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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3日星期五

谢选骏:有機的韭菜變成了無機的人礦


《35岁现象:中国互联网职场“人矿”的艰难求职故事》(2024年8月15日 BBC)報道:


“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大部分人到35岁左右就已经像一块‘人肉电池’一样被榨干了。”


家在上海的李女士30岁开始在中国几家互联网公司“打转”,近一年时间已经历两次裁员。35岁的她如今正积极寻找新工作,但也害怕间隔时间越长,越消耗自己的自信。


“我从不主动跟其他失业的朋友聊(失业相关的话题),我发现每个人都像易碎玻璃一样,非常脆弱。”去年夏天,32岁的方成文(化名)离开工作3年的一家杭州的知名互联网公司后,至今仍在找工作。


处于失业状态的她们并非个例。方成文说身边来自外企和互联网行业的朋友就有七、八位没有工作。“前两年是只有女性,这两年男性也开始不上班。”


方成文是上海人,本科毕业于美国波士顿的一所高等学府,在美国有八年工作经验, 2017年回中国工作。李女士则有11年从业经历,5年互联网行业经验,还带过3人的小团队,放在互联网行业如火如荼的2015年,她曾是被追捧的人才。


但近两年里,她们的求职经历并不顺。在经济下行时期,互联网企业裁员接踵而至,有用工需求的公司的招聘要求则变本加厉。在她们面前,横亘一条无法躲避的35岁年龄线,外加女性特有的婚育问题。


她们的经历,也是第一批中国互联网打工人经历行业高速增长后,撞上经济下行周期和行业迭代的缩影。没有人能对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给出确定的答案,大家似乎都在等待新工作机会的到来。


中国就业形势愈发严峻,年轻人从“蓝领”工作寻出路

焦虑的Z世代正在重塑“中国梦”

中国年轻女性寻找“存钱搭子”,应对经济困境

“消费降级”和“中产返贫”:中国疫情后经济复苏乏力下的现象

中国停止发布青年失业率 今年以来该数据屡创历史新高

体面面对裁员,但被实习生冒犯大哭


李女士说日落是在大厂上班期间为数不多可以停下来关注外部世界的时刻。她通常晚8-10点下班,偶尔加班到12点。但回家后依然随时可能继续工作。

在互联网行业的就业市场里,35岁已成为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今年2月,李女士对市场变化有所警觉,她跟男友沟通过,要减少不必要开支和做好失业的准备。去年她曾经历过一次裁员。


5月的一天,老板突然找李女士谈话。“他(老板)跟我说公司要放弃我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坐在咖啡馆里,旁边人来人往,我想着我一定要体面一点,毕竟我已经35岁了,又不是第一次经历,”李女士回忆道:“我知道老板认可我,我很棒,公司只是迫于形势的选择,但那个瞬间我的眼眶还是红了,声音也哽咽,我努力平静了好几秒。”


她说自己用一晚上接受被裁员的事实,第二天和HR面谈时很平静,情绪“特别地收着”,HR还评价“聊了这么多人,我是相对来说表现得最职场和最专业的那个人”。几天时间交接完工作后她正式离职。


一切看起来像是体面的告别,直到被实习生的一席话冒犯,她的价值观受到挑战,隐藏在内心的情绪才被释放。


比她小10岁的实习生与她道别时评价她:认真工作,熬夜完成项目,最后依旧被裁员,好像努力无用。


“那天我在朋友的婚礼现场,本来很开心。听到那些话时,我爆哭,我非常愤怒,感觉被深深冒犯,”李女士说她发了很多语音信息回击这名实习生。


她说那是自己职业生涯最失态的一次:“老板伤害不了我,HR伤害不了我,但曾经一起奋斗过的实习生发出这样的评论时,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刺激。”


李女士经历两次裁员是在2023年和2024年。2023年,中国GDP增长5.2%,为除疫情三年外的30年来最慢增速。2024年中国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下滑态势持续。


经济增长放缓带来就业压力的增大。中国招聘平台猎聘的一份报告显示, 2024年就业压力相对较大,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预期目标设置为5.5%左右,高于2023年的5.2%。


李女士过去常带自制三明治作为午餐,她和同事通常进餐时间只有30分钟。


35岁“人矿”的青春保质期

在中国的公务员和国企体制外,“35岁魔咒”最初被用来描述中国大型科技公司裁撤“年长”员工的现象。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当下,这一情况已变得愈发普遍。


招聘咨询公司Radiate Partners的创始合伙人张书恒对BBC解释,求职市场具有两极分化的“二八效应”,80%普通大众找工作面临企业诸多招工条件限制。


其余20%则属于企业急需的人才,不会受到年龄等条件限制。“如果你很牛,就算明天要临盆了,企业也会发offer。”


“35岁魔咒”在张书恒看来是比较较温和委婉的说法,他说:“我们称为‘可替代打工人’:即‘人矿’。人矿的属性就是,其工作可被替代。”


张书恒举例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程序员是最易被替代的群体。年轻程序员通常能够承受更高的工作强度和更长的工作时长,且薪资较低;35岁以上的程序员往往还要求更高的薪酬。


今年七月,李女士曾以兼职身份为中国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项目,工作强度“令人难以置信”,经常工作到凌晨五点,第二天也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离开互联网行业后,方成文回顾自己的从业经历时说:“当年我进大厂时的年纪,差不多一进去就该过保质期,但彼时大环境还可以,所以企业就没那么挑剔。现在大厂明确要年轻的、能熬的、听话的。”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腾讯等大型互联网公司过去两年都出现大量裁员,该行业的招聘机会也随之变少。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量对BBC表示,“35岁左右的人竞争力低一些。因为科技行业主要看中程序员的解码和编程等能力,不需要他们做管理。”


庄太量补充道:“一般的行业,员工到35岁左右就开始做管理层。但科技行业的人就像运动员,年轻时候有体力就有竞争力。越多人进入该行业,就有越多的人在35岁左右失业。”


全球互联网行业最近两年裁员并非新闻。监测裁员数据的网站数据显示,2024年截至8月中美国398家科技公司共裁员约13万人。过去两年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和腾讯的裁员消息也此起彼伏。


过去一年,方成文每天刷新求职网站追踪就业市场动态,发现今年的职位更少,招聘流程更长,有些企业重复发布一些职位,雇主在寻找成本更低的候选者,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工作经验在5年以内的求职者。


张书恒说,猎头行业从业者也在减少。他所在公司掌握的行业数据显示,2024年外资猎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从业人数比2022年减少55%;猎头行业的整体收入减少30-40%。以前行规是企业客户先预付猎头公司费用,现在企业客户要求分期付款。


在僧多粥少的求职市场,方成文说会确保自己每月有两场面试机会,让自己处于面试状态以应对市场变化。但有面试机会并不意味着能找到心怡的工作。她发现其中大约90%的工作机会都比之前薪资更低,其中“最离谱的一家甚至提出将薪水减半”,让她实在难以接受。


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招聘机会变少,职场的招聘标准也随着发生变化。


当“35岁”遇上婚育拷问


就业市场用工需求下降,招聘成为雇主市场,企业对求职者要求越发苛刻。


李女士刚离职的科技公司曾对她进行“婚育”试探。李女士回忆说,有两个节点让其印象深刻。公司在给她发offer前,HR在电话中问她是否结婚和有小孩,她只能说“未婚未育,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


还未过试用期,上级主管突然在办公室鼓励同事积极成立家庭,直接问李女士是否打算结婚要小孩。


“我不知道是公司真心的鼓励员工结婚生孩子,还是在试探我。这个问题让我感到非常地手足无措。”


中国女性面对的就业歧视:“两成公务员职位男性优先”


方成文回顾自己的从业经历时说:“现在大厂明确要年轻的、能熬的、听话的。”


李女士说,反复的试探,代表公司“始终把你当做女性在看待……提醒我们不是像老黄牛一样可以干到死的男性”。


李女士感觉“已婚未育处于中国职场鄙视链的最底端”,再加之35岁魔咒,让她不敢和男友谈结婚。


在面试新工作时,李女士仍在遭遇年龄和婚育方面的拷问。


李女士未在简历上写年龄,只写从业11年。“对方一坐下来,就皱眉头。第一个问题就问我多少岁,第二个问题问是否结婚,第三个问题问为什么没结婚。”


方成文也有类似的遭遇,在有回音的求职经历中“没有碰到过不问年龄、婚育情况的”。


但她说,“一般企业不会让自己内部的HR去问候选者,都是请第三方猎头问。因为大家彼此都清楚这不符合DEI(Diversity、Equity、Inclusion)的标准,一般来说雇主也不会用婚育的理由来直接拒绝候选者。”


张书恒则说:“(中国)国内的用人公司很恶劣,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希望人招进来能直接用。承担不起女性员工结婚和生育的成本风险。候选人简历一发过去,就想问是否结婚,是否生育。”


被裁员之后的生活


中国互联网公司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财富和高薪职位。但如今的状况给很多从业人员带来考验。

去年李女士被一家互联网公司裁员,属她和公司的双向离开。她说“不想做一名数据女工”,另外公司也刚好有裁员名额。


李女士说,今年这次裁员中,“我是唯一一个要求公司写明我是被动离职即被裁员的员工。HR说下一家公司会知道我被裁员,但我不在乎”。


但洒脱过后,李女士也承担着失眠和焦虑。她常到天蒙蒙亮才有睡意,要看很多烧脑的书才能有睡意。


离职后她开启过说走就走的旅行,还学射箭想锻炼自己的专注力。


“但我没办法真正放松下来,”李女士说,“我无法控制住自我评价过低的焦虑。”


刷简历、面试、消费降级、父母压力和有规律健身则是方成文目前生活的关键词。


离职后,她从杭州搬回上海与父母同住,她说“感谢父母收留了我”。


但与此同时,“父母认为我就是个失败者”,他们催方成文相亲,去找新工作。


有时父母会用气声聊别人家的成功小孩。“他们以为我没听到,其实我都听到了。”


不用交房租,没有房贷,在家吃饭,生活除了健身外,基本没有开支。


方成文说自己“消费降级了”,一年的消费总额只相当于过去两个月人工。而规律的饮食和健身让方成文爆瘦约35斤。


改变和出路


面对35岁再就业面临的诸多尴尬,猎头和学者认为,职场人士应早做职业规划。


张书恒称,2015-2019年,中国金融和互联网行业的从业人员赚了很多钱,彼时就应该有规划。张书恒与合伙人原本都是金融从业人员,但从2022年中国开始对金融行业发出限薪令后,两人便开始转型。


“深造、出海、做斜杠青年,找一些非典型的路,”张书恒建议,“不要随大流,在中国永远随大流就是死亡。”他指的是目前中国的考公(务员)热。


对于互联网行业的35岁群体,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庄太量建议他们早规划,早创业,条件允许的话“大公司打工时自己创业开小公司,累积客户。即使被大公司辞退,自己还有公司”。


方成文如今想找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过去十年,她曾经的职场规划是约两年换一家公司,随之而来的是升职加薪。


李女士给自己设下六个月的间隔期限,希望在今年年底再就业,但她持悲观态度:“我觉得现在根本就没有长期和稳定这件事存在了。”


谢选骏指出:人説——35岁现象:中国互联网职场“人矿”的艰难求职故事。我看——這説明了,“有機的韭菜變成了無機的人礦”!這就是“中國大陸的進化論”嗎。

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的預測“人算不如天算”


《2020,中国会变穷?一份兰德报告引发的争议》(何雄飞《新周刊》第331期 2012年9月4日收錄):


至少在5年前,无数的官方机构、行业协会、思想智库、民间调研公司、官员以及经济学家就开始想象2020年的中国未来,但任何过高或过低的评估,看起来都像是一种错误。


2020年的中国,到底什么样?


是“成熟的大国”、“霸权的大国”,是“未成熟的大国”、“不安定的大国”、“秩序崩溃的大国”,还是越来越穷的“穷大国”?


中国要么成老大,要么会撞墙?


至少5年前,就有无数的官方机构、行业协会、思想智库、民间调研公司、官员以及经济学家在揉着眼珠子想象2020年的中国未来。


在他们眼中,2020年的中国可能是这样子的: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与美国并肩成为世界双极,中国GDP占到世界22%,人均GDP将达2500—3500美元;这一年,中国股市总市值超过美国,沪深市值60万亿—80万亿元,股指一路飙到20000点,上涨百倍千倍的上市公司成批涌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中国的银行成为世界级金融机构,上海终于圆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美梦;曾经的短板——债券市场的市场规模甚至超过股票市场,保险业吃定了农村大蛋糕,中国在期货市场掌控住了强麦、棉花、燃料油、玉米、黄大豆2号、白糖、豆油、锌、塑料等品种的话语权。


这一年,中国拥有4支航母战斗群,先进战机2000架,商用和军用直升机1万架,综合军力排名世界前五;中国卫星系统将能精确到厘米,宇航员首次登月成功,并拥有一个宇宙空间实验室,登陆火星计划同时进入计划表。


这一年,中国民航机场达244个,铁路达12万公里,春运回家不再“一票难求”。


幸运的是,中国粮食自给率达到95%以上,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岁,7亿——也就是1/3的中国人年收入达8万—12万元,步入中产阶层。


发了财的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最大珠宝消费市场、全球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亚洲葡萄酒中心;一年社会用电量超过6万亿千瓦时;汽车保有量超2亿辆,一年的汽车销量达到5000万辆,平均每4户家庭就拥有1辆汽车。


中国政府真正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国社会全面小康,基本实现城市化,每10个人就有6个是城里人;中国拥有24所世界一流大学,有近2亿人拥有大学文化,高等教育入学率达40%。


不幸的是,中国将出现1亿个胖子、2.48亿老年人和2.8亿个骨质疏松症患者,更不幸的是,中国出现了3000万名20岁至45岁的光棍,他们不得不通过娶俄罗斯小姐、越南妹来解决婚姻难题。


更更不幸的是,以上所述可能全是场梦,一篇据传是美国兰德公司的《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的报告,从2005年起在网上流传,至今仍被广泛援引,其中最关键性的一段描述是:“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万—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即使他们的经济到那时仍然保持现在的成功,他们也不可能控制世界。”


《中国与全球化》是如何被曲解的?


《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是一个典型的以讹传讹传播案例。


在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的官网上,很容易就能找到《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的原始出处。


这份编号为2005-CT244的报告标题是《中国与全球化》(China and Globalization),撰写者是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如何创造一个新的超级大国》作者欧纬伦(William H. Overholt),这是他在2005年5月19日提交给美中经济与安全回顾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一份报告,报告标注:这是份个人证言,不代表兰德公司或该项研究的资助者的意见。该委员会于2000年成立,是为有关监控、调查美中经贸交流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及立法进行研究、审核的一个委员会,每年,该委员会要给美国国会提交一篇年度报告。欧纬伦的这篇报告是给美国国会立法作咨询所用。


与许多网友、评价者预想完全不同的是,《中国与全球化》并未唱衰中国,相反是在充分肯定中国。


这份15页的报告里分5个篇章论述“中国实行全球化是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上最大的成功之一”,欧纬伦在前言中概述:中国的成功是现代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然而根据中国目前发展情形作出中国会控制全球和威胁我们生活方式的推断是错误的。中国的改革家不像苏联那样设法改变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中国经济面临着世界历史上最严峻的问题:银行业整合、城市化、就业问题以及到2020年由于人口短缺带来的困难,即很少的工人要养活很多的人。对我们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中国像日本一样富有,在某些领域成功,在某些领域失败。标志中国快速进步的信号应该受到欢迎而不是害怕。


欧纬伦感慨于中国国际化的一个细节是,他可以在没有翻译陪同的情况下在北京大学演讲以及同北京和上海的高级官员见面会谈。“中国将年轻人中的精英送到国外接受国际训练,正如罗马人把孩子送到希腊读书一样。”


他还认为,中国全球化给邻国和美国都带来很多利好: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可口可乐卖掉10亿瓶,曾经嘲笑中国梦的GM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Buicks)”。中国便宜的商品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品质,降低了美国通货膨胀率,海尔在美国生产冰箱,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


欧纬伦反对中国威胁论:“不像苏联,不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国的改革家并不寻求改变我们组织自己和世界的方式,而是加入我们所建立的世界体系。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富有表示欢迎,我们会使这个幸运结果的机会最大化。”


《中国与全球化》被曲解成《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一是断章取义,二是翻译问题。“In 2020, they will still be a very poor country by our standards.”在何颖的译本中忽略掉了“still”一词,于是“中国——仍然——会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变成了“中国将会很穷”,将一个假设变成了肯定式的预判,从而激发起愤青和时评快枪手们的抨击潮。


中国是只纸老虎?


《中国与全球化》非常中肯地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着世界历史上最严峻的问题:银行业整合、城市化、就业问题以及到2020年由于人口短缺带来的困难。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谢国忠反感中国民众将道德、个人情绪与经济问题捆绑在一起的思想狂躁症,他甚至并不太愿意讨论中国成为GDP全球第二国家、《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的话题。


谢国忠在最近撰写的一篇《“世界亚军”的滋味》经济评论中委婉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中国现在的舆论焦点是自然灾害、环境恶化和房产泡沫,而非GDP数字上的变化。另外,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5倍,即使GDP相同,中国的人均收入仍比日本的1/10还要少。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尽管如此,回头看看中国走过的路,同时好好分析中国未来的风险,研究一下如果中国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今后10年中国还能走多远,当有裨益。”他认为“新兴经济体高增长期过后,一般都会出现危机。人们总是将危机归咎于增长缓慢。实际上,罪魁祸首不是它。高速发展期间不断累积的问题导致发展缓慢,同样诱发危机。高速增长掩盖了问题。因此,决策者们倾向于尽可能延长高速增长期,希望通过增长解决问题。利润驱动投资,投资增加就业,就业提升消费。资产升值成为利润来源,从而进一步鼓励投资。周期拖得越长,泡沫破灭之后调整的难度越大。经济崩溃在所难免”。


美国民营智库预测机构“战略预测”(Strategic Forecasting Inc.)创办人乔治·弗列德曼在其新著《未来一百年大预测》中将2020年的中国臆测成穷国、“纸老虎一个”。


日本PHP研究所在2008年的一份《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中,对2020年的中国给出了五种可能的答案:“成熟大国”、“霸权大国”、“未成熟大国”、“不安定大国”和“秩序崩溃大国”。


“可能性最大的是未成熟大国。尽管我们希望中国成为成熟大国,但至少到2020年还比较困难。从目前情况来看,2020年应该不会出现大的变动。”研究员前田宏子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坦言,研究的最大困难是无法给出这五种情况出现的具体几率。对于“不成熟大国”的定义,前田说:“单从外交方面来看,中国比日本要成熟。但是中国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环境和发展问题等方面。”


报告认为,对日本最为有利的是中国成为“成熟的大国”。为了引导中国成为“成熟的大国”,日本应从16个方面处理中日关系,如:应定期举行日中美首脑会谈,积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制定长期的东亚和平目标,加强政府对外宣传等。此外,日政府应设立专门地区战略部门,制定对华战略,同时促进日中相互理解近代史全貌的历史研究,积极吸引中国资本、中国观光客来日。


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着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桉"。他们曾经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即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以下是兰德公司对国人的评价,值得国人反省。


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二战中的花费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3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的有力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最困难时期,中国市场的利润占了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为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低收入阶层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 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着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使得铁、铝、水泥和其它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 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 1200- 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


1.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2.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快捷方式。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是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3.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去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4.中国人没有勇气去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去把真理化为实践。


5.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6.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所有。


7.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它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8.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键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地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9.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何去何从的折磨,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他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追求物质利益、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的同时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10.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在这点上要远远超过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灵性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11.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12.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13.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业务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阿瑟?史密斯(一位着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原因。


14.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不知何去何从。


美国兰德公司简介


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兰德公司最初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着称于世,继而又扩展到内政外交方面,上世纪60年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和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 “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孙子?用间》篇有云:“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一个“上智”的战略研究者抵过千军万马的重要性。兰德的长处就是进行战略研究,它开展过不少预测性、长远性研究,提出的不少想法和预测是当事人根本没想到,而后经过很长时间才被证实了的。


在兰德公司成立初期,正值朝鲜战争前夕,兰德公司组织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及中国民族特性等进行研究和评估,他们的研究结果只有七个字:“中国将出兵朝鲜。” 当时兰德公司欲以200万美元将研究报告转让给国防部,但国防部认定中国决不会跨过鸭绿江,而且认为研究报告太昂贵,没有理睬他们。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跨过了鸭绿江。兰德公司的预测成为现实。美国国防部为检讨自己在这一事件上的错误,事后用200万美元买回了这份已过时的报告,而兰德公司则一举成名。


1948年兰德公司向美国国防部提供了一份咨询报告《实验性绕地宇宙飞船的初步设计》,主张美国制造人造地球卫星,并预测了前苏联发射卫星的时间。这份报告提交国防部后,国防部以“人造卫星仅仅是科学幻想”,兰德公司初出茅庐、没有什么影响为名,将它长期束之高阁,不屑一顾。 1957年11月4日,前苏联把一颗人造卫星送往太空,实际发射的时间与兰德公司10年前的咨询报告中所预测的时间仅相差两周,这一消息震撼了美国朝野各界,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们方如梦初醒,想起兰德公司的这份咨询报告,后悔使美国制造卫星的时间延误了10年。


此后兰德公司又对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进行了成功预测,这些预测使兰德公司的名声如日中天,成为美国政界、军界、商界的首席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对国际事务的研究,深深地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至有人把兰德公司称为美国的“外交机构”。60年代后,兰德扩大了对美国国内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规划,其中不少为政府所采纳。如帮助国防部长整顿国防部,为空军提出战略空军基地结构的修正计划,发展和改善了美国的导弹系统;在健康问题上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卫生政策,对许多疾病的预防提出了具体的方桉,研究保健网络的管理和计算机在医疗上的应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医疗健康政策。通过城市问题研究,兰德公司为美国政府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如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改进西雅图严重经济倒退的方桉、探索圣刘易斯城市中心衰弱的原因、影响及控制问题等,这些研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建设性方桉。


兰德正是通过这些准确的预测和分析,在全世界领域建立了自己的信誉,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为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前任国务卿赖斯,前中央情报局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着名的未来学家康恩和布朗等,都曾是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在学术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仅是诺贝尔奖得主就不下五名,在学术界素有“兰德学派”之称。 



《美国兰德报告称2020年中国将成穷国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 仲大军   2005年10月31日)報道: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篇文章,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乍一看这个题目,还以为中国穷的原因是因为金融危机,政治动荡,导致经济破坏。但将这篇题目令人刺激的文章看完后,也没看到什么经济动乱和政治动荡的影子,还是一篇一贯性耸人听闻的报告。但是,从这篇文章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


文中“中国将会很穷”的重要论据之一是,“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这是典型的只看到问题没看到发展的观点。建行的上市说明,中国的金融业完全可以在调整中被把握,而且中国金融远没有失控的迹象。讽刺的是,建行的投资者正是美国的银行,精明的美国人会把钱投给“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吗?


该文的另一个论据是,“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地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从一个国家的需求角度来说,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历史阶段的。我们处于初级工业化早期,还处于硬件建设时期,需求大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现象。等我们发展到了一个程度,比如2015年,那时候房地产热消失,没那么多需求了,我们还会需要多少铁、铝、水泥?钢铁等需求我们可以宏观调控,生产资料的需求调节我们用十年八年一样可以完成。这个观点同样不成立。


不过这篇报告中倒是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这个观点倒是有一些新意值得我们思考。


为什么中国能成为被人们所称的“世界工厂”?主要原因是中国有着庞大的廉价的劳动力大军。正是这一劳动力资源优势,使全球的简单生产转移到中国来。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实际上中国是在向世界出口劳动力产品。劳动力成了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工业资源!


而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就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7%,2003年已上升至8.5%。我国老龄化的增速快于世界,1990~2000年,世界老龄化人口的平均增速为2.5%,同期我国为3.3%,并且,今后十几年里,我国老龄化增速还会加快。到2020年,老龄人口可能达到4亿人,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会立刻显露出来。那时中国的“地大物博”已经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可以出口,只有人口一种资源。如果中国连自己这一最大的资源也人为地限制住,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是作茧自缚了。


我们当然相信兰德公司所预测的2020年贫穷的中国不会出现,不过也需要我们的反思和努力。(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谢选骏指出:人説“2020,中国会变穷?一份兰德报告引发的争议”——我看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的預測,證明了一個道理:“人算不如天算”……它怎麽可能預料武漢肺炎席捲全球,連血汗工廠的美國加盟者們,也一并遭殃了呢?從此歷史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2024年8月22日星期四

“公民宗教”就是“宗教公民”、奴化公民

《论公民宗教》(2018/11/29日 汲喆)報道:

内容提示:通过对卢梭的政治哲学和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的策略性折返,本文探讨了由贝拉重新诠释的公民宗教概念所隐含的某些基本命题,分析了可欲的公民宗教的性质、功能和建构原则。作者指出,公民宗教是现代社会之神圣性的非宗教表述,它的基础是法治和公民社会,建构公民宗教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保卫名副其实的社会,为此必须坚守共和价值,并将民族道德与人类道德统一起来。


每个概念都有其自身的命运。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N.Bellah)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公民宗教》的著名文章(Bellah,1967;贝拉,2007)。他从卢梭作于200前的《社会契约论》中拈出了“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这个术语,借以分析美国政治话语和公共生活中的宗教维度。相关议题随即引发了大量讨论,成为上个世纪70、80年代美国宗教社会学界的一个事件(Gehrig,1981;Mathisen,1989)。不过,这些讨论不仅没有达致共识,反而令公民宗教的概念充满了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分歧。①特别是由于公民宗教常常被误解为对国家的崇拜,这使贝拉深感有悖于他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于是,从1980年代起,贝拉就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公民宗教的概念。他曾指出(Bellah,1989),尽管他领衔撰写的《心灵的习性》一书(Bellah et al.,1985;贝拉等,1991)所讨论的内容在实质上仍是公民宗教,但是他却没再采用这个术语,以免陷入无谓的争议。②

 

不过,围绕公民宗教展开的研究并未因此就沉寂下来。90年代以后,虽然美国学界对这一术语的热情已经有所减弱,但是它却日益受到欧洲社会学家的重视。一方面,研究者们开始考虑世俗化了的欧洲国家的公民宗教形态,并与美国的经验相比较(Pierard,1990)。另一方面,由于区域整合、国际移民和全球化等因素,欧洲学者们也试图赋予公民宗教概念新的意涵。例如,在卢梭的故乡法国,最近有关公民宗教的辩论深化了人们对“政教分离”(la cité)的现实和原则的认识(Baubérot,2007,2009;Willaime,2009)。在美国公民宗教的原始资源——清教——的诞生地英国,社会学家达薇(Davie,2001)着手考察“全球公民宗教”的可能性,为21世纪的宗教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前景广阔的切入点。

 

得益于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的恢复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公民宗教的概念近年来也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受到贝拉研究的启发,陈明(2007,2009)提出要从公民宗教的角度为儒教在当下以及未来的中国寻找合适的定位。具体而言,就是要用儒家思想建构道德共识,让儒家在政治观念和民俗仪式的应用中落到实处。他指出,这一进路考虑到了儒家建制发育不足的特点,避免了政教合一、以儒教为国教等不切实际的儒家复兴方案,不仅可以为民主宪政找到中国式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把公民社会与“中华民族”的建构结合起来。陈明在他正式发表“儒教公民宗教说”之前,还在他主持的《原道》中刊发了贝拉的《美国的公民宗教》译文和相关综述(贝拉,2007;陈勇,2007)。此外,杨凤岗(2008)曾撰文指出儒家作为“公教”复兴的一个重要资源是基督宗教,李向平(2010)也在其作品中多次使用公民宗教、“公民信仰”等说法,以之暗示传统宗教发展的恰当方向。这些论述大大提高了公民宗教概念在中国学界的能见度,所引发的讨论有方兴未艾之势。

 

然而,究竟何为“公民宗教”?若从贝拉的《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出发加以概括,公民宗教指的是政治制度建构以至整个公共生活中的宗教维度,它体现为使民族国家的具体经验赋有神圣的普遍意义的一系列信仰、符号和仪式。可是,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简单明确的定义却隐含着许多有待阐明的复杂问题,尤其是,作为将宗教、政治和社会一并统摄起来的概念,所谓公民宗教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事实上,由于对这些关系在实然状态上的把握和在应然层面上的立场各不相同,对公民宗教的理解和期待也相去甚远,甚至针锋相对。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些分歧令贝拉大失所望,不得不一再澄清乃至最终舍弃了公民宗教的概念。有鉴于此,对上述这三组关系的把握也是在中国脉络中寻求可欲的(desirable),亦即“善”的③公民宗教的前提。归根结底,公民宗教的建设首先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宗教社会学的理论问题。这样的问题当然既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绝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得到充分处理。在此,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追根溯源,经由向涂尔干和卢梭的折返来尝试说明公民宗教概念所隐含的某些基本命题。

 

一、神圣的非宗教

 

贝拉的公民宗教概念来自卢梭,但其思想却得益于涂尔干。他曾明确指出(Bellah,1989),《美国的公民宗教》这篇文章虽然饱受误解,但是他自认为自己的论证是清楚的,那就是“任何涂尔干主义者都会讲的那些东西”,而且他的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过。事实上,就在撰写有关美国公民宗教的一系列文章的同时,贝拉也编辑出版了一部涂尔干文选《涂尔干论道德与社会》(Durkheim,1973)。在该书的导论中,贝拉满怀敬意地宣称,涂尔干不单单是社会学家、哲学家和道德家,他还“是法国第三共和公民宗教的大教士和神学家,是呼吁现代法国乃至整个现代西方社会在面对重大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时加以改进的先知”(Bellah,1973:x)。此后,德国社会学家穆勒(Müller,1988)曾指出,公民宗教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晚期涂尔干是如何将个体自主与集体良知放在民主国家和制度分化的背景下为现代社会寻找整合方案的。最近,在法国大学出版社新出的第六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现任国际宗教社会学协会主席威莱姆(Willaime,2008)撰写了导言,也突出强调了涂尔干研究中“公民宗教”的主题。

 

但实际上,除了对卢梭的转述(涂尔干,2003a)之外,涂尔干似乎从未直接使用过公民宗教这个概念。那么,何以见得他有公民宗教的思想呢?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清楚的是,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其实涉及到两种不同层次的宗教。当涂尔干依据民族志资料详细论证宗教的道德权威和动员力量的来源就是社会的时候,他所说的宗教直接指涉历史上实存的具体宗教。但是,当他在说明宗教的必要性和持久性的时候,宗教就成为表达社会神圣性的道德生活形式的代称。这二者当然是逻辑一贯、一体两面的,但重点在于,社会神圣性可能会经由与具体宗教完全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在人类社会的更新过程中,只要社会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就不会消亡,但某种具体的宗教如果不能与新的集体良知相契合,那么它的功能和地位就必然要被新的宗教所取代。而现代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个体意识、劳动分工与科技理性,旧有的宗教无法完全为现代人的认同、行动与智识提供道德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激起普遍情感、使现代社会的生活神圣化,从而引导人们的意识与实践的基本道德,便可能诉诸世俗理性,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的形式和内容。因此,虽然涂尔干没有直接使用公民宗教的概念,但是在社会神圣的前提下,他的功能主义的宗教观和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理论为公民宗教开辟了道路:前者承诺了公民宗教的可能性,后者说明了公民宗教的独特性,使之与前现代社会的具体宗教区别开来。

 

可以说,从涂尔干的假设出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公民宗教是现代社会的神圣性与具体宗教相分离的结果,是既有宗教的世俗替代物。传统社会没有真正的公民宗教,因为传统社会的神圣性的表达基本上都委身于一个或多个具体宗教。只有当社会的神圣性超越了具体宗教所必须的神秘主义限度的时候,公民宗教才有可能和必要显现出来。实际上,“civil”一词本身就有世俗的、非宗教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公民宗教和世俗信仰是同义词。就此而言,公民宗教理论不仅与世俗化理论没有丝毫矛盾,而且前者还是后者的必然推论。

 

一言以蔽之,公民宗教是一个社会中神圣的共同信仰,但不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公民宗教不仅不等同于大多数人所相信的宗教,而且甚至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宗教。对于在现代社会中公共信仰与宗教的可能分离,涂尔干曾有过多次清晰的表述。例如,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结论中,他这样说道:“任何信条都不是长生不老的,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人性不再能创造新的信条。至于这种新的信仰会以什么样的符号来表达自己,它是否会与过去的符号非常接近,它们是否更适于转达现实,所有这些问题,都超出了人类的预见能力……”(涂尔干,1999:563)。如果说涂尔干在此没有具体说出他对人类社会新信条的设想,那么,相关论述已经在他有关“公民道德”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展开(涂尔干,2001a)。这种公民道德不仅基于法权和法团联合(即以职业角色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它的建构与传承尤其依赖于理性的世俗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涂尔干:2001b)。

当然,涂尔干也强调,宗教道德在很多情况下就是道德本身,简单地把宗教从道德中剔除的做法可能会把真正的道德也一并取消,所以道德的理性化的关键是要发现“那些长期承载着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的宗教观念的替代物”(涂尔干,2001b:11-12)。如前所述,这种替代物并不排斥既有宗教所提供的资源,但另一方面,新道德也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符号、圣徒和节日,就像人们在涂尔干曾引以为例的法国大革命中所见到的那样。由是之故,公民宗教与具体宗教的关系可以呈现出多种形态。但无论如何,公民宗教既无必要也不应该成为任何具体宗教的“化身”(avatar)。

 

不仅如此,公民宗教也无需普通宗教的有形建制。就像贝拉所一再声称的那样,公民宗教主要是指存在于社会风尚、习俗和舆论中的简单而抽象的基本价值(Bellah,1967;Bellah & Hammond,1980)。贝拉这种以公民宗教为非建制的神圣道德的观点既是忠于涂尔干的,也是承自卢梭的。在《社会契约论》中,风尚、习俗和舆论被卢梭看作是最重要的法律:

 

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卢梭,2005:70)

 

对此,涂尔干的评论是:“通过这种说法,卢梭旨在表明,集体性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尽管没有采取一种明晰和确定的形式,却可以像正式的法律那样决定人类的心态和行为”(涂尔干,2003a:110)。虽然卢梭随即指出这种无形的法律并不是《社会契约论》的主题,但巧合的是,“论公民宗教”一章恰恰原本就不在《社会契约论》的计划之内,而是在书稿完成以后又补写,以类似于全书结论的形式出现的。④事实上,我们不妨推测公民宗教与体现民心民意的风尚、习俗和舆论具有某种程度的对应性,因为它们均诉诸集体的道德情感。根据卢梭的设想,公民宗教的“条款并非严格地作为宗教的教条,而只是作为社会性的感情,没有这种感情则一个人既不可能是良好的公民,也不可能是忠实的臣民”⑤(卢梭,2005:181)。而且,公民宗教的内容也只应是少量简单、精确、无需解说和注释的条款,也就是那些最能唤起普遍共鸣的价值。卢梭选定的条款包括要求相信“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未来的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与法律的神圣性”,并拒绝某些具体宗教所带有的那种“不宽容”(卢梭,2005:182)。

 

二、本于共和

 

如果悬置其基督教的语言背景,卢梭设计的公民宗教条款近乎中文的一些道德箴言,诸如“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修今世修来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理正不怕官,心正不怕鬼”、“信则有,不信则无”。然而,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的。与贝拉有所不同的是,卢梭的公民宗教既有日常道德的一面,但又比单纯的风尚、习俗和舆论严厉得多,因为公民宗教的条款是由“主权者”(le souverain)制定的。虽然主权者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这些条款,但是它可以“驱逐”甚至“处死”不信仰或假装信仰这些条款的人:

 

它可以驱逐这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敬神,而是因为他们的反社会性,因为他们不可能真诚地爱法律、爱正义,也不可能在必要时为尽自己的义务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已经有人公开承认了这些教条,而他的行为却和他不信仰这些教条一样,那就应该把他处以死刑;因为他犯了最大的罪行,他在法律的面前说了谎。(卢梭,2005:181)

这段话容易引起误解。公民宗教难道是政治权力“以法制民”的意识形态武器吗?果真如此,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东西呢?在我们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主权者”和“法律”。为此,必须对卢梭的政治哲学加以撮要的重申。

 

在卢梭那里,绝非所有的政治体都配有主权。“主权”仅是对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政治和道德共同体的主动状态的抽象概括,这样的共同体就是“共和国”。社会契约的含义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卢梭,2005:20)。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由于每个公民都是主权的参与者,主权便获得了最普遍的社会基础,从而神圣不可侵犯。但也正因如此,主权绝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一旦破坏契约,一旦主权者差别对待其公民,侵害约定所留给每个人的有关个人财富和自由的权利,或在事实上将主权交给个别“主人”,那么主权就不再代表公意,也就不再有效。从共和国公民一方来说,他们自当依据约定尽义务,但是这些义务仅以公共利益为限,而且维护合法权利本身也是一种义务。“如果人民单纯是诺诺地服从,那末,人民本身就会由于这一行为而解体,就会丧失其人民的品质”(卢梭,2005:32)。主权当然是有权威的,但要维护这种权威只能依据法律,而法律又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达。正是由于社会契约保障了法律与公意的统一,服从法律就等于是服从人民自己的意志,从而履行义务也就和享受自由融为一体。政府的任务无外乎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及政治的自由,但政府既非主权,亦非国家。国家所指称的是共和国的被动状态,它与主权者一体两面。政府是公共力量的代理人,它依据公意充当国家与主权者之间的纽带。

 

因此,如果说公民宗教由主权者制定,并由法律加以维护,那么其前提是主权在民、法为公意;如果说公民宗教是为了将世俗义务与宗教义务合二为一、使遵守法律成为天职,那么这一切也只有在自由和服从统一起来的“共和国”里才有意义。卢梭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惟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物才是作数的。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共和制的”(卢梭,2005:48)。

 

于是,卢梭和贝拉的公民宗教思想又汇合到一处了。在卢梭那里,公民宗教的提法是为了克服基督教与新兴的普世价值及其化身——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因此,公民宗教其实就是社会契约的道德条款,是公意的神圣表达,是共和国得以成就的良心基础。在贝拉那里,公民宗教说明的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道义原则。公民宗教的存在,只有当公民宗教的符号参照——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非基督教的——具有共和性质的时候才有可能(参见贝拉,2007:135)。无法想象卢梭的“好公民”会效忠于践踏公意的国家,而贝拉则一再明确地反对国家自身的偶像崇拜。事实上,贝拉当年之所以重提公民宗教的概念,恰恰是为了用普世价值拷问越战中的美国政治。他后来明确指出:“在最好的情况下,实现公民宗教的条件是政治在一系列道德规范内运作,而政治和道德都要向超验的审判敞开”(Bellah,1974:271)。

 

因此,与某种流行的见解相反,卢梭和贝拉的公民宗教绝不是为了合法化既有的政权。为了给民主、法治的共和国培养好公民,公民宗教要时时提防政治有违公意,并将其置于价值而不是利益的评判之下。卢梭反复阐明,如果主权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它就不再是其所是,人们也就没有任何义务去服从它。贝拉则引用民权活动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话将这种规范表述为一条公民守则:“如果法律的本质就是要你对别人行不义,那么我要说,让法律滚一边去吧”(贝拉,2007:140)。

遗憾的是,某些人明确或隐晦地借用了公民宗教的观念,但是并没有像卢梭或贝拉那样把“主权在民”和“公民权利”(civil rights)当作公民宗教的基本假设。在他们那里,政治口号被说成是公民宗教的条款,传统主义的修辞被用来合法化对传统的破坏,历史被以纪念的名义遗忘。他们的操作也确实造出了一些热闹场面,有时甚至唤起了某些人似是而非的真诚与激情。然而这些苗头绝非吉兆,它们反映的是从政治危机中衍生而来的神学危机,而本质上,政治合法性要有其体现在公共生活中的实质内容才能赢得自由公民的承认,而真正的公民宗教无非就是维护健康的公共生活的基本规范,即共和价值。

 

三、保卫社会

 

或许,人类迄今所能设想的对共和价值的最完整、最简洁的表述,就凝聚在涂尔干所处的第三共和时期法兰西人民所选定的国家格言当中:自由(liberté)、平等(égalité)、博爱(fraternité)。一如卢梭的教导所示,这三项条款无需更多解说即能唤起良知——它们是一切名副其实的社会之成为社会的基础。如同维持清流的第一要务是保护源头,建构公民宗教的首要工作就是保卫社会。社会是对自然状态的克服,它超越个体生活的凡俗平淡和政治斗争的反复无常,是道德与价值的神圣性的永恒来源。

 

很少有人能像涂尔干那样奠基性地深化了人类对社会的理解。他告诉我们:社会并不外在于人,社会是个体与集体、权利与义务、德性与公意的结合。尽管在社会起源的问题上,涂尔干并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契约论者,但是他显然同意,基于合理契约的现代公民社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涂尔干依据卢梭指出(涂尔干,2003a),借助社会契约,人们实现了从自然状态到公民状态的转换,只有这时,事实秩序才能转变成法律秩序,从而产生公民道德。在这样的社会中,集体存在一方面超越所有个体存在、决定了个体自由,但另一方面它又将个体自由视为神圣,将个体自由转化为权利。于是,个体的自由不再取决于该个体的物质力量,而取决于他对公意的遵从。没有社会契约,义务、权利、道德、荣誉都没有意义。基于自由人根据理性达成的平等契约,每个人及其同伴才会在互动中考虑义务和法律,个体意志才能因其对普遍意志的符合而转化为德性。因此,保卫社会的首要原则就是要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与表达自由,在此基础之上使“群己权界”既能得到明确的界定和充分的尊重,也能因为理性的批判和开放的讨论而不断得到更趋向于公善的修正。

 

不仅如此,保卫社会还必须坚决反对暴力。既然社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那么它就意味着对物质力(force physique)的否定。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就其本性而言都是与暴力不相容的,它既不能在暴力中产生,也不能依靠暴力来维持。人之所以为人,恰恰就在于他们能够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解放出来,并自愿地把福利倾向于处于相对弱势的同类。要保卫社会,就应当否定以强凌弱、以力服人的原则,努力使社会关系的结构符合理性与公正的法律。涂尔干借由卢梭告诉我们:法的力量是社会体系的基石,但其至高无上的性质不能通过虚构得来,而“必须在理性上是公正的”,因为只有公正的法律才能赢得自愿的服从,从而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和谐与稳定(涂尔干,2003a:86)。

 

卢梭所引述的西克洛浦洞穴的故事⑥正是要说明,强力无法形成真正的秩序。一旦倚强凌弱的逻辑成为社会的基本运作原则,那么这个“社会”对其成员而言就不再是物质与精神的庇护所,而转变为必须与之相搏的匿名敌人。等到那些遭受打击的成员也依据强力的逻辑去“报复社会”时,那么最后遭殃的必将是这个社会中最弱小、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群体——我们的孩子。

如果说保卫社会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护社会内部的公正与团结,那么这种公正与团结应以不妨害另一社会的公正与团结为限。而且,只有把共同体的具体经验和普遍价值结合起来,个别社会的秩序才能获得最周延的道德正当性。社会有其物质边界,也有其精神生活。通过普遍价值,就如同河流通过大海,社会的精神生命将获得广阔的内涵。社会将由此克服时空的限度以及“利”与“力”的羁绊,因道义力量而享有神圣的权威。与此同时,个别社会成员也可以因其个体意识对普遍价值的认同而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

 

就此而言,处理好不同社会之间以及个别社会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建构公民宗教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无可否定,任何民族都必然而且应该拥有其各具特点的集体良知,从而也就拥有其各具特点的公民宗教,但是,公民宗教毕竟不是“民族宗教”,更不是“种族宗教”。必须明确的是,公民宗教要培养的是文明社会的公民,而不是民族—种族的成员,尽管二者并不一定矛盾。事实上,至少在公民宗教的议题上,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带来的分歧远远小于政治力量的干预所造成的困难。如果把政治说成是文化,或者相反把文化当作政治来处理,那么要么会模糊政治问题的焦点,要么会使文化变得庸俗不堪。

 

贝拉曾经引用梭罗的话来说明他所处的时代的美国公民宗教的原则(贝拉,2007:140):“我要提醒我的同胞们,他们首先是人,然后在某一偶然时刻才是美国人。”这样的观念也并不外在于中国文化。从公民宗教的角度看,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只是因为他们能够率先提出“天下”的观念,从而为天下人提供文明的典范。历史上华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正是本着这样一种以道德和价值而非地理或强权为中心的观念。⑦

 

在民族精神及一般价值的关系方面,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要比卢梭的政治哲学更有启发性。卢梭的社会仅限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城邦式共和国⑧,涂尔干则注意到了不同层次的社会所导致的不同层次的道德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并尝试把民族道德和人类道德统一起来。人类道德应该高于民族道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道德只能来自社会,而人类又尚未形成一个有其意识和个性并包括所有人在内的“人类社会”时,对人类道德的尊崇就可能流于空谈。为此,涂尔干指出:

 

解决这一困扰着公共思想的难题的惟一方法,就是通过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最发达的群体,通过那些最接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来实现人类的理想,但不能混淆两者——这意味着,要通过各个民族的努力来实现人类的理想。要想消除所有这样的矛盾,由此满足我们的道德意识的要求,国家应该承诺不以从物质上扩张并危害邻国为目标,不以获得比邻国更强大的实力或更多的财富为目标,而以在本国人民中所实现的人类的普遍利益为目标,也就是说,在本国实现更多的正义、更高的道德,并在组织国家时力图能让公民的状况与他们的德行更加相配,减少或预防个人的痛苦。从这种观点来看,不同国家之间的所有对抗都消失了,世界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全部矛盾也由此消失了。(参见⑨涂尔干,2001b:76-77)

 

换言之,将民族道德与更高、更普遍的人类道德结合起来的方法就是回到人本身,这也就是涂尔干所说的“人性宗教”。在一篇名为《个体主义与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可以找到涂尔干(2003b:152-163)对其现代公民宗教观念的最为明确的陈述(尽管他仍然没有直接使用“公民宗教”这个术语)。他说,绝不能把个体主义与利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在现代社会中,“人格”(personne humaine)已经成为能够唤起普遍情感的惟一因素。因此,如果要找出维持今天社会和谐的一种宗教的话,那么这就是以“人”为崇拜对象的个体主义的宗教。

 

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体现了某些属于人类的东西,每个个体的意识也就带有某种神圣性,由此也就具备了神圣而不受人侵犯的特征。个体主义的全部要义就在于此,有关学说也从中而来。(参见涂尔干,2003b:159)

 

这是一种基于社会整合、力求道德统一的新信仰,它的理性化表达方式就是尊重人格的个体主义道德。鉴于这种道德的普世性,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Wallace,1977)将其称为“国际公民宗教”。贝拉则对涂尔干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他没有仅仅把公民宗教看作是较大社会的某种投射、某种把较大社会变成终极关怀的对象的操作。第三共和的公民宗教形成了一些相当独特的教义,这些教义由法国革命的历史熔铸而来,但其意义却是普世性的。这一切的首要之处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对于“人格”的某种宗教式的尊重,绝不能让人格权利和尊严受到肆意侵害。(Bellah,1976)

 

四、危机与先知

 

华莱士和贝拉都称涂尔干是公民宗教的“先知”(prophet)。在贝拉(2007:139-140)那里,先知就是在政治出现道德危机时传唤国家接受审判、并指出未来出路的人,其典型有林肯、民权活动家梭罗和站出来反对越战、呼吁美国坚持人道与民主传统的参议员富尔布莱特(J.William Fulbright)。贝拉指出,这些先知的发言拯救了美国公民宗教的传统。对先知的推崇再次说明了贝拉所认同的公民宗教是超越性和普世性的,因而也必然是批判性的,其天职是以道德理由匡正国家,而不是为既有的权力辩护。正是先知的特征,或者说公民宗教的预言功能,拉开了公民宗教与现实的距离,使公民宗教与对宗教的政治利用区分开来(Lüichau,2009:382)。

 

当下的危机令我们也期待“先知”。危机还不够深重吗?然而我们在社会精英中看到太多犬儒主义的自欺、民族主义的自大和实用主义的自私。因为在智识和生活方式上均缺乏与现世的必要张力,他们既无意识也无勇气去发扬那些对社会健康有益的批判性观念。

 

诚实几乎迫使我们接受韦伯通过以赛亚神谕向现代知识人发出的告诫:有多少期待先知和圣徒的人,都难免等待千年而一无所获的令人战栗的命运(韦伯,1998:48)。可是,生为这个社会的成员,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社会及其价值的重建怀抱希望。也许,重温一下涂尔干在《现时代的宗教情感》中的预言有助于我们调整关注的方向,并维持必要的信心:

 

我们祈盼一种更高的正义,一种比所有现存的表述更令我们满意的正义。会有一天,这些让我们耗费心力的模糊祈盼将会具备更为清晰的自我意识,转化成确定的表述。这些表述把人们团结到一起,新的信仰也将围绕这些表述得以成形。要窥探这些信仰的具体形式是无益的。它们还是一般而抽象的吗?它们会由某些人来体现和代表吗?这些都是无法预知的历史偶然。

 

最重要的是,在表面上支配着我们集体生活的道德冷漠之下,我们的社会自身还涵养着一些炽热的源泉,要去感受它们。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明主要在社会中的什么地方这些新的力量正在形成:这就是在平民百姓中间。(参见涂尔干,2003b:129-130)

 

注释:

 

①例如,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公民宗教至少可能具有民俗宗教、关于国族(nation)的超验普世宗教、宗教民族主义、民主信仰、基于新教的公民忠诚等多重含义(Richey & Jones,1974)。有关公民宗教概念的各种歧义及其可能的综合,参见Lüchau(2009)。

②有关公民宗教的概念在贝拉学术思想中的角色及其演变,可参见贝拉自撰的一篇学述(Bellah,2002)及杨慧林(2002:139-153)的介绍。

③孟子云(《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此论颇有深意,与下文将要谈到的涂尔干的公民宗教思想和道德社会学亦可有相通之处。

④“论公民宗教”实为《社会契约论》最后一卷——第四卷——的第八章,但是,第九章只有无关紧要的短短两句话,因此,“论公民宗教”一章可以看作是全书的实质结论。另外,依据译者何兆武的注释,这补写的一章在出版前曾经有过很大改动,卢梭的《日内瓦手稿》中有这一章,《山中书简》第一书中也发挥过这一章的思想,所以公民宗教一章虽是补写,但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见卢梭(2005:166:注3)。

⑤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臣民”与公民异名同实,并非中文意义上的君权制下的被统治者。在卢梭那里,“人民”中的一员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时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时就叫做臣民(卢梭,2005:21)。这个词的法文原词是“sujet”,即“主体”。不过这个法文词相当吊诡,它兼有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含义。作为“臣民”使用时,它指的其实是服从政治义务和道德律法、兼有自由和责任的共同体成员。

⑥根据古希腊史诗《奥德赛》(荷马,2003)第九章,西克洛浦(又译“库克洛浦斯”)是独眼巨人,它把归途中的希腊人捉入洞穴,每日吞食。考虑到这个独眼巨人被卢梭用作专制政权的象征,那么这段故事的结局就是意味深长的:独眼巨人最终被奥德修斯灌醉并刺瞎了眼睛,希腊人得以乘船逃出魔掌;让巨人哀叹的是,尽管早有预言它将被击败,但它没有料到击败它的并不是想象中的某个魁梧俊美、力大无比的人,而是奥德修斯那种“瘦小、无能、孱弱”的人。

⑦这就是基于《春秋》的“夷夏”思想所推演出的以文明程度为核心的中国观。对此,韩愈曾概括为(《韩昌黎集·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近人杨树达(1986:67)则进一步阐发说:“《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此外,孟子、顾炎武和章太炎等人对“国”与“天下”的区分也值得重视。何为“天下”?顾炎武曾说(《日知录·正始》):“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告诉我们:天下无非就是仁爱、公正的普遍价值与社会秩序。而且,依据孟子(《孟子·梁惠王上》),可能“率兽食人”的正是“为民父母行政”者。这就是说,如果政治权力霸占并滥用资源,仁爱、公正得不到彰显,社会便可能解体,“中国”也就无从立足,故而有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思想传统为今天中国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国可亡,天下不可亡”(欧阳渐,1996:316)。

⑧除了国家与人类的关系以外,国家与公民社会可能的分裂与对峙也不在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视野之内。这个问题无疑也关系到公民宗教的角色定位,不过,由于有关讨论在汉语学界已经相当丰富,我们就不再多加笔墨,而且事实上我们在讨论中也已经间接地回答了相关问题。

⑨在涂尔干的作品标注有“参见”的地方,所引用的中译文由本文作者依据法文做了修订。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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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京)2011年第1期 第118-132页


谢选骏指出:人説“论公民宗教”——我看“公民宗教”就像“群衆專政”一樣,都是一些藉口,其實“宗教公民”就是奴化公民、“專政群衆”就是鎮壓群衆。

谢选骏:回國的“生意”變成了“死路”——無神論者真的無可救藥了

《是民运人士还是间谍?王书君案纽约开审》(萧静/2024-07-30)報道:


2022年被捕的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被控“外国代理人”一案,于7月29日在纽约东区联邦法庭开审。检方表示,王书君十多年来“过着双重生活”,利用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接近反共人士,暗中报告给中共国安部。辩方律师则辩称,王只想通过胡赵基金会的和平行动,将民主带到中国。


王书君被指控向中共国安发短信、电邮,并通过写日记来记录和报告准备参加抗议活动人士的姓名和位置,将这些信息储存在电子邮件的草稿文件夹里,然后与国安分享邮箱密码,让他们可以登录并阅读未发送的邮件草稿。助理检察官Ellen Sise强调,中共国安要求王写日记,并报告抗议活动参与者的详细信息。


从2017年到2021年,王书君曾三次与FBI面谈。2019年,他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从中国返回时,向FBI谎称他与中共国安没有任何联系。但FBI在调查中发现,他的通讯录上有中共国安的姓名和电话联系方式。


2021年,FBI卧底探员进行了一次钓鱼行动,假装是“老板”(广东国安贺峰)派来的,告诉他可能会被FBI搜查。在这次行动中,王书君向卧底特工求助,并请求特工删除他与国安往来的证据。


检方称,四名中共国安官员指示王书君针对纽约市和其它地区中共认为有威胁的个人和团体,比如在美国和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台湾独立倡导者以及维吾尔族和藏族活动人士。王书君的行动从2005年持续至2022年。


Ellen Sise表示,在接下来的庭审中,大家将会了解到中共国安如何运用这些情报手段骚扰异见人士,不仅限于在中国的异见人士,还包括在纽约的异见人士。


2024年7月29日,王书君柱着拐杖、拉着拉杆箱,在纽约东区联邦法庭外。


被告律师扎卡里(Zachary Margulis-Ohnuma)则提出了不同的叙述,他说王书君在面对卧底特工时的行为是“受到了影响”,强调王书君是一位坚信民主的学者,他的行为是公开的,并非秘密代理人或受中共政府控制。


辩方指出,王书君与贺峰的联系是因为家族关系,他的女婿在香港做生意,认识了有公安背景的贺峰。王书君在香港接受广东省国安贺峰的宴请,这并不意味着他受到控制。


周安澜出庭作证 解释中共如何收集情报


接下来的庭审中,检方的专家证人周安澜(Alexander Joske)出庭,向陪审团介绍中国政治背景以及中共如何通过统战收集情报。周安澜是澳洲学者,著有《间谍与谎言:中国最大的秘密行动是如何愚弄世界的》一书。


在检方的提问中,周安澜解释了中共视为威胁的五大团体,包括民运人士、藏独、疆独和台独、法轮功。中共还对海外进行信息收集和跨国打压。


检方提到,王书君曾向广东国安人员汇报其与香港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通话的细节,此后何俊仁被捕。周安澜确认,何俊仁因2021年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在香港监狱中被关押。


庭审后,双方律师就中共视为威胁的五大团体进行了辩论。被告律师认为这与案件无关,反对将中共的侵害人权行为与王书君联系起来。法官表示,这些证据仅用于证明中共的邪恶,并不针对王书君。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法官陈卓光(Denny Chin)说,中共收集到这些信息后,会导致一些逮捕事件。因为中共想知道谁在反对中共,但政府没有指控王书君伤害他人。


王书君现年76岁,此前为青岛社科院的教授,1994年从中国来到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两年访问学者,1996年拿到“特殊人才”绿卡,并于2003年入籍美国。他于2022年3月被捕,被控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而没有向司法部注册,以及在FBI调查过程中作出重大虚假陈述。


庭审预计将持续至8月初,由于王书君在民运圈中的高知名度,案件的进展将继续受到各方关注。联邦检察官还指控了同案四名中共国安官员,他们目前在逃。


《王书君“外国代理人”案(二):日记秘密》2024-07-31 報道:


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被控“外国代理人”一案,庭审进入第二天。检方专家证人周安澜(Alex Joske)继续提供证词,详细介绍了中共国安的策略,包括招募民运人士的手法。


周安澜表示,中共统战部门利用各种手段,包括胁迫和诱惑,来建立和扩展其影响网络。其海外的重点是在华人社区、少数族裔、宗教群体、异议团体中建立网络,标记出中共最感兴趣的人,尤其是这些团体的领袖。国安部和统战部之间有很多重叠,国安部将这种网络建立视为招募人员、开展情报行动的机会。


与美国FBI相比,国安具有执法和收集情报的双重功能,相当于美国的FBI和CIA的综合体。中国各个省都有国安部门,而中领馆和统战部门之间有密切联系,大部分中领馆都有官员从事统战工作。国安统战的对象主要是政策决策者、学者、教授、政府官员和商人,尤其是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中国人。


周安澜解释国安的运作机制,其中下线(assets)是执行具体任务的人,而上线(handlers)则是指情报官员。国安不仅对秘密信息感兴趣,也对公开信息感兴趣,关注人们对事件的评价和看法。对于下线,国安会提供以下好处:给予金钱报酬/利诱;安排中国旅游访问;提供中国商业机会。


对于五类被中共视为威胁的团体: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台独”“藏独”“新疆分裂分子”“法轮功”,国安对他们进行监控、招募、逮捕。这些团体成员在中国会被监控和逮捕;在海外,国安会通过诽谤来破坏这些团体的信用,并收集他们的情报。尤其是这些人在中国有家人的情况下,国安会对其家人施加压力,或用金钱收买,让他们停止批评中共,或招募可操纵的线人向国安汇报。


周安澜讲述了他曾经采访过的一名美国学生的经历。这名学生在中国时,被国安人员接触,并提供了一种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情报交流的方法,以避免直接信息传递,从而保密地将情报转交给国安官员。除此之外,国安还提供性服务作为回报。然而,这名学生拒绝了这些提议。


王被海关官员请进小黑屋

接下来,第二名证人是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Jesse Ng。他负责进行入境美国的第二道安检。所有入境美国的人都需要通过安检,如果在检查其文件时发现可疑之处或涉及美国政府利益的记录,这些人就会被带到一个小黑屋进行进一步检查。


王书君在从中国返回美国时于2019年4月12日在纽约JFK国际机场被截停。当海关官员询问他是否与中国政府官员有联系时,王书君谎称没有。然而,官员在他的通讯录中发现了山东和广东国安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王书君当时解释说,他在中国旅行的部分原因是参加一些电视宣传工作,并展示了一张名片,显示他是青岛舒心世界文化影视公司和美国香江时代出版社的主席。他还提到自己是赵紫阳胡耀邦基金会的秘书长,旨在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海关官员在面谈后检查了他的手机和行李。


王书君手机中的秘密


接下来的庭审展示了从王书君的两部手机中查出的聊天记录,显示了他与山东和广东国安的通信内容。其中包括他的163篇“电邮日记”,一个是“王氏日记”,分享给青岛国安纪杰;另一个是“威廉日记”,则分享给广东国安官员看。


例如,王书君曾在2016年11月14日向广东国安李明(李的微信昵称叫“唐长老”)通信,李明给王布置任务:“王教授,有机会联系何俊仁(前香港支联会主席),了解他对明年行政长官选举的看法。”


王很快在微信中回复,说他刚与何俊仁通了电话,“谈话进行得很顺利,问了所有该问的问题,他都直截了当地回答”,王还说安排了次年春节过后到香港跟何见面。李明回复好,并指示王在“日记”中记录,王答应:“你先去睡,我中午写,你起床后就能读到。”


当天在“威廉日记”中,王详细汇报了与何俊仁的通话内容,并总结了四个要点:何虽然不再担任立法会议员,但他在香港的社会活动仍然很忙;何对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因不当宣誓失去议席的感想;香港特首梁振英是否会争取连任,以及何俊仁是否认同香港独立。


李明接下来表示,“说到春节,你最好提前安排好行程,提前买机票可以打折。贺老板希望你春节后能在香港多住一段时间。贺老板说,他愿意为你支付机票费。”王书君表示遵从指示。


在2016年11月22日前后的一系列通讯中,山东青岛国安纪杰指示王在即将举行的民主活动中“尽量”要与某些与会者交流,以完成“吕老板”交办的任务,并关注某人与藏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之间的交流。


另外,王书君还被要求向国安提供一些民运的动向、参加活动者的名单,他在日记中还涉及他对习近平访美期间,大陆访民可能拦截其车队的情况,并向国安官员汇报了他的分析结果。王书君还与国安纪杰讨论了一本关于习近平的书,纪杰指示他提供更详细的报告内容,包括出版计划和资助者信息。


《王书君案(三)FBI卧底探员“钓鱼取证”录音》 2024-08-01 報道:


胡赵纪念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案的第二天庭审中,第四名证人是FBI的卧底探员陈探员。他在庭上介绍了2021年7月31日他到王书君家中进行卧底任务的经过。当时他伪装成广东国安贺峰的手下,以传递贺主任的口信为由,暗中进行了录音。


法庭播放了录音片段:陈探员敲门时,自称是“国安的贺主任那边过来的”。王书君听到贺峰的名字后,便让他进了门。陈探员假扮大陆国安人员负责IT的,提出了有关在线数据库中文件的安全问题,并建议王书君删除163邮箱中的某些文件以防美国方面的调查。


王书君确认自己有写日记,并同意部分删除日记内容,陈探员认为完全删除会太明显,于是王回答“隔一个删一个”。


王书君询问陈探员是否认识贺主任,陈探员称见过但了解不多。王书君谈起他与青岛和广东国安的认识过程。称他与广东国安贺主任在2016年相识,他通过女儿和女婿在香港的饭局上认识贺主任,并非直接认识;他与青岛国安纪杰则从2003年开始,通过他的同学相识,这名同学正是纪的邻居。


王书君说,自己写的“王氏日记”和“威廉日记”大多是公开的信息,有些会议通知也会发给媒体刊登。两种日记的90%内容是相同的,仅有少部分不同,例如广东国安对香港的情报特别感兴趣,因此“威廉日记”中会提到香港方面的信息。


陈探员提醒王书君,大数据时代查询信息非常容易,建议他删除163邮箱和微信上的敏感信息。王书君将电脑上的电子邮件密码告诉了陈探员,并提到自己一般每月写两三次日记。


王书君又说,中国国安与他分享日记的163邮箱“经常更换”。他表示自己发送的不是高科技秘密,主要是发送会议通知,以及与民运人士的聊天内容。他认为自己提供的信息没有太大价值。


王书君透露,他的日记内容主要通过黏贴附件的方式上传到国安部门提供的邮箱,而非直接发送给他们。有紧急事情时,他会通过微信通知他们去邮箱“看一下”。



《王书君案(四):FBI探员三次面见》2024-08-02 報道:


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前秘书长王书君被控作为外国代理人的案件审理已进入第三天。法庭7月31日重播了FBI卧底陈探员在2021年7月对王书君进行的秘密录音,并由辩护律师进行了质疑。


录音中,王书君向陈探员解释了他撰写的两本日记:“王氏日记”是为青岛公安纪处长而写,而“威廉日记”则是为广东公安贺峰所写,每月更新两到三次。


王书君提到,如果他被抓并受到质问,他会说这些日记的内容已在报纸上登过。他解释说,他通常会提前两天将活动预告发送给报纸,以便提前发布,就像做广告一样。


从2015年开始,他开始将“威廉日记”分享给贺主任,并指出这两本日记的内容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威廉日记”包含了香港的资料,因为贺主任在广州,而广州负责香港的事务。此外,这两本日记的内容有90%是相同的。


王书君还提到,他与香港特首候选人是朋友,贺主任因此要求他与候选人共进晚餐,收集信息并报告给他。他会将谈话内容记录在日记中。


辩护律师对录音证据提出的问题包括:王书君对陈探员提及删除邮件时的反应,以及他对这些日记内容“没有什么机密可言”的看法,他曾提及写日记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能为胡赵基金会撰写一本书。


FBI探员三次面见王书君

下一个出庭的证人是FBI探员Garrett Igo,他提到在2022年3月16日逮捕王书君之前,与他有过三次会谈。


第一次会谈发生在2017年8月,地点在法拉盛的一家餐馆,当时有中文翻译在场。当被问及是否与中国领事馆或国安部有联系时,王书君断然否认。他声称自己避免与任何中国官员接触,除非他需要获得签证回中国。他还说,虽然胡赵基金会支持民主,但它并不公开反共。因此,他经常每年回中国,去香港看望女儿和女婿,或回到青岛的家乡。


第二次会谈发生在2019年4月12日,地点在JFK机场。当时,王书君刚从中国回来,在机场被海关官员拦截。海关官员在他的小本本上发现了多位中国官员的联系方式,包括中领馆侨务处主任董海荣、青岛市侨务办公室副主任陈春雷、广东国安贺峰主任和随从李明,以及青岛国安吕处长和纪杰科长。当被警告做虚假陈述可能会面临指控时,王书君表示“随便不在乎”。


海关官员在搜查他的行李时,发现了一份手写的文件,记录有大约64名民主活动人士的姓名和联系信息,其中许多人在美国,还有香港前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的信息。


第三次会谈发生在2021年8月11日,也就是在陈探员进行“钓鱼取证”两周后,地点在王书君的康州住所。FBI探员首先告诉王书君,他们最近“抓到了一个小特务”,因特务到过王家,因此FBI登门问话。王书君最初否认,但在看到照片后改变说法,声称他与此人只谈了几句话,后来又改口,声称此人来他家帮忙做装修工作。


尽管这次会谈持续了6个半小时,但Garrett探员表示,王书君翻来覆去不说实质内容,例如他否认认识广东国安贺峰,声称“真的不知道、不认识”,直到被出示通讯录上的联系方式后,才承认认识贺主任并曾一起旅行。


王书君表示,他是通过女儿和女婿在广州做生意的朋友介绍认识贺峰。他们最初在香港共进晚餐,后来当他和女儿去广州时,贺峰和随从李明开车带他们去河源市游玩。当贺主任来香港时,女儿还会给他送红包。


当被问及通讯录上的“纪处长”是哪个国安部门时,王书君称纪“只是一个办公室的小科长,写纪处长只是为了让他高兴,其实都是打工的”。他解释说,纪科长是他外甥的同学,曾经是他在青岛二中的同学的邻居。


他提到自己从2006年开始写日记给纪看,同一年胡赵基金会成立。纪杰对胡赵基金会的会议信息感兴趣,并希望能得到详细的会议主题、内容和参与人员信息。


法庭上再次展示了“王氏日记”的片段,其中包括王书君在2016年11月21日的条目,提到胡赵基金会董事会计划在11月26日进行2016年的工作总结和次年的工作部署。


纪杰在微信回复王说:“这次会议非常关键。首先,确保是你去联络那位姓赵的台湾人,并尝试参与他们的事务,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完成吕老板交办的任务。其次,集中精力落实之前在微信上多次沟通的几项工作。如果XX、XX能来参加就好了。如果他们不能来,可以在会后给他们打电话,咨询如何从赵那里拿到钱,也可以了解一下他们资金申请的详细情况,以及阿涛与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祝你取得丰硕成果,这样我们就可以要求老板给予更多的支持!”


Garrett探员向王确认,上述通信中提到的“吕老板”就是王书君小本本上的吕可清(Keqing Lv,音译),他是纪杰的上司。他们和广东国安贺锋和李明,是该案的同案被告,目前仍在逃,相信都在中国。


NY4HK创办人杨锦霞作证


昨天(7月31日)最后一位出庭作证的是香港维权人士杨锦霞。她提到,在2014年香港普选运动,即雨伞运动期间,她成立了NY4HK组织,并与胡赵基金会有过间接合作。


2014年,她参加了胡赵基金会主办的“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FBI展示了参会者的签到簿,上有杨锦霞和其他一些人的签名和联络方式,包括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签到簿上还有香港支联会的李卓人和何俊仁的签名。


证据中还包括了一些照片,显示司徒华、Martin Lee、王书君和何俊仁的合影。司徒华在2011年去世,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何俊仁目前都因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而身处香港监狱。杨锦霞因创立“香港民主促进会”(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而被香港政府制裁,无法返回香港。


在庭上,杨锦霞主要描述了自己在看到名单被收集后的惊讶和担忧,尤其是在名单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旁边注明了“香港女”,这让她感到紧张。


该案的所有证人预计将在本周五结束作证,从下周一开始,陪审团将开始讨论。


《王书君案(五):“很多人回国被国安谈话”》2024-08-02 報道:


在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被控作为外国代理人一案的庭审第四天,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服务部主任阿克顿(Jane Acton)首先出庭作证,胡赵基金会前理事辜建中、现理事胡平作为辩方证人也分别作证。


王书君于1994年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之后获得美国国籍。负责监督访问学者的签证担保服务的阿克顿出庭作证说,哥大的访问学者称号是礼节性的,该头衔仅是对使用大学图书馆等设施进行个人独立研究的礼节性称号,需要负责自己的经济支持,与大学没有正式的联系。对于被告律师询问她“中国政府是否会利用该计划派遣间谍”的问题,她表示不了解。


海关TECS系统主管出庭,提供了王书君频繁往返中国的出入境纪录,从2011年到2019年共计19次。在2015年至2017年间,他每年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频繁往来三回,有时候刚回美国不久又去中国,其它年份每年回国两次。此外,王书君也用手机多次与中共国安联系,包括与广东国安和青岛国安的通话纪录,2013年至2017年王书君和青岛国安纪杰有100次的通话纪录。


法庭播放了FBI抓捕王书君后的问讯录像片段,显示王书君最初否认认识广东国安贺主任,但后来承认贺主任是他女婿的朋友,并且有过几次饭局。


在问讯录像中,王书君提到他在广州建立写日记的电子邮箱时,广东国安李明在场,建好邮箱后李明开车带他去佛山市做“一日游”。他说每次与广东国安贺峰见面时,都由李明开车接送他往返饭馆。当FBI探员询问他建立与青岛国安分享“日记”的163邮箱时,青岛公安纪杰是否也在场,王表示不记得。


探员问王,为何从中国回美国时将64位民运人士的名单随身携带?王书君回答“通知开会时所用”。探员追问,“你在中国打电话给海外民运的人?这不合理呀。”王支吾其词。


FBI探员搜查王书君家时,发现了青岛市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党组书记陈春雷的名片,以及纽约中领馆领事娄月、王敏的名片,上有手写的私人手机号码。他的地址本内还有青岛侨办杨利亚等多名侨办人员的电话。


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亚洲电台曾在2022年报导指出,王书君于2015年7月在青岛举办了他在中国出版的二战史著作《太平洋大战》的读者见面会,青岛市政府侨办党组书记陈春雷出席了那次活动,相关信息来自青岛政务网,现已查不到。另据大陆官媒《文汇报》的报导,新书首发式上还宣读了原中共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的贺信。


辜建中任辩方证人:可自由回中国


下午,辩方的第一位证人辜建中出庭作证。他于1988年来美读博士,2013年成为胡赵基金会的理事。他阐述胡赵基金会的使命和宗旨是“纪念胡赵,推动民主”,该会对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检方质询他基金会的活动是否“有助于中共维持政权或监视美国民运人士”,以及“是否知道国安对王书君指示的情况、是否知道王书君向国安打报告”,他均回答“否”。


检察官随即出示2013年1月23日的王氏日记,其中提到辜建中参加了在李进进法律办公室举行的民运会议,以及次日王书君去接曹思源(中国著名宪政学者,2014年在北京去世),将其送到辜建中经营的旅馆住下的细节。


“你是否知道王书君记录你的情况并报告给中国国安?”助理检察官问到。辜建中回答“我不知道,但我不介意,我对此OK”。他解释说,因为记录活动情况是王书君的职责。


辩方律师追问辜建中是否在加入胡赵基金会期间回过中国,他回答“期间回过两三次,回国没有问题”。


胡平:很多人回国被国安谈话

辩方询问第二位辩方证人胡平:作为一名异议人士,是否参与过任何秘密行动。胡平回答“别的组织做过”,但胡赵基金会的所有活动都是公开的。


辩方律师询问:“你是否会关心,王从中国回来时携带64位民运人士的名单?”对此,胡平表示不以为意,尽管他的私人和家庭电话号码在名单上,“因为这些人大家都知道。我的读者和会员名单比这更长。”


辩方又问:“你是否担心胡赵基金会被中共渗透?”胡平表示不担心:“因为所有活动都是公开的,参与者都自愿承担风险,即使有国安人员介入,也不会获得对组织有害的信息。”


在检方交叉质询时,胡平提到,他从2015年到2016年间开始认识王书君,并将他视为同事和朋友。对于朋友,他当然不希望发生如今的事情,但“基本上知道怎么回事。”


他说,在王书君被捕前,他并不知道王在向中共国安提供情报,但他“知道在海外积极参加活动的人,回国会被国安部的人谈话。很多人回国被国安约谈,国内异议人士也经常被国安谈话,所以很多人都和国安有接触。”


检察官追问:“你是否知道王书君在遵从国安的指示?”胡平说“我当然不知道”。


此外胡平表示,自1987年离开中国后,他就未曾回国,因为在1988年,他的护照被中(共)国吊销,“我母亲去世时,我都不能回去。”


《王书君案(六)叶宁加入受阻 王取消自辩》2024-08-03 報道:


在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被控作为外国代理人一案的庭审第五天(8月2日),法庭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节。被告王书君即将亲自出庭辩护时,因法官陈卓光(Denny Chin)拒绝了他的两个要求,当即表示不再作证。


当天,王书君突然新聘请了叶宁作为共同首席律师,拟在“自辩”时由叶宁向他提问。王书君试图提交两份证物作为辩护材料:一份是反映胡赵基金会活动公开性的中文报纸新闻剪报;另一份是他在JFK机场被海关搜查后四个月,于2019年8月向会长李进进请辞基金会秘书长一职的信件,信中声称他将信息转给青岛国安纪杰是为了“传播民主自由信息”。


法官陈卓光拒绝了王书君的证物呈堂,认为这些材料并不足以构成辩护理由。他指出,核心问题是王书君是否被中共政府操控,并接受其指令。“没有意向伤害他人”“给国安的信息是公开的”并不构成对“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的辩护,充其量只能在量刑轻重环节说,因此这些证据不能作为辩护材料。


法官也拒绝了叶宁律师在此时加入辩护团队的请求。叶宁是民运界熟知的律师,与王书君私交甚好。陈法官强调,举证责任在政府方面,而非被告。


随后,王书君决定不作证,法官向他解释,“自辩”与否是他的权利。法官提醒王书君,如果他选择作证,除了要回答辩方律师的问话,也要回答检方律师的反诘问。作证需要宣誓说实话,伪证将面临法律惩罚,政府可以根据他的证词指控他。对此,王书君坚称他一生都“实话实说,从来不撒谎”。


法官让被告与律师商议后再决定是否出庭为自己辩护作证。讨论期间,法庭外传来争吵声,一度令法庭保安增加。讨论结束后,王书君对于法官不批准叶宁当天出庭,以及不接受新证据感到失望,因此决定不作证。


随后,王书君手拿一张纸站起来,试图在法庭上发表声明,但被陈法官打断,法官只关心他是否改变了主意。王书君也强硬打断法官的话,重申他因两项要求被拒而不作证。


陈法官解释说,新律师没有参与过案件的开案陈词和证据呈现,在庭审第五天最后一分钟介入是不合理的,“这太疯狂了,绝对是疯狂,有可能制造出难以置信的问题。”因此,他拒绝了新律师的介入,并宣布证人证词结束,安排下周一进行结案陈词。


在7月31日(庭审第三天)开庭前,一名台湾籍背景的华裔陪审员因该案涉及中国(中共)国安,担心自己和家人安全而要求退出。陈法官在开庭前宣布,他别无选择,只能解除她的职务,并由替补陪审员填补空缺。这一事件侧面显示了中共跨国压力的影响,和对个人自由的威胁。


检方还指控四名中国(中共)国安人员涉嫌充当王的上线。这些官员在逃,据信目前在中国。美国司法部近年来一直在打击中共“跨国镇压”行为,这包括对反共活动人士进行监视、恐吓,有时甚至将其跨境追捕遣返或杀害。


《王书君案(七)庭外声明显示认知差异巨大》2024年08月06日報道:


检方:诸多证据显示王书君在国安的指示下行事 王书君:指控“完全虚构”


在为期一周多的审讯过后,被控“外国代理人”的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案昨日(8月5日)进入了尾声。检方指控王书君多年来“过着双重生活”,利用基金会接触反共人士,并将情报秘密上报给中共国安部。


然而,王书君的辩护律师则坚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书君“同意”在中国官员的指导或控制下从事相关活动。王书君在庭外分发给所有中英文记者的四页辩护陈词,显示他与政府存在巨大认知差异。


助理检察官西斯(Ellen Sise)在结案陈词中强调,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王书君在中国国安人员的指示下,为中共当局提供海外民运、法轮功,以及香港、新疆、西藏和台湾等五大群体的各种信息。


他自2006年(胡赵基金会成立当年)开始用电邮写日记,向中共国安部报告民运和其他团体的动向,并听从广东国安贺峰、李明和青岛国安纪杰的指示。例如,收集香港前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的想法;从中国回美国时,在JFK国际机场被搜出携带64名民运人士的电话名单;在FBI对他两年多的调查中反复改口。例如,2018年他说与中国政府官员没有任何联系,后来被证明是假的。


西斯罗列了王书君提供上述五大群体情报的一些证据。例如,广东国安李明(微信昵称“唐长老”)通过微信指示王书君:“王教授,过几天找机会联系何俊仁,打听他对明年行政长官选举的看法。”王回复“OK”,两天后回复说他刚与何俊仁通了电话,“问了所有该问的问题,他都直截了当地回答”。李随即指示王“写在日记中”。王回复,他会将“两人之间的对话写下来,你就一清二楚”。


再例如,他在日记中还涉及他对习近平访美期间,大陆访民可能拦截习之座车的情况。他向民运圈的赵岩、中国访民马永田打听情况,并向国安官员汇报了他的分析结果。


在给广东国安贺主任看的一篇“威廉日记”中,王书君分析说:美国的这些民运老兵似已走到了“他们”的尽头,“他们”无法与大陆来的人合作组织活动。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不觉得“他们”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西斯指出,王书君在上述日记里用了“他们”而不是“我们”,说明“他在监视民运组织,因为他在秘密为中国国安部工作。这些分析正是中共国安要的东西”。


王书君被指控四项罪名


王书君被控四项刑事罪名:隐瞒美国政府充当中共代理人,时间跨度从2005年持续到2022年,此外还被指控:非法使用身份资讯,向联邦调查局提供虚假陈述等。


“非法使用身份资讯”指他于2019年4月从JFK机场入境美国时,被FBI发现他的黑色小本本上有多位中国官员的联系方式,还有64名民运人士的姓名和电话信息,其中NY4HK负责人杨锦霞的名字旁备注“香港女”三字。杨本人在作证时表示,她没有授权王将她放在该名单上,这对她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虚假陈述”是指王书君从2017年8月至2019年4月两次面见FBI时,均否认他与中国政府的人有联系。当被警告做虚假陈述可能会面临指控时,王书君依然提供不实信息,直到2021年7月底卧底探员登门“钓鱼取证”的两周之后,FBI探员和他第三次面见并出示所掌握的证据后,他才终于承认。


辩方强调:王没有意图做代理人


辩方律师扎卡里(Zachary Margulis-Ohnuma)在结案陈词中,强调检方没有证明王书君有“意图”作为代理人行事。扎卡里说,王提供的信息没什么质量,这就好比老板叫你拿钱来,结果你递给老板一张纸,不能视为合作。


扎卡里说,王书君仅仅是一名有记录日记习惯的孤独老人,他与FBI的交流有误会:“王没有接受特工培训;没有明显的动机;检方无法证明他收了国安机票钱;没有证据显示国安看了这些日记;FBI卧底探员假扮中国国安登门时,他没有审查对方、对暗号;他没有向国安报告FBI在调查他;他使用自己的电子邮件和微信,不是007特工。”


但是助理检察官西斯反驳说,王书君从2016年到2021年多次往返中国达19次;他在FBI的卧底陈探员“钓鱼取证”时说,“如果我被他们抓到和质问时,我就说这些日记的内容已在报纸上登过。”他并同意删除部分日记内容以防美国方面的调查,“他的行为不是无缘无故的”。


西斯指出,隐瞒美国政府充当“外国代理人”的指控罪名成立,不需要被告与中国政府有一个正式的协议,也不必接受付款或补偿。也不要求被告必须提供秘密或非公开信息。代理人(被告)在本质上不必是作为该外国政府的雇员行事,只要他知情并愿意在外国政府的指示或控制下行事。例如,王书君对FBI卧底的陈探员说,他每个月写两三次王氏日记给青岛的纪杰看,威廉日记给广东的贺主任看。


王书君声称:指控“完全虚构”


但是王书君在向旁听席上的中英文记者提供的书面陈述中,提出了与他自己的辩护律师不同的叙述。他声称,美国政府指控他为中共代理人“完全是虚构”,因为按照他的理解:“所谓‘中共代理人’的理论定义是:把‘中共’的理念、政策等等在美国传播,比如,代理中国政府在美国宣传习近平的‘中国梦’、宣传‘一党专政’。”


王书君进一步声称:“代理人是要有报酬、有工资、有活动经费的。相反,王教授从事纽约的民主运动,没有任何形式的金钱利益。”


但是检方明确说,作为“外国代理人”不必接受报酬,核心是“接受外国指示或在其控制下行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要求当事人向美国司法部进行详细的注册并定期提交报告,目的是让外国对美国的秘密活动透明化。


王书君称,他通过饭局认识了纪杰、贺峰与李明,他们都穿着普通便服,而非国安制服。即便FBI探员出示了纪杰等三名国安人员身穿制服合影的照片,他认为“也不能100%相信。在中国,借个服装当道具拍照,司空见惯的事情。”


然而,呈堂证据显示,王书君并不否认他们的官方身份。此外,他在提供给记者的口头和书面材料中提到,他在2003年认识纪杰时,纪是一名警校毕业生。到了2010年左右,当他得知纪杰在青岛国安局工作后,他向胡赵基金会的创会会长陈一咨报告了此事,当即得到陈会长的鼓励,从而“增添大胆开创性工作的勇气,因为体制内的人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陈一咨在2014年去世,记者无从核实真伪。


至于贺峰和李明,王书君说,由于女婿在香港经商,当“香港世界华商投资基金会”面临欠款问题时,他的女婿临时雇用了贺峰来追讨欠款。王书君描述贺峰的身份变迁,称贺峰曾是广州农业银行职员,追款期间是广州国安局负责车辆户籍等后勤的,后来成为国安局办公室主任,而现在则是山东省济南市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陪审团闭门研讨


根据检方的专家证人周安澜(Alex Joske)庭审中的证词,由于国安局从事的是秘密性质的间谍和情报工作,他们通常会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例如,对外会假扮成地方政府官员或商人等。他们也很少出国,尤其是在2019年江苏国安徐延军在比利时被捕并被引渡到美国后。


周安澜说,国安试图收集许多不同人物的信息,如政客、外国社会和政治体系及政府中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异议人士、海外华社侨领、科学家以及拥有重要商业资讯的人士。他们关注的范围非常广泛。


王书君上周五(8月2日)选择放弃出庭自辩。陪审团在听取了陪审指示后,已进入闭门会议阶段。昨日讨论未能达成结论,预计今日将继续进行审议。


《王书君“外国代理人”等四项罪名成立》2024-08-07 報道:


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今日(6日)被纽约东区联邦陪审团裁定四项指控全数成立,指控包括隐瞒美国政府充当及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非法使用身份资讯,向执法机关提供虚假陈述。


该裁决是在美国第二巡回法院法官陈卓光(Denny Chin)主持的七日审判后作出的。75岁王书君的四名共犯:中共国家安全部(MSS)官员51岁的贺峰、52岁的纪杰、42岁的李明和63岁的吕克清(音译),涉嫌间谍活动和跨国镇压行动,目前仍在逃。


法官定于明年1月9日量刑,王书君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


“这份起诉书的情节宛如间谍小说,但惊人的是,证据确凿地显示被告是中共政府的秘密代理”,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Breon Peace)于判决后在声明中表示,“王书君伪装成知名学者和民主组织创办人,背叛了那些尊敬和信任他的人。当他的可耻行为被揭露时,他对执法机构撒谎,但今日的裁决揭露了他罪行的真相,他将不得不面对后果。”


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检察官奥尔森(Matthew G. Olsen)说,“这名被告假扮成民主活动家,渗透进一个纽约的倡议组织,同时秘密地为中共的情报机构收集和报告有关其成员的敏感信息。今日的裁决表明,那些试图推动中共政府跨国压迫议程的人将受到追究。”


FBI国家安全分部执行助理主任威尔斯(Robert Wells)说,“这次定罪凸显了FBI对抗击间谍活动的决心,将那些为中国(中共)利益收集美国活动家信息的人绳之以法。任何形式的支持跨国压迫都是不可接受的,FBI将与合作伙伴紧密合作,追查并将从事此类活动的人绳之以法。”


庭审证据显示,王书君在2003年入籍美国,于2006年在王后区法拉盛共同创办“胡耀邦和赵紫阳纪念基金会”,该组织成员主要是反共的知名民主异议人士。然而,王书君并未真正推动中国的民主,而是在中共政府官员的指挥下,利用他在纪念基金会的职位和在华人侨民社群中的影响力,搜集关于知名活动家、学者和异议人士的资讯,并将这些情报回报给中共政府。


经过审判证明,自2006年以来,王书君在其共犯——四名中共国家安全部(MSS)官员的指挥和控制下行动,该部门负责中共的外国情报收集工作。在国安的指示下,王书君搜集了中共认为具有颠覆性的人物和团体的资讯,包括香港民主抗议者、台湾独立支持者,以及在美国和海外的维吾尔族和藏族活动家。


证据显示,王书君在前往中国的旅程中与国安官员面见,并透过微信(WeChat)接收来自共犯的指令,以及传送和接收文字讯息和文件。


王书君常将他搜集的情报记录在电子邮件“日记”中,以供中共国安取用。这些“日记”记录了王书君与知名异议人士的私下对话细节,以及支持民主的活动家和人权组织的活动情况。


执法人员在王书君的住所中找到了他写给贺峰、纪杰、李明、吕克清等国安官员的日记条目。此外,王书君在为中共国安工作的过程中,持有中国异议人士的电话号码和联络资料。


王书君对联邦执法机关作出了重大的虚假陈述,否认他与中共官员或于国安有任何联系。在2017年至2021年间的三次独立面谈中,王书君一再否认或淡化他与中共情报机构人员的接触。


在2019年的一次面谈中,王书君在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接受FBI特工的访问,当时他刚从中国返回。王书君谎称他未曾与中共政府的任何人接触,也没有中共政府的联络资讯。


《王书君获罪引华社热议:FBI敲响警钟》2024-08-07 報道:


76岁的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因“外国代理人”等四项罪名成立,引发华人社区的广泛讨论。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此案是FBI和司法部对华人社区敲响的警钟,标志着美中对立背景下华人面临的抉择愈加迫切。


民主党主席王军涛:悲剧警醒华人社区

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表示,王书君的悲剧不仅对民运圈,更对整个华人社区是一种警醒。他与王书君交往二十多年,认为王书君“是一个真心信奉民主、痛恨专制的人士,但他以为在不造成伤害的情况下,与中共周旋、获得一些方便,同时为民运做工作”,他自认为这种行为不是犯罪,但事实证明他错了。


王书君的日记中常提到的“阿涛、涛哥”正是王军涛。呈堂证据显示,2016年11月22日,山东青岛国安纪杰指示王书君在即将举行的民主活动中,关注“阿涛与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之间的交流”。


尽管作为王书君案中的受害者,王军涛仍然同情王书君。他指出,王书君原本不是民运圈的人,只是华人学者和民运票友,对中共“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感到愤怒,后来被陈一咨先生拉进胡赵基金会。


“他(王书君)跟我说,他是中美关系恶化的牺牲品。我跟他说,他是习近平对美政策的牺牲品。”王军涛表示,早在王书君进行那些“日记”工作时,许多人已经知道他的行为。


“他是穷才做此事。据我所知,中共看上你要你合作,没几个华人可以拒绝。否则你无法回国,还会有其它麻烦。但一旦合作,就会触犯美国法律。”


他说,王书君的案件中,美国的原则就是“汉贼不两立”,而中共国安法律明确要求任何中国人必须合作,“因此说到底,是中共造孽,让海外华人无法做人。”


对于王书君的案件,王军涛认为,这是中共造成的困局。在这种博弈格局中,有真心帮中共但欺瞒美国政府的华人;有应付中共但也不敢告白美国的华人;也有两头应付的华人,表面上合作,但实际上内心反对,这样既触犯了美国法律,又未能真正远离中共的控制。他说,良心原则很强的人中共无法收买,否则一般会被中共拖下水。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表示,王书君被定罪是个大好消息,可以让混迹在民运里却向中共通风报信的人看到美国政府全方位打击中共渗透的决心。把王案和已经定罪的徐延军、朱峰两案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美国针对中共在美打探军工情报、威逼猎狐对象、打探民运情报等各方面的渗透行动都在反击。


陆东:华人面临抉择的时间迫近


86届旅美留学生、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发言人陆东表示,从王书君的案子来看,他的女婿在香港做生意,需要有国安背景的人做后台,因此与国安进行一些联系分享信息,“试图与中共‘与虎谋皮’,最后害了自己”。


陆东强调,在美中逐渐走向对立的背景下,华人面临抉择的时间越来越近。“你是站在自由世界一边?还是因为你的个人利益,舍不得与中共进行割离?在这种博弈格局中,那是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的。”


陆东提到,王书君的案例表明美国司法部和FBI对华人社区中可能存在的间谍活动保持高度警惕。他警告说:“你不坦诚交代,早晚你也被FBI盯上。王书君就是个例子,FBI已经盯了他五年了嘛。”


他说,虽然多数华侨大概没有这类困境,因为中共没打他们的主意,但那些手握敏感信息或与中共有利益关系的人需要特别警惕。“那些与中共有联系的侨领、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则需要做出明确的立场选择。那些跟中共勾肩搭背的,还有中共很早派到美国来潜伏的特务,他们也面临重大的抉择。”


正如检方的专家证人周安澜(Alex Joske)指出,中共统战部特别关注少数族裔、宗教人士、华人社区中的代表性人物,以及那些能代表更广泛利益团体、社区组织或宗教运动的人,还有在中国有国际联系的人。国安还对学术界感兴趣,包括大学教授和雇员,当然还有政治人物、政府官员和顾问也是目标。国安部还会对有政治影响力的商界人士感兴趣。


陆东指出,王书君案件凸显了美中对立中的利益冲突。他提醒华人社区中的技术专家和侨领,不要试图在两国之间左右逢源。他说:“要么好好在美国从事你的行业,与中共保持距离;要么索性回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


陆东还提到,王书君的一个误区是认为他的行为“没有造成伤害”。“实际上,他的行为间接帮助了中共的打压行动。”


最后,陆东呼吁华人社区保持清醒头脑,远离中共的统战和诱惑,确保自身及子孙后代在美国的自由和安全。“你既然在美利坚这块自由的土地上,你想你的子孙后代永远享受这样的自由的价值,那就不应该跟中共还有什么牵扯,你应该跟中共一刀两断少啰嗦。”


《王书君从学者到业余特务的跨国情报之路》2024-08-10 報道:


美国连环打击中共代理人间谍活动,从2024年7月24日和25日,司法部相继宣布了三名与中共代理人有关的认罪和起诉案。


76岁的学者王书君,自2006年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成立以来担任秘书长。在推动该基金会倡导民主、反专制独裁的过程中,他积极组织宣传、联络、汇编发言稿,并为来自外地的与会者安排交通住宿等后勤支持工作。然而,近期的审判戏剧性地揭示了他的另一面——利用职务之便秘密记录民运人士的对话和计划,为中共国安工作了十多年。


“这一切宛如间谍小说,但证据却真实无比,显示被告是中共政府的秘密代理”,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Breon Peace)表示,“王书君伪装成知名学者和民主组织创办人,背叛了那些尊敬和信任他的人。当他的可耻行为被揭露时,他对执法机构撒谎,但今日的裁决揭露了他罪行的真相,他将不得不面对后果。”


王书君教授长期活跃于民运圈,却突然被定罪为中共特务,引起了美国华人的广泛关注。


中共情报人员是如何接触并招募他的?一位教授如何沦为业余特务,过程中又使用了哪些隐秘手段?透过对庭审资料的还原,本文将揭示那些鲜为人知的魔鬼细节。


王书君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后进入青岛社科院。他在给记者的自述材料中提到,因对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感到悲愤,“决心与中共独裁者决裂,奔赴被誉为民主自由人权的美国”。1991年,他通过唐德刚教授申请了哥大和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资格。


1994年,王书君从中国来到纽约哥大作了两年访问学者,后在哥大四位教授的推荐下于1997年获“美国特殊人才绿卡”,最终于2003年成为美国公民。


同一年,55岁的王书君回到青岛探亲,在饭席上认识了31岁的纪杰,这位警官学校的毕业生是王书君外甥的同学,又是他在青岛二中同学的邻居,两人成为“忘年交”。


王书君后来向FBI卧底探员透露,自2003起,他与青岛国安的纪杰开始电话联络,并从2005年起通过电子邮箱通信,开启了与国安的一系列信息往来。FBI指控他自2005年起向中共国安部官员报告有关中国异议人士和民运成员的信息。


2006年1月,王书君加入了在纽约成立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基金会,并担任秘书长。纪杰对胡赵基金会非常感兴趣,询问“何时开会?主题是什么?时间地点和参与人员信息”。从2006年开始,王书君开始编写“王氏日记”,将会议信息保存在电子邮件的草稿栏中,与纪分享邮箱和密码,并每月写两到三篇日记,写完电话通知纪杰。


2015年,中共为了统战台湾,首次在9月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并邀请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参加。王书君在同年7月在青岛举办了他在中国出版的二战史著作《太平洋大战》的读者见面会,青岛市政府侨办党组书记陈春雷出席活动。另据大陆官媒《文汇报》的报导,新书首发式上还宣读了原中共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的贺信。


根据庭审记录,王书君在2011年至2019年期间往返中国19次,2015年至2017年间每年往返三次。2013年至2017年王书君和纪杰有100次通话纪录,通话经常长达几个小时。直到2015年底王书君购买智能手机,开始用微信,国安的指示才转为用微信沟通,并被FBI搜证成为呈堂证据。


权力游戏:广东国安的阴谋

2016年,王书君的女儿女婿在香港经商时遇到困难,当女婿的“香港世界华商投资基金会”面临一大笔欠款时,他临时雇用了广东国安主任贺峰来追讨欠款。同年,王书君与其女儿和女婿一同在香港的东来顺火锅店与贺峰及其助手李明聚餐。作为一位受尊敬的“杰出海外华人”,王书君在这次聚会中成为焦点人物,贺峰和李明对他曲意逢迎,而女婿则委托王书君替他催促贺峰加快催款。


后来,在被捕并接受审讯时,王书君回忆起他和女儿去广州与贺峰会面的经历。贺峰和李明开车带他们游览河源市,并在之后见过几次面。王书君指出,贺峰从未向他支付报酬,相反地,由于女儿和女婿在香港的生意需要公安背景的人做靠山,他们反而在贺峰访港时给予他红包,实际上是输送回扣。


王书君提到,贺峰不过问细节,他主要与贺的助手“小李子”李明保持接触。贺峰的身份多变,从广东农业银行职员,到国安部门“负责管理车辆和饭店职工食堂”,再到山东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负责高速公路和房屋建设业务。


在另一段审讯录像中,王书君描述了他在广州时,有一天小李子来到他房间,给他一个163的邮箱号和密码“20160217THX”,用于与贺主任通信。设置邮箱后,李明开车带他去佛山市做“一日游”。此后,每次见贺峰时,都是李明开车接送,一般是贺、李、王三人以及另一位国安同伴共餐。


背叛:与国安局的秘密交易


王书君在提供给记者的手稿中称,他在2010年确切知道纪杰的工作单位是青岛国安局。在告知给胡赵基金会会长陈一咨后,他受到鼓励,认为与国安接触可以顺水推舟,“扩大胡赵基金会影响力,以和平演变的策略,向中共体制内传播胡赵精神、推动民主理念”。他的理由是:不仅基金会的领导层曾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他们所纪念的胡赵更“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在庭审后期,王试图将这部分证据呈堂,但检方和法官分别以“无法证实”和“无法作为辩护理由”为由驳回。


呈堂证据显示,王书君根据中共国安的指示所提供的信息,与他声称的“影响、改造和渗透”中共国安,或“推动中国实行民主化转型、和平演变”等目标大相径庭。


助理检察官西斯(Ellen Sise)在结案陈词中表示,王将反共异议人士的言论和计划告诉北京,这些行动的具体细节令人震惊。


她一一例举了王在“日记”中涉及中共视为威胁的五大团体的信息,包括海外民运、法轮功,以及香港、新疆、西藏和台湾独立倡导者。呈堂证据以民运和香港信息为主。


例如,2016年11月16日王书君微信告知纪杰:“寒松最近在写一本书《解密习近平从从十七大到十九大》,已完成了一半,计划在十九大前出版。”纪杰表扬他“做得好”,但认为报告的信息太简单,指示他进一步了解:“书的主要内容、进度、预计完成日期、出版地、是否有人事先邀请他写书,以及他是否得到国内或国外的支持,包括组织、人物或此类信息。搞清楚这些情况,才能有更大的价值。”


纪杰继续说:“最近从老先生那里得知,博树(音)和卫东(音)已通过申请获得资金,正好可以结合你们基金会申请资助的事问他们。你们最近不是要开会吗?可以用咨询的方式,私下与他俩单独谈话,询问申请时机、联系方式、授予金额、资金可用性等关键信息。上次跟老板见面,他说如果你能参与他们的出版工作会更好。”王回复说:“好!知道了!”


2016年11月22日,纪杰进一步指示王:“这次(胡赵基金会11月26日开董事会)的会议至关重要。首先,请确保由你来联系姓赵的台湾人,并尝试参与他们的活动,以便完成吕老板交代的任务。其次,一定要问博树和老忠,了解他们从老赵那里具体怎么拿钱的。老先生写书的事同样重要,这涉及到阿涛与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之间的沟通问题。期望此次会议能有实质成果,好让我能向老板申请更多支持!”


2016年11月28日,王书君转发给纪杰一则“参加欢迎达赖喇嘛新任北美社区代表晚宴”的信息,内容包括活动日期、地点,主要组织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次日,纪杰追问民运26日的董事会开得如何?王回复“正写入电脑日记里”,纪杰指示他记录“与会者的反响和出席名单”,并询问达赖的事,王书君说“西藏方面”将有四十多名参加者,民运这边大约60至70人。纪杰指导他:“如能掌握民运下一步工作、与其它组织的合作方向、计划和内部的深入讨论,会更有价值。”


与国安交往高峰 健康现危机


根据王书君的自述,他从2015年开始就遭受膝盖疼痛,走路一瘸一拐。2016年,他又意外动了一次心脏手术,但手术效果不佳,导致他的健康状况直线下降。


庭审资料揭示,就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王书君频繁往返中国,每年三次。自从2016年开始使用微信之后,他便开始接收来自青岛国安纪杰和广东国安李明(微信昵称唐长老)的微信指令。


FBI于2017年8月开始对王书君进行调查。在法拉盛的一家餐馆,FBI探员伊格(Garrett Igo)通过翻译询问他是否与中国政府人员有联系,王书君矢口否认。他声称自己避免与任何中共官员接触,并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够自由进出中国,是因为他所在的胡赵基金会并不公开反共,其宗旨是“纪念胡赵、推动民主”。而胡赵是共产党的前领导人,属于改革派。


纽约机场拦截:揭露与国安的秘密联系


2019年4月12日,王书君再次遇到FBI探员伊格,当时他刚从中国访问完北京、天津、青岛后回到纽约。在JFK机场,他被海关官员带到小隔间问话。王书君表示,他希望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将军的电视剧,正在寻找投资人。他并再次撒谎,否认与任何中国政府官员有接触。


当被警告做虚假陈述可能会面临指控时,王书君表示“你们随便搜,我不在乎”。结果海关官员在他的黑色笔记本上发现了多位中国官员的联系方式,包括中领馆侨务处主任董海荣、青岛市侨务办公室副主任陈春雷、杨利亚,广东国安贺峰主任和李明,以及青岛国安吕处长和纪杰科长等。


海关又从他的行李中发现一份包含64名民主活动人士的姓名和联系信息的手写文件,上有香港前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纽约香港维权组织NY4HK负责人杨锦霞等人。


这些发现引发了对他的进一步质疑。王书君解释说,他携带这份名单是为了通知开会之用。探员追问,“你在中国打电话给海外民运的人?这不合理呀。”他显得支支吾吾,仅表示曾想过“不安全”。


香港反送中运动、FBI钓鱼取证


2019年4月的机场搜查,正值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约一个月。美国后来发现,许多香港民主人士频频被中共逮捕。


最终,FBI决定采取行动。2021年7月31日,一名华人青年(陈探员)敲开了王书君位于康州Norwich的家门,声称来自中国,并表示“国安那边的贺主任”派他来捎个口信。王书君询问是哪个贺主任?陈探员说:是贺峰。王书君便请他进屋,随后双方的对话都被录音。


陈探员假扮是负责IT的大陆国安人员,建议王书君删除某些文件以防美国方面的调查。王书君同意删除文件,并向探员透露,自2005年起,他一直写给青岛国安纪科长的“王氏日记”,以及自2016年起写给广东国安贺主任的“威廉日记”。他还表示,如果被他们(FBI)抓到并质问,他会声称这些日记的内容已在报纸上发表过。


王书君向卧底探员解释说,“威廉日记”包含了关于香港的内容,因为贺主任在广州,离香港很近,而他本人是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的好友。贺主任曾委托他与该候选人共进晚餐,以收集信息并向贺主任报告。


王书君还提到,他与何俊仁关系良好,曾经花费4,000元在香港请他吃饭,讨论香港选举的看法,这也是应贺主任的委托。自2008年起他就认识何俊仁,每次去香港也都宴请何俊仁。


71岁的何俊仁,于2021年9月在香港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及关押。


FBI捅破王与中共国安秘密接触


在陈探员进行“钓鱼取证”两周后的2021年8月11日,FBI的伊格探员第三次访问了王书君的康州住所。王书君最初否认与陈探员互动,并否认与中国国安有任何接触。但在伊格出示证据后,他最终改变了说法。


伊格探员向他展示了一张青岛纪杰等三人身着国安制服的合影。王书君对这张照片感到惊讶,认出其中一人是纪杰,他说:“我认得他,见过他几次,但他从来不穿制服!现在我知道他是国安的一个小科长,叫纪科。”


然而,王书君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的却是“青岛纪处长”。面对伊格的追问,王书君辩称,这样写是为了让纪杰开心,因为中国人都喜欢把官衔夸大。


法庭对决:揭露双重人生与认知差异


王书君的辩护律师扎卡里(Zachary Margulis-Ohnuma)将王书君描述为“根本不具备间谍素质”的学者,在中国没有查证国安的身份,在美国也轻信了假扮成“中国国安”的FBI探员。扎卡里主张,王书君分享的信息并无秘密,不具价值,不能定罪。


然而,检察官指出,根据“外国代理人”法律,只要是在中共指令或控制下行事,不论造成的危害大小,均构成犯罪。


审理此案的美国第二巡回法院法官陈卓光(Denny Chin)也多次提醒被告律师,法律关注的是行为本身,即使是在外国官员的指示和控制下卖一颗柠檬,也属于外国代理人的行为。


美国法律要求所有“作为外国政府代理人行事”的人必须向司法部长登记和定期报告,以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空间,并保持对外国专制政权的“跨境镇压”和境外势力影响的透明度。


王书君在庭外分发的材料中,提出了与辩护律师不同的叙述,将此案描述为“和平演变中国的理论之争”,他对美国社会法治的理解可谓“自说一套”,包括将检方证据视为“完全虚构”。这显示了他与检方(美国政府)之间的巨大认知差异,他的思想与检方格格不入,他也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陪审团裁决后,法官对王书君说,他若想上诉仍有权申请CJA,以继续获得政府资助的辩护律师。CJA指官司由政府为贫困的被告买单。


王书君的两名律师扎卡里和董克文表示,明白外国代理人法律是一条非常广义的法律,惩罚的是隐瞒美国政府充当外国代理人,下一步他们将写求情信以求减刑,尽量让76岁高龄的王书君免受联邦监狱系统之苦,至于是否上诉,以后再说。


法官定于明年1月9日为王书君量刑,他可能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


美司法部连环打击中共代理人间谍活动


无独有偶,在王书君案开审前一周,美国司法部对另外一起类似的中共代理人在美国的间谍活动采取了行动。


2024年7月24日和25日,司法部相继宣布了三起与中共代理人有关的认罪和起诉案件。首先是去年5月被捕的两名洛杉矶亲共侨领陈军和林峰,他们在纽约联邦法庭承认贿赂美国国税局官员,协助中共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活动。


几乎同时,美司法部在7月24日指控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归化公民李平,长期秘密为中共提供在美法轮功学员、异见人士和相关组织的信息。如果这一罪名成立,李平将面临高达15年的监禁。


这些案件反映了中共在美国搞“群众运动式”渗透活动的猖獗,试图通过贿赂和情报收集来打击异己力量。而美国政府也加大了打击力度。


在8月6日王书君被陪审判罪当天的声明中,FBI国家安全分部执行助理主任威尔斯(Robert Wells)表示,“这次定罪凸显了FBI对抗击间谍活动的决心,将那些为中(共)国利益收集美国活动家信息的人绳之以法。”他表示将继续追查并惩处那些从事此类活动的人。


远离中共 避免被操控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表示,将王案与此前已定罪的江苏国安徐延军、中共海外猎狐被告朱峰等案件结合起来看,“不难发现,美国政府正在全面打击中共在美国的渗透活动。无论是军工情报、反对异己还是民运情报,都遭到了美国当局的严厉打击。”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表示,王书君案件表明,“过去在美国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的时候,这种行为似乎无伤大雅,许多脚踩两只船的人过得非常风光,吃香喝辣的。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为那个政府服务,如今对美国而言,(中共)已经成为敌对国家。尽管它被定义为竞争对手,实际上已经是敌对国家。”


他指出,对于那些与中共专制政府打交道的“双面人”来说,现在就是一个警讯:“一旦这些人回到中国,美国这边是没办法真正追踪的,比如他们见了谁、收到了什么补偿。中共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那么这当然是美国不能允许的,希望这些人能够改弦更张,不要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


他进一步表示,这一案件突显了美国在反间谍行动中的领导作用,“在民主国家中,美国在这方面是领先的。无论是学界、科技界、侨界还是学生会,美国都不会放松对于那些按照中共指令行事的人的追踪和惩处。”


曾亲历六四运动的时政评论员邢天行表示,王书君的案件让她联想到东德时期的告密者,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而这些人中大多数在后半生都对此感到羞耻,“王书君感觉不到自己在与邪恶起舞,无视了他对他人的伤害和道德破坏,是自欺欺人。”


她说,王书君的案件提醒我们,中共的邪恶本质不仅仅是体现在其政策上,更在于它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操控和腐蚀他人。只有深入了解中共的本质,才能警惕并远离其影响。阅读《九评共产党》等揭示中共真相的书籍,有助于清除头脑中的共产主义毒素,防止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或加害者。


谢选骏指出:人問“是民运人士还是间谍”?我看“民运人士”想做生意,只能變成一個间谍。否則生意肯定沒戲,不被攪黃算是離奇。至於回國的“生意”,那就更加危險,變成了“死路”還不離不棄。

人説——

纪杰继续说:“最近从老先生那里得知,博树(音)和卫东(音)已通过申请获得资金,正好可以结合你们基金会申请资助的事问他们。你们最近不是要开会吗?可以用咨询的方式,私下与他俩单独谈话,询问申请时机、联系方式、授予金额、资金可用性等关键信息。上次跟老板见面,他说如果你能参与他们的出版工作会更好。”王回复说:“好!知道了!”

2016年11月22日,纪杰进一步指示王:“这次(胡赵基金会11月26日开董事会)的会议至关重要。首先,请确保由你来联系姓赵的台湾人,并尝试参与他们的活动,以便完成吕老板交代的任务。其次,一定要问博树和老忠,了解他们从老赵那里具体怎么拿钱的。老先生写书的事同样重要,这涉及到阿涛与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之间的沟通问题。期望此次会议能有实质成果,好让我能向老板申请更多支持!”


我看——上面這些人,爲老不尊,毫無廉恥;明明過了退休年齡,還要繼續爲錢賣命。這就是原罪的體現,無神論者真的無可救藥了。所以我説,沒有什麽都可以,就是不能沒有上帝。不信的話,好好讀讀《約伯記》!


谢选骏:六四屠夫邓小平——共产党的死亡遗产



《邓小平120周年纪念日:中国高调回顾邓的执政遗产,习近平的改革开放能否比肩?》(2024年8月22日上午9点51分)報道:


8月22日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当天依循每逢10年纪念的惯例,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在会上高度评价邓小平“功勋彪炳史册、永励后人”,并表示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此前几天,中国官方已开启密集纪念的过程——各级党媒发表纪念文章,中国邮政发行纪念邮票,邓小平的家乡举办纪念书画展,关于邓小平的书籍和电影也集中在八月发行和上映。


中共中央军委也于本周一举办“全军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赞扬邓小平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丰富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一篇新华社特稿将习近平称为“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受访专家也注意到,官方叙事中愈发频繁地把习与邓比肩。


在此背景下,BBC中文采访中、美、台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探讨一个跃然纸上的问题:习近平是否会成为与邓小平比肩的中国领导人?


被删稿的“改革家”长文


“近年来中共将习近平塑造成与毛泽东、邓小平比肩的领导人的趋势十分明显。”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这一判断并非无源之水。


一个多月前,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当天,新华社刊发特稿《改革家习近平》,文章中称,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他们肩负相同的使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


文章提到,习近平的改革情结一以贯之。上世纪60年代末,他不满16岁下乡插队,在陕北黄土高原贫瘠的梁家河村劳动七年,经常挨饿,那时他的愿望就是让乡亲们吃饱饭。而且习近平对后来邓小平发动改革的初衷——中国“不能再穷下去了”深为认同。文章还说,同邓小平一样,习近平的改革动力也来自人民的期待。


文章进一步指出,邓小平1978年通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2013年习近平主导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


不过这篇近万字的长文刊发不久即被删除。具体原因不详,引发了各方种种猜测。


另一篇备受瞩目的稿件为中共党刊《求是》8月发表的《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其中称,“邓小平,一个铭刻在亿万人民心中不朽的名字”,还提及习近平曾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誉为“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


在该文的后半段,还把二十大之后习近平频繁提及的“中国式现代化”,归于邓小平的发明——“邓小平同志亲切地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命名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习近平上台的十八大、刚刚结束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行链接,称为中国“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过程中的三个重要节点。


历史对邓小平的评价,从不缺少争议。他一手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也造成政治改革的停滞。回溯改革开放40年,这个庞大国家的成与败,似乎都与邓小平密不可分。


习将毛邓执政资源集于一身


有不少学者认为,习近平与邓小平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角度不同。


“邓小平和习近平都是忠实的共产党人,邓小平有四个基本原则,习近平力主勿忘初心,对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政权的根本立场完全没有两样。”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Miles Yu)向BBC中文表示。


在特朗普当政时期,余茂春作为国务卿蓬佩奥的顾问,被美国媒体称为在美中关系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他也因此受到中方舆论的激烈攻击。


余茂春进一步批评称,说邓小平或习近平是改革家也是牵强附会的,共产党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根本制度需要改革,而“改革开放”的基本设计原理是迷惑自由资本主义世界,让西方的市场和技术来为一个共产国家受益。


关于习与邓的相似之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中国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安德鲁·默萨(Andrew Mertha)向BBC中文用一句话总结——邓小平和习近平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体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默萨说,“我敢说他们对民主的看法比一些人想象的要更趋同。他们还有相似之处在于都依赖于建立制度和流程,能够抓住机会塑造他们所面临的政治需要的规范,而不是推翻体制——在这方面,他俩与毛泽东有很大不同。”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的观点则反映出一个更为复杂的侧面——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执政道路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前者是革命的倡导者,而后者的改革开放路线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左右撕裂日益彰显,外界也一直猜测中国究竟要走左右哪一条道路?究竟是回归毛时代的革命诉求?还是延续邓时代的改革开放?


马钊认为,习近平所做的是试图将毛邓二者集为一身成为自身的执政资源。


习近平本人多次强调,在共和国历史中,毛时代的前30年和邓时代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


至于“改革家”的称号,马钊也认为,这是习近平试图将毛与邓相结合的一种努力,一方面表明还是要走改革道路,并非要彻底回归毛时代,即所谓开倒车;同时,他的改革也是针对邓时代改革开放中产生的弊端。换言之,习近平的改革并非是邓时代的自然延续,而是要开创一个新的中国发展道路和新的世界格局。


中共的官方叙事似乎也在印证马钊的观点。


在中共建党百年纪念期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百年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前两个阶段,由毛泽东领导;第三个阶段,由邓小平领导;而第四个阶段,“新时代”的起点是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


在此语境下,习近平不仅与邓小平并列,而是在中共百年历史的维度下,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并列。


习与邓的不同之处


但习与邓,终究面临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国际形势,性格和经历也不尽相同,有专家指出,他们在一些决策理念和执政细节上差别甚大,有时甚至是对立的。


安德鲁·默萨(Andrew Mertha)认为,两人的主要区别是,邓小平乐于授权,而习近平似乎相反。其次,邓小平利用了他所释放的创造力,使中国变得富强,而习近平似乎更倾向于微观管理。邓小平对一个更加杂乱无章的中国不甚介意,而习近平则无规矩不成方圆。理性的人可能会对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与过去的现实,或者它们反映出不同的领导风格存在分歧。


无论在官方语境,还是舆论印象中,邓小平与中国的经济成就紧紧绑在一起。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展现出不俗的经济潜力。因此到访中国的外宾常对邓发展经济的能力表达赞叹。而邓小平的前任翻译张维为则回忆称,邓在听到这样的夸奖时,往往会说,“在经济问题上,其实我是个外行,即使我讲一些话,也是从政治的角度讲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是我提出的,但如何搞改革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懂得并不很多,我总是从政治角度谈经济的。”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研究员宋文笛向BBC中文表示,习邓二人皆以复兴党和国家为己任,同样号召改革开放,然而路径略有不同——


邓小平时期提倡“解放思想”释放社会的活力,习近平新时代则呼吁“思想统一”,进而统一意志和行动,以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邓小平时代似乎更重视开放,习近平新时代则似乎更注重改革;


邓小平年代讲究“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即是好猫”,只要专业,在不碰触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红度可以存在一定的弹性。

习近平则在 2021年清华大学110校庆前夕,再度强调“又红又专”的重要性。


默萨还提到,鉴于习近平近年来一直试图降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我觉得这一切都有点牵强”。


这种观点背后一起广受瞩目的事件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2018年9月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引发的争议。


讲话之际正值习近平成功修宪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邓朴方对残疾人工作着墨不多,却反复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称那时为一个”大时代“,讲话也未提习近平的”新时代“,他还说,“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


这篇文章被国际媒体解读对习近平道路的不满,很快不仅讲话稿被删除,中国残联网站也一度无法登录。五年之后,残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邓朴方卸任“名誉主席”,告别了这个他一手建立并工作了35年的机构。


那么习近平是否真的能在官媒帮衬下,取得与邓小平相当的历史地位?


默萨不这么认为,“任何后继领导人都不可能拥有与长征一代相同的历史地位。 此外,邓小平在中国政治中的关键作用始于1978年之前很久很久。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对2012年之前的习近平说同样的话。”


他说,习近平试图将自己与邓小平并列,这确实具有政治意义。 在这种观点中,邓小平和习近平是改革时代的书立(bookends)。习近平的历史地位(有别于政治地位)最终能否接近邓小平,时间会证明一切,“但我有些怀疑”。


如果当下掌权者为邓小平,会怎么样?


将这个假设性问题抛给专家,或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习、邓二人,以及他们对于中国的意义。


最显而易见的对比是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是“韬光养晦”还是“战狼外交”?


马钊表示这个问题需要拉长维度来看,1990年代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再加之冷战后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体系,经过30年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实很多国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试图改变或挑战这个体系,而中国的崛起和改变世界格局的努力,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这也是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当然,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庞大,而且一向是美国眼中的“好学生”,如今却一跃成为欲与美国比肩的竞争者,而且态度坚决,的确令美国一时难以适应。


余茂春则认为,邓小平的基本战略是”韬光养晦”,其实根本不是和平友好,自由开放,而是卧薪尝胆,用国际统战换来的”战略机遇”来发展实力,等到国力增强,就会同样地搞东升西降,在国际上寻衅滋事,欺侮霸凌,和习近平现在做的差不多。所以邓小平和习近平不是两个不同的品种,习近平实则是邓小平的逻辑后继人。


1992年邓小平南巡,通过一系列讲话和表态,迫使江泽民公开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开放40年:邓小平究竟给今日中国留下什么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经历颇多,从经济快速增长到近年的困境,从应对疫情的清零政策引发巨大争议,到俄罗斯专制主义崛起,再到美国对其单极地位管理不善带来的地位下降。


默萨认为,习近平的才能之一是有效应对世界的变化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而上述变化确实表明,摆脱“韬光养晦”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不应忘记,邓小平曾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发出了强大的声音。” 默萨列举称,在美国,有时会被邓小平1979年访美的表面现象所干扰,而实际上,正是邓小平于1973年在联合国发表了关于 “三个世界 ”的演讲,是他让基辛格在谈判中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是他向撒切尔夫人明确表示香港绝对会回归中国,当然,也是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结束历史性峰会数周之后,命令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


宋文笛的观点则稍有不同,他认为,历史有其必然性亦有其随机性。并不是每个选择都是必然。例如在中共二十大提出的命题“意识形态安全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平衡”就有可能因为领导层的组成不同而有所不同。


谢选骏指出:上文隻字不提邓小平一手製造的“六四屠殺”,可謂喪心病狂矣!而在我看來,“六四屠夫邓小平”——正式共产党中国的死亡遗产。


高瑜@gaoyu200812:


鄧小平廢除終身制了嗎?


中共的極權體制是毛澤東創立的,這個體制對於黨的最高權力者,體現出兩點:1,大搞個人迷信,全黨全國一人說了算;2.領袖實行終身制,死了,權力才結束。但是名字仍舊寫進憲法。

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實際就是把極權的終身制推到了頂峰。


1977年,鄧小平被華國鋒、胡耀邦解放出來,恢復了文革中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四個職務。但是他並不滿意,他覬覦的是毛澤東的終身制。


1978年底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因出訪5天,回國後知道胡喬木為他起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發言稿已經不能用了,他讓胡耀邦為他找來于光遠等四人,匯集了會議各組簡報的閃亮點和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的平反結論,為他重新起草了大會發言稿 。這個發言稿竊取了三中全會會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的成果,歸給他一人,鄧小平從而掌握了黨的最高權力。


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鄧小平違背4千人大會黨的高級幹部的意志,通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對毛澤東只做“七三開”,提出必須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為延續毛澤東的終身制做出了黨的決議。


82憲法是為鄧小平量身定制的。

該憲法規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每屆任期五年,連續任職皆不得超過兩屆的任期限制,一直被吹捧為鄧小平取消終身制的法律依據。

但是82憲法廢除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帥軍隊的規定。設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武裝力量,組成人員與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等同。對國家軍委主席的任期並無限制。因為十二大鄧小平擔任了中央軍委主席,1983年第六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鄧小平還要“當選”為國家軍委主席,82憲法是用憲法條文保障了他的終身權力。


正因為鄧小平實際繼承了毛澤東的終身制,他才可以一連拿掉一個中共中央主席,兩個黨的總書記。他才可以進行六四大屠殺,終止了80年代的改革。大屠殺之後他在國際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雖然辭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但是仍舊可以以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身份進行南巡,開闢悶聲發大財的權貴資本主義道路。


沒有鄧小平在82憲法埋下終身制的禍根,2018年修憲,就不可能輕易删除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 “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黨和國家最高職務就可以連任,以至終身。


谢选骏@xxj2040:


鄧小瓶子退居二綫

四個堅持終身獨裁

不惜八九六四屠城

摧毀共產主義陣營

鄧小平——不孝子、不忠臣、不義人,是歷史的矮鬼。


谢选骏:海峡两岸的合作范例——“中国”特务唐元隽出賣民運


《美籍华人被指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 监视在美民运人士被捕》(弗林)報道:


美国司法部2024年8月21日发布新闻稿称,一名纽约男子被指控充当中国政府在美国的非法特工,他被指控监视中国民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


美国司法部称,现年67岁的唐元俊(Yuanjun Tang)至少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在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指示下充当中国特工。美国司法部称,唐元均向中国国安部情报官员提供了被中方视为“可能不利于”其利益的个人和团体的信息,其中包括在美国的著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


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称,唐元俊帮助中国国安部渗透了许多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使用的加密信息应用程序上的群聊。唐元俊还被指控向美国联邦调查局作虚假陈述,他声称自己无法再访问一个用于与其中国国安部接头人联系的电子邮件帐户。


美国司法部指出,唐元俊是一名前中国公民,曾因从事持不同政见者活动而入狱。他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后来成为美国公民。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未能联系到唐本人置评。



《六四政治犯遭指中国特务 唐元隽是谁?》(德国之声 2024-08-22)報道:


中国民运人士唐元隽曾因声援“六四”而被中国政府判刑20年,后来游泳逃到台湾,在台湾协助下到美国定居。在美持续从事民主运动的他,如今却被发现跟中国国安部有往来,甚至接收指令、监控海外异议人士。


参与过“六四”、曾逃到台湾的中国民运人士唐元隽,週三(8月21日)在美国纽约被捕。美国司法部指控唐元隽是替北京服务的特工,在中国国安部的指示下,监视海外民主派与异议人士。


根据美国司法部声明,唐元隽在美期间持续参与反共与民主倡议活动;然而,2018年至2023年6月,他却成了中国特务,透过电子邮件、加密信息和语音与视讯通话等方式接收指令,且至少曾3次与中国国安部官员实际见面,又帮助其渗透进民主人士的聊天群组。


美方称从唐元隽的电子装置和帐户找到许多证据,显示唐元隽曾搜集影像与文件,传送给中国国安部。


此外,唐元隽还被控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做虚假陈述,声称他已不再能存取他涉嫌用来跟中国国安部通信的电子信箱。


除了虚假陈述之外,唐元隽背上的指控还包含“未事前通知美国,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若所有罪名都成立,他最高可能面臨20年刑期。


唐元隽是谁?


67岁的唐元隽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长春,曾是汽车厂工人和工程师;闲暇之余,他与其他工人共同组织“民主沙龙”,讨论政治与社会民主化议题。他曾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采訪,自述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从电视上看到北京的学运,便与其他工人发起游行,“主要是抗议政府用暴力的手段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


因为声援“六四”,唐元隽遭控“反革命罪”,重判20年徒刑;1997年,他的刑期减轻为8年,同年获释。从唐元隽出狱到2002年这段期间,他继续在中国从事民主运动,还参与筹办“中国民主党”,因而时常遭受政府人员的关切与骚扰。


2002年10月,唐元隽选择游泳偷渡到金门大胆岛“投奔自由”,向台湾寻求政治庇护。


非政府组织“台湾人权促进会”当时积极声援唐元隽,并以彭明敏、史明等台湾民主倡议人士也曾受惠于他国政治庇护为例,呼吁台湾政府提供唐元隽政治庇护,而非将他遣送回中国。不过,由于台湾缺乏难民庇护机制,最初仅以偷渡客处置方式,将他安置在收容中心。


此案曾在台湾掀起“反共义士”与“偷渡客”的定调之争;台湾人权促进会抛出质疑:台湾以“人权立国”,“对于逃避迫害而来的人们,我们是否愿意并有能力给予适当的人权保障?”


最后,在台湾的协调、加上王丹、胡平等海外异议人士发声与游说之下,唐元隽在台湾大约1个月后,便转往美国定居,随后归化美国。


民运人士变成中国特务?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美国调查人员发现唐元隽曾在2018年尝试返回中国探亲,随后被引荐认识一名中国情资官员。该官员要求唐元隽搜集中国异议人士的资讯;在两人确立伙伴关系之后,该官员还曾付钱给唐元隽的亲友。


美国检方称,唐元隽涉嫌把2021年一场在纽约举办、纪念天安门事件的活动资讯,透露给中国官员;2022年,他遭控把一位在美国参选国会议员的华裔人士竞选团队和募款信息,告诉中方。


在2023年6月3日的一封短信中,中国情资官员还曾要求唐元隽“这个月再认真一点”、“最大限度优先寄一些新的东西过来”。


2019年至2023年,唐元隽据称曾三度在澳门跟中国官员会面。美国检方称,他的手机甚至被安装了特殊程式,会把所有照片、截图、语音备忘录都立即传送给该中国官员。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不了解此案细节”,称中国要求其公民在海外应遵守对方国家的法律,且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的无理诽谤和抹黑”。


海外民主倡议人士怎么看?


唐元隽被捕一事,在海外民运社群掀起一阵波澜。民运人士王丹在X平台表示“震惊”;另一位民运人士徐水良则称:“我相信唐元隽应该是在国内就向中共屈服,然后渗透海外。否则,不可能仅仅为了一个探亲问题,就去当中共特务线人。”


曾替“709大抓捕”案被捕律师辩护的人权律师陈建刚写道:“又是一个头顶光环、挂满各种名誉标签的人物。不要怪中共邪恶,背叛与出卖绝对来自于个人的无耻下贱与卑劣。”


事实上,近期不只一位海外民运圈人士被美国起诉。今年7月底,76岁的华裔美籍男子王书君在纽约受审;美国检方认为,王书君过著“双重人生”,表面上是支持民主的学者、民运人士,实际上却利用自身在纽约侨界的影响力,搜集海外倡议者的资讯,把他们出卖给中国政府。


根据美国检方,王书君在2005年到2022年间受中国国安部指示,以香港民主人士、台独人士、维吾尔和西藏倡议者为监控对象。他的律师替他辩白,主张他跟中国情报官员往来,目的是争取这些人支持民主运动。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批评北京透过跟监、恐吓、骚扰等方式,“跨境镇压”海外民主倡议者和留学生。去年还有一位曾任职于纽约的警察,因协助中国政府恐吓、追捕“逃犯”而被美国定罪。


刘刚@LiuGang8964:

FBI又逮捕一位中共间谍唐元隽——我同唐元隽曾经一道被关押在凌源第二劳改队。早在监狱的时候,我就同其他政治犯多次说过,唐元隽是中国的密探。我在我过去的文章和推特中,也多次说过唐元隽是共谍。我特别提醒海外很多同唐元隽又密切接触的人,警告他们防范唐元隽。


谢选骏@xxj2040:

如此説來,他“偷渡台灣轉赴美國”,就是“兩岸合作”的結果了?

進一步看來,“中国特务”唐元隽的出現本身,就是“海峡两岸二十年合作的范例”——可謂“祖國統一”的第五縱隊矣!

谢选骏:把法轮功組織送上美國法庭


《关于法轮功运动,你应该了解的》(NICOLE HONG, MICHAEL ROTHFELD, TIFFANY MAY 2024年8月16日)報道:


每当神韵艺术团到访,这些海报就会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店面,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海报上是身穿飘逸服装的优雅舞者,承诺让人们一睹“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


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是法轮功精神运动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法轮功30年的历史包括在中国遭受残酷镇压、声称其成员被摘取器官,以及持续至今的跨国镇压运动。

自30年前在中国创建以来,法轮功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海外华裔移民和非华裔学员的追捧。他们盛赞法轮功的冥想练习有益健康。

由于法轮功运动称其没有正式的会员制度,因此很难获得其追随者人数的准确估计。法轮功的新闻部门称,其在100多个国家有追随者,其中约1万人居住在美国。

关于法轮功运动、它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以及它与神韵之间的联系,以下是你需要知道的:

该运动于20世纪90年代由前粮食供应公司工作人员李洪志在中国创立。


法轮功是如何创立的?

1992年,一位名叫李洪志的前政府职员开始在中国各地演讲,介绍一种名为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的全新精神修炼方法。


当时,以能量为基础的古老运动气功正在风靡全国,这是试图消灭传统文化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后,中国宗教生活复兴的一部分。

李洪志规定了一套修习方法,包括双手和双臂的缓慢运动,目的是让能量在体内循环。法轮功信徒通过在公园里做操、打坐和阅读李洪志的文章(被称为“学法”)来练习。

在采访中,法轮功现学员和前学员说,李洪志给了他们生活的目标感,为他们提供路径,帮助他们成为更有道德的人。许多人说,开始练习法轮功后,他们的疾病痊愈了。

从1995年开始,李洪志在澳大利亚悉尼和巴黎等城市举办海外讲座,吸引了全球追随者。几年内,他与家人定居在纽约的新家,以那里作为总部指导这项运动。

法轮功的信仰体系是什么?

法轮功的核心信条是“真、善、忍”。

李洪志在他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解释说,这种修炼方法融合了佛教的某些方面。他教导追随者消除执念,关注内心而不是责怪他人。修炼的目标是开悟。

许多法轮功学员在生病时尽量避免就医。李洪志教导说,负面的业力会导致疾病,只要受苦,坚持他的“修炼”方法,就能消除业力。他说,真正信奉他教义的人无需治疗就能祛除体内的疾病。

李洪志的教学中还包含神秘元素。他说,高级修习者可以发展出超自然的能力,比如悬浮和穿墙透视的能力。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李洪志的教义带上了末世色彩。他经常谈论练习法轮功如何能在“末世”将人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许多法轮功学员把自己的孩子选中参加神韵演出视为一种神圣的荣誉。


中国政府如何看待这场运动?

1999年4月,1万多名法轮功信徒在北京共产党领导层的围墙大院外举行了和平集会。法轮功动员信徒的能力让中国的统治者深感不安,他们对任何自己无法控制的组织都心存戒备。


那次集会之后,当局取缔了法轮功,并对已经移居美国的李洪志发出逮捕令。党报头版文章将法轮功称为“邪教”。该运动则坚决否认自己是邪教。

据人权观察组织报告,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入狱或劳教。人们在拘留所里遭到殴打,直到他们放弃信仰,许多人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

中国官员否认法轮功学员曾遭受酷刑。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学员“不断死于中国官员之手”。

法轮功还表示,当时在狱中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国政府大规模摘取器官计划的对象。

中国官员承认,死刑犯的器官是中国医院器官移植手术的主要来源,但对摘取法轮功学员或其他被拘留者器官的指控予以否认。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林伟(Nicholas Bequelin)对使用囚犯器官的情况进行了记录,他和其他中国人权领域的顶尖专家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对法轮功学员以获取器官为目的系统处决。他说,和其他中国囚犯一样,一些法轮功学员如果被处决或死于狱中,他们的器官可能会被摘除。

2015年,中国下令禁止摘取死刑犯器官。

这场迫害与神韵艺术团有何关系?

2006年,李洪志帮助创建了神韵艺术团,部分目的是让更多观众了解这场迫害。他亲自负责管理这个团体,许多学员认为子女被选为演员是一种神圣的荣誉。神韵表示,其使命是复兴共产党接管中国后遭到破坏的传统文化。

在两小时的演出中,神韵的一些舞蹈片段展示了法轮功学员被装扮成中国警察的舞者殴打,还有他们鲜血淋漓的内脏被装进盒子的场面。

自从迫害开始以来,攻击中国政府一直是李洪志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他告诉他的追随者,他们有责任“讲清真相”,包括敦促人们观看神韵演出。


中国是否仍在针对法轮功?

是的。上个月,两名男子在纽约认罪,承认贿赂一名被他们视为国税局特工的人,这是针对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计划的一部分。两人承认自己是非法的中国政府特工。据曼哈顿联邦检察官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取消由法轮功学员经营实体的免税资格。

据法庭文件引用的联邦调查局走访显示,两人还对位于纽约州奥兰治县法轮功总部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

在另一起近期案件中,佛罗里达州联邦检察官指控一名男子向中国情报官员提供有关美国法轮功成员的信息。

中国政府雇员此前也曾试图阻止神韵的演出。

据神韵演出预订主管达伦·霍尔称,神韵的演出在圣路易斯皮博迪歌剧院(现名为斯蒂费尔剧院)上演几年后,芝加哥的一位中国领事官员曾到访该剧院,敦促剧院不要让该团体在剧院演出。


霍尔在接受采访时说,该领事官员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只是说在中国,法轮功成员会在建筑物外喊口号,有时还会阻塞道路交通。霍尔拒绝了他的要求。


谢选骏指出:人説“关于法轮功运动,你应该了解的”——我看其中的敘述表明,关于法轮功运动,這篇文章只懂皮毛,可以説是完全不瞭解。那麽,怎樣才能瞭解法轮功运动呢?我看,這就需要“把法轮功送上法庭”,進行公開的審理。否則,永遠是黑箱作業的一筆糊塗賬。


《关于时报对神韵艺术团的调查,你需要知道的五个要点》(NICOLE HONG, MICHAEL ROTHFELD 2024年8月16日)報道:


神韵在年轻表演者在龙泉寺接受训练,龙泉寺位于纽约州北部,占地约160公顷。


神韵艺术团是一个享有国际盛誉的中国传统舞蹈乐团,每年数以百计表演者在世界各地巡演,资产超过2.65亿美元。但《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该艺术团的成功令年轻演员付出了高昂代价,其中许多人还是青少年。

在对25名前舞者、乐手和指导老师的采访中,时报发现,神韵的表演者受伤后经常被劝阻不要就医,而且往往工时长、工资低,同时还受到精神虐待和操纵。

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旨在传播法轮功的信念,法轮功是起源于中国的精神运动,二十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神韵的表演者在纽约北部生活和训练,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家人习练法轮功。


许多表演者说,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和精神领袖李洪志的崇敬,他们把自己推向极限。他们把李洪志视为成永生神和宇宙的创造者。

如今70岁出头的李洪志于2006年参与创建了神韵。他和其他管理者一起监督神韵在纽约州卡德贝克维尔一个占地约160公顷、名为“龙泉寺”的僻静院落中的训练。表演者们被教导要用“师父”来称呼李洪志。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接受时报采访的表演者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小群体”, 他们对该舞团和宗教运动的描述是“以怪异和夸张的方式”歪曲的现实。

以下是调查得出的五个结论:

许多表演者在十几岁时就加入神韵,一直到成年。

许多学员将在神韵表演视为神圣的荣誉,因为李洪志曾说,神韵表演是他把人类从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拯救出来的使命的一部分,这些表演将他的教义呈现为美德,将中共呈现为邪恶。他说,观众可以通过吸收神韵的信息而得救。

《纽约时报》采访了从12岁就开始随神韵巡演的前表演者。搬到龙泉寺后,他们在法轮功的寄宿学校飞天艺术学院学习。龙泉寺建筑群内还设有一所学院,设有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

没有特别许可,学员们不能离开学校,通常只能在一年一次、为期两周的暑假期间见到父母。

表演者带伤跳舞,不愿求医。


李洪志说,真正相信他教义的人无需治疗就能祛除体内的疾病。因此,许多法轮功习练者在生病时都尽量避免就医。

前表演者说,当他们在神韵生病或受伤时,教员告诉他们,这表明他们的精神领域出了问题。受伤的表演者被鼓励 “发正念”(李洪志规定的冥想技巧),以便痊愈。

前舞者们说,他们忍着膝盖骨脱臼、脚踝扭伤和其他伤痛进行表演,因为不想被批评对李洪志不够虔诚。

与许多其他大型表演艺术团不同,神韵不提供常规的理疗师或医生服务——尽管其舞者也要表演后空翻和其他包含芭蕾舞和体操元素的动作。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否认表演者受伤后往往得不到医疗照顾。

女舞蹈演员特别容易受伤,因为她们还不断受到要必须保持苗条身材的压力。前舞者描述称,在称体重时,教练会在同伴面前斥责她们,说她们胖。


表演者长时间工作,工资很低,甚至没有报酬。

这些学员表演者承受着繁重的日程安排,经常一天工作15个小时。

神韵的演出日程表显示,在前不久一次为期五个月的巡演中,该组织的八个剧团演出了800多场,通常一天演出两场。

许多前表演者表示,他们在巡演第一年根本没有得到报酬。接受时报采访的大多数前表演者表示,到25岁左右的时候,他们的年薪是1.2万美元或更少。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表示,该项目是合法的,支付给学员的津贴符合行业的标准做法。

神韵营造出一种恐惧的气氛。


前表演者说,李洪志和他的手下告诉表演者,他们在舞台上犯的任何失误都可能让观众下地狱。演出结束后,神韵的一些负责人会抓住失误不放,把它们说成信仰上的失败。

前表演者说,神韵营造出一种恐惧的氛围,加剧了对外界的不信任,并压制异见。学员们被禁止观看“普通媒体”,这是法轮功对未经其批准的新闻媒体的称呼。

神韵还对演员的感情生活施加控制。前表演者说,李洪志的妻子有时试图安排外国学员和美国公民交往,学员们认为这是为了让他们得到签证。

许多想要退出的表演者遭到威胁和恐吓。

神韵的负责人告诉表演者,如果他们离开,就会下地狱或面临危险,因为他们会失去李洪志的神圣保护。

七名前神韵表演者说,他们被告知,如果退出神韵,就必须偿还全额奖学金所支付的学费和食宿费,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万美元。他们说,并没有人去真正追讨这笔费用。


谢选骏指出:人説“《关于时报对神韵艺术团的调查,你需要知道的五个要点”——我看《紐約時報》并非法庭,難以根據其指控給予法輪功組織定罪——唯有按照其所犯行的所在地紐約州的法律和美國聯邦法律進行審理,才能定罪,並適當量刑。所以“把法轮功組織送上法庭”,是十分必要也是符合公平正義的。

谢选骏:基辛格这个外国代理人为何不能起诉

《基辛格为中共谋利 间谍嫌疑比许多华裔更大——不要过分强调中共间谍的华裔身份》(2024-09-28  Anders Corr撰文/原泉编译)報道: 部分媒体将焦点放在中共间谍的民族背景上,这是一个误区。最容易被中共策反的人是受“精英俘获”手段所影响的人,在大多数国家,这些人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