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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0日星期二

谢选骏:巴勒斯坦经历中国式苦难


《“加沙没有童年”,只有战火、恐惧和死亡》(RAJA ABDUIRAHIM 2024年8月20日)報道:


10月,在加沙中部代尔巴拉赫一家医院的停尸间,哈立德·贾乌德向他的小妹妹告别。


加沙的战争刚刚开始,九岁的哈立德·贾乌德就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损失。他的父母、哥哥和襁褓中的妹妹,以及其他几十名亲戚都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

他的叔叔穆罕默德·法里斯回忆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哈立德努力表现得勇敢。他会安慰弟弟塔默,塔默和哈立德一样,在10月22日那场夺走家人的袭击中活了下来。但是,七岁的塔默受了重伤,背部骨折,腿也断了,一直受到疼痛的折磨。

“他总是在弟弟哭的时候让他安静下来,”法里斯在前不久的电话采访中告诉《纽约时报》。“他会告诉弟弟:‘爸爸妈妈在天堂。如果爸爸妈妈知道我们为他们哭泣,他们会很伤心的。’”

到了晚上,当以色列对加沙的无情空袭再次开始,哈立德会颤抖着醒来,尖叫着,有时会跑到叔叔那里寻求安慰。

今年7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发动袭击后,巴勒斯坦人纷纷逃离。

6月,以色列军队在加沙中部的努塞拉特难民营展开行动后,孩子们在废墟中搜寻。


这对年轻兄弟短暂而又可怕的人生在1月9日走到了尽头,据两名家庭成员说,那天,另一场空袭摧毁了他们藏身的住所,导致哈立德、塔默、他们两岁的表妹娜达和其他三名亲戚丧生。

以色列加沙战争已进行长达10个月,他们的故事是这场战争给身陷冲突的儿童造成巨大伤害的缩影。


在10月7日哈马斯领导的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之后,以色列军队发动了这场战争,宣称要根除哈马斯,对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带发动了本世纪以来世界上最猛烈的空袭之一。以色列指责哈马斯利用加沙的城市地形,为其战斗人员和武器基础设施提供额外的保护,在居民区下面挖地道,在平民住宅附近发射火箭,并在市中心扣留人质。

哈马斯否认这些指控,称其成员本身就是加沙人,生活在加沙居民当中。

国际法专家表示,以色列有责任保护平民,即使哈马斯像以色列所称的那样利用平民。以色列军方说,他们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来减轻对平民的伤害。

8月8日,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儿童在食品分发点排队。


6月,在加沙贾巴利亚难民营,一所部分被毁的学校被用作避难所,巴勒斯坦儿童拿着塑料容器打水。


加沙的孩子们遭受了无数的苦难。加沙卫生官员称,在战争中丧生的数万名巴勒斯坦人中估计有1.5万人未满18岁。联合国估计,至少还有逾1.9万儿童成为孤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近100万儿童流离失所。

“对儿童来说,加沙仍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乔纳森·克里克斯说。

大多数儿童住在多户人家合住、拥挤不堪的房子里,或者住在摇摇欲坠的帐篷里,在炎热的夏天,这些帐篷就像烤箱一样,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卫生设施。成千上万的人严重营养不良,有死于饥饿的危险。


上周五,联合国呼吁在加沙实行为期一周的停火,以便人们接种疫苗,防止小儿麻痹症的爆发。联合国说,许多儿童处于危险之中。同一天,加沙卫生部证实该飞地多年来首次出现小儿麻痹症病例。

在加沙,光是生存就是一场持续的挣扎,孩子们也不得不出力。

7月,加沙中部一家医院的治疗区。


6月,一名医生为一名营养不良的巴勒斯坦女孩治疗。


克里克斯说,他几个月前访问这个地区时,很少看到孩子们玩耍嬉笑。相反,他主要看到他们帮助家人:从加油站拿水,寻找食物,在家人流离失所时帮助搬运他们仅有的几件物品。

克里克斯说,他在街上看到一个看起来不超过五岁的男孩,推着轮椅,椅子上放着两个装满水的罐子。轮椅的把手比男孩的头顶还高,他几乎没法看方向。

“加沙没有童年,”联合国援助巴勒斯坦人的主要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发言人路易斯·沃特里奇上个月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营养不良,疲惫不堪。睡在瓦砾堆或塑料布下。一件衣服穿九个月。教育已经被恐惧和失去所取代——失去生命、家园和稳定,”她还写道。

在整个战争期间,父母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孩子。

今年5月,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搭起帐篷。


8月11日,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军队发出撤离命令后逃离。


他们把孩子的名字直接涂写在他们身上,以便在孩子走失、成为孤儿或遇害时识别他们。在停尸房,裹尸布被切成小块来包裹最小的遇害者。有时,孩子们的尸体和父母的尸体裹在一起,放在父母的胸前安息。

一些父母悄悄地说,如果他们的孩子遇害了,他们希望他们至少是全尸,而且有人埋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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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的最初几周,许多家庭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法里斯说,哈立德的父亲告诉亲戚,如果他们中有人遇害,幸存下来的人必须保护和教育这些孩子。

在那之后不久,10月22日,据亲属和当地记者说,以色列的一次空袭摧毁了哈立德一家和亲戚在加沙中部代尔巴拉赫镇的两栋建筑。

哈立德和塔默曾是他们的直系亲属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他们两岁的表妹娜达是她的直系亲属中唯一一个在第一次袭击中幸存下来的人。

哈立德·贾乌德站在他的兄弟塔默身边,塔默在10月22日的袭击中受了重伤,他们的父母和另外两个兄弟姐妹都在袭击中丧生。

哈立德·贾乌德站在他的兄弟塔默身边,塔默在10月


10月的袭击发生后,在停尸房的院子里,几十具包着裹尸布的尸体放在地上,哈立德光着脚,哭着亲吻了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脸,做了最后的悲伤告别。

据哈立德的三名亲戚称,当天哈立德的大家庭共有68名成员在睡觉时遇害。他们被并排埋葬在乱葬岗中。

在父母遇害后的近一个月里,哈立德、塔默跟叔叔法里斯住在代尔巴拉赫的另一栋家庭建筑里。哈立德、塔默和娜达偶尔会冒险到瓦砾遍布的街头玩耍。


“他们还是孩子,会努力留住自己的童年,”法里斯说。“他们会在某些平静的时候在外面玩耍。但随后的空袭往往会让他们尖叫着回来。”

“他会很快跑过来,躲在我身边,”法里斯谈到哈立德时说。

然后,在1月9日,哈立德短暂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3月,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一家医院外,一位母亲抱着已死去的双胞胎。


据法里斯和另一名36岁的亲戚雅斯米恩·贾乌德说,大约凌晨两点,他们一家人正在睡觉,以色列的空袭击中了他们的避难住处。哈立德、塔默和娜达,他们的两个叔叔,以及他们的祖父遇害。

前不久回来和他们同住的祖父的尸体是在街上被发现的。雅斯米恩·贾乌德说,遇袭后他还活着,从被炸毁的大楼里蹒跚而出,怀抱着娜达的尸体去世。雅斯米恩·贾乌德当时在埃及,后来从加沙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细节。

又过了几个月,《纽约时报》知道了哈立德的故事。


当被问及去年10月和今年1月对贾乌德一家住宅的袭击时,以色列军方没有给出原因。

对于10月份的袭击,军方只是说,无法回答有关袭击这家人的问题。

在1月的袭击之后,时报向军方提供了袭击的日期、时间和街道位置。但军方表示,时报“没有向以色列国防军提供足够的信息,无法对所称的袭击进行适当调查”,并要求提供坐标,以确定被击中建筑物的位置。

法里斯说,他的大家庭与以色列声称在加沙战争中针对的任何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都没有关系。

“他们无辜受到牵连,”他说。

就像他们家的其他成员,以及自那以后的许多加沙人一样——三个孩子、他们的祖父和两个叔叔一起被埋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4月,在汗尤尼斯,一个拿着废旧物品的孩子。


谢选骏指出:人説——“加沙没有童年”,只有战火、恐惧和死亡;我看這是“巴勒斯坦经历中国式苦难”——沒有糧食的飢餓,沒有書讀的野蠻,沒有安全的流血……我們也是曾經這樣的“沒有童年”。巴勒斯坦经历中国式苦难,但比我們在中國幸運,因爲畢竟還有半個世界爲它奔走呼號鳴不平。而中國人,只能在列强(包括蘇聯及其走狗共產黨)的凌辱下默默死去!


资产阶级革命高级,无产阶级革命低级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吗——资产阶级兴起史》(2020-03-29 澎湃号苏则原创)报道:

一、法国大革命神话——何谓“资产阶级/布尔乔亚”?

资产阶级是怎样崛起的?很多人会想到“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毕竟“资产阶级”或者“布尔乔亚”(Bourgeoisie)这个词语就来自法语。我们很熟悉这样一个教科书式的定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由法国资产阶级领导,意味着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些定位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叙事①。然而,近几十年来,这些“资产阶级革命”一类的历史叙事在史学界遭到了重大的质疑和打击,令人怀疑它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英国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Alfred Cobban)。他在《法国大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及其他著作中指出:一方面,在专制传统强大的法国,所谓的封建主义,在18世纪早已“失去了所有历史上的意义”,“封建贵族不仅不再统治着国家,他们占有的全国土地份额也不多”。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定义中的“资产阶级”——金融和工商业者们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大和重要,他们没有主导法国大革命:

科本“通过分析革命期间各届议会成员组成的职业类别,发现旧制度下的官吏和律师等自由职业者的人数在各届革命议会中均占绝对优势。所以,他提出,领导革命的不是上升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情形恰恰相反’,是官吏和自由职业者发起并领导了革命,而工商业资产阶级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②在大革命后,法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和金融业并没有有实质性进展,在农村,革命者事实上直接反对的是商业化和金融业者。“取得行政管理权职位的是那些医生、律师以及低级官吏。就工商业主来说,革命对他们并没有利,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得到的认同比革命前更少。”“法国大革命非但没有促进近代资本主义在法国的成长,而且可能阻碍了它的成长。”(科本《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科本开启的“修正主义史学”在西方学界基本肃清了“法国学院派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通俗版本’革命史”的影响(《思考法国大革命》译者孟明语)。

科本及其著作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和他们在“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等问题中犯错误的原因是类似的:他们首先有了一套历史发展理论,然后用这种历史发展理论先入为主地套用在具体史实上面。科本早已说得明白,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叙事是一种自证体系,是基于马克思社会学理论上的一系列逻辑推断:既然他们已经判定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现代世界的开端,那么法国大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时刻,既然如此, 法国大革命就必然是崛起的资产阶级与抗拒的封建贵族之间的冲突③,这样才能符合他们的历史发展理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法国大革命叙事错误还显示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混乱程度。而在近现代汉语文化圈,我们很容易听说“小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局限性”、“资产阶级软弱性”、“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走资派”一类被不断复述的大概念,但许多人对资产阶级的定义,往往却像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定义一样粗疏可笑:“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就是有钱(财产)人,无产阶级/普罗大众就是没钱(财产)人”。然而,封建贵族、地主可以凭借继承产业拥有财富,商人、手工业作坊主,甚至普通工人农民都可以通过贸易和劳动获取财富,帝国官吏依附国家机器和公权也可以获得财富,于是他们都可以被归于“资产阶级”之列,这显然是很荒唐的。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经典定义是,是“在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应当把资本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活动中。但为了证明资产阶级是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认为“有钱就是资产阶级”的人们一样,把小有资产的法国大革命主导者官吏、医生、律师、知识分子等阶层都算作了资产阶级,但史实说明,在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特定环境之下,他们的政治经济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经典定义中的“资产阶级”——例如金融和工商业者是完全不同的,这些人在事实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史学家泰勒在《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类型》等著作中支持了科本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他指出,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经济的主要财富形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业主式的(proprietary wealth)。这种模式体现在有产者对土地、城市地产、职位(按即买官)和公债的投资上。“这种投资回报率低下,但很稳定。它不是通过富有企业精神的努力而仅仅通过继承性的所有权而获得的;它的风险很小,人们甘愿放弃回报率较高的行业,转而把资金投向收益低下的部门。显然,业主式投资不具备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既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也不倾向于扩大再生产。旧制度时代的这种投资心理没有被大革命根除。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即使在沿海大型商业城市,业主式财富的享有者也远远超过追求利润的商人。”泰勒指出,“当资产阶级是指一个在生产关系中扮演资本主义角色的人时,它只包括第三等级富裕阶层中不到一半的人,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中87%属于业主式财产集团。”④主导法国大革命的官吏、律师们,主要就属于这种业主式财产集团,这样,他们没有促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法国的发展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法国大革命没有导致一个新的大资本主义企业主阶级掌握法国政权。科本认为:“革命是大大小小的保守主义者、有产者、土地所有者的胜利。"这些人都信奉经济保守主义,拒斥经济现代化。

经过上面的介绍和分析,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以下几点:第一点,无比残酷的法国大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所描述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走上阶级巅峰的戏剧化事件;第二点,并不是有钱就等于资产阶级,如果我们把扩大工业生产、促进商业贸易、推进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视作是资产阶级的特征,那么那些通过投资土地、国债甚至是政府职位的富人们都难以算是资产阶级的一员。真正的早期资产阶级人士是稀少的,至少十八世纪的法国不是孕育他们的良好土壤。

那么,资产阶级的真正根源在何处呢?

二、布尔乔亚的原意:自治市市民

我们先来看“资产阶级”(Bourgeoisie,布爾喬亞)这个词语的词源,虽然这个词语在空话和套话泛滥的后世已经极度变质了,但在它的词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真实历史的遗迹。

Bourgeoisie这个词首先来自古法语中的burgeis,表示“带墙的城市”,而burgeis又源于中世纪法语bourg,是集镇(market town)的意思,再往前推,则是古法兰克语burg(城镇),所以“布尔乔亚”(Bourgeoisie)的原意,其实是城镇居民,所以有人把“布尔乔亚”翻译成“市民阶级”,这也是一种不无合理之处的意译。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市民”,和许多人心目中的普通市民,例如明清帝国的苏州、杭州市民之类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无论是burgeis、bourg,还是burg,这条词源上的词语都有很强的自治意味。直到今天,这条词源上出来的英语中的单词Borough,仍然是英语圈国家常见的行政区划之一,即自治市镇(或称自治城镇、自治市、自治镇)——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根源其实是自治市市民。

Burg一词衍生出的词语遍及印欧语系各语言:burgeis(中古英语),burgher(中古荷兰语),Bürger(德语),burgués(西班牙语),burguês(葡萄牙语),buruazja(波兰语),是欧洲悠久的自治市镇传统显示。

讲资产阶级就讲资产阶级吧,为什么要讲到这么遥远的中世纪词源呢?中世纪的自治城镇和近代资产阶级有何相干?原因很简单,因为中世纪的自治城镇(及其市民)和近代资产阶级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机制是非常类似的;而中世纪商人和市民在封建贵族手中争取城市自治权和自身权益的过程,也和近代资产阶级最终软性替代封建贵族的过程是类似的,两者处于同一条历史发展路径上。

对商业及商人的贬斥和压制不但出现在古代东亚大陆,也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的著作中。柏拉图《法律篇》第十一卷指责商人:“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谋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声称:“(商人)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这其实体现了贵族阶层对商人阶层普遍的歧视和压制(参见《历史上的贵族和贵族精神》)。贵族阶层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一批秩序维持者,认为通过贸易活动暴富的平民会败坏社会风气,动摇自己的统治。但是,也正是他们开辟并保护了中世纪兴起的商业城镇:

10世纪、11世纪时,随着商业的兴起,旧的城镇重新注入活力,新的城镇也一个个兴起。有的城市是具有开拓思维的贵族们“种”出来的,他们在平地上建起一个城市以加强贸易的发展,或希望从中收税。有的城市就傍着修道院的外墙建起来(依附宗教贵族),有的则围绕着城堡或其他堡垒发展起来(依附军事贵族)。这些城堡被称为burg(“堡”),到最后就出现在城市的名字里,因为12世纪时,borough(“设防的镇”)实际上是一个镇或一个城市,住在其中的人被称为 burgher(指男性)或burgess(指女性)(译为“市民”)。⑤

军事贵族和宗教贵族支持城镇及其商业,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征税,相应地,他们也给了城市及其市民更高的权益——“城市的空气令人自由”,这样,人口就向城市涌入,这些涌入的市民在阶层上是非常复杂的,不但包括试图获得阶层跃升的逃亡农奴和富有农民,更包括一些雄心勃勃的小贵族子女:这种阶层之间自发流动的现象,我们未来还可以在近代资产阶级的崛起过程中看到惊人类似的版本。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商人力量的强化,他们无疑会希望向封建领主们声索更大的自由。本内特和霍利斯特的《欧洲中世纪史》记述说:

城镇最初也受其地区内的贵族、主教或修道院的管制,这一点很符合逻辑。因此,地主可以向城市居民征收各种税费,也可以维持城镇的秩序。但是,城市里最富有的居民一一商人们,早早地就开始反对这样的操作。他们强烈希望能够拥有更适合商业人士的特权:免付一些费用、行动上的自由、免费过路(过桥费和“过堡费”)、拥有城镇财产而无须履行封建主或领主的职责,以及自治的自由。到12世纪时,地主们已经开始赋予商人们上述权力的一部分,甚至全部;这些规矩被写进“自由特许令”里,或称“城市特许令”(urban charters)。有的贵族是迫于城市暴动和反抗的压力,才发布这些法令的;有的认识到他们辖地内这些繁荣的商业中心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而自愿发布这些法令;还有的贵族则主动在新城镇发布特许令,他们规划街道的划分,建起城墙,另外通过给予优惠条件的形式吸引商人们的到来。

要求城市自治的呼声如此之高,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写到,在12世纪发生过一次“自治运动”(communal movement)。实际上,每一个城市特许令都造就了一个半自治的政法实体,在欧洲的许多地方被称为“市自治体”(commune)。市自治体有自己的政府、法庭、税务机构和关口。……市自治体的居民为了获得特权,要付出很大一笔财富,之后每年还必须付一笔钱给领主以维持特许令的效力。但他们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支付这些钱,而是通过城市政府集体付清,这一点也很重要。城市居民通过他们自己的法庭来实施他们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税收方式,把所有的账都收齐之后,一次性付给领主。简单地说,他们有了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力,这才是最有意义的。聪明的贵族们当然也乐得收取这样的年金,因为他们不用花力气管理他们。⑥

中世纪意大利星罗棋布的市自治体

这样,城市新贵们在欧洲的许多城市获得了胜利,早先的封建贵族们逐渐将权力让渡给他们。十一世纪末,意大利北部城镇如卢卡(Lucca)、比萨(Pisa)、米兰(Milan)开始由市自治体执政官们管理。十一世纪后半期,随着法国部分城镇中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他们取代了原来拥有土地的小贵族们,成为城市的管理者。13世纪中叶,佛罗伦萨的中产阶级们赢得了权力;而热那亚(Genoa)则在1100年后不久就形成了市自治体。在十五世纪的德国,大多数莱茵河畔城市都保证了中产阶级的自治;在英国, 10世纪下半叶的自治村镇就存在尚不成熟的司法院。到1066~1191年,理査一世率军东征之时,自治的倾向随处可见:行会发展;“自由市”概念详尽充实;自治市接管了征收赋税的权利一一过去由国王的官员负责向城镇征收。⑦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近代资产阶级执政的预演,而拥有为数最多的几百个自治城镇的意大利当仁不让地在中世纪晚期成为欧洲商业和贸易的领头羊。欧洲历史上最早涉及严格意义的银行业文件来自十二世纪的热那亚;到十四和十五世纪,意大利商业公司和银行在西欧的所有主要中心都设有分公司或信函代理人,佛罗伦萨人借助教廷的财政网络,建立起了一个遍及欧洲的分支经营体系;被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企业”开始标志的复式记账法,也源于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并且直到16世纪才开始传往欧洲的其他国家。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资本主义可以被上溯到十三世纪。⑧

在会计学中,复式记账法是商业及其他组织上记录金融交易的标准系统。每笔交易都至少记录在两个不同的账户当中。每笔交易的结果至少被记录在一个借方和一个贷方的账户,且该笔交易的借贷双方总额相等,即“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中世纪欧洲城市商人和中产市民们的崛起有赖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贸易的繁荣和财富的积累;第二,统治者(封建贵族们)的放权和容忍;但是,在中世纪,自治城镇的商民们还不能说是严格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业主式的有产者们差不多,他们并没有把通过贸易和手工业获得的财富进一步投入到工商业中,而是优先选择了购买土地和爵位(拥有这些产业是贵族的标志)——他们成为了新的“城市贵族阶级”,向旧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靠拢了。

例如,在他们的地位上升期,佛罗伦萨的新商业精英们只拥有极少数的土地,在16世纪之后,他们开始效仿贵族在乡间大量置产,佛罗伦萨的主要豪商家族,例如美第奇家族等则美化了自己的家谱,自我册封为新的贵族,“除去那些绝后的家族,在426个其成员经常出任15世纪行政长官的家族中,到1600年其中半数已被封为贵族,到1700年则事实上全部都是了”,到十七世纪,美第奇家族等佛罗伦萨贵族化的商人们开始将资本从羊毛、丝绸等产业向土地、公职、公债、奢侈品、博彩生产转移⑨,这确实让美第奇家族获取了更大的权势和财富,但其实意味着中世纪晚期自治城市商人的阶层自杀。另一些西方研究者分析了部分十三世纪欧洲西北部城镇,也指出:

通过细致研究一些城镇,我们找到了其中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无疑也适用于其他的城镇。尽管其方式也许不尽相同,但是这类城镇的确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特色:那里的贵族通常都是商人或商人的后代;在工业中心,他常常也是企业家,从事出口业;他还做一些金融交易作为副业;他通过在城镇内外投资房地产和房租增加财富……⑩

贵族化的美第奇,Volterrano, Cosimo III de' Medici in grand ducal robes

为什么中世纪意大利自治市镇的商人阶级没有转化成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他们最终放弃了更具备资本主义产业前景的羊毛业和丝绸业,却转而从事公职、土地等消极投资?这和当时的社会整体生产水平可能是有关系的。在美第奇的时代,羊毛和丝绸的消费仍然以贵族阶层为主,在十七世纪贵族购买能力在长期萧条中持续下降的时候,羊毛业和丝绸业的利润前景变得灰暗了。另一方面,旧贵族传统和公权力的诱惑仍然巨大,因此美第奇他们终于选择转而从事买卖公职和土地这一类更为“稳健”的投资领域。但是,买卖公职造成了大量贪腐行为,买卖土地没有涉及到农业技术的革新或者新的资本投资,它们都没有整体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意大利自治市镇和富商阶层在不久之后的停滞和衰落也就可想而知了。拉克曼评论说:

(当时,)佛罗伦萨人作出了理性的选择,根据城市公社内的政治局势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经济的状况,放弃了“真正的”资本主义,转而投资于受政治保护的公债、公职、地产和外国特许权。在短期和中期内是理性的那些决定,对佛罗伦萨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精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长期后果却是破坏性的。

三、近代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柔性胜利

中世纪的小贵族进城做市民和意大利富商的再贵族化,体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柔性缠斗,而这种柔性缠斗才是欧洲历史上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角力的主要形式,像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重视的那种戏剧性的血腥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反而并没有重要。从本质上讲,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也没有水火不容的仇恨,如前所述,两者之间的阶级流动是常有之事。

至于这场缠斗的胜负,很清楚的是:如果更多的旧贵族子嗣愿意效法城市商民从事商业贸易,那么最终资产阶级就将取胜,但如果更多的富商后代认为还是政府职位或者统治者的公权力更加有吸引力,那么封建贵族就会笑到最后。这场柔性竞争的结果我们现在当然都知道了: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模式取得了总体上的胜利。但这个胜利不是某些暴力革命那样一刀切的,在旧有统治者势力(大贵族和君主)比较强大的环境下,资产阶级的胜利来得比较缓慢;而在民间社会较为宽松,商贸风气更盛的地方,贵族乡绅更加容易转型为资产阶级。

都铎王朝(House of Tudor,1485-1603年)的英国王室虽然号称是英国君主专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对英国社会的整体控制有限,在最后一任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初期,皇室持有土地仅仅全国10%,到1640年更是退至英格兰庄园的2%;女王虽然也试图通过买官卖官增加国库收入,但“英国皇家官僚机构的有限规模、新税收机会的匮乏,以及贸易和生产垄断权的限制——这些都是由于土地领主和商人成功阻碍了王权对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的控制——都会影响英格兰君主为追随者创设的公职数量。因此,伊丽莎白一世、詹姆士一世和査理一世只能为1558-1641年拥有头衔的342位贵族中的117人授予公职。而低于贵族层级的500位主要郡县地主,只有100人得到公职。”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年9月7日-1603年3月24日),都铎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亦称“荣光女王”(Gloriana)、“贤明女王”(Good Queen Bess)。

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打击了封建大贵族(特别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却并没有严重伤害更基层的民间社会活性,因此在效果上促使旧贵族转而从事商贸事业。另一方面,新工业和新技术兴起的苗头适得其会。英国小贵族和乡绅们热情地涌入这一领域:“英国许多地区都发现了铁矿石,特别是在威尔德、西米德兰和约克郡。在伊丽莎白时期,部分由于不断增长的需求,部分由于水利鼓风炉和铁锤的引进使用,英国的铁产量迅速增加。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贵族和重要的乡绅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任何时期,英国绝大部分铁产量都控制在名门望族手中。”“尽管超过一半的铁产量控制在上层乡绅手中,但贵族不但是技术革新的开拓者,而且还位列我们所记录的最大个体生产者之中。在苏塞克斯的威尔德,第一个很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包括一个军械厂的炼铁场,是由第3代诺福克公爵在1540年代早期建立起来的,并且在1540年代后期,由休德利的西摩勋爵予以极大的发展,其时,年产量远远超过200吨。……第二个主要的炼铁场区在北部,特别是约克郡。这里,据我们所知,贵族又一次扮演了主角。”

而在专制传统更为悠久,统治集团权力更为强大的法国,情况则完全相反:贵族更不愿意经营商业贸易,而商人更渴望获取爵位和政府公职。在英国贵族早已经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地从事各种生意的1758年,法国的加布里埃尔·科瓦耶神父(abbe Gabriel Coyer)还在援引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说辞——“对一个民族的国际力量而言,贸易已经变得比战争更加重要”,试图合理化贵族经商的做法。

加布里埃尔·科瓦耶神父的论文《商业贵族》(La Noblesse commercante)——被当时的法国舆论界狠狠批判了一番。

但是,当时大多数法国人对科瓦耶的回应是负面的,他们提出了激烈的反对。一位参加这次辩论的女士奥克达维·吉夏尔(Octavie Guichard)写道,如果一些贵族希望像普通商人一样追求财富,那当然不能禁止,但这些贵族必须适可而止,不然就成了“两栖动物”。另一个反对贵族经商的法国人明确地把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相对比:“物质利益支配着英国的贵族,而我们的贵族仅奉荣誉为宗旨。我们不要贬低它,不要让对利益的贪婪取代对荣耀的热爱。”

法国贵族之所以有这样的傲慢,归根结底源于近代早期法国贵族官僚化过程中,统治阶层对社会的全面压制和公权-官僚系统的极大扩张,路易十四仅在1696年3月就卖出了500个贵族头衔。内克在他1785年写的《财政管理》(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一书中估计,除了给个人贵族的官职外,还有大概3000个职位立即或者在一段时间之后授予了世袭贵族,还有900个国王的大臣职位则被卖给富裕的金融家、文人以及成功的平民。据泰勒统计,在旧制度末期,法国私人手中的财富只有大约20%是工业和商业财富,剩下的80%都属于“业主财富”——包括土地投资、官员年金、贪污收入;因此,不难想象,“在法国,直到大革命为止,成为贵族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中产阶级的目标。”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对贵族极为不满的下层官吏、文人和律师们却如此热切地希望继承他们的业主财富的原因了。当然,十八世纪后工业技术革新和贸易线路的展开,都意味着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产模式对封建贵族的竞争终将走向不可动摇的胜利。法国资产阶级化的缓慢和不彻底性只是一个历史的小插曲而已。

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是柔性的,渐进的,不是你死我活的所谓阶级斗争。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称为“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就是著名的不流血(bloodless)的政变,反对詹姆斯二世的势力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贵族势力。英国的史实证明其资产阶级的部分来源正是封建贵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开放和多元的概念,这也是学界和大众文化圈难以给它下一个定义的原因。

光荣革命导因于英国国王与英国国会权力之争以及基督教新旧教之争。英国国会中辉格党以及部分支持新教(英国国教)的托利党人联合起义;将信奉旧教(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国王驱逐,改由詹姆斯之女玛丽二世与夫婿威廉三世,两伉俪君主共治英国。

四、东亚大陆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被污名化的北洋时代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资产阶级及其经济模式兴起的真正的必要条件:对统治者、公权力和官僚体系的相对限制;较为良好的贸易条件和生产水平;拥有一定商民自治的地区(例如中世纪的自治市镇和十七世纪乡绅和贵族拥有较大权益的英国乡村)。在东亚大陆的历史上,最符合这些必要因素的时代,其实是往往被当代人污名化的北洋时代:科举制度和满清帝国的崩解,带来了至少数百年中无前例的公权管控的真空,而西方商人的进入则促进了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并且造就了一些具备自治性质的港口城市和地区。

在清末(更不用说更早之前),帝国商人的主要抱负,还是和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中产阶级非常类似的:比起扩大生产,更愿意购买田地,期望通过捐纳或者贿赂等种种手段,脱离自己的商人出身,挤进官僚统治阶层。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帝国的崩解,在原先的帝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相反的进程开始出现了:官僚士大夫的子嗣,越来越多地从事实业和贸易,就像英国的贵族阶层在数百年前投身工商业那样。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就在1920年前后成为了中国实业家协会的主要领袖和代言人之一,1926年,他成为上海公共租界自治组织工部局华董。

聂其杰(1880年10月-1953年12月12日),字云台,父亲聂缉椝(历任上海道台、安徽巡抚、浙江巡抚)。母亲曾纪芬,是曾国藩之女。聂其杰排行老三。1883年移居上海。1893年回湖南考取秀才。曾赴美留学,留学期间加入基督教兄弟会。1904年在上海组建复泰公司,承包华盛纺织总局。1920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1922年在吴淞建成大中华纱厂。1922年5月以上海总商会会长名义组织“国是会议”,发表《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提出“中华民国是联省共和国”的主张。1926年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

聂云台的早期经历是当时东亚大陆资产阶级崛起的具体体现。玛丽·贝热尔总结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勃兴,是由官僚主义束缚的衰落(它释放了商人们的能量),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同时存在而引起的。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来自停泊在各个主要港口和在长江里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国中之国”的和平。在这种和平的保护下,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政)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那些“模范租界”所提供的公用事业,如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比美。

但是中国的精英们最希望从租界中得到的,似乎还是他们的货物及自己人身的安全。他们将财产委托给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开的;而为了反抗帝国官吏的高压政策,他们还可以向会审公廨提出申诉。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而不受政府当局的干扰,导致上海工部局于1902年提出,在原则上任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未被会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移交给帝国当局。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这一原则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证明,当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的反满新闻记者的时候,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

和法国大革命类似,辛亥革命也很难说是什么严格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除非我们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解读法国大革命那样,强行“放宽资产阶级的定义,除了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而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会社首领和各种武装帮伙。而这些社会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界说是不相容的。”“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在起义中都不是带头人。它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力量对其他集团造成的当地政治局势作出反应。即使在上海,它也只扮演了赞助的角色。”

真正的商人和资产阶级仍然更多地采取柔性的替代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辛亥革命前夕占浙江省议会46%席位的科举人士,到1918年-1921年就不再超过6%;过去的帝国士绅越来越多地参与商业,绅商逐渐融为一体,并在地方事务中占据重要地位,在1921年至1926年的浙江省议会,绅商占据的席位比例达到88%。“1912年,商会在大小城镇已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其目的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强盗、土匪、散兵游勇以及秘密会社进行斗争。商人和士绅阶级从事的事业是共同的。商人在这些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会和行业公会承担军饷,贿赂土匪使其离境,遣散军队,并在互争雄长的将领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解。一位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也是最保守的’。”

江苏咨议局旧址

在满清帝国、袁世凯和国民党的集权努力之间得到一些喘息之机的北洋时代绅商(资产阶级),快速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增大了世界对有色金属、植物油等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对民国有利。这些有利因素的叠加,让《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们把1917—1923年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在这段时间里,沿海城市中的现代企业快速增长,“从1912年到1920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这样迅速的增长率只是到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首屈一指的例子是绵纱。全国的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增到1922年的1506634,其中63%属于中国厂主。1928年所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里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开办了26家面粉厂,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从1914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些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似乎比全人口的增长率要大得多。这一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年中增长3倍”。

但在大多数当代人的眼中,北洋民国是一个政治混乱的时代,工商业和资本主义自然也没有办法得到正常的发展。这个想象反映的恰恰是资产阶级传统在东亚大陆历史上的断裂和缺失,因为这种断裂和缺失,彼时的资产阶级和绅商缺乏继承者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只能被污名化。在某些时候,一个千夫所指的势力或者团体之所以被人嘲弄谩骂,不是因为它过于强大邪恶,反倒是因为它温和弱小。萨拉·梅萨在《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中惊奇地发现,在资产阶级土壤相对英国差得多,资产阶级也弱小得多的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布尔乔亚的文化形象却是远比英国糟糕的,“自中世纪以来,法国丰富的讽刺文学就以布尔乔亚为攻击对象,给它贴上态度粗俗、虚荣、贪得无厌而又野心勃勃等种种标签。”“法国人对资产阶级身份的抵制与中产阶级这一身份在英美国家的流行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在美国,那里除了犯罪分子和极穷的人之外,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身份缺乏认同代表着法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

十七世纪法国对“布尔乔亚”的讽刺漫画

相对宽松的北洋遭到世人的唾骂,资产阶级传统较为弱小的法国习惯性谴责资产阶级的落后。类似的神奇故事也适用于另一些问题:在私产传统最薄弱的地方,他们脸不红心不跳地谴责着私有制的危害,在宗教力量和影响最薄弱的地方,他们勇敢地肃清宗教的流毒;在资产阶级传统最薄弱的地方,他们痛斥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是一群善于鹦鹉学舌、打死老虎的文化人士,他们对具体历史的解释充满想当然的因素、破绽百出也是毫不令人奇怪的。

注 释

① Ю.阿法纳西耶夫, C.布卢梅瑙, 文华. 法国学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J]. 国外社会科学, 1989(07):19-25.

② 洪庆明. 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对革命起源的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1):91-98.

③ 洪庆明. 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对革命起源的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1):91-98.

④ 黄艳红. 法国革命史中的“资产阶级”概念辨析[J]. 史学理论研究, 2013(3).

⑤ 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p. 181.

⑥ 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p. 187.

⑦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M]. 2002,p.22-25.

⑧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M]. 2002,p.22-79.

⑨ R.拉克曼.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M]. 2013,p.107, 122, 127.

⑩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M]. 2002,p.22-26.

 R.拉克曼.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M]. 2013,p.125.

 R.拉克曼.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M]. 2013,p.147.

 R.拉克曼.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M]. 2013,p.176.

 劳伦斯·斯通著, 于民译,贵族的危机[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pp. 167-168.

 萨拉·梅萨,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M]. 2002,p.517,531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 1994,pp. 718-719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 1994,p.720, 724,726.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 1994,p.737, 740.

 萨拉·梅萨,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谢选骏指出:説了半天,“資產階級”就是“城裏人”的意思,那麽“無產階級”(普羅大衆,拉丁語:proletarius,英語:proletariat)顯然就是“鄉巴佬”了。至於马克思主义,顯然属于鄉下垃圾,上文却将之列为准绳之一,谬矣。别的不说,仅仅按照马斯洛的“人的需要五个层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上的需要(友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来观察一下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就不难发现“资产阶级革命高级”、“无产阶级革命低级”了。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追求自由和人权,这显然属于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级层次;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追求财富的平等,这显然属于生理和安全的低级层次。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点,则落在了那个中间层次上——“社会上的需要(友爱和归属的需要)”,所以他们组成团队进行厮杀,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资产阶级革命党同伐异,无产阶级革命制造饥荒。


谢选骏:洋人希望华人永远龟缩在长城后面


《中国如何用边境村庄建起新“长城”》(MUYI XIAO, AGNES CHANG 2024年8月13日)报道:


琼林新村坐落在喜马拉雅山深处,大约五公里之外,中印军队的大规模军事集结和对峙引发了对边境战争的担忧。

这片土地曾经是一座空旷的山谷,海拔超过3000米,只有当地的猎人会经过这里。后来,中国官员修建了琼林村,并花钱让人们从其他定居点搬到这里。村中的房子全都一个样,道路修得很好。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这些人是“国土的守护者”。琼林村的村民实际上是中国对印度最东部阿鲁纳恰尔邦主权主张的前线哨兵,北京坚持认为阿鲁纳恰尔邦是中国统治的西藏的一部分。

许多像琼林这样的村庄应运而生。在中国西部,这样的定居点沿中国与印度、不丹和尼泊尔有争议的边界建立起来,为中国主权赋予了一种全新的、不可否认的永久性。在北部,这样的定居点加强了安全,促进了与中亚的贸易。在南部,这样的定居点防范着来自东南亚的毒品和犯罪。

这些建设是习近平利用平民定居点悄悄巩固中国对遥远边境控制的最明显迹象,就像他在有争议的南海采取的渔民民兵和人工岛屿措施。

《纽约时报》对中国边境沿线的定居点进行了测绘和分析,首次详细地以视觉方式呈现了中国在短短八年内如何通过战略性的民用前哨重塑边境。


人工智能公司RAIC实验室扫描了行星实验室(Planet Labs)拍摄的中国整个陆地边界的卫星图像,时报与RAIC实验室合作,确定了新村庄的位置,并将它们与历史图像、官方媒体、社交媒体帖子和公共记录进行了对照。

西藏问题独立研究者马修·阿克斯特和伦敦SOAS大学教授罗伯特·巴内特称,地图显示,中国在与印度接壤的每个喜马拉雅山口附近,以及与不丹和尼泊尔接壤的大部分山口上都至少建有一个村庄。两人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西藏的边境村庄,他们对时报的调查结果做了评议。

虽然这些前哨站点本质上是民用的,但它们也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快速调动部队至边境的道路、互联网和电力服务。村民在偏远地区充当耳目,阻止入侵者或逃亡者。

阿克斯特说:“中国不希望外国人在不受中方安全人员或公民喝停盘查的情况下随意跨越边境。”

定居点的增加加剧了该地区对北京野心的焦虑。冲突的威胁始终存在:自2020年以来,印中军队在边境地区爆发了数起致命冲突,双方数万名士兵仍处于备战状态。

中国的耳目

习近平的雄心壮志于2017年初现端倪,当时官方媒体报道了他给偏远村庄玉麦乡的两名藏族姐妹写的一封信。玉麦乡位于阿鲁纳恰尔邦附近,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被大雪覆盖。

他赞扬她们一家几十年来不顾地形恶劣,为中国守护这片土地:“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工人们在玉麦建造了几十座新房,官员们把200多人迁往那里。

时报发现,自2016年中国开始制定该地区的边境村庄规划以来,西藏出现了至少90个新建村庄和扩建的定居点,玉麦是其中之一。在邻近的新疆和云南,时报确定了六个新建边境村庄和59个扩建边境村庄。(中国声称这样的村庄有数百个,但相关细节不多,许多村庄似乎只是对原有村庄的升级改造。)

时报在西藏确定的新村庄中,有一个位于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土地上,尽管它位于中国实际控制的边界内;还有11个定居点位于中国同不丹存在争议的地区。这11个村庄中,有一些靠近洞朗地区。2017年,印中军队曾因中国试图修建一条公路而在这里发生过对峙。


中国明确表示,这些村庄是为了安全而建。2020年,西藏边境一个县的领导告诉官方媒体,他将把3000多人转移到边境的“控制薄弱区、争议带、空白点”。

新德里的战略事务分析师布拉玛·切拉尼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悄悄建设军事化村庄,是在陆地上复制其在南中国海成功使用过的扩张做法。


“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正在迅速而隐秘地重绘当地的事实,几乎不考虑地缘政治后果,”切拉尼说。“中国一直在喜马拉雅山与印度交界的全新地带安插定居者,将其作为第一道防线。”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给时报的书面回复中表示,在处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时,“中国始终致力于通过和平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印度和不丹没有回应相关的置评请求。印度官员此前曾指出中国在边境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活动”。 阿鲁纳恰尔邦和拉达克的地方领导人曾向时报抱怨说,中国正在一点点地逐步蚕食印度的领土。

印度以所谓“活力村庄”作为回应,这是一项旨在复兴边境沿线数以百计村庄的运动。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的分析师布莱恩·哈特最近与人合作撰写了一份关于西藏边境村庄的报告,他说,中国的建设速度超过了印度。

在报告的诸多发现中,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还确认其中一个村庄扎日(Migyitun)内似乎建有军事设施,这表明这些定居点具有双重用途。《纽约时报》对该村庄的卫星图像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军用卡车和帐篷以及附近疑似射击场的设施。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联合创始人钱镜说,这些村庄本身也是一种宣传手段:展示中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和优势。

“他们希望印度人、中亚人和其他人看到并认为中国村庄非常好,中国模式非常有效。”

不确定的未来和恶劣的地形

喜马拉雅山脉的这片地区涌现出了许多中国村庄,但此前这里大部分地区无人居住,这是有原因的。这里多岩石和冰雪覆盖的地形在冬季尤其险峻,一年中有好几个月道路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空气稀薄而寒冷。土地贫瘠,难以耕种。

为了说服居民搬到那里,中共官员向他们承诺,新房子会很便宜。他们每年都将获得补贴,如果参加边境巡逻,还会得到额外报酬。中国的宣传机构称,政府将提供就业机会,帮助促进当地企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这些村庄将有柏油路、互联网连接、学校和诊所。


《纽约时报》看到的一份当地政府文件显示,一些村民每年可获得约2万元人民币的搬迁补偿。一位居民通过电话说,边境巡逻每月还能让他额外赚约1800元人民币。

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村庄是否具备经济上的合理性。

独立专家阿克斯特表示,当地居民之所以依赖补贴,是因为几乎没有其他谋生方式。


中国的搬迁政策也是一种社会工程,旨在将藏族等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藏族大部分是佛教徒,历来抵制共产党对其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干涉性控制。

来自这些村庄的照片表明,当地基本不存在宗教生活。佛教寺院和庙宇似乎无处可寻,反而到处可见国旗和习近平的肖像,挂在灯柱上、客厅墙壁上和阳台栏杆上。

“他们想改变景观和人口,”阿克斯特说。

多年来,政府迫使许多游牧藏人卖掉牦牛和绵羊,离开草原搬进房屋,但往往没有给他们提供明确的谋生方式。居民们不得不以打工为生,而不是放牧。

采访显示,许多迁入新村落的牧民不愿适应新环境。有些人在山上放牧牦牛半年;还有人则回老家一住便是几个月。

巴内特说,居民们往往没有被告知搬迁可能带来的挑战,包括为了前往城镇得花更多钱,以及在电力、水、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上开销的增加。

“主要问题是当局把他们从一种生活方式转换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他说。“结果就是这些居民没有资本,没有可用的技能,没有可赚钱的技能,也没有文化上的熟悉感。”

当金钱无法说服他们时,中国官员就会向居民施加压力,逼迫他们搬迁,这种方法甚至在官方宣传报道中也很明显。

在官方电视台CCTV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一位中国官员前往西藏的多卡村,说服居民搬到距离阿鲁纳恰尔邦约16公里一个名叫多龙岗的新村庄。

他遇到了一些阻力。佛教居士丁增坚称多卡村的土地肥沃,可以种出来橘子和其他水果。“不用国家给钱,我们也能自给自足,”他说。

据人权观察在一份报告中引用的一篇官方媒体文章称,该官员批评丁增“利用他的年龄和宗教地位阻碍搬迁”。

最终,多卡村所有143名居民都搬到了新定居点。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报说——中国如何用边境村庄建起新“长城”;我看这些真假洋人,希望华人永远龟缩在长城后面,不越雷池一步。否则的话,欧洲殖民主义的克星就将升起了!洋人希望华人永远龟缩在长城后面——這與《義勇軍進行曲》的主題一致。換言之,《義勇軍進行曲》不過是亡國奴的夢想。


谢选骏:2024大选是两个美国的殊死决战


《2024美国大选:拜登退选后接受首场专访 警告说特朗普是国安威胁》(麦克·温德林(Mike Wendling)Role,BBC记者 2024年8月12日)报道:


拜登解释,如果他选择继续竞选,这场总统竞赛会一直拖到最后一刻!他又说一些参众两院的民主党同事认为他会伤害他们的竞选。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退选后打破沉默,首度接受专访公开谈论退出的原由。他表示,放弃连任竞选是因为担心,他的提名会伤害到民主党,并担心“分散选民注意力”; 而最优先的事情是民主党能在11月击败对手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


在退出竞选后的首次采访中,81岁的拜登表示他的健康没有“什么大问题”。他将自己在辩论中表现不佳归咎于当时生病,并对人们对他的年龄和精神状态的担忧不以为然。


拜登承诺会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参选尽心尽力。并说他会为他的副手做“他们认为我可以做得最多的事情。”


“我们必须、必须、必须击败特朗普!”他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他又解释,如果自己选择继续竞选,这场总统竞赛会“到最后一刻都悬而未决”。


“我的一些参众两院的民主党同事认为我会伤害他们的竞选。”


“若我继续参选,这些都会变成讨论话题。你可能会来访问我‘佩洛西为什么这么说’或‘为什么这么做’,这些都会分散选举焦点。”


事实上,许多报导都指称,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牵头推动拜登退选。


针对这一指控,佩洛西并未完全否认。


许多报导都指称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牵头推动拜登退选。


这些都发生在今年6月27日,拜登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表现广受质疑之后。


在上周日(8月11日)播出CBS预录采访中,拜登多次口误,但总体上比他在那一场现场直播辩论时表达清晰和连贯得多。他将自己在辩论中表现不佳归咎于当时生病,之前他也提到时差和缺乏休息是因素。


在压力持续升高下,拜登在7月21日正式宣布退出大选。


一场可能取代他成为民主党党魁的争夺战从未成为现实,但民主党内的支持迅速集中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周围。迄今为止,后者在民调中的表现的比拜登还好。


拜登表示当他在2020年竞选入主白宫时,他就打算成为下一代的过渡人物。


“当我第一次竞选时,我认为自己是过渡性总统。我甚至无法说出自己有多大岁数,我说不出来。”


在CBS的采访中,拜登回到了他决定参选反对特朗普的时刻:2017年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发生了极端右翼分子集会,并导致了一起死伤事件。


拜登指责特朗普当时是在激励种族主义者和极右翼分子。“每次那些3K党行动时,他们都会戴面罩以隐藏身份。但是,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他们能光天化日之下从树林中走出来现身,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一个同盟者。”


拜登又重申他对11月大选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忧心。他表示,如果卡玛拉·哈里斯能击败特朗普,他“没有把握”美国会有一次和平的总统权力交接。


81岁的拜登表示他的健康没什么大问题。将自己在辩论中表现不佳归咎于当时生病。他接着又称他同时担心特朗普若输了大选,美国将会出现暴力事件。


“他是说真的!”拜登说。


“我们并没有把他(特朗普)的话当回事。” 但他是认真的……所有关于他说过的那些“如果他输了,整个国家将会有场血腥屠杀”等等。


拜登说特朗普是一个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真正的危险人物”。


事实上,特朗普在今年3月的一个集会上表示,如果他输了大选,那将会有“整个国家的血腥屠杀。”但他的竞选团队一再表示特朗普是在指经济和汽车行业,而民主党人错误引用这段话。与此同时,特朗普还一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坚称,2020年的大选存在舞弊行为。特朗普并警告说,今年会有外力操控选举的行动出现,他也承诺若当选后会赦免一些或所有在2021年1月参与美国国会大楼暴动事件而被定罪的人。


拜登强调将会为卡玛拉·哈里斯拉票,并且已与宾州州长乔许·沙皮罗(Josh Shapiro)就拜访该州进行过交谈。拜登出生在宾州斯克兰顿市(Scranton)。该市在纽约市西北190公里处,是一个工人阶级城市。


“我也会在其他州份助选。我会尽我所能去支持卡马拉。”拜登表示。


谢选骏指出:人说“2024美国大选:拜登退选后接受首场专访,警告说特朗普是国安威胁”——我看无论正邪,2024大选都是两个美国的决战,攸关未来美国的走向!


《揭退选心路历程,拜登:裴洛西的态度影响很多人》(ettoday 2024-08-11)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退选后首场电视访谈中披露,他是在民主党同僚压力下,以及决心看到前总统川普败选,才会放弃角逐连任,并且点名拒绝明确支持他的前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法新社报导,拜登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CBS News)的柯斯塔(Robert Costa)访谈时,披露自己上个月意外宣布退选原委指出,由于当时对于他年龄和心智能力的质疑主导选战,寻求连任的民主党同僚担心这会拖累他们的选情。


拜登与川普辩论表现失常,引发民主党内「换帅」杂音日益高涨,最终促使81岁的他于7月21日宣布放弃角逐连任。他在那之后就一直保持低调。


上周在白宫预录的这项电视访谈于今天播出,尽管看起来虚弱,但拜登说话具有说服力。他再度坦承在辩论中表现不及格,但同时强调,自己在建康方面「没有严重问题」。


他解释说:「我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诸多民主党同僚认为,我会害到他们的竞选。我担心,如果我继续选,这就会成为你采访我的主题。」


他并点名党内大咖裴洛西(Nancy Pelosi),强调她的态度对许多人而言举足轻重。


拜登说:「那么你就会拿裴洛西说的话来问我…我认为,那真的会让人心烦意乱。」


「对我来说,维护这个民主政体依然是个至关重要议题,这不是玩笑话。我对这个国家负有尽我们所能去做最重要事情的义务,而那就是,我们必须、必须,我们必须击败川普。」


他也警告说,川普是「美国安全真正的危险」。


拜登表示:「记住我的话,如果他赢了…这次选举,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对美国安全而言,他是真正的危险。听着,我们正处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而民主就是答案。」


网民嚎叫:

悠悠清风 发表评论于 2024-08-12 08:07:00

败灯所谓的民主就是大量接收非法移民,允许他们投票,猪党稳胜。

意大利通心粉 发表评论于 2024-08-12 04:57:35

共和党建制派对乌克兰急助比老拜的温水煮青蛙更好,能避免更多乌克兰战士白白牺牲。但是共和党被川普劫持,共和党底层选民也不支持乌克兰,污蔑乌克兰卫国战争为北约深层政府的阴谋。所以不得不支持拜登。


谢选骏指出:拜登辩论惨败、川普遭到枪击,迫使民主党推出新的总统候选人——使得2024大选成为两个极端的二选一!两个美国的决战就此展开!誰是第三美國和第四美國的代表來一決雌雄。如果老白男連個黑女人都打不過,那就徹底掉褲子了!那麽歐洲殖民主義的勢力就將一瀉千里了!


2024年8月19日星期一

“退伍军人”和“花花公子”在“终极死亡”的链接


《从性解放运动到约炮文化:性爱神话笼罩之下 我们真的勇于谈性吗?》(傅适野 2018年08月28日)报道:

性绝不仅仅包括两具或多具赤裸的身体,恰恰相反,在性中,无人是完全赤裸的。

1953年,芝加哥,退伍军人休·海夫纳在自家的厨房餐桌上,编辑出了《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刊号,封面是玛丽莲·梦露的照片,内页既有梦露的彩色裸照,还有一整版裸体女人在加利福尼亚日光浴的黑白照片,这本为中产阶级男性服务的杂志后来迅速成为了美国销量增长最快的杂志。1957年,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开始使用自制的“性交机器”,研究关于性满足的秘密。1968年,一对厌倦了一夫一妻的平淡中产生活的夫妻在加州创立了主张自由性爱的砂岩俱乐部,召集与他们类似的人们前来享受不受婚姻制度约束的、更加平等的自由性爱。盖伊·特立斯的《邻人之妻》(Thy Neighbor's Wife)出版于1980年,详细追溯了上述种种在美国发生的性行为与性观念的变化,为人们理解美国20世纪后半叶轰轰烈烈的性解放运动提供了一种视角。

时隔38年,当这本书的中文版与中国读者见面时,美国的性文化已今非昔比,刚刚完结不久的美剧《随性所欲》(Casual)可以被视作这种变化的一个注脚。这部美剧讲述了一个奇特的组合——一对亲生姐弟以及姐姐的女儿,其中弟弟Alex是一个单身汉,他使用自己创办的热门在线交友网站结交漂亮女性,并与她们发生一夜情,却无法发展出更进一步的亲密关系。而刚刚经历了离婚的姐姐也试图通过弟弟的网站寻找随意性关系(casual sex),试图以此来解决婚姻危机。在如今的美国,随意性关系以及约炮文化(hookup culture)已成为各类文化消费产品的常见主题。

从性解放运动的诞生到约炮文化的盛行,性是如何与生育、婚姻以及较为稳定的亲密关系一步步松绑,又是如何被建构为自由、无附加条件的性关系神话的?在这条性自由的神话之路上,潜在的危险是什么?当我们终于能够公开、大胆地谈论性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作为一种人际和身体互动关系的性,还是作为一种象征解放和自由的符号的性?在性的符号化背后,被忽略的又是什么?去年《纽约客》杂志上一篇引发热议的虚构作品《Cat Person》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解答。通过生动具体地描述一段糟糕的性爱经历,这篇小说试图告诉我们的是,勇于言说一次糟糕的性爱以及它带来的感受,是戳破如今大众媒体和主流文化营造出的关于性的神话和泡沫的第一步。

随意性关系(casual sex)

从一夫一妻到邻人之妻:性解放运动中的性爱自由话语

1971年的某天,39岁的盖伊·特立斯和妻子从纽约的P.J.克拉克酒馆回家时,第一次注意到了开在自己家附近的一家按摩院。在列克星敦大道上,某栋楼的三层窗户闪烁着红色霓虹灯招牌,几个刺眼的大字“现场裸体模特”映入眼帘。虽然当时性解放的风潮已经席卷美国——伴随着1960年代避孕药的开发上市,性与婚姻和生育的逐渐松绑,引发了美国社会内部关于性伦理和堕胎是否合法的种种争议,这些争议的逐步扩大最终引发了美国的性革命——但如此明目张胆的生意仍然让特立斯惊讶不已,并决定一探究竟。第二天中午,他独自一人前往那间闪烁着诱人灯光的房间,一位长发、穿蓝色牛仔裤、戴和平念珠串的年轻男人接待了特立斯。规则如下:半小时18美元,特立斯需要从在桌上摊开的六位女按摩师的照片中任选一位。

这是特立斯在按摩店的初体验,也是他书写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性解放运动的开端。9年之后,他那本聚焦美国性解放、不断膨胀的色情消费主义以及在中产阶级人群中发生的性革命的作品《邻人之妻》终于与美国读者见面。在书中,特立斯追溯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在性行为和性观念方面的种种变化。在这九年中,特立斯拜访了数十家按摩院,并且成功地在两家按摩院担任义务经理。1973年,他有机会去到欧洲几个主要城市展开考察,考察中他发现,出入按摩院的大多为男性,“男人的天性是窥阴癖,女人是展示者,”他在《邻人之妻》中写道。

从欧洲回美国后,特立斯游历了美国内陆,采访了许许多多普通男女、公民领袖和当地名人,他与专情的夫妻、公认的浪荡子、检察官、辩护律师、神学家还有婚姻顾问等形形色色的人交谈,试图在与这些人谈话的过程中梳理出一条美国性解放运动在中产阶级生活中开拓出的道路以及分支。整个游历过程让特立斯开始思考,虽然性解放运动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了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等等,但许多美国夫妇最爱的书目仍然是《圣经》,他们忠于婚姻,他们已经上大学的女儿仍是处女。与此同时,尽管全国范围内的离婚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但再婚率也居高不下。

他也注意到,即便70年代有许多人满怀希望地预言美国社会最终会回到更加保守的50年代,但巨大的变化确实在发生:聚焦中产阶级娱乐消费的、以性感女性裸照闻名的《花花公子》杂志,在1972年创下了超过七百万册的销售记录;60、70年代,露骨的色情电影开始出现在美国的大屏幕上。特立斯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偏僻的山林中近距离观看了一部色情电影《艾吉小姐的回忆》。这部充斥着群交场面、喷射的阳具以及对于性来者不拒的女性的电影,稍后出现在了美国大城小镇里限制级影院的大屏幕上,满足着男性顾客的愿望和幻想。

在接下来的加州之行中,特立斯第一次探访了砂岩隐居地,一个1968年由约翰·威廉森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克拉默创办的、位于托潘加峡谷私人庄园里的开放性爱实验基地。在这个不存在双重标准、不存在用钱交换性、不需要保安和警察也没必要以性幻想作为替代兴奋剂的自由性爱社区,特立斯度过了两个月中的大部分时光。在砂岩社区中,约翰·威廉森带领着由他和妻子招募来的、厌倦了一夫一妻平淡生活的中产夫妇们,试图在此建立一个性爱自由的乌托邦社区。在这里,性自由是连接自己和他人生活的手段,团体婚姻而非一对一的专偶制婚姻,满足了他们对于更加纯粹的、与霸权解绑的平等爱情的想象。

虽然作为一位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特立斯的身份极大地限制了他深入美国性解放运动的路径和方法——也正因如此,他涉及的基本是异性恋的、中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解放,而对于性解放运动中女性、性少数群体以及中产阶层以外的群体涉及甚少——但《邻人之妻》依旧揭示出脱离了婚姻和生育而自由存在的、颇具革命性和解放性的自由性爱,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旧有的观念逐步被打破,关于性的全新逻辑逐步建立起来,在性解放运动中,有关性爱自由的话语逐渐占据主流。

《花花公子》创刊号随性所欲:约炮文化的兴起和性爱神话的诞生

如果说性解放运动是对于之前既有的、陈旧的关于性和亲密关系规则的一种颠覆——即性不只是发生在正统的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婚姻内部,也不仅仅是为了生育服务,它更多关乎纯粹的乐趣和快感——那么到了千禧年,约炮文化(hookup culture)已经在美国青年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约炮文化是一种接受和鼓励随意性关系(casual sex)的文化,包括一夜情以及相关的活动,这种性行为不一定包括情感联系或者长期的承诺。从2000年前后开始,“约炮文化”一词在美国被广泛使用,这种更加随意的性关系不仅局限于大学年轻学生的范围内,很多研究都显示,越来越多的成年人由于各种原因开始尝试随意性关系,而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各类约炮软件则让这种性行为更加便捷化了。

在美国颇为流行的交友软件Tinder

随意性关系当然并非一种全新发明,这种行为在性解放运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在2015年发表于《性行为档案》的一篇名为《美国成年人的性行为和态度的变化,1972-2012》的论文中,三位作者通过分析来自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数据认为,随意性行为的比例在过去30年里呈上升趋势。在18-29岁的声称非伴侣性行为中,35%的“被遗忘的一代”(Generation X,指出生于1970年代的美国人)在1980年代末期发生过随意性行为(其中44%是男性,19%是女性);到了2010年,“千禧一代”(Millennials,即出生于1980-2000年之间的美国人)中这个比例是45%(男性占55%,女性占31%)。

美国年轻人看似全然被约炮文化笼罩或“腐蚀”,实际情况并不尽然。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在《男孩变成男人的那个冒险世界》(the Perilous World in which Boys become Men)一书中指出,在一项针对全美男性大学生展开的有关性生活的调查中,他询问了男生们认为在任一周末他们的同班同学过性生活的比例,他们给出的平均答案是80%。但实际上,权威数据(the Online College Social Life Survey)显示,在超过24000位美国大学学生中,80%有过性生活,但在任一周末有性生活的学生比例仅为5-10%。另外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博尔格(Kathleen Bogle)在调查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外有趣的一点是,凯瑟琳发现,不管她采访的学生自身的性生活有多频繁,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仍然会假设其他年轻人有着比自己更加频繁的性生活。

是什么导致了感觉认知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巨大偏差?大众文化“功不可没”。年轻人之间的约炮和一夜情行为充斥于大众媒体,在美剧、电影以及色情片等其他文化消费品中,裸体、随意的性爱已经成为了刺激人们感官的必不可少的元素。但问题或许在于,这些文化产品倾向于将性当成一种流于表面的符号,性在其中就仿佛烹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剂,对于一道菜品的色香味尤为重要,但没有人会去深究调味剂本身的成分与味道。更重要的是,鲜有文化产品敢于戳破约炮文化营造出的、带有幻想性质的美好泡沫,指出性爱中可能存在的糟糕体验,以及这种糟糕的性所带来的后果和伤害,尽管实际上,除了其符号化的一面,糟糕的性随处可见。

探讨随意性行为的美剧《随性所欲》第一季海报

这其中有一个隐含假设,即在性解放运动过后,性(即便是糟糕的性)成为了一种默认的政治正确,性的匮乏和缺失往往被视为一种偏离了正常轨道的生活。正如蕾切尔·希尔斯(Rachel Hills)在刊于《Time》的文章《每一代人对于性有何种误解?》中谈到的,性可以是最好的也可以是最糟糕的,但它一向意义深远,对于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今的性文化催生出了一种新型的愧疚感——因在性方面不够活跃而感到愧疚。在这种氛围下,自由性爱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神话。

戳破神话:让我们公开、严肃、具体地谈论性爱

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2017年12月《纽约客》一篇名为《Cat Person》的小说便显得尤为特别和重要。小说讲的是一位叫做玛戈特的大二女孩和一位叫做罗伯特的男性的约会经历,以及他们二人一次糟糕的性爱体验。小说以玛戈特的视角切入,从他们在玛戈特打工的电影院初次相见讲到后来持续数月的短信交流,到在酒吧的约见,再到玛戈特去罗伯特家两人的性爱体验。在描述两人的肢体接触时,故事并不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朝着浪漫和美好发展,作者Kristen Roupenian反其道而行之,勾勒出了一系列在玛戈特看来体验十分糟糕的肢体接触,比如罗伯特糟糕的吻技和更加糟糕的性爱技巧。

小说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个糟糕的性爱过程因为作者极其细腻的文字呈现和玛戈特数次感官和心理上的嫌恶反感,而显得异常漫长难耐。在整个过程中,玛戈特不止一次打退堂鼓。罗伯特把裤子褪到脚踝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还穿着鞋,于是他尴尬地俯下身去解鞋带,他那被毛发覆盖的腹部臃肿而柔软。玛戈特看到上述场景时,心生反感,但她随即想到立刻叫停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互发短信数月,她在酒吧时也暗示罗伯特他们可以发展到性关系的地步,并且如今她已经坐在罗伯特家中等待他脱去衣服——在此刻叫停需要大量的技巧和温柔,就好像“在餐厅点单之后,送上来的菜品不合胃口,她突然改变主意并将其退回”。当罗伯特将自己的体重压在玛戈特身上并亲吻她时,她“知道她享受这次遭遇的最后一次机会已经消失了,但她仍然会将其进行到底”。在她被翻过来转过去的过程中,玛戈特感觉自己像个玩偶,一个用橡胶制成的玩偶,柔软而有弹性。

在罗伯特把玛戈特翻过来转过去的过程中,玛戈特感觉自己像个玩偶,一个用橡胶制成的玩偶,柔软而有弹性。

作者Kristen指出了“房间里的大象”,她让人人都可能经历过、却鲜有人公开谈论的性经历中那些糟糕的感官,通过语言的微妙力量走向公众视野,变得可见,甚至可以被公开讨论。而同时,她也直接指向了亲密关系中的同意问题以及其中涉及的权力关系。《Cat Person》提醒我们:一方面,性是最私密的话题,它关乎两个或者多个性伙伴之间亲密无间的身体互动,它代表着一种最为赤裸的坦诚,虽然过程中也不乏伪装与欺骗;与此同时,性也是最具公共性的话题,它是被约炮文化统领的美国校园中学生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影视文化消费品中的常客——虽然在影视作品中,它时常被简化为一种符号性的指称。大众文化对于微观互动中性行为可能包含的不适、感官的错位、对于快感的误解以及对于同意的误区,都极少给予严肃的讨论,性因此成为了消费主义时代的快消品和刺激物,被不断商品化和符号化,激发着人们的无限欲望与遐想。

于是,在当下,我们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窘境之中:人人都在谈论性,但由于每个人对于性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差别,彼此交流和分享性经验变得十分困难,对于性的谈论由此沦为了对一种空洞符号的探讨,而这种表面化的谈论方式恰恰消解了性的严肃性及其背后的政治意涵。为何性是政治的?这是因为,性绝不仅仅包括两具或多具赤裸的身体,恰恰相反,在性中,无人是完全赤裸的,人们背负着自己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属性,也背负着自己的种族背景和社会背景,以及以上种种背景交叉角力而生成的权力关系。

在性解放运动过去60年之后,当约炮、一夜情、无需承诺和责任的性爱文化在美国大行其道之时,当拥有性生活成为一种无需辩驳的默认设置和政治正确,当性本身被剥离了具体内容和互动关系而成为一种被神话的符号,我们需要的,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拥有敢于戳破这层神话泡沫的勇气,是在让自己感到不适的性关系中拥有及时喊停的勇气,是在性爱话语漫天飞舞的当下拥有能够公开而具体地谈论性的勇气。

谢选骏指出:人问“从性解放运动到约炮文化:性爱神话笼罩之下 我们真的勇于谈性吗”?——我看“退伍军人”和“花花公子”似乎毫无相关,但其实正是在“终极死亡”的意义上,这两者获得了链接!许多恐怖分子临死的时候都要玩性,日本的神风特攻、九一一恐袭嫌犯、刺杀老头竞选的青年……都是如此。而在当前的美国,第三美国的死亡也触发了类似的社会机制——性解放!



谢选骏:虐待与操控的法轮功


《虐待与操控:前表演者揭露法轮功神韵艺术团内幕》(NICOLE HONG, MICHAEL ROTHFELD 2024年8月16日)報道:


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演出。该团体的成立是为了传播受迫害的精神运动法轮功的信息。


他们是大约20年前开始出现的,通常是在节假日前后,而且经常出现在高端场所:一群身着多彩演出服的中国舞蹈演员优雅地旋转。

先是在纽约市,然后是巴黎、多伦多和台湾台北,这些舞者——大多是青少年和年轻人——在舞台上翻腾跳跃,上下翻飞,想给人们带来惊叹和娱乐,同时也是为了传播受迫害的中国宗教运动法轮功的教义,法轮功是这些表演的幕后主宰。

自那时起,神韵艺术团已成为法轮功运动及其领导者的摇钱树,其门票销售遍及五大洲,票房收入超过2.65亿美元。

但对于支撑起这些演出的年轻人来说,成功的代价是高昂的。


《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吸引越来越多观众的同时,神韵将许多表演者视为可牺牲的消耗品。当演员身体不适时,神韵总是不鼓励他们就医,并通过残酷的情感虐待和操纵来强迫他们服从艰苦的排练和巡演安排。

在采访中,一些前神韵舞者回忆自己曾在膝盖脱臼、脚踝扭伤或其他严重受伤的情况下表演,他们不愿意寻求医疗,因为该团体的信仰体系认为,只有缺乏信仰的人才会依赖这样的治疗。

还有一些人痛苦地回忆起自己被教练要求定期称重,并被公开斥责他们太胖。

大多数人表示感到被这一宗教运动利用了,该运动专注于传播其观点——即使表演者在此过程中受到伤害,同时通过销售门票赚钱。

很多接受时报采访的舞者和乐师对公开讲述他们的故事感到犹豫,害怕受到法轮功和其领导者的报复。作为法轮功领导者的李洪志于1992年开始在中国开展这一运动,当时古老的气功正风靡一时。李洪志在流亡期间领导法轮功,同时掌管着纽约州北部一座占地160公顷、戒备森严的园区,许多神韵演员都在那里生活和训练。

神韵和法轮功代表发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接受时报采访的表演者对神韵舞团和法轮功运动的描述是以“古怪和夸张的方式”扭曲的事实。他们称时报的做法正中了想要根除法轮功的中共下怀,是在对一个提倡健康、道德生活和强大家庭与社群的信仰进行“充满偏见的攻击”。


法轮功部分基于佛教元素,认为修炼其姿势和冥想之道的人可以开悟。但在演讲和写作中,其创始人李洪志也融入了一些不太传统的思想,暗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称虔诚的修炼可以清除体内的疾病,并暗示追随者可以发展出超自然力量,例如悬浮的能力。

在过去二十年间,李洪志将法轮功置于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直接对立的位置,中共曾监禁众多法轮功信众,并在国家宣传中将该组织妖魔化。

法轮功于30多年前开始在中国开展。如今在像曼哈顿的这个公园等公共场所,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练习者在修炼法轮功轻柔的功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洪志的法轮功运动将神韵推向前台,作为该组织自己的一种宣传工具,通过由法轮功修炼者创办的公司网络(包括拥有广泛读者的报纸《大纪元时报》)放大该演出的反共信息。

在神韵内部,领导者告诉年轻演员们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紧迫的精神使命,并让他们相信,每一个公然反对该运动的人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即便如此,仍有25名前舞者、乐师和教员向时报透露了他们在神韵的经历,其中包括数名在过去18个月中离开该团体的人。他们描述了神韵领导层近二十年来的一系列虐待行为,在此期间,进出该舞蹈团的演员有数百人。

他们的讲述,以及数百页的公开记录和数十份从该组织总部偷带出来的照片和录音,让我们得以罕见地直接了解到神韵组织内部的生活,神韵无处不在的广告将之称为“艺术的极致境界”。

广告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该演出旨在推广宗教运动。那些花钱来看神韵演出的观众——票价最高可达309美元一张——不会知道表演者是在为法轮功卖命。他们看到的是面带微笑的舞者跃上舞台,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表演同步旋转、空中劈叉等节目,其中有描绘法轮功信徒遭到中国警察殴打的场景。

在演出之前,神韵会在纽约和世界其他城市做大量广告宣传。


但很多前舞者和乐师表示,他们把自己推向了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因为他们被教导,表演一场完美的神韵演出将拯救观众免遭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他们说,这一信息在课程中不断得到强化,灌输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

他们通常每天工作15个小时——排练、表演,甚至安装和拆卸沉重的管弦乐队设备——但工资很低,甚至没有工资,因为他们被灌输自己已经欠下了法轮功为他们提供的学费、食宿费用。


几乎所有表演者都是被家中虔诚的法轮功修炼者送到神韵的。一些人一些人在来到法轮功在纽约州的总部龙泉寺时还不到12岁。

未经特别许可,他们不能离开这里,与家人见面的频次通常也受到限制。许多人从美国各地和其他国家来到纽约,一直到20多岁还待在园区里。

从小随母亲在新西兰修炼法轮功的程清翎13岁时来到龙泉寺。现年27岁的程女士此前是一名神韵舞蹈演员,她说,她给自己在那里的不愉快经历——比如受伤未得到治疗导致她的左臂麻木,教练的不断吼叫,因一些微不足道的违规行为而受到同学的羞辱——赋予了更高的意义,从而显得合理起来。

神韵表演者被教导要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鞠躬问好,双手合十,用中文称他为“师父”。

“他们只是在测试我们的虔诚,”程清灵说她这样告诉自己。“但后来我想,如果我用正常人的价值观来判断,它就是错的。”

一些表演者想要退出,但艺术团还不愿放人,于是他们遭到了威胁和恐吓。他们的经理告诉他们,如果离开,他们会下地狱或面临危险,因为他们将失去李洪志的保护。七名前演员说,他们还被告知,如果退出神韵,他们必须偿还学费。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拒绝让李洪志和神韵领导人接受记者采访。


在一份声明中,代表他们的陈颖(音)和李维·布劳德表示,接受时报采访的表演者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小团体”,讲述了“虚构的故事”。

他们否认受伤的演员经常无法得到医治,并称任何关于龙泉寺有毒文化的指称都是“非常主观且带有文化偏见的”。

“龙泉寺的社群是一个紧密连接、以亚裔为主的社群,重视纪律严明的学习和训练,并以开放、诚实和直接的互动为特点,”他们说。“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共同信仰的大家庭。”

他们还补充说,时报对于神韵的报道很可能会成为中共对法轮功污名化“皇冠上的明珠”。

1999年,在超过1万名法轮功修习者在北京的中共总部外静坐后,中国政府取缔了法轮功。自那时起,很多法轮功修炼者被拘捕,很多人警方拘押期间死亡。中国官员一直在针对法轮功追随者。

尽管如此,法轮功运动仍然蓬勃发展,在全球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在世界各地的公园里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练习法轮功柔和的动作。

随着法轮功的传播,李洪志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他在2006年帮助创建了神韵艺术团。现在,他和妻子李瑞一起管理位于纽约州北部的龙泉寺,寺内有一座高耸的宝塔和一尊巨大的金佛,佛像的面容与李洪志本人十分相似。


住在山上园区内的学生们被教导,见到李洪志时要称其为“师父”,并躬身抱拳。他们很快就了解到,李瑞是其规则的主要执行者。

很多接受时报采访的前神韵表演者表示,神韵给了他们旅行和提高汉语能力的机会,他们也认可其灌输的职业道德。


“就我个人来说,我很珍惜在神韵的时光。我学到很多东西,也成熟了很多,”神韵前舞者苏珊·周(音)在写给时报的邮件中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机构,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创造了鼓舞人心的表演。”

但大多数人表示,神韵也给他们灌输了一些坚定的教条。

根据一份听者提供给时报的李洪志讲话录音,在去年的一节课上,70多岁的李洪志用中文告诉学生们,他创造了地球,并称“人类的音乐是我奠定的”。

质疑这样的言辞将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冒犯。

“在那里,我感受到的是让我俯首听命的巨大心理压力,”66岁的大卫·菲德勒说,他曾于2013年到2016年在龙泉寺教授小提琴。“你要么离开,要么主动放弃自己的理智,没法两者兼得。”

 “地球上最棒的地方”

神韵的表演者在龙泉寺进行训练,龙泉寺是纽约市西北部一个占地160公顷的安全场所。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住在那里。


11岁时,凯特·黄(音)从台湾高雄的学校辍学,和她的母亲一起来到1万多公里之外纽约州奥兰治县库德贝克维尔乡下,这里是法轮功的总部所在地。

在那里,她进入了飞天艺术学院,神韵的演员就在这所寄宿学校接受训练。

黄女士没有跳舞的经验,但她的成长环境里有许多法轮功信徒,他们叫她抓住这个可以和李洪志接近的机会。她的祖母每天清晨4点开始练功。她的母亲曾售卖神韵的演出票。

“每个人都说你应该去那里,因为那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现年26岁的黄女士说,她要求在文中使用自己的英文名。

很快她开始上舞蹈课,仰卧着进行柔韧性练习。一位老师抓住她的脚踝,把她的脚压向头部,越压越低,直到黄女士听到大腿发出了“咔”的一声,她说那声音似乎在整个教室内回荡。

法轮功融入了佛教元素,包括将万字符作为吉祥的象征。龙泉寺的这尊佛像与李洪志本人很像。

 

她的老师通知了李洪志和校长,校长摸了摸她的腿,似乎想看看有没有骨折。她说,有好几个星期她走路都一瘸一拐。

几年后,在西雅图的一次演出前,黄女士在做前空翻落地时感到右腿一阵剧痛。她说,她的膝盖脱臼了。一位同学将她的膝盖骨按回了原位。

黄女士说,一名主管给了她一个冰袋,问她是否能继续演出。她忍受着钻心之痛完成了后面两小时的表演。

她说,这两次受伤她既没有主动提出也没有得到治疗,因为李洪志曾说,只有遵循他的教诲才能得到真正的治愈。

“如果我说想去医院,就会被贴上不够虔诚的标签,”黄女士说,她还说,她的膝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我不想引人注目,或者被其他人针对。”

共有14名前神韵演员告诉时报,他们的伤病没有得到治疗,或者他们曾看到其他人受伤但没有得到照料,黄女士是其中一名讲述者。

神韵的编舞要求舞者表演高难度的动作,但前舞者说,神韵并不提供理疗师或医生的常规服务。


运动医学专家表示,在任何竞技舞蹈团演出都有受伤的风险。但时报发现,与许多其他大型舞蹈团不同的是,神韵并不提供常规的理疗师或医生服务。

而且神韵的演员主要是青少年,专家们表示,青少年舞者的骨骼和肌肉仍处于发育阶段,因此更容易受伤。

由于神韵的舞蹈编排要求很高,需要做背部弯曲的动作,其中还融合了芭蕾和体操的元素,因此风险尤为突出。此外,神韵的日程安排也非常严苛,要求学生演员每年把几个月的时间用于巡回演出,在演出地点之间乘坐大巴的时间可能长达16个小时。

他们经常一天演出两场。在最近一次巡回演出中,神韵的八个表演团计划在五个月内演出800多场。其中一个团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大卫·科赫剧院12天内演出了14场。

神韵演员在巡回演出时必须遵守严苛的时间表。一个剧团在纽约林肯中心12天内演出了14场。


纽约大学朗贡卫生学院哈克尼斯舞蹈损伤中心创始主任、骨科医生唐纳德·罗斯博士说,鼓励人们忍着疼痛跳舞或劝他们不要接受治疗,“至少可以说是非常野蛮和老派的,”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来说。“特别是在这个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年龄段,造成永久性伤害的可能性绝对是有的。”

一些受到重伤的神韵演员确实接受了治疗。神韵知名度最高的舞蹈演员之一蒲彧去年在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他在跟腱断裂后接受了修复手术。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在声明中否认曾劝阻治疗。

他们表示:“神韵演员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会得到医疗服务,我们有医疗记录为证。”

但前舞者和表演指导告诉时报,这种干预非常少见。

13岁就开始参加神韵巡回演出的黛西·王(音)说,她在八年里五次扭伤脚踝,但从未要求过看医生。

王女士和其他人被告知,想看医生意味着他们的精神领域出了问题。


“只要发出正念,身体就应该会自己愈合,”现年28岁的王女士说,她指的是李洪志提出的冥想技巧,他说这可以清除导致疾病的恶业。

神韵成员中忍着伤痛表演的不只是舞者。

一位不愿透露姓氏的前音乐演奏者安(音)说,他在演出结束后帮舞蹈团装车时经常被金属器材箱划伤手。他说,有一次被划伤得很严重,他不得不用酒店的针线包缝合伤口。

在神韵的乐团演出大约四年后,另一名乐师、小提琴演奏者约书亚·林(音)的右肩附近开始剧烈疼痛。他被带到李洪志面前,后者摸了摸他的头和肩,然后对他说,他已经被治好了。

疼痛接着持续了许多年,林先生的同学们告诉他,这表明他信仰不坚定。“我就一直忍着痛坚持演出,”林先生说。

直到离开神韵后他才去看了医生。那时他才了解了疼痛的大概原因:脊柱有一处椎间盘突出。

维持外表形象

张郡格13岁开始参加神韵演出,她说自己20岁时一天只吃一顿饭。


一些前神韵学员还表示,他们遭受了情感虐待和操纵。

五名前舞者说,他们曾在减肥失败后被指导员在全班同学面前羞辱。

其中一名舞者张郡格说,13岁那年她身高1米64、体重约50公斤,她的舞蹈老师因为她比别人重而针对她。这名老师告诉她的同学,如果发现张女士买零食就举报她。张女士和其他人说,这符合神韵鼓励学生相互举报的广泛文化。她回忆说,有同学不止一次用身体阻拦她进入园区内的市场。

还有一次,老师说她不知羞耻,因为她在休息日买了三罐品客薯片。当老师质问张女士还想不想留在神韵时,她哭了出来。

尽管如此,张女士还是迫切希望履行她认为自己对李洪志许下的誓言。

“师父告诉我们,师父有无尽的法力,”现年28岁的张女士用中文说。“我们小孩子就相信了。”

到了20岁时,她通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有一天,她喝着米粥,另一名老师问她怎么还要吃东西。她跑到浴室踢了一顿墙。

张郡格讲述了她在龙泉寺的寄宿学校就读时受到持续不断的减肥压力。


另一位前舞者回忆说,每周称体重的感觉就像走向断头台。她说,她让身体进入“饥饿模式”,并在踏上体重秤之前脱光衣服。她的体重被记录在教室张贴的一张纸上,被认为太胖的人的名字被涂成了红色。

还有一名舞者记得李瑞让她只吃黄瓜和西红柿来减肥。16岁时,这名舞者患上了饮食失调症。

那位膝盖脱臼的台湾舞者黄女士曾多次被老师提醒说她太重了。17岁时,她被调到校园的仓库工作,在电脑上设计神韵演出服的图案。

高中快毕业时,她接到通知,飞天学院在龙泉寺的大专学院没有录取她,她只能离开园区。

前学员说,这种身体羞辱的文化反映了神韵领导人对外表的执着。


根据对李洪志的演讲的翻译,在2016年的法轮功大会上,他说,神韵打造的美学吸引的是“中层和以上的阶层”,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明的、高素质的人”。

李瑞经常穿名牌服装,休息日还带舞蹈演员去购物,这更加重了对形象的关注。一些以前的学生说,看到李瑞穿得如此时髦,他们感到很困惑,因为她丈夫的教导对物质享受持批判态度。一位前舞者说,李瑞曾送给她一个香奈儿钱包。

李瑞寻求的是不仅管理学生的外表,还要管理他们的感情生活。


前学员说,约会需要得到李瑞办公室的批准,这是神韵领导人对演员施加控制的另一种方式。其中11名学员说,李瑞和她的副手们还试图安排外国学员和美国公民约会或相亲,他们认为是为了使学员得到签证而鼓励这样做的。

荣·罗(音)在2021年之前一直为神韵演奏中提琴,他说,他认为这种牵线搭桥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将年轻人与神韵运动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这就相当于想留住劳动力,”他说。"找到一个符合他们要求的人相当困难。你需要有信仰背景。你需要服从不合理的要求。”

“你们不能吃苦吗?”

程清翎和孙赞是在离开神韵后相识的,两人因在神韵共同的痛苦经历而加深了感情。他们后来结婚了。

程清翎和孙赞是在离开神韵后相识的,两人因在神韵共同的痛苦经历而加深了感情。他们后来结婚了。 THE NEW YORK TIMES

孙赞从15岁那年进入龙泉寺起,就听李洪志一直宣讲他们这些表演者肩负的神圣使命:让不信教的观众通过观看神韵演出获得拯救。

孙赞和其他六名前神韵表演者表示,令他们压力倍增的是,李洪志和他的下属告诉他们,舞台上的任何失误可能最终导致观众下地狱。

这使得他们以无比严肃的态度对待每一场演出。

曾在神韵领舞的孙赞说,为了将舞蹈动作练到完美,他一般每晚只睡五个小时。奶奶去世的悲痛、脚踝扭伤让人几乎无法走路的疼痛都没能让他停下练舞。

“实际上,直到今天仍然影响我的是心理创伤,”2015年离开神韵的孙赞说。“如果你做得不好,那就是你的错。宇宙因为你没有被拯救。”

演出结束后,一些舞团经理会抓住表演中的失误不放,并在同事面前羞辱犯错的人。他们常将这些失误归咎为精神上的失败。

大提琴手内森·谢(音)曾在墨西哥城的一场演出中拉错了音,事后乐团经理质问了他一个小时。他说,她指责他对李洪志的教诲不够专注,读了太多其他东西。她没收了他的Kindle。

这种训斥屡见不鲜。在《纽约时报》获得的一份去年的录音中,一位乐团经理训斥一群表演者训了一个多小时,告诉他们需要更加努力,才能达到李洪志的标准。

“我们不都跟师父保证过的吗?”她用中文问,“你们不能吃苦吗?”

他们说,李洪志和妻子鼓励学员将他视为父亲。

一些人回忆说,曾在父亲节和李洪志生日时为他庆祝,给他写诗,并送上千纸鹤等礼物。

与此同时,一些前学员表示,他们被告知不要与父母分享神韵的某些经历。许多学员每年只在两周的暑假期间和家人见面。

他们说,山上的主管还控制他们接触外界信息,阻止他们提出异议和进行批判性思考。

学员通常要到20岁出头才可以拥有智能手机。近年来,那些没有手机的人每天只能用指定的电脑上网15分钟。

学校控制他们听的音乐、看的电影和读的书。他们被禁止浏览“普通媒体”,即未经法轮功批准的新闻机构。

据前表演者称,2015年,李洪志要求学生签署一份合同,承诺只有在为学校工作时才使用互联网。

据前表演者称,2015年,李洪志要求学生签署一份合同,承诺只有在为学校工作时才使用互联网。

他们说,对法轮功运动背负的责任感使得许多表演者忍受长时间工作和低工资。

八位前神韵表演者表示,他们在第一年巡演时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一位前乐手说,她的乐团经理解释说,这是因为新表演者还没有拯救足够多的人。

在第二年巡演时,学员通常每月会获得几百美元的薪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会有所增加。

一位只愿意透露姓氏的刘姓前小提琴手表示,他开始感觉自己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受到剥削。

“我们为他们赚了这么多钱,也为他们省了这么多钱,这真的很荒谬,”刘先生说,他2012年12岁时来到龙泉寺,2017年离开。“当时,我确实感到很困扰,我们什么都没得到,他们却赚了很多钱。”

对纳税申报文件的审查显示,神韵的薪酬支出在收入的占比远低于其他几家总部位于纽约的大型非营利舞蹈和剧团公司。

有些学员表示,他们经常每周工作六天,并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只要有报酬,他们就应该心存感激。

他们告诉时报,大多数前表演者在二十五六岁之前的年收入不超过1.2万美元。从龙泉寺毕业后,一些学生表演者会留在神韵团体中成为一名专业舞者,赚得比之前多一些。神韵也会从外界为其乐队招募一些专业的乐手。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在声明中表示,关于未成年演员报酬低的说法是对神韵雇佣行为的“严重误解”。

他们表示,“神韵艺术团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团体,仅由成年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补充说,符合条件的龙泉寺学员可以随团巡演,作为他们课程的一部分。

“这个项目合法、透明,是有抱负的艺术家们非常向往的机会,”他们说。“学生在实习期间获得津贴是行业标准做法。’”

离开组织

王女士13岁时开始随神韵巡演,她说在龙泉寺期间有一种“被洗脑”的感觉。

王女士13岁时开始随神韵巡演,她说在龙泉寺期间有一种“被洗脑”的感觉。 THE NEW YORK TIMES

神韵的负责人使用的策略常常令那些想要离开的表演者感到恐惧。

他们被告知,如果失去李洪志的精神保护,他们会下地狱,或者面临巨大的经济处罚,或是人身危险。

2017年,现已离开的舞者黛西·王被发现与一个外人发短信谈论山下的生活,李瑞盘问了她好几个小时,直到王女士说出对方的身份。几个月后,她辞职了,但她表示,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克服对下地狱的恐惧。

前大提琴手内森·谢在2020年宣布离开时,李瑞愤怒地告诉他,必须偿还八年的学费——金额可能超过20万美元。其他六名表演者表示,他们也收到过类似的威胁。尽管该组织从未真正执行过这些威胁,但这让谢先生感到害怕。当时他只有22岁,银行账户里只有几百美元。

另一位前舞者张郡格表示,在2020年离开龙泉寺后,她害怕自己随时会意外丧命,因为她确信自己失去了李洪志对协助他拯救世界的神韵表演者的神秘保护。

前演员们说,他们需要得到特别许可才能离开神韵位于纽约州北部守卫森严的院落。


约书亚·林在2012年前后开始对法轮功运动产生怀疑,但他试图把这些疑虑抛在一边。

他自15岁起就住在龙泉寺,多年来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李洪志的教义。但到2017年,24岁的他已经完全不再相信法轮功了。他看了一段关于邪教的YouTube视频,还很快被发现转发给了另一名乐手。

他在巡演中途被开除。在飞回澳大利亚的飞机上,他想到那些在山上一起长大的朋友,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后来,他才认为自己被开除是件好事。他成了一名游泳教练,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连锁炸鸡店,现在希望开一家汽车修理店。31岁的林先生说,他时常想,如果没有在龙泉寺度过九年,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他还担心那些仍然住在山上的学员。

“对那些刚加入的、正在遭到利用的,特别是年轻人来说,这真的不好,”他说。

“这只会不断重复。”


谢选骏指出:人説“虐待与操控:前表演者揭露法轮功神韵艺术团内幕”——我看問題不在藝術團體,而在操縱藝術的法輪功。“虐待与操控的法轮功”,這就是答案。


距离无家可归的最近一站


《野火、风灾随时可撤离 改装旧校车为家成风潮》(中央社/旧金山12日电 2021-09-12)報道:


风灾、野火等气候危机引发人们对固定房宅的重新思考,有人住在旧校车改成的住所,四处为家。(取材自twitter)

风灾、野火等气候危机引发人们对固定房宅的重新思考,有人住在旧校车改成的住所,四处为家。(取材自twitter)

风灾、野火等气候危机引发人们对固定房宅的重新思考,美国有一小群人住在黄色旧校车改成的住所,四处为家,当灾难来临时,他们只需要把车子开走就等同全家撤离。


8月下旬的卡尔多野火(Caldor Fire)蔓延加州旅游胜地南塔霍湖(South Lake Tahoe)时,37岁的独立摄影工作者菲利普森(Joseph Philipson)和他的女伴波内蒂(Ashley Bonetti)开着一辆黄色大巴撤离,他们的家当全都在这辆由典型美国校车改装的露营车上头。


菲利普森的摄影工作包括纪录加州野火,气候变迁让他在几年前决定不再支付昂贵的租金,而是在一辆改装的旧校车安家。


从买车到升级内装,这对情侣对他们的校车之家投资了大约6万美元。外观保有经典的黄色油漆,「校车」的英文本母虽然褪色,但轮廓还在。进到车内像是一座小公寓,原本的校车座椅改装成橱柜和台面,小家电举凡冰箱、烤箱和洗衣、烘衣机一应俱全,车内空间并容得下淋浴间和一张大床铺。



车顶是他们的「后院」,上头安装有太阳能电板,平常他们爬上阶梯在车顶休憩。亚利桑那州是两人相遇的地方,每年以校车为家的族群会在加州临界亚利桑那州的沙漠相聚同欢。


「这是对气候变迁产生共同焦虑的社会体验,」菲利普森告诉11日的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他不想把住家安在会被野火烧毁,或者因为干旱而导致缺水的地方。


29岁的普拉玛 (Sarah Plummer)与丈夫于三年前在美国政府公家物品拍卖网站买下旧校车,投资4万美元改装,当起游牧民族。


她放弃芝加哥的生活而选择到加州过更移动式的生活,她原本是一位传播工作者,现在旅游相关的公司兼职,丈夫是一名房屋维修工。


今年夏天他们到北加州南塔霍湖驻扎,原本吸引人的天气,却因卡尔多野火来袭让天空变成烟尘一片。她认为会有更多人选择迁移的游牧生活,「不在于一个地方是否舒适,而在一个地方于是否宜居」。


风灾、野火等气候危机引发人们对固定房宅的重新思考,有人住在旧校车改成的住所,四处...

风灾、野火等气候危机引发人们对固定房宅的重新思考,有人住在旧校车改成的住所,四处为家。(取材自Instagram)

房子原是实现「美国梦」(American Dream)的象征,来自威斯康辛(Wisconsin)的一家五口却从大房子搬到一辆绿色校车过日子,34岁的韦布斯特(Ray Webster)在她的社群帐号说,从饮食、消费到冲澡时的思维都和以往不同了。


她把孩子带离学校,「不从教科书而从真实生活中学习」。她说,住在校车之屋,并非出于绝望,而是出于选择,「在比较小的房子里,拥有更少的东西,以后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告诉孙子。」



谢选骏指出:此人不知,校车里的孙子可能发育不良,即使长大也会怨恨自己的家庭,没有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童年。因为无论多么以苦为乐,居住校车毕竟是“距离无家可归的最近一站”。


《买了校车改房车 这对夫妇开着校车环游美国!》(2019-06-21 搜狐)报道:


以校车为家,这对夫妇背着娃,开始了环游美国之旅。


33岁的德里克·科比亚(Derek Cobia)和32岁的妻子艾米本是一对普通的美国夫妇,每天生活所愁,就是怎么还清四居室公寓的按揭贷款。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生活终究平淡,自由不羁的心让他们准备来场环美公路旅行。


这对夫妇带上3岁的女儿走过崇山峻岭、森林雪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游历美国33个州。艾米觉得这次旅行称得上是“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她“一点也不想回到过去的生活”。


德里克夫妇卖掉了亚特兰大市的房子,花4.5万买了营地房车,最后还是觉得3000美元(约合2万元人民币)的校车更好。


“校车都是受到严格管控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孩子们,因此它们的安全状况通常都非常不错,钢架车身既牢固又安全。”德里克说道。因为校车的安全性能,德里克夫妇决定花3000美元从eBay上买下2003年的旧校车进行改装。


在此之前,他们卖掉了亚特兰大市的住宅,和女儿佩森搬到了一处本地营地里,在一辆65000美元的旅行房车中住了一年。


旧校车当然还需要翻新调整,添加一些生活设施。夫妻俩花了15000美元为校车加装了太阳能板、堆肥式厕所和一个足够两人使用的大浴缸。除此之外,这个长8.5米、宽2.4米的校车还设有一个工作厨房、一个烧木头的炉子和折叠床。


牲畜槽子变浴缸环保校车的翻新


“我们以8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一个牲畜用的槽子,然后把它加工成了一个浴缸。”妻子艾米热爱泡澡,浴缸是她的“头等大事”,所以在卖掉毛病不断地旅行房车,有了钱之后。夫妇俩改造校车的第一步就是装一个能够尽情泡澡的浴缸。为了尽量削减开支,他们买下了牲畜槽子,加工成了可供两人使用的大浴缸,淋浴头也安置成可拆卸的,偶尔还可以拆给厨房使用。




环保式的校车还需要注意用电和空间的利用。他们加装了太阳能板,建造了堆肥式厕所,还安装了折叠床,尽可能利用边边角角的空间。“我们还有一个内置式的冷藏器,既可以作为柜台使用,同时又是冰箱。”




自上路以来,一家三口连同他们十岁的斗牛犬布里奇斯已经游历了美国的33个州,在旅行期间他们加入了一个致力于营造“小房子”概念的团体。德里克夫妇和路过营地的旅行家庭积极交流,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如何更好改装“小房子”的经验,再加上上网查找相关资料,环保校车的翻新工作最终顺利完成。


3岁环游美国女娃也变开朗


环游美国的旅程甚至改变了3岁女娃佩森,“她变得非常不怕生,而且很喜欢社交。”德里克也觉得很神奇,原本不爱说的佩森,现在也敢直接跟陌生人交流。走的地方多了,佩森甚至能分清山峰和火山、河流和湖泊之间的区别。




“一开始挺不容易,我是个爱干净的人。以前佩森弄脏一点,我就受不了,但实际上小孩子并不需要每天都洗澡,”妻子艾米说道。“现在即使没有天天洗澡,佩森仍然非常健康。如果弄脏了,晚上我用布蘸点温肥皂水给她擦擦就好。”




德里克夫妇游览过美国最美丽的国家公园,那里风景秀丽,令人惊异。一家人在约书亚树旁渡过了圣诞节,佩森在那里还收到了圣诞老人的礼物。他们希望最终能定居在怀俄明或俄勒冈州,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不过两人表示,即便结束漂泊,他们还是会保持极简的生活方式。


“我们过去的生活都是靠金钱驱动的,收入一低,我们就怕得不行。”德里克曾经是一位财务咨询师,妻子艾米则是一位老师。经过这次旅行,德里克不想再过“工作就是一切”的生活。“我们想好了,以后买块地,建一所小木屋,过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活就很满足了。”


谢选骏指出:人説“野火、风灾随时可撤离——改装旧校车为家成风潮”;我看這是“距离无家可归的最近一站”!马克思主义催眠之下的美国,为了证明自由民主让人民“绝对贫困化”了,竟不惜出此下策,让美国梦的核心从房子沦落为破车——罪过,罪过。


谢选骏:基辛格这个外国代理人为何不能起诉

《基辛格为中共谋利 间谍嫌疑比许多华裔更大——不要过分强调中共间谍的华裔身份》(2024-09-28  Anders Corr撰文/原泉编译)報道: 部分媒体将焦点放在中共间谍的民族背景上,这是一个误区。最容易被中共策反的人是受“精英俘获”手段所影响的人,在大多数国家,这些人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