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战——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上）
十章目录
第一章 欧洲的退潮
Chapter One Decline of Europe
一，“欧洲化时代”的终结
1. End to Europeanization
二，新时代的图解
2. Illustration of the New
Era
三，对“欧洲文化”的分析
3. Analysis of European
Culture
四，对欧洲文明的诘难
4. Critiqu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五，欧洲将被回教世界吞没？
六，两线作战的勇士
6. The Hero who fights on Two
Fronts
第二章 全球危机
Chapter Two Global Crisis
一，全球文明的轴承现象
1. The axle center of global
civilization
二，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
2. The clash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三，爱国主义，一个神话的覆灭
3. Patriotism,the demise of a
myth
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
4. The global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五，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已经成型
5. The unified network of
trans-national civilization already in place
六，无业者创造的历史
6. History created by the
jobless
七，无业者有哲学吗？
7. Do the unemployed have a
philosophy·
第三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hree The New
Cultural War
一，文化战的定义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war
二，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2. The oldest model and
newest change of cultural war
三，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military
warfare
四，超越国际主义的天下文明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五，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5. The key to prevention of
large scale invasions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七，文明的圈回之“圆”
7. The returning cycle of
civilization
八，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8. Giving up militancy for
the sake of civilization
第四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Four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一，战略的定义
1. Definition of strategy
二，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2.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trategy
三，中国文明的战略观念
3.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四，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4.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new cultural war
五，破坏现存的平衡结构
5. The break down of existent
structure of balance
六，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6. “Book of
Documents,”(Shujing)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ategy
七，“王略”论
7. On strategy of rulers
八，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略
8. Strategie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九，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术
9. Tactic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第五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Five Kingship vs.
Hegemony
一，二十一世纪的秩序
1. The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二，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2. The first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3.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seeking righteousness vs.
seeking interest
四，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4. How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anarchy
五，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5. The already emerging new
political principles
六，王道的代言人
6. The spokesman for kingship
第六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Six Indirect Rule
一，王道与霸道的第二层涵义
1. The second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二，王霸战略的光谱层次
2. The strategic spectrum
between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国家制度与间接统治
3. National polity and
indirect rule
四，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
4. The global government
under indirect rule
五，全球政府要奉行王道
5. The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hold kingship
六，王道的保衡者
6. The guardian of kingship
七，王者的要素“德日新”
7. Key elements of
rulers:Ever increasing charisma
八，人类动物园如何推行“递进民主”？
8. How to practice
"progressive democracy" in the human zoo
第七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
Chapter Sevn The looming
global government
一，反恐战争的两面说辞
1. Double talk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二，从美国的911到西班牙的311
2. From 911 in the US
to 311 in Spain
三，民主国家如何胜任反恐战争？
3. How can democracies
prevail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四，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4. Do democracies never go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五，核武恐怖的幽灵意味
5. Specter of nuclear
holocaust
六，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
6. Commercialism and spirit
of politics
七，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7. Power of global
integration will escape Europe
第八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Eight Global Center
一，现代文明的定位
1. Orient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二，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2. Core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三，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3.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四，“中国”的“保民官”
“ombudsman”of the “Central Kingdom”
五，“中国”的内在意义
5. 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Central Kingdom
六，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6.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war against terror
七，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
7. World peace requires no
more than limited war
第九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Nine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一，种族的界限
1. Racial divisions
二，氏族宗族民族的主权国家
2. Sovereign state of
clans,kinships and nations
三，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3. Distinction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四，秦汉是天下而不是国家
4.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universe rather than nation-state
五，蒙古首开元明清的天下
5. Universal empires of
Yuan,Ming and Qing initiated by the Mongols
六，全球政府需要刷新统治原则
6.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date its governing principles
七，天下秩序是人类命运保育者
7. Universal order serves to
protect and save humanity
八，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8. Pacific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benefits us all
第十章 历史教的命运
Chapter Ten Fate of
Historicism
一，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1.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s unpredictable
二，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异同
2.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y,eth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三，用历史教的眼光审视当代
3. Assessment of the modern
era in light of historicism
四，罗马帝国如何运用历史教
4. How did the Roman Empire utilize historicism
五，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5. The dead civilization
integrates the world
六，历史教的战略核心
6. The strategic core of
histor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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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欧洲的退潮
Chapter One Decline of Europe
第一章 欧洲的退潮
Chapter One Decline of Europe
一，“欧洲化时代”的终结
1. End to Europeanization
二，新时代的图解
2. Illustration of the New
Era
三，对“欧洲文化”的分析
3. Analysis of European
Culture
四，对欧洲文明的诘难
4. Critiqu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五，欧洲将被回教世界吞没？
六，两线作战的勇士
6. The Hero who fights on Two
Fronts
1975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是欧洲殖民体系在西线的消失；1991年苏联殖民帝国的半崩溃〔俄罗斯殖民帝国迄今残存〕，是欧洲殖民体系在东线的溃败。这些历史性事件颠覆了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年〕所开创的海盗殖民的五百年周期。《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哥伦布之前，欧洲人也是在罗马城陷落之后花了五百多年才酝酿“十字军东征”，然后又花了五百年创造了“中世纪文明”，准备了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础。思考人类命运和文明前途的中国人，所关切的应该并不止是这些。我们希望在现有的西方基础上，为现代文明恢复活力以消除它的弊病。
一，“欧洲化时代”的终结
1. End to Europeanization
1975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是欧洲殖民体系在西线的消失；1991年苏联殖民帝国的半崩溃〔俄罗斯殖民帝国迄今残存〕，是欧洲殖民体系在东线的消失。这些历史性事件颠覆了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年〕所开创的海盗殖民的五百年周期。《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很有道理，因为在哥伦布之前，欧洲人也是在罗马城陷落之后花了六百年时间才开始“十字军东征”，然后又花了四百年创造了“中世纪文明”，准备了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础。
1415年──1975年，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彻底解体说明西方殖民体系的结束，西方开始“逆向殖民”即“从第三世界引进移民和难民”的过程。这一反转是由于西方社会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导致的，即所谓“文明人不生育”。对这一历史景象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文明人的体质的变化缓于文明进展的步骤，故不论精神上、身体上，均不能适应新的文明状况，终于导致繁衍欲望的低落，生存空间逐渐被比较贫穷的、不开化的人群，以一种更原始的生存方式占有，文明的帷幕终于被人性所崩裂：“ 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期， 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路加福音》23：44－45〕
看来葡萄牙殖民体系的解体只是欧洲殖民体系命运的缩影，果然在十几年之后〔1989──1991年〕，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卫星国，也宣告不治，尽管“俄罗斯联邦”这一殖民时代最后遗留物，还和美国、加拿大等前英国殖民地一样名列为全球领土最大的“主权国家”。回首前尘，1415年，葡萄牙开始寻求海外领地，八十年以后它开始切实占领海外领地；1945年西方殖民体系总崩溃开始，三十年以后它的西线彻底泯灭了。葡萄牙人是1415──1975年兴衰过程的见证人，他们最先介入这一历史运动，最后退出这一历史运动。
俄罗斯1480年摆脱蒙古统治〔比中国还晚一百多年〕，1556年首次占领伏尔加盆地，1581年开始侵入西伯利亚，1638年到达太平洋，1689年扩张到外兴安岭，1860年侵占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地区，1895年以后甚至一度侵入中国的东北地区──明显与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扩张配合默契。俄罗斯的殖民扩张持续了四百年，稳定和僵持了一百多年，到二十世纪末叶才开始瓦解，这一瓦解过程将持续多久？没有人预知，但肯定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把上述五百年称为“俄罗斯的西方化时代”。
这个西方化时代蔓延全球，体现为殖民帝国的扩张──收缩──覆灭。
相比俄罗斯这个内陆殖民帝国，英伦三岛以外的西欧海外殖民帝国比较脆弱，容易遭到内陆强权的侵袭而一败涂地，例如，荷兰由于和法国的路易十四交战而丧失其海上霸权于英国，西班牙更是由于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失利而导致美洲殖民地的叛乱和独立，甚至连英国，也由于和法国的七年战争结怨而最终丧失了北美殖民地的主要部分。
两次世界大战则是这种欧洲内战导致海外殖民地体系急剧衰落的典型事例。总之，不是“殖民地有能力独立”，而是“西方无能力统治”──自相残杀的内战〔两次世界大战〕毁灭了欧洲的宗主国，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毁灭了希腊城邦。今天的欧洲已没有小岛以外的任何海外殖民地了，尽管前殖民国家如美国等还保持着对于世界秩序的垄断。俄罗斯迅速没落，美国力图填补真空，其他国家担心被其并吞，因为全球一体化的因素正在日趋强烈。可是人们又因为百年战乱而极端厌战，这样不经过百年统合是难以出现“真宰”的。
“欧洲化时代”的终结，不是抽象的。欧盟委员会2006年1月12日 在布鲁塞尔公布的统计表明：欧洲国家创新能力已经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格里格尔在记者会上表示，排行榜显示欧盟二十五成员国在创新能力上差距也很大，西欧与北欧国家在其中居于领先地位：“在创新能力方面，瑞典、芬兰、丹麦、德国和瑞士在欧洲处于领导地位。创新实力一般的国家是法国、卢森堡、爱尔兰、英国、荷兰、奥地利、挪威、意大利和冰岛。一些新成员国斯洛文尼亚、匈牙利、葡萄牙、捷克、立陶宛、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正急起直追。”欧盟创新能力较差或处于滑坡状态的国家有西班牙、波兰等。
创新能力的排行榜很具体，包括二十六个指标，统计项目包括各国高科技研发能力、综合技术培训能力、研发投资、专利申请、创新动力、创新经营、知识产权等。据这些指标的对比，欧盟二十五国与美国、日本的创新能力差距很大。欧盟的科研投资低于美国33%，如果欧盟二十五国的创新能力保持近年来的水平，显然欧洲与美国在创新能力上的鸿沟不可能很快被填平。”更加具体的统计表明，欧盟和日本在创新能力上的距离还在进一步拉大，而和美国的距离则保持不变。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尔赫根强调，创新实力不仅包括科研能力，更包括应用能力，他举例说，mp3数码播放技术的发明者是德国人，但进行商业运用的却是美国公司。欧盟委员会官员怀特表示，欧洲并非缺乏创新能力，只是创新潜能没有得到发挥。他认为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等国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赶上法国、英国等中等创新能力国家，而如果以目前的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欧盟需要五十年时间才有可能赶上美国的创新实力。
欧盟创新排行榜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正迅速成为全球一流研发和创新中心，面对这两个新兴科技创新大国的挑战，欧盟必须把推动成员国的创新能力，作为欧盟里斯本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行动计划的首要任务。维尔赫根强调，欧盟已经推出了一个全面推动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欧盟委员会正等待成员国政府对此作出政治回应。
但我们知道，欧洲的挣扎是徒劳的。两次大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欧洲问题”。
新国家主义者、泛亚主义者认为，中国应该东联日本、以藉其人财南进东盟，广联黄种人，反向殖民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以匡复数万年来的家园。庶几可斥白祸于国门之外，至少也应该争取美洲和澳洲的半壁江山。他们认为，白种人的统治是一种野蛮的统治，利己、无礼，其行径是一种皮萨罗式的海盗和西部牛仔的混合物，是德国纳粹和美国三K党、俄国光头党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而缺乏讲究天下秩序的全球化内涵。总之，起源于殖民主义统治的现代国际秩序，并不适合担任“协和万邦”、建立“礼制的天下统治”的角色；掠夺性的殖民统治及其片面的“自由贸易”，比给予性的地方自治如“赏赐封国”，更不符合人性。这种罪恶的秩序必须结束。在新世界的城门横匾上将写着：“万国来仪”。
二，新时代的图解
2. Illustration of the New
Era
“r策略”的感性之美，要让位给“K策略”的理性之美。理性的冷酷分析、神秘的热烈预言，生成的灵异憧憬──塑形将成未成的世界。
a：我看见了“现代蒙娜丽莎”──这是一位瘦削而贪婪、疲惫慵倦而双目欲火灼灼的女星，这位物欲至上的解放牌妇女，包围衬托她的，不再是那层淡淡的远雾，而是炙热的“地狱之火”即现代主义。这现代拜物教女巫，用赤裸裸的方式作态，一种衰竭的而非天然的挣扎……
b：我看见“现代西斯庭玛利亚”──那是绝望的母亲怀抱着流产的婴孩，平和雍容的气象，让位给紧迫得发抖的生活算术，这婴孩是第三世界的饥饿死婴、计划生育的女婴图象，双重的寓意。人口爆炸的肇因，技术上说是医术的发展；哲学上说是人体崇拜，人文主义的人体偶像崇拜，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人体至上的终局就是人体的消灭和基因改造？
c：我看见“现代大卫王”──他是集中营、战俘营、劳改营里的垂死囚徒，双目深陷、眼光呆滞、神情恍惚、颤颤巍巍、弱不禁风，不是“胜利之王”，而是各种革命的牺牲品，源于欧洲的文明最喜欢革命的牺牲品。对“人”的过度尊崇，除了导致“人”被盘剥殆尽之外，似乎并无好处，就像对女性的解放除了导致妇女的劳苦之外，似乎并无其它效果。
d：有哪位画家，能用他的线条色彩构图来展现这样的图解？他就是新时代的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他将不是为“罗马异教形式的‘基督教’”送葬的教廷画家，而是为真的天子的新文化战展现曙光的──驱逐那久已失色的人体崇拜的芸芸残星！他必定不是区区小艺人，他厌弃并揶揄了现世的永恒性，甚至放弃并淡化了对于来世的希望！尽管这希望朦胧神秘不著边际……它那渗透性的力量正在于如此！
如果有一位政治家而非各类牌号的“政治牟利者”比罗马的教宗利奥十世〔Pope Leo X，1513─1521年在位；名 Giovanni de Medici，1475─1521年〕更加深刻地理解并赞助了这些图解，一股新文化的热潮就冲裂开古老的雅利安肉体崇拜的海岸，希腊异教的肉体崇拜、印度文明的肉体崇拜、意大利和后来西欧以及世界各处西欧化地方的肉体崇拜，终于被揭开其“原始艺术”的邪欲底里。
这里举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看看欧洲文明的“唯美主义”后面掩藏了何等可怕的事情：
从十七世纪初期欧洲歌剧兴起，到十八世纪末，“阉人歌唱家”在歌剧中起着主要作用，意大利人甚至把音乐家看作阉人的同义词。在东方国家，阉人是后宫的仆役，阉割也被用作惩罚手段，奸夫和俘虏有时被割去睾丸。但是为了音乐上造就男性的女高音和女低音，而对男童实施阉割，却是欧洲文明的特产。这个“封建传统”其实是在近代欧洲发展起来的，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它培育的音乐艺术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可怜的阉伶们，就这样为了大众性娱乐而牺牲了。阉伶具有“比女性歌手更为甜美的女性嗓音”，因此每当需要女高音时，就由小男孩或阉人歌手来担任。十八世纪，70％的歌剧男演员是阉人，仅在意大利每年就有多四千之多的男童为此接受阉割。许多著名的作曲家〔如威尔第、莫扎特等〕为阉人歌唱家创作歌剧及歌曲。那时无论意大利还是英格兰的歌剧院，在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里到处都有阉人歌手的歌声。在动手术前，先让男童进行温水浴以软化他的身体，尔后紧紧按住他的颈静脉，直至他失去知觉，才开始手术。男孩早期阉割导致雄激素缺乏，不仅阻碍声带的生长，而且导致严重的心理生理异常。有些阉人歌手乳房丰满，酷似女子，如同阉鸡受人耻笑。有的阉人脂肪堆积在眼皮侧面，面部变形。早期阉割造成的生理异常还有手臂和腿显得特长，使得阉伶因为异常身高而受到嘲弄。
梁启超以来的欧化论者都说清末的缠足和太监是何等的戕害生命。但是却忽略了这不是“中国文明”所特有的邪恶，而是普遍人性“追求美丽”所造成的悲剧。即使现在，不是还有某些“过分美容”的习俗，令人震惊地戕害着人们的身体和灵魂吗？
三，对“欧洲文化”的分析
3. Analysis of European
Culture
1、关于个人主义的一点秘密：
个人主义的理论起源于“轴心时代”，可以算做高级宗教的基础之一，在精神的历史中曾经起过巨大推动作用。但现在的事实却是，个人主义成为物欲的借口，使世界陷入了纷争和分裂，包括文化分裂及精神分裂，并给国际无政府状态提供了理论根据。其中包括国家个人主义，地区个人主义，集团个人主义，企业个人主义，个体个人主义等等。
个人主义的要义在于自我中心主义及自我意识高于一切，连一个师范生都把自己的说话称为“最高指示”，北京的“人民领袖”竟然在1950年的北京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清单里，亲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的条目，从而为以后二十六年的事态演变，画出了清楚的悲剧线索。这足以导致整个社会的平衡遭到破坏，和整个文明的机体遭到“无限斗争”观念的侵袭。马列主义的“斗争的哲学”，说到底不过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的一种伪装及变形。“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说法，否定了人可能具有普遍良知、和可能认知真理的潜能。人性被阶级性歪曲，而阶级性本来其实只是人性的具体化，是嫉妒、嫉恨的产物。马克思的“斗争的哲学”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是个体流亡者的苦水；但却盛行于二十世纪，成为被国际社会排挤的“流亡国家”如俄国、德国、日本、中国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牧师儿子发明的尼采主义，也属于斗争哲学的范畴，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甚至文革思想，都是尼采主义的政治排泄物。这也正是个人崇拜作为极端个人主义盛极而衰的秘密所在，个人崇拜这一极端的个人主义反过来歼灭了普通的个人主义，号召“斗私批修”、“大公无私”，以致剥夺了个人的基本人权，这一现象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主义的莫大讽刺。
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虽然没有能消灭个人主义，但已经给个人主义的生机不可补偿的毁灭性的击打。个人主义的艺术也将随着个人主义历史的消沉而败破湮灭，尽管个人主义已经出现在历史因素中，不会就此灭亡了。世界未来的主人，不是基于个人主义的“超人”，而是超越个人主义的“天子”！天子的艺术将焕发起来，创造世界的艺术将被天子“生成”……
2、关于物质主义的一点秘密
物质主义的喧嚣理论源于百科全书派，例如“人是机器”；它的实践则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开始掌权……到了二十世纪，它的势头得到强化，不但与两次世界大战结下不解之缘，且已侵袭了人类各个文明的各个领域。可以说，其影响所及，使得当今的世界再没有什么可以称作“精神文化”的东西尚在活跃，物质主义的病毒已经支配了一切生命，并灭绝了大多数物种！
在物质主义的蛊惑下，现今人类一切生活包括所谓“文化生活”，都被商业主义规则决定了，甚至被商业道德的败坏给决定了，投机取巧的“价值”成为决定一切价值的“尺度”，即最根本的价值。于是，猪、狗等宠物也被赋予了“文化生活”的“生理基础”……如此这般的“唯物主义哲学”只是“物质主义思潮”的一个形式，一个装潢。历史中的，日常生活中的，两性关系上的，文化观念上的，总之一切领域都被物质主义倾向支配了，历来的传统根基已经荡然无存……“这不是叛乱，这是革命！”
人不依赖“物质”无法生存下去，但依赖物质是人的本能，而不该是人的文化。因为人生存的经纬，不仅需要满足生物性，更需要满足文化性，尤其对已经开化的心灵而言，重新封闭起来是不可思议的痛苦。开化的观念不把人看做单纯的生物，至少不把每一个人都看成单纯的生物，它重视人的“精神性”、“文化性”、“心理性”，也就是说，重视经过升华和“蒸馏”的反应能力。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被纳入“精神轨道”的反应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
3，有关颓废主义的一点秘密
原始基督教并非颓废主义，恰恰相反，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化才是走向颓废主义的根源。全球化时代有必要清算这些名为“人本主义”实为颓废主义的生活态度。“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作为颓废精神，是一种哲学思潮，而不是科学和理性。
无神论与世界大战具有内在的联系：无神论解构了邻人关系，比宗教战争更甚。宗教战争只是要人改宗，无神论战争却是要人绝种：种族灭绝成为二十世纪特有的“人文景观”。对一切可敬可畏事物的分析，造成人类生态环境的逐渐破坏；生存世界颓废浸透了民情风俗；现代主义艺术所表达的“颓废观念”：要改变这些，就需要赋予中国文明一个使命：“凌迟“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化价值”。当然，这一使命不是来树立东方与西方的分水岭和隔离墙，更不是制造新的铁幕；而是要划出现在和未来的分水岭，划出主权国家和全球秩序的时刻表。
四，对欧洲文明的诘难
4. Critiqu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如此这般的欧洲文明，其病原体是：
1，“异教式的”人类中心说，尽管它时常伪装在基督的装饰下，但根本不同于基督教的来世论。人性中心说在希腊神话中有娇媚的表现，在日耳曼神话中有恐怖的表现，在俄罗斯神话中有阴郁的表现。例如，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年〕和但丁等人对神界进行人化，以罗马的爱神即那长着翅膀的裸体幼童来冒充基督教的天使……这是怎么一回事？
2，人本主义：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年〕的政治权术〔Il
Principe/The Prince，1513年〕、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年〕的“黄色故事”《十日谈》〔Decameron〕不约而同的本质就是意大利人典型的玩世不恭，美其名曰“人本主义”。拉丁式的浪荡蔓延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成长为权力狂和色情狂，构成现代欧洲文明的两大致命伤，也为当今世界的乱源火上浇油。
3，文化的大众化世俗化：以印刷术和火药为起始点的“新技术”。从“技术局限”的魔瓶中，释放了人性的妖魔，结果“历史之魔”真的出现。
4，古典的怀疑主义，到十九世纪成了卡尔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就是不怀疑他自己”〕；到了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下，就成了“打倒一切”、“摧毁一切”──就是不打倒他自己，就是不摧毁他自己。
5，唯物主义的法国哲学，经验主义的英国哲学，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和立足于“自然哲学”的德国意识形态──全都是“对于自己感官的总结”〔就是不怀疑自己〕。最后导致“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的哲学思潮，生命哲学代替机械哲学而兴，因为机械唯物主义已经与社会权力合为一体。难道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对于俄国的古拉格群岛，真的没有一点责任吗？
6，无政府主义的长处与短处：它的短处来自社会信任的解体，它的长处是企图重建社会信任。精神媒介被利用，作为权力遮羞的旗帜，可以随时抛弃，也可以随时捡回来。由此可见，社会信任的解体所导致的无政府主义，很容易滑向彻底的专制制度。根本误区在于：“少数人的永恒不安”有时被遗忘，有时被夸张，结果走向反面，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招致了极权政府的枷锁。
7，代议制的民主主义本来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和不列颠土人〔凯尔特人〕、北欧海盗、丹麦人、诺曼底人互相混血的“势力均衡”的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习惯法，作为自然状态的民主主义，和大陆上的法国等模仿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美国，基本上照搬了英国模式，但在吸收印第安人和黑人时却遇到了困难，导致印第安人的基本灭绝和黑人的劣质化。
8，法西斯主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极端民族主义，往往是后进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极端形式，其目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超英赶美”。不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是雅利安人的冲锋队还是回教的自杀队，都是因为“过于热爱西方式的生活”。
9，国际主义实际上是列强之间的游戏。当然随着技术的扩散与传播，列强的队伍也逐渐扩大，于是这使得国际主义比较有迷惑性，好像真的是那么一回事。但是只要看看亲密盟国之间的尔虞我诈，就知道国际主义是乱世的空洞梦想，是通过和平协商手段来盗窃战场上抢劫不到的东西。
10，平等的乌托邦──“理想”的幌子，通常掩盖了更加罪恶的现实，平等的乌托邦的结果成了矮子和愚公偷偷歼灭高人和智叟的手段。请记住“有价值的东西总是朦胧的；理智并不是智慧的代名词”。
五，欧洲将被回教世界吞没？
5. Europe
to be buried by Islamic world？
2010年9月，德国央行董事蒂洛·扎拉青（Thilo Sarrazin）在新书《德国正在自取灭亡》中，指责回教徒移民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融入西方社会，他要求对移民进入西方社会进行严格筛选。他在书中宣称，由于中东移民涌入，即将淹没本土居民，创造一种新的劣等生，德国正走向自我毁灭。扎拉青提出的论点之一是：回教徒人口智商和教育水准低但出生率高，从长远看回教徒有朝一日会成为德国的多数居民，“自然而然地，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笨。” 扎拉青书中还批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移民懒惰，没有积极进取之心，除了做水果和蔬菜零售，对社会生产力没有任何贡献。相反地，这些人享受的经济成果和福利却远高于平均水平，从经济角度考虑，这些人成为了国库开支的一大负担。
扎拉青曾在柏林当过市财政委员七年，很了解德国的财政、就业和人口结构的严重问题，所以不是无的放矢。综合而论，他认为德国缺乏一套融合少数族群尤其是土耳其人的长远政策、这方面的疏失已在国内形成一道深邃的文化鸿沟和削弱对国家的认同感。德国的确正面临本土人口萎缩的危险前景。自2003年以来德国人口不断减少，主要是受良好教育的阶层迫于社会环境大多不愿生儿育女。德国移民与融合事务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席巴德表示，因为移民人口越来越年轻，并且出生率比德国人口出生率高，所以移民人数增长的趋势在今后几年还将持续。
德国人口8200万，有移民背景的人口1500万，其中土耳其人最多，约有160多万。他们是在1960年代中期西德经济起飞时前来当廉价客工，照理在合约满期后就得回国。当时普遍认为德国并非移民社会，结果外来移民在德国的融合问题遭到长期忽视，客工无需学习德语，也不需要融入主流社会，其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也不受干涉。几十年下来，由此产生的社会裂痕日益严重。第一代和第二代土耳其客工有不少在德国落地生根，在德国生儿育女。他们一般从故乡娶妻或和同族人结婚，下一代沿袭传统，受教育不高，无法和其他阶层竞争，他们之中的失业率也较高，小部分失落者倾向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调查数据显示，具有移民背景的公民普遍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程度低，往往比社会上大多数人更容易失业。这增加了社会不稳定性，对移民社会的民主造成威胁。
据估计，今天意大利的穆斯林人口可能超过一百五十万，非法移民占很大比例，作为1950和1960年代之后逐渐进入的新移民，他们来自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和埃及。1960年代，第二届梵蒂冈理事会上，有人提议应当尊重各种宗教信仰，开放罗马城，允许建造其它宗教的祈祷场所。当场就有居住在罗马的阿拉伯人，要求政府批准建造清真寺。沙特阿拉伯国王1973年访问罗马时再度提出要建造清真寺。后来罗马市政厅捐出市中心一块地皮，位于市政府与圣彼得大教堂之间，1995年最后确定施工方案，造就了一座罗马城中的清真寺。
在罗马城内建造大清真寺，其象征意义是致命的，因为这里曾是罗马帝国的心脏，是两千年历史的基督教精神中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座清真寺的出现，与教皇保罗二世的努力相关：他在生前压制了意大利国会内天主教代表的反对意见，支持回教进驻欧洲，这与他的反对共产主义态度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美国之音》2004年3月7日 报道，美国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华盛顿预测，欧洲联盟因多种问题正在全面衰退，最终将为回教世界所吞没。他认为“欧洲的终结不只是一个经济现象。欧盟根本谈不上与美国抗衡，而且跟人们的期望相反，根本不会成为政治动力的吸引者。恰恰相反，欧盟将被外来的力量所消化。”
欧洲不仅面对回教世界的入侵，还面对西欧的野蛮化前景。2007年1月，欧盟再次东扩。前一次〔2004年〕的大幅东扩，为欧盟增加了七千五百万新公民。这一次，随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加入，又增添了三千万人口。这对西欧的劳力市场意味着什么？对西欧的社会变迁发挥何等作用？东扩的结果是内伤：让西欧面对严酷的工资竞争。欧盟制造业的一名雇员原来每小时工资二十六欧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不到两个欧元。东欧人进入西欧，其实是一种新的“蛮族入侵”。西欧产业进入东欧，则造成自身的空洞化。
欧洲经济长期衰落，与美国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弗格森说：“过去十年来，除了2001年这一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按绝对值计算一直高于欧盟。过去八年中有七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都高于欧盟。如果再看失业率数字，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统计，过去十年，欧盟的失业率平均比美国高出一倍以上。”造成欧美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经济投入越来越少，而产出自然减少。
据统计，十年来，美国工人工作小时数一直都大大高于欧盟国家。美国工人每年平均工作两千小时，但德国工人的工作时间比美国少22%。如果把丹麦等国家都算进来，差距更大。欧洲人的假期延长了，工作时间减少了，劳动效率降低了，他们怎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经济中继续保持强大地位呢？欧洲经济的衰落跟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的滑落有密切关系。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十几年前学者们还发出警告，说德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经济超级大国。 但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德国经济危机深重。统计数字显示，德国是欧盟的主要财政来源，欧盟每年财政预算中约三分之二来自德国。从欧盟成立以来，德国给欧盟的捐款总额超过一千三百二十亿德国马克，但德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却是欧盟各经济体中最慢的，德国的这种慷慨不可能持续，一旦德国的财政来源中断，欧盟的经费将立刻成为问题。与此同时，欧盟面临另外一个严重威胁是人口老化，如果用移民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有朝一日欧洲将被劳动力资源充沛的回教世界所吞没。欧洲长期以来以世界基督教中心而自豪，但目前精神衰退非常明显，德国、瑞士、荷兰等国现在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人已经不到十分一。
其实早在2000年，法国作家威廉·法耶就写了一本《殖民欧洲》，但引起巨大争议，并遭到法兰西共和国检察官起诉，指控他“挑拨种族歧视、仇恨和暴力……”，从此他开始了长期的司法应诉程序，被处以五万法郎的罚款，还面临禁止出版发行以及销毁所有现存版本的命运。
《殖民欧洲》有些什么大逆不道的内容？
法耶曾是记者、教授、作家、杂文家、剧作家、论战家、广播电台制作人、非党派人士，《土地和人民》杂志的合作者，曾是著名的“新右派”流派的主要活动家之一，1980年代中期改作杂志主编。对《殖民欧洲》一书，有舆论这样评论：“作者语言简洁明了，毫无学究气，一环一环地掰开移民现象的传说，用道理和事实公开批评了主张移民的人士──政治家、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财政高层等等──是多么愚蠢，揭开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法耶断言，法国乃至欧洲的“种族战争已经开始”。《殖民欧洲》全书六章。其中第二章题为《回教，征服的宗教》，作者提醒欧洲：回教同化的危险，把回教和共产主义作了简单然而十分贴切的分析比较并主张捍卫欧洲的领土和文化。〔姚笠：《从巴黎骚乱看移民融合》〕
威廉·法耶的《殖民欧洲》写道：种族战争年复一年扩展着，像非正规的城市游击队：烧汽车烧商店，不断侵扰欧洲人，袭击公共交通设施，伏击警察和消防队，劫掠从郊区发展到市中心，等等。正如一份社会学研究报告所分析的那样，北非青年犯罪也是一种征服领土、把欧洲人驱逐出法国领土的手段。导致这些罪行的动机，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犯罪。在郊区，出现了飞地或者“无法律区”，这类地区像油一样沿着郊区向周边侵染。外族人口达到一定比例，犯罪就骚扰到那些“小白人”，使他们由于不堪种族团伙的欺负侵扰而移居，〔……〕估计在法国有千余这样的地区。这种领土分割的现象令我们感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中世纪时期。在它掩盖下的领土殖民，打碎了左派乌托邦的“种族混合”。法国的那些知识精英们，自己住在专为白人保留的昂贵地区，却总是建议城区的社会阶层混居。在同是欧洲人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混居那是另一回事。对那些否认种族差异的精英们来说，让出大片的城区给大部分移民，于他们毫无影响。对于这种情况，他们把它说成是“社会断层”，然而实际上在那里动荡的是“种族断层”和“种族文化断层”。
《殖民欧洲》写道：政治家们则援引了大量的经济原因，然而实际上作乱的却是十分明显的种族因素。更有甚者，他们批评“小白人”、批评大众，莫须有地说他们的抱怨言过其实，是明显的种族主义。还说他们是制造种族隔离地的责任者。〔……〕实际上，从所有制的意义上说，不是种族隔离，而是领土占领和殖民地。隔离地是一批人遭受放逐的流放地。而今天在法国，是异族用武力夺得他们的领地。一说种族隔离就是把移民当作受害者，然而实际情况却相反，他们是自愿隔离他们的自治领域来自成一统。一说种族隔离就让人想到贫困，想到日益增多的“无法律区”的贫困。事实却相反，贩毒，贩卖偷盗的财物，贩卖合法及非法资料资源，这类经济犯罪使这些人活得蛮好，甚至超过法国的工薪阶层。
在我们看来，威廉·法耶的忧虑是对“蛮族入侵”的恐惧。而实际上，欧洲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切接近末日的文明所固有的。各个古老的霸权最后无一不被腐化、懒惰和人口下降、丧失方向所毁灭。美国和其他英语殖民地〔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看起来似乎好一点，但那主要是因为它们起步晚，相对比较野蛮一点，而且作为移民国家，大量的外来人口掩盖了白人颓废衰落的刺眼真相。文明史好像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统治民族往往会因为“太忙”而“没有时间生孩子”，结果导致人口下降，再因为人口下降而遭到征服。相反，被压迫民族却往往由于贫穷和百无聊赖而只知道生孩子，结果导致人口上升，再因为人口上升而铤而走险并开始扩张。
有人作过一个统计，认为欧洲的回教化无可避免，而且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能看到。具体说来，一个社会要维持现有人口数字，生育率（fertility rate，每对夫妇生育的孩子数）必须达到2.11。而今天欧洲国家的数字却是：
法国 1.8
英国 1.6
德国 1.3
意大利 1.2
西班牙 1.1
欧盟平均 1.38
更触目惊心的数字还在后头。尽管欧洲生育率如此低，但欧洲人口并没有显著下降。答案是外来移民。1990年以来欧洲人口增长中，90%来自穆斯林人口。
法国穆斯林家庭生育率是8.1，尽管法国平均生育率只有1.8。二十岁及以下人口中，30%是穆斯林背景。等这些人成年生孩子时会是什么景观？照现在的速度，到2027年，五分之一的法国人是穆斯林。在荷兰，50%的新生婴儿来自穆斯林家庭。十五年后，一半荷兰人口将是穆斯林。在比利时，25%的人口已经是穆斯林，50%的新生婴儿来自穆斯林家庭。在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说，到2050年，德国将成为一个回教国家。
地理上的欧洲还在，只是内容和曾经的欧洲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因为，穆斯林反对同性恋，他们的出生率接近自然水平，所以和萎靡不振的白人社会相比特别高。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人对穆斯林充满恐怖，认为穆斯林：“根本不把其他的民族当人看，当他们的人口还没有占到多数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很守规矩，他们对当地发生的一切政治、经济事物概不关心，只是一心发展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这种做法会给那些短视的政治家尤其是独裁者带来好感，因为他们就是喜欢那些不关心政治和社会的人，这给他们的发展带来方便。穆斯林的目的总会达到，他们的人口在不断扩大，因为一个穆斯林家庭出身的孩子，天然就是一个穆斯林，一个非穆斯林的女人和一个穆斯林男人结婚，那么这个女人要随穆斯林，生下的孩子也必然是穆斯林。然而，一个非穆斯林的男人和一个穆斯林女人结婚，这个男人也要随穆斯林，他们生下的孩子也是穆斯林，如此一来，穆斯林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而且穆斯林的出生率是很高的，他们不发愁他们的孩子的生计，因为左派种族主义自会照顾他们，抢劫总比生产要容易的多。等到他们的人口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就会控制那个地方，所有的人，要么随穆斯林，要么掉脑袋。”
六，两线作战的勇士
6. The Hero who fights on Two
Fronts
不难想象，在欧洲文明终结之后，人类完全有能力依照其他文明提供的方式生存下去，也许生活得更好、更幸福。要知道，以西班牙人为突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1500年代在美洲进行的种族灭绝，比四百多年后纳粹在欧洲本土进行的种族灭绝，规模至少大十倍，且不是针对外来人口而是针对地主国居民而施加的暴行。从西班牙人的暴行到纳粹的暴行清楚表明，以他者〔如美洲〕为目标的暴行，迟早会反转到自身〔如欧洲〕，纳粹的屠杀不过是一个开端的预示和凶险的恶兆，美洲的悲剧最后很难不在欧洲完全重演。
我们厌倦了“欧洲”，但更厌倦“东方”；但愿欧洲文化能够洗心革面，而不仅仅作为殖民主义的后果；否则只能在欧洲的霸权终结之后尽快退出全球生活的支配地位，以便为伟大的创制辟清地盘。
从历史上看，欧洲文化的批判性强于“东方民族”，当然也包括中国。
其原因：
一，海上贸易的影响：接触的对象多则鉴别力强，比较的方面广则批判性强。
二，批判是鉴别的结果；鉴别又是多接触、多感受的结果。
三，批判性强的时代多为“开放时代”。闭塞状态不但导致批判力低落，思维的锋芒都会迟钝。〔附注：“文革”不仅是“闭塞时代”，而且是“开放时代的封闭变奏”，所以显得特别残暴。〕
在我看来，未来政治精神的健康方向，应该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变为开阔的天下主义。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起于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时，知道俄国仅仅在1860年代就掠夺了清朝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更大的背景则是来自日本血腥的侵华战争。这当然可以归之于更大的国际背景──欧洲殖民主义文明的种种特征。民族主义情绪的再度高涨是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以后，外国人开始进入中国并享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特权，当时许多宾馆和公园禁止中国人入内，只有外国人和高级干部可以入内。再以后目睹1974年的批孔运动，终于看清文革势力如何在代理俄国侵害中国，从此深感清末志士的爱国精神，并未过时。
两百多年前，美洲殖民地的人民为了同等权利可以宣告独立，一个现代人，更有权利把列强加给中国的错误思想驱逐出去，并连本带息地把西方的真理还给他们。由于反省与沉思，我们逐渐和德国、日本式的“复仇帝国主义”拉开距离，知道帝国主义不再是我们当代的需要，全球化的现实需要的是天下精神！天下精神比国际主义更伟大也更现实，它看到，天下一统、建立全球秩序、给予各民族各社会各阶层以同等机会和起点，是世界和平的前提。全球政府要废除护照、“量才而用”，给予所有个人以同等的参与权，造就一种因才施用的结构制度〔不是“等级制度”〕。即：在社会功能面前人人具有同等机会，人人都有进入更高社会等级的权利。新的贵族不可世袭，政治权利不可惠及家人。
二十世纪的未来学家们曾经忧心忡忡地算计着人类正由贪欲的指引而走向自我毁灭──不是有意识的毁灭，而是出于过分的不慎而自取灭亡，例如由于意外事故而发生世界规模的核冲突，……但是这些并没有很快出现。但追求眼前利益和感官快乐的盲动，已经使得人们不知不觉中陷入绝境，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恐怖主义、生物灾难包围了人类社会，过度工业化带来社会动荡，过速信息化带来国际危机，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没有理由设想，这个冒险家所开创的现代文明将与人类的命运始终共存亡，这种以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和西伯利亚居民的奴役为开端的“欧洲文明”，其自身被毁灭的过程业已开始？而这不是在危言耸听的“人类毁灭”之后。“人类毁灭”作为“文明危机感的象征性说法”，是因为预感自己的文明模式和生活方式即将崩解而感到绝望，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人类”和“地球”的末日，这种恐慌是“欧洲文明自己的濒死感”，而不是清醒的全面的判断。放眼欧洲既得利益集团因其无力根治弊病而日益暴露其无法自救的未来，当然更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一种持久的全球秩序。欧洲文明体系的崩解，终究是无法避免的。但在这之后，人类还要生存下去，向新的方向去延伸自己的生命力量。人类因此需要新的文明样式，以供养并约束自己，那时，他可从中国的经验里，吸取古老的经验和日新的智慧。我们多么希望，能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出全然不同于现代文明的东西。在全球腐败势力的夹击下，未来文明的重建者，必定是两面作战的勇士。
核武器诞生至今半个多世纪了，这期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核武器的破坏力日增，军事和工业能力的加速度进展，使人们握有越来越大的破坏力量。但同时，国际间不仅没有发生核大战，甚至常规战争的视模也大为缩小了。这并不表明人的道德水平提高了，而只说明在核威摄的阴影下，“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受到日益重视。结果是国际争霸战争演变代理人战争，甚至是“代理的代理人战争”，例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代理的代理人战争，北朝鲜的背后有中国，中国的背后有苏联。越南也是一样──所以朝鲜和越南才没有被美国打败。而伊拉克就不同了，由于冷战结束，不再有外国敢于支持它对抗美国，所以两度被美国轻易击败，除非阿拉伯国际支持它继续作战，否则它很难翻身。最明显的例子是阿富汗，1980年代在美国、中国、巴基斯坦的联合干预下，不仅顶住全力进攻，而且迫使苏联撤军，重演了美国在越南败退的一幕。但在2002年却因为缺乏他国支持，在美国的一击下宣告全面占领。在二十一世纪的这两次战前〔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都十分谨慎，害怕重蹈朝鲜、越南的覆辙。
人类到底有没有自我毁灭的能力？〔我并不是指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所带来的危险处境，而是指，执行一套自我毁灭的完整计划和实现这一计划的完整能力。〕要知道，“贪欲”的本身并不是自我毁灭，既不是自我毁灭的意识，也不是自我毁灭的行为。这样看来应该说，我们还缺乏人类规模上的自杀经验。人们的自杀经验，大致限于个人或小群体内部，而那是在外人的强大压力下实现的。可是整个人类就不同了，因为缺乏共同的敌人及其绝对的压力，因此，正如人类身不由己地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一样，人类也无法自行退出业已熟悉了环境。所以有个悲凉的笑话，说人们降生的时候哇哇痛哭，临死的时候也泪眼汪汪。
思考人类命运和文明前途的中国人，所关切的应该并不止是这些。我们希望在现有文明的基础上，为之恢复活力并消除其弊病。我们欢迎未来而不是恐惧未来，我们理解，如果仅仅要求未来的人们担当现代文明的救助者角色，那岂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他的开创性智慧？未来人的智慧与现行的文明，肯定是格格不入的。毕竟，文明形态的转换并不是理想主义的结果，而是“贪欲”加上时势的巨大巧合所促成。罗马人和秦国人一样，并不是拥有教养的理想家，而是握有强力的行动者。历史的责任，不是指控贪欲，而在运用贪欲去创立文明，利用贪欲去创立善德，总之，只有贪欲才能转化贪欲，制定“贪欲之间的势力均衡”，这样才得以造就出“高尚”。
第二章 全球危机
Chapter Two Global Crisis
第二章 全球危机
Chapter Two Global Crisis
一，全球文明的轴承现象
1. The axle center of global
civilization
二，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
2. The clash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三，爱国主义，一个神话的覆灭
3. Patriotism,the demise of a
myth
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
4. The global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五，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已经成型
5. The unified network of
trans-national civilization already in place
六，无业者创造的历史
6. History created by the
jobless
七，无业者有哲学吗？
7. Do the unemployed have a
philosophy·
“20：80”和“靠喂奶生活”，是社会生产自动化的结果，但其规模和深度是十九世纪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显然，80％的长期失业者已经足够构成一个人数庞大的“无业阶级”，传统的无产者是极度渴望财产而还没有挣到财产的人，他们的注意力在于获得资产，而不是从事革命事业。对于全球文明、全球秩序、全球政府而言，爱国主义好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正如在爱国主义面前，家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古旧的笑柄而已。在帝国时代，小国还会弥留；同样，在全球时代的探险中，帝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必将压倒一切。无业者创造的历史必将展开。
一，全球文明的轴承现象
1. The axle center of global
civilization
据“德国之声”2004年8月18日 《夏日涌向西班牙海滩的难民潮》报道，西班牙警方逮捕了大约7300名企图入境的非洲难民。趁着盛夏有利的气候条件，来自摩洛哥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人们，进入西班牙边境。例如一艘移民船有三十多名非洲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乘坐的船只拥挤而不适于海上航行。有些则试图通过陆路经过位于摩洛哥的西属休达和梅利利亚两个地方进入西班牙。难民们必须爬过高达3米、带有铁丝网、而且有摄像机和探照灯监控的混凝土高墙。
将难民遣送回其所在国的努力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不是没有相关的遣送协定，就是移民们没有证件，因此不能确定他们来自哪个国家。这些难民只能在人满为患的难民营停留四十天，然后便被释放，这时他们便开始融入当地社会。他们虽然没有居留许可，又接到离境命令，但这个命令是不可能执行的。许多人释放后前往红十字，在那里获得一张床和几顿饭，剩下的就是自谋生路。在这里，西班牙人五百年前向非洲扩张的后遗症，终于开始显现了。
要理解全球文明的未来，需要知道全球的地形。
打开地图一看：当今的地中海区宛如一个巨大的轴承……以海为中心，四周的文明星罗棋布：北岸是基督教地盘，南岸是回教世界，其南北两极是南非和北欧；西边是大西洋，东边是阿拉伯沙漠，东西两个极端则是东亚与美西即中国和美国。横行全球五百年的欧洲海上文明，把海洋尤其是大西洋变成了轴心，而把周围的陆基变成了轴珠。
从全球文明的历史沿革看，海上文明的轴承基地似乎正沿着爱琴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这一轴心西向运行。这一从外部明显可见的“轴承运动”的结果：全球文明的中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稳稳当当坐落到了太平洋。显然，作为轴承的太平洋比作为轴承的地中海，已经具有更大的运转世界事务的力量。
从地中海到太平洋的轴承运动，表明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一再突破地理环境和种族区分等自然界限，从而极大改变了社会环境和文明进程。全球文明的轴承运动，从地中海到太平洋，形成了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相形之下，欧洲文明是“地中海文明”，中国文明是“海中地文明”：
1，地中海文明
a、克里特爱琴文明、迈锡尼文明、希腊古典文明，均以爱琴海周边为陆基。
b、希腊化时代的埃及亚里山大里亚，作为罗马的先驱，标志地中海文明已经囊括了埃及。
c、罗马内陆型的一元化领导，似乎使海洋的轴承一下子停转了，直到中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热内亚等城邦开始的多元化角逐，才使再度轴承启动。
2，海中地文明
a、中国传统观念指本土为“海内”，本土以外则统称“海外”。古代“海外”观念，认为“中国”四周皆有“瀛海”环绕，“海内”则是文明的九州，“海外”则是比较“蛮貊之地”更为荒凉的“大荒”。宋代的《华夷图》和《广舆图》，将中国画得很大、四夷画得很小，汪洋大海都成中国的护城河。这种典型的内陆式观念，把海洋看做是天堑与障碍。
b、“中国”的周边为“海”，与“地中海”的周边为“地”正好相反。中国的灵魂在于“海中”的“地”，因此地有益而海无益；欧洲的灵魂在于“地中”的“海”，因此海为财富的源泉，而陆地的价值仅仅视其与海洋的关系而定。
c、“中原”在远东地区的作用，类似“地中海”在欧洲地区的作用。
全球污染，资源破坏，军备失控，人口膨胀，战争不断，内乱频仍，道德沦丧，人心飘荡……所有这些恶兆都在祈求建立一个世界国家、全球政府。因为国际法庭、联合国论坛，在整合世界方面都已经明显失败了；而“欧共体”、“欧洲议会”一类的尝试，即便可以持续下去，也无法普及发扬、覆盖环宇，由于无从获得主权，它们基本上只适于在单一文化圈内部调节各方关系之用，而对持有不同文化价值尺度的主权国家，类似的组织基本上无能为力。
全球政府将是空前未有的，需要与现代技术功能和现代文明规模相匹配的政治行为。这是全球秩序的长期可行方案。全球政府可能由一个“全球议会”产生出来吗？不太可能。除非从这个子虚乌有的“全球议会”里首先产生出一个“新的强权中心”！以及与这强权中心相匹配的意识形态及其组织结构！总之，这些都要求一个“全球中枢”的诞生。这一诞生显然是艰难的，即便在如此之大的全球压力下，即便在如此之强的解除全球压力的需要下，也需要经历若干回合的冲突才能完成。而在目前的人类集团和文化模式中，我们尚未见到全球政府的雏形。但是为了拯救地球文明和寄生其中的人民，这却是不得不迈出的一步！这一步因此成为当代世界的最高目标，我们有了这一最高的目标，然后不妨从最低的操作入手。
这种盛大的组合可能渐始于最大的海洋轴承──太平洋。命运将如是补偿大西洋两岸的经典主权国家所造成的深刻失望。和大西洋失望的沟壑相比，太平洋补偿的高峰将是巨大的，不如此则无法抹平失望的伤痕。要求补偿的呼声，其形式是为全球的未来制定共同的规范。
这一切不仅存在于人的心灵活动中，也活跃于心灵活动的外延如历史过程中，正如古语说“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循环，无往不复”等等。补偿和弥补的观念，起源于均衡、和谐的生命世界。而生命的世界从来就具有整体性和相关性，如果没有生命的整体性，“弥补”的观念是无从产生的。
二，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碰撞
2. The clash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世界人口和发展大会”制定了一个为期二十年的行动计划，旨在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长、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一百七十九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后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4年度的报告确认，各国控制人口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世界人口发展的不对称现象正在成为一颗定时炸弹。目前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不到10％的陆地面积上，而人口密集地区的不同国家呈现两极分化：在发达工业国家，人口总数有下降的趋势，老龄化日益严重；而在贫困地区以及新兴工业国家─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城市，人口数量则以较低的速度继续增长，平均寿命显著提高。关键的一点是，年轻人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今天，年轻一代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87％，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这些年轻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集中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生活缺乏前途。这种“富裕的老年社会与贫困的年轻一代”的不平衡就象一颗定时炸弹，这比人口的绝对增长率更令人不安。有识之士预见一场社会和政治的大冲突正在酝酿中──冲突的一方是对未来失去信心却精力充沛但又无处发泄的年轻人，而另一方就是现存的秩序。“这些在意识形态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将尽一切可能，甚至用暴力获得那些西方媒体灌输给他们的东西：现代消费品、社会地位的象征、性、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许还有一些个人自由。”甚至连“德国之声”这样的西方媒体都这样预言。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4年年度报告还揭示了问题的危险性：人们完全不意识这颗定时炸弹的存在，发达国家只顾应付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但实际上，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这些绝望的年轻人。总有一天人们会惊醒，那时国际社会尤其是富裕国家将会为今天的疏忽付出高昂的代价。
早在2002年9月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月刊就曾讨论过“全球化的进展和非全球主义的尝试”，作者是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 教授关下年稔认为，当前的全球化潮流具有以下五个主要方面：
1，资本的跨国移动和企业的跨国活动是全球化的典型表现。
2，全球化是“相互投资的时代”，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而提出许多优惠政策，变成了“对外竞争的国家”。
3，传统的“国家利益”概念发生变化。跨国企业不仅考虑本公司所在国家，也基于海外子公司的布局、从全球企业战略出发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因此跨国企业的利益不再限于特定国家的利益，甚至同特定国家的国家利益相冲突，结果导致“国家利益”概念发生质变。
4，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状况出现了“新的两极体制”。一极是美国，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以因特网为核心，在信息化领域取得成功。另一极是中国，以世界上最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为后盾，成为生产商品的据点。即美国是世界“知识资本的集聚地”，而中国是“人力资本的集聚地”，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在两者间起桥梁作用的是巨大的跨国知识服务企业，它们作为“孵化装置”，在中国这个“人力资本的集聚地”以极低成本进行生产，利用外国品牌的力量使产品拥有高附加价值，再以世界巨大的消费都市为中心，在全世界销售产品。因此，美中两国一方面相互对抗，另一方面又相互补充和共存。
5，全球化进展导致“脱国家”的行动和机制，导致世界产业集聚地的巨大城市出现。
该文作者还认为，在全球化的上述进展的同时，抵抗全球化的力量也很强大。其中代表性的尝试和想法有以下四项：
1，发掘社会的需求。把商品看成是综合体现价格、质量、性能及其他特征的物品，由消费者对这些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并据此确立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循环机制。
2，公平贸易的想法和尝试。在英国尝试进行的公平贸易的想法是：向城市消费者提供高质量、低价格的咖啡，向咖啡豆种植业者低价提供发达国家制造的生活必须品，简单说就是进行易货交易。
3，建立互惠的生产者合作网络的尝试。其前提是要形成产业的集聚地。
4，银行向拥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但缺少资金的小生产者，提供无担保资金的尝试，这点同女性进入社会也有密切关系。一旦这种做法取得成功，就可以建立长期的融资关系，它将促进当地产业的兴隆，其结果也会导致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应该说这篇文章的分析比较清晰，尽管它主要局限在经济全球化领域，但已经预示出政治后果。他所描述的“全球化潮流”，近似两百年前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描述，而他所描述的“抵抗全球化的力量”，则近似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历史是可以类比的话，那么未来的全球秩序，很可能就是在“全球化潮流和抵抗全球化的力量”的互相角逐中形成的；正如二十世纪的国际形势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相竞争下形成的，当然，正如二十世纪是“资本主义为主、社会主义为辅”；二十一世纪何尝不是“全球化为主、反全球化为辅”？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社会主义的实际功能，结果不过是为了更快也更合理地实现资本主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预测：反全球化行动的实际功能，最终不过是更快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三，爱国主义，一个神话的覆灭
3. Patriotism,the demise of a
myth
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大战即将来临，
泪水划过母亲的脸庞，祖国就在身后，
远方传来敌军的脚步声，大地在颤抖，
是捍卫正义的时候了，热血早已澎湃，
干枯树枝上最后一片树叶被寒风打落，
闪电撕破了远处沉重的黑幕，
看，是SS部队在前进。
──德国党卫军进行曲《SS部队在前进》
这是一首被赞赏者评为“气势磅礴、节奏强劲”的歌曲。其实是因为它运用了“母亲－祖国”的唤魂术，高举“正义”，凸现“敌军”……这一套二十世纪的主轴，爱国主义精神的原理，正如日本甲级战犯永野修身1941年9月6日 在日本天皇的御前会议所说，“不战必定亡国，战也许仍避免不了亡国。但是，不战而亡是丧失国魂的亡国，只有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才有可能死中求活。胜也好，败也罢，只要保留下护国的日本精神，我们的子孙就可能再起！三起！”同年11月1日 ，时任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海军大将的永野修身又说：“从今年1月开始，对美开战已经势在必行，到今天几乎不可能阻止，该来的一定会来到。”一个月后，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不到四年，日本损兵折将、遭到两核爆，天皇被迫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1947年1月5日 ，永野在巢鸭拘留所死去。
爱国主义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登峰造极，相比之下，冷战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过是后进国家对于先进国家所进行的迟到的模仿。但在主流国家，冷战开始则意味着国家本位已经让位给了国家集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集团提出的“有限主权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集团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则意味着国家主义的面纱飘零。
而冷战结束，全球时代开始，爱国主义好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正如在爱国主义面前，家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古旧的笑柄而已，而且是有毒的腐蚀剂，甚至是必须摧毁的障碍物！全球公民视爱国主义，诚如国家公民视地方主义、地方居民视家族主义一样，为必须克服之物。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统一观念其实并非中国特产，在西方同样源远流长。各个文明社会在其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逐渐紧密时，人们的征服欲就会产生整体观与归属感，构成统一观念的来源。尽管不同的统一观念所认定的地理范围有所不同。〔任汉生：《论秦汉、罗马以后中国、西欧不同政治大势之原因》〕作者认为，以下几种看法是错误的：
1、刘家和认为“在中国有着西方根本没有的现象，这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卓越人物自觉地继承祖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在进步中求统一。”〔刘家和《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l984年，页385〕
2、美国学者余英时也认为“汉朝灭亡之后，中国统一的观念并未随之而去，因此下面仍有隋、唐的继起。但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便再没有看到第二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无人传播统一的观念所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11〕
3、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曾指出：“中国人自己认为分裂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反常的、不幸的。有句古话说道：‘犹如一个天空不能有两个太阳，中国不能有两个国家或两个皇帝。’”而这与中国未能形成像西欧那样多元的和多样化的格局，有直接的关系。〔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页437〕
上述观念尤其是余英时所说的欧洲“无人传播统一的观念”，确实不堪一击。
事实上，自从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欧洲一直存在一种再度统一的努力。“欧洲统一”的理想到其实践的过程，从思想家向政治家延伸，形成了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现实。早在中世纪，普世精神的基督教不仅使欧洲在精神上空前统一起来，还以遍及欧洲各地的教会组织使欧洲具有一个统一结构的网络。欧洲边界向东扩大的趋势，在十五世纪西欧人制作的地图上已经表现出来，十七世纪的欧洲地图则明确包括了俄国版图。
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国，“天下”是人们寻求的统一范围。“天下”即“海中地”，其边界是“四海”，四海之内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世界”。古代中国第一次完成这样规模的世界统一的是秦汉时代，此后的中国，实现统一和天下分裂，交替进行。统一和分裂的时间按照不同的算法，有长有短。〔参见葛剑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
罗马帝国的征服在地理上不同于中国，因为它是建立在“地中海”而不是“海中地”之上的。同样，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也远远比中国零碎，被地中海、黑海、里海所分割。在整个欧亚大陆，能够和中国匹敌的地理规模只有寒冷的俄罗斯与炎热的印度。秦两汉帝国能击败和逐走匈奴人，罗马帝国则无力战胜东方的波斯人和北方的日耳曼人；元明清帝国可以兼并游牧与农耕、构造二元社会，欧洲却迟迟无法建立持久和平。这不是因为罗马人、西方人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太琐碎了，无法形成地理中心。结果不仅欧洲的而且西亚的君王已不能像中国的“天子”那样把“一统天下”当作最高目标。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称霸一方的帝国，帝国观念就是一种次等的统一观念。
但尽管如此，“统一的观念”也并未因帝国的衰亡和蛮族的入侵而在欧洲湮灭掉，相反欧洲人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仍然进行了一系列恢复统一帝国的努力。六世纪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把“全部政策都指向建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和复兴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罗马帝国。”他说：“我们将重建过去的一切……我们要重视罗马人的名誉、确保过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他的征服活动也曾把大部分地中海恢复为“罗马湖”。但他死后才三年，征服地就开始逐渐丧失，因为靠希腊半岛统治意大利半岛，就像靠意大利半岛统治希腊半岛一样艰难。
七至八世纪，崛起西亚的阿拉伯人猛攻拜占廷帝国，得地甚广，但君士坦丁堡却久攻不下。他们只能绕过地中海，从北非迂回欧洲，夺取了西班牙后还是在高卢南部被法兰克人击退。回教势力也不能征服欧洲、统一西方。八世纪下半叶，新兴的法兰克加罗林帝国重温查士丁尼的帝国梦，查理大帝可说完成了“把法兰克统治扩大到包括所有日耳曼人在内的这一事业”，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岛除外。他在800年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西罗马帝国借日耳曼人还魂，表面复兴。实际西罗马故地在此并未统一。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理想，在西方一再失败，实在有其地理因素。后继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九、十世纪，维金人、萨拉森人和马札儿人不断围攻法兰克帝国，罗马教庭和神圣罗马帝国也为了同一个统一目标而火并，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因为罗马帝国那样的高度集中，在欧洲的地理条件下，只能“随缘”，不能“强求”。
比较一下，处在罗马世界与中国世界之间的两河世界，或许会有更多的启发性。
阿卡德帝国的第三代国王纳兰辛〔约前2254—前2218年〕以世界之王自居，其胜利碑文〔Victory stele of Naram-Sin〕写着：“纳兰辛，强者，天下四方之王，一年间九次战役的胜利者……”。这座红砂石质地的石板浮雕，高约二米，制造于约公元前2300—2200年之间，刻绘着纳兰辛国王率军翻山越岭同敌人战斗的场面：纳兰辛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构图具有统一性。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纳兰辛的自大以其实力为基础，其统治期间阿卡德帝国的势力达到巅峰，政治稳定，王权统一。中央集权的结果，即是对君主纳拉姆辛的神化。
以往的国王们，在神面前都谦卑地自比为恭顺的“仆人”，纳兰辛却认为自己像神一样伟大，所以，他在上述纪念碑中，就踩着敌人和军队，高高站立在胜利碑的顶端，头上戴着多层锥形角冠──这种多层锥形角冠，在两河世界原本只是神的专属。另有一件刻有纳兰辛国王之名的瓶子，就用阿卡德语刻着“纳兰辛，四极〔世界〕之王”的铭文。在其他铭文中他的名字后面通常都是代表神的星状楔形文字符号，他经常夸耀自己是“神纳拉姆辛，伟大的人，阿卡德之神，四极的君主。”从此以后两河国王常常自视为神。纳兰辛所开创的这股“个人崇拜的神化作风”，后来乌尔第三王朝 君王也多沿用，甚至连某些小国也流行此风。而王权的统一还导致度量衡、泥板形制与书写等诸项行政管理的改革，并对玉石雕刻技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为什么两河流域也像中国一样具有领袖神化的特征？除了人种方面的原因，我想最大的相似来自地理环境：两河流域是一个小规模的“中国”，在两河之间拥有一块相对完整的中原地带，具有一个明显的地理轴心，可以带动周边的历史进程。但是后来，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文明兼并的时代，两河流域的封闭性终于被打破，像现代中国一样遭到边缘化。
参照以往的历史再看今日的世界，自然不难理解，在文明普及化所造成的统一趋势下，分庭抗礼的帝国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在帝国时代的阴影下，小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同样，在全球时代伸其触须于宇宙探险的步履中，帝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天下国家已经为时不远，它的来临仅仅有待于一场“新文化战”的胜利。
什么是“新文化战”？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文化”：我们是在中国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文”在古代的原始意义指玉的纹理，引伸为“人文”是人的纹理，“天文”是天的纹理。《易传·贲卦》彖辞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的“人文─化成”模式，即是“文化”的原始意义。除了“人文之化”，文化还包涵天文之化。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年〕的历史寓言集《说苑》的第十五卷《指武》里面，也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说法。其中的“文化”就是与“武力”对称而言，故“文化”亦涵有文明教化之义。
我们为什么提出“文化战”的概念？正如《说苑·指武》在上文的“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后，紧接发挥所说的那样：“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谢选骏注：流传至今的《周易》经传均不见此引文〕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也，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者，何也？昔明王有绂冕以尊贤，有斧钺以诛恶，故其赏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变。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贱孺悲，无以罚之；故天下不从。是故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没有“斧钺以诛恶”，就无法“赏至重、刑至深”，就无从实行“天下变”的壮举。
天下国家迟早将打破现存的人种界限，导致一个新的“世界种族”的兴起，这也许通过生物工程来实现，也许仅仅需要传统的即“婚配”的方式来实现。新的世界种族也许沿着印度的种姓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也许沿着中国的礼教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但我们希望它沿着更为文明的、更为注重文化特征的“中国方向”发展，而不要采取更为野蛮的、注重生物特征的印度方向。这样，社会不再受到隔离与分裂，而仅仅是在秩序中，使得所有种族的成员都将有机会在艺术、科学、政治、宗教上，一同参与，经过中和的世界将提供更大的潜力，在礼制的护育下生长起来。这新的全球种族将集合各种族之长而一统之，使得“地球文明”成为现实。精密的控制论不再有用武之地，正如《韩非子·大体》篇所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因为“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的整合之局，已经开辟。
在全球性的整合面前，国家意识就像地方主义一样，作为旧时代的残渣余孽将被铲除，因为它的基础已经垮台，主权国家既然不复存在，它的意识形态之消亡，亦非人力可以挽回。这是命运。命运的宣告者，尽可能用和平方式完成这些，因为这一空前变局下隐藏着空前和平与长安。人的惰性会阻止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富于武德〔“止戈”〕的整合全球者，切记行事中庸的原则：即使鼓吹“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决不采用有损于最终目的之过激行动。“中庸之道”作为“生命的原理”，不是作为取胜的策略来使用的；仰仗暴力的秩序不能持久，暴力的作用在于“止戈”即平定敌对的暴力，仅此而已。对待和平的敌人不可使用暴力，天命所归者能战胜任何一个敌人。摧毁敌对的暴力亦不可无情，“矫枉过正”只是屠夫的借口，不分青红皂白地行使暴力，并倡导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捷方法，必将破坏新的文明。
全球文明不以“国”为限制，因此“爱国”反倒成为全球文明的分裂因素。合一的而不再分裂的文明展开，把人类携至一个新境，后人将以全球政府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史”的开始，不是“民族史”，不是“国家史”，不是“文化圈历史”，而是人类史。
文化战可以同化全球居民、造就世界公民，不再受到民族、文化、国家、种族的分裂，共同形成世界精华。唯物主义不再主宰生活的原则，支配人类精神的将是世界的创造。〔关于文化战的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二十八章《新文化战》〕战国时代的商业主义毒雾不再困扰冰清玉洁的山峰，眺望与沉思变得可能，易化的洪流退去了虚无主义的帷幕。
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
4. The global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人类有史以来，城市始终都是文明的中心，所以“农村包围城市”〔苏联化〕正如忽必烈南侵以“牧地代替农村然后坚壁清野以攻略城市然后……”的“改造中国”〔蒙古化〕一样，只能带来社会倒退，不能带来文明进步。土制高炉不能建立现代社会，一如横刀夺爱不能确立礼义廉耻。而解决当今全球化问题的秘方，也不是降低全球都市的影响力〔如文革摧毁城市相似于古代的“蒙古化”运动〕，而是推进都市辐射力，连点成线，连线为网，建立全球统一秩序。
1，全球都市正在走向同一性
正如德国记者汉斯─彼得·马丁〔Hans-Peter Martin，1957－〕与哈拉尔特·舒曼〔Harald Schumann〕合写的《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Die Globalisierungsfalle/The Global Trap: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Prosperity and Democracy〕一书所反问的，“哈佛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真的懂得国际事务吗？
早在十年前的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在美国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识分子的刊物《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现在已经非常时髦的问题：“文明的冲突”。他的命题是，为什么决定未来的不再是社会理论冲突或秩序政策冲突──如冷战时期那样，而是受宗教与文化制约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这种恐惧有道理吗？这位哈佛战略家解释说，民主的西方将与世界其余地区，与专制君主和神权政治国家，诸如萨达姆、侯赛因或阿亚图拉·霍梅尼所结成的联盟进行最后的冲突，后者甚至会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资国家的支持。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首先，神权政治并一定就是专制政治的。例如在美国，91.8％的人信神，比意大利人〔74％〕、瑞士人〔73％〕、英国人〔38％〕与法国人〔34％〕都高。但神在美国信徒心目中的四种面貌，却是他们政治立场的体现：权威、恩慈、批判及疏远。这项由美国德州贝勒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显示：〔1〕相信神代表权威的美国人比率最高，达31.4％，他们认为神对地球上的罪恶会勃然大怒，并降下海啸和龙卷风等灾祸，这类美国人在宗教和政治上最为保守，他们多半是南方的白人福音教徒或黑人清教徒，教育程度和收入往往比较低。〔2〕把神定性为疏远的美国信徒达24.4％，神在他们心目中只是一个没有具体面貌的宇宙力量，神创造了地球，但基本上任凭地球自生自灭，这类信徒不常上教堂，其立场最为自由派，抱持道德相对论观点，在西岸所占的比率最高。〔3〕认为神代表恩慈比率达23％，这类信徒主要是主流清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相信神为人类设下绝对标准，但他不像威权的神那么愤怒，比较会宽恕信徒。〔4〕认为神代表批判的美国人达16％，神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比较仁慈，对信徒会下评断，但不至于施加惩罚，这类信徒在东岸的比率最高。〔1〕在相信神代表权威的信徒中，80％认为同性婚姻是错的，63％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合理的，但只有12％愿意废除死刑。〔2〕在相信神代表疏远的信徒中，30％认为同性婚姻是错的，29％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合理的，27％愿意废除死刑。贝勒大学的佛罗西 教授说，要了解美国的核心差异，这项指标是重要的工具：“如果我知道神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我就可了解有关你的一切，你的世界观就是以此为中心。” 〔英国《泰晤士报》2006年9月13日报道〕
其次，新的空间日益狭小、全球都市紧密联系的世界内，各国精英们正和大众一起接受全球统一文明的约束，这是从政治文化观念到流行娱乐产业的全面沦陷。在另方面，如美国负责全球问题的前第一国务秘书，与克林顿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位亲信蒂莫西·沃思认为：“中国很快就要碰壁”、“中国的崩溃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因为“中国农民已经对贫苦的农村生活感到厌烦。他们的流动大军已有一亿多人，在贫民窟中寻找生存的地方，远离居民委员会的任何监督”。这样一来，正在崛起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必将被社会的分化和断裂所威胁，哪里还有余力去结合深深陷入现代化革命之前夜剧痛的回教地区，去反对西方的师傅呢？何况在任何意义上，东亚现在都没有一个“信奉儒教”的国家〔最多只有小半个朝鲜：即南韩尚未基督教化的部分〕。正如《国际反恐战争，建立全球政府──兼论“文明冲突论”之谬》〔谢选骏，2002年11月25日《观察》网站〕说的，“当前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内部的冲突，是现代文明系统里的未开发国家与已开发国家的冲突，是全球文明的消化不良症。”
很显然，在“历史的终结论”自身已经终结、“文明的冲突论”自身陷入冲突的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及其构成的“同一网络”已经开始攫住各种四脚乱踢的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并一把提出它们，把它们扭送到全球谈判桌前，开始“对话”。其实，迫使对话进行的主体并不是这些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而是它们的主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的同一化压力。
2，同一化压力下的自我形象设计
在全球文明同一化的压力下，各个都市开始创造新的自我形象。台北认为自己取代了硅谷，在监控器、鼠标、电视图像扫描器的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希望借助高科技产品出口带来繁荣，就像当年鲁尔地区得益于钢铁加工业。孟买恢复了每年生产八百部娱乐片的纪录，数量之多已是好莱坞的四倍。当地办公楼的租金有时超过了日本的最高纪录。上海则力争作为亚洲超级城市神经中枢来扮演主角，成为东京的替代者，并要2010年以前成为西太平洋地区跨国金融商业中心。所有这些自我形象都是背离传统角色的，是全球同一性的新产物。
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移民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经是里根总统的爱将，为美国1980年代重振军威奠定了哲学基础，但是冷战终结以后却对胜利产生了幻灭感，他和他的朋友们因为失去了习惯的对手，而被陌生感吞噬，产生了巨大恐慌。这些冷战时代的遗老遗少们〔右翼的或是新左翼的〕，这样描写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过程：“它把乡村的、省区、地区的以至全国经济的江河湖海，联结成一个唯一的全球经济的汪洋大海，它使狭小领域也会掀起经济竞争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细浪和平静潮汐。”然而，这里的惊恐不正因为看到了新事物的特征──充满危险和机会的双重变奏？早在十多年前，卢特瓦克就预言美国会变成一个“不充英雄”的国家，也就是作爲一个由小家庭组成的国家，而不会愿意将自己相对稀少的孩子送上战场。但是伊拉克战争证明他的这一预言是失败的，尽管募兵率在下降，但是人口统计资料上的证明，显示美国人口在移民因素的影响下还在顽强地增长，穷人和外国人〔绿卡持有者〕源源不断通过雇佣兵役制加入美军，奔赴前线。
随着白人人口比例下降，美国不得不徵召外国人入伍当兵，这很可能重演“外国雇佣兵导致蛮族入侵”的历史规律重演。但即使如此，兵力的透支还是十分严重，使得美军发出色情征兵广告来招募重型罪犯充当新兵。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尔姆研究中心2007年2月20日 发表研究报告宣称，2006年为了达到计划的征兵数量，美国陆军总共招募了近六千名犯过诸如性质轻微的盗窃、轻微攻击事件等“轻罪”的新兵，犯过“重罪”的新兵则高达九百多名，是2003年时的两倍多。更严重的是，美国各地的黑帮成员为了躲避惩罚而大量参军。法律界人士认为，这说明美军征募新兵越来越艰难，征兵标准不断降低。
2005年仅仅美国陆军的征兵缺口就达七千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防部首先提出“道德标准豁免”计划，允许有过犯罪记录的新兵入伍。美国陆军2005年公布的一份备忘录规定，当士兵“吸毒、酗酒、体重超标、怀孕以及表现不好”时，仍可继续服役。结果2006年入伍的陆军新兵中，4％的人是在降低文化和体能等录用标准后才得以入伍的。而有生理和心理疾病者，以及有违法犯罪前科者，竟然占了2006年陆军新兵总数的17％。
帕尔姆研究中心公布资料明确指出，在过去三年中，美军总共招收了十万名“有麻烦”的新兵。《巴尔的摩太阳报》、《芝加哥太阳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都对美军士兵素质的下降感到担忧。《芝加哥太阳报》更披露，美国各地的黑社会帮派成员为了躲避惩罚而大量参军，甚至还有因谋杀和抢劫罪正在被起诉的黑帮成员，被海军陆战队招收。士兵素质越是下降，美军虐囚等丑闻的发生率也就越高，在民众心目中形象也就越差。而美军形象越差，征兵工作也就越困难，征募标准也就不得不一再降低，士兵素质则随之进一步降低……这已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已故加拿大未来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1964〕一书中所描绘的“全球村”〔global village，又译作“地球村”，即把整个世界看作和谐村落的幻景〕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现代丛林，一个“全球同一化的都市网络”，已经确确实实地绽露在地平线上了。而其中各个主权国家的“肿块”之间思想交流、相互谅解、有机的文化联系、经济上的相互适应，迟早要出现，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因为同一化的网络要消除肿块，增强流通。如1969年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Between Two Ages：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1970年〕中提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就已经预示了这一现实。
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全球政府。其人性依据是：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大都市，是消费者群体狂热向往的地方。城市越大，弊端越多，公害也越严重，秩序也越不稳定；但同时，也就越加奇特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主要是源于城市生活对消费者的感官所产生的强烈刺激甚至“快感污染”如各种上瘾的东西和毒品。人们沉溺在业已上瘾的刺激中，很难自拔。城市中眼花缭乱的生活，对于一个习于乡居的老农来说，也许是陌生且不舒适的〔所以农牧区来的独裁者往往喜欢毁灭城市〕；但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甚至对那些向往城市生活的青年农民来说，城市生活的上瘾却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重返乡村〔而不是晚上才回到郊区睡觉〕，将使城市居民感到单调、无聊以致于内心绝望，因为和他们的农民祖先不同，他们早已失去了那种纯朴而富于节律的农村文化，失去了对小社区文化的感受性，对于习惯了全球性的强烈刺激的心灵，那隔离的乡村不啻是一片文化的沙漠、精神的荒原。
3，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革命”是资本主义的？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如此吸引人们“投身世界革命”，而不是背叛革命、上山下乡。除非，那全球都市化了农牧区，是业已纳入全球都市网络的广袤郊区，那样的郊区可以容纳撒哈拉沙漠的灸日和青藏高原的风暴。在这种“新郊区”的意义上，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作为战争机器的主权国家〔“战国”〕看作复杂而独特的立体结构，那么即将取代主权国家的全球都市网络就将是一个简单有效率的网状结构，它甚至包含了外太空。
在古今任何一个战国时代中，都市网络的跨国化和同一化都是个普遍趋势，所以，封闭如秦国者，也可以实行客卿制度。而今全球移民更是汹涌，国界已经七零八落。回看中国战国时代，当时各个区域国家的首要都市大都拥有几十万人口，其余城镇的工商业也随之同步发达，这促使都市网络突破主权国家并覆盖整个中原。后来秦王并吞六国，建立郡县制度，所设立的“驿道”，实际上只是把原有的城市网的脉络给制度化了，而并非什么空前的创举。这正如他的“万里长城”不过是连接了原有的各国长城，并不是凭空缔造的。历史上，其他民族和文明中的各个世界帝国，由于同样的理由，无不具有贯穿版图的大驿道网，罗马帝国在衰落的转折点上也建立过长城。其实，所有这些驿道网络，都是在早已存在的城市和商道网络的基础上建立的。比之几百年后的西汉乃至东汉，战国时期的城市化经济，不仅毫不逊色，且因争霸的刺激而更加亢奋、独立、发达。相反倒是随着长城时代中原世界帝国及其抑制工商业、扶植农牧业政策的确立，城市化趋势在汉朝反而受到了抑制。和秦汉郡县制帝国一起到来的，是工商业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势力的普遍衰退，因为工商业这时不再受到更高目标〔如战争胜利与国家竞争等〕的激励，而仅仅是为了赚钱。随着战国的消失和军事需要的锐减，生产的动力退化为消费型的，工商业的竞争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了。这种情况在罗马也有。在共和国时代，罗马沿着希腊化城市的网络扩张，“罗马的和平”就是终止战国的屠杀；到了帝国早期，罗马为中心的城市化网络进一步发展，以致罗马城邦发展为地中海世界的首都；而到了帝国中晚期，和中国的汉朝相似，帝国各地的城市逐渐陷于萧条破产的境地，与大批游手好闲的流民无产者同时出现的是，人口急剧的减少与大量流失，蛮族入侵一如五胡乱华，结果使得大庄园起来取代了城市的地位，封建时代来临了，这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我们回溯这些历史要说明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采取了倒叙的方式，说明繁荣而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世界都会，实际上不是后来的世界政府的产物，而是前此的主权国家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的产物。伟大的城市，是战国竞争、多元角逐的结晶，它带来并加剧了战国流行的弊病，但也正是它们形成的跨国网络，为战国划上句号、成为全球政府的先遣部队。随着都市同一网络的蔓延，人口密度与技术密度的膨胀，使得主权国家形同监狱，划地为牢的国界将被铲除，一如柏林墙的倒塌，主权国家的克星、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像是王道的先驱一样受到夹道欢迎──霸道的区域性的主权国家变成过时的垃圾，被抛弃了。
五，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已经成型
5. The unified network of
trans─national civilization already in place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如何形成“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这一“全球都市网络”会有怎样的概貌、功能、特征、性质？
意大利未来学学者里卡多·彼德拉估计说：“权力将落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商人与各城市政府之间所缔结的联盟手中。这种城市政府首先将促进它所包含的全球公司的竞争能力。”现在亚洲中心国家到处都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超车线上。各大洲的年轻人都是在一种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完全不同的全球城市形象中成长起来的。巴黎、伦敦和纽约，还有莫斯科和芝加哥，都不再是最为光彩夺目的了。自1996年3月起，世界最高建筑将屹立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目前，柏林楼房的屋顶超不过多数建筑起重机的高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却远远超过了它。
在巴基斯坦与日本之间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大批繁荣地区，作为全球竞争舞台上的新竞争者，争着扮演西方城市世界在以往几十年所扮演的那种发挥巨大影响的角色。曼谷希望把底特律部分地区作为它的汽车中心。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五十铃等汽车生产企业很久以来就已经在泰国装配它的汽车。克莱斯勒公司与福特公司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分公司，作为跨国企业的支柱。
而印度，这个星球上第二个容纳十亿人口的国家，将日益陷入紧张状态。在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出现的恐怖城市中，孟买和新德里已经把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远远地抛到后面。今天，这两个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万人以上，用不了二十年，这个数目可能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后也将要为卡拉奇的国际形象担忧，到2015年，其居民人数可能从目前的不到1000万迅速上升到2000万。
新德里行政管理当局经常是从人造地球卫星传送的图像上才发现，他们的这个大城市在什么地方已经又长出一块──这一切都是无计划的、失去控制的、且未经批准的。白天，大街变成三米宽、 一百米高、 烟雾腾腾的隧道。整个城市都在廉价汽车发动机排出的烟雾中呼哧呼哧地喘气。三分之一的儿童都患了变态反应的支气管哮喘，普通的医疗药品只能暂时地使病情减轻。每年有2200人死于交通事故。 这种交通事故与汽车的比例是美国的三倍。新德里七十年代还以花园城市著称，现在被这个国家的一位部长称作“令人无法居住的”、“亚洲生态黑洞”。
自从印度对外经济开放以来，孟买已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贫民窟”〔专栏作家苏德西尔·穆尔基的话〕。早上出租车里的味道说明肯定有人在里面睡过觉，出租车的司机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花掉几个小时时间。这个城市每天必须从街道上清理掉2000吨垃圾，此外还需要建盖几十万个厕所。这个城市市政管理部门所提供的城市用水仅为需求总量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还有数百万农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迁入这些巨型城市。
关于新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多数移民加入搬迁行列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已经在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个工作机会。新来的人总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穷人自我感觉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可能使他们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国境的移民运动的行程。他们川流不息的旅行具有方向，他们坐在超音速喷气飞机上奔向未来，从中新的世界结构会产生出来。电子通讯网、数控卫星电话、高效率的飞机场、免税的工业园区，所有这些密集网络将使大约三十多个地域广阔的城市地区彼此紧密联结，其中每个城市大约有八百万至两千五百万居民。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犹如偶然洒落的光斑映照在地球仪上，它们的居民虽然相隔千里万里之外，但却感觉彼此关系很近，至少要比一直决定它们命运的本国内地居民更近。这种很近的感觉意味着：弥合战国分裂的“全球化统一城市网络”已经出现了。
1995年9月，戈尔巴乔夫、老布什、舒尔茨、CNN总裁、太阳公司高级经理、惠普公司老板等，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在旧金山费蒙特大饭店集会讨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会者把未来的世界前景简化为“20：80” 这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的概念。它的意思是，全球化将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启用全球20％的劳动力，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80％的劳动力将失去劳动岗位；并且需要政府提供制度化的社会救济来喂养，即“靠喂奶生活”。未来世界的社会轮廓将是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产阶级──这就是所谓“全球化陷阱”。〔［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合著，《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
六，无业者创造的历史
6. History created by the
jobless
“20：80”和“靠喂奶生活”，是社会生产自动化的结果，但其规模和深度是十九世纪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显然，80％的长期失业者已经足够构成一个人数庞大的“无业阶级”，它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理论，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谬论。因为大多数传统的无产者是极度渴望财产而还没有挣到财产的人，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在于如何获得资产，而根本不是如何从事较之资产阶级的生存稍微高尚的革命事业。
早在两千年前希腊人就知道，“闲暇乃是文明得以产生的条件”，试问孜孜谋利、毫无闲暇、目光短浅的无产阶级，拿什么去创造历史呢？仅仅依靠低级的动物欲望？所以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毫无建树的破坏，是“把你口袋里的钱拿到我的口袋里来”〔莎士比亚戏剧中犹太人的至理名言〕，结果形成的最高指示也不过是一种“饿蚊子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饿蚊子和资产阶级饱蚊子的区别，完全是动物丛林世界里的饥饿“原则”造成的。例如，在阶级斗争的术语里，“丧失了原则”一词，就是指一个人不再那么穷凶极恶了。
那么，什么概念可以在未来世界里取代“无产阶级”的地位呢？我们认为，是“无业阶级”。何谓“业”？业绩、职业、产业。无产阶级虽然没有产业，但还有职业，还可以追求业绩，所以无产阶级经常比资产阶级更加富于铜臭，而且一有机会肯定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无业阶级则不然，不仅无产业，而且不受职业的奴役、不受业绩的勾引，于是可以堂堂正正做一个尽其天性的大写的人。
更重要的是，无业阶级没有“业报”。业报观念是印度的《奥义书》〔Upanishads〕所阐述的思想，就是对“业”的报应。那么，什么是“业”呢？“业”是从梵语“羯摩”〔dharma〕而来，就是“身、口、意”的活动，“业”虽然分为善恶，但总的来说都因缘际会而遭到反弹。历史的波动，可用“无业者”受损害的程度来测度，也就是说，“无业者”受损害的时候，就是历史发展的黄金时刻……尽管印度思想并不承认“无业者”的存在而把一切视为“报应的果实”，但历史表明，失业者往往创造出新的产业，例如人类最早的文化事业，就是由残疾人开创的，命运既然杜绝了他们从事日常营生的道路，他们的精力就不得不流向未知的领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尽少地运用人体的劳动力而尽多地利用技术与信息的力量。就此意义说，现代文明实为一种“懒汉文明”。在此趋势下，节省的习惯就成了讽刺对象，因为节约不仅是无用的摆设，而且有碍于增加生产。自动化不断提高，导致城市居民的大量失业，“无业者”的增多造成了人数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新阶级。这一现象也许构成未来世界各种新事物的根源。
大量城市失业人口的存在，并向纯粹消费者群演化的恶性转变，也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在罗马帝国时代，由于大量从东方来的奴隶取代了自耕农的地位，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构成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庞大集群。他们给罗马帝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的各种改革家，提出各种议案，试图使城市流民重返乡村，并配以相当的耕地，梦想以此一箭双雕：既解决城市问题，又缓解国家的兵源枯竭，因为自耕农是罗马兵团的主力。但是，从格拉古兄弟开始就不断酝酿着的这种改革，一直没有成功，罗马国家反倒越来越衰弱。自耕农的消失使罗马帝国失去了可靠的公民兵源，只得补充追求金钱的雇佣军；城市失业人口的剧增又破坏了社会稳定，急速败坏了“罗马人得以征服世界的美德”。尽管面临如此的深渊，失业人口也并没有回到农村去恢复他们祖先那种宁静而健康的生活。无业阶级比无产阶级更为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在中国的两汉时代，随着战国竞争的平息，强大的地方性城市从原先的政治、军事中心退化为消费中心。竞争的减弱和工业生产的退化，使得城市劳动力大大多余、过剩。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去使战国格局中出于战争需要而滋生出来的多余人口缩减掉。于是多余人口便在城市的贫困中挣扎，以各种方式沦为奴隶──或因债务而失去自由权，或因犯罪而丧失自由权。因此，两汉时代的城市人口过剩，是透过大量失去自由权的群众而表现出来的。王莽的“新政”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但也以惨败告终。后汉帝国也同样无法解决文明的行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逢的这一社会痼疾。它的处置办法是赋予封建庄园主以更大的特权，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地上相机行事，结果促进了封建割据的降临。与此同时，连年战乱又使大城市遭到毁灭，这才使得城市化的肿瘤“不治自愈”了。
衰退的文明，既然无法承受由此引起的内外压力，那么，现代城市危机的出路和解决的方案又何在？希望未来的人们比今天的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问题，因而创造自己的解决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对未来的设想过于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这与现代城市文明发展得越来越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的趋势，有惊人的一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机械文明，使得任何一个措施，都会导致一系列后果。任何一个局部的病变，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连锁效应。大凡成熟了的文明，都会面临这种结构化的困境。人在这个结构中，却无法改变这个结构，无法脱离这个结构，“异化”观念因而弥漫开来。人感到了自身的渺小、脆弱和无力，面对自己造出的文明实体，变得束手无策。现代文明不仅成熟、结构化了，还变得自动化并已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格局中，要推行消灭无业阶级的方案，是无法长期承受的。在文革期间，中国曾有诸如此类的小规模预演，但已经失败，因为代价过于高昂。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不同文明模式之间的更迭，去探讨这个问题，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等到现代城市文明已经完全变得“有百害而无一利”时，发生大规模解体运动，那时，由于饥饿和失去对自动化的有效控制，离散了的群体将被迫返回到原始土地上去觅食，以便获得生存必需的自然资源。这种历史性的退却，只会发生在未来统一了全球的大一统秩序失去结构能力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不是在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时刻。
七，无业者有哲学吗？
7. Do the jobless have a
philosophy·
面对现代都市的疯狂扩张，许多人起了恐慌。而消除这些恐慌，需要一个全球政府的调节调解。
世界需要一张面纱，就像生命需要皮肤一样。一张最好具有若干维度和浓度的面纱，把这个世界不那么适合暴露的外观给遮蔽起来，人类感官是用来躲避危险而不是用来制造危险的，身心平衡对人的健康必不可少，如果完全取消了“压制力量”，那么“反抗力量”岂不造成单纯的破坏？装上皮肤、戴上面纱，并不是“愚民政策”，而是“维持文明社会的平衡状态”……“真相”有时候过于刺激，会让人看得发狂，结果这个世界失去了必要的安宁。
从平衡的角度看价值，凡是金钱可以换得的东西，就用“昂贵不昂贵”来衡量，而无法用“高贵不高贵”来衡量。但人性不仅需要昂贵来满足，更需要高贵来激励，尤其在“衣食足而知廉耻”的人们那里。这一人性事实，是对全球各地盛行的“官─商勾结社会”的警告：商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姘居，只能产生腐败，不能创造文明。商业主义、物质主义、裸体主义〔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性别问题》一章中讨论〕诉诸人的直接感官刺激，过去可以帮助主权国家的扩张，但在全球网络建成之后就不再有益。现在流行的过于昂贵的一切，那时被缔造新局的高贵者视同败类，清单与烈焰，就是它们的归宿。
新的全球文明，不是商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私生子，因为腐败与野蛮不能缔造更大的秩序网络，只有廉洁与文明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正如要有一定程度的距离感，统一的秩序才能产生，而统一的秩序，并不是现成的，实际上要透过每天的更新〔日新其德〕才能达到并持续下去。而不停顿的努力，则是需要“距离感”来推动的。心灵上的距离感且是一切艺术、科学、政治、宗教所由诞生的契机。
从平衡的角度看距离感，发挥影响的距离感具有两种来源，一由社会习惯养成，一由遗传上获得。前者较为被动守旧，后者则是天命之性，是宇宙赋予生命的至宝。所以越年轻的生命就越是富于距离感：
１，年轻的时候渴望飞得很高很高，到那虚无飘渺空无一人的紫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净化自己。那境界接近极度，神奇引力融掉自我，呈现为空明的海和无形的珍奇……
２，年老气衰了，则只能看见空虚、孤寂、无边的广寒，美妙的霞海变成了不可捉摸的雾气！主观的颓废使得客观褪色。
其实文明史的道理也是在此呈现出来的：自由只是年轻时代的奢侈品；而青春的富有才使得文明可以承受“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奢侈，它甚至以惊人的浪费为荣耀，以眩目的夸示为陶醉。而衰老的民族、衰落的文明则仅仅懂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殊不知那猫可能是病猫、癞猫、甚至是魔鬼附体的厄运黑猫。社会、民族、文化、人类的文明，也有各自的年龄阶段：青年时代要的是自由创造，中年以后则需要安全保障；而中青年时代的开拓，最后不得不让位给暮年时代的保守：守势的美德作为这中老年时代的过渡环节，受到青睐，像是一条镶嵌着不同壁画的道路，自有其逻辑。仿佛“合纵”与“连横”的殊途同归，构成战国运动的终结。
纵横捭阖是战国的特色；正如协约同盟是二十世纪的特色一样。纵横家们都是些“四两拨千斤”的大师，是无业阶级的突出代表，研究他们的传记可以给后人带来极大的收益和无比的乐趣。纵横家之首的苏秦，仅仅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就能佩带六国的宰相印章，恐怕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后来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无业，而被车裂处死。可是世界上还有比苏秦更伟大的政治家吗？他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差点使庞大的齐国近乎亡国，在中外历史上拥有这样能量的翻云覆雨者实在不多，真是“一人胜过十万雄兵”。然而人们误会了他，以为他是个贪图名利的宵小之辈，其实他的献身精神及热忱，尤其是他的镇静与智谋，为力行全球化的行者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不妨说，所谓联合国不过是二十世纪“纵横捭阖”活动的产物，所以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它就陷入了瘫痪，表面上由于“九一一”引起的裂痕，实际上由于全球化的猛然加速。平心而论，联合国实际上是强权和公理之间的“合法私生子”，可是它现在既不被父方〔强权〕所接受，也不被母方〔公理〕所喜爱。二十世纪依靠联合国谋生的国际政治家们在二十一世纪恐怕要走到穷途末路。与单闯独斗的苏秦相比，即使二十世纪的暴 君们也还要受制于群众，就像苏秦受制于 君王。既然民选的领袖也要受到选民的制约，就不能责怪二十世纪的刺客也不复具有荆轲的贵族风度，尤其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太缺乏英雄感，使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二十一世纪。
第三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hree The New
Cultural War
一，文化战的定义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war
二，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2. The oldest model and
newest change of cultural war
三，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military
warfare
四，超越国际主义的天下文明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五，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5. The key to prevention of large
scale invasions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七，文明的圈回之“圆”
7. The returning cycle of
civilization
八，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8. Giving up militancy for
the sake of civilization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
一，文化战的定义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war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以后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结果，在传统的武装反抗一概失败的教训下，文化的反抗应运而生：伊朗、菲律宾、波兰以及整个苏联直属集团的专制政权，都是在教会组织发动的文化战争下，宣告死亡的。而亚洲的苏联集团国家如大陆中国、北部朝鲜、印度支那三国，则因为缺乏文化战的组织〔教会〕与其对抗，专制制度迄今为止屹立不倒。这不是一个“良心问题”〔“欧洲人有良心，亚洲人没有良心”〕，而是一个如何发动文化战的问题。尽管是高级宗教及其组织启迪了人的良心〔教义〕，并缔造了文化战的组织〔教会〕。
从近代史看，不是战争引起了革命，而是革命引起了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于中欧革命，即德国统一运动和斯拉 夫人的独立运动互相角力，新兴的俾斯麦主义激化了欧洲列强的冲突，导致总体战的出现。尽管对现代中国这样东施效颦的国家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每一次革命，都是由于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的，不论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英法联军〕、戊戌变法〔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八国联军〕、北伐战争〔凡尔赛和约〕、共产革命〔日本入侵〕，中国革命因此充满了“应急措施”和“变态反应”，仿佛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手足痉挛，是不言而喻的“超级总体战”。
“总体战”〔Total War〕的概念，原是德国名将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年〕提出的，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历任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德国最高统帅部军需长等职。一战后解除军职，从事政治和写作。《总体战》一书共七章，论述了“总体战的本质”、“民族团结精神是总体战的基础”、“经济与总体战”、“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总体战的实施”、“统帅”等内容。其主要观点认为：
1，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战争扩展到参战国全部领土，卷入战争的人也由军队扩大到全体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和政治都应服从于民族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2，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为此应当采取特别措施，控制新闻舆论工具，镇压泄露军情者和反战分子，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使军事教育具有种族特色，从而唤发民族的战斗精神。
3，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也要战时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平时就要大量储备，并应把银行置于中央权力下，力争战争物资自给，扩大军备工业，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4，军事行动要贯彻以下原则：协同、突然、迅猛。要陆、海、空三军协同，不宣而战，达成战略的突然性。要选定最危险的敌人为主攻目标，在决定性的地区投入最大的兵力，实施最沉重的打击。速战速决，而不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5，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的才能、坚强的品格、充沛的精力、敏锐的观察力等优良素质的人为统帅。由他来加强国民和军队“在种族基础上”的民族团结，考察与战争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导战争全局等，并领导由陆、海、空军、宣传、军事技术、经济、政治领域里的奇才所组成的国防参谋部来贯彻其思想意志。
上述总体战的理论并不是从属于“纳粹主义”的，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相反，倒可说纳粹主义不过是总体战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罢了，正如列宁主义自己才是帝国主义最高阶段──社会帝国主义的理论表达。所谓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就是一国首先建成极权主义。这是因为，现代世界是一个多国环境，而在多国环境中，每个国家又是根据自己的国际处境来调整内政的，正如个人是根据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要求，来调整自身的言行的。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运行方式。不仅纳粹主义如此，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也是这种意义的“战国体制”。
近代史的“战争引起了革命”，正如在古代史的“饥荒引起了战争”：考察历史上多次游牧部落入侵定居民族的事件，不难发现其背后晃动着饥荒的阴影。是饥荒使得入侵者变得格外残忍嗜血，正如近代史上的内部革命使得对外战争变得格外残酷无情，所以刚刚发生过革命的国家，往往最具有侵略性。
比总体战更进一步的就是“兼并战争”。而所谓文化战，就是“排除了军事暴力或曰不以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的兼并战争”。所谓兼并战争，就是不再以割地、赔款、建立从属关系为目的，而以彻底消除对方的存在、把对方变成自己的直属殖民地或自己的直属领土为目标的战争。兼并战争虽然并不打着“无条件投降”的旗号去激怒敌人，像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蠢行那样；但事实上却是真正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的。显然，同盟国那样做只是因为内部互不信任、各怀鬼胎，所以需要做出如此愚蠢的对外宣告来杜绝“单独媾和”的可能；但是，未来的全球政府却不需要这样愚蠢的行动，因为全球政府内部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正因为全球政府具有这样统一意志，即将来到的将不是一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世界革命”，而是一场主权国家的临终弥撒，一场全球规模的兼并运动。
全球兼并不同于世界革命，它不是以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为出发点，而是以全球事务为出发点。在这场最终不可回避的文明汇集运动中，明显具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背景，这虽然不同于传统生态危机的形式如战争、饥荒、暴虐、屠杀、水土流失、农田荒漠化，而具有新的生态危机的形式如能源枯竭、环境破坏、生物污染、恐怖威胁，但依然是现代条件下的生存挑战，并受到现代思潮的强烈腐蚀、现代技术的强烈推动，从而具有特别危险的爆炸性。
不论近代史的革命还是古代史的战乱，很明显都具有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生存紧张和暴虐行为，人口效应不仅支配了中国历史，也推动着国际关系史，并将毫无疑问地塑造未来的全球史。在现代条件下，人口压力尽管以阶级清算和种族清洗的恶劣形式局部上演〔即在一些“革命国家内部”〕，但总的大决堤还不曾出现过……但可以预期，随着人口增长超过一百亿，这一压力迟早要导致一个终结，一个总的清算。
总体战并不是一个“完全现代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全面兼并战争即将到来的前奏。秦之所以能灭六国、一六合，就是因为它是战国各国中彻底实行了当时条件下的总体战的国家〔“战国”〕，或曰唯一行之有效的古代东亚地区的总体战国家。在相似的意义上，亚述在中东地区的横行霸道及斯巴达在希腊城邦的纵横驰骋也是得力于名符其实的总体战。总体战体制，并不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专利，也不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发明，相反，类似总体战国家〔战国〕的那种体制，是多数文明在其历史上都经历过的特殊时期，正如“文化蒙昧时期”、“宗教虔诚时期”、“理性启蒙时期”，也是多数文明在各自的历史上一一经历过的季节。
而秦以后的中国本部，就再也没有能力回到总体战中去，直到蒙古人入侵，代替中国人再行“统一列国”，虽然未能兼并中国文化圈内的日本，但其他列国几乎无所不包。其实按照学者们考证，秦国亦非中原文明，不行周礼，而且其种族上属于东夷〔或是羌人〕，文明上属于殷商〔或是西戎〕；很有可能像罗马人的祖先那样是从东方〔特洛伊〕逃亡到西方〔意大利〕的，反正区别于中原。秦的野蛮使它得以发动总体战，国家军营化的政策和体制，既能使它得以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平定六国，也导致了它本身的孤立、僵化和灭亡。秦以后，拒绝了总体战的中国，武力水平始终和它的国力很不相称，因为总体战为了军事斗争的胜利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战争胜利可以消灭文化、把国家生活彻底军事化，于是总体战不得不意味着文明的僵局。军事上最强的国家在文化上往往并不具备相称的高雅，以前的德国如此，现在的美国亦开始走上同样的道路。“一心不可二用”对于一个民族或曰国家的生活也是适用的。
只有“文化战的总体战”才能在文治武功方面两全其美。因为“文化战的总体战”不是别的，是以强大的文明、无所不在的文化作为征服的利器，吸引而不是灭绝敌对阵营中的优秀人物，并以此吸引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新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以各地的优秀人物为点为线为网络，超越征服的时代，实现融合的文明。所以文化战的总体战不是掠夺性的霸道之战，而是拯救性的、保育性的王道之战。
新的总体战将以文化战的方式纵横世界。文化战的策略将是历史上最无所不用其极的，其目的也是全新的，且其发动者也是新人，带着最高的自觉自律从事战斗，直到获得历史的胜利裁判。从文化战的角度看，任何战争或力量的较量，其成败利钝、胜负输赢，在它们开始完全摊牌以前就已经注定了：战场的摊牌之前，牌早就发好了，甚至如何出牌也大致底定了；战场的较量不过是把命运的底蕴给展现出来，使瞎了眼的愚公们得以看见，使氓之蚩蚩可以获得一个鼓掌的机会。作为兼并战争，排除了军事暴力或曰不以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所以只能叫做“文化战”。在另一个更深的意义上，文化战作为“文明的兼并战”，不仅要以文明的方式来实施兼并，而且其目的是要兼并不同的文明，形成统一的世界秩序。
文化战作为文明的兼并战争，不仅要“灭人之国”、走向全球秩序的道路，而且要平定所有主权国家、统一不同的民族传统。这样就不可能不遭到现有主权国家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拼死抵抗。面对这一反抗，全球政府怎么能以“排除了军事暴力或曰不以军事暴力为主要手段”的方式，从事统一秩序的创立活动呢？这是考虑到，核子武器与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日益普及化，已经使得武力兼并成为“共同毁灭”的代词，即使为了人类的合作而不得不平定各个为非作歹的传统主权国家，也只能另觅超越传统战争的其他方法，来最低代价地实现全人类的统一。
与全球统一相比之下，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还是属于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是殖民战争燃烧到欧洲本土的讽刺性局势；而不是以消灭主权国家为目标的兼并战争。也就是说，战争的双方挖空心思力图达到的，是如何扩大主权，而不是消灭主权。其结果只能是主权国家的扩张和全球秩序的恶化，而不是主权国家的萎缩和全球秩序的创立。正因为进攻的一方还没有准备好以兼并对方为唯一目的，所以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只能是毫无结果的互相屠杀，尤其是就“德奥同盟国”对“协约国”〔一战〕和“德意日轴心国”对“同盟国”〔二战〕的关系而言。至于二战中日本对中国的关系、德国对东欧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前一组〔日、德〕企图兼并后一组〔中、俄〕，但不是对等地兼并，而是把对方当作殖民地来处理，因此其战争的方式也就特别原始、残酷。当时中国正处在传统国家解体、现代国家萌芽的混乱时期，所以日本并不把中国视为对等国家，而是想乘机变中国为其“美洲殖民地”，所以日本人对待中国的残酷程度，就像欧洲人对待美洲人和澳洲人一样。同样，俄国在经历布尔维什克革命之后，国家解体、秩序大乱，德国也不把苏联当作正常国家来对待，就采取极端原始的“非洲政策”来虐待东欧人民，拒绝履行日内瓦公约，犹如欧洲白人在非洲和美洲虐杀黑人和黄种人那样残暴不仁。
文化战则不然，其主体不是霸权国家，而是全球政府，其客体不是敌对的主权国家，而是一切主权国家。全球政府的创立：国际融合集团使用暗渡陈仓的方式，进驻某个足够强大的主权国家，改变其性质，化其为统一全球的杠杆。这个采取统一政策的主权国家自身，其实就是第一个遭到“平定”的对象。就像罗马帝国那样，寄生、蛀空、颠覆、替代了罗马共和国；或像西楚霸王那样颠覆了秦朝、汉朝又取代了西楚霸王，从而最终完成了类似罗马帝国进驻罗马共和国那样的“非国家过程”，这就是“彻底的国际融合集团”〔汉朝和罗马帝国〕对于“不彻底的国际融合集团”〔秦朝和罗马共和国〕的取代。
以伊拉克战争为反面例子：美国之所以在迅速而顺利占领伊拉克〔2003年夏天〕之后，逐渐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沼，到2004年初已经到了危机四伏的地步，基本不是萨达姆残余势力的抵抗和国际恐怖组织的渗透所致，不是反恐战争不可行或全球秩序无法建立；而是由于美国的国内制度妨碍美国发挥自己的力量，使得这位巨人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简单说，美国政府是民选的，因此受制于美国的选民，这样当美国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例如伊拉克的国家利益冲突时，美国的政策就不得不损害其它国家例如伊拉克的利益来满足美国利益，试问这样的占领能不激起伊拉克人的日渐敌对以致群起攻之？这样的“占领”，比满洲人对中国的“入主”还要难以为继。因为入主者和当地人的冲突还比较容易日渐淡化，但占领者和当地人的冲突则可能越演越烈。这也是日本和苏联虽然成功地占领了中国，但最终不能有效同化中国的原因所在。
由此我们知道：要有效建立全球秩序，必须摆脱“为本国选民服务”的狭隘利己的主权国家的排他观念，而义无反顾地面向“为全球秩序服务”。这就要求改造一国至上的代议体制，转变主导政体；摆脱主权国家的限制，转向全球政府的责任。
二，文化战的最古范本和最新动向
2. The oldest model and
newest change of cultural war
文化战的主体是全球政府，文化战的客体是各个主权国；因此，文化战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别的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而是唯一全球政府对所有主权国家的讨伐行动，当然其中也包括全球政府所在地的那个主权国家……其方式即上面所说“摆脱为本国选民服务”的狭隘利己的主权国家的排他观念，而义无反顾地面向“为全球秩序服务”。全球政府不是要对所在地国家负责，而是要对所有国家同样负责，毫无偏袒。既然全球政府不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不受某国大选结果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长期方针，它才可能有效执行“平定主权国家”的使命。总之，平定主权国家的除暴安良，不是常规战争和恐怖袭击，不是出自反恐战争和国家利益，而是“克己复礼”、整合全球的文化战。
克己，就是平定各个主权国家，消除禽兽言行与横征暴敛；复礼，就是创立全球政府，建设礼制向心的世界秩序。“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语一出，天下合一。《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就“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作为文化战的征服战略而言，《孟子》还有很好的诠释：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
这是一个经典故事：黄河下游有个部落叫商，传说商的祖先是契〔音xiè〕。在尧舜时期，和禹一起治理大洪水。相传夏王统治了四百多年，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末代夏王桀是暴 君，商的首领成汤决心灭夏。他的战略如下：
派人质问相邻部落的首领葛伯，为何不按时祭祀？葛伯回答：“我们穷，没有牲口作祭品。” 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作祭品。葛伯把牛羊杀掉吃了，仍不祭祀。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祀？”汤又派人帮葛伯耕田，还派人送酒送饭，在半路上，葛伯把酒饭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葛伯这样做，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汤以此进行动员，出兵灭葛。接着他连续攻占附近几个部落，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夏桀却毫无警觉。接下来，商汤停止向夏桀进贡，夏桀大怒，命令九夷〔商属于夷族〕发兵进攻商汤。商汤看到夷族还服从夏桀，立刻向夏桀请罪，恢复了进贡。过了一年，九夷中一些部落逐渐叛离夏朝，汤才决定进攻。汤发布告示《汤誓》宣称：“不是我要叛乱，而是国王作恶多端，神的意旨要我消灭他，我是听从天命！”接着他用赏罚的条例激励士气，终于征服了夏，使商成为王朝。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践“人权高于主权”〔Human right above sovereign〕的范例。
用战国的眼光看，商汤哪里是行仁义呢？几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寻找借口干预内政”，以便颠覆葛国政权。而孟子所批判的梁惠王，正是以典型的战国思路来考虑问题的，所以“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当弟子公孙丑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孟子答说：“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显然，孟子已经超越了时代，他完全忽略不计，战国时代的原则是土地比人命更值钱，为了“保家卫国”可以牺牲千万人命。林“副主席”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就是指此而说的。但讲究仁义的孟子则完全不同，他甚至从“春秋无义战”的角度怀疑《书经·武成》篇里有关武王伐纣时战况激烈、“血流漂杵”的古史记载，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而无视仁义道德经常是作为胜利者的宣传而载入史册的。
在我们看来，不论真实的历史到底如何，孟子所诠释的历史已经成为文化征服者的范本：“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而在汉朝成书的《伪古文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则据此发展为一种更为系统的政治哲学：
“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其精髓在“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一节的谋略，这个谋略简单说就是“锄暴安良”，与“远交近攻”相似，两千年来已经化为中国社会的日常智慧，然其下流者则因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竟与“欺软怕硬”、“墙倒众人推”等小人伎俩合流，成为最坏的“国术”〔中国权术〕。由此可见“过犹不及”的重要性。
《仲虺之诰》上的“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是对权力中枢的警告；而“殖有礼，覆昏暴”则是权力中枢的功能；“表正万邦，缵禹旧服”更是表彰礼制的天下统治。当然，对于全球规模的政府来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征服策略还要加上新的通讯方式与新的控制论系统，配套之后方能行于世界。“第三次浪潮”也就是后期工业化，必定赋予文化战以新的面貌。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使“第三次浪潮”看起来有所不同，其实呢，那不过是工业化的完成阶段的特点，也就是说第三次浪潮其实是第二次浪潮的一个浪花，这一点从所谓“第四次浪潮就是太空移民”之类的喧嚣中，可以一目了然。所谓工业化，其实是为了克服“地理大发现─全球大交往”所造成的空间障碍而出现的技术革命；而工业化本身的逻辑发展又使得殖民主义不得不转向全球意识、主权国家不得不转向全球政府、传统战争不得不转向文化战。而这场“逻辑发展”的后果又不得不波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样一来决定文明前途的“新文化之战”就在所不免了，而在正式的文化战登场之前，还有预演和预兆，以显示其具体形态。
例如二十一世纪世界，电脑网络已经无处不在，成为工作与生活的必需品。而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职位的争夺中，网络开始发挥威力，造势、筹款，各路参选人纷纷运用，竞选班子对网络资源的灵活运用，为美国的政治选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范例。2004年3月在波士顿召开了“草根组织的技术应用”研讨会，“DeanVolunteers.org”网站的发起人杰西·高登〔Jesse Gordon〕向与会的非赢利组织介绍了他们如何运用网络这一新兴技术工具来推动竞选活动的成功经验。他说，仅用电脑网络传播竞选材料和网上筹款，还够不上“网络选战”〔Cyber─campaign〕。成功的网络选战应是内容与形式、战略与战术的有机结合。
电脑网络效率高而成本低，但不能仅将它的作用局限在信息载体方面，而应通过网站、电子邮件、网上集会等各种手段加以综合运用，针对不同目标的人群来达到最佳效果。概括的说，网络选战针对三类不同的目标群体要达到以下三种不同的效果：
1，帮助首次接触选举信息的选民了解选举的基本情况。
2，说服已经了解基本情况的选民接受己方倡导的观点。
3，动员已经接受己方观点的人出力出钱支持选举。
按照这些策略，一些竞选策划者以政治活动经验和对电脑网络的把握，展开了“网民皆兵”的全方位网络选战。介绍竞选纲领的网站，从网站的设计到信息的排放，无不体现了策划者们的思虑，使得访问者读完相关网页后更愿捐款，或采取其它行动予以支持，甚至网站本身也是通过众多的志愿者来从事更新与维护，另有一批志愿者审阅文章，以免发生错误。
支持者们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选民用电脑网络这一“虚拟平台”一网打尽，招降纳叛，发展队伍。例如，他们利用“Meetup.com”这个社交网站来促成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网民只要在网上输入自己的电子邮箱，就可以得到聚会通知，并在网上投票选择聚会的地点，聚会完毕还可以上网察看聚会照片。美国的“Meetup”种类繁多，有按照兴趣爱好分类的约会，还有按照工作需要进行的研讨会，一些餐馆、酒吧更在其中推波助澜，把自己的链接加到“Meetup”网站上招揽生意。选战活动者利用它来召集动员大会、交流竞选材料、策划竞选活动，并卷入更多的支持者。与简单的网上推销相比，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增进了人的凝聚力，并强化了关注与投入。据统计，参加过“Meetup”活动的人，过半数捐款资助了竞选活动。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还为竞选班子发现了众多具有组织能力和地区影响力的人才。电脑网络的最大优势是能以最小的成本，在第一时间对各种目标群体施加长期影响。以捐款为例，习惯网上用信用卡付帐购物的人，很方便就能通过鼠标的点击来向候选人捐钱，节省时间，积少成多。竞选团队所采用的电脑网络选战攻略，影响深远，反对布什的自由派组织“向前进”〔MoveOn.org〕日前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点子”征集工作，收到了来自全国各个阶层的很多批评布什的“最有创意、清晰，能够被人记住”的三十秒钟广告短片，并放在网络上广为传阅。布什则在网上播出了一则指责对手与特殊利益集团勾结的广告，该广告被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超过六百万的布什支持者，与耗资巨大的电视广告相比，网络广告不但节省了费用，而且更有针对性。随着选战的激烈，双方阵营都利用电脑网络最大限度地愚弄选民，丑化对手。可说今后的选举，将会是“无网而不胜”的选举。〔参见王昕《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网络奇兵》〕
如上所述，网络选战已经不限于宣传战，而成为介于宣传战和全方位的文化战之间的某种东西，随着全球文明的深入发展，全方位的文化战的轮廓及其各种细节，会逐渐清晰起来，并笼罩世界。
三，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al and military warfare
文化战与军事战的区别，贯穿在行动的三个方面：
1，动机；2，动力；3，目标。
1，就动机而言，文化战的动机不是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对征服的渴望、对统治权的要求。文化战的动机也不是单纯地排斥以上几点欲求或根本未考虑、根本没有以上的欲求。恰恰相反，文化战的动机比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的动机，层次更高，因而前者也就必然地建立在后三者的基础之上。注意：文化战不是“意识形态战争”，不是“宣传战”，不是为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提供的借口、烟幕弹或“强盗逻辑”。因为文化战的动机不是出于国家利益──而是要取缔主权国家，结束哥伦布以来的主权国家横行霸道的国际无政府时代。支配文化战的动机不是生存欲望及权力愿望，而是人性动力金字塔中最高的一层：“道德情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德情操，在生存欲望及权力愿望之上，使人区别于并高出于动物。同理，全球政府在民族社区和主权国家之上，使文明人区别于并高出于野蛮人，使文化战区别于并高出于传统战争。换言之，道德情操作为生存欲望及权力愿望之完善；全球政府作为民族社区和主权国家之完善；文化战作为传统战争之完善──将构成全球历史的真正开始。
2，就动力而言，文化战是出自整合全球秩序、全球文明的需要，而传统战争则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纷争与攘夺。文化战之与传统战争之间具有动机动力方面的差异，并排斥传统战争及其暴虐手段，文化战因此是对传统战争的完成也是对传统战争的终结。文化战否定及阻挠传统性战争，犹如成年人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胡闹进行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是从那些胡闹一脉相承下来，但这不完全只是表现形式的变化，而是经过逻辑发展的变化。文化战的动机动力，来自全球文明的一体化压力，所有的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都围绕这个压力，视其能否促进全球一体化，来获得自己的位置。在全球一体化的面前，这些分散的利益只能被列为全球文明的辅助力量和次要考虑。而全球文明作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结果，是全球仁者对历史哲学的感悟。这一感悟结合了理性思考并满足了神秘需要，它创造的“新型礼教”，就是新文明的枢纽及基础，并体现了新的人际关系：“仁”。
3，就目标而言，文化战不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圣经》语〕，而是主权国家与国际冲突的双重终结。文化战的这一特性，使它本质上不是防御性或掠夺性的，而是进攻性或赐予性的，其最终结果是要建立全球和平：是更大规模的罗马式和平、汉朝式长治久安。相形之下，美国的反恐战争，显然还是立足于主权国家自身的国家利益，表面是进攻，其实是防御，既然防御多而进攻少，结果是事倍功半，很可能功败垂成。
美国总统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2004年4月8日 向“九一一独立调查组”公开作证前，英国《独立报》4月2日 披露，曾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的一名女翻译说她已经接受该调查委员会的质询，并证明在“九一一袭击事件”发生前数月，美国的很多高官就已经知道盖达组织计划用飞机袭击美国本土。而赖斯3月22日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指出布什政府一直致力打击盖达组织，赖斯还表示，“我们事前没有获得有关恐怖分子准备使用飞机袭击美国本土的情报。”这位女翻译就此指责赖斯“可耻地撒谎”：“赖斯使用了‘我们’，而不是‘我’，那就包括所有的人在内，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我要说那是不可能的”。曾经担任布什反恐高级顾问的克拉克在此之前一个星期说，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前，布什没有重视恐怖主义袭击，反恐不力。华盛顿邮报也在4月1日 报导说，赖斯原定在2001年9月11日 袭击事件的当天，发表一次重要演讲，但其中内容却是主张加强导弹防御，认为美国的主要威胁来自远程导弹，而非恐怖袭击。结果这一演讲因当天发生恐怖袭击而被迫取消。从文化战的角度看，不论布什政府对“九一一”恐怖袭击的成功实施到底负有多大的直接责任，其没有能够积极主动地预防却是显而易见的。
下则报道更是凸显了被国内政治所支配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被动处境：2004年3月31日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的法鲁贾市，四名美国雇员遭到伏击枪杀，其座车被焚毁之后，烧焦的尸体被武装分子和当地人拖着在街上示众，有的尸体还被挂在大桥上。美国媒体指出，这一最新事态发展将使白宫在伊战后重建问题上的乐观情绪受到打击。不过美国表示，绝不从伊拉克撤军。美军将领4月1日 宣称要对凶手发动“压倒一切的报复”，而法鲁贾城内的民众则说他们将坚决抵抗。分析家指出，这次美国人遇害事件的情景，和1993年美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那次失败的“黑鹰坠落”行动中的遭遇惊人地相似，同样都是以美国人的尸体惨遭蹂躏来作为打击民主政治的心理武器。因此，如果在美国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中播出同样恐怖的画面，那布什政府的处境就将非常糟糕，甚至有可能像当年克林顿政府被迫从索马里仓促撤军一样，迟早从伊拉克狼狈撤退。为了不让美国人看到四人尸体的惨状，麦克莱伦希望媒体“高抬贵手”。在政府的要求下，美国各家媒体在报道这一惨剧时，都提醒观众，新闻场面“非常恶心”，“儿童不宜”，很多出现尸体的画面都经过了处理。与此同时，布什在总统大选中的民主党对手、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克里则在3月31日 的惨剧发生后谴责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失败，让身处伊拉克的美国人成为敌人的靶子。
与美国的现状不同，文化战的主导者将不会受到“国内政治”的摆布而影响自己的全球使命。他们既不会被寻找战争借口所困扰，也不会在战争中缩手缩脚，更不会因为如何寻找结束战争的方式而苦恼。文化战，就其动机、动力、目标而言，是充满攻击性、渗透性和前瞻性的。它有效调动人间事务的三大组成部分：人、物、目标，来服务于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不是服务于坐享其成的选民。在这三方面，文化战的参与者〔人〕、他所动员的力量〔物〕、他所创造的局面〔目标〕，都将是新颖的、不以商业价值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就目标而言，文化战不是以掠夺其它国家为目标或自称“帮助”其它国家但其实进行侵略的战争，而是以平定所有主权国家并创立全球政府为目标的创造性的战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二章〕是其指导方针；文化战的发动者，是全球的仁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邪！”〔同上七十七章〕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战将创造一种崭新的“关系”，既包括内部关系也包括外部关系，不仅有“社会交往”的层面，也有“自我意识”的层面，还有“人与自然”的层面：建立生态平衡的世界秩序。用汉朝人的概念，那叫“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仲虺之诰》〕“关系”是一个无形但却无远弗届的东西，文化战所创造的全新关系将开创全球历史的全新格局。
“新文化战”也可以叫做“文明结构的定形战役”，也就是为在全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文明结构、全盘的范型和模式，而战。为达到全球范围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战。这也许可被讥评为“文化创造力量的衰颓”，可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止戈”之法呢？如果说，除了互相屠杀和整体的崩溃外，只有社会定形并文明僵化的道路可走，那么就暂时定型并暂时僵化一下吧！这毕竟还能给疲于奔命的焦渴大众带来一个休息和重新积聚生命力量的喘息时间……面对全球规模的文明定型，以往的历史可以借鉴，那就是曾经周期性发生，并将继续周期性出现的，作为“汉文帝长治久安的普天同庆”，作为“罗马和平下的奥古斯都的黄金时代”。
由于“新文化战”具有“人权高于主权”〔Human right above sovereign〕的“平定方国”的性质，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它可能成为文化创造力量的杀手，毕竟，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在欧洲所发挥的突出的文化成就，正是和它的突出的分裂状态完全一致的，并且完全可能是1648年结束的三十年战争造成的德国政治分裂，造成了德国接下来的文化成就；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也表现出同样的“因果关系”：分裂时代是文化生长的时代，而统一时代则是文化没落的开始。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战的推动力量甚至会被不解历史曲线的大众知识分子、历史荒野的游民，视为破坏性十足的野蛮行为。新文化战这时确可被看作“文明的防腐剂”，这种防腐剂具有双重性：一面阻止病毒感染，另面也扼杀自身免疫。这难以豁免其一，正如鱼和熊掌不可得兼，面对这样的无奈，人们只能接受命运的裁决。凡是来临了的，就是自然而然的。预测未来是基于现在，但想左右未来则不可能，因为人们的努力并不能全然超越自己，因而也无从“代神立言”。人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明了自己的处境，到底位于文明坐标上的哪一时空？据此确定自己是走向一个更为开放的时代还是一个更为封闭的时代？未来是更为松动还是更为紧张？生活是更为放纵还是更为抑制？因为文明的扩张也像生命的其他运动，从来在一紧一松里前进，无论趋于封闭或趋于开放，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积极的发展：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新文化战”将打破人为的分割，在混一宇内的运动中将没有种族、国家、民族、阶级甚至各类专业集团的互相分割构陷的战线，每一个自觉参战的人都将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战场，在他的活动领域的周边形成一道活动的战线。新文化战，将比最高超的革命颠覆战更有颠覆性，配以各色新型的战术武器，指导战术武器的战略布局，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细胞里。它把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全球政府的现实结合起来：用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来促进全球政府的实现；用全球政府的现实来维护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文化战的动力，以心理性为主而不以物理性为主，文化战不是对衣食匮乏的反应，而是对秩序整合的反应，是抵御心灵空虚的良药。新文化战所要建立的全球结构，不是直接维持人民生计的，而是通过整合秩序来保护生命的温床。为此需要持续的保合太和，以延续未来文明的生命泉……一小批人数上微不足道的人，在整个世界人心崩溃和道德冷漠中站立起来，结成强韧的精神纽带，他们不必区分肤色、种族、国籍、社会阶层级甚至文化教养，由世界各个角落汇集而来，通过高级磋商，然后分布到全球各处的关键点，像耶稣会的传教者那样，发动一场“世界规模的综合政变”。作为开端，它将不断深化直到全球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一种由最有才具、智慧、决断能力且极富专业技能的战略战术专家所组成的并具有世界规模、在世界各处“要害部门”获有控制权的深谋远虑者所罗网的突击队：这就是新文化战的基本力量，国际融合集团。他们通过“最小阻力的战略战术”来行事，为全球政府打下最大功效的基础。他们信奉原则，在今日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艰难中，坚持到时来运转……从本质上说，他们不需要“群众运动”，他们只需要“运动群众”，为此，他们炼出致命的诱惑、披靡时尚的利器，以各个击破生物惰性对文明事业的顽梗抗拒……
四，天下文明超越国际主义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战国时代处在大规模兼并战争的前夕，因此流行国际主义。在文化战看来，人们曾经崇尚的国际主义，不过是遮掩国与国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围裙罢了。“国际主义”这个名字甚至就是可笑的。既然要以“国”为主位，又何必奉上“国际”的招贴呢？既然要宣扬“国际”主义，又何必要保持“国”的本位性呢？如果仅仅把“国际主义”视为一种沟通国与国之间利益或感情的渠道呢？那么“主义”又从何而来呢？由此可见，所谓“国际主义”无非是一种宣传及意识形态，根本不能行之有效，更不是深谋远虑，怎能支配未来？果不其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即使联合国这个国际主义的玩偶，这块五颜六色的围裙，业已开始破损不堪，露出其无法弥补的空洞……
如果问国际主义招贴的最后一角是什么时候掉下来的，我想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冷战的结束使得二十世纪的“结盟交战”也随之终结，国际主义这个为结盟交战服务的招贴，突然之间变得无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际主义还有市场吗？今天的人们精神多么空虚，创造性多么贫乏，除了直接的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外已经一无所有──“我穷得只剩下了钱。”这种经济动物若不经过强烈的电击以治疗其神经单一病和肢体麻木症，社会的板结、文明的僵化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国际”恐怖主义兴起了，好像是对于此前风行的国际主义的一个绝妙讽刺。
超越主权国家的人们，则不知“国际主义”为何物，太阳已经升起，蜡烛岂不多余？国际主义的宣传作为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烟幕，应该收场了。在天下文明的眼界下，那喧嚣一时的声响所激起的不过是历史风烟中的些微尘埃，岂足以奠定全球秩序的基础？另方面，也许在那些曾经拥有世界帝国传统的文明边缘地带，才能产生一种不被民族偏见和国家意识的狭隘性及其“国际主义”所限制的宇宙型人物，才能产生一种具有“天下感觉”的“历史无业者”。无业者则无界，不受疆域的限制，他的“天下”决不是英伦帝国、苏俄联盟、北美联邦这类的“殖民帝国”的同义语；而是像埃及、巴比伦、罗马、印度五河、中原王畿那样的“统一世界”，所以埃及虽小，在文明意义上也可算得小型的“天下”。
宇宙型人物，在上述“天下型文明”的统一世界的历史上，至少产生过两打，可是在迄今为止的日本和欧美一类的“区域型国家”的殖民帝国的历史上，却从未产生过一个。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种人物只有在“天下文明的内战烽火”中，方能诞生。各种规模的蕞尔小邦即区域性国家，从日本列岛到大英帝国，纵使发生剧烈内战也无缘得见沟通天地人的宇宙英才。但“天下文明”的内战却大为不同，足以重新奠定人类的命运、文明的前途。对“天下文明”来说，内战或与内战密不可分的“征讨”，是唯一的合理战争。这不是对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天下文明对区域国家的屡征弗庭：“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天下国家的内战，是真正的世界大战，而不是主权国家的争霸战──这种战争给予文明史的影响，是主权国家梦想不到的气吞八荒。
对天下文明的争夺，比民族国家和区域国家之间的主权争霸战，更为残酷而彻底：这是因为人们已失去了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心，爱国心也无所依附了，在一视同仁的利欲薰心下，一种超地域的英雄─暴 君就会兴起：如项羽一样无畏、刘邦一样无耻。这种人不会顾惜损失，不像民族国家、区域国家中兴起的人物，毕竟受到爱国心及道德传统的约束而有所顾忌。他们只要“彼可取而代也”〔项羽语录〕、“大丈夫当如是也”〔刘邦语录〕以及等而下之的“苟富贵，毋相忘”〔陈胜语录〕。由于民族国家、区域国家里贵族传统的沦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语录〕的无产阶级思想迟早会兴起并流行。而在贵族意识看来，无产阶级思想就是“无赖思想”，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就是“铜臭思想”。
人们常说，长期的和平不利于人类进步，那么稳固的天下秩序也许有害于人类精神？无奈在全球文明的历史已经席卷大部分人的此时此刻，天下国家的罗马式或汉朝式和平，却是不可避免，尽管其展开下来究竟是祸是福，只有天晓得了。和罗马帝国先后兴起的是秦汉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同时兴起的是唐宋帝国，和英、俄同时兴起的是明清帝国。够了，现在世界应该结束“各自为政”的时代了！现在需要的是：全球文明的统一秩序。就本身的“绝对值”来说，活动在天下文明里，显然要比活动在民族国家里，价值百倍。因为前者是个“世界舞台”，可以产生恺撒和秦始皇那样的货色，而后者不过是乡下，只能产生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那样的东西。一块大得多的土地，生出大得多的硕果，是十分自然的！在全球文明的社会运动中产生的人物，优胜者必定要超越了民族偏见与地方国家的意识之后，方能整合全局，因为一种民族偏见及地方国家的意识必会引起另一民族偏见与地方国家意识的反抗，其结果无非是全球文明的分裂和内乱。
尝以政治言之，民族或种族的、区域的或国家的统治，必定不如一个超越民族或种族的融合集团、一个超越地方的或国家的中央朝廷的统治，来得长治久安。因为一个超越了民族或种族界限的融合集团、一个超越了地方的或国家的中央朝廷，作为“天命器皿”是囊括了一切人才而不分种族、民族、区域、国家的界限，这样它在所有的种族、民族、区域、国家中，皆有牢固的社会基础，自然立于不败之地。而民族至上、种族至上、区域至上、国家至上的统治，必将引起另一种族、民族、区域、国家中的佼佼者，率众而反抗。从全球历史、天下文明的角度看，国家与民族的衰亡，并非由于战败。两大强国经由剧烈战争两败俱伤，或其一被另方的纯粹军事优势所压倒，并非不可恢复。倒是一些更为深刻的内部原因，决定此族此国的兴衰，决定它在战败之后是迅速复原，还是加速灭亡。当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起，却必然导致战争或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表现。“和平崛起”的宣传是不切实际的，只要是崛起，必定打破现有平衡，因此和平崛起的后果依然是战争，那么“和平崛起”岂不成了短命的咒语？
不经一战，世界不会承认崛起者的新近获得的势力范围；不经一战，崛起者不可能取得与他的实力互相匹配的权利；不经一战，无以达到“崛起者的兴奋高潮”，而不落实那些一直鼓舞他崛起的强力刺激，他就无法终止高潮，达到幸福的满足状态。既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起，必须通过某种战胜的仪式来予以认可，那么导致战争及权利之再分配以达到新的均势，就势在难免了。没有战胜与外扩，国家民族的兴起诚然无从吸取养料、发扬光大；所以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看来，侵略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战胜及侵略，社会就像缺乏激素似地生长维艰，因为侵略就是侵入并经略，是拓展事业；不但激励精神动能，而且聚敛物质基础。不仅古代文明如此，现代文明亦不能免俗，兴起得越迅猛的，就越需要借助于向外侵略扩张、搜刮它国财富。
未来的世界，极需组织性、结构性，以容纳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提供文明据以继续生长的保障，这当然不可能通过原始的武力征服来实现。原始武力的任务仅在于“止戈”，除此而外，穷兵黩武不仅不为王者所取，且正是衰亡的预兆。于是这样新型的扩张才是真正的总体战：超越古今总体战的军国主义阶段，而进入文明建政的核心地带；结束战国时代，不再以军事手段追求胜利。文化战的总体战，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争雄，文明模式的汰旧换新。文化战的总体战是文明难题的总解决，一切方法并行不悖地展开，其争战的目标不在于统治的权力，而在于统治的方式！它不是为了达到经济利润、军事蹂躏、政治控制的卑微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文化的高级趣味。文化战的主体因此不是商人，不是军队或政治集团甚至不是个别国家或国家联盟；文化战的主体是哲学家─文化人─专家的联合体，即一个崭新的文化温床。这群人将被称为“君子”，他们的首领将是天命的王者，审时度势、冷静英勇，其精神力量可以感应天地。他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出击，其手段，多方动员，技术战、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外交战、心理战……而不必固执一端。新的人间关系代替过时的人间关系……在战争前夜，新文化已经组建完成了，而战争行为不过揭晓命运的底牌罢了。这就是文化战之“决战于战前”的关键所在。
五，防止大规模侵战的锁钥
5. The key to prevention of
large scale invasions
全球历史和天下文明不能同意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侵略黩武倾向，相反要把“武德”也就是“止戈”〔止戈两字合为武〕视为文明的最高境界。世界和平，不是一国对他国的优势，不是秦国对六国的征服、罗马共和国对各国的毁灭，而是类似于汉朝取代秦国、罗马帝国取代罗马共和国，是所有国家屈服于全球历史、天下文明的“全范围的整合与管制”。
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基础是什么？是民族偏见和国家意识鼓动起来的群众运动。防止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锁钥是什么？是天下范围的择优制度与等差秩序──这将击溃民族社区主权国家对人类的分割与奴役、离间与毒害，它宣告，统一的全球秩序要全局统筹，才能有所发展，强制性的“社会平等”与民族国家的分割分赃，后果就是停滞与腐败。
回溯一下，择优的等差制度之崩溃，对外部构成了一致的侵略，对内部构成了共同的破坏，不仅导致双方物质生活的浪费，而且导致自身精神生活的毒化。等差制度的瓦解，促成普遍的国际冲突，社会内部丧失了制约力，结果社会边际洪水泛滥，战国时代越演越烈。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造成文明生命的解构，病态的癫痫同时席卷不同形态的社会，纳粹党和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和自由派斗争，同样激烈，各自都有充分的“群众基础”。但群众到底需要什么？仅仅需要痉挛？一个有结构的社会，并非“全盘皆动”，而是“首尾相顾”；但结构解体的社会如现代中国就不同了，群众在千百年的社会沉睡之后，终于开始发作，而在历时百年之久的躁动之后〔例如在中国〕，又奇迹般地恢复了麻木不仁的状态，这里的原委不是很容易说清楚的。群众运动造成的不是“民主制度”，就是“暴民政治”，但在蛮族入侵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原有等差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无法进入“民主制度”，只能进入“暴民政治”，从军阀混战到到党阀专政。确实，“暴民政治”作为文明的“掘墓人”，被卡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种意义上，用“民主”之名来美化暴民政治，就是二十世纪极权政治的最大特点。
群众运动的兴起所具有的两面性，使得“真正的群众运动”，有时比独裁者设计的“运动群众”，更为盲目，通常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更大损坏。且独裁者的“运动群众”常是“真正的群众运动”的后果，即，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即社会无序状态，导致了下层社会独裁者的趁机崛起。因为群众运动隐含着社会结构尤其是上层社会已经毁坏的危机。悲观者认为：群众运动犹如秋风，是文明衰落的可靠标志，不仅是一时的灾难，且是“末日”和“劫数”的来临。而乐观者则认为：群众运动犹如“蛮族入侵”和“民族迁徙”，也包含着新的希望、可能性、弹力。反对与赞同群众运动的态度，都说明群众运动兴起于社会指导力量的瘫痪，文化阶层已经无法“以身作则”，只能听凭反文化集团“以身做贼”了。而以身做贼者，用强制手段来“维持秩序”的结果，只能造成革命暴乱的进一步蔓延。例如，共产党的同路人1957年运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理论向共产党发难，迫使共产党撕下面具、从此理论脱离实际，否则就无法统治下去。相反，全球政府的基础、枢纽、核心，也就是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只能在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之下建立和培育的，而不可能在一国之内。
群众规模上的“东方人的奴性”，作为“黔首”、“蓝蚂蚁”、“人海战术的肉弹”虽然卑贱，但在重建全球文明的意义上也许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这种奴性的含义虽然不注重开拓却注重服从，不注重创造却注重收获，仿佛一种“秋天的美德”，一片金黄色的稻浪即将送进阴暗的仓库。这就是“奥斯威辛”、“古拉格”、“青海农场”。它在历史的下一回合中，注定了要以更大规模如全球规模来淹没宇内？消灭一切贵族事物包括美国式的平民骄傲与平民自律这样的贵族事物的最后残余？那时，全球秩序的坚实基础，蕴藏在广袤的农村，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中，在它那密密麻麻、无动于衷的东方化的黔首之海里。这股云气从哪里升起，哪里就是文明的黑洞，它的张力弥漫整个文明世界。这意味着，全球一体化实现后，文明的希望就不在“块状的城市”，而逐步辐射到生态环境毁坏较少的“网状地带”，已被窒息的“农村”将逐渐恢复活力，就像欧洲中世纪那样休生养息。尽管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而不是过程后，城市还是要执天下之牛耳。
“大约在公元前第二千年代的中叶，爱琴海上有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迈锡尼世界，它在黑暗中摸索，怀着巨大的希望，沉醉于功绩和灾难，静静地向自己的未来成熟。另一个是克里特的米诺斯世界，它是愉快而满足的，舒适地安身于一种古文化的宝藏中，优美、光辉，把它的所有重大问题都远远抛在身后。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理解这种今天正在成为研究兴趣的中心的现象，除非我们重视那区分两种心灵的深刻的对立。当时的人事实上已经深刻地感到这种对立，但并不‘认识’这种对立。我在面前看到了泰麟兹和迈锡尼的居民面对那达不到的诺萨斯的生活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谦逊，看到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诺萨斯人对于小首领们及其随从的蔑视，看到了健康的野蛮人的秘密的优越感，如同日耳曼军人在年长的罗马贵人面前的优越感一样。我们怎能够知道这种情形呢？两种文化中的人好几次彼此面面相觑。我们知道不只一种‘中介文化’〔Inter─Culture〕，在其中人类心灵的某些重要的倾向自行显示出来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城市的心灵”〕
“文化融合”是文明辐射的捷径：技术的传播可以是和平的、渐进的，因为它主要涉及器物层面；但精神的传播则经常带来激情的冲突，因为它涉及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历史上影响最深远持久的征服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文化征服。甚至政治的征服若不继之以成功的文化征服，也不能“垂之万世”。我们面前的一个事例是：1949年毛泽东击败蒋介石，控制整个中国大陆；但是三十年以后他的党徒们却把蒋介石逃亡台湾后逐渐确立的治国模式甚至社会文化逐渐地但是相当全面地搬到中国大陆。那么请问，到底是毛泽东击败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击败了毛泽东？
一切征服的最终形态，就是改变文明的形态，进而改变种族的构成。而文化征服的第一步，就是摧毁异己的文化，通过盘剥和吸收它而进到第二步，即展开自己的文化：不仅在空间上充分扩张，且在时间上发展到极致。
对于一个注定负有世界历史规模的艰难职责的融合集团来说，“奴性”也许不仅仅是一种劣根性。对于内部，“奴性”可构成有效团结与秩序的基础；对于外部，“奴性”或可演化出“团队精神”，并含有巨大的威慑力。群众不可能服从优生的科学，但却因为恐惧强力而服从权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随他们自己的意愿去，不要企图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克己复礼的原则，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何须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的化石？否则重蹈宋明儒学〔特别是王阳明派〕和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派〕的覆辙，将是不明智的。
对人世间的种种纷争、厮斗、分歧、诋毁，采取高贵的、积极的中立态度，从而成为广采博纳的仲裁者，而不是偏执狭隘的营生者。尤其考虑到，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的征服者都胜利了，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征服者都失败了；前者是事半功倍，后者是事倍功半……当我们用这一观点考察历史就不难发现，“真正的解放者”不过是富于策略的征服者对劣等愚民所施行的劣等障眼法。否则，真正的解放者反倒会成为十足的破坏者，不禁把世界投入一场无政府状态的燎原大火中去了。考察历史上的征服活动中，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当然要比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而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其实又比军事因素所起作用为大：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文化战”的概念是如何重要，就不难解释历史上许多惊人的征服活动，是如何把握文明的脉络，完成了军事力量本来难以独力完成的业绩。
从文化战的角度观察，一个反常的民族和社会最终会有其反省或忏悔的活动，这就是内战。反省和忏悔是痛苦的，往往比对外斗争更残酷，它使人感到自己的劣败，前途暗淡下还要展开激烈厮杀。但内战之后却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新的天地洞开。心里喜悦了，世界就新鲜，前途变坦荡──这样的内战不一定是争权夺利的冲突，有时它也代表了“走哪条路”的问题，这样的内战一经结束，社会发展就呈现新的面貌。难怪我们常常发现一个民族、国家、社会兴起之前，常常充满痛苦的内战，仿佛新社会只能在内乱中诞生，甚至还须伴随内乱渡过它的幼年。尽管在没落的时代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内乱，但那是不同的内乱，那不是为了某种道路或制度而战的内乱，而是一场玩世不恭、普遍堕落、充满怀疑和厌世精神的内乱。
是什么引起内省或内战？是重大的社会失败。重大的失败使人心灰意懒甚至充满自卑，但这并不能摧毁意志坚韧的民族，反会迫使他们觉醒和奋起，投入个人的内省与社会的内战。不错，骤然获得暴利、大权之后，也可在一个集团内部引起争端甚至内战，但可断言，内战不会在一个获得完全胜利与巨大成就的地方爆发。我们可以列出这样的公式：由于挫折或刺激，通过内省或内战所取得的不同结果，形成民族或个人的不同性格。种族加环境就是命运，命运不仅仅是性格，而是性格所遭遇的环境，正如好的环境可以优化坏的性格，好的性格也能优化坏的环境。这样的双重性不仅形成个人的命运也形成了民族的命运。命运＝性格＋环境，所以已经形成的或正在形成的命运，因此常常可以多少预测一点。
在这一透视下，一切种族的及民族的偏见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种族和民族的命运不是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循环的？全球文明所要求的不是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的利润、胜利、霸权、统治或者诸如此类的占有；而是新文明的整合，是蒙天宠、得天眷的时来运转，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种族特性。为了切合人类整体的生存目标，需要审时度势、惟精惟一，策划并发起文化战的出击。无论这股出击的力量是谁，无论他来自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都让我们为他祝福。任何民族的盛衰兴亡，在这场大战所诞生的典礼中，最终显得无关紧要。民族充其量不过是文化战的一个媒介罢了。甚而言之，即使文化战的载体民族〔也就是国际融合集团所寄寓的那个主权国家〕所需要的复兴运动，也不是文化战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个民族不被拣选，那个民族就会被拣选。诚然，正如有的天才较常人更能预知〔尤其对某些特别的事物，例如正确预测战争的结果，使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躲避对手的打击，而且在实际摊牌之前就赢得了胜利〕，有的民族也较其他民族更加适合统治世界，但这并不是必要条件。
六，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
6. Alien civilization as a
leverage of integration
一个民族的核心是其文化的灵魂，如果说文化灵魂的存亡命运已经注定，那么它所寄寓的那个民族本身的存亡命运就不是我们所能关心的了，因为在全范围的人类史上，民族本身的续存是无关紧要的，只有他所创造的文明可以在其他民族那里持之以恒。正如蛹已孵化出蝴蝶，那么蛹壳本身已经无关紧要了，除非将它作为标本送进自然博物馆陈列。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种族，如整合苏美尔文明的是闪族人，整合希腊文明的是罗马人，整合闪族文明的是波斯人，整合了波斯文明与拜占廷文明的是阿拉伯人。埃及和印度的史料缺乏，但现存的史料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在先秦，整合了第一期中原文明的是野蛮的秦人，在唐宋之后，整合了第二期中华文明的是则是建立元朝的蒙古人，而这两股力量〔秦与元〕对当时的中原来说都是异源的种族。在近代，日本一度进入中国整合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日本人失败后，苏联成功地取而代之，进入中国整合，其直接统治失败之后，其间接统治的代理人政权续存下来，甚至比它本身都长寿一点。
这里再举秦国的例子说明“统一中国”的其实不是中原文明内部的力量，其证据之一就是秦人神权崇拜不合周礼。例如，先秦鬼神祭祀系统大致可分上帝天神、祖先鬼神、山川鬼神。从考古资料看，周人神权崇拜的特点是祖先鬼神崇拜，而秦人神权崇拜的特点是自然鬼神崇拜。
首先，周人祭祀系统中的主要角色是祖先鬼神，其特点是与政治配套，祭祀神明的权力按不同的等级阶层分配到王公士民手中。《礼记·祭法》谈到周代庙制，可见周人的祭祀权力是按阶层不同各有等差区别，祭祀的品类、时间、数量多少，具有明显区别和严格规定，“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庄子·天下》〕，等级分层的目的是为了“上下有序，民则不慢”〔《国语·楚语下》〕，巩固等级秩序的贵族政治。
其次，秦人祭祀时用牲之多，不合周礼，《史记·秦本纪》谓秦国的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然而周礼却对祭祀的牲品数目有严格限制，最多不超过十二。《尚书》中的《召诰》与《洛诰》记载了成王时期召公周公在建成周洛邑前后的两次祭祀：《召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这两次用牲数量比武王时的数量都极少。同样是祭祀上帝天神，《召诰》中周公用王室之礼用牲仅“牛二”，而《秦本纪》秦德公以诸侯身份祭祀鄜畤，竟然用了三百牢，二者相去甚远。说明秦人的祭礼并不用周礼。在周礼之中，从天子到士大夫的祭祀用牲之数有明确的规定。《周礼·秋官·掌客》说周王“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大行人》说：“上公之礼九牢，诸侯诸伯之礼七牢，诸子诸男之礼五牢”。《左传》哀公七年记述当时诸侯霸主吴王派人到鲁国“征百牢”，鲁国最初拒绝了，其理由是“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惟执事”。这说明周初在“制礼”之时规定祭祀用大牲最多是十二，是“天之大数”；超过此数，便是“弃周礼”。观射父曾告诉楚昭王周礼祭祀用牲：“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性，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国语·楚语下》〕依上可知周代牲品的排列次序是：鱼→特牲→少牢→特牛→大牢→会。可见，观射父所说的“会”，也不会超过祭祀时的“天之大数”十二，超过这一标准便是背弃周礼。周礼祭品甚薄甚少：“郊，禘不过茧粟，尝不过把握。”〔《国语·楚语下》〕周礼的祭祀原则是“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楚语下》〕。韦昭注“备物”是“体具而精洁者”，这就是说祭祀的牲品要求形体完整无损且为洁净的精品。从《春秋》郊祭上帝之礼来看，若牲品受损，则宁愿取消郊祀，也不能把次品送上祀神的灵台。对照《史记·秦本纪》中秦德公的祭祀，竟以“牺三百牢祠鄜畤”，显然不合周礼。如此看来，周秦礼制文化的异源，是否对秦最终征服、整合东周列国文明，起了重大作用？确实值得思考。
最后，秦人祭祀的鬼神主要不是祖先神，而是山水、动植物等自然鬼神。西周春秋时期的秦人史料也看出秦人习于崇拜自然神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及秦王政兼并六国以后的史料，更可见出。从云梦秦简《日书》可见秦人与周人相反，并不重视祖先神明，而盛行崇拜自然神明，如鬼怪神灵〔有“暴鬼”“刺鬼”“凶鬼”“阳鬼”“饿鬼”“上帝子下游”之鬼、“神狗伪为鬼”和“执丈夫，戏女子”之鬼、“丘鬼”“哀鬼”“孕鬼”“棘鬼”“幼殇不葬之鬼”等等二十多种〕、室户五祀神〔有室、户、门、行、灶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五祀〕、上帝天神系统〔有“帝”“上皇”“天”等天神中的主神〕、星辰风雨等神〔有《日书》甲种《玄戈》与《星》两篇中的心、危、营室、毕、觜、张、翼、斗、娄、虚、房、胃、柳、七星、须女、牵牛、亢、奎、东井、舆鬼、氐、参、尾、箕、东壁、昴、轸、玄戈、招摇等星宿神明〕、气象神明〔《日书·诘》篇中有天火、雷、云气、飘风、恙气等自然天神系统〕。〔以上参见王晖《西周春秋周秦礼制文化比较简论》〕
除此之外还有土地山川、动植物鬼神，这些神明凸显秦人广泛的自然崇拜，确实具有“气吞八荒”的虎狼风格。由此推想秦王政掳获九鼎、兼并六国的野蛮行径，其实具有深远的宗教文明的背景，并非嬴政本人的乖戾一手导演。“虎狼之国”的性质不仅来自军事效率、政治野心、经济支持，且是文明的格局使之然也。这就正如罗马可以兼并希腊世界、闪族可以兼并苏美尔世界、波斯可以兼并闪族世界、阿拉伯可以兼并中东。相反，被虎狼之国秦所兼并的关东以周文明为主的各国，其宗教则重在祖先神的崇拜。如周人上帝原型是五帝之一的帝喾：《国语·周语上》与《礼记·祭法》均说“周人，礻帝喾”。周代的天神崇拜的“天”，据考证就是山岳崇拜，“天”在殷人甲骨文中的意思就是“颠”，是人的头顶，到周人那里引申为山顶是顺理成章的。周人认为，神明住在山岳上面〔希腊人和希伯莱人以及许多野蛮人都是如此看法〕，故称之为“天室”山。周代天神是周族的部族神，认为他们的祖先神死后都到天上，实即天室山上。例如周人也称嵩山〔即崇高的山岳〕为“天室”，“崇山”是指祖先亡灵所聚集的宗堂、宗室，所以周人崇拜天室山，也就是崇拜祖先神。这与希腊贵族纷纷自命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所生所养的神胄，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可惜希腊天神的子孙，最后却被罗马野狼的后代所吞噬，这与关东的中原各国称秦为“虎狼”，显示了相似的宿命，那就是“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而且往往是虎狼般的半开化文明。
所谓“郊”、“禘”，都是祭祀。我在《现代南北朝的原理》一书里曾经谈过，宗庙禘、祫祭礼是中国经学史上争讼纷纭而迄无定论的一个疑难问题。在禘、祫祭问题上主要存在如下争议：“一曰二祭之大小，二曰所祭之多寡，三曰祭之年，四曰祭之月。”考“禘”于诸文献，大略可将有关禘的记载分为如下三类：1、四时之庙祭；2、审谛之庙祭；3、天子郊天之祭。通过对上述三类材料的梳理，基本可以肯定两周四时之庙祭中并无禘祭，《说文》的解释并不精准。两周严格执行昭穆制度，需要经常审谛故君的血缘关系，以维护当前族内长幼尊卑秩序，于是禘也带上了“谛”的含义，正因为“禘”吸收了“谛”的含义，才造成了自身内涵的膨胀和外延的混乱。这种审谛之用的禘礼和祫配套合称为殷祭，成为中国各个王朝的原则性祭礼，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周天子祭昊天配始祖亦名为禘，这才是禘的最原始含义，可惜随着春战的混乱，礼崩乐坏已成为事实。诸侯谛庙之“禘”，天子郊天之“禘”和传说中夏殷时祭之“禘”混为一谈，乱不可理，给后世学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不过也正由于“禘”的乱不可理，才说明在两周特别是春战时期，新旧混杂交融、天子诸侯势力消长的事实，由此进而管窥中国文明从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为秦汉的古典帝国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后来汉政府设立学官，研究经典，对两周礼制进行整理改造，使祭礼从内涵到外延逐步明确，创立了后世的祭礼规范，使其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凸显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曾指出“在野外扫地而祭，不久就改为封土而祭。这个封土，因为在野外，所以又得了郊坰的意思”，“开始大约是为的祭天，以后保存原来专用的意义，就叫做郊，叫做寰丘”。古人们早先祭祀选择在郊外是可以理解的，郊外地势开阔，是能使祭品“上达天聪”的理想场所。后来为了希望和天更接近，就开始在郊外扫过的地上砌台，在台上举行祭祀。早期的天神系统结构简单，从出土的甲骨文卜辞推断，殷代的天神观念似乎只有祖先神和上帝两类神祇，祖先神和上帝的从属关系还很模糊，所以商的郊祀内涵单一，即祭祀上帝或是祖先神和上帝而已。到了周，天神系统开始复杂化，“昊天”“上帝”“皇天”等皆被引进祭祀系统。
周人郊祭天神，素来需要祖先神陪祭，称之为“配”。在周人心目中，“天”的人格化倾向得到了加强，并且和祖先神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天”的最尊者为“昊天”，祖先的最贵者就是始祖，即“祖之所自出者”，在周人的世系中，把稷作为大祖，把“祖之所出者”追溯到帝喾。天子作为整个姬姓的大宗，不仅享有祭祀大祖即后稷的权力，也有独享祭祀昊天的权力，这两种权力都是垄断性质的，严格的宗法制根本不允许诸侯僭越郊祀昊天、皇天或上帝。这就是“礼，不王不禘”的含义。
天子祭祀昊天，在南郊寰丘进行，以喾配祀。因其行祭于郊，亦或有文献称之为郊祀。天子除了郊祀昊天外，亦在郊外有求雨之雩祭（配以先祖，情况不明），祈谷之郊祀（以稷配祀），求嗣之禖祭（以高禖之神配祀）。诸侯之郊祀，除了不能祭祀昊天等最贵天神外，亦不能以天子之祖作为配祀对象，只能用本宗的祖作为配祀。一般而言诸侯国之开国之 君才是各诸侯的大祖。鲁以文王为大祖，则是因为周公劳苦功高之故，所以成王给于鲁国以文王配祀的权力。
两周时期的郊祀不仅可以祭天神，亦可以祭地神，天子祭祀方土地，诸侯则祭自己领土之中的名山大川，称之为“望”，《左传》记载了鲁国多次祀三望（即祭祀东海、泰山、淮河），《左传哀公六年》讲到楚昭王生病，占卜后得知是河（黄河）神作祟，大夫请对河进行郊祭，昭王说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祸罪也”，遂弗祭。后来孔子知道后，赞道“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
由此可见，春战时所谓的禘祀其实只不过是广义上郊祀的一种。在春战礼制混乱的时代，诸侯纷纷僭越各种规定，鲁国就曾经郊祀过天并且配以后稷，行天子之礼但仍称为郊祀。禘祭虽然是天子独享的祭昊天配后稷的大祭，但在后来却被内涵丰富的郊祭所替代。禘祭若往前探究亦可追溯到商，甲骨文中有“帝（禘）某君”的卜辞。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秦人起源持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秦人自东方辗转而来；二是认为秦人的祖先就在甘肃，甚至认为秦人的祖先是古代羌人〔和西藏人同族〕，从更远的西部迁徙而来。据考证，秦国共有四大陵园区，第二、三、四陵园区的位置在1987年以前已经确定，即陕西的雍城陵区〔西陵〕、芷阳陵区〔东陵〕和秦始皇陵区，但第一陵园区却一直是谜。
1993年在距甘肃礼县城东十三公里处的永兴乡大堡子山一带发现了秦贵族和秦公两大墓葬区，经国内外考古和史学专家确认，其为秦四大陵园区中的第一大陵园，即“秦西垂陵园”。墓群范围总面积十八平方公里，目前已清理出墓葬十四座、车马坑两座、出土文物三百多件，内有大量青铜器和金器、玉器等。发掘的两座“中”字形和“目”字形墓规模宏大，总长度分别为八十八米和一百一十五米，其中有“秦公作铸用鼎”和“秦公作铸用簋”字样的青铜器。
不论采取上述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都显见秦人不是中原正宗，不属于周礼文明。
从历史经验来看文明整合，完全不开化的文明〔生番〕，缺乏整合的技术，完全开化了的文明〔中原〕，缺乏整合的动力〔包括意志力〕，惟有半开化的“熟番”〔秦以及后来的五胡、沙陀、辽、金、元、清、日本、苏联〕，兼备野蛮与文明，可以纵横天下，一统六合。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教训。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因为楚在关东六国中最为远离周文明，和秦国具有相似的“异源性质”，因而和秦国同样有条件兼并中原。在这种意义上，楚国乃是“远东的迦太基”，不属于“远东的希腊世界”〔中原〕。秦始皇以后争霸中原的项羽和刘邦等两大“国际融合集团”，皆出于楚国，甚至中国后来文学的主流样式亦定于楚〔楚辞〕，充分说明“文明整合的杠杆是异源的文明”。是秦楚决定了中原文明的走向，而中原各国反而俯首就擒。
七，文明的圈回之“圆”
7. The returning cycle of
civilization
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经常可以见微知著。时过境迁，世移事异，遥远的历史只在回顾者的眼中，才发出光采……那陆离光怪的色彩逼迫人们扪心自问，历史何以只能酿成悲剧呢？是人们心高气傲、永不餍足的贪婪导致“事物总是走向它的反面”？或是人们的记忆、思考并自做聪明导致了扭曲的后果？也许世间最卑劣的行为就是出自那些指点江山的风流人物？他们不配做人于是就做了伟大的领袖或杰出的明星；自己缺乏开辟的勇气，畏避退缩，就躲在阴山后面运筹帷幄、指桑骂槐，点评或歪曲项羽的冲锋陷阵？好像悲剧的原因在于先知没有掌握权柄，好像只要智囊们一登场，悲剧也可以化为喜剧了。悲哉！囊空如洗的智囊！事后聪明的歹徒！耻哉！像特种职业妇女一样窃窃私语、掩面流涕，甚至故作悲容。怯懦、阴暗、忸怩作态，竟然成为“时尚”！
在“继绝世”的戎马倥偬里，1982年5月间，霍拉姆沙赫尔战役终于以伊朗“回教共和国”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当时平分秋色的超级大国〔“两霸”〕，还要加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所共同支持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这个世俗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趁着伊朗回教革命的脆弱时刻发动了毁灭性战争，甚至动用化学武器而没有受到任何强权国家的谴责……但却奇迹般地被伊朗人打败了。从军事角度和战争规模上看，这个两伊战争算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战争，尽管让当时五千万人口的伊朗阵亡了一百万人，但还不到中国在抗日战争和后续的“国共内战”〔其实是全球冷战的开端〕中死亡的人口比例约百分之十〔合计四千多万〕。
拿破仑战争以来两百年来的许多战争规模和残酷性都超过了两伊战争。但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两伊战争却比八十年前的日俄战争更有文明盛衰兴亡的意味。因为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是受到英国支持的，正如朝鲜战争里的中国是受到苏联支持的，而两伊战争中的伊朗却是受到了全世界的围剿。类似于中国的义和团却没有输掉战争，这种“光荣孤立”状态使两伊战争成为哥伦布远掠美洲以来的第一战，是五百年来的非欧国家单独挑战欧洲文明及其代理人的第一场“未败之战”。
五百年来形形色色的国际战役，都是围绕欧洲文明的价值观念而发生的，至少也是打着欧洲式的旗帜来进行的，即使像日俄战争、中国参与的韩战、越战，二次大战后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些非欧国家参与的战争，对西方文明的前景虽是不妙的预兆，但都还是围绕欧洲文明的准则而酝酿发展的，这些亚洲国家不仅不敢在名份上和哲学上反对西方，而且总要拉上一个欧洲同夥才敢于向另一个欧洲国家开战：例如日本拉上英国才敢于碰撞俄国，拉上德国才敢于碰撞美国；中国拉上苏联才敢于参加韩战和越战，甚至邓小平教训越南也要先跑到美国到谈妥了。现在没有欧洲国家壮胆，连为了“台湾这个内政问题”都不敢和美国对阵。总的来说，反对一切西方象征并有效反击了这些象征的，两百年来惟有伊朗的“回教革命”。在这些“回教战士”的进军声中，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的神秘音乐仿佛哑然失声了。在回教革命的烟尘中，伦勃郎、达芬奇、拉菲尔、塞尚的神奇绘画仿佛一蹋糊涂，就像五百年来的东方艺术那样遭到彻底的糟蹋。在回教的可兰经文的宣读声中，西方科学理论的大厦即将动摇？某种动人心弦的巨变，不仅作为暗流汨汨渗透，而且满含魄力涌流出来，要使世界承认它的生存权利。
后来削弱了苏联帝国的阿富汗战争，何尝不是在伊拉克入侵伊朗的第一枪中打响的？甚至可以说2001年的反恐战争是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某种后续。难怪小布什政府要把毫不相干的伊朗列为反恐战争的第二批打击对象。小布什没有因此感谢它的死敌伊朗人，尽管美国政府培植了自己的死敌“基地恐怖集团”及其首领宾拉丹，直接造成回教原教旨主义向“后基督教的欧洲─美洲殖民地社会”发起名为“自杀攻击”、实为“人口消耗战”的突击运动。而奇妙的是，这一自杀攻击的重点，正好落在了欧洲殖民地的东西两翼〔苏联和美国〕的头上，而不是主要袭击欧洲本土。
这岂不是一种变相的“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虽然如此见微知著，但却难以防微杜渐，因为那是一种宿命，类似于生命史的进化过程，是和不断的突变、间歇的绝种，联系在一起的交响诗歌。例如，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出现，是在欧洲丧尽了殖民地即欧洲没落之后，同步出现的。“统一欧洲”、“欧洲合众国”的诞生，表明作为文明力量和殖民泉的欧洲，已经寿终正寝了。格外有趣的是，唯一保留大量非欧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现在只有俄罗斯一国了，而俄罗斯是唯一拒绝参加欧盟和“北约”的“欧洲国家”，因为俄罗斯一旦追随东欧国家这样行事，那么俄国现有的亚洲领土势必完全脱离欧洲体系，回归亚洲的怀抱。下一步，不是“回教从南面吞没欧洲”，就是“东亚人从东面收复西伯利亚，甚至收复伏尔加盆地”。因为欧洲殖民扩张之前，俄罗斯的本土只有四十多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四川省还要小。
1238年，基辅罗斯和俄罗斯各公国向金帐汗国的蒙古人俯首称臣。金帐汗国又名钦察汗国，是蒙古帝国最西部分，占有东欧和中欧地区，由成吉思汗之子术赤的儿子拔都及其后人管理。二百四十年以后，1478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停止向金帐汗国进贡。1480年，金帐汗阿合马率兵讨伐。伊凡三世怯阵准备退却，不久形势发生变化，伊凡三世不战而胜，这样莫斯科公国才获得了独立。1485年，莫斯科大公征服了东北罗斯，号称“全罗斯大公”，娶了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自称是拜占廷皇统的合法继承人。1497年颁布了第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典，从1462年到1533年，伊凡三世及其儿子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1505─1533年〕，俄罗斯的领土从四十三万平方公里〔比四川省的四十八万平方公里还少〕，扩大到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到第聂伯河上游，东到乌拉尔山的支脉，成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这个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经过历代沙皇的不断征战扩张，到1917年沙皇统治寿终正寝时，俄罗斯已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东西长一万余公里，南北宽五千余公里，总面积二千余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地理大国。苏联时期的领土面积二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不久前从别国侵占来的；现在俄罗斯联邦的领土面积一千七百一十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千四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从别国侵占来的。这就是说，即使按现有俄罗斯领土面积计算，所侵占的领土面积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除俄罗斯以外的地理大国的面积都大〔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美国937万平方公里、巴西85l 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768万平方公里、印度297万平方公里〕。俄国仅从中国就侵占了154.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东部地区为103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两个法国、三个日本、四个英国、八个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五个荷兰、三十四个比利时。今天俄罗斯远东的南部地区即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等，就是俄国在1858─1860年期间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条约夺去的。其中包括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分别割让的。在地理上，俄罗斯原是欧洲国家，它的亚洲领土都是侵占他国而来，其亚洲地区的俄罗斯人口都是从祖居地欧洲移民而来，不仅西伯利亚，就连远东太平洋沿岸的俄罗斯人仍把自己视作欧洲人；而不像美国人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欧洲人了：所以亚洲的俄罗斯人是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应该结束几百年来抢劫为生的暴力旅行，全部回到他们的欧洲老家去。
波兰人曾被誉为“斯拉夫之花”，不仅因为他们率先起义，反抗斯大林主义的枷锁；而且因为又以“天主教会加团结工会”的方式，瓦解了欧洲殖民主义东线〔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地带，为全球文明的最终转型，开辟了道路。波兰人做到的事，为什么更为西方化的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反而没有做到呢？尽管捷克人1968年、匈牙利人1956年就发动过自由运动。难道因为波兰处在亚洲人入侵欧洲的主干道上，因而比其他斯拉夫人的奴性相对较少？在十八世纪遭到德国和俄国瓜分之前，波兰的政制为一种君主立宪的贵族制度，其贵族势力较英国都不遑多让甚至更加强大。但这种导致英国走向民主和强大的贵族传统，在波兰却未能达到同样的结果，反而导致了波兰的衰弱和灭亡。这说明相对主义的方法论比较绝对主义的目的论更加接近事物的真相：世界没有一种绝对的善或恶，尤其与人相关的东西，都会因时因势因情而异，革命的王者是承天应运而不是什么英雄造时势。
当然，波兰人和俄国人不同，他们本身就是“西方社会”的成员，是天主教徒，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贡献，要比俄国人来得直接而深刻，如哥白尼就是一个例子，对欧洲文明的潜在影响，波兰人要比俄国人大出许多。波兰人曾经成功地点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导火线，如此波兰人行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往往是为另一些更为巨大的事变开辟了道路……例如，反抗德国和俄国不断瓜分蚕食的波兰人，在二十世纪末叶，终于为欧洲殖民主义体系东方阵营的崩溃，敲响了丧钟。波兰的事例再次佐证了：复兴或新兴皆由反侵略之功所致，没有遭受侵略就没有可能获得复兴或再生。而反侵略起家的民族，在国家强大后必加侵略于他人，如俄国在反抗蒙古成功后开辟了欧洲殖民扩张的东线〔经营伏尔加─乌拉尔─西伯利亚殖民地〕，西班牙在反抗北非的回教侵略者成功之后开辟了欧洲殖民扩张的西线〔美洲殖民地〕，这就是广义的“报复”，是“强盛起源于遭到强暴”的文明的循环现象。例如日本也是在遭到蒙古入侵之后变成一个积极向大陆扩张的国家；而中国更是把曾经入侵过它的国家，如西藏、新疆、蒙古、满洲一一纳入自己的版图。
再看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大约相当于明朝的十八行省〕：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社会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首先，气候的干旱造成草原周期性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随严重干旱、草地枯萎，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印度、中东、欧洲的农耕地带，在遭受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疯狂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击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不是野心而是饥饿，是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的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也就是生番对熟番的造反和“继续革命”，金对辽、蒙古对金，也是如此。这些例证，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民族斗争”的背后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争夺唯一有水的生存空间。结果是中原人不断南移，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云贵川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后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这二元之间的势力消长，情况似乎是：游牧民族所给予定居文明和城市文化的破坏作用，有时竟比许多直接的建设更富于间接的建设性，例如通过屠杀振奋了许多腐朽文明的生存状态。同时它给定居生活的刺激，导致定居社会的精神状态为之“游牧化”。中国历史上的流寇，不就是内部农民的游牧化所形成的破坏集团吗？欧洲人，不是在受了北非柏柏尔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压迫之后转向大西洋开始扩张活动的吗？所以说“破坏有时比建设更富于建设性”。
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即不仅从游牧和农耕的角度而且从内陆与航海的角度审视文明的发展，在新的中国文明支配全球历史进程之前，它应首先支配中国自己的生活，然后支配“西太平洋圈”，以弥补中国文明的政治传统中偏重内陆因素的缺陷，使之综合南北中国的要素，成为一种兼有航海文明及内陆文明双重特性的综合文明，为全球范围的整合准备条件。新的中国文明业已含有航海文明的特质，这文明的特质是“海岸文明”而不是“海岛文明”，而海岸文明比海岛文明更适合整合内陆文明与海岛文明。我们不应忘记，所谓西方文明的主流，正是海岛文化，从克里特岛到西西里岛，到英伦三岛到澳大利亚与美洲“世界岛”。爱琴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这就是欧洲殖民者的足迹。新的中国文明若不具备海岸文明的特质，则难以同化西方的海岛文明而合成未来的“全球文明”。而这一创造性中和化育，是使全球历史得以浑然一体的不二法门。
现代社会兴起的“生态运动”，不正是西方文明受到东方文明影响而产生的历史演变之一？若没有东方文明的护持，“生态学派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在“西方价值观”的侵蚀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可见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并非一个偶然的意外事变，而是逻辑的必然，是水到渠成的果实。例如古代中国人所谓的“尽性”，可以说是包含了“社会生态思想”的原型：每个人如果都尽力发挥了自己天性中的能量，也就最大限度实现了社会生态的动态平衡……“尽性就是让生活自己说话”，甚至是“替天行道”！对于富有天分的人来说，尽性就是“发展天才”；对于恶棍，尽性可使社会生活横生波澜、充满刺激；对于平庸者，尽性也就是做一名忠实的随从。尽性不是纵欲，而是需要纵欲的就纵欲，需要禁欲的就禁欲，需要节欲的就节欲──各个尽其天性。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现有的美国文化不是也很难成为全球文明的建设力量，因为它纵欲太多，节欲太少，禁欲缺如。这种极端商业化的文明是典型的多国环境的产物，其文化是分离性的而不是聚合性的。这样的社会与文化越壮大，世界就越是陷入长期的动乱，即“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世界要完蛋”。从促进技术发展的意义说，这也许不是什么坏事，但它抹煞不掉这一事实：美国式的成就是以整个地球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就美国的事例看，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强烈的反差：文明质量与文明实力之间的极不相称，即，文明质量极差而文明实力极强。所以，美国强大的技术与传播工具，结果是扩大了文明的退化面积和退化深度。美国的实力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基点，这里面当然有“幸运”的成份，而不纯然是所谓“制度优越”或“文化先进”的必然成就，否则就无法解释英国的衰败。尽管乘胜推销救世军观念是顺理成章的，但我怀疑，和平队兜售的廉价福音，并非真货，因此对世界其余部分可能适得其反：其社会效果与在美国条件下的社会效果，可能是南辕北辙。如我怀疑，美国式的社会整合方式在东亚地区的广为传播，其后果将与欧洲式国家模型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的传播相似，只会导致长期的国际混乱。
比较一下号称同质的美、英两国在二战后的国内政治，将是有趣的：英国人把战争瘟神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用“瘟神”来音译“Winston”也许更为传神，正如用“猴孙河”来翻译“哈得逊河［Hudson
river］更为传神”〕轰下了台；美国人却推举德克萨斯的粗鄙武夫“艾克”〔Ike，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当上了总统。这说明美国人政治上的幼稚性？还是精神上的原始性？但正是这种幼稚性，这种半生番的气质，使得美国得以继续扩张霸权，接管了文弱了的英国人的世界遗产。牛仔裤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标准服饰，这种野蛮状态和当年希腊人眼中的马其顿人、罗马人的粗鄙何其相似！美国将用粗鄙而不是文雅来管制全球。“谁想成为绅士就先要成为流氓”──这就是文明的圈回之“圆”？
八，摆脱血气，获得文明
8. Giving up militancy for
the sake of civilization
对历史发出沉思有什么必要呢？这一切不都已经过去或即将遭到毁灭吗？一切历史的功罪、得失、祸福、善恶、真伪不都滔滔逝水、大江东去甚至已经“定谳”了？为何还要徒劳地沉思呢？但继往开来，对历史的回顾和沉思，不是纯艺术的回味与欣赏，和在历史长河中飘游；而是为了避免前车覆没的殷鉴，为了现在沿着崎岖的险道前进，为了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做的努力。这不是一种事后的聪明、杞人忧天和挖空心思地操劳，而是出于对成效的关切和对自己的怜悯。我曾经怀着那种热切的幻想：“要是历史不是这样而是像那样〔……〕该有多好啊。”这个省略号就概括了自己的全部理想，明知事过境迁，一切为时已晚，却还幻想挽回，这岂不是人们根深蒂固的性格吗？我们真能摆脱这一性格吗？
未来学者们预言，今后一百年将是小市民的世界……是一个乏味的重复的动物欲望压倒一切的时代。这是一个冰冷的现实：哪个现代社会不沦为商业社会就无法续存下去，哪个人不沦为商人市侩就将贫困终生。到处窜腾着熙熙攘攘、假言欢笑、充满肉欲、精神麻木的人流，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机械文明，在扼杀自然的生机、凌辱自然的尊严、破坏自然的清洁。这些所谓的文明其目的是什么呢？是生产商品！是为了满足贪婪的制造业不断开工的需要。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惯性，被赋予了绝对价值和绝对意义，并被赋予“生产力标准”的神话。其实，制造业的生产力已经沦为自我满足而戕害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元凶，使人类面临物种灭绝的危机。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假想的同时，真正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谬误，就在其直线性的历史观念具有的盲点和死角，看不见“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同时就是“人类落入更大的死亡陷阱”。在这种“进一步退两步”的漩涡里，随着生产力增长的，不仅是物欲的水涨船高，而且是寅吃卯粮，人类仿佛被魔法控制、被诅咒征服……像是穿上了“红舞鞋”一样被迫不断地跳跳跳，直到精疲力竭而死。这些诅咒和魔法里面，“生产力理论”是一个大宗──毒害世界的生产力理论，指出了未来世界的堕落流向，那就是唯物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汹涌未已。人类的算盘就这样反过来杀死自己！诗的褪色，良心的窒息，好像是一种进步，其实是假冒为善的生意经披上了文明的盛装，它让森林冒烟、让天空污染，还自诩是“进步”。
在今后百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世界将一体化冒烟、全盘性污染，烦嚣的商业主义的雾幕，降落在整个地球，窒息人类精神，文明进入空前的黄昏……各种“主义”将露出其商业竞争的狰狞面目，不仅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系统如此，就连“出世的宗教”在现代也沦为伪装的“牟利工程”，这种言行不一仿佛是对圣地的亵渎，加速了虚无主义精神的弥漫。人类身上存留的捕食欲望驱使人们，不到战场上厮杀就要到剧场里欺诈，否则就像死不暝目。在厮杀比武而不是畏缩谋生的意义上，现有的中国居民已经衰朽了，棱角磨尽了，锋芒锉尽了，热情和想象力完全颓废。这个民族已经退出文明而进入历史了？然而，正是因为中国民族退出了文明，中国文明才格外凸现起来，作为一种超越了民族意义的范本，来到全球化的世界面前──当后文明时代的中国人模仿文明国家的军事技术的时候，早期文明的《孙武兵法》却征服了欧洲文明的世界。在这一点上，现在的欧洲文化、回教文化、印度文化作为整合全球的工具，就大大不如中国文化，因为它们这些文化和创造了它们的那些民族迄今还是血肉相联的，这样就使得这些文化因而无法摆脱人的血气、无从获得文明范本的纯粹性。
中国文化则不然，经过百年革命，它基本与中国民族的生活一刀两断了，中国人不再知道中国文化为何物，而只知道野蛮生存并练习在野蛮状态下如何使用原始的本能。所以即使原先野蛮的日本人如今都要比中国人保留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并对历史上的中国文明保持了更多的记忆与研究。由于中国已经从“礼仪之邦”变成了“无礼之国”，中国文明已经成为真正的世界遗产。
据台湾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香港报道，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汉语竞赛上，中国学生队竟然输给了外国留学生队！这个结果令专家们担忧中国文化的传承已经出现断裂。现在，中国大陆的大学生门，其中文能力的瓦解已是普遍现象。例如在2005年的高考中，广州考生在“古文翻译题”中考零分有一万多人。在一道要求采用比喻的手法仿写句子的试题中，有四分之一的考生，即十万多人得了零分。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 教授马庆株认为，外国人在汉语比赛中战胜中国人，显示汉语在世界受到重视，在本地却陷入困境。他表示，近年来，英语的地位在中国被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上大学、研究所考英语，评定职称考英语，录用人才考英语。再者，“为考试而学”压制了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小学语文 老师不让学生背唐诗，大学语文教育被排除出公共必修课，学生将精力投入到了外语上。
结果，英语学好了，母语却拙劣得可怜。最近上海举办一次英语小说翻译大赛，很多参赛者虽看懂了原文，但找不到恰当的汉语表达，词不达意。专家们指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兴衰也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世界地位。对民族语言的妄自菲薄，是当今中国人学习汉语在心态上的谬误。
“人而无礼，禽兽之心”〔《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牟宗三的误解说明当代中国人不仅无礼，而且连“能言”也丧失了，因此假货横行。当代中国甚至连“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样的礼教，都被当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同义词，被篡改为斗殴和掠杀的口号。在如此国情下，现今流行中国的“尊孔”、“儒学复兴”、“祭祀黄帝”等等闹剧，实质上都因为参加者的无礼而成为虚伪不真的做作甚至禽兽之心。其背景是，现有中国社会的权力来源不是礼教文明的，而是来自西方的主义；结果宣扬“中华民族”的多数节目，内容上都是不同牌号的欧洲殖民体系的延伸，功能上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后阵地〔还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北朝鲜、古巴等等〕。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颂扬满清统治的清宫戏大行其道、热浪滚滚，真是民族生命的黑暗时代。
中国文明的承继人不必是中国血统。高等生命的传递与其说采取生殖方式还不如说是采取了文明方式──也就是“同化”和“感动后人的心”。文明的精魂诚若赤子的心灵一样纯净，惟精惟一，“来自深处的闪光”可以激励不懂中国语言、风俗甚至历史的那位天命载体，使他接受〔孕〕、涵养〔育〕、发扬〔诞生〕之！使中国文明大行于世的不必是中国人，兑现天命的文化战集团不必出自中原──谁是天命的载体，谁就是中国文明的法统道统；谁是天命的载体，谁就有权来阐释发扬中国文明的精魂。
第四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Four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一，战略的定义
1. Definition of strategy
二，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2.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trategy
三，中国文明的战略观念
3.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四，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4.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new cultural war
五，破坏现存的平衡结构
5. The break down of existent
structure of balance
六，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6. “Book of
Documents,”(Shujing)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ategy
七，“王略”论
7. On strategy of rulers
八，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略
8. Strategie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九，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术
9. Tactic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新文化战的原则：1、和平方式的传教、用以身作则的示范，推广弘扬新文化的价值观，以便麻痹对手和宿主。2、扶助当地土著中的佼佼者为“新文化的仆从和代理人”。全球一体化的实现，当然也需要大批具有秘密使命的宣道者，他们用自己的技艺和献身精神来弘扬圣旨，宣布四海一家已经成为现实。新文化战的急先锋是隐蔽的第五纵队，而不是冲锋陷阵的大兵。新文化之战将依靠这个第五纵队的内在热忱予以实现，其余几个“前面的纵队”〔一二三四〕，所起的作用反倒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第五纵队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志士，他们不是“国王的斗篷与匕首”，而是新文化纪元的播种者。他们不用暗杀、暴力和狡计，他们的武器是全球化的格局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期待。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们很像古代的耶稣会士，虽然在文化性质、宗教信仰、仪式仪器、期望目标等方面，具有全新的内涵。
一，战略的定义
1. Definition of strategy
军事性的体育后来发展为文化性的体育，再发展为商业性的体育。但即使商业性的体育也还是像赛马活动一样，因为具有“竞争”〔赌输赢〕的功能而受到吹捧。因此毫不奇怪，人们多少是用对待名贵赛马的态度去对待运动明星的，正如人们多少是用对待名贵花卉的态度去对待影视明星的。形态不同的社会拥有形态不同的体育，但所有的社会都需要发展自己的体育项目，作为其“战争准备”，包括军事战、文化战和商业战。现代风靡全球的商业性体育、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性体育、普鲁士王国的军事体育，都比不上中美洲玛雅人〔Mayas〕的体育活动更能展示体育的隐蔽功能：
据考证，篮球发源于玛雅人的一种球戏，一面高墙上，环形石洞垂直于地面，也垂直于墙体，游戏者试图把球击进圆环。例如奇秦─伊扎〔Chichen─Itza〕球场的遗迹就坐落在一个大广场东端，本身是个“I”型的封闭广场，是中美洲遗址中最大的一个球场，比现代田径场略为窄长，长度为一百五十米左右，两端各有一座庙宇，两条高高的平台凸出中间的赛场，平台靠场地形成两面高墙。墙上有环形球洞。临广场的平台上建有一个神庙，平台底层向广场开了一个外伸的暗室。另一个平台的墙面上绘有球赛的场面和输家被推上神庙做人祭的场景。玛雅部落之间为了获得俘虏做人祭，而进行预定的战争竞赛，以便双方都可以完成献祭求雨的仪式。竞赛那天双方派出武士，在球场开战，被对方俘获者就作为战俘在对方部落祈求雨神降雨的仪式上奉献为人祭的牺牲。〔参见林大雄：《玛雅的智慧》〕可见“牺牲”一词，自古以来就是与“和命运做交易”的献祭，紧密相连的。
即使在现代，田径赛的收视率也远远低于对抗性的球赛和拳击，尤其低于对抗性强烈的集体比赛。这是因为后者具有更为强烈的大众聚赌性质。当己方球队上场时，啦啦队的那种集体疯狂完全是兽性的，而在观看两支中立球队的比赛中，冲撞和对抗也能激发人的“兽性兴奋”。球赛的战略战术完全是战争对抗的翻版，是战争在体育中的投射。
这是因为，战略实实在在地渗透于人生的一切领域，从争食夺配偶一直到国家战争、思想革命──都莫不有战略的要素渗透其中，一切有意识甚至无意识的行为，鲜有不被“战略”所支配的。有位美国学者统计过，社交频繁的美国人，平均一天撒谎六百多次。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S.Feldman〕做过一个试验，请参与者在身上携带一个隐形摄像机，记录自己一天的谈话。他的分析结果是，每十分钟的谈话就会出现三个谎言。他举例说，有一位女士接到男朋友的电话，对方说自己生病了，这位女士在电话中表示非常关切和同情，但事后她告诉费尔德曼，她心里的真实想法是：真是个孩子，还不会照顾自己。
约半个世纪来，心理学家们对研究谎言没有什么兴趣，直到他们发觉“病态撒谎”〔pathological lying〕又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查尔斯·戴克 博士说：“我们都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每天清晨起床，就忍不住要编造一些故事。他们中有些人对此非常在行。”普利策奖得主、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埃利斯曾滔滔不绝地给学生和同事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故事，但实际上他从未上过战场。
孩子们从三四岁开始学习撒谎，通常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使自己免受惩罚。用幻想来抵制现实是孩子自我发展和自我保护的重要阶段，但如果这种做法持续到成年以后，就成为一种病态。病态说谎者们在儿时就曾通过说谎使自己获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杂志一篇论文指出病态说谎症的患者通常自信，有魅力，很受欢迎；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说谎的水平也就越高：“一个人越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越可能说谎。……尽管大多数谎言都是自私的，说谎者为了保护自己不会遭遇尴尬、反驳或者冲突才说谎，但是，仍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谎言是令他人受益的，这通常是为了保护对方的感情。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在女性的交谈中。一旦有异性加入谈话，自私的谎言就会越来越多。”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通过大脑扫描发现，说谎时大脑消耗的能量远远超过说真话所需要的能量。撒谎一旦超过某个特定的程度，平时运用的社交手腕就会失灵。但当人们承认自己常常撒谎并打算改正时，又会发现由于每个人都习惯于说谎并且会用谎言欺骗自己，因而自己的真话也得不到他人的信任。
2005年夏，《新科学》杂志上刊登的一项对253人进行调查的报告显示，人们分辨谎言的正确率为53%。真正高明的说谎者非常注重眼神的交流，他们通过对方的目光和表情来判断谈话的进展，从而更有力地控制局面。他们会非常专心地观察对方，以至于面部肌肉和语音语调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才真正地出卖了他们。
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民意调查为以上说法提供了佐证。调查由新泽西州约翰逊医学院的刘易斯 博士进行，他说：“每人每天平均讲最少二十五次的大话。 费尔德曼认为谎言有不同层次之分，而说谎的动机归为三大类。第一类，讨别人欢心，让人家感觉好一点；第二类，夸耀自己和装派头；第三类，自我保护。 ”
其实上面所谓的撒谎，就是“战略战术的运用”。不仅如此，甚至人们在“沉吟片刻”或“斟酌词句”之后的谨慎作答，其实也是在撒谎。而在某些社会，谨慎作答甚至被当作美德和能力的标志。研究还发现那些撒谎小天才往往朋友满天下，而且能做群龙之首。费尔德曼解释道：“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撒谎或扭曲事实，是待人接物的技巧。” 事实上只要留意，就能发现谎言与实话的区别。说谎时一般出现下列症状：瞳孔膨胀；声量和声调突变；笑容较少；眨眼太多；频频耸肩〔主要指西方人〕；眼神接触出奇多或少；说话中带有较多停顿、假装清喉咙、中间穿插“嗯”等语气词；经常摸鼻子；频频吞咽等。总之十分接近人们常说的“打官腔”。
所有人都撒谎，且无时不在撒谎。撒谎可以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膨胀，想使自己和他人都感觉良好。这与自尊心有关，费尔德曼认为，“一旦人们发现自尊心受到威胁，他们会更愿意撒谎。”许多动物都存在欺骗或故意误导同伴的行为，但只有人类在欺骗他人的同时也欺骗自己。《基础应用心理学》杂志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60％的人在十分分钟的谈话中至少撒过一次谎言慌，平均说出2.92个不正确的事情。男性不如女性撒谎多，但是他们撒谎的目的是使自己看起来更好，而女性撒谎是希望别人的感觉更好。
而一般人所理解的“战略”实际上只是狭义的“军略”，即军事战略；如《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战略”说：1，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2，有关战争全局的；3，比喻决定全局的策略。据此三义，仿佛“战略”就是“全局”的同义词。在西方语言中，战略〔Strategy〕含有“如何协调动作以达到成果”的意思，接近汉语的“布局”；而战术、策略〔Tactics〕则含有“用何方法以达到想要的成果”，接近汉语的“施展”。
英国军事作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1970年〕《战略论》一书，深受中国《孙子兵法》的影响，大引孙武的格言，总结了从希腊到二战近三十次战争、二百八十多场战役，提出“间接路线”的战略。其解释占领战术的要点是：
1，战略是运用军事手段以达到政治目的艺术，它不仅研究兵力的调动，还考虑调动的结果。
2，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的正确算计、结合和正确运用。战略的目的在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战斗只是达成战略目的手段之一。最完美的战略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酷战斗而达到目标的战略”。
3，破坏敌人的稳定性的方法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选择抵抗力量最小的路线对敌人实行迂回或前出到敌人后方要比对敌人实行正面进攻更利于破坏敌人的稳定性。真正的间接路线必须同时考虑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
4，战略分为战略和大战略两个层次。大战略的目的在于调节或指导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以求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所以更应该重视整体力量，即财政、外交、商业和道义上的压力。战略则是大战略在较低阶段的运用，只限于研究与战争相关的各种问题。
5，作战的最基本原则是分散敌人兵力和集中己方兵力，或者说集中自己的力量对付敌人的弱点。方法是己方分散，引起敌人分散，然后才是自己集中。
6，战争有八条原则：一是“根据自己的手段来选择目标”；二是“时刻记住你的目标”；三是“选择一条敌人最想不到的行动路线”；四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行动”；五是“选择一条同时威胁敌人几个目标的作战路线”；六是“保证计划具有灵活性”；七是“当敌人有所戒备时，决不要以你的实力去实行进攻”；八是“当一次尝试失利后，不要沿同一路线和采取原来部署再次发动攻击”。
而现代军略家所谓的“大战略”也仅仅是古代中国人称为“政略”的那种东西。如长期在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约翰·柯林斯〔John M. Collins〕在其《大战略：原则与实践》〔Grand strate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strategy；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3年〕一书认为，美军在越战中“赢得了战斗而输掉了战争”，因为“过分依靠使用正规的军事手段，致使我们忽略了本该同时运用的美国实力中的其他的有效手段”。该书把战略分为国家战略、大战略、军事战略三个层次。国家战略是在平时和战时综合运用一个国家的各种力量以实现国家的利益和目标。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它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各种程度和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军事战略则是以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为基础，力求通过武力来取得胜利。
所谓“大战略”的作战原则，包括目的、主动权、灵活性、集中、节约、机动、突然性、扩张战果、安全、简明、统一指挥、士气等等，柯林斯批判说，许多美国军人至今相信，如果不受政客的约束，单凭武力就能打赢越南战争。而他则认为，没有政治战、经济战、社会战和心理战相配合，军队取得不了胜利。他的大战略思想是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教训立论的，但他同样承认自己的思想渊源于中国的孙武。照他的事例看来，现代智囊们所谓的“大战略”其实并不很大，它不仅并未囊括人生的全部领域，而且并未触及战略的核心地带：宗教。并未深入我们论述的改变世界命运的文化战。
借用谢选骏在《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谢选骏《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中提出的概念来说，大战略应该是“反击力量采取了最有效的抵抗形式”，进一步讲，是“如何发挥反击力量的表现形式”，退一步讲，是“如何借用反击力量的表现形式”。在广义上，“战略”作为“斗争艺术”其实涵盖了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
“战略”一词，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为定式。某个战略，就意味着具有某种一贯的结构，某种系统的谱式与色调等等；即使是李德·哈特八条原则的间接路线。而一种战略的具体内容，则是根据它想要实现的功能，制定出来的，基于克服阻力、达到目标的特定需要……战略的这一工具性，也就是一切战略最终难免要被废弃的原因之所在。因此，各种战略不得不像“战略的终极形态──宗教”那样，经历不断的改造，这样才能适用于它原先的功能：帮助人们更有效率地行动，而更有效率地行动，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实现思想的聚焦。当然，由于普通战略比终极战略〔宗教〕微小一些，具体一些，因而受到更强的时间与场所的限制，被迫具有更大的变通性，所以，普通战略的变化频率比之终极战略〔宗教〕要快了许多倍。但即使如此，宗教这一战略的终极形态也还是处于变动之中，并因变动而获得其适用性和有效性。
认识了这一点，将能很有效地防止偶象崇拜──防止一种普通战略甚至终极战略〔宗教〕成为迷信的对象，无论它曾经多么适用、有效、优越。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所谓迷信，就是放弃了“天助者自助”的原则，而原先命运帮助一个人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推动他去自我帮助，即“天助者自助”〔上帝帮助那些能够自助的人〕。但偶像崇拜的迷信却经常成为迷惑创造者心灵的毒药，它让人相信奇迹总会出现，仿佛消极等待就等于积极进取。其实奇迹之所以是奇迹，就在于它是罕见的；群众离不开迷信是因为怯懦且受到了愚弄，愚弄群众的人则故作神秘，吸引群众的迷信本能到一个对他自己有利可图的方向上，即所谓“一个骗子带领一群傻子”。如果创造者的心灵也受此毒害的影响，都岂不太可惜了。
二，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2.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trategy
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1779─1869年〕作为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8─1821年〕手下的一名将军，是著名的战略家，却对历史不甚理解，他没有摸透历史的脾性，像多数十九世纪欧洲人一样，对历史和文化的命运具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偏见。但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反对全面战争，力主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这是他的贡献。但据此一味论证蒙古人的侵略与征服仅仅是“对人类的犯罪”则显然对文明史缺乏深刻的理解。蒙古人的空前破坏，不由于他们的空前强大，而由于他们周围那些所谓的“文明国家”的腐败和贪婪，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弱无力。研究历史者，怎能抛开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倒在失败者的怀抱里尽情呜咽呢？
“效忠的和有骑士气概的战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战争，正成为使世界进一步堕落的有力手段；战争的文明内涵日益被战争的生物内涵取代了。这就是“自杀爆炸”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历史表明，任何大规模改组人类社会的努力，离却了战争手段，就注定落空。因为赖帐比付款更加省力，而杀人总比讲理容易达到目的。这似乎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很大的挖苦。这同时意味着，战略家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杂家”，例如是一个地理学家，才有胜算。广义的地理学应包括自然地理〔地形、气候、生物分布等〕、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人种地理、文化地理等等。战略家正是基于这些渊博的地理学识，来制定完善的战略决定。在制定战略之前，他需要深入到敌方的营垒中，实地考察其强弱，以便取长补短。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王者如周的文王、俄国的彼得，都这样亲历险境，刺探过敌方的虚实。
具体战术上的失误是可惜的，但这并不可怕，因为战术错误大多可以及时弥补，一场战役很少能最终决定战争的成败，而那些被一次战役最终击败的军国，大多事前已经具有战略上的致命弱点，以致不能再振旗鼓、卷土重来。而战略错误及战略基础的瓦解、战略据点的丧失，其损失往往难以补救，甚至导致全局性的连锁反应、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战略与战术有时仅有一墙之隔，例如战术的失败会导致战略的解体，而战略的优势亦会创造战术上的新奇……
相形之下，一个小单位的战略往往就只是一个大单位的战术；同时，最惊人的也是一个小单位的战术结果有时会成为大单位乃至关乎全局战略命运的契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战略家，他生就一双慧眼，先见这些致命的战略要点，既能致敌方之命，又能救己方之命。且由于状况瞬息万变，这些战略要点是在时刻地移动之中，不会固定不变。因此高明的战略家，预先在这些战略要点上暗中伏下一系列陷阱。自己避开，让敌人陷入。
他需要强大的预备队。预备队可以支持持续的作战，而作战的目标始终是“比敌人晚五分钟退出战场”，所以谁能多坚持一会儿谁就能得到全面胜利，在你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敌人也是同样吃力：胜利的力量也就是坚持下去的力量。和预备队相比，现役队有如爆发力，而一味指望以爆发力夺取胜利者，无异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这最终可能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赌博：在冒险的强攻失败之后〔这种失败在战争中常有〕，势必付出衰竭乃至全线崩溃的高昂代价。所以没有能力准备预备队的，也应节省下一些预备人员，作为关键的机动力量，准备在决定性的时刻投入，免得自己失去主动，以致一旦卷入战争就无法脱身，连退出战场都不可能，使得退却成为溃逃。而预备队则在危急之机可以发生缓解作用，制止溃败，并力保前述的“战略要点”不致丧失。
不要四面出击。千万避免同时树敌过多，否则就违背了对敌方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原则。要善于在各种力量的间隙之中“游刃”，才能使得自己的处境变得“有余”。可是当你选定了一个敌对目标时，必须“对它四面出击”！对它发动总体战和超限战。主攻与助攻、实攻与佯攻、分割与歼灭，也包括在这种意义的“总体战”、“超限战”的概念中。
具体可行的四面出击，具有两个明确的目标：
一，使敌方弄不清你的意图到底如何，因而不可能作出适当的反应；所以“声东击西”、“一箭双雕”是必要的。
二，使对方无法首尾相衔、彼此兼顾，作出系统的反应。这样等到对方已经清楚了你的基本意图，而试图作出有效抵抗的时候，最佳反应时刻已经稍纵即逝，不再回来了。在保留足够的预备队的前提下，倾全力以四面出击的方式进行猛烈打击！
四面出击必须考虑整体效果：例如，有时适当地削弱主攻、实攻的力度，以增加助攻、佯攻的力量，反而可以得到更佳的战果。四面出击必然不是在同一地点进行，但必定是在同一时间开始，即在一个预置的、安排好的时间表，开始错综复杂的猛击。既然战争的目标是“正当的”，那么它迟早会取得胜利。既然如此，就请全力以赴吧！
不管好歹，集体生活总是需要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否则就难以驾御，所以为了巩固政权、控制人民，政府经常需要寻找假想敌人、制造对外战争。即使在最为腐败的商业社会里，“赚钱”这样的生活目标也总还是需要的，否则秩序就会瓦解，统治就会失去理由。集体活动就是以这些借口诱骗人们忘乎所以，听凭领袖人物以精神骗术驱策千百万人自愿效命且奋不顾身，被自己的使命感杀死。而人的使命感又是什么呢？“使命感无非是内在蒙骗人们的障眼法”──大自然的机制通过本能的力量既骗了人民也骗了领袖。
有没有一种不需要随着时代而更替的战略原则呢？我八十年代在北京挤公共汽车时，曾有这样一段感想：在北京的冬季生活，要挤上公共汽车很不容易，班次很少，乘客很多，长期挤车促使人们形成这么一个战术：挤车的诀窍不在于自己用力往上，而在于挤入有利的位置，然后利用别人拥挤的力量自然而然地被推挤上去，最后只需要留神站稳，不要让动荡的局面碰伤自己就行了。所以，真正的功夫在于寻找并占据那个有利的位置，而不在于用力向上爬。力量谁都有，必要时任何一个人都敢于使用，关键的关键在于用力的技巧、用力的方向以及对于微妙局势的迅速适应和微调。
当你向一个目标前进时，不应把自己的力量迳直向它投去，尤其是在人多势众的情势下；而应倾力去占领一个有利的位置，尽管这个位置可能离开最终目标要远一点，但却得以利用别人的推挤力量更加迅速而省力地接近目标。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概念，但要依靠高难度的技巧。
当然，建立天下秩序的战略不同于挤北京的公共汽车，它只有一个成功者，因此较之可以容纳众多胜利者的挤汽车，要远为复杂、激烈、艰辛甚至无耻、残酷，且结果极为偶然而不确定。
那么，实现天下秩序的战略关键，何在呢？
一、纵横捭阖。在局势明朗以前就预伏种种势力加以运用，以迎接局势的明朗化。
二、隐忍待发。在时机未到之前，可作非分的设想和奢望，但不可作不切实际的努力，以致徒耗生机。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依据先见之明来积蓄力量。
三、在时机未到的时候，尽量掩蔽自己的真实意图，而仅仅把自己希望透露的假象，通过伪装的途径，显示给对手。
四、最后，一个创造性战略家者还要勇于除掉自己的作品，就像勇于除掉自己的旧我。如果失去了这样自我更新的胆量和气魄，那么他的衰败、腐朽及毁灭，当为时不远。总之，创造者应认清自己的一切创造都不过是一种战略，不是神迹，不可列为崇拜的偶像。
对充满自我更新精神的创造者而言，战争的意义不在战争之外，就在战争之内；战争的目标也不在战争之外，就在战争之内。战争之外的意义和目标，其实是自我更新和扩大势力范围的一种借口。当然战争需要借口，而人为的借口就是为发动战争、凝聚力量、预先推卸可能失败的责任，而制造出来的口实。貌似“天赐”的借口，仅仅是作为发动战争的最好理由来使用的。所以陈胜吴广在首义反秦的革命中，打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幌子，利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预言，成功地制造了战争的借口，并把那个利用国际融合集团〔客卿〕平定了各个主权国家〔战国六雄〕而后却大权独揽、利益独享的虎狼之国暴秦，还原为“最后一个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并号召天下的豪杰，予以铲除。
“豪杰亡秦”的战争借口，作为一个极其成功的革命宣传，直到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大陆，都能激动人心，可见其魅力具有比秦始皇神话更加持久的生命力：1976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亮出“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的标语，指斥毛泽东自比秦王焚书坑儒、荼毒天下的行为。这个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虽然受到严酷镇压，但终于导致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全面破产，“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的毛式咒语终于降临到毛氏自己头上。
既然所谓天赐的借口其实也可以由人们的头脑制造出来的，所以陈胜吴广之后，谶纬预言兴起，左右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七八百年，直到隋文帝再度“焚禁谶纬”之后，才告一段落。历史表明，如果人们不想参战，那么即使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也会视而不见；如果人们想逃避战争，即使面对奴役的处境也会安之若素。所以战略家为了哄骗驱策愚民上阵“保家卫国”，常常把参战的理由供奉起来，而把战争的真相秘藏起来，使人们把血腥的屠杀视为神圣，例如日本的“靖国神社”和其他各国的英烈祠干的就是这样的买卖。其实，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都是些失算的赌徒、错误的战略家，他们对现代日本的衰亡起了直接作用，毫无供奉的价值。日本人一天崇拜他们，一天就难以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
三，中国文明的战略观念
3.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俗话说：“从哪里跌下去，就从哪里爬起”──这固然不失为一句箴言与说教；“从哪里兴起〔爬起也一样〕，就将从哪里跌下去”：却是一句更为灵验与更富于宿命意味的预言……事物的实际归宿，不过是它实际出发点的“另样形式”，且是更为有利的形式。而任何事物因何而兴，最终也必因何而亡，这又是命运的另一张底牌所一再显示的神奇定数。
引起我发现这一历史规则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现代中国的一切灾难，都起源于现代中国人缺乏“诚”，不但对他人缺乏诚意，而且对自己也缺乏真诚。现代中国人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文明的礼教约束，剩下的只是无礼的野蛮。这样的人连自己都不敢正视，又如何面对敌人、正视人生、仰视天穹呢。这样的人对自己都是欺瞒成性的，练就了“自欺欺人”的典范。充塞于现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是“伪”，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也就是所谓的“做人”。可以说，中国的灾难如假货泛滥、假言泛滥，都是来自于中国人“太会做人”和“过于精于盘算成本”了，结果社会整体付出的成本，和个人的收益比较起来，高得不成比例。这种邪恶的后果是如何养成的呢？如果我们以思想家的勇敢来考察一下，并以同样的勇敢坦率说出，就不难发现这一社会灾难竟然来源于一种伟大的政治智慧：那就是古代先哲对于“势”的洞察，以及对于权术的研究。
说来也许骇人听闻，但这是真的：平定天下的智慧在天下平定之后，就成了内斗与内耗的助燃剂。在人生的斗争中，依靠“势”比依靠“情”，无疑要稳妥有力得多。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高于宗教智慧，因此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认识了这一点真相，因此打下了整合东亚世界的基础，不能不算是一大成就。然而，“势”能助人，亦能害人。例如现代中国就是深受“势”的大害，而内耗不已。狡诈的中国人个个都是韬晦的专家，人人都是“避开风头”、等待别人犯错误的高手，位位都是投机取巧的“风派人物”，不那么狡诈的人则上不了台面、当不了官、商，对社会的影响太小，往往成为厚黑坏蛋的牺牲品。“老实人”在中国的含义不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而是“笨蛋”、“失败者”，这就是古代中国政治智慧在现代社会所形成的末流，结果积攒起大量的污泥浊水。现代中国社会由于其成员完全丧失了古代中国文明的基本教养，太缺少“真”、“诚”、“情”，而日趋沉论为全球格局的鸡毛蒜皮。从这个小小的缩影自不难洞见人类的命运：为胜利而忘乎所以，是极其危险的，殊不知胜利正是失败的种子，幸运与成功正好埋下了不幸与惨败的根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就埋下了祸根，结果以何而兴者也必由何而亡。那么反过来说，因失败而获得的警醒极其宝贵，因为失败正是胜利的种子，不幸与惨败正好埋下了幸运与成功的根源。因何而废的也可能由何而兴，依据这样的原理，在上述的诊断之后，让我们预测一下中国的命运，就希望将来的中国能通过自新，好自为之，在未来数百年间，摆脱“伪”的控制而重获“诚”的生命。当然，这并不是说古代的政治智慧将被一扫而空，而是说它将以一种更抽象更现代的形式发扬光大起来。“只有诚才能造就更大的伪，只有情才能造就更大的利”：这就是我送给未来中国与世界命运的一句谶语。
这种“真”、“诚”、“情”在中国的历史性复兴，固能彻底摧败“虚”、“伪”、“利”的陈腐盘踞。但是这种自我更新的后面，又何尝不隐藏着再度衰败的种子呢！如果中国文明真能重新焕发青春，那么青春期所固有的种种危险、脆弱与不稳定状况，也会与未来的中国长相伴随，但那是生长而不是没落，又一次生命的循环重新开始。不过这一次，其规模将不再局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夏商周〕、中国本部〔秦汉：三十六郡与十八行省〕、东亚〔元─明─清〕，而是全球范围。这不足为怪，中国文明的辐射潜力今天的人们可能大大低估了，所以人们不要惊诧未来事态的千奇百怪，意想不到的奇遇可能会迎头痛击想象力贫弱的人们。
中国文明的历史性复兴，不见得是中国的复兴，因为文明和实体并不等同，实体和居民更不等同。文明是生活与思考的方式，是极为顽固的生存信念，是一种不绝如缕的“希望”甚至是“偏执狂”；而实体却是和血肉之躯的特性紧密相连并一道兴衰的。“历史性复兴”，不是现代人翘首盼望的“摆脱贫穷”和“富国强兵”，而是具有文明深度的全球事件。它仿佛决定性的一击，不仅显示文明的特质，且将摆布世界的命运。它健全而强力的战略就是自新。自新就是以自我更新、自我调整，确立新的优势，自新因此是在衰朽及厄运之后兴起的。自新的道路就是提升自己的优势，这比直接削弱敌人，需要更大的努力、毅力和韧性……这是一条更艰难的路，但也是一条更有效的“间接路线”。
自新战略的建立，正是出于深刻的谋略：人性的奥秘向我们透露，权力是罪恶的，因为权力将消耗强者的反击力量，从而导致强者的虚脱及其向弱者地位的坠落。权力的扩张意味着“耗费”，而权力的收缩才意味着“积蓄”。权力的收缩带来紧迫及紧张，会增强人的反击力量，避免无谓地消耗反击力量，从而使主体由弱转强。
什么是“权力的收缩”？“权力的收缩”就是“内向的扩张”，内向的扩张就是生命的自新。权力的外在扩张所导致的耗费，使人最终走向消极──如果扩张不是“再投资”，那就只是破坏而不是建设。只有“内向扩张”或“自新”，才真正积极──它不用毁灭敌人以获优势，而是提高自己以获优势。
自新战略如此理解生存过程：外在敌人不可能毁灭干净，时空的流逝会不断涌现出新的敌人。此时此地之对立面一旦消失，为维持自身的存在就必须寻找新的敌人，否则生命的基础就同归于尽了。所以，为了自身的健康，应当有意识地保留一个“较为有利的敌人”，并通过“不断自新”〔即不断提高自己〕而不是“不断革命”〔即不断屠杀别人〕来保持不断的优势。急急于毁灭敌人，只是徒然消耗自己的实力，对自己的健康毫无裨益。对危险的敌人应予控制，必要时可以替换一个不那么危险但能促进“自新”的敌对目标……但决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因为害虫乃是生态平衡所需要的。
我们这里讲述的自新战略，在中国文明中古已有之，例如，在号称“兵书之祖”的《老子》一书中，就充满自新战略的思想闪光：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十五章〕
“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二十二章〕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二十八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
“生之、育之，亭之、毒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五十一章〕
“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五十五章〕
以上数条，已能明其谋略大端。
在我看来，《老子》的学说无非就是“克制权力”的学说，就是“内向扩张”、“自我更新”的教理。他所谓的“盈”，就是指反击力量的过度伸张与消耗。“取天下而为之”，为什么“不得已”〔即不得善终。已，就是终结〕呢？因为没有什么行为比这更耗费反击力量的了，而过度的虚耗必将导致朽败与灭亡的厄运。所以说：“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十五章〕这是说圣人的来临，使“克制权力”的不盈之音，降临世上；如此，则旧的可以更新，何必执意“创新”？这与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内在相通。
四，新文化战的战略观念
4.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new cultural war
以天下为念的，就是天命的载体、文明的主宰。这至尊的概念，象征着秩序的精魂、天下的瑰宝、流动的定理；天命载体，协调天下，日新月异，不断延伸。有一天，“天下”的范围会逾越地球，而包括若干“星际”，正如以前的“天下”并未囊括全球；但上述定理却始终贯穿，改变的只是“天下”的规模罢了。
奉天承运的文化战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杀人肉体，而是夺人灵魂。为此目的，选用先声夺人的利器以为辅助，化以往的文化精魂为自己的文明补剂。
这需要两套方略：
首先，听任腐朽、纵欲、解体的大众文化继续荼毒异己的世界，使全球社会日益沉沦、疲软、丧失抵抗的能力。
其次，使自己新兴、严酷、富于创造能力的贵人文化，大胆开进这垂死的世界，就像蒙古汗王拔都率领的野蛮骑兵，开进了繁华的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
从历史上看，这“其次”的方略是被人不断果断地实行着；并一再造成了惊人的历史价值。而“首先”的方略虽然同样经常出现──却从未升华为一种有意识的方略，从未被人有计划、有系统地实行过，它只不过作为自然资源存在着，只是等“首先”已经“瓜熟”，才有战士起来，用“其次”使之“蒂落”。开发这一自然资源、结束这一自然状态的时刻，就要在全球范围内来到。新文化战的发动者，以内外之别的武器铲除异己世界中的腐败势力，锻造文化接管的先遣军。只有当他从内部充实了全球政府，文明的进一步扩张才成为可能。他不致力于外在扩张，而要追寻内在的充实；短期的外部扩张是为支持长期的内在充实，但外部扩张不可能取代内在充实。例如，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之后，随着欧洲的内部朽败而来的，是欧洲殖民扩张势力的全面衰落，这种衰落也体现为欧洲世界甚至包括东正教地区人口出生率的普遍下降。甚至在美洲，白人的比例也在持续下降之中。而非欧世界却由于某种神秘的“解放作用”而释放出巨量的人口……这好像是“历史讨还债务的时刻”已经来临？某种“世界不同种族之间的正确人口比例”，似乎正在“世界性人口爆炸的危机”下，逐渐显现，并开始校正历史。东方人种的元气得到恢复，美洲的人种关系重新调整，结果在貌似令人不安的移民前景中，人们看到了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优势，已经开始失落。
据统计，欧美白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最高，然后就逐渐衰退。正如俗话所说的，“升官容易，做学问难”，因为受到提拔的机遇可以使庸人一夕成名，而人的学问有丝毫长进却需要长期的努力。内在萎缩更是外在扩张改变不了的颓势，而且最终导致外部萎缩。果然，半个世纪以后，非殖民主义运动就出现了。可以预测，白种人在全球人口中的人口比例，还将进一步下降，从而恢复“历史上的常态”。欧洲文明作为一种技术魔法，一旦被其他民族运用，同样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奇迹和精力，这即使需要几百年时间以及诸如“消化过程”等附加条件，但这些条件现在已经充分具备了……
正确的人种比例也许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民族？全球民族像是一股天籁即将蜿蜒而出，离开地下洞穴，驰往新的天体，响起出征的衷心赞美。这确实超出今天的想象，但记住，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会彻底改变，即使在未来的人们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事，今天出现也常常令人震惊，例如，我们自己的衰老和亲朋好友的死亡。即便始终如一的“我”，也每天都在新的形成中！而正是那些愿意改变现状的人们，其先天因素与后天遭遇所合成的命运，迫使他们干下那些匪夷所思的怪事，不仅是自我满足，而且满足了世界，从而摇撼了历史、推进了文明。
所以，全球民族一定会出现，他们可能是现有种族的不同比例的混血，就像印度人和南美人那样，是灰色的民族。那时候，金发碧眼的少数民族将作为人类保护地的稀有品种受到珍藏，而纯粹的黑人也将像现代美国社会那样稀少。至于同性恋，那是生存欲望下降的结果。缺乏生存欲的人，生殖欲就会下降，也就不再充满权力欲了；生存欲强烈的人才会有“坚强的意志”，不仅是意志坚强，而且是“具有侵略性”。这样的人为了达到想象的目标，可以抑制甚至减低生存的欲望。但他不会为了意志的满足而抛弃生命本身。“有献身精神的人肯定有权力意志，尽管常常表露得十分隐晦：即使是科学上的献身，其追求成功的愿望也要比别人更强烈才行。所谓好胜心，正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也正是献身精神的真实基础。”而所谓优胜者，无非就是那位有幸最后退出角逐的人，这意味着他必须比别人承受更大的压力与牺牲。
一个民族得以成为整体的秘诀就在于“心甘情愿的等级制度”。房子之所以能建造完成，就在于有上下左右：必须有甘居底层的，高层才能挺拔稳固。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像现在的支那人这样，你追我赶同样的欲望，竭力蜂拥到同一跑道，全球社会要不混乱瓦解才是奇怪的。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功能不是基于复古，而是需要开创一个新的制度。这个全球制度不得不容纳作为区域居民的支那人的国民性，而不是像日本留学生周树人〔鲁迅〕所宣扬的那样“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是典型的“削足适履”，说得严重一点，在客观上适应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需要，后来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血腥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喧嚣里，得到贯彻。当时的中国，国难当头，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改造自己的国民性，而日本的入侵迫在眉睫，“改造国民性”的喧嚣足以搅乱中国。毛泽东后来大力宣传鲁迅精神，可能是因为他像鲁迅代表了日本一样代表了苏联征服中国的企图，而心有戚戚焉。须知一个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就在于他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而不在于他能够不断改造国民性。事实表明，调整战略比改造国民性容易得多也有效得多。
现代世界病的透视及诊治表明，人本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主权国家的横征暴敛和现代恐怖主义的自杀袭击，然后，国际无政府状态加剧了这些要素之间的复杂化学反应；这当然需要全球政府出面解决。但下一个问题是，在如此有害的气氛毒化下，全球化会否形成畸形的奴隶文化？世界一体化会否造成科学的专制制度？
正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年〕所说，“我们从来只见事物的一面，另面沉浸在可怕而神秘的黑夜里。人类受到的是果，而不知因是何物，所见的一切是短促、徒劳与疾逝。”我们看见文明的扩张常常导致瘟疫的爆发；文化建设常常造成老弱病残。疾病成为牢固的社会特征而不可磨灭，不再仅仅是“一个副作用”：“文明”既是病的肇因又是其结果，新的哲学及其弘扬者，不得不与浪漫幽情和自吹自擂一刀两断，尽管他们也曾出入此中。他们理解，意识形态的纯化是可能的，但社会的纯洁却不可能。一切纯洁化运动、原教旨主义，根本只是表面文章，它能掩盖实际却难改变实际，它能影响生活却难扭转生活、阻断生活、推翻生活。思想充其量只是制造了一种气氛，有助于麻痹、冻结那些根深蒂固的本能，却无法瓦解更无法消灭它们。
“纯洁化运动真的纯洁吗？” 这也许并非多余的提问。纯洁化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人性的幽暗？它的表现表演难道不是一种伪善？假使一种纯洁化运动、原教旨主义“彻底胜利”了，那么，它将置“人性”于何地呢？它岂不成为打家劫舍的幌子？和纯洁化的伪善相比，“人性”有什么“不好”？人生而有罪，但这“罪”和伪善相比，不也是一种真实的价值吗？如果真的“把革命进行到底”了，那么“纯洁化”岂不与“福尔马林化的僵尸”完全同义？那就是“文革”企图达到的目的：只许毛统帅一个人有欲望，别人全都必须彻底阉割掉。结果革命半途而废，成为一人打劫万家的幌子。从另一面看来，若是失去了人性之罪，文化岂不就此绝种？那样的纯洁化运动还有用武之地？因为正是在“罪恶─纯洁”这终极无上的循环中，此起彼伏、兴衰跌宕的运化，使得一切相反的真理和冲突的价值，无一例外地充分显示出来。
无助于融合世界的神秘情绪，一扫而空；无助于世界融合者的虚无主义，驱入地下：直到世界历史的转机重新来到的时候，那时再迎接它们归来。在这“冰川世纪”中，让独立的神秘和圆满的虚无，丧失立足之地，尽管它们一度创造了征服世界的人并满足了世界征服者的向往。毕竟，唯有世界融合者的需求能给全体人类带来安宁、和平和福祉的镇痛剂，唯有极端的痛苦可以抑制一般的痛苦，并把极端的痛苦总结为哲学化的“政治技巧”……
五，破坏现存的平衡结构
5. The break down of existent
structure of balance
哲学化的政治技巧认为，一切战略艺术的实质，就在于“改变现有的平衡”。或曰“改变现存的平衡结构”。所谓“绝对的平衡”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人的观念，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创造性的战略观念就在于通过设想一幅绝对平衡的图画，来推进动态──从而破坏现存的平衡、在不平衡中创造新的平衡……
破坏平衡，就是把不利于自己的相对平衡打破，替有利于自己的相对平衡开辟道路：中间则经历一个破坏阶段，以保持倾斜的不平衡，构成“乱中取胜”的历程。战略家不同于恐怖份子的是，他打破相对平衡、制造动乱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平衡与秩序，而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以便火中取栗；所以“乱”的不平衡，对战略家只能是一种战略上的过渡。认清了这一点，就能毅然决然打破平衡，把世界投入战火；又能告别革命与战争、断然扑灭战火：先后扮演革命与反革命、战犯与战犯法庭的双重角色，在残垣断壁上重建于有利己方的平衡……这就是战略艺术。换言之，一切战略的艺术，都是应运而生的生命成长的历程。新战略艺术诞生的年代，其实就是现存的平衡结构已经发生严重裂痕并有崩溃之虞的年代，这一危机呼唤战略家出山，并迫使战略家为了超我的美感而消费自己的生命。
一切战略艺术的第一步在于破坏已经脆弱的现存平衡结构，摧毁平衡结构的秘诀即在于摧毁其支柱、瓦解其基础。而仅仅瓦解其基础，还不能致使此结构全面崩溃；除非直接打击其支柱并摧毁之。摧毁支柱须从关键处着眼又须从薄弱处着手。由于自保的本能，结构的要害支柱总是得到倍加保护，所以这类目标不宜首先攻击，而对一些不大显眼的目标却必须优先攻击，所谓“剪除羽翼”，因为有些次要支柱的破坏很容易连带导致要害支柱的垮台。战略艺术的妙用就在于善于识别这些不同的性质及其在总构中的功能，给予轻重缓急地打击，达到“多米诺骨牌”的效果……
一切战略艺术既然以建设为目的，所以其第一步虽在破坏已经脆弱的现存平衡结构，但须首先找到重建结构的主要支柱……于是战略艺术的第二步，即在平衡破坏之后的一片混乱中，建立新的平衡结构。而这首先需要找到新结构所依靠的基础，然后引进中间力量的介入，而不能直接援引敌对的力量来做工具，例如周幽王时代申伯招引犬戎入援，再如孙中山的北伐革命招引苏联军援，都像火上浇油一样危险，被后人称为引狼入室。。
一切“新”的战略艺术，都必然是积极的战略艺术，它采取的是进攻型姿态，至少也是一种“以守为攻”。相形之下，维持性的战略、退保的战略，实际上不是新的战略，而是一种减少消耗的退却甚至是临终弥留罢了，是一系列权宜办法和应急措施的杂烩，是败逃者的荒不择路。“到哪一步说哪一种话”，就是他们的写照；“堵塞漏洞、拆东墙补西墙”，就是他们的防卫。在当今战国时代，若无进攻的意志、进攻的战略，就只有日渐削弱，以待败亡。从未有过以退守为战略而能长存者，因为说穿了，战略艺术的核心即在于进攻，正如其它艺术的核心在于创新一样。战略上的一切进攻和艺术上的各种创新，无非通过奇袭和陌生，而达到震惊和制胜的效果，以获得卓越的胜利。
可以有两种战略艺术：一种以战略艺术为工具，奉行“目标至上原则”，以战略作为达到战略目的、实现战略意图的手段；另一种以战略艺术自身为目的，奉行“艺术至上原则”，要在施展战略技巧中得到快感、在创造战略艺术的活动中取得游戏欲的满足。譬之于奕棋：前者是为了击败对手或赢得某种棋局之外的奖励而从事奕棋活动；而后者则是为了施展一种棋艺或满足个人的爱好而从事奕棋活动。不以成败累心，境界当然最高。
我之所以并列上述两种战略艺术，是因为无法在这两种之中选出一种更好的予以首肯：它们各有存在的理由，也各有存在的价值。为便于区别，我把前者自视为手段的战略艺术称为“有限的战略艺术”，把后者自视为目标的战略艺术称为“无限的战略艺术”：前者追求外物，其目标是被限定的，比较明确具体；后者追求自我愉悦，其目标就没有限制，甚至未定，非睿智的天才不能洞察其极限，所谓“无限”也是指此而言。
从战略艺术家们的处境说，这两种战略艺术的主要差异在于两种行动者心理上具有差异：无限战略的大师具有“君”的倾向，有限战略大师具有“臣”的倾向；前者自己决策、承担风险，后者则受命于外来制约。“有限的战略艺术”由于其工具性质，给它带来种种限制，最大特点是“因情设施”，即最大限度地顺应外界情况来确立有利于自己的秩序。“无限的战略艺术”则由于其自娱性质带来的冲动，最大特点是“以我制动”，即最大限度地发展自我并迫使外界勉力接受自己的战略艺术，从而改变了世界的构造。
任何一种成功的战略艺术，不论其为有限还是无限的，最终都将体现为对世界构造的重组。所谓成功的战略，就是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好的战略。无限战略的大师是一个“游戏的 君王”，具有创造生活的天才及魄力；有限战略的大师则是“致用的臣子”，是栋梁之材，能制定、策划并导演、遂行极佳的战略，但缺乏创造生活的天才及魄力……
我们注意到，即使是以战略艺术作为目标的“无限战争”，为维持其自身的现实存在，有时仍不免降低格调、把战略艺术作为一种手段，虽然其最终目标是要发展一种新战略艺术并渴望从这种艺术中获得精神满足。这样看来，一切战略艺术都不免带上了工具性质，尽管程度不同。战略艺术作为实用艺术和一般艺术不同，玩弄这一艺术要以人的生命作为材料及基础，所以一次失败便会带来永久的损失，不像其它艺术那样可以重复试验。这一事实使得战略艺术的操作者经常畏避不前，过于谨慎，结果错过了许多创造历史的机会。我给战略艺术家们的箴言是：审慎审慎、创新创新、无畏无畏、达于巅极。
有两种战略家：有限战略的大师研究战略，无限战争的大师本身就是战略，后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本身就构成战略的最佳示范。无限战略的大师是天生的，他们的命运就是为了缔造一种新秩序；有限战略的大师是通过学习而造就的，他们是为了帮助别人实现命运而被造的。不过这也是相对的。无限战略的大师也要学习，审时度势，力避荒唐；只是他的精神特性使他自然去学习，自然去审时度势，自然去避免荒唐；而非迫于他人的赏罚和衣食住行的生物需要。同样，有限战略的大师也决非天资驽钝或才具平庸。两者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前者的创造性人格对其战略具有塑造功能，他的战略艺术已成为其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为争取胜利而暂时利用的单纯工具了。后者则比较单纯地把战略艺术作为一种觅食的工具，难以通过战略艺术本身获得陶醉。形象地说，前者的行为方式是“灵长动物类型的”，后者的行为方式是“肉食动物类型的”。根据莫利斯〔Desmond Morris，1928─〕的《裸猿》〔The Naked Ape〕，这是人类性格的两个基本类型。
在《裸猿》的第一章《起源》中，莫利斯指出，人们从素食性动物转变为肉食性动物，而大熊猫却从肉食性动物转变而为素食性动物，这种剧烈转变会造成动物和人的双重性格。例如人的整个身体、生活方式适于树栖生活，可是却被抛到一个新奇世界中，他要想生存，就得象狼一样头脑机敏、爪牙尖利。
原先，由于食物静止不动、源源不绝，灵长目群体不必分开觅食。它们生活在紧密的社群中，可以在一起迁徙、逃亡、休息、睡眠，每一位成员都可以窥见所有其它成员的动态和动作。无论什么时刻，每一位成员对其它每一位成员的行动，都能了如指掌。这一习性与食肉兽的习性迥然不同。有些灵长目群体也偶尔分为小群，即使这些灵长目也绝不会分成个体单干。孤单一只猴子或猿类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没有食肉兽那种天然的武器，离开群体就容易成为食肉兽的猎物。相反，成群出猎的食肉动物，如狼群就充满合作精神，这很难在灵长目动物身上找到，竞争和称霸反倒是它们的家常便饭。灵长目找一点吃一点、不断找不断吃的生活方式，能很好维持其生存。因为灵长目的食物在其周围比比皆是、唾手可得，所以它们不用远距离迁徙。
有人仔细研究了现存的最大灵长目大猩猩，追踪其活动；结果告诉我们，它们平均每天只移动三分之一英里。有时它们一天才移动几百英尺。相反，食肉兽常常一次出猎要奔走许多英里。研究证明，它们一次出猎竟可以奔走五十英里以上，几天之后方能回到栖居地。回到固定居留地的习性是食肉兽的典型特征，这一习性在猴和猿之类的灵长目中极不常见。不错，一群灵长目动物的生活范围是相当清楚的。但是晚上它们却随意就地而眠，游荡到哪儿就宿在哪儿。它们对其生活地区亦有了解，因为它们在频繁的游徙之中来来去去地经过同一地区。但是，它们对整个地区的使用方式是没有计划的。而且，整体间打交道时的防卫行为和进攻行为，都不如食肉兽那样显著。
但是在向肉食转化的过程中，由于新的生活方式要求，他必须压制强有力的灵长目本能冲动，绝不能离开群体中的主体。由于他新近养成的合作精神，由于食物来源飘忽不定，他一定要养成共享食物的习惯。同时，形成两性的一对一的配偶关系是必要的。雌雄两性的狩猎猿必须要产生爱情、彼此忠诚。如果要集体狩猎成功，不仅要让强壮的雄性而且要让体弱的雄性各司其职；体弱的雄性也要唱主角，而不能被推到社会的边缘，不能象其它灵长目动物群体中那样，强壮者称霸，体弱者服从。而且，由于他开发出了致命的加工武器，狩猎猿在巨大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减少群体内部不和的根源。所以破碎的家庭往往同时在财政上陷入困境。最后，一雌一雄的繁殖单位还有另一层意义：后代因此也受益匪浅。幼儿成长缓慢，培育和训练幼儿的任务沉重，这就要求一个与之相应的聚合力很强的家庭。
六，中国政略的集成〔《书经》〕
6.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ategy
古代中国文明具有超越神权政治的现世政治意识，并且早在三千年前就开始进入历史记载，《尚书》就是这一智慧的结晶。《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列为经典后又称为《书经》，其中《周书》的《多方》篇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人既有典册，自然不能没有作册之官，那也就是“史官”。正是在史官的手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史官文明，而《书经》就是史官文明的遗绪、现世政治哲学的宝典。
书经时代，已有王霸与礼制精神的显现，这是中国文明的灵魂，它启迪有命，万邦以负。《殷书·太甲下》：“君罔以辩言乱政。”辩言乱政，就是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的标志，也是保守精神开始形成优势的征候。再看《咸有一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始终惟一，时乃日新。”这并非僵化与保守，而是中庸之道。政，不是设施而是精神，日新，不仅是设施也是精神的需要。政治哲学的精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政治设施的功能则是“时乃日新”。所以《盘铭》说政治的精髓在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仲虺之诰》则说：“佐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充满了顺水推舟的政治智慧。对天命的载体来说，以天下为己任、奠定世界秩序、又不以残暴手段扼杀社会生机，这是难能可贵的。人性中固有弱点，自私、浅虑、不仁、惰性、嫉妒、贪婪，阻碍了精神的纯净。既要统一，又不使用暴力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君格如何避免人性的双重弱点？《仲虺之诰》启发说：人们知道奠定秩序须用武力，但很少理解“武”的含义是止戈而不是黩兵，所以关键不在是否使用武力〔这是无须置疑的〕，而是怎样使用武力。尽管古人说“天下者，逆取而顺守者也”，然而顺守之时也还是需要武力以为后盾，何况新秩序奠定之初，正当逆取之时。谁愿重蹈那号称迂腐的徐偃王的覆辙呢？然而对于徐偃王的否定不应导致另一极端，即趋向秦国式的残暴、原始、富于毁灭性。
以天下为念者，独立于人群，超越于人欲，少受偏见的影响而有不正当的爱好，他为历史的需要而行动。一切种族、民族、地域、集团，在他面前一视同仁，仅仅根据才德的不同而启用。他也不为自己的私情而战，不用暴力去压服对手，更不谋求征服的虚荣。他是世界的融合者。
对尚未腐朽的敌手，采取怀柔与固存的方略，不吝授予“生存的权利”。亟谋征服的对象，应严格限定在那些“趋于败亡的势力”，这样得以用“拯救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征服的借口，从而部署文化战的最佳战略。“佑贤辅德”，意为不加任何额外的区别；“显忠遂良”，意为没有任何人为的限制──再次强调：对一切种族、民族、地域、集团、阶级、阶层，在秩序面前一视同仁，这样才能获得广泛的统治基础，才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及王道的普世设想。同样，“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攻略，也是不分种族、民族、地域、集团、阶级、阶层，这样，不仅“邦乃其昌”，而且整个天下都得到和谐的统一秩序，又不失其生机。
“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所谓德，不仅指一种特性，且指能引导人群、感召人群的特殊品质。由于情况在不断迁化，所以创造者的特性，亦须日新，才能保持万邦的向心与依赖。如果他自我满足、固步自封、不求力量增长，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九族乃离的命运是屡见不鲜的。
秦王专政迷信暴力造成的悲剧，路人皆知。这种悲惨的下场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归之于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依赖。暴 君往往是怯懦的，他的强制措施不但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也毁灭了自己的幸运。相反，中庸的王道则是用有利的方法来奠定礼制的天下统治，以发扬《仲虺之诰》所阐释的天子之德。如为强求一统而毁灭优秀的国家，像罗马之毁灭迦太基与科林斯那样，则是自私的霸道，而非天子的明德，秦之灭亡齐国亦属此类。原始的野蛮尚可原谅，文明的野蛮则为害深重。
天意眷顾的民族，在绝境中获取精神，奋不顾身的锐意掠取，作为百年辛劳的酬答！有了《书经》的这一要点，就有了“技术”、“资金”、“能源”、“人才”、“骨干”、一切细微末节的方法、手段、道路以及有效的理论、强劲的世界观……恕我直言，甚至包括许多残酷、惨切和不近人情的事物。一切贫困与破产，无不渊源于精神的贫困和破产。千百万专家学者理论权威对此有着连篇累牍的研究，但可惜他们误解了关键的地方，失之浮浅，缺乏独创性，人云亦云和五分钟热度──在在都使自己失去了这一精神。要在破产的废墟中重建文明，要在贫血和浮肿的病痛中拯救社会，就必须重新鼓起这一精神。
“技术”只是实现“愿望”、遂行“愿望”的手段。要是没有“愿望”，怎么会有“技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例如现代中国的病症不在于没有“技术”，而在于缺乏“愿望”：或是有愿望，但是并不强烈，只有声明，没有行动。要是缺乏行动，人怎能掳获生活？古老的动物以中古的精神在追求现代化，能得到四个圆满？而新精神的产生，却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重大的危机成为创造之源。创立全球政府、促进世界一体、推动民族同化、让中国文明模型的世界意识倾向重新抬头……以及新的全球民族像“汉人”或“罗马人”那样诞生并成长为不可救药的费拉居民〔在生番[原始民族]、熟番[文化民族]之后的[烂熟民族]：仿佛过于成熟的苹果〕，可能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但却是道德一体化的复归。政治之作为艺术与道德的交汇点，诚然立足于二者调和的基础上，但政治的表现形式在特定的时空只能有一个〔艺术或道德〕占据上风，或是艺术，或是道德。对现代世界而言，随着技术的爆炸，道德对艺术的规范作用正在与日俱增。民族的自新运动说到底是新道德规范、新行为方式的系统诞生。在全球文明一体化的意义上，一个道德的营垒毕竟比一个无道的商场更为安全。何况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军事事务与文化事务也并非格格不入，它们有时相克但有时相生，许多文化上的创造活动甚至迫于军事需要而兴起。在锻造全球一体的营垒中，道德、品格、效率、秩序、文明，是配套的……当精神价值的崇拜，部分代替了肉欲的满足，方能彻底缓解现代世界争夺生存资源的紧张状态。营垒本身并非停留的目的，而是类似《圣经》“过红海”、“在旷野”、“入迦南”等运动的工具。正如在人类的世俗历史上，出非洲〔类似埃及〕、在欧亚〔类似旷野〕、入美洲及澳洲〔类似迦南〕。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创立全球政府、实现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营垒是压舱石，“以不变应万变”，把飘摇动荡的现代世界带入全球一体化的安全地带。
营垒的战略在于轻装：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这是赠给自新者的金玉良言，是不同领域中的共同座右铭。这圣功不是欧洲人所谓的“综合”，因为它的前提并非“分析”。分析的时代，不过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的欧洲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毒虫四起的乱世，才崇尚分析的利器；但分析不是智慧的途径，正如综合不是获救的道路。惟有贯彻到底自我舍弃的圣功，方能激发历史的觉醒；整合破碎的海岸线，弥合直线划分的国家版图，那是由欧洲海盗的随机扩张、生硬撕裂而成的。要从欧洲殖民主义的迷梦中醒来，就要和我们今日所习见的一切告别，如此巨大的文化沧桑以致根本无人相信它会来临，无人相信现代世界的文明框架终将和古代的嗜血偶像一样垮台。但这终究会发生：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作为主权国家的理论基础就要被堆进尘封的博物馆，除少数专家外再也无人问津……因为分析哲学的黄金时代和唯物主义的狂暴痉挛终于过去了。就像随着战国的终结，韩非的思想终于被人忘却并被学者们逐渐误解以至面目全非。现代人都责怪西楚霸王坑埋秦俘、火烧阿房、发掘秦陵过分残酷，更有劳动人民雇佣的秀才们愚蠢地指此为西楚灭亡的远因。其实，这些惊天动地的暴行完全是嬴政平定六国的翻版，对摧毁秦人的精神其实必不可少，也是对秦国两百年不断扩张的答复和了断。
七，“王略”论
7. On strategy of rulers
王略，用古代语言说是“称王战略”，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王牌战略”。作为“新文化战的一条重要注解”，王略分为上略、中略、下略；或曰“心略”、“政略”、“军略”。这“三略”中的最低品级就是军略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最为重视的“战略”〔Strategy〕。
何为“心略”？心略就是“创造真理”。心略不是心理战，心理战是作为“政略”方法被运用的，即实现“政略”的一种武器。而高于政略的“心略”乃是“以宗教、信仰作为制胜方式的谋略”，具体说，就是通过一种新的信仰或宗教或宪法或价值观的风靡天下，来实现终极战略目标。这种新信仰、新宗教、新宪法、新价值观，或是民间自发的，或是借用外来的，或是蓄谋制造的，或是偶遇的；但无论如何最终都作为战争发动机的重要部件，变其文化形态为权力形态甚至战争形态。现代的马列主义，近代的宪政法制，古代的各种宗教，都曾经作为“国家机器的部件”发挥作用，它们所定义的“文化”，不但起源于权力的掳获，且以权力为其屏障。“心略”深察乎此，其所炮制、利用甚至“服从”的新信仰、新宗教，终能发展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文明体系。仿佛历史上多数文明体系无不起源于强而有力的信仰及宗教〔信仰是宗教的开始，宗教是信仰的完成，而宪法则是二者的条例化〕。于是，文明体系就真正显示了自己作为“权力卫兵”的面目，例如党卫军捍卫纳粹体系，红卫兵捍卫文革体系……正如法院系统捍卫宪政法制。所以，心略终与新信仰、新宗教、新宪法打成一片、不分彼此，甚至新信仰、新宗教、新宪法本身就是无意识的心略。
何为“政略”？政略不是政治策略或政治权术，政略是作为社会的度量衡而发挥作用的。任何政略无论看来多么独立甚或高于一切，实际上都是心略的延伸，如美国的政略不得违反美国宪法这一心略，而只能从属于解释并操纵宪法的部门和人。观念世界如宪法和宗教所借以萌生的信念、信仰等等，就形成了政略背后的那个支持力量，政略是作为社会即现象界或感觉界的仲裁者，而成为心略的仆从。心略则在政略之上加入了本体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要素，所以政略无论如何都不能凌驾于心略之上。当政略日益逼近了脱离心略而独立的幻想界线，它就会日益虚弱、陷于紊乱，不仅目光短浅而动摇不定，而且它的独立要求实际上是病态的体现，越是没落的政略，总是表现得越来越独立、失去根基、陷入悖论，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不知所终。脱离了心略的政略，等于釜底抽薪，是走向死亡的间奏曲。
何谓军略？军略是政略的施展方式，正如政略是心略的施展方式。军略不是暴虐的借口，不是武装抗税、谋划劫掠，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军略是政略的辅助手段、遂行方式，是战争机器所遵循的法则。它一旦凌越政略之上，就堕落成为武人专政，不仅破坏政略，且毁损自身。赵构为何伙同秦桧杀害岳飞？是担心岳飞北伐成功会效法刘裕篡晋立宋，建立新王朝。历史上此类史例甚多，一旦军略偏离了政略仆从的轨道，就将引起社会灾难，自身也不能免除衰败。而军略的强大、显示优越的力量，全在于它成功配合了政略，有效地执行了“大战略”即政略的布局，并用自己独特的效用及能力，强化并推进了大战略。好的军略不敢背离更不敢企图支配自己的主人，尽管它也像其他事物那样，诞生之后便有了自存的要求、独立的意志；因为它知道军略支配政略的后果，就是玉石俱焚。
综合三略，心略──政略──军略，具有层层节制的关系。心略的削弱将导致政略及军略的衰落，政略背离心略、军略背离政略，不仅罪恶，且是悲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略中决定命运的是心略。如果心略是失败的，则政略与军略势必前功尽弃；反之，若是一种心略大有可为，则其政略及军略的一时失败最终还是可以调整过来。有时表面上似乎是政略与军略之间的较量，其实真正的角斗者却是那隐蔽而不动声色的心略。这个事实可以使那些误以为心略只不过是一个烟幕弹的技术专家们大吃一惊：心略才是一切人间斗争的枢纽。
三略作为人生战略的三级别，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安身立命的台阶所在，且是人类文明滋生发扬的梯田和温床。因此任何人、社会、种族、国家，凡想取得独立地位及价值者，必制定自己的三略。这可以是自觉制定的，也可以是在不自觉中逐步形成的，但三略争取权力状态和排斥无权状态，却是一致的。
三略的要领在于心略，心略的要领在于信仰、宗教、宪法；三略的展开及其错综复杂的运动，则创造了文化系统。善战者在于攻陷对方的精神阵地，而这需要通过军略政略的武器，甚至还要依靠敌方的帮助来获得：融合者无不等到敌方的精神状态出现极大裂壑时，才能通过致命打击而使之瘫痪，从而开辟一代新史；否则，征战行为只能招致报复而不能一举毙敌。善战者因此决不轻启战端，而毙敌尤以灭其独立精神为要，并以培植奴隶精神为融合的指归──融合者正是如此意义的“奉天承运者”。善战者，在于征服对方的精神，精神状态是历史的结晶，故融合了对方之精神，也就征服了对方的历史结晶。
西方思想家如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年〕，早就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懂得军略乃是服务于政略的，他在《战争论》中研究了1566至1815年间发生的一百三十多个欧洲战例，总结自己经历的几次战争，认为战争如同变色龙，政治是战争的母体，不应把战争看成独立的东西，战争爆发后并未脱离政治，相反是以剑代笔的政治。再者，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战略包括精神、物质、数学、地理、统计等五大要素，精神要素指精神力量及其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战争论》共八篇：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理论、战略概论、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争计划。克劳塞维茨虽然指出精神力量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但这与我们所说的“心略”是完全不同的。指出军略之上还有政略和心略的，是新文化战的倡导者：我们理解，新文化战的启动者是真正的“善战者”。他的善战既非古人称赏的勇武，也不是现代人称赏的谋略，而是文明的独创和历史的征服。他奉天承运，作为天意的人形工具，善用三略以达旷古的深度。尤其他所展开的心略，将为人类文明的整合与延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前面说过，心理战不是心略，而是“政略”的方法、实现“政略”的武器。但就心理战本身而言，也有三略可言：1、上略：依据善战者对于战略的安排而制作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并用种种催眠巧技配套，使人民不知不觉中矢信不疑，此谓之“同化”。2、中略：依据统治机构的权威而巧妙引伸的仪式，使人民被置入一个戏剧化的生活环境而自以为仍在原地，此之谓“风化”。3、下略：投群众所好，制造娱乐节目宣传鼓动，从“二十四孝”到“学习雷锋”，此之谓“教化”。三化之中，教化最少新意，因为群众现有的心理状态实为过去善战者所置入的创作遗迹。
心理战既是争夺人心的战争，则其下略〔教化〕显然最为消极。至于中略风化、上略同化，则需要依次递增的独创性。宣传要简洁、明了、通俗、一贯，尤其要紧的是自己必须相信，惟有自欺者才能有效地欺人，切不可仅仅把宣传当作权力的抹布，否则会伤害权力本身。正如制度是为巩固秩序而不为玩弄权力，宣传也是为了润滑社会肌体而不是为了透支权力从而危及秩序。秩序才是国本。宣传的艺术要服从秩序而不是服从革命，因为革命是一时的，只有秩序长存。
在一个丧失秩序的社会里，官方谴责一个东西反而能够抬高这个东西的身价和吸引力。例如在中国，不仅对不同政见者的谴责达到了这样的反效果，对贪污腐败份子的谴责也同样如此。谴责贪污可以更加有效地刺激贪污，谴责得越厉害、揭露得越深刻，就越能为贪污提供某种掩护，并使得受害者更彻底地丧失心理上的防御，使变本加厉的贪污风气加速弥漫、更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再如，以谴责战争为号召的政权，经常造就了更加富于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政治实体；以谴责剥削、揭露人生的剥削性质相标榜的某种理论，结果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空前严酷的剥削制度；以祖国统一为漂亮口实，就能保持最持久、最顽固的国家分裂状态；以无产阶级和赤贫的解放为口实，就能在二十世纪恢复公元七世纪〔南北朝与隋唐之际〕以前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使历史一下子倒退了一千三百年！
电影、电视……是些十分有用的教化工具。尤其电影，它令人们付出一定的票价，还赚取了人们的眼泪和惊悚，效果会比电视剧更为强烈一些。
“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就是电影的厉害之处：电影不仅赚取人们的钱币、骗取人们的眼泪，还毒害人们的心灵。《周易》师卦所说的“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用在电影事业上这是再适合不过了。再造超越凡尘的英雄精神，表达出入理性的神秘主义，传播气吞山河的新价值观……总之一切使人们卖命甚至送命的东西，电影的魔术都可以促进。可惜的只是现代导演并不懂得电影是可以改变文明形态的利器！电影要比五毛钱一册的政治理论书和堆积如山“毛选”更加接近“城市的灵魂”！群众像是永不成年的顽童，可惜在许多方面又过早成熟、惟利是图，因而衰颓了自己的气质……面对这样的群众，不可“以理喻之”，只能“以情感之”……大众政治，这是本能和情感的演武场；所以民主国家的竞选广告和独裁国家领袖画报，都以诉诸感情的催眠游戏，见长于世。
要用电影电视等成效卓著的大众传播媒介，有系统地、目标明确地渲染“富于暗示力的神秘气氛”、“镇定自若的宗教意识”、“高贵的绝望情绪”……无孔不入而又毫无休止地这么做，直到全民的精神为之陶醉，崭新的世界景象喷薄而出，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许奇怪甚且荒诞，但所有的新文明都是这样诞生的！激励内心深处的纯洁，枯燥的政治说教难以做到，但充满气氛的艺术风化却足以胜任。甚至像自杀这样高难度的动作，通过影视艺术都不难做到。这不仅是“安乐死”和“自杀攻击”，而是更为深刻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惟有超越了自我的，才实现了更高的自我意识，那就是让人接近神明，甚至让肉体变得像灵魂那样纯净、美丽。
文明的净化，须以人的净化为前提。新民而后万象更新，不新民则无新政，这寻常之理是猥亵者的恐惧。“人的净化”不仅是心理上的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且是肉体上的和生物存在方面的。净化的完成，废弃物的排泄使得“罪恶的容器”变得无用。结束罪恶的自杀行为，存留了美丽，开辟了圣洁，该结束的结束了，该开始的才能开始。细品、沉思、想象，高贵而饱满的情绪，纯洁化的外在表现是自我舍弃：这不是低级的肉体自杀，而是高度的精神升华。心理解脱的风气，不论出于厌世还是出于道德义务，不难形成普遍而有力的精神塑造，这有助于道德及生活的净化，与廉洁政治一同来到的是恶性传染病的绝迹，制造世界瘟疫的现代文明一旦终结，全球政府就能发挥效率，带来相应于全球文明的大众健康水平。
八，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略
8. Strategie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新文化战的原则：
1、和平方式的传教、用以身作则的示范，推广弘扬新文化的价值观，以便麻痹对手和宿主。
2、扶助当地土著中的佼佼者为“新文化的仆从和代理人”，以便借力使力、借刀杀人，达到攻占敌方营垒的最佳效果。
3、美国正在开始“外国出生者也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如果这一步做到了，美国就将以更为和平的、现代化的方式演变为“世界国家”、“全球中心”。那时，世界各国的精英将不再需要反对美国，不需要恐怖袭击，而仅仅需要到美国来竞争全球的主宰地位。美国将成为巨大的磁铁：全世界的优秀人物，都到美国来，争当美国总统！这样的发展，可以使得美国成为“新的中央国家”。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全球一体化的实现，当然也需要大批具有秘密使命的宣道者，他们用自己的技艺和献身精神来弘扬圣旨，宣布四海一家已经成为现实。新文化战的急先锋是隐蔽的第五纵队，而不是冲锋陷阵的大兵。新文化之战将依靠这个第五纵队的内在热忱予以实现，其余几个“前面的纵队”〔一二三四〕，所起的作用反倒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第五纵队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志士，他们不是“国王的斗篷与匕首”，而是新文化纪元的播种者。他们不用暗杀、暴力和狡计，他们的武器是全球化的格局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期待。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们很像古代的耶稣会士，虽然在文化性质、宗教信仰、仪式仪器、期望目标等方面，具有全新的内涵。
在2003年9月21日 的《重庆晨报》上，一篇名为《美国为何逆流而动、袒护以色列？犹太人影响白宫？》揭示犹太人如何兵不血刃地征服了美国，让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几乎最小的国家以色列效劳──这可以作为文化战借鉴的重要战略之一：
联合国成立半个多世纪，美国一共否决了三十六项与以色列有关的中东问题提案。最新的这次，就是2003年9月16日 ，美国一票否决了叙利亚和苏丹提出的、得到十一个安理会国家赞成的“反对以色列驱逐阿拉法特”的提案。那么美国的偏心是怎么形成的呢？原来，犹太人往往带着宗教般的狂热投入政治，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选举和美国政府的决策。六百万美国犹太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3%，但他们在美国经济、舆论、学术等方面的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个比例。数据表明，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中犹太人占一半，美国百万富翁中犹太人占了三分之一。福布斯美国富豪榜前四十名中有十八名是犹太人。最富有的美国犹太人是微软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巴尔默，其资产达二百五十亿美元。在金融界，最著名的是掌管美国经济命脉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与挑起亚洲金融危机的投机大亨索罗斯。在律师界，华盛顿与纽约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中有百分之四十的合伙人是犹太人。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名牌大学中五分之一的教授是犹太人，当代美国一流作家中犹太作家占三分之二。控制世界的是美国，而控制美国的则是犹太人。如布兰代斯担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达二十三年之久，而克林顿内阁中竟有六人是犹太人，包括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科恩、财政部长鲁宾等。仅以1998年选出的106届国会为例，就有犹太裔众议员二十三人，犹太裔参议员十一人。犹太人参与和影响美国政治重要方式是选举投票，美国投票率历来都低，且呈现下降趋势，但犹太人投票率一直居高不下，达到百分之九十。犹太选民占美国选民的比例不高，但百分之八十九的犹太人聚居在十二个关键选区如纽约、加州、宾州和密歇根州等，协调一致的犹太人选票往往能起到决定作用。
犹太人的影响更多通过政治献金来实现。美国政治是金钱政治，犹太人向来吝啬，但他们的政治献金却出奇的大方。2000年美国大选捐款富豪榜上前五名中竟有四名是犹太人，金钱攻势扫荡了所有美国政客。在游说美国的院外集团中，犹太院外集团是组织最严密、活动效率最高的。犹太人在支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问题上可能有分歧，但在为以色列提供后盾的问题上则是决无二心。他们动用自己的金融、政治、舆论和院外游说机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不遗余力。美国犹太人并不一定支持以色列某个政府的政策，但在涉及以色列安全的问题时则毫无保留。因此，美国每年为以色列提供三十亿美元援助，否决一切不利于以色列的联合国决议。
美国为什么要和以色列捆在一起》〔李同成〕指出：美国民主党的竞选经费，百分之六十由犹太人提供，共和党的竞选经费百分之七十由犹太人提供。美国历届竞选总统为了获得犹太人捐款，都表现出亲以色列的姿态。在他们当选后，也都无一例外地采取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我们知道，近代主权国家的行事法则无不置国家利益于首位，既然如此，犹太人有什么法宝可以使得美国政客明显违背这一法则，让美国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来服务以色列呢？看来，以色列已经运用相当成功的文化战征服了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看来，有朝一日以色列若能用同样的方法征服阿拉伯各国，那么中东就能立即实现和平了。
而不少华文作家〔如《谈反犹与反华》的作者俞力工〕，虽然认为“前后对比之下，犹太人自从于1948年建立了以色列国家之后，从一个长期受压迫的民族突然转变为压迫民族，其国内子民就平平庸庸、再也造就不了出色的人才”了，但还是同情“犹太人的境遇与东南亚的华人极为相似”，强调“一个稍有政治敏感的〔海外〕华人，不但要坦诚对待犹太族的难兄难弟，尤其要注意的是，具有反犹传统的地区，矛头也随时会指向华人”。另外一些华文作者〔《美国大众传媒的制造者与控制者》的作者沈侃〕则持有相反观点，他们从“入世后与美国人直接交手的中国人”的角度，描写了“犹太财团控制的〔美国〕传媒”。认为“美国大众传媒娱乐业高度垄断化的同时，另一个应该引起国人警惕的是美国的犹太财团在美国大众传播娱乐业中越来越重要的垄断控制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垄断和新闻话语霸权。”例如，在控制美国传媒的五大公司中，时代华纳、沃特·迪士尼、维亚康三家都掌握在犹太老板手里，它们下属公司的重要领导人也大都是犹太人。在其它十几家最有影响的传媒娱乐公司中的犹太家族有：
Bronfman家族，以Seagram酒业闻名，是大跨国公司，在加拿大英国都有著名房地产。目前是Universal─维旺迪大股东，同时拥有从荷兰收购的最大的唱片公司PolyGram。
Newhouse家族：该家族的媒体事业始于来自俄罗斯的第一代犹太移民萨缪尔·纽豪斯。他1979年八十四岁去世时，将其媒体遗赠给两个儿子。目前家族拥有的Advance Publications公司资产值八十亿美金。
纽约时报：该报1896年由犹太富商阿道夫.奥什〔Adolph
Oshs〕购入。目前该报的发行人和董事会主席亚瑟·舒茨伯格是奥什的曾曾外孙〔great─great─grandson〕。
华盛顿邮报的梅耶家族：该报由犹太金融家尤恩。梅耶等1933年在破产拍卖会上购得。他的女儿凯瑟琳·梅耶。格尔汉姆现在是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会主席。她的儿子是该报发行人。
此外道琼公司及其下属的华尔街日报也是由犹太财团掌握的。
好莱坞的电影业更是美国犹太人从无到有一手发展起来的。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CBC〕1997年播出的一部犹太人制作的电视记录片“好莱坞主义：犹太人，电影与美国梦”详细地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好莱坞的六大创始制片公司：华纳兄弟，Universal，MGM，哥伦比亚，福克斯和派拉蒙的创始人几乎都是来自东欧和俄罗斯的犹太移民。二十世纪初电影技术出现，犹太移民开始在纽约经营电影院，后来开始投资拍电影。由于受到以爱迪生为首的东部电影托拉斯的排挤，犹太制片人开始移居加州。1915年犹太移民Carl Laemmle在好莱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规模巨大的电影城：Universal，开始了好莱坞的电影事业。到1920年，另外五犹太制片厂也相继建立。在20─30年代，好莱坞电影成为人们朝拜的文化娱乐的庙宇。75%的美国人每周要看一场电影。
该片制作者认为是犹太人将自己在旧大陆的受迫害经历，文化概念与对美国新大陆的自由憧憬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好莱坞电影中“美国梦”这样一个文化主题。这种由边缘亚文化群体创造，通过大众传播渠道──电影，来宣传的文化符号，又反过来获得了美国白人社会的认同，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
从1941年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好莱坞电影业就被美国政府纳入爱国宣传机器。
综上所述，美国的犹太财团已直接掌握和控制了美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新闻传媒和大众娱乐企业，如：
全国广播电视网：ABC、CBS；
精英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国际先驱论坛报；
好莱坞电影业：沃特·迪士尼制片公司、派拉蒙、MCM制片厂、Universal制片厂、Touchstone制片厂、时代华纳制片厂；
有线电视频道：CNN〔新闻台〕、MTV〔音乐台〕、ESPN、Nichelodeon〔儿童台〕、迪士尼〔动画台〕、HBO〔付费有线电视网〕、CNBC、Lifetime〔生活台〕、A&E〔文化台〕；唱片业：Warner Music、PolyGram、Interscope；
杂志：时代周刊、新闻周刊、Sport Illustrated、人物〔People〕、财富杂志、纽约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西洋月刊、Vogue、Mademoiselle、Glamour、Vanity
Fair、Bride's Gentlemen's Quarterly、House
& Garden、Self、花花公子；
出版业：Simon & Schuster、Scribner、The
Free Press、Pocket
Books；
音像租赁连锁店：Blockbuster。
仅从这些尚不全面的资料就可以看出美国犹太财团实际上已经基本控制了美国的大众新闻与娱乐影视媒体。〔以上材料为2001年7月前的统计〕
在伊朗的“回教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中，有篇《美国控制世界，我们犹太人控制美国》的文章，作者尤里·奥纳里是以色列一名作家。该文认为，美国攻占伊拉克的最后胜利者是以色列的新保守党，这些犹太人不但是布什政府的亲信，而且是美国核心机构的决策者，美国采取的每一项政策少不了听取这些极端犹太人的意见，这些犹太人还审查美国重要报纸的头版重大新闻。多年来，这个组织并没有抛头露面，而是在幕后操控着美国和发展其极右思想。“九一一”事件发生九天后，这个组织的奠基人威廉·克斯托里向布什致了一封公开信，明确施压道：仅仅消灭本拉丹的基地组织还不够，现在，不但要推翻萨达姆政权，而且还要对支持真主党的叙利亚和伊朗采取抵制行动。这封公开信发表在由克里斯托里主办的《标准》周刊上，该周刊得到犹太人极右势力资助，这封公开信实际上是美国杂志界颇有影响的四十一位新保守党成员起草的。而这场戏文中的主角是里查德·波里，此前他是美国国防部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该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是艾雷尤特·科恩和杜克拉斯。里查德·波里现任犹太极右分子资助的《耶路撒冷邮报》的主编，他过去是美国杰克逊议员的顾问，代表要求离开前苏联的犹太人专门从事反苏活动。据说波里最近收到一百万美金，专门在美国政府中进行渗透，现在他辞去了美国国防部政治委员会的职务，开了一家私人公司。而威廉·克里斯托里致布什的公开信实际上拉开了对伊动武的序幕。这封信被公开发表后，受到布什政府的欢迎。布什的表态使主导美国领导层的新保守势力如愿以偿。
新保守势力中的成员之一沃尔福威茨是美国国防部的二号人物也是主战者，他是波里的朋友。另一名新保守党成员是达哥拉斯·费斯，他也坚决支持对伊动武。他现在是美国五角大楼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波尔顿也是另一位新保守党的成员，他是美国国务聊的顾问。奥布拉米兹是新保守党的另一成员。目前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中东事务的负责人。他曾参与伊朗门事件。他不但坚决支持向伊拉克发动全面战争，而且向反对以色列的伊朗、叙利亚、沙特和巴勒斯坦官员发动攻击。新保守党的另一名成员是扎克依姆。他现任美国国防部的财政处负责人。加纳是一个犹太将军，美国在伊拉克取得胜利后，他被任命为美国伊拉克行政长官，他变成文职是因为与沃尔福威茨都是新保守党的成员。由此犹太人可以声称：“美国控制了世界，我们犹太人控制着美国。”犹太人目前对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势力渗透也是前所未有的。〔http://www.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meigoukzshjyoutaikzmg.htm〕
伊朗电台广播的该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是从文化战的角度看，“犹太人新保守分子与基督教过激分子的结合”，在战略上确实达到了以小用大、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值得全球文化战的参与者们参考。
在伊朗的“回教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中，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控制美国白宫的思想》，对于上述事态发展的背景，作出了以下说明：
从表面上看，美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总统及其领导的政府内阁成员在对内和对外问题上做出决策后，责令有关政府部门和机关加以执行。但事实上，美国的决策过程非常复杂，有时甚至绕开政府内阁采取决定。现今，有几股势力对美国决策层起主导作用。这其中最出名的一股势力被称为新保守势力，其发起者希特沃斯1899年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1933年移居英国，后前往美国，在美国各大学教书，1973年去世。他的过激思想现被美国新保守势力广泛传播。美国新保守势力成形于七十年代初期，它将八十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视为偶像，里根之后老布什当选美国总统，新保守势力开始向政府渗透。“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新保守势力以此事件为借口，大力推行其主张和思想，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和华尔街日报是它的主要喉舌，它在政府中的主要人物是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兹，在大学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是亨廷顿。现今，希特沃思的保守理论对美国白宫官员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希特沃思认为，作为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有权通过阴谋手段控制和统治人民大众，美国一位名叫德鲁里的政治学教授作为希特沃思的忠实追随者，在解释希特沃思的观点时指出，掌权者通过欺诈手段控制人民大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民大众对掌权者有一种依赖感。美国新保守势力的另外一特征就是表面上支持宗教，实际上将宗教视为控制人民大众的工具，出于此因，总统布什将自己塑造为一个虔诚教徒，在发言中经常引用经文。新保守势力思想的追随者企图通过武力将民主推行到世界各地，并将国际性组织尤其将联合国视为推行其政策的绊脚石和障碍，企图削弱甚至解散联合国。这一势力强调联合国尤如国际红十字会一样，应致力于国际人道主义事务，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应主导国际新格局。
美国新保守势力的领导人大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致力于维护以色列的利益，结果美国政府对以色列越来越袒护。布什总统在视察新保守势力的一家文化机构时发表讲话强调：你们是美国的精英，我的政府对于能与多达两万名新保守势力人士进行合作感到自豪。从布什的这一讲话可以看出他对新保守势力的支持度。〔http://www.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baigongsixiang.htm〕
在我们看来，伊朗电台的上述文章提到的德鲁里 教授和他的 老师希特沃思，其活动方式具有典型的文化战特质，尽管他们的活动目的还是为了主权国家以色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全球政府。
九，文化战可以借鉴的战术
9. Tactics that may be
helpful for cultural war
在中国“重庆医科大学2003级博士班第二课堂”的“军事天地”栏目中刊登的一份教材，如此描述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和共产主义的发明者犹太人的交往中所吃到的苦头：
世界上的军事强国中，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装备了海基〔航母用〕和路基专用预警机，并不断发展壮大完备，成为集预警指挥侦察于一体的空军重要组成部分，被美军看作美空军战力的倍增器。苏联也于上世纪七十代开始装备预警机。欧洲国家以及日、加、以、印、澳大多购买了美苏的预警机用于装备本国空军。许多国家研制过自己预警机系统，后因成本、性能，联盟一体化等原因最后采用了美苏装备。这其中的以色列人表现出了犹太人特有的精明，他们把从美国购买的预警机系统吃透后，以美国技术为基础，融合本国技术，创造出了有本国特色的“费尔康”预警机系统，并以其独特的性能在国际军火贸易中赢得了名声。“费尔康”预警机系统具有四大优点，一是多目标预警跟踪性能。可预警跟踪五十个目标引导十二架战机接战。二是可全方位监视陆海空。三是改装方便，可由多型民用飞机改装而成。四是性能先进。比起美售台的e─2型足足高出一个档次。有了它，中国的防空能力，对周边地区的情报获取能力，对周边热点地区的空中指挥优势，都会产生对中国方面有力的转变。因此，当以色列主动以政府出面，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的信号时，中国的军方高层领导人和军事专家无不认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立刻对这笔采购投入了极大的期望和热情，并且派出专家，到以色列考察谈判。同时，由于中国自认为经费紧张，而放弃了和俄罗斯的谈判以及自己对预警技术的进一步研究。
从此之后，预警机就变成了中国军方的海市蜃楼，每次好像已经抓住它，却发现什么也没有，犹太人凭借他们天生的精明和诡计，始终掌握着合作的主动权，要价一步步提高，时间一步步拖延，一眨眼两年过去了，原本好像唾手可得的先进预警系统仍然远在天边，只有在这时，解放军才发现自己犯了错误，成了美国人和犹太人手中的玩物。当犹太人洋洋得意地数着中国人用血汗积攒的2.5亿美元钞票的时候，解放军的有关人员，正因接受回扣而受到严厉的处分。中国人总以为当年犹太人受到纳粹迫害的时候，中国曾经无私的帮助了他们，却没有想到犹太人和越南人一样，同样是忘恩负义的中山狼！在和以色列两年多的合作中，中国究竟失去了什么？一是2.5亿美元的预付款，这相当于一架飞机的价值，这笔钱大概需要耗费五万名中国女工四年半的劳动成果。而这笔钱，现在仍然安静地躺在犹太财团的保险柜里，丝毫看不到他们要归还中国的迹象。二是数以十亿计的基础设施投入，包括新建机场和设施，按照预警机需求改造的机场和设施，选派到国外学习的军人，飞行员的训练花费，需要重新编制训练大纲和作战方案等等，本来这些极其宝贵的资金可以有更大的用处的。三是宝贵的两年多的时间，本来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的预警技术是可以有巨大进步的，或者使购买到的俄罗斯的预警机形成战斗力。四是白白浪费了两次收复台湾的大好时机，如果拥有预警飞机，中国空军将扭转对台湾空军的劣势，当美国集中全力轰炸科索沃和阿富汗的平民时，中国大可利用这两次机会解决台湾问题。无怪乎2001年12月18日 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开始大加鞭挞，因为在中以合作中，中国这个亏实在吃的太窝囊了。不过，通过这次所谓的合作，中国人毕竟看清了犹太人的真面目，加快了和俄罗斯合作的步伐，中以合作中止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第一架俄罗斯A─50预警飞机就交给了中国军队。2002年7月，美国和以色列制造的这场诡计，终于有了一个令所有中国人心痛的结局：用中国人支付美元制造的预警机，正式编入了时刻仇视中国的南亚狂人印度的空军序列。得逞的犹太人在暗中窃笑，用中国人自己钱，制造打击中国人的武器，天下也只有精明的犹太人才能如此吧！他们真不愧是莎士比亚笔下描述的“聪明之极”的犹太人。但愿吃亏的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以色列人对中国犯下的罪行！……
由于以上报道涉及了两个保密政权之间的秘密交易，我们不知道其“披露”到底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但作为“不战而屈人”的一个战术案例来看，确实，以色列策略的精明和中国政府的颟顸，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五章 王道与霸道
Chapter Five Kingship vs.
Hegemony
一，二十一世纪的秩序
1. The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二，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2. The first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3.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seeking righteousness vs.
seeking interest
四，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4. How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anarchy
五，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5. The already emerging new
political principles
六，王道的代言人
6. The spokesman for kingship
五百年来的全球历史是一部霸道的历史，是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疯狂记录。而欧洲殖民掠夺全球以来的五百年，在未来的人们看来，到底是打开了一扇眺望全球文明的窗户。全球文明将被证明，那是相对于“地外文明”而言的。全球文明承先启后：承区域文明和主权国家于先，启“星系文明”和“银河文明”于后。这里的视野所展现的，是王道的宏图，不以无限掠夺为战略，而以有限开发为战略；它提供的“解决办法”不是战国贪婪的“只争朝夕”，而是创造潜能的终极关怀，是“保合太和”，一种合拍宇宙节律的陶醉。地球居民“各安其序”，澄清“霸道时代”的混乱和败坏。全球政府的职能是为治理全球社会而设置并发挥的，不是为了某个主权国家或某个执政集团。
一，二十一世纪的秩序
1. The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要确定未来百年的全球工作的方向，首先需要理解二十一世纪全球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危机。
一般说来，在两个民族或政治集团之间出现对抗和征服，首先肇因于经济原因，诸如贸易、剥削、劫掠等等，其实这三者经常交替出现甚至互为因果；然后体现为政治与军事的冲突；最后则归结为文化的征服。军事征服需要政治秩序来巩固，如果胜利者政治昏暗则无法巩固征战的成果，这也说明了何以许多帝国在其创立者死亡之后顷刻瓦解。然而另方面，在多个民族或列强集团之间的对抗、交战和征服，则首先不是因为经济的贪欲，而是出自安全方面的急迫考虑，是为了获得防卫、保持盟友，并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均势──攫取经济利益只是一个长期的附带的目标，这也是中国战国史上的“合纵”与“连横”之争的背景。政治上的优势及其征服成果，若无文化上的优势及其征服成果亦即“同化”，作为消化对方的器官，从而一劳永逸地完成整个兼并过程，则征服过程永远不能算是已经结束。这一点只需翻一翻史书就可迎刃而解了，文明的扩张与征服的历史都可为此作证。
再来看看现代世界的格局，十九世纪末叶及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帝国的经济战，未能决定世界的命运；甚至1914─1945年的“新三十年战争”也未能解决世界的基本难题：这就是怎样在一群无法无天的强权国家〔列强〕之间建立有效的世界秩序、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战国时代已经来临，在新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四十余年中〔1945─1989年〕，“冷战”即政治战是主要的战争形态。可是令人失望的显而易见是，这种政治战也同样没有完成统合世界的事业。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导致共产主义阵营发挥多米诺骨牌效应，从匈牙利和波兰的解放、柏林墙的倒塌、罗马尼亚的武装革命，直到两年后苏联正式瓦解〔1991年8月19日反改革政变失败，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截止到9月底，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已达到12个〕，共产主义的世界体系解体，冷战终于结束。
美国对苏联发动的政治战之所以在现代世界不能奏效，其原因也正如经济战及军事战之不能奏效一样，是基于这一原因：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为综合形式的总体战，虽然一个级别比一个级别更加莫测高深，但它们毕竟只是主权国家之间尔虞我诈的战略手段，因而在功能上都是霸道及其运用。尤其政治冷战在二次大战战后的应运而生，不能不归因于核子武器的巨大毁灭力量所显示的“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前景，给人们心理造成了恐怖和休克，这明示双方无利可图、共同毁灭的前景。因此冷战作为政治战争不得不被列为首选。然而冷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更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冷战只是造成了对峙和分裂，却无法促进统合与同化。显然政治战争不能解决的世界难题，要留给文化战争来解决，而堡垒必须从内部予以攻破。能解决命运留给这个世界的难题者，则非文化性质的“王道”莫属，而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其实是理想政治〔王道〕向现实政治〔霸道〕的一次挑战，这一挑战在中国受到血腥镇压，但在同样受到苏联制度统治的东欧却激起强烈反响，直接促成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在半年之内一个一个全部垮台。
请注意，在这里所说的“王道”决非口语中的“霸道”一词的对应物，或是廉价的宣传；而是文化征服的原则。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在于：霸道只根据自我利益的驱使而活动，但王道却出自更大的安全边界的洞察。王道的野心和包容精神其实要比霸道更大：如果说，驱使霸道的动力是权力意志，那么驱使王道的动力则是道德情操，后者是比前者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是人与禽兽的进一步区别。而较为狭隘的霸道旨在促进主权国家自己的权益，所以霸道对战国时代的病态所进行的医治只能加深其病态而不能治愈其病态。王道的掌门人则不是促进一己的权益，或某一集团的权益，而是完成世界之王的职能──这不是冲动或是闪电般的欲望；而是世界秩序要求他这样做。
王道是从霸道中生长起来的，而不是霸道的原型；但王道却要克服霸道，正如儿子要超越父亲──在霸道不能成功的地方，王道要成功；正如在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不能成功的地方，文化战要成功，并把成功传诸后代。王道的光辉预示新文明的曙光，不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或臆想，不是艺人的搔首弄姿，而是解决人世危机所应运而生的活路。这样的新文明即是自然之子、天道之子。
“王道”是优秀的政治品质，王者之道不仅是仁慈爱民的同义词，而且指“有效率的统治方法”，即真正的王，实际遵循的道路，方法、原则、理想的综合体。时代差异、环境不同，王道的应用也有不同，然而百虑则一致，无非是提供世界秩序：王的道路永远通向礼制的天下统治。
前面说过，军事斗争实为政治斗争的延续，而政治斗争又为社会斗争的延续。严酷的社会斗争，是社会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据我们理解，社会危机莫不由于文化失调引起。社会危机如果不能逆转，则终将引起秩序的解体和文明的衰退。社会危机发生的直接起因不是别的，正是文化的僵化所致。文化僵化的起因则类似人的中年危机，即生长的停滞所致；个人的生长停滞则引起消化不良或容易发胖。社会的停滞也是新陈代谢减缓的结果，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是“平等倾向”的产物。也就是说，贵族社会的新陈代谢较快，而平民社会的新陈代谢较慢，而新陈代谢最快的则是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渡，贵族社会像是少年，平民社会像是中年；文明的僵化多是平民社会的伴生物，因此促进社会进步的道路就是贵族主义向平民主义转化的道路。
消灭战祸诚然只有用“武力”〔止戈〕，但此种武力若无新的文明作为后盾，则止戈的作用是不能持久的，反而只能造成拉锯的战祸：仿佛文明若不中断一下，断难承衰起敝。唐宋古文运动，复古三代秦汉，是因为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明中断了中国的本土文明；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宗师希腊罗马，是因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中断了欧洲的海洋文明。据此颠覆性的命运，王道的核心任务不是修补、延续旧的文明，而是创立、普及新的文明。新文明不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以“礼制”不仅属于文化范畴，且是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其余内容将从这一新的关系之中应运而生。
这样看来，未来百年的统合不能由“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更不能以“恐怖战”来完成，而只能由“文化战”来奏效。因此“文化战”既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开动宣传机器”的同义词，而是一个真实的战争：文化战其实包括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的全部内容的总和，而犹有过之。作为“超级恐怖战”，文化战是一种没有恐怖手段的战争，但又具有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所不具备的综合内容，并不惜采取一切可行手段来促进新文明的诞生。文化战统合了新意识形态、新社会形态、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新的天人关系”，以达成全球整合的宏图，其战略战术还是《书经》上的那句话：“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仲虺之诰》〕就是说，凡合乎新文明之道的，就保存它；凡不合乎新文明之道的，就消灭它：不论它与王者的先前关系如何。由于王者的新文明实为“因情设施”、“因地制宜”的产物，不是一厢情愿的斗争策略，所以机会主义者无法实现天命。文明的德音声被四夷，不是仰仗文革式的宣传和免费派发毛选，而是通过新技术合成的生活方式。那时，一种新人自然诞生，完全符合《仲虺之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所谓“懋昭大德”，就是勤勉地普及新的技术；所谓“建中于民”，就是确立礼制于人民生活──王者因此成为文明兴衰的路标。
关于这些要义，荀况有很好的说明，他的思考从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出发，很重视吸引人民来归。他说：“无人则土不守”〔荀子《致士》篇〕；又说：“王夺〔争取〕之人，霸夺之与〔盟国〕，强〔列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子《王制》篇〕要想争取更多的人民来归附，荀况认为重要条件有二：一是政治修明，整顿纲纪，“则近者竞亲，远者致愿”〔荀子《富国》篇〕。相反，“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致士》篇〕二是与民休息，不夺农时，“使民夏不宛暍〔中暑〕，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耽误农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荀子《富国》篇〕
先秦战国时代，四处分裂、漫无秩序，背信弃义、残酷嗜血。无独有偶，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与其相似乃尔！主权国家横征暴敛，全球范围的恶性角逐导致物种灭绝。惟有礼制降临、统和世界，方能为全球带来和平。讲信修睦的秩序，可以帮助人类精神的重生。《礼记·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可见议礼、制度、考文是天子所带来的。从“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下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节看，这显然不是春秋战国的理想，而是秦汉一统的现实。再往下看，则是孔子思想的延伸：“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由此可见，《中庸》乃是现实与理想的高度结合。《中庸》是一个范例，说明新的时、位、所，需要新的议礼、制度、考文，来满足自己时代、位置、场合的需求。
二，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
2. The first meaning of
kinship and hegemony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这其实也已蕴涵了祥瑞谴告的原始意识。儒门之中，祥瑞先见、灾异谴告的灾异之说在孔子那里，还只是情感映象而并非观念理论，到董仲舒则在“天─地─人”大一统的宇宙意识中获得了系统论证。其要义在于“天人感应”：“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尚书》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善趋善、恶趋恶，明王将兴，必有祥瑞预兆；政权将亡，先有妖孽出现。如，大赤鸟衔谷种集于武王屋顶之上预示周代的兴旺强盛。“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覆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覆哉覆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汉书·董仲舒传》〕
祥瑞和灾异首先出现在事前，带有预言性质；其次托于特定的标志物，如天瑞、妖孽，所谓“天无以言，而意以物”；最后的因素则是“受命之符”并非人为招致。天命的象征在于合时，天子的象征出人意表，天命只有圣人知道，而天子尽管屡遭险阻困厄却最终走向胜利，连厄运也成为他的舟楫，神奇循环，万世常在。
如《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奏折中这样写道：“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故立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那么，谁是王者？谁的德能延及群生？在我们看来，就是那位能够“复修教化而崇起之”的执政。而仅能“扫除其〔乱世〕迹而悉去之”的人，还不配天子之德，任何得逞的“造反有理派”〔如毛派及其孕育的“简体字工作者”〕也能在短期内做到这一点。然而鼎革天命者与造反有理派的不同在于：鼎革天命者不仅破坏且多建设，不仅“扫除其迹而悉去之”，还要“复修教化而崇起之”！
整合全球者创造新生活是出自活力的本能和社会的需要，因此必有针对性，而非盲目的发泄如文革。窃国者主张盲目的行动以便报复过去的失意，以便乱中取胜，他甚至将盲目的破坏列为创造〔“不断革命论”〕，他的“事出有因”，不过是为了满足乱中取胜的权力欲望。但王者知道，天国是永恒的渴望，超越政治的层面；而每个时代的政治天命都各不相同，每种天命都有其出现─统治─腐朽─完结的周期，诚如春─夏─秋─冬。这并不能否认每一季节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并不等于不要行动；相反，对于每个懂得现世的生命与文明的意义的人，正因为他知道每一个季节迟早都会消逝，所以需要格外珍惜之。春花、秋月、夏云、冬雪，各得其宜。
由此可知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涵义：鼎革天命者行王道，造反有理者行霸道。而造反有理者所制造的“绝对皇权”，则是文明的“福尔马林”〔防腐剂〕，是批量生产社会主义僵尸的始作俑者。社会主义之于王道主义，正如帝国主义之于天下主义一样，完全是个过时过季的政治体系。我们所说的王道，不是社会主义那种日耳曼的部落主义和欧洲城邦的酋长权力的延伸物，而是秉承天下意识的道路而兴起的超级权能，是把全球秩序的德音普施给焦渴衰疲世界的能力，他建立适用的战略、奉天承运的道德、中庸调和的行为规范。
霸道的致命要害不在于它的手段残暴、目的邪恶，王道的精义也不是其手段的仁慈、态度的博爱。王道的仁政，不仅是孟轲所渲染的美丽宣传，王道的仁政最终是政略─大战略，比霸道更加适用天下的需要。用现代语言说，“霸道”的战略就是企图通过重新分配现有的世界财富来改变现存的秩序结构，其性质缺乏创造性，其实质是保守的和退避的、消极的，说得俗气一点就是“自私自利”的。相反，“王道”的战略原则却是创造性的，它创造财富而不是毁灭财富；王道不仅导致“双赢”，而且促进“全球的均衡发展”。王道的事业因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兵不血刃的征服”，是用创造行为，发展现存的秩序结构，从而分泌出新文明的布局。
任何创造从其本质来说，都意味着对现存既定秩序的破坏，但“王道”要把这一破坏降到最低，以医治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消除刻入骨髓的病态。在施展创造能力的意义上，它勇于打破现行格局，不惧“破坏”之讥。法国革命二百年以来〔1789─1989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束”。其间各种社会处方横陈，但不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还是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都是霸道当头。即使像美国南北战争这样“以解放黑奴为战胜南部邦联的战略”，也还是重蹈“以众暴寡，以强凌弱”的覆辙，至于二十世纪的各种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就不用一一细说其血腥历史了。质言之，二百年来风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一切“主义”，都是不同颜色的霸道旗帜。即使代议制民主，也还是坚持“以众暴寡，以强凌弱”的原则，虽然是明码交易，但它们所执行的也不过是“两害相权从其轻”的社会处方，而远远说不上是最好的甚至是次好的。难道我们就此满足止步，听任它们继续“以众暴寡，以强凌弱”，以平庸和堕落来断绝文明的生机？
从全球角度来看，代议制民主对待外国居民和少数民族，向来是格外刻薄的，惯用重新分配世界资源的海盗式掠夺：只有说起来才十分动听，且有完整圆滑的理论体系作为粉饰；实行起来就十分不公。而社会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比起代议制国家毫不逊色，在国内公然号召掠夺有产阶级，煽动乱中夺权。平民主义要求掠夺贵族阶级，殖民主义要求掠夺有色人种，种族主义要求掠夺其它种族，哪怕同属高加索人种的德国人和犹太人也是视同水火，哪怕同属闪族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是势不两立。共产主义则要求剥夺个人，民主主义要求提高才智之士的录取分数线……而中国的高干子弟和美国的黑人弟兄在报考大学时，一样受到政权当局颁布的特殊分数线的照顾。
在与如此霸道行径的竞争中，王道也许要依靠某些努力来调整位置、增强实力、扩大基础，这对于从霸道世界中崛起的精神曙光来说，原本不足为怪。但王道的力量不是为掠夺和重新分配世界资源而采取行动的。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把世界置于管理和整合之中，不是出自理想，而是出自“晚间休息”的实际需要！如此实际的王道，并不要求“彻底消灭霸道精神及其行径”，因为他知道霸道乃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像人的生理欲望一样芟除不掉。王道只是要求，控制霸道精神及其行径在合理限度内，免得它过度四下蔓延如瘟疫。在这种条件下，在这种限度中，霸道的适度表现可以得到宽容。明王懂得，若无霸道的邪恶，也就显不出天命所向了，霸道若不对芸芸众生肆行涂炭，人民不会自动麇集到阳光下谋求活路的。
二百年来的全球历史无非是一部霸道的历史，是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疯狂记录。而欧洲殖民掠夺全球以来的五百年，在未来的人们看来，到底是打开了一扇眺望全球文明的窗户。全球文明将被证明，那是相对于“地外文明”而言的。全球文明承先启后：承区域文明和主权国家于先，启“星系文明”和“银河文明”于后。这里的视野所展现的，是王道的宏图，不以无限掠夺为战略，而以有限开发为战略；它提供的“解决办法”不是战国贪婪的“只争朝夕”，而是创造潜能的终极关怀，是“保合太和”，一种合拍宇宙节律的陶醉。地球居民“各安其序”，澄清“霸道时代”的混乱和败坏。
三，求义与求利是不同的轨道
3.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seeking righteousness vs. seeking interest
王道与霸道的第一层区别在于：追求义与追求利。那么“义”与“利”的区别何在呢？《孟子》认为，义就是羞恶之心之所在，是人和禽兽的区别；利则是感官快乐的追求，动物本能之所在。现在通行于人类动物园的要义，不为文化而文化，而为权力而文化；不为创造而创造，而为权力而创造。创造之所以能带来快感，在于它包含权力；游戏之所以使人快乐，是由于它给人带来了权力感并引起了权力扩张的幻念。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在儿童的游戏中看出来。……这就是利的原则。另外一方面，对于义人来说，原理则完全相反：要保存历史性的文明，必先放弃世俗性的权力；不为扩张权力，只为从事创造。
不论执掌义的原则还是执掌利的原则，这两种执掌一定要分头进行，不可混淆，否则后果一定会失去控制。例如，我现在的写作到底为了得到名利还是为了赢得作品本身？这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塑造。不同的目的产生不同的后果，所以一开始就要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切不可“声东击西”，否则作为工具的作品一定很糟糕。
再举一个例子。随着美国陷入伊拉克游击战，大家都在发问：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让助手赖斯 女士〔Condoleezza
Rice〕这个熟知大国政治却对民间政治力量〔如“恐怖分子”〕外行的学者，肩负保护美国安全的重任，是否算一个时代的错误？随着“九一一”事件调查的深入，通过审查记录、证词，采访知情人士，不难发现在“九一一”袭击前，赖斯通常关心其它问题而非恐怖主义威胁，这同她的背景、管理方式以及与总统不同寻常的个人关系有关。赖斯在斯坦福大学的老友和同事、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院现任院长布拉克〔Coit Blacker〕认为，赖斯2001年1月就任国家安全顾问，但她的背景却有盲点：研究大国政治的一代学者中，恐怖主义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他说，“直到九一一袭击后，我们绝大多数人才意识到，一个非国家角色、一群处于国际体系最底层的宗教极端分子，有能力给美国这个位于国际体系顶端的角色，造成毁灭性打击。这种看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曾在赖斯手下工作过的白宫反恐高官克拉克，指控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未像前政府那样关注基地组织的威胁。白宫予以否认。但纽约时报注意到，不管赖斯作证时说了什么，一个事实是，“九一一”袭击前，赖斯在任何公开讲话中都没有提到过基地组织。倒是前克林顿政府的遗臣、中央情报局局长2001年2月对国会表示，恐怖主义是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结果如何呢？忽略了恐怖威胁的布什政府在收拾完了包庇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里班神学生政权后，挥师入侵伊拉克，一举摧毁了萨达姆政权。然而不过一年，美国在伊拉克却陷入了游击战，就是因为混淆了义与利，犯了“口惠而实不至”的战略错误，这一战略错误的表现是：以义的名义〔解放伊拉克、给伊拉克自由民主〕，贯彻利的现实〔军事占领、政治控制、文物失踪和石油损失〕，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然与伊拉克的国家利益严重冲突。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失望与怨恨。布什政府的挫败表明，主权国家兴风作浪的好日子确实一去不返了，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给世界带来的只能是以暴易暴、动乱和暴力的循环；惟有全球政府能保护世界。但显然，布什政府虽然一开始以全球政府的姿态进行动员，结果却以主权国家的方式予以收割占有，这种“义利的混淆”最终引来游击战的回报，就像斯大林牌号的共产主义以解放者的姿态进行政治动员，结果却以独裁者的方式进行社会奴役，最终引起社会主义体制的彻底崩溃，连带造成本国社会各种信誉的荡然无存。
全球政府则不然，其职能是为治理全球社会而设置并发挥的，不是为了某个主权国家〔如美国或伊拉克〕或某个执政集团〔如苏共或天皇〕。古代意义的“王政”和现代意义的社会福利，都是在发挥类似于全球政府的统合职能，只是规模太小、职能太弱。
我们注意到，治理还和礼仪密切相关，礼仪则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非世袭的等级制度即社会择优制度，可以持续不断地保持社会活力。中国文明深信，礼制的统治强于军国的统治，天下主义优于国家主义，文化的生命长于军事的征服，此三者实为中国文明的本色。武功如果不能归结为文治，终将失落；文明组合经常比种族组合的寿命更长，甚至在亡国灭种之后，文明还在悄然转移，从一个文明中心转移到另一个中心例如印度文明从黑种的达罗毗荼人转移到白种的雅利安人，两河文明从直发的苏美尔人转移到卷发的闪族人，美洲文明从亚洲的印第安人转移到欧洲的殖民者……因为文明一经兴起，就不会无声无息地死去。所以无论欧洲殖民者多么强大，我们还是在现代美洲文明中发现了大量的印第安人的要素。即使文明的创造者甚至养育者都遭到毁灭，但他们的果实还是会被那些窃贼收藏起来，放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小心保管；果实不仅不会消失，甚至将被收藏、转运、复制、模仿、发展。
而权力则不同于文明，权力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人与人彼此之间的一切斗争，其争夺对象一言以蔽之曰“权力”──尽管权力有各种分化形式：金钱、艺术、美貌、语言、政治、经济、军事、信仰……等等。权力本来只是人生的一种手段，但在白热化的争夺过程中，人性的生理心理特点会逐渐把权力这一手段误认为目的：于是人生的目的似乎也就真的成了争权夺利。权力感既然因此和幸福感相联，那么无权感也就自然地成为苦痛的孪生子了。
权力的核心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如“朕即国家”、“阶级斗争”、“普世民主”等等，权力的大小是依照信念的大小而定做的，权力的强度是依照信念的强度而捏造的，信念的涵量且决定了权力的外延。信念的系统结晶是信仰与宗教、理论与教条，因为社会性的权力系统，需要信仰宗教和理论教条的话语系统以为背景与说明。人性如此根深蒂固，所以人生的征途、征讨权力的要诀，不在“正确”与“合乎客观实际”，而在“深信不疑”、“采取行动不断前进”。
这也同样适于谋略的制定，对制定者和执行者而言，最重要的同样是目标明确、惟精惟一。信念的坚定，其重要超过韬略的正确性与现实性，因为没有坚定的设想就不能赢得长久可靠的胜利；缺乏个性者无从展开征服，更不可能控制环境。现实世界的征服源于观念世界的征服，世俗权力的获得来自内心权力的获得，尘世的胜利来自精神的首战告捷。
大部分政略用来获取物质力量，少部分政略用来攻陷心理堡垒，因此单凭物质力量、军略甚至大部分政略，无法获得并保持胜利，即使仅仅是尘世的胜利。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是浅见的，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们获得侥幸的成功是不能持久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根据人的动物本能宣称一切革命的导火索莫不由于经济原因，但其实革命并非由于饥饿引发的，而是由于相对吃得过饱所致。否则，1962年的饥荒中国何以没有爆发革命？那时的特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百姓，当时的四川省“头头”李井泉“同志”承认，即使天府之国四川也死掉了两百多万。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饥荒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秦朝、隋朝和元末。
从历史角度看，革命诚然是过激运动，没有经济危机，革命缺乏广泛的社会同情，也不能博得破产群体的积极投入……但革命者并非经济危机的产物，因为真正能创造历史的革命者多数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加入革命的，只有地痞流氓才会贪图打家劫舍的物质利益而加入革命──那些由于社会权力的真空状态而被卷入革命的群众，只是革命的惰性而不是动力。真正的革命者“不计成败利钝”，仅仅服从内在的道德与天命的呼唤。他身不由己、无从计较……当然，革命要获得成功，要诀在于抓住经济危机不放，还须通过政治动员来扩大经济危机，只要有利于革命，革命狂人经常呼应甚至勾结外族入侵，如列宁与德国签定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而两个“中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代表蒋中正和毛泽东，先后放弃了天文数字的日本对华战争赔款。
那笔数字本来应该比八国联军通过《辛丑条约》勒索的庚子赔款，至少高出一百倍，因为义和团暴动从1900年5月到8月只有几十天，而日本侵华则持续了十四年〔1931─1945年〕。《辛丑条约》规定，清朝要向英、法、美、日、意、奥、俄、德、比、荷、西等十一个“列强”国家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白银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在十亿两以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社会实际支付的赔款数额共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总数的58%；具有报应意味的是，《辛丑条约》规定的三十九年，二次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在自相残杀中彻底没落。如果按照《辛丑条约》的赔偿比例，日本应该向中国赔偿的一百倍，也就是十亿两白银的一百倍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现价，白银大约八美圆一两，一千亿两白银价值约八千亿美圆，八千亿美圆再加上六十年来的利息，按照不同的利率计算，总有几万亿美圆。
新文化战需要权力的杠杆，但不是崇拜权力；实现新文化战的目标亟需坚强的动力，而新文化战的刻不容缓即在于它能为文明带来整合的力量。若不施行新文化战，则文明固有的能力且将不保，何况新的权能？物种之间的生物链、物种之内的生存斗争，一幅幅鲜血淋漓、前赴后继的运动，确实比人类历史更为波澜壮阔。生物不但是环境的产物，且能改变环境，试问今日世界上一切对人有用的东西，哪一样不是生物所造？诸如土壤、氧气、植被、生物圈，甚至人每天的食物和人自身的命运也是这样离不开生物圈。许多种族都已灭亡，仅仅留下化石，人类的远祖也是如此。如果全球文明放弃自己的责任，听任主权国家继续横征暴敛，未来的人种也会在环境骤变下耗尽生机，步上灭绝的后尘。这样恶劣的前景，使我们必须确立新的政治原则，预防人类灭绝的可能出现。
四，怎样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
4. How to overcome
international anarchy
1990年11月，万维网第一个网页诞生。这是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的创意：建立一个不是由蜘蛛丝连成而是由超文本链接、传输协议和统一资源定位符〔URL〕连接而成的全球网络。十几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让人们完全理解它。但已经让我们了解到网络比人们想象的更神奇，因为它的诞生纯属偶然。
网上的大多数信息是由志愿者提供的，他们乐于分享自己的知识。试想一下文化、科学和文学涵盖的范围：从科学公共图书馆和维基百科〔Wikipedia〕，到古登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g〕和国家地图……对大多数人来说，上网就是通过使用开放协议的普通用途电脑，与一个“没有可以输出所有数据的中心点的网络”进行交流，因此这个网络的数据传输机制也是开放的，其标准和语言，不属于任何人。这就使得网络区别于电视、广播、印刷术；任何人都能随意决定建立新网站。网络的发展，取决于开放而缺少集中控制。其得以形成的偶然性在于：网络很快就受到热烈欢迎，结果任何势力都来不及予以控制。在形成网络概念的时候，律师、决策者、版权所有者……都不在场。如果他们当时在场，他们会扼杀网络的自由。例如现在，对技术发展的监管正在加快。可以预见，当下一代万维网发明应用的时候，控制的逻辑卷土重来。
无论如何，网络世界所象征的密切联系，使得不论具有怎样政治观点的人们，都承认世界经济所指示的前景是“人类需要进一步统合”，否则整个世界将陷入只有斗争没有合作的危机。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追捕人员发现，许多恐怖分子拥有先进的卫星电话，利用这些电话，他们可以先拨打某国境内的固定电话，再通过这些固定电话登录到国际互联网上。恐怖分子往往躲在一个国家，却通过另一个国家的固定电话上网，这将使安全部门难以对其进行追踪和定位。而基于人性的特点，任何合作或是任何有效的合作都必然带有一定的约束性，甚至某种“履行合约的强制性”，否则任何合作也不能达到成效。必要的强制与机械化程序，即通过习惯来达到有效的合作，这不是会议室、研究室、客厅沙龙里的坐而论道所能实现的；人的改变若不经历行为的修理，是完成不了的。“自由竞争”意味着承担巨大的风险，随着时、位、所的推移转换，一切都像股票的价值一样随风改变：由盛而衰，由优而劣，由春而秋，如此等等。如果人们拒绝变化，也还是会被时间的洪流给裹胁，或是推上纽约世界贸易大厦的高层忍受火烧和倒塌、迸裂，或是扔在支那的荒野和阴沟里面等待慢性的毒杀。
尼尔·福格森〔Niall Ferguson〕作为牛津大学政治与金融史方面的专家，在一次访谈中认为，“比起十九世纪，今天的全球化是伪全球化，因为我们缺乏与经济全球化对应的政治全球化。”比如说，今天全球的大部分资金都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甚至主要就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之间，只有很少一部分从发达国家流到了非洲、拉丁美洲、中国等地。这和一百年前截然不同。那时的投资者把钱稳定地投放到南非、阿根廷或投放到中国、印度尼西亚甚至肯尼亚。因为一百年前的政治全球化状态得资金可以进入非常遥远的、投资人一无所知的地方，因为那些遥远的国度当时是在英国或者某个欧洲列强的统治下，这意味着投资得到了欧洲炮舰的保护，相当安全，例如当时，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在英国统治之下。
人们认为，英国的这一角色今天该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来重新推进，以增强和提升全球福利、改进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例如非洲国家在消除贫穷的时候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并非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余毒，而是它们独立以后所建立的糟糕政府。以赞比亚为例，1960年从大英帝国独立时，赞比亚的死亡率是英国本土的七倍，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七十倍。很多非洲国家的贫穷，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反倒加剧了。这是否可以证明，非洲人很难按照欧洲人的方式来组织国家生活？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1989年〕一书具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他将工业力量〔industrial power〕和政治力量〔political power〕等同了起来。他的经济决定论认为，谁将成为政治大国，迟早是由经济条件来决定的。但像1945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发达，政治却极度无力，因为它没有军事力量。尼尔·福格森因此主张，是政治机构决定了谁将成为经济大国，文明的方向是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经济决定政治。
有人问道：“人们仍旧相信经济繁荣会必然带来政治民主与开放社会，对此我们应该全部否认吗？”尼尔·福格森回答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的缓慢变革，二者共存会遇到问题。我认为，没有人知道中国将来该怎样，没有人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有效地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减小地区间的差距。我想，中国可以从俄罗斯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十九世纪末，俄罗斯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从而迅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经受了痛苦的社会变革，公司和民众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局面；此外，俄罗斯的政治结构没有丝毫改变。俄罗斯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用再说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它能否像实现经济改革那样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许多美国政治理论家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实现民主，我认为这是他们犯下的一大错误。恰恰相反，快速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带来政治的不稳定，其结果也许是非常的不民主。这得看变革的速度有多快，如果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存在，如果不平等正在加剧，那么社会紧张〔social tension〕就不一定会带来民主，倒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因为经济开放和全球化中的失败者会说，不不不，我们不需要走这样的民主道路，我们愿意要一个拥有极度权威的政府。”
尼尔·福格森认为，美国需要正式变成一个帝国，需要花很长时间在国外建立法制。法制必须是第一位的，民主可以再等等。如果不在科索沃、阿富汗实现法治，它们就不会有稳定的未来，国际社会的干涉就毫无成果。而大英帝国的国际秩序之所以坍塌，很大程度上和美国有关。二战结束时英国破产了，美国却没有向英国提供援助，因为美国想要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英帝国的“提前崩溃”，仅仅是因为继续维持它，对美国已经无利可图。美国人看不到，民族主义政权不可能比英帝国更为有益。几十年过去，国际无政府状态〔international anarchy〕迫使一个新帝国形成，例如，美国攻打伊拉克结束或沙特阿拉伯爆发内乱，中东有可能被美国控制。同时，尽管在军事上美国还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但尼尔·福格森却认为，美国的这个力量是虚弱的。观察一下人口分布和经济增长的趋势，会发现全球正在转换重心。从经济增长上看，重心正转向中国；从人口分布上看，重心正转向回教世界──因此大的趋势指向，与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地位相反。
对历史的观察表明，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即所谓“熟番”的生育率，常常高于“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即“后文化民族”，可谓“烂熟民族”，仿佛过于成熟的苹果〕，或曰文明化导致出生率下降。而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出生率，恰恰是在满洲统治时期达到的，那时汉人丧失了自主地位，沦为半开化民族。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一个社会内部，下层社会的出生率常常较高，而下层社会的人社会地位升高之后，其出生率也会下降。我们看到，穷国的中产阶级移居富国之后，其出生率往往升高，表面上看，为了享受富国的社会福利，其深层原因可能是社会地位的下降反倒致使出生率的上升。就统治民族而言，初获统治权可以刺激生育率上升〔如“老干部进城换老婆”〕，但权力的扩张会使得享乐意识逐渐弥漫开来，从而导致生育率下跌，整个阶层逐步走向疲软和颓废〔毛派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导致统治权丧失〔毛派所谓“出修正主义”〕。高干子弟往往花天酒地，结果反而缺乏生育能力。
为了避免这样的堕落，我们倡导在国际关系中讲信修睦，不是霸者的权术，而是王者的本意：讲信修睦是自我保护，是避免沦为“逆向殖民”的堤防。王者不为取得统治权而丧失自己的高贵性，他之取得统治权、他之所以能保持统治权，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高贵性，用自己的辛劳和创造性赢得“天命召唤”。《书经·仲虺之诰》云：“辅贤佑德、显忠遂良、兼弱攻味，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王者扶持优秀的外国统治者，因为这样能使那个国家的秩序稳固、人民幸福；王者对腐朽的外国统治者则取而代之，以此“伸张正义”来实现“合理扩张”。
走向统一的全球秩序，可有两条道路：
1，多种族、多民族、多社会集团中的精萃人物，经由全球统一标准的社会择优制，拣选出来，达成协议，组成政府。
2，一个国际融合集团，掌握新兴技术，起来平定各个主权国家，其精萃人物集聚在非传统领袖的周围，为统一的和平的秩序而发动新文化模式的战斗。
无论全球政府的创立采取何种方式，在标准统一的全球秩序面前，小范围的民族主义甚至大范围的帝国主义都显得过时了。礼制的天下统治所需要的仁与义即同化与向化，不再区分种族、民族、阶级、集团，统一择优。在多国环境下，对主权国家行之有效的“代议制普选”，演进到统一的全球政府那里必定面临重新的调整。
历史表明，大规模的商业化时代，社会风俗趋于卑劣，如希腊罗马时代及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王朝末年也是如此。只有文化阶层主导的社会择优制，才能避免这种颓废，避免中国王朝末年的那种纲纪废弛、社会择优制被贪污贿赂取而代之。否则就会政出多门、天下大乱。
展望未来，被帝国主义〔强国强族〕支配、被民族主义〔弱国弱族〕席卷的各个主权国家，完全不适于新的全球秩序，唯有销毁它们像“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才能获得全球规模的世界和平。在此之前，前欧洲殖民地纷纷独立，并不说明自由和民主已经成为永久的主宰，而只说明欧洲的衰落业已使它脱离了中心地位。自由与民主在此是作为权力的一种重新分配方式存在的，进一步说，是一种全球范围的政治动员，以推动世界走向更为强大的政治能力、更大范围的权力集中。观察者切不可被这一阶段的“分权”“多元化”的表面所迷惑，而忘了世界正在走向统一的严峻事实：世界既需要秩序也需要和平，而只有建立一个像美国联邦政府那样的全球政府，才能同时保证这两点。现有的各国政府必须解散自己的军队，放弃大规模杀伤的罪恶企图，而仅仅保留警察职能。
五，新的政治原则已经出现
5. The already emerging new
political principles
人间的一切斗争，其争夺的对象一言以蔽之曰：“权力”。而争夺权力的最终方式就是战争。夺权害命就是战争的实际目的。权力十分迷人，因为权力可以使得矮子变成巨人，所以卡尔马克思非常希望站在他人成果的肩上。虽然权力只是人生的一种手段，可是在争夺过程中，由于人们生理心理上“聚精会神”的特点，会逐渐把手段误认为目的：权力的各种分化形式如话语、艺术、学问、政治、经济、军事、信仰等等，都被不同的职业所把持，于是人生的真正目的似乎也就真的成为“争权夺利”，无论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都热衷于使用权力杠杆来抬高自己的高度，试图站在巨人、国家甚至上帝的肩膀上发号施令。在猥琐的心灵中，权力感因此和幸福感相联，而无权感也就自然地与苦痛感成为孪生子了。
“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败北不一定是最终的，至少从三十六年后的今天看来〔这段文字写于1981年〕，它们的后继者不仅没有被斩尽杀绝，甚至进入战胜国的营垒内部，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说明僭主制度、恺撒主义，可能确实构成了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极权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固定的制度，而是偶然的机缘与个人的野心。当然在相反方面，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向往追求，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像越南胡志明那样的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比独立和自由更可宝贵的”甜言蜜语，他与真正的自由战士的区别在于，绝对不把从欧洲殖民主义者那样赢得的独立自由分享给自己的同胞，而是比欧洲殖民主义的西线阵营更加残暴地奴役人民，因为他接获的指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是外来的，是欧洲殖民主义东线阵营的产物──尽管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对越南进行的殖民统治是由“本国人”执行的。不过换一个角度应该说，比较其他傀儡政权的领袖，胡志明多少有些民族良心，所以他像希特勒一样不给自己留下后代。
社会与文明，就是在这双重人性的角力下，曲折发展的。这一现实对悲观者和乐观者都是一个限制，同时说明自由民主人权的潮流不可能永远朝向同一个方向。事实上文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是会极度倒退的，例如常常剥夺了更多的个人自由；而现在，只是到了欧洲文明的力量开始萎缩的时刻，它才意识到“人权高于主权”的重要性，而五百年来的欧洲文明，一直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不择手段地掠夺、奴役、杀害其他社会的人民，其规模及烈度甚至高于蒙古人对文明世界的毁灭。所以人们有理由说，欧洲殖民统治乃是“白祸”，尤其它的东线俄罗斯在对亚洲黄种人世界的侵略中，更是如此。
欧洲殖民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剧烈膨胀之后，二十世纪开始崩溃。
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即所谓“第三世界”从欧洲殖民体系中的分离，产生的“子国”多数屈服于独裁制度，这些本地人的独裁比欧洲人的统治，具有更为广泛的本地基础，因而可以更加残暴而不必遭到谴责与抵抗。这段曲折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恺撒主义很可能以某种“超越欧洲传统的形式”崭露头角，而就其本地意义来说则是“非传统”的，如法西斯主义对意大利王国、纳粹主义对德意志帝国、列宁─斯大林主义对东正教、毛─胡主义对中国─越南传统、回教革命对回教传统。苏联集团的故事可能只是这一演化的前奏曲，离开这一演化的完成形态还差得很远。苏联集团不论从文化、种族还是历史背景上，都是欧亚之间的混合型态，和美洲相似；在哥伦布西进〔1492年〕之前，美洲其实是东亚的延伸，正如在俄国的伊凡四世征服伏尔加盆地〔1556年〕之前，俄罗斯草原和西伯利亚都是黄种人纵横驰骋的地方。
1980年代发生在伊朗的回教革命，是一个征兆，其发展特征表明，它比二十年前的中国毛主义文革〔1960年代〕具有更强的非西方形式，而毛主义则比它的祖师俄国布尔什维主义〔1910年代〕具有更强的非西方形式，而1940年代确立的斯大林主义则比德国纳粹主义〔19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1920年代〕具有更强的非西方形式。这种“异质递增”的现象十分值得注意。1990年代兴起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沙特阿拉伯基地组织，是否比伊朗回教革命具有更强的非西方、非传统特征？若然，那么回教世界对欧洲文明的威胁，肯定也还是在递增之中，其恶兆性质不言而喻。
对全球政府具有意义的，不是“前民主形式”的政治原则，如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文革〕、霍梅尼主义〔伊朗〕、塔利班主义……而是“后民主形式”的政治原则，如某种类似罗马帝国〔以及秦汉帝国〕那样的非传统力量。显然，“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不是简单的复古和反动，更不是“复辟势力的猖獗”，总之不是以分离主义为特征的“前民主形式的王政和僭主政治”；而是以整合与进步为特征的 “后民主形式的恺撒主义”。综此，实在可以说，不论激进或是渐进，暴烈或是温和，全球政府的走向不得不采取“后民主形式”，而二十一世纪就是它崭露头角的日子：它不得不从主权国家的方国利益及其代议体制中脱胎出来，获得更为广泛的全球代表性，并发挥普救世人而不是只顾国民的功能价值。
首要的问题不仅在于欧洲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压力手段已经衰退，也在于操纵这些手段的人已经空洞化了，只要对比一下1919年凡尔赛和约缔约时“战胜国巨头”们的照片和2004年“G8”领袖们的照片，就会发现“精神力量”已经从后者脸上彻底消退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出生率下降，精神空洞、意志颓废、吸毒、性病等等流行。现在广义的欧洲虽然包括其殖民美─俄两翼，但这种空洞化还是以欧洲本土为甚，美、俄反而由于其边区特性而比欧洲本部稍微缓和。这些颓废状态使得“后民主形式”逐渐在欧洲内部发酵甚至发生替代作用，从而不仅是在外部威胁欧洲文明，而且通过内部腐蚀和逆向殖民，俘虏欧洲。所谓逆向殖民就是殖民地向原宗主国的移民，如印度次大陆人口移民到英国和英语国家、北非人口移民到法国、土耳其人口移民到德国〔原先的盟国〕、东欧人口移民到西欧、墨西哥人口移民到美国〔墨西哥原先被美国夺取大片领土〕、中国人口移民到八国联军的祖国……
欧洲及其两翼的悄然沉没，对世界其它部分所形成的巨大漩涡，可能比它强盛时咄咄逼人的实力，具有更大的全球危险。前者造成的是精神黑洞和内伤，而后者带来的不过是物质贫困和外伤。例如对中国这个有四千年文字历史、七千年社会系统的文明来说，外伤如西方与日本入侵不足以致其死命，唯有内在的敌人能够发动文革、断绝文明的命脉……当此文明断绝的时代，继绝世的首要任务在于坚强而有创造能力的人成为领袖；通过有力的洗脑、天衣无缝的宣传，聚焦整体的关注：“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问》〕所谓“归心”，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意识甚至潜意识来凝聚民心。所谓“举逸民”，是造就新的种族成员，甚至消除有害的遗传因子，亦即清理社会病态的生物基础。后民主时代亟需的是宣传而不是研究，是行动而不是学术，是政治正确而不是科学正确，是有利而不是真实。这些动向即使在当代民主社会中也已经露出强烈的头角，这一趋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减弱，反会强化，直到出现一个“新的神谱”、一个神话系统完全确认……
中国文明的要义在于，视大政治为“社会的治理”，并以政治效用为社会的第一考虑，一切言行都必须遵循“秩序优先”的规矩，而秩序优先原则的集中体现就是王道。这样的王道决不等于“暴 君行径”，举一个例子，“明太祖”朱元璋临死竟然遗嘱杀害四十六个女人来为自己殉葬，而在他之前一千八百年的孔子已经训斥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可见王道原则与暴 君行为的差距如此之大。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死后，为他殉葬的有妃嫔四十六人，宫女十二人。1998年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将对此进行了长达几年的考古。基本澄清以下事实：明孝陵的妃子、宫女墓大体葬于三处，一是南京植物园内；二是明孝陵陵宫墙外西南角；三是总体妃子墓区，位于明孝陵右侧，与东陵遥遥相望，形成左辅右弼的建筑格局。如此暴行，连清人编撰的《明史》都不敢记载。〔《新华报业网》2003年6月12日《朱元璋妃嫔墓揭密露现惨景》〕这也许与朱家的淮夷〔安徽北部〕背景不无关系。同为淮夷〔江苏北部〕的刘邦也有类似的残酷，竟然烹饪部下的人肉。
“把政治效用作为最高原则”中的所谓政治，不是狭隘的暴 君政治，而是“社会的治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种意义的社会治理，与文明的整合息息相关，《礼记》中的《礼运》与《乐记》，就是体现了这种完备而深刻的关怀。政治〔社会之治理〕不是文明的目标而是文明的结果，因此必要的革命作为一种休克和中断，可以帮助社会寻求更好的方向。这就是何以社会的破坏有时成为文明继续发展的黄金法则的奥秘所在。在这样的时刻，对社会及其秩序的扰乱、毁灭，正是更深刻、更壮美的治理！例如，我们有关中国文明整合全球的奇异灵感，正是在中国文明横遭腰斩的1975年，产生的。中国的灵魂在文革的黑暗时代奋起抵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孔不入的压力。夜以继日的沉思使我们逐渐明白，政治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充其量不过是“表”而非“里”。而文明整合的最大难处就在于，怎样才能既保持秩序又不扼杀生机？如何把文明从王畿〔中枢城市〕推行于普天之下〔各个方国〕而不丧失其原有功能？我想，假若没有局外的强力震荡，假若公元2004年的支那〔Chian，“秦”〕与公元前221年的秦国一样是个统一帝国，那么缺乏生机的化石阶段很有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以致被不懂历史的“历史学者”谬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如何避免文明的化石命运〔埃及、拜占庭帝国也像中国一样跌入了这一命运〕？从而使未来的全球政府较为具有生机？
人的文明时至今日，已与人的自身相始终了，无论文明遇到怎样的危机，人们已经无法脱离文明状态，完全彻底重归野蛮。罗马帝国的自耕农曾经遭到大地产的排挤而导致破产，结果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可是相似的发展在近代英国却成了工业化的先决条件，这岂不可怪？显然这是由于文明的发展到了机械工业的阶段。古代罗马的自耕农破产后流入城市成为专吃福利的受施者，因而支持专制制度；英国近代的自耕农破产后流入城市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批兼价劳力，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据此，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时代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而不同的事物有时又可导致相同的结果，这是绝对主义的大师们最感头痛又最能浪费其诡辩的地方。
六，王道的代言人
6. The spokesman for kingship
圣人的“圣”，在中文正体而不是变乱中国文化的所谓“简体字”里写为“耳口王”。中国的“圣人”不同于“诸子”，后者大约相当于希伯莱的“先知”，亦相当于希腊的“哲学家”。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儒生就解释圣为“耳口王也”，也就是听闻口说王者之道的人。而天命作为中国文明所理解的“世界本质”，其地位和功能，在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相当于希腊人的宇宙底蕴、希伯莱人的神明启示。
王道与霸道谁为体谁为用？王道为体，霸道为用！一般意义的体用关系是体为里、用为表；而王霸的体用关系却在于王道为表、霸道为里，即：以体为表，以用为里。我们盼望那位足以创造历史的非传统人物，作为精神贵人─圣人，他的真才实学就是抵制那些玩弄精神现象以满足自身肉欲的思想诈骗犯。他知道无才的人即使行为恪守社会伦理，也无法创造历史；对进军历史、整合全球的非传统领袖，“才”比“德”更重要。在一个充满巨大变数的时代，无德有才的人尚可兴风作浪，而有德无才的人只能作为装饰，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物，他们可能干下很不得体甚至不堪入目的勾当。
世上有多种“德”，不同的观念世界可以产生不同的德。但在我们看来，德就是某种独立的精神状态与意志状态，即谓“同心同德”这个成语中的那个德，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同心同德的德，指的不是德行的德，不是恪守社会伦理的德，而是共同的精神状态与意志状态。在整合全球使成统一文明的意义上，无才者必将无德。具有创造能力的非传统领袖，必须网罗多种富有活力的人，多种拥有才干的人，这样才不致使他所创造的秩序沦为化石，沦为“超稳定结构”。生气勃勃、长久不衰，是文明的第一要义，因此“才”需要放置在首位，“德”只是辅助“才”走向成功的要素。德因此可被称为“才的归宿与起点”，但表现者和决定者最终是才而不是德。
据此，社会需要三条择优原则来维持自己的运转与推动自己的发展：
〔1〕职位、财产、与身份不可遗传与世袭；
〔2〕考核、拣选要持续进行，保证淘汰过程的公平；
〔3〕从最广泛的基地去寻求优秀人才来加入管理层，包括从一切地区、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中去广泛征求。当全球政府的统治权延伸到一个地方，就必须立即从当地招募和吸收高级管理人员，唯有这样可以不断巩固与发展礼制的天下统治。
从根本的创造意义言，天命的载体也是一个专家：他的身份就是世界的整合者。作为献身天命、宣布天命、实现天命的专家，其生命以其职能为归宿。真正的王者都是“不同程度的非传统领袖”，其征服结果，不是奴役人民，而是确立文明的规范──恢复秩序，恢复公平和正义，废除浪费和暴政。所以秦始皇政治远远不是真正的王者所为，他只是以征服者专政的名义来看待甚至虐待六国人民，缺乏罗马的奥古斯都那样兼容并蓄的胸襟和气度，嬴政这个赵国人质得以称帝，诚如图书馆出纳员自称伟大导师，不乏小人得志、沐猴而冠的意味，为后来执政掌权的人们做了极为恶劣的示范。不把六国人民作为平等的臣民来看待，如何能统一中国？不把反动阶级作为平等的国民对待，又如何算是“建立了新中国”？这种强暴式的“统治”和“建国”是注定长久不了的，如何能“传之万世”、“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样的长城和铜墙铁壁不得不因为缺乏内聚力而走向崩溃。
其它文明也同样如此，例如，一个奉行极端国家主义的政体，不论它是古代的亚述、斯巴达还是近代的普鲁士、日本，不能建成统一的世界秩序，因为他们不以拯救世界为己任，当然也就不能一视同仁地看待那些最终归顺了自己的异族，而是狭隘地虐待别国人民，这样，世界的统一将不会由他们完成，世界的统一必须建立在他们的尸骨之上。同样，主张阶级斗争和社会分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统治者，因为他们报复当先，不能像罗马人和汉朝人那样，为了社会的整体和平而努力。真正的王者，受命行动，他尽可能无私，以天下为己任。王者的理想“家天下”，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天下人民，“视民如伤”，真正成为“父母官”。当然，这样伟大的泛爱与博爱也许超出了人性可以耐受的范围，诚挚的耐心有朝一日终于崩溃，所以王者堕落，王道毁灭，礼制退化为繁文缛节。但是我们清楚，做不到与做不好，是人性的弱点，标准还是不可废弃：高尚的标准应该成为人们努力的方向，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仿效秦始皇政治和袁世凯之流。
秦政不过是发挥了霸道的极致，始终没有学到王道的皮毛。王道的驾御者、无与伦比的专家、宇宙信息的载体、文明整合的担保人──所要促成礼制的天下统治，却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具有世界秩序功能的政治体系，其特性使得政治不再是抽税与掠夺，而是修齐治平。这种以企业管理的科学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处于自我调节的不断完善之中，需要诚挚的耐心远远多于权术的谋略。它的优秀人物是君子和专家的联盟，其社会支柱是新型贵族行为的示范。它将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日常困难和严重问题，而且也只有诚挚的耐心才能解决人类的生存课题。
客观、永恒、真正的天命也许存在，但并不可能被我们这些生物人所认识体会，我们如果牵强附会，自以为是，反会更深地落入泥潭。我们所能认知的天命，不是绝对的、神明的天命，而是相对的、尘世的天命。历史就是这种天命在地上的体现；这天命也是为文明的续存、人类的生活，而存在的。
王权主义的国家败于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主主义的国家败于国家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战胜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天下主义的国家将战胜意识形态的国家──天下主义又将回归一个更大规模的“非传统的王权社会”──这就是文明历史的春〔民主主义〕、夏〔国家主义〕、秋〔意识形态主导〕、冬〔天下主义与王权社会〕的轮转？这一轮转的历史哲学形成了“历史教”，即史官文明的最新说明──其意义与用途在于说明：
建立在追求利润之上的商业社会，无法统合人类，例如罗马的对手迦太基人，一心追求商业利益，认为财富可以寄托国家的命运，却忽略了政治合作、伦理价值及宗教信仰的重要，终于亡国灭种。当代，类似迦太基这样的商业社会，我们也可以预言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得不趋于消亡，当然，正如历史之流中的一切过客似的，商业文明的各种特征亦将随之消亡，它所沉淀的“历史因素”阻挡不住统合管理的政治社会如罗马和秦汉。全球社会所重视的不是利润而是秩序，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不是个人智慧而是整体协作，不是强烈的欲望而是稳健的理性，不是骚动而是明德，不是分裂与隔阂而是统一与沟通──这就是《礼记·礼运》所谓“大同之世”在全球规模的投现──这周而复始的“礼运”是王道的扩大，不是过去人们的梦幻，而是未来人们的道路。
这样的“中国文明”，具有强烈的同化功能是毫无疑问的。它曾经从黄河流域的孤立地点扩大到了整个中原〔夏商周〕，又从中原扩大到中国本部〔秦两汉〕，再从中国本部扩大到整个东亚〔元明清〕，虽然其间统治民族的更迭和政权的更迭相当频繁，但文明的模式却一以贯之、整合的精神始终有效。这不仅被以往的历史所证明，还将被未来的事态所印证。
善于整合的中国文明与善于扩张的欧洲文明之间，进行历史交汇运动的时刻，可能已经逼近。对此，欧洲人迄今为止缺乏预感。例如澳洲出生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教授特里尔〔Ross Terrill〕作为“最得北京喜爱的学者”，曾被封为“中国的友人”，做过周恩来的座上客，早在文革期间就由中国官员陪同四处参访。他在“新中国”〔The New Chinese Empire〕一书中认为，北京政权所谓的“和平崛起”根本是个谎言。他认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往往与自己和中国的距离而定，住得近的，很难与中国作朋友，而隔着一个大洋的，反倒比较容易与中国友好。“反观美利坚帝国不是主动去侵略别人，其所鼓吹的自由与市场的观念、甚至通俗文化，都是世界其他人所自动接受的，无论你是想吃汉堡的土耳其女子，还是希望申请美国德州大学的印尼大学生，这个美利坚帝国是‘自愿加入的’，何况美国所提供的安全架构，提供了越战以来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包括中国在内都受益。”
显然，作者好像不知道南北战争、印第安战争、墨西哥战争、西班牙战争为美国夺取了远远超过十三州领土总和十倍以上的领土；而美国的任何部分其实并不能按照加入时候的宪法权利那样可以选择和平与自愿地脱离联邦。同时，如果按照“自愿加入”的原则，则澳洲现在仍然是原住民的天地，新西兰仍然是毛利人的祖国，而绝对不会成为英国人的独占殖民地──因为那些大自然之子的“土著人”原先并没有许可欧洲殖民者霸占他们的家园，并把他们赶到最为贫瘠的保留地里去。按照同样的道理，美洲岂不也应该首先归还给印第安人，然后再看他们是否“自愿加入”白人的殖民体系，以便充当三等国民？因为五百年前的海盗时期，南北美洲和大洋州的原住民显然被剥夺了这一“自愿加入”的权利，直到如今也没有归还他们，哪怕仅仅实行一次──就像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人民民主”那样，连一次完整的大选都没有举行过。看来，独裁国家的假代议制，难道不是很接近他们的殖民者祖先用来对付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的虚假合同制？他们把其他民族的土地通过自己的“国际法”定义为“无主土地”，然后尽兴掠夺和欺诈，最后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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