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尼采的《敌基督者》，一度被视为疯狂之书，后来却被学者们肯定”（2021-06-11）报道：
大家好，我是人文者也。
著名哲学家尼采曾著有一本《敌基督者——对基督教的诅咒》，在写完这本书之后不久，他就发疯了，所以，这本书也因此格外引人注意。
起初，学者们都认为，尼采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精神已经不正常了，因为书中用词激烈，很多时候甚至称得上是在对基督教破口大骂。
阅读的时候，你能明显感到，尼采越说越愤怒，以至于整本书都仿佛是在统一的感情控制下，一口气完成的。
在这本书刚问世时，很多当时知名的欧洲学者，都对此给出了近乎一致的评价，认为尼采虽然在书中体现出了他高超的文字功底和言语攻击的能力，但是，漫无目的的辱骂并没有切中要害。
这已经是很委婉的说法了。
说得再直白点，就是当时的学者普遍认为，《敌基督者》并没有给学术界带来新内容。
虽然看得出来，尼采希望通过攻击基督教，达到重塑价值观，反击传统的目的，但是，他只不过是把之前自己和别人说过的内容进行了一下整理和对比而已，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概念和理论。
不过，当进入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研究者们逐渐发现，尼采完成这本书时，精神很正常，而且，他在这本书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不只是简单的发泄情绪。
尼采一生阅读量惊人，并且，十分擅长把阅读过的书籍转化成自己的思想元素，《敌基督者》中看似随意的，似乎是表达情绪的语句，都建立在多个领域的权威研究之上。
此外，《敌基督者》虽然只有一百多页文字，通篇却几乎把整部《圣经》中的核心内容，都归纳成一个主题，显露出尼采对其精深的了解。
从副标题上，也能看出尼采的想法并非疯癫，他使用了“对基督教的诅咒”。
谢选骏指出：以上就是“黄俄学者”的敌基督思想——他们把一个长着梅毒晚期大脑的德国杂种疯子，誉为自己的楷模了。
豆瓣读书《尼采与吴增定》（晚祷 评论《敌基督者》讲稿 2012-08-31）报道：
大概是几年前的时候，我花费了数天的时间系统地看了看敌基督者一书。
读的是英文版，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注释很少的很通俗的本子。敌基督者的细节我多半忘却了，尼采是如何说的、如何展开论证的，在几年后的我的头脑中，只留下模糊的影子。然而，当时的我是如何的不可自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书是我在上班的间隙看的，那是一些夏天的午后，周围都是同事们。我至今仍然记得自己悄悄流下不易觉察的泪水。
敌基督者是尼采晚期作品，尼采的晚期是非常特别的，敌基督者这部作品也是非常特别的。在一个偶然的时间，伴随着某种偶然的心绪，因为偶然的机缘凑巧，我与这本书发生了特别的关系。
这也使得我有了一些先入之见，其中有个我历来的偏见——庸人请勿无事自扰。尼采对读者是比较挑剔的，真正的读者是极少、极少、极少的几个人。我不敢说自己算是怎样的一种读者，但是既然吴增定非常诚实的在书中说了自己绝非那种命定的读者，那么我觉得最好不要错误地去打扰这个沉睡的幽灵。当被不相干的人惊扰起来，精致修辞和雅意深沉被粗暴的语调平平的庸俗讲演玩弄，我们又于心何忍！
通识演讲选择这个文本，我理解是先生的良苦用心，自有深意。可能是希望从尼采诸多著作中选择比较特别的一种，给大家提供一个特别的进入的门径。但我觉得通识的东西也不应该只是很平凡的东西。把大家的理解力想得很低，大家真的就理解得很低。把大家的理解力想得很高，不一定就会造成不适，只要方法适当，可能会有兼顾的效果。
如果是这样讲，呈现出来的面貌是截然不同的。最基本的一个意识是，这是极高的人写出的一个极高的文本。基督教，作为一个被最认真对待、被至高的心灵以极大的强度严谨的搏斗的东西，是一个引起大家深刻反应的丰富的东西。那么任何一个读敌基督者的读者，都必须至少有那种能力的影子，即对基督教最高的东西有精敏的理解和回应。怕什么呢？怜惜自己的理解力？尽最大的努力吧，最根本的、用尽所有心力的方式去理解基督教，在最高的地方去研究、把握、面对嘛。尼采的作品就是这么一个榜样，拒绝那种降低心智的教科书般的昏昏沉沉的叙述，拒绝在最平庸的地方浪费自己的力量。什么主题吸引你？那就去搏斗。有什么好怕的？
吴增定的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的反应的反面。他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就是把尼采的著作的修辞看成可有可无的，甚至妨害了理解的东西。按照他的指引，我们应该做的是略过修辞，不要让修辞的文采吸引住了，而是定睛看尼采的论证。不仅他自己这样干，他还强迫所有听讲人都记住，读尼采必须价值中立化的摒除一切情绪上的好坏，冷漠的寻求一些基本问题和思路。这样做的报酬，肯定不会是在真理的磨练中的挣扎和幸福，而是可能觉得尼采的思想还有一点点意思。接着，这种路数被推崇到极高处，有没有意思就是最终判定原则，其它的当屁藤。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吴增定表明，自己不参与尼采的思想。他拒绝现身书中，真吴增定不在这儿，谁在解说呢，是一个自称客观解释尼采的假吴增定。比较典型是51节的解释，尼采斩钉截铁的说基督教是病人的发自内心的仇恨反对健康人的健康本能。面对这样不容回旋的极端论点，任何一个真正的人都不免亲身参与的时刻，每个人都面对着自己的决断——用自己的生命去面对基督教和尼采的官司，必须带着情感和呼吸投入其中，给自己一个交代。可是，吴增定却逃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大家自个儿想想吧。这就是他的回答。
客观的吴增定不得不停止下来，因为他一旦带着一丝丝感觉和血肉参与一个真正的问题，他就无法保证自己还那么客观了，他惧怕的是这样一来他立即就变成了主观的吴增定，变成了真身。如同防止污秽上身一般，他机敏的跑了。我们还得猜，到底这位吴增定是看到尼采的这个说法兴奋盎然呢，还是勃然大怒，抑或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呵呵。我们猜不出。读者在这样的连篇累牍的讲解后，被引导着掌握了好多的知识，尼采的诸多论据、论点。但是每一个拷问吴增定和每个读者自己是谁的机会都被扔掉了，大家都很轻松悠闲。
吴增定并未详细解释不带肉身的冷静读敌基督者的理由。这样我们就没有回答一个疑问，即带着肉身覆案文本一个字一个字读敌基督者难道并非是必不可少的？而我以为，这样的读法根本上会误解敌基督者主题，即真理信仰关系的本真情景。一个无意选择的人是不会面对真理信仰关系的。以为敌基督者一书乃意在批判那些所知很少，一味虔信的普通基督徒乃是搞错了对象。尼采骂群众骂得兴高采烈，唾沫星乱飞？尼采闲得这么无聊吗？需知尼采不久就快疯了，他的时间委实不多。尼采更不会是要寻找那种极少的读者形成同盟对群众的信仰咬牙切齿。如果尼采的读者必须和真理信仰的关系这个主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那么读者不得不是极端切入事实的、精神与肉身与主题紧紧缠绕的那么一个人。那至少让你感到，尼采是为你在写，而不是感觉在看外国推理剧。
尼采曾经说过，你们无权进入我的花园。这话有一种特别的权柄。这表明事实是，随意的打扰一定妨碍到了那些很高的、很重要的，也许很脆弱的东西。它们经不起粗暴的误解和摧残。尼采的口气既非命令，也不是恳求。那是一种对善的爱，我们不能忍心看到真正的善受到伤害。本着这种精神，我们要说，尼采的一句话不仅仅在于那一句话，还在于那一句话是尼采说的，同样我们读尼采的一句话不在于我读了一句话，而在于是我在读这句话。
网民嚎叫：
海螺-Rob_F
海螺-Rob_F2012-10-12 14:30:11
基本赞同。读书，读者的心境很重要。进一步，该是“冷眼旁观”，还是“奋身搏斗”，这个抉择很关键。“进退自若”固然是最理想的（LZ也许排斥这种可能性），在未达到此状态前，选择后者，或“去跟随之”甘愿去体察原作者的痴狂，或“去驳斥之”成为作者敌人在阅读中投入战斗，这些都无疑比客观的存理性的事不管己的“站在一旁”剥肉拆骨，更贴近原作者。 读书的“投入”，指的就是读者的这种精神投入。//另，吹毛求疵的说一点，LZ评论说尼采是挑剔读者的——“尼采闲得这么无聊吗？需知尼采不久就快疯了，他的时间委实不多……”。我的疑问是，我们后人固然知道写《敌基督》的尼采快疯了，但他本人真清楚自己快疯了么？他写作时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态到底如何？真疯，假疯，还是半疯半醒？他为谁而写，还是根本不为谁而写？进一步，行文情绪是（类似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般）故意为之，还是疯癫前的征兆？——如此种种，细究之下都是疑问，都影响读者理解文本。
晚祷
晚祷(诗言志，歌咏言)2012-10-12 16:12:59
疯狂的生存性的妙味——我甚至不认为疯狂是突然降临的不幸，立即中断了思想家的本职工作。对某些人而言，无需面对生死的结局也许是一种至幸。这样的人太过特别。
我无法断定尼采晚年的心境，但他爆发般的十年以及本来就极为疯狂的1888年已经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了。晚年的尼采（或中年的尼采？）在思想上已然熟透。同期他的作品还包括作品与思想自传的看哪，这人。摘抄一段吧——
在这完美的一天，当所有一切都熟透了，葡萄变得深沉，不仅如此，一束阳光刚刚降临我的生命：我向后看，又向上瞧，从没见过如此多，如此好的东西一股脑出现在面前。今天我埋葬自己四十四年的光阴并非可有可无之事，这是我的权利——那曾经有过的都被拯救，至于不朽了。一切价值之重估，狄俄尼索斯之歌，还有回响着出现的偶像之黄昏——它们都是今年的礼物，就在上一个季节！我怎能不对我的整个生命感激不尽？就这样我对自己述说我的生命的故事。
除开风格上的兴趣，这里值得注意几个关键词：整个生命、埋葬、我的生命的故事。
人过鹿死寻僧去
人过鹿死寻僧去2018-04-12 15:12:13
我觉得读尼采的时候，如果不选择一种客观分析的态度(尤其作者还得给他人传授尼采时)，极其容易被他的思想所拽进去，感染。对于一个很想保持自己原有生活的人来说，客观才是最好的选择。可能你喜爱完全浸入式的阅读，这样能够得到人生教益和更深刻的自己的理解，可是如此非常危险，像是拿自己的心理作赌注，赌你能够在承担这么沉重的思考下仍能安然自若。再者，做学术时学者尽力持客观、分析的方法探讨无可非议。最后感谢你的书评，很有启发，读书时的个体性很重要，也不能冷冰冰的把一个活生生的哲学家的思考化成论证，特别是对于尼采这样的哲学家。
躺着创造世界
躺着创造世界2019-02-10 01:13:56
面对尼采还要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理客中学者姿态是要被尼采痛骂的。话说真的明白了尼采也不会再回头了。
谢选骏指出：黄俄追随它们的狗畜偶像——尼采和马克思一样，都是“德国杂种”——尼采是与波兰鬼子的杂种，马克思是与犹太鬼子的杂种。杂种就是杂种，再也无法提纯了。
《为什么尼采非常痛恨和反对基督教？》（博文书苑若愚谈白 2020-01-13）报道：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元素，自基督教彻底征服欧洲人以后，西方人思考问题就再也离不开上帝了。
在西方人眼里，上帝是仁慈和平等的代名词。《圣经》说：人人平等，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人和人之间应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叫基督教的博爱主义。
在尼采生活的时代，基督教的势力仍然很大，虽然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冲击，但绝大多数西方人依然信仰上帝，信奉《圣经》启示的价值观：平等、谦卑、仁爱、节制。
但西方文化还有另一种力量也很强大，以希腊、罗马文明代表的强力意志和理性主义。
在思想和社会层面，希腊、罗马文明的强力意志和理性主义并不矛盾，而是处在互相制衡之中。
如希腊、罗马人既喜欢征战，又信奉法律；征战是强力意志的表现，法律是理性精神的表现。
翻看一下希腊、罗马史不难看出，希腊、罗马人都是喜欢打仗的民族。
如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经常彼此攻战，除了雅典和斯巴达曾签订过15年的和平协议之外（前445—前431），其他时期的希腊城邦（如伯罗伯尼撒、爱琴海周边、小亚细亚沿岸、西西里岛等）几乎总处于对抗状态。
这些希腊城邦有时互相结盟，有时互相攻击，这种对抗、敌对状态培养了欧洲文化的习性：不安于现状，富有进取精神和冒险意识。
欧洲文化传统非常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喜爱和平，不喜欢对抗或征战，所以儒家思想始终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地位。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侵略意识和冒险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创造性。
和希腊人的性格很相似，罗马人同样喜欢冒险和征战，喜欢武力对抗，最能代表罗马人性格的是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源于亚平宁半岛上的几座小山丘，经过几代罗马人的侵略和征战，罗马帝国终于产生，成为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
除了征战和开疆扩土外，欧洲文化的创新精神还表现在精神层面，如希腊人的民主、科学、数学、哲学、悲剧、体育竞技；罗马人的个体主义、怀疑主义，等等。
不同于中国文化崇拜圣人，欧洲人崇拜英雄；圣人是道德权威的标志，英雄是强力意志的符号，两者存在本质的不同。这一点上也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除崇拜强力意志外，西方人还崇拜法律，如斯巴达的莱卡古、雅典的梭伦和伯里克利都是著名的立法者，是欧洲人崇拜的偶像。
如果说战争和创造性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强力意志，法律则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两者加起来构成西方文明的核心（古典文明）。
和西方古典文明相比，基督教是外来户，起源于东方的巴勒斯坦地区。
从道德层面看，西方古典文明推崇强力意志，基督教道德提倡博爱和平等，两者包含对立和冲突，尼采哲学即产生于这一文化夹缝中。
尼采反对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伦理，在尼采看来，理性主义的结果是制造权威与等级，基督教同样制造偶像，两者都压抑人的创造力，导致西方文明走向衰退。
尼采哲学的最大特色是反对偶像崇拜和权威崇拜，反对信仰普遍理性，比如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化。
在尼采看来，所谓权威或偶像崇拜都是人心的幻象，目的是突出少数人的思想和意志，掩盖、扼杀其他人的思想和意识，这种现象叫“权力意志”。
尼采的理性批判启发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福柯把尼采的“系谱学”方法发扬光大，提出了著名的“权力”政治学理论。
尼采的思想很有杀伤力，他不仅批判启蒙文化，还反对基督教，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怀疑主义。
在尼采看来，他的用心是良好的，目的是想告诉人们，世上没有绝对真理，也没有权威偶像，唯一真实的存在是权力意志——一种永恒的轮回，人类文明只不过是权力意志的外衣。
有人说，尼采不信神。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但尼采也不是不相信任何东西；恰恰相反，尼采相信人类自己，相信人类的创造力。
在尼采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的创造力，在于通过创造力推动人类文化不断走向更新。这是尼采哲学的奥秘和精华，也是尼采和希腊、罗马人的心灵共鸣所在。
换言之，从文化传统意义上看，尼采不属于基督教， 不属于东方文化类型；尼采属于典型的希腊或罗马人，是西方古典文明精神的体现。
谢选骏指出：黄俄胡评“中国封建社会”，却不懂尼采是新教牧师的犬子，看穿了他的父亲干多了的鸡鸣狗盗之事，由衷感到厌恶——人们认为儿子尼采患有梅毒，可能是遗传的！
网文《梅毒不长眼，不论你是列宁同志，梵高、尼采大师，林肯总统，还是同治皇帝………》（2017-07-25）报道：
01、
1493年，当发现了新大陆的哥伦布，带着满满一舰队的丰富收获：黄金、白银、巧克力、红辣椒、花生、马铃薯、西红柿、玉米、甜椒等等，志得意满地回到葡萄牙里斯本时，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一种可怕又狡诈的恶魔，也依附于他的舰队和船员，一起到达了欧洲大陆。
并且，任何欧洲人对恶魔的到来都毫不知情。
谁都没有料到，恶魔的初次现身，居然是在战场上。
那是两年之后的1495年，查理八世正带着他庞大的法国军队远征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跟他儿子费迪南多二世只能接连败退，法国人很快就打下了那不勒斯王国。解禁的军人们开始在城中各种烧杀掠夺，将这座丰饶之城弄得乌烟瘴气。
然而很快，查理八世就发现士兵身上出现了一种怪病：四肢和躯干上长出模样丑陋的脓包，还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很快脓包又开始溃烂……更可怕的是，这种疫病在很多人身上都出现了，整个军营到处都是叫苦不迭，一片哀鸿遍野。
查理八世认定这是那不勒斯人传播而来的一种瘟疫，因此，称其为“那不勒斯病”。然而，这个锅那不勒斯人必然不肯背，因为人家原本健健康康，此役过后也有很多人染上了这种怪病。
因此，那不勒斯人认定这TM一定是法国人搞得鬼，这帮肮脏的基佬加变态狂……因此，他们将这种病称为“法国病”。
这种怪病迅速蔓延，任何人都不知道它因何而起，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治疗，法国军队很快军心涣散，查理八世只能狼狈逃出了那不勒斯。而他统领的那支雇佣军多国部队，也解散得大半，这些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到了英国、德国、荷兰、瑞士等地。
不幸的是，这可怕的病疫也跟着他们的身影，传到了这些国家……
02、
1495年秋天，怪病从法国传入了瑞士和德国，两年之内就跨越了英吉利海峡来到了英国和苏格兰，数年内，匈牙利、希腊、波兰、俄国整个欧洲到处都爆发了这种疾病。人们开始恐慌，他们想起了一百多年前，被那场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所支配的恐怖……
然而和黑死病不太一样的是，这种新的病症并没有那么容易传染，但是症状却似乎更加可怕。患者生出的脓疱经常从脑袋一直蔓延到膝盖，大范围的溃烂甚至导致腐肉块从人身上直接脱落下来，一旦病发，几个月内患者就必死无疑。
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上，也清晰地展现出这种怪病的可怕。
意大利医师兼诗人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在一首田园诗中，第一次揭露了这种病症：诗歌中的男主角，牧羊人Syphilus不幸染上了这种病症，并传染给了他的同伴们。后来他们才知道，是因为得罪了太阳神阿波罗，才导致大神降怒于他们。在诗中，吉罗拉莫给这种病命名为De Contagionibus。
1498年，文艺复兴时代的木版画祖师爷阿尔布雷希特·丟勒（Albrecht Dürer）所创作的一副木版画中，一位北欧雇佣军的手臂和大腿上，都清晰可见遍布的脓包。
同时期的一副线描画作上，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赤裸地躺在床上，他身上的脓包和溃烂清晰可见。他身边的另一位病人也遭受着同样的病痛。
随着怪病的蔓延，欧洲各国都视其为恶魔，并且都认为是别的国家传染而来的，于是在命名方式上，他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对邻国进行地图炮攻击：
在意大利，波兰和德国，人们都管它叫“法国病”，因为是在法国参加雇佣军的人带回来的。俄国说这是“波兰病”，因为它是从波兰传过来的。波兰人称之为“德国病”，因为是从德国传入波兰。而在丹麦，葡萄牙和非洲北部的一些地区，人们统称其为“西班牙病”……
从命名方式上，我们不但能看到欧洲人喜闻乐见的相互攻讦，更能看出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向。
比如，飞翔的荷兰人统统将这种怪病称为“西班牙病”，就是因为刚刚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荷兰人，大都是新教徒，他们认为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西班牙天主教徒，都是不道德、不洁的，是上帝惩罚他们才让他们染上这种怪病。
同理可知，信奉真主的土耳其人，把这种病称为“基督教病”……
03、
更可怕的事很快就发生了，这种不甘于被束缚于欧洲的疫病，搭上了另一位大航海王达·伽马的船，又传播到了印度，很快亚洲大陆上也开始流传开来。
南亚次大陆的三哥们好的不学，也学会了搞地图炮这一套，北部的穆斯林就说这是“印度教病”，印度教徒反唇相讥说是穆斯林传染过来的……最终有些人同意同仇敌忾，追根溯源之后统称其为“西欧病”。
原本是中性的一个病名，竟然成了不同群体互喷的贬义词，仿佛除了当代蛇精病之外也没谁了……之所以这种怪病也有同样的效果，大抵是因为人们发现它的传播，总是跟妓女以及与她们成日鬼混的水手脱不开关系。
1520年时，怪病绕了地球半圈，终于达到了传播的最后一站，亚欧大陆的尽头：中国和日本。（你要问为什么没有继续向东传过太平洋，我只能说你记性实在太烂了……）
在远东，日本人厚颜无耻地称之为“中国溃疡”，而满鞑子清朝人民发扬了内斗的本能，将其命名为“广东疮”，只因为它是由印度传入广东岭南一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详细记载了此病的流行状况。
明代陈司成（真的不是陈思诚）所著的《霉疮秘录》（相当于一本那个年代的性病防治大全）中，也详细介绍了这种新出现的怪病：
“独见霉疮一症，往往外治无法，细观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舞会之未，起于岭南之地，致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一感其毒，酷烈匪常……入髓沦肌，流经走络，或攻脏腑，或寻孔窍……，始生下疳继而骨痛，眉发脱落，甚则目盲，耳闭，甚则传染妻孥，丧身绝良，移患于子女。”
后来，不知是谁良心发现，觉得老是这样黑广东人不好，鉴于此病患者病发后脓包溃烂后的皮肤伤口很像梅花，就将其称为——梅毒。
04、
是的，这种曾经席卷世界的恐怖怪病，就是曾经的街头电线杆牛皮癣上、如今的XX男科医院专治广告上喜闻乐见的梅毒。
梅毒，是一种细菌型的性感染疾病。它的病原体，是螺旋菌菌种梅毒螺旋体的一种亚种（Treponema pallidum）。英文的梅毒叫做Syphilis，就是那首诗里牧羊人的名字变体。
梅毒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病发分为多个阶段（一般是三到四个），每个阶段的症状都不一样。而且，更可怕的是，在梅毒的早期，经常会伪装成其他病症的症状形态，因此威廉·奥斯勒爵士就称之为“可怕的伪装者”，还有很多当时的医生直言不讳地说梅毒是“病症中的骗子”。
比如，梅毒会伪装成痔疮。
某个小哥出去嗨皮了一圈，回家发现菊花长东西出来，到医院一看，哎呦不就是痔疮嘛，割割割，手起刀落小哥哀嚎着回家了，结果半个月之后，又长出来了……到了第二期其他症状出现了，才发现卧槽竟然是梅毒！！
更常见的伪装形态，是手足藓和湿疹，以及一些久治不愈的皮肤病。
著名哲学家伊拉斯谟斯也认为，梅毒可能是所有疾病中最危险的。首先，第一期的患者会在身上长满丑陋的瘤子、疙瘩甚至是角状的奇怪凸起，并且伴随高烧、脱发、头痛等怪异病状。
之后，神奇的事情来了，症状会逐渐自行消失，让人误以为已经病愈。然而这恶魔只是潜伏在人体内，预谋着下一次爆发。
再次爆发一般在三到十五年之后，这时候，梅毒会变成让人丧命的杀手，它会让人在极度痛苦中神经崩溃死去：先是全身各处长出橡胶质地的慢性梅毒瘤，随后令患者变成面目狰狞可怖的怪物。
巴黎的人类学博物馆里，就有一个患者的头部雕塑，看了让人后背发毛（慎翻）。
接下来大幅的溃烂、眼睛失明、鼻子甚至直接脱落下来。在西亚有人发掘出17世纪的一枚人造金属鼻子，就是供患有梅毒鼻子脱落之后佩戴用的。
到了后期，梅毒还会引发令人痛苦至极的骨质消融，患者死去后会被发现他们的头盖骨上，往往留下了一个或数个巨大的黑洞。
与身体上的痛苦相比，梅毒还会引发患者的精神错乱、失常乃至疯癫。这可能就是许多文豪、艺术家、哲学家患病之后，走向疯狂的原因吧……钱锺书就曾经在《围城》中深有体会地写道：
“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
05、
根据1894年《美国医学协会期刊》上公布的哥伦布的患病状况来看，他在后来的航行中出现发烧、酸痛、关节肿胀以及神经系统过度紧绷等症状，再后来，他开始语无伦次，“几乎濒临发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行为，有时候相当精神错乱。”
后来发疯的他杀性大起，连续吊死了好几个看不顺眼的西班牙船员。
同样的疯狂也表现在尼采身上，一生未婚的他据说曾经在热那亚的一家妓院感染上了梅毒，此后尼采的人生就一直处于病痛和疯癫的状态，因此说出各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超人神论。
法国文豪莫泊桑年纪轻轻时，就因为过分钟情于嫖娼而染上了梅毒。或许正是因为他对于妓女有着如此大的痴迷，才能写出《羊脂球》这样深刻的作品。然而，梅毒也折磨了他一生。在和福楼拜的通信中，莫泊桑认为自己因为梅毒而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再也不能动笔了。
到了梅毒发作的后期，莫泊桑甚至产生了苍蝇在啃食自己大脑的幻觉，他自杀了两次都未遂，最后只能在病魔的肆虐下，孤独地死于梅毒并发症。
讽刺的是，那个曾经还在信件中安慰莫泊桑的福楼拜，不久后也梅毒发作了（毕竟这货也是个喜欢玩风弄月的主儿啊）……当时正在驾驶马车的他，被一阵剧烈的神经痛震得滚在地上。后来他在文章中写道：
“啊！被灌肠又被放血，他们竟然用水蛭来治疗，还TM不能碰一滴酒，劳资已经是个死人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德高望重的总统林肯，居然也患有梅毒。不仅如此，他的老婆也有此病，只是不知道究竟是谁传给了谁……梅毒的影响之下，林肯毕生都有着严重的心理问题，深受抑郁症的困扰。
除了这些名人之外，还有一份长长的名单列表，据说他们都很有可能（其中一些已基本确认）患有梅毒。这份名单如下：
列宁、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波德莱尔、梵高、马奈、王尔德、凯伦·布里森、英王亨利八世、乔伊斯、伊凡雷帝、霍华德·休斯、同治皇帝……
虽然我们或许可以说，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疯子，但那些患梅毒病痛的人，才会真正了解它的可怕，何况是在当时那个没有真正治疗方法的时代。
06、
1496年，维罗纳的佐治亚·维卡罗（Giorgio Sommariva）医生发明出了水银疗法试图攻克梅毒。
在此之后的数百年里，水银成了对付梅毒的最佳方案。一般的方式，是用水银在患者的皮肤表面摩擦，甚至让他们服用水银制的药膏。再后来，一种水银熏蒸的方法也出现了，患者坐在一个封闭的箱子里，沐浴着水银的滚滚蒸汽……
不用想也知道，这种以毒攻毒的方式，往往给梅毒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他们纷纷出现牙齿松动、牙龈溃疡等典型的汞中毒现象。
到了十七世纪时，一位英国医生兼草药学家尼古拉斯·库普勒（Nicholas Culpeper）推荐使用一些草药比如癒创树来治疗梅毒，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于中国的中草药。
画家约翰内斯·施特拉丹乌斯就曾绘制了一副画作，名为《用癒创树治疗梅毒的准备工作》（Preparation and Use of Guayaco for Treating Syphilis）。作品当中，四名仆人在准备药汁，医生正在检视，而一位看起来很尊贵的病人正在饮用药汁。
直到1908年，德国免疫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在实验室开发出了一种有机砷药物，名为萨尔瓦桑（Salvarsan），治疗梅毒的效果比水银疗法好很多，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后来，又有人发现高烧可以有效击退梅毒，因此创造出了一种丧心病狂的治疗方法：让患者先感染上疟疾，再靠疟疾发病的长时间发热来治疗梅毒，最后再用奎宁来治好疟疾……大概比起水银疗法的痛苦，这种折腾已经变成可接受的了……
直到二战之后，青霉素的发明才彻底终结了梅毒难以治愈的历史。然而哪怕在如今，任何一个人依然不会愿意患上这玩意儿……毕竟，梅毒不长眼……
谢选骏指出：文艺复兴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的“西方文明”，堪称“梅毒文明”！尼采的《敌基督》，就是梅毒文明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