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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4日星期三

圣诞节与农神节的关系体现了ABC神学的混合主义



《圣诞节与农神节》

Christmas and  Saturnalia


2011年12月18日


现代基督教许多教派庆祝的圣诞节不合圣经记载:因为圣经在十二月没有庆祝任何节期,但在罗马帝国,

却有一个节期在十二月庆祝,那就是农神节(Saturnalia)。而圣经的其他节期也没有被遵守。例如第四条诫命所规定的安息日并没有被遵守,反而遵守了太阳历法的星期天,作为礼拜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如何开始的?是否合乎圣经,是否属于基督教?所有的答案都可在历史里找到,而且答案都非常惊人。


原来,“圣诞节”(Christmas)来自“农神节”(Saturnalia)!


农神节(Saturnalia)本是农神撒都拿(Saturn)的节日,居住在拉提欧(Latium)的居民和拉丁人(Latins)把农业和艺术的兴旺,都归功于农神(史密斯希腊和罗马字典,第二版, 1851年伦敦,1009页)。它于十二月底来临,并被人民视为尽情放松和娱乐的时节。法院在这段期间都要关闭。没有任何公共生意的交易。学校遵守这假期。要发动一个战争是对神不敬,而惩罚一个罪犯会玷污神灵(同上)。奴隶们在这期间也可以不做苦工,而且可准许带伞状帽或佩带自由徽章。他们还可获得言论的自由而且主人会为他们准备特别的宴席和穿上主人的衣裳(同上)。各层人士都尽情享受这宴席和欢乐时光,并与朋友互赠礼物。下属把蜡胶纸送给他们的上司。人群拥挤在街上,史密斯(Smith)说很多习俗与圣诞节和意大利的狂欢节会极其相似(同上)。


公众聚赌是合法的,而且后来扑克牌游戏在圣诞节前夕甚至被一些最古板的人接受。所有的人脱下宽外袍(toga),穿上宽松的衣裳叫做人造胶质(synthesis)而且头上带着伞状帽(pileus )到处走。史密斯字典说这习俗是为了纪念多米诺牌,尖顶帽还有其他在后期的圣诞佳节时期假面剧和哑剧者穿着的衣物。cerei 或蜡胶纸或灯泡很可能都要被用到,因为moccoli在狂欢节最后一晚才用着。我们传统的圣诞节或许是从这习俗演变而来的。


最后,个别群体的娱乐便是选择一个假王上,随后该方式在第十二夜晚宴上立即得到认可(同上)。我们一会儿会讨论这点。


詹姆斯·乔治·弗兰哲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在研究他的古典魔术和宗教(金色的树枝,McMillan,1976)时说这个假王是为了追忆农神统治时期以及在所有都是自由、一起都是正义的之时奴隶暂时被释放的恬静愉快时光(同上,ix,p. 308 ff)。据Franz Cumont记录,在Maximian 和 Diocletian统治时期驻扎在多瑙河边的罗马军兵在节期前三十天通过抽签方式在他们中选了一位年青英俊的男子来扮演农神。他们帮他穿上撒都拿王族的衣裳。他由一群随行士兵守护着出现在公共场合,并当众放纵自己的情欲,不管有多么低贱和羞耻。三十天快要结束之时,他在他扮演的神的祭坛上把自己的喉咙割破。在303年,这命运落在了一个基督徒士兵达修斯(Dasius)身上,可是他拒绝扮演异教神,也拒绝放纵淫荡来玷污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他拒绝妥协于其上司巴素斯(Bassus)的胁迫而于303年11月20日的星期五,即月亮的第二十四日四点,在德罗斯多伦(Durostorum)被一个叫约翰的士兵斩首(弗兰哲,同上)。


在弗朗茨·库蒙的记载刊登后,人们就在安科纳(Ancona)教堂的地下室中发现了白色大理石石棺,上面刻有东罗马帝国皇帝时代的希腊文字,从而这段历史得到证实:


这里躺着的是殉道烈士达修斯,来自德罗。


这石棺是在1848年从圣毕勒革利诺(St Pellegrino)教会运过来的,据记载它于1650年就一直搁在那个教会的高祭坛上 (弗兰哲,310页)。


弗兰哲说,这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农神主的本性,农神主是古老的暴君主(Lord of Misrule),他在冬天居然还居住在罗马狂欢 (同上,311页)。这里我们看到传统的影响面和活人祭的要素都延续到了十二月和昼夜平分点的节期。基督徒达修斯宁可受难也不愿参与这些狂欢。


虽然撒都拿是国民的拉丁古神,但农神节在远古时代就消逝了(同上)。


这里有三个传统和它有关系。


这是关于两面神(Janus)的。他在他的施主忽然从人类居所处消失之后就立即为自己立了一个祭坛,称他为神,并规定每年人们都要来此献祭。


根据华若(Varro),这是有关伯拉萨机(Pelasagi)流浪在他们在意大利的第一个殖民地时所发生的事。据说,大力英雄赫尔克里斯(Hercules)在他从西班牙回来的途中废除了活人祭的崇拜和习俗; 还有


第三个传统认为农神节是赫尔克里斯的追随者在他回到希腊之后建立起来的。


我们发现最后两个习俗存在着共性。因此,这农业节期的习俗和春天复活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之后我们会看到。所有的传统中都有活人祭,而这仪式可追溯到把闪米族的神(Moloch)敬拜为月神Sin,以及对伊师塔的敬拜 (参看文章金色小牛犊(222号))。这种牺牲性的观点也可从敬拜阿迪斯(Attis)神中看到(见下文)。


历史上设立圣殿的事件被记录了下来,如太特司(Tatius)和大圭钮斯(Tarquinius)的统治时代到申伯牛斯(A Sempronius)或美纳求斯(M Minucius)(公元前497 年)任领事的期间,或拉修(T Larcius)(公元前498 年)任领事的时代。看来每种仪式都或多或少地被忽略或败坏,接着又被兴起和扩展(同上)。


农神节原本是科兰(Kalend)一月十四日。自从引进了罗马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它就延迟到科兰一月十六日,从而让一些极其无知的人感到很迷惑。奥古斯塔斯(Augustus)用律法规定,那整整三天(即12月 17,18 和19日)将来应该被视为神圣之日 (同上)。有些未公开的权威当局把第四天也算了进去,而加利古拉(Caligula)把第五天加了进去,即Juvenalis。这日被废弃而之后被克劳迪迪亚斯(Claudius)王复兴。


严格来说,在共和国时代只有一天被视为宗教圣日来遵守。不过,这庆典比原来的还要久。在历史上,李维(Livy)谈到了农神节的第一天(Liv. xxx,36)。西赛罗(Cicero)写到了第二和第三日(ad Att.,v 20; xv 32)。挪威修(Novius)在他的Attelanae 中使用了农神节的七日这一术语,这一短语后来也被Memmius(Macrobius,i,10)和马歇尔(Martial)引用(Martial) (xiv,72; cf. Smith,同上)。马歇尔也谈到了加利古拉(Caligula)和克劳迪亚斯所规定的五日。


这五日对古老日历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史密斯说其实该时期总共包含了三个节期。


农神节是从十二月17日开始(科兰十二月16日)。


这之后就是欧巴利亚(Opalia)(科兰一月14日或十二月19日),它在古代是和农神节日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两个节日一共有五天之久。这节期是为了纪念欧皮斯(Opis)而庆祝的,据说她是农神的妻子。最初,它是在同一天被庆祝,所以,母爱女神和她的情人很明显是该庆典的原本主题。我们会仔细研究该主题。欧皮斯的追随者坐着触摸着他们的女神所掌管的大地宣誓(史密斯,同上,Opalia篇 ,835页)。


第六和第七日中到处都是司及拉力亚(Sigillaria)——小小的陶器偶像的名字,它在那时候是作为儿童玩具来销售的。


所以,该时期从罗马儒略历十二月17日一直持续到23日,也就是礼物派送给儿童的这段期间。


我们现在来深一层地探讨一下这节期背后的神学。这节期传统的共同点太过明显而不宜疏忽。


天上童女成为母爱女神


弗兰哲说到:


崇拜神的伟大母亲与及她的情人或儿子在罗马帝国时代是非常流行的(v,pp. 298 ff),


从以上的载文我们知道两位人物[母亲和情人或母亲和儿子]不只在意大利受到神圣的荣衔,而且在其它的区域尤其是非洲,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和保加利亚(同上)中还受到。对他们的敬拜比康士坦丁设立的基督教的留存时间还要长。


所以,天上童女和幼儿每年游街的象征意义并不是源自基督教。它们起源于远古的母爱女神宗教。我们接下来将会研究这点。


弗兰哲在记载记录伟大母亲节日时提到了西马克思(Symmachus)。在奥古斯丁(Augustine)时代她女性化的祭师还在迦太基的街上和广场上游行,就像中世纪的行乞修道士在向路人行乞一样(同上,参考 S Dill 的西方帝国末期的罗马社会,伦敦,1899,16页;  奥古斯丁的天堂,7章,26页)。


另一方面,希腊人为了温柔派崇拜的阿多妮斯(Adonis)拒绝了更多残暴派的崇拜(同上)。


弗兰哲说,惊吓及使希腊人厌恶的事情却吸引着罗马人与西方的野蛮人(同上,298-299页)。


那些狂欢活动却被误以为是神圣的灵感,残缺不全的身体和新生的道理与及接着流血除罪的道理,全部都有他们残酷野蛮的来源(同上)。


弗兰哲相信他们真正的个性经常在高雅的寓言和哲学翻译的遮掩下被隐瞒了,从而吸引了更多高文化素养的人去探索一些或许会让他们更惧怕和恶心的事情。现代的五旬节教会就是从这些宗教节日所隐含的思想中得到灵感的。


伟大母亲的宗教是唯一与东方信仰相似并扩展到罗马帝国并传遍欧洲的宗教信仰。根据弗兰哲,这逐渐削弱了整个古老文明的基础。


整个希腊和罗马社会的基础是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一个人的一生都要奉献给他永久的社会事业。如果一个人回避至高的献祭,那么那些只从事卑鄙交易的人决不会实施至高的献祭。


东方信仰的教义和这道理相反。它淳淳教导“灵”与上帝的沟通,而它外在的救恩是唯一存留的宗旨,就相当于财富,甚至国家的生存也不比其重要。


这种自私和不道德的教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个人越来越远离公益事业,而只看中个人利益,一种对今生的渺视。


这些神秘教义或东方宗教的错误应用以及它们在诺斯替教中的应用在把圣经中的天国当作灵性的建筑物时,其目的就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从而松解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瓦解国家的政治主体。这个社会趋向于陷入个人主义,因而也向野蛮文化的趋势发展。通向文明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个人积极寻求团结及以大局为重的精神 (同上,301页)。


人民不肯过着修道的独身生活来保护他们的国家或者延续他们自己的种类[同上,请参见素食主义和圣经 (183)和圣经中的葡萄酒 (188)]。


弗兰哲认为这种摆脱不了的思想已有一千年之久了。他还说它只是在中世纪末随着罗马律法、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古老文学艺术以及这个世界中比较理智和更具有震撼力的观点时才有所改变。问题的实质是如果实行了真正的圣经教义,这些事就本就不会发生了。问题源于和诺斯替教体系结合在一起的东方神秘主义,它在当今的社会极其盛行。弗兰哲相信入侵的东方教义最终翻陷了,而且现还在回退。虽然他相信败坏的政府和受损的财政体系都是两个破坏文明社会的主要原因,就好像它们当时击败土尔其帝国一样,但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却是是不正确的。


我们会看到伟大母爱宗教和密特拉神(Mithras)制度的影响,以及它们受诺斯替教的影响在基督教中的应用,以便看看它们是不是还是稳固、更微妙地存在着。可是它的大部分传统标志还保持原样。


密特拉神(Mithras)


为成为西方崇拜的对象而相互竞争的其中一名神为波斯的密特拉神。


这种崇拜的流行性是不可低估的。为这种崇拜体系而设立的各种纪念碑在整个罗马帝国和欧洲各国随处可见(纪念碑分布图可参见David Ulansey的密特拉神神秘教的起源,牛津,纽约,1989年,第5页)。


这在当时是一种秘密的崇拜仪式,而它们的神秘性从未被记录下来,所以,它们真正的习俗是无人知晓的,只能从它们的祭坛和崇拜之地推理出一些内容来。不过,我们知道有两种崇拜形式。秘密崇拜属于密特拉教。然而,而公开形式的崇拜属于Elagabalism,我们从此中获得了更多有关该体系的情况。两者的基础都是太阳崇拜。


很多这方面的宗教都与母神教相似,也和最终成为了基督教的一些宗教体系类似(参见弗兰哲,同上,第302页)。基督教医生他们自己对这种相似性深有感触,因为有人对他们说这是魔鬼假冒真正的信仰而撰写出来的著作(同上)。特图联(Tertullian)解释了伊希斯(Isis)和西布莉(Cybele)的斋戒与基督教的斋戒如何地相似(De jejunio 16)。


贾斯廷·马丁(Justin Martyr)解释了戴奥尼夏(Dionysius)的死亡、复活和升天,珀尔修斯(Perseus)由处女所生以及柏勒罗丰(Bellerophon)骑在神马(Pegasus),是如何滑稽模仿了魔鬼早先写出来的基督教故事,甚至诗篇中所写的基督骑着一头驴子的预言故事的 (cf. Apol.,i,54)。


密特拉教和基督教的纷争当时极其严重,以至于在某个时期其结果不分上下。实质上,是否采用他们的习俗和授予他们基督教名称,决定了纷争的结构。这种异教信仰的汇合的最重要的一个遗俗就是圣诞节,弗兰哲说它好像是教会直接从它的异教对手中直接借来的(第303页)。


军士成为了密特拉斯的虔诚者;根据有关达修斯的记录,很明显农神节是与密特拉斯敬拜联系在一起的。


圣诞节与及天上童女


按照罗马儒略历,十二月25日是冬至(弗兰哲,同上,第303页; 参照普林尼的博物学,第18章,第 221页)。人们把这一天看作太阳神的诞生日,因为一年就是从这个转折点开始日子延长,其力量也开始增大的。


弗兰哲认为,由于诞生的仪式是在叙利亚和埃及庆祝的,因此场面壮观。司仪神父隐退到某些内祭坛中,然后在午夜大叫道: 童女降生了! 灯光更亮了! (同上,参照 Cosmas Hierosolymitanus,见fn. 3 to p. 303)


埃及人甚至用一个新生婴孩的画像代表新生的太阳神,他们在这个婴孩的生日那天(冬至)把他的画像带来展现给敬拜的人观看(同上,参照 Macrobius 农神节i,18,10)。


弗兰哲说:


毫无疑问,童女怀孕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下一个儿子的就是伟大东方女神,即闪米特人(Semites)称呼的天上童女或只是天上女神; 在闪米特族她是一位阿诗塔特(Astarte) (同上,noting Franz Cumont s.v. Caelestis in Pauly-Wissowa’s Real-Encyclop?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v,1,1247,sqq)。


这是耶稣基督的母亲永久童女之身的教义的来由。它根本没有圣经或实事的基础。基督的母亲不叫玛利亚,而圣经很清楚的说她生了其他的孩子。我们接下来会回到这个神话。


三个国王的传说


十二月25日是一个敬拜太阳神的古老节期,而三个牵涉在内的国王看起来不像是与圣经里所说的东方三博士有关,而很可能与所谓的圣诞节十二天有关的较古老的传统有关。第十二天与法国、西班牙、比利时、 德国和澳大利亚的三个国王有关。他们的名字分别卡司巴(Caspar),梅尔基奥为(Melchior)和八达撒(Balthasar)。在德国和澳大利亚这一天是三个国王节(Dreikonigstag),而在法国是国王的节期 (Fête des Rois)。国王出行于某些地方,而哑剧演员唱着歌和搜集家户跟在其后代表他们。这是基于基督教的,但是并没有假设有三个人 (除了三种礼物)或他们是国王的圣经基础。圣经中称他们为东方三博士或智者。这看起来好像有其他的基础(参见 Frazer,ix,p. 329)。根据法兰克甘特(Franche-Comte)和华革山(Vosges Mountains)的习俗,梅尔基奥本该是一个黑人国王,而那扮演他的男孩的脸也是黑的(同上,p. 330)。人们把三颗钉插入地面上做仪式来祈求他们治病。这有点类似于早在基督教体系前就已存在的法国凯尔特人的三位一体体系。


在捷克和德国波希米亚,焚香和香料的仪式在第十二天举行。缩写词C.M.B (Caspar,梅尔基奥(Melchior) 和 Balthasar)和三个十字架都在焚香之后画在门上以防邪恶势力和传染病的侵入。人们都念着为我们现在祷告,为我们去世之时祷告来祈求他们。


米斯路王和蚕豆王


我们在这个传统也看到米斯路王(The Lord of Misrule)出现在这些传统中。这整个时间是从万圣节前夕开始 (十月31日、众圣徒之日的前夕) 到蜡烛日(二月2日)结束。然而,通常,它只是圣诞节的十二天,被称为十二夜。英国的君主宫廷直至各个下属皇室都推选米斯路王。牛津大学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 Oxford)也选该米斯路王为蚕豆王(参见 Frazer,ix,p. 332)。


愚人的节日


在法国,英国的米斯路王被化装成假牧师,假教主,假大主教,假教皇或假修道院院长。这就是愚人的节日,它在圣诞节、 圣斯蒂芬节(十二月26日)、新年或第十二天举行,随地点而变。


教堂在这些时候滑稽模仿着最肃静的仪式,教士们戴着面具,有时候也打扮成女人在唱诗班中跳舞,而且还唱着淫荡的歌曲;俗人扮成和尚与牧师混在一起;祭坛变成酒吧,执事和副执事在司仪神父的眼皮底下吃香肠和黑布丁或玩牌。香炉内堆满了旧鞋,教堂内臭味熏天。


在法国的一些地区,如奥顿(Autun),人们把驴子带进教堂,模仿着对其做弥撒,通常还对它实行拉丁礼拜仪式,教父主动学驴子叫(Frazer,pp. 334-335)。


1月14日在博韦(Beauvais)地区,一个年青妇女怀中抱着一个孩子骑着一头驴子,据说是为了模仿挺进埃及。她胜利了,人们把她从大教堂带到了圣斯蒂芬的教区,她和她的驴子就在那儿被置于祭坛的左边。在那儿举行了一个很长的弥撒仪式,包括这一年中从许多其他教会仪式中借鉴过来的各种各样的弥撒。会众们和驴子都吃饱喝足了,歌手们在中间休闲时也解解渴。之后,驴子从高坛被带到中殿前,整个会众、牧师和俗人都围着驴子跳舞而且学它叫。晚祷后,一大群会众去教堂对面的大戏院观看低俗的笑剧。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纪念北美的母爱女神体系中的女性化教父的仪式和农神节。弗兰哲说没有直接的证据可证明哪一个源自于哪一个,但是农神节具有自己的特征,还造就了一个任期短暂的假国王,从而使到它变成了现在的样子(ix,p. 339)。这些习俗一直被遵守,直到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法国拿破伦时代在革命后就以某种方式废除了它们。它们被取代,我们会在另一种的错误形式中看到。很多现代的荒谬来自美国与及其重商主义。


圣诞节十二天,蛋糕,蚕豆和金钱


蚕豆王也和法国的愚人的节日有关,而且与它还有着更古老的重要联系。愚人的节日一直持续到圣诞节的第十二天 (第十二夜是一月6日晚上)。一月5日是前夕,因此一月6日的主显节标志着两次圣诞节前的欢宴的结束,这些欢宴是和农神节和太阳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后者从十二月25日开始一直到一月5日结束。


在一些地区,国王有一个王后,他们俩个在农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农神节仪式上必不可少的人物。


国王和王后在第十二个晚上(如一月6日的主显节) 或在一日5日节期的前夕通过抽签选定。这在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英国都很普遍。法国的一些地区至今还保留着这个习俗。宫廷承认这种习俗,每一种族人可以选择本族的王。人们在节期前夕制作一个夹有蚕豆的大蛋糕。它被平分成好几份:一份给各族的成员代表;一份给神;一个给天上的童女,而有时候还分给穷人。那个分到夹有蚕豆的蛋糕的人就被选为蚕豆国王(弗兰哲,ix,p. 313)。有时候第二颗豆放在蛋糕里用来选王后。在伯兰肯黑(Blankenheim)靠近牛尔伯(Neuerburg)的埃菲尔铁塔处一颗黑蚕豆和一颗白蚕豆放在蛋糕里烤,黑的是给国王而白的是给王后。在法兰克甘特(Franche-Comte)地区人们曾习惯于在有很多人在场的时候把很多扁豆放入帽子中,并在里面放入两颗彩豆,让小孩随便抽。得到彩豆的两个人就是国王和王后。


英国的这种习俗为:在帽子里放入一颗蚕豆给国王,再放入一个豌豆给王后。不过,在某些地区,只有国王一人可以通过抽签决定,而王后由他自己选择。有时蛋糕里也放入一枚硬币而非蚕豆。这习俗早在十六世纪的前期在德国南部就流行了。然而,弗兰哲认为这是早期蚕豆的另一种形式。这很清楚地表明把硬币放入圣诞节布丁里的习俗是从早期的这种习俗演变过来的。


在法国,小孩被置于桌子下面。人们叫它菲比(Phoebe) 或 Tebe ,而他以拉丁语Domine来回答。然后,小孩指划着把蛋糕一块一块地分给各会众。一些学者认为该词来源于阿波罗的神谕。。弗兰哲认为这或许只是来源于豆这个字(Lat. faba,Fr. fève)。


每次国王或王后喝酒时众人都会呼喊王上或王后喝酒了,而他们也会跟着喝。任何一个不这么做的人,他们的脸都会被软木或黑灰或酒的渣滓弄黑。在亚登尼斯(Ardennes)的一些地区人们通常都是把很多的纸卷成触角状绑在这些人的头发上,并把一副很大的眼镜戴在他们的鼻子上,一直让他们坚持宴会结束。这或许是顿斯(Dunce)帽的来源吧。


法国北部的习俗是是把一个小型瓷器神像夹进面包中,然后让小孩来抽签,该习俗至今还延续着。如果由小男孩来抽签,那么选择的就是王后; 如果由小女孩来抽签,那选择的就是王上。


这些王上和王后把白十字架放在屋子的柱子上来避邪和赶虫。不过,这对于某些职务至关重要。据说,在法国洛林麻草的高度是根据王上和王后的身高而定的。如果王上比皇后高,那么公麻草就要比母麻草高,反之就相反。在法兰克甘特(Franche-Comte)边界的佛斯维司山(Vosges Mountains),人们通常在屋顶上跳舞,这是为了促进麻草的生长。


在很多地区,放在蛋糕里的豆都要拿到牧师那儿领福;有人会在第十二晚用占卜来预测一年中哪一个月麦芽的价格最高。


在一些地区点篝火的习俗还是有人遵守;弗兰哲在那时候写道:那习俗还在Montagne du Doubs的十二夜前夕进行(ix,p. 316)。这看起来像是为了确保耕种肥沃。这看起来好像与异教徒的圣诞节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关系较远的话。


点篝火时,人们围绕篝火唱着好的一年回来吧,面包和酒回来吧!


Pontarlier的年轻人带着手电筒到田地去喊couaille,couaille,blanconnie; 其意思在古时候就不为人知了。


在法国诺曼底的Bocage 的这一天,人们燃烧的是果树。这些闪闪发亮的灯到处可见,因为农民庆祝鼹鼠和田鼠节(Taupes et Mulots)。所有的乡村都比试着谁的烈火最旺,于是人们就到处寻找着木头和树篱以作燃烧的材料。他们急速穿行于田地里吓鼹鼠和田鼠,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相信今年的秋天会有大丰收。


亚登尼斯(Ardennes)的人们也在主显节前夕遵守点火堆的习俗。在此看一下与通常在罗马和欧洲举行的赫卡特(Hecate)女神的节期相关的习俗以及其中的麦田和十字架是很有用的(参见十字架: 它的起源和重要性 (39)。


同样的火堆习俗也出现在英国的格洛斯特和赫特福德郡,那儿的人们在十二个田间(格洛斯特)的尽头燃起十二堆火堆,其目的是为了预防小麦患黑穗病。还有第十三个更大的火堆点在山上和另外一个地方(Frazer,ix,p. 318)。


这种制造十二堆火堆和饮用苹果酒或淡啤酒的习俗叫做酒宴(Wassailing), 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某些地区大公牛也在这奇怪的仪式中受到祝酒,人们把一个蛋糕放在领头公牛的角上,然后给它搔痒,它就会把蛋糕打翻在地。


点火习俗,尤其是这最大的,的解释通过验证不仅与英国和法国的习俗相反,还与马其顿王国的相违背。那大火是用来烧那些晚上游荡在麦田里的巫婆和囚犯。马其顿人称他们为karkantzari 或skatzanzari。人们用草绳绑住他们把他们逮住。他们在白天恢复人样。在圣诞节十二天,人们必须要花好大力气才能捉住他们。有些地方从圣诞节前夕开始,而其它一些地方到第十二天夜晚还持续着或在那一天结束。


圣诞节前夕,有些人用湖中岛上的橡木柴捆烧karkantzari, 然后在一大清早把他们丢到大街上。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是德鲁伊教团的圣诞节。后期的橡木柴把是早期燃烧木头留下来的残余物。


这些人在爱尔兰搜集很多燕麦捆。这是罗斯可曼(Roscommon)的习俗,他们坚信第十二夜就是旧圣诞节,比圣诞节更大 (Frazer,ix,p. 321)。


他们把十三只(十二只小的和一只大的)蜡烛放在燕麦捆的中间,这些都要在最后的晚餐上分给十二个门徒,可是这是在圣诞节上而非逾越节。十三只灯芯草蜡烛以家庭的每个成员的名字来命名(或亲戚的名字来凑数),它们放在一堆堆的牛粪上燃烧来决定每个人的年寿(ix,p. 322)。


蜡烛的来源


蜡烛的使用可追溯到古老的雅利安(Aryan)宗教中,他们在异教徒的圣诞节上点蜡烛来驱逐雷神、风暴神和暴风神(弗兰哲,x,p. 264 (n. 4)还有265页)。他们都被点亮绑在神圣的橡树上(同上,ii,327)。


在一些地区(基本上是欧洲和鲁塞尼亚地区)小偷和夜贼利用蜡烛来催眠(弗兰哲,第一章,第148-149页);在这种情况下蜡烛是用人脂做成的(同上,第一章,第236页)。人体的部分组织也用来做蜡烛,或者说人骨中装满了被吊死的人的脂肪的脂(同上,第149页)。有时候,蜡烛是用新生的婴孩手指做成的,他们更喜欢用未生出来的婴孩的手指来做蜡烛。十七世纪晚期,欧洲的匪徒曾谋杀孕妇来从她们的子宫中取造蜡烛的精华(同上)。


蜡烛用来驱逐巫婆。它们通过天主教会或东正教进入了基督教(参照 Frazer,同上,第一章,第13页)。


古老的雅利安习俗一直在德国人中流存着,他们在复活节上点燃篝火点新火,并把火棒送入每个家中点火以驱逐雷神,暴风神和风暴神。这种习俗进入天主教成为了复活节蜡烛。这一只大蜡烛在复活节星期日之前的复活节星期六晚上点燃,然后教堂内的所有蜡烛都借此火点燃。这些蜡烛就这么点着直至下个复活节当复活节这只大蜡烛再次被点燃之时。


点蜡烛的习俗是在太阳神之日的前晚进行的,它是古老太阳神敬拜体系的一部分。


在圣殿里,熏香被燃烧。蜡烛都没有被点燃,除非是Menorah(犹太宗教仪式所用的烛台之一种)。


这种点灯当蜡烛或涂蜡长烛芯的习俗与农神节相似。我们从巴鲁书 6:19 及其后的内容知道在用贵重的金属制成的偶像面前点燃蜡烛是巴比伦人的习俗。点燃几根蜡烛很可能是经巴比伦体系进入犹太教的。我们会在复活节的片段中详细讨论它。


Menorah 有七只脚,它是上帝指派专门立于圣殿中的。在所罗门圣殿中有十支灯柱,每支灯柱上有七只蜡烛,这代表了埃洛希姆委员会,它就相当于古犹太最高评议会兼最高法院(Sanhedrin)。这七只脚都具有神秘的象征意义。然而,圣经上并没有这方面的论述。


天气


据说,圣诞节十二天的天气决定了下一年头的天气。


它是根据一种古老的黄道分割法把十二天分成四个象限仪,每个象限仪有三天这种方式算出来的。不列颠群岛上的人们就这么做,后来该方式从德国和澳大利亚发展到欧洲西部地区。


从十二天每天的天气可占卜出接下来一年中每个月的天气。人们相信这是准确的,并把它应用在第十二天中,就是每一小时的天气会决定相应的那个月的天气。因此,这些日子也能占卜出下一年的农业状况。


在斯瓦比亚(Swabia),这些日子被称为十二命运日。 更精确的占卜方式是把十二个圆圈分成四个象限仪。每个象限仪代表了四分之一的月。这些都被画在纸上挂在门上。随着十二天的每一天从圣诞节向主显节逼近,每个四分之一的天的天气就会阴暗,这就决定了四分之一的月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气了。


在瑞士、 德国和澳地利的做法有点不一样。在圣诞节那天,新年的那天或在十二天的另一天,一个洋葱切成两瓣,并把它剥成十二层,在每层中撒一些盐。第二天查看一下每层中残留的水分,从中可看出明年十二个月的天气状况。


这不仅仅是德国部落或条顿人的习俗,法国布列塔尼的凯尔特人和英国的苏格兰人也都遵守该习俗。


在诺曼底(Normandy)的伯凯(Bocage)地区,一年的温度是从这十二天的温度中占卜出来的。这被认为比Double-Liégois 的预测更准确。在布列塔尼的Cornouaille,这十二天是从圣诞节到主显节的这段期间,也就是十二月的最后六天和一月的头六天。在布列塔尼的其它地区和苏格兰这十二天是从一月一日开始算起的。他们在布列塔尼被称为gour-deziou 或男性日。 这恰如其分地表示了额外的或增补的日子。这种观念带我们回到了另一个古老的日历和一年内多余的五天的概念。


苏格兰人根据他们的历书,从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或一月的第一天(根据地方而定)依据圣诞节的十二天的天气来决定来年的天气情况。所以,一月的天气是依据十二月31号的天气而决定的,以次类堆,它是一种真实可靠的规律。


苏格兰的凯尔特人如同法国一些地方的凯尔特人一样,为了决定这十二日是从一月1日还是从十二月31日开始而分裂了。弗兰哲把这当作信仰来源的重要指示器 (同上,ix,p. 24)。


这观念非常古老,在印度吠陀梵语时代的雅利安人中可看到。这早于耶稣时代好几个世纪。


他们好像也认为那是仲冬时节中神圣的十二天,在这十二天四季的三个精灵或Ribhus在太阳神家中劳作后过来休息,而这十二个休息日他们叫做‘一种形象或一年的反影’ (弗兰哲,ix,pp. 324-325)。


弗兰哲是根据伟伯(A Weber)的观点来解释一般的东西方观点的(cf. fn. 3 to ix,p. 325)。


因此,该体系是一种古老的雅利安体系,雅利安人就是在主前1000年用石器时代的武器和战马从大草原上征服了印度的那些人。


他们的亲属向西行把同样的节期引了欧洲。这些行动属于扩展古巴比伦神秘体系的行动,该体系后来进入了游牧的萨满教(Shamans)。这种宗教就是万物有灵论。


古代历法体系


对十二日的划分源于古代的雅利安人的历法,就是根据月相而非日相来划分。各种雅利安语言都把月亮的名字命名为一个月的名字。


每个月要么是二十九天,要么是三十天,每隔两个月轮转一次。五十九乘以六算出的这些日子比实际的太阳年几乎少了十二日(十一和四分之一日)。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把月亮年调整到太阳年的设置,这歪曲了由希伯来人、亚述-巴比伦人以及希腊-罗马人所采用的真正的年历设置系统。因此,这似乎歪曲来自早期的中东支派活动的太阳崇拜体系。第一批进入欧洲的凯尔特希泰人(Celtic Hittites),一直把该体系带在身边,然后随着亚述人的重新定居与帕提亚人和歌特人部落的运动,该体系的实行毁坏了后来的殖民化。


我们现在知道了更多的欧洲历法体系以及欧洲和英国广泛采用的仲冬和冬至时节。那些圈是用来确定仲冬那一天的准确冬至。


这十二天都与其他的五天不一样,而且他们好像各自都添加或结合到了不同的领域中。


360天多出5天得到了一年365天,这就是正常的年日,是很古老的信念,是插入惯例的体系,从尤卡塔半岛的玛雅人(Mayas of Yucatan)到埃及的金字塔。当时的人们出于宗教或民众的原因都认为这额外的五日是无用的,于是就在那几天什么事也不做。这也许是有原因的。有关金字塔的经文中明确提到了一年有十二个月,每月三十日,那五日是超出的 (同上,第340页)。不过,阿芝台克人和美国人的体系为一年十八个月,每个月有二十天,因此他们根本没遵守太阴体系。由于那多余的五日在划分历法时具有数学价值,因而人们认为他们是无用之日,不劳作之日,整个社会不舒服之日。这与希伯来的预言时期的十二个三十日的月的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该年份象征了真正的第19闰年周期的真正革命。其宗教象征意义与结构详细记载在了圣经中。


这五日的次序与月亮或太阳敬拜体系中所采用的历法有关。这十二日是把太阴体系改成太阳体系而得来的,人们可以在出埃及时代通常采用的较古老的月亮-太阳-晨星体系中看到这一点(见金色小牛犊 (222))。


太阳神


十二月25日与 密特拉斯(Mithras)有关,因为他是太阳神。


天主教礼拜仪式主持者马里奥·利格提(Mario Righetti)(除了Duchesne和Cullman之外)说:


罗马教会和平之后,为了帮助大家接受异教徒的信仰,定十二月25日为耶稣暂时的诞生日期是很方便的(原文如此),这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相信这是异教徒的节日,在同一天庆祝"无敌的太阳神" 密特拉斯(Mithras)——黑暗的征服者(fn 74,II,p. 67 也引用在了 Bacchiocchi的从安息日到礼拜日一文中,罗马教皇格里大学出版社,罗马,1977年,第260页)。


所以,密特拉斯是十二月25日冬至节期的神,该时节紧跟在农神节之后。借助该神,我们看到星期日敬拜在罗马出现。


弗兰哲讲道:供奉密特拉斯指的是对Soli invicto Mithrae 或是无敌的太阳神 的供奉(第304页)。这与他是公众信仰的Sol Invictus Elagabal有关。


教父这个术语是密特拉的教士的职位。基督教徒禁止使用该术语(太23:9)。它和神秘礼拜仪式一同潜入了基督教。


事实上,罗马体系原本的日历是从星期六开始一周的,并在奥根斯都时代的头几十年得到应用(公元前27到公元公元14),接着娜勒(Nola)的日历就被发现了(参见A Degrassi,fn. 26,p. 104; cf. Bacchiocchi,同上,p. 244)。该结构体系好像与密特拉斯的体系相关(伊比鸠鲁(Epicurean Celcus) (c. 140-180 CE) 讲到太阳神在穿过从土星到太阳的密特拉斯梯子的七重门的升天梯子上占据最高的位置。)这是一个古典的萨满论 (Shamanism),并在世界各地由泛灵论者所实行。在奥利根(Origen)的Contra Celsum,6,21-22中我们看到Celsus倒列出了各个行星,太阳始终占据着重要的第七之列。


我们之后会看到这种出现在罗马体系中的体系象征了一周八日,它开始于土星日或星期六,而结束于太阳日或星期日,即假日。这个行星周并不是按照公认的行星位置而定的,人们无法解释这种差别(参见 Plutarch全集(Complete Works),,第三章,第230页; 参见Bacchiocchi,同上,第246页)。


这种差别只能从比较巴比伦体系中的Ziggurat(金字形神塔)以及升入月亮神的七个梯级中看出来(参见文章 金色的小牛犊(222))。


特图联(Tertullian)的文章 (Ad Nationes,1,13,ANF,III,p. 123),尝试反驳太阳神敬拜。特图联承认,基督徒在那时候就开始向东方祷告且以星期日作为节期的日子。他在太阳神敬拜仪式中越过安息日直接实行星期日敬拜仪式,他说他们选择星期日是因为他们不太喜欢一周的前一日(例如:安息日或星期六) (参见Bacchiocchi,第248-249页)。不过,他们在那时既敬拜那日,也敬拜基督徒的安息日。


向东方的太阳祷告


很明显,向东方祷告源于向耶路撒冷祷告, Irenaeus也提到它是以便人(Ebionite)的习俗(Adv. Her.,1,26,ANF,I,p. 352)。我们看到,在亚列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er)和奥利根(Origen)的时代这是为了接近光源以便赶走夜晚的黑暗,然而克莱门特也提到了古代的圣殿 (Stromateis,7,7,43,GCS,3,32; cf. Bacchiocchi,p. 255)。


巴久奇(Bacchiocchi)清楚地说到基督教的星期日和异教徒所崇拜的星期日之间的关联在由斯伯(Eusebius)时代之前(c. 260-340 CE)不是很清楚。 虽然之前的作者把他视为真光和正义的太阳,但由斯伯之前并没有人有意通过太阳日的象征性来证明星期日崇拜是合理的(同上,第 261页)。


因此,这过程凭借早期源于对农神节中农神和Opis的敬拜的十二月节期以及它与天上的童女或母爱女神和她的婴孩的关系进入了基督教。


福音里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基督的生日而早期的教会也没有庆祝它。


庆祝基督的生日是在埃及开始的,从对母爱女神的敬而来,而那里的基督徒在1月6日庆祝这节日。直到第四世纪它已在东方成为了一种惯用仪式了 (弗兰哲,第5章 ,第 304页)。西方教会从不承认一月6日为真正的基督诞辰日,它的提议及时得到了东方教会的认可。安提俄克的教会到375年才接受这种改变(弗兰哲,同上)。


叙利亚的基督徒简单地记录了该习俗的来源,我们可以从弗兰哲引用Credner、 Momsen、还有Usener的文章中看出来(第五章,第 304-305页)。


教父们把庆典从一月六日改为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原因是这样的。那是个异教徒的习俗在同样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庆祝太阳的生日,就是他们点火表示欢庆。基督徒也参与这些肃静礼和节期。因此,当教会的医生看到基督徒倾向于过这个节期时,他们就会商量表示真正的基督诞辰日应该在那一天隆重地庆祝,而主显节也应该在一月6日隆重地庆祝。因而,该习俗连同这种习俗都规定点火仪式一直要持续到第六日。


所以,农神节一直持续到冬至,那时圣诞礼物从十二月23日或现在的阳历圣诞节前夕十二月24日分发给儿童。冬至仪式取代了原本的农神节,但该时期从三天延长到了七天,最后延长到了十九天。


当我们从十二月25日开始算五天我们会算到十二月31日,就是一些凯尔特人和德国人开始计算的时间。加入了圣史蒂芬之日(St Stephen’s Day)(或拳击日)使得五天的时期从十二月27日按顺序可数到一月一日。


很明显,圣诞节的异教来源也可在奥古斯丁(Augustine)的著作中看到,他劝告他的弟兄不要像异教徒那样因为太阳而遵守这神圣的节日,而要因为那创造太阳的神而庆祝它(Augustine Serm.,cxc,1; in Migne Patriologia Latina,xxxviii,1007)。利欧(Leo)也训斥这可恶的信仰:圣诞节是因为新太阳的诞生而不是因为基督的诞生才被隆重地庆祝的 (弗兰哲,同上; 参照Leo the Great Serm.,xxii (al xxi) 6 and Migne,liv,198)。


然而,当时,它是无药可救。整个体系传遍了基督教,而对母爱女神的敬拜还是牢固地树立在其中。


弗兰哲说:所以基督教会选择在十二月25日庆祝其创立者的诞生,为的是把异教徒对太阳的诚心转变为对正义的太阳的神的诚心(第305页)。


Duchesne阁下提出了一种理论:12月25日这个日子是为了与3月25日的春分保持一致,这天是基督被钉十架的日子,也是他母亲怀孕的时候。这涉及到了更深一层的内容,因为事实上3月25日起初是在非洲及其它地区被当作耶稣受难之日的。不过,这一天只在尼散月14日正好是3月25日的那一年才是星期日。这就破坏了该理论。而且,3月 25日与阿提斯神(Attis)的节期有关,弗兰哲在他的脚注直至第305页中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部分研究它。


山羊和狗熊


在十二日我们也会看到哑剧演员扮演成山羊和狗熊。


十八世纪后半时期前,在苏格兰和圣奇达(St Kilda)的高原上,至少有一个牧牛者会在新年前夕用羊皮包自己;年轻人会聚集在一起拿着桶板好像打鼓一般鞭打着兽皮挨家挨户地串门,而那个披着兽皮的人会绕deiseil连跑三个来回,例如,按照太阳旋转的方式。一大群人追赶着他,口中喊着盖尔语(Gaelic):


让我们掀起呼声,让它越来越大,让我们鞭打兽皮(弗兰哲,第八章,第323页)。


他们从一个屋子串到另一屋子,口中反复念着这些话。待他们进入了屋子,就呼唤福气降临于这个屋子和它的牛畜,石头和木材,其生产和健康。兽皮的一部分被燃烧后涂到每个人和家畜的鼻子上,以便防止当地民众在来年染上疾病和遭霉运。


每年的最后一日称为除夕(Hogmanay)。


在人们歌唱了旋律,反复吟唱了圣诞节的旋律之后,每一个舞会又再一次开始了。通常所燃烧的是Casein-uchd,它是由绵羊(或鹿或山羊)的胸肉做成的,包在一个棍子的尖端,它替代了兽皮。胫骨棒放在火中烧焦,并三次拿到家中涂到家人的鼻子上。在仪式完毕前不可饮用任何饮料。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家户免受疾病和邪恶。


人类岛上的人使用鹪鹩的羽毛(第八章,第 324页)。


这习俗看起来好像与一个有关人类活祭的较古老的习俗有关。弗兰哲说孔德人(Khonds)献一个活人为祭,并把他带到家家户户去,而每个人从这人身上拿一样遗物(cf. i,pp. 246 ff)。毫无疑问,牛畜取代了这受害者,圣餐礼则取代了神的身体和血液。


虽然这些习俗可能与农业没什么关联,但类似于耕种星期一的习俗当然与农业有关,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扮成动物的人很可能与谷物精神有关。他们或许与Gilyak的狗熊游行和印度的蛇游行有关(同上)。


通常在这些仪式(好像在波希米亚的嘉年华会的最后几天中)中,一个人将会从头到脚被豌豆杆捆绑,并捆在草绳里(弗兰哲,同上)。这回到了古英国的巫术师的话题。


这些农业节日都与冬至和春分有关,预示了农作物成长、温暖及作为太阳力量的生命和夏日回归到大自然。


波希米亚男人被称为忏悔节(Shrovetide)或嘉年华会的熊(Fastnachtsb?r)。


在他在每户人家中与女子、女仆和家庭主妇本人跳过舞之后就回到了酒家中:


在忏悔节,尤其是在忏悔星期二,每个人必须要跳舞,使得蔬菜和蜀米能生长(弗兰哲,viii,p. 326)。


狗熊的绳放在母鸡和鹅的窝里。那熊代表肥沃。跳舞是为了使动物和蔬菜在各方面都肥沃。


在波西米亚的一些地区,这人不叫做熊而是燕麦-山羊。


在波斯的立陶宛(Persia Lithuania)的第十二日,一个男人被豌豆杆捆绑代表熊,而捆绑在燕麦-草中的另一个人则代表山羊。


在斯特马克(Steiermark)的马尔堡(Marburg),男人用来代表狼和熊(弗兰哲,同上)。


最后鞭打的那个人叫做狼。他一直保留狼这个名号,直到圣诞节的来临。他在那一天披着羊皮,被人牵着挨家挨户转。由于他穿的是羊皮,因此很引人注目;在这个古老的谷物-神明仪式中可以把山羊、熊和狼的象征意义联系起来。


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谷物灵魂以山羊的形象出现是很普遍的(同上)。在瑞典的一些地区,有人头带羊角扮演耶稣圣诞节的山羊。在瑞典的一些地区,他们假装宰杀山羊,让其又死里复活(同上,第327页)。两个宰杀他的人唱歌,并为其盖上各种颜色的罩布,如红,蓝,白和黄的布。


人们在圣诞节的晚餐之后跳着"天使之舞"以确保顺利丰收。圣诞稻草,不管是小麦或裸麦的,都扎成一只羊的样子随着抓住圣诞山羊的呼声被丢到跳舞者当中。在Dalarne这被称为圣诞公羊。


在丹麦和瑞典,人们习惯在圣诞节烘烤用精麦制成的山羊、公羊和公猪形状的蛋糕 (Frazer,同上,第328页)。它们通常用丰收的最后一批麦做成,并一直保留着直到撒种时期,人们就在那个时候把一半的面包和谷物种子拌在一起,另一半就自己留着吃,也让耕牛吃,期待着在明年能拥有好丰收。毫无疑问,通常从大不列颠岛传到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及东方的这些习俗都在那儿建立了古老的习俗,以抚慰谷物-神明和古老的神明。阉和公猪也在古老的习俗中广泛流行。


数世纪以来,维特乐斯剑桥郡(Wittlesy Cambridgeshire)的人们在耕种星期一的第二天在仪式上扮演草熊,设菲尔德大学的教授摩尔·史密斯曾在1909年1月扮演过。纪,(参见1909年1月13日的信件;也见弗兰哲,viii,p. 329)。


耕种星期一是第十二日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无可争议的是,我们正讨论的是一个古老的农业节期,其目的是在仲冬时节抚慰古代的农业神明,它从农神节一直持续到冬至,然后再到所谓的圣诞节的十二日,直到耕种星期一和忏悔星期二的耕种时节。


它在三方面似乎在古代就与人类活祭有关,或许它被当作单个节期。


在英国的耕种星期一通常与一群人扮成的耕种阉牛有关,其中一个人扮演成一位叫贝茜的干瘪老丑婆。他们穿着流行服饰手舞足蹈地跳着,希望谷物能如他们跳跃一样长得越来约高。这与欧洲大陆和英国其它地方的草熊或圣诞节山羊的习俗相似。


同样的习俗也在那一天出现在色雷斯和保加利亚,如在嘉年华会最后一个星期的星期一。 一名舞者(古克人)是一个披着羊皮的人。另一名舞者(古克利加人) 则穿着裙子化装成老女人或巴巴,"她的"脸也被涂成了黑色。


包在熊皮的狗则代表熊。一个拥有国王和法官以及其他官员的假法庭成立了。古克人(Kuker)和古克利加人(Kukerica)的戏剧是放荡和奸淫的。


到了傍晚,两个人同负一厄耕种;Kuker耕了一些泥沟,播种了一些谷物。然后,他卸了妆而赎罪。


人民相信那扮演古克的人犯了死罪,而祭师也在废除习俗上徒劳无功。在罗森革(Losengrad)地区的古克人有这一个带有金钱的蛋糕并分给在场的人。如果一个农人得到金币,他的收成会很好;如果一个牧羊人得到它,他的羊群会长得很好。古克人也象征性地耕种田地,并来回舞动着模仿谷物像波浪一样地摆动。得有金币的人脚被绑着在地上爬着走,以促进土地肥沃。与我们在前篇所看到的农神节敬献一样,这有是由抽签方式来决定的。


就在保加利亚这一国家,这个节日的主要角色为老女人或老母亲,她是由一名男子穿着女人的衣服扮成的。古克人和古克利加人都是"老女人"的下属。他们戴着奇异的人头面具和动物角,或戴着鸟头面具,皮肤上裹了一圈椴树皮。他们的背上裹着破布,装成驼背。在保加利亚的这个节日是嘉年华会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被称为奶酪星期一。然而它是与耕种节期相关的。


在西欧同样的宗教仪式就是人们沿着屋子走动,而"老女人"赐福气给村庄,让其土地肥沃,所有人都很重视这些仪式。若其它村庄带着面具的人突然侵入,就会对被赐福的村庄造成一种威胁,而且还会把该村庄的肥沃福气带走。因此,人们阻止这种侵入。


化装成得墨忒耳黑脸状的老妇人与冥王和珀尔塞福涅的两个侍从的相同之处很可能隐藏在了三位王习俗的来源背后,而黑Mechior则代表得墨忒耳。


很明显,在罗马出现在主显节前一晚的贝分拿(Befana)节日类似于得墨忒耳的节日,Befana这个词明显地破坏了主显节。很明显,她是一个老巫婆,而该节日的吵闹声与除去地区邪恶势力的习俗有关(参看下文)。在主显节前夕有关Befana的庆典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托斯卡纳罗马拿(Tuscan Romagna)和意大利的其它地方被遵守着(弗兰哲,ix,p. 167)。


弗兰哲清楚地看到,保加利亚和色雷斯体系中的老妇人其实就是谷物母爱女神得墨忒耳,她化装成一个老妇人,把福气带给瑟留斯(Celeus)家,爱留斯(Eleusis)王,并让爱留西尼的田地恢复富泽。古克人和古克利加人(Kuker 和 Kukerica),男的和女的哑剧演员,代表了冥王和珀尔塞福涅。这些仪式在东西方都还尚存,代表了一些最古老的宗教节期(弗兰哲,viii,pp. 334-335)。这样,我们直接置身于爱留西亚的神秘礼拜中,并与古老的神秘礼拜(从欧洲早期的阿波罗礼拜仪式到太阳神敬拜中的戴奥尼夏(Dionysius)和农业象征的礼拜)相关。因此,这里也包含了宰牛祭礼。根据马尼西亚(Magnesia)的希腊人在开始撒种的献祭之后又献牛祭的习俗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对该节日的看法一致。宙斯(Zeus)是得墨忒耳的同伴;最后要做的就是大约在五月的时候宰牛献给宙斯。


圣诞原木、冬青树和常春藤以及槲寄生


夏至和冬至都被视为一年里最重要的转折点。这两至都点火。仲夏的火要点在空旷地上,而年轻人一个个地向火堆跳去。这种习俗流行于英国爱尔兰和高卢(Gaul)的凯尔特人中,还有摩洛歌和亚特拉斯(Atlas)山的北非人之中。他们所持有这个习俗比他们所信仰的回教更古老。点火的习俗在古代时是由异教徒在五月份和称作的万圣节(十一月一日)所行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节期与夏至或冬至一样都具有相似的特性。四月末五月初最后一天的窝伯基士节期(Festival of Walpurgis)是焚烧巫婆的节期(Festival of the Burning of the Witches)。这类节期也与十二月25日的圣诞节和一月6日的主显节之间的十二日联系在一起。松脂在这些晚上被燃烧来驱赶巫婆。通常这些火把在第十二夜比较大。在西里西亚(Silesia),人们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点燃松脂来驱赶进入农舍的巫婆。这就是"驱赶黑暗魔力的适当时候"。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夕,人们在田野里开枪,而把绳子包在果树上避免果实被侵害。


在英国拉纳克郡(Lanarkshire)的毕卡(Biggar),新年前夕是自历史记载以来这种传统点火的时候。


在1644年,九位活生生的巫婆在苏格兰的Leith Links被烧死(弗兰哲,ix,p. 165)。


火把在冬天被点燃可是却不很重要。童女诞生在9月8日的节日传统上是与罗马的贝分拿的吵闹和吼叫声有关,而且传统上都牵涉到谋杀。豪斯门教授(Prof. Housman)注意到,当他在1897年的卡普里见证了这个节期时通常有八到十个之多的人被杀(弗兰哲,x,p. 221)。


传统上,火把都在十二月25日的冬至被点燃。仲夏和仲冬之火的区别在于仲冬之火点在室内,而且成为了祈祷太阳神进入他在天庭中的神权职位的仪式的一部分。所以,仲冬之火发展成了一种更隐蔽或家庭式的氛围。


或许很值得注意的是,在设得兰群岛,圣诞季节在圣诞节前七日就开始了,并结束于Antinmas,比如圣诞节之后的第二十四日。


设得兰人把这些节日称为圣诞季节(Yules)和圣诞节的前七日;被设得兰人称作托娄(Trows)的精灵如果令他们开心的话,他们就把它们从屋子的泥土中释放掉,让它们生活在陆地上。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圣诞老人具有精灵象征意义的原因。这与农神节到12月25日的混乱的七天的观念有关。


在圣诞季节中最重要的习俗是画十字架(saining),它必须要实行来解释灰色神话,因为精灵被召唤。


当今来自美国的灰外星人的神话故事其实就是在圣诞季节的那些精灵的转变形式。


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圣诞之后的第二十四日,叫做up-helly-a,在设得兰群岛称作Uphalliday,所有人家的门都开着,而一大群人默不作声地追赶着顽皮的精灵,把他们赶出这个地方。人们虔诚地阅读着圣经,并且卖弄地摆着铁牌说,“因为众所周知,精灵不可看到铁。”有学识的聪慧女人小心地看护婴孩,并在他们身上画上十字架。毫无疑,自古以来我们会在此看到邪恶的眼神。(参见十字架: 它的起源和重要性 (39))。


第二十四夜之后,黎明破晓之时,托娄(Trows)或灰衣人群已经消失,而圣诞季节也已结束。


因此,这种专门赶在冬至和其他节日驱赶邪恶和巫婆的习俗可追溯到南部的罗马和卡拉布里亚区(Calabria)以及远至北部的设得兰群岛。它也从爱尔兰流传到了大草原(Steppes),直达北非地区。


原木


我们知道燃烧圣诞季节原木是德国人在第十一世纪发展起来的古代习俗。1184年,在 Münsterland Ahlen的教区祭师记录到,在主诞生之日把树带进来燃烧 (弗兰哲,x,p. 247)。这是英国古时的习俗,是条顿人(Teutons),当然还有凯尔特人所遵守的习俗。弗兰哲引用约翰·勃兰德(John Brand)的话说到,由于冬至严寒,原木块代表屋内的仲夏之火 (同上,n. 2)。这恰好是对十二月25日冬至的错误应用,它是专用来崇拜太阳神的(弗兰哲,x,p. 246)。放在树上的灯光是为了帮助太阳神点燃他快要熄灭的灯,而在天上童女诞生时点在她面前的火把和蜡烛仪式,是古老的母爱女神和她的婴孩——太阳神的敬拜仪式。这灯帮助点燃天上太阳神的火,而这是火焰所隐藏的基本理念,也是它在所罗亚斯德教中的应用。


欧洲人也收藏原木,并把它放在火中来避雷和阻止风暴的破坏。所以,古代条顿人的雷、闪电和天气的神灵和冬至原木之间的关系很明确。


槲寄生


德鲁伊教团员尊崇槲寄生为圣。作为东方三博士的德鲁伊教团员路过埃及,并在苏格-爱尔兰人到爱尔兰之前被这些在西班牙的爱尔兰人(Milesian)从加德利亚人(Gadelian)中拣选出来。之后,他们便分散到英国和欧洲各地 (MacGeohagen 爱尔兰的历史, Sadlier,纽约,p. 42; cf. Frazer,ii,pp. 358,362; xi,pp. 76 ff,301)。


普林尼(Pliny) (博物学,xvi,pp. 249-251)认为德鲁伊教团员(Druid)这词源自希腊文的橡树这个词,即drus。不过,这与凯尔特语的daur一样或类似。因此,德鲁伊教团员就是橡树的祭师。他们的敬拜因而是古老的,并与橡树林有关。其他学者比较喜欢认为这个单词起源于其词根,意指知识或智慧。所以,他们都是巫婆或魔术师。这也是他们所持有的东方三博士这个名号的来源(参见弗兰哲,xi,pp. 76-77,n. 1 to p. 76)。


督伊德教的日历周期是每三十年一次;他们的敬拜似乎与伯西亚人(Boetian)的敬拜存有一定的共性。后者和他们一样敬拜或召唤橡树,因此两者都和雅利安习俗有一定的联系。伯西亚周期在伟大的代达罗斯(Daedala)的节期中是每六十年而非三十年为一个周期。这;或许应用到了印度人所遵守的雅利安习俗,它是基于木星恒星循环的每六十年为一周期的习俗。


槲寄生在月亮的第一或第六日被金剪刀摘剪下 (弗兰哲,xi,pp. 77-78)。这与肥沃有关,是为了使不孕的动物和女人生育。它被视为从天而降,是所谓的全能医治者(弗兰哲,xi,pp. 77-79,82)。正因为如此,两只白牛在第六日摘剪槲寄生时被宰献祭。祭师穿上白袍。意大利在月亮的第一日摘剪它,而德鲁则是在第六日。它们的区别很可能是由于这两种体系中太阴月时间的不同。两者都不用铁器具来摘槲寄生。它不可碰到地上,所以,用白布来接。


如果我们相信普林尼的话,意大利人相信生长在橡树上的槲寄生具有类似的特性,所以,两者都有相同的信仰制度。


所以,我们再次回到农神节的肥沃体系,以及神秘体系和阿波罗的医治。可是它是主前1000年之前的雅利安人的一种古老仪式。


这个系统真是太古老了,甚至日本的阿伊努人(Ainu)也视它为圣洁之物。不过,他们用从柳树摘下的槲寄生,因为那树对对他们来说是圣洁的。他们和德鲁伊一样相信(其医治效果),还与意大利人一样相信(女人生育的能力)(弗兰哲,xi,p. 79).


这种信仰一直延传到托乐斯海峡(Torres Strait)麦保岛(Mabuig Island)的本土人中(同上)。这普遍的信仰在非洲的色拿甘比亚(Senegambia)的华落斯人(Walos)中也可找到(同上)。


瑞士的农民和瑞典人也尊崇槲寄生为全能医治的植物(同上,p. 82)。


据说,挪威神Balder就是被槲寄生所杀;弗兰哲在他的作品里详细地记录了此事。


十八世纪,槲寄生通常被英国和荷兰的高级的医疗当局用作治疗癫痫症的药物 (同上,p. 83,注意1700年英国的雷(Ray),1720 年荷兰的Boerhaave ,以及1745年他的学生Van Swieten)。


人们认为槲寄生可用来防闪电和火,所以也把它和圣诞季节体系联系在一起(弗兰哲,xi,p. 85)。


通常,它在仲夏之火中最会用到,而这次它是和Balder神的死有关。这看起来好像也牵涉到了在丹麦,挪威和瑞典的真正的活人祭(弗兰哲,xi,p. 87)。这种通过抽签的方式选择牺牲品,并把其丢人五朔节的火坑的习俗及仲夏之火的青狼都与这种敬拜树精或植物神的体系有关(同上,p. 88)。


对槲寄生的敬拜可直接联系到对橡树的敬拜仪式,雅利安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小亚细亚的凯尔特人在小树林中敬拜,这个小树林叫做Drynemetum,完全为凯尔特语,意思是橡树的圣殿。这些小树林中有圣经中反对提到的阴茎(phallus)。


在斯拉夫人(Slavs)中,橡树是伟大神伯伦(Perun)的神圣象征;橡树在德国的圣树中名列第一。它自古被他们尊崇,其中有些习俗和思想至今还保留着(弗兰哲,同上,p. 89)。


意大利人也把橡树视为神圣之物;主神殿上的木星最初就像是一棵天然的橡树。在多多那(Dodona),宙斯也被敬拜为在橡树中无所不在。弗兰哲总结到,雅利安人,包括凯尔特人,德国人和立陶宛人(Lithuanians),在分散以前通常都把橡树视为圣洁之物,因而这片土地上一定要种植很多的橡树。槲寄生只是它的象征,因为是上天赐予它医治、保护和生育的能力。


点燃神圣之火,不管是凯尔特人,德国人还是斯拉夫人(Slavs),都是通过摩擦两根橡木或者把橡木摩擦在灰色石头上(不是红色)来点火。同样,从德国到苏格兰高原上,人们也都是这么点燃需要之火的(参见弗兰哲,xi,p. 91)。


弗兰哲说到,罗马的女灶神(Vesta)的不熄灭之火是用橡木来燃烧的。在立陶宛的罗模夫(Romove),橡木也在圣洁的橡树面前燃烧不熄灭之火。一块一块的橡木从冬至一直燃烧到年底,新原木也一块一块地加进去,木灰也参杂在种子中以保肥沃。


这些故事的共同点是燃烧的火和摘剪槲寄生。我们从Balder的神话中可推导出,古代的雅利安人认为橡树就是神,槲寄生与它的关系确保了它长青不衰。把活人投入仲夏之火的祭献是为了确保植物的生存。在冬至使用槲寄生和圣诞原木也是为了神的祭献,由具有他地位的人来代替他,还为了回到太阳体系中。这是圣诞节传统内在的象征意义(参见弗兰哲,xi,p. 93)。


只要槲寄生在,不管是神或是他的替代品都不会受到伤害。摘剪槲寄生象征了摘剪它的人的死亡,也是他死亡的原因。


冬青树和常春藤


据称,冬青和常春藤都代表着男人和女人。常春藤依附攀延,应该代表女人。冬青树多刺、笔直,应该代表男人。


在英国苏雷(Surrey),人们用冬青树来霹开裂口,让小孩出来,以医治破裂。可是通常它在别处是一棵桉树(弗雷哲,xi,p. 169,n. 2)。


冬青-橡树对Fratres Arvales 或耕种田地的弟兄是圣洁的。这是一个由十二位祭师组成的罗马教团,他们为农作物实行公共的宗教仪式。他们戴着谷物穗编成的花环。他们的献祭在女神迪亚(Dia)的丛林中进行,该丛林沿台伯河直下五英里到达罗马。该丛林中有月桂树和冬青-橡树。它如此神圣,以致于每次进行赎罪祭献时一棵树或一个树枝都要落在地上。很明显的是,在冬至下雪和暴风时这种情况更易发生。因此,也就有了冬青树和白色圣诞节这种概念。一些更重大的祭献必须要在其中一棵树被闪电霹倒时才能献上。它们连根拔起,霹开并被烧,而其它的树取而代之种上。在罗马的巴利利亚(Parilia)节日——一种为了羊群和牛群的福泽而设的节日中,如果农夫进入了一个神圣的小树林,坐在一棵圣树下,或剪下一个圣枝喂绵羊时,他们都会祈祷原谅自己(参见弗兰哲,ii,p. 123)。


普林尼说这些森林以前都是神的圣殿住所,甚至在他的时代农夫就把一棵高大的树以古老的仪式献给神了(普林尼的博物学,xii,p. 3)。


常春藤是神秘仪式的象征。它被参加酒神节的宴席者咀嚼。它被视为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ius)或巴克斯(Bacchus)。


常春藤也被希腊人用作两根火棒的其中一个。这一对火棒的板是用寄生或攀延植物做成的,通常是常春藤。通常,钻蛀虫为月桂树,有时也为橡木。


古时的印度人使用寄生植物(攀延的无花果)为钻蛀虫来指代男性。希腊人似乎和这观念相反。常春藤被视为女性,而月桂树为男性。然而,在希腊,常春藤这词表示男性,它自古以来都被视为男性神明狄俄尼索斯(Dionysius);月桂树这词代表女性,为一位居于水林山水中的仙女。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希腊人与印度人在远古时期的观念是一致的,但因权宜之计而对它们进行了修改(弗兰哲,ii,pp. 251-252)。


古时,常春藤是被禁止触摸或命名的(弗兰哲,iii,pp. 13 ff.)。常春藤对阿提斯神(Attis)是圣洁的,因此,松树对那个神也是圣洁的 (弗兰哲,v,p. 278 ,参见文章  十字架: 它的起源和意义 (No. 39))。


常春藤对奥西路斯神(Osirus)也是神圣的 (Frazer,vi,p. 112),而且还是梦想的神圣象征 (同上,x,p. 242)。所以,我们看到了三一体体系与神秘仪式的共性,它自然地与冬至体系和太阳敬拜体系联系在一起。所以,冬青树和常春藤也象征了橡树和其它丛林,它们都是祭献给圣经中禁止的神。


圣诞树


装饰的松树直接起源于神秘仪式和阿提斯神的敬拜。据说,它原本是一个人,后来变成了一棵树,所以,它象征了古代的树精神,我们可在早期的古印度神话哈拉巴(Harappa)和模亨卓大罗(Mohenjo Daro)中看到。很明显,他是一位谷物的肥沃之神,戴着一顶密特拉斯似的弗里吉亚的帽子(可从拉特兰教堂中的肖像看出;弗兰哲,v,p. 279)。


把这些装饰着紫罗兰和羊毛织带的松树带进屋子,就好比现代神话中把五月树或夏日树带入屋子一样。那挂在树的肖像代表着亚迪斯神。人们一直保留着这个传统,一直到第二年树被烧毁才废掉 (Firmicus Maternus De errore profanarum religionum; cf. Frazer,v,p. 277 and n. 2)。


遵守该习俗的原本意图是为了保持植物明年的生气。弗里吉亚人(Phrygians)敬拜松树,视它高于一切,而且我们就是从这里启动了神秘体系和密特拉斯体系。它在仪式中为圣树,这很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地区种植的这种树在整个冬至时节都保持常青之态,而其它树木都会在此时凋谢枯萎。记得松脂是在冬至节日点燃的。其来源在远古的亚述-巴比伦体系中已遗失。


阿提斯神的肖像改成了太阳标志,作为树顶上的圣体匣,接着又改成了天使和其它的各类装饰物。很容易看出,这些装饰物就是巴比伦人的三位一体体系中的太阳,月亮和星星,即伊师塔(Sin Ishtar)、沙马什(Shamash)、伊希斯(Isis)、欧西路斯(Osirus)和埃及人的何露斯(Horus)(参见文章 金色的小牛犊(No. 222))。


阿迪斯也视常春藤为圣;他的太监祭师身上都刺有常春藤叶子的图案(弗兰哲,v,p. 278)。


松子在西布莉(Cybele)的狂欢仪式上用来造酒,该仪式其实就和酒神节的狂欢差不多,斯特雷波对它们进行了比较(斯特雷波,x,3. 12 ff)。


在特斯摩佛利亚(Thesmophoria)节日上,他们和猪群及那些象征生育的物品被丢入得墨忒耳的圣洁坑里,以便使土地变得更肥沃、女人更能生育(弗兰哲,v,p. 278)。所以,我们回到了得墨忒耳的节期和他们所遵守的各种习俗,我们已看到这通常是与欧洲的圣诞节联系在一起的。


主显节


主显节(Epiphany)这个词意指展现、显示,一些圣人或神仙的出现。叙利亚王安太阿卡斯六世艾比分(Antiochus IV Epiphanes) (主前175-164 )的出现就是这样。 


它还有其它叫法:死去的光(白日的光);三王日或第十二日。 所有这些都和以上内容有关。与此相连的习俗都是源自我们在经文中看到的古代资料,和信仰并没什么关联。


该名字在罗马贝分拿(Befana)的伟大节日中还存在着 (参见 天主教百科全书,艺术,主显节,罗伯特·阿普尔顿,纽约,1909年,第五卷,第504页)。天主教百科全书(CE)说:


要讲出购买各样陶瓷偶像和口哨以及各种代表罗马人生活的习俗与农神节的12月盛餐期间流行的类似习俗具有怎样的密切关系,是很难的(同上)。 


它几乎不难辨认。习俗都一样;我们从以上内容可看到,这词意指贝分拿女神的显现。那种在施洗圣礼中引用有关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的文章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使用的术语是theophaneia 而不是 epiphania (同上)。


第一个有份量的参考文是有关克莱门特(Clement)的文章 (Stromateis,I,xxi,p. 45)。天主教百科全书(CE)引用如下,并继续谈道:


‘那些太过好奇的,被差遣来救主的诞生并不是其年而是其日,他们说是在巴肯(Pachon)25日 (五月20日)在奥根斯特时代。可是巴西利(Basilides)信徒庆祝那日为他的洗礼日,在那日之前都在阅读书。而他们说那是台比留·凯撒王(Tiberius Caesar)第十五年的提比(Tybi)月的第十五日。有些说那是在同一月的11日庆祝’ 。现在,提比15 和11都是一月6和10日。 


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会设法把诺斯替教在巴西利(Basilides)(在第二世纪中期在罗马传教)支持下形成的庆祝基督的诞生和洗礼的习俗剔除。可是并没有真正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猜测。这些节日的证据本身表明这种习俗是古老的生育节日,是为了保佑农作物。从此兴起了保佑各种水域的习俗,还有一种把十字架扔入海里使得渔夫有好收成的习俗。全部习俗都是基于古代异教风气形成的,它们在四世纪前并不为基督教所重视。添加的这些习俗在奥利根(Origen)于三世纪所著的作品出版之后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因为他所记录的节期中并没有主显节。第一次把它当作教会的一个节日是在361年(参见天主教百科全书,p. 505)。


从圣尼古拉斯到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是晚期出现的一个人物,是后期的美国重商主义的产物。它主要来自德国和荷兰的童话故事。它的实体就是圣尼歌古拉斯。


那通常被称为圣尼古拉斯的人是在利西亚的迈拉的尼古拉斯。他死于345年或352年的十二月6日 (天主教百科全书,Vol. XI,p. 63)。他在希腊和拉丁教会都很出名,可是对他的事迹的记录却极其少,只知道他是四世纪时迈拉的主教(同上,p. 64)。他出生在小亚细亚利西亚的巴拉拉(Parara)。他年青时去埃及和巴勒斯坦朝圣。一回来他就被封为迈拉的主教,并在Diocletian遭迫害的时期被监禁。后康士坦丁登位,他被释放。天主教认为他在尼西亚出现过。可是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任何记录中(同上)。


1087年,意大利商人在迈拉盗了他的尸体,并把它运到巴里(Bari)。他在意大利的宗教仪式就源于此。很可能在欧洲举行的祭拜他的仪式加快了该仪式在意大利的形成。许多关于他的神迹都是源自古老的传统,可是,如我们将看到的,很多都是源自异教,与当事人并没什么关系。


他的礼拜在希腊教会中很古老,在苏联教会中尤为显著,虽然它们在他出现好多年才出现(大约公元1000年)。贾斯丁尼安王一世(Justinian I)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了一所教堂来纪念他;他的名字出现在约翰克里斯多(John Chrysostom)主持的礼拜仪式上(同上)。


他在欧洲的礼拜起源于奥托二世(Otto II),他的妻子特班诺(Theophano)是希腊人。 Eichstadt的主教雷金纳德(死于1991)写了一本名为Vita S. Nicholai的格律小诗。他曾在过去或现在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封为守护神,具体有希腊、苏联、那不勒斯(Naples)、西西利(Sicily)、洛林(Lorraine)、君主主教区(Diocese of Liege),以及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及比利时的许多城市,还有荷兰的甘本(Campen),希腊的科服(Corfu),瑞士的菲博(Frieburg)和苏联的莫斯科  (同上)。他是海员、商人、银行家和儿童的守护神。


他的遗物仍保留在巴里的圣尼古拉斯教堂中。据说,一个油腻的物品——圣尼古拉斯的吗哪从他的遗物中流出来了。它具有极高的医疗价值。他与12月5日或12月6日节期的关系将在下面讨论。


一个与他有关的传说讲述的是三个金球的形成。每个都是用他一年的收入做成的,它在一年中滚啊、滚啊,滚到了贫穷善良人家的窗户中。据称,第一粒球落在了袜子中(就有了圣诞袜)。这使得那贫穷人家有钱把女儿嫁出去了。据说,人们要到最后才能看到他。毫无疑问,这就是当铺经纪人的三个金球的起源,也是他为什么是商人的守护神的根本原因。我们将看到的这些故事还与其它神话有关。


他慷慨大方的个性也形成了一些习俗,如法国的修女在圣尼古拉斯日或前夕会救济穷人,这叫做节礼日(Boxing Day), 该名从教会的救济箱而来。这就成了12月26日节礼日的传统。在德国,他们把捆基督的带子(Christ Bundles )送给穷人;每年的游行都具有天上母神的神秘意义。


每年,荷兰的儿童们都会为了在圣诞节得到一个猪而一整年都在存积蓄,后来猪铺子就应运而生了。


在傻瓜节(Festival of Fools),教士穿着假冒的罗马袍子,欧丁(Odin’s)疯狂地驾驶以及东方三博士(Magi)的胡子上挂着圣诞节的精灵,这种种迹象都表明该习俗在逐渐进化。


迈拉的尼古拉斯一直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圣徒,直到1969年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许多其它神话中也都记录过这种命运。


仙特克拉斯(Sinterklaas)?圣诞老人的先驱


仙特克拉斯(Sinterklaas)或圣尼古拉斯,是个典型的荷兰民间传说;荷兰人和比利时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庆祝他。


庆祝仙特克拉斯总是在傍晚:荷兰人于十二月5日日落举行庆祝仪式;比利时人于十二月6日傍晚开始。


在庆典的傍晚和晚上,儿童们聚集在烟囱周围,唱歌献给仙特克拉斯:


"Heerlijk avondje is gekomen. Kom maar binnen met je knecht".


"美好的(或神圣的)傍晚已来临。与您的仆人一同过来吧"。


他的仆人——黑彼得,是黑人。人们一直把他描绘成一位厚唇,戴耳环,穿着古怪滑稽的黑人。这或许与得墨忒耳和梅尔基奥(Demeter/Melchior)之间的关系有关,也与沃登和诺维(Woden 和N?wi)神话中所展现的善恶意识有关。


仙特克拉斯本身是一位戴有法冠的主教,他拥有一本记载善与恶行径的书。他持有牧羊人的权仗,骑着一批白马穿越屋顶。黑彼得坐在烟囱上听着孩子们唱的歌是否正义,他们是否正确地用干草和胡萝卜来献给那批马。


献给儿童的礼物就顺沿着烟斗放下去。


仙特克拉斯是集合了古德国人或条顿人的信仰的产品。其德国的根源解释如下:如今,由于星期三的使用,沃登神(Woden)(也称作欧丁神)还受到人们的怀恋。它曾是日尔曼族人(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德国人这一小部分日尔曼人)中最重要的神。历史性人物——沃登,是早期各路神仙的化身吗?是风与战争之神、死亡之神、生育肥沃之神、智慧之神还是太阳神。我们会从神话故事里看到他“身着轻衫骑着他的忠实白马在空中奔驰。”后来人们也进一步把他描绘成一位长着白色长胡子,头戴一顶大帽子的人。因为他也被认为是智慧之神,他手里拿着一本印有古代北欧文字(rune letters)的书 ,还手持一把长矛。


在这些故事里沃登是被巨人诺维(Nowi)陪伴的,那人有着一个黑面孔,因为他是黑夜之父。据传说,他很善于做韵音和做诗。他手中带着一束嫩枝,是肥沃生育的象征。


从以上我们可看到,白马、宽松的袍子、大帽子、书本、长矛和黑诺维,以及一束嫩枝,还有诗歌或诗歌的传统,这都和我们今日的Sinterklaas和Zwarte Piet (黑彼得)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不仅仅是巧合。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他们与得墨忒耳和三位聪明的王也很相似,其中一位王也是梅尔基奥。


如果我们现在把传统习俗加入到此中,我们会使这个画面得到完善。


古老的日尔曼族人或条顿人总是在丰收之后留一颗麦束在地上,让沃登的白马去吃。儿童在仙特克拉斯时代把干草放在烟囱旁边的鞋子(圣诞节放在烟囱旁边的袜子) 里,让他的马吃。


我们在凯尔特人中看到同样的传统,即用十二把火焚烧稻草,最后的第十三把火要加大。我们也看到母爱女神体系的黑脸。我们可以推导出比沃登还要早的来源。这属于早期的生育肥沃礼拜体系的一部分,与阿波罗太阳神以及多瑙河各州的神秘信仰的主有关,并传入到了北极的(Hyperborean)凯尔特人中。人们这样描绘他:他驾着轻便马车飞过云霄,而且拉这个马车的不仅仅是马,还有鹅或天鹅。这些节期的相似之处是传统上在圣诞节之前到来的农神节的各种古老仪式。我们在荷兰看到了比现在的标准日期还要早的日期。就是在主显节之前的三十日。不过,它不是我们之前在农神节中所看到的冬至前三十日。我们看到同样的传统,可是却被去除了,这样米斯路主(Lord of Misrule)为农神和阿波罗神的三十日与主显节有关,而与农神节的结束并无关联。


荷兰今日的传统是赠送巧克力和杏仁酥字。很明显,这是沿用了古老的北欧文字。德国的武旦节(Wotan)是一个融合了仲冬节期的献祭和生育肥沃节的一个节日。那时,日尔曼族人中的少男少女会祈祷寻找到一位伴侣。仙特克拉斯的礼物是speculatius 或其它的蛋糕,上面刻有一对情人。而且,也有用糖做成的小动物,如小老鼠和猪,来取代真正的动物祭品。


仙特克拉斯也是阿姆斯特丹与该港口各码头的海员的守护神。


从仙特克拉斯的穿着可看出他来自罗马天主教。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设法废除这些传统,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它在荷兰并未大获全胜。仙特克拉斯在二十世纪的前期就在新教的荷兰消失了(或埋在地底下),几个世纪之后,他又重现人间。仙特克拉斯消失在英国和德国的地底下。很多传统都顺便移到了十二月25日,在那一天放置圣诞树和圣诞老人。与圣诞树相比,信奉新教的荷兰更早接受的是仙特克拉斯的‘重生’ 。今天,重 商主义在荷兰的实行,迫使了荷兰人去接受圣诞老人,因为即使他在荷兰的重生也是因为在美国的事件,但还是有很多人反对这个冒充的仙特克拉斯,。


美国的圣诞老人


移民到美国时也把圣诞季节的传统从欧洲带过来了,尤其是组成圣诞老人神话的三个要素。


荷兰人对从仙特克拉斯的神话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为荷兰是该神话的发源地。比利· 诺埃尔(Pere Noel)的红袍传统是从欧洲而来。德国人把它们和基督捆带的传统(Christ Bundle)一同带过来了,并把它命名为Christkindl或基督儿童(Christ Child)传统。克里斯克林革(Kris Kringle)这个名字也从该词而来。


华盛顿· 欧文(Washington Irving)在灯笼裤的故事(Knickerbocker Tales) (大约 1820年)中讲到了圣诞老人精灵把礼物放入袜中,圣尼古拉斯以前就这么做。


克莱门特·克拉克·摩尔(Clement Clark Moore)在他的诗圣尼古拉斯的拜访(A Visit from Saint Nichola)中介绍了很多新的概念,该诗后被改名为那是平安夜(’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他介绍新的概念,如八只驯鹿,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圣诞季节的雷神和电神化身为多纳(Donner)(Donder)和比利真(Blitzen)的样子。


圣诞老人在美国内战之前一直是传统的圣诞节小精灵;在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期间,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的托马斯·那斯特(Thomas Nast)被委任为制作一系列圣诞老人的漫画。内战结束之后他继续做着此事;麦劳林兄弟出版公司(McLaughlin Brothers Printing Company)对圣诞老的肤色进行了测试,后决定采用红色。


最后一次改变发生于1931年。可口可乐(Coca Cola)公司雇佣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哈顿三奔(Scandinavian Haddon Sundblom)来画圣诞老人。因为模特儿的逝世,他就把自己的脸画成了圣诞老人的样子。这一直延续了25年。


1941年,歌曲红鼻子驯鹿路多福(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被撰写,并由牛仔歌手吉恩·奥特利(Gene Autry)录制成音乐。


有关这个人物形象的可口可乐模特儿,颜色和美国神话如今成为了至少有着3000年历史的外邦偶像崇拜的产物。它在重商主义中得到广泛应用,罗马的农神节商人首先把它带入了商圈,并在美国得到改进。


圣诞节根本与基督教没什么关系,确实如此;


它完全是错误的宗教迷信的产物,因此直接违反了圣经律法。没有哪个基督徒遵守了它还仍然为基督徒。


复活节


弗兰哲正确地说到,如果异教徒只是为了圣诞节而采用整个体系,并综合它,给它起基督名,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复活节也是出于这些意图:


或许已经引导教会部门把他们主的死与复活的复活节同化到另一个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落入人间的亚洲神的死与复活中。 (v,p. 306)。


弗兰哲继续说:现在的复活节仪式还在希腊、西西利和意大利南部被遵守;这些仪式与阿多尼斯的仪式极其相似。我已说过:教会很可能已经认真地把新的节日带入到了它的异教祖先中了,为的是殷切地向基督展现其灵魂(同上)。


阿多尼斯(Adonis)为叙利亚语,意指上帝(Adonai) 或主。


弗兰哲认为很可能只有说希腊语而非说拉丁语的国家才有这个转变过来的词,因为西方世界中似乎没有任何敬拜阿多尼斯的迹象,当然它也不属于官方的罗马宗教的一部分。他说:这个地方本该吸入庸人的各种情感。该地充斥了类似但却更野蛮的阿提司神的敬拜和伟大母亲神的敬拜 (同上)。


阿提司神的死亡和复活于3月24和25日正式在罗马庆祝。3月25日是春分,因此,是植物之神复活的良辰吉日。该神在整个冬天都处于死亡或冬眠状态。根据古老而广为流传的习俗,3月 25日是庆祝基督之死的日子,和月亮无关。该习俗在弗里吉利亚(Phrygia)、加伯多加(Cappadocia)、高卢(Gaul)以及罗马被遵守(参见弗兰哲,v,p. 306)。特图联断称基督在主后29年3月25日被钉十架(Adv. Jud.,8,Vol. ii,p. 719,Hippolytus和 Augustine; 参见 Frazer,v,fn. 5 到 p. 306)。


从历史和天文学上来讲,这完全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实。然而,这种意识就已深深地扎根于早期的习俗中(参见弗兰哲,v,p. 307 ,文章受难日和复活日的计时(No. 159))。


因此,最早的传统与阿提斯神的礼拜有某种联系。同样,松树对阿提司神而言是神圣的;十字架的所有遗物都是由松树组成的,这决不是巧合(参见文章 十字架:它的起源和重要性(No. 39))。


弗兰哲和达册尼(Duchesne)认为,人们武断地宣称基督就是3月25日死而复活的是为了迎合一个更古老的春分时节。这好像与一个更古老的信仰相一致,即世界就是在那一天被创造的(弗兰哲,同上,p. 307)。


阿提斯神把神圣的圣父和圣子的品格融于其中,他的复活也在那一天在罗马正式被庆祝。所以,它不只融合了我们所关注的复活教义,而且还融合了三位形态论(Modalism)的来源。三位形态论指一个神具有各种属性,但却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这就是三位一体形成的概念。


近来,有更多关于"耶稣是独一真神"的左道邪说潜入了新教的准诺斯替神学。


这种替代倾向就是在几个异教节日里基督教名字取代了异教节日的原名。为了符合母爱女神和天上童女的神学,黛安娜节(Festival of Diana)被八月的圣母升天节(Festival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所取代。同样的改变有:四月异教的巴利利亚节(Parilia)被圣乔治(St George)节取代。六月的仲夏之水节被施洗者圣约翰的节日所取代。每个都与它所替代的预示论有关。十一月的全灵圣宴(The Feast of All Souls)是古代异教的死亡宴席。基督诞生日替代了太阳诞生日。复活节只是弗里吉亚人所信仰的阿提斯神在春至的宴席。应该记注的是,总而言之,弗里吉亚人是密特拉斯体系和神秘礼拜的源头 (参见尼古拉丁人( Nicolaitan) (No. 202))。


密特拉斯(Mithras)是大约在主后63年由波北(Pompey)抓捕的海盗们传入罗马。在冬至庆祝基督之死的地方就是敬拜阿提司神的发源地或扎根之地,分别为弗里吉亚、高卢(Gaul),很明显还有罗马自身。弗兰哲认为很难把这巧合视为偶然(v,p. 309)。


复活节的另一个特点是,复活的日子也是三月27日,迟了两天,这就是星期五受难日和星期日复活日的缩短期。弗兰哲认为以异教节日取代基督节期在圣乔治节和圣母升天节中可看到(v,p. 309)。


当我们看到拉克坦提斯(Lactantius)传统,还有在高卢的基督教会的传统,都把基督之死定于23日,复活日为25日,这完全与阿提斯的节期相吻合,那么它或许就是不同宗教信仰汇合在一起最明显的东西了。希伯来年历中是不可能记录基督本该受难这个内容的,这直接与阿提斯神的敬拜有关(参见弗兰哲,同上)。


到了第四世纪,那些敬拜阿提司神的人都在苦诉基督徒已经假冒了他们的神学或阿提斯神的复活;基督徒宣称阿提斯神的复活是恶魔似的基督复活伪造品。


不过,我们从历史和语言学可知道:原始的复活日期是基于逾越节的,而逾越节又基于太阴历;它为尼散月14和15日,紧跟在星期日的麦束供奉日之后。所以,逾越节可以于那星期的其中两天来临,与星期日的麦束节还有一段距离。该节日象征了弥赛亚的升天而非复活。复活于前天晚上到来。从另一方面来说,复活节局限于星期五的钉十字架和星期日的复活,直接与圣经冲突。它在阿提斯神的礼拜中日期原本是固定的。Easter 这个词甚至也被英语版本圣经KJV用来取代逾越节以便进一步掩饰这个问题。


在换季和复活节的蜡烛


我们从以上看到,蜡烛从古代雅利安信仰传入敬拜体系。它源自同一个祖先,在雅利安人大约于主后1000年进入印度之前好象与叙利亚-巴比伦(Assyro-Babylonian)体系有关。这本该是雅利安人在主后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千禧年的最早时期。


德国人延续着古老的雅利安习俗。他们在复活节点燃新篝火,把火棒送到每个家中点火以避雷神、风暴神和暴风神。据弗兰哲记录,这种习俗在德国各地仍能看到。新教和天主教团体中的差异在于新教是由年轻人来看火,而天主教则由成年人来看火。这些节日都直接与古代的生育习俗有关。教堂是后来才引进的,它作为列队行进的一个所在地,这些习俗就按照太阳的自转围绕它转。火把在复活节山(Easter mountains)被点燃。


该习俗以复活节蜡烛的形式被引进天主教。这根大蜡烛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晚上在复活节被点燃。然后,教堂的所有蜡烛都是由这蜡烛而点燃。这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复活节,那时大蜡烛会再次被点燃。大篝火继续在天主教国家点燃;在复活节前夕点燃的大篝火中通常都有一个木头人,他叫犹大(Judas),被焚烧于其中,浑身都是神圣的棕树树枝灰。这些灰在播种时会和种子一起撒入田中。就算火中没有这神圣肖像,这火还是叫做焚烧犹大(the burning of Judas)(弗兰哲,x,p. 121)。弗兰哲记录到,在巴伐利亚(Bavaria)人们用一种新点燃的复活节蜡烛来点灯笼,年轻的男子跑向火堆点燃它。第一个跑向火堆的人在第二天,如复活节,在教堂的门口会受到家庭主妇的赏赐,即授予他们红鸡蛋。焚烧犹大之后,人们会欢声笑语大大庆祝(同上,x,p. 122)。


就在那一天,在阿伯路之(Abruzzi)教堂收集圣水以防止巫婆和她们邪灵的缠身。蜡烛上的蜡放在帽子上来抵挡风暴时的打雷和闪电。在意大利的卡拉步里亚区(Calabria)和其它地区,有关新水的习俗都差不多。类似的信仰在波西米亚的德国人中也能看到(也参看主显节的部分)。


R.钱伯斯(R Chambers)(岁月之书〈The Book of Days〉, 伦敦和爱丁堡,1886,I,p. 421)记录道:罗马所有的火都要在复活日由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中点亮的神圣之火重新被点燃(参见弗兰哲,x,p. 125)。


点燃蜡烛的习俗于太阳日的前一天夜晚开始,是古代太阳敬拜体系的一部分。蜡烛属于古代魔术习俗,在神秘体系中很普遍,在叙利亚-巴比伦人的万物有灵论体系中也这样。


点燃蜡烛的习俗具有多种象征意义。圣殿里的蜡烛都很特别,具有特定的意图,如在Menorah (犹太宗教仪式所用的烛台之一种)中象征了七个灵的七盏灯,还有在所罗门殿中象征七十盏灯。这之后被神秘论者译为七个天堂和七个星球。通过七级万物有灵论的萨满教而升天的习俗是通过Merkabah神秘信仰进入犹太教的。


蜡烛本身是个人光亮的一种象征,从而也是个人生命的象征,与宇宙和世界的生命相反(参见 Cirlot 的象征词典,Dorset,1991,p. 38)。这是神秘信仰中的一个特征,不属于基督教。


在异教祭坛前点燃蜡烛和基督教中后来出现的习俗是基于无神论和亵渎圣灵的教义以及企图把神圣和个人分的做法的基础之上的,虽然说这属灵力量的行为受到了所敬拜偶像的安抚。偶像越多,所需的蜡烛也越多。这些蜡烛象征了灵魂教义的泛神论思想。


犹太教的习俗以低潮的思想方式运作着;它源于巴比伦人的受俘时代,神秘信仰也是从那时进入犹太教的。


在加巴利犹太教(Kabbalistic Judaism),一个人通过对灯的冥思苦想才可进入佳华拿门(Gate of Kavanah)(或专注)。因此,这象征了一个人从一盏灯冥想到另一盏更高的使思想得到升华。两盏灯个别叫作巴合(Bahir (聪明))和佐尔(Zohar (亮光)),都暗指了两个最重要的加巴利古典主义(Kabbalistic classics)(Kaplan Meditation and Kabbalah,Weiser,1982,p. 118)。这些灯光是对斯费罗(Sefirot)的反应。摩斯利昂拉比(Rabbi Moshe de Leon (1238-1305))在他的Shekel ha Kodesh 1292中领会了这些体系。


这个升天体系为萨满教升级到第七伟大的光Ain Sof。它们是:多福Tov (良好) 诺革Nogah (亮光)卡夫特Kavod (荣耀)巴合Bahir (聪明)佐尔 Zohar (亮丽)牵莫Chaim (生命)和永恒及第七个是Ain Sof (冠冕)。与斯费罗(Sefirot) 同等的有彻斯Chesed (爱) Geveruah (力量)提飞乐(Tiferet) (美貌)尼特佳(Netzach)(胜利)霍特(Hod) (奇妙) Yesod (根基) (Kaplan,同上,p. 119)。


古代的《光明篇》(Zohar)谈到了与火相关的各种不同的颜色;这也许是源自马资典(Mazdean)体系。以月亮神的形式通向Sin的敬拜的七级的颜色被认为与巴比伦的金字形神塔Ziggurat相一致(请看金色小牛犊 (No. 222))。


整个体系是正统的神秘教主义;各种样式的蜡烛的应用都直接与魔术和神秘习俗有关,除了在上帝的圣殿里被点燃为门诺拉(Menorah)。他们在光明节和普林节的应用在以下讨论。


逾越节或复活节


计算春至的太阳日的方法和计算利未记23中的麦束供奉的方法差不多,可是却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逾越节和复活节体系之间才有所差异。


牛津大学通用字典(Universal Oxford Dictionary)给出了复活节或复活日的制定方法。复活日为真正的太阳日,即复活节(Easter)。


它在日历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被守,如日历月的第14日-发生在三月21日或其第二天。复活节周内应用的习语 (1964年版,p. 579)。


这就是决定复活节或伊师塔节期的方法,而不是决定圣经中逾越节的方法。


这些论点在四福音书信仰者(Quarto-deciman)争论的历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论证。该争论发生于亚尼西特(Anicetus)到维克多(Victor)(或Victorinus)的任职时期。他们从第二世纪中期一直到末期都为罗马的主教(c. 154-190)。


所以,从四福音书信仰者的争论中我们知道这错误的日期体系在第二世纪源于罗马;教会中那些使徒教授的人反对它,例如: Polycarp反对亚尼西特(Anicetus),还有他的门徒Polycrates反对维克多(Victor)(或 Victorinus)。苏格拉底(Socrates Scholasticus)(c. 439 CE)后期的文章把错误引入到了历史中,而且在很多立场上都是错误的,其中许多错误都由尼西亚和尼西亚后的圣父(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的编辑者挑了出来(参见 NPNF 第二版,第二卷, 引文)。


苏格拉底(Socrates)记录到,四福音书信仰者保有了月亮的第十四日这个日子,却忽略了安息日(同上,Ch. XXII,p. 130)。他记录是罗马的主教维克多把他们逐出了教会,并因此受到依联纽斯(Irenaeus)的审问(同上)。 他设法在这后期向彼得和保罗提出请求,让他们和约翰一起支持罗马人的复活节习俗和四福音书信仰者(Quarto-deciman)的习俗(同上,p. 131)。他坚持认为没有一派可以对他们的看法提出书面见证。不过,我们正确知道四福音书信仰者根据Polycarp和Polycrates(两者都是约翰的直授门徒)的作品向约翰呼吁。没有向彼得和保罗作出任何要认真支持复活节的呼吁。另外,有关如何计算复活节而建议对十二个门徒做出划分的做法是荒谬的。


苏格拉底(Socrates)的一个观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教会和四福音书信仰者并没有根据犹太人的现代计算法来保有逾越节的日子(比如在他于437年所写的在358年引进希勒尔日历(Hillel calendar)之后的日子)。他认为大致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同上,p. 131)。


在他们所主张的这个习俗里,他们不服从几乎在每件事上都犯错误的现代犹太人,而服从古代人,并根据约瑟夫(Josephus)创作了他的历代犹太人(Jewish Antiquities)的第三部书。


比如,犹太各年代(Antiquities of the Jews),第三部,第10章,全文摘录如下:


在先提克斯月(month of Xanthicus),即我们所称的尼散月,也是一年的开始,在那月的第十四天,当太阳是在处于白羊座(公羊座)时,因为在那月我们从埃及被释放,他命令我们应该每年献祭,当我们离开埃及,他们也命令我们献祭,那就是逾越节。


白羊星座的迹象于4月19-20日结束,因此逾越节不可能在其之后到来。第14日不可能早于春至,所以我们可以用古老的参数方法测量逾越节。我们在这里看到早期教会没有根据犹太后期的传统遵守希勒尔(Hillel)体系。苏格拉底(Socrates)的大多数记载都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证据。


因而,尼散月14日的准备日在古代就被视为逾越节的开端;其日期可能降临于春至。但是尼散月15日为第一个圣日,也是进食逾越节晚宴的第一个晚上,它是不可能在春至到来的。古老的习俗是现代规则的根基。然而在犹太人分散之后他们只守尼散月15日,却不是仍旧守着他们在过去按照士师记16:5-7所遵守的那两日。


我们也可从苏格拉底(Socrates)这里看到,尼西亚委员会没有如(Audiani)所说制定复活节的时间(参见NPNF,同上,第131页,脚注14到第131页)。它是根据古代传统而定,而这个我们知道它是根据敬拜阿多尼斯神和与伊师塔或维纳斯相关的阿提司神,还有太阳神的敬拜而定。它解决了异教体系中的阿提司和阿多尼斯神的纷争。尼西亚委员会单纯地把复活节设定为正式节日,引用了现存的异教习俗,却调和了它。它没有确定或肯定这节期。犹太人在尼西亚委员会结束不久的358年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然的假日历。我们从苏格拉底的文章中可看到这一点。该事件大概就发生于他那个时代,因此记录得应该更准确。所以,基督教的逾越节是完全被异教删除的,被复活节取代,或被一个拉比犹太教的假日历所取代。假日历把逾越节在尼散月的日期与太阴历联系在了一起。尼西亚委员会规定:若把复活节放在满月之后的星期日,那么它应该是尼散月15日,这样实际上,复活节是不可能(可是也不完全是)降临于逾越节麦束供奉的那个星期日的。因而,复活节和逾越节几乎是不可能恰巧出现在同一个节期中。据说,这是为了让基督教与犹太人分离。可是,事实上这是肯定了错误的神的体系,打乱了真正的节期秩序,使它与泛神敬拜混淆在一起。


复活节的意义


纯粹的英语本身是最生动的。逾越节(Passover)在早期教会的著作中被写成Pash。复活节Easter 这个词源自古代的安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形式。


牛津通用词典(Universal Oxford Dictionary)解释道:复活节(Easter)的意思是源自古代英语éastre 或阴性复数éastron。它说:


别他〔Baeda〕源自Eostre (诺当(Northumb) sp. of éastre)这个字,一个女神的节期是在春至庆祝的(同上)。


然后该词典继续忽略其中的重要内容,并把它与基督徒的节期相联,之前它发现了其最早期的用法与女神的礼拜一致。


春分是日长夜短的开始(所以也叫昼夜平分点),过后这种趋势也发展得越来越快。所以,所象征的是肥沃生育。


从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兔子,蛋等等。兔子在古代巴比伦体系中是肥沃生育的象征,这可在考古学记录中看到。非洲直至美洲一带的人一直把兔子用在古代的顺势疗法魔术中(弗兰哲,i,pp. 154-155)。他们也被用在各种仪式中来企求停止降雨(i,p. 295)。


不只是基督教在其仪式上采用了蛋的象征意义。拉比犹太教也把一个蛋放入逾越节家宴的餐桌中来亵渎这个一年一次的逾越节家宴。他们采用了希勒尔历法(Hillel calendar),因而他们自己根本从不遵守逾越节,而且还凭借他们的错误历法体系阻止遵守他们的体系的其他人守逾越节。


伊师塔或阿施塔特(Ishtar or Astarte)


Easter (阴性复数Eastron)其实是伊师塔的名字,也是阿施塔特的另一个叫法。Ashtaroth为希伯来语的复数形式,意指阿施塔特的各种表现形式(申命记1:4; 希腊语Ashtoreth),她是迦南人的生育女神亚塔拉特(Athtarath),其发音类似于Ashtarath 或 Ashtereth。


希腊人就是从这里得到了阿施塔特这个名子。希伯来人在圣经经文中写外邦神的名字时似乎保留了辅音字母,但却用其它的元音字母替换了原来的元音字母,如bosheth或shame。Ashtarath 或伊师塔(Ishtar)还未传入英国之前在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时代为伊施特(Easter)。


在拉丝善马拉(Ras Shamra),她在太阳神巴力(Sun god Baal)的日食过程中扮成植物女神亚拿特(Anat),这是主要的角色(圣经双解字典,第1卷,第254页)。她在巴勒斯坦不怎么被人尊为阿施塔特多(Ashtaroth),而更多地被人尊为在那儿扮演Anat角色的阿施塔特斯。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女神以不同的名字所扮演的同样角色。这好像展现了某个局部或其它方面的重要性。这看起来好像与阿耳特弥斯-黛安娜(Artemis-Diana)的区分一样。有关巴力和阿施塔特的生育肥沃礼拜的季节性仪式在早期的以色列都可看到(士师记2:13; 10:6; 参照圣经双解字典,同上)。撒母耳在米士巴(Mizpah)选举索尔时命令以色列人把巴力(Baalim)和Ashtaroth除掉,以表明他们是有关联的,是不只一个的(撒上7:4)。以色列人并没有这么做,并在被腓力斯人打败以后承认了其背教(撒上12:10)。从撒上31:10,我们看到了她在贝佛善(Beth-shan)的礼拜。该地区当时没有被以色列占领,却在大卫时代遭到毁灭。所以,她的礼拜在该地区很普遍。她叫做牛角的亚斯他碌(Ashtaroth of the Horns (Ashteroth-karnaim)。这是一个Rephaim的城市,而且是属于巴善欧格王(Og king of Bashan)的属地(申命记 1:4; 3:10; 约书亚记12:4)。基大老玛(Cherdorlaomer)在那里突击了Rephaim (创14:5)。之后,玛吉(Machir)占领了该地区(约书亚记13:12,31),成为以色列人的避难所(历代记上6:71;参见约书亚记21:27)。这是阿施塔特女神的象征。她为牛角女神,同样也代表了埃及的母牛女神哈索尔(Hathor)。这也代表伊师塔和月亮神罪(Sin),她在地平线上的弯月中的朝天角与维纳斯一样都被视为夜晚的星星(比较金色小牛犊(No. 222))。因而,该体系很古老,对Rephraim以及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宗教体系,尤其是亚述-巴比伦人(Assyro-Babylonian)的体系,很关键。


亚斯特碌(Ashteroth)(a. soneka) 也是一个普通名词,意指一群小羊群或繁殖群,表示羊的繁殖能力(比较 申命记7:13; 28:4,18,51)。从这些词语的古代词源学就可推导出繁殖或生育肥沃体系,甚至正因为如此,春至的太阳标志被古人命名为白羊座(Aries)或公羊座(the Ram)。


阿施塔特或伊施特(Astarte或 Easter),不管她们以什么形式现身,都是之前所提到的母爱女神,而且与作为主的儿子-爱人(意指巴力和阿多尼斯等等)有关。我们看到,她作为天上童女或母爱女神,象征了那个引导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偏离摩西的带领的金色小牛犊。在星星、月亮和太阳的三位一体中,我们看到她为夜晚的星星(因而也是金星),是情爱女神,还是晨星,为战争女神。她又叫阿芙罗狄蒂(Aphrodite),扮演了战争的角色。按照以赛亚书14和以西结书28,该名号直接与撒旦有关。她也与月亮女神罪有关;我们就是从她才得到了这词,她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成员,与太阳有关。这些节期都与这象征有关。


所罗门支持Ashtoreth的礼拜(王上11:5)。她的圣地建立在锡安山对面的橄榄山上的污秽的山上(Mount of Corruption)。该圣地在约西亚改革时代被毁灭。在这两种情况中,这种礼拜与腓尼基人有关,尤其是西顿人。所以,在克里特岛的Sin的牛制度和米诺特的(Minotaur)的祭献也都与早期的海神(Sea Lords)的海洋体系有关。她的敬拜与亚摩尼人(Ammonite)的米尔可神(Milcom)和摩押人(Moabite)的基摩斯神(Chemosh)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好像与她亚达(Athtar)的形象,即金星有关,其中Ashtoreth为女性。她在拉丝善马拉(Ras Shamra)的文章以及从十九世纪埃及王朝起的文章中为巴力的配偶和同盟;她也是海王所要的新娘。从拉丝善马拉(Ras Shamra)的文章中有可看出她与巴力有关,是克蕾王(king Keret)传奇中生命或死亡的给予者。这里,王以Athtarath的名,即巴力Baal的名,施一个诅咒。所以这名与巴力有关,具有阴阳两性的特征,为配偶和生育的给予者。在拉丝善马拉,她的地位被巴力的妹妹亚南(Anath)攫取。但是从圣经和腓尼基人的记录中可看出她是古代最重要的神(圣经双解词典,同上,文章Ashtoreth,第255-256;比较金色小牛犊[No. 222])。


在艾德福(Edfu)在托勒密(Ptolemies)领导下的埃及人把亚斯特碌(Ashtoreth)描绘成一位狮头女神。这再一次与狮头艾恩(Aeon)和神秘体系联系在了一起。她作为Quodshu 或神圣,手里拿着一棵纸莎草和一条蛇,站在一头狮子上,站在埃及的肥沃生育神敏(Min)和闪米特人(Semitic)的毁灭和死亡之神雷设佛(Resheph)之间。她的头发样式与母牛女神哈索尔(Hathor)的角一样。来自格责尔(Gezer)的铜像中有一个有角裸体神像。人们认为那些角就是亚斯特碌的角。她的礼拜体系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到公元前十三世纪在贝丝山(Beth-shan)一带广泛流行。公元前二世纪,在德洛斯岛(Delos)有一个对巴勒斯坦的阿施塔特( Astarte of Palestine )实行礼拜的中心(同上,p. 256)。象征肥沃生育的为有角女神,胸部很突出,胸前常有一朵莲花和一条蛇。胸前夹有一只白鸽的亚诗拉(Ashera)总被描绘成母爱女神。从迦太基的一个未注明日期的题词中可看到,她也与治疗爱斯曼(Eshmun)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神有关。这是礼拜中很通用的角色,可在自古就对海洋神有研究的凯尔特人和德鲁伊特人(Druids)中看到。一个与她的亚述形式伊师塔(Ishtar)相关的名字是Ishtar-miti-uballit 或伊师塔使死亡得到复活(Ishtar make the dead to live )(同上)。因此,在复活节复活的主题与她的伊施特(Easter)形式联系在了一起。


天上的女王


先知以西结( Ezekiel)指责以色列的女人为塔目兹(Tammuz)哭泣(西8:14)。这个叙利亚女神在偶像崇拜盛行的以色列被哀悼为垂死之神。


塔目兹与天上女王有关。我们知道天上女王也是天上的童女。人们为她烘制蛋糕。但耶利米先知却全盘否定这种习俗(耶7:18; 44:19)。


如我们所见,天上女王也是一位古老的东方女神。她与收成有关;最后丰收的谷束和谷物通常都为她献上,所以称她为女王(弗兰哲,ii,p. 146; vii,p. 153)。


雅典女王嫁给了狄俄尼索斯神(Dionysius)(ii,pp. 136 ff; vii,pp. 30 ff)。人们好象也为这完美神圣的结合和眷侣设立了一种仪式。没人知道到底神是用人还是偶像来扮演。雅典的律法规定王后必须是一个自由民(burgess),除了她丈夫以外并不认识其他男人(弗兰哲,ii,p. 136)。她的侍从是十四位圣女,每个人都代表了狄俄尼索斯的一个祭坛。 神秘礼拜中的狄俄尼索斯的仪式是定在亚拿斯特联(Anasterion)12日(或二月左右)。这十四位童女在沼泽地上在古老的狄俄尼索斯的祭坛前由王后宣誓为清白和纯洁。那祭坛每年也只在那一日才开放。之后她的婚姻仪式开始;据亚里斯多德记载 (雅典宪法,iii,p. 5)该仪式举行于雅典卫城Acropolis的东北角王的古老居所,即牛槽(Cattle stall)。不过,这也是古代葡萄和果树肥沃生产节日的一部分;狄俄尼索斯为其中的神 (罗马人的巴克斯) (比较弗兰哲,ii,pp. 136-137 and n. 1)。


王后成为众神的伴侣,可还是肥沃生育女神和母爱女神。人们在丰收结束时把最大、最饱满的谷物穗有序地从田中拖了出来。


埃及女王也是阿蒙神(Ammon)的妻子(ii,pp. 131 ff; v,p. 72),她亲自扮演了女神。这种情况在后期有所退化。因为神圣伴侣是一位来自良好家庭的年青貌美的女孩。可是她性情放荡,后来她进入了发育阶段开始懊悔了,并放弃了婚姻(斯特雷波(Strabo),xvii,I,46,p. 816)。希腊人以他们的处女女神雅典娜(Pallas)的名字来命名这些女孩为帕乐迪斯(Pallades)。


这种作践行为自古就与伊师塔的敬拜习俗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小亚细亚的礼拜中心大多数伊施特或伊师塔的虔诚者都会花一点时间在圣殿中当妓女。在科林斯湾,当妓女很正常;实际上该城市的每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或多次的作妓行为。


阿波罗的女先知也扮演了这配偶的角色。只要该神逗留在他冬季的神谕处和家中,即巴塔拉(Patara),他的女先知就会每天晚上过来与他过夜。


以弗所的生育女神—多乳房的阿耳特弥斯(Artemis)有好几个配偶,他们被称作艾赛尼(Essenes)或蜂王。他们要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地禁欲以便献身给该女神。在以弗所地区的记录或题字表明有些人都已经结了婚。


她的神殿周围种植了一片果林(弗兰哲,i,p. 7)。因而,她也与掌管农业、丰饶的得墨忒耳(Demeter)女神有关(vii,p. 63)。这样人们也把她当作黛安娜,她是看守果树的女神(i,pp. 15 ff)。这母爱女神被弗兰哲视为森林的王(King of the Wood)和他在纳米(Nemi)的森林女神黛安娜(Diana)。这似乎合情合理,也正因为如此,使徒行传中以弗所的群众才把这个女神当作以弗所的黛安娜女神。这又转向了童女的礼拜;果树是在童女升天节那天得到祝福的(弗兰哲,i,pp. 14 ff)。基督教中童女的礼拜就是伪装各异,有时候甚至穿着一致的伊师塔、阿施塔特、黛安娜或阿耳特弥斯的礼拜。


与埃及的神秘体系相关的习俗一直传到奥斯罗(Osirus)的礼拜中,其敬拜者不准伤害果树(弗兰哲,vi,p. 111)。狄俄尼索斯也是一位果树神(vii,pp. 3 ff)。我们在这儿看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告诉我们这些神并不是真的不一样,他们仅仅是同样的敬拜体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反映的也是同一个主题。


这些在以弗所的艾赛尼派教徒(Essene)都不会凡间女人发生亲密关系,因为自古以来贝尔(Bel)和阿蒙神(Ammon)的妻子也都不会与凡间男子发生亲密关系。这看起来好像是为了守身献给为母爱女神的天上女王。这也是为什么祭师们都为她守身或当太监。该习俗在改为神秘礼拜体系之后从外邦异教和诺斯替教传入了基督教(见素食主义和圣经(No. 183)。那些在小亚细亚伊师塔礼拜仪式中的女子都不是处女,反而很淫荡。普林尼(Pliny)在库母兰会社(Qumran)中称Zadok的儿子为艾赛尼教徒,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一些命令都是有关严格守身和禁欲的条令。他们并不称自己为艾赛尼教徒;那些异教神的祭师很可能已经犯下了极其严重的过错。


在法国(ii,p. 87)和英国(ii,pp. 87 ff),五月的王后(Queen of May)女神象征了植物灵魂 (ii,pp. 79,84)。


人们通常认为母亲也是谷物女神,收成的最后谷物常常是象征性地为她献上,用这最后的谷物专门制作的蛋糕也是献给她的。这象征意义以不同的形式流传于欧洲各地。但都与这个丰收女王有关(比较 弗兰哲,vii,pp. 149-151)。


献祭用的蛋糕是用新收成的大麦或稻谷做成的(弗兰哲,viii,p. 120)。大麦于逾越节或复活节成熟。印度人(Hindus)在新月或满月的丰收初期举行祭献仪式。大麦在春天收割,而稻谷则在秋天收割。他们用这些新谷制作献祭用的蛋糕,并把蛋糕放在因陀罗和阿格尼视为神圣的十二个陶瓷碎片上。稀粥和煮熟的谷物是献给众神所居住的万神殿——维司迪华(Visve Devah);放在一块陶瓷碎片上的那个蛋糕是献给天地的(同上)。这与耶利米所记录的把蛋糕献给天上女王的内容相似,好像自古以来雅利安人(Aryans)就熟知此习俗。印度体系中的祭献是第一批收成的果子的祭献;祭师的酬劳是第一胎牛畜。所以,我们看到古老的雅利安人的第一批收成的果子体系潜入了印度教。丰收女神是高利(Gauri),湿婆(Siva)的妻子。米蛋糕和煎饼是献给高利的植物状肖像。它在第三日被丢入河里或一个水缸里。人们从那儿抓起一把泥土或小圆石把它们带回家,然后仍在屋子和院子里来确保肥沃。这与在意大利的复活节第三日打扫教堂的习俗的效果差不多,都显示出了一个比基督教还永久的古老习俗。这些蛋糕就是基督教今日的热十字架面包(hot cross buns)。


同样的习俗也在缅甸南部的中国出现。中国人把第一批收成的果子献给伯克来(Pok Klai)女神。


这母爱女神以女神观音(Kuan-yin)的形象进入佛教和东方世界。她就是后来成为大乘佛教(Mahayana)体系中的亚华落奇特斯华拉(Avalokitesvara)。


她在基督教中为天上童女,即玛利亚。她为耶稣基督的母亲;一些亵渎神明的人也称她为上帝之母(Mother of God)。


黑色圣母玛利亚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母爱女神是以童女玛利亚的形象进入基督教的。她叫做圣母玛利亚(Madonna)。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脸涂成了黑色成为了得墨忒耳,或者春天的生育、丰饶女神,如阿耳特弥斯或黛安娜,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她的植物灵魂女神的形象。


该女神在基督教中好像被称作黑色圣母玛利亚(Black Madonna)。


在早期教会中并没有童女玛利亚(Virgin Mariam 或Mary)的礼拜。ERE在讨论玛利亚的礼拜时说道:


不提及玛利亚的名字,或关于她的事,出现在新约圣经的圣餐礼;罗马的圣克莱门特撰写的第一篇使徒书中没有提到公众敬拜的感恩节。《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以及贾斯廷 马丁(Justin Martyr)或特图联(Tertullian)所记录的圣餐礼仪式中也没提到。呼唤圣玛利亚的唯一一个地方是在纪念殉道者和离去了的人的地方;圣塞浦路斯(St Cyprian)对此说道:


‘忠诚的信仰者都知道,传道书的训诫教导到殉道者在上帝的祭坛前被命名,他们自己没有被祈祷,而是为怀念的人被祈祷。(Epp. i,[Opera,Oxford,1682,p. 81])。


在‘殉道者’中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童女多次被提到 (ERE,Vol. 8,pp. 475-476)。


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Mariolatry)是在被引入东方习俗之后才引进过来的。罗马帝国采用教会制度之后,异教习俗或异端也被采用了。Epiphanius记录道:

异端(异端,lxxix) 就是在色雷斯( Thrace)、锡西厄( Scythia)和阿拉伯(Arabia)的一些女人都把童女敬为女神,并给她献上一种蛋糕[kollurida tina],即所谓的 ‘科莱利典(Collyridians)’。毫无疑问,他们的习俗(比较 耶44:19)及其概念都保留了与女性神紧密相关的异教教义的味道。


这些蛋糕都是为天上王后在她的节日,伊师塔或伊施特或阿施塔特的节日,在还未被巴比伦统治之前而做的。


以毕芬尼(Epiphanius)坚决认为玛利亚[或玛利安]不应该被敬拜。在圣马可(亚列山大)的礼拜仪式中,祷告中原本有玛利亚,通过祷告上帝会让那些为神圣而牺牲的人得到安歇(ERE,同上,p. 478)。玛利亚或玛利安被视为那些在等待复活的死者。


三位一体论者,尤其是卡普多西人(Cappadocians),在应对非三位一体论者(即后来的雅利安人)的争论时大大尊崇玛利亚(比较 ERE,同上,p. 476)。他们尊崇基督为上帝,玛利亚为上帝之母,因而也是母爱女神和众神之母。这些概念纯属外邦之言,源于第四世纪。拉姆齐(W R Ramsey)说道:早在五世纪时,人们在以弗所就开始对童女玛利亚尊敬。这种尊敬就是把外邦的安那托利亚人对童女母亲的敬拜洗礼化(保罗等人的著作 ,p. 126; cf. ERE,同上,p. 477,n. 1)。


童女玛利亚就是以弗所的阿特密斯或黛安娜,她是保罗强烈反对的女神(徒19:24-35)。


直到中古时代至特伦特(Trent)委员会于1563年结束之际,我们看到玛利亚已在敬拜仪式中受到极高的尊崇,人们常常这么说她:


最圣洁,无暇,得福,我们的女神,上帝的母亲和思想过程,这显示出她的祷告中穿插了一段敬礼— 充满恩典的敬礼……因为你把世界的救主带到世上来。’ (ERE,同上,p. 478)。


毫无疑问,一开始人们就认为玛利安,或玛利亚,基督的母亲,已经去世,并祈求她而不是对她祈祷。她作为母爱女神的礼拜仪式磨灭了这个习俗。


在十二月仪式上,母爱女神扮成一副黑脸为生育、丰饶女神得墨忒耳。她的黑色圣母玛利亚形象与生育丰饶和神秘礼拜仪式有关。她的礼拜,不管是什么形式,都是异教的,直接与基督教相冲突。


特伦特委员会竭力削弱玛利亚的偶像崇拜,并清楚地区分上帝、耶稣、玛利亚和众圣徒的敬拜的概念。


后来,历代主教都削弱委员会的效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日。


犹太光明节和普临节(Purim)


一个反应了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影响的犹太节日就是光明节(Hanukkah)。它没有宗教意义,也从未停止过。该节日为9月25日,叫做企斯利Chislev (或Kislev),接近十二月。


按照巴鲁书(Baruch)6:19,我们知道巴比伦人在他们的偶像面前点蜡烛。该书好像以轻蔑的口吻提这件事的。我们从以上的参考文中看到希腊人也接收了这种风俗。从塞硫古(Seleucid)王朝以及它对犹太人的影响起,巴勒斯坦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


根据哈因索斯(Hayyim Schauss)的著作(T犹太人的节日: 历史和习俗,Chanukkoh,Schocken 著作,p. 211),其政治影响在耶路撒冷还未完全同化。我们只需要看看希腊神的园林只在伯利恒(看下文)就可看到这话是很天真的。他在第212页上说到希腊化的过程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在叙利亚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政党都是接受希腊文化熏陶的贵族党派。从该体系引发的争论在安太阿卡斯(Antiochus Epihanes)的带领下高涨到了极点。大祭师是支持叙利亚的贵族党派杰孙党(Jason)(由约书亚变化过来)中的希腊犹太人。他在耶路撒冷建起一间体育馆,并引进了希腊运动。犹太人也使用希腊名字和文化(比较 Schauss,p. 213)。当叙利亚和埃及的争战爆发时,杰孙党就被更激进的倾向希腊和叙利亚(pro-Greco-Syrian)的美纳罗(Menelaus (Menachem))废除。安太阿卡斯在战场上被杀的谣传激发了杰孙党的斗志,他们带着1000名兵进入耶路撒冷攻打美纳罗。安太阿克斯攻进了耶路撒冷,开始屠杀支持埃及党派的每个人。他把圣殿洗劫一空,拿走了财宝和所有的金银器具,并监禁了美纳罗。一年之后安太阿克斯再次攻打埃及,可是却被罗马参议院下令撤兵。于是他只好退兵(比较 Schauss,p. 214)。之后,安太阿克斯不得不巩固自己的王国来与罗马和埃及对抗。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强迫国民敬拜希腊众神。犹太人不服从,于是他只好派一支军队到巴勒斯坦去强逼人们服从。圣殿被改成了希腊的敬拜所。他为了惩罚不守犹太信仰的人又引进了死刑刑罚。


一个纪律严谨的新国民党派在犹大马嘉比(Judah Maccabee)和哈斯摩尼(Hasmonean)家族的兄弟的带领下浮现了。


他们在基色娄月25日又再一次在圣殿祭坛前献祭,从而开始了每年八日的节日。他们逼迫废除叙利亚人的反犹太律法,开始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犹太王国。该王国持续了将近100年,之后就被罗马人吞没了。


索斯(Schauss)在第216页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他说:


他们在巴比伦被俘后的几世纪来一直是这小小的犹大地上一个渺小和软弱的群体……只是通过哈斯摩尼家族的改革和胜利人民潜在的力量再次被兴起,而犹太属灵生命中各种不同的倾向具有与众不同的形势。犹太人在那期间的人数和权势发展迅速。


据说,光明节是为了纪念哈斯摩尼家族(Hasmonean)的胜利而庆祝。可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在一群犹太人的支持下一段宗教大汇合的时间。正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连续八日点涂蜡长烛芯或蜡烛的习俗从十二月初开始,持续8天,这刚好与农神节或埃及的得墨忒耳和母爱女神的节日处于同一时间段。在人们的眼中,这表示吸入外来习俗来纪念犹太人贵族的胜利,并占用过去贵族统治的合法性。该习俗没有圣经根据。哈该书2:10-19说到基色娄月24日是圣殿重建的日子。实现这个预言时要用到这错误的日子(参见上帝的神谕 (No. 184))。


索斯著作中的305注释(310页)和普临节经文都指出,这些犹太节日所反映的思想都一样。同样,从他所记录的吃豆习俗也可看到这一点。他写道:这习俗最原始的来源一定具有原始普临节的特征,它是一个季节节日。比方说,鞭打和化装。因为人们认为豆类可用来避邪。正因为如此,豆类在婚礼上也要吃。


注意鞭打和化装的人要吃豆类。这也是习俗。不过现在只有东方的犹太人才在普临节(Purim)烧哈曼(Haman) 。


犹大就在此时被焚烧于欧洲的罗马天主教徒中。所有的人对这鞭打和化装的习俗都不陌生。


索斯在谈到普临节以及食用 Kreplech 和Hamantaschen时说道(在第270页):


Kreplech这个词很明显是来自德国。如同其它的普林节习俗,它从基督徒的 ‘忏悔星期二’转变过来,是普临节(Purim)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假设普临节中吃Kreplech 的习俗传入了Yom Kippur的前一日,并进入Hashano Rabboh。


他建出的这个滑稽解释表示人们在鞭打的日子中吃它们。因而是Yom Kippur的前一日,也是人们鞭打自己的日子;Hoshano Rabboh是鞭打柳树树枝的日子;普临节(Purim)是鞭打哈曼(Haman)的日子 (p. 270)。


自古以来,该习俗就是在光明节点灯。在普林节那一天,哈曼被吊在支架上烧。这就是基督徒反对该习俗的原因。因为它与基督相似。人们把哈曼吊在支架上之后就为哈曼的儿子点燃十支蜡烛。


我们在这里看到蜡烛代表一个人的灵魂;点燃蜡烛就是创造光亮。该习俗仅仅来自亚述-巴比伦人,源于异教的万物有灵论。它因着燃烧而消逝,可是却要与它粘在一起。点蜡烛是为了安抚十个邪灵。


索斯指出该习俗戏剧性的方面是在光明节开始,可是在普临节(Purim)在犹太人的居住区却很盛行。


他说普临节的化妆舞会是:人们通常认为普临节的化妆舞会来自意大利的犹太人,接着受到基督狂欢节的影响又从意大利潜入其它地区的犹太人之中。这种想法比较符逻辑性。不过,这样的化妆舞会从一开始就属于普临节,还有那些吵杂的声音。这两个制造吵杂声和化妆的习俗原本都是为了避邪,对抗那些在换季时必须被对抗的。应该更正确的说,普临节面具和基督教狂欢节都有同样的异端源由:都在每年的同一季节,都在春天来临之时,并且都有崭新的意义(p. 268)。


他发现最近在犹太法典(Talmudic)学派中流行着一种选举一位普林节-拉比的习俗(p. 269)。这习俗是由选举一位普林节-王的习俗发展而来,而该习俗又与在欧洲盛行的选举豆王或愚人的王来源于同处(见前文)。


节期中的这些不一定要遵守的很明显和确认无疑的异教习俗显示出,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古老原始的生育肥沃礼拜仪式的节期。它们由亚述-巴比伦人以及希腊和埃及人传入罗马和天主教,同样地也传到了犹太教。其它的体系通向复活节,它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进入逾越节。


犹太教的传统与主流基督教派同样不正当。他们确实是源自庸俗的异教;伟大的巴比伦统治着整个世界。


阿多尼斯在复活节上的敬拜


敬拜阿多尼斯神的仪式今日还在西西利(Sicily)和卡拉布里亚区(Calabria)实行。在西西利,阿多尼斯的花园仍然在春天和夏天撒种。弗兰哲由此推测西西利和叙利亚都在庆祝一个古老的死亡和复活神的春至节日。弗兰哲说:当复活节来临时,西西利的女人把麦,小扁豆和金诗雀种子撒在盘里。他们秘密地存放它们,每隔两日给它们浇一次水。不久植物就发芽了。茎杆用红丝带绑在一起。装它们的这些盘子被置于宗教圣物储藏所上。该所在耶稣受难节在天主教会和希腊教会设立。基督逝世的许多雕像也置于其上。这就好像阿多尼斯的花园被置于阿多尼斯神的坟墓上一样。这习俗不只是在西西利被遵守,在加拉布里亚区及其它地方也被遵守(弗兰哲,同上,v,pp. 253-254)。


这些花园至今还在克罗地亚(Croatia)种植,而且很多时候都与国家的颜色紧密联系在一起。


弗兰哲特别关注这种礼拜在基督教的普遍性质。希腊教会把这个节日结合到了悼念基督死亡的游行中,即在希腊各城市人们挨家挨户串门来哀悼基督的死亡。


弗兰哲认为教会巧妙地把哀悼阿多尼斯神的节日转嫁到了所谓的基督教的复活节上。那死而复活的阿多尼斯成为了死而复活的基督。希腊艺术家所描绘的悲惨女神拥抱着她的垂死的情人阿多尼斯的画面就是基督徒艺术宝库中的圣母玛利亚膝上抱着基督尸体的图画[雕刻] (Pieta)(同上,pp. 256-257)。圣彼得教堂所收藏的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这幅图画最著名。


耶罗门(Jerome)告诉我们通向伯利恒的阿多尼斯圣所的小丛林(或园林)。耶稣在哪儿哭过,叙利亚神和维纳斯的情人就在哪儿被哀悼(同上,p. 257)。伯利恒的意思是圣餐之家。因此,作为谷物神的阿多尼斯的敬拜与伯利恒有关,而不是生活的圣餐—弥赛亚。


很可能,这是蓄意同化对叙利亚神阿多尼斯和他的情人伊师塔或阿施塔特—罗马的维纳斯的信仰。


除巴勒斯坦以外第一席的基督教就是安提俄克。圣徒彼得在该地区担任主教。阿多尼斯的礼拜就是扎根于此地;该神的死亡与复活每年在这儿也被隆重地庆祝。


朱利安(Julian)国王进入该城时正好是庆祝阿多尼斯神的死亡与复活的日子,他受到了群众们热烈的欢迎。因而他们的行为使他大为吃惊。因为农神节是古罗马的一个大型的祭祀活动,相当于中国的庙会,向农神祈福,保佑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罗马的“农神节”,一般是12月17日——12月24日。这个节日,罗马人祭奠他们自己的农神Saturnus。


农神节是古罗马的一个大型的祭祀活动,相当于中国的庙会,向农神祈福,保佑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农神节庆祝活动  


罗马的“农神节”,一般是12月17日——12月24日。这个节日,罗马人祭奠他们自己的农神Saturnus。而在希腊神话中,农神是克隆那斯。克隆那斯是天空之神Ouranos和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传说中,盖亚诱使自己的儿子克隆那斯用镰刀阉割了自己的父亲Ouranos,从而使得天空与大地得到了分离。


在古罗马,农神节是年度里面最欢快的节日。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记载:“在农神节期间,一切工作与商业交易都暂停了,而奴隶也被给与短暂的自由作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一些传统的道德规范也被放宽,人们也可以自由的交换节日礼物。”换句话说,农神节期间,人间的魔鬼被释放出来,不受限制享受生活。


农神节——农神节与圣诞树

据称,圣诞树最早出现在古罗马12月中旬的农神节,德国传教士尼古斯在公元8世纪用纵树供奉圣婴。随后,德国人把12月24日作为亚当和夏娃的节日,在家放上象征伊甸园的“乐园树”,上挂代表圣饼的小甜饼,象征赎罪;还点上蜡烛,象征基督。到16世纪,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为求得一个满天星斗的圣诞之夜,设计出在家中布置一颗装着蜡烛的圣诞树。不过,西方关于圣诞树的来历流行着另一种说法:有个善良的农民,在圣诞节那天,热情地招待了一名流浪的孩子,临别时,孩子折下一树枝插在地上树枝立即长成大树,孩子指着这树对农民说,每年今日,树上都长满礼物,以报答你们的盛情。所以,今天人们所见的圣诞树上总是挂满了小礼物。 

谢选骏指出:人说“圣诞节与农神节”——我看“圣诞节与农神节的关系(以及其他的类似关联),体现了ABC神学的混合主义”。这是原罪的体现,是需要克服又克服不了的,是无奈的但绝不该鼓励。

2024年1月31日星期三

谢选骏:政治决定股市!战争决定政治!这就是战场经济!

《在中国方面犯下大错误 知名对冲基金惨了》(2024-01-22 彭博社)报道:


新加坡对冲基金Asia Genesis Asset Management Pte将关闭其宏观基金,此前该基金在中国股市暴跌和日本股市上涨后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幅下跌”。


Asia Genesis创始人蔡顺福(Chua Soon Hock)发给投资者的一封信显示,蔡顺福旗下的亚洲创世纪宏观基金(Asia Genesis Macro Fund)在1月份的前几周缩水了18.8%。


信中称,该基金在做多香港和中国内地股市以及做空日经指数方面蒙受损失后,正在向投资者返还资金。


Asia Genesis创始人、首席投资官蔡顺福在信中写道:“我已经到了失去作为交易者的信心的阶段。”


蔡顺福称,去年10月以来的艰难交易和今年1月的“灾难性”交易“证明,我过去的经验不再有效,反而对我不利。”


Asia Genesis是一家专注于亚洲的全球宏观对冲基金,旨在实现投资者的资本保值和正年度复利的双重目标。在今年年初,Asia Genesis管理着3.302亿美元资金。


蔡顺福表示,该基金在试图选择基准香港指数的底部时犯了一个“大错误”。他还对日经-恒生指数的价差感到“震惊”。


中国基准的沪深300指数周一跌至五年来的最低点,原因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抑制经济增长,通货紧缩压力加大。


自2020年底以来,追踪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的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已经下跌一半以上。相比之下,由于日本政府和证券交易所敦促企业提高股东价值,改善公司治理,日本股市一路飙升,本月涨至34年高点。


中国股市暴跌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共同基金关闭数量达到5年高点,这是投资者信心下降的又一个迹象。


蔡顺福在信中写道:“我仍然不理解中国政策制定者为何不与通货紧缩作斗争。”


蔡顺福基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希望中国央行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降息。但中国央行维持一年期政策性贷款利率不变,令投资者失望。此外,蔡顺福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天的讲话向股票投资者表明,他的重点不在市场。该基金随后在1月18日之前平仓了所有头寸。


蔡顺福于2020年5月创立了亚洲创世纪宏观基金。从2020年5月开始到2023年底,他的宏观基金创造了7.9%的年化收益,没有一年亏损。


蔡顺福写道:“我失去了自己的知识、交易和心理优势。短期和长期的风险回报原则已经发生转变。”


谢选骏指出:这位菜先生不懂“政治决定股市”,估计没见过六四屠杀、忘了东欧苏联共产党解体。输掉五分之一还算是好的,就是在美国,输掉一大半的也是常有的事情。千万要想开来,不能跳楼寻短见。


《习近平为中国社会主义金融指明方向,股市暴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1/01/2024)报道:


本周可谓习近平政权集体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一周。16号,中共党总书记习近平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称中国金融与西方金融有本质不同,并为中国社会主义金融发展指明方向;18号,中国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宣布去年中国GDP增长高达5.2%,依然保持全球领先优势,结果股市连续数天暴跌,18号更跌破2800点。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习近平执政十一年,股市从曾经的5100点以上直线跌落到2800点以下,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执政八年,台湾股市从马英九卸任时的8100点飙升到当下的18000点,一个社会主义股市,一个资本主义股市,孰好孰坏一目了然!


网友@大伟发帖说:股市不出意外的击穿了2880点。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一个国家把股市搞成全世界最差最悲催的融资市场,有想过全国亿万股民的福祉吗?放眼世界有谁家的股市是这个样子?印度美国就不说了,俄罗斯打仗也没有这个跌法,日本刚地震又是核电站出事,但日经ETF连续大涨。没有能力搞不好,就赶紧把这害人的市场关闭了吧。今天又有一个老股友出局了,真的是感概万千,原来的10倍牛人,未来的工厂保安,不知道还能不能翻身,时也命也。


网友@蔡慎坤发帖说:今天中港股市齐齐下跌应该是对谎言治国最好的一种渲泄,李强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吹嘘说:中国历来“言必信、行必果”,是重信守诺的国家。我们始终以最大的诚意,付出最大的努力,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是最值得信任的!众所周知,“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就没有遵守承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对外资开放也没有遵守承诺,甚至连联合国公认的公民基本权利都没有得到尊重和保障,竟敢吹嘘中国是最值得信任的!更不可思议的是,李强吹嘘去年中国GDP增长高达5.2%,依然保持全球领先优势,然而傻瓜都知道2023年中国经济一片哀嚎,房地产企业纷纷暴雷,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都在急速下降,连税收和居民收入也不例外,青年人失业率都不敢再公布,不知道GDP增长5.2%是怎么算的,又是谁定的调子,如果一个国务院总理,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想靠谎言度过危机,那么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自搧耳光!


网友@财经真相发帖说:既然GDP高达5.2%,为何还要继续推出一万亿?既然经济还不错,为何银行还在降息?美国经济2023年也就3%,反而连续加息,欧洲经济0%增长,反而继续维持高利率!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再撒谎好吗?网友@中日政经评论发帖说:全中国唯一一个敢于不听党中央号召、经常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打党中央的脸的,除了大A股,还有哪个?网友@HELI发帖说:这几天看到几次,钢琴降价了。。。要不要搞一台呢,回去弹奏经济光明曲。网友@陽光普照发帖说:唱响经济光明论,就是亩产万斤时代的来临,所以把投资人都吓得不轻。网友@朕非亡国君发帖说:经济能唱好,七十年代就赶英超美了。网友@一枚土著发帖说:大家都在骂大A真烂!是个骗局!是个割非菜的地方!虽然我也被深深的套牢,但是我还是想给大A点个赞,在所有人默不作声的时候,只有大A敢于无情的无声的狠狠打脸这粉饰的太平。资本不说谎!更不会舔!


网友@TuomasLinLi发帖说:巴菲特说股市是一个投票机,说到了问题的核心。因为股市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和企业制度同时发挥作用的场所,是一个国家这两种制度表现的综合反映。人类现代民主文明发展的核心,就是按选民人数进行票决,形成以国会为中心的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则是按资本比例进行票决,形成以董会为中心的分权制衡的企业制度;金融市场是现代民主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共同发挥作用的场所。所以,最好的股市是民主制度下规范治理的现代企业集中进行交易的市场。最差的股市则是在专制独裁制度下,治理糟糕甚至完全违反现代企业治理原则的企业集中进行交易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股市蒸蒸日上、而中国股市跌跌不休的根本原因。


网友@三生幻象发帖说:股市就是世道人心。


谢选骏指出:上文这些人似乎都不懂,三十多年前深圳刚开股市的时候,邓小平就定调了——“开开试试,不行就关!”这是“政治决定股市”的明显案例。不仅中囶股市,中囶汇市也是如此——


《要命的问题来了!中共遭垃圾货币洗劫 外汇储备受重创》(量子跃迁 2024-01-22)报道:


"货币互换"让中共遭遇垃圾货币的洗劫,中共的外汇储备受到重创。最著名的例子是:与俄罗斯卢布、伊朗里亚尔、巴西雷亚尔这三大垃圾货币的互换。


"货币互换"只是两国之间为方便贸易结算而做的双边货币安排,它只涉及两国的主权货币。人民币想通过"货币互换"的路径来实现国际化,是一条走不通的不归之路。因为:


第一、"货币互换"是将两国的货币流通,限制在两国双边贸易的封闭循环中。对方拿着互换到手的人民币,却无法到第三国去购买商品,因为人民币不是美元,不是国际认可的结算货币,它只能再以贸易或投资的方式回流中共国;反过来也一样。这种封闭循环,就将该次"货币互换"所涉及的双方货币的总金额,隔离在国际贸易之外,进入不了国际贸易体系之中。换言之,即使中共成功实现了与200多个国家的"货币互换"(这根本不可能),也只是构建了200多个1对1的封闭循环的"资金池",人民币还是不能在世界贸易中流通,无法国际化。


第二、"货币互换"是一种特殊机制,不能替代大规模的多边常态贸易,更不能用于两国间长期(比如25年)的贸易。因为货币互换抛弃了"美元中间价"这条安全缆绳,双方货币的币值是用互换协议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汇率上,表面看,这是规避了与美元的汇率波动风险,但实质上这是把汇率风险隐藏了起来,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一旦有一方的货币兑美元的币值急速暴贬至垃圾货币(如普京入侵乌克兰后的卢布),货币互换的风险就要外溢。


第三、"货币互换"让中共遭遇垃圾货币的洗劫,中共的外汇储备受到重创。最著名的例子是:与俄罗斯卢布、伊朗里亚尔、巴西雷亚尔这三大垃圾货币的互换。普京发动侵乌战争,遭到全世界制裁,卢布暴贬至垃圾级别;伊朗长期遭受欧美制裁,里亚尔早已贬成废纸;巴西经济一直处于巨大的贸易赤字中,雷亚尔大幅贬值,美元稀缺。有人总结出这些垃圾货币是如何洗劫中共外汇储备的路线图,以卢布为例:用互换到的人民币在中共央行以官价兑出美元——用美元在黑市买入大幅贬值的卢布——用这些卢布按货币互换的官价兑换出更多的人民币——用这些更多的人民币去央行买入更多的美元……如此反复循环。实际上,国际炒家一直就是这么操作的。这个循环的关键是:中共官方汇兑市场与离岸人民币市场同时并存,并且彼此借力。在这个过程中,"货币互换"就像一个强力水泵,将中共的外汇储备呼噜呼噜地抽吸出来,而卢布、里亚尔、雷亚尔等垃圾货币,则扮演了"吸管"角色!


第四、"货币互换"急速扩大了人民币的风险敞口。人民币在海外已经形成一个以香港为中心,以伦敦、新加坡为副中心的初具规模的离岸市场,根据最新资料显示,离岸人民币的存款余额已达1.86万亿,而今年一季度的资料显示,人民币的累计互换额度高达3万9千多亿,远超离岸人民币的存款额。显然,货币互换大大拓展了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规模。要命的问题来了:人民币现在有两个池子,即"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在岸人民币"是受管制的,"离岸人民币"却不受管制(央行想管也管不了),"在岸"与"离岸"这两个池子,无论是币值、利率、交易和流通性方面,就形成显著的水位差。"离岸人民币"已经充分市场化,而"在岸人民币"还处于计划经济的囚笼里,这种落差,给境外资金和国际炒家的套利行为以及做空人民币,提供了巨大机会和风险敞口。货币互换则将这个敞口撕得更大了。


谢选骏指出:政治决定股市!战争决定政治!这就是战场经济!

2023年11月16日星期四

儒教病

儒教病


(一)


《到底要怪儒教到什么时候?》(韩升勋 2023-03-07)报道:


2016年3月16日上午,“2016年春期释典”在首尔钟路区成均馆路成均馆大成殿举行。“释典”被指定为韩国第85号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20多年前传奇畅销书《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发行以来,韩国至今仍被近代儒教文化所束缚。直到今天仍然不断有人提出,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儒教。不过也是,最近听到的两件事都十分过分。


第一是《韩民族日报》题为“为何东亚国家‘人口悬崖’现象尤为严重”的报道中引用的研究结果。韩国总和生育率最近创下世界最低水平,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超低生育率现象备受关注。但这些研究认为,这是由于该地区同属于儒教文化圈。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儒教一直是宗教和国家的统治理念”,儒教引发的严肃主义性观念、严格的性别角色划分、学历主义等是导致低出生率现象的原因。


第二是《朝鲜日报》对林建淳(音)作家的采访。林建淳认为,韩国社会的内在根植于“儒教的中世纪”、“巫俗的古代”,因此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这种前近代性支配着韩国的“进步左派”。他表示,“沉溺于名分的知识传统和孤立的世界观等很多韩国病的根源是儒教”。


通过儒教解释东亚社会的知识传统颇为悠久。启蒙主义时代,一些西方知识分子试图从儒教中寻找清朝繁荣的原因,并将其合理的宗教性或科举制度等移植到欧洲。相反,近代的社会学家将儒教指定为阻碍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伦理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而儒教则推迟了它。但20世纪后半期,几个东亚国家实现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次出现了“儒教资本主义论”,认为儒教文化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为什么儒教能使东亚发展,也能使其衰退呢?


不必低估儒教等宗教文化对政治、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反,笔者认为宗教是社会变化的重要媒介,只是为了理解这种因果关系,还须进一步讨论。


先处理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再继续进行讨论。儒教可以称为“宗教”吗?在引入宗教、文化、哲学等现代概念之前,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在前近代社会,儒教可以相当于所有的一切。根据定义宗教的方式,儒教可以包括在宗教中,也可以不包括在宗教中,因为宗教不是具有固定本质的实体,而是人类为分类特定现象而设计的范畴。儒教是一种传统,包括许多人共享的宇宙论、信念、行为方式和制度,从这一点来看,可以在宗教范畴内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宗教传统声称自己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单一的世界观,但实际上是各种异质的、复杂的、甚至矛盾的因素的集合体。越是历史悠久的宗教,这种倾向就越严重。基督教常被认为具有保守的政治观点和亲和性,但实际上,极右种族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无政府主义、生态主义等多种思想正在从基督教中得到滋养。同样,佛教传统中充满了从禁欲主义修行到希望个人福祉的大众信仰的各种实践正当化的依据。


为什么儒教不是这样?显然,性别歧视、父系血统主义、身份制、道德主义等都通过儒教进行了合理化。但在庞大的儒教传统体系中,提取并利用那种压抑世界观的是从中受益的人类群体。如果有必要或动机,我们也可以从儒家传统中引出平等主义的人性观、对家庭的替代性想法、以大同社会为模式的社会变革论。 


因此,虽然将儒教指定为低出生率的原因,或指责特定政治势力被儒教世界观所束缚是方便的,但也却是懒惰的。笔者不是拥护儒教,因为批判的对象不该是传统本身,而是为了维持旧秩序而利用传统的人。


韩語原文:https://www.hani.co.kr/arti/opinion/column/1082391.html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儒教是和祖先崇拜的头脑、鬼神信仰的心胸、家族主义的脚跟紧密相连的——现代社会已把儒教的身体剥夺了,既然儒教只剩下一个游魂了,所以就显出病态自己的来了。


(二)


《儒教,是中国的宗教吗?》(知乎 2018-10-25)报道:


儒教,儒学,儒家思想,似乎在党中央提倡宣传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开始,这几个词又重新热门起来。


儒家思想是一种宗教吗?


很多人也许会毅然决然的站在反对立场上,其实这也是符合中央主流思想要求的。其一是因为执政党是无神论者,其二是因为维稳是我国家生活的重要命题,而宗教因其制度性、约束性往往潜藏着维稳的危机。宗教法在此问题上也站着一个不反对却也不提倡的立场。


因此在我们想要借助传统儒家思想打造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今天,将儒家思想提作儒教,似乎是万万不可取的。


然而就在两百年前,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史时,却将自己称谓了儒教。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其中存在一个有趣的语言在历史语境下发生涵义变迁的现象。


1893年,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于芝加哥举行。期间举办了世界宗教大会,代表清朝的彭光誉出席了此次世界宗教大会。


当时的彭光誉代表的宗教,并非佛教,更非道教,而是儒教。


自汉代以来,一直到清代,儒教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这时的宗教,的含义其实是奉孔子为宗,教化天下。当时的宗教是和儒家划等号的,儒教就是宗教,宗教就是儒教。


而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宗教,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内涵,实际上是与religion一词划等号的,与清代宗教涵义相差甚远。


彭光誉在参加大会时,其实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代表的是儒教,但他明确指出,儒教里的教,并非religion,而是teach。


那么为何到今日,我们已然抛弃宗教等于儒教的解释,而将宗教理解为religion呢?


这一切都是在近代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现在使用的很多外来词汇是由日本翻译后引进的,而宗教一次正是其中一员。


西方文化来势汹汹,传统东方世界率先丢弃儒家思想的便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可谓说抛弃一切旧的,迎接一切新的,彻底改头换面。


当时的日本也成为中国接触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于是大量的西方新思想,新词汇,从这个窗口里源源不断的涌进来了。


日本最早翻译religion时,还采用过宗门,宗旨,神教等等说法,最后渐渐同一为宗教。采取原有的词翻译religion,不过是就近取譬,比附异文化。


于是此种翻译也就由日本传入中国了。


按理说本应为中国的宗教与religion涵义相差甚远正名,不过由于明清传教士来华,为贴近中国文化传教,将自己称做教以来,国人似乎对此并没有什么反感,便渐渐接受了。


更何况在那个时代,清朝在战事中屡屡败退,文人士大夫不禁思考起为什么我泱泱天朝就这么被名不见经传的英吉利打败了,最后日本也骑到了我们的头上?是哪里出了问题,找来找去,于是找到了传统文化头上,在那个时期,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凡是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凡是西方的就是先进的。


这种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上升期,人们纷纷采纳各种各样的西方学说,诸如无政府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也是其中之一。


这所有的西方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儒家思想。


这种反对儒家思想的浪潮终于在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高潮。不过今天,我们国家宣传又开始捡起儒家思想,并且当成宝贵的传统文化加以宣传,可以窥探到儒家文化的强大包容力,不过这都是另一个话题了。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讲儒家思想称谓儒教,而他却是也是中国的宗教。如果你用清代人的解释来解释宗教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儒家思想并非宗教,如果你站在religion这一涵义上的话,儒家思想的确不具备religion所含有的神道思想,而是一种世俗的政教思想。


谢选骏指出:儒教是一种“教化”,但并非等于是“世俗的政教思想”。因为周易说了,“圣人神道设教”——


《神道设教说》报道:

儒家借助鬼神之道设立教化的学说。它强调宗教祭祀的社会教育功能,最能体现儒家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特色。

“神道设教”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观卦彖辞》,原文是:“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神道”指阴阳变化不测之道,非专指鬼神之道,但用之既久,后世多以神道指鬼神之事,与人道相对应,于是神道设教便成为儒家宗教观的简练表述方式,而它又确符合孔子和儒家主流派的思想。《论语·学而》载曾子的话:“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是严肃操办父母的丧事,追远是以祭祀的方式纪念远代的先祖。通过丧祭活动,培养人们对先辈的孝敬之心,民间的风俗也会随之纯厚起来。

神道设教包含着两大要素,一曰神道,二曰设教,两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形成某种分离。也就是说,一种是真信神道,同时又强调以神道设立教化,这是信仰主义的态度;一种是不信神道,只把神道作为一种工具,利用它来达到设立教化的目的,这是理性主义的态度。孔子的态度是对鬼神存而不论,而主张以神道设教,这里面包含着内在矛盾。矛盾的发展,既可能导致有神论,也可能导致无神论。后一种情况以荀子和王充为典型代表。荀子不信鬼神,但他并不反对民众信鬼神。他认为宗教祭祀活动对于不同地位的人群,其意义是不同的。《礼论》说:“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君子明知道无鬼神,祭祀是人为设立的,但不能取消,因为百姓相信鬼神,祭祀可以寄托人的情思,改善社会风气。王充认为“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曰报功,二曰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皆在于弘扬德性,“未必有鬼而享之者”(《论衡·祭意》)。王充是无鬼论者,他不承认祭祀的宗教意义,只肯定祭祀的道德功能。他还对祭祀治病的现象做出理性的解释,认为那是“祀毕意解,意解病已”,而病人“执意以为祭祀之助,勉奉不绝”(《论衡·祀义》),实际上是心理治疗的功效。《淮南子·泛论训》具有儒家倾向,它指出鬼神并非真有其事,而流行于社会,在上位者要“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用宗教的力量推行一些好的主张。如世俗谓“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其实没有这回事,户牖乃风气出入处,卧者易受风寒,“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

祭为教本论

《礼记》发展了先秦儒家的神道设教说,不仅把宗教祭祀作为教育手段,而且作为基本的主要的教育方式,推崇备至。《祭统》说:“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祭义》说:“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它具体解释说:“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富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这里把鬼神祭祀的政治意义和教育作用说得十分清楚,明白地把宗教作为稳定统治的工具。《祭统》则再三强调宗教祭祀的道德意义:“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中国在周代及以前,是政、祭、教三位一体的,三代以后,三者虽有所分化,政权仍掌握着祭权与教权,而宗教祭祀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

神道设教与儒佛道三教共存

魏晋以后佛道教兴起,神道设教的内容除传统鬼神信仰外,还增加了佛教和道教。儒家学者在批判佛道二教的同时,也肯定它们劝善化俗的功用;政治统治者往往三教并奖,利用佛教道教稳定社会秩序,推行道德教化。东晋儒臣何充言佛教的好处:“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弘明集》卷十二)北魏文成帝认为佛教可“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他看到佛教有补充法治、强化道德的作用。颜之推写《颜氏家训》,其《归心篇》主张儒佛互补,“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唐太宗所好惟在儒学,但他支持佛教道教:“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道教尊奉李耳(老子),李唐可与老子联宗;又因佛教乃有国之常经,因而用之,皆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由于中国有重宗教社会功能轻神学论证的传统,儒家在力保自身正宗地位的同时,能够容忍佛教道教的存在,用殊途同归的思想,把三教统一于“设教”的目标,使三家得以和平相处,互相渗透,形成互补合流的趋势,共同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

宋明清儒家的分歧

朱熹主张多治实学,少谈鬼神,对于神道并不热心。但他反对单纯的神道设教说,以为祭祀之事,只要克尽其诚,便可感应所祭者的魂魄。他说:“祭祀之礼,以类而感。”如不其然,便成伪事。他认为“后世说‘设教’二字甚害事”(《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郑子上》),担心鲜明的无神论会损害祭祀的敬诚。朱熹终究是正宗儒家,他认为:“鬼神之理,圣人盖难言之。谓真有一物固不可,谓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晓然见得,且阙之可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一《答董叔重》)明儒吕坤与朱熹不同,明确主张敬事鬼神,因为“敬事鬼神,圣人维持世教之大端也,其义深,其功大,但自不可凿求,不可道破也”(《呻吟语·谈道》)。鸦片战争前后的魏源亦热心于神道设教。他认为设教有二:“《诗》、《书》、《礼》,皆人道设教,惟《易》则以神道设教。”(《默觚》)他认为人道与神道皆有必要,对宋儒重人道轻神道的态度不满,主张崇信神道而设立教化。他引证儒典中鬼神之说,云:“圣人敬鬼神而远之,非辟鬼神而无之也。”“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摄之。宋儒矫枉过正,而不知与六经相违。”(同上)魏源看到治国单靠法律是不够的,还要有宗教来收拢人心。

康有为的近代神道设教说

清末改良派思想家大儒康有为,看到西方文明国家有一神教,专奉教主,政教并立又分途,认为是西方的长处。而独有中国为无教之国,国无所立,民无所依,天下不免要大乱。他认为神是“若有若无而必不可无”的事物,如尽弃宗教,人即“无所畏惮,肆其作恶而已”,故“将欲重道德之俗,起畏敬之心,舍教何依焉”(《中华救国论》)。他主张向西方学习,为振兴中国而重建自己的国教,这就是孔教。孔教是人道教,而兼神道,为中国数千年立国之本,故应推尊孔子为中国的改制教主,以孔子配天而祀,祭止天祖,其他淫祠一律废除。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皆立孔子庙,以时祭祀,讲诵儒经,并由上而下层层设置司教职位。祭酒老师为全国教会之长,兼为教部尚书,专理文教。这样,中国人又重新有了维系人心的精神力量,政教并举,便可达于至治。康有为的上述思想是神道设教学说在近代一次大复兴。他企图将儒学改造成宗教并与传统天祖崇拜相结合,而这样做违背了儒学人本主义的精神,所以注定不能成功。

历史意义

儒家的神道设教说重心在设教,它体现了儒家重人道轻神道和致力于社会道德教化的学派本色。儒家看一切宗教,着眼点首先在于能否劝善化俗,其次才注意其神学内容。史家通常说“儒释道”三教,这里的“教”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正是设教的功能把儒佛道联系在一起的。儒家神道设教说影响到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形成士人淡于宗教又不反对宗教的性格,又使历代政权在尊崇儒术的同时,对各种主要宗教采取宽容和支持的态度,但又不形成神权政治。

谢选骏指出:儒教的特点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统治者自己可以不信宗教,但是却需要诱骗人民去信仰。


(三)


《儒教文化的影响力》报道:

2500年前,中国社会刚刚从原始社会走出来的时候,出现了孔夫子。世界上和他同时代的还有耶稣、佛陀。孔夫子给中国人定出了道德标准,并认为通过这些道德标准的提高,人可以修炼到一定的境界,他用他的儒教带领中国人从荒蛮的年代走了出来。

孔子提出“天”的概念,“天人合一,天地合德。”孔子说的“天”和耶稣说的“神”,佛陀说的“佛”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只是“天”不像“神”和“佛”那样的拟人化而已。之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孔子的言论和思想仍然影响着人们,维系着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和家庭的秩序,中华民族得以和谐地发展。试想如果没有了“仁爱”和“孝”,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像西方人敬畏“神”一样地敬畏着老天爷,孔夫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就如同耶稣和佛陀一样,他是人类的教育者,是先知。在他生活的年代,虽然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思想,但都被当时的君王所拒绝了,并不采用他的主张。直到死后,他的言论和思想才得到世人的认同,尤其是汉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与西方所有的宗教一样,几乎没有区别。


历史上,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也被世人争论了很多。如在明末清初,来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就认为儒家不是宗教,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利玛窦作出这样的判断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利玛窦之后的300年,康有为又提出来:儒教就是宗教。但他的学生梁启超,以及蔡元培、陈独秀等都起来反对。到了现在,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家是宗教,但张岱年、冯友兰又站出来反对。也有人把中国这几百年的落后归结为儒家思想的阻碍,“五四运动”时就提出来要“打倒孔家店”,请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当时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但你仔细观察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村,他们直到现在的信仰还是“天”,遇到任何不幸的事情,或者什么大的事情总是会喊出来“天哪!”这和西方在遇到什么应急的事喊出来的“My God!”也是一样的。


儒家在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有它的信仰,那就是“天”,无论学者如何去争论,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孔夫子的思想是维系社会、国家和家庭的重要力量。同样,他也如同西方的宗教一样,慰藉着中国人的生活,是人的精神源泉。


科学证明,在浩瀚的宇宙中,先有了矿物,然后有了植物、动物,一直到人类的出现,宇宙发展到了极致便是有了人类。如果我们人类一生艰苦劳作,饱尝痛苦,经过了无数的不幸和伤痛,最后的结果是死亡、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一点骨灰之外,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和果实,人的心里会不甘,觉得这完美绝伦的世界最后不应该以一场虚幻而告终,所以人们向往彼岸,向往上帝和神,这和中国人敬畏老天爷是一样的,这是发自人内心的追求。孔夫子的“儒”,老子的“道”,以及外来的“佛”一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精神的追求和信仰,这里又以“儒教”影响最大,是主流的。

谢选骏指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儒释道”,到了现在已经成为“入室盗”了。这就是儒教病的根源。


(四)


《儒教病态文化》(陈实11 2023.03.10)报道:


孔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的大同世界。在与弟子们坐而论道时,孔子借曾皙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就是一幅大同治世之景,主角不是王侯将相,而是平常无奇的老人小孩。虽然孔子一生都在向帝王推销自己的学说,但他所追求的终究是治世的平民生活。王道是手段,平民的安居乐业才是目的。但我为什么说儒教是一种病态文化呢?如果孔子看到自己的学说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恐怕也要吐出一口老血。因为自从2000多年前董仲舒篡改儒家思想,把它阉割成儒教并卖给汉武帝之后,儒教完全沦落为统治阶级奴役平民思想的工具。孔子大同治世的追求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了。


当年秦始皇巡视六国的时候,有两个围观群众发出了差不多的感慨。一个叫项羽,他说“彼可取而代也”。一个叫刘邦,他说“大丈夫当如是耳”。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有没有见过秦始皇。但他在大泽乡高喊“王侯将相令有种乎”,敲响了秦朝的丧钟。这个人叫陈胜。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天下,从贵族到小官吏再到平民,都只是怕始皇帝,而不是敬始皇帝。可见始皇帝虽然武功天下无双,但文治实在不怎么样。


我们后世常常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汉武帝为什么能媲美始皇帝呢?很多人常常会提到汉武帝任用卫霍大破匈奴的建了不世之功。可我看来,汉武帝最厉害的是联手董仲舒开创了儒教,并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他们创立的儒教还是孔子的儒家吗?不是。他们创立的儒教是“儒皮法骨”的帝王心术。从汉武帝开始,后世再没有哪个造反者敢像陈胜、刘邦、项羽那样说出“我要当皇帝”的口号。张角喊出的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巢喊出的是“天补均平”。李自成喊出的是“均田免赋”,并且编了朗朗上口的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再到洪秀全喊的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总之都是为天下苍生计,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还乡”。当然也是从汉武帝开始,皇帝成了天子,是天命所归,是代天牧民。于是所有臣民伏倒在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汉武帝真不愧是一代雄主。世人都说始皇帝的功绩是让“百代皆行秦体制”,而我要说汉武帝的功绩是让“百代皆尊儒文化”。尊的不是孔子的儒家,而是董仲舒、汉武帝共同创造“儒皮法骨”的儒教病态文化。


不得不说这“儒皮法骨”的儒教是非常成功的,否则也就不能流传两千多年了。只是这种儒教文化有一个小瑕疵,那就是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黄宗羲怪圈”,通俗说来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许多知识分子从土地兼并、统治阶级堕落、税费改革的角度讲述了经济、统治阶级、体制方面的原因。在这里我想从文化的角度讲讲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们要承认“儒皮法骨”的儒教设计实在太成功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成功了,所以为我们的社会设定了一个下限“分久必合”,同时也设定了一个上限“合久必分”。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进化到今天高度文明的现代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能够不断地解决问题,创造更好的生活。可回看中国两千多年的统一历史,我们的科学技术基本停滞,直到近现代引入外来科技,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才有了显著提升。我只需要问一句发明创造在我们的文化中究竟地位几何?答“奇技淫巧”“士农工商”。负责发明创造的工人、商人被打到社会最底层,任何人都可以踩上一脚。他们的发明创造被称为“奇技淫巧”,自然得不到推广,也就惠及不到广大人民。


其实宋朝的存在可以完全推翻那些关于土地兼并、统治阶级堕落、税费改革造成“黄宗羲怪圈”的理论。宋朝的土地兼并一开始非常严重,官僚党争更是从未停歇,税费改革从来也从没有给宋朝带来致命伤。事实上宋朝的工商业相当发达,经济繁荣。有些人甚至说,要不是碰上了蒙古这个怪物,工业革命可能会发生在700年前的宋朝。而我相信工业革命永远不可能发生在“儒教病态文化”下的中国。因为宋朝工人、商人的地位依旧很低。这就是一个关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核心矛盾。儒教文化倡导的是公义,是天下大同。人们因为天子“代天牧民”而尊重他,也会因为天子“代天未能牧好民”而推翻他。这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根本逻辑。通俗来说,在战乱的时代,人们想要和平,就会拥戴一位有能力代天牧民的天子来维持儒教秩序,维持和平。这是为“分久必合”,因为这是儒教文化的追求,也是民心的追求。而和平久了,人口增长,需求增加,本来是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来提升生产力,从而实现全民共赢。遗憾的是人民就是靠着儒教鼓吹的天子“代天牧民”而统一的。现在问题出现了,就是你这个天子无能,是天子的错。你个天子享受了我们小民那么多的供奉,无限的权力就要承担无限的责任。如今出了问题,只能让你出来祭天了。这是为“合久必分”,因为儒教病态文化的逻辑没有鼓励人们发明创新来解决客观问题,甚至堵死了这条唯一的正道,那么杀天子祭天的邪道就成了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以说是儒教病态文化锁死了古代中国的发展。


到了近代,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却依旧深受儒教病态文化的荼毒。这种荼毒在太平天国和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有明显的体现。太平天国显示的是儒教文化对基督教的改造。又或者说,是洪秀全在儒教病态文化中加入了基督教元素,从而创造了拜上帝教。基督教的耶稣、上帝被洪秀全创造性地变成了天兄、天父。可以说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本质上就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儒教。同样的蒋介石民国政府也是披着三民主义的儒教。因为蒋介石政府从来不会着重宣传三民主义的真正要义,而是大谈“八得四维”这些儒教裹脚布。这也是蒋介石政府背离三民主义失民心而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而毛泽东正是意识到儒教病态文化在中国的强大,根据中国国情设计了“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合理革命路线,才使得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如果像王明博古那样照搬苏联模式地冒进,恐怕中国革命之火早就熄灭了。


时至今日,儒教病态文化依旧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父母敢打骂孩子,老师敢打骂学生,底层之间的弱肉强食都是儒教病态文化撺掇的结果。虽然这些东西都是违反法律的,但人们就是敢肆无忌惮地去做。原因只有一个,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的基础共识依然是儒教病态文化的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忠孝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糟粕。只不过今天它们换了马甲“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做人”“面子”等等。如果我们扒开这些表皮,看这些文化的骨肉,里面分明写着“儒教”二字。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感叹,董仲舒和汉武帝真他娘是人才啊。它们创造的儒教病态文化过了两千多年依然历久弥新。就像是癌细胞,像病毒,寄居在中国社会这副肉体上。一百多年来纵然经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这么多巨变,我们依旧未能清除儒教病态文化残余。路漫漫其修远兮。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吹捧孔丘、怪罪董仲舒,却不懂得孔丘也是个做官的,而且还比董仲舒会混甚至杀人!至于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毛泽东等,说的都是为天下苍生计,做的却是为了个人的“富贵还乡”。这是人的原罪,孰能免俗。

2023年10月31日星期二

谢选骏:犹太人控制了美国

《中国官方寻求调停巴以冲突,民间反犹反以情绪高涨》(DAISUKE WAKABAYASHI, TIFFANY MAY, CLAIRE FU 2023年10月30日)报道:


随着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加剧,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中国正加紧努力,将自己定位为中东和平的中立调解人。

中国政府级别最高的外交官上周一打电话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同级官员,敦促双方保持克制。一名中国特使正在中东出访,承诺帮助避免更广泛的战争。上周三,中国在联合国否决了一项没有呼吁停火的战争决议。

但就在中国寻求通过外交手段给冲突降温的时候,反犹太主义和反以色列情绪正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和官方媒体上激增,破坏了中国政府表示保持中立的努力。由于拒绝谴责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中国已经受到了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那次袭击是引发目前战争的原因。

在审查极为严格的中国互联网上,批评以色列的煽动性言论泛滥,评论者们似乎因政府拒绝谴责哈马斯而变得更大胆。中国的官媒抓住冲突之机,指责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视而不见,同时不断重复犹太人控制美国政治的老调。

官方报纸《中国日报》上周一发表英文社论宣称,美国站在“加沙历史的错误一边”。文章称,华盛顿“盲目支持以色列”,加剧了冲突。


中共小报《环球时报》前主编、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员胡锡进在回应以色列部长针对黎巴嫩的强大民兵组织真主党的鹰派言论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写道:“喔喔,消消气吧,以色列。我担心你会把地球从太阳系中抹去。”

中国网上的反以言论有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在一个博得众多眼球的帖子中,一名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拥有290万粉丝的大V说,他选择把哈马斯称为“抵抗组织”,而不是“恐怖组织”,这符合中国政府给该组织贴的标签。接下来,他指责以色列是恐怖组织,因为它对加沙的空袭造成了平民伤亡。


中国一家官方广播公司最近在微博上主持了一个在线讨论,称犹太人控制着不成比例的美国财富。许多网上反应充满了反犹太主义的刻板印象和淡化大屠杀恐怖性的言论。

复旦大学著名的国际关系学教授沈逸将以色列袭击加沙比作纳粹侵略行为。中国网民最近发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的评论中,也有将以色列人与纳粹分子做比较的类似内容。

中国官媒的反以色列立场和中国互联网上的反犹太主义是否属于统一行动,目前尚难以判断。但中国官媒很少偏离中共的官方立场,而且,行动迅速的互联网审查员们对领导人的愿望极为熟悉,会很快删除任何对公众情绪产生不利影响的内容,尤其涉及如此重要的地缘政治的内容。

本月,一名以色列外交官的家人在北京被刺伤后,中国的审查员不让主题标签在搜索结果中出现,限制了该消息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中国警方称,是一名外国人行凶刺伤了受害者。不清楚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限制这条消息的传播。

“如果中国认为允许反犹太主义言论盛行有危险,会给政府造成困难的话,审查者们会禁止这种言论。很明显,政府正在传递的信息是,它容忍反犹太主义言论,”聚焦中国问题的以色列智库“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执行董事魏凯丽(Carice Witte)说。


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账号批评了那些在帖子里使用纳粹说法的人,指出“随意地称呼别人为纳粹只会暴露自己的愚蠢”。使馆的微博还写道,在个人头像里将以色列国旗与纳粹符号相结合的人,“不是无知的蠢货,就是无耻的混蛋!”

(谢选骏指出:纳粹分子至今依然羞于犹太人为伍?)

魏凯丽说,中国可能会认为,让反犹情绪和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对美国的敌意蔓延有地缘政治用途,因为中国正在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加深其在中东的立足点。


中国近年来一直寻求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想填补美军从该地区撤走后出现的权力真空。今年3月,中国帮助促成了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中东的这两个主要竞争对手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

今年6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见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两国解决方案。虽然中国的提议没有产生多少影响,但习近平确实获得了一项胜利,阿巴斯接受了中国在新疆西部地区镇压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行动,双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中国的行动“与人权无关”。

(谢选骏指出:阿拉伯人看不起维吾尔人。)


尽管中国和以色列保持着一定的经济联系,但以色列与美国的紧密结盟仍是让中以关系变得更密切的障碍,中国官媒和中国互联网上日益高涨的反以情绪也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这可能会降低以色列信任中国是当前战争的‘诚实中间人’的意愿,”以色列赖赫曼大学阿巴·埃班国际外交研究所亚洲政策项目主任吉达利雅·阿夫特曼说。

阿夫特曼说,中国确实有机会在促进区域稳定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帮助确保哈马斯将其劫持的200多名人质中的一些释放出来。

他补充说,中国看来想把这场战争作为“在中国公众中塑造反美叙事”的方法,网上的尖刻言论似乎部分源于困惑,部分源于把谴责以色列与谴责美国、批评犹太人与批评美国人合并起来。


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国将以色列视为典范。《中国刑警学院》曾在2014年发表文章讨论了以色列反恐战略的“成功经验”。目前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中国官员曾在他2002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写道,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定居点、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基础设施的做法对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有借鉴意义,他所说的西部指的是1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居住的新疆。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研究维吾尔文化和中国监控维族人做法的人类学家雷风(Darren Byler)说,中国当局将中国穆斯林发表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言论视为极端言论。中国法院曾在2018年审理一名新疆哈萨克穆斯林的案件时把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文字作为证据,该人因极端主义指控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历史上,中国人往往对犹太人保持着正面的刻板印象,在诺丁汉大学位于宁波的校区教书的副教授玛丽·艾因斯利说道,她研究过中国的反犹太主义。她说,在中国人看来,犹太人努力工作、有支配力、会赚钱。例如,《塔木德》(犹太法典——译注)被翻译成中文,并作为赚钱教材来营销。

但她说,近年来的刻板印象已越来越多地带有反犹倾向,原因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上涨,对西方的不信任日益加深,经济状态不佳,以及中国互联网上阴谋论言论盛行。

“目前的情况正在给反犹太主义煽风点火,让这种情绪进一步增长,”她说。(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人说“犹太人控制了美国”,这不稀奇。因为十九世纪的种族灭绝者(美国西部牛仔)的崇拜者阿道夫·希特勒早就说过,二十世纪的美国已经是个半犹太化、半黑人化的国家了。 稀奇的是,为何在同样被犹太人卡尔马克思控制的共产党中国,“官方”寻求调停巴以冲突,民间却是“反犹反以情绪高涨”?我认为,这是中国人厌倦马列主义造成的“恨屋及乌”——由于憎恨共产党,所以憎恨马克思这个犹太人、憎恨列宁这个半犹太人。中国民间反犹反以情绪高涨,说明外来统治在中国命不久矣!

2023年9月30日星期六

导论二、《共产党宣言》的幽灵披上了皇帝的新衣


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 [1] 导读


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公正地表现自我;我们尚未形成一致的思想境界,因为这种境界需要直言的批评、真实的创新以及真正的努力,而我们既未曾创造也未曾经历过这一切。 [2]

—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的观众”

本尼迪克特·R.奥戈尔曼·安德森(Benedict R.O’Gorman Anderson)是一个与异乡和流浪有着深刻宿缘的人。某种流离失所的因子似乎早早就流淌在爱尔兰裔的安德森家的血液中了,而这样的流离失所又和大英帝国的盛衰始终相随。 [3] 他的祖父是大英帝国的高级军官,但祖母却来自一个活跃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奥戈尔曼家族(the O’Gormans)。祖父在19世纪后期被派驻槟榔屿(Penang),他的父亲就出生于这个英属马来亚的殖民地上。在第一年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失败以后,他的父亲加入了在中国的帝国海关(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n China),此后在中国居住将近三十年,成为一个中文流利,事事好奇,十分热爱中国文化的人。1936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和大多数其他住在中国的爱尔兰家庭的小孩不同的是,本尼迪克特和他那位日后同享大名的兄弟 — — 被著名的左派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誉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社会学家,《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 )的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4] — — 从小就在一个充满中国风味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而且他们的保姆还是一位越南女孩。

1941年,安德森家为躲避日益升级的中日战争而举家迁离中国,打算经由美国返回爱尔兰故乡。不料这个返乡之旅的计划却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受阻,安德森家只得暂居美国,等待战争结束。老安德森在英国驻美情报单位找到了一个中文翻译的职位,本尼迪克特就随着父亲的工作,在加州、丹佛等地开始了他最初的正式教育。日后,他曾这样深刻地描述这段早期的“流亡”经历的影响:“从那里开始了一连串的疏离(estrangements) — — 在美国学校里的英国口音,后来在爱尔兰学校里的美国口音,在英国学校里的爱尔兰腔 — — 而这一连串的疏离经历使得语言对我而言成为一种获益良多的机会(beneficially problematic)。” [5]

战争结束,安德森家终于回到爱尔兰,但本尼迪克特从1947年起就在英格兰受教育。1953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Classics Study)与英法文学,奠定了良好的西方语言基础。 [6] 尽管小他两岁的兄弟佩里在1956年进入牛津大学就读之后很快就成为英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左派运动的干将,但本尼迪克特在此时却仍旧只是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严肃的政治思想”的20岁青年而已。 [7] 1956年11月的一天,当安德森在剑桥的街道上闲逛时,目睹了一个正在演说批评英法等国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社会的英国学生攻击,而当他试图阻止这些学生的暴行时,却也和那个印度人同样遭到殴打,连眼镜都被打落了。这场攻击行动结束后,这群英国学生列队唱起了英国国歌《天佑吾皇》。日后安德森自述当时他“愤怒至头晕目眩”。这一事件成了安德森的政治启蒙 — — 一种对“帝国的政治”的启蒙,而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政治启蒙的仪式中,他和一个“被殖民者”站在一起接受了帝国的羞辱。 [8] 这个青年时期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日后批判帝国主义,同情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认知与道德立场。

1957年,印尼发生内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其中。这个新闻事件,立即吸引了刚刚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启蒙的青年安德森的注意。好奇心与新生的政治关怀,促使他在1958年远赴美国的康乃尔大学,投入乔治·卡欣(George Kahin)门下专攻印尼研究。卡欣是美国印尼研究的先驱,“康乃尔现代印尼研究计划”(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的创始人。他聚集了一批顶尖的人才到康乃尔,使这所大学成为美国东南亚研究的重镇,至今仍声誉不衰。卡欣和其领导下的这批精英 — — 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康乃尔学派” — — 将年轻的安德森引进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印尼研究的世界:除了卡欣对他在东南亚民族主义政治的启蒙之外,第一本印尼文 — 英文辞典的编纂者、语言学家约翰·埃科尔斯(John Echols)向他开启了印尼文学之门,而印尼语言文化学者克莱尔·霍尔特(Claire Holt)则带领他认识了独立前的印尼、爪哇文化,以及荷兰的殖民研究。 [9]

然而对安德森而言,卡欣不但是经师,也是导师(mentor)。作为一个古典意义下的知识分子,卡欣长期批评战后美国的霸权外交政策,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曾一度被国务院没收护照。60年代越战加剧,他不但参与反战示威,也将研究重点从印尼扩大到印度支那。这种驱策知识追求的强烈道德关怀,以及对自己国家恨铁不成钢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深深感动了正在成长期的青年安德森。他不仅从他的老师身上“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 [10] ,也强烈体会到爱国主义的高贵、可敬与合理。日后他在《想象的共同体》当中所透露的对民族主义相对较积极的态度,除了源于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同情之外,也来自康乃尔师门的道德熏陶。

从1961年到1964年间,安德森在雅加达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这段时间,恰好是苏加诺(Sukarno)总统的威权民粹政权开始衰落前的全盛时期,安德森因此见证到了一个高度政治化、混乱而充满活力,而且相当自由的印尼的社会与政治。苏加诺那种极具魅力的民粹作风与充满煽动力的反西方民族主义,使他印象特别深刻。1963年,当苏加诺总统对英国建立马来西亚联邦大发雷霆之际,一群暴民烧毁了吉隆坡的英国大使馆。当时已经有点“本土化”的安德森刚好住在事发现场附近,他“穿着T恤和纱笼裙,靠在篱笆上”,以一种“爱尔兰人的幸灾乐祸”(Irish Schadenfreude),冷眼旁观这栋烈焰中的建筑。当一位他认识的暴民领袖特地过来要他不必惊慌时,安德森惊觉原来他根本就不以为自己身在险境。 [11] 也许,在安德森的眼中,印尼人以怒火焚烧帝国领事馆的景象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和他在剑桥经历过的那幕小小的“反帝”行动重叠在一起了吧。

然而安德森绝不只是一个观众而已 — — 他是一个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一般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入戏的观众”(spectateur engage)。 [12] 1964年,安德森返回美国,当时林登·约翰逊刚连任总统,而美国国内已逐步走入反对越战的动荡之中。1965年,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安德森跟随恩师卡欣投入到反战运动之中。当年9月,印尼军人翁东(Untung)将军发动政变失败,苏哈托(Suharto)将军趁势而起,捏造说翁东为印尼共产党所指使,并大肆屠杀左翼人士。此后苏哈托逐渐架空苏加诺,掌握印尼实权。1966年1月,安德森与其他两位印尼研究同僚合作完成了一篇分析此次政变的论文。这篇后来被称为“康乃尔文件”(Cornell Paper)的论文最初只在印尼研究的小圈子内流通,但当年春天却意外流入媒体,引起轩然大波。由于该文指出翁东将军的流产政变根本与共产党无关,这个论点使苏哈托屠杀左派的行动完全失去正当性,也同时直接挑战了因此政变而崛起的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成为安德森在日后(从1972年到1999年)长达27年被印尼当局禁止入境的主要原因。

1967年,安德森完成其博士论文《革命时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 [13] 从1967年到1972年被驱逐出境为止,他还曾三度回到印尼。在这段时间,由祖国爱尔兰独立斗争的斑斑血史所产生的同情心,使安德森开始留意越南,并且将越南和印尼这两个同样历经血腥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获独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系起来。他极端厌恶华府谈论亚非地区的“低度开发国家”时那种傲慢的口气,也十分同情苏加诺在面临国家经济危机时,因不满美国的高傲态度而怒喊“Go to hell with your aid!”(去你的援助!)拒绝美援的处境。安德森日后自述,也许是出于一种“逆转的东方主义”(inverted Orientalism),他和当时大多数东南亚研究专家都相当同情该地区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他就认定胡志明与美国的对抗,其根源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族主义,而苏加诺虽然远不及胡志明,但他被一个由美国撑腰的残酷军事政权推翻,却使他轻易地“获得了犹如(匈牙利的)柯许特(Kossuth)般的(民族英雄的)悲怆”。 [14]

1972年后,由于不能再进入印尼,安德森逐渐将目光转向其他东南亚国家。1973年,泰国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反军事政权的运动,安德森的数位泰国友人也卷入这场运动之中。于是他在1974年来到泰国,开始学习泰国的语言,研究当地的文化与政治,并且见证这段激动人心的“曼谷之春”。1979年,美国国会邀请他为印尼占领下的东帝汶情势作证,由于已被印尼政府“流放”,安德森得以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以此次国会作证为契机,他又开始和流亡的东帝汶独立运动人士[他称之为东帝汶的“爱国者们”(patriots)]交往,并因此涉入全球性的支援东帝汶的运动网络之中。延续当年写“康乃尔文件”那种以知识介入现实的师门精神,安德森在涉及泰国与东帝汶事务之时,也针对性地写出了一些极具现实性的深刻分析的文字。 [15]

1986年,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那激动的“人民革命”浪潮再次将安德森这个“入戏的观众”卷到这个群岛之国。继泰国研究之后,他又开始学习塔加洛语和西班牙语,投入菲律宾研究的领域之中。然而此时他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热情的区域研究专家 — — 如今他是已成当代民族主义研究经典的《想象的共同体》(1983)这本书的作者了。

“流放”的果实

直接促成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原因是1978–1979年间爆发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三角冲突。这个历史事件令他提出了这个质问:为何民族主义的力量会强大到让三个“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惜兵戎相见?然而为他完成写作的思想准备的是,1972年被苏哈托“流放”之后他长时间在知识上的尝试、转变与酝酿。

根据安德森的自述,苏哈托政权对他的“流放”虽然使他无法一如既往地深入印尼社会进行田野研究,却也给他带来几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首先,印尼研究的暂时中止使他有机会将目光转移到另一个东南亚国家 — — 泰国,而泰国这个未经殖民的君主立宪国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和经过长期殖民才独立的共和制国家印尼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两个“个案”(cases)的出现,使原本只埋首于印尼的安德森被迫开始作比较性的思考,而这样的比较性思考,逐渐使他觉得有必要发展一个架构来理解个案之间的异同。其次,由于已经无法从事田野的印尼研究,安德森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字资料,尤其是印尼文学之上。通过研读印尼文学,特别是伟大的印尼小说家普拉莫底亚·阿南达·托尔(Pramoedya Ananta Toer)的作品,他开始注意到文学如何可能和“政治的想象”(political imagination)发生关联,以及这个关联中蕴涵的丰富的理论可能。 [16] 就某种意义而言,苏哈托在1972年粗暴地将安德森驱逐出境,反而将他从单一个案的、深陷于具体细节的“微观式”研究中解放出来,使他得以发展出一个比较的、理论性的以及较宏观的视野。

伟大的知识成就当然绝不会只得之于独裁者的愚昧而已。在1972年以后这段从田野被“放逐”回学院的时期中,另一个事件更深刻地在安德森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使“比较史”(comparative history)坚定不移地纳入他的视野当中,这就是来自他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及其周边的新左评论集团知识分子对他的影响。佩里在1974年出版了他的历史社会学杰作两部曲:《从古代通往封建主义之路》(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s )。这两部作品就时间而言上下涵盖近两千年,就空间而言同时处理欧洲与欧洲以外地区不同社会的变迁,因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之为“严谨、细致的比较历史研究的模范”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佩里这两部书展现的比较史视野与社会学理论深度对本尼迪克特有巨大的冲击。佩里这种理论的、比较的和全球性的视野当然也主导了他所主编的《新左评论》的风格。他所聚集的一批英国的杰出左翼知识分子,如汤姆·奈伦(Tom Nairn)、安东尼·巴纳特(Anthony Barnett)、朱迪思·赫林(Judith Herrin)等,所写的一篇篇探讨不同国家地区的论文在评论上并列,创造出一种鲜明的、广阔的国际性视野。与这批博学之士长久相处之余,连严格来说并不那么左的本尼迪克特也受到鼓舞,希望经由一个“大体上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使我的印尼能够加入世界”。 [17]

融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于一炉,安德森最终果然经由《想象的共同体》,把“他的印尼”送进了“世界”。

《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

到底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什么?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在安德森眼中,“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问题构成了支配20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 — —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 — 理论的共同缺陷。想要有效解答这难以捉摸的“民族之谜”,必须扬弃旧教条,以哥白尼精神寻找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目的,就是要提出一个解释上述这些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理论典范。

安德森的研究起点是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在一开头就以简洁的文字勾勒出本书的论点:

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

在这凝练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复杂而细致的论证,以及一幅纵横古今、繁复巨大的历史图像。

在正式进入论证之前,安德森先为“民族”这个斯芬克斯(sphinx)式的概念提出了一个充满创意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 — 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个主观主义的定义聪明地回避了寻找民族的“客观特征”的障碍,直指集体认同的“认知”(cognitive)面向 — — “想象”不是“捏造”,而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因此“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名称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le fait social)。这个主观/认知主义的定义界定了安德森以后整个论证的基调,也就是要探究“民族”这种特殊的政治想象(认知)成为可能的条件与历史过程。

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modern)想象形式 — — 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modernity)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使这种想象成为可能的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首先是认识论上的先决条件(epistemological precondition),亦即中世纪以来“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的变化”。这种人类意识的变化表现在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只有这三者构成的“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旧世界观在人类心灵中丧失了霸权地位,人们才有可能开始想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共同体。安德森借用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homogenous,empty time)概念来描述新的时间观,并指出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 — — 小说与报纸 — — “为‘重现’(re-presenting)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因为它们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换言之,对安德森而言,“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但与过去在认识论上的决裂本身不足以说明在诸多可能类型的“水平 — 世俗”共同体中,为何“民族”会脱颖而出。要“想象民族”,还需要另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而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形成的特殊主义的方言 — 世俗语言共同体,就是后来“民族”的原型。

认识论与社会结构上的条件,酝酿了民族共同体的原型,也为现代民族搭好了舞台。以这两个共同的基本先决条件为论证出发点,安德森接着一步一步地建构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如何从美洲最先发生,再一波一波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散的历史过程的扩散式论证(diffusionist argument) — — 一种前后关联,但每一波都必须另作独立解释的复杂论证。

西方主流学界向来以西欧为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安德森却讥之为“地方主义”之见,主张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安德森认为,美洲的殖民母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殖民地移民的制度性歧视,使当地欧裔移民(creoles)的社会与政治流动被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他引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理论,指出这种歧视与殖民地边界的重合,为殖民地的欧裔移民创造了一种“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cramped pilgrimage)的共同经验 — — 被限定在个别殖民地的共同领域内体验这种被母国歧视的“旅伴”们于是开始将殖民地想象成他们的祖国,将殖民地住民想象成他们的“民族”。

“第一波”所创造的“美洲模式”,是一种不以语言为要素的民族主义;然而受到“美洲模式”感染与启发而在1820年以后出现于欧洲的“第二波”民族主义,却是一种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安德森对此提出了一个“多重因素汇聚”(conjunctural)的解释。一方面,美洲(和法国)革命将民族独立与共和革命的模型扩散到全欧各地。另一方面,16世纪欧洲向全球扩张与“地理大发现”促成了文化多元论在欧洲兴起,而这又促成了拉丁文之类的古老神圣语言的继续没落。在这场历史运动中,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印刷语言和民族语言的出版业随着(民族)语言学革命趁势而起,而“阅读阶级”则适时出现,成为民族语言出版品的消费者。由此,民族独立、共和革命与民族语言理念的结合在19世纪前半叶的欧洲孕育了一波民粹主义性格强烈的语言民族主义。安德森特别提出了“盗版”(piration) — — 自觉的模仿 — — 的概念来衔接先后出现的民族主义:作为“第二波”,19世纪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因为已有先前美洲与法国的独立民族国家的模型可供“盗版”,因此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比“第一波”要更有自觉意识。

“第二波”民族主义在欧洲掀起的滔天巨浪,撞击统治阶级古堡高耸的石墙后所反弹涌现的,就是“第三波”的民族主义 — — 也就是19世纪中叶以降在欧洲内部出现的所谓“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安德森指出,“官方民族主义”其实是欧洲各王室对第二波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 — — 无力抵挡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旧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被群众力量颠覆,于是干脆收编民族主义原则,并使之与旧的“王朝”原则结合的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先期(anticipatory)策略。原本只有横向联姻,缺乏明确民族属性的欧洲各王室竞相“归化”民族,并由此掌握对“民族想象”的诠释权,然后通过由上而下的同化工程,控制群众效忠,巩固王朝权位。“官方民族主义”的原型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代所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Russification),而反动的马札尔乡绅在1848年革命后推行的马札尔化政策也是一例。另一方面,这些同时也是帝国的王朝又将这个统治策略应用到海外异民族的殖民地,使被殖民者效忠。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英帝国殖民官僚马考莱(Macaulay)在印度推行的英国化政策。这个政策被带入非欧洲地区后,又被幸免于直接征服的少数区域的统治阶级模仿,如日本明治维新的对内的“官方民族主义”与对殖民地的日本化政策,以及泰国的拉玛六世的排华民族主义等。

如果“第三波”的“官方民族主义”是对第二波的群众民族主义的反动与模仿,那么“最后一波”,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则是对“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面 — — 帝国主义 — — 的反应,以及对先前百年间先后出现的三波民族主义经验的模仿与“盗版”。安德森从他最熟悉的印尼历史抽绎出一个“殖民地民族主义”(colonial nationalism)发生的一般性论证。首先,帝国主义的殖民政府利用殖民地的“俄罗斯化”政策培养了一批通晓双语的殖民地精英。通过共同殖民教育,这些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人拥有了共通的语言,并且有机会接触到欧洲的历史,包括百年来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语汇和行动模式。这些双语精英就是潜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同时将殖民地民众的社会政治流动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这个和早期美洲经验类似的“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为被殖民者创造了想象民族的领土基础 — — 和18世纪美洲的欧裔移民一样,在20世纪的亚洲和非洲被殖民者的眼中,殖民地的边界也终于成为“民族”的边界。安德森同时也分析了因条件不足而未能产生“民族想象”的法属西非和印度支那这两个殖民地,作为反面的比较个案。然而他也提醒我们“最后一波”民族主义的特征相当复杂,因为它们出现于世界史之中……人们能够以较此前要更复杂得多的方式来“模塑”民族的时期 — — 它们不仅同时继承了多元的思想与行动可能,也同时继承了前人的进步与反动。

如此,安德森完成了他关于民族主义起源和散布的复杂论证:民族主义以一种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类似的“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方式 [18] ,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非,一波接着一波先后涌现;它们既属同一场历史巨浪,又相互激荡,各擅胜场。然而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从一开始,“民族”的想象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等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因此,安德森极力区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 — — 对他而言,种族主义的根源不是“民族”的理念,而是“阶级”的意识形态。

在1991年出版的修订版《想象的共同体》当中,安德森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又收录了两章具有附录性质的论文。他在“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一章中提出了一个布迪厄式(Bourdieuian)论证 [19] ,试图补充修正第七章(“最后一波”)关于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解释。他指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并非19世纪欧洲王朝国家,而是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他举出三种制度(人口调查、地图与博物馆)说明殖民地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和符码化(codification)的过程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转移到殖民地人民身上,并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想象。在“记忆与遗忘”一章中,他则探究了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指出民族历史的“叙述”(narrative)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

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的桥梁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和已故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写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这两本同样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如今已是民族主义研究最重要的两本经典之作了。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提出的那个标准社会学式的结构功能论论证,无疑已为侧重实证主义的主流社会科学开出了一条建构民族主义的一般性理论之道。 [20] 那么,我们这本《想象的共同体》在知识上的贡献又如何呢?

虽然不能在此详细探讨《想象的共同体》,但我们还是愿意提出几点初步的看法。首先,通过复杂而细致的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方法,安德森在相对简短的篇幅内就建构出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般性历史论证。 [21] 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方法是研究民族主义最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因为几乎所有民族主义的现象都同时涉及了历史纵深(如特定认同形成过程)以及跨国因素(如帝国主义扩张)。然而这个研究途径的“操作”非常困难 — — 研究者必须有能力在历史的精确性(accuracy)与理论的简约性(parsimony)之间取得平衡,并且要有非常杰出的叙事(narrative)技巧,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像盖尔纳一样,掉进削(历史之)足适(理论之)履的陷阱之中,或者会变成像另一位多产的当代民族主义理论名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纯历史途径那种见树不见林的、琐碎的“民族分类学”。 [22] 安德森则避开了这两个陷阱。他和兄弟佩里一样擅长运用既有历史研究的成果,并将之与理论性概念结合,然后以惊人的叙事能力,编织成一个同时观照古今东西的“历史类型”或“因果论证”的文本 — — 谁说社会科学家不需要文学素养和文字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他得以避免包括盖尔纳、史密斯以及霍布斯鲍姆在内的大多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家所犯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毛病。安德森的个案提醒我们,“扩散式论证”这种极度困难的论证方式固然不在话下,即使是最根本的“比较研究”都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和语言的条件。

第二,安德森超越一般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的表层观点,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他将民族主义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脉络当中来理解 — — 民族主义因此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或者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种“文化的人造物”)。这种颇具人类学精神 — — 或者有点接近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史学所谓“心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es)、“历史心理学”(psychologie historique)、“理念的社会史”(histoire sociale desidees)或“社会 — 文化史”(histoire socio-culturelle) [23] — — 的途径将我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从“社会基础”或“政治动员”的层面扩展到对它的“文化根源”的探求之上。安德森不但没有像一般社会科学家那样以实证主义式的傲慢(hubris)忽视人类追求“归属感”的需求(因为“不够科学”,或者因为那是“虚假意识”或“病态”),反而直接面对这个真实而深刻的存在性问题,并在他的架构中为之赋予适当的诠释与意义。正因如此,他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就更能掌握到人类行动的深层动机。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个途径间接肯定了德国哲学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的箴言。 [24]

第三,《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结合了多重的研究途径,同时兼顾文化与政治、意识与结构,开创了丰富的研究可能性,因此被北欧学者斯坦·东尼生(Stein Tonnesson)和汉斯·安德洛夫(Hams Antlov)称为“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途径的桥梁” [25] 。就传统比较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它关于民族主义的各种“历史类型”以及“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构与制度条件”的论证。安德森的“历史的”(historical)解释和盖尔纳所建构的“非历史的”(a-historical)结构功能论解释恰好成为当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而对立的典范。不过,相对于盖尔纳在主流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方面的巨大影响,《想象的共同体》可能对以文化与“意识”(consciousness)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影响更大。安德森对宗教、象征(symbol)与意义之诠释(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的强烈兴趣,以及“以本地人观点”(from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的倾向清晰地显露了这本书的“人类学精神”。他从现代小说的结构与叙事技巧以及诗歌的语言中,探讨文学作品如何“重现”(represent)人类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的“前卫”尝试,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于英美文学界的,用解构主义理论、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对文学与民族主义关系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风潮有相当的影响。 [26] 而与文学理论密切相关的是,安德森运用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理论来解析“民族认同建构”与“历史叙述”的关系,以及他对殖民地政府(colonial state)角色的观察也在当代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史学中留下了印痕。 [27] 最后,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这个主观主义/认知的定义对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途径也有不少启发作用。 [28]

当然,像《想象的共同体》这样深具野心的著作势必难逃知识界的检视与争议。例如,安德森视民族为一种“现代”的想象以及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这使他在当代西方学界关于民族主义性质与起源时间的“现代(建构)派对原初派”(modernist/constructivist vs.primordialist)论战中和盖尔纳同被归入“现代派”,而受到“原初派”的批评。 [29] 而印度裔的美籍中国史专家,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也以中国史为证提出一个与此论战相关的经验批评。杜赞奇认为,早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对中国而言,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 [30] 另外,后殖民研究的先驱理论家夏特吉(Chatterjee)在他那本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名著《民族主义思想和殖民地世界 — — 一个衍生性的议论》(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中则对《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了另一种批判:尽管安德森认识到“民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但他竟然完全忽略了民族主义如何建构“民族”意识形态的具体政治过程。 [31]

思想、记忆与认同

最后,对于为何在本书中舍近年来在台湾颇为流行的、“解构”味十足的“国族”一词不用,而将nation依传统用语译为“民族”,笔者想稍作说明。首先,尽管在经验上nation的形成与“国家”(state)关系极为密切,但nation一词最初是作为一种理念、政治想象(political vision)或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因此本来就带有很明显的价值意味 — — 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经由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宣传家的如椽大笔,nation一词事实上是和“人民”(peuple,Volk)和“公民”(citoyen)这类字眼一起携手走入现代西方政治语汇之中的。 [32] 换言之,nation指涉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的概念。在此意义上,它和“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东西:nation是(理想化的)人民群体,而“国家”是这个人民群体自我实现的目标或工具。如果译为“国族”将丧失这个概念中的核心内涵,也就是尊崇“人民”的意识形态。安德森之所以将nation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正是因为这个定义充分掌握到nation作为一种心理的、主观的“远景”(又是一个“本土”的流行词汇!)的意义。

第二,以服务当权者利益为目的的“国族主义”毕竟只是民族主义复杂历史经验当中的一种类型 — — 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 — — 或者一个可能的组成成分而已,“国族主义”一词不仅遗漏了群众性民族主义这个重要的范畴,同时也无力描述兼具官方与民粹特征的更复杂的类型。主要基于上述两个理由,笔者决定在本书采用这两个较能表现出“人民”意识形态这个关键要素的传统词汇。

“民族主义的两面性”的这个评价表明了安德森“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政治立场。 [33] 安德森虽然认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他同情并尊敬一切反帝、反压迫的民众的民族主义的奋斗,但也清清楚楚地了解这些运动随时有堕落成反动的“官方民族主义”或者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的危险。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目的并不是解构民族认同。正如同他在本书正文前所引用的沃尔特·本雅明的警句“他认为他的职责在于逆其惯常之理以爬梳历史”所提示的,安德森所关切的“职责”是如何使民族认同“历史化”(historicize)与相对化: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对他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是历史的产物,唯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与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共存之道,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之道。

“共同体的追寻” — — 寻找认同与故乡 — — 是“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样,这条道路上也遍布着荆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同情与戒慎之间以及行动与认识之间寻求平衡。不管在这“一切都被允许”的虚无主义年代里,人类的理性能力受到多么激烈的质疑,理性毕竟是卑微、善变和激情的人类最后的凭借。安德森的这本《想象的共同体》 — — 这本体现了汉娜·阿伦特所谓海德格尔式的“热情的思考”(passionate thinking)的著作,就是试图在犬儒与狂热之外寻找认同之路的理性的辛勤劳作。

吴叡人

1999年4月7日午夜于密歇根湖畔斗室

注释:

[1] 本书是根据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London,New York:Verso,1991)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参考了该书1983年出版(初版)的日译本,(べネデクトアンダ一ソン著白石隆,白石さヤ译“想像の共同体一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起源と流行”,东京:リブロポ一ト ,1987)。

[2] Edward Said,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ion: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94,p.334.

[3] 本文中关于安德森个人背景的叙述,主要取材于他的两篇带有自述风格的导论文章:他的《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1990)一书的导论,以及他最近一本著作《比较的幽灵》(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1998) 的导论。

[4] 佩里·安德森于1938年 — — 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出生后两年 — — 生于伦敦,但出生后不久就被姨妈带到中国。请参见Gregory Elliot,Perry Anderson: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艾略特的这本书是第一本对佩里·安德森的思想与实践作全面性研究的著作。

[5]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2.

[6] 主修西方古典研究意味着必须通晓古希腊文与拉丁文。在西方语言之中,除了希腊文与拉丁文这两种古典语言以及母语英文之外,安德森至少还精通法文和德文。当他日后投身东南亚研究之后,他至少又先后学会了印尼文、泰文、菲律宾的塔加洛文以及西班牙文。

[7]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1.关于佩里·安德森的政治实践,特别是他和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关系,以及他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的讨论,除了前述艾略特的近著《佩里·安德森》(1999)可供参考之外,也可见于Mary Fulbrook and Theda Skocpol,“Destined Pathways: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Perry Anderson,”in Theda Skocpol,ed.,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pp.170–210。

[8]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p.1–3.

[9] Ibid.,p.3.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p.19.

[10] Benedict Anderson,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pp.18–19.

[11]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4.

[12] 笔者在此借用了一本精彩的雷蒙·阿隆访谈录的书名来描述安德森的“实践的观察者”的倾向。请参见James and Marie McIntosh,Raymond Aron,The Committed Observer(Le Spectateur Engage):Interviews with Jean-Louis Missika and Dominique Wolton ,Chicago:Regnery Gateway,1983。

[13] 这篇论文在1972年以原题出版。请参见Benedict R.Anderson,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1946,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4]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7.关于柯许特的事迹,请参见本书第六章。

[15] 参见安德森的《比较的幽灵》内第二部所收诸文。

[16]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p.9–10.

[17] Ibid.,p.10.

[18] 虽然安德森和另外两个重要的英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汤姆·奈伦(Tom Nairn)都在他们的民族主义理论中使用“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扩张模式的概念,不过他的用法和后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后两位理论家直接以“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论来解释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化或工业化后进地区对来自先进地区剥削的一种反应),但安德森主要是借用“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来描述民族主义的历史扩张的模式。关于盖尔纳的理论,请参见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关于汤姆·奈伦的理论,请参见Tom Nairn,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NLB,1977。

[19] 所谓布迪厄式论证指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如何产生“实体化”(reification)效果的理论。关于这个理论在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运用,请参见Rogers Brubaker,Nationalism Reframed: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安德森并未引用布迪厄的理论,但他的论点与布迪厄的论证精神颇为接近,故笔者借用布迪厄之名。

[20] 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这本书和《想象的共同体》竟然是在同一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康乃尔大学出版社之中显然潜藏胸有丘壑之士。关于盖尔纳的民族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的讨论,请参见John A.Hall,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1] 汉斯·科恩(Hans Kohn)的民族主义研究早期经典《民族主义的理念》(The Idea of Nationalism )只写到18世纪末的欧洲就用了七百多页!请参见Hans Kohn,The Idea of Nationalism: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Toronto:Collier Books,1944。另一个有类似计划的作品用了四百多页,但基本上只完成民族主义的分类,无力建构一个系统性的解释。请参见John Breuilly,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霍布斯鲍姆的《1780年后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虽然也十分简洁,但该书以历史叙述为主,并未真正提出一个理论性的解释,同时该书还是一本典型的“欧洲中心”观点的作品。请参见E.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 安东尼·史密斯非常多产,但比较重要的作品包括《民族主义理论》(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Duckworth,1971);《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以及扼要总结他对民族主义观点的小书《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 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等。

[23] 关于年鉴学派的研究途径,请参见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The French Trajectories ,in D.La Capa & S.L.Kaplan,eds.,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p.13–46。细心的读者可在《想象的共同体》当中看到安德森向年鉴学派致意的痕迹。

[24] 无独有偶的是,安德森所敬重的“新左评论”友人,民族主义研究的前辈,苏格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汤姆·奈伦在他最近一本新书中也同样抨击唯物论和盖尔纳的社会学现代化论都无法解释民族主义这种极度复杂的现象 — — 他甚至提出要回归“人性”(human nature),从人类心理和生理出发,重新理解民族主义!请参见《民族主义的面相 — — 重新审视贾纳斯》(Faces of Nationalism:Janus Revisited, London:Verso,1997)一书之导论(“On Studying Nationalism”)。

[25] Stein Tonnesson and Hams Antlov,“Asia in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in Stein T?nnesson and Hans Antlov,eds.,Asian Forms of the Nation,Curzon, 1996,p.14.

[26] 关于这方面较早期的研究成果,请参见Homi K.Bhabha,ed.,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特别是编者洪米·巴巴所写的“导论”和“散播民族 — — 时间、叙事、与现代民族边缘”(Dissemi Nation:Time,Narrative,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这两篇文章是后殖民文学研究关于民族主义的重要论文。

[27] 当代后殖民研究重镇,孟加拉的巴特·夏特吉(Partha Chatterjee)关于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名著《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衍生论述》(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1986)和著名的印度裔中国史专家,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的近作《护史退族:现代中国的问题叙事》(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都可以说是在和《想象的共同体》的对话。

[28] Michael Billig,“Rhetorical Psychology,Ideological Thinking,and Imagining Nationhood,”in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eds.,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5,pp.64–78.

[29] 其实这场论战早在1982年就因阿姆斯特朗(J.A.Armstrong)的原初主义论著《民族主义形成之前的民族》(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 )的出版而被引发了。不过安德森似乎并未直接参与辩论。后来持续参与论战的主要角色是现代派的盖尔纳和站在折中立场,不过较偏原初派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这两方意见的一个简明而针锋相对的交换,请参见“The Warwick Debate:The Nation:Real or Imagined”,i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3),1996,pp.357–370。

[30] Prasenjit Duara,Rescur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apter 2.

[31] Partha Chatterjee,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pp.21–22.

[32] 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是法国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德国的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请参见F.M.Barnard,Self-Direc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Rousseau and Herde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而将卢梭式的公民民族理念应用到法国大革命的最著名的例子,是谢伊斯(Emmanuel-Joseph Sieves)所写的小册子《何谓第三阶级?》(Qu’est-ce que le Tiers etat ),请参见William H.Sewell,Jr.,A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the Abbe Sieyes and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4。

[33] 爱尔兰人安德森的这个立场和另一个对后殖民研究有深刻影响的杰出理论家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有相近之处。这是一个颇值得台湾人玩味的政治和知识社会学上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午夜书评”,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日本的一套悬疑惊悚电影《午夜凶铃》(日文:リング)——它们似乎都有某种“见不得人”的东西,某种幽灵!那是什么幽灵?


《对话|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我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的观点》(澎湃新闻2015-12-13 17:30)报道:

世界著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于12月12日晚在印尼东部城市玛琅病逝,享年79岁。安德森教授于2014年3月17日到访北京半个月,与中国学者进行过一次对话。

编者按

据CNN消息,美国学者,世界著名政治学家、东南亚地区研究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于12月12日晚在印尼东部城市玛琅病逝,享年79岁。安德森1936年8月26日生于中国昆明,曾为康乃尔大学荣休教授,代表性著作《想象的共同体》。


应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之邀,安德森教授于2014年3月17日到访北京半个月。2014年4月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教授王炎曾与安德森在北京有过一次对话,本文原载《读书》2015年第一期,由王炎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有删节。


(一)


王炎:安德森教授,你到访之前,中国学界已很熟悉你的著作,尤其是《想象的共同体》,一经翻译到中国大陆,立刻引起反响。。我注意到新著《比较的幽灵》(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有这样的表述:一旦反殖民的民族主义(the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与国家“联姻”,便可能转化而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但事实上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以缔造国家为结果。你如何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安德森:你说的是西方思维中的民族主义吗?


王炎:我想应该是指第三世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吧。比如一九五〇年代埃及总统纳赛尔鼓吹泛阿拉伯主义,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都积极响应,有力回击了西方殖民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空前高涨。但悖论是,这场民族运动后来倒向苏联阵营。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美国支持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民族主义沦为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利器,这显然与纳赛尔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在第三世界无法想象民族主义与国家分离,国家是民族主义的保护伞,可一旦联姻,民族主义便被边缘化了,由国家意志取代。


安德森:我想直到一九二〇年代之前,大多数中东国家仍被帝国、君主国统治,比如波斯帝国,还不能算被殖民。阿拉伯内部分裂,似乎很难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帝国。


从二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英国希望保持中东君主国状态,因为它很善于与阿拉伯国王、酋长打交道,这与其他殖民地的经验不尽相同。纳赛尔当然不愿接受这样的格局,中东地区以军事实力决天下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代。


我提“联姻”一词,其实是个隐喻。国家比作一个大宫殿,老主人离开时,把所有电灯关掉。新上台的人又进入宫殿,再把电灯打开,国家成了可以转手的财产。你想想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就搬进莫斯科宏伟的克林姆林宫,在皇宫内领导革命政府。辛亥革命胜利后,政府本可有很多地点办公,却偏偏也搬进了皇宫,恰似拧开满清留下的电灯。激进的革命领袖何必与王权共用一间寝室?这是“联姻”寓意之所在,我就不信蒋介石一定比大清皇帝干得好。


欧洲历史著作每谈及民族主义,总以为自上而下形成,所以才说法兰西民族形成于公元十二世纪,这并不正确。民族往往发轫于无名状态,但史家不喜欢这样的历史观。毋庸置疑,恰恰因为印刷术的出现,大众可能识字,人们才渐渐产生归属感,民族意识逐渐自下而上地推动,并冲击着顶层的权力。因此,民族主义在萌芽状态时与国家对抗,所有南美民族主义,在产生时都排斥国家。不过一旦有机会,民族主义总会与国家联姻。大量民族主义著述都无意识地采用欧洲中心模式。


王炎:似乎任何一场民族运动,只要成为主导力量,必然将权力体制化,形成政府、国家。


安德森:这就是南美洲革命的历史经验。但这几十年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独裁时代在南美洲终于结束了,这一变化非常重要。


王炎: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一九六〇年代欧洲激进的左翼运动,当时国际共运走向低潮,从六八学生运动到七十年代已越来越激进化,出现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还有日本赤军。这些激进组织表达两种诉求:一方面反对国内资本主义政府,另一方面抗议美帝国主义占领,攻击美军基地,袭击北约军事人员。他们既反资本主义,又有民族主义情绪;既覆国内资本主义政府,又争取帝国主义占领的国家解放。这确实是例外的民族运动,自始至终与政府保持距离,既主张国际主义,又坚持独立自主。但最后还是以悲剧告终。


安德森:确实。有些事大家不愿回忆,如“二战”后西方国家到底做了些什么。他们虽然将一些重要战犯绳之以法,但也利用另一些声名狼藉的极右战犯,参与到针对苏联和华约国家的“冷战”中。人人知道他们任过希特勒军队的高官或财政大员,却逍遥法外,进入北约政府机构位高权重。在日本也如此,美国先处决几个高级战犯,然后请回一些三十年代的极右分子,镇压日本左翼力量。所以,左翼运动并非抽象地反对美国殖民主义,看看那些人战争期间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良心如何过得去,这样西方内部才有焦虑,起来制止美国的政策。在“二战”期间,多少日本左翼人士被杀害,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二)


王炎:这次中国之行,几次闲聊中你谈及台湾和亚洲电影。有朋友问:安德森教授对电影如此钟爱,与民族主义研究有何关系?


安德森: 我关注电影纯粹出于兴趣,倒从没想过写什么民族主义电影史。大概到一九二〇年代,电影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西方和其他国家民族主义高涨之时,也正是电影方兴未艾之际。


对于我来说,原本就喜欢电影,但美国影片太差。欧洲有些非常优秀的导演,但不是很多,早年中国影片还很少见,而日本电影一直非常精彩。我上大学时,只要一听说放映日本电影,便第一时间跑过去看。


从日本电影中,我才看到心仪的作品。美国电影技巧一般是用悬疑、线性叙事,节奏越来越快。而日本导演如小津安二郎的作品,娓娓道来,节奏舒缓,大量日常细节展示,其实悬疑没多大意思。


王炎:从《想象的共同体》中,能看出你对小说和故事的偏爱,常引用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等文学理论家的观点。在方法上,很难仅用人类学或社会学来概括你的研究。特别引我注意的,是你文学功底的深厚,如何将文学与民族主义研究结合起来的?


安德森:从四岁起,母亲让我学钢琴,但后来放弃了。因为她对音乐的偏爱,我接触到早期浪漫主义音乐,带有很强的民族性。当时许多国家、包括英国都让学生了解民族歌舞,很早我就熟悉挪威民歌,一听旋律便知哪个是希腊、捷克、日耳曼、匈牙利或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音乐有民族属性。


小说的世界却完全不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占鳌头。你可以说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最经典,但德国、法国、意大利文学也一样优秀。从世界史的角度,除了俄国、中国地缘隔绝、幅员辽阔,相对较独立外,西方并非一个整体,欧洲国家多少世纪纷争不断,彼此征战屠戮。既相互敌视,又接触频繁,文学翻译从未间断过。欧洲各国虽然有自己的母语,但又不属于任何国家,因为古代欧洲语言才是各语种共同的根基。父亲死了,儿女们才争执起来闹分家。


直到二十一岁,我的兴趣全在文学上。大学期间看了很多外国电影,上本科时心思全用在文学上面。本科考试一过,才琢磨起考什么研究方向更容易些。


王炎:和中国学生的考研逻辑也一样。


安德森:文学从未离我而去,我曾背过很多诗歌,有些至今依然记得。后来去了美国,那里可没人读小说、看日本电影。这时候,新的学术兴趣才浮出水面,发现自己对东南亚区域政治感兴趣,就深入下去。你看我受的是混合式教育。同学常笑我总看外国电影,还需要翻译,花这个精力不值得,与政治学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很享受。美国文化对族裔多样性一直有好奇心,特别在东西海岸的大城市。不同时期,美国西岸涌入大量亚洲移民,我对台湾移民渐渐发生兴趣,后来还去过台湾。当时蒋介石还活着能看出民众对当局不满。


(三)


王炎:能否说恰是文学经验让你对民族主义产生兴趣?


安德森:很难说,不过我确实思考过自己做民族主义研究的思想根源。我曾开玩笑说:《想象的共同体》其实不是我写的,是别人的著作,当然人家不信。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的观点,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研究民族主义问题。我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滑稽的民族主义,这两者并非水米无干。不懂马克思为何不深究民族问题。


然后,有人给我一本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我立刻被吸引住了。这本书的内容跨度达三千年,材料全是文学文本,它让我思考时间与时代的关联性,文学作品是如何表现时间与时代的。如果你读一下《摹仿论》的第一章,会发现很多事件由时间勾连起来,倒未必是横向的彼此连接。时间削平了高高在上的贵族与卑微的平民之间的落差,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整体的意义。


如果没有这种“同时性”(simultaneity),你无从想象五千万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会与你同样作息,也去吃早饭或出去工作。在一个大时间框架里,两个相隔百年的人却思考同一个问题:为人类的解放而革命。我一下意识到问题的核心是时间,我一直冥思苦想的也正是时间,《摹仿论》对此做出精妙的阐释。找到时间线索,却忽略了地理维度,后来《想象的共同体》再版时,我又加上两章讨论地理。在一个紧张的夏天,各种材料让我越来越明晰起来,一个人可以同时叙述发生在不同时空里的两件事,看似简单,如何能做到呢?你写作时也同时思考,读者对两个彼此陌生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洞若观火,怎么可能如此呢?时间是朝一个方向前后相继地行进的呀。


王炎:《想象的共同体》围绕着时间,展开民族主义起源的讨论。有读者就问,你引用本雅明“弥赛亚时间”有何深意。实际上,你也援引了奥尔巴赫《摹仿论》第一章的观点,即在《圣经》故事的语境里展开弥赛亚时间,亚伯拉罕祭子,时间叙事不以自然时间为参照,而是伦理性的,表达宗教意义。然后你转向现代小说,比较叙事与旧约的时间性的关系…。


安德森:实际上这些都是奥尔巴赫的观点。


王炎:的确,不过你书中确曾提到本雅明的弥赛亚时间。我读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留下的印象,他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一样探讨时间为小说的结构性因素,最终是反思生命的意义。小说给出全知叙事,主人公的生涯成为整体意义的写照。他提到福楼拜《情感教育》的结尾,人物从希望到幻灭,揭示意义不过是生活之杯中的残渣,长篇小说失却了传统故事的教诲功能。


安德森:本雅明还说,讲故事的人可以教诲帮助别人,而写小说的人不给他人任何教诲,甚至连自己也帮不了,写得太优美了!所以《想象的共同体》出第一版时,我想不好《导言》该写什么,编辑说:就写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吧。这下容易了,没有马克思、奥尔巴赫、本雅明,就不可能完成这部著作。这三位德国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许我也从其它国家的思想里学到不少东西,但绝对无法与这三位德国人相提并论。


王炎:在写《比较的幽灵》时,你的方法不完全是实证的。虽然书中也提到在东南亚的田野调查,但书写方式终究与人类学方法不尽相同。似乎通过提供一些事实,你给出不同的视角,让读者从中阐释新意。


安德森:如果你是一位严肃的人类学家,先要设计研究项目,然后做好田野调查,并了解当地语言等准备性工作。从一开始有人就告诉我:好的人类学家需睁大眼睛、悉心聆听,敏锐观察所有细节。我做的观察一部分在乡村,但主要在城市。倾听人们说什么、为什么说、对谁说。我是个业余生手,并非那种用数据说话的严肃社会学家。但我只想这么写,更有意思些。


王炎:写这本书时,你脑子里出现过罗兰?巴特吗?我觉得叙述上与他的《神话学》似有神交。


安德森:对。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像福柯的著作一样,是世上最优秀的作品。我记不太清楚什么时候读的《神话学》,好像在六十年代,反正还很年轻。写得非常美,很幽默。巴特认为,观察文化现象时要掌握当地语言,这是研究的新开端,即使花大量时间,再辛苦也值得,然后才是观察、聆听。而美国教育的最大失败是对外语不够重视,只学些实用口语,怎么叫出租车、如何去邮局之类表面文章,不肯下功夫深入掌握文献。文化的精髓在文献里,要了解一个地方长时段的历史和文化,必须掌握它的语言。全美也就一两所大学开设东南亚文学系,如今美国学生只重眼前有用的东西,这是很大的失误。


(四)


王炎:《比较的幽灵》的序言里,你提到六十年代印尼总统苏加诺有一次到大学演讲。那时你还很年轻,给一位欧洲资深外交官做口译。苏加诺谈兴大发,说希特勒是德国民族英雄,很有智慧之类,而不是大屠杀的刽子手。欧洲外交官不敢相信你的翻译,等核实确为印尼总统的讲话时,冲冲大怒,拂袖而去。读到这一段,震动之余,又感困惑,你能否展开一下你的想法?


安德森:苏加诺自认是左派,而且经历过希特勒兴亡的历史,你不能不问个为什么,但答案我却不知道。这是我年轻时代的经历。小时候,姨妈给我一架单筒望远镜。透过望远镜看月亮是那么大,但倒转过来一看,月亮又那么小。一块小小的镜片,怎能让物的大小变化如此剧烈?听着印尼总统的讲话,我仿佛回到儿时。也许苏加诺看欧洲历史,也拿倒了望远镜,一切变得那么遥远、微不足道。如果他能把望远镜倒回来,才难能可贵。上历史课时,历史老师讲古代、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屠杀、无休止的征服、酷刑、残暴和黑暗,但一切都那么遥远,无关宏旨。不管你感受如何,对老师来说就是知识。所以,纳粹对苏加诺也许很遥远,但他只需比较一下日本人在印尼犯下的暴行,还会那么轻松吗?别忘了,两桩惨剧几乎同时发生。其实,他讲话也属无心,下意识的,并非成心奇谈怪论。或比方说,有人告诉你,成吉思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建立如此辽阔的大帝国,我们该纪念他。而你说他手上沾染了数百万人的鲜血……嗯,你觉得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血腥?


王炎:中国历史上一般认为秦始皇最残暴,焚书坑儒是第一罪状。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残暴不仅是屠杀人数,更有焚毁经典,活埋读书人的惨剧。说起成吉思汗,观点有分歧,有人指责他征战屠戮,也有赞美他功绩卓著,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辉煌,疆域西扩至欧洲。有意思的是,还有人说他是蒙古的征服者,并非中华文明的骄傲。一方面羡慕成吉思汗的功业,另一方面又遗憾广袤的帝国不归属中华文明主流。


说到族群问题,我参加美国亚洲研究的会议,有学者提交论文,研究清末民初汉人迫害满人的历史,以影射当下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我觉得这位美国学者从倒转的望远镜里看中国史。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是,一九一一年之前满人统治中国,汉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备受歧视,导致清末“驱逐鞑虏”的民族革命。如今美国学界翻出民初迫害满人的旧账,历史逻辑倒错,这种表述与历史记忆有“视差”(parallax vision),你不能从汉文化主导的现状,反推百年前的历史,罔顾历史语境。


安德森:但历史讽刺的是,我听说满语濒临消亡。才一个世纪过去,满族语言、文化就快消失了?其他少数民族知道吗,他们作何感想?


王炎:这恰暴露出民族主义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具有破坏性的潜能,另一方面,又要呵护处于弱势的民族主义。


安德森:就像保护濒危的大熊猫,把他们圈起来有利于延续物种。但每次看到可怜兮兮的大熊猫,我都觉得反胃。


王炎:所以你才反复强调民族主义不是意识形态,没有普遍性的内核。每当涉及民族主义议题时,需先置入具体语境之中。当一个民族的情绪膨胀到具有侵略性时,我们需得警惕。当一民族沦为弱势群体时,又得换个角度看待他们的民族情绪。对吗?


安德森:我确实这样看。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第一种是一个族群占国民的90%,比如汉族是中国绝对的主流,大部分事务由主流决定,汉语是通用语言,少数民族虽可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但国民教育以汉文化为主。


第二种类型最要命,一个国家有两大力量几乎相等的族群,这样国家往往分裂,内战频仍。像斯里兰卡,几大族群间饱受纷争之苦。


第三种是印尼这样的国家,很幸运,有十二个相对比较大族群,没有绝对的主流,即使一族群人口较多(爪哇族),影响力也不是最大。无论谁统治这个国家,都必须与其他族群联盟。印尼有官方语言,但不属于任何族群,而几乎所有人会说。这种情况在印度无法想象,印度的少数民族无数,也没有主流,常年为确立官方语言争论不休。这三个类型概括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张力。


(五)


王炎:你关于离散的民族主义(Diaspora nationalism)研究也很有意思。比如海外华人的民族情结显然与本土不同。这是否可以称为“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呢?


安德森:我认为有两大类型。一类最好的例子是意大利人,十九世纪国内战乱,很多意大利人弃家离土,逃到美国、阿根廷等国,为保全性命。这些人有无政府倾向,总希望一旦国内情况好转,将来总会回去。不仅意大利人,还有犹太人逃离大屠杀、早期中国人去北美、南洲等,都属这一类型,从世界的“中心”地带流向“边缘”。


另一类型则相反,当今的状况是从外部涌向“世界的中心”,往往是中产阶级现象。现在人们争相去美国,为孩子受更好的教育,自己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他们对祖国不再留恋,也许时不时回国探亲访友,但肯定在美国扎根了。他们的问题是,很多人有负疚感。这与十九世纪的移民不同,那时候没有负疚感,因为他们还想回国。如今移民没有这个愿望,在美国生活舒适,收入高,孩子教育好,比起国内同胞来生活改善了,心里的负疚感会带来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


王炎:确实如此,一种身份意识的纠结。但据我观察,中国的新移民未必会有负疚心理。他们常来往于中美之间,访亲探友,常故意表现出与本土亲友的区分意识,因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而产生一种优越感。


安德森:真会如此?难到他们会炫耀?而不是表达歉意吗?


王炎:我觉得是炫耀。因为生活在国际化环境中,便觉得自己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心理上优于本土的狭隘见识。


安德森:那么亲友们会不会说:回你们美国去吧!


王炎:往往不会,相反盛情款待。在饭桌上请教出国之道,如何签证、如何赴美发财,网罗赴美关系。但是,华人移民回到美国后,常常换上另一副面孔。参加聚会时,他们会夸张地打扮得很中国,穿旗袍、梳传统中国发型,凸显中国身份,然后对美国人说:你们不了解中国,中国有灿烂伟大的文明,西方人无知、有太多的偏见。这是移民的两副面具。


安德森:他们要在中美两边占尽优势。


王炎:在美未必能占得优势,但至少追求身份的特殊。别像对待其他新移民那样待我,博大精深的儒家文明是我的后盾。


安德森:既然你们国家那么好,怎么不回去呢?


王炎:我确实听到过美国人私下议论:你的国家那么美好,跑到这来干什么?回老家去!但不敢当面说,别忘了这算“种族仇视罪”(hate crime),太冒犯了。


安德森:我就想冒犯他们。你说的这些人都是唐人街的福建人吧,哈哈!


王炎:恰恰相反,住在唐人街的老一代福建、广东移民,反倒不自吹自擂。比如在纽约的老唐人街(Canal St),华人大多是老一代劳工的后代,很朴实。一九八〇年代之后的新移民,很多聚居在皇后区的法拉盛(Flushing),所谓新唐人街,或散居各处。他们多受过高等教育,既要代表中国文化,又扮演政治受迫害者,所以身份意识最纠结。


安德森:其实这种情况在其他移民族群也存在,我有个泰国好友说:有些人看似很有文化,其实最没文化。

谢选骏指出:我说是什么幽灵?!原来是“马恩二匪”《共产党宣言》的幽灵!现在通过黄白二人的“尾尾道来”,披上了皇帝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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