,逐渐遍布全球。与此同时,在印度,古老而纯朴的“沙地”风俗业已开始复炽,它的寡妇殉葬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东方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历史性反动,似乎要在这里揭开序幕。这不是西方哲人崇尚东方文化,而是东方民众开始鄙弃西方?东方人开始从西方的精神魔力下苏醒过来的例子,还有回教的复兴。问题不是因为东方的复原,而是由于西方的衰竭;现在东西方的实力对比还是悬殊,但是二者的心力对比正在接近。

 

今天的西方人过敏异常以致神经衰弱,几乎被政治正确主义捆绑住了,这些人追求的是如何迅速耗尽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正在迅速实现,对个人权利的极度偏好,使得社会责任遭到忽略,女权主义正在演变为同性恋婚姻。感官享乐的浅显形式和市民时尚的压倒性胜利,对世界历史造成巨大转折,把一切高尚的东西都置诸无人问津的地方。这个时候的人们不会因为灵魂的死亡而惊奇,而只会对灵魂的存在感到莫大惊奇!

 

西方的语言是一种分析的语言,西方的思想是一种对立的思想,西方的科学是一种非人性的科学。西方的分析──对立──非人性,最后把人分析为“猿”、为“兽”、为“物质”。这个分析狂自称为“雅利安”,自视高人一等,其实所谓“雅利安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裸体,号称“裸猿”,这也是“分析哲学”的一大应用:把人的文化性与人的生物性分开。从希腊到印度以致近代欧美人,竟和热带丛林里的猴子一样“以裸为美”,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他们甚至有雅兴把这发展成为一种“艺术”:据说,还是“唯美的”,是人类精神的顶峰。然而,中国文明却是各种文化中最少表现裸体的,它似乎特别忌讳这玩意儿。那位在公元1792年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臣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年〕,其使团报告《英国使团来华记》〔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或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mbass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1797年,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17371801]著〕中写道,中国的服饰有意识把人体线条给遮蔽起来。

 

他的观察不错。但是为什么呢?这种行为表现的后面所隐藏的动机是什么?他并不清楚。在我们看来,这是由“政治动物的本能”决定的!故《老子》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三章〕这就是所谓政治动物的本色!孔、墨、道、法,各派风流,均与此“反裸体的精神”相通。而各种“蛮夷”呢?却是很自然地从原始本能出发,渴慕裸体的风光!甚至在裸体的表现中得到“美的感受”。美成了“性感”的代词。

 

这是两种世界观截然不同的显影。但中国人在晋末和明末的极端腐化中,也在生活领域放松了“反裸体”的管制,招致旋踵而至的蛮族入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一部《金瓶梅》的代价,是二百六十七年的满洲“统治”!两种显影,在全球文明中互相交错。不要忘记,欧洲人和印度人也曾厌恶过裸体文化,例如欧洲的基督徒和印度的穆斯林都是如此。而中国人也有过放纵亡国的时刻。不同的文化倾向,使人们变成不同类型的动物!如果说中国人是种政治动物,那么雅利安人则接近于艺术动物或科学动物,至于说到现在日本人成了一种经济动物,我总不太相信,倭人善变,很难对他们下定义。日本现在的状态,是种“被阉割状态”,广岛原子弹是其麻醉剂,《和平宪法》是其手术刀;我尤其不相信,日本受自中国的两千年塑形会被仅仅一百多年的欧化完全铲除。科学与艺术的交合点,是“冒险精神”,这与中国长城时代梦想的“长治久安”,完全相反。

 

有一天,政治动物与艺术动物将和解,联手创造统一的世界,那一天,道德的贤明与科学的锐利将混同,新的黄金时代可以降临了。西方播下的种子,也许是在东方获得最大的丰收,正如,东方播下的种子〔四大发明〕,已经在西方开辟了空前的奇迹〔科技文明〕。艺术动物的拓植,将由政治动物来圆场;正如艺术动物一再咀嚼过政治动物的腐尸。

 

在今天世界潮流的大背运中,我们何必为中国不可救药的政治性而气馁?既然中国不善于纯粹的审美和纯粹的理性,那么,就不要过分“改造”以致伤害了它的元气!还是让中国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以保有余力,以便有一天能够稳定并管理这个由艺术动物开创的文明系统。既然中国人的原始冲动已被弱化,那么,就让他来充任这个飘泊不安的世界的压舱石吧!艺术动物和科学动物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过分。如果你们真把这个被“政治挂帅”催眠了两千年的中国给激活了,那么世界将会陷入“后现代的灾难”而不是“后现代的福利”中!尤其考虑到,“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严重的社会混乱和文明颓废的周期性结果,是失去了生活目标和精神焦点的人们,已经登上文明顶点并即将结束文明之旅的准确信号,而不仅仅是政治危机或改朝换代的预兆──人们正以末日疯狂来庆贺文明的胜利与结束。文明的结束也就是“亡天下”即推翻传统,就是逆转文明的方向,向着感官的深渊坠落。

 

请记取夏桀的“肉林酒池”如何导致巨变,而晋末的“个性解放”和明末的“坐而论道”又如何致使中国灭亡。新的殷文明来了,新的佛教文明来了,新的萨满文明来了;它们的主人是殷顽、五胡和旗人……新秩序的曙光,是以小市民们的惨酷洗劫为代价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悲喜剧,对汉人是悲,对满人是喜……南京大屠杀也是如此。但文明的履带并没有停滞不前。

 

这似乎意味着,不是“在文明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性的禁忌”,而是“性的禁忌造就了文明”。历史表明,各个文明都有其性禁忌的松弛时期,其特征一如现代性解放开始泛滥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显示的,是典型的“知识普及·理性发达”所致。这与中国历史上性禁忌松动的春秋战国时代、魏晋时代、明代晚期,与西方历史上的巴比伦统治时代和罗马统治时代,十分相似。可见“知识普及·理性发达”往往导致了淫乱和道德败坏。更严重的是,现代的人们还掌握了淫乱的补台技术,如避孕、堕胎等手段。于是使得性禁忌的传统理由不再能够成立了,人们既然看到自己可以不为性的放纵付出代价,就益发放肆起来,以越来越大的幅度破坏禁忌。既然没有报应,禁忌无异于自虐?结果直到艾滋病的兴起,人们的头脑才开始冷静下来。艾滋病击溃了现代医学神话,也就缓和了破坏禁忌的集体冲动,艾滋病不是人间力量,不是天意又是什么?而在那些接受神能者的心目中,也许就是超自然者前来人间恢复道德秩序的天使,仿佛杀手才能建立禁忌和纪律。

 

反过来,如果现代人不能从技术上克服艾滋病以及更强大的病毒对人类放肆行为的惩罚,那么就必须保存某些道德。否则现代的艾滋病及其后继者就会像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疑为鼠疫〕一样,摧毁社会发展。如此看来,如果说性自由、性解放是一种“借债”的话,那么艾滋病及其继任病毒的流行,就成了“还债”过程。人们对那种由别人或后人去代劳的“还债行为的后果”可以漫不经心,但是对自己必须“亲身还债”的行为,却本能地慎重起来。所以艾滋病的流行比任何神道设教的道德规范,都是更为有效的禁忌来源。因此,“黑暗势力”成了比之“光明理论”更为强大的道德禁令:“事实并不试图说服什么,它甚至并不直接命令,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艾滋病毒是外来的?但是它必须通过人体发生作用,如果人体不像现今这样快速堕落,艾滋病其奈人何?击溃了人的抵抗意志甚至改变了人的文明观念并重新创造一个个价值标准的,其实是人自己的本能力量。所以,无神论者说人自己就是神,有神论者说人是神造的或是受神支配的:体现了高度的“代词差异”。而代词差异,其实是文明的唯一理由。

 

 

**四,“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

4. Sexual liberation is nothing new

 

“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更非“先进的东西”。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古代,就发生了好几轮性解放的浪潮,每一次都以亡国告终。宋朝刚重新夺回大权,就又开始淫乱,北宋末年单是汴梁,就有上万男妓,妓女就几十万,人种智商再次下降了,才会被女真人污辱,失去半壁河山。南宋不思悔改,继续淫乱,才会被蒙古人消灭,沦入元朝的毒手。元朝统治下的汉人开始反思,于是“人种智商”再次上升,才有朱元璋、刘伯温这样的人杰出世,再次夺回大权,这就是明朝。但是汉人好了伤疤忘了痛,在明朝中后期又开始淫乱……为什么明朝末年三十几个倭寇竟然横扫了十几个州县?九十万人口的满清为什么能在五千万人口的汉人中建立王朝?因为明朝的性解放!明朝的性解放情形,比现在的欧洲不遑多让。明朝中后期,中国色情小说的数量、春宫图的数量,多得数不清。淫风遍布全国,人民的智商水平严重下降,再也没有了高级人才,才会被满清消灭。接下来清朝整理四库全书,烧掉的色情小说,春宫图等淫秽作品不可胜数。而满清对汉人的空前压力,却使得中国人的智商才又一次回升,到了清末,虽然满人腐败无比,但是汉人却有所不同,八国联军都不能够令中国人屈服,因为中国人种又恢复了元气,变成了高智商人种。……

 

依此逻辑推演下去,亡国似乎是一件好事,是恢复民族活力的有效途径。所以清末民初,虽然中国四分五裂,但是中国人始终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命脉与权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正是因为受制于苏联,所以中国开始了崛起?因此可以说,“自古以来,从来都没有先进民族会被野蛮民族消灭的情况发生。所谓的先进民族会被野蛮民族消灭,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先进民族堕落了,变得比野蛮民族更落后,更野蛮,才会被消灭。”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人只会指责他们现在的年轻人萎靡不振,无法传承他们的技术优势。是日本对教育重视不够,教育事业被漠视了吗?日本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可是世界第一。网上的朋友们没有人不知道日本A片,也没有人不知道“援助交际”。日本人的淫乱程度举世闻名,并因纵容黑社会从世界各国贩卖女性到日本从事卖淫业〔日本称之为风俗业〕而在全球享有“佳誉”。但肯定没人会想到,日本会因自己的淫乱而导致人种退化。日本的性解放浪潮已经进行了五十一年,进入非常淫乱状态也有三十多年了,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身体发育还远没有完成,就进入了性放纵之中,大脑根本就得不到发育的资源。也就是说,从性放纵之日起,大脑发育就终止了。在十一、二岁时就开始纵欲,则这些日本人的智力水平也就相当于智商61.1166.67,不能进行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所以日本会出现那么多的“都市隐者”,他们不学习、不工作、不接受培训,变成了一群废物。〔《处女情结的作用──维系民族智商》,刘盛开原作,网民重编〕

 

另外,还可以从性交的自由度,观测一个社会及其人种的智商,四婚媾发现某种因果规律:

 

任意性交〔即成年、自愿、隐秘即可性交〕的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与非洲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智商54

 

母系氏族〔女权主义〕的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智商62

 

不穿衣服的非洲乌干达东北山区的卡拉莫贾人,智商67

 

试婚〔同居〕的赤道几内亚部族,智商67

 

共用女性伴侣〔多边恋〕的非洲肯尼亚人,智商67

 

开放式婚姻〔一夜情〕的印度〔夫妻双方都有寻花问柳的完全自由〕,智商84

 

高度处女情结的中国人〔86.7%的人有处女情结〕,智商105

 

低度处女情结的英国人,智商100

 

而迎娶处女,则能让男性基因在生存竞争中占极大优势。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指的是初夜的强烈情感,而不是指一夜情的滥交。在一个空白的记忆区域第一次写入的情感记忆总是最强烈的,经过替换的情感记忆就差得多了。只有处女对丈夫的感情才会深刻,更容易对丈夫保持的爱情忠诚。由于爱情的规范,出轨的几率才变得很低。所以俗话说,“只有一个男人的女人,没有两个男人的女人”,就是指女人一旦有了第二个,就会像是野马脱缰,再也收不住了。这就足以说明处女情结得以进化的生存优势。

 

自然界还有一条铁的定律:爱情只存在于那些需要双亲共同抚养子女的动物中,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单亲抚养子女的动物具有爱情性状。因此,真正的爱情也只有等到个体成熟、可以生育的时候,才会出现。如果少不更事、轻率献身,尝到的只会是苦果而不是爱情。频繁更换性伴侣的女性,不会有深刻的爱情。所以西谚说“多年的妓女比修女更加安静”,放荡生活已经让她们的感情麻木。

 

同样,男人也更愿意对处女负责。我曾经向一个日本人请教,日本人如此乱性,是否会影响夫妻感情?他说当然会的。我又问,日本人婚前性行为极其普遍,好像并不计较妻子是否处女,但是如果娶了一个处女,感情是否深些?他的答案是当然的。那么我又反过来问:日本人广泛的婚前性行为,是否影响了以后的家庭稳定性?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无疑的,婚前性行为会破坏家庭的稳定,并使得家庭生育率大大下降。所以在美国,私生子的数目已经和婚生子十分接近了。在更加性放纵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和冰岛,非婚生子的数目早已超过了婚生子的数目。感情冷漠,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才是生育意愿的致命杀手。

 

整个欧洲都在老去,等着吃福利饭的老人越来越多。

 

有一种观点认为性解放会削弱人的能力。性解放主义者振振有辞地宣扬这样的观点:性爱是一种普通的娱乐活动,只要做好安全措施,确保不会怀孕和感染性病,性交与踢足球、打羽毛球、唱歌跳舞等活动的性质完全一样。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一个常与滥交女性混在一起的男人,他生成精子的速度比普通人快。因为他的身体认定他需要更多的精子,所以他的脑袋就因为缺乏养分而不那么灵光了。大量包工头因为喜欢寻花问柳而失败,许多贪官因为包养女人而落马,说“女人是祸水”多半就是这个原因。对男人来说,不止滥交有害,就算跟滥交的女人睡在一起都会降低生命活力。

 

事实上,滥交不仅损害了大脑,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授沃里斯〔Wayne Van Voorhies〕的动物实验表明,生产过多的精子会缩短寿命。频繁更换性伴侣不仅会伤害爱情本能,还会引起极大的健康风险。这种风险不仅仅是感染性病,它的复杂超出想象。根据医学研究报告,多性伴侣的女性特别容易得宫颈癌。一个同时拥有八个性伴侣的女性得宫颈癌的几率高达30%

 

一般苍蝇都是在完成变形后两三天就交配,之后马上死亡。我们以控制苍蝇们的蛋白质〔鲜鱼〕的摄入量,即不喂鲜鱼来观察它们,发现苍蝇在没有充足的蛋白质的情况下,不发生交配行为,从而在十五天的时间里,仍然没有雄性苍蝇死亡。之后我们给它们喂食鲜鱼后,不到二十四小时,苍蝇即发生交配行为,之后雄性苍蝇马上死亡。

 

性交后雄性异常疲劳的动物都是高等动物──哺乳类、昆虫类。特别是昆虫类,雄性在交配后往往死亡〔如苍蝇、蜂类、蟑螂等〕。而这两种动物恰好分别是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在进化树上的最后一枝,也就都是在进化竞争中的最后胜利者。

 

资料显示,杂交动物中的雄性,其生殖器官占体重的比例远远大于婚姻稳定的同属动物,而其大脑占体重的比例则远远小于婚姻稳定的同属动物。例如夫妻制的蝙蝠的雄性大脑占体重的比例平均为行杂交制的雄性蝙蝠的1.368倍,但生殖器官占体重的比例平均为后者的1/6。在人类各种族中,历史上淫乱程度越高的种族,其男性生殖器官越大,大脑容积越小,智商越低。在淫乱种族中,男性基因必须在精子战争中胜出才有可能遗传下来,因而其基因倾向于分配更多资源给生殖系统,因而他们的生殖器官大,大脑容积小,智商低;在稳定婚姻制的人种中,拥有高智商的男性更易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更容易传播其基因,因而他们的男性的生殖器官小,大脑容积大,智商高。根据最前沿的遗传学理论,这种调整的速度非常快,两三代人的时间足以令智商上升或下降十几个点。

 

研究人员称,造物主事实上非常公平:智力较弱的生物种群由于无法靠智慧获得生存优势,它们便只有靠发达的生育能力来争取生存空间。所以,在滥交的群体中,雄性产生的精子越多,就越容易传下后代,产生精子少的雄性很可能颗粒无收。如果一个在滥交群体中的雄性竟以为凭着多找点食物就能把后代抚养得好点儿,以取得竞争优势,那他只好当冤大头,给别人养孩子,自己绝子绝孙了。

 

低等生物都以自然选择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淘汰。淘汰的方式十分残酷,淘汰比例非常高。生物到了像哺乳类这样的阶段,像鱼类一样极高淘汰比例是它们无法承受的,因为它们每个后代的诞生,都要消耗极其巨大的资源,高比例的淘汰是极大的资源浪费,不堪忍受。同时,天伦之乐是人类最大的快乐之一,是极大的幸福。这就使人们在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避孕技术的情况下,还不断地生育子女。高等动物特别是人类也比较有感情,这样的高淘汰比例也使他们在感情上无法承受。对人类而言,后代的死亡是一种十分强烈的痛苦。在人类的成长路上,子女成活率一直受到关注低,父亲的投资深刻影响后代的繁衍。任何一套男性基因要想在竞争中存在下去,就必须确保自己的投资都用到自己的亲生子女身上。在严酷的竞争中,只有那些具有严密防范机制的男性基因才保存了下来。处女情结是男性保卫自己亲代投资的第一道防线,它的重要性远远超出那些强调快感的性学家们所能了解的范围。“处女情结”其实是男人的一种防御,以保证所选择的异性是安全可靠的。

 

处女膜的作用说穿了也就是处女情结的作用,它的最大作用是维系先进民族的平均智商,保卫文明、保持先进。道德是人类的基本规则,规则不好可以修订,但绝对不能推翻,道德也是这样。

 

2008913日《星岛日报》有一篇社论,认为,“佩林的女儿”未婚怀孕,已经对现代文明提出了警示。号称“传统、保守”的阿拉斯加女州长佩林,被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因挑中后,突然宣布自己十七岁的女儿未婚怀孕,震惊整个美国社会。不过美国媒体和奥巴马阵营并未大幅炒作此事,原因之一是奥巴马本人也是其母十八岁时未婚先孕所生,难就此事攻击佩林。然而这个事件却凸现了世界性的少女未婚怀孕、青少年性病泛滥、以及“奉子结婚”的现象。

 

经过多年下跌后,美国少女怀孕率在2006年又掉头回升;而在十四至十九岁美国少女中,高达每四人就有一人患性行为传染疾病。几百年前,早婚非常普遍。那时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低至十四、五岁。此后,青少年初婚年龄不断提高。最近三十五年来,美国人初婚年龄中位数,更从1970年时男性的二十三岁,女性二十一岁,大幅提高到2006年时的男性二十七点五岁,女性二十五点五岁。多项研究证明,二十岁前结婚,十年内有近一半的人,以离婚收场。这主要是因为十多岁青少年心智未熟,面临早婚早孕等重大的人生拐点时,不易做出理智的决定。科学研究发现,青少年思考判断时,用的是人脑中最先成熟的那部分即杏仁体〔amygdale〕,这部分大脑最情绪化;而成年人思考判断用的则是后来成熟的前额叶脑皮层〔prefrontalcortex〕。这部分大脑考虑更多的是理智的长期结果。

 

此外,现代社会个人发展机会远多于以前,早婚早孕的男女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逐渐与一度相爱的对方分道扬镳。现代社会中,像佩林的十七岁女儿及其十八岁的“未婚夫”,本来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因为自食其力已经勉为其难,哺乳育婴更是力有不逮。麦凯因、佩林和共和党人力倡“婚前禁欲”教育〔abstinence-only〕,甚至反对在学校中教授安全性行为和避孕等相关性知识;而奥巴马等民主党人则认为应该在学校中根据学生不同年龄,进行不同内容的综合性的性知识教育,传授避孕、安全性行为等知识,以防学生一旦有性行为时染病和致孕。在青少年性行为不普遍的情况下,要求学生避免婚前性行为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法,但目前美国女性在二十岁生日前,超过80%都已有过性行为,超过30%已经当了母亲。在这样的人群中再来空谈“婚前禁欲”,看看佩林自己的女儿就知道成效如何了。

 

从中国〔以及希腊罗马世界〕的经验看世界,可知“性解放”并非新生事物 ,而是亡国灭种的前兆。

 

 

**五,两性关系与夫妇之道***

5. Sexual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两性关系。即使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说,仍列“夫妇之道”为社会关系的起点。没有一种哲学不关心两性关系问题,或为直接的讨论,或为间接的在意。这是因为讨论哲学的人首先就是一种两性繁殖所创造出来的动物。另一方面,讨论哲学的人们又愿意把两性基础对于哲学的影响,给悄悄隐藏起来,或予以文饰,或予以压制。一个建筑越是高耸入云,它的地基就越是深入黑暗的地下,尽管人们尽量不去联想黑暗的洞府,仅只仰望灿烂的云天。人们关心两性问题,不只是从理性上把握社会关系的结果,主要还是从自身的天然兴趣出发。生命既然诞生了,就有它的局限,有了局限,就有了自己的命运。生命无法抗拒命运,因为命运不是外在的,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那样前来敲门,命运就在生物自己身上,像基因一样深刻。

 

许多社会学的调查数据和研究结论显示,现代的青少年是一种正在变得越来越早熟和玩世不恭的青少年,其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甚至在婴儿期,现代的婴儿较之几十年前的婴儿就更多显出早熟早慧的特征,这也许是营养过剩导致的,但是从进化的角度看,可能反而是某种倒退,因为人类孕育的时间是越来越长,初生之际是越来越不成熟。但无论如何早熟现在确实是青少年的一个特征和发展趋势。在此趋势下,要求自立的年龄必定有所提前,这一提前容易削弱文化的传承从而容易造成文明的中断。这种提前在性早熟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这当然会引起广泛的注意,特别是因为注意者自己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冲击。针对这些现象,各种解释性的假说被发明了出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说,历史上各个动荡时代都注重人的能力而不是注重人的地位,注重人的智慧而不是注重人的资历,这也刺激了青少年的早熟。例如战国时期秦国已故宰相甘茂的孙子甘罗,年仅十二岁就充当吕不韦的外交策士,出使赵国,挑拨离间赵燕关系,为秦国赢得巨大利益。结果“甘罗还报秦,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太史公评论说:“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

 

现代的早期教育,目的是尽快把儿童变为成人,甚至变成智能超人。早期教育的不利结果,是把儿童过早变成了失去童贞的小大人,使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像侏儒一样被赶进了专业化的圈子。在很多实验中,早期教育一再被证明相当有效地提高了受训者的智力即IQ,但它对人的意志能力和行动力量即EQ能否产生积极影响,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意志的厚黑被证明比智能的敏锐更为重要;而在人群中混迹,智能中等就可长驱直入,但意志的厚颜无耻却必不可少。而早期教育的一个突出的效果,就是培养青少年的无耻心理,使他适应残酷的现代社会的生活磨难,并获得对抗现代文明的免疫力,以习惯现代竞争求生的斗争。糟糕的是,教室和父母常教育小孩一些过时的伦理和失败的价值观,使得他们在失败之后,没有勇气去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能用相当低能的方式,大谈自己只是缺乏幸运,以此来减轻内疚。难道这样就能把希望之火传给下一代?其实这是把自己的失败感,化成一把指向下一代的更为锋利的刀剑,结果迫使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去加倍投入激烈的竞争。失败者们往往把孩子的失败归之于懒惰,以便从心理上证明说,自己的儿女之所以未能“出人头地”,并不是由于承袭的基因太差,而是由于所受教育不够,似乎只要“加强开发”,就可以改变品种、扭转乾坤。现代社会这种消灭诗情画意的功利性,把每个人包括失去童贞的孩子都变成了市场竞争的商品与电脑程序的编码,其结果是抑制了儿童的想象天地,堵塞了青少年的自行选择。

 

青少年的早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男女同校造成了“混养”的后果。记得小时候饲养兔子,就发现雌雄混养到青春期前后一定要分开饲养,否则兔子就不再成长。初看之下,男女性青少年的同校与否,与性早熟趋向没有联系,但作为现代社会的两个并蒂莲,二者的关系值得观察,有无深入联系。首先,不论男女同校还是男女分校,都表明有大量男子和女子进入学校接受齐一化教育。而这种商品生产式的大众教育,体现为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尤其是寄宿学校尤其是所谓“小留学生”的培养方式,采取的完全是圈养动物的唯物主义方法,它以工厂式的技术来出产人才,使得人的早熟日益偏离正轨。在这种方式的笼罩下,学生们失去了原来就不充分的“社会钙质”,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家庭联系,因此各种心理病态孳生,各种生理病态爆发,杀人的,自杀的,层出不穷。

 

青少年时代,一个人处在全面发展阶段,智能敏锐,感情丰富,精力旺盛,他们要使自己的生命有所寄托,实在需要那种“能够与青春的短暂相匹配的永恒感”,作为稳定器。那种“能够与青春的飘忽和冲动相匹配的超级稳定”,可以帮助青年们渡过生命发育的激流所造成的险滩,抵达新的天地。这时,如果不能给予他们某种关爱的温情,反去剥夺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岂不毁掉了他们一生的情感寄托?如果他们把剩余的、无法奇托的感情转移到不适当的方面即社会无法接受的方向上去,岂不“酿成一生的苦酒”?这也许可从社会学而不仅从医学解释同性恋现象。

 

在价值多元论的幌子下,科学主义正在侵蚀一切意识,严重腐蚀人类灵魂的智慧。结果使得生命不幸文弱化了,即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迷误。例如,与同性恋相比,少男少女之间的苟且及混乱的性关系,毕竟还属于“繁衍”的范畴:在现代城市竟然和原始民族相似,刚刚发育成熟的少男少女就可未婚先孕,生了孩子再说,而不再被习俗视为罪恶,仿佛文明社会由于腐败而正在经历“再度野蛮化”。

 

 

**六,婚姻与家庭***

6. Marriage and family

 

文明的兴起和衰落,其实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本身的兴旺和衰落的结果。而人本身的兴旺与否,与其性及婚姻和家庭息息相关。

 

保障、规范和调整人的性行为、性关系以及其他相关活动,关系到文明盛衰。法律产生后,性行为与性关系及其他相关活动也纳入法律轨道。性问题关系到每个人,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前二世纪,印度《摩奴法典》〔The Laws of Manu 就规定:

 

“丈夫,即使行为恶劣,背叛妻子,或失去了好的品质,但贞节之妻应始终像对待神那样的尊敬之。〔5:154

 

女子幼时由父监护,壮时由夫监护,老年时由监护。女子在任何时候也不适宜于独立。〔9:3

 

无论被出卖,或被离弃,妻都不能从自己的丈夫那里解脱。我们知道这是圣主〔Prajapati〕昔时所制定的法。〔9:46

 

假若再生从自己和其他种姓娶妻,则她们的年纪、尊敬的程度和房屋,应按种姓的秩序。〔9:85〕”

 

古时人口较少,早婚早育十分普遍。《摩奴法典》规定女子的最低婚龄只有八岁。

 

上诸特点在古代东方国家尤为显著,越是东方,黄种人的比重就越高。相对而言,越是西方即白种人血液浓度越高的地方如欧洲,其两性关系越为平等,如古罗马法律主张一夫一妻,并出现过无夫权婚姻,此种婚姻的成立须经男女双方本人同意。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白人社会实际上也还以男子为中心的,在结婚、离婚、性犯罪处罚等方面都是男尊女卑的。至于黑人,基本上都是母系社会,很难建立稳定的父系家庭制度。即使现代西方社会的黑人族群,家庭制度依然具有类似的特点,单亲比例极高。

 

而上层社会具有性的特权,下层社会性的权利受到限制则,是各国性法制的共同特点。印度《摩奴法典》规定不得与下列人结亲:“其家庭成员身上多毛的、患痔疮的、患肺病的、患胃病的、患癫痫病的、患白麻风和黑麻风的”〔《摩奴法典》第三章第七条〕。古代法律限制近亲通婚也是为了保障后代的健康,而禁止非婚关系的原因之一是其一方或双方都可能患有合法婚姻所不能接受的某种疾病,从而祸延后代。《圣经旧约》规定奸夫淫妇一并处死,不仅因为其行为有伤风化,也因为其作孽种可能有病。

 

西欧中世纪的法律制度主要由教会法构成,教会法所体现的性观念以及性关系、性行为准则有:“勿乱骨肉之亲”、“禁淫他人之妻”、“不可离婚”、“禁止手淫”、“禁止流产”等,其中不准离异的规定在其他宗教的法律中相当罕见,这与基督教义有关。《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上帝配的人不可分开,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马可福音》第十章也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拿破仑法典》曾规定:“丈夫得以妻子通奸为由诉请离婚”〔第229条〕、“妻子得以丈夫通奸且于夫妻同居处实行姘居为由诉请离婚”〔第230条〕。现代各国离婚制度多规定夫妻可以同样的理由诉请离婚。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苏格兰法律就规定:无论夫妻何方,只要有兽奸、通奸行为,对方都可以提出离婚,可见在现代世界,兽奸行为相当普遍。其对象可能多是家养的宠物,以狗居多。

 

《清稗类钞》宗教类下的“欢喜佛”一条,明指欢喜佛具有人兽交媾的内容:“欢喜佛,作人兽交媾状,种类甚多。有男与雌兽交者,有女与雄兽交者。相传出自蒙古。……后盛行于满洲,而流弊所及,遂至淫风大甚,男女无别。大内交泰殿,即供奉欢喜佛之所也。”

 

《西藏新志》载:“四月十五日,龙王塘大食,庙在水中,周匝水环,须以舟渡,而正殿旁特塑一大秘戏像,即俗所谓‘欢喜佛’。喇嘛云:‘是佛公佛母。’”雅利安思想并不像《圣经》传统那样,认为“兽交”是可耻的犯罪。例如对“兽交”施行严刑峻法,在欧洲就是中古以后的事。而在印度还把“兽交”神化,据《大圣欢喜形像品仪轨》:夫妇二天,令相抱立,二天俱象头人身,白肉身,着赤色裙,各以二手互抱腰正写出“观音之化身”是表现在“象头人身”的造形上。所谓“与一巨牛交”,所谓“数人伏于牛身”,所谓“多人与兽合”,所谓“作人兽交媾状”,所谓“有男与雌兽交者”,所谓“有女与雄兽交者”,都是对“兽交”的一种拟神化。

 

非洲和大洋洲有些部落允许四岁以上儿童模仿成人性行为,甚至让他们自由性交。这些部落认为压抑儿童性欲会导致他们成人之后的性功能障碍,结果导致儿童艾滋病泛滥成灾。高度性自由环境下的南太平洋岛民,绝大多数妇女都能达到性高潮,男子很少阳痿。但是很明显,性自由的环境容易致使军事力量的衰退,而严格的性伦理甚至某种程度的性压抑,显然有助于提升一个社会的战斗力。例如中国历史上最为性自由的西晋、明末,最后都以异族入侵化上句号,所以限制性欲可能主要不是基于老人的嫉妒,而是由于部落战争和社会竞争的需要。即使在当代发达社会,早婚女人和未婚妈妈也是明显处于社会劣势地位,她们的孩子也连带受害。而为了维护性道德,有些国家还允许对恶性性犯罪者处以“阉割”。丹麦的赫斯特瓦斯医院即受命对强奸犯和其他性罪犯用X光手术“去势”。

 

很明显,婚姻与家庭得形态是随着社会形态一起变化的。《今日美国报》(USA Today2011810日报道,美国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亚裔人口大增,自2000年起人口增长超过非洲裔。纽约市法拉盛街头,望去多为亚裔行人。2010年人口普查的大量数据和结果归纳整理,显示美国的面貌在过去二十年有了惊人改变,速度之快令人口学者和社会观察家们啧啧称奇。

 

简言之,与1990年相比,美国人口更多、人口更加老化、西语裔和亚裔暴增、传统婚姻和传统家庭式微、生儿育女意愿降低、更多家庭数代同堂、对同性伴侣更加包容、更加认同“多元文化”、市郊社区增多、乡村人口减少、更多人倾向居住南部和西部。专文指出,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结束,是美国社会、文化、地理、种族和族裔组成的转捩点。此种改变影响深远,今后数年,美国人将选举何人治理国家、各州和城市;将建造何种房屋及在何处兴建,都可能受到影响。人口学家雪瑞儿·罗素(Cheryl Russell)惊叹道:“大家都预测美国族裔将更加多元化,但没有人想到变化会这么快。”

 

美国历史大部分被黑白种族互动主宰,但西语裔爆炸性的成长,把这个局面打乱。最新数据显示,西语裔现有五千万人,占美国人口将近六分之一,比1990年增加一倍多。他们不仅在传统的移民落脚地(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出现,更向其地区迁徙,连堪萨斯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风貌都为之改变。亚裔以类似速度成长,但在美国人口所占的比率仍比较小,约占4.7%。自2000年以来,亚裔增加了四百三十余万人,多于非洲裔的成长(三百七十万人)。

 

家庭面貌的改变更加惊人。1990年,人们心目中的典型家庭仍是父母和两个孩子,但这种传统家庭不断式微,代之以各式各样其他的家庭形态,包括三代同堂家庭;成年子女回来与父母同住的家庭,有时还带着自己的配偶和孩子;有继父、继子女同住的“混合家庭”;还有父母、表兄弟或表姐妹或其他亲戚甚至不相关者共同居住的“扩大家庭”。

 

各种年龄者用各种方式安排的同居也日益盛行,包容同性或异性的不结婚伴侣,有时还有各自的孩子或成年室友同住。一人家庭也在继续成长,从1990年的25%,增加到目前的27%。此外,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有孩子,拥有十八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持续减少。这显示美国也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逐步陷入人口减少的“文明漩涡”。

 

男女角色的演变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最大的改变是婚姻延后和式微。将近半数女性等到二十六岁以后才结婚,1990年的平均年龄则是二十四岁。男性则把结婚推迟到二十八岁以后,早先的结婚平均年龄为二十六岁。专家指出,女性延后结婚可能与教育程度提高、经济能力有关,许多女性认为,结婚对她们不利,将来可能“沦落”到必须“抚养”男人。

 

从居住地的选择来看,美国的乡村继续衰落,二十年来人口没有成长,人口增加最快的地区则是大都会外围的市郊地区。

 

 

**七,略论一夫一妻制***

7. A brief discussion of Monogamy

 

新的研究表明,一夫一妻并非人类的本能。相反,与黑猩猩一样,人类的祖先不会和异性伴侣厮守终生。在人类社会的演化史上,一夫一妻制并非主流。男人为了社会的稳定做出牺牲,彼此约定每人只能拥有一位妻子,但这不能保证婚姻的纯洁。

 

对大脑和血液的分析表明,他们逐渐揭开了爱和性神秘的面纱。在人体内的遗传物质的作用下,人们产生了“爱”:性爱时人体内产生的一系列生物和化学变化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恋爱时人血液中的复合胺含量明显减少,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患上强迫性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身上,难怪常言道:恋爱是疯狂的。恋爱时人体内的睾丸酮含量也发生了变化。一般男性血液中的睾丸酮含量比女性多。一旦坠入了爱河,男性的睾丸酮含量骤减而女性的则剧增,因此,男性在一定程度上女性化,而女性则男性化;这时的男人表现得友好并善解人意,而女人则容易冲动。这样,男女之间的差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这更有利于双方建立一种持久的关系。爱的力量可以持续数月乃至几十年。人类学家猜测,荷尔蒙的作用让男女厮守,一直到共同的孩子出世。

 

繁殖后代的欲望影响了人们的思维举止。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改进下一代的基因。人们相爱并不是为了与伴侣白头偕老,日益增加的离婚率反倒表明了人类的本性。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指出:一夫一妻制并非人类普遍的同居方式,而是日耳曼人的一个特殊习惯。如今,甚至连妇女们也喜欢更加频繁地更换伴侣,因为她们经济上已经不再依附男人了。但人类同猴子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懂得对后代“投资”,而不仅在于人类能够直立行走、或制造和使用工具。尤其女性,需要一位可靠的伴侣来协助她们养育后代。

 

性行为对妇女而言,可能意味着九个月的孕期。九个月后,妇女还要养育孩子,因此需要男人的支持和帮助,一位能干的男性对母亲和孩子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学者们曾经对六大洲分属于三十七种不同文化的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妇女们并非在寻觅最帅最酷的男性,她们需要的是强壮、有作为而且给人良好感觉的伴侣。

 

2005102日出版的《世界博览》杂志相关主题介绍〔赵翀编译〕,现代生物学界将男性的侵略性视为“不忠”的主要原因。不忠现象在动物中也很普遍:雄性为了争夺雌性而争斗。结果是雄性努力将更多雌性占为己有,并采取种种预防措施以排斥其他雄性的染指。这种行为也可以称作“嫉妒”。按科学家的解释,人类女性的孕期不定,如果她们可以自由选择交配对象,就让男人无法确定“妻子生下的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在现代欧洲和美国社会,10%的孩子是偷情的产物,也就是中国人过去所说的“野种”。这种歧视性称呼所指代的人群,在当代中国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这样一来,男人“对孩子和家庭的投入”也就成了受骗上当。无怪男人担心,一旦对女人放松控制,他的辛苦付出就是“帮别人养孩子”。当然这对欺骗丈夫的妇女却是有益的:她可以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加“优秀”的基因。她同一个忠实可靠的“家长”生活在一起,却同野汉生下孩子,科学家们将这种行为称作“基因交易”。

 

20088月,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行为生态学协会年度会议”上,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生态学家瓦尔皮·拉马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他提出:将社会经济学的差异计算在内,来自一百四十个国家的六十岁以上一夫多妻男性比来自四十九个国家一夫一妻男性的寿命高12%。这项研究并不是对男性多配偶现象的质问,研究人员是通过该研究洞察一项长期以来令人困扰的人类生物学现象:为什么有些男性能够寿命更长一些?之前研究人员关注到一项关于女性长寿的现象,他们称此为“祖母效应”。拉马指出,对于经过更年期的老年女性,每隔十年,她们就会增加两个孙子。由于后代的出现使她们沉浸入对孙子的溺爱之中,从而使她们的寿命得到延伸。

 

与之对比,男性进入六十岁,甚至到七十或八十岁仍有生育能力,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这能够解释他们长寿的原因。但是拉马和同事安德鲁·拉塞尔想知道是否其他因素能够揭示男性长寿之谜,比如“祖父效应”。为了测试其可能性,研究小组分析了教堂记录的十八到十九世纪以来两万五千对芬兰夫妻,这些夫妻很少移居至其他地区,没有人采取避孕措施,同时路德教会强制执行一夫一妻制。仅有鳏居的男性才能再婚,如果他所结婚的女方也有多个子女,那么这位男子将有更多的子女需要抚养。拉马说,“但最终再婚男性并没有因更多的儿孙后代所拖累,统计表明这些一夫多妻男性的寿命要高于一夫一妻制男性。”如果将祖父效应不予考虑,拉马和拉塞尔思考是否人类生理学能够解释男性长寿现象。男性长寿可能是长寿女性生物性选择的推理性结果。如果女性配偶的幸存,是男性长寿的主要解释,那么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的男性寿命将是相同的。

 

从人体生理学角度来看,更多的儿女和妻子将增加男性的寿命,老年男性生殖能力健康也是他们长寿的其中一个原因。兼具群居性和遗传学特征是老年男性长寿的最佳解释,当他们进入六十、七十岁仍需要抚养子女时,他们意识到必须首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样才能有能力抚养后代。此外,从遗传因素来看,许多一夫多妻制国家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一夫多妻沿袭制度,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遗传下来的基因应当对男性的长寿十分有益。科内尔大学进化人类学家克里斯·威尔逊说,“这是一项有效性假设和很好的预测。”同时,年迈男子有配偶的关心和照顾,其身体健康得到了保证。

 

反观一夫一妻制,并非自然形成的。日耳曼人将婚姻视作两个族群间的协约,婚姻同其他法律协定没有质的区别。一夫一妻制是男人间达成的一项协议。他们以此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和防止因为女人而彼此争斗带来损失。这一协议要求社会上所有男人或多或少地享有平等的权利,“好让最无能的家伙也有理由讨个老婆”。一夫一妻制是男人间平等的产物。即使是权贵们也遵守这一规则。他们放弃了一夫多妻制来换取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对男性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妥协和牺牲。男人只要支付一定金额,就能娶到一位女子,而她便成为了他的财产。对于妇女而言,她们因婚姻获得了家庭地位、法律保障以及稳定的社会地位。

 

许多民族实行过一夫多妻制,其起源可以归结为“猿类的本性”或是“统治的需要”,因为多妻制度可以保证男性统治者子孙繁衍,造成政治权力的屏障。这种制度在农业和游牧社会那种仰仗人口和人力来扩张势力的文明中,是极为有效的,它不但保持了有效的社会秩序,还对人种的进化、文明的淘汰,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机制,优胜者的基因也可以借此传播得更加迅速、更加遥远。

 

然而一切事物都会变质的,事物的作用及后果亦随之而变。随着技术文明的兴起,一夫多妻制终于从“善”的成为“恶”的了,成了社会混乱和社会退化的根源,成了寄生虫的巢穴而不是优秀人物的温床。在某些商业发达的农业社会,一夫多妻制成了纵欲与纠纷的根源,这些社会人口已经过剩,对人力的需求下降,一夫多妻制结果加剧了这些社会的危机而不是解决了这些社会的问题。禁止一夫多妻制,也许是基于这方面的压力。

 

最早记载日耳曼人历史的罗马史学家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约55─约117年〕认为,一夫一妻制乃是日耳曼人的特征。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中的这一看法影响了后代人,但我认为实情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简单。盖一夫一妻制实为游猎民族之常态,据考证,为了动员尽可能多的猎人出征,在制度上需要保证他们的妻小不受侵犯,这就是懂得使用武器的人群和猿群不同的地方,因为武器的运用使得人的体力变得相对不重要了,人与人的地位因而比较平等,这也就是后来“更文明的专制社会”要大力收缴民间武器的原因,这种严密控制武器的文明社会,则是伴随着一夫多妻制出现的,更进一步,则集中武器以建立统一国家。从“婚姻与家庭”的角度看,根据文明之扩张与收缩的节律,社会常常摇摆在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之间,不论盛行一妻的日耳曼人还是盛行多妻的中国人,都会在各自的基础上浮动摇摆:一妻制的会趋向多妻制,多妻制的也会趋向一妻制。

 

相比而言,在一个种族差异不大因而不需要优生学的社会〔如日耳曼〕中,一夫一妻制是合适的,但在一个种族差异较大因而既需要优生学又需要保持相当幅度的人口增长率的社会〔如中国和回教社会〕中,一夫一妻制将会顾此失彼。由于使病弱者和强健者拥有同等的生殖机会,将不再能落实优生学原则,这样的结果将导致社会的种族退化。所以在这些种族差异比较大的、由文化来统合的社会中,多妻制度成为文明扩张的重要方式。

 

总的来说,一夫一妻制比较适合一族殖民社会,一夫多妻制比较适合多族融合社会,欧洲的航海文明〔从古代希腊、中世纪意大利到现代西欧〕多属种族差异不大的殖民社会,亚洲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多属种族差异较大的融合社会。根据“物以稀为贵”的人性特点,一夫一妻制容易使得富有创造才能的人,陷于儿女之情的泥沼,并为小家庭不是大家族服务,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它一面使劳工们有组成家庭的可能,这样就削弱了社会廉价劳工的供应能力,对技术社会的兴起具有意想不到的刺激作用。在种族差异较大的社会,一夫一妻制削弱了社会的融合过程甚至加剧了分裂倾向。也就是说,社会不再按照强势家族主导的方向前进,同化作用削弱,制度的蓝图由小家庭为基础来拼接,最后结果是社会走向分离主义。

 

不论在种族差异不大的社会还是在种族差异较大的社会,一夫一妻制都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增加了妇女的社会活动能力,结果使社会变革加速,“人心不古”、“风俗败坏”就是它的严重副作用。根据历史经验,比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与种族较为单一的社会所实行的殖民扩张模式,较为合拍的,这也是游猎部落的婚姻习俗。大多数文明由于采取了种族融合式的发展路线,所以并不按照一夫一妻制的习惯来建立自己的婚姻制度。可是,由于近代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影响,一夫一妻制显然已经在多数人类社会中,取得了主流地位,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这样。与此同时,分离主义倾向正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稳步的增长。这也表现为:主权国家的数量在最近的六十年内增加了四五倍,而且还在增加中,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渴望获得独立,甚至许多人口较少的地区也被政治独立的梦想所激动。因为现代社会奉行的一夫一妻制,原来主要是适应于种族差异不大的游猎型和商业型的殖民社会的。

 

严格讲来,一夫一妻制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婚姻形态,所以一些脱离了游猎状态而进入游牧状态的民族,如贝督因人、蒙古人、突厥人、柏柏尔人那里,一夫一妻制就已经瓦解了。一夫一妻制可说是刚从群婚制蜕化而来的婚姻制度,它并不像现代殖民主义者异想天开的那样是一种“最高形态的婚姻”形态。尽管日耳曼人〔包括北欧海盗〕对欧洲的殖民以及此后千年欧洲对其他世界的殖民,使得这种原始部落的婚姻制度在全世界成为主流。可是,大多数融合民族的生活习惯毕竟与原始日耳曼人的大不相同,所以与一夫一妻制同时出现的,就是婚姻状态的极不稳定,和普遍的卖淫和道德败坏。这种道德败坏是为了维持表面上的一夫一妻制和实际上的多妻制而付出的代价。难怪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之类要痛斥一夫一妻制为“独占的卖淫”,而犹太人弗洛伊德则悲叹一夫一妻制造成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可见原始日耳曼人中的一夫一妻制一旦移植到世界其它地方,尤其移植到像犹太人这样古老的民族中,就完全变质了。因为犹太人像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社会那样,是文化主导的、融合式的,不是种族主导的、殖民式的,其生活习惯自然并不适于实行一夫一妻制。如果法律强制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只能造成风俗的伪善败坏和道德的紊乱失调。当代中国的淫风四起、娼妓拦路,就是因为这个假晶现象所致。

 

我并非在此指斥一夫一妻制不好,也不是揭示它的强制普及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而是想说明,全球政府的指导纲领,在于顺应历史沿革的方法而不用“愚公移山”的斧凿。我们指出一夫一妻制度的客观效果以及它的由来演变;这样它们未来的走向,也就会一目了然。在我看来,一夫一妻制的最终结局要么造成社会分离主义,要么造成家庭制度的瓦解和文明社会的崩溃。例如,例如,一夫一妻制实施于全球社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导致男女混同〔女性男化、男性女化以及随之兴起的同性恋时尚〕。女性男化导致男性丧失创造能力,男性女化则使女性成为贫瘠的盐碱地,同性关系则加剧人类生殖能力的衰退,直接促使文明的滑坡。

 

如果人说,鉴于当今世界的人口爆炸的危机,还是降低一些生育率为好……但请问这是一种怎样的降低呢?这是一种“负债的经营”。之所以称之为负债的,是基于下述事实:生育是基于自然本能,逃避生育却是基于文明,逃避生育的习惯一旦养成,就难以改变,直到这一文明毁灭,其他文明兴起。新的文明化腐朽为神奇,用本能的力量消除男女混合的世界潮流,大家意识到男性女化与女性男化是“文明败血症”,足以导致种族灭绝。在这样警醒意识下,一夫一妻制怎能不走向历史性的衰落?因为一夫一妻制作为游猎时代和殖民主义的婚姻形式,不能解决全球范围的人种危机。它在种族差异不大的小范围内的有效性,一旦扩张到种族差异太大的“全球范围的统一秩序及其政治实体”,难免造成社会惰怠和文化虚脱。更无从配合优生学的需要,振兴种族、再造文明。

 

这种制度包括婚姻制度会宣判自己的死刑: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精华日渐消耗殆尽,社会渣滓却日益泛滥;结果创造力不足,犯罪率却过剩……在我们看来,一夫一妻制正如其它人造的事物一样,并非生来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细细考察一下,它们其实都是受到一个发展过程的支配,支配它们的发展过程其形态都和一个抛物线相似:其兴起时也曾生气勃勃,向上挺进,其衰落时也将腐朽不堪,向下坠落。我不愿意断言当今的时代就是一夫一妻制走向彻底没落的时代,但显然这种制度正在遭受严峻的挑战,除了大量的离婚、未婚生育、婚外通奸,其中最新的挑战就是来自“同性婚姻合法化”。有的报道宣称,已经有人提出:如果同性恋一旦合法化,那么其他人是否也该拥有和自己的血亲甚至宠物结婚的权利?这意味,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大门打开,那就意味着另一种毫无禁忌的婚姻制度已经露出地表,任何可以想象的“婚姻”都可能取代一夫一妻制的地位。即使它不能完全取代,也无异于指出一夫一妻制的最大荒谬就是它已经通过殖民主义法律把自己强行推广到了全球范围。“物极必衰”一语,难道不适用于如此专断的一夫一妻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要么是诱惑,要么是奴役。

 

在新的文明看来,一夫一妻制的不适用性在于:

 

1,它是殖民主义的社会基础;

 

2,基于殖民扩张模式的是个人主义,基于种族融合模式的是家族主义,前者适用于种族差异不大的社会,后者适用于种族差异较大的社会;而强行推广个人主义于种族差异较大的家族主义社会,只能造成社会分裂却无法提高社会的创造力,结果“人人平等”造成了向下的流动,而非向上的竞赛。

 

3,欧洲历史中的个人主义及其平等意识,适用于殖民社会而不适用于融合社会;因此在所谓“后殖民主义时代”,必定因为上述原因而无法操作广大的融合社会,从而加速自身衰落的同时也加速文明的衰落过程。

 

4,欧洲个人主义作为殖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由于扩张无门,而变成负数。在无法对外殖民的窘境下,它只能走向内部消化的恶性发展,走向物质主义、纵欲主义、恐怖主义的极端“现世精神”。

 

5,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其瓦解是文明实体〔社会〕趋于崩溃的前奏,下一步也许就是“现世精神的反转”、出世精神的历史性复兴。事实上,并不是各种出世精神导致社会衰落,而是社会衰落尤其是家庭制度的衰落造成的家庭瓦解,刺激出世精神的兴起。唯心主义造就了唯物主义,但唯物主义造就的不是唯心主义,而是新的宗教……

 

6,一夫一妻制正在一步步毁灭自己的基础。取代溃败中的一夫一妻制的,有两种可能:a,独身制;b,多妻制。前者以出世精神的感召来弥合支离破碎的文明;后者以家族主义取代个人主义,以种族融合取代殖民模式。

 

7,至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已经被证明只是欧洲殖民模式的变种,作为民族主义的新形式,社会主义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社会主义包括俾斯麦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墨索里尼的工团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战后兴起的各种独裁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创造的“社会正义”,远远不及它们带来的革命与战争多,因此社会主义可以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贩子”,其黩武性和残暴性远远超过奴隶制度。

 

按照上述事实,欧洲殖民模式下的“个人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集大成的“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整体过程。它们基于种族殖民模式,不同于种族融合模式的是:在殖民模式下,对一个社会的效忠只能是基于对别的社会的削弱而不是互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社会主义〕并不能解决殖民模式的内在问题,而只能使这一问题模糊化,并且导致社会的内在集权、腐化、惰怠、漠不关心及超经济的巧取豪夺的专制制度的形成。

 

关键在于:人性像是腐蚀性强的液体,四处流动以寻求制度的漏洞,它见缝插针,利用制度的局限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正如其他各种社会制度一样,任何一种婚姻制度都会造成一些问题,这毫不奇怪,人性是丰富的、多面的,而任何规划好了的制度却是建立在单面的刻板之上,它要求不同的人遵循同样的规定,它要求丰富的人性适应单调的齐一化。从集体行动的角度看,制度当然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却损害了个体的特性,扭曲了人的心灵。有趣的事情终于发生:当人性的一些方面被迫去适应一种制度时,他却在另些方面表现出相应的顽固与破坏性。而为了有效管束这种新的不适,制度本身就需要被迫作出重大调整。因此,某种制度的兴衰,取决于它与人性的角力关系,等到它无力调整这种防范与钻漏洞之间的关系时,制度本身也就面临了被废除的命运。一切制度都迟早会面对这一危机的,因为制度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协调,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严格制约的。二者之间的平顺是暂时的,冲突却是经常性的腹痛,常常导致社会规模的腹泻和虚脱。

 

我常想,若以绝对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制度与人性的冲突,并把制度奉为不言而喻的标尺,是否属于某种精神缺陷?环顾当今世界,一夫一妻制的瓦解和多妻制的不合法状态,所带来的懒散、惰怠、腐化、绝望等等,正在导致新的野蛮主义。在这野蛮主义的狼烟后面,才闪烁着新婚姻制度、新家庭制度,以及由此兴起的新文明曙光……

 

而就最近而言,“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类的“文明大戏”,可能正为新野蛮主义的狼烟准备燃料。时候一到,玉石俱焚的节目不无可能。这是因为,人生的焦点毕竟是“生存”而非“文明”,如果一种文明已经威胁到了人的生存,它就必须退位,让位给野蛮,所有妨碍生存的文明成果,都将遭到无情的扬弃。

 

 

**八,反对纵欲主义***

8. Sexual Indulgence opposed

 

性欲是生命界的普遍现象,但把性欲哲学化,甚至作为“准宗教”来供奉,结果妓女成为影视明星,影视明星成为大众偶像,大众偶像成为女神:这个四部曲,却是现代欧美文明的特色之一。野蛮民族也曾崇拜性功能,但那是以种族延续为指归的;但在欧美文明的现代意识中,性欲和商业文明结合,成了不加掩饰的纵欲主义,人们甚至懒得掩饰,以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疯狂的、预感末日的纵欲之中。这个历史现象的工作,是由奥地利犹太人弗洛伊德和他的后学所完成的。犹太人可能由于他们的教义,很小就对性欲特别敏感,因为依据对律法的歪曲性理解,奸淫同一信仰的女子算是犯罪,需要用石头砸死,但是奸淫异族和异教女子的劣行,却可以逃避惩罚,所以不肖之徒专以淫虐异族异教女子为乐。这样看来,由一个欧化的、吸食可卡因上瘾的犹太背景的“心理医生”来完成精神分析这个“理论”,似乎并不足怪。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后学即所谓“新弗洛伊德主义”那里,这种理论赤裸裸地发展成了一种要求毁灭整个社会和文明体系的纵欲主义叫嚣,结果“逃避自由”成为自由社会的可耻标记。一种酷似《列子·杨朱篇》上的郑国宰相子产的两个哥哥所嗜好的那种“酒色”风尚,席卷全球:

 

“子产相郑,专国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郑国以治。诸侯惮之。而有兄曰公孙朝,有弟曰公孙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钟,积麴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穆之后庭,比房数十也。穆之后庭,比房数十,皆择稚齿婑嫷者以盈之。方其耽于色也,屏亲昵,绝交游,逃于后庭,以昼足夜;三月一出,意犹未惬。乡有处子之娥姣者,必贿而招之,媒而挑之,弗获而后已。子产日夜以为戚,密造邓析而谋之,曰:‘侨闻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国,此言自于近至于远也。侨为国则治矣,而家则乱矣。其道逆邪?将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诏之!’邓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时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诱以礼义之尊乎?’子产用邓析之言,因间以谒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子纳侨之言,则朝自悔而夕食禄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择之亦久矣,岂待若言而后识之哉?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 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我又欲与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苦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术而喻之,若反以彼术而教我哉?’子产忙然无以应之。他日以告邓析。邓析曰:‘子与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谓子智者乎?郑国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列子·杨朱》〕



 

而对抗自由主义的逃避自由、反对性欲主义的明星崇拜,并不是压制健康的欲望,而是抵制精神现象的纵欲、抵制颓废的文明状态。大家都知道,许多人到了中年甚至过了中年进入老年时,才会刻意寻欢作乐,如罗马的老伽图〔Cato the Elder,前234─前149年,全名“Marcus Porcius Cato”,又称“Cato the censor”〕和二十世纪的革命暴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就堕落为人面兽心的唯物主义色情强盗。老伽图早年勇猛精进,力主消灭敌国迦太基,每次在元老院演说,不论主题为何,最后的结束语总是:“一定要消灭迦太基!”结果到了晚年却彻底丧失了身份感,和自己的女奴私通。二十世纪的许多革命领袖又何尝不是如此,早年作为职业革命者居无定所,晚年入住王宫〔克里姆林宫〕和宰相府邸〔中南海〕,纵情声色──表明他们自己往日的革命理想不过是个斗牛的红布幌子。在他们肚皮下面的悲惨世界充满了世纪末的强颜欢笑和绝望情绪,决非由衷的欢乐。

 

若要抵御这种颓废的蔓延趋势,仅仅铲除专制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抵制性欲至上主义及其渊源即“雅利安人的裸体文化”,明白世上美好的东西不必源于性欲。为了拯救文明、抵制性欲主义,须有新的神道来吸引人们的“性趣”并施以强大的催眠……例如,即使允许妓业开张,也需要在男女社交方面实行某种程度的张力:以便造就文明的动力!这不是苍白的“禁忌哲学”,不是迁就伪装的集体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言行不一,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实践那样蒙古式的军事管制。和社会主义军事管制的全面专政相比,小国寡民的“中世纪”倒是有其独特魅力的,为此,中世纪值得留恋,即使它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禁锢、闭塞、愚味、黑暗和群众运动如蛮族入侵造成的封建割据和十字军东征等。那小国寡民的恬淡无为、日光悠悠……充满闲散气氛的自然状态,人和天地万物亲近,哪怕这是“野蛮”的近义词;因为这毕竟是人的一种原型,不像血红的社会主义那样只是斗牛屠戮的幌子。

 

本来,各种原型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这“战略价值”可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它象征着一个生命状态。中世纪的魅力,不是渴求它或诅咒它的人们凭借心情可以改变的,因为它构成了文明过程中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这时,黑暗比人工照明还要好,这时人们宁愿熄灯,或是使用月光。自然的疲乏比人造的兴奋要好,无为胜似有为。人造的兴奋虽然不错,却难持久:“强弩之末,难以穿鲁缟。”中世纪的魅力,用中国的概念表达,则是“黄老─老庄─佛老”:一个精神系统中三个片断,这个精神系统开启了中国两千年的帝政时代,也就是“中国的中世纪”;相似的精神前兆,披上了不同的袈裟。荒草又覆盖在精神的废墟间,作为土地恢复活力的无奈条件;人们的智慧和心力也像土地一样需要这类休耕,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系统,也是如此。

 

虽然对于陷入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种族灭绝、同归于尽的自杀爆炸战国人民,休耕和安眠既无理性的说服力,又无感情的诱惑力。现今全球化的战国时代,片面追求利润和效率,以便在激烈的经济战争中获得上风、压倒群伦。谁还顾及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不良后果?即刻获利的“追求”才是重要的。这种狂躁的“破坏禁忌的态度”,与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有“科学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不同变种〕,是一脉相承的。这激发了普遍的精神病症,加剧了“席卷全球的精子危机”。有一天,为了逃避种族灭绝的危机、为了抓住自己最后的生机,全球人类将迫不得已走向黑暗,走向新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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