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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3日星期一

《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导论、第一篇——第四篇


《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



（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2001年—2010年，纽约）



谢选骏



出版说明



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8月23日报道：根据最新出炉的DNA检测结果：希特勒可能是犹太人或北非人的后裔。而北非人和犹太人在遗传学上、在体质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上，其实是具有相当重合的。



比利时记者让·保罗·穆德斯和历史学家马克·维尔米伦。这两个人根据希特勒家族的39位亲属的DNA检测结果，发现这39个人的DNA样本中都含有一种名叫“Haplopgroup E1b1b”的染色体，即父系遗传(Y-DNA)。希特勒的这些亲属中包括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奥地利农场主，他被确认为是希特勒的远房表兄。而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柏柏尔族人，以及生活在德国和西班牙的犹太人体内，希特勒家族的这种基因片断非常普遍。“人们可以据此推测，希特勒本人与这些他所强烈鄙视的人种存在某些联系。”



另外一位名叫罗尼·德柯特的基因遗传学专家说，他完全同意上述的判断，他认为希特勒的祖先可能来自于北非地区。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对于那些支持或者反对希特勒的人来说，目前尚难以预测这一新发现将会意味着什么。”德柯特说，Y-DNA基因片断有18%至20%发现存在于德系犹太人体内，有8.6%至30%发现存在于西班牙系犹太人体内。



简单地说，希特勒家族是个犹太家族，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纳粹头子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二战期间，他曾对犹太人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呢？



这就是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所要解释和描述的：“二十世纪的骗局”。



例如毛泽东及其兄弟，就是从“放印子钱”的高利贷业者，摇身一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整个是卜迦丘《十日谈》里的“圣·夏泼赖托”的复制本。



公证人夏泼莱托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亵渎神圣，可谓无恶不作，本该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是诡计多端、巧舌如簧的他，在举行临终忏悔时痛哭流涕地忏悔了两件微不足道的过失，不仅骗得了临终忏悔的修士的信任，而且被教会奉为圣者，成为“圣·夏泼莱托”。教堂为他建了神龛，男女老幼前来祈求消灾赐福。一场狂热的迷信活动完全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现在，趁着这项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成果的公开报道，我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一方面可以佐证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报告，另方面也能反过来：用这个最新的基因研究报告来证明我多年以来的研究所得：“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

（2001年—2010年，纽约）



谢选骏

题记



“黑格尔、达尔文、尼采，他们是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真正元凶。思想在杀人，语言比任何一种谋杀更为凶恶，思想在向英雄和群众复仇。”



──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论历史》（1943年）

目录



导论

声东击西：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第一篇

希特勒：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第二篇

纳粹主义与逆向殖民主义的兴起



第三篇

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第四篇

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希特勒



第五篇

复杂混乱病态的希特勒家族



第六篇

梅毒让希特勒成为世界强人



第七篇

犹太人希特勒的异化过程



第八篇

犹太人为何屠杀犹太人



第九篇

美国金融市场的希特勒



第十篇

希特勒何以钟爱海德里希



第十一篇

崇拜列宁的左派奋青希特勒



第十二篇

博学、自控、记忆力超群



第十三篇

斯大林遮掩希特勒遗迹



第十四篇

希特勒的战略：间接路线



第十五篇

犹太人配合日军在华建国



结束语

希特勒的教训及其后果

附录之一

《“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来龙去脉



附录之二

反纳粹记者的纳粹论述





导论



声东击西：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黑格尔、达尔文、尼采，他们是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真正元凶。思想在杀人，语言比任何一种谋杀更为凶恶，思想在向英雄和群众复仇。”──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论历史》（1943年）



戈特弗里德·本说得很好。但是戈特弗里德·本没有说出全部真相。因为戈特弗里德·本故意放走了一个最大的“元凶”──卡尔·马克思。



作为二十世纪革命灾难的头号元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本书即将揭示的事实表明：“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些学说，就和古代中国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极为面化的标签，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都是极为脆弱的。



而使得马克思成为元凶的，除了他的变态思想以外，还有什么呢？是德国犹太人的特殊身份吗？



据英国曼萨协会2005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人的智商指数平均106，犹太人的智商指数平均竟然是110，比中国人还要聪明，这是因为犹太人在“隔都”里长大，人数较少，受到定向的遗传筛选；所以在中国人里面，上海人的智商又是比较高的。此外智商的测定和教育还有一定的关系，无法完全排除文化的干扰；所以在中国人里面，大城市居民的平均智商要高于中小城市尤其高于农村地区。



长期隔离尤其导致受到异族围困的德国系统的犹太人智商高──爱因斯坦及马克思均为显例。此外还有哲学家斯宾诺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尔曼等人，这个名单一张纸也写不完。



2005年6月美国的《生物社会科学杂志》上，独立科学家格雷戈里·科克伦与美国犹他大学的贾森·哈迪和亨利·哈彭丁发表论文大胆指出，德系犹太人要比其它人类族群更聪明，而且导致这一结果的过程是社会性的“自然选择”。但是，这也使得德系犹太人也比大多数人更容易患多种遗传病，像泰萨二氏病和乳癌。可是，以前人们认为这些事实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智商高被认为是高度重视教育等社会影响使然；而遗传病则被看作是德系犹太人倾向于族内通婚这种遗传隔离造成的结果。



通过研究可以则认为高智商与疾病有密切关系：德系犹太人不同寻常的历史致使他们受到了独特的进化压力，进而导致了这种矛盾的状态。德系犹太人的历史始于公元一世纪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当反抗遭到镇压时，犹太难民四处逃生。逃往欧洲的后代成为德系犹太人。中世纪，欧洲犹太人遭到法律歧视，他们不得不从事与金钱相关的职业，如被人看不起或不准基督徒涉足的银行或征税工作；而且他们只能与邻居中社会地位较低的非犹太人通婚。科克伦博士认为欧洲犹太人从事的职业都是高度重视智力因素的职业。虽然现在很难证明这种重视智力因素中世纪就已存在；但是，这种重视在当代这类职业中是千真万确的。有多项研究表明智力因素与职业收入存在高度相关联系。



此外，历史记载能证明：中世纪，欧洲犹太人中职业成功人士比底层人士抚养的子女更多，这在非犹太人中也一样。把智力与成功的关联以及成功与生殖力的关联合二为一，你就具备了有利于智商提高的基因传播的条件。问题是这种智商基因确实存在吗？科克伦博士认为它们的确存在，而且正是这种基因引起了折磨德系犹太人的遗传疾病。这真可以说是“魔鬼的礼物”。



生育隔离的少数族群容易遗传疾病，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不断地与同一族群的远亲通婚，结果减少了基因多样性，因此一些疾病基因无一定规律地变得比较常见。但是，正是由于这个过程是非常任意的，它才意味着哪种疾病基因的频率加大是没有可信规律可循的。就德系犹太人而言，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当中最常见的十几种疾病基因基本上可以归结于两类：要么参与神经细胞中鞘脂类特殊脂肪的储存，要么参与DNA的修复。前者会引发神经性疾病，如泰萨二氏病、脑苷脂沉积病和神经鞘磷脂沉积病；而后者会导致癌症。



德系犹太人的某些基因如果以单份出现可以提高智力，一旦以双份出现就会引起疾病（原理为生物学中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虽然，科克伦博士还没有证明他认为的致病基因确实能够影响智力；但是某些基因的活动区域表面它们或许确实能够影响智力。鞘脂储存类疾病，如泰萨二氏病、脑苷脂沉积病和神经鞘磷脂沉积病，都涉及到连接神经细胞的凸起的多余生长和分叉。显然，这种生长和分叉太多的话就会引起疾病。但是，也有可能，仅有单份致病基因的人会出现比较有限的、但仍然加强了的凸起生长。这将有助于加强脑细胞之间的连接，或许因此导致智力提高。实际上，在脑苷脂沉积病的例子中，在三分之一能够活到成年的患者中，确实有证据表明完全发病的人拥有高于平均值的智商。根据一家专门治疗脑苷脂沉积病的以色列诊所的医疗记录，患者中的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和律师的比例多余一班人。



基因修复系统失灵会提高智力，现在还不清楚原因何在。虽然，陆续有证据表明有一种基因参与限制大脑的早期发育，但是这也许是该理论的薄弱环节。不过，该理论也有令人信服的地方：它对于拥有单份泰萨二氏病或脑苷脂沉积病或神经鞘磷脂沉积病基因的人会比普通人更聪明做出了明确而可检验的预测，认为他们的智商会比平均水平高出5个点。如果确实如此，它将有力地证明德系犹太人经历了偶然性的优生实验，而这为他们带来了智商上的优势。



而希特勒的祖父正好也是一个“德系犹太人”。事实表明，希特勒自己就是他自己后来想要予以灭绝的那种人──“四分之一犹太人”，所以他不想再生孩子，以免留下孽种。希特勒心目中应该灭绝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低能者”、“边缘人”、“社会寄生虫”甚至“梅毒患者”……就是他自己沾过边的人。那么，创造历史的希特勒是怎样完成了这一“自我否决的历史蜕变”的呢？多种迹象表明，造成这一蜕变的关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希特勒的这一蜕变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马克思主义，已经造就了苏维埃俄国这一吃人的怪兽。



据“美国版最新人种基因图谱”，德国人平均拥有5%的“阿拉伯基因”和5.5%的“东北非基因”，这两项基因都与犹太人的血缘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现在德国人已经混有了超过十分之一的犹太人血液。



但是，这毕竟还是比希特勒本人的超过25%的犹太血统为低。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自1933年起任德国总理；1934年起任纳粹德国的元首直至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他被公认为是二战的主要发动者。许多研究指出，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希特勒因此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反右运动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并直接策划和实施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种族灭绝活动。



纳粹的法律规定，具有四分之一以上犹太人血统的人，即为犹太人。希特勒在德国人普遍具有的十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基础上，还要加上这个自己特有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其犹太血缘的总量应该超过了三分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就是一个不可不扣的犹太人。不仅理论上的希特勒如此，实际上的希特勒也体现了许多犹太人的特点。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历史资料影片《少年希特勒》记载：



1、希特勒在家乡林茨的神秘初恋对象，经过专家考证，原来是一位犹太少女。（当希特勒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 。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尔法尔。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的、骑士般的。）



2、希特勒在维也纳卖画的主顾们大多为犹太商人，给希特勒出主意唆使他开始卖画为生的也是一个犹太人。



3、1918年10月，在部队里提议授予希特勒铁十字勋章的是一位犹太军官，而后来希特勒终身佩戴这枚勋章。



4、许多证据表明，希特勒在个人生活的领域是极度偏爱犹太人的，“希特勒政治上的反犹主义是他加入纳粹党以后才产生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希特勒喜欢犹太人，尤其喜欢犹太人的表演艺术家；但为了政治原因，他不得不和犹太人保持距离，甚至不得不出卖犹太人。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正是风行于犹太社会的“犹大人格”。



5、1919年4月7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和巴伐利亚农民联盟建立苏维埃共和国，12日至13日，巴伐利亚共产党通过武装暴乱夺取政权，后来受到巴伐利亚邦霍夫曼政府围剿，5月3日被击败。现已查明，在这短短的半个多月中，希特勒得到十九票的支持，被选入巴伐利亚苏维埃属下的“军队苏维埃委员会”，而且是拥有两个“T”字记号的顾问，其地位甚至高于他在后来参加的纳粹党党内的地位。但是随着共产革命的迅速瓦解，这一经历成为污点，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共产党背景，希特勒不得不积极扮演一个反共角色。正如为了掩盖自己的犹太人血统，希特勒不得不积极扮演一个反犹角色。但即使如此，共产党还是在纳粹党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纳粹党旗的三种颜色中的红色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黑色死亡）‘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原来纳粹运动的社会意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看来蒋经国、李登辉之流入共、出共、投共、反共，确实也是“吾道不孤”。



6、实际上关于“希特勒与犹太人”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我们随手就可以再举出一些：



给希特勒母亲治病的是犹太人，当希特勒穷困潦倒时送给他一件破旧呢大衣的是犹太人，希特勒眼睛被英军毒瞎了住院，给他治病的还是一位犹太医生……



还有一件事，说明希特勒对于“四分之一犹太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好感：贝纳蒂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和一大蓬金色的头发。有一天，希特勒在一群到伯格霍夫来向他致意的孩子中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孩。他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鼓励她一有机会就来看他。3年时间里，小女孩的母亲在各种场合把自己的小女孩介绍给希特勒，出尽了风头。希特勒总是以一种父亲的柔情对待小女孩，多次跟她合影。一天，一封匿名信突然打断了这些愉快的相聚。这封匿名信揭发小女孩的母亲是半个犹太人。希特勒特别郁闷，叫人通知她不要再企图接近他，并让人销毁了所有他和小贝纳蒂一起玩耍的合影。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1943年，来了一个助理厨师为希特勒做素食，素食后来成了元首的专用食品。在半年时间里，希特勒总是滔滔不绝地夸赞这位新厨师的烹调技术好，甚至时不时地邀请她过来一道喝茶。后来，盖世太保发现这个厨师的血统不符合纯种雅利安法律，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而让一个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为希特勒准备饮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但希特勒不忍心贸然把她打发走。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宣称自己的胃痛，基本上吃不了这个厨师准备的食物。这个手艺高明的厨师绝望了，不明白这种突然没胃口是怎么回事。希特勒沉默不语，直到1944年2月才最终把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他延长了在贝希特斯加登逗留的时间，给厨师也放同样长时间的假，但他不敢承认他的这种奇怪态度的真正原因。鲍曼通过信函告诉厨师，解雇她的是希特勒的人事处，原因是她的祖先血统不纯。但这件事远没有了结，女厨师成功地再次见到了希特勒，抱怨自己成了一桩可耻的阴谋的牺牲品。希特勒感到非常尴尬，答应她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当天晚上，他重复了他的这位女职员的理由，当着下属的面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前任厨师的祖母是犹太人，可能是由于她那源自土耳其的名字导致情报部门出了错。



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事例是关于“四分之一犹太人的”：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谈到“希特勒与女人的关系”的时候，回忆了一个“四分之一的犹太女人”，名叫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说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倍受人们欢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莱奥·斯勒察克的女儿。19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园丁广场剧院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饰演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着了迷，因此希特勒并不在乎她是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施罗德再次对皮克尔博士在1976年由泽瓦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经过增补和全部修订后第三次出版）一书中第288页上的内容加以驳斥。书中讲到：“希特勒经过考虑决定自1932年圣诞节开始停止与受欢迎的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特别热情的交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权之后，始终与这位可爱的歌唱家保持着联系。她继承了她父亲所具有的令人开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见到她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认可，她在1930年代作为一个有着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室内歌唱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在柏林歌剧院演出的。1938年3月，在奥地利并入德国前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请施罗德和格雷特尔·斯勒察克到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柏林住所里喝茶。在所谓的音乐厅里，靠近壁炉的桌子上已备好了菜。这个厅是晚上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参谋班子里的人以外，还有元首护卫队成员和内勤人员。希特勒爱听文艺界的“花边新闻”，十分欣赏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讲述的故事，她善于使用既动听又尖刻的语言。



……



希特勒偶尔也会和希姆莱讨论人种问题。这个时候，希姆莱总是批评一些德国艺术家的举止神态不像雅利安人。他不明白，希特勒的“北欧种族主义政权”，其实是允许某些演员的体貌特征与理想的雅利安人截然不同的，就像希特勒本人一样。希特勒天生喜欢接近犹太人，只是为了政治压力，他不得不牺牲犹太人。希特勒不仅在对待犹太人和共产党的态度上，如此“过河拆桥”，在对待他的盟友日本人的态度上，也准备如此行。



有一篇《希特勒自称喜欢日本，禁止讨论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指出：



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中国平民遇难。当时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见证纪录了日本军队的血腥行为，并勇敢地向世人揭露。德国人拉贝就是其中一位，而他在南京大屠杀前后，一直努力为制止日军屠杀奔走呼吁，多次写信给纳粹德国首领希特勒，寄希望于希特勒能阻止日本，但是希特勒无动于衷，事后还下令禁止德国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南京城在1937年11月底已经岌岌可危了，外国侨民纷纷撤离，但是有二十多位西方人留了下来，其中15人自发组织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商人约翰·拉贝被推举为主席。拉贝1908年就到了中国，1930年后担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行经理，在南京期间加人了纳粹党，是纳粹党南京小组长。他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有望更好地与日本当局进行谈判”。当时的大背景是，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条约》，1937年11月，德国、日本、意大利轴心国形成。



南京沦陷后，国际安全委员会在救助难民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纪录日军的暴行，并向外界揭露。在不到两个月内，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日军暴行报告428件，公函69件。徐淑希将其编纂成《南京安全区档案》；英国记者田伯烈据此报告、公函以及外籍人士的亲历记录编成《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美国圣公会牧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骥，用小型摄影机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



拉贝也在日记中详细纪录日军的行径，他的日记从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8日止，长达2117页，记录了五百多个惨案。



早在筹备国际安全区时，拉贝就幻想通过希特勒来迫使日本同意设立安全区。1937年11月25日，拉贝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领事克里伯尔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发电报，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将危及二十多万人的生命。”



拉贝说：“如果计划不能实现，我们该怎么办？困难确实很大！我寄希望于希特勒。”“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和你我一样普通而朴实的人想必不仅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而且对中国的灾难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立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德国大使馆秘书罗森12月1日从美国那里得到消息，电报已发出去了，估计柏林已收到，拉贝因而十分高兴，对希特勒充满了幻想，“谢天谢地，现在我敢肯定，我们有救了。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但是12月2日，法国饶神父从上海转来日本当局的答复，日本政府对安全区予以否决，但表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同一天，拉贝从罗森处得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认为他没有必要给希特勒发那份电报。12月5日，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又收到了东京的正式否决答复。



大屠杀发生后不久，拉贝就接到西门子上海总部回国的命令，于1938年2月2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4月底回到德国。他在5月2日至25日在德国外交部等处作了五场演讲，向人们展示他的南京日记内容和日军暴行照片，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在遭到盖世太保多次警告“不要再作此类的报告及出示与此有关的照片”后，拉贝仍然没有忘掉“对在华朋友所做的诺言”，继续向希特勒“汇报中国人民在南京所经历的苦难”，1938年6月8日他给希特勒寄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



报告寄出没几天，拉贝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他的六本日记和有关日军暴行照片被搜走了。拉贝被强令保持沉默，不得再举办报告会、出版书籍，尤其不允许展示日军暴行照片。三天后，拉贝在西门子公司担保下被释放。1938年10月，拉贝拿回了他的日记，而部分照片被没收了。



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南京大屠杀这一话题在纳粹德国销声匿迹。曾有人问过希特勒为什么要替日本人遮丑，希特勒回答道：“因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但是，问题来了：希特勒真的喜欢日本人吗？非也。



据希特勒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抗，因而对德国有益。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但他又说：“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这里揭示了希特勒对待日本人以至黄色人种的态度。



希特勒这个白人至上论者，却“喜欢日本人”；希特勒这个“犹太杂种”却成为集体灭绝犹太种族的急先锋——其动机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这正如神学生斯大林集体灭绝神职人员阶层，小富农毛泽东集体灭绝地主富农阶层，留法学生波尔布特集体灭绝亲西方势力——他们的这种“人格异化”，对他们的生存其实是必要的：一方面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吸血鬼”，二方面却是吸血鬼特性的集中发作。一个纯朴信徒或是一个“非犹太人”或是一个贫下中农或是“没有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反而不会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他们那么穷凶极恶的。



实际上，斯大林是用最坏的神职人员的方式在灭绝神职人员，希特勒是用最坏的犹太人的方式在灭绝犹太种族，毛泽东是在用最坏的地主富农的方式在灭绝地主富农，波尔布特是在用最坏的西方真理在灭绝亲西方势力——以便让斯大林自己成为超级神职人员、希特勒自己成为超级犹太财阀、毛泽东自己成为超级地富分子、波尔布特自己成为超级走狗。斯大林经营苏共的手段，因此黑过了教皇经营教会；希特勒经营集中营的手段，因此黑过了犹太人经营交易所；毛泽东经营地产的手段，因此黑过了任何一个恶霸地主；波尔布特经营动物庄园的手段，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



谈到波尔布特，有个事情也不该忽略：波尔布特和马恩列斯毛一样，也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他小时候，他的表姐娘美就被地方政府推荐进了王家舞蹈团，后来被西哈努克的祖父莫尼旺相中，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莫尼旺登基后，娘美主理后宫，掌管女眷。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波尔布特的哥哥络松也在王室谋了一个小事，后来波尔布特的姐姐沙良也被召进了宫，而且成为莫尼旺的爱妃，1941年莫尼旺国王死的时候，沙良就伺候在他的身边。后来她回到家乡，改嫁给一个警察。波尔布特非常害怕暴露这层社会关系，只愿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但事实上，1935年波尔布特十岁的时候就钻到了金边，先在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波东华戴寺当小和尚。1936至1942年间，他在金边一间天主教教会小学读书，与乔森潘的弟弟乔成金是同学。据乔成金回忆，波尔布特成绩很差，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得西索瓦大学预科，而只能去一间法国人办的技工学校学木匠，幸亏在这间蹩脚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于是也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法国留学。据《中国和红色高棉》一书中透露，十五岁前的波尔布特还被人当做小孩子，可以随便出入王宫去看他的姐姐和表姐，后来他成了名，住在巴黎的两个老王妃还记得他：柬埔寨王室十分淫乱，莫尼旺国王有上百个妃子，后宫女子很寂寞也很放肆，见到穿校服的“小波尔布特”来了，就取笑他，还解开他的裤子，抚弄他的生殖器，直到他大叫“受不了啊”……这种可耻的经历，是不是对他后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屠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显然，个人生活史不可能对“革命领袖”们的政治没有影响。BBC拍摄的《少年希特勒》片子指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充满个人历史的含义”：在少年希特勒迷恋上日耳曼英雄故事和中学的历史课程之前，他曾经深深地迷恋过美国的西部故事！这些血腥故事描写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在美洲如何猎杀印第安人，结果深深嵌入了少年希特勒的内心，后来他在《我的奋斗》中所阐述的“向东欧殖民扩张”，实际上正是以“向美国西部殖民扩张”为蓝本的，尽管它打着“继承日耳曼条顿骑士团历史扩张”的幌子。实际上，历史上的日耳曼东扩并没有大举灭犹，也没有隔离和奴役斯拉夫人。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土改”、“集体化”、“人民公社”、“统购统销”──毛泽东在1950年代的秘密讲话中就曾经宣称，中国没有海外殖民地，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牺牲农民，必须压低农民的生活标准，把中国农民当作殖民地人民来剥削、压榨，从中获得必要的工业资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几千万中国农民遭到灭绝，受到了美洲印第安人、德国犹太人、苏联东欧人一样的“待遇”。可以说，这是中国学习纳粹、纳粹学习英国殖民者的“历史的经验”。



作为二十世纪革命灾难的头号元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本书即将揭示的事实表明：“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些学说，就和古代中国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极为表面化的标签，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都是极为脆弱的。例如根据我们了解的事实，是剥削阶级在带领无产阶级杀害剥削阶级，以便让自己获利；是犹太人在带领德国人杀害犹太人，以便让自己获利：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阶级”和“种族”等金字招牌，而是个人的物欲和野心。这就好像在战争中，对立的人带着自己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彼此厮杀──这里发生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种族斗争”，不是什么“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相反的东西！──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骆驼与骆驼厮杀、大象与大象厮杀：阶级彼此厮，种族彼此厮杀──为的是让那个僭主出世，让尘土浮现一个光环。在这里，无产阶级不过是充当了剥削阶级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德国人民不过是充当了犹太人例如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希特勒、海德里希、艾希曼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而所谓苏德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就是一场典型的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坦克与坦克厮杀。



约瑟夫·戈培尔临终前谈到德国人民的时候鄙夷地说：“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我再说一遍，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德国人选择了他们的命运。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吃惊。但不要骗你自己，我们没有强迫德国人，是他们给了我们统治的权力，现在，他们的小喉咙要被割断了。”他还说：“让孩子同我们一起离开人世，本身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我们认为，今后的德国不配我们优秀的孩子为它生存……”



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



在这种政治之下，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敢于反抗。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有一个意大利人评论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这就是抵抗者的价值，文天祥式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价值之所在。





第一篇

希特勒：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二次大战的爆发，使希特勒成了“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二次大战的爆发，是德国与波兰因为“但泽走廊”的纠纷引起的，在此之前，日本虽然已经攻入并侵占中国领土整整八年了（1931—1939年），但那还是一个“亚洲战争”，欧洲战争的爆发，使之终于汇合成为“世界大战”。



二战的爆发，德国与波兰的“但泽走廊纠纷”是一个导火线，而“但泽走廊纠纷”又是一个“东普鲁士问题”的遗留问题，在此，我们先看一看，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东普鲁士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对“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影响。



希特勒自称是日耳曼的条顿骑士团的继承者，是普鲁士国王的崇拜者，但其实，普鲁士人不是德国人，与日耳曼种族也没有关系。在中世纪早期，普鲁士这块地方是蛮荒之地，古代的居民为古普鲁士人，所使用的普鲁士语属于波罗的语族，与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属于同一种族。



他们都居住于利沃尼亚（Livonia，一译立窝尼亚），利沃尼亚是中世纪后期的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即现在的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的大部分领土的旧称。历史上曾先后由圣剑骑士团（一译宝剑骑士团，通称利沃尼亚骑士团），丹麦，条顿骑士团，波兰-立陶宛，瑞典，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统治。一战中俄罗斯帝国解体，德国战败，1918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取得独立。1940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苏联吞并。1941年又被德国占领。1944年再次被苏联吞并。苏联解体时作为加盟共和国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恢复独立。



利沃尼亚的本地居民主要有属于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的爱沙尼亚人，印欧语系波罗的海语族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普鲁士人，日耳曼语族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等。此外，丹麦人、波兰人、瑞典人和芬兰人的移民也曾居住于西北沿海。1721年北方战争结束后，利沃尼亚成为俄国领地，俄罗斯人开始大量移居此地。苏联成立后，又有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陆续迁入。但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统治阶层。德语是上层社会的通用语言，直到二战结束。



北方十字军战役或称为波罗的十字军战役为由丹麦和瑞典信奉天主教的国王，以及“德意志的宝剑”──条顿骑士团和他们的盟友，针对北欧波罗的海东南部的异教徒发起的十字军战役。瑞典和德意志为反对俄罗斯的东正教徒而发起的战役，有时候也被认为是北方十字军战役的一部分。这些战争中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时就被称为十字军战役，但是其他部分，包括大部分的瑞典的部分，到十九世纪才第一次被浪漫民族主义历史学者称为十字军战役。波罗的海东部因为军事征服而改变：首先是利沃尼亚人、拉特加利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然后是瑟米利亚人、库尔兰人、普鲁士人和芬兰人，都被丹麦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合伙击败、洗礼、占领，甚至有时候灭绝。



从法理上说，普鲁士这块地方并不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疆界范围，只是因为后来布兰登堡选帝侯合并东普鲁士，普鲁士王国作为整体才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十世纪，布兰登堡就已经由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建城，此后在不同的家族之间继承和易手。十二世纪时，德国人的殖民运动开始进入波罗的海东岸地区。1170年，波美拉尼亚的索比斯劳公爵在普鲁士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即但泽附近的奥利瓦修道院，1224年该修道院被普鲁士人焚毁。1226年，波兰国王之子、马佐维亚公国首领康拉德公爵作为条顿骑士团的成员，其领地也遭到普鲁士人袭击，以此为契机，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地区发动了为时近二百年的东征运动，先后建立托伦、马林堡、库尔姆、埃尔平等要塞，普鲁士成了德意志人组成的条顿骑士团的地盘，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欧洲其他民族纷纷前来移民，而条顿骑士团迫使他们皈依基督教并使用德语。在十六世纪以后，普鲁士人逐渐同化于德意志等民族，所使用的普鲁士语也逐渐消失。



条顿骑士团统治下的普鲁士地区在名义上属于教宗领地，但教宗只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为了吸引定居者，条顿骑士团依据汉萨同盟法律，在其领土上兴建了一系列自由市。1379年条顿骑士团加入汉萨同盟。1370年波兰王室绝嗣，1386年波兰国王的女儿海德维希嫁给立陶宛大公，波兰与立陶宛联合，此后对扼守其出海口的条顿骑士团发动了一连串的进攻。



在十五世纪，条顿骑士团借教宗名义统治普鲁士。骑士团与波兰王国的纷争，导致双方卷进战争，包括十三年战争。1410年7月15日，条顿骑士团在著名的坦能堡大战中败于波兰国王，此后骑士团与波兰、立陶宛的战争一直处于下风。1466年条顿骑士团再度战败，结束战争的《托伦条约》（Dorn）规定，骑士团除赔款六百万格罗申外，还要将普鲁士一分为二，西普鲁士割让给了波兰王国，包括但泽和马林堡在内，这些地区被称为王室普鲁士。东普鲁士仍由骑士团统治，要对波兰国王称臣，成为波兰的附庸国，称为普鲁士公国。



1512年，来自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被选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他是布兰登堡选帝侯的近亲。在马丁·路德的影响下，1525年他宣布改信路德宗，从而切断了与骑士团名义宗主罗马教廷的联系，随后宣布解散骑士团，改为普鲁士公国（Ducal Prussia），阿尔布雷希特自任普鲁士公爵，成为臣服于波兰最高权力之下的世俗君主。



1618年，阿尔布雷希特之子阿尔布雷希特·腓特烈死后无子，普鲁士公国遂由其长女之夫、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的约翰·西吉斯蒙德（属霍亨索伦家族）继承，建立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此举为霍亨索伦王朝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十年战争之后，勃兰登堡开始经营一支小型的军队。1655年第一次大北方战争爆发，勃兰登堡一开始作为瑞典的盟友参战，击败波兰，从此勃兰登堡拥有东普鲁士的完全主权，不再向波兰国王称臣，1660年以后普鲁士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1672年，法荷战争和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瑞典是英法的盟友，而勃兰登堡军队则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中的一支。1640年继位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在Fehrbellin战役中击败瑞典，从此号称“大选帝侯”。1688年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病死，传位与子腓特烈三世。



勃兰登堡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普鲁士的领土不受其皇帝管辖。因此，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在1701年自任为普鲁士王腓特烈一世，成立由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普鲁士王国。



在1772年第二次瓜分波兰后，波兰的“王室普鲁士”领土瓦尔米亚与东普鲁士合并。1773年1月31日，时任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大帝把这块瓜分得来的土地称为西普鲁士，普鲁士王国称为东普鲁士。至此为止，普鲁士王国恢复了条顿骑士团的领土，但已经不是隶属于罗马教宗的宗教政权，而是独立自主的世俗政权。



东普鲁士在1871年并入德意志帝国。在1875年，该地的人口中，有73.48%是德国人，18.39%是波兰人和8.11%的立陶宛人。1900年，总人口是1,996,626人，包括1,698,465名基督教徒、269,196名天主教徒及13,877名犹太人。波兰人（Masurians）及立陶宛人（Lietuvininks）的人数，因为德国的“德意志化”政策而减少。波兰居民集中在南部，立陶宛居民则在东北部。普鲁士人一直受到德意志化的影响，所以在十八世纪时，古普鲁士语已变成死语言。



1870年，普鲁士住到了德国的统一，1885年至1890年之间，柏林的人口增长了20%，布兰登堡和莱茵兰增长了8.5%，威斯伐伦增长了10%；东普鲁士却减少0.07%，而西普鲁士则减少了0.86%。



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变成共和国。由191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东普鲁士与部分西普鲁士是德国的外飞地。基于凡尔赛条约，德国割让大部分的西普鲁士以及波森省予波兰，亦即波兰走廊及但泽自由市。



1920年，西普鲁士西面和东普鲁士南部都举行公投，让居民决定是否把土地归于波兰还是德国。96.7 %的投票者支持土地归于德国。1923年，在没有举行公投之下，立陶宛强占梅梅尔地区（亦即克莱佩达地区）。



纳粹时期，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容许德国占领波兰西部以及克莱佩达。1939年，纳粹德国强占克莱佩达和但泽自由市。德国战败以后，1946年4月，东普鲁士的北部被并入苏联。7月，首府哥尼斯堡被重名为加里宁格勒，省名是加里宁格勒省。1947年，苏军驱逐所有德国人，让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迁到此地。波兰被迫割让东部大片领土给苏联，该地的波兰人被驱逐到波兰占领的东普鲁士南部，成立了一个“瓦尔米亚-马祖里省”。1947年，无论作为领土或邦国，普鲁士被完全废除。



日耳曼人、条顿人和普鲁士人是什么关系？



日耳曼人是欧洲的古代民族之一，公元前五世纪起，以部落集团的形式分布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周边地区，古罗马人称之为日耳曼人。而条顿人则是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一支。公元前四世纪时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条顿人与日耳曼人中的另一支森布里人组成部落联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侵入罗马帝国境内，从而揭开了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冲突的序幕，这是日耳曼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此后，条顿人大举向亚平宁半岛北部推进，公元前102年被罗马军队击溃，条顿人从此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日耳曼人却在继续发展，在公元四──六世纪的民族大迁移时期，日耳曼人分为南北两大支系。北支系在北欧地区扩充领域，他们是现代瑞典人、挪威人和丹麦人的祖先。南支系又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以及勃艮第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族体和语言都融化在地中海沿岸各民族中。西支分为三个区域性集团：1、北海沿岸集团，包括巴塔维人、弗里斯人、考肯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等。前两者是现代荷兰人的祖先，后三者融合成盎格鲁－撒克逊人。2、莱茵－威悉河集团。其中的卡狄人为黑森人的祖先，另外的部落在公元3世纪融合成法兰克人。3、易北河集团。其主体是斯维比人，斯维比人后演进为施瓦本人，这个集团的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最终成为巴伐利亚人。



公元五世纪，欧陆上的日耳曼部落如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朱特人，北渡海峡，到了不列颠岛，征服了当地部落，混血成了岛民。他们以后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古日耳曼方言就成了盎格鲁·撒克逊语，也就是古英语。



多种迹象表明，希特勒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歧视和暴行，虽然受到“骑士团”历史的影响”，但直接的思想来源却是以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和暴行为蓝本的。而且在希特勒那个时代，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和暴行，并未受到谴责，对黑人、华人、各种非白人的歧视，仍在世界各地占据主流地位，甚至在1936年德国奥运会上为美国夺得四块金牌的黑人选手，回国之后仍然受到种族隔离。



希特勒的错误，在于他把白人对待其他种族的作发，转而对待白人内部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他屠杀犹太人就像欧洲人屠杀印第安人；他奴役斯拉夫人就像欧洲人黑人一样。有证据表明，甚至纳粹集中营剥制人皮用品的做法，也是具有新大陆的来源：乔治·华盛顿领导下的士兵，从印第安人的死尸上剥皮，“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高的或可以并腿而长的长统靴来”。当然，这不是单方面的野蛮行为，因为原始的印第安人彼此之间也是着干的。但是正因为希特勒在欧洲、而且对于白种人自己也这么干的，才使得白种人如梦初醒，注意检讨自己对待其他种族的的歧视和灭绝行为，正在演变为对于白人自己的历史报应。也正是在此以后，白人的主流社会才开始谴责种族主义，以此来防止自己内部的自相残杀的不可避免的再度上演。



按照纳粹的逻辑，二战末期苏联对东欧（含东普鲁士）德意志人民的血腥报复、大规模驱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因为“种族清洗”和“阶级斗争”一样，都是二十世纪的“主旋律”。“受害者反过来变成加害者”，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因为在此之前，受害者原先也曾经是加害者。这样互相残害的历史表明，人类需要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缓冲机制。



据希特勒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记载，“教会”始终是希特勒周围人们喜欢的话题。希特勒与教会没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时的、虚伪的和吃人的组织。他说，“科学尚未探明，人的性别究竟起源于何处。我们已处在哺乳动物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由爬行动物发展成了哺乳动物，然后经过猿猴的阶段发展成了人。我们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有着相同的规律。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是人，特别是教会把人为地维持弱者、无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为他们的目标。”



但是希特勒懂得他无法毫无顾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赋予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一结束他就退出教会。这一举动在世界上将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即对德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对第三帝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而在这个“新时代”开始之前，还是要利用宗教来为政治服务的。在纳粹党纽伦堡党代会闭幕大会上，希特勒指示他的党徒说：“闭幕大会必须开得像天主教做弥撒那样隆重。升旗和大会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他还计划为五十对或一百对伴侣举行集体婚礼。这一活动将使得庆祝活动更加隆重。大型乐队的演奏和五彩缤纷的布置将为庆祝活动增光添彩。



……



显然，这里的回忆透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纳粹企图建立一种全面型宗教体系，而不再是政治性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希特勒企图在欧洲实施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澳洲、非洲、亚洲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但是他却拒绝了殖民主义者原先奉行的宗教，这就使得他这个最后的殖民主义者变成了最残暴的殖民主义者。这是非常危险的精神倾斜，这一精神倾斜引起了社会失衡、政治野蛮、文明倾覆。



我们知道，基督教会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殖民主义的残暴，并为殖民主义者多少保留了一些人性。现代殖民者与古代殖民者不同的是，由于交通半径的扩大，现代殖民者多在异种族之间进行活动，不像古代殖民者主要在同一种族之间进行活动，这就使得现代殖民主义格外凶残。在这种局势下，如果没有基督教的约束，简直不敢想象黑人种族竟然还能在殖民化过程中存活下来。



希特勒准备在“胜利”以后就退出教会，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并趁机宣告纳粹新教的完成，但上帝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这种“马丁·路德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纳粹新教，是列宁主义的变种，注定是极为残暴的东西：列宁出身于一个鞑靼混血的种族，他的野蛮主义一旦作用于德国，就会让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回到基督教以前的野蛮状态。如果再加上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人，苏联后来仅仅死掉四分之一人口，而没有向柬埔寨那样死掉三分之一人口，还真算是万幸，还真算是托了一千年的基督教余泽的福。德国也是如此，好在希特勒没有获得他“唾手可得的胜利”，如果他胜利了，那就不仅是北欧蛮族的胜利，也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胜利。



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回忆到：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一大崇拜者”。早在1926年他就对他最亲近的同事说过：“我不希望珍珠从不列颠帝国的皇冠上掉下来。对人类来讲，这将意味着灾难。”例如，在战前当德国公众舆论赞扬印度解放运动时，他说：“我禁止我们的人跟着甘地瞎起哄）“自由不是用织布机，而是用炮弹争取来的。”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策奠定新的基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外交政策的书。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希特勒当着施罗德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施罗德认为，赫斯是唯一了解希特勒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为他了解希特勒的想法太多了，所以才驾机飞往英国。



如果施罗德的上述说法可信，那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说：希特勒的眼界还停留在旧欧洲的范围内，十分狭小，以为英德合作就可以瓜分世界。希特勒甚至对日本也充满崇敬之情。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将领们向来反对德日亲善政策，认为德国与俄罗斯结盟才会有安全，但希特勒并没有听参谋部的意见。结果希特勒被日本拖进了对美战争，终于走向覆灭。希特勒完全未能预见美国和苏联即将扮演的重要角色，他的心里只有德意志的“千年帝国”，殊不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不要说小小的德国和日本，就是体积庞大的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都不可能全身于千年之后。



希特勒这一局限性很大的战略，如果限制在欧洲也勉强凑合，如果放在全球范围来运行，就必然是灾难性的十二年就夭折了。其结果，使希特勒只能作为“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载入史册，而无法胜任全球政治的使命、无法开辟全球文明的“新时代”。



不过，希特勒认为丘吉尔不过是大英帝国的掘墓人倒是说对了。二战结束不过十年，大英帝国就土崩瓦解，因为英国与德国的决战，使得美苏两国坐收渔翁之利，尤其是美国，最后还接收了英国的海外势力范围。美苏两国都是以“非殖民化”为号召的，顺水推舟，与时俱进，不像希特勒作为“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却是把殖民主义的残暴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希特勒“从反面”揭露了欧洲殖民主义的残暴本质，但他这位欧洲殖民主义的掘墓人，自己却第一个掉进了墓穴之中，比英法的殖民体系更早终结。希特勒一死，英法的殖民主义的体系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在亚洲，日本人扮演了希特勒的角色，把殖民主义的残暴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日本人一完，欧洲殖民主义再也无法在亚洲立足了。



作为最后一个欧洲殖民主义者，希特勒对于欧洲人的海外殖民深感兴趣，尤其对欧洲人成功殖民美洲的事迹垂涎三尺、心向往之。



《我曾是希特勒保镖》（[德]罗胡斯·米施）一书回忆说：“晚上，如果没有贵宾或官方招待会，晚餐一般在晚上8点过一点开始。客人的数量和午餐时一样，我们负责找人陪同希特勒进餐。席间，一名服务员会送来最新的影片清单，一旦上完汤，电影就可以开始了。电影在我们称之为音乐厅的房间上映。这个大房间靠近吸烟室，与楼下的小客厅相连。如同我来之后的几个月里多次发现的那样，希特勒喜欢美国片。我不记得那些在总理府上映的影片名字，只记得其中一部叫《乱世佳人》。这是我们看的第一部彩色影片。放映的那天，我正好在房间值班。电影放完后，希特勒显得十分高兴，对影片赞赏有加。他立即让人打电话叫戈培尔过来，他要告诉后者，德国技术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拍出类似的影片。讨论结束后，他们各自重新坐下，开始第二次观看这部影片。有天晚上，我隐约记得大概是在1940年或1941年，希特勒观看了查里·卓别林的一部影片。我已经记不清影片的内容，也想不起大厅里人们的反应。我只知道，大家看到了银幕上的卓别林，仅此而已。我确实无法描述得更为详细一些。负责找影片的人名叫艾里克·史坦因。大部分片子是从戈培尔的宣传部弄来的，宣传部位于总理府的正对面，即沃斯大街的另一边。有时，史坦因要到哈克广场附近的电影仓库去找，该电影仓库位于柏林老区。电影放完后，希特勒来到吸烟室，面朝壁炉。他身边是其他客人、几位参谋部成员和一名医生。大家在这里喝茶，有时也喝点香槟或其他烈酒。希特勒喜欢喝茶，拒绝任何酒类，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一天，一名服务员悄悄告诉我，1941年间，希特勒在几次演讲前都会喝一小杯佛南布兰卡酒。这位服务员还透露，他将一小瓶这种酒倒进杯子里，然后放在某个地方，有时是厨房，有时干脆直接放在希特勒的房间里。据他称，这种饮品对希特勒具有缓解压力的功效。也是在这一时期，我还从一名‘老人’嘴里得知，希特勒现在既不抽香烟也不抽雪茄，而他年轻时很喜欢一种产自德国南部、口味特别的利口酒，叫克罗茨果酒。”



《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的第十四章 “美利坚号”特别指出：“1941年的头几个月，希特勒经常外出旅行。他先后赴维也纳、林茨，又多次去慕尼黑和伯格霍夫，我并非每次都随他出行。春天，希特勒登上名为‘美利坚’号的专列，启程前往位于阿尔卑斯山中一个新建成的乡间司令部，当时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才刚刚打响。我被选为随行人员，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希特勒的专列。我们知道，当希特勒带着将军们离开柏林较长时间时，才会使用专列。15节车厢可以带上国防军参谋部的大部分头目、亲信、总理府工作人员，甚至帝国新闻机构，专列上有的是位子。我们是从克劳兹堡的柏林安哈尔特火车站出发的。我后来得知，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西）古伦森林车站上车，火车通常停在那里。只要希特勒在列车上，列车就是一个工作地点，一个移动的司令部。只要拨总理府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接通我们。如遇空袭警报，火车将到最近的隧道躲避。在‘美利坚’号的前方，也就是火车头前面，行驶着一列由两节车厢组成的‘检查’车。



……



餐车也被称为赌场，由卧车及餐车股份公司人员经营。有一次，我竟在希特勒的餐桌上用餐。那天，他在一排餐桌的另一头。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面：他喝了一小杯巴伐利亚生产的啤酒，盘子里放了几块猪肉，这有悖于他的素食食谱。这也是我五年间唯一一次看到希特勒吃肉。整个行程中，希特勒要求专列不要影响国家铁路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我们至少得停站一次，例如停在拜罗伊特北边的霍夫车站一条卸载道上，让正常行驶的旅客列车能正点到站。我们从维也纳近郊经过，列车在离维也纳-纽斯特城东部50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多少有点突兀地呈现在一个隧道口且完全孤立的司令部被命名为‘春天风暴’。通信正常，气氛也算平静。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乡村待了整整两周。在他返回柏林前夕，我乘飞机先期抵达。在这列名为‘美利坚’号的专列上，我前后共陪同希特勒三至四次。直到1944年，即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这列火车才更名为‘勃兰登堡’号，以纪念位于德国东部的这个地区。”



作为最后一个欧洲殖民主义者，希特勒也是殖民主义的最大掘墓人，是“恶有恶报”的报应：



1、他在事实上消灭了大英帝国的主要实力，使是英国失去了霸权地位；



2、他给俄国造成了永久的创伤，而俄国是向亚洲侵略扩张的最为凶残的殖民主义国家；



3、他企图清除的犹太人是在中世纪以前就向欧亚各地殖民的“最古老的殖民主义者”。因此希特勒的反犹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后殖民”时代的产物。



但是希特勒所带来的灾难毕竟告诉后人：“理想主义”比“现实主义”可能导致更大的灾难，因为在“理想”的背后，隐藏的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现实，而不是超越现实的精神。



希特勒的教训告诉我们：生命本身就已经是奇迹了，我们应该对此感恩，而不是像殖民者那样贪得无厌，以“理想”的名义从事犯罪活动。



希特勒的致命问题是，当他的演出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成就之后，他就弄假成真了，使得自己骑虎难下，甚至变得自以为是，野心也就越发严重，陷入了妄想、脱离了实际，而无法自拔。



克肖认为：希特勒只是因为缺少政治均衡的观念，才埋下了他之后灭亡的种子。这些因素显示，到1936年，当希特勒推行莱茵地区重新设防为国际社会所默许时，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确信他自己就是战无不胜的天才。如此傲慢、自负，导致他不可避免地要四面树敌，得到“报应”。



不过我要说的是：克肖这一结论是过于轻率的，甚至是可笑的。希特勒的问题远比缺少政治均衡的观念严重，他是丧失了现实感。希特勒败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缺少政治均衡的观念”，而在于他这个奥地利犹太人被德国人追捧得迷失了方向，根本分不清楚梦境与现实，分不清楚一个奥地利犹太艺术家和一个德国元首角色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当他作为凡夫俗子竟然试图扮演上帝的时候，就开始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了。其结果众所周知，不是拯救了西方世界，而是加剧了西方文明的衰落。



最后还有一点，看来希特勒并没有认真读懂他一度欣赏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及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西方的没落》使人想起：欧洲大战相当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自残自杀的，结局只能导致欧洲霸权的中衰、旁落，其结果是希腊以外的“蛮族”得利：马其顿、迦太基、罗马。



根据中国战国的结局（秦汉帝国的兴起），和地中海争霸的结局（罗马帝国）的兴起，最后得胜的都是“边缘国家”，而不是像德国这样“文明区域的中心国家”。相当于德国的，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是韩赵魏，在地中海争霸的历史上是斯巴达。德国败给英国就好像斯巴达败给了雅典，如果没有美国这个非欧国家的支持，英国是无法战胜德国的。



在古希腊，“科林斯同盟的成员包括除斯巴达外的所有希腊人城邦。”前371年，在伊珀密农德斯（Epaminondas）统帅下，底比斯（Thebes，又译“忒拜”）军队在琉克特拉（Leuktra，位于玻奥提亚地区）击败斯巴达军队。此后，底比斯主导希腊半岛的政局，斯巴达趋向衰落，雅典与底比斯的同盟破裂，斯巴达与雅典结盟。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苏联类比为底比斯，雅典与底比斯的同盟破裂类似于冷战，斯巴达与雅典结盟类似于德国加入西方联盟。纳粹德国和苏联这一对冤家先后瓦解，希特勒临死时悲叹的“未来是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的预言，也转眼成空──美国成为欧化国家里的唯一赢家。苏联不过做了一个短命的底比斯霸权。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的独霸美国，到底是马其顿，还是迦太基，或是罗马？



在希特勒的思想与行为中，充满了人格变态的事例。这不仅有其作为犹太人却大力反犹，不仅有其出身于共产党却积极反共，还有其深受天主教影响却反对天主教等的“人格变态”。



希特勒认为：“基督教使世界的自然发展延误了两千年，人类被可耻地剥夺了最绝对的权利。相信有更好的彼世使人类脱离人间的现实，脱离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应该承担的义务。”



不过，他却崇敬在医院里像护士一样工作的修女，经常赞扬她们说：“她们由于不要任何物质利益，所以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病人的护理中。没有比医院里的修女更好的护士了。”他不懂得，修女的奉献正是建立在“脱离人间的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按照人类的自然属性，应该弱肉强食才对。



希特勒把马丁·路德视为自己的先驱者之一：“罗马教廷没有弄明白路德想通过改革实现的东西”他说，“改革，就是不断更新，找到新的生活方式，不要因循守旧。天主教教会忽略了人类的普遍进步，也没有保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也指责新教没有好好地利用路德的美妙建议，却重新陷入惰性之中。“教会之间的斗争，”他言之凿凿地说，“造成了分裂，其后果对人类来说是灾难性的。如果天主教没有滥用他们的影响，插手国家事务，就没有人反对他们的宗教活动。”



希特勒的秘书施罗德指出，希特勒完全明白普通人受日常工作的束缚，本能地希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形式，把他们从平淡乏味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人类的这种固有的需要被天主教会很好地利用了，他们通过神秘的祭礼、神奇的建筑、高亢的圣乐和在醉人的香火中开展的庄严的宗教仪式来吸引人们。希特勒欣赏基督教徒的组织天才，他们成功地建起了各种风格的教堂，一直到最小的村庄，还为教堂募捐到了可观的财物。然，他也发现，新教因为自然的简朴而给人以一种贫穷的印象。在总理府的新年招待会上，梵蒂冈教廷大使帕切利庄严驾到，震慑了新教的所有代表，希特勒常常拿这两种倾向来对比。



“天主教教会的神秘，”希特勒说，“非常适合德国南方人的性格，而新教其教堂外形庄严，适合北方的基督教形式。” 在他看来，天主教教会在神职人员的选择上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机智。乡村里的神甫几乎全都来自农民，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自然联系。



说到天主教教士必须独身时，他常常嘲笑这种额外的奉献。此外，他还认定，一个家庭，只有父亲才知道家庭的困难和负担，才能真正承担家庭的责任。……希特勒的双重人格已经变成了人格分裂，他的言论与他的行为已经断裂了：因为他总习惯说，婚姻对他来说，是他对人民尽义务时遇到的最大障碍。



希特勒还是很明智的，明白自己不能粗暴地消除信仰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党的纲领规定党员有绝对的信仰自由，许多党员并没有离开教会，依然忠实于他们的信仰。希特勒知道许多德国人戏剧性地抛弃宗教信仰，但内心深处的信仰依然是完整的，它能在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我们都知道鲍曼玩世不恭地同象征基督教的十字架的开战，尤其是在德国南方的学校和家庭里。他这么做引发了为捍卫信仰自由而进行的反抗。在希特勒的要求下，鲍曼不得不停下来。鲍曼的狂热，加上他完全不了解人类心灵难以估计的因素，使他无法明白在这样一个道德兴衰变迁的时代，这种反宗教行为是多么遭人厌弃。而希特勒却知道，在这个领域，如果不拿另一种理想来替代的话，是不可能从人们身上夺走某样东西的。他还不清楚自己将会拿什么来替代基督教思想，送给他的人民，但他相信，他迟早会找到一种理想方式，从中得到启发。他常常坐在炉火边，当着我们的面，任自己的想象驰骋。



“不久的将来，当巨大的“工人城市”拔地而起的时候，要准备兴建一些大厦，在那里举行洗礼和婚礼，庆祝仪式要像在教堂里一样盛大。设在最小的居民点里的党的办公大楼，都要有一个装潢华丽的大厅，营造出教堂里的那种神秘气氛。”希特勒完全明白女性希望自己的婚礼有一个庄严的仪式。他承认到民政机关登记的非宗教式结婚，由于是在市政府布满灰尘的大厅里举行的，缺乏与婚姻相匹配的庄严和神圣。在他看来，婚姻必须集体庆祝，给婚礼增添激动人心的气氛。他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他想象中的婚礼应该是如何进行：十几对新人在辉煌的背景中，为了生活走到一起，沉浸在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奏出的和谐的乐曲中。他承认他有许多东西要从教堂的仪式中学习，并运用于纳粹的许多仪式。他很羡慕天主教会通过其盛大仪式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有一天，他逐字逐句地说：“我们要努力使纽伦堡的党代会像教堂庆典一样辉煌。”



希特勒直到最后都还是天主教教会的信徒，定期支付信仰税。然而，他已经决定一旦战争胜利结束，他就脱离教会另立新教。他这种行为在世人的眼里也许有象征意义。对德国来说，它将标志着历史翻到了最后一页，一个新的纪元将为第三帝国开启。



那将是一个异教的帝国，更接近北欧神话或伊斯兰教。这大约也是马丁·路德的本质所在。



同时，这个异教的第三帝国还受到了犹太人控制的华尔街金融集团的支持，这是历史的绝妙讽刺之一。据《金土罂粟──漫谈纳粹德国兴起与华尔街金融集团》一文披露：



1、前奏：上帝保佑打败仗的人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是每年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



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伙着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占了德国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是为“鲁尔危机”。正倒着霉的时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脚乱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饮鸩止渴老办法：增发纸币。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随着印刷机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200，000，000，000。如此骇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1946年的墨西哥和1949年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保持着这项领先记录）。



到了这个地步，德国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末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慢点的，往往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遽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纸钱！没有购买力的纸币像没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着就伤心，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



对于德国的悲惨境地，它一战中的对手们反应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自然是盼着这个强邻兼宿敌越倒霉越好，在赔款问题上咬紧牙关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割地赔款全没它的份，又刚刚跟波兰打了一场败仗，希望借助德国的先进军事经验，1922年开始就与德国秘密合作（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20年后的脚）；英国秉承一贯的老奸巨猾，继续“均衡势力”品牌之大陆政策，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而使法国坐大。小国家们有的内部爆发民族革命自顾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间小心翼翼找个位置坐下观看演出，有机会也诈点汤喝喝。战败者付出代价，古来皆然。历史上没事就打来打去的欧洲，利益变幻翻云覆雨，沾亲带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来戏码反复，不过如此。然而，这次的确有点不同。



现在的人们讨论一战远远没有二战兴趣浓厚，但是事实上，今天国际关系和文明准则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一战奠定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摧毁了传统世界的根基，而二战是一战遗留矛盾的延续和清算。如果说从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那么一战就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它的政治根源、战争动员、兵役体制和战后安排上，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国家主义特点。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战争成为全民对国家的事务的参与，惩罚也成为有理论依据的全民责任。这样，每个人难免要反思一下，打了这个仗，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古老的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打碎的坛坛罐罐，德国的巴掌挨得最响亮，然而他们要报复的并不仅仅是从普鲁士时代延续下来的那些敌人们。在这个产生过无数哲学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动一向壮丽而可怖，短暂的痛苦过后，将化身为钢铁的洪流，无论说它邪恶还是野蛮，它是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中生长出来的，让我们前所未闻，目瞪口呆。



完成这个过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种力量：金钱。





2、帝国银行里的华尔街精英



1923年11月，德国发生了两桩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事件。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尽管此前他爱国愤青的风头一时无贰，甚至原陆军总司令、德高望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了他的检阅台；在德国普通人眼里，恐怕这位热血沸腾的老兄当时也和一个比较抢镜的行为艺术家差不了多少。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又何尝缺乏大胆冒险的事件，和昙花一现的赌徒呢？于是未来的元首只好郁闷地在监狱里写他的奋斗。比较有趣的是，希特勒提到了他对通货膨胀及其原因的看法。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转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从这段有意思的话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凭心而论，希特勒确实颇有几分洞察力，他看出马克的疯狂贬值被有意利用来应对外债（赔款是用马克计算的），政府也的确难辞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不如独裁”就莫名其妙了。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够震撼，论据必须够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不信你看看史料，从教皇的十字军演讲，到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莫不多有印证。



同时发生的第二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现吸引力大多了。甚至可以说，停战以来，德国人民第一次听见了好消息。持续将近三年的恶性通胀，在1923年底开始得到缓解和控制。



历史学家们将这个功绩与1923年11月的一个任命联系起来：46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亚尔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



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是丹麦裔。他的父亲为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亚尔马之所以在德国而不是美国出生，只是因为他母亲当时患病必须全家回德国治疗。和今天的众多移民一样，老沙赫特觉得美国的月亮特别圆，为了聊表对第二祖国的热爱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国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嵌进了儿子的姓名中间，这就是他奇怪的中间名的来由。在日耳曼的命名方法里，中间名本应是父名和祖父名，这个独特的做法如同一个奇异的预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国印记。



小亚尔马聪明而勤奋，具有德意志历史上那些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天资气质，他先后专门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科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年轻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业，进入德雷斯顿银行。他本人出众的能力加上老头子在金融界广泛的人际关系，沙赫特一帆风顺，很快成为引起关注的金融精英。1916年，他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货币崩溃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赔款负担，沙赫特当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只会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他上任之后，立刻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改革货币，用新的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那么该向谁寻求帮助呢？哪个国家有能力又有意愿帮助德国呢？欧洲的邻居和对手们要么心怀叵测，要么自己也穷得够呛，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们，他的目光越过浩瀚的大西洋，精准地投向了自己的精神故乡──美国。



一次大战最重要的后果，既不是霍亨斯陶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三大欧洲王室的垮台，也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而是美国作为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最强有力，甚至决定性的一端，羽翼丰满，开始闪亮登场。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提供了它的出场秀，然而要真正深化美国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向欧洲大陆的经济渗透是一个重要途径。德国伸过来的求援之手，与华尔街的金色魔杖正好一拍即合。



二十年代的华尔街，宛如现实版的迪斯尼乐园，不断在狂欢的气氛中迎来繁荣奇迹，几大主要银行财团积累下来的资本迫切要向外扩张。马克思曾有言道，300%的利润下资本就敢冒上绞架的危险，绞架尚且不怕，何况区区一个德国。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斯计划”，1924-1928年内总计8亿美元贷款流向德国，帮助它偿还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同时，国联调停法比两国撤军，接管鲁尔工业区。时来天地皆同力，沙赫特一旦心中有底，立刻果断地行动起来，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结束了，乱云犹飞，千山已渡，沙赫特经此一役，证明自己不愧为金融奇才！



1928年，沙赫特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与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签订了“杨计划”，它是道斯计划的延续，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胡佛总统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等到1933年纳粹上台，就压根一分钱都不给了。



道斯计划和杨计划背后，都站着华尔街金融巨鳄J·P·摩根的庞大身影。道斯计划，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卡罗尔·奎格雷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J·P·摩根产物”，而杨计划的这位“杨”──OwenYoung，直接就是J·P·摩根派出的代表。这两个计划最大程度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1934年分业法案之前，像摩根这种巨无霸的金融恐龙一手控制信贷，一手承销证券，去了德国的贷款在华尔街发行成债券，巨额佣金收入滚滚而来，像金雨一样幸福地淋在华尔街精英高贵的脑袋上。



然而，道斯和杨计划的另一个结果，却是双方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美国资本赤裸裸占领了德国实业界，将德国私人资本严重排挤出去。一方面，德国中小企业破产，实业资本流失，造成了大面积失业，刚刚稳定的经济又面对考验，大家伙出得狼窝入虎穴，使纳粹的蛊惑宣传有了民意基础；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几个大的行业中，大展拳脚滚雪球，恰恰是这里生长出的垄断寡头，为希特勒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主要资助，进而为他发动的战争承担经济支持。



从沙赫特其人来看，他与华尔街的渊源明显而深刻，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就是被摩根财团控股的。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他英语说得比德语都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是采用英德双语进行的。从广义上讲，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一个“大人物”。资本没有国家之界，只有利益之别，资本家何尝不是一样？纽伦堡法庭上，只有三个被告指控没有成立，当庭释放，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刻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此言未必正确，但西方对他的偏袒却毋庸置疑。



然而，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20年代离沙赫特尚颇遥远，就是说起来都匪夷所思。那个粗俗的流浪汉出身，政变未遂的小头目？大概他连帝国银行的门往哪儿开都没搞清呢，在这些衣冠楚楚手握经济命脉的绅士们中间，谁会给他一个正眼呢？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昨日言犹在耳，今朝沧海桑田；聚光灯下，王子与贫儿的游戏不断被命运慷慨刷新，只不过每次付出代价的，永远都是黑暗里的芸芸众生。



3、资助希特勒的工业寡头们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此时一战勇士穷途潦倒，二战豪杰尚未登上舞台，灯光下活跃的是一批当代英雄。德国需要钱，华尔街需要能赚更多钱的钱。货币和货币的交流没有语言文化制度历史种种障碍，是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直截了当的尔虞我诈。



1924年到1933年，在道斯计划和杨计划之下，通过华尔街的国际财团经手流入德国的贷款总额为330亿马克，其中的最大三笔款项，分别建立和帮助了三家大工业卡特尔。“卡特尔”这种垄断形式最早就源于德国，词根也是德语，指的是把小生产厂家由统一定价限量的协议联合起来，控制某一种行业的整个市场，比方说OPEC组织就是一个卡特尔。卡特尔的特点是简单有效，缺点是不够稳定，每人都有破坏协议的动机。但是在德国这种持重守信的地方比较合适，它从汉撒同盟时期开始就有一个悠久的信用传统，背信弃义的事不太流行。美国的资本进来之后，很快就看中了这种垄断形式。银行家们的操纵方法很简单，控股其中最强的一个或几个企业，让它们在一两种基本产品上占绝对优势，进而控制整个卡特尔。这三家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A.E.G），联合钢铁，I.G.法本，它们分别控制了电力、钢铁和化工行业，把握了德国的工业命脉。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IG法本生产的爆炸物加起来占全国总量的95％，著名的克虏伯军火公司也在它们控制之下。这个不仅得益于美国贷款，还有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投资者直接进了它们的董事会，顺便说一句，战后他们都没有因为给希特勒的政治献金受到审问。



这三个卡特尔的美国债主子和经手人皆为华尔街银行中最显贵的名字──迪隆·里德（Dillon Read）;哈里斯福布斯（Harris，Forbes）；国家城市公司（nationalcity）公平信托（Equitabletrust）……



美国资本促进了德国工业的迅速卡特尔化，除了上一节提到的，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经济环境和金钱资助之外，这个结果本身也被上台后的纳粹当作宝贵遗产和大好经验继承下来。纳粹的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工业界大搞卡特尔，用巨额订单喂养它们，整合出几个高效又听话的巨型战争齿轮来，纳粹党人可从来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Fans。



这是后话，目前还轮不到希特勒说三道四。中学政治课本告诉我们，垄断资本家阶级挑选了代理人某某，旁边还常给配个图：一个大腹便便穿燕尾服的和一个干瘪猴瘦戴礼帽的，俩家伙正在弹冠相庆。话倒没说错，不过和没说差不多，反正我感兴趣的是某某怎样被招聘录用为资本家代理人的，这种好事怎么才能赶上哪。



希特勒也不是个第一眼帅哥，开始没人觉得他能成气候。当时德国政坛风起云涌，政党林立，国会席位非常分散，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投票难以出现优势多数，几个党联盟起来可以有简单多数，但是中间一出个反水的，马上优势就没了，这种状况正好给小党派提供了砝码，在分裂和混乱中找到机会出头。1930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取得107席，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这个胜利令人吃惊，也来之不易，1928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只有可怜的12席，但是毛主席说得好，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希特勒全国奔波，四处演讲，外加到处赠送他的大作《我的奋斗》，功夫不负苦心人，渐渐他的周围也聚集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早期资助者，上面提到过的卡特尔──“联合钢铁”老板弗里茨·蒂森，以及鲁尔煤矿大王埃米尔·寇道夫。这些工业家之所以靠近希特勒，是因为他强烈支持禁止罢工和工会活动。老鼠和猫，钱和选票，一样都不能少。希特勒转身讨好工人用的许诺是消灭失业，提高福利。这个诺言当时听来格外动人，因为1929年从美国开始，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经过6年的资本输出，现在德国总共欠了美国70多亿美元，整个国民经济高度依赖美资。华尔街一崩溃，银行出现挤兑，开始从国外急调资金回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把德国拉进了深渊，生产收缩，失业率骤增。那边凡尔赛赔款还没完呢，杨计划规定每年必还的那三分之一，是用商品消费税保证的，结果结结实实转嫁在了民众身上。末世而妖言用，本来希特勒的极右翼主张在主流社会总是被当作笑柄，现在却有不少人真的追随他了，希特勒的煽动迷人之处在于简单直接──不还钱！赔款和债务是由这些外国资本家、犹太佬和卖国贼造成的，老百姓凭什么负责。



然而，听得热血冲脑，怒发冲冠的人们哪里想到，希特勒这时正在紧锣密鼓地想办法扩大外国资本对他的支持。仿佛命运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正在他选举胜利的前几个月，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从德国国家银行主席的职位上辞职了。



沙赫特辞职和杨计划后续谈判中与政府的摩擦有关，他对政府作出的一些新让步十分不满，在没有通知政府的情况下，他给J·P·摩根写了一封信威胁要退出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封信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后，德国政府大为震惊和丢脸，财政部长公开和他闹翻了，在兴登堡总统的压力下，沙赫特愤然辞职。这次离职对沙赫特的影响是微妙的，首先深觉羞辱，他是第一个没到任期就被赶下台的帝国银行主席；同时也委屈和愤怒，且不说当年力挽狂澜拯救通胀的功劳，就是这两年领着谈判队伍，寸土必争一条一条争取到的利益被政府漠视，也让他觉得寒心。他离职后马上去了美国，应邀在各大学里演讲，会见各界名流尤其是华尔街的同事，抨击凡尔赛条约，鼓吹德国经济复兴。就在这次旅途上，沙赫特读到了《我的奋斗》。尽管他评价希特勒的文笔在糟踏德语，但是对里面表达的观点却心中一动。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不再让他寄托希望了，那么换一剂猛药如何？1930年底，沙赫特会见了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1931年初，沙赫特与希特勒见面了。



沙赫特对未来元首的感觉还不错，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得“真诚而谦虚”，他的自信和敢于行动的决心给沙赫特留下了很深印象，滔滔不绝的口才也名不虚传。沙赫特显得很有兴趣地听着，然后给了个小小建议，推荐一位金融记者瓦尔特·丰克给希特勒讲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此人后来接替沙赫特担任纳粹经济部长）。我看沙赫特回忆录写到这里，想象博士忍耐着这位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还特别能侃的主儿，顿觉情景可笑。沙赫特是何等阅人无数老奸巨滑的人物，怎么会被希特勒那套古怪混乱的理论忽悠了去呢？答案似乎出现了一点影子，1931年春天，沙赫特会见希特勒的新闻在金融家圈子里不胫而走，人们猜测他政治上向右转的同时，还大胆预测他要借助纳粹的力量竞选下一任德国总统。沙赫特自己的话也加剧了这种猜测，当他的朋友、一位美国女记者问他会不会帮助纳粹统治德国经济之时，沙赫特回答“不，纳粹不会统治，但我会通过他们统治。”共谋！考察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背后，各种目的与意志盘根错节纠集在一起，我们看到只不过是一个合力的表现而已。希特勒、沙赫特，投票给希特勒的德国老百姓还有与纳粹合作的美国资本家，都怀着各自目的处于合力当中。能造时势的英雄，就是在这个巨大的拼图游戏里有幸拿到最后一块图版的人。不管出于良好的愿望还是勃勃的野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沙赫特帮希特勒弄到了那块最后的拼图。



1931年之后，沙赫特开始运用他的声望、人脉和杰出的理财本领，为希特勒经营竞选资金。1932年11月，沙赫特成功发动了一次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大规模联名上书，由他领衔，要求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1933年1月底，希特勒戏剧性地当上台，2月宣布竞选总统，沙赫特为他组织了一个晚会，在他的惊人能量作用下，与会者涵盖了工业界的大部分巨头，包括I·G·法本及其美国分公司，克虏伯军火公司，通用电力，德国汽车协会，联合钢铁公司，电报电话公司；当场筹资3百万马克。希特勒在财运上终于告别诸多蝌蚪，遇见了一群牛蛙。这笔钱十分阔绰地解决了竞选资金问题，选完之后还剩了大约60万。除了筹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显著的信号，表达了德国工业寡头，以及站在背后的美国金融资本对希特勒上台和进一步统治的认可。就拿占总献金额30%的法本（如果再加上它的美国子公司就占45%了）来说，此时它的董事会包括了华尔街和美国实业界最显赫的一批人：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曼哈顿银行总裁，以及弗兰克林罗斯福温泉基金的主席。



风雷动，鱼龙惨，魏玛共和国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这个夹在两个铁血帝国时期之间，德国历史上罕见柔仁的民主共和国，既生不逢时又先天不足。它失败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它始终建筑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基础上，畸形的资本结构，沉重的外债负担，脆弱的货币体系，以及对德国中小企业和国内贸易传统的破坏，使任何一点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动荡，最后摧毁上层建筑。从《魏玛宪法》到希特勒上台，它的民主从最完善的文本开始，用最糟糕的实践结束。在历史的吊诡里，人人看到开头却总是猜不中这结局，国会大厦巨大的阴影倾斜在柏林的夕阳下，犹如共和国无声的挽歌，的确，它作为殉葬品的命运也很快就要宣判了。



4、谁为战争付了钱？



国会纵火案为魏玛共和国钉入了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孤独而衰老的帝国元帅在风雨飘摇中撑了很久终于还是放弃了，漫长的高寿并未给他带来荣光。现在希特勒坐在总统府里，正在对老总统留下的遗嘱──复辟霍亨斯陶格王室──嗤之以鼻，他的最新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全速开动国家机器，实现他壮丽而恐怖的千年帝国之梦。



老朋友得到了回报，就在同一天──8月2日，沙赫特博士成为了内阁经济部长。在此之前，他已经回到帝国银行那间熟悉的主席办公室，把三年前替代他的路德博士赶到了国外当大使。卷土重来如此之迅速，使当初黯然去职的心情都变成了欣慰的回忆，他证明了德国多么需要他，并且凭经济学家的本能开始为一个全新的舞台摩拳擦掌。



华尔街故人无恙否？他们用什么眼光考虑这件事呢？其实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华尔街通过所控制的德国寡头企业向希特勒提供了支持。然而，华尔街还有更为直接的动作，这就是当时希特勒得到神秘资助的所谓“西德尼·瓦伯格”之谜。1933年11月，在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瓦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洛克菲勒大通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三千二百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立刻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瓦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很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



希特勒的上台令民主世界舆论哗然，1933年5月沙赫特访问美国，还没下船就被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包围起来，围追堵截质问他对反犹暴行的看法，沙赫特被烦得罕见地大发了一次脾气，把记者递给他的一份《纽约时报》狠狠扔在了甲板上。开头不妙，他的使命看起来前途暗淡。沙赫特是来要求推迟支付美国银行贷款的，大萧条已经延续了三年多，罗斯福新政尚在福祸未卜，大家谁的日子也不好过，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还能象前几年一样好说话吗？



莎士比亚说过，别借钱给你的朋友，要么你会失去钱，要么失去朋友。沙赫特这次又赌赢了，美国选择了前者。一方面，美国资本已经在德国陷得太深，太多利益攸关彼此纠缠；另一方面，德国重整军备扩大采购的过程，对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良好的刺激。至于买了军火要对付谁，反正不是美国。沙赫特博士给了一个多么容易理解的理由啊，“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沙赫特甚至还把反犹行为的原因归于“一个民族处于经济绝望和可怕困境时的表现”，并且保证“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沙赫特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



罗斯福总统对沙赫特印象并不好，他觉得对方傲慢自大；对希特勒也非常不感冒，就在沙赫特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还几乎故意任命一位犹太人去柏林当大使。但是令人遗憾，也是我们很少提到的是，罗斯福在他第一任任期里，与绥靖主义者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分歧。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国内经济是第一位的，对外交只简单提一个“睦邻关系”，保住拉美后院不起火足矣。这不仅仅为了迎合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本人也是一个灵活的务实主义者，并不介意握脏了手，在他上任不久就和苏联建交了，让欧洲自相钳制，何乐而不为呢。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希特勒德国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此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杜邦公司通过I.G.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坦克润滑油的技术是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循环出现了，华尔街借出去的钱，被希特勒拿过来，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工业托拉斯购买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又用于向德国的军工行业继续扩大投资。金钱的血液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流动着，结果是一端生长出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备，另一端美国的诸多庞大工业帝国，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甚至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罗斯福新政能够奏效，也未尝不对此多赖借助。然而真有这么轻巧的双赢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哪怕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也不例外。人们永远没有完全决定眼前事务的能力，路径依赖的力量常常比想象中大得多。美国与德国战前资本融合的惯性，一步步导向如今的政策，不是当政者不懂养虎遗患、尾大不掉，谁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但是形势如此，加深这种合作关系比破坏它更为划算。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说破了残酷的真理：“在长期，大家都死了。”千年田易八百主，所谓长期打算、远大目光往往成了政治家的高调，立竿见影的利益却是人人难以抗拒。金融资本的盲目性尤其明显。金融市场上每一天时间都在用贴现率表达着它的价值，今天能挣的钱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当下是华尔街唯一永恒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战争，都可以往后放。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经济安全人人自危，殊不知金融资本从来就是见血就上拔腿就跑，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角色，现在如此，当年也差不多，上演的都是鬼打墙的老故事。



既已暗渡了陈仓，就不怕明修它栈道。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限制，恢复普遍兵役制，扩充常备军，进入莱因非武装区。美国对此听之任之，生意做得更加热火朝天。其实别的国家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英国和德国也有合作，并且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对这些举动不过嘴上谴责一下。法国虽然是德国的传统敌人，但是战前正赶上右翼上台正在严防共产党，外加殖民地麻烦一大堆，还指望着希特勒对付苏联。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我们会目瞪口呆地看到美、英、法、苏争相和自己未来的侵略者眉来眼去，比赛着为它添砖加瓦的奇异景象，希特勒不打这场战争简直都对不起老天的眷顾。



象最深沉的梦魇，清醒者无法动弹地看着深渊越来越逼近，又象一场荒诞派戏剧，各方势力挤在十字路口上等待自己的戈多。经济复兴？遏制共产主义？均衡的欧洲？互不侵犯？



戈多没有来，来的是希特勒。纳粹德国带着华尔街的金钱，美英的技术和装备，苏联训练出来的军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5、镀金时代的秘密与巫师的命运



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一直是第三帝国Fans津津乐道的题目。希特勒以前的内阁总理换来换去，愿许得真不少，每次但听环佩响，不见美人来；佳人不来，也就罢了，可是今天通胀明天衰退加上还不完的外债，来的都是这种牛鬼蛇神，真叫人无语凝噎。希特勒上台4年，失业率从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隐然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早年那样的演讲才华，只消在公共场合露露小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立马如醉如痴。



那么，如果这时候希特勒有幸意外死亡的话，是不是就“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了，然后以民族救星的形象名垂青史？



希特勒是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的呢？



对比希特勒政府和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不难发现它们何其相似乃尔。同样的国家干涉，兴建公共项目，发行公债，贬值货币，扩大卡特尔组织；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罗斯福的叫“新政”（NewDeal），希特勒的叫“新计划”（NewPlan）。诚然，在世界范围经济危机条件下，大家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比较行之有效的也无非国家垄断主义那一套。然而，同样的照方抓药，各国家底不同，人家吃独味人参，你可能只弄得起点参须，贾府的方子刘姥姥看了也是干瞪眼。美国的广阔幅员、丰富资源、生产潜力没有一条德国能望其项背，这且不提，单单说通货这一块，它就是一战最大的获利者，加上延续下来一贯的高保护关税政策，资本对外扩张多年带来的惊人收益，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战后年年赔款的德国怎么比？有黄金和外汇的保障，人家可以搞货币贬值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可以玩赤字游戏而不导致财政破产；换了你行吗？摆在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面前的就是这样一顿无米之炊。



然而，和十年之前一样，这个老巫师如同听到召唤的战马，再一次奔向危机时刻的舞台，一样的雄心勃勃，一样的自信不疑。他的确带来了新节目，电光火石间只见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原汤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欠你的钱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术般的手段创造了信用。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



在一个基本没什么财政准备金的国家里干事，只能使上点无中生有的办法，这个`“生”法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就是明抢，只不过大盗剪径变成了国家没收，受害者自然是可怜的犹太人；文的就不那么简单了，沙赫特一开始必须有节制地使用印钞机来做启动。我查阅的中文史料中，有限地提到沙赫特的几次，大多都说他为了重整纳粹军备，怎么热衷搞通货膨胀，仿佛他是个金融狂人。这个印象之由来，以我自己的猜测，可能和中央银行主席孔祥熙博士有关。他1937年拜访沙赫特，对军备资金问题交谈之后，大概自以为深受启发，抗战后期也效仿人家搞货币增发，结果演砸了，真的变成了通货膨胀。孔博士虽然堂堂名校海龟，贵为两位国家元首的连襟，理财的本事还是比不上敛财的本事。沙赫特开动过印钞机是不假，但是他的政策总体上却是紧银根的，这意味着严格控制物价和外汇汇率，而且将大量增发的银行券的用在非生产领域，也就是基建和军工，尽量减少对一般市场流通的压力，比如著名的“米福”（Mefo）军用券，就是由国家保证，专门支付军火商的，由银行秘密贴现，不入财政报告。这种办法兼顾了解决就业、不造成生产过剩和军事保密要求，将“拖”字诀发挥到了极致。沙赫特所创造的信用奇迹还包括，为了避免外汇流失，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夏伊勒语）。到1936年中，德国已经建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齐平，这样，这些依赖德国市场的国家（大多是南欧和美洲的原料输出国）没有办法，为了清算马克欠款，只好允许德国继续购货。



沙赫特在“新计划”期间之卖力，确实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为了给德国弄到更多外汇，他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在国际金融中的信誉，在进口商品以后千方百计阻挠付款，或者代之以物物交换，连华尔街的老朋友都在指责这种“金融强盗行径”。



可是，随着时光飞转，随着军队强大起来的脚步，这个精明的老巫师没想到的是，希特勒的目标并不是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贸易霸主，他把经济全权交给他，是因为他自己根本不感兴趣。赌桌上再有千般计较，总还要按理出牌，然而，他已经等不及了，他要的比沙赫特能给他的更多，更直截了当。



1936年开始，形势看上去正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沙赫特却开始隐隐感到问题不妙，像一个在舞台上停留过长时间的魔术师，他发觉帽子里已经没有新兔子可以变了。首先是德国在军备上的畸形投资，占用了他千方百计从国际金融界弄来的，和从国内人民牙缝里抠出来的大部分外汇，他主持修订的经济法律严厉到对私藏外汇可以判处死刑，却仍然难以应付军队巨大的钢铁胃袋；另一方面，重整军备的动静实在太大，其他国家虽然有跟着起哄沾光的一面，却也有惊心警惕的时候，德国的国际环境悄然逐步恶化，国际贸易越来越不好做。特别是，华尔街虽然慷慨给了钱和技术，但是像过去杨计划中发生过的一样，它们在合作中试图控制德国伙伴，而为战争做准备的德国工业寡头，还有它们的政治靠山，当然不会答应，政治原因带来的摩擦也影响了经济关系，使沙赫特大为头痛。



沙赫特最深刻的不安来自，希特勒和他对经济政策的要求在本质上有分歧。希特勒对经济完全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如果把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对经济问题发表的零星高论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简直没有他们没主张过的观点：支持国有化、支持私有化、主张自由竞争、主张计划经济、打击垄断、保护垄断、限制利息、反对限制利息……总而言之，看上去矛盾百出，实际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政治要求服务。虽然沙赫特很知趣地在报纸上撰文，说元首“领导了每一个经济计划、参加了每一项法令制度的修订”，其实希特勒在其中的贡献，也就和金日成同志对《卖花姑娘》音乐创作的贡献差不多。沙赫特将高帽子奉送得这么慷慨大方，恰恰因为希特勒当时没太多插手他的工作；而一旦领导打算亲切关怀了，沙赫特与纳粹的蜜月期也就开始面临危机。



1936年秋，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个“四年计划全权机关”与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机构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沙赫特与戈林之间的冲突。沙赫特从这个“四年计划”诞生开始就对它深恶痛绝，不仅因为它的掣肘争权，更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以战争着眼的，策划德国4年后勉强自给自足的计划。虽然沙赫特肯定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自由贸易信奉者，但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对德国的致命意义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德国没有广大殖民地作为廉价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去消化国内的经济波动，因此一举一动都和国际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要不他那么辛苦节省外汇干什么？一旦风吹草动，马克受到攻击，以当前国内的信用“圆环套圆环”遍地打白条的现实，这场热热闹闹的“经济复兴”搞不好立马变成镜花水月！“四年计划”在他不仅达不到什么自给自足的目的，反而会摧毁辛苦建立的国际贸易成就，并且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对德国信用的怀疑。沙赫特愤然指责戈林“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而希特勒在这场争执中会支持哪一方呢？看看这位元首风向标式的言论吧。“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分配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另一个使人不安的征兆是，杨计划和道斯计划债券在1935到1936年的价格大幅度下降，道斯债券从79美元下降到37美元，杨债券从59美元下降到29美元。这意味着华尔街对德国发生动荡的深深忧虑。铅云低垂，斜阳诡异，沙赫特独坐在帝国经济部办公室里，看着多年围绕在他鞍前马后的工业家们，蜂拥着向戈林的订单扑去，不祥的预感在心中升起，海天之间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2月正式从经济部长任上离职；1939年1月，他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德国的权力中心，虽然他之后的人生依然颇有戏剧性，但已不再对历史发生真正的影响。沙赫特的命运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象征。他终身未加入纳粹党，但是在纳粹上台和准备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却可能超过了任何纳粹高官。他本人的浮沉，就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德国政治势力关系的生动历史。如同传说中的双头蛇，政治与经济的逻辑相互推动也相互反噬。沙赫特尽管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侵略战争筹资（这一点无可置辩），而且在奥地利合并和捷克事件中他都把帝国银行的手伸了进去，但是从本质上他是按照国际金融资本──当然也包括德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去行动的。然而，“大炮和黄油”是政治发展的逻辑，有自身合理的惯性，对一种成型的政治文化来说，经济力量可以是发动机，却从来不是刹车。何况这“惊险的一跳”在好日子里难道没有露出过征兆吗？希特勒也许是个魔鬼，但很难说是个骗子，他的基本主张──种族主义和生存空间扩展论从来直言不讳，这样的理论基础最后必将引向战争。发现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洞察力，只不过，象十日谈里古老的故事一样，希图利用魔鬼的最后难免沦为魔鬼的奴隶，或者，魔鬼和人类本来就没什么真正的界限？



纽伦堡的美国人放过了沙赫特，他的祖国却没有原谅他，战后巴伐利亚拒绝他居住，他漫长的后半生背负着纳粹帮凶的骂名。然而华尔街呢？J.P.摩根财团呢？那些显赫的信托银行呢？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杜邦这些工业帝国呢？伯尔尼和日内瓦赚得钵满盆满的金融家和军火中间商呢？即使在战败的德国，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托拉斯们，总电力公司、法本、联合钢铁，谁又受到任何真正的触动了呢？在两极格局的战后世界中，又一轮金钱和控制的奇妙博弈开始了……你看你看世界的脸。“波丽娜，她无处不在，她就是社会……”──巴尔扎克《驴皮记》



沙赫特苍老的背影像是一个精装的伏冷脱，失去法术的老巫师，他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41年一个公开场合上。希特勒的问题依然和华尔街有关，他问他是否能再去美国一次，争取华尔街新的贷款。这次沙赫特没有丝毫犹豫地告诉他，在《租借法案》生效之后，已经完全不可能。



这是他对希特勒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华尔街与纳粹德国这出人间喜剧的最后落幕。



亚尔马·沙赫特1944年被牵扯进谋害希特勒的720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1945年达豪被盟军占领。1948年受审无罪释放后，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埃及的经济顾问，1952年在阿以中东战争中作为埃及的顾问，1953年后回到德国重新投入金融界，同时写作回忆录《我的前76年》、《一个老巫师的告白》。1970年6月4日，在希特勒和罗斯福死去整整25年后，93岁高龄的沙赫特去世。他象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猫，姿态难看却总能安全地四脚落地，一时的凶险也变成了因祸得福的契机。读他那洋洋洒洒一册又一册的回忆录，你很难相信这个耄耋老人身上有如此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甚至还在监狱他就和出版商定了合同，在儿子战死，自己等待受审、前途未卜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个71岁的老巫师写道：“我一直雄心勃勃，现在我依然如此。”



不知为什么，这种过于强烈的生命意志，令我反感，就像对第三帝国那种狞厉嚣张的美。也许唯一例外的是这个细节。当写到他的爱子Jen在苏联战俘营里失踪，文风铺张华丽的沙赫特只淡淡说了一句：他是个温和而内向的孩子，本该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可是呢？他活到了93岁，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几千万年青人死于这场战争。他一生梦想着德国的强大复兴，在临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帮助发动的战争制造出的一道柏林墙。



柏林墙，这就是历史对于殖民主义的清算。





第二篇

纳粹主义与逆向殖民主义的兴起



逆向殖民，指的是原先的殖民地向宗主国的“反过来的殖民”。



所谓逆向殖民就是殖民地向原宗主国的移民，如印度次大陆人口移民到英国和英语国家、北非人口移民到法国、土耳其人口移民到德国〔原先的盟国〕、东欧人口移民到西欧、墨西哥人口移民到美国〔墨西哥原先被美国夺取大片领土〕、中国人口移民到八国联军的祖国……



一般认为，1415年──1975年之间存在了五个半世纪的葡萄牙殖民帝国，贯穿欧洲殖民史的始终，而其彻底解体则说明西方殖民体系的结束，西方开始“逆向殖民”即“从第三世界引进移民和难民”的过程。这一反转是由于西方社会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导致的，即所谓“文明人不生育”。



但是我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逆向殖民其实是由苏联开始的，那就是二战末期苏联对德国的逆向殖民，是由原殖民地苏联和东欧各族人民向宗主国德意志殖民者的血腥报复、大规模驱逐，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战前曾广泛分布在中东欧地区的德意志殖民者，二战末期和战后被劣等民族的代表“斯大林同志”逐出其“祖辈生活”的家乡，并由东欧的“劣等民族”取而代之。



希特勒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种种事实，世人皆知。近一些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档案的公开，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背景见诸天日，而一些多年被淡忘的历史也渐渐浮出水面。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战前曾广泛分布在中东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民在二战末期和战后被驱逐出其祖辈生活的家乡问题。



这个问题的浮现，其实也是好事。这告诉我们其实受害者可能反过来变成加害者，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复杂很多。



二战中，德国对西欧的与对东欧的战争，其属性有相当不同。德国的入侵波兰与捷克，其实是一场种族的战争；而对西欧的战争则是打破西欧列强干预德国将东欧日耳曼人纳入德国的必要手段。因此，东部战线才是生死存亡的种族战争。也因为如此，德国在东线的战争手段与民族驱逐手段毫不留情。但随着德国的战争失利，汹涌而来的苏联红军则以更加残忍的方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来对待德国（或日耳曼）人民。光是首都柏林一役，战胜的苏军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德国妇女进行大规模的强奸，估计有二百万妇女受害。德国的种族，从此遭到记录清晰的、无法清除的“污染”。德国灭亡了，1945年以后的德国，不过像原先的俄罗斯一样，已经是各族人民的杂种了。



据统计，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为苏军强奸造成，德国已经沦为劣等民族！苏联诗人爱伦堡说：“要用暴力打破德国妇女的种族骄傲。要把妇女当作合法的猎物。”這是斯大林的政策。有学者估计，仅仅在柏林，就有50万德国妇女遭到强奸。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为苏军强奸造成。德国总理科尔的夫人，也曾遭此厄运。



电影《百万大逃亡》，是德国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来收视率最高的一部电影，就提到前德属东普鲁士（现被立陶宛、俄罗斯、波兰分占）的居民的大逃亡的情形，随着难民潮涌现与前线战事吃紧，东普鲁士居民的灾难即将到来。到了1945年1月，希特勒下令坚守东普鲁士，将东普鲁士的首府柯尼斯堡变成要塞城市与苏军决一死战，不许居民撤离，并对军民下达死亡追杀令，却也阻挡不了东普鲁士人民的大批奔逃。“莲娜之父不愿离开在东普鲁士世居祖业与贵族世界，坚持留下。兼负家族重任的莲娜，独自带领家族成员走上不确定的旅程………。”



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船难事件“古斯特洛夫号”的最后旅程，也是从东普鲁士载着大批逃亡的东普鲁士难民却被苏联潜艇击沉的历史──结果溺死了约9300人，其中将近一半是妇女、儿童甚至婴孩。



更蹊跷的是，大批逃避苏军入侵的东欧德意志人民，逃入德国东部的历史名城兼交通要道的德累斯顿市，结果反而遭遇更加惨烈的灭绝。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认为：德累斯顿并没有直接的军事目标，因此被难民们认为是相对安全的城市。因此在1945年2月初，该城聚集了超过30万名来自东部前线的难民。没想到1945年2月13日，英国皇家空军大举出动对难民聚集的德累斯顿进行了大规模空袭行动：一个晚上出动超过两千架次的重轰炸机，使用燃烧弹密集攻击此一几乎没有武装的难民城市，将这座曾经像征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城市，夷为平地，并造成重大的伤亡。德累斯顿轰炸与“古斯特洛夫号”沉没，这两个历史事件都曾引起“西方盟军反人类的罪行”的辩论。



有一篇名为《邱吉尔已经成为禽兽》的文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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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累斯顿大轰炸，使得邱吉尔已经成为禽兽。



大轰炸后的德累斯顿，宛如人间地狱。1945年2月13日夜，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22时10分，这个被称为“世界建筑宝库”的文化古城突然遭到猛烈的轰炸，炸弹掀开屋顶，炸飞窗门，城市成为一片火海。



德累斯顿不仅是一座文化古城，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工（Rüstungsindustrie）生产的重要基地。1945年1月，随着反法西斯盟军在东西两线的节节胜利，欧洲的制空权已掌握在盟军手中，作为德国军工生产重要基地的德累斯顿成为盟国空军集中攻击的重点目标。



空袭原因



1945年初，西方盟军统帅部开始考虑如何采用战略轰炸机武力援助苏联。他们计划轰炸柏林和其他几个德国东部城市，协助苏军前进。方案代号为“雷击”行动。最末，原始方案被针对性更强的新计划所取代。1945年1月26日，空军总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元帅写到：“剧烈的闪电战既能给东部敌军撤退时造成混乱，又能牵制西部军队的迁移。”但他提到改为闪电行动后，飞机执行的基本任务不会减少，即破坏石油生产线，炸毁喷气式飞机制造厂和潜水艇码头。空军副总参谋长诺曼·伯特莱要求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司令亚瑟·哈里斯元帅一旦月亮和天气条件允许，立刻采取对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开姆尼斯的空袭行动。“在苏军顺利推进时，要特别针对上述城市中可能存在的混乱情况加以利用”。



同一天，温斯顿·邱吉尔敦促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柏林？或者毫无疑问地选别的东部大城市？我昨天就问过了。现在不该特别考虑那些抢眼的目标。请明天向我汇报下一步行动。”1月27日辛克莱回复: “空军参谋部服从至高命令（即侵袭敌军石油生产线以及其他经核准的目标体系），制定了竭力针对柏林、德累斯顿、开姆尼茨、莱比锡或别的城市的掷弹计划。剧烈的轰炸不仅能摧毁对东部敌军撤退来说重要的通讯设施，而且能牵制西部军队的迁移。”



联合情报委员会得出结论：德军会从其他战线抽调42个师（50万兵力）来增援东线。如果阻止德军调兵能有助于苏军前进的话，那么战争将会早日结束。他们认为到1945年3月德军就能完成援军行动。被截获的名为“激进论者”的密电表明德国确有此意，从而证实了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分析。他们在建议书中说： “因此，对于接下来数周内英美盟军用战略轰炸机力量给予苏军的协助，我们认为是急遽结束战争的正当途径……针对石油目标的侵袭继续优先……”



此前，苏联已与盟军进行过数次磋商，讨论一旦东线士兵逼近德国，如何运用战略轰炸机力量协助他们的地面进攻。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曾访问苏联，与约瑟夫·斯大林商议过这个问题；盟军司令德怀特·戴维·艾森豪维尔将军亦代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考虑过此事；1945年1月，英国空军中将亚瑟·特德做了有关如何运用战略轰炸机援助苏军进攻的解释性说明，其时正值德国着手于战线之间调遣兵力。联合情报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书包含在一份名为《关于苏联现行攻势的战略性轰炸》的文件内。1月31日，特德与其空军参谋部在对该建议书进行研究并与苏联协商之后，联合发表了一项吁求进攻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等相关城市的建议书。在空援战术任务中运用战略轰炸机，其目的类似于1944年艾森豪维尔在诺曼底登陆之前所作的战斗机轰炸机准备。在1945年，特德指望运用战略制空权来“阻止敌军在战线之间任意来回地调换兵力。”



在2月4日雅尔塔会议碰面之前，西方协约国已锁定德累斯顿为轰炸目标。在会上，苏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阿历克谢·安托诺夫将军就西线盟军战略轰炸机力量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个是划分轰炸路线要由北向南移动。不经过苏联特别允许，西线盟军空军不得在东线掷弹以防对苏军造成意外轰炸。第二个是要阻止来自西线阵地、挪威和意大利的德军增援东线，特别是运用空袭使得柏林、莱比锡两地间的连接瘫痪。



应苏联的要求，波特尔（也出席了雅尔塔会议）派伯特莱递交给阿历克谢一份请求，上面罗列出既定空袭目标，待与苏方商议。送回波特尔手中的表单上列出的目标包括炼油厂、坦克飞机制造厂和柏林、德累斯顿这两座城市。在随后的讨论中，西方协约国指出如果不轰炸德累斯顿，德国可藉穿越德累斯顿的铁路交通线运送物资，以此足以弥补对柏林和莱比锡的轰炸造成的任何破坏。安托诺夫同意并要求把德累斯顿添加进请求列表.



目标方案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通过后，联合战略目标委员会（隶属于盟国远征军空军最高统帅部）即在对美国陆军航空队与英国皇家空军发布的轰炸命令中指出，为了削弱德国通讯线，选中德累斯顿为轰炸目标之一。此次行动由西方协约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参谋长联席会直接授权。



英国皇家空军参谋部在所写的文件中申明，他们下达采取轰炸的命令，旨在“破坏通讯”，是为了阻碍德军的东调和撤退，而不是为了杀戮被疏散的难民。所以伯特莱在雅尔塔要与苏方商议轰炸目标，而在他为坡特起草的优先级表中，充分优先考虑的东部城市仅有两个（轰炸对象）：柏林和德累斯顿。这与皇家空军制定的把交通枢纽兼工业地性质的城市列为轰炸对象的战略相适应。 雅尔塔会议后，柏林和德累斯顿都遭受了轰炸。



苏联军事智囊团宣称，那些停在主站的火车都是军用火车，途经德累斯顿开往前线。但这被证明是错误的。火车其实用来疏散来自东部的难民。英国皇家空军简报摘要提到如下请求：“俄军抵达，命令（轰炸）执行。”这可视作皇家空军实力的骄傲宣言？还是西方协约国在向苏军表明他们正全力以赴助其进抵？或者显示出冷战的早期征兆？历史尚未有定论。



空袭过程



在2月13日夜袭之前，靠近德累斯顿市中心的铁路调车场已两次遭受过美国陆军航空队第八航空军的轰炸。第一次是1944年10月7日，70吨高爆炸弹投向调车场；第二次在1945年1月16日，133架轰炸机向其投掷了279吨高爆炸弹和41吨燃烧弹。



由美国陆军航空队第八航空军执行的轰炸德累斯顿的燃烧弹之役本该始于2月13日，但欧洲上空恶劣的天气阻碍了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以至于轮到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来启动初袭行动。2月13日晚间，796架兰开斯特轰炸机（Avro Lancaster）和9架德·哈维兰蚊式轰炸机（De Havilland Mosquito）分两波遣往德累斯顿，先后扔下1478吨高爆炸弹、182吨燃烧弹。轰炸一直持续到2月14日早晨五六点钟。



第一波空袭由英国皇家空军第五中队执行。他们采用特有的低空标识法，22:14在德累斯顿上空施放首枚炸弹时（CET）几乎就用一架轰炸机在两分钟内扔完他们所有的炸弹。第五中队最末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在22:22时分投完炸弹。德累斯顿上空浮云依然。此次初袭，244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投下了800多吨炸弹。



三小时后，英国皇家空军第一中队、第三中队、第六中队和第八中队清一色的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运用第八中队提供的标识技术，发动了第二轮空袭。那时天气已放晴，529架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在01:21到01:45之间，以高精确度投下超过1800吨炸弹。两次空袭中，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了六架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此外还有两架在法国、一架在英格兰坠毁.



2月14日12:17 至12:30，311架美国B-17轰炸机以铁路调车场为瞄准点，在德累斯顿投下771吨炸弹。”部分担任护航的P-51野马战斗机得到命令，环绕德累斯顿对路面交通设施进行低空扫射，藉此凭添混乱”。1945年2月，火焰风暴吞噬了德累斯顿，数则报道称平民在逃离时遭到了美军飞机的猛烈扫射，但历史学家戈茨·伯甘德（Götz Bergander）的近著驳斥了这种观点。在空袭期间美军与德军战机围绕德累斯顿进行过一场短暂、但很可能剧烈的空中激战，某些交战回合或许侵袭到地面并且误射火力。美军的轰炸一直持续到2月15日，投掷了466吨炸弹。在四轮空袭中投掷的炸弹总共约有 3900吨。



燃烧轰炸按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先投掷大量的高爆炸弹，轰开屋顶，使屋内的木材结构暴露出来。接着以引火装置（燃烧棒）使木材结构燃烧，然后用更多的高爆炸弹来阻遏消防队的行动。这一切最后形成一股持续一段时间的火焰风暴，温度激增至1500度。轰炸区域着火后，焚烧区上方的空气温度暴涨而且产生高速上升气流，外界的冷空气被极速带入的同时也将地面的人们吸进火中。



后来，美国陆军航空队对德累斯顿铁路调车场又发动了两次深度空袭。第一次在3月2日，406架B-17s型轰炸机投下940吨高爆炸弹与141吨燃烧弹；第二次在4月17日，580架B-17s轰炸机投下1554吨高爆炸弹与164吨燃烧弹。



德累斯顿市中心约有28410多所房屋，其中24866所毁于空袭，遭到完全破坏的区域面积达15平方千米，包括：14000栋民宅、72所学校、22家医院、19座教堂、5个影剧院、50家银行和保险公司、31家百货公司、31家大型宾馆、62座行政大楼以及诸如因哈吉（Ihagee）摄影工厂等。全城统共222000座公寓住宅，其中75000座完全被摧毁，11000座严重受损， 7000座受损，81000座轻度受损。那时城市受损区域面积大约有300平方千米。虽然主火车站完全被毁，但那些日子里铁路线仍在运行。



确切的死亡人数难以统计，是未知数。估算之所以困难，源于在1939年，市区与拥有64万2千人口的周边郊县当时挤满高达200000名难民以及数以千计的伤兵。难民命运未卜，他们有可能被屠戮，或者在火焰风暴里被烧得面目全非，也有可能已离开德累斯顿去了别的地方而不为官方所知。早期著名的死亡人数估算从25000名变化至60000多名，但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可能的范围大约在25000-35000之间， 而德累斯顿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瑞查特1994年最新研究倾向于此范围之较低部分。这些估算表明德累斯顿轰炸中的死伤者与德国其他城市地区进攻时遭受炮火袭击的伤亡者在数量上不成比例。



当代德国官方记录登记的掩埋人数约21271名，包括在老市场（Altmarkt）火化的6865人。 根据德国官方第47号动员令，到1945年3月22日，共正式掩埋了大约2.5万具（德累斯顿轰炸）军民的尸体。（"TB47"）在1945年5月与9月之间没有掩埋人数登记。 在往后的年份记录中，1945年10月至1957年9月，死于战争的人数记录为1557名；1945年5月至1966年，重又发现了1858具尸体；1990年到1994年期间，虽然城市历经大兴土木与挖掘工作，但战争遗骸毫无发现。权威记录失踪者为35000人，日后发现约10000人尚存。近些年来德国的死亡人数估算略有上扬而英国有所下降，这与早期的情况恰好相反。



更高的死亡人数估算范围高达30万人。数据来源备受争议未必可靠，例如约瑟夫·戈培尔执掌的德意志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苏联历史学家以及戴维·欧文──曾经走红但现已声名扫地的自学出身的史学家，他收回了自己更高的死亡人数估算。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和微软电子百科全书列出的死亡人数从“35000到135000”，其中大的数字符合欧文已收回的“权威性”更高估算值。



纳粹在宣传部竭力利用德累斯顿大做文章，承诺迅速采取报复行动。苏联在冷战早期也把德累斯顿轰炸当作宣传工具，以此来疏离东德人与美国人、英国人的感情。



德累斯顿所遭受的破坏不亚于其他德国城市，尽管这次轰炸的投弹数量并不是最高的。但良好的天气、木结构的房屋、各建筑物之间相通的地下室，以及事前的准备不足（纳粹地方长官马丁·穆施曼被认为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这些因素凑在一起，使得德累斯顿大轰炸极具破坏性。此外，2004年末，一名曾涉及轰炸的英国皇家空军人员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采访时提到又一个因素，即德方的反空军火力比预计的水平更低，这确保了部分轰炸机的高精确度。



德累斯顿被英美空军的3749吨炸弹和燃烧弹夷为平地。市区变成一片废墟，大火连续烧了几昼夜，130万居民被炸死13．5万人，约35470座建筑物遭到破坏，茨温格尔宫（Zwinger）、圣母教堂（Frauenkirche）、塞姆佩尔美术馆（Semperoper）、日本宫（Japanisches Palais）、歌剧院等古代建筑连同这座名城一起被毁灭了。上百万居民无家可归。他们同外地逃难者形成一支难民大军。



此后，每年2月13日20时15分，德国东部的各个乡村教堂都会响起沉闷的钟声，纪念这次给平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空袭。



战后，人们认为“雷击”行动是不顾人道主义原则的“恐怖主义行动”，把哈里斯称为“屠夫”。哈里斯也承认，这是杀戮人民，他只是强调“雷击”方案不是由他制定的。



面对尸横遍野的德累斯顿，邱吉尔在其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走得太远的话，是否也会成为禽兽？” 指挥德累斯顿轰炸得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副司令桑德比中将：“谁都无法否认空袭德累斯顿是一场真正德悲剧……”但是他为自己辩解说：“真正无情的是战争。一旦全面战争开始，那么它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人道主义。”



一位参与轰炸的英国空军飞行员回忆：“当时的场景让我完全震惊了，我们彷佛飞行在火的海洋上，炽热的火焰透过浓浓的烟雾闪烁着死亡的光芒。我一想到在这人间炼狱里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我就无法自制地对我的战友们喊道：‘我的上帝，这些可怜的人们！’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感觉，也无法为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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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二战的德国的老人，与英国老人的个性相当不同：也许是德国人民经历过“彻底摧毁”的巨大创伤使然吧：



1、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东欧地区各民族混居现象相当普遍。据1931年的统计，波兰东部1160万人口中，波兰人仅占38％，而62％是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仅乌克兰人就有440万。捷克斯洛伐克1921年人口普查时，捷克人仅占50％，斯洛伐克人占14．7％，其他则有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喀尔巴阡乌克兰人、波兰人等等。德意志族也广泛分布在东欧各地，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有400多万，仅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和奥地利接壤的苏台德地区就有350多万。此外，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苏联等都有不少德意志族人。



二战前，由于各国都普遍奉行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因而民族矛盾尖锐。而希特勒正是利用保护在各国占少数的德意志人的利益，为德意志人扩大所谓的“生存空间”为借口，从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的地位下手，拉开了纳粹侵略欧洲的序幕。在法西斯德国侵占了波兰西部之后，希特勒为实现其建立“千年帝国”的迷梦，发起让散居在东欧的德意志人“回归帝国”的行动，移居了约100万德意志人到其侵占的波兰领土上，而为了给他们腾出地方，约120万波兰人遭到驱逐。因此，根本上说，德国的东部战线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种族战争”。



但是到了二战后期，尤其是战后初期，被驱逐的命运落到了德国人和中东欧各地的德意志族人头上。一方面由于美英苏这三个反法西斯盟国在规划战后欧洲秩序过程中错误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饱受希特勒铁蹄践踏的欧洲各国出于对法西斯德国的仇恨，德国的和德意志族的平民成为新形势下的受害者。而最突出的例子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早在1943年11月，美国、英国和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决定把波兰的版图向西移，波兰东部的领土划归苏联，而波兰将从德国获得领土。同时还决定，波兰人从划归苏联的领土上迁出，德国人则从划归波兰的领土上迁出。1945年7月—8月的盟国波茨坦会议同意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把德意志人迁出。而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考虑战后重建问题时，也主张以驱逐德意志族人作为“一劳永逸”的解决民族矛盾的办法。当时美英苏三国的指导思想是，要在德国和其邻国之间创造“永久的和平”，惟有通过建立民族单一的国家才能实现。其实，这种“净化民族国家”的思想早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广泛存在于欧洲各国的政界和思想界。英国首相丘吉尔早在德黑兰会议前很久，就主张仿照1923年希腊土耳其“交换”居民的办法，来构建战后的欧洲国家格局。



2、对德国人的种族清洗



当二战炮火在欧洲刚刚停歇、波茨坦会议尚未召开之时，中东欧、巴尔干各地即掀起迫害德意志族平民的风潮。德意志族人成为发泄对法西斯仇恨的对象，曾在各地发生了不少被枪杀、抢劫、强奸、凌辱，甚至被活活烧死的暴行。据德国联邦统计局1970年代通过调查确认，在当今德波边界奥德—尼斯河以东的地区约有3300个城镇乡村发生过这类暴行，受害的多是无助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例如，1945年7月3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的奥西格，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德意志族人被围殴、杀害、从桥上推到河里淹死的惨剧，数十人死亡。据现在的调查结果，这完全是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煽动的结果，而非当地个别人背后挑唆的偶发事件，更不是所谓群众“自发”的行动。捷克斯洛伐克战后首任总统爱德华·贝奈斯早在流亡伦敦期间就号召捷克斯洛伐克人“要加倍地向德意志人无情地讨还他们自从1938年以来欠我们国家的债”，“把他们赶出家门，德意志农民不许拥有哪怕一寸土地”。



以类似希特勒对待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手段，来对待战后的德意志族和德国平民的政策和行动，在当时十分普遍。单单苏联红军就强奸了两百万德国妇女，其暴行记录甚至远远超过了纳粹德军。



有人曾问两个波兰华沙大学的教授，你们如何处理东普鲁士以及边界西移200公里的新领土上的原德国居民？他回答：“They were adviced to go as quick as possible！”1945年波兰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就任伊始，宣布首要任务就是把“德国人赶出去”。当时德国人必须佩戴白色袖标，禁止用德语交谈、使用德国标记、演奏德国音乐，波兰人禁止与德国人握手，等等──完全采用了纳粹德国对付犹太人的那一套。1944年11月，在德国法西斯军队被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武装赶出南斯拉夫之后，铁托宣布德意志族人为“人民公敌”，剥夺其公民权。当时留在南斯拉夫的德意志族约20万人受到残酷报复，被关入集中营的约为16万人，到1948年3月，被杀害、折磨致死的达5万人──完全采用了纳粹德国对付犹太人的那一套。



战争一结束，有关国家的管理当局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一切德国的和德意志族居民。在最野蛮和最混乱的驱逐初期，往往是限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集中，而后或赶上闷罐车或令其步行到德国的边界之内。被驱逐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与战争末期逃避战火的700万难民挤在德国各占领区，局面极为混乱，一度甚至引起饥荒。死于逃亡和被驱逐路上的人数无法统计，估计要以10万计。美国《时代》杂志当时用“欧洲从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过渡到最可怕的和平”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形势。



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逆向殖民”，是“劣等民族”对“优秀民族”的复仇和反攻倒算。从殖民者的角度看，确实可以说“文明衰落了”、“西方没落了”。但是从被殖民的东欧人的角度看，这却是“民族解放”。可以说，东欧“劣等民族”的这次解放，很快就蔓延到亚非拉所有地区，成为二战以后世界历史的主旋律。



1946年10月，《纽约时报》的报导评论道：“这种范围的迁移和它实施的条件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谁若是直接经历这种恐怖，他会毫不怀疑这是反人类的犯罪。历史将会给予它可怕的报复。”尽管欧洲人这次把反人类罪者的行为合理化了。但是旁观的美洲人却比较清醒了。



1945年8月2日，美英苏三国的波茨坦会议最终决定把波兰的版图向西推移200公里，并开始更大规模地驱逐（美其名曰“遣返”）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截至1947年10月11日“遣返”行动正式结束，从前德国东部领土上被驱逐或逃亡的德国人为710万人，从波兰中部地区被驱逐的德意志族人为110万，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的为290万人，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被驱逐的合计为70万人。这种所谓的“民族交换”还涉及无数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犹太人等等。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过这样令人难忘的话：“甚至中世纪开始前后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也无法同波兰国家面临的这种规模空前的运动带来的困难相比。”



这种大规模驱逐和强迫移居的结果是，欧洲战后普遍形成了单一民族国家，犹太文化已被希特勒德国消灭，德意志文化现在也从中东欧消失。许多曾经繁荣的大城市如维尔纽斯（现立陶宛首都）、柯尼斯堡（现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布列斯劳（现波兰的雅罗茨瓦夫）的居民构成彻底大换血。这样惨痛的经历在被驱逐者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创伤。



3、悲惨的经历难以忘怀



对于上千万被从世代居住的家乡驱逐出去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融入战后的西德社会，但那种悲惨的经历是难以忘怀的。战后他们在西德成立了“被驱逐者联盟”以及各个同乡会，维系对故乡的感情，保持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德意志文化。他们在短暂的时间内曾成立过自己的政党，西德政府在战后初期曾建立过被驱逐者事务部。历史学界也曾经收集整理过大量的有关资料。但是，战后重建期间更为重要的任务以及欧洲分裂为尖锐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的现实，把被驱逐者问题挤到了一边。



这个问题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二十一世纪，重新突出起来，乃至演变成一个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有两个因素发挥了作用。其一是前南斯拉夫1990年代以来内战中发生的大规模的种族清洗，使人们不能不想起二战结束后其实也贯穿了种族清洗的历史；其二，中东欧国家政治体制转轨之后，不可避免地要总结二战来自己走过的可耻历程。这样，被驱逐者问题终于逐渐成为近年来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中心。诚如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社论所说，这是战后总结历史经验过程中最后一个未触及的章节，也是欧洲把它的未来建立在对历史的共同阐释的基础上所必不可少的。



近几年来，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家都出版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文章，还有电视连续纪录片等等。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前年出版了1945年1月苏联潜艇发射鱼雷击沉德国难民船，致使9000余名妇孺老幼丧生的史实为基础的中篇纪实小说《蟹行》。已故知名出版家、政论家马丽昂·多恩霍夫女士对东普鲁士（当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回忆录重印了20多次。波兰自1990年代以来也有相当多严肃公正的历史学家出版了对波兰战后发生的迫害犹太人和德国平民的研究著作，捷克也对贝奈斯总统驱赶德意志族平民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揭露了许多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暴行。



去年，德国的“被驱逐者联盟”主席、基民盟议员埃丽卡·施坦巴赫发出一项倡议，在柏林建立一个“反驱逐者中心”，作为整个欧洲对历史上发生的种族清洗问题的一个资料中心和研究机构。然而，此议一出，却激起东欧许多人相当大的反感。给欧洲曾带来深重灾难的德国现在要诉诉自己受过的苦难，曾经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却要承认自己也干过不义之事，这样的对话使许多人难以接受。尤其是波兰这个二战最大的受害国家，他们担心自己因此也被钉上耻辱柱，在国际上和欧洲落个“虽然受过害但也是害人者”的名声。波兰认为，纳粹德国在其占领区针对非犹太人的罪行以波兰为最烈，仅在华沙被杀害的波兰人就比整个二战期间被杀害的法国人多一倍，社会精英几乎全部消灭，物质损失无法计算，在波兰受的伤害远远没有在欧洲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占有一个牢固的位置之时，这样的一个“反驱逐者中心”会使国际社会形成对波兰歪曲的印象。因此上述建议一出，波兰各政党不分左右齐声反对，更坚决反对它建在柏林，由德国来主持。



此后德国冒出来的“普鲁士托管有限股份公司”扬言要为被驱逐者遭波兰没收的财产索取赔偿时，波兰人就更加群情激愤了。虽然这个所谓的公司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德国各政党、包括“被驱逐者联盟”主席都反对它的举动，波兰却极为敏感，诸如“德国要以受害者的角色推卸罪责”、“以赔偿要求转移对德国历史罪责的注意”等言论不绝于波兰的舆论界。



应该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波兰，主要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都能从维护、发展两国友谊的大局出发，以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这场争论。，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波兰时，与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曾就这段历史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认为，“欧洲人应该共同重新评价和记录发生在20世纪的欧洲一切迁居、逃亡和驱逐事件，让公众了解它们的起因、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后果。而所有这些只能在和解和友谊的精神下实现。”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匈牙利的领导人几年前都曾对驱逐德意志族人表示过道歉。但另一方面，如捷克现领导人至今仍认为驱赶德意志族人做得对，是对希特勒在捷犯下罪行的“正义的复仇”。



4、历史“不会被忘记、被排挤”



目前比较棘手的问题是那个“普鲁士托管有限股份公司”是否真会向波兰法庭以至于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赔偿要求，虽然德国总理施罗德访问波兰、参加纪念华沙起义60周年活动时的确表示反对，但是却不能阻止它提起诉讼。波兰总理贝尔卡在柏林与施罗德总理会谈后，双方表示将成立一个联合法律专家委员会来找出法律根据，驳回上述个别人向波兰和国际法庭可能提起的诉讼。贝尔卡总理还明确表示，波兰政府不会向德国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而施罗德在对捷克进行一天的访问时表示，历史“不会被忘记、被排挤”，但也不应成为共同未来的障碍。他说，他对波兰的表态也适用于捷克，即被驱逐者不应向捷克提出赔偿。但经济赔偿涉及到欧盟的法律，其发展态势仍有待观察。



关于被驱逐者的这段历史的争论短期还不可能画上句号。在二战结束已经60多年、德国和捷克、波兰都已成为北约、欧盟中完全平等伙伴的今天，历史问题却成为它们双边关系中的现实政治问题，这本身说明了两个事实。其一，抚平历史造成的创伤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和漫长，和解的过程远为复杂和曲折，仍然需要有关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拿出勇气；其二，欧洲一体化的新形势凸显了利益的不同。捷克和波兰的领导人和广大民众都明白，没有德国的支持，它们不会这样快地被北约和欧盟这两个“西方俱乐部”接纳。正如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所说，（与）德国（为邻）是捷克的命运。但是，德国和捷、波并不会因此而自然而然地成为“利益共同体”。波兰在伊拉克战争和欧洲宪法问题上与德国对立的立场只是两个例子而已。历史问题以及相应的赔偿问题是又一例。《柏林日报》一篇社论说，德国必须认识到，作为北约和欧盟伙伴的波兰实际是德国的一个“全新的邻居”。人们可以想象，德国和波兰、捷克如要实现德国和法国那样的历史性和解，还需要很多年。



事实表明，极端民族主义、宗教仇恨、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这些恶魔，可能是希特勒呼唤并激化过的，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希特勒发明和首先使用的。希特勒不过是凭着一个演员的“艺术家天赋”，把这些恶魔戏剧化了。他只是懂得怎样获取“人心”，并行使其专政权力。



看看下面这一幕，多么像一场美国式的演唱会：一只巨大的雕塑即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希特勒的演讲充满激情，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希特勒的演说词像歌星的歌词一样缺乏逻辑与深度，但是够了，已经足以“唤起民众、同心干”。



纳粹领导人深深相信：由于他们推翻了欺诈性的《凡尔赛和约》，满足了德国人民报仇雪恨的需要，德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戈培尔临死的时候大声疾呼：一百年后将有一部伟大的电影被拍摄出来，来描写和纪念他们的末日，而他想在这部影片中成为英雄而不是懦夫。戈林临死前坚信德国人民将会把他们安葬在先贤祠堂里，结果连盟军也相信了这一说法，被迫匆匆忙忙把他们的骨灰秘密抛撒了。很显然，纳粹领导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表演意识、演员作风，而这些都是从他们的元首那里承袭下来的。不错，正是德国人民观众的掌声造就了希特勒演员的狂妄个性。德国人民是“普通的法西斯”，结果让德国在二战中赔得更多。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纳粹以及他们的先行者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行为，都是“电影时代”的产物，是“摄影艺术”的邪恶结果。那种“影像永存”的感觉，强化了某种“永垂不朽”的幻觉，尽管这种幻觉是人们自古有之的，但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强烈过、真实过。“电影时代的表演欲和夸张力”，给人们的精神造成了震荡，甚至是休克，让人们昏迷了过去，听凭大众的摆布。如果说，这种情况在互联网网络出现以前，还主要体现在少数“表演家”身上（卖艺的与政治的），那么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已经波及全民并且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还不到一百年，企图再现纳粹末日的这部影片就上演了。影视节目消息是这样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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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6日，《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The Downfall: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Third Reich）开始上映。



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将镜头对准──希特勒一生中的最后12天。作为第一部“正面”描绘希特勒的纪实性历史反思影片，以及德国影史上第一部由演员扮演希特勒的影片（其扮演者正是《柏林苍穹下》的悲悯天使布鲁诺·冈茨），《帝国陷落》引发的巨大争议要远远超过《华氏911》掀起的政治攻歼浪潮──希特勒是魔？是神？还是人？



影片从希特勒身边最后一任速记员的视角出发，以平实、客观的立场展现了这位战争狂人在掩体中度过的生命最后12天。再现了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同新婚妻子艾娃·布劳恩自杀于地下掩体等历史事件。



在获得本届奥斯卡奖提名的外语片中，没有一部如《帝国的毁灭》一般在全球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在这部德国影片中，以往只是作为背景人物的希特勒，首次当了一回主人公。影片把镜头对准了希特勒人生中最后的12天，再现了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同新婚妻子艾娃·布劳恩自杀于地下掩体等历史事件。执导该片的是德国著名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希特勒的扮演者是曾出演过获奖影片《柏林苍穹下》的德国杰出演员布鲁诺·冈茨。该片在德国取得了3000万欧元的骄人票房，同时也引发了评论家的众多非议。观众普遍认为，《帝国的毁灭》对希特勒的描写过于人性化，有美化纳粹之嫌，不过也有为数不少的电影专家对这部冷静客观、以人文主义表现手法拍摄的电影盛赞有加。



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说：“我的电影非常有争议。作为电影人，我们向当年的受害者展示的不是一个魔鬼，而是一个人。我很为这部电影自豪。”该片赢得了德国顶级电影荣誉奖之一的巴伐利亚电影观众奖。不久前，由奥利弗西斯贝格导演的德国影片《毁灭》（Der Untergang）开始在法国公映。电影院场场爆满，巴黎媒体更是持续高烧，每天都有人议论这部富有争议的影片。趁热看完之后，人们相信这是迄今为止反思纳粹罪行的最好影片之一。理由是该片将希特勒还原成一个普通人，而不再让所谓的“魔鬼”充当人类良心的替罪羊。



该片2004年9月份在德国甫一公映便引发争论，因为它打破了一个禁区，“打开了重评纳粹的潘多拉盒子”──西斯贝格将希特勒从魔鬼还原成了人，还原成一个“可能引起人们同情的末路英雄”。在媒体热炒的影响之下，短短一个月内有300万人被劝进了电影院。当月，《汉堡周刊》为这部影片做了17页的专题报道；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上甚至同意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斩钉截铁地说，这部电影拍得很值，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



《帝国的毁灭》的电影创作来自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2002年）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的回忆录《直到最后时刻》（2002年，有时被翻译为《帝国的毁灭》）。荣格生于1920年的慕尼黑，22岁时被希特勒选作私人秘书。她一直供职到希特勒自杀并记录了希特勒的遗嘱，最后和一支小分队一起逃出地堡。令许多人不安的是，在这个打字员的记忆里，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事斯斯文文的领袖。当她打错了字或做错了其它什么事，希特勒总能宽大为怀。所以，直到希特勒自杀，荣格对他始终心存敬意。该书还透露，希特勒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是一个对狗有着深情厚谊的人。与情人艾娃·勃劳恩结婚前，他还当众吻了她。希特勒多少有些多愁善感，他不让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花会凋谢，他不喜欢看到死去的东西。影片从荣格的书里提取大量素材，赋予了希特勒极其人性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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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任何再现历史的努力都是注定无法成功的，但还是有些人会相信它。有的读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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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部片之不同于以往的战争主题电影，主要是把希特勒美化了。我不认为如此。如果把没有发生过的比较正面的事迹强加于某人身上，那叫做“美化”；如果把真的发生过的比较正面的事迹于某人身上展现出来，那叫做“写实”。这部片就是很写实的电影。他只是把真的希特勒演出来，不算是美化。



片中的希特勒不像刻板印象中的恶魔。他很客气的接见应征的小姐们，他深爱他的情妇艾娃，他喜欢小朋友，他对待秘书、厨师等低阶行政人员很有礼貌，他像一个温和长者。但是当他指挥战局时，却又十分跋扈固执，军官们让他失望时会大发雷霆，到最激动处我还以为他会掏枪出来把人毙了。他对于叛徒绝不容情，即使对方是情妇的妹夫。这样的表现方式有喜怒哀乐，有修养也有脾气，完全像个人。



本来听说本片是以希特勒女秘书的观点来拍的，但其实不然，本片是以全知观点拍的。除了有希特勒女秘书容格的角度之外，至少还有那位忠于职守不愿撤离柏林的医生及击毁俄军战车2辆的少年战斗员的角度观点，女秘书所见的部份在片中所占份量没有原先想象的多，也因此使得剧情丰富起来，碉堡内碉堡外的状况同时发生、互相交叉，使得剧情推展一点也不沉闷。



看了本片，深深觉得德国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之一。效忠国家及领袖、纪律严谨，即使兵败山倒，时局大乱，但基本上大致还是有模有样。柏林攻防战不知道打了多久，俄军明明已经攻入柏林，却又遭到德军顽强抵抗，过了好一阵子才攻下柏林。明明情势已不可为，继续打下去等于送命，不少军队已经投降，但德军的军纪军令还是维持到最后，很多军人的战斗意志也维持到最后。即使城破国灭危亡之际，效忠希特勒的军人及百姓还是很多，不得不佩服希特勒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魅力塑造成功。如少年兵的父亲所说，顽抗送命是不智的行为，但是对心中有所信仰有所效忠（其信仰效忠以我们眼光看或许不对）的军人来说，弃械投降又何尝愿意！反正左右也没太大差别。所以少年兵的战友们（其中有个女生，看年纪应是高中女生）还是奋战到最后，纷纷自杀殉国。



希特勒与艾娃在地下碉堡举行简易婚礼，牧师依据“种族法”问新郎希特勒是否是“纯种雅利安人”，回答之后还向他要证件看，这一幕令人哭笑不得。婚礼举行同时，女秘书正在将希特勒的遗嘱打字，大喜与大悲同时发生互相对照，也是哭笑不得。可爱的小朋友们何其无辜，只因为戈培尔夫人不愿小孩生长在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内，用自已的双手把六个儿女的生命终结了，可恨的是导演，竟然不是用虚笔带过，而是很忠实地先拍夫人骗小孩们一个个吃安眠药（其中一个女儿察觉到不对劲拒喝，但还是强灌），然后很忠实地再拍夫人再度进房一个个地将剧毒药喂入熟睡的儿女们口中。过程残酷、冷血、沉静。真的很难相信一个妈妈会做出这种事，而且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六个！令人发指的大惨剧！而夫人从下手到灌毒完成完全没有掉一滴眼泪，反而在希特勒准备自尽前恳求元首离城时大哭一场，其心态令人大骇！



据希特勒的卫兵罗胡斯·米施在《我曾是希特勒保镖》一书中回忆，希特勒自杀之后，“戈培尔选择留在地堡，和太太一起自杀，他们的孩子也一样，将一同消失。天快黑下来时，玛葛达·戈培尔流着泪从我跟前走过，然后坐在旁边的屋子里。表面上看，她很平静，甚至在桌上玩起了扑克牌。约瑟夫·戈培尔从房间出来，站在那里，身体略向前倾，长时间地端详着太太。突然，他问她在干什么。‘打通关。’她回答说，甚至没看他一眼。不一会，阿图尔·艾克斯曼来找他们，拿着一把椅子。他们开始聊天，共同回忆一起战斗的岁月。其间，玛葛达·戈培尔离开了一次房间，到前堡的厨房里倒了一杯咖啡。在离她仅几米远的隔壁房间里，她的6个孩子已经安息。”



此片主题还是放在希特勒的地下碉堡，其实整个柏林当时发生不少事情，苏俄兵进城之后是奸淫掳掠什么都来，柏林女人大遭殃，导致柏林百姓光是自杀就约达6000人！当初如果德军放弃西方防线全力阻挡苏俄军攻进柏林，宁愿让美国人先攻占柏林，或许柏林的命运不会那么惨？柏林之役是第三帝国德国“诸神的黄昏”最后挣扎，“最长的一日”、“夺桥遗恨”作者考李留斯雷恩据此写成纪实文学“最后一役”，可取来与本片交互对照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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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要人戈培尔夫妇自杀之前，先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这是因为他们对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比其他的纳粹分子更加了解，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它们大约知道苏联红军进入柏林之后即将犯下的滔天罪行，因为苏联红军在进入柏林之前，已经无恶不作了。



“凤凰网”上有一篇《德国人已被苏联人严重混血》的文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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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强奸，这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卷中却有着一段没有受到过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性放纵行为。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惟一对人类历史上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强奸浪潮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躏过的德国妇女。很显然，让她们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公理已经很难很难。



我曾经试图请一些德国老太太讲述这段历史和个人经历。尽管我的表达非常婉转，但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的请求。对此，我在失望之余又能够给予理解。当年，她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剩下的惟一价值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听由胜利者泄欲。如此的遭遇她们宁愿忘记，怎么会在一个外人面前自揭伤疤，旧事重提？我只有另辟蹊径去寻找历史见证人留下的文字记述，以展现那段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历史。



在我看过的众多由德国人写下的追述“二战”的文字资料中，我只发现了一篇由强奸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现在属于波兰），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2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罗塞尔（Roessel）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身份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被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奸，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哥廷根的历史研究会曾撰文指出：



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战败一方的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罪行最为严重者则首推“二战”中的苏军和日军。那么德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记录又如何呢？战后，全世界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深刻和广泛的揭露，但大规模的军队强奸行为从未涉及。



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史料表明，德国军队从普鲁士时代起素有以侮辱妇女为耻的观念。到了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纳粹禁止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因此产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这个师由两部分军人组成：违纪的军人和看押他们的军人，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以上军队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二战”中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惩罚的。为解决德国军人的性饥渴问题，国防军设立了大约500个随军妓院。”



这一点柏林的罗迪老先生也向我提到过。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那么军队里的小伙子们的性欲怎么解决呢？大家都去妓院，但我没有兴趣。”



2001年，女历史学家蒂尔斯在采访了30名遭受过苏军蹂躏的德国妇女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另一个世界的述说》。书中写道：



强奸大多数发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难辨认和事后指认施暴者。这样就造成了妇女的整体恐慌。苏军的坦克部队通常是连续推进的。在同一个地点连续住几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数强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苏军中有一些年长的士兵较少参与强奸，有时还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阻止自己人对德国女孩子下手。即使存在上司的默许，也不是说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是强奸犯。面对面的强奸和谋杀他人是需要克服一种强烈的犯罪感的，这对一些单纯的青年人来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集体强奸比较盛行，因为参与犯罪的人越多，士兵个人的犯罪感和顾虑就越微弱。今天，当一些犯过此类罪行的苏军老兵谈起这种事时，口气就像谈论一个周末下午的散步。他们并不认为50多年的那些受害者现在还会有什么痛苦和耻辱感，他们认为那是战争情况下的非常时期的事件，而战争有其自身的规则。



我们是否该永远沉默？对这个问题，受害者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她们说：“我们无法谈起这些，永远不能。”很多受害人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她们不理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远不如今天的孩子那样生理早熟并拥有对性知识的了解。这种恐怖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异常残酷，并经常会导致精神或心理上的障碍。一些受害人对我说，她们成年后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她们的情人和爱人只有在具备充分理解和忍耐力的情况下才能期待一个正常的婚姻。另一方面，因强奸导致的性器官的损伤和疾病还导致很多受害人患不育症和频繁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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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有没有预见到这些一切？如果他真是天才，真有预见性，那么他就不可能是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而只能使德意志敌人的使者，例如，他一再抨击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赤色分子”……是他的入侵波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使一切罪恶行径飞了出来。



在柏林发生的上述“对抗”，显然不仅是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厮杀，也是双方民众之间的肉搏。回首往事时不难发现，纳粹也是很有群众基础的。《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里写道：在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初期，“高兴得近乎歇斯底理的狂呼声令人神经难以忍受。我记得特别是林茨人，他们在魏因青格尔饭店门前一直坚守到深夜并且不停地呼喊着：‘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和“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人们还不时地齐声喊道：‘亲爱的元首，劳驾，你靠近窗子，再让我们看你一次吧。’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露面。时过午夜之后，欢呼声还没有停止，于是元首护卫队要求人们安静下来并且回家去，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这反倒使希特勒又感到不自在。当他离开饭店没有受到人们的热烈欢送时，他显然恼怒。对此，绍布（希特勒副官长）低声说：‘他像艺术家那样需要喝彩声。’”



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竟会听命于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统治，而这种统治竟赢得数百万计的人们的欢呼？这因为正是德国人民，通过希特勒进行了自己历史命运中的一次最大赌博，而赌博的目的──对欧洲大陆的完全支配，是驱使他们铤而走险的诱因，此次赌博本身就意味自我毁灭的开始。这开始了一个关于国家和个人自我毁灭的故事，也是一个民族以及它的代言人自我设计灾难的过程，它的后果使得整个欧洲文明的没落过程得到了加速度下坠。德国人民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而不能自拔，而是此人的意志正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东西：迫使敌人屈服，迫使敌人沿着毁灭的道路准确无误地走下去。实际上，希特勒的著名“意志”，是为了满足群众需要的一种表演。这种剧场效果使我想起了中国的文革，毛泽东明显是在模仿希特勒，他的检阅红卫兵，红卫兵的火炬游行，中央文革策划的烧书和砸烂一个旧世界，在在都有纳粹的“文化革命”的痕迹。当然希特勒比毛泽东更有一种电影明星的气质，因此毛泽东的演出相形之下是相当笨拙的。



看起来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因此变成种族灭绝的同谋者，并导致前所未有的、举国上下发动的大规模屠杀”，其实是战国的激烈厮杀导致了这一结局。早在希特勒大屠杀发生之前之年，苏联已经杀死了两千万人，所以希特勒的屠杀绝对不是孤立的暴行。这样的结论也适用于毛，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斯大林的大饥荒、大屠杀的前车之鉴过去之后三十年，中国还是亦步亦趋地走上了苏联的灭绝之路，而且死亡人数还高于苏联几倍──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人口多于苏联几倍。原因之二就是中共政权比苏联政权晚建立了三十年，所以其饥荒和屠杀也晚了三十年。这里似乎有一种我们并不清楚了宿命存在着。



在我看来，不是“希特勒将他的权力扩大到能够决定千百万德国人命运的程度”；而是“德国人把权力拱手让给希特勒，让他替他们出头、出气”。他们因此承担了由此产生的后果，在二战以后，不仅遭到肢解，而且受到控制，被迫接受苏联的暴政将近半个世纪。这样的结论似乎也适合于苏联的工人、中国的农民。



1945年4月底，希特勒临死前，进行了最后一次“告别演出”：口授、签署并敦促实行其《希特勒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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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遗嘱不再扮演英雄，而是扮演受害者，因为战争已经失败，要想激起无能的德国人民在未来进行反抗，只有扮演受害者了：



自从我自愿参加了强加给帝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30多年了。



在这30多年中，我所有的思想、行为和生活中都充满了对自己人民的热爱与忠诚。它们赋予我作出最困难决定的力量，有的时候作出这些决定是极度痛苦的。说我或者任何一个德国人想发动1939年的战争，这是谎言。要战争并且执意发动战争的只是那些国际国务活动家。他们要么是犹太人出身，要么是为犹太人的利益而工作。



多少年过去之后，几百年过去之后，从我们城市和纪念碑的废墟中将产生对那些犯有罪责的人们的仇恨，他们就是国际犹太人和他们的帮凶。



我在德波战争开始前3天，曾经建议英国驻柏林大使调停德国和波兰问题，就像调停在国际监督之下的萨尔州问题一样。关于这一建议是不能够被遗忘的。它没有被采纳的原因是因为英国执政的政治阶层出于商业原因想发动局部战争，想发动局部战争的另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假如欧洲各国人民将被当作国际阴谋家、银行家和金融寡头们棋盘上的卒子，则那时候在这场罪恶斗争中的真正有罪的人犹太人将对这一切负责。这次不仅将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的和雅利安人的孩子们遭受饥饿，还将有成千上万的成年男子走向死亡，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在城市大火和炸弹之下丧生。但是我决不怀疑，这次确实的罪人将受到惩罚，尽管是用比战争更为人道的手段。



6年战争不管损失多大，必将成为往事，正像为了民族的存在而进行无上光荣和英勇的斗争一样。我不能够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首都的这座城市作为牺牲的代价。因为面对敌人在这个方向继续发起的攻击，我们的兵力实在大少了，我们的抵抗最终也将被那些变成了没有思想伪机器的人们所攻破。我想将自己的命运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还留在这座城市中。我不会落在将要表现新暴行的犹太人的手里，让他们大肆歇斯底里一番。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并在即将看到我不能继续当元首和总理之时自愿死去。我将怀着喜悦之情而死去。我意识到我们的农民和工人无比的功勋和成就，意识到青年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支援。青年组织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因此，我向他们表达我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也是自然的，就像我希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投降一样，只要哪里有可能，就在哪里与祖国的敌人继续斗争，忠于伟大事业的原则。基于我们的士兵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我对他们至死不渝的忠诚，我希望，在我死后我的精神将在他们之中永存并永远与他们同在。



愿他们残酷，但是永远正义。



愿恐惧永远不会主宰他们的行动并愿民族的荣誉在他们心中高于一切。



最后，愿他们最终可以理解，为完成我们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需要数百年时间并需要每一个人永远将共同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我号召所有的德国人，所有的党员、妇女和德国武装力量的士兵效忠于新政府和它的总统……



除此之外，我命令民族和人民的政府将种族法律和与全世界的敌人──国际犹太人的无情斗争进行到底。



1945年4月29日4时于柏林



希特勒



见证人：戈培尔、布尔格多夫、鲍曼、克列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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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这个人，总的来说他从事政治活动以后的日子都是“带着面具在生活”的，而且他的伪装十分彻底。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尼采所憧憬的超人”，结果是他已经没有真正的私生活。他的亲属不断疏离，他的朋友日益稀少，他连下水游泳都不敢，因为不能在别人面前裸露身体。这也使得人们认为他的身上确实有梅毒留下的可怕疤痕。但是应该说，不论希特勒多么伪装自己，但毕竟较少贪污腐败的行径；不论他的的遗嘱多么荒谬，毕竟比斯大林、毛泽东连话都不敢说一句就死掉了──结果直接导致血腥的宫廷政变立即爆发──还是显得“更为称职”一些。



在希特勒死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苏联入侵东欧和德国所造成的“逆向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一同的兴起，已经苏联人对西欧人和东欧人倒行逆施的斗争中，蔓延到回教徒、印度次大陆居民、香港澳门居民等“殖民地民族”对欧洲宗主国的“逆向殖民过程”中。



“受害者反过来变成加害者”，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因为在此之前，受害者原先也曾经是加害者。这样互相残害的历史表明，人类需要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缓冲机制。



《纽伦堡大审判》（约瑟夫·E·珀西科）一书有段珍贵的历史记载不该被忽略，更不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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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官哈罗德-伯森的报导每天通过一台大功率的五万瓦的发射机对五十多个又转分台进行广播，这些分台几乎覆盖了驻扎在德国的所有美军营地。美军联播网派伯森来报导审判的进展情况，让美军官兵明白他们为什么驻扎在这个国家，顺便把纳粹主义的真面目向德国人民曝曝光。



伯森偶或光顾德国人的酒馆，以了解残垣断壁中人们的心态。在那里，他视察人们沮丧的面孔。德国男人低三下四，缺乏阳刚之气。他们太依赖于自己的女人，女人们替胜利者干活，或者提供她们的男人只能视若无睹的服务。那年春天发生在第二十一俱乐部的一件事，没有写进伯森的报导里。那儿的人可不像600号房间里的人那样谈论法律问题，而是一盒香烟或一个小妞的价码怎样。这大夜里，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一对突然出现在门口的黑人士兵。从远远的一个角落里，传来躁美国南方口音的吼叫声：“你们两个黑鬼最好滚出门去，免得我用门板砸烂你们的黑屁股！”那两个黑人毫不退让。几个白人气势汹汹地朝他俩通过来。这场斗殴打到大街上，在那儿等着的更多的黑人参加进来。挥舞着警棍的军警乘三辆吉普车赶到现场，奉命驱散这场恶斗。



自从一支黑人部队进驻纽轮堡后，种族事件频仍发生。沃森将军手下年轻的反情报官冈瑟-萨德尔很快卷入到美国输出的种族偏见纠纷之中。黑人士兵想为他们的德国女朋友弄到萨德尔搞的令人羡慕的社交卡。这种社交卡通常是用粉红色的纸印制而成的，但承印商用完了库存的粉红色的纸张。于是，萨德尔改用黄纸印制。黑人立即呼叫起来，自由派记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之中。显而易见，军方有一个甄别和歧视与黑人约会的德国女人的陰谋。沃森将军命令萨德尔搜查德国人并搞到这种红纸。



种族冲突困扰着占斯塔夫·吉尔伯特，因为他试图对自己得到的对获准的大规模杀戮的分析进行综合。他已经得出结论，这种罪行的发生，除了人们恭顺从命而外，还需要他们相信他们杀的都是些劣等人。最近，他同戈林就此进行了讨论。戈林问过他一些关于偶或出现在法庭旁听席的黑人军官的情况。他们在战斗中能指挥部队吗？这是戈林想了解的。他们跟白人能乘坐同样的公共汽车吗？吉尔伯特刚刚在法庭上花了三天时间，观察罗伯特·杰克逊起诉戈林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具体说来就是签署反犹法令。黑人与纽轮堡法律──难道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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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与纽轮堡法律”，问得好。不过美国在二十年以后的“民权运动”中有了改变。而“德国男人低三下四，缺乏阳刚之气”──这却是德国腹地第一次遭到全面占领的后果：英美苏对德国的占领，比拿破仑时代对德国的胜利还要彻底；而在此之前，甚至罗马帝国都没有能够全面占领日耳曼，除了从中国边境逃来的匈奴，无人能对日耳曼人犁庭扫穴。二战以后的世界，二十世纪中叶发生了两个事件：没有被罗马帝国征服的日耳曼和没有被蒙古帝国政府的日本，都被胜利的同盟国全面占领了。日本在二战以后遭到盟军全面占领一事，正如德国在二战以后遭到盟军全面占领一样，也是完全超出日本的历史记忆之外的，因而也就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在汉朝，日本列岛上的最大国家曾经称为“汉委奴国”，就像日耳曼人也曾屈服于汉朝的败将匈奴一样。上述两个“被全面占领”的经历，深刻影响了德国与日本的民族性格，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不可一世的精神。“不可征服的种族”（德国）、“不可战胜的神国”（日本），原来只是“历史的偶然”，现在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纳粹党的《25点纲领》显然是旧德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的回光返照：



1 我们要求基于民族自决的权利，联合德意志人为大德意志帝国 

2 我们要求德意志民族应与其他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废除凡尔塞条约和圣日尔曼条约 

3 我们要求国土和领土（殖民地）足以养育我们的民族及移植我们的过剩人口

4 只有德意志同胞，才能取得德意志公民的资格；凡属德意志民族血统，不管其职业如何，方能为德意志国民  

5 凡在德国的非德意志公民，只能视为侨民，应受治理外国人法律的待遇 

6 只有德意志公民，才能决定德意志国家的领袖和法律的权利。因此，我们要求一切公职，不管何等种类，不管它是联邦的，还是各邦的，或是市区的，必须由德意志公民担任。我们反对腐败的议会制度，因为议会政治只根据党派利益，任用私人，而不顾及品德和能力 

7 我们要求国家应供给公民工作及生活为其首要任务。如果国家不能养育其全部人口，则应驱逐外国人（非德意志公民）出德国国境 

8 禁止非德意志人迁入德国。我们要求将 1941年8月2日以后迁入德国的一切非德意志人应驱逐出境 

9 一切德意志公民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10 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许损害全体的利益，而应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

11 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 

12 鉴于每次战争都给人民带来生命财产方面的巨大牺牲，必须把发战争横财看作对人民的犯罪 

13 我们要求将一切德意志土地收归国有 

14 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 

15 我们要求大规模建设养老育幼设施 

16 我们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或各邦在收购货物时特别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 

17 我们要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 

18 我们要求严厉镇压那些危害公共利益的人；对于危险的民族犯罪、高利贷者、投机者等，不管其信仰及种族如何，必须处以死刑 

19 我们要求用德国的教材代替为唯物主义世界秩序服务的罗马教权 

20 为使一切有能力而又勤奋的德意志人有高等教育、并能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我们要求改革现存的教育制度 我们要求特别优秀的贫寒子弟，不论其父母职业及社会关系如何，应享有国家免费教育  

21 国家必须保护母亲和儿童，禁止雇佣童工，制定奖励体育运动和进行体格锻炼的法律，大力支持一切增进青年体力的团体，以提高国民的身体的健康水平 

22 我们要求制定法律，禁止恶意的政治谣言及其在报纸上的宣传 

23 我们要求制定法律，坚决禁止对于我国人民生活有不良影响的艺术与文学，并封闭与此种要求相冲突的机关团体 

24 我们要求在不危害国家的生存，或不违背德意志民族的风俗道德的范围内，承认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 

25 我们要求在联邦内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实现本政党所主张的一切；中央和国会对于整个及其各种机关，应有绝对的权威；为了实施联邦所颁布的法律，应创设各种职业会议 



注：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简称“国社党”，德文：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NSDAP，通常简称纳粹党；英文：Nazi Party），是20世纪前半叶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一个德国政党，前身是德意志工人党（德文：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DAP），后由阿道夫·希特勒领导，在德国议会大选中获胜，党魁希特勒於1933年出任德国总理。 国社党上台以来在德国实行的一切措施都是依据其政治政纲，即所谓的“25点纲领”进行的。该纲领在1920年由国社党创办人德雷克斯勒（Anton Drexler）、该党经济纲领的提出者费德尔（Gottfried Feder）和希特勒三人共同草定，1926年希特勒宣布该纲领作为纳粹运动的哲学与原理体系，是“永远不变的”，1932年纽伦堡国社党代表大会再度肯定了这个政纲的地位。





第三篇

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按照纳粹的标准定义，一个具有四分之一以上犹太人血统的人，就算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按照上述定义，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就是一个犹太人。



这正是整个纳粹运动的内在困惑，也是其最后走向失败的宿命因素之一。举一个例子，即使到了德国军需十分紧张的战争后期，运送犹太人的死亡列车还是第一优先的，如此大规模地逮捕犹太人在军事上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严重分散了德国的战争努力。



按照我在《毛泽东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一文揭示的，“阶级叛徒特别凶残”之定律来看，希特勒也显然位列其中。阶级叛徒是我发现的一个政治现象，在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十世纪第一个独裁者列宁出身于教师家庭，应该说还是属于有教养的阶层，但是他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墨索里尼出身新闻记者，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新闻自由。建立法西斯专政。斯大林出身神学院，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宗教活动，建立恐怖统治。希特勒出身于犹太人混血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掌握政权后却大举灭犹，建立了广泛的集中营制度。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无一不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家庭，但是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地主资产阶级、大肆屠杀反动官僚，上演了一幕幕“阶级叛徒进行阶级报复”的血腥剧目。



这是人性中最难解最黑暗的一面。



但是他们镇压完了别人之后，自己却坐享其成，把他们原先的出身放大到无限：



列宁成了最大的教师，斯大林成了崇拜的对象，墨索里尼专门制造新闻，希特勒实现了犹太人统治欧洲的梦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通过“私有化──公有化──再度私有化”的权力魔术，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



叛徒往往体现出“变本加厉的凶残”──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如此看来，在苏联和中国先后发生的，并非“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剥削阶级叛徒的格外凶残”──剥削阶级变成了抢夺阶级。在这一抢夺过程的开始阶段，因为抢夺阶级需要帮凶，无产阶级的处境好像有所改善，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因为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而更加恶化了，最后不仅更加贫困，而且连自由身份也失去了，变成了奴隶阶级。



“受害者反过来变成加害者”，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因为在此之前，受害者原先也曾经是加害者。犹太人受到纳粹德国的迫害，但在成功复国之后就反过来迫害巴勒斯坦土著。正如希特勒的祖母受到侮辱，希特勒就通过大举灭犹来寻求报复。结果使得希特勒自己成了一个“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希特勒一生给人留下的最大谜团是：



1、他在一次大战中与英军作过战，并且因为中了英军的毒气而神经错乱、几乎失明，但是他却终身崇敬英国，甚至在英国向他宣战之后，他还亲手在敦刻尔克放走了三十多万英国的残兵败将，从而为自己四五年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2、他没有和俄国人作过战，甚至还是苏联共产党组织的“士兵委员会”的干事，但是后来却布尔什维克为敌，并好像对俄国人怀有刻骨仇恨。



3、他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并有许多犹太朋友甚至情人，他和犹太人息息相通，也最喜欢犹太人表演的艺术，但是最后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仅和犹太人翻脸，而且把犹太人列为最大的敌人。



4、上书谜团似乎不是孤立的，希特勒这个人，和他自己的绝大多数亲属包括他唯一的同父同母妹妹，都相当疏远，但是却和陌生人打成一片。他是一个德意志爱国者吗？其实不是。因为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甚至准备彻底毁灭德意志民族，就像他亲自下令杀了自己豢养的一只狗那样。



5、希特勒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分子，梦想在欧洲重现英国在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美梦。他当然是反对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但是他挑起的二次大战，却不偏不倚地正好促进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也是他曾经预言的，他曾经说过，与他和解，是英国保留其海外殖民地的唯一途径。



6、希特勒在东线的败局，和他的分兵战略息息相关：1941年他分兵南路基辅和北路列宁格勒，从而削弱了中路莫斯科的攻势，终于导致战略奇袭的失败。1942年他在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同时，又分兵高加索，从而导致了战术优势的丧失。战略奇袭的失败和战术优势的丧失，都与他的分兵手法有关，这是因为他过于迷信自己1940年在法国分兵突袭所获得成功的奇迹般的经验。由此可说：“成功是失败之父。”



7、德国并没有从犹太人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中得到真正的好处，只是得到了“帮凶”的恶名。最后整个国家还赔了进去，整个民族至今不能抬起头来。“我的奋斗”，如果仅仅作为希特勒个人的奋斗，无疑是极为成功的；但是如果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奋斗，则是极为失败的。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日本侵华战犯的身上：他们的个人成功导致了民族的失败。而且事实同样证明，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极端的自恋狂。这从他临近末日的时候下令毁灭德国的所有生活设施并宣称战败的德国人民毫无权利延续下去可见一斑。希特勒一生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苏联人想做而没有能完全做到的事”。在他身上，与其说体现了更多的德国性格，还不如说体现了更多的犹太性格，当然这两种性格在希特勒身上是混在一起的，此起彼伏的。



“作为犹太人的希特勒”：希特勒的后半生都在屠杀犹太人，这恰恰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后代。



按照父系来看，希特勒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不承认他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长期和外族杂居，为了防止自身消亡，犹太人规定小孩的族属只能依据母亲的身份来结算，因为女犹太人生的，至少有一半犹太血统，而男犹太人生的，则完全可能没有犹太血统。



那么被犹太人遗弃的希特勒家族，可否被德国承认并且接纳呢？也不能，因为德国人是按照父系来看待一个人的族属的，这样一来，希特勒家族就只能算作私生子、犹太杂种，而不能算作真正的德国人。虽然他们已经拥有两代的德国母系血统，分别是由希特勒的祖母和母亲相继传递的，但是在父权社会看来，那只有生物意义，没有社会意义。



希特勒的这样尴尬处境，使他对犹太人的爱，转变为恨。



阿道夫·希特勒于1938年5月2日签署的一份遗嘱写道：



“我所有的财产捐赠给党。这样我和党内出版社已经签署的合同将不受影响。我著作出版所得收入包括未来的收入都归党所有。”



“我其他贵重物品、上萨尔茨山的别墅、我的家具、艺术品和画作等等捐赠给党。由国家会计来管理。我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内住所的物件由尤利乌斯·绍布同志整理确认。”



这样一个人，一生几乎不沾烟酒，只有在应酬的时候才会喝点啤酒或者葡萄酒，在公开场合营造出不近女色的形象，终生不育，在遗嘱里将所有财产都捐献给党；但这个人同时又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几个屠夫之一，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和他的先行者列宁、墨索里尼以及他的同行者斯大林以及后继者毛泽东、波尔布特一起，给全球人类带来了沉重的苦难。



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了这一切呢？



一战失败以后的德国，弥漫着一股追究犹太人责任的风气，认为德国的战败是由于犹太人的破坏与背叛。而这一破坏与背叛的高潮就是犹太人主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对犹太人攻击最烈的人们中间，就有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1946年）。



约瑟夫·E·珀西科的《纽伦堡大审判》一书记载：



罗森堡是哲学家，理论家，宗教学者，是当时纳粹德国最为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曾经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纳粹党的资格甚至比希特勒还要老。罗森堡出身于一个侨居俄国的德裔富商家庭。他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18年十月革命之后回到德国，并在1919年一月加入纳粹（同年十月希特勒入党） 。他很快成为纳粹的核心理论家并建立了所谓的“犹太问题研究所。” 他的极为具有影响力的著作《种族论》，成为纳粹德国的经典，也成为迫害犹太人的理论依据。他还为纳粹德国寻找新的宗教认同。他排斥基督教，而试图建立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所谓“血缘教”（religion of blood）。他认为雅利安人是人类最为优秀的种族。同时，他为德国寻求扩张而提出了所谓的“殖民地”（lebensraum）理论。这个理论导致德军对俄国的战略进攻。罗森堡战后被纽仑堡国际法庭判处死刑。



约瑟夫·E·珀西科的《纽伦堡大审判》一书中的其他几段记述，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反犹高潮，步是希特勒一个人的问题，希特勒不过是为了控制最高政权而表现得特别激烈罢了：



1、二战结束以后，负责看管的国战犯的艾雷-尼夫少校从旁听楼座里观看，自他宣读这些人的起诉书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估量着这些战犯。有的人逐渐成熟了，有的人则没有。下一个被告里宾特洛甫就属于后一种人。这位前外交部长说，德国之所为也，正是英国在其帝国羽翼下席卷全球五分之一的土地上之所为，正是盘踞新大陆的美国之所为，正是俄国将其统治从欧洲扩张到亚洲之所为。当里宾特洛甫作完陈述坐回椅子时，仍然流露着一丝他昔日的傲慢之态。



获知卡尔登勃鲁纳马上要出院回来，吉尔伯特上尉在去牢房巡视之前查阅了此人的档案卷宗。吉尔伯特在卡尔登勃鲁纳身上看到了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的发迹史。1903年卡尔登勃鲁纳生于奥地利里德省因河边上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与希特勒的出生地布轮劳几乎相邻。他是家庭中的第三代律师，喜欢吹嘘自己在一家煤矿上夜班供上学的费用，以此认为自己是工人的朋友。卡尔登勃鲁纳在1930年代加入奥地利纳粹党，通过殴打奥地利民主人土、抢劫财物资助纳粹党活动、窃听电话、挑起闹事等活动，很快获得了许多对他升迁十分有用的委任状。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很快注意到他。1942年捷克特工把一颗炸弹投入德国警察机构中央保安局头目赖因哈特-海德里希的轻型梅塞德斯跑车中，从此卡尔登勃普纳开始崭露头角。希姆莱提拔那时名气不大的省党卫军领袖卡尔登勃鲁纳接替海德里希。他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海德里希曾为希姆莱策划了虚构的波兰进攻格莱维茨电台事件。海德里希曾负责灭绝的特别行动队，该特别行动队曾跟随德军进入波兰和俄国。海德里希还曾为“犹太人最后解决案”撰写了草案。



2、每次巡视牢房后，“为什么”总在折磨着美国人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他们不是在与野蛮社会的一些居民打交道。汉斯-弗兰克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雪莱的诗：斯佩尔能在任何社会阶层中体面地活动；塞斯—英夸特才智超人；弗里克受到良好法律训练。要从国际扶轮或会计师的集会中把上述这些人的大部分作为战犯挑出来，那是很困难的。如果他和凯利最终不能解释清楚这些人的行为，那么他们在书中能献给世界的将只是谜，而不是钥匙。



吉尔伯特得知三十九名党卫队员拘押在过去的达豪集中营，他们已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刑并等待处决。纽轮堡的纳粹被告们可在他们和实际所犯罪行之间放置一个隔离保护层。他们中谁也没有把什么人推进煤气室、枪毙什么犯人或在任何做试验用的人身上注射毒药。而在达豪的那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是死亡行业的熟练工。吉尔伯特曾经读到过其中一个人的事。那人名叫马斯费尔德，过去做过糕饼师。他曾杀死了两万人，不是监督死刑，而是全部亲手杀死。吉尔伯特认为，通过对这些人的直接研究，他也许更能够了解纳粹的屠杀动机。因此他安排在达豪度过一段圣诞节假期。




到了达豪之后，他找到美国军队现在有限开放的一间消过毒的存尸房。吉尔伯特记得他听说过的故事。焚尸炉打开后，煤气就从附近的屋里放过来。从达豪烟囱里喷出的灰尘散布在方圆九英里的地面上，附近的居民说他们不知道这些灰尘从何而来。



吉尔伯特会见二十名已判刑者，并对他们进行了智力测试。他发现他们的智商平均数为107，属于中下”。他了解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希特勒担任总理之前一直失业。他们饱尝无权无势的滋味，因而统治别人的机会对他们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令吉尔伯特最吃惊的是他们的自哀自怜。他们说，他们只是遵命执行任务，而以自杀一走了之的希姆莱却留下他们受审。



两天以后，吉尔伯特疲惫不堪地登上开回纽轮堡的列车。当火车往北驰过膝俄、后退的群山时，他杂乱的印象开始有了头绪。他认为现在他至少明白了这个谜的部分谜底。达豪那里的每一个被判刑的人都证实了这点。德国是一个唯命是从的社会，每个人都服从父母、师长、教士、雇主、上级领导和政府官员。德国人从孩提时起就是在一个盲目服从权威的世界里长大的，这种强制的服从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谜。达豪、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的出现，需要的不是几个虐待狂，而是成百，甚至成千上万绝对顺从的人们。



这种解释可以说明达豪的那些智商中下的下属，但是在纽轮堡的那些老于世故的被告们又是怎么样呢？一个被判刑的党卫队员对吉尔伯特抱怨说：“我们不敢反对元首或希姆莱的命令。”普通刽子手的借口和在纽轮堡牢区的那些人的借口竟一模一样。



3、早在1924年，弗里克就提交了两个当时令人震惊的法案。一个是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另一个是禁止与犹太人通婚。他辩解说，他这样做只是想纠正一种不平衡，犹太人太强大了。德国将近一半的医生是犹太人，同样一半多的律师和百分之八十的剧院总监都是犹太人。为支持他提出的关于禁止与犹太人通婚的建议，弗里克还读了一个叫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人出版的一份新报纸《冲锋队员》上关于犹太人性犯罪的耸人听闻的报导。



在那些早期的年代里，弗里克只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然而到了1933年，希特勒掌握大权后，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那年3月，希特勒嫁祸共产党人的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弗里克签署了给予希特勒不经国会同意就可颁布任何措施的授权法。弗里克进而签署了一项名为“维护党和国家统一”的法令，规定由纳粹党控制德国政府，而不是相反让政府控制纳粹党。希特勒这时已拥有绝对的权力。弗里克已出色地为元首效力，他给专制政府身上加上了合法的外衣。



不过，要不是弗里克以后又采取了一些措施，犹太人本可以在德国继续生存下去。肯普纳开始陈述1935年纽轮堡纳粹党大会上批准通过的多种法令。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也不管他们中有一万二千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献身，而且其他许多人获得了铁十字勋章，犹太人不能享有德国国籍。不仅通婚是犯罪，而且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之间发生性关系也是犯罪。年复一年，绞索拉得更紧。许多行业犹太人不能就业，最早是新闻界，后来是医药界、牙医以及法律界。犹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有些法令十分滑稽可笑，例如没有犹太姓名的犹太男人名字上要加上“以色列”，女人名字上则加上“萨拉”。犹太人不能养金丝雀。1943年，弗里克签署一项法令，把犹太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人们可以对犹太人为所欲为，但不必担心受到惩罚。这一系列过程是从纽轮堡开始的，因而这些迫害犹太人的立法总的被称为“纽轮堡法”。第一批法令公布时，纽轮堡住着一万犹太人。1945年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了十个犹太人。



4、在世界的另一头，另外一个律师汉斯-弗兰克思索着人生对自己的嘲弄。弗兰克年轻时，只有一个令他积极进取的欲望，那就是成为本行业中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但是，到了四十五岁，他却坐在一座监狱的牢房里，将拇指撞向一把园林工人用的小刀的边缘，希望它锋利得足以切开他的手腕。



他感到痛。在美国兵把他扔进这里的巴伐利亚米斯巴赫监狱之前，他被逼着在七十英尺长的两排美国兵中间经过时，受到夹道鞭打。他在两排美国兵中间摇晃着，在一顿冰雹般拳打脚踢下跌倒，他的双脚被人用力拖起，推向前方，他遭到更多的打击。折磨他的是第七军团第三十六团的老兵，他们在数天前路过达豪集中营。他们已经听说汉斯-弗兰克是“杀害克拉科夫犹太人的屠夫”，据说他曾是排成一排，像刚才那样打人的德国兵之一。



他的身体被打得瘫倒在地，他的生命丧失了意义；在弗兰克看来，莉莉-高是给他带来这种命运的决定性动力。莉莉-高是一个富有的、备受尊敬的慕尼黑工业家的千金，她美丽、文雅，长着一头黑色的头发，弗兰克自少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这个女孩。弗兰克的家境与她相去甚远。他的中产阶级的父亲是一个懦弱、女性化的，带有多疑的伦理观念的律师。他的母亲出身于农民世家，当汉斯十几岁的时候，她抛弃了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跟随另一个男人而去，这一丑闻很快就因另一丑闻而被人遗忘。



汉斯刚刚从慕尼黑大学获得他的法学学位，就到他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警察进来，以贪污的罪名逮捕了老弗兰克。不久，老弗兰克为此丢掉了律师资格，进了监狱。所有这一切刚好发生在汉斯向莉莉求爱之时。即便在灾难降临之前，莉莉的家庭就不赞成同奸诈的律师的儿子的这门亲事。现在，他们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囚徒之子的想法使他们震惊。这门亲事吹了，莉莉被迅速地安排与一个门当户对的工商业巨子结了婚。汉斯转而娶了一个工人之女，在巴伐利亚议会做打字员的布丽吉-赫布斯特为妻。她比汉斯大五岁，虽然出身低微，但却老于世故。在他们的蜜月期间，布丽吉瞒着汉斯设法与她的情人双飞双栖。



婚后，弗兰克发誓要抹去他父亲不光彩的污点，他要赢得一个法学教授应有的认可和尊敬。在此期间，弗兰克有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就要出世，他不得不去谋生。1927年见月，他在纳粹党党刊《人民观察家报》上读到一则分类广告。有十几名纳粹冲锋队员冲进了柏林一家餐馆，在那里，一群犹太人正在吃饭，他们将这个餐馆捣毁了。警察闻讯后赶来抓走了这些冲锋队员。《人民观察家报》正在寻找一名律师，来替这些“可怜的、束手无策的纳粹党成员”辩护。尽管生活拮据，弗兰克还是决定铤而走险，赌上一把。他给纳粹党党报写信，声称要免费接下这个案子。他的请缨立即就得到肯定的答复。于是，他坐上火车的三等车厢到达柏林，使这些流氓闹事者受到很轻的处罚便被释放。



审判过后，他拜访了位于希灵斯特雷斯的纳粹党办公室，希特勒亲自出来接见这名年轻的法律奇才。他对弗兰克说：“你必须来为党工作。”弗兰克提出异议：“但是，我打算从事学术研究。”希特勒对此置之不理。不久，弗兰克就学会把数百名反纳粹分子指控为诋毁、诽谤、攻击、蓄意谋杀和破坏财产。在弗兰克二十八岁的时候，他成为纳粹的首席辩护律师。他为纳粹党所做的工作被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不久，其他的客户就蜂拥到他在慕尼黑的办公室，从此汉斯-弗兰克再也没坐过三等车厢旅行。



1930年，希特勒把弗兰克唤来，突然把一张德国国会候选人名单塞到他的手上。希特勒已将汉斯-弗兰克的名字置于纳粹党内定候选人上。弗兰克当选了，他在三十岁时成为德国国会中最年轻的一员。1933年纳粹党上台执政，弗兰克继续飞黄腾达。到1939年，他当上了德国司法部长，他是德国法学院的创立者和院长，他是国家中地位最高的法学家，一个无可争辩的体面人物，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四十岁生日之前得到的。



但是，他永远忘不了莉莉-高。每当保姆准备送他的孩子们去上学，每当他跳下他的别墅的台阶，每当他的私人司机为他打开他的奔驰高级轿车的车门时，他常常问道，莉莉现在对弗兰克作何感想呢？



战争一爆发，弗兰克就加入到他的巴伐利亚团，做了一名中尉。打败波兰后的几个星期内，元首就亲自给弗兰克发出一封电报。弗兰克准备到希特勒在西里西亚的私人专用火车上，去讨论一项更适合于他的才能的任命问题。会面之后，弗兰克赶回来冲进他妻子的化妆室。他喊道：“布丽吉，你要做波兰皇后了！”就像弗兰克解释的那样，第三帝国吞并了波兰西部非常大的一块领土，用来安置德国移民。苏联则占领了波兰东部的一块领土。弗兰克准备作为“总督”，在剩下的约百分之四十的波兰领土上行使最高“权力”，因为元首解释，弗兰克将不得不同党卫军头子、帝国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分享权力。希姆莱的镇压机构需要设立集中营，以使桀骜不驯的波兰人俯首帖耳。布丽吉想要知道，他们一家将在哪里安家，弗兰克告诉她，在克拉科夫的一座宫殿里。



弗兰克一看到瓦维尔城堡这座古代波兰历代国王的住所，举止就像一个孩子得到一件巨大的玩具一样。他的敞篷旅行轿车穿过大门驶进一幢建于十世纪的庭院。弗兰克身穿自己亲自设计的制服──肥鼓的马裤和黑色的靴子，跳上大门口的台阶，他的副官紧随其后。他走进觐见室，周围墙上装饰着绘有诺亚方舟的中世纪挂毯。他决定把这里当作他的会客厅。弗兰克发现附近有一间比觐见室略小些的房间，它的二十英尺高的墙面被压有图案的红色皮革所覆盖。这里将是他的私人办公室。他来到另一边的皇室卧室，床放在一个带大理石台阶的平台上。床的上方是一个由四个大理石柱子支撑的饰金锦缎华盖。弗兰克突然发现，在卧室外面有一个宝石形状的小教堂。这会讨布丽吉的欢喜，因为她从未放弃天主教信仰，而弗兰克为了在无神论的纳粹主义事业中进一步升迁，早已放弃了宗教信仰。



当汉斯-弗兰克开始统治波兰残存的这块领土时，唯一不舒服的事就是那个善于发出恫吓的希姆莱的到来。弗兰克深知希姆莱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并急于讨好。因此，他作为总督的第一个官方行动就是命令所有的波兰犹太人到德国劳工办公室报到，接受分配。



弗兰克对纳粹的犹太人政策感到很棘手。作为一个能够将海涅的诗牢记于心的睿智、有教养的人，弗兰克不相信纳粹党赤裸裸的反犹鼓噪。但更为糟糕的是，弗兰克有一个隐藏的秘密，至今仍向纳粹党负责鉴别种族纯洁性的官员隐瞒着。尽管他是以天主教徒的身分长大的，但是他却有部分犹太人血统。据信，弗兰克的姓氏最早叫弗兰克福特。弗兰克以爇忱干劲给予过度的补偿。他在瓦维尔城堡一周年之际，邀请他的部下及家人到觐见空欢娱。他们在古老的挂毯分支起许多长桌子，上面难满了波兰火退、奶酪，以及一瓶瓶的伏特加酒。弗兰克坐在房间的中央，回顾着一年来的进展和取得的大部分成绩，他说，因为有这么多的“卑鄙的人和犹太人被消灭掉了”。他继续说道：“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把他们解决掉。”弗兰克讲话的同时，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军官起劲地记着。弗兰克命令，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说的一切都要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定额，弗兰克得意地说，他已经驱使一百三十万波兰人到德国劳役。而且，那还不够。他继续说道：“就目前允许的食物配给量水平，估计将会有约一百二十万犹太人死于饥饿。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我们不能用毒药杀死他们，但是，不论采取什么办法，我们都要达到根除犹太人的目的。”



5、美国人杰克逊接着提下一个问题。他手里拿着一摞文件，说这是戈林以前担任各种要职时签署的各种法令。难道戈林不曾签发过犹太人非经政府许可不得出卖企业的一道命令吗？戈林回答签发过。戈林是否还发布过犹太人不得拥有零售商号、出售手工艺品或组织合作社的命令呢？戈林再次做了肯定的回答。杰克逊连续发动猛攻：戈林命令犹太人把一切金银珠宝上缴政府，可有此事？下令没收波兰犹太人的财产，可有此事？禁止犹太人对德军造成的损害提出赔偿要求，可有此事？伯基特心想，折腾老半天，杰克逊终于像个法庭盘问人了。



戈林手抖得厉害，乃把两只手握到一起。杰克逊继续进攻：1941年7月五日，戈林命令赖因哈特-海德里希制定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难道不是吗？戈林抗议说，这份文件的译文根本不正确。然后他机灵地提出亲自读这份文件。他说上Endlosung一词被译为“最后解决”，但应译成“彻底解决”。这样，他就使文件中失去“最后解决”一词所内涵的有罪性语义。实际上，这个词组的最初译文是准确的。杰克逊是律师而非语言学家，没有深究此事。



检察官话锋转到1938年11月9日发生的“水晶之夜”’。冲锋队和纳粹流氓抢劫和砸毁了八百一十五家犹太人商店、七十六座犹太教堂，抓获二万六千名犹太人，其中三十六人死亡。据说，“水晶之夜”的导火线是几天前的一份报告，内称德国驻巴黎大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被德籍犹太难民十七岁的赫金尔-格林兹潘谋杀。



杰克逊开始宣读遭受破坏的令人生畏的记录。这些数据来源于野蛮袭击后的第二天提交戈林的一份报告。于是，戈林在空军部召集戈塔尔、丰克、海德里希和一位保险业的代表开会，讨论损失索赔问题。杰克逊逐字逐句宣读戈林与保险业代表之间的对话。该代表指出，被焚毁的犹太人商店中的许多物品，都是非犹太供应厂商存放寄售的。戈林就此对海德里希道：“我真希望你宰了二百个犹太佬，而不是毁了这么些贵重物品。”戈林接着宣布，犹太人无权就他们的损失提出索赔要求。这会节省保险业数以百万计的开支。“突然之间，在你面前出现了一个天使，他像我微微发胖的体态。”戈林告诉保险公司那位官员说，“我乐意跟你对半分。”



杰克逊把近八年前的那次会议结束时戈林说的原话抛给了戈林：“我要德国犹太佬为他们所犯下的令人憎恶的罪行付出数十亿马克的代价。这会管用的，这些猪沙不会如此迅速搞第二桩谋杀的。我绝不愿成为一个德国犹太人。”那引文对吗？杰克逊问道。戈林垂头丧气地承认自己说过这话。



随后，杰克逊用戈林掠夺艺术珍品和大规模抢劫苏联粮食和资源中他的文献抓住戈林。他总算把戈林弄得晕头转向。一连串不容置疑的具体指控揭露出被告是纳粹主义最恶毒的反犹设计师之一，粗野鲁莽，贪婪腐化。戈林终于像是站在深渊边缘，踉踉跄跄。



6、反犹主义是一回事，反犹主义导致大屠杀却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反犹主义出现在许多国家，但反犹主义导致如此规模的大屠杀却是纳粹德国特有的。而这个发展，和希特勒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汉斯-弗兰克心里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眼下他在回忆录里做了记述。撰写回忆录占据了他在十五号牢房的时光。所有的一切都始于1930年，那时纳粹党还在台下。希特勒当时的风华正茂的律师给召到了希特勒府上。希特勒异常激动，给他看一封信，并说这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敲诈陰谋”。得知希特勒有个远房侄儿住在英国，弗兰克大吃一惊。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兄弟阿洛伊斯的儿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曾撰写道，如果在新闻界流传的谣言得不到证实，这会对阿道夫叔叔有所裨益的。流传的谣言说，阿道夫-希特勒有犹太人血统。希特勒把威廉的来信视为寒蓄的披露恫吓。这次谈话中弗兰克双退直哆嗦，因为他担心他自己的犹太人祖先给曝了光。使弗兰克意外的是，希特勒要他对他的家谱进行秘密调查。



现在，弗兰克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他所发现的一切。原来，希特勒的祖母玛丽亚-安娜-席克尔格鲁贝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工作过，是在一个名叫弗兰肯伯格的犹太人家里做厨娘。玛丽亚-安娜四十二岁那年未婚而育，生下一个儿子。在孩子受洗礼的档案上，未说明父亲是谁。她给儿子取名叫阿洛伊斯-布克尔格鲁贝，这个阿洛伊斯长大成人后娶妻生子，生养了阿道夫-希特勒。



玛丽亚-安娜的东家有一个儿子，弗兰克写道：“弗兰肯伯格代表这个儿子，那年他十九岁，为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提供一笔生活补贴，从小孩出生一直到十四岁为止。”其寒义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他这个儿子可不是第一次让这个女仆怀孕。弗兰克在调查期间，找到了弗兰青伯格一家和玛丽亚-安娜之间的来往信件，“双方背弃这一默认，即席克尔格鲁贝的私生子是在使弗兰肯伯格一家对其负责赡养的环境下生下来的”。



小孩长到五岁那年，玛丽亚-安娜嫁给了一个名叫约翰-格雷戈尔-希德勒的磨坊工人。尽管如此，弗兰肯伯格一家继续支付生活补贴。这位新丈夫对于把他妻子的孩儿立为合法婚姻生下的儿子一事毫无兴趣。后来，年轻的阿洛伊斯自己把姓从席克尔格鲁贝改为希德勒；根据一份官方记录，牧师把希德勒错误拼成“希特勒”。



弗兰克在他的回忆录里，描写了他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希特勒报告时的恐惧心情。因为，如果小弗兰肯伯格确实是阿洛伊斯的父亲，那么希特勒就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使弗兰克不胜惊愕的是，希特勒没让他的脑袋搬家。他啥也没有否认，包括弗兰肯伯格一家给他父亲的生活补贴。看来他对这一背景十分了解，似乎派遣弗兰克只不过是打听一下别人了解多少。至于说那位公认的犹太人祖父，希特勒自有说词。跟玛丽亚-安娜发生不正当关系的是约翰-希德勒。她怀上小孩后，指控弗兰肯伯格家的公子，只是为了从东家那儿榨取钱。按照希特勒的说法，“犹太人付了钱而不对簿公堂，大概是因为犹太人不能面对可能导致法律解决的公开宣扬。当犹太人的后裔还是当敲诈勒索者的选择中，希特勒选择了当敲诈勒索者。”



律师出身的弗兰克推断出仅有的可能性：要么是小弗兰肯伯格确实是孩子的父亲，使希特勒成为四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要么是约翰-希德勒留下的种，使希特勒成为百分之百的非犹太人；要么是马丽亚-安娜跟两个男人都发生过关系，连她自己也弄不清究竟谁是她孩儿的父亲。在记载的结尾处，弗兰克写道：“希特勒有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对弗兰克来说，难以否认的问题是，这一不明不白的家世怎么可能形成希特勒的凶恶残酷的反犹思想。施特赖歇尔那份满纸胡富妄语的《冲锋队员》上，经常有犹太阔佬引诱德国天真少女的报导。无独有偶，在希特勒《我的奋斗》里，有一个“黑头发犹太青年”埋伏一边等待着玷污她。在纽轮堡种族法出炉的过程中，希特勒在一个问题上坚持一项特别条款：任何四十五岁以下的亚利安女人──比他祖母生育时大三岁，不得在犹太人家庭里做佣人。



弗兰克在《我的奋斗》里还发现了其他惊人的相似之处。希特勒写道，混血儿“从第三代开始……总是通过一种明确无误的信号显示出其混血性来。在任何危急关头，纯种人会作出正确决定，亦即明确的决定，而混血儿则将举棋不定，换言之，他们将采取折衷办法。”（我的奋斗》再谴责“折衷办法”和“三心二意”。希特勒的决定，无论对错，都是明确和当机立断的。任何人企图要用相互矛盾的事实或中庸之道进行调和儿都是充耳不闻的。他证明自己没有身受第三代举棋不定之苦（而这往往暴露其为部分犹太人的混血性）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要过度补偿，过于矫枉过正，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坚决、肯定和反犹。



法庭几乎只能确定，1935年希特勒本人首次使用“最后解决”这一词组。有一次，他在谈到纽轮堡种族法时说，如果国家的法令不足以处理犹太人问题，“该问题就必须交给国家社会主义党最后解决”。1938年11月，希特勒命令他的副手戈林制定“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1939年1月24日，戈林把这个任务下达给当时的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赖因哈特-海德里希去办。在鲁道夫-霍斯的证词中，出现了希姆莱的面貌。霍斯说，1941年6月，希姆莱告诉他说，元首下令通过种族灭绝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1941年7月对日，戈林向海德里希发布了一道命令：“现对1939年1月24日下达给你的任务作出补充，该令以移民和疏散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据此，我责成你做好一切准备……此外，我要求你……为犹太人问题满意的最后解决提交给我一项全面的计划。”在特雷布林卡、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业已实行种族灭绝的情况下，赖因哈特-海德里希于1942年1月20日召集十四名党政官员，在柏林郊区万塞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旧楼举行会议。海德里希只有一项议程。他在提到戈林的命令时，说将把欧洲的一千一百万犹太人清理掉，将他们遣送东部。那些尚能干活的充做劳工，直到通过“自然减员”大量被杀死。剩下的进行“特殊处理”。证人迪特尔-韦斯利西尼作证说，1942年7月或8月份，艾克曼向他出示过希姆莱下达的“最后解决”的书面命令。



法官们从这乱如麻的东西中只能得出如下结论：最初的最后解决方案的命令从希特勒下达到戈林，再下达到海德里希。然而，戈林可以争辩说，他的命令只提到“移民和疏散”。实际的屠杀令似乎是希特勒口述给希姆莱的，最初适用于波兰的犹太人。但该计划一旦付诸实施，海德里希便开动官僚机器，在整个欧洲实施最后解决方案。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均已作古。在幸存者中，戈林和海德里希的后任卡尔登勃鲁纳，可与种族灭绝方案直接挂上钩。



至于说犯罪意识，约瑟夫-戈塔尔在日记中写道：“戈林充分意识到，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任何软弱，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命运。特别是在犹太人问题上，我们采取了一种毫无退路的立场。”这段文字说明了两点：纳粹领导人是明白“最后解决”的罪证确凿性的，他们决定决一死战与意识形态信仰关系不大，更多的出于苟且偷生。



7、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朝吉尔伯特走来。他想让这位心理学家知道，如今他已准备跟犹太人一起为获得家园而战。他读到了巴勒斯坦最近发生暴动的消息。“任何可以投入战斗和抵抗的人团结一致手握钢枪，对这样的民族我唯有钦敬之极，”他说，“即便希特勒僵尸还魂，他也会承认他们是一个斗志昂然的种族。我准备加入并帮助他们战斗。我不是在开玩笑！犹太人会统治全世界的。要是能帮助引导他们走向胜利，我会很高兴的。我研究犹太人很长时间了，以致我认为我也养成了他们的性格。我提一个建议，让我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发表讲演，一定会引起轰动的！”约德尔和罗森堡无意中听到施特赖歇尔的这席话，不禁笑出声来。



施特赖歇尔的短短讲演无疑是对这个粗俗的反犹斗士一生的莫大嘲弄。每当法兰克尼的犹太教堂遭到亵渎，或是犹太教士被逐出家门时，施特赖歇尔作为地方长官，总是让那些将付之一炬的书籍和手稿首先送交给他。他从中挑出最罕见、最有价值的资料送交《冲锋队员》图书馆。这样，到战争结束，这么多的犹太人学术著作化为灰烬时，这个首要的使犹太人上圈套的人却从烈火中抢救出一批价值连城的犹太文物。



援引完了约瑟夫·E·珀西科的《纽伦堡大审判》，我们再看看英国人伊恩·克肖的《希特勒传》是怎么写的：



“希特勒的爷爷是犹太人”，早在1920年代初这一传闻就在慕尼黑各大咖啡馆里传开了。到了1930年代，很多敏锐的外国刊物也开始大肆宣扬这一消息，据说“希于特勒”是犹太人的姓，而“希特勒”这一姓氏实际上来自布莎瑞斯特一个姓希特勒的犹太家族。希特勒的祖父是一个叫巴伦·洛赫司查尔德的犹太人，而希特勒的祖母曾在他祖父维也纳的家中做过女佣。难怪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希特勒这样一个怪胎！



但对于希特勒的犹太家族背景最广泛的猜疑始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出自纳粹驻波兰军事长官汉斯·弗兰克在受绞刑前于牢房中所写的回忆录。



弗兰克声称1930年底他被希特勒召见，并看到了希特勒拿给他看的他的侄儿威廉·帕瑞克·希特勒（他同父异母兄弟阿洛伊斯的儿子，与一个爱尔兰女人结婚）的来信。信中以各刊物登载关于希特勒身世背景的大小传闻作为要挟，要揭露希特勒具有犹太血统这一事实。在希特勒的许可下，弗兰克翻看了他的家族史，他发现玛莉亚·安娜生阿洛伊斯时正在格瑞兹一个名叫福兰肯伯格的犹太人家中做厨娘。不仅如此，据称福兰肯伯格老爷总是定期地以他19岁儿子的名义付给这个婴孩抚养费用，直到他长到14岁。而且玛莉亚·安娜和弗兰肯伯格家之间有长达数年之久的频繁的书信往来。福兰克的书中写道，希特勒从他父亲和祖母处确信自己的祖父并非犹太人，只是由于他祖母和她后来嫁的丈夫日子太穷，才哄骗那家犹太人相信孩子的父亲是他家少爷，从而骗取孩子的抚养费。



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弗兰克将死，大概不会故意撒谎。



希特勒这位德国元首，却留着犹太人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这撇可笑的小胡子其实具有重要的面具作用。这种犹太人的智慧还不算够，还有一个事情特别能说明希特勒对卓别林的特殊感情。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大独裁者》，是专为控诉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制作的，并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参加世界大战的前一年发表。在当时美国的政治气候下，这部影片的诉求相当大胆。它生动地写明纳粹主义的丑恶，并塑造一个生动的犹太角色，描写他遭受到的迫害。卓别林在这部电影中同时扮演了一位类似（包括面目形状上的类似）希特勒的纳粹独裁者和一位受纳粹主义残酷迫害的犹太理发师。希特勒亲自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是完完整整的两次，这可以从希特勒个人的影院征求影片的纪录查到。这并不能用“希特勒酷爱电影”来解释。



希特勒与卓别林的生日只差四天（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临死之前让副官整理他保险柜里私人珍藏的物品，准备销毁，他的副官赫然发现的遗物中竟然包括查理·卓别林的不少照片！希特勒为什么要收藏一个犹太人的照片？希特勒这个人可是“嫉恶如仇”的，对于冒犯过他的人，从来不会轻易放过，但是对如此伤害他高大形象的卓别林，为何网开一面？他与卓别林之间的这种的爱恨情仇，如果不从“犹太人惺惺相惜”的角度去观察，就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了。



希特勒与卓别林关系，还不是一种单纯的种族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关系，这与他们都是“艺术家”有关，也与他们都有过令人心酸的经历有关──他们都曾沉沦在下层社会，但终于凭借个人奋斗得以出人头地。



此外更加直接的就是，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喜剧演员！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中记载：



［



诸如此类的游戏使得希特勒的情绪达到了最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他便开始模仿老战友的言谈和举止。他是一个出色的模仿家。例如模仿讲话急促并且以巴伐利亚的特有方式一再重复每句话的出版社社长阿曼就是他的拿手好戏。人们望着眼前呆板的阿曼如何耸动他那失去左臂的肩膀，如何非常灵活地用右手打手势。耳背音粗的印刷厂厂主米勒也常常是希特勒模仿艺术的牺牲品。他还爱模仿外国政治家。譬如他可以准确地模仿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的尖笑声，并且把坐着像个巨人的国王但站立起来又不显高的模样表演得惟妙惟肖。

战前时期希特勒的性格还是开朗和幽默的，并且懂得这种性格有多么宝贵。“处于逆境时，充满幽默的语言往往有奇效，不仅战争时期，而且在斗争年代都是如此”，他曾这样说过。但是1941—1942年战场上初次受挫之后，希特勒便判若两人，从那时起，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并且几乎难以接近。



“我来显示一下我的打字艺术好吗？”有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打字不过如此吧。”然后他摆出一副样子，似乎打字机就在面前。他夹上一张纸，将它拉直，转动滚筒，然后开始在客人们报以掌声的笑声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时还不忘移行和按动大写键和空格键。他表演得那么形象，连职业哑剧演员都不会超过他。他无疑具有伟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别人的能力。



］



希特勒的遗物中包括查理卓别林的照片，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深的“波希米亚人情谊”！



相比之下，单纯的种族关系并不能动摇希特勒的冷酷心肠。据希特勒的一个秘书回忆，希特勒喜欢孩子，与一个5岁小女孩的友谊曾保持3年之久。但是一封告密信举报说，小女孩的母亲有二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希特勒立刻下令永远不许这个小女孩再接近他，同时全部销毁了他与小女孩在一起的照片。希特勒的秘书还清楚记得，当希特勒发表演讲时，他会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会运用一些在私底下从来没有用过的可怕的词汇来恶意攻击犹太人，但过后他又回复到一派学者风范，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令人摸不着头脑。其实这是希特勒在从事他的戏剧艺术的表演，他和查理·卓别林的演戏方式不同，但都是杰出人士，是表演大师。拿破仑也有类似的记录，他在外交场合经常装出一幅怒气冲冲的样子，以便勒索对手，获得额外利益。



希特勒的表演才能无所不在。有一次他告诉秘书和副官说，他在检阅时很累，因为他要竭尽全力看清楚每一个接受检阅、从他面前走过的人，并和他们发生眼神的交流，他说，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效果，就是每个接受检阅的人都会以为自己和希特勒发生了某种个人关系，结果希特勒就可以更为有效地影响这些人，并使这些人在希特勒的崇拜之下，顺从希特勒统治，主动为希特勒献身。



其实，这完全是基于一种错觉，希特勒并未将这些人放在自己心上，他不过是用一种典型的“明星──粉丝”之间的关系，在兜售他自己！希特勒，好像一个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梦游者那样，随心所欲地扮演着他拿“德国新郎”的角色，说角色需要他说的话，做角色需要他做的事。而“Hitler”这个姓氏，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演员的签名。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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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党代会期间，我突然被召到纽伦堡德意志饭店。晚上，希特勒向约翰娜·沃尔夫和我口授了次日要发表的演讲。我们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呆在饭店里，从窗子里观望希特勒检阅冲锋队、党卫军和青年义务劳动军的列队情况。令我吃惊的是，希特勒能够长时间的伸着胳膊站着。喝茶的时候，他说他能够这样做是每天用拉力器锻炼的结果，与此同时还得有很强的毅力。况且他试图看到行进中的每个人，以便使这个人感觉到他恰好被希特勒看到了。当时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元首见到我了，他的目光紧紧盯住我”。



还要提到的是，希特勒从不从事体育活动。他不喜欢骑马，厌恶冬雪（特别是1941—1942年德军败于俄国的冬天之后），怕见阳光。不喜欢太阳的希特勒之所以把贝格霍夫买下来，如他所说是因为它坐落在上萨尔茨堡的北面。这座房子终日不见阳光，厚厚的围墙又隔断了白天热量的侵入。即使在夏天，室内也总是凉的，每逢雨天甚至很冷。希特勒喜欢这种寒冷，然而来宾们则感到不舒服。希特勒很怕水，我想他是不会游泳的。有一天他说：“一个人为完成他的日常工作所进行的运动足以使身体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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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不喜运动的人，为了演出成功而努力锻炼──这不是天性使然，而是职业需要。这使我们想到，希特勒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很像影视歌星和痴迷粉丝之间的关系，为了销售盈利上的盘算，许多影视歌星在痴迷粉丝面前都要扮演“独身的大众情人”这一角色，为了实现这一职业需要，他们不得不进行伪装，不惜隐瞒自己的婚姻，让自己的小孩做野种状。就此而论，希特勒比影视歌星们还要好一点，因为希特勒确实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尽管他隐瞒了自己的情妇，同样欺骗了德国大众。这些大众里的许多妇女，一天到晚梦想希特勒只对自己有意思，于是成为积极的纳粹，并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到战争的屠宰场里。就此而言，许多影视歌星又比不上希特勒的邪恶。



特勒在女性领域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心理学家，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喜剧演员，很难分辨哪是本性，哪是伪装。所有接近他的人，尤其是女人，总是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而希特勒对她们表现出来的殷勤和虚伪总是信以为真。希特勒对心灵和精神方面的事情没有任何概念。比如说，他就不明白婚姻中夫妻双方必须情投意合。在他看来，一对夫妻是不是理想夫妻，专从外表上就可以判断出来。他认为和一个漂亮健康的女人结婚理所当然就是幸福的婚姻。所有由他一手安排的婚姻，他也只是从这些方面加以考虑，但他对于幸福的推断却总是与事实不符。有一天，有人请他注意，纳粹党内高层领导内部的离婚率在上升，他们借口说，他们的妻子不能适应丈夫新的社会地位，不能与时俱进，这种借口似是而非。我跟他解释说，人民都严厉地批评这种离婚现象的蔓延，它给党的声望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希特勒却激烈地反驳说：“在我看来，最美丽的女人理所当然属于优秀的战士。”这说明他只是从世俗的角度看待人类，尤其是两性问题……他坦白说，他一旦结婚，就可能失去很大一部分对他有好感的女性选民，失去在她们心中的威信：“正是由于我没有变成单独某个女人的男人，我在帝国的女性公民中的影响才会直线上升。我决不会允许自己失去在德国女性中的声望，因为她们在选举中代表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希特勒的这一做法，完全是一种戏剧性的欺骗，是一种典型的“艺术手段”。这种艺术手段使他无法区分人生与戏剧，最后不得不在地下室结束自己的一生。



施罗德指出：“希特勒真诚地钦佩那些著名的男女演员们和女舞蹈家们。为祝贺首场演出和她们的生日他经常送给她们一些贵重礼品。战争期间，他送给她们咖啡和食品，并且非常高兴看到她们写给他的感谢信，每封信他都要专心阅读。他有每年为艺术家们举行一次盛大招待会的习惯，战时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做法。例如，与他来往的女舞蹈演员中有霍普夫纳姐妹、燕妮·尤戈，还有玛格达·戈培尔、她前夫的妹妹埃罗·克万特、玛加蕾特·斯勒察克、莱尼·里芬施塔尔、尤尼蒂·米特福德……”其实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希特勒的粉丝，像希特勒的其他女秘书一样。



施罗德和其他女秘书有一次在楼梯间问希特勒：“你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我不会是一个好丈夫，因为我不能把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献给我的夫人，所以我认为我组织家庭是不负责任的。另外，我也不想要孩子。我认为，天才人物的后代大多生活得很艰难。人们总是期望他们达到像他们著名的父辈所具有的那样的特殊地位，而不容忍他们做一个普通人。此外，天才人物的后代中还常常出现白痴。”显然，希特勒不会告诉这个粉丝，正是为了吸引她们，他必须保持黄金光棍的身份，绝对不能结婚。



正因为这种吸引力量，使得施罗德对希特勒下面的事迹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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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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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青年时代起，他就酷爱读书。有一天他说，“青年时期，他在浪迹维也纳期间，贪婪地读完了市图书馆所藏的全部500册书。”这种读书与进取的热情使他的知识拓展到文学和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无论是对一个地区进行地理描述，还是谈论艺术史，或是技术问题，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每次都令我惊讶。同样，他对剧院、教堂、寺院和城堡的建筑形式的大量细节了如指掌。即使在兰茨贝格坐监狱期间，他仍然不懈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古老建筑。他经常炫耀：“他比那些国家的设计师们更了解他们的古老建筑的设计美。”



希特勒曾就慕尼黑的城市扩建和美化问题与市长交换过意见，这位市长说，他对希特勒的记忆力感到吃惊，他连几个月前谈过的最小细节都能回忆起来。由于事情拖着没办，希特勒便责备他：“半年前我就将我的想法告诉过你！”然后希特勒把就此问题交换的看法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希特勒不仅能记住人名、书籍和数据，而且尤其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别人的面貌。他可以准确地回忆起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下见过的人。他把在动乱不安的生活旅程中认识的所有人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还经常令人惊奇地回忆起某人的详细情况。同时他还能非常细致地描绘出他发表过讲话的群众集会的气氛和过程。他在青年时代、维也纳生活期间、世界大战期间、斗争年代以及夺取政权后的年代里的同学和战友们的特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希特勒情绪好时，喜欢描述帝国总理府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每位艺术家穿的连衣裙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可以把他与他的客人们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或轻松愉快的谈话复述出来。他对话剧和电影的记忆也是如此。他能讲出他年轻时在维也纳看过的每出戏的全部细节。他不但能够说出演员的名字，而且还清楚地知道哪些演员当时受到过批评。我经常自问，他的大脑怎么能储存这么多的东西。



无疑希特勒从小就具有超人的记忆力，然而其奥妙还在于他日复一日地训练和扩展。他告诉我们，他在读书时努力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并把它记在脑子里。他有利用喝茶和在壁炉旁聊天的机会谈论书中某个问题的习惯，反复谈论使他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记忆。希特勒似乎能够听懂用不太快的英语或法语进行的对话，但他说：“我不愿费劲讲外语，因为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每句话都很重要。我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考虑新的合适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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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施罗德显然也是一个明白人：“希特勒想方设法用他丰富的知识使别人感到吃惊，并以此显示他的优势。他极力避免向别人泄露他的知识来源。他极善于使听众相信，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自己批评性思维的结果。他能够把整册书背诵出来，并以此使人以为他陈述的是他自己的东西。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思想极为敏锐并具有分析头脑的人物。在我刚刚开始工作时，有一天我想把我的工作范围搞清楚，就去找希特勒。在他那里，他就一个题目所做的哲学文章使我大吃一惊。我发现，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我不久前刚读过的叔本华的文章的翻版。我鼓起勇气，说了我的想法。希特勒感到有点意外，看了我一眼并用慈祥的口吻说：‘孩子，不要忘记，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别人，任何人所做出的贡献都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希特勒还以同样令人信服的力式谈论名人、外国、城市、建筑和他不了解及没看过的戏剧。他那自信和果断地表述方式和他那用来表达思想的雄辩术使人们不得不相信他所了解的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经历之谈，不得不相信，他以惊人的准确度所讲述的这一切实实在在是他自己思考和经历过的。例如，有一天，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看过的一出话剧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问他，没有看过这出戏怎能如此评价导演和演员？他回答：‘你说得对，但布劳恩小姐看过，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希特勒对于戏剧和表演艺术的爱好，决定了他的一生，而且使他本人的行为举止相当地戏剧化。即使到了末日，希特勒还是相当地“自控”，保持着一个杰出演员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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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岁生日这一天，柏林被包围了。第一批俄国坦克已到达柏林城下。在总理府已可听到隆隆的炮击声。上午，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和军事将领们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与过去相比，这次活动气氛非常压抑。盟军的飞机对柏林的空袭昼夜不停，更为祝寿活动增加了不安色彩。我们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弹室外边去。根据工作安排，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在吃午饭时要陪伴着首长。吃饭时情绪十分郁闷。



听希特勒的声音，尚可断定他往日的情绪犹在。他依然非同寻常的镇静、清醒、一丝不苟和自信。但面对逐步升级的外来进攻，他同时也变得易于激动，有时甚至很冷酷。“冷酷”或者“我就是冷酷”是他常讲的话。“我不得不使用我的方法，至于将来后人如何评价，我根本无所谓，”他常这样说。“不顾一切”也是他常用的字眼，像“要不顾一切地干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都成了他的口头禅。另外说得多的还有“用野蛮的暴力”和“用野蛮的力量”以及在做论断时的：“简直是白痴”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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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



有人指出，希特勒之所以留着“卓别林式的仁丹胡子”，是为掩盖他的鼻子和他的人中所泄漏出来的“犹太特征”。有研究指出，在他当权后，曾秘密做过多次“隆鼻”手术。他认为日耳曼人应有一个高挺的鼻子，从而给人以“刚毅自信、勇敢无畏”的感觉。这说明希特勒对自己的外貌缺乏自信，是他确有“自恨”的证据，这种潜意识的自恨导致他最终自杀，而不是在战场和敌人决一死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德军在苏德战场上节节败退时，他的鼻子加高手术仍未停止。这是因为希特勒在潜意识中觉得：越是能够消灭自己身上的犹太因素，就越能使自己变得强大，就越能战胜凶恶的敌人。



具有十分丰富的“犹太因素”的希特勒，就这样通过高明的演技，化装为一个最为激进的反犹分子，并领导了历史上最彻底的灭犹运动，这不是十分耐人寻味吗？



仔细观察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未尝不可以视为一个“犹太叛徒”的精心制作的迷彩服，用来在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掩护自己，免得自己的犹太身份遭到揭露，反被其害。当然依照他的极善保密的性格，既然演了戏，就要像真的一样，惟有彻底，才能达到非凡的成就，才能在千万年的历史上，打上“我最伟大”的烙印。



实际上，希特勒不过是德国人所利用来使自己得以崛起的一个“犹太演员”。希特勒作为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他的冷酷无情和对权力的专心致志的追求、他对意识形态目标的执著奋斗、他在同对手和敌人打交道时表现出的无可匹敌的玩世不恭，以及他对激进主义的融会贯通，完全符合一个“梦游者”、一个“进入了角色而不能自拔的超级演员”的特征。在这种意义上，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忘记了自己真实身份的查理·卓别林”，是一个不幸掉进了泥坑的可怜虫。事实上，只要对希特勒稍有了解就不难发现，他身上像德国人的东西并不很多，希特勒更像一个所谓“波希米亚人”，一个“东欧的犹太小知识分子”，像那种他后来极力要加以毁灭和清除的人。



在希特勒的亲自推动下，所有的重要方案都在匆忙之中酝酿和执行，这与德意志民族有条不紊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四年计划、军备重整以及各场战役的指挥，这一切的构思和行动都是在匆忙和慌乱中仓促制定出来并执行，以至于外人根本不明就里。德国人民惯于经过思考之后再有序地工作，所以对这种波希米亚和犹太式的狂热和令人紧张的节奏惊讶不已。以这种节奏开展的事情和工作，一件一件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但希特勒毫不松懈地亲自监管。德国工业界和政界的领导人多次发出这样的呼声：“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疯人院！大家急急忙忙地改这个变那个，哪有秩序可言，我们那里一切都乱七八糟。但愿这样的结果不要给我们带来灾难！”



关于希特勒与犹太人的真实关系，有一段记载是不该被“选择性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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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倍受人们欢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莱奥·斯勒察克的女儿。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园丁广场剧院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饰演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着了迷，因此希特勒并不在乎她是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在此，我必须再次对皮克尔博士在1976年由泽瓦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经过增补和全部修订后第三次出版）一书中第288页上的内容加以驳斥。书中讲到：“希特勒经过考虑决定自1932年圣诞节开始停止与受欢迎的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特别热情的交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权之后，始终与这位可爱的歌唱家保持着联系。她继承了她父亲所具有的令人开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见到她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认可，她在1930年代作为一个有着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室内歌唱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在柏林歌剧院演出的。



1938年3月，在奥地利并入德国前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请我和格雷特尔·斯勒察克到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柏林住所里喝茶。在所谓的音乐厅里，靠近壁炉的桌子上已备好了菜。这个厅是晚上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参谋班子里的人以外，还有元首护卫队成员和内勤人员。希特勒爱听文艺界的“花边新闻”，十分欣赏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讲述的故事，她善于使用既动听又尖刻的语言。



直到那个星期日，尚无人知晓希特勒在下周的打算。没有料到，就在这一天希特勒那颗激动的心已悄悄地到了奥地利，我认为他在尽量以某种方式来消磨时间，调解自己不耐烦的心境。



茶已经喝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因为壁炉前不是我们的久呆之地，另一方面希特勒早就说要到我的住所看看，我便起身告辞了。我问他，今天晚上是否有兴趣到我那儿去看看，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晚上他在仆人的陪同下来到我的住所，它坐落在总理府公园内。希特勒送给我一瓶葡萄酒之后，很快就离去了。



1936年，希特勒让施佩尔在公园内临赫尔曼·戈林大街建造了两栋英国乡间风格的房子，本来只打算给元首护卫队成员及其家属住的，在房子竣工前夕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我们女秘书也能住到那儿该有多方便啊。外出旅行都是遵循他“没有必要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必须知道的事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让知道”的格言安排的，所以在得到出差的通知到启程的这段时间往往很短。我得赶紧回到萨维尼广场一侧的住所去，不只是简单地取个箱子，而是要从头至尾收拾行装，所以每次都搞得我手忙脚乱。



有一天，我忙完了希特勒的口授之后，问他，我们女秘书是否也可以得到赫尔曼一戈林大街上的住房。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且说：“孩子，这好啊，这样我一旦有事可以随时叫你们！”于是希特勒让人把带着房子设计图纸的施佩尔找来，吩咐他在设计图中再加进三套女秘书住房。当这些住房建好之后，希特勒让绍布转给了我所需的3000马克房屋购置费并允诺不久将参观一下我的新居。



格雷特尔·斯勒家克在拉德齐维尔宫喝完茶之后，很快就回到坐落在库尔费尔斯滕达姆大街上他的住所，她要换衣服，因为晚上还有别的活动。换好衣服之后，她带着两个高高的五个分枝的银烛台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及时找到了我，以便为它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她希望通过蜡烛的微光来影响希特勒，使他有一种神秘感。无论如何她要施展浑身解数！她紧靠着希特勒坐在英国式的沙发上，试着去抚摸他的双手，但希特勒温柔地挡了过去：“格雷特尔，你知道我不愿意这样！”尽管我几次悄悄地离开房间，但希特勒始终保持克制。过了几小时，希特勒便返回他的住所去了。



但是，格雷特尔还是不死心，仍然希望进一步密切与希特勒的关系。她始终认为，她能够使希特勒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在柏林德国歌剧院上演的《叶卡特琳娜女皇》中饰演女主角，曾送给我一张身穿洛可可式服装的剧照，照片上面写着：“赠给我的第一位宫女：小廷（她是这样称呼我的）。”字既大又斜，且十分挺劲有力。



1938年除夕前她转给我一封信让我再转给希特勒。我并不了解这封由我转给希特勒的信的内容，但是格雷特尔肯定为得到希特勒做了进一步的努力。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后从未与任何一位女演员过于密切地交往过，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大家都想借他的光往上爬。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上保持谨慎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外界传说希特勒曾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过肖像。实际上希特勒在20年代就没再绘过水彩画，只画过一些建筑设计之类的草图。1932年，即所谓他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肖像的这年，他应人们的要求每天在不同的地点发表三次演说，他既没有时间也不再有兴趣作画。过去他画水彩画为的是挣钱谋生。自1919年起他就再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已在国防军里当了教官。然后调到德雷克斯勒先生重新组建的党里当了观察员。自那时起，他的一生就奉献给了党和政治。



还要讲一点有关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情况。自1935年以来。我与她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如果希特勒为她画过肖像，我是不会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往来非常频繁。所谓希特勒致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信纯属捏造。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结过婚并离过婚，生过一个女儿。所有这一切希特勒是知道的。他不是没有教养的人，他怎么会称呼一位离了婚的女人为“斯勒察克小姐”呢。另外，他从来都称呼她“格雷特尔”或者“您”，而从未称呼她“恰佩尔”即“小笨蛋”。这是贬低人的。



我曾拜访过希特勒过去的一位女友阿达·克莱因。她在20年代也常到蒂尔施大街希特勒的住所去作客，也知道希特勒当时就已不再作画了。这位女士和我都认为，希特勒不作画，只是画一些建筑设计草图和风景速写画。有人企图捏造事实，真是厚颜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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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一书）



希特勒与犹太人的关系是相当复杂而多方面的，他甚至保护过犹太牙医。据英国《每日邮报》2009年12月14日报道，希特勒是世界上最残忍、最血腥的独裁者，要对数千万人的死负责。他将自己标榜为天不怕地不怕的统治者。但根据一本有关希特勒牙医的新书，这位纳粹头子也有自己恐惧的东西，比如，他最怕看牙医。据希特勒私人牙医约翰尼斯·布拉施克披露，由于“无法忍受痛苦”，这位杀人魔王接受一次根管治疗居然用了整整8天时间。根据有关布拉施克医疗档案的新书《恶魔的牙医》，希特勒同样患有“严重的口臭、脓疡以及牙龈病”。《恶魔的牙医》由曼娜维塞·德普莱姆-海娜所著，讲述了布拉施克的牙医工作。据悉，他担任这位德国元首私人牙医的历史达到近20年。



两个月之前，另一部围绕希特勒健康状况的著作指出，希特勒使用的补牙填充料由集中营受害者的金牙制成。但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能够证明这种说法。根据布拉施克的工作记录，他并未给希特勒使用金制填充料，但在党卫军身上，他确曾采用过这种方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布拉施克曾担任希特勒以及另一位纳粹领导人的私人牙医。德普莱姆-海娜有幸获得相关医疗档案。在此之前，还没有人看到过这些档案。她说：“战后，所有了解希特勒牙齿健康状况的人都成为同盟国极为感兴趣的对象，原因在于人们在希特勒1945年自杀的柏林掩体废墟中发现了他的一些头骨和颚骨残骸。”



德普莱姆-海娜称：“当时的布拉施克是武装党卫军少将。为了证实希特勒确实已经自杀身亡，美国人在一家战俘营找到了他并向他出示了一些记录。”苏联人虽然发现了希特勒及其新郎爱娃·布劳恩烧焦的尸体，但他们并没有找到布拉施克，只找到了他的女助手凯瑟·霍伊泽尔曼。“在此之后，霍伊泽尔曼在苏联集中营度过了整整10年时间。”



在1945年柏林沦陷前，希特勒的绝大多数医疗档案均被焚毁，当时其中最后一架试图离开这座被盟军包围城市的飞机被击落。德普莱姆-海娜说：“但布拉施克医务所的很多文件却被保留下来。藏身柏林的犹太牙医费多尔·布拉克最后幸存下来。战争即将结束时，他接手布拉施克的医务所并发现了这些文件，在此之后，苏联人才意识到这一点。”



1947年，布拉克带着希特勒的医疗档案移居美国，后来又交到儿子沃尔夫冈手上。沃尔夫冈是杜塞尔多夫美国领事馆的一名律师。德普莱姆-海娜表示，攻读牙科博士的时候，她与沃尔夫冈成为朋友。沃尔夫冈对她说：“我有一些文件，我想你会感兴趣的。”德普莱姆-海娜说：“我以这些文件为基础撰写毕业论文，虽然我所在大学的医学史教授在认可这些文件价值时最初有些不太情愿，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文件让他联想到伪造希特勒日记的丑闻。但最后，他还是确认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



德普莱姆-海娜对这些文件进行了为期6年的研究。她说：“很明显，布拉施克对自己能够担任希特勒牙医这份工作感到非常骄傲，但他的这位病人却并不配合。希特勒说坐在牙医的椅子上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整整8天时间接受根管治疗这种经历让他的恐惧症越发严重。在1944年7月遭暗杀之后，希特勒的身体不得不忍受更大的痛苦。暗杀中，他的面部被碎片击中。”布拉施克指出，希特勒口腔右侧装有一个齿桥。他抱怨说：“这个该死的东西已经松动了，最好马上让它回到原来的地方。”据这位牙医披露，希特勒同样患有较为严重的口臭、脓疡以及牙龈病，仅在1944年，他就补了10次牙。他指出，希特勒后半生遭受的大多数痛苦可能由早年糟糕的饮食所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维也纳，穷困潦倒的他像流浪者一样在街道上漂泊。



喜欢唱高调吹大牛的纳粹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在1934年“发明”了令人恐惧的盖世太保。据布拉施克披露，这个家伙也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坐上治疗椅之前，他甚至害怕地哭了。在掉牙的同一天，他就迫不及待地装上假牙，因为作为纳粹德国空军的掌门人，他可不想在缺牙情况下走来走去以免影响自己的领导形象。纳粹核心圈子里的人认为，希特勒对自己的牙齿非常神经质。他的翻译保罗·施密特表示，由于在与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交谈中未能将他拖入战争，希特勒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他对意大利盟友墨索里尼说：“我宁愿掉两三颗牙，也不愿再做这样的事情。”德普莱姆-海娜在《恶魔的牙医》中指出，布拉施克于1957年去世，生前是一个顽固的纳粹分子。虽然知道被处死的集中营受害者的假牙都被用作党卫军补牙时的填充料，但他并不能表现出仁慈的一面。



作为犹太人的叛徒，阿道夫·希特勒不仅对待犹太同胞极为残忍，对待反犹主义的同志们也是极为残忍的。据《纽伦堡大审判》（约瑟夫·E·珀西科）记载，希特勒用以下方法屠杀了自己的革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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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走后，弗兰克拿起他已开始写作的自传。他做过律师的头脑能把注意力确切地集中到一个有野心但尚属高尚的人，如何转变成一个有野心而且腐化的人这一点上。那是1934年在清洗罗姆的“长刀之夜”期间。他当时是巴伐利亚的司法部长。他接到监狱看守长斯塔德尔海姆打来的电话，告诉说党卫军把冲锋队员塞满了监狱，其中包括冲锋队首领罗姆。弗兰克奔赴监狱，直接来到罗姆的牢房。弗兰克让罗姆放心，叫他不必害怕党卫军。他对罗姆说：“记住，恩斯特，你是在我的司法管辖之下。”



希特勒身边的一位高级党卫军军官塞普-狄特里希来到监狱，通知弗兰克说这些人受到元首的严厉谴责并且要马上枪决。弗兰克拒绝释放这些犯人d狄特里希非常生气，打电话给慕尼黑纳粹党总部棕色大楼的希特勒。他把电话递给弗兰克。希特勒的声音震破了弗兰克的耳朵，他喊叫道：“是我决定帝国罪犯的命运，而不是你！”弗兰克争辩说，这些都是1923年和他们一起游行的人，是他在法庭为之辩护过的党的战士。他们从床上被拖走，而且没有任何指控就被投进了监狱。弗兰克说：“我是个执法人员，你不能不经审判就把一百一十个人枪决。”对话结束后，弗兰克认为他获胜了。可是一会电话又响了，这次是鲁道夫-赫斯打来的。他报告说，元首已大发慈悲了，一百一十个人中只枪毙十九人。弗兰克想知道，为什么要枪毙这些人？赫斯警告说，元首对这一延误已不耐烦了。



弗兰克承认，遵守原则的代价将是昂贵的，他的职位、仆人、轿车、几处房产、权力以及财富都会化为乌有。他终于把包括恩斯特-罗姆在内的犯人交给了党卫军执行处决。罗姆临死前警告弗兰克说：“所有革命都会吞噬掉自己的产儿。”那天枪声响起时，汉斯-弗兰克发现自己已被定性了。他更是个纳粹分子，而不是一名法官。希特勒已了解他这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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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上述的记录，我想大部分人不会就此得出结论说：“希特勒绝对不是一个纳粹党人，而是一个背叛了纳粹革命的叛徒、是一个出卖了纳粹革命的奸细。”相反，人们只会坚持说：“无论希特勒怎样屠杀纳粹分子，他都还是一个万恶的纳粹党魁。”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否认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呢？仅仅因为他屠杀了犹太人？屠杀了犹太人的犹太人就不再是犹太人了？那么为什么屠杀了纳粹党人的纳粹党人就还是纳粹党人呢？这里难道没有一个双重标准在起作用吗？



再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希特勒：



套用一句犯罪心理学的常规问话：谁从二战获利最大？谁从二战受损最大？从二战获利最大的是以色列，从二战受损最大的是德国。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希特勒。



──希特勒使以色列获得最大的利益；希特勒使德国遭到最大的损失。据此，人们虽然不能按照文革的逻辑说“希特勒是为犹太人从事秘密活动的以色列间谍”，但希特勒客观上促进了以色列国的诞生、为犹太人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则是千真万确的。



而从德国人的立场来看希特勒，“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列宁，而且是德国的斯大林，同时也是德国的戈尔巴乔夫──希特勒不仅像列宁创立了苏维埃俄国那样创立了纳粹德国，而且也像斯大林一样从事对外扩张、侵占殖民地，最后还像戈尔巴乔夫埋葬了苏联一样葬送了德国。”希特勒是德国的终结者。希特勒从根本上帮助了他的犹太同胞。





第四篇

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希特勒



2007年，德国著名家谱专家拉尔夫·扬博士编制出一份详细的《希特勒家谱》，同时出书《希特勒的家庭秘密：阿道夫·希特勒祖先和亲戚史及谱系》披露希特勒家族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他号称“澄清了一些传言和揣测，还原历史真相”，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关键问题：希特勒的父亲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的私生子？



有关“希特勒是犹太人的后代”这一传言，至今仍在盛行，这不可能是完全空穴来风的。



扬博士大量走访，找到了与希特勒有密切血缘关系的3300人，最后成功编制出了较为详细的希特勒家谱。这份家谱概述了从1571年至今641名希特勒亲属的履历，其实我们后面即将知道，这些人其事和希特勒本人毫无血缘关系，因为希特勒的父亲是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和这个家族只有“继父”的“挂靠关系”。而决定希特勒命运的，其实是怀有“只有她自己知道来源的私生子”的祖母：希特勒在世时就倍受世人关注的玛丽亚·安娜·希科尔格鲁伯祖母的情况。



上世纪30年代，盛传希特勒具有犹太人血统，其祖母作为女仆，和犹太人东家发生了性关系，结果非婚生下了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这一传言的影响，使得希特勒在处理犹太人的问题上变得心狠手辣，试图抹掉这一传言的巨大杀伤力。值得注意，扬博士在他的书里，未能证实这一传言但也无法否认这一传言。他书中写道：“在寻访过程中我没有找到证实这一推测的依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最后梳理清楚的‘希特勒家族姓氏联系’对他的政策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他上台后立即禁止雅利安女人在犹太人家里工作，因为当他祖母生下私生子时正好是一户人家的女仆，但至今仍不清楚这户人家是否是犹太人家庭。”



我们注意到：扬博士在这里说的是“不清楚”，而不是说这一人家失踪了、再也找不到这一人家了。扬博士既然能够找到1571年至今的641名挂靠的、名义上的“希特勒亲属，怎么会找不到这个1840年左右的人家呢？显然，“不清楚”只是一个是托词，家谱学家怎么会调查不清楚希特勒家族的这一关键事实呢？而且扬博士不得不承认，这就是说，希特勒自己都不能排除希特勒家族具有犹太人血统，而且希特勒实际上倾向于相信这一传言，正如他的侄儿后来到处宣扬的那样。这一怀疑对他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彻底灭绝犹太人政策”，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希特勒需要“和犹太人彻底划清界限”，他需要表现得比所有德国人更加排斥犹太人，以此来赢得德国人的信任、巩固自己的元首地位。



而且我们注意到：希特勒后来起用的排犹、灭犹大将，如海德里希、艾希曼，全都是和犹太人有瓜葛的、也就是说，他们和希特勒一样都是“同病相怜”的人，是“日耳曼人的狗杂种”，而不是“纯种的日耳曼人”。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为了转移读者的视线，扬博士主要“研究了”希特勒的父亲这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的“挂靠家族”，也就是希特勒父亲的继父的家族，发现老希特勒的继父家族总是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意外发生，他在书中说：“他（希特勒）梦想创造新的优等人种，但自己却是普通农民家庭出身，除了他的父亲外，他的祖先中任何人都不曾离开过奥地利偏远林区50平方公里的地区，而且家族中还有遗传病史。希特勒曾密令专门调查此事，结果表明家族中的许多人都是白痴，一个堂兄自杀，另外一人神经错乱，还有两人有智力障碍。”



不过这一用于转移视线的研究结果，也同样说明了问题：那就是希特勒的父亲绝对不像其继父家族也就是所谓“希特勒家族”的任何人。他继父家庭的那些人都是曾出过远门的本地农民，从来没有“向上爬”、“到外面去冒险”的冲动，而希特勒的父亲这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却是一个努力上进的人，到了希特勒这一辈就更加明显──希特勒的侄子也是这样的人。事实到此还不清楚吗？显然“不清楚希特勒的来源”只是一个无法成立的借口。



希特勒的父亲这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所传下的真正的“希特勒的后人”数量极少，例如希特勒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家族中的几个表亲，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兄弟小阿洛伊斯为他留下的3个侄孙现在全部生活在美国，分别名为布里安、刘易斯和亚历山大，他们不想生孩子，只想彻底断绝希特勒家族中的最后枝节。不幸的是，希特勒自己的亲生母亲却是绝种了：希特勒和他唯一的同父同母妹妹保拉，都没有后人。



……



孩童时期希特勒生于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边界城市因河畔布劳瑙（BraunauamInn）的一个海关文职人员家庭，其父“老阿洛伊斯·希特勒”曾经当过鞋匠，后来才转为海关文职人员。希特勒年幼随父亲加入天主教成为信徒，可是日后受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影响，曾立志要成为牧师。



希特勒的童年很不愉快。目前有历史学家指出，希特勒小时候曾遭到学校同学的虐待，这段“童年阴影”导致后来希特勒的强烈报复思想。他很爱他的家人。他曾学习过绘画，但中学时期学习成绩非常差，因此未毕业就退学了。他曾经两次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但都被以“不适合绘画”为由被拒绝取录。父母双亡之后，他的生活日益窘迫，不得不流浪到维也纳街头行乞，靠卖画为生。



彼得·波罗夫斯基在他的希特勒传记中写道：



188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布劳瑙。布劳瑙是位于流经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边境的因河河畔的一个小市。希特勒的父亲是那里的一个海关官员。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曾经向许多德园人索取过所谓雅利安人后裔的证明，即证明他们上面三代人中间没有犹太人。可是，希特勒本人恐怕永远也拿不出这样一种证明，因为连他也无法断定，他的祖父究竟属于哪一种族。



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是一个私生子。阿洛伊斯的母亲安娜·席克尔格鲁贝尔是一个贫苦的农家女。生阿洛伊斯那年，她已经四十二岁，但仍然未婚。说起来，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一个从斯皮塔尔流浪而来的磨工应该是孩子的生父，因为他在1842年娶了当时年已四十七岁的安娜。但是这决不可能，因为孩子出生后并没有跟从父姓，而是跟从母姓：这说明孩子的生父另有其人，而且不能公之于众。阿洛伊斯快满十岁那年，他的母亲安娜去世了。阿洛伊斯主要是在斯皮塔尔依靠他继父的弟弟约翰·纳波姆克，因为他的父亲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又开始了他那流浪生活。阿洛伊斯十三岁那年离开了斯皮塔尔，流浪到维也纳。在那里，他学完了鞋匠手艺，后来又去奥地利海关署报考，在通过了各种考试之后，他成为──名海关官员。一八七五年，他终于得到了布劳瑙海关检查长的职位。作为来自落后林区的一个私生子，这在当时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平步青云，不仅是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尔本人，就连他那叔父约翰·纳波姆克·希德勒都为此感到自豪。



1876年，约翰·纳波姆克·希德勒亲自出马，改动了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尔的出生登记。原登记栏中的“私生”被更改为“父名：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利用这次机会，“希德勒”这个姓也被改成为“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五十二岁了。阿洛伊斯仪表堂堂，颇具时代风度：矮壮、留着军人式短平头、浓眉并蓄有四十余年以来一直统治奥匈帝国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式的大八字胡。完全不像是一个流浪短工的儿子，倒像是某个体面人家的野种。



阿洛伊斯·希特勒十分自豪的是他那套海关官员制服，常爱穿着它去照相。他被公认为是一个勤勉的克尽职守的榜样，颇得上司和同僚们的好评。在家中，他则是一个典型的十九世纪的家长，妻子和孩子们必须顺从他的意志。



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珀尔策尔完全俯首听命于她的男人，总是称他为“大叔”。她是他的第三个老婆，是约翰·纳波姆克的一个孙女，自然也是她男人的一个堂侄女，比她男人小了整整二十三岁。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老婆未有子嗣，第二次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小阿洛伊斯和安格拉。1885年，克拉拉·希特勒婚后不久生下了第一个儿子，1886年生下一个女儿，1887年又得一子。但是，三个孩子都先后在出生后的头两年夭折了。 因此，克拉拉·希特勒尤其钟爱她的第四个儿子阿道夫，对他十分娇宠，几乎从不让他离开自己的左右。克拉拉·希特勒后来又生下了两个孩子；1894年生下了埃德蒙德，1896年生下了保拉。



阿道夫·希特勒三岁那年，他父亲被上司调迁，举家搬往巴伐利亚的帕骚市，那里有属于奥地利管辖的一个海关。在这个德国城市里的生活以及与德国儿童们的共同玩耍都给希特勒留下了终生不泯的影响。整整一生之中，他都操着帕骚时期学会的那种巴伐利亚南部口音。



1895年，阿道夫·希特勒六岁时，他父亲奉调前往林茨赴任，全家又搬回了奥地利。在林茨郊外的哈弗尔德，希特勒一家住在一个小农庄中的一所漂亮的住宅里。房子座落在一块高地上，周围环绕着果树、核桃树，还有一条小溪。这里是一个理想的游戏场所。搬家后不久，阿道夫·希特勒被送到费什哈姆去上小学。每天早上，他要和他的异母姊安格拉把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花在步行上学的路上。弗什哈姆的小学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学校，学校很小，男孩子和女孩子被分开编在两个班里。当时的小学老师对希特勒姊弟俩印象颇佳，后来这位老师回忆说，阿道夫那时听课十分认真，遵守纪律，天真活泼。两个孩子的书包里，书本和文具置放得井然有序。



阿道夫上学那年，阿洛伊斯·希特勒于工作了四十余年之后退休领取养老金。然而，他却很难适应这种退休生活，于是开始酗酒，变得焦躁不安，易于激动。他要求家庭中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服从，这就导致了同日益长大成人的小阿洛伊斯的；中突。阿道夫·希特勒的这位异母兄长后来报怨说，他经常被他父亲用马鞭抽打得死去活来。阿道夫·希特勒有时也遭其父毒打，但在其母那里仍是骄子。这种状况后来糟得令人难以忍受，以致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在十四岁那年收拾了自己的衣物，离家出走。小阿洛伊斯走后，阿道夫就成了他父亲那种教育方法的主要牺牲品和“出气筒”。



1896年，阿洛伊斯·希特勒开始厌恶乡村生活，他卖掉了乡下的庄园，全家搬往拉姆巴赫，这是有着一个古老美丽的本笃派修道院的小市。阿道夫·希特勒再也用不着在庄园里干活了，但这里的学校比起费什哈姆的小学来，要求却高得多。尽管如此，阿道夫。希特勒仍不失其为“佼佼者”。在1897──1898学年的期末考试中，他连获十二门“1”分（相当于中国学校中的“5”分）。他参加了寺院中的学生唱诗班，深深地为宗教节日所激动，萌发了当一名牧师的愿望。在家里，他常常把女佣人做饭用的大围裙当作法衣系在腰间，爬到餐室中的一张高靠背椅上，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言辞热烈的长篇说教。希特勒那位笃信宗教的母亲和他那位对于宗教只是表面敷衍的父亲对儿子这种暂时产生的爱好感到十分满意。



在拉姆巴赫，希特勒一家住在碾磨场的一所大房子里。孩子们经常在碾磨场这个理想的场地玩印地安人和美国西部牛仔的游戏。这种游戏对于希特勒后来“向东方殖民”的思想，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觉得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不得不做的事情。



像从前在乡下时一样，希特勒的父亲很快又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于一八九八年在林茨附近的莱昂汀村中买下了一所房子，不久便举家乔迁。到那儿以后，阿道夫·希特勒在学校旦学习亦很轻松。每逢休息和放学以后，他是玩印地安人游戏的孩子王，孩子们在游戏中模仿的英雄人物是卡尔·梅（美国西部影片中的一个传奇少年。──译者注。）。一年以前在南非爆发的荷兰—德国布尔人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布尔战争（“布尔”在荷兰语中是“农民”的意思，实际上指农场主。历史上的布尔战争亦称英布战争［1899—1902年］，是英帝国主义者和德、荷布尔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南非殖民统治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译者注。）也激发了孩子们的狂热情绪。尽管希特勒此时年方十岁，也被当时德国舆论界大肆渲染的那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感染。



在莱昂汀，希特勒发现自己有绘画天赋。于是，他转而幻想着成为一名“艺术家”。然而，他父亲却另有打算：长子小阿洛伊斯出走后杏无音信，埃德蒙德也病死于一九零零年；因此，他想让阿道夫·希特勒日后成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官员，当然官要做得大些才好。于是，他连哄带吓地想使儿子相信，仕途生涯受益匪浅。阿道夫·希特勒四年制小学毕业后，父亲决定送他到林茨市的六年制中学就读。希特勒的一生表明，最终还是他父亲战胜了他自己：希特勒最后成了一个最大的官──就像斯大林最后成了最大的神甫、毛泽东最后成了最大的地主。



阿道夫·希特勒在城市中学里一开始就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学生。除了跟不上课这一原因以外，同班同学们也都瞧不起这个来自乡下的孩子，这所规模很大的学校里的老师也不象乡村小学中的老师，无暇顾及一两名个别学生。阿道夫·希特勒失去了攻读的勇气和兴趣。一九零零年──一九零一年的第一学年末，他终因数学和自然考试不及格而留级。



翌年，他的学习成绩有了起色。他和同学们交上了朋友，每天下午在多瑙河畔的草地上象在莱昂汀那样一起玩印地安人游戏，打“布尔战争”。这一学年结束时，他不但升了级，甚至获得了“好”、“很令人满意”、“品行端正”、“学习刻苦”的评语。可是，二年级刚一开始，老问题又重新出现，首先使希特勒感到吃力和难以跟上的还是数学。可见希特勒从小就是一个缺乏完整智力的人。



正当此时，希特勒的生活骤然发生了变化：一九零三年一月三日，阿洛伊斯·希特勒死于中风。



老希特勒的溘逝成为小希特勒生活中的一个转捩点。



笼罩在家庭中的紧张气氛荡然无存，专制的父亲惯于使用的那种高压手段也销声匿迹。十四岁的希特勒现在成了家庭中唯一的男子汉，形单影只的寡母对他没有任何的约束力，甚至连家庭中的事务也要受到他的支配。母亲在经济上尚可说得过去，遗孀养老金和三个孩子的抚养费（直至二十四岁）使这个家庭仍然不失之为一个小康人家。



一九零三年春，阿道夫·希特勒被送到林茨的一位老太太家中寄宿，这家同时还住了其他五位学生。在这里，希特勒的举止也显得与众不同，他不但对女主人，就是对他的那些同龄生也总是小心翼翼地以“您”相称。他离群索居，落落寡合，老是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书作画。由于他阅读的书籍很少与正课有关，因此当六年制中学的第二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又未及格。秋天，他通过了补考，升入了三年级。随着升级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新的困难：他对作为第一外语所必修的法文颇感头痛。他当时的班主任兼法文教师于一九二三年回忆说：“希特勒无疑天资很高，虽然不甚全面。



但他却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急躁。显然，对于他来讲，在学校里循规蹈矩是件不情愿的事情。学习上，他亦不很努力，否则，凭他那公认的天赋无疑可以取得好得多的成绩。”



当时的一位历史教员，莱奥波尔德·波兹教授给了希特勒很大的影响。他的那些关于古代日尔曼人的故事和授课时打出的那些幻灯片使得希特勒激动不已。通过这样的历史课，希特勒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成为一个哈布斯堡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反对派，成为一个德意志民族至上主义者。当时这些人主张德国和奥地利合并，建立一个德意志大帝国，并在本来该唱奥地利国歌之时高唱德国歌曲。



中学三年级结束时，希特勒没有能够通过法语考试。补考虽然勉强及格，但却因成绩不理想而使他失去了继续在林茨的六年制中学里就读的机会。这样一来，希特勒就不得不转学到距离林茨市四十公里处的施太尔州立四年制中学去继续读他的四年级。在那里，他又住进了一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倍感凄凉与悲哀。他憎恨学校，以阅读和作画来打发时光，无聊时还常常从房间里用汽枪去打后院中窜来跑去的老鼠。这一年的秋天，他又不得不再次进行补考，补考及格后领到了四年制中学的毕业证书。



四年制中学毕业证书为他敞开了通向综合性高中继续就读的道路。但是，继续求学却不符合希特勒此刻的愿望。他利用自己肺部健康状况不佳为理由去说服自己的母亲，使她相信，中辍学业将会对儿子的健康有所裨益。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另一个特产是近亲通婚。这是贫穷和愚昧的产物，也是一种无形的不稳定的传统。这个闭塞的地方，人们的交往较少，亲戚间的接触较多，容易产生感情，或者说当内心产生冲动时，自然就把异性亲戚作了幼想中的对象。再加亲上加亲的观念，近亲通婚就更普遍了。希特勒后来与外甥女吉莉的畸形恋情，在此可找到地域根源和家族根源。



希特勒母系祖先方面的情况比较稳定，他母亲克拉拉·波尔兹尔一家四代都在希皮塔耳村庄第三十七号那块农田上务农为生。



希特勒的祖父也就是他“父亲的亲父”是谁，虽有争议，但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私生子却是一致公认的。希特勒父亲的养父约翰·格奥尔·希德勒是个到处打短工的磨坊工人，在下奥地利的各个村子串来串去，除了打零工挣零钱，爱情上也零零碎碎吃些“白食”，碰上谁家姑子嫂子有意，便权得一时鱼水之欢。1824年约翰·希德勒结了婚，五个月后就有了孩子。这可能是他娶了一个怀有他人孩子的弃妇，但亦有可能是他自己做事自己当，在游戏之中使对方怀了孕后不得不娶了她。他本来也许从此会好好过日子，可妻儿在产后都死了。他又开始了游逛的生活。十八年后他娶了一个四十七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她是施特罗尼斯村子的人。早在结婚前五年，1837年6月7日，玛丽亚就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也就是希特勒的父亲。人们推测，阿洛伊斯本就是约翰·希德勒和玛丽亚私通的产物，也就是说阿洛伊斯的继父或养父本就是他的生父亲父。约翰·希德勒是在游荡得厌倦了之后才想要一个家，并承担起了一个父亲的责任。这个推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缺乏确凿的证据。



约翰娶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之前，阿洛伊斯随母姓施克尔格鲁勃。既然阿洛伊斯成了约翰的儿子，接通常习惯他就该随新父亲而叫阿洛伊斯·希德勒了。但不知为什么约翰竟没有想到在结婚后将这个儿子正式登记，所以这孩子一直到长大都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在1847年去世，失去约束的约翰难以按捺好闯荡的天性，又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从此杳无踪迹，不知云游到了何方。从他不对阿洛伊斯负责任来看，他不大可能是这个私生子的生父，否则他从创造这个孩子到遗弃他都是造孽。他不过是这个有二分之一犹太血统地孩子的养父而已。缺少父爱母爱她缺乏管教的阿洛伊斯也养成不了安分的心性和恶劣的脾气，后来成了希特勒最痛恨的人。



约翰·希德勒直到八十四岁那年才重新出现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威腊镇，这时他已改姓为希特勒。他当着三个旁证的面向一位公证人宣誓，说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然而这并不能够证明他就是希特勒的真正祖先。有一种解释是：约翰的弟弟、阿洛伊斯的叔叔有一笔遗产，由于约翰不是阿洛伊斯的亲父，他弟弟也就不是阿洛伊斯的亲叔叔，阿洛伊斯也就没有资格继承这笔遗产。约翰的迟到得太久的认子不过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不管怎样，既然经过了宣誓公正，阿洛伊斯的姓氏就可以由母姓改为父姓了，他的非凡的儿子也就得以“希特勒”闻名于世、遗臭于史。



在阿道夫·希特勒古怪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次命运的奇怪转折，然而却没有比他出生前十三年的那一次更加奇怪的了。假如这个人十四岁的流浪汉没有在他妻子死后三十年突然归来，承认自己是他年已三十九岁的儿子的亲生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有许多德国人这样猜测：要是希特勒以施克尔格鲁勃闻名于世的话，他是不是还会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呢？这个姓氏念起来是拗口而好笑的，要是狂热的德国群众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以及在互相打招呼不是简短地喊“希特勒”而是冗长的“施克尔格鲁勃”，那真是难于想象。希特勒年轻时曾对他的密友奥古斯特·库比席克说，没有比他父亲改姓更让他高兴的了，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氏非常粗鄙俗气，且不说累赘拗口了。“希德勒”也不好，太软。只有“希特勒”最让他满意，好听也好记。阿洛伊斯是由他的叔父养大的。他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毫无定性，不久就到维也纳去谋发展了。十八岁的时候，他在萨尔斯堡附近，当上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九年后提升为海关税吏，他当警察不久就娶了一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为妻，她给他带来一小份嫁妆和社会地位。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她的年龄比他大十四岁。身体又虚弱，一直没有生育，十六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三年，她就去世了。



在分居以前，阿洛伊斯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思卡·马茨尔伯格同居，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在他发妻去世后一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三个月后，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弗朗席斯卡在一年之后因肺结核去逝。两度丧妻不仅是阿洛伊斯的不幸，后来证明也是全人类的灾难，因为假如没有阿洛伊斯的第三次婚姻，也就不会有希特勒这个魔王出生了。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阿洛伊斯一波三折的婚姻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偶然，人类历史的一波三折则是一种必然。阿洛伊斯怎么知道他的第三次畸形婚姻会产生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呢？他只是需要一个妻子，需要占有一个他早就想得到的女人他的外甥女、养女克拉拉·波尔兹尔。



四十八岁的阿洛伊斯的新嫁娘克拉拉·波尔兹尔比她的堂舅、新郎整整小了二十三岁，他们已经相识很久了。克拉拉老家也是希特勒这一族的老家希皮塔耳。她的外祖父约翰·马，奈波穆克·休特勒就是把侄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或希特勒）抚养长大的人。



阿洛伊斯和他的祖先一样在同女人的关系上酷爱自由和浪漫。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尚在世时，他就以膝下空虚为由，将克拉拉领养过来做继女，而他的真实用心则是为自己培养一个候补妻子。克拉拉在勃劳瑙同施克尔格鲁勃夫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阿洛伊斯亲看到了这朵鲜花由含苞待放到盛开的全过程。他内心时的涌动着她的欲望，可是碍于名分，最主要碍于妻子他不敢轻举妄动。但他心中对那大他十几岁的妻子是厌烦的，而娇嫩的小甥女正好弥补了他爱情和生理上的缺憾。在他发妻病倒后打算等她一死就和克拉拉成亲。到这个姑娘满十六岁可以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他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遗产的事。他的妻子在分居后还拖着没有死，而他这时又和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好上了，对于娶克拉拉一事暂时不怎么上心，所以年已二十的克拉拉就离开了他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人了。



在阿洛伊斯第二个妻子去世前，克拉拉又回到了他家，帮助照料病人。弗朗席斯卡去世后，家务都由她一手操持。阿洛伊斯和克拉拉这时事实上已经成了夫妻。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终于如愿以偿地娶了他的小爱人。因为他们的亲缘关系，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罗马教廷恩准了他们。婚后四个多月，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古斯塔夫出世了，不幸的是这个过早的结晶没能活多久就夭折在襁褓中，1886年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如此，似乎是对他们近亲乱伦、放纵情欲的惩罚。第三个孩子能够顺利出生和成长，显见其强大的生命力。他就是阿道大·希特勒。1894年出生的第四个孩子埃德蒙活到六岁，终没能逃过命运的追索。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保拉生于1896年，寿命比她出名的哥哥还长。这样，加上阿道夫的同父异母哥哥小阿洛伊斯和姐姐安吉拉，阿洛伊斯家共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



克拉拉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精力充沛，勤劳善良，并信宗教。无论在她做佣人还是在做主妇时，这个家总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条。对于这个家她操劳了一生。为她长久治病的布卢克医生说她是一个和蔼安详、柔情依依的女人。她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孩子们尤其是阿道夫身上。对比她大二十三岁的丈夫，她也关怀备至，体贴人微，逆来顺受。但是她的这一特点，显然帮助希特勒形成了著名的“双重人格”：在希特勒身上，既有其母的善良懦弱的一面，又有其父的邪恶凶暴的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希特勒身上，前一面占有主导地位；到了一战以后的群魔乱舞的时代，后一面逐渐占据主要地位，直到他写下了自己的遗嘱。而其双重人格中的像其父的一重，正是所谓“像犹太人一样精于算计、冷酷无情”的一面；而像其母的一重，则是“像艺术家一样多愁善感、平静温和”的一面。希特勒所做的一切，都有两种倾向并存，就好像是德国人与犹太人的混血一样：善与恶，真与假，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在他的身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真的很难说是好还是坏。唯独那些熟悉内情的人才能洞悉他的游戏，他懂得通过这个游戏在最会使人名誉受损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他的喜剧知识得到了完美的运用”。



据希特勒的秘书回忆，希特勒具有恋尸癖倾向，当一个古玩商为希特勒买到汉斯·马卡特的著名作品《佛罗伦萨的瘟疫》时，他欣喜若狂，他邀请一帮女人来欣赏这幅作品：“他站在巨大的油画前欣赏着，沉浸在令人无法理解的沉思之中。那阴森可怕的主题，特别是描绘尸体的黄绿色，使我感到十分厌恶。但我不敢把我的反感告诉他，怕打搅了他的雅兴。”希特勒喜爱别人的死亡，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的死亡，都让他高兴：希特勒完全知道，盖世太保所采用的镇压方法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也知道，只有这些方法才能把想独立的愿望扼杀在摇篮中。他不仅批准了打手们犯下的灭绝人性的行为，而且他本人毫无争议就是策划者。对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完全没有感觉，对人民遭受的苦难和毁灭也无动于衷。多数时候，他都玩世不恭地撇撇嘴对我们说：“由于自然灾害，数以百万的人遇难，而人类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战争灾难和大量生命的消失从历史上来看，根本不算什么。”有一天，有人提请他注意（德国）国防军中年轻军官伤亡惨重，希特勒毫不迟疑地说：“可是，这些（德国）年轻人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他的冷酷里含有一种潜在的幸灾乐祸，如果不是这些死亡要他负责，并且极大地破坏了他的威信、使得他邻近末日，他可能会兴高采烈的。



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一直处在这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状态下，他在等待着“全盘皆输”的最后时刻，而且不时谈及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一转身，他又开始和身边的副官谈论起在奥地利林茨建立一座新城市的计划，或者声称德国的大规模反击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希特勒的许多支持者对他突然间改变想法的行为大为光火，但希特勒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举止。按照计划，希特勒将在这些地下城堡中指挥战争的进行，他的一些核心参谋官早在十几天前就已经转移到了地堡中。但是在临近末日的几天中，希特勒一再拖延、不做决定，他时而宣布会在最后时刻离开柏林，时而又认为，苏联人会被自己的军事天才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这就是希特勒身上双重人格之间的最后交战。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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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酷爱建筑设计。他阅读过许多这方面的专业文献，并对每个时代设计风格直到具体细节都了如指掌。对浪漫派的建筑风格他兴趣不大，对哥特式风格他不喜欢，因为他认为这种风格过多地渗透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他主要赞赏巴罗克风格，对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的巴罗克艺术建筑赞不绝口。



这里没必要着重提及他所热衷的新德意志艺术风格。因为这是他本人所倡导的。这位受到希特勒鼓励的和具有强烈希腊古典风格的真正创造者是建筑师特罗斯特。希特勒非常崇拜他并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他逝世后，希特勒每年都让下属在他的墓前献上一个大花圈。



希特勒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知识确实是令人惊讶。他对世界上所有著名建筑的面积和平面结构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认为，从城建角度而言，巴黎和布达佩斯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首都。战争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能脱掉军装，只跟艺术打交道，那将最令人高兴不过了。”



为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城市和古迹，希特勒拟定了一项宏伟的规划。他炫耀他的命令要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都用彩色照片摄制下来：“我已让他们将每座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从里到外都照下来，而且工作要细致，以便将来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早期文化不可取代的见证必须恢复，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忠实原貌。通过彩色照片是可以办到的！”



由于他热衷于建筑，聊天时他把建筑师请来。他经常拿上一张纸，绘制宏伟的草图。我见过一些著名的设计师和建筑专家，他们对他的才能和意料不到的想象力简直惊讶极了。即使在战争期间，他还抽时间来讨论建筑设计和艺术问题。



他那项战后重建柏林和汉堡的计划庞大无比。他常说：“我要把柏林建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说这话时的声调和动作根本就不会使人产生任何怀疑。重建德国的思想始终在赋予希特勒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力量，每当他感到疲劳和紧张的时候更是如此。当他开完紧张的形势讨论会已疲惫不堪时，假如有哪位专家拿来一些新的设计方案或建筑模型请他看，他会令人惊奇地迅速振奋起精神。



例如1945年2月赫尔曼·吉斯勒教授也给他带来了林茨市的一个大型建筑模型，并把它放到总理府的地下室里，希特勒经常呆在这里向许多人（我记得其中有莱伊博士和卡尔滕布鲁纳）讲他如何建设林茨市。希特勒还计划在林茨建一个圆形的白黄两色的瓷器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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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是德国全面战败的时刻了，临近末日的希特勒还沉浸在他的建筑艺术里，这是一个政治赌徒的逃避呢？还是一个艺术家的回光返照？没有人知道，因为希特勒本来就有双重人格。



希特勒的许多行为确实不像德国人。据《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的作者罗胡斯·米施回忆：有一次他的同事卡尔·特纳泽克自杀了。他刚刚完成自己的工作，打算休息几天，他不久前曾对米施说，他打算到奥地利去待几天，看看临盆的太太。分别前，我问他是希望生女儿还是儿子？他回答我说，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大约下午二时，特纳泽克独自来到总理府二楼，回到与副官楼相邻的房间。贴身女仆赫尔曼太太当时也在，特纳泽克当着她的面换上了崭新的衣服。他一换完衣服，赫尔曼太太便离开了。这时，特纳泽克坐在床上，朝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当时，没人了解其中的原因，特纳泽克没有留下一个字。某些人认为，是外国情报人员接近了他，并采取某种方式给他设下了圈套。一名同志立即动身，前去通知他太太。我不知道当她得知丈夫的死讯后作出了何种反应。我们从她那里得知，特纳泽克肯定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她肚里的孩子不是他的。特纳泽克曾受到莫雷尔医生的关注，莫雷尔医生在贝希特斯加登给他看过病。当希特勒得知特纳泽克的死讯后，毫不犹豫地决定，把自杀作为车祸处理，这样就可以让那位寡妇领到10万马克的保险金。希特勒这么做，完全是违法犯罪行为，而且极其不道德，对不起自杀身亡的部下。如果用德国人的眼光看，是典型的“犹太人行径”，又阴暗，又复杂。



直到晚年，希特勒都和犹太人保持着秘密接触，甚至和犹太教士有过神秘的会见。《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回忆说：“1942年12月，希特勒在柏林停留了几天，然后前往另一处司令部。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见过一个身穿棕色粗呢道袍、腰系白带的僧侣在两名便衣警察的陪同下来到传达室。他胸前戴着一个大卫星，没有人搜他的身。我们中的一位立即打电话给传令兵，很可能是奥托·甘什。后者立即前来接他，把他领到希特勒的房间里。两名警察一动不动，僧侣上楼后，他们一直和我们待在一起。有人说，这位宗教人士大概和希特勒谈了几分钟，然后离开了总理府。我没有问这个人是谁，也没有问他来访的原因。不能问。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怎样，只知道他再也没有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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