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网络主权必将彻底改造国家主权——“1984年噩梦”里的反极权主义

《手机APP滥用隐私权限普遍：上网几乎等同于“裸奔”》（2017年12月19日 转载北京晨报）：
网上约车、购物、叫外卖、导航……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睡觉，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手机App带来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你的微信昵称、头像、位置、通讯录、电子邮箱信息、QQ账号密码，甚至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都“祼奔”在互联网海量“大数据”当中。而这些隐私信息，基本上都是自己在下载安装App时“同意授权”的。北京晨报记者下载了30多个App，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App要求获取定位权限。专家称，App滥用隐私权限的现象非常普遍，建议用户在安装前仔细看授权协议，安装后也可选择关闭部分授权。
案例：朋友欠钱？自己收到催款短信
日前，市民李女士莫名收到以借贷宝App为名发来的催收短信，称其朋友贷款，而短信中不但公布了其朋友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还带有大量恐吓咒骂字眼。记者从短信中看到，内有李女士朋友，也就是借款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发短信的人自称是“借款公司的”，称借款人在借贷宝借钱时由李女士担保，并咒骂称如果借款人不还款，李女士及家人将遭遇厄运。
随后北京晨报记者联系到借款人，对方承认确实从借贷宝平台上的机构借了钱。但他并没有将李女士填为担保人，而是“手机软件会调取通讯录，向有过通话记录的联系人催收短信。”
北京晨报记者随后也在借贷宝使用过程中发现，软件会向用户申请读取手机通讯录的权限，在其《隐私条款》和《用户注册协议》中，也有内容称如逾期未偿还本息，借贷宝可能与第三方共享用户信息等。
无独有偶，市民郭先生近日也收到不少催收公司发来的信息，因自己的一个初中同学在借款平台上借了钱未按时偿还，催收方就通过同学手机通讯录找到了他这里。不仅收到催款短信，郭先生还接到了许多讨债电话，甚至传说中的“呼死你”也用上了，“响了十几个小时，未接电话得有好几千，但由于号码不同，地域不同，想拦截都拦不住。”
现象：很多人下载应用并不看条款
北京晨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几乎所有的手机App应用在下载安装时，都需要同意应用的《隐私条款》。比如，记者下载高德地图App后，要点击“进入”地图，就跳出来了高德地图的隐私条款。仔细阅读发现，这款App上可能会收集的个人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包括位置信息、上传的图片以及IP地址、设备信息、浏览器类型等，在注册高德账号时，会收集账号名称、昵称、密码、密码保护问题、手机号码等，还有电子邮件地址、淘宝账号、支付宝账号、微信、QQ、车辆品牌、车牌号码、车辆识别代码、发动机号、机动车驾驶证、住宿信息、行程信息、支付信息等。更关键的是，高德地图还会将这些信息提供给第三方，并授权高德地图间接向第三方获取相关信息。
但很多“手机控”在下载安装App时不会注意看授权权限条款，便直接同意安装。北京晨报记者随机采访了20余位市民，竟然没有一个人表示在下载App时会详细看“授权条款”。“字太小了，而且都是一长篇，所以基本不看。”市民李女士说。？
但就是点击“同意”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用户的隐私就这么交出去了。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只要你的手机里安装了导航软件，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能很快通过手机里App提供的数据找到你。”在他看来，“有的App应用本来跟位置并没有太多关系，可是App会强行搜索你的位置信息，而你的位置信息根本屏蔽不了。”
数据：四成应用会申请获取位置信息
今年9月份，江苏省消协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检测发现，在手机下载的100多个App中，79个App可获取定位权限，23个App可直接向联系人发送短信。点开“电话与联系人”一项，有14个App甚至可以监听电话和挂断电话，结果非常惊人。在所获取的个人信息中，“位置信息”和“读取通讯录和短信”是最容易被读取。
据相关人员介绍，大多数App都有获取精确位置的权限，由GPS定位可精确到10米。各个开发企业给出的理由是需要进行一系列社交模块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实现社交功能，只需获取大致位置权限即可，根本无需GPS精确定位。
对于“读取通讯录和软件”信息，大部分开发企业表示，App需要通过验证码避免用户重复注册，同时起到推荐作用。这使得用户的通讯信息完全暴露在软件公司面前。另据央视财经频道此前报道，除了偷录声音、获取定位外，误下载到一些“山寨”App时，机主的银行账号和密码则可能受到威胁。
专家支招：下载后应用前关闭部分权限
对此，猎豹移动安全专家李铁军告诉北京晨报记者，手机App滥用权限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了，而且这种现象在安卓系统更严重一些。
李铁军介绍，造成手机App滥用权限的情况分几种，一种是大量正常App在开发过程中，给未来留有发展空间，“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用户群越来越大的时候，功能也会无限拓展，就需要更多的权限。比如说，原来没有要求定位的，当它现在有一个社交功能后需要用到定位，或者发展O2O之类的都需要定位。”所以很多开发者就未来规划的目标会需要事先“占个坑”，先把权限申请下来。而还有一种情况是，消费者可以看到的手机权限设置，并不是全部授权。相当一部分程序在消费者没有操作任何权限设置，软件就已经自动安装完毕了。
不过，李铁军也表示，避免用户隐私泄露还是有一些办法来解决，比如安卓系统在6.0的时候，系统的安全管理功能会提供机主对一个具体App来管理它的使用权限，用户如果发现有些程序申请的某些权限觉得“越权”，就可以在权限管理当中，把相应的权限关掉。
律师说法：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并盈利将获刑
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林悟江认为，一些手机APP要求取得与自身业务没有任何关联性的用户信息的授权，属于恶意取得授权，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比如立法禁止经营主体取得与自身业务没有关联性的信息授权、一事一授权、授权用途必须明确具体等。
就目前而言，如果手机APP的经营主体恶意取得授权、滥用授权，并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即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记者手记：告别“透明人”需多方努力
不可否认，App广泛应用是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享受信息化生活带来的便利也是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重要过程。但App在为手机用户提供上网便利的同时，也的确让手机用户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透明人”——我们在享受数字化便利的同时，个人隐私已经越来越少。
上网几乎等同于“裸奔”，这对任何手机用户来说，无疑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每一个新的行业的兴起就必然会出现某些伤害用户利益的事情存在，监管部门的“没有及时发现和解决”，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漏洞呢？因此，保障个人信息安全，需要有关部门作出更加权威的分析、评估和研判，也需要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予以完善。安全厂商与制造商、运营商、互联网服务商、应用开发企业等渠道加强合作，确保各平台及管道是安全的，从源头去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可能会更加现实。
谢选骏指出：英国共产党的叛党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了本《1984》，还有《动物庄园》等。其实，他本来是政治活动人士，没有什么创见，他的反乌托邦思想，大多是从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1896年）、小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等小说学来的。但是因为他的共产党背景，受到了追捧。相反，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反而由于连同资本主义一起批判，而受到了冷落。
有评论指出：
《奇妙的新世界》成书早于《一九八四》，赫胥黎还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老师。在赫胥黎给奥威尔的信中，他阐述道，《一九八四》所写的乃是发生在《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新世界”才具有终极的意义。而如今的现状也似乎正在印证着赫胥黎的预言。一个老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出了比年轻人在十多年之后更久远的预言，不得不赞叹赫胥黎的真知灼见。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奥威尔和赫胥黎描绘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却殊途同归，都走向了极权主义的末路。两个世界都是极权社会，统治者构建它们的原因却不同。“一九八四”中的极权是源于对权力的贪恋。核心党员为了永远保有权力，故意保持着低下的生产效率，并且通过战争消耗着多余的资源，以便让平民们永远处在极低的生活水平上，让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接受教育、去觉醒、去造反。奥威尔在书中借用奥勃良之口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护革命；反过来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而“美丽新世界”产生的原因却是因为对效率的盲目崇拜。科技的进步催生了人工繁育和睡眠教育，以保证让不同等级的人都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足；“嗦吗”迷幻药的发明使人类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证重新回到愉悦的状态，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激发人类最大的生产力。“人们只顾追求着高效，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却荡然无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八四”中，我们还能看到善恶斗争，而在“美丽新世界”中这种斗争却已无从谈起，因为“一九八四”中人尚且为人，人的本性尚且存在，只不过是被统治者所蒙蔽和压制；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类只不过是科技的产物，效率的奴仆。我一直都觉得“美丽新世界”是“一九八四”矫枉过正的产物，人们惧怕“一九八四”中自己因为生活资料匮乏而造成的无知与被压迫，于是开始拼命地发展经济，却陷入了另一个怪圈——效率高于一切。人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一九八四”的恐惧造就了“美丽新世界”。极权原因的不同，也导致了两者极权手段的不同。“一九八四”的统治者的统治方式简单粗暴却见效快，他们依赖着棍棒、酷刑和集中营给庶民带来的痛苦与恐惧保护着自己的权力。“美丽新世界”中的统治者却不屑于这种效率低下且充满危险的方式，他们依赖科技带来的快感以让人们自愿服从，而这恰恰是另一种集中营，一种没有痛苦的集中营。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精辟地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精神文化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座监狱，另一座是赫胥黎式的——让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正如文章开篇所举的事例，我们可以找到一千种理由不去上政治课，却找不出一种理由拒绝电脑游戏的诱惑。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让我们认识到，在监狱大门关闭的时候我们要奋起反抗，但是对于一个因为纵欲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明，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有人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话我信；但如果有人说，多一个人读赫胥黎，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话我却深表怀疑。对抗奥威尔的世界，我们只需要激发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即可，对饱暖、性爱和自由的欲望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激发；而对抗赫胥黎的世界，却需要我们用深刻的理性去对抗浅薄的本性，这比前者要痛苦和困难得多。我们有什么理由阻止人们及时行乐呢？赫胥黎在写完《新世界》后反思道，“一个社会，如果多数成员不能保持清醒，不在乎当下，不关心近在咫尺的未来，而把多数时间花在其他的地方——只关心无关紧要的运动和肥皂剧——那么这个社会很难抵御操控着的入侵。”“一九八四”的时代在人们的抗争中即将过去，“新世界”的时代却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正在悄然而至，也许手里拿着的智能手机就是野心家的帮凶。我们不能做什么，除了保持警惕，警惕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衰减；警惕权力对自由的剥夺，哪怕是追求痛苦和不幸的自由。
谢选骏指出：我要说的是，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看，极权主义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因为极权主义太太太单调了！而人类，哪怕是独裁者自己，也是渴望自由与新奇的。所以，堡垒都是从他们内部给攻破了的。这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原罪之强大，不是极权主义可以轻易扼杀得了的！看看中国手机市场的混乱就可以知道，“封网行动”，必然失败。网络主权必将彻底改造国家主权。如此看来，奥威尔等“前网络时代”的恐龙们，可以安息了。因为网络改变了他们那个前网络时代的“单向灌输”模式，而变成了“交互撞击”，这是前所未有的条件，必将凸显“思想的主权”。其中的乐趣，我想，连独裁者也不愿意割爱的。因为即使连他，也只是一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