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5, 2018

谢选骏:诺斯替论述拾零



(摘自谢选骏《仰望基督》[Looking Up God],1999年)
(040)
施洗的约翰被人卑鄙谋杀,而圣子耶稣却起来主动寻求献身!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表明,作为人子,耶稣基督是踏着施洗约翰的血迹前进的──而他所取得的人间最辉煌的胜利,也是在宝血之上完成的。即使人文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却在四百年后摧毁了罪恶的罗马!而窃据了主的圣名帝国教会,代表叛教者镇压完了多纳特纯洁派之后,罗马城也就在410年遭到洗劫和攻陷。罗马的这一沦陷是一个让叛教者的代表、神学家奥古斯丁主教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件,其实答案就摆在这个鼓吹杀害纯洁派基督徒的神学家面前:那就是帝国教会流了义人的血,所以必须悔改。所以只有在蛮族入侵以后,新的教会才由大格利高里于590年左右建立起来。而缺乏蛮族入侵这一洗礼的西亚、北非和东欧,在拜占庭帝国的控制下,最后不得不遭到阿拉伯人(北非)和土耳其人(小亚细亚和东欧)先后征服。但耶稣所传的福音,还是从蛮族入侵的一片荒野中,开辟了当今的全球文明。我相信,主以后还会让伊斯兰教的蛮族入侵继续鞭打腐败的基督教文明,以便让救恩临到每一个人头上。
在这种意义上,相信灵界的存在,相信灵界超然于属世事物的生生灭灭──并不是诺斯替主义,而是基督耶稣的真传。为了属灵的国度而摒弃属世的国度,这就是属灵的基督与属世的弥赛亚的区别,他们争战的国度是不同的;这也是永生上帝的独生圣子,与所有先知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这种意义上的耶稣基督的灵体,是我们永恒的堡垒,是我们回归灵界的中介,那是超乎“天人之际”的无限风云,这个上帝的国,与我信主之前“以普遍启示的方式表达的‘阳’和‘反压制’”,是不同的,是特殊启示,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天人之际”。只有基于这种特殊启示的末世论,人才可能为属灵的国度,而舍弃属世的国度。
(074)
圣父是万物的源头,圣子使万物获得意义,圣灵不断更新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永恒的价值。
如果我们不去感谢圣父创造世界的恩典,便无从理解圣子救赎的深刻意义,而这种感谢与理解正是圣灵带给我们的最大宝物。是否需要完全否定这个世界的价值,可能正是基督徒与诺斯替派需要划清界限的地方。如果完全否定这个世界的价值,那么十字架上的圣子的牺牲,甚至是与他同在的上帝本身的亲临现场、大殿上的幔子裂开……似乎都成了多余的、不那么急迫的了。如果完全否定这个世界存在的必要,那么圣子的道成人身、与我们之同忧乐,又有何必要呢?
(095)
上帝的光照,在不同的人身上,结出不同的果子……这并不表明上帝的光照是歧视性的、“等级制度”的……与上述猜测相反,上帝的普照与催化是“多元性的”、按部就班的。这样才能造成世界、创生世界──如果上帝结出的果子都一样,世界的结构性在哪里呢?如果上帝结出的果子都被保留在一个水平上,这个世界岂不是过于平面也过于拥挤了?
在如此缤纷的美意面前,亏欠上帝的等于亏欠了自己,因为上帝就是那唯一无条件爱我们的圣灵。如果我们使得圣灵感到了痛,就会使神的仇敌感到快乐,这样的日子我们如何能够维持长久呢?说来神秘,也许不是“我自己有能力羞与某人为伍”,而是“上帝拒不领我走上某人的道路”──主为不同的人所预备的路,就是如此毫不雷同。尽管主对所有人都是充满了爱与扶助的。《罗马书》的“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圣子耶稣基督,归与你们。”(第一章7节),尤其是“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十六章27节),所代表的观念,是否像有的教授神学所言,“有诺斯替派的影子”?不。愿圣灵充满我们,不要另立新说;已有的启示和恩典,已经足够我们用了!有的人喜欢追究上帝的来历,却不知道这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这些人哪,却不去追究自己祖先和祖母们的来历,也不追究自己是否父母的亲生还是私生……可是他们为什么偏偏喜欢拿上帝和基督来胡乱“考证”一气呢?他们为什么不首先去考证一下自己族谱是否确凿可靠呢?难道这些人不在乎自己的祖宗而在乎上帝和基督?我看情况正好相反。他们是不怀疑自己的祖先谱系而怀疑上帝和基督。事实上,他们的祖先比上帝和基督远为可疑。
而作为一个信徒,我最大的祈愿就是:求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心,求基督按照自己的方式引导我们,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和自己的局限,让我们在抵抗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不被世界吞没。因为抵抗世界先要战胜自己。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沦为一个“成功的失败者”,一个“宝座上的奴隶”。
(193)
与使人重新变为“孩子”的赤子之心相反,十九──二十世纪以来的“神死”思潮,却是企图理解上帝的狂妄努力。这种努力可以上溯到奥古斯丁的过于拟人化、理性化的三位一体观念,当这样僵硬的上帝观念无法容纳“科学事实”时,西方神学的大厦便嘎嘎作响甚至轰然倒地,实证主义的瘟疫因此进袭灵界,“神死”的精神黑死病从此席卷西方社会的内心世界。
十五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使欧洲艺术失去了“灵”。这实际上是欧洲人与欧洲社会同时也失去灵魂的“艺术表现”。十七世纪以后,欧洲社会更是进入群魔乱舞的时代,其典型之一就是三十年战争,宗教借口下的互相仇杀。
中古时代,画的是灵魂;十五──十八世纪,画的是形体,形体的美感和形体的沉沦;十九世纪以来,画的是形体的破碎。灵魂何时开始重返美术的世界?
人们区分一种思想或行为是不是“胡闹”,往往是从其后果或“效果”来判断的,对艺术作品也应该如此。我们不应该从艺术的过程来判断艺术的价值。如果过程胡闹而效果奇佳,人们反倒誉之为举世瞻仰的伟大成就。从另面说,属灵的事很难得到属世的证明──否则,“奇迹”就不再是奇迹了,因为“奇迹”不是别的,正是对属灵的事,提出属世的证明。在这种意义上,“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的断言,确实道出了信仰的秘密:“正因为信仰在属世的意义上如此荒谬,我才相信它是真正属灵的”。
一千五百年来的多数时期,西方的多数基督徒是以“天上的超级自我”这一投射方式,来看待神和定义神的。这难道不是潜入基督营垒内的异教思想?正是这一来自北欧蛮族的、“潜入基督营垒内的异教思想”,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的热孵下,终于破壳而出,演出了“权力意志乃是宇宙本原”这样的北欧海盗宣言,尽管这一宣言是由一个牧师的儿子、德国和波兰的混血儿、梅毒患者尼采先生给说出来的。
在耶稣被犹太人伙同罗马人杀害以后五百年不到,475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又过了五百年,975年,西欧开始复苏。又过了五百年,1475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又过了五百年,1975年,葡萄牙帝国完全解体。再过五百年,2475年,会发生什么?欧洲文明再度崩溃甚至完全毁灭?
自从诺斯替派和奥古斯丁以来(甚至在主前的库姆兰教派那里),摩尼教的二元论(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永恒斗争),就渗入希腊──罗马世界,甚至渗入基督教。尽管基督的福音极少以致毫无黑暗之子的存身余地,但教父信众甚至教会官员们却相信魔鬼的存在──尽管他们也崇拜上帝,并企图靠这崇拜来抵制魔鬼。“信魔鬼”并不等于“拜魔鬼”,有时还可以表现为“恨魔鬼”。
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名为基督教,实为巫教与科学的混和,殖民掠夺、世界大战、集中营、跨国公司,一一无视上帝、敬拜巫教与科学。它的文化也是如此。无视灵魂,敬拜肉体,体育和影视明星俨然是“新时代的教父与教母”──
这一切都从所谓“新教伦理”开始的,也就是从变相的希腊异教的复活开始的。甚至是从天主教的圣徒灵物崇拜开始的,也就是从披着基督徒外衣的偶像崇拜开始的。法国神父,与其说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不如说是圣母马利亚的代表?巴黎的教堂,到处都是马利亚的影子,而圣子耶稣,反而成了一个婴儿,一个“不成熟的需要保护的救主”。“人若不变成孩子的模样,就不能进入天国。”耶稣的这一说话也许是“圣母和圣子”造型的属灵依据,但基督毕竟不只是人,而是神、是与人迥异的超然。
有关圣子耶稣基督的“神人一性论”的观念,已被宗教的历史经验是条死路。“耶稣基督具有百分之百的神性和百分之百的人性”这样不合逻辑的启示,才是道路、真理、生命。神人一性论过于妥协,过于属世,和诺斯替派适为两端,因此无力抵御伊斯兰教的冲击?而诺斯替又过于脱俗,无从建立强大的教会并影响属世的工程。结果只有既坚持“神人二性的各百分之百”、又坚持“父神、子神、灵神的三位一体”这样矛盾离奇的启示,才能保持强大的内部张力?仿佛满弓,箭在弦上,时刻警醒。如此看来,所谓“基督教”,乃是主的福音和各国、各族原有文化相结合之后的“混合”产物,是某种“混合主义”的历史文化现象,因此与福音不同,基督教,不论什么派别的,都是有其时间性质、空间限制的:
有犹太人的基督教(初期教会),有希利尼人的基督教(东正教),有罗马人的基督教(天主教),有日耳曼人的基督教(新教),所以半拉丁化的英国就只能拥有“半新教”。有埃及人的基督教(科普特教),有巴比伦──波斯人的基督教(景教),甚至还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基督教(“三自”和“爱委”)!而在日耳曼边区的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由于其日耳曼特性的相对衰微,日耳曼特性十足的新教,就难以立足。
就上述意义而言,超越时空的“主的福音”,与限于时空的“人的基督教”显然不同。人的基督教,只是基于人的罪性而不得不产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迫不得已的产物。是“取法乎上(主的福音),仅得其中(人的基督教)”的结果,如若我们仅仅“取法乎中(人的基督教)”,那么就只能“仅得其下”,其下,就是偶像崇拜、文化崇拜、固守律法的仪文……
当中国基督徒和他人的基督教接触时,一定要效法耶稣,把福音从律法仪文、他人的基督徒中脱出,在圣灵的帮助下直接吸收福音,从而形成“我们的基督教”。否则我们就只能是“二传手”,甚至是“吃洋教的”。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希腊人的历程。例如殉道者游斯丁,这位早期的护教士。他是最早把希腊哲学和基督信仰起来结合的教父,由于竭力辩论真道,其思想被认为是基督教哲学的开端。尽管在他之前的犹太教学者斐洛就已经论述过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并提出哲学应该服膺于神学的观念,但游斯丁的思想却开辟了基督教神学的新路。
游斯丁相信哲学的使命是探求真理,“哲学实际是最伟大的产业,而在上帝面前是最有荣誉的,惟有它才把我们引领到他那里,并使我们与他同在”(《与推芬的对话》第二章)。游斯丁向人们证明基督教价值的至上性和合法性,运用希腊哲学阐述信仰,除去希腊世界对基督教的误解;运用希腊哲学调和文化和信仰的冲突,将信仰带到反教的人群中去。当然,游斯丁的有些看法比较过分,带有混合主义的特点,他对苏格拉底的作法和思想表示赞许,例如苏格拉底借理性和研究,教导年轻人,拯救他们离奇希腊宗教虚假的神祇崇拜(《第一护教辞》第五章)。在此意义上,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等异教哲学家竟然被他看作是基督之前的基督徒,游斯丁说,“他(基督)是全人类分享了的道;而凡曾按道过活的人都是基督徒。” (《第一护教辞》第四十六章)这明显混淆了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之间的关系。
游斯丁的“道种论”是很怪诞的。他片面地认为,基督之道在基督未降生以先,就成为种子播撒在每个人的心灵里,而上帝给予希腊人的礼物就是哲学,透过哲学的思考让人通往上帝。这个说法的荒谬在于,他不懂《箴言》第八章所预表的基督,也不管基督自己说在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基督。为了补救自己的漏洞,游斯丁不得不回过头去论证,哲学让少数人靠近信仰,其观念与信仰相似,但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哲学就变得没有安全和裨益了。在《与推芬的对话》第八章他表示,愿意在基督之中、在真理怀抱里,成为哲学家。
游斯丁并不完美,但是没有他,就不会有后来的欧洲基督教。
(200)
保罗的顺服基督,也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更不是尼采所谓的“由于仇恨而造伪币”。恰恰相反,保罗的顺服基督,是基督生命活生生的确证;如果只是出于犹太式的仇恨,他只会残害更多的基督徒,而不会改弦更张、传扬福音。我认为保罗没有明显篡改基督,而是通过自己的书信,使得基督的神秘比较容易被通常的心智的所理解和接受。
西部教会对多纳派的武装镇压,开了恶例,后遗症严重,三百年后导致北非沦陷于伊斯兰,正如东部分教会对诺斯替派的镇压,导致西亚和小亚细亚的全部沦陷。于是,伊斯兰成为“基督教”的洗涤剂。命运就是如此“仁慈公义”的,早先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之间,也发生过如此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伊斯兰的“圣战”是对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一种历史性回应,是以恶制恶的“范例”之一,多少有些近似上帝用巴比伦王来惩罚犯罪的以色列人。就这种意义说,执剑的穆罕默德的前辈该是执棍的奥古斯丁而不是保罗,更不是耶稣。因为基督的福音不是奥古斯丁的神学,更不是穆罕默德的可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是“失败主义”的,是被压迫者的最后希望,而非奥古斯丁那样投靠官府、镇压信徒的“圣人”,也非穆罕默德那样掌握刀抢、谋财害命的“先知”。
(204)
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是“先理解,再信仰”;这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基于明末社会儒学强势与福音弱势,以及托玛斯·阿奎那哲学的流行及其与儒学外表上的兼容性等等,这一传教策略也许是可行的;而如今,许多情况都改变了,尤其是中国人已经处于巨大的精神真空之中──我们因此必须确立“先信仰,再理解”的原则。尤其鉴于科学主义的猖獗垄断,福音已日益难以被现代心灵所理解和接受了。
现在,我们需要确立一种新的意识:没有信仰的灵魂是死魂灵──在这种意义上,新柏拉图主义如普罗提诺斯倡导的“灵魂至上”的灵魂决定论,可以说是一种思想犯罪。因为人的灵魂并不能救赎自己,更不能使人从奴隶变成皇帝或从人变成神;因此,决定者不是灵魂,而是上帝,是“把不能看见的上帝表明了出来的”耶稣基督。
不错,按照普罗提诺的看法,对那些灵魂已从肉体世界脱离开的人而言,整个宇宙中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但我们还知道普罗提诺所不知的真理:在整个可见的宇宙之上,却有一个不可见的超然之主,他在隐秘中,令人敬畏。如果不能知道他,我们的灵魂即使能“从整个感官世界解放出来”,也是徒劳无益的,进一步说,这种解放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从普罗提诺到使徒保罗,从新柏拉图主义到基督的福音,在哲学上也许只有一步之差,但这一步正是濒临死亡线的分界:是信靠自己的灵魂,还是信靠自己的灵魂所托付的主?而仅信靠自己的灵魂,想必不能得到救恩──因为灵魂如理性,不能选择自己的归宿,而只能被万能的主所拣选。否则就会像卡尔·巴特所抱怨的那样──“人们寻求神的全部努力已归于失败”,这才是宇宙的真相。
(208)
卡尔·巴特以来的现代神学,从总体上说来是令人反感的。这些“神学”一方面是对魔鬼掌权的二十世纪的病理反应,另方面它本身也足以引起正直灵魂的呕吐。对其“呕吐”的诊断,并非理论性的总结,而是生理性的描述:拜读这些“神学”的主要功用,是可以帮助人们减肥。
十九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神学,已经堕落为“魔学”。它们是在上帝的光环下注入魔鬼的怀疑乃至魔鬼的形象。神学家们以这种方式讨好掌握权柄的各行各业的暴发户:财阀、党阀、军阀、学阀乃至新闻阀、影戏阀、宗教阀。
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欧洲现代文明的敌基督性质。从而也显明了欧洲三种教会(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包括英国国教)的历史性失效。
正如罗马、马其顿、巴比伦等帝国征服对以色列所构成的“轮奸”,显明了犹太教的失效、法得赛人的罪,并导致了旧约时代的终结。这有点像文天祥的殉难和中国社会的屈服,暴露了儒学精神作为中华支柱的倾覆。
杜维明认为,儒学只有在这些异国文化中扎根,才能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但是新的儒学是否还有生命力,并不会像杜维明所说的那样,主要取决于儒学是否真能经过巴黎、纽约、东京最后回到中国。但是根据我的研究,按照历史的惯例来看,任何宗教、哲学、意识形态如果能在异国扎根,那么就会在本国绝种。就像佛教在印度绝种、基督教在以色列断根一样。我认为,儒学是从汉武帝的南征北战中产生的;新的儒学,更可能是从“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新文化之战”诞生的。
即使基督教,也不是所谓对话的产物,而是殉道者的血形成的。西方人对上帝的极力背叛、对耶稣基督的曲线出卖,在二十世纪的显赫“神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演。神学界的脱衣舞,比纽约街头的色情行业,还要尽兴。这是否预示着,欧美的教堂将像耶路撒冷的圣殿那样沦为废墟。看美国南方的教堂在1990年代已经浓烟四起,烈火弥漫了……
如果把西方人群体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就其社会主流而言,无疑已经背离了主的福音。现在,基督教的良善更多是作为一些风俗习惯而不是作为一种信仰,存留在欧美社会,即便如此,也还是处于衰减而不是增进之中。
中国的基督徒,应该和西方的基督徒联盟,作为主内兄弟,应该和西方的教会结为肢体;但同时也应该和西方的主流社会保持距离,应该清醒地看到:西方主流社会五百年来的物质进步,或多或少都削弱了福音的社会影响,而不能相反。如果有人因为羡慕甚至觊觎西方的世俗文明,而采取了“信奉基督教”的手段,作为一个爬近现代文明的阶梯──那是缘木求鱼。中国的基督徒应和这样的吃教者划清界限。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的强盛源于殉教者,而不是吃教者。
五百年来的欧美社会,不仅犹太人影响日增以致像美国也变成了“半犹太化”的国度;而且在欧洲文明的沉沦过程中,欧洲和美洲的各种基督教会也已不同程度地“犹太化”,以至于“时代主义”这种荒谬绝伦的教义,竟然登堂入室成为北美各种查经班的教材。回头看看古代的犹太社会,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表面尊崇上帝,其实则通过谋杀基督而断绝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再看看现代的欧美社会,天主教、东正教像是撒都该人,而其他新教各派像是法利赛人,再加上半信不信的文化基督徒像是文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表面承认上帝,背地却远离基督的神性。这样,基督教就遭到了“犹太化”,其必然结局就是“遭遇犹太人的下场”。
(A)
卡尔·巴特比较深刻的地方在于,指出了唯有通过耶稣基督的中保作用,人方能实现与神的和解,并因这样的复和而顺服神,从而重获我们业已失落的价值。如果不实现“以人为中心”向“以神为中心”的反动,我们就无法继绝世,因为人的有限不可能把握神的无限。但是显然,巴特关于神人关系的神学深受尼采甚至黑格尔“上帝已死”的影响。再往前溯,则看见康德的本体论,再往前,则有诺斯替派的灵体世界和柏拉图的理念。──这样的人神关系可以满足理性的究诘、拷问,但却满足不了人的感情饥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正义的上帝而且是亲切的上帝。而这,只有耶稣基督所显示的上帝才能带给我们。
(B)
美国“神学家”瓦汉尼(Galrel Vahanian,1927─)在1957年出版了《上帝之死》。他所描述的“后基督教时代”,并非普遍实况,而是“魔鬼子孙们的自供状”,严格地说,那是“希望西方社会回到前基督教的水平”。也许上帝将兴起新的民族,以取代文士和法利赛化了的“西方基督教世界”?
(C)
有一种观点认为,朋谔斐尔(Pietrich Bonhoellen,1906─1945年)也就是上述意义的“魔鬼”,这位牧师和他企图杀死并最终杀死了他的希特勒,堪称“对立的统一体”。朋谔斐尔对基督福音的“非宗教性解释”,其实仅仅是注释了那位与主同钉在十字架并嘲弄基督的强盗:“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马太福音》二十七章40节)但是,朋谔斐尔一类的“神学海盗”们听着:圣子正是因为不救自己,方能救世界,并代赎众人的罪。这是你们这些维金海盗的后裔永远也不能领悟的奥秘──因为你们祖先的血腥殖民,已经拒绝了上帝的恩典、基督的救赎,你们这些末代子孙最后连眼睛都会瞎掉,视而不见上帝的荣耀。
(D)
加尔文说,“由于原罪和败坏,我们必须承受上帝的忿怒。”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了,一笔抹杀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给人的许多恩典。仁慈的主不会和加尔文一般见识来让人承受神的忿怒,神不会加害人,不会一味报复。相反,是人自己的罪使得自己与上帝隔绝,自陷于魔鬼的掌握并乐此不疲。我们是在罪恶中寻求生命的意义;但这并不是上帝的安排,而是我们背离上帝而尝到的苦果。另一方面,加尔文的“全然败坏”说,则比他的“上帝忿怒”说较为可取:“所有的人都是从罪中怀胎的,出生时是可怒之子,他不爱慕一切得救的善事,反而倾向邪恶,死在罪中,做罪的奴仆;他得不到圣灵更生的恩典;他不愿意也不能向神回转,以更改自己败坏的本性,或为更改这种本性而交出自己。”在这种意义上,加尔文自己和一个普通的罪犯,并无质的不同。“基督徒”与“异教徒”、“无神论者”,并无质的不同。
(E)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年),这个“德国新教神学家”,生于现今的波兰属地,却比尼采更甚地代表了普鲁士精神──此外他不仅是牧师的儿子,而且自己还做了牧师。但结果如何?一点也不长进。施莱尔马赫认为,宗教的恰当根源既不是知识,也不是道德,而是“情感”(Feeling)。他以“无限的人性”来取代基督的救恩,以“激情与品德”顶替十字架的道路,“意志与教育的力量”变成他的偶像:这是一位披着神学外衣的尼采主义者,而且是假托上帝的、先行的尼采主义者。
施莱尔马赫认为:对未受教育者只应讲道,而写作是提供给受教育者的(假定他们无法满足于讲道)──就技术层面而言,这似乎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接下去说:对受过教育但无智慧者只应提供短小的体裁、简洁的思想;而长篇钜制只能与智者、天才、受过极高教育的专家们分享?
施莱尔马赫还认为,基督教的根子并不在犹太教之中,而是不可还原地、无法解释地在那位“被弃者”基督之中,在基督身上,普遍败坏与救赎的基本观念,通过更高的中介而第一次展现。……所有的有限者都需要一个更高的中介以便与上帝保持一致。施莱尔马赫强调宗教是人对绝对者(神)的意识,而不是神对人的启示,因此他的理论被认为是“对人的神化”。他用发现代替了启示,用宗教意识代替神的话语。可见,施莱尔马赫真是一位“新教神学家”,他对宗教的看法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一系列人物的叛教哲学十分接近。
施莱尔马赫还是一位披着神学外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竟把人的原罪归结为所谓“社会性”的。他以“养成的习惯”来取代“遗传的罪”,无形中否定了基督的属灵救赎的必要性、独一性,而使基督徒退化,滑向旧约的弥赛亚道路和属世的拯救。当然,施莱尔马赫如此主张,具有那个时代的强烈色彩,如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之类亦是如此。但两百年来的历史足以证明,这种社会主义的狂想是救赎意义的死路,向善的人们早该回头了。
(216)
巴斯卡有关人的高贵性的看法,是否受到诺斯替派(Gnostrcism)的影响?因为若非“原先的宇宙灵体的本性”这一角度去观察,受缚于物质奴役的人类,何来高贵?
好的神学,帮助人与神交流;坏的神学,诱人背离主、否认耶稣基督的真实性。奥古斯丁和阿伯拉尔(Peturs Abalard,1079—1142年)不约而同地认为:精神的渴望(和反抗的精神),是产生一切罪的最深刻的本源,相形之下,肉欲反倒只是罪的第二个根源……这一方面是对的,因为即使在我们的肉欲中,毒害我们最烈的也是所谓“精神渴望”即心理因素,相形之下,单纯的肉欲既不会很强烈,也不会很持久──是想象力激化了肉欲。邪恶的想象力,往往就成了“撒旦的化身”和“魔鬼的代言人”。
当然,另一方面,这两位神学家也都不约而同地有着黑暗的果子。这种矛盾的困境,是否对他们伟大、光荣、正确的神学系统,有某种我们连想都不愿意去想的催化作用呢?这样的理论果实,是否就是“教父学”?!
有不少冒牌的“神学著作”,尽管可能是“出自魔鬼的笔下”,但依然可以让我从中读到了基督的救恩,因为基督的恩典已经胜了魔鬼的狡辩。这时,上帝的作为依然显现出来:我们不是凭自己的理性批判去鉴别、发现魔鬼的陷阱,而是借着基督的爱的恩典之光,一眼洞穿了有人故意编织的谎言。
说到底,人可以“蒙圣洁”,但却不能“是圣洁”。因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切圣洁只能来自上帝和把他表明出来的耶稣基督。人可以“蒙耶稣的宝血洗净”,但不可能“已被耶稣的宝血洗净”,因为我们还在不断犯罪,只能“因信称义”,无法“因信是义”。
“文化基督徒”只是思考基督,而非信仰基督。而唯有信仰先于思考者,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要随时准备以思考的结果来决定信仰的取舍,这叫什么信仰?这叫什么基督徒?──这叫“文化活动”,这叫“文化基督徒”:限于自己的理性的判断的人,当然不能算是基督徒。
(220)
俄国人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年)在《约伯的天平》一书中说,尼采的《善恶的彼岸》是在叙述“古代的生长在天堂里的树的故事”,这种说法在现象的描述方面,颇为贴切,实际上却遗漏了人类命运的本质:自我们从伊甸园堕落以来,再也恢复不了超越善恶的自然本性,因此永生的上帝才差遣他独一爱子来,救赎并审判这个趋向恶而不是趋向善的世界。这就是区分善恶的智慧所招致的恶果,是这样的“趋向恶的状态”而不是“上帝的愤怒”,使人受苦。而哲学家们如舍斯托夫笔下的尼采煽动人们抛弃羞耻感所带来的行为后果,但这完全不能帮助人们恢复伊甸园般的天堂地位,只是激发了更多的人间暴行,从而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苦难,因为堕落以后的人类,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再也无法回到堕落以前的状态中去了。
《约伯的天平》解释说,新柏拉图主义的祖师爷普罗提诺对诺斯替派的学说十分气愤,因为普罗提诺是因为热爱世界而后才去鄙视世界的。……如果这种说法真实无误,那么人称诺斯替派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变种,显然是诬枉的。完全鄙视世界的思想,是直接从耶稣基督传来的“神的话语”,因为甚至连“高尚的犬儒派”也还是喜欢太阳,甚至热爱生命,他们不过是想过一种更加自然的生活罢了。基督则把自己及自己所表达的“我父”与“世界”完全对立起来。在这种意义上,诺斯替派显然较为贴近福音而非较为贴近新柏拉图主义。由于诺斯替派强调脱离世界追随基督的属灵性质,结果受到了情欲未泯的“教会团契”的排斥,从而诬告他们是新柏拉图主义。也许可以说,新柏拉图主义仿佛古典文明的夕阳,诺斯替派则像是朝阳,它朝向正午的太阳,那就是基督的福音:这可是一个跨越了黑夜子午线的本质区别。
黑夜,就是世界;驱散黑夜的光,就是基督。
新柏拉图主义在面临黑夜时,返身向后眷恋白昼;诺斯替派则在抛弃黑夜后,面向真光;这可是一个本质的区别,后来演化为异教徒与基督徒的区别。诺斯替派的局限是:他们钻研神学,就好像在钻研哲学;他们理解上帝的话语,就好像在理解占星术和科学;他们读属灵的福音书,就好像在阅读属世生活的指南。于是他们就为斯宾诺莎那样的从犹太教中叛离出来的思想家制造了靶子,说什么上帝的意志与理性和人类意志与理性之间的天壤之别,就像是“星座犬”与“动物犬”之间的差别那么大。但斯宾诺莎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讥评依然是渎神的,就在于天上的星座“犬”,与地上的能吠的动物“犬”,都是属世的、物质的、终将朽灭的;而上帝的意志与理性却是属灵的、永生的。
不错,有些神学家们败坏了上帝的声誉,因为他们即使贵为圣徒和教皇,同样具有人的罪性。他们不扮演上帝的代表还好,一旦扮演就不免露出沐猴而冠的丑态了。但哲学家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号召人们“回到太一”,自己却以思辨远离宇宙本原。世上有不少神学教授也是如此,他们对上帝的论证本身,就是在背离上帝,且使听众离上帝更远而不是更近了。
他们诡辩说,这其实也是一种用途:让属灵的服役于属世的。何以见得呢?他们解释说,原来,属世的经过属灵的净化,就仿佛经过一次洗浴、休眠,可以更大的活力投入属世的争战──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物质文明之所以能够如此庞大的体系,是因为有其持续深入的属灵修炼作为其“犯罪基础”的。
(224)
人的罪,首先表现为“从上帝那里叛逃”,这是从我们远古祖先的命运中就开始了的。就我们自身即“这些承受着罪的负债的个体”而言,罪表现为“对上帝的无知”,以及“虽然知道却行不出来”,即使徒保罗所说“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马书》第七章21─23节)凭我们自己的努力,无法摆脱这样的罪;这时,上帝的恩典降下,“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普罗提诺等“新柏拉图主义”仿佛夕阳;而基督受难则是文明的子夜,诺斯替教派像是朝日,朝向正午的太阳,虽然它还不是正午的太阳。
基督受难时,圣殿的大幔从中央裂开……遮蔽救恩的传统屏障被永生上帝的儿子的爱,彻底击溃了!难怪垄断圣殿权柄的大祭司对上帝的圣子恨之入骨,因为大祭司认为耶稣的行为侵犯了大祭司的传统特权。
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的教化,罗马帝国的臣民包括被看作那些下贱的犹太奴隶会是一群多么可怕的牲口啊。不仅欧洲蛮族是这样,捧着旧约的犹太人也是这样。而尼采的梦想就是恢复他们的兽性、兽行,但这些并非尼采这位东欧杂种的病态头脑胡思乱想出来的,而是确确实实存在于耶稣所受的耳光、鞭刑、十字架之中的史实。
三自教会的赵紫宸发问说,一个人只要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和相信耶稣复活,但过着毫无见证的生活,就可以进天堂吗?……
让我来尝试回应这个挑战:一个人只要真的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并愿意相信耶稣复活这一奇迹,他就不可能过着毫无见证的生活,因为这样的信仰本身就是见证的生活,且是至高的有见证的生活,如,高于法利赛人的“守律法”活动。一个人只要真的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并愿意相信耶稣复活这一奇迹,他至少就会比他自己的以前,要稍好一点,从而也就不可能过着“毫无见证的生活”。一个人只要真的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并愿意相信耶稣复活这一奇迹,他就不可能提出赵紫宸这样的问题。
(235)
传道的人格与做见证的人格:前者是以道或上帝的代言、代表乃致“化身”自居,并以“道的方式”说话和教训他人,但并不把自己放进去──这是许多华人传道人容易扮演的角色,因为他们承袭了儒家的私塾教师的传统。私塾教师就是首先把自己放进去,然后再从中引出道的奥秘来──这样,即使他对道的“引出”并不成功,但毕竟他还是取得了一个成功,那就是把自己“放进道里”去了,而且是亲身实在的、具体入微的:所以很多华人基督徒喜欢听见证的故事,而不喜欢听讲道。不过耶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也是如此的,所以耶稣对他们说话多用比喻。
基督教与佛教的共通之处似乎是:否定并消除了“可见的上帝”论,从而演化出了“肉眼无法看见神”这一高级宗教的观念。但接下来的推论就不同了。佛教说,只要掌握了宇宙的法,人人都可以达到宇宙的真理,成为类似神的不朽存在;但基督教则转向另一极端:只有一位永生的、不可见的神,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并注定死亡,除非他接受永生神的儿子──基督的救赎。在这种意义上,诺斯替教实际上比较接近佛教的类型:企图通过掌握宇宙的法则来获得天国的奥秘。然而基督并不与佛同等,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是通往上帝之国的阶梯。而佛却是自我认定中的终极状态,是无神论者的目的本身。佛与基督的这一区别,决定了“人可能成佛却不可能成为基督”。为什么在佛教看来人通过修炼可以成为终极理想和目的本身,但在基督教看来人却连成为天国的道路都不可能呢?显然,这是因为基督教的道路是基督,却要大于佛教的终极也就是佛,更不用说基督教的终极即上帝了──上帝位于佛教的大劫之外,而且高于佛教的整个宇宙。与佛教相比,基督的福音似乎把人贬得很低;然而,这种貌似贬低实为还原的判断,却解放了对人的一切束缚,从而赐人完全的自由与生命。
人是有限的,所以人可以成为的东西也必是有限的。佛是人可以成为的东西,所以佛必然是有限的。有的宗教认为人也可以成神,但是人可以成神的那种“神”,只是中国意义的、鬼神意义的“神”,或是日本意义的、神道的神──那是“精神”意义的神,因此也是有限的神,必非终极的真神。许多“华人基督徒”,信的其实还是这种意义的“神”;他们心目中的耶稣基督,就像一位儒家传统中的模范教师。
如果一个人的眼界很高,他的人生起点也就很高,这时他会发现:要是我们不是尘土一般的罪人,而是类似莎士比亚所颂扬的那种半神──那么时光流逝、香消玉殒的终局,尘世的人生除了“悲剧”也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之外,还能剩下什么?
如果一个人的眼界很低,他的人生起点也就很低,这时他会发现:要是我们都是罪人且注定归入死灭──那么人生的结局就是坏得不能再坏,人生连悲剧都算不上,因为人生本来就是尘土的张扬,毫无价值。如此一来,拒绝悔改的人演出的是闹剧,部分悔改的人演出的是喜剧,完全悔改的人演出的才是正剧。
明白了“人生剧目”的上述区别,让我们放低自己的眼界,并首先认罪吧。认罪是放下重担的第一步,也是力量生长的第一步,更是迈向“新造的人”的第一步。那新造的人就是悔改的人。
(239)
福音,在神学信仰上是“神的启示”;在社会学上和文明交流史上,则可以被分析为“边缘化”的产物,所以,流亡者们不必害怕边缘化。边缘化最能接纳天地正气:社会边缘化的程度越深,就越是接近大自然,就越能得到神的启示;而“被人间完全抛弃”,就成了“做上帝儿女”的最佳条件。
“预定论”被认为了不起,是因为它一方面暗示了“上帝永恒计划”的确定性,另方面又预示了得救的灵魂存于上帝永久的记忆中。然而,预定论作为一种神学理论而非神的启示,其本身又是有限的,正如人对上帝属性的任何表述一样的有其限制。不信请看《约拿书》这一神的启示──上帝竟然是可以因人的行为而改变其既定判决的!由此可见,说“上帝不变”和“上帝多变”一样,都是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无限性相印证时,发生的“不确定的表述”,甚至是“片面的总结”。
我读《约拿书》有这样的感动:不可对上帝说“假如你欺骗了我”。既然主权在神不在人;那么主当然有权作出任何改变而不算欺骗。何况从主权的意义讲,掌握主权的神,从来也没有作出过改变。作为人,面对这样至高的主权,不仅该顺服,而且应无怨,因为这样的顺服无怨,是对至高者的事奉。此外,我们应该理解,上帝确实会临时改变他预定的东西,至少在我们人类有限的眼光看起来是如此的,因为耶和华不在他自己的计划之下。
再读《约拿书》有感:上帝是会改变其意志和“既定计划”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上帝欺骗了我”,因为主权在神不在人。人应当顺服上帝的改变,并衷心赞美这一改变,不论这对我们个人意味着什么。说穿了,“只有人自己觉得自己重要。”当专业的神职人员或业余的宗教骗子紧紧捂住你的脑袋说“你很重要”的时候,他或她是在夸大你的重要性、满足你的虚荣心,上演一齣古老的“狐狸和乌鸦”的闹剧骗局。相比之下,反倒是“上帝遗弃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曾经重用过他”。
三读《约拿书》:爱人如己,意味要爱仇敌,爱万恶的尼尼微人。尘土般的人类虽如过江之鲫一般毫无价值,我们也要为这样的人祷告,何况神还垂听他的话。要记住,做上帝的仆人,这件事本身就是苦行,且是不求回报的苦行。
四读《约拿书》:之所以不可对上帝说“为什么欺骗我”,是因为(一)上帝并没有许诺一定满足我们任何属世的盼望,相反,那只是魔鬼的诱惑。(二)自从人类犯罪以后,除了死亡和苦难以及最终的沉沦、失丧以外,上帝并没有其他的许诺曾给我们。除非,我们接受基督的宝血和他所传的福音。而接受这一福音,即意味着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
但我们知道,旧约的神在《约拿书》中已开始改变态度,宁愿抛弃自己的先知,也不再执行“屠杀尼尼微全城人民”的审判与惩罚,《新约》的神,已经出现在《旧约》的字里行间。外邦人的光,早在保罗和耶稣来到人间之前,就出现了。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约拿书》的神秘性:如果以常人的理性来揣度上帝,则只能在两个错误中择其一:一、并非上帝全能、全知、始终一贯的;二、上帝背弃与约拿之间的约。新旧约全书中类似这样的神秘比比皆是。所以,我们的理性必须服从信仰。但是《申命记》二十九章29节说得好:“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号称最早收集新约书卷的记录者的马吉安(Marcion,100─165年),却不幸是个异端,因为他否定基督道成人身、受难及复活,但是却十分奇怪地颂扬耶稣基督“平静、温和、良善而卓越”,“显现了另一个神的存在,他从未被犹太经典提到过”。为什么马吉安如此表态?原来,他是为了否定《旧约》具有的神的启示的地位,因此他对《旧约》横挑鼻子竖挑眼,挖苦神以一时好恶,屠杀整个民族,并对此感到“震惊”……还说“这个好战、态度摇摆不定且自我矛盾的犹太神创造了世界及其罪恶”。马吉安140年前后在罗马提出,要收集和重订新约书卷。受了诺斯底派的影响,他对照旧约与新约两书,就认为有“两位神”。于是他只收集路加福音与保罗书信,且是经过他的剪裁的。他写成一套自己的正经,结果教会为了抵制他的影响,不得不起来作出决定,何为正统的新约正经。之后出现的正典书单穆拉多利经目(Muratorian Canon),是二世纪末时罗马教会的新约收集,里面没有提到彼得前后书、雅各书、希伯来书四卷,而奥里根(185—254年)引用过的二十七卷书,则提及彼得后书、雅各书、希伯来书、约翰二、三书、启示录是有争议的。到了四世纪初,教会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s)说类似的争议仍在持续之中。到367年,教父亚他那修为免混乱,为了清楚救恩、敬虔教义、分辩正典,正式给东方教会,提出了二十七卷为正典,不多不少;可是西方教会到了397年在迦太基会议上才接受。
虽然教会迟至397年才定出正典的清单,可是保罗书信与四福音,却早就被公认接受了,例如保罗书信的清单在144年马吉安的目录里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并不清楚四福音书的精确的收集年代,但在140年左右它们已被视为与旧约有同等权威的书了。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100—165年)提及福音书,认为那是使徒有关主的回忆录。他的学生特提安(Tatian)编辑了最早的一本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教父们的著作大都显示,200年前后,四福音作为正典已被各个教会接受了。
有人说保罗书信成于福音书之前;这显然并不确切──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3─4节)《哥林多前书》在保罗书信中,还属早期(55年前后)。如果这里的保罗所说的“圣经”真的仅指《旧约》,不包括《新约福音书》,那么如何解释他的上述言论?在我看来,保罗对于“基督的奥秘”确实体会甚深:“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十五章19节)“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十五章32节)因为“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十五章14节)可见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是十分艰苦地过着宗教生活,不像现代人这样,仅把宗教作为一种止痛剂来使用。
(241)
诺斯替派认为:神并未创造物质世界,因为神不可能与低劣的物质有任何关系。在诺斯替派看来,创世不过是宇宙的无限时间中某一段的杰作,创世者、造物主(demiurge)是对至上的神感到嫉妒,而意欲成为神圣世界的中心,因此他便堕落,用叛逆的行动,创造了世界。他“创世而没有知识,造人而对人一无所知,生出大地却对之不了解”。但是,宇宙无限时间的另一产物──智慧或曰神圣理性(logos)已降临驰援,道成耶稣的人身,带领人类弃绝物质的世界,重回神的怀抱。因此,新约的来源是至上的神(God head),旧约的来源只是创世者、造物主(demiurge)。
诺斯替派的义理,源于柏拉图的理念,有时可谓精妙绝伦,结果反而后继无人──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纯粹理性走下去,在地上是无从建立稳固的教会组织的。其实在柏拉图那里,所谓神根据理念“创造世界”的说法,仅出现在《蒂迈欧篇》里,这个“制作神”希腊语叫做demiurgos──本是一个日常用语,意思是给老百姓干活的工匠。在其他一些对话里,柏拉图的神并不是这种人格神,而更像后来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最高形式(理念)。柏拉图所谓神根据理念“造世界”的那个“造”,是“制作”不是“创造”,我严重怀疑那是来自埃及的工匠造世的神话。所以连柏拉图自己也说,《蒂迈欧篇》的内容只是一个概然的故事(神话,eikos mythos),其中的造物主只是一个文学形象。
(269)
用《圣经》去解释甚至代替科学,何异于用上帝去解释甚至代替魔鬼?耶稣基督说,上帝的东西归于上帝,恺撒的东西归于恺撒。这不是二元论,不是诺斯替主义,而是区别自然与人造、永恒与暂时、灵性与物性、救恩与灭亡的钥匙──所以说,“信仰的东西归于信仰,科学的东西归于科学。”
人的罪孽、社会的戾气,不仅源于罪的天性,也来自恶恶相报的罪的积累。坏的社会,就是“在爱的领域负债太多”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在爱的方面债台高筑,在恨的方面却高利贷横流,试问,这个社会的居民,能够不在败坏的天性以外还要加上腐化的行为方式吗?而败坏的天性加上腐化的行为方式,就是中国社会的生存主流。
(270)
诺斯替派(Gnosticism)对于福音的理解,在哲学上高明,但就信仰功能说却脱离了大众。他们的见证可能有真实的一面,但否认道成人身却是一个绝大的错误。高等的灵体为了把人从物质即罪的捆绑中解放出来,为什么不能降高为卑、舍身求义呢?唯其如此,才是基督,才能破除魔法,打通灵体返归上帝的道路。我们必须坚信天父、圣子耶稣基督、圣灵这“圣三位一体”的客观性,方能得救。如果我们仅仅认为圣三位一体是人的主观的产物,那就无可救药法了──因为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社会的解放都不可能,又怎能依靠自己获得生命的救赎呢?
“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马可福音》第八章27节─第九章1节)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秦始皇的一生是失败的”,因为他之寻求长生不老药,无异承认其毕生功业的无效性,而蓬莱的虚无,是对他自命“皇帝”甚至“皇天上帝”的最大反讽。毛泽东也是秦始皇的一个较新和较为低贱的翻版。他们面对死亡时的时候,不是早已成功的王侯,而是永远失败的贼寇。相比之下,基督的使徒们虽然殉道,却拥抱了成功的人生,因为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局:“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圣子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阿,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使徒行传》第七章)
强盗们杀害千百万人,为的是自己千方百计地逃避死亡;而在受害的司提反而不是害人的扫罗们身上,生命的虚无终于被生命的圆满所填充,所以,殉道也就成为人间最大的恩典。这也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不足称道之处,他们只要别人殉道,而不能自己殉道;相比之下,被人杀掉的慈运理就好得多。至少他还用生命证明了他自己是相信自己所说的。
慈运理,又译作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1531年),瑞士改教者。由于深受人文主义影响,反对教会传统、赎罪券和尊敬马利亚。原追随马丁·路德,后来自成一派。慈运理反对马丁·路德在信徒聚会中保留如唱诗、圣餐等仪式,因为马丁·路德认为在圣餐礼仪式中,基督的确是亲自降临,而慈运理则认为圣餐礼只是一种象征的记念仪式。慈运理神学的中心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结果导致其作品《论神的照管》一书的自然神论倾向。1522年,三十八岁的慈运理和十位神甫,联名向教区请求准许自由结婚,未获批准;慈运理就与一寡妇安娜 (Anna Reinhart) “秘密结婚”,两年后才“举行公开婚礼”。1531年,瑞士的改革各邦,与决定追随罗马天主教的各邦,发生战争(Kappel War),四十七岁的慈运理作为苏黎克的首牧,戎装参加,任随军神甫,10月11日受伤,后被人用石头打死。据说慈运理本性和平,因反对雇佣兵文化而涉入政治。这样的结局可以说是充满讽刺意味。但无论如何,他总算用自己的生命注解了自己的神学。
(277)
恶是“异化”的产物?人的罪性仅仅是由于“文明的压力”扭曲人性而造成的病态?当然不是。史前时期的人没有罪性?当然不是。否则,文明的罪恶史,是靠什么魔掌揭开的?而我们也可以亲眼看到,在尚未异化的小孩身上,已有“恶的萌芽”,那就像罪的芥菜种,那迟早长成参天大树。
人不是“孤独的”,因为我们在基督的爱里,“与万有同呼吸”。人生不是“荒谬的”,因为基督的爱把我们带出死亡的陷阱。人的逆旅何需流泪?圣子耶稣已为我们流血:我们把悲伤交给他,他从我们的绝望中,提炼出来残余的灵性。
1、舍弃自己,是为了救自己的灵魂。──这并不可耻,因为这是罪性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2、舍弃自己,是为了改造社会、再造历史。──这是次一等的境界;这是把基督的福音属世化,是社会福音派的作为。
3、舍弃自己,是为了激励他人、博取赞誉。──这是伟大的道德表率,是慈善家和高级市侩。
社会福音派也许有理由给基督的使徒统统扣上诺斯替派的帽子,因为基督的使徒来不是来拯救这个世界,而是救人的灵魂脱离这个世界的沉沦过程。难道这就是“诺斯替主义者”吗?我做不到,是因为我信得不够,而不是因为我不信:“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有古卷作立时流泪地喊着说)”(《马可福音》第九章23—24节)
我请求上帝帮助坚固自己的信仰。可是上帝坚固人的信仰的方式,有时会是“令人觉得可怕”。尽管事后看来,在这可怕中透露出无条件的慈爱与智慧。而相反,人的罪性所喜悦的赏赐,却往往是令人趋于软弱的。从《圣经》中可以引伸出一切,但不必引伸出一切。作为上帝的话语,《圣经》应该比属世学问的总和还大,但是我们有无能力准确无误地理解《圣经》?难道充满罪性的人,真能像上帝启示《圣经》那样来理解《圣经》吗?也许有人能。但我知道自己不能,我知道自己在《圣经》面前的“十分无知”的状态。
祷告是用来救灵魂,不是用来救肉身,除非因灵魂的错失而致疾,否则不要试探上帝、滥用恩典。但我相信,祷告不仅可以救灵魂,也可以救肉身。尽管肉身总想干扰上帝的计划,而正确的祷告却不该干扰上帝的计划,更不企图改变上帝的计划。同样,祷告“求主带领”是对的;但不可“求主给我”,而如果“求主给我”时,一定不忘加上一句“但要按主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
(287)
记念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必要的,但崇拜十字架上的遗体或遗物却是误导,因为连耶稣都已经把灵魂交给上帝了。难道“正教”或“公教”就是以如此这般的甚至更为低下的对圣徒们的遗物崇拜,来批判诺斯替派的吗?天主教的遗物崇拜几乎成了一种偶像崇拜,背离了原初的福音,却可与奥古斯丁等人的“神学”互为表里。
(295)
为了建立属世的教会组织而修改甚至变相否定属灵的福音,这样的代价是否太大了?为了与诺斯替派划清界限,有些人是否夸张了自己在尘世的属灵程度?所有的封圣者或是“属灵领袖”在其殉道之前,真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了?如果没有,他如何活在基督里?也许我没有权利思考这些问题。但我相信,唯有死亡且是殉道的死亡,才能使人真正归入基督。“活着的圣徒”是废话称号,是过分的透支。而一个人如果自称圣徒与圣洁,不啻侮辱基督,不啻站在撒旦的陷阱里,以张狂的言语玷污神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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