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起源于中国考──兼谈琉球、朝鲜、越南起源于中国（全集第22卷）

 “日本”起源于中国考

──兼谈琉球、朝鲜、越南起源于中国

A Research On Japan's Origin with China ,  and On the Origins of Ryukyu Islands, Korea and Vietnam，Too  (以上用斜体）

2005年电子版

2016年印刷版

谢选骏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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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日本”、“天皇”、“神社”、“武士”、“八纮一宇”，这些概念和词汇及其意义和内涵，无一不是起源于中国。琉球、朝鲜、越南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简单回顾一下天皇制的兴衰，可以发现这一进程也与中国的影响息息相关。

Synopsis

“Riben (Japan)”, “Tian Huang (Mikado)”, “Wu Shi (Palace Guards)”-- these concepts and terms and their definitions as well as connotations-- all originate in China without exception . And this is roughly true of the cases of Ryukyu Islands, Korea and Vietnam.  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rise and fall of the Tian Huang system would reveal a close Chinese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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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1

第一章

“八纮一宇”中的“八纮”3

第二章

“八纮一宇”中的“一宇”14

第三章

“日本”一词起源于唐倭战争18

第四章

“天皇”起源于中国意识35

第五章

“神社”起源于中国宗教47

第六章

倭国进化为“日本”的历程51

第七章

从中国得到“日本”意识之前的倭国56

第八章

“日本”是王朝的名字而非国名66

第九章

日本〔Nippon〕和尼泊尔〔Nepal〕73

第十章

日本诞生于“岛屿对大陆的向心行动”81

第十一章

关于“日本向心行动”的四个事例

〔一〕日本陶瓷文化的历史轨迹94

〔二〕作为明治维新之前身的“大化改新”94

〔三〕“东亚世界”──“东亚文化圈”98

〔四〕外夷与中华104

第十二章

天皇制的兴衰与中国影响的兴衰108

第十三章

从琉球、朝鲜、越南来思考日本

〔一〕考察琉球国137

〔二〕考察朝鲜国154

〔三〕考察越南国178

〔四〕思考日本国198

第十四章

从园林建造看中国如何影响日本

〔一〕古代园林207

〔二〕中古园林211

〔三〕近世园林215

〔四〕樱花与和魂218

第十五章

海洋世纪与东亚世界

〔一〕二十一世纪是争夺海洋的世纪227

〔二〕从海神天后看中国文明向海洋的渗透233

〔三〕“黑潮”与东亚社会236

〔四〕日本—台湾—朝鲜的错综关系239

第十六章

对日本的一些深刻误解246

结论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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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日本与大中华——汤因比对东亚的无知

小日本有何底气并吞大中华？因为小日本自视为大中华的代表，就像中共自视大中华的代表那样，而且，日本虽小，人口毕竟还多过中共几千万人，历史也比中共悠久十几倍。

但是，英国人并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创造了一个“日本文明”，把它变作“远东文明”的“子文明”——这说明汤因比对日本的基本无知。因为日本人都不把自己当做一个英国那样的化外之国（例如亨利八十脱离基督教化），而是而日本自己当做中华文明的重头戏，甚至争当中华文明的领头羊。早在隋代，日本就模仿秦国和齐国自称“西帝东帝”，自称“东皇帝”而称隋朝领袖为“西皇帝”。其辞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候如何。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九月条）大业三年，刚刚学会中文不就得日本国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

汤因比混淆概念，把第一期中国文明叫做“远东文明”，把第二期中国文明下降一级，和日本、越南、朝鲜等子文明相提并论，是完全说不同的。其体现出来的无知程度，确实令人震惊。因为这位英国人连这个都不知道：在“中华”的或曰“汉化”的程度上，日本是比越南和朝鲜等熟番更加生番的生番，所以才可能保留了比较强烈的侵略性格。

而汤因比所说的“中华文明”，恰恰不是中华文明，而是中华文明和印度西域文明的混合体，我称之为“第二期中国文明”。

我所说的，在所谓的“中日关系”的历史中是一目了然的，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而汤因比所说的，却是方枘圆凿，完全对不上号。

“日本”、“天皇”、“神社”、“武士”、“八纮一宇”，这些概念和词汇及其意义和内涵，无一不是起源于中国。琉球、朝鲜、越南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简单回顾一下天皇制的兴衰，可以发现这一进程也与中国的影响息息相关。

天皇本身也是中国影响的产物，中国影响衰退了，天皇影响就衰退；中国影响增强了，天皇影响就增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似乎是上述现象的例外，其实也不尽然。我们知道，正是清朝在西方列强面前亡国灭种的危机，激起了日本“尊王攘夷”的运动。在日本人看来，既然“西皇帝”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东天皇”就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共主了。

学界一般认为，距今六千多前至公元三世纪前后，日本新石器“绳文时代”使用陶器，金属器的使用和水田耕作，则是“弥生时代”的标志。弥生时代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之间的六百年，相当于中国战国和秦汉，那时正好是中国文明大兼并、大扩张之后，进入周边国家的时代。日本列岛的弥生文化，因此依靠中国人为主的海外人员不断进入，得以发生和发展。由此看来，创造出弥生文化的主体是那些征服了日本列岛绳文居民的日本海外民族，他们跨海进入日本列岛。事实上八世纪以后，仍有大批大陆包括半岛移民跨海，携带佛教、儒教、道教甚至基督教等文化以及形形色色的科学技术产品，东渡日本。在这种意义上，有别于“倭人”的“日本民族”的形成，应该在八世纪前后开始。

中国文明对日本的塑造，世所公认。日本人木宫泰彦在《中日交通史》中说：“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三笔”，即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三人，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李白的挚友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尊孔获准，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营原娓成入唐学医，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日本史家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这一情况甚至到十六世纪仍然延续。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的先行者沙勿略〔FranciscoXavier，1506－1552年〕传教士，1542年到达印度的果阿，致力于建立亚洲传教基地。1547年他在马六甲遇见一位日本人，并在两年后通过他的帮助到达日本。后来他向一位日本学者传福音，那学者问他：“如果你信仰的是真实的，为什么中国人却不知道呢？”〔谢选骏：《服从·贞洁·神贫──读《爱的使者：基督圣徒传》〕可见当时的日本依然是把中国当作真理的标准。

本书试图通过几个众所周知的“日本名词”如“八纮一宇”、“日本”、“天皇”、“神社”等，来考察上述概念的中国背景，并思考作为中国文明的边缘，日本是如何起源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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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八纮一宇”中的“八纮”

据1941年在华盛顿担任驻美海军助理武官的实松让《偷袭珍珠港前365天》记载，当陆海军之间将《对南方的对策纲要》内定下来时，在华盛顿的野村大使〔1941年4月16日〕已经在华德门花园公寓同赫尔国务卿举行会谈。赫尔说，他已经接到了那个解决日美间问题的非正式建议──日本人和美国人〔日本朋友〕制订的所谓《日美谅解方案》。接着赫尔问道：

“听说，你自己也参预了这个建议……”野村回答说：“关于那个建议，我全都知道。虽然它尚未送交本国政府，但我认为政府也会赞同的。”于是赫尔说：“希望你设法取得日本政府的训令，可以按此方案举行谈判。”随后，他又补充说：“如果这一谈判进行之后而遭到东京方面的破坏，那么美国政府的处境就会困难起来。”于是，野村马上把《日美谅解方案》电告东京。这份电报送到外务省的时间是四月十七日下午到十八日早晨这段时间。全文长达四千字，主要精神是：美国承认日本八紘一宇之理想，承认满洲国；美国总统将有条件地致力于日中两国之间的和平，而且在通商和金融方面也给予援助；日本如采取和平手段获取南方资源，美国也予以承认。这都是一些很好的内容。……

由此可见，“八紘一宇”在日本历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性。可以说，“八紘一宇”概念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精神内核，是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所谓“三国同盟”的意识形态基础。

“八纮一宇”被认为出自日本最早编年体古书《日本书记》中的语句“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这个语句被认为是传说人物神武天皇发布的。1903年，日莲派宗教家田中智学根据这一传说，将“八纮一宇”阐释为“日本的世界统一之原理”，再后来又衍生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说“八纮一宇”代表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超国家思想。根据这种过度发挥，“八纮一宇”还被认为“其意思是把世界各地结合起来，置于一人统治之下；而合天下为一家，其家长为万世一系的天皇”──又被认为是所谓“皇国史观”。

然而，上述传承不过是神话。

本附录即将谈到，所谓“八纮一宇”的概念，其实出自中国古籍，且出自秦汉帝国时代以后，其年代远在《日本书纪》的神话里的“神武天皇”〔传说年代为公元前660年前后〕之后四百多年。这样，与其说“八纮一宇”出自日本的“皇国神话”，还不如说“八纮一宇”出自中国的“皇帝现实”。这表明日本的皇国、神国概念，其实是缩小拷贝了中国的天朝、神州，正如日本岛屿对于大陆上的地名如“九州”、“中国”等等，也要一一予以缩小拷贝，进行“文化盆栽移植”。

01、《淮南子·墬形训》“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曰无通；东方曰大渚，曰少海；东南方曰具区，曰元泽；南方曰大梦，曰浩泽；西南方曰渚资，曰丹泽；西方曰九区，曰泉泽；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北方曰大冥，曰寒泽。凡八殥八泽之云，是雨九州。

八殥之外，而有八纮，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和丘，曰荒土；东方曰棘林，曰桑野；东南方曰大穷，曰众女；南方曰都广，曰反户；西南方曰焦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积冰，曰委羽。凡八纮之气，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风雨。

八纮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

八纮、八殥、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

02、《列子·汤问》：汤又问：“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革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

03、《汉书·司马相如列传》引《大人赋》：“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遍览八纮而观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涉流沙。奄息葱极泛滥水娭兮，使灵娲鼓琴而舞冯夷。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登阆风而遥集兮，亢鸟腾而壹止。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04、《艺文类聚卷二十六·人部十》引后汉冯衍《显志赋》曰：“冯子以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硌硌如石，风兴云蒸，一龙一蛇，合道翱翔，与时变化，夫岂守一节哉，上陇阪，腾高冈，游精宇宙，流目八纮，眇然有思凌云之意，乃作赋自广，命篇曰显志云，开岁发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发轸新丰兮，徘徊镐京，凌飞廉而太息，登平阳而怀伤，悲世俗之险阨，哀好恶之无常，弃衡石而意量兮，随风波而飞扬，陟九嵕而临截嶭，听泾渭之波声，岁忽忽而日迈兮，寿冉冉而不与，耻功业之无成兮，赴原野而穷处，陟陇山以逾望，眇然览于八荒，风波飘其并兴兮，情惆怅而增伤。览天地之幽奥兮，统万物之维纲，究阴阳之变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长吾珮之洋洋，饮六醴之清液，食五芝之茂英，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德与道其孰宝兮，名与身其孰亲。”

05、曹植《五游咏》：“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纮外，游目历遐荒。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华盖纷晻蔼，六龙仰天骧。曜灵未移景，倏忽造昊苍。阊阖启丹扉，双阙曜硃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棂，群后集东厢。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踟蹰玩灵芝，徙倚弄华芳。王子奉仙药，羡门进奇方。服食享遐纪，延寿保无疆。”

06、曹植《与杨德祖书》：“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07、刘桢《赠徐干诗》：“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翻翻。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仰视白日光。皦皦高且悬。兼烛八纮内。物类无颇偏。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

08、《刘宋乐府卷一十四·燕射歌辞二》〔食举歌〕：“王道四达，流仁布德。穷理咏乾元，垂训顺帝则。灵化侔四时，幽诚通玄默。德泽被八纮，乾宁轨万国。”

09、《艺文类聚卷十一·谢灵运武帝诔》：“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恋徘徊，敢遵前典，式述圣徽，乃作诔曰：舜潜历岩，高晦泗渚，龙德而隐，风积乃举，皇之遁世，屯难方阻，眷此区寰，闵尔沦胥，太元之季，权戚携薄，隆安之初，主相蒙弱，岳牧纠虔，朝庭纷错，妖横乘隙，蛟喷鲸跃，既扰奥区，遂斥帝廛，乱离斯瘼，不后不先，寔赖明哲，授手康旃，纪度回薄，余分成闰，旧晋中微，伪楚籍衅，蹑彼潜机，整此英阵，推亡必朽，固存斯振，卢循负险，肆慝遐岭，殄我江豫，迫我台省，民既摇荡，国将迁鼎，乘驺归辕，式固皇境，弘危济险，弭难释殆，虎骑鹜隰，舟师涨海，倾穴寻窠，穷幽测昧，昔去洛汭，息肩江沚，世更十君，年逾百祀，国绝兴复，家成桑梓，荒默莫恤，颓国谁耻，夏典载禹，九道是行，商诰述汤，兼攻是并，勤彼周流，协此经营，杖钺伐鼓，赫赫明明，乃敕众师，竟执戎昭，诲以三略，惠以六弢，云撤周京，席卷秦郊，复礼前茔，雪愧旧朝，既清西关，将旋东道，中憩徐豫，兼应燕赵，业盛曩代，惠侔大造，泽及四海，功格八表，悠悠声教，绵绵川陆，北献毡裘，南贡金竹，髽首冠弁，穿匈敛服，寒穴欣日，巢栖玩屋，匪惟遐谭，灵物偕就，孰是人事，自天所祐，甘露芝草，祥云瑞宿，嘉禾连木，素鸟皓兽，昔之所感，讴颂同音，今之所应，幽显一心，宋充虞德，晋犹唐钦，曰总八纮，于兹三龄四维开张，九流昭明，敦俭务素，钦贤爱萌，制规作训，阐校修经，礼乐已甄，云雨未弘，将陟井陉，薄扫白登，北朔渴望，飞旌衡輣，东岱灵迟，玉牒金縢，天地不仁，苍生寡福，已荷一遇，弃我何速，梁颠太颓，甘殒以赎，同轨毕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栾栾素缞，洒泪成雨，响叫如雷，史臣考卜，高山开基，贞龟无远，迁灵有期，嗣皇擗摽，群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兹，惟祖之夕，流火始变，秋月未永，飞漏急箭，鸣箫哀噭，金觞虚奠，列驾长隧，发辇华殿，华殿既谢，长隧是幸，双盖踌蹰，六闲引领，攀援容貌，眷恋俄顷，哀哀百僚，长辞含鲠，奉教百朝，执鞭王始，从履五牧，年历十祀，天光下济，谬蒙眷齿，愧微刀笔，颇预游止，垂幕侍讲，接筵餐理，脩曙朗夕，登台泛沼，匪月匪日，无晏无早，如何一旦，缅邈穹昊，徽容未远，圣灵超然，收泪即路，含戚何言，风霜萧瑟，山海苍茫，地苦情矜，节速心伤，孰是幽哀，实恋我皇，情思如环，萱苏岂忘。”

10、《艺文类聚卷七十七·沈约光宅寺剎下铭》：“圣心留爱闲素，迁负南郭。义等去酆，事均从镐。及克济横流，膺斯宝运，命帝阍以广辟，即太微而为宇。既等汉高，留连于丰沛，亦同光武。眷恋于南阳，所以永留圣迹，垂之不朽。皇帝乃启阊阖，造舟淮涘。接神飙而动骖，越浮梁而径度。芝盖容与，翠华葳蕤，下辇停跸，躬展诚敬。辞曰：八纮悠阔，九有荒茫。灵圣底止，咸表厥祥。寿丘叆叆，电绕枢光。周原膴膴，五纬入房。自兹遐敻，名在处亡。安知若水，莫辨穷桑。自天攸纵，于惟我皇。即基昔兆，为世舟航。重檐累构，迥剎高骧。土为净国，地即金刚。瑞石像铭曰：素毫月举，腾光于梵室；妙趾神行，布武于椒殿。”

11、《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尧，熙隆大道，禅位虞舜，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时，扶翼刘氏，又用受命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罔不祗顺，郭清梁岷，包怀扬越，八纮同轨，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

12、《晋书·郤诜、阮种、华谭、袁甫列传》：策曰：“圣人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今天成地平，大化无外，虽匈奴未羁，羌、氐骄黠，将修文德以绥之，舞干戚以来之，故兵戈载戢，武夫寝息。如此，已可消锋刃为佃器，罢尚方武库之用未邪？”对曰：“夫唐尧历载，颂声乃作；文、武相承，礼乐大同。清一八纮，绥荡无外，万国顺轨，海内斐然。虽复被发之乡，徒跣之国，皆习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犹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猃狁为寇。虽有文德，又须武备。备预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圣人常诫。无为罢武库之常职，铄锋刃为佃器。自可倒戢干戈，苞以兽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于散乐休风，未为不泰也。”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兴周。夫制化在于得人，而贤才难得。今大统始同，宜搜才实。州郡有贡荐之举，犹未获出群卓越之伦。将时无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对曰：“臣闻兴化立法，非贤无以光其道；平世理乱，非才无以宣其业。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张皇纲以罗远，飞仁风以被物。故得贤则教兴，失人则政废。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州郡贡秀孝，台府简良才，以八纮之广，兆庶之众，岂当无卓越俊逸之才乎！譬犹南海不少明月之宝，大宛不乏千里之驹也。异哲难见，远数难睹，故尧、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显，殷汤革王之命，伊尹负鼎而方用。当今圣朝礼亡国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蝉于帷幄，或剖符于千里，巡狩必有吕公之遇，宵梦必有岩穴之感。贤俊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13、《宋书·志·礼》：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喜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晋。丙寅，晋设坛场于南郊，柴燎告类，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协皇运，绍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尧禅位虞舜，虞舜又以禅禹，迈德垂训，多历年载。暨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济民，扶翼刘氏，又用受禅于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于颠坠，实赖有晋匡拯之德，用获保厥肆祀，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诞惟四方之民，罔不祗顺，开国建侯，宣礼明刑，廓清梁、岷，苞怀扬、越，函夏兴仁，八纮同轨，遐迩弛义，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肆予宪章三后，用集大命于兹。’炎惟德不嗣，辞不获命。于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献陪隶，暨于百蛮君长，佥曰：‘皇天鉴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让所得距违。’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炎虔奉皇运，畏天之威，敢不钦承休命，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万国。惟明德是飨。”

14、《二十五史·北史列传六十二》：后天下大乱，帝初罹雁门之厄，又盗贼益起，心不自安。充复托天文，上表陈嘉瑞以媚上曰：“伏惟陛下握录图而驭黔首，提万善而化八纮，以百姓为心，匪一人受庆，先天罔违所欲，后天必奉其时。是以初膺宝历，正当上元之纪；乾之初九，又与本命符会。斯则圣人冥契，故能动合天经。谨案去年已来，玄象星瑞，毫厘无爽。谨录尤异，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状七事。”

15、《陈书·列传第八》：巴陵王萧沇等率百僚上表曰：“臣闻宗子维城，隆周之懋轨，封建籓屏，有汉之弘规，是以卜世斯永，式资邢、卫，鼎命灵长，实赖河、楚。伏惟陛下神猷光大，圣德钦明，道高日月，德侔造化。往者王业惟始，天步方艰，参奉权谟，匡合义烈，威略外举，神武内定，故以再康禹迹，大庇生民者矣。及圣武升遐，王师远次，皇嗣夐隔，继业靡归，宗祧危殆，缀旒非喻。既而传车言反，公卿定策，纂我洪基，光昭景运，民心有奉，园寝克宁，后来其苏，复在兹日，物情天意，皎然可求。王琳逆命，逋诛岁久，今者连结犬羊，乘流纵衅，舟旗野阵，绵江蔽陆，兵疲民弊，杼轴用空，中外骚然，蕃篱罔固。乃旰食当朝，凭流授律，苍兕既驰，长蛇自翦，廓清四表，澄涤八纮，雄图遐举，仁声远畅，德化所覃，风行草偃，故以功深于微禹，道大于惟尧，岂直社稷用宁，斯乃黔黎是赖。”

16、《天台山修禅寺智顗禅师放生碑文》〔徐孝克〕：“夫太易无体，品类所以咸亨。太一无名，至人于是设教。仰观俯法，远取旁求。兼三以才，吹万维物。建官台铉，则五岳作镇。辨方伯牧，故四渎分流。辟伊阙，览八纮，凿龙门，陂九泽。播厥习险，因之以利民。相生卜洛，树之以君长。坎之时用大矣哉！我皇帝，作圣凝神，乘图御箓。无为无欲，道契汾阳。垂拱垂衣，德隆至治。辰象贞明，管灰合序。方外无虞，海内有截。被风雅于华戎，盛雍熙于曩代。巍巍乎难得而称者也！”

17、《周书·武帝》丁丑，诏曰：“高氏因时放命，据有汾、漳，擅假名器，历年永久。朕以亭毒为心，遵养时晦，遂敦聘好，务息黎元。而彼怀恶不悛，寻事侵轶，背言负信，窃邑藏奸。往者军下宜阳，衅由彼始；兵兴汾曲，事非我先。此获俘囚，礼送相继；彼所拘执，曾无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赋繁兴，齐、鲁轸殄悴之哀，幽、并启来苏之望。既祸盈恶稔，众叛亲离，不有一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凉风戒节，厉兵诘暴，时事惟宜。朕当亲御六师，龚行天罚。庶凭祖宗之灵，潜资将士之力，风驰九有，电扫八纮。可分命众军，指期进发。以柱国陈王纯为前一军总管，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前二军总管，郑国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盛为后一军总管，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后二军总管，赵王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宪率众二万趣黎阳，随国公杨坚、广宁侯薛回舟师三万自渭入河，柱国梁国公侯莫陈芮率众一万守太行道，申国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常山公于翼帅众二万出陈、汝。壬午，上亲率六军，众六万，直指河阴。”

18、《隋书·炀帝》：“史臣曰：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

19、《旧唐书·志·音乐》：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乐圣乐》，凡八部。《安乐》者，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谓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猰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裾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大定乐》，出自《破阵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纮同轨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上元乐》，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圣寿乐》，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光圣乐》，玄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乌冠，五彩画衣，兼以《上元》、《圣寿》之容，以歌王迹所兴。

20、《全唐诗卷104_16·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枝字》〔韦安石〕：“重九开秋节，得一动宸仪。金风飘菊蕊，玉露泫萸枝。睿览八纮外，天文七曜披。临深应在即，居高岂忘危。”

21、《全唐诗卷282_21·「华阴东泉同张处士诣藏律师兼简县内同官因寄齐中书》〔李益〕“苍崖抱寒泉，沦照洞金碧。潜鳞孕明晦，山灵閟幽赜。前峰何其诡，万变穷日夕。松老风易悲，山秋云更白。故人邑中吏，五里仙雾隔。美质简琼瑶，英声铿金石。烦君竟相问，问我此何适。我因赞时理，书寄西飞翮。哲匠熙百工，日月被光泽。大国本多士，荆岑无遗璧。高网弥八纮，皇图明四辟。群材既兼畅，顾我在草泽。贵无身外名，贱有区中役。忽忽百龄内，殷殷千虑迫。人生已如寄，在寄复为客。旧国不得归，风尘满阡陌。”

22、《全唐诗卷469_18·野田行》〔张碧〕：“风昏昼色飞斜雨，冤骨千堆髑髅语。八纮牢落人物悲，是个田园荒废主。悲嗟自古争天下，几度乾坤复如此。秦皇矻矻筑长城，汉祖区区白蛇死。野田之骨兮又成尘，楼阁风烟兮还复新。愿得华山之下长归马，野田无复堆冤者。”

23、《明史·志·乐》：“五奏《振皇纲之曲》：《周南》咏麟趾，《卷阿》歌凤凰。蔼蔼称多士，为桢振皇纲。赫赫我大明，德尊逾汉唐。百揆修庶绩，公辅理阴阳。峨冠正襟佩，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纮内，熙熙民乐康。气和风雨时，田畴岁丰穰。献礼过三爵，欢娱良未央。……九奏《乐太平之曲》：皇恩被八纮，三光明，四海清。人康物阜岁屡登，含哺鼓腹皆欢声。民歌帝力，唐尧至仁。乾坤永清，共乐太平。”

24、《清史稿》：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庆隆舞乐十八章：

皇帝万万寿，福如大海源。亭育德恩普，休和暢八埏。一章

岁维庚戌，恭遇八旬。神人祝嘏，景福益臻。二章

洞开九重，辟公呼嵩。祥光罨霭，歌舞攸同。三章

敬天勤民，岁书大有。万寿无疆，山岳悠久。四章

文光炳二曜，武烈宣万方。义正以仁育，遐迩胥来王。五章

燕千叟兮嘉庞眉，赐筇帛兮拜鸿施。胪欢介祉兮叩彤墀，群登寿兮祝蕃釐。六章

笃天潢，赐章服。灿五采，亲九族。本支百世感殊恩，欢洽群情益敦睦。七章

临雍释菜，文教振兴。人材乐育，为国之桢。八章

辑四库书，誉髦鼓舞。惠兹艺林，上下今古。九章

修藏兮译金经，广善缘兮福群生。慈云布濩兮光晶莹，和风甘雨兮弥八纮。十章

籓王部长咸来宾，遐荒重译职贡陈。依光慕化同尊亲，赤子之慕中外均。

十一章

安南国王趋阙廷，鞠鯱忭舞祝亿龄。宠以冠带列翰屏，声教远暨海国宁。十二章

缅甸来庭，宠膺纶诏。颁印锡封，永绥炎徼。十三章

生番乡化，倾心太平。恩浃肌髓，威畏惟诚。十四章

圣明四照，福绥绵绵。吉祥屡臻，亿万斯年。十五章

永承天庥，祥徵滋至。载颂九如，祚延万世。十六章

子孙曾玄戏采舞，寿而康兮祝纯嘏。岁岁年年福履增，天地合德同博溥。十七章

中和舞乐迈韶韺，普天率土欢同声。庆万寿兮茀禄膺，受天佑兮莫不承。十八章

25、不仅比较正规的诗文史籍如此，甚至连小说中也有“八纮”的记录：

“大理少卿康澄，目击乱萌，曾有五不足惧，六可畏一疏。奏入宫廷，当时称为名论。疏中略云：‘臣闻安危得失，治乱兴亡，曾不系于天时，固非由于地利，童谣非祸福之本，妖祥岂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谷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马长嘶而玉龟告兆，不能延晋祚之长。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此不足惧者五也。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陛下尊临万国，奄有八纮，荡三季之浇风，振百王之旧典。设四科而罗俊彦，提二柄而御英雄。所以不轨不物之徒，咸思革面；无礼无义之辈，相率悛心。然而不足畏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靡忒。’”〔蔡东藩《五代史演义》第二十四回：毙秦王夫妻同受刃，号蜀帝父子迭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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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八纮一宇”中的“一宇”

证明了“八纮”起源于中国，我们再说“一宇”。

考“一宇”词组，出自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的《诏》曰：

“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总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处二仪之中，定三才之本，构兹一宇，临此万方。自降院每面三门，同为一宇，徘徊五间。按《尚书》，一期有四时，故四面各一所开门；每时有三月，故每一所开三门；一期十有二月，故周回总十二门。所以面别一门，应兹四序，既一时而统三月，故于一舍而置三门。又《周易》三为阳数，二为阴数，合而为五，所以每门舍五间。院四隅各置重楼，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维，故四楼。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异色，故其墙各依本方之色。

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礼》“黄琮礼地”。郑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则知地形八方。又按《汉书》，武帝立八觚坛以祀地。登地之坛，形象地，故令为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径二百八十尺。按《汉书》，阳为六律，阴为六吕。阳与阴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按《周易》，三为阳数，八为阴数。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尺。按《汉书》，九会之数有四十，合为二百八十，所以基径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天地之和，错综阴阳之数。以明阳不独运，资阴和以助成；阴不孤行，待阳唱而方应。阴阳两顺，天地咸亨，则百宝斯兴，九畴攸序。

基每面三阶，周回十二阶，每阶为二十五级。按《汉书》，天有三阶，故每面三阶；地有十二辰，故周回十二阶。又按《文子》，从凡至圣，有二十五等，故每阶二十五级。所以应符星而设阶，法台耀以疏陛，上拟霄汉之仪，下则地辰之数。又列兹重级，用准圣凡。象皇极之高居，俯庶类而临耀。

基之上为一堂，其宇上圆。按《道德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按《汉书》：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又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气，并取四海为家之义。又按《周礼》，“苍璧礼天”。郑玄注：璧圆以象天。故为宇上圆。堂每面九间，各广一丈九尺。按《尚书》，地有九州，故立九间。又按《周易》，阴数十，故间别一丈九尺，所以规模厚地，准则阴阳，法二气以通基，置九州于一宇。堂周回十二门，每门高一丈七尺，阔一丈三尺。按《礼记》，一岁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门。又按《周易》，阴数十，阳数七，故高一丈七尺；又曰阳数五，阴数八，故阔一丈三尺。所以调兹玉烛，应彼金辉，叶二气以循环，逐四序而迎节。堂周回二十四窗，高一丈三尺，阔一丈一尺，二十三櫺，二十四明。按《史记》，天有二十四气，故置二十四窗。又按《书》，一年十二月，并象闰，故高一丈三尺。又按《周易》，天数一，地数十，故阔一丈一尺；又天数九，地数十，并四时成二十三，故二十三櫺。又按《周易》，八纯卦之本体，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疏窗，象风候气，远周天地之数，曲准阴阳之和。〔以上见《旧唐书·志·礼仪》〕

而将“八纮”和“一宇”连在一起使用，象征天下一家；这也是来自中国古籍里“八纮”和“同轨”的合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八纮同轨”一词为天下一统：八纮，指八方极远之地。出处在《晋书·武帝纪》：“诞惟四方，罔不祗顺，郭清梁岷，包怀扬越，八纮同轨，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而这种精神正好与后来唐代官方报捷所用的“八纮同轨乐”精神，是一致的。而《晋书》的作者也是唐初大臣房玄龄手下的一批文士，他们在贞观二十年〔647年〕受命写作，不过数年就完成该书。《晋书·郤诜、阮种、华谭、袁甫列传》中有关古代天下一体的回忆，也就难免初唐的想象：

“夫唐尧历载，颂声乃作；文、武相承，礼乐大同。清一八纮，绥荡无外，万国顺轨，海内斐然。虽复被发之乡，徒跣之国，皆习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犹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猃狁为寇。虽有文德，又须武备。备预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圣人常诫。无为罢武库之常职，铄锋刃为佃器。自可倒戢干戈，苞以兽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于散乐休风，未为不泰也。”

以及隋唐当时的天下一体的具体描述：“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州郡贡秀孝，台府简良才，以八纮之广，兆庶之众，岂当无卓越俊逸之才乎！譬犹南海不少明月之宝，大宛不乏千里之驹也。异哲难见，远数难睹，故尧、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显，殷汤革王之命，伊尹负鼎而方用。当今圣朝礼亡国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蝉于帷幄，或剖符于千里，巡狩必有吕公之遇，宵梦必有岩穴之感。贤俊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值得注意，唐代的《八纮同轨乐》正是诞生于平定东夷的战争中：“《大定乐》，出自《破阵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纮同轨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旧唐书·志·音乐》，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版1060页〕

从唐高宗贞观二十几年〔650年前后〕的《晋书》到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的《诏》曰，是八纮同轨、八纮一宇等思想概念形成或见诸文献的时期。也是唐朝和倭国频繁接触乃至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唐破百济及日本援军于白村江口。当时倭国试图帮助被唐朝平定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遭遇彻底失败后，倭国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日本学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后》里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4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

而在此之后半个多世纪，到八世纪初叶，倭国就编成了自己最早的两部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前者三卷，从传说写到推古天皇〔628年〕，后者三十卷，从传说写到696年，二者记载日本“神代”历史，讲述“神道史观”，是研究日本神话与历史的基本资料。其中《古事记》三卷，稗田阿礼奉天武天皇皇命口述，太安万侣奉元明天皇皇诏编写，成于公元712年〔和铜五年〕，成书目的在于阐明一塌糊涂的天皇世系。《日本书纪》原称《日本纪》，公元720年〔养老四年〕写成。执笔者多半是倭国在战后派往长安、洛阳，并在唐朝太学留学多年的学生。他们当然满脑子中国思想，全书也是用汉文写的，采用了唐以前中国正史的《本纪》、《表》等体例。到平安时代，又编成《续日本书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连同《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

他们从中国抄袭来的“神道史观”（《周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认为，倭国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神的国土，是神创造了倭国，活跃在远古时代的先王先祖不是人而是神。这显然是中国的“神州意识”。因此“天照大神”等，既是倭国的君王又是“神国”的开辟者。从这种神道观点演绎出“皇国史观”，主张倭王〔也就是后来的“天皇”〕既是政治的君王、军事的统帅，又是主宰天地的神，由此确立神圣的权威。这么“神圣的倭国”当然也就不能再被称为倭国，而应改称“日本”。

但是种种证据表明，上述“皇国史观”作为“八纮一宇”的演绎，也是中国物产，甚至连“日本”自己也是从中国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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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一词起源于唐倭战争

从“八纮同轨”的角度去理解“八纮一宇”，则不仅发现了日本模仿唐朝的痕迹，还能感觉到日本对抗唐朝的意识。其实，不仅《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是唐倭战争的产物，就连“日本”一词也是唐倭战争的产物。所以顺理成章的，这两本叙述“日本起源”的古书，其产生的时代就晚于唐倭战争半个多世纪。

而且，下面我们将要谈到，决定此后一千多年东亚历史尤其是与欧洲接触以后的近代东亚历史走向的“唐倭战争”，也就是“白江之战”，发生在663年，令人惊讶的是此后不久，被中国称呼了六七百年的倭国突然告诉中国它要改称“日本”了！这就像前几年韩国政府为了掩盖其首都汉城的中国起源，突然告诉世界它要改称“首尔”了！

白江，亦称白江村，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东西两边的唐朝与倭奴求助，互相建立了外交关系。

高句丽在秦汉时代，是隶属于汉朝的方国，南北朝中国分裂时代高句丽也独立了。公元618年唐朝统一中国后，形势丕变。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先后与唐朝建立了从属关系。在与唐朝建交前，新罗和百济间关系紧张，一直互相攻城略池争夺不休。百济为实现分割新罗的企图，曾与高句丽合谋，联合进攻新罗。而新罗则积极向唐朝靠拢，以期得到保护。为此，曾上书太宗，例数百济和高句丽侵伐新罗的罪行，吁请唐朝政府出面制止。唐太宗则和历代中央一样，将半岛上三国，视为唐朝的属国。但在太宗执政初期，国力尚未充实，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不愿对三国用兵。所以，他以“上国”君主的身份，对三国间的战争进行调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玺书，从中斡旋。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说：“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功笃邻情，即停兵革。”但对于太宗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佯称顺命，实际上并未停止攻侵。

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唐太宗开始放弃了昔日“四夷自服”的政策，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贞观19年〔公元645年〕，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10万大军进击。高句丽举国一致奋勇反抗，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但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的军事行动，相反又连夺10数城，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这时，太宗病逝，唐遂从高句丽撤兵。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循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此时，正逢倭国使臣来朝，高宗乃赠倭王玉玺书，令其援助新罗。但百济见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30余城。新罗告急，高宗决意于显庆5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13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

苏定方大军自“城山济海”，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王命太子法敏率军船百只迎苏定方军于德物岛。苏定方令太子法敏自领新罗军，于7月10日在百济南部与唐军会师，共破百济。新罗武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百济军兵力远远不及唐军新罗联军，一战而溃。苏定方率军进至百济王城，百济义慈王不敢抵抗，开城投降。显庆五年〔公元660年〕7月，百济为唐军所灭。苏定方留郎将刘仁原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

百济即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遣使去日本，同时向倭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予以供养。

在倭国，正值实行大化改新，实行新政时期，国内矛盾重重。旧豪族勾结古人大兄皇子反对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员如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被怀疑图谋不轨。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虽然对敢于反对的人坚决予以镇压，但仍深感地位开始不稳。与此同时，百济的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而且，同时为了转移内部矛盾。于齐明6年〔公元660年〕10月，下诏允诺出兵援助百济并送王子丰回国。齐明7年〔公元661年〕正月，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天智帝。这时候倭王还不叫天皇，而叫做帝王。齐明帝之死，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8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9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天智元年〔公元662年〕正月，倭王支援百济100,000矢、500斤丝、1000斤棉、1000端布、1000张韦、3000斗稻种。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济王城，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遣使于公元662年3月赴倭乞师，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公元663年6月，倭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27,000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至此，远东的国际形势，在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优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这时，高宗下令刘仁轨与新罗王磋商，如何增加对高句丽的压力，以打破北方战场的对峙局面。刘仁轨的部下们，也觉得在南方作战不见得有利，也想北上与本国军队夹击高句丽，然后再徐图南方的倭军。而精通谋略的刘仁轨已看出，百济的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扶余丰必不能见容，百济国不日即有内讧，宜静观其变。若鬼室福信一死，百济必不堪一击，斯时趁机灭之，再挥师北上，可奏全功。而相反，若此时北上，使百济得以喘息，后果不堪设想。是故，其主张坚守不动。果然，时隔不久，百济王果然治鬼室福信以谋反之罪，杀之。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程度的削弱。

663年6月，倭国那位改称天皇的天智帝令倭将毛野稚子等率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据，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遂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公元663年8月初，倭国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赶至，与刘仁轨会师。刘仁轨在得到孙仁师部的援军后，立刻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8月13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军相助，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该城地势险要，又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故得以保全。

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倭奴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倭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周留城即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倭奴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27日，倭国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170艘战船；倭国水兵万余，1000多艘战船。倭奴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唐朝，但唐朝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倭奴。对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简略。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仅有“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的概括。倭国史籍对此则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170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倭国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百济守军及倭国援军向唐朝投降；倭国陆军也不寒而栗，“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遂于白村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逃回倭岛。

白村江之战的惨败影响巨大，使得倭国在此后的900多年间都不敢再入侵朝鲜半岛，此外也使倭国改称“日本”，倭王也改称“天皇”，开始全心全意地学习唐朝文明，完全照搬各种制度、技术与文化。这多少有点像二战的失败使得日本放弃了北海道和琉球以外的海外领地和“帝国”的称号，开始全心全意地学习美国文明，完全照搬各种美国制度、技术与文化。

那么，“白村江之战”前后的倭国究竟有些什么变化呢？

六世纪中叶，佛教通过中国和百济传播到倭国。与此同时，大陆的文化也经由百济流传到倭国。百济与倭国之间交流频繁与密切，现今韩国尚留存有前方后圆坟，出土文物与日本畿内的古坟几乎相同，这些出土文物很可能就是由当时倭国身居高位的人送给百济的。当时的倭国十分重视与百济的外交，百济国的王子丰璋〔扶余丰〕在倭国，就作为有识之士为朝廷所重用。新罗国的武烈王即位前则与唐朝亲密交往，即位后采用唐朝的制度来治理国家，因而颇受唐朝信赖，新罗还与唐朝建立了同盟关系，借此对抗高句丽与百济的压迫。

此时的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645年，皇极天皇的弟弟孝德天皇在难波即位，然而中大兄皇子却以皇太子身份掌握着实权。653年，中大兄皇子提议将都城迁回飞鸟。此时中大兄皇子势力强大，孝德天皇虽然反对迁都，然而中大兄皇子之母皇极上皇、大海人皇子〔中大兄皇子的弟弟〕、间人皇后〔孝德天皇的皇后，中大兄皇子的妹妹〕却都带领随从人员返回了飞鸟。中大兄皇子等人返回飞鸟后，进入了飞鸟河边行宫。翌年，孝德天皇在难波驾崩。公元655年，齐明天皇在板盖宫即位〔其实就是复辟，皇极天皇再次就皇位〕。此时的齐明天皇正为控制北方的虾夷部族而志得意满，急于对国内外表现自己的权势。齐明天皇于是与历来的专制者一样，致力于大兴土木、建设京都。动用沟造三万人，石垣造七万人，于659年建设石都和水都。这一庞大的土木工程招致豪族们的反感，孝德天皇的皇子、下任天皇的有力候选人之一、有间皇子也开始与这些不满的豪族们接近。

综合中、日、朝三国史料，我们大致可以明了当时的情形了。倭国诸将与百济王，贪功冒进，渡海远来没有休养就与严阵以待、以逸待劳的唐军决战，实为不智。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不去考虑风向、潮流等问题，研究战败的原因，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而是心存侥幸的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靠着蛮勇来争胜负。结果自然是陷入唐朝水军的包围，“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这里说舻舳不得回旋，除了说明被唐朝水军的战船左右夹击，也说明倭国水军是逆流而战，所以船只难以调动。加之遭受到唐军的火攻，自然一败涂地。想来当时的情形与“赤壁之战”颇为相似，倭国水军被唐朝水军包了饺子，困在江心被大火烧得焦头烂额。而江岸上的百济军也被新罗军击溃，倭将朴市田来津战死，百济王扶余丰溃逃。

668年，高句丽也被唐朝与新罗的联军灭亡掉，朝鲜三国中最为弱小、一度濒临灭绝的新罗，借助唐朝力量先后摧毁了百济与高句丽。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置了熊津都督府等5个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平壤设置了安东都护府，下辖九个都督府、42个州、100个县。676年唐朝把安东都护府迁到了辽东；676年新罗征服朝鲜半岛。735年唐玄宗将浿江〔今大同江〕以南划归新罗所有，新罗首次兼并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

“白村江之战”的惨败，令以天智天皇为首的倭国统治集团大为震惊。由信心百倍企图与唐朝抗衡的兴奋状态，一下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当时的倭国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智纪》有如下记载：“是岁，于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等，置防与烽。又于筑紫，筑大堤貯水，名曰水城。”“秋八月，遣达率达本春初，筑城于长门国，遣达率忆礼福留、达率四比福夫于筑紫国，筑大野及椽二城。耽罗遣使来朝。”“是月，筑倭国高安城、赞吉国山田郡屋岛城、对马国金田城。”也就是说，倭国于战败后为防备唐军的进攻而在664年建造水城来守护“大宰府”，并于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等处，布置防线建造烽火台。在665年建造长门城、大野城、基肄城，667年又建造了高安城、屋岛城、金田城等山城。此外，“白村江之战”后构筑的山城在各地还有很多。这些利用自然的山势，堆积许多石头修筑石垣的山城，形态和构造上与朝鲜半岛所能见到的山城十分相似，通常认为是由从百济亡命逃到倭国的高官们指挥构筑的。修筑石垣固守的方法，为古代的山城所特有，其影响直至千年之后的日本战国时代。

在建筑许多朝鲜式山城，推行各项强化防御措施的同时，倭国小心翼翼地探听唐朝的动静，并竭力修补“白村江之战”给两国关系带来的裂痕。倭国很幸运，“白村江之战”后的第二年五月，唐朝留守百济的刘仁愿，就派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就主动与倭国进行交往了。然而倭国没有就此放松警惕，仍旧于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等处设防，并建造守护大宰府的水城。次年〔665年〕九月，唐朝派遣刘德高等来访，倭国上下对此欣喜若狂，宴会贡物讨好刘德高，并派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人前往大唐修好。667年，为表示两国修好，刘仁愿派遣司马法聪等人送大山下境部连石积等人回筑紫都督府。大山下境部连石积等人很可能就是“白村江之战”中倭国的俘虏，此次被唐朝释放回国。出于感激，倭国也派遣小山下伊吉连博德、大乙下笠臣诸石为送使，送司马法聪等人回百济。这样一来，“白村江之战”后一度十分紧张的唐倭关系得以缓和。

下面我们进入“‘日本’一词起源于唐倭战争”的主题：

“白村江之战”发生在663年，此后不久被中国称呼了六七百年的倭国突然改称“日本”，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着某种联系呢？确实，从历史年代上看，日本国名的出现与“白村江之战”有关。

《旧唐书·东夷传》记载：“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与中国通。”“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又云：其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之国。”所谓毛人之国，就是阿伊努人的国土，占有现代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区，而剩下的这点地方，还不到中国的一个省份那么大，日本的倭人却要撒谎说是“其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难怪唐朝会认为他们“不以实对”。

《新唐书·东夷传》则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师万四千里，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献虎魄大如斗，码硇若五升器。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未几孝德死，其子天丰财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虾蛦亦居海岛中，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总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南、西尽海，东、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

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是将倭国和日本分开来描述的：“倭国者，古倭奴国也”、“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旧唐书》中关于倭国的记载终止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而在《新唐书》中并没有这么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修订《新唐书》的欧阳修、宋祁都是博古通今、治学严谨之人，之所以这么做，很可能就是认为日本与倭国根本就是同一个国家。

《新唐书》、《旧唐书》的东夷传与刘仁轨传还有如下记载：龙朔二年〔662年〕，“〔百济〕扶余丰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以拒官军。”麟德二年〔665年〕，“封泰山，仁轨领新罗及百济、耽罗、倭四国酋长赴会。”可见“白村江之战”前后，还是称为倭国的。《新唐书》将倭国改名为日本说成是在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贺平高丽之后，但具体又是什么时候改的呢？《新唐书》与《旧唐书》共同记载了“长安三年〔703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虽然两书并未说明此时倭国已经改称日本，但是据《续日本纪》记载，朝臣真人到达唐朝楚州盐城县时，回答当地人的问话，就宣称自己是日本国的使者。据此推理，倭国改名为日本，当在670年至703年之间〔估计就在天武天皇时代〕，距“白村江之战”不到四十年。为什么倭国会在这一时期改名为日本呢？

我们知道“白村江之战”是倭国与中国的第一次交锋，但并非第一次深度接触。

从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设置乐浪郡，倭人就开始与中国王朝正式交往，“以岁时来献见”〔《汉书》〕。此后虽然双边交往时断时续，但始终保持着朝贡与册封的关系。《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即赐“汉委奴国王”金印〕《梁书·倭传》记载天监元年〔502年〕，梁朝建立之时，倭王武进号安东大将军。这标志着倭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从外臣转为内臣〔获得将军号〕。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倭国一直是比较信赖的，以至在654年，唐高宗破天荒地“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也就是说，直到此时，中国皇朝还是信赖倭国这个属国的。然而“白村江之战”无疑给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倭国在中国皇朝心目中的形象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时的倭国正急于全面引进最先进的唐朝所拥有的文化、技术与制度，那么修复和改善受损的形象，恢复唐朝的信任无疑就成为当务之急。倭国选在这时改称“日本”，是否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呢？也许正是因为更改国号是出于这种难以明言的动机，所以正如《新唐书》与《旧唐书》中记载的那样，日本使者在向唐朝解释理由时才遮遮掩掩，“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旧唐书》〕“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新唐书》〕

“日本”这个词的名字原意是“朝阳升起的地方”。然而，日语中“日本”一词却有多种假名写法，只有汉字的写法是统一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日本”是中国概念而不是日本概念。“にっぽん”〔Nippon〕这个名字用于邮票或是国际性的体育赛事；而“にほん”〔Nihon〕则多出现在日常用语中。英语Japan被认为来自Zipangu;Xipangu〔记下古代汉语的方言发音“日本国”〕。

日本现存最古的两部史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前者712年成书，书中“皆用倭字，绝无日本字”，后者720年成书，书名中出现“日本”字样。论者据此推断，改“倭”国号为“日本”的时间，应在712年至720年之间。这样的推断是有一定根据的。《旧唐书》并列倭、日本二传，前者记事终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后者始于武周长安三年〔703年〕，论者据以推论，倭人对外篡改国号的时间，应在649－703年之间，亦即高宗、武后统治时代。

朝鲜的《三国史记》文武王十年条，将日本改国号明确系于公元670年。但该书成书甚晚，此条记载又得不到中、日文献的印证，因而难以视为定论。好在陕西历史博物馆2005年10月10日宣布发现日本留学生墓志，凡12行171字，志首称“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云云。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出现“日本”国名的实物资料。井真成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据考他是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随第八次遣唐使团抵达中国的，与著名的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年龄相仿并一道来华。这方墓志对于日本改国号应在712—720年之间的推测，是有力的实证。

“2005年8月24日，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在西安发现后，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遣唐使和墓志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热潮。这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书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

当然，正如《新唐书》与《旧唐书》中所记载，更改国号也有可能是因为“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旧唐书》〕“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新唐书》〕也就是说不仅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也可能是倭国在文明得以发展之后，给自己取个正式庄重的国号？倭国这种命名国号的方法，倒是与中国相似，很可能就是模仿中国的取名方法。古代中国人以为自己身处四方的中央，在四夷之中，所以称“中国”；倭国则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而称“日本”。

《新唐书》为宋朝的欧阳修、宋祁等所修，以上说法当有所据。从这段话看，“倭”改国名为“日本”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后。然而，为什么要改国名，以及取名“日本”的缘由，其解释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有人认为，为什么要改“倭”为“日本”呢？说是倭国派到中国的使者略懂“夏音”〔中原官话〕之后，发觉“倭”的含义不好，此后就改称“日本”了。如前所述，中国古人称日本为“倭”，原本可能只是“和”的音译，本身无所谓贬义，所以，以其“恶”的说法难以置信。再说倭人改国号为“日本”，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认为日本“近日”，那只能是中国人的观念──日本在中国东方遥远的海上，从视觉上感受，似乎正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正如后来明朝皇帝改高丽的国号为“朝鲜”一样。《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天文训》也说：“日出于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身居日本列岛，也不能见到太阳从本土升起，这是常识。因此，说日本是“日之所本”，这种观念只能产生在中国，后来日本人这样说，也显然是受了中国观念的影响。

还有一条资料亦应引起注意。《史记·五帝本纪·虞舜纪》“东长、鸟夷”句，4《正义》云：“《括地志》云：‘……又倭国西南大海中岛居凡百余小国，在京南万三千五百里。’案：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所谓武后就是唐高宗的配偶武媚娘〔624—705年〕。同书《夏本纪》“岛夷卉服”句《正义》又云：“又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张守节为唐人，所著《史记正义》成书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离武后时代不远，加之当时中日交流频繁，因此他在《正义》中两次指出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不应无据。虽然《正义》此条也不见于其他记载，但结合《三国史记》所载，它对于上述日本改国号的时间应在高宗武后时期的推断，是有力的佐证。最有意思的是，圣德太子的“推古改制”创造了“天皇”，孝德天皇的“大化革新”创造了“日本”──这两个学习中国、提高皇权、强化政府官僚制度的运动，却引向了对抗中国的方向。这很像近代日本的欧化运动，导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部分说明了倭人的性格：投靠强者、忘恩负义。其国民性有道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综上所述可以说，倭国在“白村江之战”中被唐朝击败，大约在天武天皇时代改称“日本”，并且极大地改变了内政外交方针。此后，认识到自身不足的日本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遣唐僧，如饥似渴学习唐朝的科学、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以律令国家为目标大力进行改革。“日本”就这样在唐倭战争中诞生了。从这一角度来说，“白村江之战”无疑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它对于日本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为什么唐朝没有乘胜攻打倭国？就像近代日本乘胜攻打清朝？”这主要是因为，在大陆帝国唐朝的心目中，倭国列岛乃是蛮荒之地，并不像朝鲜那样值得占领。正因为这样，对改变日本命运的“白村江之战”，中国史料的记载远比日本史料来得简略。《旧唐书》与《新唐书》甚至仅仅将其记入《东夷百济传》和《刘仁轨传》，而没有放到《东夷倭国传》《东夷日本传》中。《旧唐书》与《新唐书》的《东夷百济传》与《新唐书》的《高宗记》中在讲到“白村江之战”时，甚至只提到扶余丰或者百济，而没有提倭人。只是在《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刘仁轨〔刘裴娄〕传中，才有“〔仁轨〕遇倭兵〔人〕于白江〔之〕口”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唐朝看来，“白村江之战”不过是百济战争中的一部分，唐朝与新罗联军主要是与百济军作战，而不是与倭人作战。可以想见，当时唐朝需要万国来朝，以突显其“天可汗”的世界领袖地位，所以并没有去攻击倭国，甚至还主动派遣使者前往倭国“招降纳叛”，当倭国派遣使者修好唐朝之后，唐朝也就不再追究，更没有像近代日本那样要通过对清朝的割地赔款来走上殖民开发之路。

相比唐朝，日本的反应却完全不同。天智天皇几乎将生命最后八年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九州、四国的防御上。近江王朝的行政也一度变成“以大宰府为中心”，直到667年3月，中大兄皇子才迁都于近江，并于次年〔668年〕正月即位〔也有就在迁都后即位的说法〕，称天智天皇。此后，天智天皇多次巡查并加固各地的朝鲜式山城，其作贼心虚、忐忑不安的心境表露无疑。如《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智纪》记载：“三月，辛酉朔己卯，迁都于近江。”及“七年春正月，丙戌朔戊子，皇太子即天皇位。或本云，六年岁次丁卯三月，即位。”

忧心忡忡的天智天皇还进一步采取了急进的改革手段，如制定“庚午年籍”，剥夺了贵族和地方豪族的许多特权，期望能使国力得以迅速提升。然而这引起很多贵族和地方豪族的不满，671年12月天智天皇死，672年6月，大海人皇子发动“壬申之乱”，很快取得东国各豪族的支持，成功夺取政权。即位后的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深刻体会到倭国与唐朝之间的差距，于是加紧强化天皇权力，推行完善律令体制的改革，在天武天皇时代改称“日本”。

从这一角度来说，“白村江之战”可以与十九世纪日本历史上的“黑船事件”〔BlackShip'sEvent〕相提并论，是其国家命运的转折点。

西方文化直接传入日本，最早只能追溯到十六世纪中叶基督教传教士活动；十七世纪德川幕府开始禁教，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由禁教发展为禁止全部西学，进而实行锁国政策。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Calbraith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下碇停泊，船上的大炮不怀好意地瞄准了岸上的炮台。佩里舰队的旗舰萨斯喀那号〔Susquehanna〕，蒸汽明轮护卫舰，1850年建造，排水量二四五〇吨，搭载九门炮，船员三百人。这些军舰是奉美国总统菲尔莫尔之命前往远东，与日本、琉球等国商谈开国问题的大舰队的一部分。由于其船体为黑色，又像怪兽一样不断喷出漆黑的浓烟，发出轰鸣，所以被岸上那些震惊的日本人称作“黑船”。美国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的事件史称“黑船事件”。

当天午夜，江户城发出的信鸽将“黑船”到来的消息送往京都，孝明天皇大惊失色。从他七年前即位伊始，西洋各国叩关之声便一阵紧似一阵，如今外国军舰真的击碎了德川幕府的“两百年太平梦”。孝明天皇对黑船一筹莫展，只得一面谕示幕府不要忘记负有保卫日本的责任，一面亲自前往神社，连续祈祷17天，乞求神灵保佑。在从未见过的蒸汽快船和大口径火炮威胁下，幕府被迫接下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港、保护美国遇难船员、提供煤水补给站三条内容的国书，但是对其细节则设法推迟到次年答复。佩里因为在琉球还有紧急任务，于是暂时答应了幕府的请求，但是在返航前，美舰突然开入江户湾深处，测量水道。当怒气冲冲的日本官员质问原因时，佩里暗含杀机地回答道，他明年春天还要率领一支更大的舰队回来，现在正在寻找一个更大的停泊地。他还警告幕府说，在明年春天作出答复还不晚，但是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将不惜诉诸武力。7月17日，佩里舰队经琉球返回上海。

其实，早在1846年，便有贝特尔准将〔JamesBiddle〕率领三艘军舰来日商谈开国问题，但被幕府回绝。这次美国人显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佩里来日一年之前，长崎荷兰商馆馆长库修斯便已将美国舰队即将到来的传闻告知幕府，劝其马上缔结日荷通商条约作为对策，但幕府对此事一直半信半疑，认为“反正上托祖宗神灵的威福保佑，区区洋人到时又能怎样？”于是上下垂手坐待，毫无对策。佩里到来的当天夜里，江户城一片混乱，武士们忙于备战，车声粼粼，战马萧萧，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击掌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

这种迷信当然不会有什么用处。事实上，连“击溃蒙古入侵的神风”，都是出于日本人的无知。美国考古学家发现，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蒙古人不会造船，而中国人没有帮助蒙古人好好造船。

日本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蒙古入侵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大规模拜神运动，并自视日本是“神国”。但是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故事的真实性。2008年8月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NewScientist〕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美国德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日本后裔〕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七百多块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分析。他指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据汉文史料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准备征服日本。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当时，造船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可是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的内河船舶，采用的水密隔舱设计并不适于航海作战。发明于唐代，宋以后普遍采用的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八或十三个。它虽然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形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三米，大多数碎片都在十厘米到一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

从1635年德川家康因天主教威胁而宣布日本锁国以后，1853年的“黑船事件”是日本的国门第一次对中国和荷兰之外的国家洞开。“黑船事件”使幕府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庆正在病中，接到美国夷人的国书后急火攻心，十天后就一命呜呼，根本没有了“征”的可能与机会。德川幕府群龙无首，幕府担任行政职责的最高长官“老中”阿部正弘不得不向各藩征求意见，放下了幕府独断专行的架子。

1854年2月11日〔嘉永七年一月十四日〕，佩里果真率领七艘军舰、二百门大炮和一千多名战斗人员再次来到江户湾，听取日本的答复。幕府企图以德川家庆之死来搪塞拖延，但是这样的借口不能满足佩里的贪欲。

在美国舰队武力威胁下，1854年3月31日，依照美国菲尔莫尔总统的国书内容，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欧美各国闻到日本开国的消息后接踵而至。短短几个月，日本被迫与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的“亲善条约”。到1858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从此，日本也步中国后尘沦为“半殖民地”了。

过了不到十年，主张“攘夷尊王”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先后爆发了。尽管佩里舰队粗暴踢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日本人却将其作为开国的恩人来纪念。伊藤博文在其登陆处书有“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其登陆地点神奈川县久里滨每年都有纪念佩里来日的“黑船祭”。这就是日本人崇拜强权的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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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天皇”起源于中国意识

证明了“八纮一宇”和“日本”国号都与中国有关，我们再看“天皇”这一名词也是起源于中国意识。

日本政府文部省编辑的《新历史教科书》专门列有“‘天皇’称号的开始”一节，叙述公元608年，倭国第三次派出遣隋使。由于607年第二次遣隋使递交的国书中妄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激怒了隋炀帝，这第三次遣隋使的信的该怎么写便成了问题。显然，这次不能再使用中国君主的称号，“但也不愿意再回头使用倭王的称号，来获得中国承认自国的支配权。被大陆文明吸收而失去固有文化是日本想要避免的。于是，这次的信便如此写：‘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既考虑到隋的立场，避免了和隋相同的‘皇帝’，也没有自贬的意味，更表明了两国对等的立场。这便是日本用‘天皇’称号的开始。这个象征日本自立的天皇称号，便一直延续至今。”

值得注意的还有，上元元年〔674年〕八月，唐高宗追尊高祖李渊为神尧皇帝，追尊太宗李世民为文武圣皇帝，自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九月，下诏追复长孙无忌官爵，让长孙无忌的曾孙长孙翼袭爵赵公，长孙无忌陪葬昭陵。十月二十七日，武则天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工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复；〔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上表之后，皇帝下诏施行。从此，武则天在国内外威望更加提高，外国使臣都共称唐高宗、武则天为“二圣”。〔《唐书·后妃传》〕日本人自称天皇，很可能和唐高宗一样，都是模仿道教的说法。而唐朝恰恰是崇拜道教的。

有人指出，天皇是日本神道教的最高教主，是天神在人间的代表。然而，这代表日本最高皇权、神权的最高称谓却也是来源于道教。“天皇”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607年建立于推古女帝时的法隆寺药师像上，当时上面刻着“池边大宫治天下天皇”。从那以后，“天皇”便成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关于天皇的思想以及信仰也就渐渐展开起来。而在中国，“天皇”这个词是表示宇宙最高之神，最早是出现于公元前一世纪西汉末年，比《日本书纪》使用这个词来表示日本最高的统治者要早七百多年。“天皇”这个概念是把天文学上作为天体观测标准的北极星神话之后产生的，在很多情况下被称为“天皇大帝”。这个“天皇大帝”据说是居住在天上仙界的紫宫，那儿有很多得道成仙的真人在伺候着他，真人则是仙界的最高级官僚。同样，“真人”这个词也被日本皇室使用，据《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帝的谥号即为“天汀中原瀛真人”。

公元五至八世纪中国儒家学说传入日本后，作为儒教的不可缺少的补充，佛教和道教同时传入日本，佛教经过一些曲折后逐渐被日本人接受，但道教的神祇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不容易被另一国家的群氓接受，所以日本人吸收道教理论与其原始宗教结合，以本民族的历史人物和传说神祇替换，乃至于将历任天皇和重要的幕府将军也作为神祇一样的膜拜对象，渐渐形成庞杂的体系。正如朝鲜同样创造了本民族的宗教“天道教”，越南的道教虽然仍叫道教，但所有神祇已经换成越南的历史英雄，成为“越南道教”。所以，仅仅认为“将中国皇帝称号前加一个‘天’字成为日本称号天皇，将道教称号前加一个‘神’字，形成神道教”，是不够的。

比道教的“天皇”更早的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举出一个例子：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下的第一道重要诏令是“议帝号”。群臣商议后向秦王建议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臣等愿“昧死上尊号”，请王为“泰皇”。秦王不以为然，他提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并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还采纳了群臣关于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的建议。〔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显然，秦始皇的创造性远远大于倭王们；而且“天皇”的级别大大低于“皇帝”，因为“皇帝”是“诸皇之帝”，而天皇只是诸皇之一。

再举出一个例子：

道教的“四御”所崇奉的地位仅次于三清的四位天帝，第一位是玉皇大帝，全称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被视为总执天道的神灵；第二位是中央紫微北级太皇大帝，被视为协助玉皇大帝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统御诸星和四时气候的神灵；第三位是勾陈上宫天皇大帝，被视为辅助玉皇大帝掌管南北级和天地人三才，并主宰人世间兵革的神灵；第四位是后土皇地祇，被视为掌管阴阳生育、万物之美和大地河山之秀的女神。有关四御的说法，还有说是总领万星的北极紫微大帝、总领万灵的南极长生大帝、总领万神的西方太极天皇大帝、总领万类的东极青华大帝。但是显然，中国道教的“天皇”和日本神道教的天皇毕竟不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根据日本人福永光司《日本古代史与中国道教》的考证和研究，作为日本神道教中枢的“天皇”，显然具有中国背景。例如古代天皇曾自称的“真人”、日本皇室所崇拜的紫色、象征天皇地位和权力的三种神器即玉、镜、剑，都源自中国道教或受到道教的影响。此外，祭祀皇族神祇的伊势神宫和许多神社中都以镜为“神体”，这一做法甚至古代“大和”的国号，以及神道所依据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神代卷”的某些情节和思想……也都源自中国道教或受到道教的影响。

有关日本剽窃中国“天皇”概念来充实神道的例子，还可以在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古籍中可以信手拈来，例如《艺文类聚卷十一·帝王部·天皇氏》：“项峻《始学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三头，号曰天灵，治万八千岁。’《洞冥记》曰：‘一姓十三人也。’徐整《三五历纪》云，‘岁起摄提，元气肇，有神灵一人，有十三头，号天皇。’《春秋纬》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长天下也。《遁甲开山图》曰：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上述天皇观念不仅多为宗教概念，而且产生的时间正好在日本开始正式接触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岂是偶然的呢。

关于天皇称号的起源，日本自己的史学界就有两种说法。二战之前的官方说法认为自其两千多年前“建国”以来就称天皇，一直传袭下来。但二战之后多数史学家经过认真研究后承认：直到公元五世纪的倭奴国的最高统治者其实只称“大王”而不称“天皇”。而六世纪之前的倭奴国统治者的“天皇”称号，是六世纪之后“日本人”伪造并追加的。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倭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赐诏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五胡乱华”的大难，史籍也对日本的状况缺载。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本州岛的“畿内”〔连这个名词也是从中国挪用的〕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主要地域的“大和”政权。由于缺少中国文献记载的支持，有关本州岛上“大和国”的兴起及其侵略扩张到日本其他地区的活动，已经不得其详，因为这时的倭国还是一个没有文字记录的国家。根据少量保存至今的金石材料，可知“大和国”（即“汉委奴国”）具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格。据传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把刀，现仍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解救百济而赠送的。另外现存于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414年的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文，也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才击退了大和的侵略军。此外，自五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大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一个新兴的权力──其诞生时间与五胡十六国同步，在420年中国南北朝格局形成前夕。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五世纪大和国的五位国王，即所谓“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王朝交往的情况。倭五王后来被追认为“天皇”：倭王赞／履中天皇〔或仁德天皇，或应神天皇〕；倭王珍〔弥〕／反正天皇〔或仁德天皇〕；倭王济／允恭天皇；倭王兴／安康天皇；倭王武／雄略天皇。倭五王们都曾先后遣使朝贡刘宋，请求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车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十三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车、辅国将军号”。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显然，这些“东征”、“西服”，都是日本列岛上的扩张活动，“渡下海北九十五国”则是在朝鲜半岛的扩张活动。倭王武的上表对朝鲜半岛的“海北九十五国”就没有用诸如“毛人”“众夷”一类侮辱性的贬义词，表明他自认自己的文明程度等同于这海北九十五国。当然，实际上其开化程度甚至不及他所说“众夷”──因为这些更加接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西部日本人〔九州岛、四国岛、本州西部〕，开化程度只能更高而不是更低。

然而，由于具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格，这个原始野蛮的大和国不仅逐渐蚕食了日本列岛，而且成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权。此外它还相当狡猾──在乞求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自顾不暇的分裂政权刘宋朝廷，承认了倭王对于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尽管这一控制权是在南朝政权的宗主权之下。倭王的所作所为，很像现代日本：通过英日同盟来打败俄国，通过德日意同盟来攻击英美法，通过美日同盟来控制中国……看来要研究日本，不得不研究倭王，倭王政权的军事扩张性格确实塑造了日本，就像普鲁士的军事扩张性格确实塑造了德国。

神话中的第一代倭王“神武天皇”，号称公元前600至公元前585年在位，名磐余彦尊，姓氏却付之阙如，后来的天皇也都没有姓氏，就像母系社会的人一样。

神武天皇是鹭鸶草茸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天照大神的孙子。他听说东方有肥沃的土地，便于45岁开始从九州岛东征，经过十几年终于征服大和地区，于公元前660年即辛酉年的正月即位天皇，这一年就是“皇纪元年”……据考证，所谓“辛酉年即位”显然是无稽之谈。所谓“皇纪元年”的来历为：中国的历法于六世纪传入日本，崇拜天皇的御用史学家，根据中国的谶纬学说进行推算，于隋代末年确认了当时的“推古天皇九年”〔601年，阴历辛酉年〕上溯1260年，定为神武天皇元年。而在此之前八年的593年，圣德太子〔多利思比孤，公元574－622年〕任倭国摄政，他后来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到隋朝学习，出自民族自尊和对等外交的考虑，他把倭国统治者的名号从“大王”改称“天皇”。这一“改宗”本身当然也说明倭国的汉化正在深入。603年，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按照中国的方式以能力和功绩授予冠位，打破土著氏姓贵族的世袭门阀制度。接着颁布《十七条宪法》，强调“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在日本史上第一次提出中国式的中央政治纲领，在逻辑上走向了大化革新的全盘中国化。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积极接受大陆文化的圣德太子遣使小野妹子领僧侣赴隋学佛法时所带的国书里，却出现了这样的称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看了以后大为不悦，对外交大臣〔鸿胪卿〕说道：“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书·列传·东夷》〕。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类似“天皇”的名称。同时也含有“日本”一词起源的踪迹：“日出处天子”，后来就变身为“日本天皇”了。由此可见，“日本”甚至“天皇”都是倭国在反抗“中华”与角逐中华地位的斗争中诞生的。这一点确实是汉化的岛国〔倭国—日本〕和半岛国〔朝鲜—越南〕不同的地方，因为岛国具有更大的离心力。

后来明治政府再推算神武天皇即位的日期相当于公历2月11日，战败后的1967年，日本政府还把这一天定为“开国纪念日”。这就是日本人擅长的“抹煞历史的历史记忆”。其实，这些日本式的历史记忆都是神话，这些神话源自倭国先民的英雄传说，或出自自然崇拜的故事。八世纪初，出于大和朝廷的政治需要，于712年和720年将上述神话录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本书中。为了和中国抗衡、媲美，倭国不仅把自己起源的小岛叫做“九州”，而且学习中国的“神州”称倭岛为“神国”。

在日本神话里，“世界”的开始和中国所谓的“盘古神话”是十分相似的：既没有天地之分，又没有阴阳之别，整个宇宙就像一个混沌不明的鸡蛋黄。后来，轻者升为天，重者凝为地。后来，在天地之间生出一物，形状就似芦苇芽一般，其后变成最早的隐身神：“国常立尊”。后又相继形成了四组八神，每组有男女神各一。最后产生了的两个神祇是男神伊装诺尊和女神伊装冉尊。男女二位尊神站在天浮侨上面，用琼玉杵探入大海，用力搅拌很久，然后抽出杵来。杵尖滴下的盐水化作一个小岛。两位神祇便来到小岛上面。二神分别从左右绕岛而行，相遇时女神说：“真是幸运，叫我遇到一个美少年。”男神不高兴地说：“我是男子，理当先说。你一个妇道怎么倒先说了呢？”──原来那时七世纪初叶，母系社会的倭人刚刚接触到大陆的父权思想，男尊女卑还是一个新的思想！于是二神重新开始。这次男神先说道：“真是高兴，叫我遇见一个美女。”便问女神：“你的身体长得如何？”女神答道：“我的身体已经长成，但有一处未合。”男神说：“正好我身上有一处多余，我要以我的多余之处填塞你的未合之处，你看怎样？”二人立刻结合为夫妻，不仅创造了日本的诸岛──大八州国〔即八个最大的岛屿〕，以及岛上的山川树木，而且繁殖出来若干的后代去治理这些国土。

二位神祇虽然造了万物，却忘记了创造文字！如此原始的“神的后代”即第二代神灵却还是统治了日本诸岛和高天原。这其中最尊贵的就是统治高天原的女神“天照大神”也就是太阳女神。继天照大神出生的是月亮神。天照大神还有一个弟弟叫素戋鸣尊，是专门负责管理暴风雨的神祇。素戋鸣尊是个暴虐之神，他不甘心被置于寂寞的茫茫大海之上，便起而同天照大神争权夺势。天照大神退避三舍，还是不堪其扰，就躲进天石窟内，再也不同世人见面。天照大神隐藏起来后，天地间一片黑暗，80万天神惊恐万状，汇聚在天河旁边商量对策。最后，他们让长鸣鸟在石窟外面鸣叫不已。天照大神在石窟内听到外面的声音，便想探个究竟。结果她刚一露头，就被众神拉出洞来，天地间又重现光明。素戋鸣尊在高天原的胡作非为，引起众神的愤怒，将他赶出高天原。素戋鸣尊来只好来到一个叫做出云的地方落脚，在那里，素戋鸣尊杀死了八头八尾的大蛇，并从蛇尾中得到草薙宝剑献给天照大神。他便留在了那里，后来他把出云交给了儿子大国主神。

到了天照大神的孙子，也就是第四代神祇中有一个名叫琼琼杵尊的降生在九州，秉承天命，永远统治倭人。这天命的象征就是天照大神送给他的三件神物：一块勾玉、一面宝镜、一把宝剑，这三件“神物”其实来自道教的“法器”，后来就成了天皇权力的象征。琼琼杵尊的孙子鹭鸶草茸不合尊后来和他的天孙家族离开九州岛，攻入了大和地区，就是本州岛中部的奈良一带。他们在那里建立制度，成立政府……于是第一代天皇，虚拟的神武天皇，就被想象的历史记忆人为地摆在日本历史舞台上了。

根据比较正确的历史记忆，也就是依据中国文献而不是日本文献的记忆，迟至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405年前后〕，百济国的汉人王仁将《论语》等中国文献携带到日本，中国文献才开始正式传入倭国。从这以后，中国思想对倭国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王家骅《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律令的影响》指出，倭国成文法的出现，就迟至大化革新之后的七世纪后半期的事。在此以前倭国法律从属于原始宗教，祭政合一，倭王借助神权实行统治。《魏志·倭人传》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仲哀天皇攻打熊曾国之前，让建内宿祢大臣在神坛前请示神谕。当时“神魂”附在神功皇后身上，指示说：“西方有个国，金银之外，有很多灿烂夺目的各色各样的珍宝。我现在把那个国土赐给你。”仲哀天皇疑而不决，附体的神便大怒道：“这个天下不是你应该治理的。你向绝路上去吧！”不久，仲哀天皇果然死去。接着，建内宿祢大臣又请示神谕。神谕说：“这个国土，应该是皇后腹中之子所统治的国土。”再现了神权政治的特点。

在倭国不成文法时代，将“罪”分为“天罪”、“国罪”两类。属于“天罪”约有“畔放”〔毁坏田埂〕，“沟埋”〔填埋水沟〕、“频莳”〔重复播种〕、“生剥”〔生剥动物外皮〕、“倒剥”〔倒剥动物外皮〕，“屎户”〔净地拉屎〕等八种。属于“国罪”的则有“白人”〔患白癜风病〕、“胡久美”〔身上长肉瘤〕、近亲相奸、兽奸、被昆虫咬伤、遭雷击等四十四种。由今人看来，以上有些事情很难认为是犯罪，但若解释为对神的犯罪，便不难理喻了。如属“天罪”的“生剥”、“倒剥”和“屎户”，被视为使神厌恶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会影响神的咒力，所以是犯罪。再如“畔放”、“沟埋”和“频莳”都是妨碍农业正常进行的，而土地所有权是受神保护的，而妨碍农业与破坏土地所有权都有蔑视神的保护性权威的意味，因而也是犯罪。另如属于“国罪”的“白人”和“胡久美”虽是患病，被昆虫咬伤和遭雷击则属偶然灾祸，但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情况都会引起神的忌讳，所以也是犯罪。总之，无论“天罪”还是“国罪”都是因为影响了神性，才被视为犯罪的。

既然为神忌讳就是犯罪，那么最重要的就不是对于犯罪者施加处罚，而是设法安抚由于这些犯罪所引起的神怒。安抚的方法是咒术性的祓楔。最常见的祓楔，是以水洗身的“洁斋”。当时人们认为，以水洗去犯罪者由“罪”所带来的身体污秽，便会安抚神怒，消除罪恶。这种信仰对现代日本人多少也有影响，所以日本人缺乏道德上的罪恶感，而更多身体上的不洁感。判断罪与非罪，也须神出场，这就是所谓“盟神探汤”：在釜中放入水和小石，将水煮沸，然后计有犯罪嫌疑者用手到沸水中取石，以手是否被烫伤来表明神意，用以判断有罪与无罪。这种神判法也表现了当时日本法律的原始性质。〔王家骅：《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律令的影响》〕

日本最早的成文法《近江令》制定于大化革新后的671年，689年又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都已失传。701年制定的《大宝律令》也已散失，但与718年制定的《养老律令》的内容大体相近，于律、令之外，又制定格和式，形成与唐代法律相似的包括律令格式的成文法典。律是刑法，令近似于现在所说的国家组织法、民法、诉讼法等法令和其他规定，格是对律令的补充规定；式则是律令和格的实施细则──日本成文法典的分类法与唐代法律的分类法，完全相同。例如，唐律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12篇。养老律也是12篇，篇名与顺序均与唐律同，只是条文较唐律为少。养老律还继承了唐律中具有儒家色彩的大部分条目，如“八虐”置于《名例律》之卷首，而所谓“八虐”实际是唐律“十恶”的变形。它把唐律“十恶”中的“不睦”和“内乱”去掉，将“恶”改称“虐”，遂成“八虐”。“不孝”自然也列于“八虐”之中，伦理责任与法律责任在这里是一致的。

养老律还有“六议”条目。所谓“六议”则是唐律“八议”的简化。它将唐律“八议”中的“议功”和“议勤”合并为“议功”一项，又削除“议宾”，遂成“六议”。其宗旨也是表示对权贵们在法律上的优遇。养老律还有“留养”和“以官为刑”等规定。这些显然也来自唐律。体现了儒家孝养尊亲的主张与别贵贱尊卑的思想。养老令虽以唐令为蓝本，但因“令”近似于现在国家组织法、民法等，而中、日两国社会政治组织与民众生活有诸多差异，所以养老令与唐令比较，也有差异。但养老令的内容毕竟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含有中国“礼”的内容。要求太政大臣应该有德，为天下仪表、经邦论道、调和阴阳，规定日本天皇政治的根本原理是儒家的“道”。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日本和其他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一样，其法律属于中国法或称东亚法体系，有别于西方法和回教法、印度法。但是，这并不意味日本自己的“宗教与法律未分离的原始法”的影响已荡然无存。所以日本固有的氏族神信仰，在养老律令中仍然有所反映。例如养老令的《公式令》规定，在天皇发布诏令时可用五种形式，即“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明神御宇天皇诏旨”、“明神御大八洲天皇诏旨”，“天皇诏旨”“诏旨”。前三种的天皇称号中，都有“明神”字样。“明神”是“现人神”即以凡人身份降世的神。这表明养老律令不仅根据儒家理性精神把天皇规定为日本国土与人民的所有者与最高权力者，而且依然承认天皇是以太阳神为中心的创造日本国土的天神的直系子孙，仍带有宗教色彩。

早期祭政合一的古代天皇制度是大陆文明的复合体嫁接到神祇之上的政治产物。接受外来文化繁衍而成的神社神道和教派神道等都是早期日本精神外化和行之于国家体制的逻辑结果。神道教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因此成长起来，这一“杂种性”的信仰不仅规范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是政治活动的基础。日本作家加藤周一《杂种文化》〔1956年，讲谈社〕一书指出日本文化具有杂种性，并对此进行了积极性的评价。甚至日本近代的充分政治化了的天皇制，也不过是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和西欧近代宪政制度的某种混合仿造品。如果说，中国的天子概念在皇帝制度下经历了充分的堕落，那么明治维新所缔造的天皇制，也确实有着类似的演变。

在这种意义上，不仅“八纮一宇”其实来自中国思想〔“八纮同轨”〕，就是日本的天皇名号，也是从中国宗教中走私贩运来的。有关天皇万世一系的理想，其实是表达了秦始皇的未竟之业。

从时代因素考察，“天皇”的称号其实出现于六世纪末、七世纪初“遣隋使”、“遣唐使”的文化朝拜中。当时倭奴国朝中的革新派决心仿效中国隋唐的制度进行“大化”改革。那时的“大化”就是“大唐化”，正如近代的“欧化”就是“欧洲化”。593年，圣德太子任摄政。他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改称大王为天皇。这种意见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界的通说。

类似于后来“明治维新”的“大化改新”也是“遣唐使”的产物：

630年倭国派出第一批遣唐使，645年6月，要求改革的倭国王室成员“中大兄皇子”，就联合贵族中臣镰足发动政变，刺杀当时掌握朝政的权臣苏我入鹿，其父苏我虾夷自杀，王室夺取了长期控制在大贵族手里的政权，中大兄皇子等拥立“孝德天皇”。孝德天皇即位后，定年号为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646年元旦，颁布“改新”诏书，实行政治改革，此后形成了以天皇为首的统一国家。“大化改新”的内容大致为：

第一，效法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班，是分、赐的意思，即废除贵族对土地和部民〔大和时代在皇室或豪族支配下从事农业、手工业的半自由民〕私有，改土地、部民为国有。国家计口授田，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按人口班给口分田一次，男子每人二段〔约相当于35亩〕，女子为其三分之二，奴婢受田相当于自由民的三分之一。所班田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政府。

第二，关于租税，效法唐朝租庸调制，受田农民必须向国家交谷〔租〕，服劳役或纳布代役〔庸〕，交地方土产〔调〕。

第三，确立中央集权国家制度。中央设二官〔神官，掌握祭祀；太政官，管理政务〕、八省〔分别管理官吏任免、对外事务、民政、刑法、财政等〕、一台〔弹正台，掌握对官吏的监察〕；地方设国、郡、里。废除世袭贵族的特权和称号。

第四，兵制方面，京师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公民服兵役，废除豪族世袭控制军事的特权。

这些措施和一千二百年后的明治维新具有惊人的历史相似性。710年，元明女皇把都城从飞鸟〔奈良县橿原市〕迁至奈良城〔平城京〕，开始了日本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奈良时代〔710—794年〕。794年，桓武天皇又把京城迁往平安京〔京都〕，开始平安时代〔794—1192年〕。奈良和平安时代，一般〔或名义上〕由天皇掌权，不同于后来的实权在幕府〔特别是德川幕府〕，所以又称王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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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神社”起源于中国宗教

证明了“日本”与“天皇”起源于中国和中国影响，我们再看看日本的“神社”从哪里起源的。

神社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周代的《墨子·明鬼》，意为“祭神的地方”；神宫一词，始见于《十六国春秋》，意为“祭神的宫殿”。《晋书》称“天社”为帝王祭祀恒星之处，《礼记》谓“国社”是诸侯为人民所建的祭祀场所。

在日本，神社的设施起源于“祭祀神灵的圣域和神道中核的活动据点”，是远离日常生活场所的神圣空间，从古代祭祀场所进化而来，有明显的标志以区别俗界和神域。从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的祭祀遗迹可以看出，祭场多选在秀丽的山麓和清澈的水边，这是中国式风水信仰的产物。这也是大陆影响的弥生时代之前的绳纹时代所无的。

葛继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系神社之研究》一文指出，在殷末以来三千年的长期历史中，无数中国移民渡海东迁，先进生产工具与技术、负载精神文化的文字与书籍以及儒学、道教、佛教等等，不断东渐、流播半岛和列岛，半岛不仅包括朝鲜，也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组成的“印度支那”；列岛不仅包括日本，也包括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例如日本的神道教，自称是在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礼仪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宗教”，大体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与独立神社并存的几个阶段。但其实呢，即使最早的原始神道，在祈求神灵保佑农业丰收和丰收后答谢神灵恩德的祭祀场上逐渐形成的，也是以大陆和南方系统的稻谷农耕仪礼为核心的各种神灵与北亚和大陆的萨满教系统诸神灵的融合。

后来在与南北朝隋唐文明频繁接触下，诞生于三世纪至八世纪的神社神道，在五世纪大和朝廷统一日本之后，形成了以天皇氏族神──天照大御神为中心的一套天神地祇系列和礼仪。它貌似确立了天照大御神为日本的“皇祖神”，又假定日本皇谱的“万世一系”，臆造神道是“日本开国”以来所确立的纯粹的日本传统……代表日本国家和个人的理想的存在形态……是整个国家精神的最高理念──然而，在这个“整个国家精神的最高理念”中，仍然明显可见中国文明的要素。这是因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在东渡日本后，建造神社、祭祀祖神的活动，使得“日本神道教”得以成长。

原始神道的祭祀，最初仅有“圣域”、“神篱”和“盘座”、“盘境”等临时性房屋的名目，进入三世纪，大约受到中国影响，祭祀礼仪逐渐复杂，开始出现“依代”、“神体”等固定的社、宫、祠，这就是神社神道的出现。日本的神放在神社〔宫〕里来祭祀是在佛教传入、建造了佛殿、寺院以后的事。日本的神本来是在山川中到处活动的，并不是安闲地住在社〔宫〕里，建造神社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刺激。但本人认为，古代祭祀天神地祇的“神事”与“政事”一样庄重，祭祀神祇的时候，一定会在“圣域”之中建起临时性的“屋”安置神灵。3世纪后，祭祀的次数由一年一度或春秋两度逐渐增加，这种临时性“屋”被永久性的社殿、神殿代替，发展成为了“神社”。1989年发掘的吉野里遗迹可能为神社的遗址〔另文详考〕。该遗迹四周有环形壕沟，里面发掘出很多用作祭祀的管玉和铜剑等兵器，而且被认定是楼观和邸阁的柱穴清晰可见。虽然从建造物遗迹来说，日本人的造型兴趣七世纪以前在建造巨大古坟，事实上建造巨大的古坟也是为了祭祀天神地祇。建造古坟的同时也建造神社。神道史学家西田长男先生认为，神社的起源与日本民族的出现是同时的，是日本国固有信仰的中核，它扎根于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生活基层。他指出：“神社的历史不仅可以追溯到古坟时代，而且可以上溯到弥生时代。其实证就是大场磐雄博士在神道考古学方面树立的辉煌成果。”当然，神道教受到建造了壮丽的佛殿的佛教刺激，吸收了来自中国的佛教建筑技术，建造固定的、宏大的宫殿，日本人的造型兴趣七世纪以后从古坟转向了寺院、神社和宫殿。当时来自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及其后裔参与了神社神宫的建造，甚至把自己的祖神置于其中进行祭祀。今天在日本列岛上，留存很多半岛和大移民的神社。甚至日本近代史对外侵略中也在朝鲜、台湾、满洲、南洋诸岛等地建立的神社、神宫，只是七世纪之前情况相反：当时朝鲜半岛和大陆地区的移民是古代日本列岛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他们携带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日本土著民族的信仰结合，建造了八百多个神社。所以《古事记》载，“天孙族”也就是朝鲜半岛和大陆地区的移民降临大和，其大王都娶土著当权者的女儿为妻，甚至还特意建造巨大的神社，祭祀土著民族〔被征服民族〕的祖先神。如崇神天皇时，因三轮大物主神作祟而建造巨大的神社加以祭祀。

五世纪前后，可能来自朝鲜半岛甚至大陆地区的“大和”政权，也可能是九州的邪马台与倭等部落国家“统一日本”后，神道形成以天皇氏族神为中心的一套天神地祇系列和礼仪即“皇室神道”，天皇只在宫中设殿祭祀天照大神，天皇与神器共居宫中，称“同殿共床”。五世纪中期才将神殿迁出皇宫，几经变化、发展，就是今天的伊势神宫。所以“神宫”初见于《古事记》垂仁天皇条记载：倭比卖命“拜祭伊势大神宫也”。倭建命征讨东国“受命罢行之时，参入伊势大御神宫拜神朝廷”，祈求神灵保佑。可见其时，朝廷与神宫浑然一体。而被奉为神道圣典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就能见到今日许多神社和神宫的雏形。

稻荷神社是神道教的一个宗派，在日本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而且与中国民间信仰有密切关系。稻荷系统的神社很多，作为宗教法人登记属于神社本町的主要神社就有三万个，这些神社约占各种类型稻荷神社总数的四成左右。建立稻荷神社的秦氏，自称为秦始皇的后裔，大概在五世纪移居日本，据《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元年八月条载：“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可见人数不少。

列岛神社的式样也受到大陆建筑艺术的影响。奈良时代以前，倭国社均取素木直线型的建筑风格，由一些简陋的柱子和屋顶组成，这些被称作为“持梁柱”的柱子，支撑着从屋顶伸出的梁木。据考古发现，距今5000年至6000年前，中国的黄河流域就已出现了半竖穴式的建筑，长江流域已出现了高栏式建筑。到了后汉时代，已能建造木结构的高层建筑和砖结构的拱型建筑。因此，日本视作神社祖型的建筑即素木直线型建筑，可能也是中国大陆的渡海移民带来的。例如建造稻荷神社的秦氏祖先就是来自中国的大陆移民，稻荷神社的建筑式样就明显受到中国木结构建筑式样的影响。此外，伊势神宫建筑是表现了主祭神与天皇的同等地位，明显受到中国宫殿建筑的强烈影响；而女王卑弥呼的祭祀场所“宫室楼观”则明显受到中国道教建筑的影响。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公元六世纪初期，中国佛教寺院建筑传入日本，神社建筑受佛教建筑的影响而获得了新的发展。

有一种普遍流行的看法，认为如能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清除儒教的色彩，剩下的就是日本固有的世界、思想，这是与外来的中国儒教与思想迥不相同的对立的东西……但是，“要想阐明纯粹的固有神道，实非易事。因为欲阐明固有神道，端赖神话。而日本神话又决非日本所固有的。《记》、《纪》的成书，时在推古天皇迄于奈良之初，而这时不仅远在与朝鲜通交之后，而与中国的交流更在此之前。即以《记》、《纪》的编纂人来说，均系熟悉汉文，阅读中国书籍，习于中国文化，遇事以中国为模式的人物。如果说他们编纂记录的神话受到中国的影响，当是自然的事。何况，在日本人民传说神话的当时，就已不断接受中国古代传说的影响，而随时有所变化，所以《记》、《纪》所记录的神话原型，也不能一定说它是日本祖先所固有的。”日本人清原贞雄这样认为。〔清原贞雄《神道史》，厚生阁，193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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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倭国进化为“日本”的历程

严绍璗在《中国文化在日本》〔新华出版社1994年刊〕的第一章《日本的发现》中，曾经提出，中国上古时代记录“原日本人”为“倭”，这是一个人种译名。此即是Ainu人的最早的汉译。“倭”在上古时代作“委”，“委”属“哥”部，发“A”音。吴语上海话把“矮”读若“A”，便是近上古音。所以，“倭”便是“Ainu”的直音。《后汉书·东夷传》记“光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此处称为“倭奴”，乃是“倭”的长音，更接近“Ainu”的本音。事实上，在汉语中，“倭”是一个连绵词，本身并没有意义，它是不可以也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几年前，《北京日报》驻日本记者发回一个报导，说国家某通讯社负责人参观日本九州，那里有一个“倭国”和一个“奴国”，这显然是据《魏志·倭人传》中列数日本列岛所谓各“国”名称而说的。但当时《魏志·倭人传》的作者因为不懂日本语发音的特征而把“Ainu”这样的一个表示种族和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词活活地拆成了“ai”和“nu”两个不知所云的音，制造了“两国论”，实在是应该纠正的。保守的史学家们长期囿于这种说法，令人震惊。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可以运用实物材料作证，原来在日本九州志贺岛早就出土了一枚金印，印文有“汉委奴国王”五字。这枚印玺确证了“倭奴”就是“委奴”，“倭”读若“委”，“委奴”就是“Ainu”。根据这种推论，产生了一种论调：“倭人非日本人论”。

其实这个论调犯了低级错误。

首先，前面谈过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其中“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是对于三个明显不同的种族集团的征服活动。而作为三分之一的“毛人”，才是“Ainu”，另外三分之一“海北”当然是指对马海峡以北的朝鲜，剩下的三分之一“众夷”，当指与大和政权同族的其他倭人或是日本人。

如此看来，《旧唐书》所谓“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的说法，并非无据；而“倭国者”正是“古倭奴国也”。此倭奴国，显然不是“毛人”国即阿伊努人的国家，而是非毛人的“众夷”国。

当然，参照《旧唐书·东夷传》的记载，倭国与日本也确实有一定区别：“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与中国通。”“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又云：其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之国。”用倭国的“世与中国通”、日本的“倭国之别种”、“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来核对《宋书》卷九十七记载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倭武王遣使上表所说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确实能令人有所回通。

前面说过陕西历史博物馆2005年10月10日宣布发现日本留学生墓志，凡12行171字，志首称“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云云。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出现“日本”国名的实物资料。井真成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据考他是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随第八次遣唐使团抵达中国的，与著名的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年龄相仿并一道来华。这方墓志对于日本改国号应在712-720年之间的推测，是有力的实证。2005年8月24日，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方墓志在西安发现后，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遣唐使和墓志主人井真成的研究热潮。这块不同寻常的石头，盖为青石，底是白石，近方形，上有楷书刻有“国号日本”字样，底座上则有开元年号。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是盛唐时代中的鼎盛时期。唐玄宗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长安城到处洋溢着一种空前未有的生气。诸多日本工匠，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认识到差距之后，日本开始迅速转向，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在海上漂泊近三个月后，井真成到达宁波。那时，整个城市里流动着含黄土高原风沙的干燥空气，街道上漂浮着特殊的内陆泥土气息。按照惯例，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则会把他们一路护送至首都长安。

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当来访的日本少年入城之后，很快被淹没于人海中。当时长安城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能量在日本是根本见不到的。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西方和东方的商业、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集。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在公元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长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用于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都建在皇城南边的一片广大地区上。它们离皇城南门的朱雀门不远，据说这样设计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员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井真成究竟在哪一个学部学习，这还是个谜团。只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吕是在“太学”中学习。在长安的学习，给井真成带来了新的面貌。铭文中称赞这位年轻人在“踏礼乐，袭衣冠”之后，“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于朝廷，气度无人能比。

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断，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在日本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备的出身相对较为低微，最多只能进入四门学。1200多年前，这些高等学府就像一个个国际学校，东、西方的留学生都混杂在一起学习。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的考试中得中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他可能受到了类似“平权法案”和“少数民族政策”那样的照顾。

阿倍仲麻吕终身在中国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下道真备则在中国住了十七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一千七百多部。在日本，他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由于历史记载太少，井真成的经历就显得模糊而无法辨认了。通过墓志上的记载，只知他“强学不倦”，10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学问。

学业有成的井真成并未来得及衣锦还乡，就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墓志铭称，井真成“问道未终……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终于官弟”。此时，他的大多同伴陆续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井真成也想回国，从墓志铭文“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着故国。

对这位天资聪慧却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国皇帝有着异常深厚的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追封他官职，以官礼下葬。而且，追封他的官职也耐人寻味，“尚衣奉御”，即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这个官职虽无实权，但也官至五品。而且历史上，担任尚衣奉御一职，多为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见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也证明中国对日本遣唐使的真挚与友好。

“遣唐留学生的墓志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它为中日关系史新添了一段深情的佳话。”一位日本参观者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留言册上留下这么一句话。只是在同时略后的《隋书东夷列传》里，唐朝人是把高丽、百济、新罗、靺鞨、流求国、倭国并列为东夷的。事实上，是“日出国天子致书日落国天子”的对抗意识创造了“日本天皇”的神话，换言之，日本天皇的神话来自于中国皇帝的现实。这体现为日本在东亚秩序中努力寻求新的自我定位，这不是的国与国间的战争，而是藩属国倭国企图挤入东亚政治中心──“中国”──的结果。

但这一藩属国倭国企图挤入东亚政治中心──“中国”的努力并不成功，即使到了武家政权兴起后，天皇制度趋衰，幕府将军依然必须寻求中国朝廷的认同。在某方面所面临的情况跟早期大和政权相似，例如足利幕府就有明朝的册封，后来的锁国也允许中日的和平发展，明治维新后新的集中权力开始出现，加诸民族主义的流布，伴随既有的争夺东亚共主的心态，遂有中日战争的结果。早期中日的矛盾，也许亦可说是一种争夺“中华世界主导地位”的体现。因为日本不但文字和制度、礼仪和风俗都拷贝中国，就连地名和年号都模仿中国，是存心在海外建立一个“海洋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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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中国得到“日本”意识之前的倭国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不仅“八纮一宇”，而且“日本”、“天皇”、“神社”都起源于中国。那么，从中国得到“日本”意识之前的倭国是怎样的呢？或者换一种说法：简单回顾一下日本历史尤其是日本列岛和中国大陆的交往，也许有助于理解“八纮一宇”的来历……

先说倭国由来。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始于何时，并无准确记载。但中国最早涉及日本的记事见诸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北经》，其中有这样的说法：“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据考证，“盖”指的是朝鲜半岛上的盖马，“燕”是指古燕国，位于现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而“倭”则指今天的日本列岛诸国。那时倭地是燕国的属地，可能还没有形成国家，所以称盖为盖国，而不称倭为倭国。王充的《论衡·恢国篇》也说，“成王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也是称倭人不称倭国。

后来到公元前一世纪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才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约三百年后，倭的地位更形提高，西晋陈寿在《三国志》开始为倭立传〔日本称作《魏志倭人传》〕。用了两千多字记述了这个“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的地区。当时日本没有文字，因此该文是关于日本的最早文献。这三百年间，日本与汉朝的来往在五世纪范晔、司马彪的《后汉书》还有一段独特的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此后中国文献对东方海中倭国的情况，更是史不绝书，逐渐有了具体而深入的认识，与倭国的往来也益见频繁起来。

《后汉书·东夷传》还记载：“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公元57年〔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倭奴国遣使来汉通好，光武帝“赐以印绶”。1784年在福冈县志贺岛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出土，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中国大陆先后发现了云南宁西的“滇王之印”〔1957年〕、江苏邗江的“广陵王玺”〔1981年〕、广州的“文帝行玺”〔1983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推断“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而汉代的日本具有和汉代的云南相类似的政治地位，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

考古学佐证汉字是由江南地方或朝鲜半岛传入九州岛地方。例如：在北九州岛发现王莽时代的货币，因为上面铸记着“泉货”两字，又当时在船舶载运来的汉镜上铸有铭文，这些被断定是传播到日本的最古老汉字。难怪后来的“天皇三神器”中有一项是镜。《魏志倭人传》这样记载三世纪的日本：

“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

“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

“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

“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

“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

“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妇人不淫，不妒忌。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

中国的汉字很早就传到了日本，据《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六年条记载，百济国的汉人王仁到日本，带去《论语》、《千字文》。从奈良的平城京、藤原京遗址实际出土的写有《千字文》语句的木简看，日本很早就通过《千字文》学习汉字了。在日本庆云四年〔武则天去世的第二年〕抄写的唐代诗人王勃的诗文集里，我们也可看到相当于“天”、“月”的则天新字。由此可知，汉字与日本文化的渊源之深，只是后来，日本才把部分汉字作为表音文字，进而又用汉字偏旁作为假名。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中，最能证明有汉字文书存在的，首推三世纪中叶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与魏王朝的关系。公元239年，卑弥呼派遣使节朝贡魏王朝，同年魏皇帝为卑弥呼制诏书，册封她为“亲魏倭王”，并授与金印紫绶。翌年卑弥呼为这个册封，派遣使者上表谢恩。这个朝贡、制诏、上表谢恩，都是用汉字的文书作沟通记录。

然而，中国古籍何以称日本为“倭”，上引文献均未作说明。按“倭”字，早已有之，如《诗经·小雅·四牡》云：“四牡周道倭迟。”《说文》释倭：“顺貌，从人，委声。”有人说，倭字从人又从禾、从女，盖由倭人素以稻米为主食，女多男少而来。这种解释，可能是一种附会。一些学者认为，古之称日本为“倭”，可能同“匈奴”、“鲜卑”一样，只是一种音译；因为日本民族称“和”，“和”为“倭”的谐音字。这个说法，似乎比较有道理。

现在日本语中的“和”、“倭”二字均读为yamato，与“和”、“倭”二字原来的发音迥异，这又作何解释呢？

在日本语中，“倭”读为yamato实始于日本现存最早的古史《古事记》〔公元712年〕和《日本书记》〔公元720年〕，二书均为安万侣所著，比中国最早记载日本“邪马台”王国和“卑弥呼”女王的《三国志》晚了400余年。安万侣误以为《三国志》所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就是日本传说中的神功皇后，但神功皇后与卑弥呼的年代不符，于是将神功皇后以及她以下诸皇的年代拉长，以合卑弥呼的生活年代；《三国志》说邪马台王国的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这或许就是安万侣任意拉长的根据。日本古史纪年与中国史籍相符始于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小野妹子遣隋一事，此前32代〔神武天皇至崇峻天皇〕纯属口头传闻，那时既无文字，又无历法，怎么可能有精确的历史纪年呢？所以，日本国内研究日本古史的学者，关于崇峻天皇以前的历史，宁肯相信中国正史的记载，也不轻易引证日本古史中那些传说。

既然安万侣误认为神功皇后就是卑弥呼女王〔ひみこ，175·—248年〕，而卑弥呼的都城是邪马台，于是神功皇后的都城也变成邪马台〔にようこそ，Yamataikoku〕了。这样，日本平安朝奠都以前历代天皇所居的畿内即“大和”地方，只好与九州岛的邪马台合二而一。而中国原来称“倭”，日本素来名“和”的这两个字，在发音上非读yamato不可了。日本语“倭”、“和”二字之所以要改变原来的读音，其奥秘就在这里。至于安万侣这样做究竟出于什么用心，那不是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但实际上，三世纪时出现在本州中部的“大和”国家，其发音与“邪马台”一致。“やまと”〔Yamato〕，是日本古代一个地区，在现在奈良县，其意思是“四周被山所包围的地方”，也就是盆地。“大和”政权势力扩大后，这个词也用来指代日本全部。大和盆地在二世纪以后，成为中国文化输入本州的门户，大陆移民也不断进入，促进了当地的文明开化，到四世纪前半期得以兼并北九州和本州部分地区，五世纪大体形成日本概貌。大和国的最高统治者称大王而不称天皇，《宋书》中先后记载五大倭王，即赞、珍、济、兴、武，称倭五王，多数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书纪》所载的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王。

至于卑弥呼统治的邪马台国，好像不同于这个军事扩张性很强的大和。《魏志·倭人传》记该女王统治着当时日本三十多个小国。汉桓灵年间，倭国大乱，男主不能服众，而卑弥呼以鬼道平定内乱登上王位，时年十七岁。卑弥呼不参与政事，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居住深宫，仅由一男子出入供奉饮食，有侍婢千人常在其左右。她能使鬼道，以妖惑众，年长不嫁。弥生时代日本列岛大小诸侯国三十多个，卑弥呼女王为了巩固邪马台政权花费巨大代价交接曹魏。公元239年，女王卑弥呼向当时占有朝鲜的中国王朝──魏国的首都洛阳派遣使臣，并向魏国皇帝贡献奴隶和斑布〔带有斑纹的麻布〕。曹魏封女王为“亲魏倭王”，赐给了“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以及各种丝绸、黄金、大刀、铜镜〔难怪后来的“天皇三神器”中有一项是镜〕等物。而当邪马台国与狗奴国〔在今日本何处不明〕交战时，邪马台国得到了魏国的政治援助。女王在位七十多年，于九十多岁高龄去世。死后大作冢，四周长百余步，殉葬奴婢百人。

《魏志·倭人传》还记载三世纪时邪马台国的情况说，“伊都国”设“一大率”负责外交并设置役所，这可能就是大宰府的雏形。此外，《日本书纪》记载那津设置了负责军事、地方行政的官家，这也可能就是大宰府的前身。利用中华帝国的势力保证自己的王权，以加强其对周围各族长的权势，这种思想在以后的倭王的统治中也有反映。这是日本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特点之一。那时邪马台国已出现“大人”〔贵族〕、“下户”〔平民〕和奴隶的阶级分化，国家机器也初具规模。在中央一级的官吏中，其官衔前皆冠以“大”字，如“大率”、“大倭”、“大夫”等。“大率”的主要职责，是“检察诸国”，负责对地方行政的管理。各地方官吏的升迁褒贬，全仗着“大率”在王前进言，因此，各地官吏对“大率”皆“畏惮之”。“大倭”是掌管国家贸易的中央官吏。“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大夫”一职，从《魏志》记载看，当是邪马台国的外交官，“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魏志》中曾提到过邪马台国先后三个“大夫”，即难升米、伊声耆、掖邪狗三人。他们都是先后与曹魏有过交往的外交使臣。

邪马台已建立了地方官制度，但这种地方官制度却较为复杂。邪马台统一北九州地区后，对那些被征服的部落小国实行统一管理，撤销了这些部落小国王一级的统治，按地方性质设置了官吏。唯独其中的伊都国，却还保留了王一级的统治。有学者认为，伊都国的世袭王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大概是因为在邪马台国的统一过程中，伊都国王主动地表示了臣服，因此，邪马台国统一北九州地区后，仍保留了伊都国王原有的统治地位。伊都国王虽然保留了王的称呼，但其性质却已发生变化。这时的伊都国王实际上只不过是受邪马台国管辖的一名地方官，和其他地区的地方官一样，他要受命于中央，并接受“大率”的监督。邪马台国的地方官设置，按地域大小或战略地位的重要与否各有不同。中央政权所在地的邪马台，设四级地方官。伊都国在王之下，设三级地方官。其他各国设二级地方官。地方按大小和战略地位设置不同的官吏，个别的仍保有“王”的称号。邪马台国的军政开支主要靠下户交纳的贡赋维持。有法律和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邪马台以农业为主，“种禾稻、苎麻、蚕桑”。手工业中以酿酒、冶炼和纺织比较发达，产品有“细苎、缣、绵”、斑布〔杂色麻布〕、倭锦、绛青缣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贸易的繁荣：“国内有市，交易有无。”国内还有远距离的贸易，如对马国和一支国皆“南北市籴”。

《日本书纪》的神功皇后纪中，直接引用了《魏志》倭人传中关于卑弥呼的相关记载。按照此一学说，邪马台国必然位于之后大和王权所建立的畿内地区。至于本居宣长，因为无法认同魏志倭人传卑弥呼向魏朝贡、获封倭王的记载，因而提出卑弥呼是九州岛南部熊袭地区的女酋长、自称倭王并和魏结交的说法，是为了强调“日本自古以来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一神话，是为了避免天皇的先祖曾经向中国王朝朝贡的事实。所以本居宣长的学说被认为是个人的独断意见，没有重要性。类似的看法认为“大和”不是由“邪马台”渡海建立的，而是不同国家不是一致公元三世纪，在本州岛的近畿一带兴起了“大和国”。当邪马台与曹魏频繁交往的同时，大和可能同长江下游的孙吴发展联系。大和国统治者欢喜修建巨大的陵墓，所以在日本史上被称为“古坟时期”。

四世纪到八世纪，日本大力从大陆吸收儒教、道教、佛教文化。同时五世纪末出现第一个霸占列岛大半领土的政权。在统一政权没有确立前，已是欧亚大陆东北角一霸，实力超过其经济和文化的老师朝鲜南部，并出兵攻占过后者。吉林省集安市存有当时高句丽国的好太王碑。该碑建成于414年，在高六米的石柱四面上，用了约1,800字，记载了好太王的功绩。据该碑的铭文记载，公元391年以后，倭军渡海攻破南方的百残〔＝百济〕、新罗两国，收为臣民，一直到404年高句丽的好太王率兵全面击溃倭军，他们才撤离朝鲜半岛。

大和国统治者，一直觊觎朝鲜半岛。百济为摆脱高句丽和新罗的夹击，采取与日本通好的政策。四世纪中叶，日本乘机侵占新罗的伽倻〔任那〕，百济王特赠七支刀以示感谢。399年，百济和大和组织联军进攻新罗，新罗求救于高句丽，第二年高句丽击退大和军。这次“朝鲜战争”失败后，为了保持外交和军事上的优势，从五世纪初开始接近一百年间，倭国各个地方政权分别派出高层人物到南朝刘宋朝贡与学习。

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现将倭五王时代向中国历朝的朝贡概述如下。

第一次：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倭王赞遣使向东晋进贡方物。

第二次：刘宋永韧2年〔公元421年〕倭王赞遗使朝贡。

第三次：刘宋元嘉2年〔公元425年〕倭王赞又遣使司马曹达李表献方物。

第四次：刘宋元嘉7年〔公元430年〕倭王赞第三次遣使朝贡。

第五次：刘宋元嘉15年〔公元438年〕倭王珍迫使朝贡，上表要求除正；因为420年宋武帝曾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上，珍对此极为不满。除正的称号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文帝对珍的要求末允，只同意他继承前王的称号──“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六次：刘宋元嘉20年〔443年〕倭王济遣使朗贡，要求册封。宋文帝仍封他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七次：刘宋元嘉28年〔451年〕倭王济第二次遣使朝贡，宋文帝把倭王珍要求过的称号──“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赐与侯王济，后又晋升为安东大将军。

第八次：刘宋大明4年〔460年〕倭王济第三次遣使向宋孝武帝朝贡。

第九次：刘宋大明6年〔462年〕倭王兴〔济之子〕遣使朝贡，宋孝武帝只封他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十次：刘宋升明元年〔477年〕侯王武〔兴之弟〕遣使朝贡，宋顺帝封他为“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第十一次：刘宋升明2年〔478年〕镭王武遣使上表，由宋顺帝封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顺帝册封时，从倭王自称的爵号中剔除百济而包括了新罗。这是因为新罗与刘宋没有联系，而百济于420年〔水初元年〕与刘宋通好，百济王被封为镇东大将军。当时刘宋想通过百济牵制高句丽的力量。

第十二次：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封倭王武为镇东将军。

第十三次：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封倭王武为征东将军。

统一后的日本，一方面积极吸收大陆的文明成果，将外来的文化溶入本土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又尽力地保持政治上独立自主。在与南中国频繁交往后一百年的圣德太子，崇尚中国文化，不满贵族专权，渴望改革。

自从新井白石开始质疑《日本书纪》、本居宣长提出九州说以后，史学界关于邪马台位置的争论其实一直不断。进入近代之后，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和学术观念的引入，关于邪马台比定地的论战被推向了新的层次，其观点的交锋也更为激烈。例如，和辻哲郎在《日本古代文化》一书中总结了白鸟库吉的基本观点认为：其一，日本太阳神崇拜与将太阳神奉为皇祖的信仰是四世纪乃至五世纪的时候出现的；其二，按照神代史的记载，天照大神一旦隐居岩穴，天地一片黑暗；走出岩穴，世界即刻一片光明。这正和卑弥呼去世后日本出现混乱、倭女王壹与出世后日本归于平静的历史事实吻合；其三，日本神话中有天安河原八百神集合拥戴大神的传说，而历史记载中也有倭女王不用武力而以神秘魅力服众的故事。显然，如果说神话传播着太古的事实，神话记载的天安河原故事就反映了卑弥呼时代的社会状况；其四，历史上卑弥呼是女王〔她居住在九州地方〕，而神话则说日本的神以女神的样子出现，这正应对了历史的真实。总之这种观点认为，日本的卑弥呼神话，引申出天照大神的神话。神话中的神主形象实与《魏志》中日本君主形象一致。《魏志》中，倭女王用鬼道统治国家，而在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恰恰就是一个祭鬼的神。

近代以来，日本考古学家先后在北九州地区的大分县大野川的中、上游，福冈县的东部和南部，长崎县的北部，熊本县的北部以及壹岐岛等地，发现了三十五六枚东汉铜镜〔难怪后来的“天皇三神器”中有一项是镜〕的残片。发现这些残镜片的地区，正是古代邪马台国的可能地区。残镜表明的年代，也接近邪马台国存在的年代。日本学者认为，这些铜镜残片多被人为切割。这些东汉铜镜在当时的邪马台国来说，具有一种权威象征；而将这些象征权威的铜镜有意识地切割，并有规则地分散到各地去，可能然是邪马台国中央政权颁赐给地方统治者的符号。它表明，拥有汉铜镜残片部分的地方统治者，是统一政权任命的官吏，其管辖的地区，是邪马台国的版图或是藩属。

从目前来看，各家所主张邪马台的比定地不下五六十个，有人甚至估计超过百个，大家各执一词，彼此都很难说服对方。冈本健一在《邪马台国争论》一书中对此评论说：“邪马台国比定地直线上升地增加，虽互有小异，然难分胜负。”除了近畿说和九州说以外，也还有德岛县说、吉备说、山口县说、土佐县说、山梨县说和群马县说等流派，甚至还有将邪马台比定在爪哇、苏门达腊耶波堤国的主张。由于流派众多，因此将邪马台各家比定地加以罗列整理也成为一项工作，而且在各派阵容当中还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考古学者中主张近畿说的比例较高；东京大学出身的大多倾向于九州说；而京都大学背景的学者却往往倾向于近畿说。这些可以说是邪马台研究的一点花絮。

富冈谦藏、高桥健自、笠井新也和梅原末治人等则从古坟分布以畿内为中心和魏镜多发现于畿内及其周围的证据来论证近畿说。1988年发现的吉野里遗址曾经一度掀起邪马台研究的新高潮。吉野里遗址位于佐贺县境内，是总面积达40公顷的弥生时代大型环濠聚落。外濠长约2.5公里，呈V字形，濠深3米，最宽处6.5米。环濠有望楼和阁楼式大型建筑。内郭东西100米，南北150米，分布半地下式竖穴。内郭又有中濠、内濠双层围绕。这样规模巨大而又符合《倭人传》记载的“宫室楼观、城栅”的遗址还是第一次被发现，因此给学术界以极大震动，一时间“邪马台就在这里”的看法几乎让九州说成为定论。但是到了1992年，在奈良县唐古·键遗址出土的大约为公元一世纪初的弥生陶器残片上发现了汉式楼阁的绘画，迄今在以近畿为中心的地区出土陶器300例，其中100例出土于唐古·键遗址；其中以建筑为题材的绘画超过50例，而唐古·键遗址占了15例。由于弥生时代的绘画被认为是写实主义的，因此这次发现有汉式楼阁形象的绘画就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说明当时近畿地区已有汉式楼阁建筑，这又为近畿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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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日本”是王朝的名字而非国名

东京大学总合文化研究科神野志隆光教授在其《“日本”的诞生──古代东亚的文化世界》〔二藤京译〕中指出，在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同在一个价值观下，或说东亚是作为一个文化世界而存在着的，“日本”当然也包括其中。例如，“日本”第一次以“日本”这个名义出现的事，发生在倭人年号的大宝二年〔702年〕。

在大宝元年〔701年〕的《大宝令》中，“日本”这个名字才被设定下来，第二年大宝二年的遣唐使把这个名称带到中国并得到了中国的承认。“日本”就这样诞生了。

《大宝令》已经失传，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养老令》，但那也是从《令义解》〔833年问世〕才可以看到。这个官方的解释要与令本身互相结合才生效。从《令义解》可见，在养老令中的公式令的开头就对天皇诏书的公文格式做了如下的规定：

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云云。咸闻。

明神御宇天皇诏旨。云云。咸闻。

明神御大八洲天皇诏旨。云云。咸闻。

天皇诏旨。云云。咸闻。

诏书。云云。咸闻。

但是，我们还可以从九世纪后半期问世的书籍《令集解》中引用的“古记”里看到《大宝令》的片段。《令集解》聚集了对于“令”所作出的诸种解释，在这个“古记”中可以看到的大宝令与养老令有根本差别，大宝令的五种格式，完全没有《养老令》那样的天皇即神的意思。大宝令的相关格式是这样的：

御宇日本天皇诏旨。

御宇天皇诏旨。

御大八洲天皇诏旨。

天皇诏旨。

诏书。云云。闻宣。

据“古记”，“御宇日本天皇诏旨”用于对外关系，“御宇天皇诏旨”、“御大八洲天皇诏旨”用于内部大事，“天皇诏旨”、“诏书”用于小事。拿它和养老令做一比较，显然没有“明神”一词。这说明公元八世纪的天皇还不被倭人认为具备所谓的神格，也就是说，来自中国的“天皇”一词这时还没有遭到日本的神化。

值得注意，大宝令里“御宇日本天皇诏旨”一句表明，“日本”是以“日本天皇”这样的连带形式初次出现的。这意味什么？

“日本”的意思，在“御宇日本天皇诏旨”、“御宇天皇诏旨”、“御大八洲天皇诏旨”的排列之下，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御宇”与“御大八洲”相对应，“御”是统治，“御宇”即统治整个天下之意，“御大八洲”即统治大八洲这块国土之意。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

可以看出，“日本”是作为“日本天皇”即作为对天皇的称呼而被规定的。对这个“日本”，如吉天田孝《天皇的诞生》〔岩波新书1977年〕所说，把它看作王朝名是妥当的。所以“御宇日本”和“御大八洲”完全不同，“御大八洲”只是一个事实描述，是一个地方国王的职能；而“御宇日本”则是一个理想，是一个宇宙天皇的形象。

如果从《日本书记》这个书名来考虑，便可知那是仿照中国的正史《汉书》《后汉书》《晋书》等而创作的。而中国的正史书名，就是以王朝来命名的。这说明当时的倭岛史官有意模仿中国，把“日本”作为王朝名来使用。

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日本”的诞生不在大宝元年而在大宝二年。那是因为“日本”方面自己设定了“日本”的称号是不能算数的。在东亚世界，没有得到中国王朝的认证就没有意义。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构成的，所以只有得到中国的承认才得以通用。肩负着获得中国承认这个重任的便是大宝二年的遣唐使。

我们可以从日本年号庆云元年〔704年〕七月粟田真人的归国报告中看到其详情。《续日本纪》里记载了粟田真人的归国。在记载之后有这样一段叙说：

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更问：“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縁何改称？”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问答略了，唐人谓我使曰：“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仪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浄。岂不信乎？”语毕而去。〔庆云元年七月朔条〕

其大意可以翻译如下：

刚抵达唐时，有人来问：“你们是哪国的使者？”我们回答说“是日本国使者”。我们反问说：这里属于哪个州管辖？其回答说：“这是大周楚州盐城县之地。”我们又追问：“以前是大唐，现在称大周，那是为什么呢？”其回答是：“皇太后即位，称圣神黄帝，把国号定为大周。”问答结束后，唐的官员说：“我听说海东有大倭国，叫君子国，人民富裕安乐，重礼仪。而今看到其使者确实很讲礼仪，不能不信。”

唐的地方官的话证明他们已经晓得现在所称的“日本国”就是以前听说的“倭国”。同时也说明，日本的天皇称号，明显是从唐高宗的“天皇太帝”称号模仿、窃取的。相对于倭人的嬗变，武媚娘则承认了倭国所改称的“日本国”这个名称。《史记》的注释书《史记正义》这样注道：“案，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五帝本纪〕“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夏本纪〕《史记正义》是唐人张守节所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问世的，和武后媚娘基本上同一时代，所以上列所注是值得相信的证词。

当然在日本学者神野志隆光看来，《史记正义》所说的“武后改”，则是“彻头彻尾地反映了其以中国王朝为主体的态度，即国名不能由朝贡国擅自决定，而必须由中国来决定。以此，王朝名‘日本’才作为国名在东亚世界得到了承认。”

“日本”是一个适合于中华世界观的名称。“日本”不是倭人自我发明的，而是基于中文并得到中国承认的。因为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本来就有一个允许“日本”产生的基础。从中国来看，“日本”带着日出的东夷之地的意思。因此，武后才会予以承认。

首先，在《山海经》《淮南子》等中，有关于“汤谷”〔“旸谷”〕、“扶桑”〔“扶木”〕的如下记载：

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淮南子·天文训》〕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黒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海外东经》〕

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大荒东经》〕

生下那十个太阳的是羲和，这在《山海经·大荒东经》里有所记载。这个世界的东方之极地叫做“日域”。这在初唐卢照邻的“病梨树赋并序”〔673年〕有如下之述：“天象平运，方祇广植；挺芳桂于月轮，横扶桑于日域。”意思是说天的运行顺当，在下面大地广阔，桂在月中挺立，扶桑树在日域大大地伸展。这个序把“日域”作为“扶桑”之地，具有与《淮南子》《山海经》的世界观相关的意义。

其次，“日域”作为世界观的一个表达，并不一定特指某个固定地区。不过，它在文章的前后关系及场面中有时带有具体性。比如《晋书·乐下》引用西晋诗人傅玄的乐府鼓吹曲《征辽东》：“征辽东，敌失据。威灵迈日域，公孙既授首，群逆破胆咸震怖。朔北响应，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云布。”描写了238年辽东公孙氏被曹魏平定的过程中，魏军兵临“日域”的盛大情景，所以这里的“日域”当然是指公孙氏盘踞的辽东，而不是指后来的“日本”。又如在《翰林学士集》里收集了关于唐太宗在七世纪中叶远征高句丽的系列诗歌，“日域”、“扶桑”便作为高句丽代用词出现在其诗中，同样不是指更远一点的日本，高句丽位于辽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但是“日域”在向东延伸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到了唐高宗以后，就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倭岛，造就了“日本”概念。

最后还有“日下”这个词。汉代的字典《尔雅》“释地”条目说，“有觚竹、北戸、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觚竹在北。北戸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这是说在“四方昏荒”即文化的边缘地区的“东极”，就是“日下”。

如此看来，在中华世界观里，与“日域”、“日下”相通的“日本”也是作为“东夷之极”的一个变称而变造出来的。“本”原指树木的下部，正如“末”原指树木的上部，由此可以理解“日本”带有“扶桑之下”的意思。尽管“日本”这个词本身，在大宝令之前的古代中国典籍里没有确实的例句。但“日本”作为“日出扶桑的树下之地”，被倭人自己认定也就可以被中国接受了。

类似的证据在日本方面也有出现。从九世纪初到十世纪后半，日本朝廷主持了达六次之多的《日本书纪》的讲读，这被称作“讲书”。从讲书中显然可以看到，“日本”是作为“东夷之极”而起的中国名称。比如，在936－943年间举行的讲书就说“唐朝以在日出之方，号云日本国。东夷之极，因得此号欤？”显然，这个“日本方面的认识”是在想象中国方面对日本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书纪》把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伊兄妹所生的大八洲国为中心的地区称作“大日本丰秋津洲”，还说伊邪那岐把该国称作“日本浦安国、细戈千足国、矶轮上秀真国”〔神武天皇三十一年四月条〕。这是说这片国土最开始就叫“日本”。而这种说法，显然也是后人伪造的。

《日本书纪》伪造历史过程的目的，可能是企图通过改编先进的朝鲜诸国与落后的倭人自己彼此之间的关系，来重新创造一个“西蕃”朝鲜与“东方贵国”日本这样一个虚幻的世界关系，从而给予“日本”一种超现实的价值并安排其理想地位的。所以《日本书纪》一边承认中国名称的“倭”所代表的真实历史，但是其引用过程却偷偷避开了倭与汉魏晋之间的册封关系〔《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三十九年、四十年、四十三年的各条引用了《魏志》关于卑弥古的记载，六十六条引用了《晋起居注》。卑弥古和神功皇后相重迭〕；另外一边却违背历史地主张“日本”是一个属于自身的独立存在。

《日本书纪》如此捏造的“历史”，其奥秘在于用一个得到中国接受的“日本”来创造一个对朝鲜居于大国地位的“日本”，并用这种“国际关系来确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应该说，通过这些伪造历史的活动，“日本”便正式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了。虽然在现实中，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日本书纪》自说自话的对朝关系的“领导”地位；但日本自己却在心理上需要这个大国地位的伪装，需要这个模仿和窃取中国的帝国模式而伪造的帝国“日本”，来获得自己的民族自尊。

而叙述“日本”王朝来历的《日本书纪》就扮演了满足民族虚荣心这一角色。其价值突出表现在叙述与朝鲜诸国的关系上。《日本书纪》上面有关神功皇后摄政前纪的新罗王，向神功皇后宣誓服从的场面，使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明白：

新罗王遥望以为，非常之兵，将灭己国。詟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王。谓天皇。必其国之神兵也。岂可举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组以面缚。封图籍、降于王船之前。因以叩头之曰：从今以后，长与乾坤，伏为饲部。其不干船柂而春秋献马梳及马鞭。复不烦海远，以年毎贡男女之调。则重誓之曰：非东日更出西，且除阿利那礼河返以之逆流，及河石升为星辰，而殊阙春秋之朝，怠废梳鞭之贡，天神地祇共讨焉。〔神功皇后摂政前纪、仲哀九年十月条〕

这一段在讲述完皇后的船乘风破浪一举逼近远国、军威震撼的情景之后，就描述新罗王看到阵势因而十分畏惧，新罗王还说来者肯定是“神国”“日本”的“神兵”便不加抗战而投降，并发誓永远服从。还说新罗王把各种各样的财宝载入八十艘船来上贡，说这是新罗王以后一直用八十艘船向“日本国”上贡的起源。接着《日本书纪》又记载说，高丽、百济两国的国王听说新罗王向“日本”投降，便随之发誓“从今往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这完全是一种也是甚至说书的写法。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从神功皇后摄政四十六年直到五十二年，又在重复描写百济王听到有“日本贵国”后便从属的事情经过。刚才在摄政前纪已经说过的他和高丽一同发誓服从的事，到后面又重新说了一遍，这种极不自然的写法，就漏出了破绽：同样一个“历史事实”，怎么会发生两遍呢？而且后面的记叙又再提东方有“贵国”、名叫“日本”的陈词滥调……《日本书纪》就是如此无赖地强用朝鲜的嘴巴赞扬“日本”自己，用朝鲜的卑躬屈膝来夸奖日本在对朝鲜的关系上扮演了上国角色。这种白日梦，终于弄假成真，在一千多年后酿成了朝鲜民族的亡国惨剧。

正因为《日本书纪》所伪造的“日本”与真实的“日本”显然不是一个东西，是现实历史的“扭曲的反映”，所以一遇到适当时机，这个矛盾就会暴露并激化，这也是以后东北亚地区一系列麻烦关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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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日本〔Nippon〕和尼泊尔〔Nepal〕

就我个人的感觉，日本〔Nippon〕这个名称可不仅和尼泊尔〔Nepal〕的读音很像，而且还有些别的关系。这是因为我观察到，尼泊尔的许多建筑更像日本的而不像印度的，也不像西藏的，或者严格地说，更像从尼泊尔到缅甸、云南一线的，至于日本建筑与云南建筑的相似，更是众所周知的。这说明，尼泊尔在某些方面更接近日本而不是印度。在哪些方面呢？早就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人的祖先可能是云南的少数民族。而云南少数的民族大多和尼泊尔原住民族同属藏缅语系，同属一个种族。

日本的移民迁徙有其多元性，有西伯利亚及中国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以及汉人和朝鲜人。但在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鸟越宪三郎发表新说“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1984年2月23日，致力于社会人类文化研究的鸟越宪教授再次对外宣布：“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国北部的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鸟越宪教授就这一发现强调：“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是云南，这是一个旁证，证实这个地区是日本人的发源地。”

1988年9月，日本电视工作者同盟抵达云南，其任务就是拍摄《日本人的起源》。此后，日本学者们的推论又由“倭人起源于云南”，进一步演绎为“倭人的祖先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其范围与核心，基本圈定为彝族、哈尼族、傣族等多种说法。

持“彝族说”的理由是，鸟越宪三郎、佐佐木高明和渡部忠世等专家到云南考察后发现石林等地撒尼人〔彝支系〕的“火把节”，类似日本的纪伊半岛同一天举行的“盂兰盆节”，而日本南部纪伊半岛的神户、京都、大阪、奈良、和歌山等地，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集中表现的地方……

持“哈尼族说”的理由是，日本人惊奇地发现，中国云南的哈尼族与日本大和民族的信仰都具有相似的“万物有灵”观念，特别是在诸神中，日本族最有权威的“天照大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烟”都为女性，亦同是太阳神；日本崇拜“谷神”并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也崇拜“谷神”，并视樱桃树、樱桃花为神花……

“傣族说”的看法仍出于鸟越宪、佐佐木和渡部等位学者。对于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他们曾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在所有婴儿的臀部都有胎斑，同时，也在西双版纳傣族中发现了胎斑。所谓“胎斑”，是指在婴儿臀部及腰、背和肩等各部分皮肤出现的青色斑纹。原因是在皮肤真皮上有黑色素细胞，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失。日本人恰有这一人种胎斑的类似性，而且在西日本九州、本州有许多人的血型是A型，这一点也与云南和泰国内地相同……而且历史上这两个民族都有“黑齿”的习俗。有人因此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云南的少数民族，所以日本岛也是中国的领土。”这个主意不错，不过是日本人早就实践过了：1894年到1945年之间，把日本岛和中国领土连成一体。

而从云南再到尼泊尔，也并没有通常想象得那么远，不仅其间距离只有从日本到云南的四分之一，而且不需要飘洋过海，直接从陆地就可以到达。尼泊尔王国位于世上最高的喜玛拉雅山脉下，但从地图上看，很像坐落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条卧蚕，就像日本是一条急于摆脱大洋、扑向中国这一“桑叶”的蠢蠢欲动的蚕，只是在战后，日本这条蚕却发现被自己伙同俄国一起肢解了的中国，却俨然变成了一只公鸡，而且变得和公鸡一样好斗。

云南距离尼泊尔如此之近，中间仅仅隔着缅甸的掸邦以及印度的阿萨姆邦。尼泊尔的尼瓦尔人〔Newari〕和中国主要民族同属汉藏语系，他们作为汉藏语系里面的藏缅语族，是加德满都谷地的原住民，是蒙古人种但有雅利安人的混血。尼瓦尔人作为“使用共同语言尼泊尔之语〔NepalBhasa〕的民族”，形成于公元七或八世纪。当时尼瓦尔人认为除他们自己以外还有另外两种人，分别是克雅〔Khaya〕和森雅〔Sanya〕。克雅人包括后来十八世纪加德满都山谷的入侵者如廓尔克〔Gorkha〕。目前被官方称为尼泊尔语〔Nepali〕的国语也同尼瓦尔语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克雅人的语言〔KhayaBhaya〕，属于印欧语系。森雅人就是西藏高原和附近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居民，还包括大芒〔Tamang〕、古容〔Gurung〕、玛嘎〔Magar〕、夏尔巴〔Sherpa〕、拉伊〔Rai〕、林布〔Limbu〕等在内的蒙古血统民族，还常用于指代其他的蒙古血统民族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黄种人。

“尼泊尔”这一国名在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写作“尼波罗国”，更加接近“日本国”，因为日本人自称并非“Japan”而是“Nippon”，发音很像“Nepal”〔尼泊尔〕。“尼波罗”的由来有以下几种传说：在尼泊尔语里，“尼”的意思是“中间的”，“泊”的意思是“国家”，“尼泊”的意思就是“中间的国家”。因其地处印度平原和西藏高原的中间，所以就被称为“尼泊尔”。还有的说，在藏语里，“尼”为“家”，“泊尔”为“羊毛”的意思。因其盛产羊毛织品，所以被和为“羊毛之家”，即“尼泊尔”。

就我个人的感觉，后一种说法显然不如前一种说法，因为前者是尼泊尔人的自称，后者是别人的描述。尼泊尔这个中间的国家，本来还算不上“中原”，因为像中国一样，“中原”在印度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些中原文明地区包括现在的比哈尔〔Bihar〕、乌塔布拉代施〔UttarPradesh〕、德里〔Delhi〕和哈利亚纳〔Hariyana〕，所有这些文明地区或中原地区都位于加德满都山谷的南方。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尼泊尔除了位于平原和高原的中间，还是“佛陀”出生的地方。事实上，西边的“尼泊”与东边的“尼本”早就通过传入中国的佛教进行交往了。

尼泊尔是佛教最早流行的地区。因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出生在今天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附近的洛明达。相传在公元前520年左右，释迦牟尼曾率弟子在尼泊尔谷地传播佛法。公元前265年，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曾带他的女儿恰鲁玛蒂到此朝拜，并树立“尼加里瓦”石柱、在帕坦城修建了“毕波罗瓦”佛塔。他还把女儿嫁给了当地王族中一个名叫提婆波罗的人。恰鲁玛蒂在尼泊尔修建了一座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寺院。此外，还派印度僧人末示摩和迦萨帕嘎陀等人去尼泊尔宣传佛法。梨车毗王朝建立后，尼泊尔一直是佛教徒朝圣的中心。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一直盛行佛教说一切有部。大乘佛教兴起后，瑜伽行派的理论奠基人世亲到过尼泊尔并在那里传播佛法。

阿育王石柱现在已被考古部门用水泥抹上保护起来。石柱高约六米，直径四十五公分。柱旁围着铁栅栏上面挂着用尼泊尔文和英文写的牌子，内容如下：根据中国古代大旅行家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以及尼泊尔考古局的发掘，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地兰毗尼，坐落在得拉河畔中央有一圆柱，这根圆形石柱就是孔雀王朝阿育王为兰毗尼朝圣时所立的“尼加里瓦”石柱。

中国南朝的高僧法显曾在公元405年去尼泊尔瞻仰佛陀出生地，并将所见记录在《佛国记》中。与法显同时的尼泊尔一位出身于佛陀同族的僧人佛陀跋陀罗应中国僧人智严的邀请，大约于东晋义熙二年〔406年〕到达中国长安弘传禅学。他译出《华严经》、《摩诃僧祗律》等十五部，一一七卷。从佛陀跋陀罗的译经中可证当时大乘佛教根本教理之一的菩萨行在尼泊尔已很流行。

尼泊尔佛教在梨车毗王朝盎输伐摩王的支持下取得了显著进展。兴建的一些巨大的佛教建筑，当时出使尼泊尔的中国使节王玄策曾备加赞赏。唐贞观七年〔633年〕，中国高僧玄奘瞻拜了迦毗罗卫和腊伐尼林。他在《大唐西域记》中写道:“尼波罗国。周四千余里。在雪山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山川连属宜谷稼多花果。出赤铜牦牛命命鸟。货用赤铜钱。气序寒烈风俗险诐。人性刚犷信义轻薄。无学艺有工巧。形貌丑弊邪正兼信。伽蓝天祠接堵连隅。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综习。外道异学其数不详。王剎帝利栗呫婆种也。志学清高。纯信佛法。近代有王号鸯输伐摩。〔唐言光冑〕硕学聪叡自制声明论。重学敬德遐迩著闻。都城东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余物亦变为火。从此复还吠舍厘国。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国。”新罗僧人慧超在玄奘后也到过迦毗罗卫。

古代的倭人会不会由于佛教的影响而自称“尼泊尔”？就像他们把倭岛称为“九州”、“中国”一样？毕竟，日本虽然不是释迦牟尼的出生地，但却是天照大神的出生地，在类似的意义上也可以算作“中原”了吧？这种意义的“日本”，虽然不是“大陆中国”，但可以自命为“海洋中国”，因为日本神话认为，最初的生命来自海洋。

在日本神话里，说天地创始之初，混沌一片，那时候日本的国土还未成形，如油脂、又如水母般地漂浮着。当时天界已有天之御中主神、高御产巢日神、神产巢日神，与随后出现的宇麻志阿斯诃备比古迟神、天之常立神，统称为“五别天神”。这是没有性别、抽象的独立神，住在“高天原”上，那里是往后神代七世诸神栖居的所在。

在日本神话里，创造世界的是一对拥有性别的神──男神伊邪那岐命以及女神伊邪那美命兄妹，这不仅说明日本人在性意识方面相当原始，缺乏羞耻感；而且说明这男女二神是“军国主义的急先锋”：他们遵照天神的命令，站在彩虹桥上，用天神赐予的“天沼矛”伸入海中搅拌，海水发出巨大声响，当矛提起时，从矛尖滴落的盐水凝聚成岛，第一座岛屿“淤能棋吕岛”就这样诞生。这明显具有“暴力建国”、“武器崇拜”等倾向。这比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更早更彻底，堪称“天沼矛下面出日本”。

男女两神自天降临岛上，在岛上竖起一根象征男性的天柱，建造八寻殿〔大房屋〕。然后他们开始对话，这些对话代表了倭人对于宇宙起源和生命本质的看法：

伊邪那岐问伊邪那美说：你的身体如何形成的？

伊邪那美道：我的身体是一层一层铸造出来的，但有一处仍未做好。

伊邪那岐说：我的身体也是一层一层铸造出来的，但有一处做得较高，所以我可以将身体较高的部分放入凹陷的地方，结合呈完美状态，来产生我们的国土！

伊邪那美：好吧！

在倭人看来，国土是由性行为造就的。所以他们对于性行为没有羞耻感，反而具有如有某种“仪式般的狂热爱好”。显然他们认为，性交是“缔造国土”的不二法门、唯一道路。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需要配置慰安妇制度，显然他们认为这种“宗教仪式”可以开辟国土、导致战争胜利。在同样的逻辑下，公开性交甚至街头强奸也都成为“建国大纲”的必要部分，尤其考虑到：日本的建国神话已有类似的信仰和风俗。日本列岛就是通过兄妹性交给生造出来的，《古事记》称此为“相媾生国”。那么日本人要按照其祖先的方式扩张国土，大规模性交甚至强奸行为，岂不都是显得必要的甚至是合理的？

其效果和原始人〔如云南的佤族〕砍下人头埋进地里的“意义”是一样的：具有丰产效果。例如二十世纪侵入中国的日军所举行的“百人斩”砍头竞赛，不是普通意义的暴行，而是作为一项符合日本文化精神的仪式来运用的，所以才不被掩饰，反而得到广泛颂扬。在日本军队对英美荷兰法国等欧洲战俘所广泛进行的虐杀中，也存在类似的“祭祀”性质。

日军屠杀的幸存者王叶楠《关于“宽容”的再思考》一文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的烧杀劫掠的罪行，一般情形，并不是偷偷摸摸干的，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行径〔包括施放毒气、强奸〕。他们做这些事情的当时，并没有感到惧怕或感到羞耻，也并没有企图掩饰。没有，绝对没有，而是把这些罪行看作是报效天皇的举动、立功的举动，是武士道的本色，是好汉行为。他们是把打人靶、砍人头竞赛、剖腹挖心，甚至是轮奸妇女等残忍行径，作为引以为荣的亨通武运、辉煌战绩来炫耀的，所以留下的罪行实在是太多了。君不见，不是有很多这样的照片传世么？这些照片可都是皇军勇士们自己拍的，都是想把自己的英武模样流传千古的。这些照片按他们生前的本意，应该是供奉在靖国神社才对。”

这不由使我们想起，《中国舞蹈史》的类似记载：“云南西盟佤族，存在一种祈求种族繁衍和谷物丰收的‘祭头舞’，入春三月，举行砍人头祭谷的重大宗教活动，仪式中，人们敲锣打鼓，歌舞数日。云南哀牢山彝族，有祭祖和祭神的‘十二兽神舞’，在仪式中，人们模拟兽神而舞。”〔王宁宁、江东、杜小青〕。显然，云南佤族传统上的春耕仪式需要战俘或肉票，来满足其血腥要求，日本的军事扩张政策也同样如此。

这两个性交造国的神明在这座岛上繁殖，他们的后代就是一座座岛屿，后来形成日本的领土。例如“大八洲”〔おおやしま、ōyashima〕等岛屿就是如此由性交诞生的：

1、狭别岛也就是现在的淡路岛〔今兵库县〕；

2、伊予的二名岛也就是现在的四国，四国的名称来自于“四个头”，就是伊予国〔爱媛县〕、赞岐国〔香川县〕、栗国〔后来称为阿波国，亦即今日的德岛县〕、土左国就是后来的土佐国〔即高知县〕。

3、隐伎的三子岛，也就是现今的隐岐岛〔岛根县〕。

4、筑紫岛，就是今日的九州。这岛只有一个身体，但有四个脸，而且每个脸的名字都不同，即为筑紫国〔就是后来的筑前国和筑后国，即今的福冈县〕，还有丰国〔即后来的丰前国和丰后国，即今的福冈县及大分县〕，肥国〔即后来的肥前国和肥后国，今日的佐贺、长崎、熊本县〕，熊曾国〔及后来包括大隅国及萨摩国的日向国，今日的宫崎县、鹿儿岛县〕。

5、伊伎岛，即今日的壹岐岛〔在长崎县〕。

6、津岛，即今的对马〔在长崎县〕。

7、佐度岛，即今的佐渡〔在新泻县〕。

8、最后和最大的大逶丰秋津岛，即今日的本州。

八大岛里面没有北海道和琉球，可见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更不用说“北方四岛”和“钓鱼岛〔尖阁群岛〕”了。同时也说明，日本人占领本州也是相当晚期的事情。

另外这兄妹俩人的交媾还生下石头、泥土、山神、树神各式各样自然界的诸神。最后火神的出生却夺走了伊邪那美命的生命，于是伊邪那岐命愤而将火神杀死，结果造出了更多的神祇和山脉。

由此可见“天沼矛”的暴力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纵火与屠杀，都被日本神话视为创造新世界的必要方法。

在古代倭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们认为，高高在上的众神将自己居住的世界称为“苇原中国”也就是“中原”。而在杂糅了自己的神话与外来的佛教之后，倭人也可以把神的诞生地叫做“尼泊尔”，即东方神明天照大神诞生的“中国”，就如西方神明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也叫“中国”一样。

这样的思路多少只是我们的推测，但对于日本人的原始逻辑来说却是十分合理的。例如他们的语言文字系统就可以把三种不同来源的东西拼凑在一起：代表中国来源的汉字、代表日本来源的平假名、代表欧洲来源的片假名，形成了全球人类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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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日本诞生于“岛屿对大陆的向心行动”

和欧洲岛屿自称“大不列颠”相似，亚洲岛屿也自称“大日本帝国”。在我们看来，不仅日本的“侵略行为”而且日本整体包括其存在本身，无一不是寻求自己在东亚的“中国地位”。三国时代的邪马台女王、南北朝时代倭五王的臣服，并未造就日本，造就了日本的，是它企图和隋唐分庭抗礼──海岛要和大陆一决雌雄。汉魏晋南北朝过去不久，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多有政治野心，无知中带着骄傲。例如第一次遣隋使是在日本对新罗的侵略战争中派出的，时当公元600年。608年第二次遣隋使所递交国书中竟然逻辑混乱地妄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609年第三次遣隋使所送交的国书更是文理不通地胡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虽然那些“国书”的行文，如同呀呀学语，却充分表露出这个列岛国度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思。

到630年派出第一次遣唐使后近三十年，倭国在唐朝新罗灭亡百济〔660年〕的前夕，第四次遣使唐朝，向唐皇宣告虾夷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意欲显示倭国是和唐朝一样，是一个可以使夷狄臣服的中华国家。但即使如此，日本这一华夷观念，显然还是从中国输入的。

朱延辉《大唐二元帝国──雷海宗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片段》〔原载《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一文记载雷海宗的观点认为，唐朝具有“二元帝国”性质，尤其在618—755年间即从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间，十分显著。其实不仅唐朝，当中国某一朝代鼎盛、外藩四服时，均有这种“二元的情况”。所谓二元帝国，就是兼为中国本部与外藩之主。这样，中央政权对待外藩与中国本部人民，于可能范围内，就都一视同仁、不加歧视了。

考证贞观四年〔630年〕外藩上书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正好是日本派出第一次遣唐使年分。太宗接受这一称号，从此在给外藩文件、封敕上，都以“大唐皇帝天可汗”自称──这可以说是二元帝国正式表现在名称上了。根据当时正史和非正史的记载，长安居住的外人很多，许多是外人中的高等阶级人物，如酋长、世子、使臣等。甚至某些区域，纯由外人居住。虽然其中详细情况不明，但长安似乎不仅是汉人的首都。

这一时代风气不可能不影响倭国。

唐代统治权力扩展的情况：

１、突厥──居匈奴、鲜卑、柔然故地，李靖在629—630年平之。

２、西突厥──今阿尔泰西迄中亚。

３、回纥──突厥灭后之继承者，对唐和战不定。

４、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侯君集破之于640年。高昌乃汉及汉以后的戍兵、商人、迁移之汉人所建，因此当地属汉人文化。西方僧人东来时，因为地缘关系，多先停留在高昌，学习汉语汉文，然后东来。这样高昌成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换〔接〕点。恐怕因为高昌人是汉人，明了中国内部情况，知道归附中国难于保持自由，因此不向唐屈服，并且煽动其他国家反唐，于是唐朝遣兵灭之。

５、龟兹──今库车，646年臣服。

６、党项羌──今甘肃西部青海东部，635年李靖加以征服。

７、吐谷浑──今青海境内，635年李靖定之。

８、铁勒—薛延佗──今蒙古迤北，李靖于646年灭薛延佗。

９、吐蕃──今西藏，未能真正征服。太宗时虽有小胜，但无关大局，多采取和亲羁縻政策。以文成公主嫁与吐蕃君主弃宗弄赞，甚受尊重，特仿造中国城，并输入中国产品和工艺，于是中国文化进入西藏。

10、南诏──今云南，时和时战，因为地势险阻，瘴疫流行，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11、高勾丽、百济、新罗──百济灭于660年，高句丽灭于667年，新罗接受了唐的文化，但未臣服。

12、靺鞨—渤海──今黑龙江及吉林东部一带，接受唐代诰封，输入唐朝文化。

13、奚──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唐朝于732年大败之。

14、契丹──今热河一带，与奚同族，亦于732年被击败。

15、天竺〔印度〕──在中国史上，只有唐朝的政治势力一度到达此地。当时印度方面只知中国又统一，但内情不知。同时因为经常称中国为摩诃震旦，即大震旦，所以对中国存有尊敬惧畏的心理。或者更由受中国国威震动的国家，传来“强大唐朝”的消息，所以对唐朝更感到莫测高深。这时唐朝使者王玄策至印度，商谈交通贸易等交往，已获圆满结果。但旧王突然逝世，新王即位悔约，于是王玄策逃到吐蕃。当时吐蕃与唐关系密切，王借得吐蕃军数千并连同尼泊尔军，同时攻入天竺。短时期内，攻下七十余城，印度大大震动，于是东南西北中五印度国家，均称服于唐，这是一次冒险的偶然结果。

16、日本、波斯、大食〔阿拉伯〕、南洋──这几个地方唐朝的武力没有达到，但与中国保持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日本此时迅速汉化并努力和中国通好。波斯为抗御阿拉伯曾请唐朝出兵援助，唐以相距遥远，婉言推辞。阿拉伯王朝大食曾扩展至现今中国西部边界，没有再进一步东进，大概是避免与唐发生冲突。阿拉伯人波斯人等等来中国广州扬州等地贸易的很多，有黄巢在广州杀外人十万的说法，虽然未必正确，但唐人由海上西去，阿、波诸国人由海上东来的一定不少。中国人去南洋的可以说从唐朝开始，现在南洋甚至全世界的华侨，均以唐人自称，这一方面表示唐朝人移到海外正式开始，另方面也表示闽粤在唐代才完全接受中原文化。

唐代对藩属统治，分威抚和恩抚两种。一是羁縻府州的创立：外藩无论是败降或自臣〔自动归顺〕，皆被分为府州。其刺史、都督多是当地酋长，其中亦有汉人，但须受唐边疆都督或都护的统辖。刺史、都督的名称虽和内地相同，但办法并不一样。首先名位大都世袭，具体统治方式亦不尽同。这属于威抚。二是都护制，例如盛唐时有“十都护府”，各设有正副都护：

１、安西都护府辖天山以南至波斯以东

２、燕然都护府辖漠北

３、单于都护府辖阴山之南、黄河之北

４、瀚海都护府辖漠北

５、崑陵都护府辖西突厥之一部

６、濛池都护府辖中亚楚河以西一带

７、安东都护府辖高句丽百济降户

８、北庭都护府辖金山以西及天山北路

９、安南都护府辖诸蛮

10、峰山都护府辖蜀爨蛮

中国一向以地大物博自诩，在历史上，通商对中国虽然也有相当好处，但并不是必要的，但对周边国家则不是如此。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用“许可通商”作为对于别人开恩的手段，因此当时的通商有“对外人市恩”的涵义。当时通商买卖两方，均须经官方进行，私人不得私自交易。陆海各有专司贸易的官，陆地称互市监，海上是提举市舶使，名称不同而任务相同。陆方以河西〔甘肃〕一带为中心，商人多从河西外出，外商第一是犹太人，次波斯人，再次是西方各国人。海上中方为岭南人〔闽粤浙南一带皆属之〕，此为闽粤海外发展之始。外方则为大食〔阿拉伯〕，次波斯，再次为其他地中海滨人。阿拉伯人原是沙漠草野民族，在百年扩张后势力东达新疆，西占西班牙半岛，并能维持数百年。并由沙漠骑士变为骇浪海盗，令人惊诧，好像北欧的维京人。唐代重要海港为广州、泉州、福州和扬州，中国输出海上以茶叶、丝织品为大宗，输入为鸦片、烟叶等。陆路贸易输出仍为茶、丝，输入则为驼、马，因中国原不产驼，有马而不够用。

在中国的这一“二元帝国”性质下考察日本历史，也是无不与中国息息相关：

日本早期历史依据考古资料分为旧石器时代、绳文时代。

从洪积世起，日本列岛上就有原始人类居住，日本人种及日语原型的形成则被认为是一万年前至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前后的绳文时代。当时，人们数人或十数人一户居住在竖坑式草屋，以狩猎、捕捞、采集为生，绳文时代对应中国的三皇五帝和尧舜禹、夏商周，是日本岛原住民的陶器时代，因为陶器上有很有特点的绳状纹样而得名。

弥生时代的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后四世纪左右，对应中国的战国末期到魏晋之际，是中国大陆人带着金属器具和水稻种植技术移民海岛的时代，使得日本农村共同体趋向政治集团化。农耕带来的信仰、礼仪、风俗习惯也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列岛的九州北部出现了邪马台国──显然中国势力在战国末期的扩张导致弥生人入侵列岛地区。公元57年倭奴国向东汉朝贺，受赐“汉委奴国王”金印。239年倭女王卑弥呼向魏进贡，受封“亲魏倭王”。

四至七世纪的古坟时代，列岛出现了和国的倭王。显然，同期中国的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显然激发了东亚的民族大迁徙，结果之一就是导致“大和”政权的建立。421年南朝刘宋封倭王赞为“安东将军倭国王”。438年南朝刘宋册封倭王珍、倭王隋。443年南朝刘宋册封倭王济。478年南朝刘宋册封倭王武。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古坟扩大到各个地方。这个时期是中国许多知识、技术传入日本的时期。四世纪，大和政权吸收了大陆的高度物质文明；到了5世纪，来自朝鲜半岛的外来人〔归化人〕带来了铁器生产、制陶、纺织、金属工艺、土木等技术，同时已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六世纪，倭国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传入日本。589年隋朝统一中国。607年建立法隆寺、派遣“遣隋使”。7世纪，圣德太子的“推古改制”致力于政治革新。后来居上的“大化改新”则着手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国家”。这是在模仿隋唐，于是举国狂热的岛屿此后更加积极地摄取大陆文化。

飞鸟时代〔592年—710年〕，第一位女王推古天皇592年即位，“天皇”的名号于608年出现在第三次遣隋使的国书公文中。这表明，中国隋唐的再统一直接刺激了倭国，迫使“日本出现”。其间645年〔唐贞观十九年〕大化革新，稍前唐朝走上正轨［显然是唐朝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样板］。618年唐朝统一中国。630年第一次派出遣唐使。645年大化改新〔内政改革〕。676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694年迁都至藤原京。

奈良时代〔710年—794年〕，710年，唐景云元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今奈良〕，720年〔唐开元八年〕元正女天皇在位时正式使用“日本”国名。奈良时代可说女帝称雄的时代。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元明、元正、圣武、孝谦、淳仁、称德、光仁、桓武八代天皇，其中元明、元正跟孝谦〔重登基后改称称德〕三位均为女皇，在位统治近三十年。此外圣武天皇在位二十五年，全由光明皇后在幕后操纵。而淳仁天皇在位的六年，则由已宣布退位的孝谦女皇掌握实权。因此这一时代真正由男性掌握权力只有十四年，为光仁天皇跟桓武天皇。奈良时代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但是农民贫困、游民增加，庄园扩大而导致公地公民制实质上的崩溃等，社会矛盾暴露出来。752年东大寺大佛复明。754年唐僧鉴真来日。755年安史之乱。759年唐招提寺建立。768年春日大社创建。782年室生寺建立。

这个时期由于官府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繁荣起来。如七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七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八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八世纪中叶前约四百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四千五百首和歌。此外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712年〕、最古老的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20年〕、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奈良时代倭人说的“花”还是指中国的梅花，到了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樱花才成了主角，咏樱花的歌比咏梅花的歌多了起来。

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桓武天皇于794年〔唐贞元十年〕将都城由平城京〔即奈良〕迁往平安京〔即京都〕，平安时代开始。迁都的那一夜，火树银花，一派祥和的景象，似乎预示着新都平安京能够“万年平安”。可是自七十年后的平安时代中期开始，皇室颓废，实权逐步落到外戚藤原氏手中。号称“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从此走上了衰败的道路，被姻亲操纵。自藤原氏政权起，武士阶层得到发展，平安后期，源氏、平氏交替执政，武士阶层从贵族手中夺取了权力，建立了幕府──镰仓幕府、室町幕府、丰臣政权、江户幕府，天皇无权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江户幕府灭亡，政权才被奉还于天皇。平安时代因此被视作“日本古代最后一个时代”，是古代天皇制的顶点，也是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顶峰。平安时代前期日本与中国有非常紧密的交往，在日本儒学得到推崇。同时佛教得到发展。894年废止遣唐使之后，日本得以开始发展独特的“国风文化”，尽管连“国风”一词也是从中国的《诗经》借用来的，但明显的是唐朝的衰落造成日本与大陆直接交流的断绝，结果出现了《源氏物语》。

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种体裁，产生于平安时代〔公元十世纪初〕，是在日本民间评说的基础上形成，并接受了中国六朝和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创作于十世纪初的《竹取物语》是日本最早一部物语文学。故事写一位伐竹翁在竹心中取到一个美貌的小女孩，经三个月就长大成人，取名“细竹赫映姬”。五个贵族子弟向她求婚，她答应嫁给能寻得她喜爱的宝物的人，可是这些求婚者都遭到失败。这时国王也想凭借权势来强娶她，但也遭到拒绝。赫映姬在这些凡夫俗子茫然失措之中突然升天。与《竹取物语》差不多同一时期写成的物语文学《伊势物语》，由一百二十五篇短篇汇集而成，各篇自成独立的故事，但全篇由原业平一个人物贯穿起来，写原业平在宫廷和外地经历的种种恋爱故事。

物语文学在产生之初就分为两大类，一为虚构物语，它是将民间流传的故事经过有意识的虚构并加润色，提炼成完整的故事，具有传奇的色彩，以《竹取物语》、《落洼物语》为代表。另一类为歌物语，以《伊势物语》、《大和物语》为代表，以和歌为主，使和歌与散文完全融为一体，成为整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两类物语都是脱胎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是向独立故事发展的文学形式，不足之处是缺乏内在一致性。

《宇津保物语》〔十世纪末〕和同样作为物语高峰的《源氏物语》〔十一世纪初〕是两种不同的典型。《源氏物语》最先把虚构物语与歌物语结合一起，并在创作方法上摒弃了物语只重史实、缺少心理描写的手法，促进了物语文学的发展，对日本散文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宇津保物语》的故事结构则仿效《竹取物语》，只是求婚者都是皇太子和宫廷中的显要，并将贵族社会的婚姻难题放在他们争夺权利的场面上来描写，批评了宫廷贵族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它的特色是大胆接触现实，从本国文学遗产和传统出发，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

《源氏物语》以后，物语文学逐渐趋于衰微和没落。有的如《荣华物语》、《大镜》、《今镜》等历史物语，暴露和批判贵族的腐败，《今昔物语》等评说物语的内容以佛教故事居多，世俗故事也写得比较出色。中世日本封建社会形成，武士阶级兴起，文学上出现了以《平家物语》为代表的战记物语即军事文学。它同古代物语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不同，主要描写社会变革。它们使用汉语、佛语、俗语混合的新文体。这种文体在《今昔物语》中已试用过，但到了《平家物语》才臻于成熟，成为一种叙事诗。战记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此后的叙事文学以及其他各种文学都是从战记文学产生发展而来。战记物语，尤其是《平家物语》，使日本古典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平家物语》〔原作出现在十三世纪初〕以源平合战为背景的小说，是日本古代军记物语的典范。其作者不详。原称《平曲》，又称《平家琵琶曲》，为盲艺人以琵琶伴奏演唱的台本，只有三卷，后经说书艺人传唱、补充，加之一些文人校勘、改造，在1201—1221年初步形成今传的十三卷本。《平家物语》主要叙述平清盛为首的平氏家族的故事。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六卷描写平氏家族的荣华鼎盛和骄奢霸道；后七卷描述源平两大武士集团大战的经过，渲染了平氏家族终被消灭的悲惨结局。《平家物语》围绕平氏集团由盛至衰这一中心线索，艺术地再现了平安王朝末期旧的贵族阶级日趋没落，逐渐为新兴武士阶层所取代，而上升到政治舞台上的武士集团，由于被贵族同化，又被地方上拥有实力的武士集团所吞没的历史画卷。尽管作者有意把平氏的消亡归咎于他们为所欲为的恶行，但在客观上却道出了“贵族化”才是平氏走向衰败的症结，因而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平家物语》的成就是塑造了王朝文学所不曾有过的披坚执锐、跃马横枪的英雄形象。标志日本古典文学开创了与王朝文学迥然有异的军事传统，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平家物语》成书时期相当于中国南宋嘉定年间，比《源氏物语》晚出约二百年，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要比《源氏物语》更为深厚。全书引用中国文词典故共一百二十四处，直接引用原典文句的有七十二处，借用汉文典故的五十二处。引用有确切出典的为一百零八处，其余属一般引用，无须确指出于何书何文。这一百零八处引文所涉及的古籍，自先秦迄于唐代有二十五种之多。引用最多的为《史记》和《白氏文集》，前者二十九处，后者二十三处。引文中涉及的历史人物，有古圣先贤文臣武将共七十六人。《平家物语》共一百九十二节，其中含有引用中国典籍的为五十六节，占29%。所有这些引用，大多用于叙事论理，写景状物，以至人物形象的刻画，因而我们读来很感亲切。

镰仓时代〔1192年—1333年〕，是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源赖朝于1185年〔南宋淳熙十二年〕灭平氏，于1192年〔南宋绍熙三年〕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并在东京附近的镰仓一揽大权，建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幕府政权。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1219年〔南宋嘉定五年〕北条氏灭源氏，镰仓幕府继续执掌大权。1333年〔元元统元年〕，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史称建武中兴。在文化方面，以过去的贵族文化为基础，摄取宋朝时传入日本的禅宗文化，培育了生动、写实、朴素、独特的武家文化。在宗教方面，由法然、亲鸾、日莲等著名僧人创建了镰仓佛教，获得了各阶层的信仰。十二世纪传入日本的禅宗受到了关东武士的重视，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倾向。

1205年，《新古今和歌集》完成。镰仓幕府时代历经一百四十九年。对应中国的宋、元。

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足利尊氏1333年奉命从九州西进，1336年占领京都之后颁布《建武式目》，开创了足利幕府的武家政权。1338年他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经二代将军足利义诠〔1330－1367年〕而由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年〕在1378年迁幕府于京都的室町，营造“花御所”，建立幕府机关，史称室町幕府。这日期与明朝在1368年的建立十分接近。十四世纪的前半期，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稳定了京都的室町幕府后，两个多世纪内在政治、文化方面，武家都压倒公家，处于优势。但是由于室町幕府是聚集了各方有力大名而建立的，因此幕府本身的统治能力薄弱。在文化方面，无论是贵族还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禅宗的影响。十四世纪末期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十五世纪末期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都十分发达。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日本，传入了枪炮和基督教。那是文化方面充满生气的时代。

室町时代初期约六十年，幕府与以天皇为中心的南朝互相对立，称为“南北朝时代”〔1336-1392年〕：足利尊氏于1336年〔元至元二年〕攻入京都，开创室町幕府，拥立光明天皇，为北朝；后醍醐天皇南逃至吉野，建立朝庭，为南朝。南北朝时代天皇的统治能力薄弱，武家压倒贵族。在文化方面，则无论是贵族还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禅宗的影响。

尤其幕府的武家政权，对从中国传来的禅宗文化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所以禅宗又被称为“武家的宗教”。禅宗注重顿悟，武士阶级大概在杀伐之余对生命的无常感触颇深，因此反而容易接受这种玄而又玄的宗教文化。禅宗因此受到足利氏幕府将军们的保护，禅宗五山十刹〔五个头等寺院，十个二等寺院〕的僧人，多被足利幕府聘请为政治顾问，更使禅宗在日本大行其道。其主要宗派有临济宗、曹洞宗等。两个朝廷对立的南北朝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1392年，足利义满于这年〔明洪武二十五年〕胁迫南朝后龟山天皇让位于北朝后小松天皇，北朝继承皇位。

南北朝虽然结束，但七十多年后，以应仁之乱〔1467年－1477年〕为契机，日本却跌入了一百多年的更大混乱：战国时代。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战火纷飞。永禄三年〔1560年〕，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以两千人马击败今川义元四万大军，名声大振。尔后逐步统一尾张、近畿，并准备进攻山阴、山阳。在此期间信长修筑了气势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长的时代被称为“安土时代”。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变爆发，信长身亡。织田家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病逝。丰臣家裂分为近江〔西军〕和尾张〔东军〕两派。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发动关原合战，大败西军，建立德川政权。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战国时代结束。

从社会形态说，战国时代〔1467年—1573年〕构成了室町时代后期的一个世纪：群雄割据、战乱持续但通商繁盛，农工业技术有所提高；同时倭寇横行中国海、袭击朝鲜和中国。和中国战国时代不同，日本战国时代并非正式的历史阶段，而是用来称呼室町幕府后期到安土桃山时代之间大约百年之间群雄割据的日本历史。在这个时代，传统的贵族政治土崩瓦解，土豪平民甚至浪人成为多国大名乃至于“天下人”都成为可能。另外此时日本与欧洲人之间的贸易交流正式展开，基督教和火枪的引进改变了社会和战争型态。到了战国后期，封建制度下的农奴与领主关系逐渐破坏。以织田信长为首的各国大名逐渐摆脱兵农合一制度，改采现金雇佣浪人作为职业军人。早期各诸侯的国人土豪联合体制也逐渐转型成集权独裁的军国政体。于是大规模的会战成为常态……1573年〔明万历元年〕织田信长攻陷室町御所，足利义昭的室町幕府灭亡。各地逐步统一，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由织田信长的继承者丰臣秀吉完成统一大业，历史上把此二人执政时期称为安土桃山时代〔1573年—1603年〕。在整个室町幕府时代，政局相对安定的，仅有1392年足利义满稳定室町幕府后的约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政局稳定，必有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史上，区别其他时期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称为“室町文化”，是个将日本传统的宫廷文化与以禅宗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兼收并蓄、产生了新文化的时期，是“日本民族文化的诞生期”。

十四世纪末期以金阁寺为代表的北山文化，十五世纪末期以银阁寺为代表的东山文化都十分发达。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到日本，传入了枪炮和基督教。这是充满文化生机的时代，对应中国的明朝。

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开始于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日本庆长八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开创德川幕府。1615年，德川家康消灭了丰臣家，结束应仁之乱以来的战国局面，正式开始了江户的幕府时代。此后二百六十多年，德川家统治日本全国。这段时期被称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严格控制天皇、贵族、寺院神社，并费尽心计统治着支撑幕藩体制的农民。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开放长崎、界作为对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由于闭关自守，幕藩体制迎来了安定时期。但是，随着产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的经营体系崩溃，十八世纪起幕藩体制开始动摇。庶民文化是这个时期的特色。十七世纪后期至十八世纪初期的元禄文化以京都、大阪等上方〔日本关东地方人称京都、大阪为上方〕地区为中心，是武士和商人的文化。人偶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工艺等一片繁荣。十九世纪初期化正文化移至江户，小说、歌舞伎、浮世绘、文人画等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商人文化。1866年，明治天皇继位〔清同治五年〕。1867年德川庆喜退位，江户幕府灭亡。对应于中国的清朝。

明治维新〔1868年，清同治七年〕是日本近代历史开端。天皇朝庭打败德川庆喜，推翻德川幕府，1868年改江户名东京，1869年天皇定都东京。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君主立宪制确立，四年后甲午战争爆发。近代日本到1945年战败，对应于中国的“半殖民地时代”〔1842年到1942年〕。

还有几个“中日对应日期”值得一看：

1912年〔民国元年〕明治天皇死，大正天皇继位；前一年中国辛亥革命。

1926年〔民国十五年〕大正天皇死，昭和天皇继位；第二年中国北伐战争。

1945年日本进入美国占领时代，对应于中国1949年进入苏联统治时代。

1988年昭和天皇死，皇太子明仁继位，年号平成。第二年中国民主运动爆发，“六四”发生天安门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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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关于“日本向心行动”的四个事例

我们可以从四个事例来观察这一点。

〔一〕日本陶瓷文化的历史轨迹

A：日本列岛的土器烧制，可以追寻到六千年以前，多是较大的深碗，用来做饭。这些土器带有用线绳滚刻而成的花纹，所以被称为“绳文土器”。在约五千年前的土器，可见造型的气魄，如汹涌波涛形的边口，覆盖整体的精致装饰等等。

B：数千年的绳文时代以后，稻作从朝鲜半岛传来，一起来到群岛的还有新的土器，如用来储藏或用作餐具的日常土器，这就是弥生土器。与绳文土器相比，弥生土器较少装饰，且有稳重、明朗和丰满的感觉。

C：五世纪前后，从朝鲜半岛再次传来新的烧陶技术，这种划时代的技术教导日本人在丘陵的斜坡上建造窑炉，并用高温烧制土器，使日本开始进入陶瓷烧制。

D：七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列岛利用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学来的技术，以低温烧制上釉的陶器，例如深绿色的绿釉陶器以及红、黄、绿三色的奈良三彩等等。但是，这些陶器仅用于宫廷、贵族、寺庙，十一世纪前后便不再流行了。

〔二〕作为明治维新之前身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又作大化革新，是645年发生的古代日本政变。其主要内容是废除豪族垄断政权的体制，向中国皇帝体制学习，成立古代中央集权国家。大化改新以前，苏我氏等大豪族控制政权，天皇家族没有什么实权；因此“改新”给日本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推古天皇三十年，壬午，厩户王子薨，谥曰“圣德太子”。六年后，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帝也是第一位“天皇”推古天皇逝世，日本上层贵族陷入内部争权夺势的混乱局面。推古天皇逝世前，未明确指定继承人。当时皇族中有资格的人有圣德太子之子山背王和敏达王的长孙田村王，二位王之间自然又是一场争夺。

当时的大臣是苏我虾夷，他的妹妹已经嫁给田村王。可是叔叔摩理势却公然支持山背王，让苏我虾夷感觉到轻视背后蕴涵着叔叔的野心，为了扫清障碍和树立自己威信，于是先下手为强，深夜诛杀摩理势，拥立田村王，是为舒明天皇。

舒明天皇广修佛寺，力派遣唐使，对于百济的能工巧匠也礼遇有加，可还是和圣德太子一样英年早逝了。走的匆忙，连太子都没立。山背王作为圣德太子的遗嗣，呼声很高。苏我家当然不会甘心，于是苏我就抬出先皇的未亡人，顺理成章的，宝皇女荣登大宝，尊为皇极天皇。这个主意是苏我虾夷之子苏我入鹿出的，抬出皇后为帝，做的名正言顺，堵了山背王子，防止内乱，更主要是柔弱女人方便控制。从这件事看出，苏我入鹿确实是个奸滑的角色，而此时，他一生之中的劲敌也出现了，就是同在中国高僧旻座下学汉诗的贵族公子，中臣镰足。

就在苏我入鹿为所欲为，怨声四起的时候，退隐乡间的中臣镰足结识了因疾静养的御弟轻太子，轻太子又把他介绍给中大兄皇子。两位胸怀大志的主角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中臣镰足向中大兄皇子献上二计，一为反间，一为暗渡陈仓。他力劝中大兄皇子去笼络苏我入鹿的堂兄苏我石川麻吕，离间他们兄弟的感情，借此孤立苏我入鹿，此为反间。石川麻吕确实不齿苏我入鹿的行径，后来看见中大兄皇子潇洒俊逸，气宇不凡，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了他，从此成为苏我入鹿的侄婿，便于登堂入室，对自己的身份也加了一层掩护。

而后中臣镰足退居幕后，并不与中大兄皇子密切来往，只是私下招募勇武异士为中大兄皇子所用，即便密谈也是小心谨慎，一切活动都在苏我不注意的情况下悄悄进行，此为暗渡陈仓。这样布置了一年有余，苏我入鹿也在飞鸟川的高岗上建造了地理优越的军事基地甘橿冈，蠢蠢欲动，准备窃取天下，殊不知自己死期将至。

皇极四年，高句丽，新罗，百济三韩会同遣使，大臣苏我入鹿必须亲自接见来使。公元645年6月12日，日本飞鸟板盖宫太极殿，皇极天皇上座，古人皇子〔舒明天皇与苏我皇后之子〕以皇太子身份侍立一旁，大臣苏我入鹿紫冠昂然，带剑入座。这时，中大兄皇子矫旨关闭所有宫门，自己手持长枪，中臣镰足紧握弓矢，殿外埋伏数名勇士，约以苏我石川诵三韩上表文为号，倾出刺杀入鹿。苏我石川麻吕战战兢兢读完上表文后浑身颤抖，苏我入鹿发现异样，厉声呼喝。当是时，中大兄皇子提枪直取苏我入鹿咽喉，苏我入鹿想拔出佩剑，可是已在入殿之前被换成木剑。伏兵四面涌上，一阵乱砍之后，苏我入鹿倒在血泊之中。

皇极天皇不知所措，古人皇子见表兄惨状吓得更是战栗不止。中大兄皇子以谋反之罪加苏我入鹿，然后在奈良组织军队严加防卫，占据法兴寺，和以聚集在甘橿冈的苏我虾夷互相对峙。13日，入鹿父子的麾下将领大部分都被藤原镰足招降，且殿上公卿贵族都转舵听命于中大兄皇子，苏我虾夷知道大势以去，悲愤之下效商纣王之法放火毁尽自己珍藏财宝，自焚而亡。14日，朝廷组成了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藤原镰足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苏我一家拥护的皇极天皇只得主动禅位，而中大兄得藤原镰足劝告，为显谦敬，推由叔叔轻太子继承大统，是为孝德天皇，迁都难波。孝德天皇是皇极天皇的胞弟，他再三推辞不愿当天皇，并且推举他的外甥──中大兄皇子的长兄古人大兄皇子继位。可是古人大兄皇子自知苏我氏的靠山已倒，也坚辞不就，他为表示自己的决心，跑到庙里当了和尚。四十九岁的孝德天皇，只得勉为其难地坐上天皇的宝座。孝德天皇以中大兄为太子，重用中大兄、中臣镰足等反苏我派人士和一批留唐博士参与朝政。孝德天皇博鉴中国典籍，对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了解很深，早已立志改革陈腐的政治。6月19日，孝德天皇宣布年号为“大化”，取义于《尚书》中“施教化，大治天下”──这是日本首次使用年号，孝德天皇开始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大化改新”。

中大兄被册皇太子，中臣镰足被赐姓藤原，居内臣之职，之后又为内大臣。古人皇子在法兴寺出家为僧。645年，藤原镰足在孝德天皇和中大兄皇太子的支持下推行改革：

首先，效大唐制度改变朝廷机构，定年号为大化，创日本年号之始；

其次，取消封建割据，废除部民制，整理户籍，实现封建土地国有制，划全国土地，为国为郡，设国司郡司，都必须由天皇指派；

第三，实行征兵制，军事集权归为中央，各地豪强不得妄自征发。

646年正月元日，新政权颁布了《改新诏书》，大力向全国贯彻。701年又发布了《大宝律令》，使改革最终固定了下来。但是这次革新也损害了某些贵族地主的利益，为以后天智天皇驾崩后，某些守旧派贵族僭拥大友皇子的壬申之乱埋下了隐患。同时，藤原镰足得到了中大兄皇子的信任，中大兄皇太子几乎对他言听计从。他的势力也逐渐发展，取代了苏我一家权臣的地位。为日后藤原氏在王朝中，世代摄政关白，以外戚当权控制天皇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日本还仿照唐朝建立了自己的科举制度。但与中国制不同的是，在日本只有官员的后代才能参加考试，而且即使通过考试也未必能做官──因为门第更为重要。其他如经济制度、身份制度等都是仿照唐制。大化改新使日本由初期的“奴隶制”转变为中国式的“封建制”，从而大大地加速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改革没有一帆风顺，守旧的贵族和大臣们密谋造反来反对新政。同时改革派里面也出现分化，中大兄皇子听说他的异母兄古人大兄皇子将要谋反，便将其杀死以绝后患。中大兄太子还与他的岳父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发生分歧，借机逼迫其一家自杀身亡。中大兄的太子地位得到巩固，但是孝德天皇和中大兄之间的矛盾加深。653年，中大兄请求将国都从难波〔大阪〕迁回大和的飞鸟，被孝德天皇拒绝。中大兄竟一意孤行地撇下天皇不顾，自行带领皇室、百官回到飞鸟。考德天皇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旧皇宫里面，成了不拿薪水的留守处处长。翌年，这个孤家寡人在悒郁中死去。孝德天皇死后，他的姐姐，也就是中大兄之母皇极天皇二进宫，于655年又当上了天皇，即齐明天皇。这个女王一面派兵侵略本州北部的虾夷人，一面又出兵救援被唐朝和新罗打败的百济，年过花甲的齐明老太“御驾亲征”，当军队行至九州的时候，时疫流行，661年，六十八岁的齐明老太感染传染病，死于军中，中大兄以太子身份“称制”。七年后才正式即位，为天智天皇。正是这位老兄主持了对唐作战的“白江之战”。有趣的是，这位老兄有两个谥号──汉风谥号叫“天智天皇”和风谥号“天命开別天皇”，有时干脆不带天皇，直接叫作“天命开別尊”。这更可以见出，“天皇”的名号不仅是模仿中国的，而且本来就是外交辞令，是叫给中国人和汉化的民族们听的。就像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模仿英国的“大不列颠”称号，而自称“大日本帝国”一样。这就让不明白倭人岛民心理的大陆人觉得不可思议：“明明是‘小日本’，为何要叫‘大日本’呢？”

〔三〕“东亚世界”──“东亚文化圈”

日本人西嶋定生提出，“东亚世界”就是“东亚文化圈”，就是东亚政治与文化的一体化，其要素包括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并通过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册封体制”而传播到各国。这个“东亚世界”的形成，肇端于两汉，形成于六朝，完成于隋唐。东亚世界形成之后，“朝鲜三国及倭国要各自孤立地展开其历史，已经不可能。他们相互间经常随着中央王朝的动向而推展其历史。”汉唐间一千年的中央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变迁，正是以“东亚世界”的形成为背景的。两方交流得以发生的动因，推动交流不断前进的动力，既来源于同时又牵动着东亚世界的全局，而不仅仅局限于“中日双边”之间。“东亚世界”的地理范围，当然不仅指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还包括印度支那地区。环日本海地区仅仅相当于汉唐时期的“东夷”所在，直到隋朝建立〔581年〕，在中央的视野里，倭人在东夷诸族中并不特别重要，甚至长期被忽略。《史记》中所见司马迁对秦汉周边蛮夷世界的了解，就东方而言便只知有朝鲜而不知有日本。《汉书》中关于日本的记述，不过是在论述朝鲜半岛汉乐浪郡风俗时附带说说而已。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都是朝鲜半岛的延伸部分。隋唐以前日本列岛上的政权主动向大陆中央政权遣使朝贡，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调整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政治关系的需要。隋唐两朝中日之间的交流日趋密切，亦与东亚国际关系特别是与朝鲜半岛的形势不无关联。中国固是东亚的中心，朝鲜半岛则是东亚的枢纽，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中日之间所爆发的几次大规模战事，无一不与朝鲜半岛有关。

《文苑英华》卷四七一载张九龄所撰《〔唐玄宗〕敕日本国王〔圣武天皇〕书》，开首即有“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彼礼仪之国”云云。又王维《送晁监还日本国序》：“海东诸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于汉制。”表明至迟在唐玄宗时代，日本已与新罗同被视为礼仪君子之国，被唐朝中央文化所接纳。在日本人看来，“这标志着东亚世界的最后形成”，在中国人看来，这不算什么，日本人充其量不过和鲜卑人等“五胡”是同类项，是刚刚开化的夷狄。

由于朝鲜这个半岛国和日本这个列岛国处境不同〔琉球这个小列岛国就更为不同〕，虽然同属隋唐东亚世界，但朝鲜诸国包括统一了半岛的新罗，一直是唐朝的朝贡国。至于“日本”，却一反隋以前主动要求大陆政权册封的倭国传统，始终独立于隋唐的册封体制之外。但实际上，日本和其他朝贡国并无本质区别。《旧唐书·礼仪志三》载：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唐玄宗封禅于泰山，事毕后在御帐殿受朝觐，“戎狄蛮夷羌胡朝献之国”的使节“咸在位”，有关的席次安排如下：“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

是自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以后，因袭已久的日本贵族社会憧憬大陆文明的思潮，正以澎湃的趋势，广泛流行。摄取大陆文明，首先是贵族得到好处，因为这样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而生活水平越高，他们希求海外珍货的欲望就越强烈，这样一来就形成了顽固的“远物崇拜”心理。据《朝野群载》所载，式部大辅大江维时在其《日观集》〔原文系汉文〕的序言中就指出当时日本贵族的这种心理，其文曰：“夫贵远贱近是俗人之常情，闭聪掩明非贤哲之雅操。望青山而对白浪，何异风流。闻丝竹以赏烟霞，既同声色。我朝遥寻汉家之谣咏，不事日域之文章。草藁滋生，尘埃空积。实心重而可咨叹者也。”

事实上，甚至在盛唐文化由遣唐使移植并几已日本化的平安时代末期，日本贵族形容华美风流时也必用“唐国亦犹是也”的言词。〔《荣华物语》〕谈及容姿秀丽之人，必拟之于唐人，遇见美人则立即以从未谋面之唐女的美丽相比拟。不仅以服饰、容貌之美拟至于唐，就是赞誉学识渊博之人也以中国学者为其衡量标准。例如藤原通宪夸赞宇治左府藤原赖长之学识时，亦云：“阁下之才无愧千古，虽觅诸汉朝，亦少比类。既超越我朝中古之先达，其才亦为我国冠。”可以说他们憧憬唐风已达到沉醉的程度。日本贵族社会对中国的文化的景仰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最后的第十八次遣唐使在承和六年〔公元八三九年〕闰正月与五国的使节同时获准谒见唐文宗时，宫廷席次由南诏占居第一位，而日本次之。南诏使臣头不戴冠，身体前屈而貌丑，身着皮毡，服装不文明。但日本遣唐使未敢与之争席次，甘受唐的安排，无非自卑心理使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此次随行入唐之留学僧圆仁在呈请准许到五台山巡礼的上表内还自称“外藩庸僧”。从这些例子可见日本人在第十八次遣唐使时仍尊称唐为大唐国而自视卑下，谈不上什么文化相近而停止遣使。

直至平安朝末期，日僧成寻入宋时，才敢面对分裂的中国而以“大日本”自称。即使在遣唐使废止以后，遇见唐之商人来航，贵族们还是宁肯违反禁令，甚至越关，竞相购买唐的珍物、特产，他们对唐物的仰慕何尝减少？这正足以说明双方的文明差距依然存在，遣唐使废止理由，显然不在此。作为直接原因，既第十九次遣唐使之议突然中止，乃在唐留学僧中灌委托唐之商人王钠带给太政官的表文。而被任命为大使的菅原道真据以上奏天皇的奏文里面，也未见有唐文运衰颓的字样。请看奏文〔原文系汉文〕便知：“臣某谨案，在唐僧中灌去年三月附唐商王钠等所上之录记，大唐之凋弊具载矣。更告不朝之问，终停入唐之人。中灌虽是区区之旅僧，而为圣朝尽其忠诚，代马越鸟，岂非习性耶？臣等伏检旧记，屡次遣使，或有渡海而不堪命者，或有遭贼而遂亡者。唯未见至唐而便有难阻、饥寒之悲，如中灌所申报。未测之事可推而知也。臣等伏愿以中灌记录表文，遍下公卿博士，详定其可否。是乃国家大使，非只是一身计业。且陈款诚，伏请裁决。谨言。”〔菅道原真《菅家文章》〕奏文所云大唐凋弊，是指由于内乱所带来的治安方面的紊乱，而不是指文化的衰败，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认为唐日文化已经十分接近，没有必要再派遣唐使的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日本作为夷狄与其他夷狄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岛夷。也正因为如此，岛夷日本后来发生“抵制唐货”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抵制唐货”这一形象化的说法，是指日本在仰唐鼻息地度过了二百三十八年之后，决定终止和唐朝的交往──“废止遣唐使”。

日本和中国的交往以隋唐时期最盛，中国文化全面的东传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其实在隋朝时期，日本已经派出遣隋使，第一次遣隋使是在日本圣德太子第一次征讨新罗中派出的，时当推古天皇八年〔公元600年〕。据《隋书东夷传》云：“开皇二十年，侯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

日本和尚释周凤撰写的《善邻国宝记》指出，据《经籍后传记》记载，第一批遣隋使便为求书而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从开皇二十年〔600年〕至大业十年〔614年〕，日本派“遣隋使”达五次之多。而公元608年那一次，开创了随团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的先例。这一模式后来在唐朝得到巩固和发扬。第一次遣隋使三十年后，630年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直到派出最后一批“遣隋唐使”的838年，经过了238年的漫长时间，野蛮的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已经逐步走向文明的即汉化的日本，开始进入独立的本土文化阶段。唐昭宗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即公元894年，新任遣唐使菅原道真引用在唐学问僧中灌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陆多阻”为由，建议停止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了这一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废止遣唐”被现在有些中国人说成是发自日本上层的一场“抵制唐货”运动。其实比所谓“抵制”更为影响深远。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了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加之各地藩镇割据，唐王朝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即菅原道真报告中所指的“大唐凋敝”，早已成为事实。然而，日本政府推行的闭关政策，实际上无法终止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而且两国民间的关系并未随之中断，不断有日本僧人学者，乘坐中国或朝鲜的商船继续来中国学习，而且不论民间和官方都十分喜爱“唐物”，这一崇拜远远超过今天日本人对于美国事物的崇拜。在这一形势下，中日之间的走私也就应运而生，以至于本州中部、四国及九州一带的豪族，不少成了走私者的保护者，公开对走私者征税，称作“唐物税”。

自奈良时代留学生和学问僧大规模的输入大唐文化，倭国对唐朝的仰慕已达极点。不仅文物典章照抄中国，对于中国生产的物品也非常喜爱，大量唐货进入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日本一直处于入超的状态。这样大量白银流出，本土经济得不到发展，面临崩溃。而在输入品中不仅有货物，还有“唐钱”。当时的日本钱币，与唐钱相比有种种缺憾。不仅在质量上无法相提并论，且流通中也有诸多不便，因此唐钱有着两方面的优势在日本大受欢迎，这就直接导致了日本货币体制更加混乱，这对本已面临危机的日本经济和政治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从商品、金融、文化各方面改变日本落后的状态，但这是短期内无法取得成效的。而从政策上先行杜绝外国政治经济的威胁则不是什么难事，故宇多天皇下令废止遣唐的理由或在于此。

废止遣唐虽然是一种政治策略，而文化是政治的一种表征；所以日本文化在平安时期，也就呈现出了摆脱唐文化的影响，努力确立本民族文化风格的特征，所以平安时代也是日本本土文化得以发展的开端。

首先表现在文字上，日本人采用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仅使用偏旁部首创造出了假名文字，相当于表音的字母。其中采用正楷汉字偏旁的称作片假名，采用草书偏旁称作平假名。假名在平安时代很流行，而在此前则是大量使用汉字，而汉字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字，在日本精通汉文的往往只限于贵族和僧侣，广大下层民众则很难学习或无条件接受汉文，而假名这种表音的文字的出现，则使文化知识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从而为日本的文明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随着假名的出现，真正意义的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平安前期，汉文学依然盛行，和歌衰落。例如提倡废止遣唐的菅原道真，就是一位精通汉文的学者，很擅长五绝和七绝，“传蹄伤马送，江尾损船迎”、“驿长莫惊时序改，一荣一落是春秋”，都是他的名句。平安前期在日本史学上称为“国风黑暗时代”，但随着唐朝影响的衰弱、假名的盛行，到了平安后期，日本文学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范围，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创作的诗歌，

905年成书的《古今和歌集》刊载了一千首作品，而随后出现的还有《后撰和歌集》〔951年〕、《拾遗和歌集》〔1005－1007年〕、《后拾遗和歌集》〔1075年〕、《金叶和歌集》〔1127年〕、《词花和歌集》〔1144年〕、《千载和歌集》〔1187年〕等。日本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产生在这一时期，虽然作品的成书年代至今未有确切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在1001年至1008年间，因此《源氏物语》还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和中国较早的长篇话本小说《大宋宣和遗事》相比，《源氏物语》充分显示了脱离了汉字羁绊的口语，可以像游蛇一样蜿蜒，宣泄出汉字所禁锢的敏锐感觉和鲜活思想。

所谓“和歌”也叫“倭歌””、“倭诗”或“大和歌”。这一名称是要和自古以来在日本流传的汉诗相对而言，大意就是大和之歌，即日本诗歌。和歌包括长歌、短歌、旋头歌、片歌、佛足迹歌等，起源于上古的歌谣，《古事记》录一一三首，《日本书纪》收一二八首，加上《风土记》、佛足石碑、《琴歌谱》、《歌经标式》、《日本灵异记》、《续日本纪》等零星记载，古代歌谣约存三百余首。八世纪成书的《万叶集》，是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号称“日本诗经”。二十卷的《万叶集》，著录古坟中期至天平宝字三年〔759年〕约四个世纪的四五一六首和歌，主要作者有柿本人麻吕、高市黑人、山部赤人、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大伴家持等，据说大伴家持是此书的编者。《万叶集》将汉字作为标音文字记录和歌，这些标音汉字被称作“万叶假名”，标志着日本假名文字的草创。不过，书中的歌序用汉文写成，歌中的一些熟语也往往使用表意汉字。

与此同时，日本的书法也进入了“和风时代”。日本的书法开始于奈良时代，发展于平安时代。初期是以嵯峨、橘逸、空海“三笔”为代表的唐风时期，以晋、唐书风为典范。随后以行成、道风、佐理为代表的“三迹”时代，是日本和国时代的开始，这时的书法由唐风转变为和风，形成了丰满圆润、典雅流利的和体书法，随着和体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假名书法也逐渐形成。并随着和歌与假名文学的成长，不久即在艺术上进一步洗练，引来了他的黄金时代。此外，奈良时代以来，佛教盛极，日本固有的神道不得不从属于佛教之下。但到了平安后期的“国风时代”，日本原始文化开始复活，神道也随之活跃起来。宝龟六年〔775年〕，日本政府令诸国国司修理神社，进行祭祀。并下达祭祀时禁止酒宴、歌舞的明令。对神的尊敬还连带着表现在建筑和雕塑上。平安时期的寺院建筑风格，确立了简素的日本样式，如有的庭园性的寺院前开池，池中有岛，岛上架桥非常美观。这一时期日本的主流绘画和音乐，茶道的特色也开始表现出日本自己的气质。

可以看出，废止遣唐的政策具有日本方面的内因和后果，在在显示岛屿对大陆的“向心倾向”开始减弱了。

〔四〕外夷与中华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说出了一种理论叫做“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其中指出唐朝太宗高宗两代之所以能够倾力攻灭高丽，首先即在于当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还没有兴起成为唐朝的大敌，其次是唐“乘高丽之内乱及据新罗、百济之形势”，而唐取高丽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西北危急，更无余力经营东北”，不得已在东北采取消极退守之策。

当时唐朝与倭国以及唐朝与朝鲜半岛三国之关系，也与当时唐朝东北、西北边境的全局，密切相关。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分期论，是以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推移为标尺的。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表现在地域上由内向外的扩展性波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波动，即中国文化向四方扩展，由近及远，促进周围野蛮种族的文化觉醒和民族自觉，后者又转而向中国内部产生反作用。

汉与倭国、唐与“日本”，以及近代中国与“日本帝国”之间的关系及其演进，也与这一过程相应。倭国对汉、“日本”对唐的向心运动属于夷狄的向化；而近代殖民扩张浪潮中的岛屿实体“日本帝国”，对近代中国大陆广大腹地的向心运动，则体现为企图入主：尤其以早先入主过中国的满蒙优先，这似乎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其深刻的地缘政治原因的。

史料研究表明，日本帝国曾计划对中国大陆移民五百万，这一移民计划以东北地区〔满蒙〕优先，并被列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

早在1936年8月25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就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官方移民，最终目标是从1937年起的十年时间，向东北实施移送一百万户、五百万人的庞大移民群落。日本的方式是把移民组织成强化的武装集团，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形成由日本人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移民团”依其规模分为“集团移民团”、“集合移民团”、“分散移民团”，日本还把日本农家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三子以下的未成年人集合起来，经过训练后派往中国东北，成为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据日本估计，伪满人口将在三十年内由当时的三千五百万人增至五千万人，而日本人要成为“满洲国”的五族之一，其人口至少应占到十分之一，即五百万人。据日本史料记载，伪满时期仅黑龙江地区就有日本移民十三万人。

在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移民读本》中，详细画出了日本移民侵入东北各地的区域分布图；而同年出版的《昭和十二年度拓务省辅助的自由移民一览》中，则详细列表公布了东北开拓团在各地分布的人数和户数。据了解，日本前期“集团移民”共分四次，分别侵入伪满三江省永丰镇、依兰县湖南营、滨江省绥棱县、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和哈达河等五地。1936年，拓务省在对原有移民方式加以取舍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第五次集团移民从日本全国选出一千户移民，侵入到伪满东部的密山县。

日本向东北移民，不仅是为了镇压东北人的反抗、巩固自己的军事占领。尽管当时武装移民的倡导者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在策划首批武装移民入侵行动时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对付李杜、丁超的“三万多顽匪”，是“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着眼”，并规定武装移民要“承担关东军任务的一部分，维持满洲国内的治安”。

从入侵东北的日本武装移民的分布情况看，这五次移民都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都是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是日本人希望予以永久占领的地区。正因为如此，1937年以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政策，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所谓“国策移民”时期，移民的募集从以军人为主，转变为“一般农民第一主义”。这个时期，日本强调移民的作用要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即移民不仅要成为维持治安、公平，能巩固国防的杠杆，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而且还要全局的、长远的、有计划地去实现日本帝国大陆政策的目标。这其实就是继承了蒙古和满洲对于中国所展开的向心运动。尤其考虑到，日本人自以为和蒙古、满洲同属所谓“阿尔泰语系民族”。

为推行向心运动，日本的入主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必定要掠夺东北地区的土地，就像蒙古和满洲曾经的作为那样。早在1932年，日本就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次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一元，几乎等于白抢白占。日本帝国在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略，就连有些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也会变得土地一无所有，仅剩下牲口等财产。爱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六年五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里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全屯三百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的地方，房屋土地皆无，很多人冻饿而死。”

这不仅很像蒙古和满洲以往在中国推行的掠夺政策，也很像红色高棉后来在柬埔寨对华人采取的剥夺、驱逐和灭绝政策。所不同的，蒙古、满洲、日本对中国是向心移民，红色高棉则是对中国的吸引力予以抵制，尽管是利用中国共产党来抵制中国移民。日本帝国表面上比近代中国文明开化，但是日本对中国的“进出”也罢“侵略”也罢，其实还是重复了“外夷与中华”的向心运动的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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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天皇制的兴衰与中国影响的兴衰

从前面的叙述不难发现：倭王的出现显然是由于汉魏皇权扩张的刺激。而“天皇”的出现则是隋唐“天可汗”的副产品。

下面简单回顾一下天皇制的兴衰，可以发现这一进程也与中国影响息息相关。简言之：天皇本身乃是中国影响的产物，中国影响衰退了，天皇影响就衰退；中国影响增强了，天皇影响就增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似乎是上述现象的例外，其实也不尽然。我们知道，正是清朝在西方列强面前亡国灭种的危机，激起了日本“尊王攘夷”的运动。在日本人看来，既然“西皇帝”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东天皇”就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共主了。

前面说过，平安末期天皇无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政治的对立，造成了将近一千年“武家控制天皇的中古时代”。天皇的外戚藤原氏掌握大权之后，天皇就始终无法将权力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像汉朝皇帝那样与外戚的权力斗争时有胜负。这可能因为，日本比中国具有更为强大的母系权力的传统，所以武则天能在唐朝称帝，也是因为唐朝具有很深的鲜卑色彩，而鲜卑比汉人具有更为强大的母系权力的传统。所以日本除了拥有很多女王以外，外戚也更为强大，而幕府也常常同时具有外戚的身份。这与古代天皇很不一样，因为古代天皇即倭王像同样崇拜太阳的夏朝帝王一样，也是奉行族内婚即血婚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古以后也就是平安朝以后的天皇也可以说是和外戚与幕府的杂交的产物，“天皇血统”其实早已名存实亡了。这只要看一眼986年至1011年间在位的是日本第六十六代天皇怀仁〔980年7月15日至1011年7月25日〕所有的六位后妃的出身，就一目了然了：

977－1000年，〔皇后〕定子：藤原兼家长男藤原道隆之女。

988－1074年，〔中宫〕彰子：藤原道隆之弟藤原道长之女。

974－1053年，〔女御〕义子：藤原兼家之弟藤原公季之女。

979？－？年，〔女御〕元子：藤原兼家之兄兼通长男藤原显光之女。

984－1022年，〔女御〕尊子：藤原道隆之弟藤原道兼之女。

985－1002年，〔御匣殿〕：藤原道隆四女，皇后定子的同母妹。

势力庞大的藤原家族起源于模仿中国文明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的功臣中臣镰足，被赐姓藤原氏。在元明天皇时代藤原家庭的势力即已开始蹿升，藤原镰足的儿子藤原不比等出任右大臣，权倾一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藤原不比等还把自己的女儿宫子嫁给天武天皇，宫子生下首皇子。720年，藤原不比等病故，皇族势力重新抬头，天武天皇的孙子长屋王以“大纳言”身份为朝廷首辅。721年长屋王任右大臣，倭王皇室与藤原家族就这样形成对立的两派。724年，元正天皇让位给侄子首皇子〔文武天皇之子〕，是为圣武天皇。

藤原氏从公元八世纪起作为日本岛国政治的主导力量，一直延续到十二世纪晚期，贯穿整个平安时代。将近五百年的时间，藤原家族控制主要政府事务，实际在行使倭王权力。藤原家族虽然通过精密的计划垄断了朝廷官位，但其统治地位并非来自军队控制，而是来自稻田占有和王室婚姻。公元七世纪政治变革中，稻田被宣布为天皇的财产，农夫们只被授予耕作的权力，并为此交纳极重的税赋。这一制度建立后，政府有了财政统治全国。而有些田地享受免税待遇，天皇将数量不等的免税或半税田地赠于朝廷贵族，其中包括藤原家族，一些寺院也领受这种恩赐。随时间推移，许多贵族家庭占据了越来越多田地，到了十世纪，藤原家族拥有土地最多，其势力也就最大。

与倭王皇室的通婚则将藤原家族送上权力宝塔的顶端──摄政王──的位置。藤原家族所把持的是将他们家中女儿嫁给皇室的权力，并以此出任懦弱天皇亦即他们家外孙的摄政王。而摄政王如果做出决定，天皇就得让位。有关“天皇血统”的最为可悲的事例，发生在天皇权威最为衰微的江户时代：1620年，德川秀忠将军把自己的女儿和子送进天皇宫中，做后水尾天皇的皇后，与天皇生有二男三女。德川幕府这个军事政权只容许德川和子生的子女继承皇位，这倒也罢了，最为残暴的是，其他妃子生的子女往往被其杀害。后来，在德川幕府安排下，后水尾天皇七岁的女儿兴子继位，变成“明正女王”。这是“称德女王”后九百多年出现的首个女皇。这个明正女王其实是德川秀忠的外孙女，从此德川家族便把朝廷视为自己的后宫了。如果说在此前的平安、镰仓、室町及战国时代，天皇还多少拥有一些皇室的尊严，那么到德川幕府时期，所剩无几的一点皇权也被褫夺殆尽。1615年，幕府公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共十七条，详细限制天皇和公卿贵族的权力和行动。《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明确规定，天皇“以学问为第一”，无须过问国事，凡官员任命、天皇的出巡等均须征得幕府的允准。惟一保留天皇权力的只有第八条“天皇有权按本朝先规决定年号”。

在上述前提下，“天皇血统”也已名存实亡甚至混乱不堪。再怎么尊所尊的对象也已经没有了。例如观察一下江户幕府时代开始到二战为止十八位天皇，其配偶的简表，就可以发现“藤原”家的血统远远超过了“天皇血统”。换言之，天皇血统实际上就是“以藤原家血统为主”的：

01、后阳成天皇，皇后藤原前子〔近卫前久之女〕；

02、后水尾天皇〔后阳成之子，皇后所生〕，皇后源和子〔将军德川秀忠之女〕

03、明正女皇〔后水尾之女，皇后所生〕终身未婚

04、后光明天皇〔后水尾之子，生母藤原光子〕

05、后西天皇〔后水尾之子，生母藤原隆子〕皇后明子〔有栖川宫好仁亲王之女〕

06、灵元天皇〔后水尾之子，生母藤原国子〕皇后藤原房子〔鹰司教平之女〕

07、东山天皇〔灵元之子，生母藤原宗子〕皇后幸子〔有栖川宫幸仁亲王之女〕

08、中御门天皇〔东山之子，生母藤原贺子〕皇后藤原尚子〔近卫家熙之女〕

09、樱町天皇〔中御门之子，皇后所生〕，皇后藤原舍子〔二条吉忠之女〕

10、桃园天皇〔樱町之子，生母藤原定子〕，皇后藤原富子〔一条兼香之女〕

11、后樱町女皇〔樱町之女，皇后所生〕终身未婚

12、后桃园天皇〔桃园之子，皇后所生〕皇后藤原维子〔近卫内前之女〕

直系血统中断

闲院宫直仁亲王〔东山天皇之子，生母藤原贺子〕王妃藤原八百君〔近卫基熙之女〕

闲院宫典仁亲王〔直仁之子〕王妃成子〔中御门天皇之女〕

13、光格天皇〔典仁之子，生母橘岩代子〕皇后欣子〔后桃园天皇之女〕

14、仁孝天皇〔光格之子，生母藤原婧子〕皇后藤原繁子〔鹰司政熙之女〕

15、孝明天皇〔仁孝之子，生母藤原雅子〕皇后藤原夙子〔九条尚忠之女〕

16、明治天皇〔孝明之子，生母藤原庆子〕皇后藤原美子〔一条忠香之女〕

17、大正天皇〔明治之子，生母藤原爱子〕皇后藤原节子〔九条道孝之女〕

18、昭和天皇〔大正之子，皇后藤原节子所生〕皇后良子〔久迩宫邦彦亲王之女〕

由此可见，天皇大多是藤原氏女子所生，而且只有藤原氏中等级最高的五个摄政关白家〔近卫、九条、二条、一条、鹰司〕才有资格。其结果是“倭王名号藤原坐”。藤原家族起源于藤原镰足〔藤原镰足，ふじわらのかまたり，614－669年〕，其本名“中臣镰足”，本为中臣御食子之子，初称中臣镰子，曾任神袛伯，后退宫，与轻皇子、中大兄皇子等人策划“大化改新”，后推翻苏我氏。孝德天皇〔轻皇子〕即位，改任内大臣，与皇太子中大兄皇子同为改新政府之重镇，为律令体制奠定了基础。以天皇为首的古代中央集权国家成立。临终时，天智天皇赐予大织冠冠位，赐姓藤原朝臣，葬于山科〔今京都市山科区〕。以此，藤原家族成为日本最有力的贵族。仅仅从仁孝天皇起算，三代下来，到明治天皇身上，藤原家血统已经占到八分之七，再三代下来到裕仁天皇，天皇家的血统只剩下六十四分之一了！

这是后话。

至十世纪末，藤原家族将其势力扩张到全国，基本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庄园纷纷建立。高级官员以其土地上的农夫为生，而不向政府交税。政府对于庄园的管理也鞭长莫及。最后王室的经济来源和法律权力都受到削弱，贵族阶级如此间接打击了政府，而政府却是他们借以兴起的力量。贵族力量的基础──王田所有制既然逐步衰败，最后就不得不危及平安朝廷以及藤原氏的摄政。在乡下，土匪构成较大威胁，因而小户人家向大地主寻求保护。随着庄园的扩大以及数目的增加，庄园主们必须雇佣卫士保护生命与财产。这样，被称为“侍者”的武士阶层逐渐形成。武士为他们的雇主工作，也为自己的荣誉和利益而战。对于一个武士来说，荣誉就是对领主的忠诚。许多战士团队的领头人是由京都移居外省的政府官员或者是来自贵族家庭的年青人。

其实，连“武士”一词也是从中国输入的。中国的初次记载为：唐“天宝十一载〔752年〕改诸卫士为武士”。日本的初次记载为：宝龟二年〔771年〕“赐亲王已下五位已上丝，各有差。其明经、文章、音博士、明法、算术、阴阳、天文、历术、货殖、恪勤、工巧、武士，总十五人赐丝十绚”。这里的“武士”与武士阶层的武士含义并不等同。“武士”阶层虽在十世纪以前已经出现，但不固定，有时与“兵”、“侍”、“武者”等同。这几个词语间也稍有区别：“兵”，以战争为职业者；“侍”，贵族的警卫；“武者”，政权中的武人。日本学者认为这三个词语反映同一实体的不同侧面，到十二世纪时三者统一为“武士”。

武士作为研究对象应该予以明确的定义。日本学者间有两种定义方法。一种从职能定义，例如：“以武艺为专业者”〔万有百科〕、“以武技、战斗为业者”〔世界大百科〕。但是，武士不仅是一个职能集团，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显然这种职能定义的方法不能全面反映武士的状况，因此都需要作补充说明。例如：“在封建时代作为支配者而发挥权势”〔万有百科〕、“后来成为身分阶层或其所属成员的呼称”〔世界大百科〕。但是，什么支配者、什么身分并不明确。另一种从阶级定义，例如：“拥有武力并在农村居住的本地领主”〔现代百科〕、“凭依武力统治地方而又任职于政府者”〔小学馆百科〕。这些定义虽然指出了武士的阶级性，但又局限于“本地领主”、“地方统治者”，而实际上镰仓幕府后武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全国统治者。因此这些定义只适用于平安时代，而不适用于镰仓幕府后的时代，尤其是江户时代。显然这种定义作为定义缺乏普遍性。事实上，武士出现于十世纪，二百多年后镰仓幕府建立，以后武士政权延续了近七百年，直至明治维新。在这近一千年间，武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日本平安中期的摄政藤原道长〔FujiwaraMichinaga，966－1027年〕可以说是藤原家族的代表人物。他995年成为藤原家族的首领，1017年任太政大臣，在他执政期间，平安时代达到鼎盛。时人对其描述：“节制自约，有男人气魄，并颇为虔诚”，亦有人说他年青时“洁身自好，不曾招惹是非，不是因为遵从刻板教导，而是本心不愿树敌或使女人伤心”。藤原道长的父亲藤原兼家，继承藤原家族的传统，将其长女嫁给天皇，又将其次女嫁给皇储〔后来也成为天皇〕。在他六岁的外孙一条继承皇位，藤原兼家出任权倾天下的摄政王。随即将他的儿子们和近亲布置到政府要津，目的为使他的权力能够顺利移交。藤原道长、藤原赖通两代，长达七十年的藤原氏专权达到极盛时期。藤原的府邸代替了皇宫，成了处理朝政的权力中心；朝廷只不过是表演仪式的大剧场而已。藤原道长身兼太政大臣、摄政，并先后把三个女儿分别立为一条、三条、后一条三个天皇的皇后，自己则成为三个天皇的外公。藤原道长志满意得地在女儿被册立为皇后的仪式上得意地以诗言志：“斯世即我世，我做我所思，皎皎十五月，圆盈无缺时。”

藤原道长本来有两个精明强干又身居高位的兄长，而他的父亲只给他安排了一个并不显要的政府职位。然而，藤原道长高明的政治技巧加上他惊人的好运使他终究攀升到权力的顶峰。公元995年前后，京都流行天花，其长兄因之而陨。大约同一时期，他的另一位哥哥也病故，于是通向日本最高权力的大门向他打开。同一时期，他的侄子藤原伊周成为他的竞争者，年仅二十岁就担任过重要职务，他深受其妹妹，即在位皇后定子的喜爱，而一条天皇也有意让他出任摄政王。藤原道长拥有时为皇太后的妹妹诠子的支持，又为家中长者。最后，藤原伊周以“在一条天皇面前肆意诽谤，不遗余力”的罪名未能出任摄政王一职。公元995年，藤原道长掌握了日本最高权力。接着，藤原道长将其十一岁的女儿彰子嫁给天皇为妃，并于次年转为第二皇后，时人对她的描述，“她的容貌身材超群出众，难以言喻”。定子皇后携子回娘家，她深感孤独以及失宠的难堪。有人描述她“时常精神恍惚，沉湎于对过去的回忆”。她有时也写伤感诗句：如他旧情未忘，当记海誓山盟，孤寂长夜漫漫，吾人涕泪纵横。不久，二十四岁的定子因难产去世，而彰子皇后正青春焕发。

公元1008年，彰子怀孕，新生王子被立为皇位继承人，取代定子皇后之子。从此藤原伊周最后的政治幻想破灭，他被逐离朝廷，随后于郁闷不乐中去世。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藤原道长又安排其长子赖通娶一位前天皇之女为妻。之后，他又将次女，妍子，嫁给他外甥即第一皇位继承人。公元1011年，一条天皇去世，他外甥成为三条天皇，妍子为皇后，彰子之子升为第一皇位继承人。然而，年过三十的三条天皇不易于控制，在与藤原道长争夺权力四年之后，被说服退位。藤原道长的外孙，彰子之子，成为后一条天皇。藤原道长又将他的三女儿威子嫁给这位新天皇，即他外孙。他对于所有这些成就非常满意。他自负地写道：“皓月当空，巍然独对。”同一年，藤原道长将摄政王一职给儿子藤原赖通，自己退休，做了和尚。

至十一世纪，大多数武士团队都与两个强力家族之一结盟：源氏，平氏。这两家族都是天皇家族的分支。源氏起源于814年，嵯峨天皇向诸皇子的赐姓，称源朝臣。自此之后，从淳和到三条的十四代天皇都相继给子孙赐姓源氏。诸多源氏中以清和源氏最著名，这一支源氏始于961年清和天皇的孙子源经基，长期以关西为基地。平氏也是皇族的赐姓，有桓武、仁明、文德、光孝等四支平氏家族。其中桓武平氏势力最强，其始祖起源于桓武天皇的曾孙高望王，世代居住在关东地区。

武士集团的形成是和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分不开的。由于庄园的普遍建立，庄园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增多。庄园主为了扩大领地，经常要去强占别人的土地；被别人强占土地的领主要保护自己的利益，都要诉诸武力。于是一部分庄民被武装起来，开始时还是亦农亦武，以农为主；后来则成了职业的武士。

中央负责行政与保护机关的衰败，使得私人携带武器自卫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由于实行征兵制度，国司家族成员或庄官阶级充当军役时，也有私人携带武器的行为。逐渐，国司贵族自己变成武士阶级，接受军事训练，参与战事，为现有的权威体制服务，以遏止地方上的动乱。随着被召集参加密集的军事行动，武士们有渐渐形成集团、部队的趋势。他们大都簇拥着某一领袖人物：在“国”中，一个人的威望来自本身武艺和地位的结合。因此在国中能够崭露头角者，多为朝中显贵家族外放至国衙的后代子弟。他们搬出京城来到地方，就是为了寻求出任地方官吏的机会。新生武士集团中，以藤原氏、源氏、平氏的威信为最著。

寺院和神社的庄园组织自己的“僧兵”，也加入红尘的纷争之中。僧兵借助神佛的威势，予取予夺，甚至和武士集团一起，介入到对抗朝廷的权力之争中去。地方政权为了维护秩序，也着手武装自己，网罗地方豪族组成地方武装，称为郎党。贵族们不敌僧兵的横暴，只好依靠武士的力量，在这种种因素的刺激下，武士获得进入中央政界的机会。

武士出现后，逐渐从分散走向集中，聚集在一地区最强大豪强贵族的旗下，形成武士集团。武士集团的结合有家族和宗主两种关系，都是以严格纪律和绝对服从为第一要务，渐渐形成了尽忠、献身等所谓“武士道精神”的伦理观念。一个西方人以旁观者的眼光这样描述武士道：“为荣誉而杀戮，对受惩者和失败者宽大，对卑鄙和营利的人毫不留情，主要欣赏生活中人为的诗情画意的艺术美和死后冥府的月光般的清幽世界，这就是武士道。”

到了十二世纪，京城里的藤原家族渐渐不能左右政局。贵族开始丧失支配政治的权力，以“国”为单位的军事贵族崛起，新兴的武士集团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随着皇室和藤原氏之间斗争的加剧，政治权威和土地控制权开始转移。1155年，近卫天皇去世，皇室内部为皇位继承的问题发生了激烈斗争。这时两位太上皇，即近卫的父亲鸟羽法皇和近卫天皇的兄长崇德上皇还都在人世。崇德上皇希望自己复位，或是传给自己的儿子重仁亲王；而鸟羽法皇主张以儿子雅仁亲王继位。为了皇位继位问题，藤原氏内部也出现对立。关白藤原忠心通支持后白河天皇，而左大臣藤原赖长拥护崇德上皇。结果鸟羽法皇占了上风，雅仁亲王即位为第七十七代的后白河天皇，此举引起崇德上皇的不满，他在1156年〔保元元年〕鸟羽法皇死后，联络藤原赖长、源义为等准备夺回皇位，但他们的阴谋被后白河天皇侦知，天皇联合武士平清盛、源义朝等先发制人。双方激战中，藤原赖长被流矢射中身亡。结果，崇德上皇落败，跑到仁和寺当了和尚，后被流放到外地。这次政争，史称“保元之乱”，是兄弟之间兵戎相见的争位之战。

保元之乱平定之后，后白河天皇亲政。他任用自己的亲信，推行新政。后白河天皇立自己的长子守仁亲王为太子。他深知天皇不会有真正的权力，所以在位三年后，即匆匆让位给守仁太子，即二条天皇。他自己做了上皇，以院政的方式，掌握了实权。保元之乱中，皇室向乡间实力派的源氏与平家求援。平、源支持下的一方获胜，标志藤原时代的结束。

平安时代的贵族生活，中心是长安式的京都，他们鄙视外省的倭国本色。然而随着中国文明在日本的深入，时光流转，真正的权力从享有特权的中国式城中移向日本式的城外。在倭国乡间，被称为“侍者”的霸主和武士建立起他们的领地，逐渐威胁藤原氏建立的一切。

说来矛盾，平家与源氏虽然都是王族的分支，但到公元十一世纪却形成为两个强有力的武士家族。这些为贵族提供保镖的“侍者”，既有与倭王中央相异的共同利益〔即两家均抵制向京都纳税〕，同时彼此又为控制乡村而争斗。公元1156年，平、源两家帮助台子赢得倭王皇位之后，两家便开始互相攻击。公元1160年，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后，源氏大败，退军至伊势。得胜的平氏也与以前的藤原家族一样，把天皇视为傀儡，在牢固掌握京都之后，平氏变得自大，人们常听到他们夸口：平家力量，天下无敌。只是时间一长，平家也开始沉湎于京都的生活，而乡下源氏力量重新聚集。于是在公元1185年源氏反击平家成功，在镰仓建立起军事政权，称为“幕府”。

平安时代告终。镰仓时代开始。

源氏政权崇尚倭国式的简约素朴，与京都贵族的中国式奢侈浮华，形成鲜明对比。源赖朝〔1147年－1199年〕开创了镰仓幕府，首任“征夷大将军”，可惜公元1199年，源赖潮坠马而死，独裁政权动摇，大权落入北条时政手里。北条时政〔1138－1215年〕日本镰仓幕府的第一代执权。伊豆国北条人，通称北条四郎，远江守。镰仓幕府第一代将军源赖朝的岳父。是源赖朝举兵创立幕府政权时的功臣。1185年受源赖朝指派前往京都，任首任京都守护。1186年任七国的地头职，不久辞任。1199年源赖朝死后，源赖家任第二代将军职。

在源赖家的母亲北条政子和外祖父北条时政的干预下，镰仓改革了御家人的诉讼制度，即由将军独裁改为由13名元老组成的合议制。北条时政等为了排斥源赖家的岳家，趁源赖家生病时，将源赖家的财产和权力分给源赖家之弟和长子。此举引起比企能员的反对，遂密谋除掉北条氏。谁料想，比企能员欲谋害他人不成，自己的一家和源赖家的长子反而于1204年被北条氏所杀。源赖家被罢免将军一职，流放到伊豆。源赖家的弟弟源实朝被拥为第三代将军，北条时政以将军辅佐者的身份左右了幕府政权。

1205年，北条时政的儿子北条义时继任父位。1213年起，北条义时担任“执权”，代行将军职权。以后此一职位始终由北条家族世袭。1219年，北条时政又唆使源赖家的遗腹子源公晓为父报仇，杀死源实朝。然后以犯上罪名除去源公晓。至此，源赖朝的子孙全部死净，距离源赖朝死时不过20年。以后的幕府将军全是摄关家或皇族的幼儿做傀儡，实权操纵在北条氏家族手里。被人敬畏的“尼姑将军”北条政子和她的娘家执掌了镰仓幕府的最高权力，形成执权体制的北条氏专权。

北条义时〔1163－1224年〕作为镰仓幕府第二代执权，是北条时政之子。幼名江间小四郎。1180年与父一起参加源赖朝在伊豆举兵征讨平氏活动，转战各地。1199年源赖朝死后，成为幕府十三名元老之一，组织幕府合议制度。1204年为相模守。1205年与姊北条政子一起粉碎其父北条时政企图拥立女婿平贺朝雅的阴谋活动，夺取其父之权力、任执权兼政所〔幕府最高行政机关〕、侍所〔幕府最高军事机关〕的别当〔首长〕，掌握幕府军政实权。1217年为右京权大夫，兼任陆奥守。1219年谋杀源赖朝之子、幕府第二代将军源实朝，计谋拥戴皇族将军失败。1221年承久之乱时，打败以后鸟羽上皇为中心的皇室势力，巩固了幕府统治，奠定以北条氏为中心的幕府执权体制的基础。

北条家族的执政策略是：通过作为傀儡的年幼将军，来控制实权。京都的优雅风格与魅力似乎难以抗拒，结果镰仓的将军们渐渐发展出他们自己充满繁琐礼仪的朝廷生活。结果镰仓的尚武精神在他们身上日见消退，其权威也随之削弱。这种变化使得京都和其他军事集团能够组织力量与其抗衡。一个世纪后，日本进入一个阴谋与武力冲突的时代。

纵观天皇衰微的时代，藤原氏、平氏跟丰臣氏三个时期是关白摄政外，其余时期的权力都是掌握在幕府将军手里。但不管是实际上也好，还是名义上也好，毕竟因为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的缘故，在皇权旁落后的历代天皇中，也有那么一些既不甘心做外戚或幕府政权的傀儡，并且也有一定实力的天皇，为夺还权力而努力。后醍醐天皇即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继后嵯峨天皇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即后深草天皇跟龟山天皇相继即位，从那时开始，天皇开始分为两个皇统──即后深草一系的持明院统跟龟山一系的大觉寺统。这两派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面对这种情况，对皇位继承拥有决定权的镰仓幕府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制定了两统交替即位的“两统迭立”方案。按照这一方案，1318年，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即位。

后醍醐天皇即位后，立即重用勤王派的大臣，与镰仓幕府展开斗争。各地勤王军纷纷举起讨幕大旗。后来，由投靠后醍醐天皇的幕府武将足利尊氏给予镰仓幕府致命一击。1333年5月，镰仓幕府灭亡。后醍醐天皇将政权握在自己手中，并取中国东汉光武帝刘秀消灭王莽、复兴汉室之意，改年号为“建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建武中兴”。其实天皇并不知道自己的政治角色已经完全转换，因为古代倭王的军事功能已经让位给了幕府将军。结果由于建武新政权对广大武士阶层采取防范而不是引导政策，引起各地武士的失望和不满。

1335年7月，原镰仓幕府执权北条高时之子北条时行率残部攻陷镰仓〔史称“中先代之乱”〕。8月初，足利尊氏率兵五百骑，离开京都，与其弟直义之军会合，光复镰仓。按理，平定北条时行叛乱后，足利尊氏本应速返京都。可是，尊氏不但不返京都，且据镰仓，自称征夷大将军。对此，后醍醐天皇极为气愤，于11月19日宣旨任命尊良亲王、新田义贞为正副征讨将军，讨伐足利尊氏。足利尊氏则率领关东武士相抗。12月中旬，尊氏、直义大败官军，并于次年正月11日突入京都。历时还不到三年的“建武中兴”就宣告结束了。后醍醐天皇在足利尊氏军进入京都的前一天，潜逃比叡山。不久陆奥〔今青森县〕、出羽〔今秋天县〕的北畠亲房、显家父子率军与天皇会师。天皇方面军几经奋战，屡败尊氏军。尊氏西走，后醍醐天皇重返京都。1336年5月，足利尊氏再围京都，天皇不得已又退出京都。6月14日足利尊氏入京，拥持明院系统光严上皇的皇弟丰仁亲王即位，是为光明天皇。

足利尊氏拥立的光明天皇没有象征皇权的三种神器，缺乏作为正统天皇的必要依据。为此，10月间，尊氏请后醍醐天皇返回京都。因连年战斗，比叡山粮尽，外援又绝，军队厌战，后醍醐天皇不得不接受足利尊氏之请，返回京都。后醍醐天皇一回到京都，便被软禁在花山院内。11月，他被迫将神器交给光明天皇，被尊为太上天皇。后醍醐天皇虽被幽禁京都，但与北畠亲房等人仍有秘密联系。12月21日夜，他打扮成女性贵族，乘车逃离京都，在吉野建立南朝，并宣布在京都交与光明天皇的神器为伪品。自此形成了日本历史上五十多年的南北朝对峙局面。后醍醐天皇以“天子尊治”的名义巩固南朝统治，并励精图治，希望尽早灭北朝，回京都实现皇权的统一。

然而愿望未得实现，他却突患重病，于1339年8月16日病亡，终年五十二岁。相传他死时，一手握着《法华经》，一手抚剑，在遗诏中说：“应生生世世勿忘者，乃尽灭朝敌，四海泰平也。朕早逝之后……，纵领玉骨已埋南山，魂魄亦当常望北阙。”并说君臣违背此旨，则“君无继体之君，臣也无忠烈之臣”。后醍醐天皇的陵墓因此也是与一般的朝南座北的传统葬式不一样，而是朝北座南埋葬，这是为了满足他的遗愿。后醍醐从三十一岁登基，到五十二岁死去，共二十一年。他在二十一年间的政治风云中几起几落，为重振王权可谓呕心沥血。

在日本的南北朝时代，虽然北朝的持明院统居住在京都，然而象征天皇神权的“三神器”──八咫镜、坂琼曲玉和草薙剑却在南朝大觉寺统手里。因此，虽然幕府拥立了北朝，但是北朝却并不能算是“正统”。1392年，在将军足利义满的调停下，南朝的后龟山天皇将“三神器”交予北朝的后小松天皇，自己进入京都大觉寺当了上皇。然而，足利义满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即并没有实行“两统迭立”的方案。虽然大觉寺统的后龟山天皇的后代们发现上了当，但为时已晚。于是从后小松天皇开始，历代的天皇均为持明院统的“伪朝”的后代，是幕府将军的典型傀儡，而且其权利完全建立在欺诈大觉寺统的皇族权利的基础上。

其实，即使南朝后龟山天皇交予北朝后小松天皇的“三神器”，也是假的东西。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早在这项交易前一百多年，八十二代后鸟羽天皇〔1180－1239，1183－1198年在位，1199－1222年院政〕即位的1183年，平氏挟持其兄安德天皇西逃，京都方面决定拥立新君。当时其父高仓天皇的次子贞成亲王也被平氏带走，于是只好在三子和四子中间抽签决定，结果四岁的尊成亲王中标即位就是后鸟羽天皇。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两天皇并立的局面。1185年，源氏乘胜西征，追剿平氏。3月，当源氏军队在四国附近的坛之浦海面猛烈攻击平氏的战船的时候，平清盛的妻子〔人称二位尼〕抱着自己的外孙也就是八岁的安德天皇跳入海中，平氏家族的其他成员都赴海殉难，这个不可一世的霸道家族就这样自己走向了毁灭。最有意思的是，蹈海的小天皇身上还带着“天皇的信物”──玉玺和宝剑，源氏武士们只抢到了最后一件信物──宝镜，天皇的神器就这样下落不明了。源义经后来带着伪造的玉玺和宝剑回到京都，把它们献给了后鸟羽天皇。为了解释其来源，一种说词是“玉玺和宝剑自己浮出了水面，另一种说词是“安德天皇跳海获救”，结果直到二次大战后，硫磺岛还有一个“长浜天皇”自称是安德天皇的直系后代，要求废除战犯裕仁天皇，由他来继承日本天皇的位置。可惜美国人智虑不足，没有扶持这个真正的天皇，而是让家的天皇继续统治。有一天，中国如果征服了日本，就应该让真正的天皇后裔坐上王位，恢复“汉委奴国”的正统。

如果再往前推一百多年，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被天皇神话的信徒们“有选择地遗忘”：第六十六代的一条天皇〔980－1011年，986－1011年在位〕是藤原兼家的外孙，即位时只有七岁，结果自然是藤原兼家担任摄政的职务。接着，冷泉天皇与藤原兼家的女儿所生的居贞亲王也被立为皇太子，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乱伦的天皇家族：藤原兼家一人兼任天皇和皇太子的外祖父！藤原氏的府邸成了政治中心不说，乱伦的天皇朝廷变成只是举行仪式的地方，天皇和太子不过是藤原家族的玩物，在百姓中间没有丝毫的威信，以致皇宫成了盗贼出没的场所、野兽留迹的地方。更为严重的是，皇宫内火灾连连，1005年的一场大火，终于把“天皇的神器”烧毁。结果乱伦的朝廷不得不重新铸造神镜，从此“天照大神留传下来的神镜”变成了“人造神镜”。其实呢，前者是从中国进口的；后者则是倭岛日本的土产。

“祸不单行”：事情发生在几十年后的69代后朱雀天皇〔1009－1045年，1036－1045年在位〕时代。后朱雀天皇二十八岁即位，以藤原赖通为关白。后朱雀天皇血气方刚，不甘心被藤原家族耍弄，时时想要恢复天皇的亲政。1037年，他不顾藤原赖通的反对，立祯子内亲王为皇后，但不久又立藤原道长的女儿嬉子所生的亲仁亲王为太子──他毕竟不能完全摆脱藤原氏的控制。后朱雀天皇在位十年，上层贵族争权夺利，朝廷纲纪废弛，加以连年天灾瘟疫，社会动荡混乱。这时寺院势力发展迅速，出现僧兵横行的局面，使不安的社会雪上加霜。这个时期皇宫大火三次，人造神镜再度被焚，不得不三造神镜。

神镜和人造神镜一再被毁的事实表明：天皇的正统早就断绝了。就和秦汉皇帝的“传国玉玺”到了魏晋时代就失去了踪影，接下来就发生了“五胡乱华”的“革命”。在日本历史上，类似五胡乱华的革命，就是武家专政的登场。

藤原氏专政以后，天皇皇权便已旁落到摄政关白或是幕府将军手中。这多少和中国汉朝的没落，导致三国演义的过程，有几分相像。

更严重的“假货”问题，不仅发生在天皇神器上面，还发生在天皇自己身上。

1392年，在将军足利义满的调停下，南朝的后龟山天皇将“三神器”交予北朝的后小松天皇，自己进入京都大觉寺当了上皇。然而，足利义满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即并没有实行“两统迭立”的方案。虽然大觉寺统后龟山天皇的后代们发现上了当，但是为时已晚。于是从后小松天皇开始，历代的天皇均为持明院统的嫡系后代，而大觉寺统的皇族们再也无缘染指皇位：

序号在位时间谥号年号

671011-1016三条天皇长和

681016-1036后一条天皇宽仁、治安、万寿、长元

691036-1045后朱雀天皇长历、长久、宽德

701045-1068后冷泉天皇永承、天喜、康平、治历

711068-1072后三条天皇延久

721072-1086白河天皇承保、承历、永保、应德

731086-1107堀河天皇宽治、嘉保、永长、承德、康和、长治、嘉承

741107-1123鸟羽天皇天仁、天永、永久、元永、保安

751123-1141崇德天皇天治、大治、天承、长承、保延、永治

761141-1155近卫天皇康治、天养、久安、仁平、久寿

771155-1158后白河天皇保元

781158-1165二条天皇平治、永历、应保、长宽

791165-1168六条天皇永万、仁安

801168-1180高仓天皇嘉应、承安、安元、治承

811180-1185安德天皇养和、寿永

821185-1198后鸟羽天皇文治、建久

831198-1210土御门天皇正治、建仁、元久、建永、承元

841210-1221顺德天皇建历、建保、承久

851221仲恭天皇

861221-1232后堀河天皇贞应、元仁、嘉禄、安贞、宽喜、贞永

871232-1242四条天皇天福、文历、嘉祯、历仁、延应、仁治

881242-1246后嵯峨天皇宽元

891246-1259后深草天皇宝治、延长、康元、正嘉、正元

901259-1274龟山天皇文应、弘长、文永

911274-1287后宇多天皇建治、弘安

921287-1298伏见天皇正应、永仁

931298-1301后伏见天皇正安

941301-1308后二条天皇乾元、嘉元、德治

951308-1318花园天皇延庆、应长、正和、文保

961318-1339后醍醐天皇元应、元亨、正中、嘉历、元德、元弘、建武、延元

971339-1368后村上天皇兴国、正平

981368-1383长庆天皇建德、文中、天授、弘和

991383-1392后龟山天皇元中

1331-1333〔北朝〕

光严天皇正庆

1336-1348〔北朝〕

光明天皇历应、康永、贞和

1348-1351〔北朝〕

崇光天皇观应

1352-1371〔北朝〕

后光严天皇文和、延文、康安、贞治、应安

1371-1382〔北朝〕

后圆融天皇永和、康历、永德

1382-1392〔北朝〕

后小松天皇至德、嘉庆、康应、明德

1001392-1412

后小松天皇应永

注意：从第96代后醍醐天皇到第99代后龟山天皇，这四代天皇是南朝天皇，居住在吉野山。但由于幕府将军策立的傀儡北朝天皇没有象征神权的“三神器”，因此这四代南朝天皇仍是“正统”，所以整个日本史不得不按南朝来记代。直到后龟山天皇受骗将“三神器”交予北朝后小松天皇，后小松天皇才被算是第一百代天皇。

九十九代后龟山天皇〔？－1424年，1383－1392年在位〕，是后村上天皇的次子，他为什么同意这项历史性的妥协呢？原来他在位期间，对立的室町幕府在足利义满的治理下进入全盛时期。

足利义满任将军时年仅十岁，亲政后首先巡视各地，笼络寺社势力，抑制大名力量。先后削除和平定了一些地方豪强的割据和叛乱，进一步威逼吉野的南朝朝廷。经过多年的争斗，南朝的实力大减。而北朝虽然控制了全国的大部分地盘，却没有神器，所以始终是一件憾事。1392年10月，足利义满致函南朝的后龟山天皇，提出南北统一的三个条件：〔1〕南朝将神器交还给北朝后小松天皇；〔2〕今后皇位仍由大觉寺派和持明院派轮流继承；〔3〕诸国领地由两个皇室分别管辖。后龟山天皇对此表示同意，返回京都大觉寺，被足利义满封为太上皇。并在京都举行了后龟山天皇将神器让渡给北朝后小松天皇的仪式，后小松天皇成为唯一的天皇，对峙了五十六年的南北朝完成统一。

在南北朝合并过程中，北朝始终处于主动。南朝废除自己的年号，后龟山天皇被封为上皇，在诏书中否定后龟山天皇在位的合法性。但是，后小松天皇最后耍起无赖，不按照当初订立的两朝迭立原则，背信弃义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1410年，后龟山后皇不胜愤懑，率旧部重归吉野，以示抗议。1412年，后小松天皇让位给称光天皇。而由于形势今非昔比，率旧部重归吉野的后龟山天皇恢复大觉寺系统皇统的梦想也宣告破灭，只好于1416年再次回到京都。从此，他潜心修行，不问世事。八年后，死于大觉寺中，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觉寺派。

作为幕府傀儡的北朝后小松天皇，为什么能违背幕府的意志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呢？换言之，足利幕府在这次背信弃义的阴谋中到底有什么巨大的利益？

足利义满将军以武力击破楠木、结城、北畠等南朝势力，最后政治解决南北朝时代。先后打击山名、大内、土岐等大名，确立了将军独裁体制。又通过与明朝的朝贡贸易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建造了花之御所和金阁寺〔北山邸〕，他是当时日本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人物，真正的独裁者。足利义满不仅成了“征夷大将军”，还历任内大臣、左大臣，直至太政大臣，可以说是到达了人臣的极点。他还享受“准三宫”待遇，也就是拥天皇的妻子、母亲、祖母的待遇，被视同为天皇一族。其地位已经差不多是天皇了，死后被追认太上皇，而其权力却是天皇望尘莫及的。这仅仅因为他声称自己的母亲有顺德天皇的血统？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认为：足利义满还强奸了后圆融天皇的皇妃藤原严子〔通阳门院〕，结果才有了后小松这个孽种。事实上，足利义满不只强奸了通阳门院，他把后圆融天皇的三个宠妃，也就是后圆融天皇的所有后妃都强奸了。因此，后圆融天皇身心受创，三十六岁就死了，也因为这样，后圆融没有后代，后圆融天皇的系统，就是将军足利义满德体内滋生出来的。

之后，足利义满的魔爪又伸向了北朝天皇的另一个系统──伏见宫家。伏见宫家从北朝第三代崇光天皇之子容仁天皇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是名门中的名门。但是这个名门，实际上到第二代就断绝了。伏见宫第三代贞成亲王，因其子彦仁亲王成了第一百零二代的后花园天皇，成为了“太上天皇”，称后崇光院。使得伏见宫第二代就断绝的，就是这个贞成亲王。这个被说成是伏见宫初代荣仁亲王儿子的人，本是“住在伏见宫家的人”，父亲是足利义满。通史中记载贞成亲王的父亲伏见宫初代荣仁亲王怎么只用个“〇”表示？可以想象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两人并不是父子关系，而且贞成亲王的父亲是个不能写明的人物。贞成亲王自己留下来的《看文御记》中的记载，简单归纳下：

1.贞成亲王一直到四十岁为止都隐名埋姓住在菊亭左大臣家，后来才住到伏见宫。

2.他称呼“父亲”荣仁亲王为“御所样”〔主人〕。

3.他称呼小自己十岁的“弟弟”治仁王为“新御所样”。并奉其为上位。

《看文御记》虽然没写的很详细，但是种种证据表明，荣仁亲王、治仁王等伏见宫家的直系，都被贞成亲王及其幕后黑手足利义满所毒杀。在一族断绝后，贞成继承了伏见宫家。

以上所叙表明，足利义满是在有计划有步骤的以足利家的血统，替换天皇家的血统啊。

后小松天皇正是后圆融天皇的第一皇子，也就是说，后小松天皇是后圆融天皇的皇后与足利义通奸后所生，而且足利义满几乎接管了后圆融天皇的所有嫔妃，因此后圆融天皇的所有后代都是足利义满的。

一百代后小松天皇〔1377－1433年，1382－1412年在位〕是后圆融天皇的长子，实际上只可能是足利义满的私生子。1392年，足利义满出面劝诱南朝的后龟山天皇接受条件，将神器交还北朝，从而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朝统一后，全国性战乱已经停止，大守护们的野心也得到适度的抑制，足利义满于1394年，让位给九岁的足利义持。他自己任太政大臣，在京都修建巨大的豪华宅邸──其中有讲究的鹿苑和辉煌的金阁寺，他自己穿着中国明朝皇帝赐予的小龙袍，优哉悠哉地闲逛，所以，足利义满才是真正的“日本王”。

压制住诸大名并替代了天皇的足利义满，其财力的最大一个来源，就是对明贸易。由于当时明朝实行锁国政策，在日本只有将军家可以与明朝进行贸易。因为是完全的垄断，利润自然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实际上的贸易，都是以每一船为单位由豪商承包的。也就是说由商人负责准备船、船员和货物，进行航海和对明贸易，所得利润的一部分上献将军，将军要出的资本只是自己的名字而已。虽然将军得到的只是一部分利润，但已经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了。而那些豪商们要雇佣、统领大量的船员，进行危险的航海，其动员力可以说是已经胜过一般大名了，而且当时武士和商人间的区分还不十分明确。关于幕府的对明贸易，实际上前期还是由幕府主导的，商人们是支付一定费用，搭船进行贸易。后期幕府失势，勘合贸易为大内、细川二家所掌握，这时才出现完全由商人出资，幕府一定承包费的“幕府船”，一般每艘船的承包费是三千贯到五千贯。

1402年，明朝建文皇帝在给日本的圣旨中，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足利义满在致明朝皇帝的国书中也自称“日本国王臣源”，幕府将军已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足利义满自称“源道义”是因为足利氏是清河源氏的后裔，即清和天皇的嫡派子孙。就是后来的德川幕府家也是来自清河源氏，所以幕府将军的掌权不过是天皇的彼一支代替此一支而已。但是足利幕府依然面临新的政治危机。因为足利义满并没有履行自己当初的诺言，即仍旧恢复大觉寺派与持明院派天皇迭立的传统。南朝的皇族、公卿、将士异常愤慨，后龟山天皇也后悔不迭。1410年，后龟山逃出京都，再次在吉野山区建立南朝，史称后南朝。南朝的皇室后裔和臣子们为了恢复旧业，又不断地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半争。1411年，后小松天皇立自己的儿子躬仁亲王为太子，从而结束了持明院派、大觉寺派交替续统的约定。1412年8月后小松天皇让位给十二岁的皇子实仁亲王，即称光天皇。如前所述，称光天皇很可能是足利义满的孙子。难怪后来的北朝“天皇”在屠杀南朝天皇及其皇族时，毫不心慈手软。

正如幕府将军无视天皇的权威一样，这时日本社会也经常出现守护大名藐视将军，地方下层领主和武士挑战守护大名，甚至武士也不把天皇放在眼里的现象。人们称这种现象为“下克上”。例如，1342年的一天，北朝的光严上皇出巡时碰到一个美浓的守护土歧赖。上皇的近臣喝道：“上皇圣驾到此，快快下马！”土歧赖闻听非但没有下马，反而大怒道：“你说清楚是院驾还是犬驾〔日语中‘院’与‘犬’读音相近〕，若是犬驾，就射他一箭。”说着，真的拔箭而射。他的随从们一哄而上，把上皇车上的帘子扯掉，把车子掀翻，并把上皇身边的公卿打了一顿。事后，土歧赖被幕府处死，但引起下层武士更大的不满。有人说：“如果没有天皇不行的话，就用木雕一个，或以金铸一个，把活的天皇流放天别的地方去，省得惹麻烦。”有人哀叹道：“凤凰生末世，落魄亦堪悲；雉鸡遭野火，被逐无巢归。”这时，天皇朝廷势力式微，形同小诸侯一般。

在上述一连串的“偷天换日”之后，天皇的政治地位跌落至谷底，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日本最后一个幕府──江户时代德川幕府1615年公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十七条，详细地限制了天皇和公卿贵族的权力和行动。《法度》明确地规定，天皇“以学问为第一”，无须过问国事。凡宫廷官员的任命、天皇公卿的服饰冠带、天皇的出巡等等均需征得将军的同意。1853年，随着培理舰队的到来，日本锁了两百年的国门被坚船利炮敲开。日本历史的年轮转到了被称为“幕末”的时期。随着倒幕派的烽起，孝明天皇的去世，德川幕府统治走到了尽头。1868年1月，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交出政权，孝明天皇之子睦仁继承皇位，改年号为“明治”，同时发布“王政复古”诏书。从此，天皇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但因为这不过是偷天换日之后几百年的产物，到头来还是昙花一现。

1868年11月，明治天皇将都城由京都迁往江户，同时将江户改名为东京。迁都东京后，明治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始了西方式改革“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其实所谓军国主义，就是“将军＋天皇”主义。1926年，大正天皇死，皇太子裕仁登基，改年号“昭和”。昭和时代初期，日本“将军＋天皇”主义盛行，对外扩张大规模展开。

历史没有结束。时间到了1946年。二战结束后，在刚刚占领日本的美军眼皮底下，上演了一幕多位“天皇”争夺皇位的大戏。

1946年1月18日，美军的机关报《星条报》在头版头条赫然刊登了题为《他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的爆炸性图片新闻。照片中的人身着印有十六瓣菊花徽章的和服，站在印有同样大型菊花徽章的帷幕前，宣称自己是“正统的天皇”。他就是五十六岁的熊泽宽道，当时是名古屋一家杂货店的老板。熊泽在报纸上声称：“我是真正应该继承皇位的南朝直系，北朝血统的裕仁天皇应该退位，我应该继承皇位”。三天后，美国《生活》杂志再次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使日本天皇的皇位之争成为当时世界关注的焦点。

早在1945年9月，熊泽宽道就给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递交了一份陈情书，信中称“我是南朝后龟山天皇第十八代子孙，是正统的天皇，现在的天皇是篡位的北朝天皇的子孙，他必须将皇位返还给我”。这件事引起了麦克阿瑟的注意，他专门派军官赴名古屋探访熊泽。此事曝光后，日本报纸争相报道，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日本皇室极为紧张，人们纷纷猜测美军是否会用熊泽替换当时的天皇裕仁。

无独有偶，在熊泽之后，熊泽的三个亲戚也不甘落后，加入了争夺皇位的行列。除了熊泽系“天皇”外，日本各地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十几位“天皇”，如爱知县的“外村天皇”和“三浦天皇”、鹿儿岛县的“长滨天皇”、新澙县的“佐渡天皇”、高知县的“横仓天皇”……他们均称自己才是正统天皇，将这场争夺皇位的大戏推向了高潮。虽然天皇正统之争夹杂着诸多历史恩怨，但战后一下子跳出熊泽等十几位“天皇”，这背后是否也有美国人的“一臂之力”呢？

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在美军的强大压力下发布《人格宣言》，第一次向全国申明自己是人而不是神，给一向视天皇为“现人神”的日本国民以巨大冲击。两周后，美国《星条报》便紧接着抬出“熊泽天皇”，此举无疑是趁热打铁，推动“化神为人”的运动，也是利用南朝后裔向裕仁施压，迫使其俯首帖耳，顺从地贯彻执行美国的占领政策。

麦克阿瑟在刚踏上日本土地时，曾想严惩日本、审判天皇，以报在菲律宾战败逃命的“一箭之仇”，履行他“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死不瞑目”的誓言。可是，当小人得志的麦克阿瑟来到日本后，看到各地负隅顽抗的日军在天皇的命令下迅速解除了武装，他意识到“天皇是胜过二十个机械化师团的力量”，萌生了利用天皇进行间接统治的怯懦想法。于是，目光短浅的麦克阿瑟决定不再更换天皇，而要极力维护裕仁和日本的天皇制度。1945年9月27日，裕仁亲自登门拜访麦克阿瑟，会见结束后，麦克阿瑟立即致电杜鲁门总统，建议美国政府“不能把裕仁作为战犯逮捕”。在麦克阿瑟的积极活动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天皇得以保留。

1945年12月初，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局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基南动身前往日本，在飞机即将起飞时，一封杜鲁门总统的信交到他手里，指示他不得对裕仁和皇室任何成员起诉。这完全是非法的胡来。然而，在二战中深受日本之害的盟国们并不领情，澳大利亚等国提出了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主要战犯名单，让急功近利的美国政府大为恼火。美国政府一面游说盟国不要起诉天皇，一面向麦克阿瑟发出秘密指示：“日本国民显然是支持天皇制的。对天皇制的直接攻击会削弱民主势力而加强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两种极端势力。故此命令总司令官暗中协助扩大天皇的声望，并促使其化神为人。”

接到国内指示后，麦克阿瑟思忖再三，精心策划了一项日本天皇巡游全国的活动。麦克阿瑟想借此了解天皇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地位，以决定是否保留天皇和是否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审判天皇。1946年2月，也就是诸位“天皇”冒出后不久，裕仁天皇开始巡视全国，所到之处受到日本蚁民的热烈欢迎。这次变相的民意测验，更加坚定了美国庇护裕仁、保留天皇制的决心。于是，“熊泽天皇”很快被美国人抛弃。

其实从血缘上说，“熊泽天皇”才是倭王的真正后代，他当然不甘心失败，于是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裕仁是伪天子”，“发动侵略战争、篡夺南朝皇位是北朝的残暴本性”。“熊泽天皇”吸引了很多支持者，他们有的出资，有的提供官邸。一个叫吉田长藏的人还组织了“南朝奉戴会”，发誓要效忠“熊泽天皇”。

1946年秋，裕仁天皇巡视名古屋时，“熊泽天皇”和他的吉田“侍从长”尾随其后，与裕仁理论，结果备受美军的冷落。熊泽一气之下于1951年1月将裕仁告上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确认现任天皇不够资格”的诉讼，但被日本法院以“天皇不受司法约束”为由驳回。

1957年“熊泽天皇”让位于“尊信天皇”。1966年5月11日，熊泽宽道在东京板桥医院因胰腺癌悄然病逝，终年76岁。但可以肯定地说，日本天皇正统之争，并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将来中国复兴之后，应该支持南朝天皇复位，复兴“汉委奴国”的恭顺传统。

还有一种不同意见的论调也应该了解──“熊泽天皇”宽道要求“北朝”的昭和〔裕仁〕把皇位让给“南朝”正统代表也就是他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以前熊泽宽道的父亲大然〔尊宪王〕向明治天皇要求认可南朝正统身份的上奏也会被认可呢？这似乎很难理解。此外还有几个谜值得合并考虑：

1.当时的掌权者，明治天皇和维新政府，为什么会对毫无力量的熊泽家给予一定的照顾呢？

2.明治天皇是北朝系的。那么，明治十年编撰的《大政纪要》中说“南朝是正统·北朝是闰统〔非正统〕”，怎么会被明治天皇认可的？

3.从后南朝第三代起天皇皇陵都由宫内省〔厅〕管理，为什么？

4.大正天皇吉野朝拜式中祭祀后南朝第二代的中兴天皇和自天皇的时候，献纳五千元巨款〔当时的钱〕，为什么？

“北朝”系的明治天皇与大正天皇，为什么对南朝系如此照顾？

一个充满疑窦的历史事件──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暗杀事件也许可以为此作证。按照通常说法，孝明天皇是感染天花而死的，但是因为死得突然，所以关于他是被暗杀的说法流传很广。据说他是在幕末激烈的倒幕和佐幕两派的争斗中，被一个叫岩仓具视的长州志士刺杀的，另外一说则是“毒杀”。不管用的是那种暗杀方法，孝明天皇被暗杀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真的。理由如下：

1.孝明天皇十分信任德川十四代将军家茂。也就是说，孝明天皇本身是倾向与德川将军家保持协调关系的“公武合体－佐幕派”。

2.孝明天皇居住的皇宫和京都治安的总负责人“京都守护”是会津的藩主松平容保。容保也深受孝明天皇信任。也就是说，维新后被称为“逆贼”的德川将军家和会津松平家，对孝明天皇来说都是“忠臣”。

3.萨长土肥的志士们把握时代的流向，主张“开国维新”。但孝明天皇却顽固的坚持“锁国攘夷”。

对于岩仓具视等萨长土肥的开国──倒墓派来说，孝明天皇不就是阻挡其实现目标的“敌人”吗？所以孝明天皇被暗杀，倒幕派拥立“幼君”〔睦仁亲王〕为帝，这是很有可能的。顺便提一下，孝明天皇颇为信赖的将军家茂也在同期猝死，据说也是被暗杀的。而且孝明天皇和将军家茂通过皇女和宫〔皇女嫁给将军〕，两人结成“义兄弟”，可见关系很不一般。

如果说上面的孝明天皇被暗杀只是猜想。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中说的明治天皇被暗杀是怎么一回事吧。请看一下明治天皇即位前和即位后的情况对照。

A、即位前〔睦仁亲王时代〕

B、即位后〔明治天皇时代〕

A、元治元年〔1864年〕7月禁门之变的时候，听到炮声和宫女的尖叫，睦仁亲王〔当时13岁〕晕厥〔失神〕。

B、明治天皇威风凛凛，在马上检阅近卫兵，大声发布号令。

A、睦仁亲王自幼体质虚弱。每年都伤风感冒。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宫中忙于和宫女一起游戏。

B、体重二十四贯〔约九十公斤〕的巨汉，和侧近玩相扑的时候，可以把对手扔飞。

A、睦仁亲王到了十六岁，写的字还是“金钉流”，也就是说写的很烂，而且他也不关心政务。

B、明治天皇写的书法是“达笔”，而且热心学问，富有教养。

A、即位前的睦仁亲王没有骑马的纪录，也就是说不会骑马。

B、明治天皇在鸟羽伏见的时候，骑马阅兵。

A、睦仁亲王生活舒适，种过豆，所以没有得过天花，脸上没有麻子。

B、明治天皇嘴巴周围有麻子。所以不喜欢照相，特地请意大利铜版画家〔EdoardoChiossone〕给自己画肖像画，然后对肖像画拍照，作为自己的御真影，还为了隐藏麻子而留了胡子。

A、睦仁亲王习惯用右手。对女色也没有特别强的欲望。

B、明治天皇是左撇子。对女色方面，说的好听点也是“艳福家”。

A、睦仁亲王基本是“佐幕攘夷派”〔亲德川＝公武合体〕，继承了先帝的“攘夷”政策。

B、明治天皇基本是“倒幕开国派”，与孝明天皇的政策堪称180度转向。

相信看过上面AB两表对照的内容，谁都不会认为这两个人是同一人物。即位前体质虚弱、患有癔病、写字很烂、不喜女色，只知道和宫女游戏的“睦仁亲王”和之后那个善于骑马、好学、书法出众、能在相扑中把对手扔出去的巨汉、风流的“明治天皇”是同一人物？要把这两个人物画等号很难吧？那么很可能：“某人替换了睦仁亲王〔京都明治天皇〕，成为东京的明治天皇。而睦仁亲王则和他父亲孝明天皇一样，被岩仓具视一派的人暗杀了。

那么，载入史册的“明治天皇”到底是谁呢？据认为他原先的名字叫“大室寅之佑”，其祖先就是南朝初代的后醍醐天皇。也就是说，他和“熊泽天皇”一样，是南朝后裔，所以他和他的儿子大正天皇才会对南朝系关照有加。这就是说，倒幕派暗杀了顽固不化的“佐幕派”孝明天皇及体弱多病没有利用价值的睦仁亲王，拥立了居住在长州的南朝后裔。以南朝系的明治天皇〔大室寅之佑〕替代了北朝系的孝明天皇与睦仁亲王。这已经不仅仅是“倒幕”了，而且是“日本王朝交替”。所以，北朝孝明天皇的“忠臣”德川将军和会津松平家，也就成了南朝明治天皇的逆贼。

还有，明治天皇的正妻是“昭宪皇太后”，这里就有问题。天皇的后妃原本应该称“皇后”，也就是说，应该是“昭宪皇后”才对，但是为什么这里用了原本对“天皇的母亲”或“先帝的后妃”才使用的“皇太后”这个尊称呢？而且明治天皇的儿子大正天皇的生母是典侍〔后宫称谓之一〕柳原爱子。为什么明治天皇与昭宪皇太后没有生小孩呢？是昭宪皇太后的身体有问题？如果“昭宪皇太后”原来是睦仁亲王的正妻，那就解释得通了：明治天皇〔大室寅之佑〕和昭宪皇太后之间没有发生过性关系；而昭宪皇太后的一生，可能一直被“监禁”在皇宫里。再考虑一下她被尊称为“皇太后”，也就很好理解了。虽然作为“京都明治天皇”很短命，“睦仁亲王”还是继承了孝明天皇的“先帝”。因为是“先帝”的妻子，所以是“皇太后”。这样的话，柳原爱子才是明治天皇真正的皇后了。

有人可能会想，皇后如果死的比天皇迟，那后任天皇尊称她为“皇太后”就是正常的。的确，昭宪皇太后是死于大正三年四月十一日，生前是“皇后”。同年五月九日，按宫内省第九号告示，被追封为“昭宪皇太后”。大正四年五月一日，内务省发布第三十号公告，决定建造明治神宫，祭祀神名为“明治·昭宪皇太后”。当时就立刻有有识之士提出了异议，理由如下：

1.两陛下并列称呼的场合，应该称“天皇皇后两陛下”，而不是“天皇皇太后两陛下”。“皇太后”是天皇母亲的意思，这样看起来会搞乱辈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母子两人。为了体现明治神宫祭奉的是夫妻两人，应该改为“明治天皇·昭宪皇后”。

2.按惯例，称呼死去的人的时候，应该按这个人生前最高的地位来称呼。“皇太后”的地位等级要比“皇后”低，所以，要改“昭宪皇太后”为“昭宪皇后”。

那为什么不改正过来呢？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大正天皇即位后，一条美子〔昭宪皇太后〕就成了皇太后。她去世的时候，宫内大臣没有改她的称号，直接以“昭宪皇太后”上报大正天皇，被批准。此后，历年多次有人要求更改这个称呼，但是宫内厅的回答都是“不能改”。理由大致有以下两点：

1.这是天皇裁准的，即使搞错了也不能改。

2.已经在御神体上刻了名字，镇座了。不可能改镇座的日子。所以一直到现在，明治神宫里供奉的还是“明治天皇·昭宪皇太后”。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暗杀了伊藤博文的朝鲜人安重根在接受法庭审判的时候，说了一句爆炸性的话“伊藤自己就是暗杀天皇的大罪人……”看来当时民间一定有些风传，但是因为明治宪法的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没人敢做深入的调查。奇怪的是朝鲜人安重根是怎么知道这种极为机密的事情的呢？

这次王朝交替是很隐匿的事情，它是通过暗杀孝明天皇与睦仁亲王父子，并暗中桃代李僵为“明治天皇”这样的“卑劣手段”才得以实现的。结果是引发了日本最大的动乱──“戊辰战争”。而这场戊辰战争，才是最终结束了“南北朝历史”的最后一战。

会津藩作为德川幕府最后的要塞，同东北诸藩结成“奥羽越列藩同盟”，在江户城被移交之后仍进行了顽强的战斗。这个北陆以北诸藩结成的同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同盟，因为他有一个“国家元首”──“奥羽越列藩同盟”拥立孝明天皇的弟弟、轮王寺宫法亲王为“东武皇帝”，并在白石设立了“公议所”〔政府〕，在福岛设置“军事局”〔大本营〕，并对外国列强发布了“独立宣言”。拥有南朝血统的明治天皇〔大室寅之佑〕对抗拥有北朝〔足利朝〕血统的东武皇帝〔轮王寺宫法亲王〕──这不是南北朝故事的重演吗？所以说“戊辰战争”才是南北朝的最后一战。还有一个和奥羽越列藩同盟并存的虾夷共和国〔RepublicofEzo〕，在江户和平移交后，也由幕臣榎本武扬在虾夷地〔今北海道〕领导拥幕派宣布建立，以箱馆五棱郭为都与明治政府对抗，从1868年12月28日至翌年5月18日，共存在一百二十八天。这是日本历史上迄今为止的第一共和，替未来的日本指明了一个政治发展的方向，那就是最终废除天皇制。

上述天皇争位的种种劣迹也使得我们预料，如果中国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例如中国再度像汉朝和唐朝那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日本的天皇制很可能随同再度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就像向日葵那样转变自己。

（另起一页）

第十三章

从琉球、朝鲜、越南来思考日本

〔一〕考察琉球国

相形之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琉球群岛也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至少能追溯到十二世纪，比许多现代欧洲国家〔如土耳其、罗马尼亚、俄国、挪威等〕的历史都要悠久。

以前琉球的历史依考古资料分为旧石器时代和贝冢时代。十二世纪初开始，被称为“按司”或“世主”的首领纷纷筑城寨相互对立，史称山寨割据时代。唐代史家魏征和令狐德等在《隋书·流求国》和《隋书·陈棱传》中提到它是东方海上的岛屿。根据该史料的记载，在公元七世纪初〔大业年间〕，隋炀帝派遣二名武将，数次到达流求国，征讨流求住民并把数千名不驯服的男女捕回中国。有学者相信这个流求国应该就是今天的台湾，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今天的琉球群岛，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当时隋代的琉球应该是泛指琉球群岛、台湾等中国大陆东方海中的一连岛屿。有种看法认为，古代琉球群岛也被称做“流虬”，形容它像虬即古人所说的无角的龙一样浮在水中。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它在海图上的形状，也可以说，这个名字本身，便是当年中国踏浪先驱们卓越航海成就的写照。后来流虬渐渐为流求所取代，《元史》中写作“瑠求”，到明代又衍变成“琉球”。还有一种类似的说法，解释琉球群岛的主岛何以名为“冲绳”：冲绳岛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琉球群岛总共有一百六十一个小岛，总面积2266平方公里，有人居住的只有四十四个，人口一百多万。这百多个群岛从南到北绵延1300公里，像一条绳子般，当海浪冲来，就像冲着绳子，“冲绳”的名字由此而来。原本的“琉球王国”，或地理概念的“琉球弧”、“琉球文化圈”地区，远比现在的冲绳范围还大。例如“琉球孤”的岛屿，从南到北散布于一千公里海面，覆盖的面积甚至比日本的本州还大。而从冲绳最西端的与那国岛，晴天可以望见台湾；最南端的波照间岛，纬度比台北更南。

十四世纪，以冲绳岛为中心，浦添按司占据首里〔今那霸市〕一带，称“中山王”；大里按司占据南部地区，称“山南王”；今归仁按司占领北部地区，称“山北王”，史称三山时代。元朝末年，琉球三个独立国家中，中山国的势力最为强大，可与日本政权平等交往。公元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明朝派遣杨戴出使琉球三国，分别册封了三国国王，琉球三国也表示向明朝政府称臣，正式成为明朝的藩属。1392年明太祖有见于琉球来华使节海上航行的困难，特赐闽人善于造船航海的技术者三十六姓人家移居琉球。这是促进琉球海外贸易的关键。闽人三十六姓中包括“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朝贡之司；习航海者，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他们不仅善于操舟，且担任通译和其它与朝贡有关的事务。他们在琉球定居后，子孙繁衍。

据刘丽英《封琉球与“册封舟”》介绍，明清两朝从1404年至1866年的四百六十多年间，中国曾先后派遣册封使赴琉球共达二十三次，并曾封其地酋长为中山王。历来的册封使都是率领一个大型使团出使，人数都在三百五十到六百人之间。按明朝规定，福州是对琉球开放的惟一港口，也是册封使团启航的起始站。册封使接受委任后，即来福州筹建前往琉球的船只，该船就称“册封舟”。福州建造的“册封舟”都十分高大，从底舱到甲板共分五层，最底层压以石块，称压载。中间三层为官舱是使团成员吃住的地方，船梢是舵工舱房，最上一层即为甲板。从船体结构及其运用性能看，福州所造之“册封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606年所造“册封舟”于航行中“舵数折，风涛颠顿五六昼夜而船不致决裂，则勾连坚固之力也”。时人称此船坚甚。乘坐安全可靠，绝无覆溺之患，在当时琉球及暹罗等南洋诸国是公认的。“册封舟”的技术特点还表现在它的快速性上，舟不仅置五具桅帆，而且在明代的几种大型航海木帆船中，它的长宽比例最大。说明它的型体瘦长，这有利于减少兴波阻力，提高航速。

册封使团在海程中并无停歇站，航海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册封舟”，因此明清朝廷历来对其建造高度重视，往往由朝廷拨出专款，在福州设置封舟建造工场。册封使更是将“册封舟”性能之优劣，看做生死攸关的大事，既要高大、壮观，又须具备良好的航海性能。历史上，“册封舟”大都是在福州制造。宋朝吕颐浩的《忠穆集·论舟楫之利》记载：“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郑和宝船就属福船，它不需借助任何动力，仅仅依靠风力，就能梯航四海。当年的郑和宝船有一百四十多米长、五十米宽，可乘坐五百多人，整个船队有二百余艘船只、两万七千余人。

1416年中山王巴志征服北山，1429年中山王巴志征服南山，形成统一的琉球王国，明朝册封中山国王为琉球王，赐姓尚，开始筑首里城，史称“第一尚氏王朝”。后来每代国王都需要明朝册封任命。1470年第一尚氏王朝灭亡，尚丹建立第二尚氏王朝。国王依然由明朝册封。1400—1550年是琉球王国的黄金时代，高度发达的商业，与明朝、朝鲜、日本、印度支那进行贸易。1458年〔明天顺二年〕，国王尚泰久时铸成“万国津梁钟”。1469年〔明成化五年〕，国王尚德死后，权臣金丸篡位，自称尚德世子，名尚圆，开创第二尚氏王朝。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国王尚真即位后，各地按司被集中于首里，按司拥兵自重局面结束。

琉球国一直按照明朝的典章制度隔年进贡，谨守臣节。明朝册封琉球王国二百多年后，1609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派萨摩藩诸侯岛津氏向琉球敲诈钱财，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岛津氏遂率军攻打琉球，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逼其写下誓文，每年向萨摩藩输粮八千石。再过二百多年，日本将历史上的这一侵略视为“琉球上贡”，并以此证明琉球一向是日本的“藩属”。其实即使在明朝灭亡后，琉球也继续与清朝保持藩属关系。清军入关不久，琉球国王尚贤就派遣使者金应元前来请求册封。由于琉球使者没有携带明朝政府的册封印信，因而请封未成。此后恰逢尚贤去世，于是改由其弟尚质继续上表请封，后来琉球国王被清廷册封为琉球国中山王。康熙元年，又改封琉球国王。此后百余年，琉球不断遣使进贡，历任琉球新王即位时都要遣使请封，从未间断。因为清朝虽然是夷狄建立的，但毕竟声称代表了中国的正统。琉球就通过这种关系，不仅从中国获得大量的物资供应，还发展成为当时锁国中国的海上对外贸易“总代理”。琉球的船只，不仅往来那霸与福州之间，还北上日本、朝鲜，又南下安南〔越南〕、吕宋〔菲律宾〕、暹罗〔泰国〕、亚齐、爪哇〔印尼〕、马六甲等，遍布整个南洋群岛。琉球从这样的“转口贸易”中富裕起来。

“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这是琉球“万国津梁钟”上的一段铭文。今天保存在日本冲绳县立博物馆的“万国津梁钟”铸造于1458年，原本悬挂在琉球国首里城正殿门前。由此可知，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半个多世纪，琉球商船已经冒波涛之险来往东亚各地。早在1372年，琉球已经成为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中的正式成员。“以舟楫为万国津梁”，很能说明琉球人当年的境界和抱负。在十五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的琉球船队贸易活动，足以使当时的琉球人自豪地自称为“万国之津梁”。琉球通过与中国“朝贡册封”关系，建立紧密的外交与贸易关系，中国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琉球的记载，说明琉球和中国在历史、文化、思想、感情等方面，非常密切。即使现代的琉球“冲绳”，不仅土地远离日本本土，历史、文化、风土也与日本本土迥然有异。琉球人至今跟日本人气质不同，甚至格格不入。首里的王宫座西向东，北殿是接待中国使节和办政务的地方，南殿是接待萨摩官员的地方。冲绳的古典舞蹈据说是琉球王朝为接待中国使者而创制的。冲绳是空手道的故乡，空手道是结合中国武术特点创制的搏击术，最初称为“唐手”。二次大战后，空手道经美国军人的介绍而传播到全世界。现在有不少世界各国的空手道爱好者来冲绳修习本领。象征琉球的建筑，是一座悬挂“守礼之邦”匾额的牌坊，称“守礼门”，耸立在首里城宫殿的入口处。守礼门的原型是中国的牌坊，其汉字匾额确能代表琉球。首里城的规模、浓厚的中国色彩，说明琉球王国与明清中国的关系，描绘中国册封使，其壮观的队伍，严肃场面的卷轴《中国册封使行列图》，如今还收藏在那霸的冲绳县立博物馆。

1609年3月，日本萨摩藩派遣桦山久高为大将入侵琉球。说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大义名分”，乃是因为琉球国既不肯致聘于江户幕府，对江户幕府通过萨摩藩送还漂流岛民也未派遣使者致谢。萨摩军先后占领奄美、喜界、德之岛等岛屿后，眼见守土无望的琉球国王尚宁只好以王弟尚宏和三司官为人质，向萨摩求和。五日，萨摩军进占首里城。日本式集体劫掠开始了，光是给琉球的奇货珍宝打包就用了十几天。按照前近代征服与被征服的模式，从此应当是萨摩藩献俘江户，德川将军赐予萨摩领有琉球。而被攻占的琉球王国，理所当然面临着灭顶之灾。但是，1609年后的琉球历史却是另一种写法。转机在1610年5月已经出现，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受命与琉球君臣踏上了去江户的旅程。出发前，江户大老〔幕府最高执政官〕本多正纯写信给岛津家久，命其按照接待朝鲜使节的规格将琉球国王带到江户。江户时代，每当江户幕府将军更换以及特别有庆贺之事，朝鲜方面会派遣由四百人组成的祝贺使团。因为事关幕府的面子，所以接待费用每次达一百万两，是对外最高的规格。一路行来，1610年8月16日琉球君王在骏府城“晋见”了德川家康。在二十四杆旗帜的簇拥下，琉球国王乘凤辇而入，身着明朝皮弁冠服，戴明朝王冠。8月28日，琉球君王登上江户城“晋见”德川秀忠。1610年9月3日，德川幕府将军秀忠设宴款待琉球国王和岛津家久。席间更表示，琉球今后要上供于萨摩，但琉球代代为中山王之国，不得立他姓为王。琉球国王宜早乘归帆，奉祈祖先。

从本多正纯写信到德川将军秀忠当着岛津家久宣布让琉球君臣归国，不难看出深居骏府的德川家康在通盘考虑琉球问题后，早已下了维持琉球王统的决断。使江户幕府确定了如此政策──把已经吞进口中的琉球重新吐出来的力量，其实来自海那边琉球的宗主国明王朝的存在。1592年和1597年，为保卫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在朝鲜半岛的明军和日本军刚交过手。日本如果灭亡琉球，毫无疑问同样要冒着重启战端的风险。而在日本国内，1610年的日本也远不是太平盛世。尽管1598年丰臣秀吉死去后丰臣氏的影响日渐凋敝。但以大阪为中心的丰臣势力仍然存在，他们对于江户幕府才有根本威胁。就江户幕府与强藩萨摩的关系而言，1600年的关原之战，岛津氏最后采取自杀式的中间突破方式撤出战斗，已经足以让德川家康对萨摩藩的战斗能力留下深刻印象。1609年一战如此轻易俘获琉球君臣，更提高了德川家康对萨摩的警惕。如果让萨摩藩吞掉琉球，领地扩大后的萨摩藩无疑是猛虎添翼。冒与明开战倾巢覆卵之险，养萨摩藩坐大贻患他年之力，这是德川家康断不肯为的。琉球的王统就这样得以存续下来。江户幕府论功行赏，给予了萨摩对琉球的支配权。萨摩藩背着江户幕府割掉了奄美列岛作为自己的私领地，又规定琉球对中国的朝贡贸易由萨摩管理。历经千难万险，1611年9月，被俘的琉球君臣终于回到了故国。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长崎代官〔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村山等安奉德川家康之命，由他的儿子村山秋安率船十三艘，动员二、三千人侵略台湾，这是小日本首次大规模的对台用兵。但是，他的行动被琉球王尚宁侦知，特别派遣通事蔡廛前赴明廷报告。《明实录》说：“琉球国王中山尚宁遣蔡廛来言，迩间倭寇各岛造战船五百余只，欲取鸡笼山，恐其流突中国，危害闽海，故特移谘奏报”，可见琉球国王仍然效忠于明朝。〔鸡笼山指现在的台湾省基隆市〕。

在欧洲殖民之前的东亚，中国的存在是稳定的基石。从江户幕府获得了琉球支配权的萨摩藩，一度要求琉球人改日本服色。但当明朝完全无视德川幕府的讲和交涉后，明朝和琉球的外交关系变得重要起来，萨摩藩也一度变为尊重琉球固有的政体和风俗，归还了人事权、裁判权。1644年，明亡。1649年，满清顺治帝派诏谕使赴琉球。当时萨摩藩请示江户幕府，如果清朝要求琉球人剃发更衣该如何对应？江户方面的回答是如果清朝要求琉球人剃发更衣那就剃发更衣。很明显，面对大陆上明清易手的风云变化，江户幕府与萨摩藩都在竭力避免因为琉球问题与清国冲突。1663年，清朝册封尚质为琉球中山国王。在清朝的册封体制中，琉球仅次于朝鲜。为了既不与清国冲突，又能得到琉球朝贡贸易的好处，如何掩盖日本与琉球的关系就成了要务。从十七世纪末开始，萨摩常驻琉球的官员开始伪称自己是“度佳喇”〔宝岛〕人，自称“度佳喇”是琉球属岛之一。尽管他们自以为得计，但清朝使者却一眼看出他们就是日本人。到了1719年，为了更为彻底地掩盖琉球与萨摩的关系，册封使到来时，“度佳喇”人不再露面，日本船也躲进冲绳北部的运天港。因为没有日本人在场，多出的两千多贯货物自然可以由琉球人自己买下。可琉球一共只有五百贯钱，最后连男女老少的簪子和家中的铜锡物件都凑起来，总算又凑足了一百贯。1609年的战争已经过去一百一十年，但在萨摩藩如蛆附骨的压迫吮啮下，曾经以“万国津梁”自诩的琉球王国，已经困顿如斯。

1753年，在萨摩藩的指令下，琉球制订了如何应对清国询问的条目。依照这些条目，如果派遣去日本的船漂到清国，那么就自称是琉球36岛的巡见官雇用宝岛的船航海途中出事的。若船上装载了运往萨摩的丝与纺织品，就称本年宝岛商船来得少，我们只好雇宝岛的船卖这些商品过去，若装的是银两，那么就说是卖了货物返航途中。琉球历史的伤口，曾经就这样被精心遮掩。

琉球王朝虽然像中国王朝一样几经更迭，但琉球与中国的“朝贡－册封”关系却前后维持了五百年，直到1879年日本按照西方殖民的方式吞并琉球为止：日本明治维新，推行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实行废藩置县。1879年4月，日本派出了一支由四百五十名军人和一百六十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前去镇压了已有二百年不设军队的琉球“藩王”，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了东京，并且废藩，改为日本政府直辖的“冲绳县”，琉球藩降级为冲绳县，等于一个独立国家被日本吞并。

公元1875年，日本明治政府派遣松田道之赴琉球，强令琉球国王停止向清朝朝贡，要求琉球使用日本年号，强制琉球和中国断绝关系。长达五百多年的中国与琉球王国的藩属朝贡关系走向了结束。近代东亚的政治秩序，从此开始了真正的再编和组合。1875年，只是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扩张的开始阶段。东亚的大变局也只是刚刚开始。1879年，还是由松田道之领队，前往琉球。3月27日，宣布废除琉球藩置冲绳县。5月，第一任县令锅岛直彬到任。日本对琉球群岛的直接支配开始了。对日本的直接统治，琉球君臣百姓开始对抗。各岛交换血判誓文，“念祖辈所受君恩”，“激于情义”，密约“即便面临武力”也绝不改变不服从的态度。如有被害者，则共同出五万贯铜钱来承担其丧葬及抚恤费用。

从1875年算起，七十年之后的1945年，在琉球岛上发生了“二战”中最为惨烈的冲绳之战。残酷的战斗使岛上居民死亡了四分之一。这些人有的死于美国人的炮击，有的被看成间谍或叛徒死于日本兵的虐杀，还有很多人是在日本兵强迫下“自杀”。而能令人追忆起昔日琉球王国的历史遗迹，也在硝烟和炮火中被摧毁殆尽。硝烟散去，被烧焦的土地一块块被铁丝网围起，规模巨大的冲绳美军军事基地拔地而起。从1875年算起，97年之后的1972年，美国将冲绳的行政权归还给了日本。一百二十五年后的2000年，日本把八国首脑会议安排到了冲绳。仅仅一个世纪之间，冲绳人经历了由唐〔中国〕世界向倭世界、倭世界向美国世界、再由美国世界向倭世界三次朝代的转换。琉球的历史，就这样连续不断地翻开了一页又一页。〔以上见刘晓峰《灾难性的打击自东北方而来，琉球一八七五记事》〕

琉球命运的重大转折，好像都和“72”有关：1372年、1872年、1972年……

琉球历史上对清朝的“进贡”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基本上属于朝贡仪式。

顺治六年一月〔1649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这230年内，共有琉球来华使团347次，极为频繁。琉球国王每次派遣的使节、人员组成，携带物品都一一收录在《历代宝案》里。同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档案也提供资料表明琉球来华使节依使命共分11种。

01.进贡〔方物〕。清沿明制“两年一贡”先无严格规定。康熙五年〔1666年〕琉球首次派使节共130人。康熙二七年，确定物品，数量：硫磺12600斤，红铜3000斤，白钢锡1000斤，最高人数不超过二百员。

02.接贡──接回进京朝贡人员。地点在福州，于第二年另派一船，约80人。

03.报丧──报告国王或世子薨逝。一般可由其他使节兼任报丧使。

04.请封──“守丧服满”世子特派使节请封，清政府再派人赴琉球册封。

05.迎封，多由进贡使兼任。

06.护封使──护送中央政府册封使回国。

07.谢恩使──册新王，赏赐“御书匾额”，入国子监学习的官员肄业回国。

一般由进贡使兼任，附进方物──谢恩贡，加贡。

08.庆贺使──清新帝登极。一般与进香使联合组团。

09.进香使──皇帝驾崩。贡香烛、祭品等物以及白银。

10.解送使──解送被风漂到琉球的中国本土与附属国朝鲜的难民返回。

11.特命使──完成某仪特殊任务：如顺治年间呈递“投诚表文”，缴“故明敕印”。

12.请谕吏──道光年间，琉球为令英法人撤离，派“请谕吏”。

满清皇帝继承明朝传统，赐予琉球国王的匾额，也充满了仪式性的表扬意味：

中国历西历赐匾者受匾者御书匾额

康熙二一年1682年康熙尚贞“中山世土”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尚敬“辑瑞球阳”

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尚敬“永祚瀛”

乾隆四九年1784年乾隆尚穆“海邦济美”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尚温“海表恭”

道光六年1826年道光尚灏“屏轮东南”

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尚泰“同文式化”

同治五年1866年同治尚泰“瀛峤屏藩”

如此紧密的关系一旦被欧洲殖民模式破坏，必然造成撕裂的痛苦。难怪在琉球割让给日本后，黄遵宪痛写《琉球歌》：

白头老臣倚墙哭，颓髻斜簪衣惨绿，自嗟流荡作波臣，细诉兴亡溯天蹴。天孙传世到舜天，海上蜿蜒一脉延。弹丸虽号蕞尔国，问鼎犹传七百年。大明天子云端里，自天草诏飞黄纸，印绶遥从赤土颁，衣冠幸不珠崖弃。使星如月照九州，王号中山国小球，英簜双持龙虎节，绣衣直指凤麟洲。从此苞茅勤入贡，艳说扶桑茧如瓮。酋豪入学还请经，天王赐袭仍归瑁。

尔时国势正称强，日本犹对异姓王，只戴上枝归一日，更无尺诏问东皇。黑面小猴投袂起，谓是区区应余畀，数典横征贡百牢，兼弱忽然加一失。鲸鲵横肆气吞舟，早见降幡出石头，大夫拔舍君含璧，昨日蛮王今楚囚。畏首畏尾身有几，笼鸟惟求宽一死，但乞头颅万里归，妄将口血群臣誓。归来割地献商于，索米仍输岁岁租，归化虽编归汉里，畏威终奉吓蛮书。一国从兹臣二主，两姑未觉难为妇。称臣称侄日为兄，依汉依天使如父。

一旦维新时事异，二百余藩齐改制，覆巢岂有完卵心，顾器略存投鼠忌。公堂才锡藩臣宴，锋车竟走降王传，刚闻守约比交邻，忽尔废藩夷九县。吁嗟君长槛车去，举族北辕谁控诉？鬼届明知不若人，虎性而今化为鼠。御沟一带水溶溶，流出花枝胡蝶红。尚有丹书珠殿挂，空将金印紫泥封。迎恩亭下蕉荫覆，相逢野老吞声哭，旌麾莫睹汉官仪，簪缨未改秦衣服。东川西川吊杜鹃，稠父宋父泣鸜鹆。兴灭曾无翼九宗，赐姓空存殷七族。几人脱险作逋逃？几次流离呼伯叔？北辰太远天不闻，东海虽枯国难复。毡裘大衣来调处，空言无施究何补？只有琉球恤难民，年年上疏劳疆臣。

有些保钓人士主张，“琉球──中国的土地”、“琉球自古以来就附属中国”、“琉球一直要独立出日本”、“台湾事件：日本借口掠夺琉球”、“中国从未承认琉球属于日本”、“钓鱼台：近代史上的百年耻辱”、“美日非法私相授受中国主权”、“琉球主权与《经济日报》事件”、“琉球传统文化与中国情结”、“琉球人说：我们不是日本人”、“以攻代守：保钓必须保琉球”。也许我们需要认真倾听一下他们的道理：

01.琉球〔冲绳〕地位未定

全球华人历经二十余年，波澜壮阔的保钓运动在不了了之下，告一段落。然而事实上，近百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右翼势力一直在处心积虑，得寸进尺地蚕食中国领土，从琉球群岛到钓鱼台群岛，接下来就是台湾、澎湖──保钓运动和近年来琉球的事件，不能不使人们再次翻开那本与钓鱼台历史不可分割的历史老帐。

02.琉球一直要独立出日本

1996年8月琉球美军基地的三个美兵，合谋强奸一位年仅12岁的琉球女童，引发了琉球群岛空前的反美浪潮，成千上的琉球人走上街头，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游行示威，在高喊“美军滚出去！”的同时，另一种潜藏已久的反日情绪也高涨起来。历史的真实记录无法篡改，在琉球人内心深处，被日本武力从中国掠夺、吞并的惨痛记忆犹新，已振荡了多次的“琉球独立”运动又成为热点，在街头巷尾热烈讨论。书店里抢购着一本叫《冲绳〔琉球〕独立日》的历史书，鼓动人们争取独立出日本，它用历史向人们诉说“我们不是日本人──琉球国的历史”。琉球调频广播电台“沟通”也利用琉球人在九月八日对美军基地存废进行公投之机，对民众进行“琉球是否独立”的民意调查。而公投的结果：人们一致投票决定不接受美军基地，更不接受日本政府“代做的决定”。这使日本高层曾一度如热锅蚂蚁，最后又是给于琉球巨额财政拨款，又是像对外国元首一样郑重接见冲绳县知事〔县长〕、并一再道歉，连哄带骗才蒙混过关。其间，日本媒介始终守口如瓶，不让“琉球独立”问题在大媒体曝光。而此时〔1996年9月〕正是中日钓鱼台之争一片火热之际，海内外华人从日本的新闻报道中一定大惑不解，为什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此时忙碌的不是钓鱼台事务，而是看起来并不紧急的琉球公投问题？其实这背后的琉球主权问题比钓鱼台严重得多！

03.琉球自古以来就附属中国

最早在史书上关于琉球的记载可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原与琉球的商贸发展、人民往来已十分活跃。朝廷曾派出大臣朱宽劝说琉球王进贡臣服隋帝。另一记载是十四世纪，明太祖年间中国的又一鼎盛时期，琉球王正式向朝廷进贡，接受中国保护和册封，派出大量学生学习吸收中原的文明文化，和朝鲜、越南、缅甸、西藏一样成为中国的附属国，即“tributary”的概念，它不同于近代西方“colony”殖民地，但类似于中古欧洲农业文明和“奥匈帝国”时期的“进贡国”或中世纪罗马教皇统治下的“stateswithinstates”的概念〔国中之国〕”，所以，西方在文化上是不难理解这一现象的，西方原则上视之为一个国家。这样一直过了两百多年，到了1602年，日本的“萨摩藩侯”就像当时的日本海盗“倭寇”偷袭中国沿海一样，武力胁迫琉球归为“藩属”，在遭到反抗后，于1609年派岛津家久，率兵攻入琉球，俘虏琉球王，派兵监督琉球内政四十五年。

1654年琉球王终于摆脱了萨摩藩的控制，感念中国的厚恩，主动遣使臣到中国请求册封。当时的清康熙帝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二年进贡一次。此后又是二百多年，尚质王朝贡不绝，采用中国年号，沿用汉唐文化，称中国为父国，他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西方“父子国〔Affiliated、affiliation〕”。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欧洲列强开始远征亚洲。

04.台湾事件：日本借口掠夺琉球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运动已经深入，雷厉风行的改革在经济开放、教育普及和社会西化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随之而伴生的暴发心理和军阀执政的结果，导致这个国家产生了对外武力扩张的野心。就在这时，发生琉球渔民在台湾遇难的“台湾事件”，给了日本一个借口。1871年琉球居民六十六人航海遇风飘到台湾，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五十四人。这时候日本则以“保护国民”为借口向中国交涉，遭到清朝拒绝，其总理衙门大臣毛旭熙反问说：“二岛具我属土，属土之士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繁为过问？”日本则从毛的“杀人者结属生番，故旦置之化外，未便穷洽”中，找到借口，于1873年，兵临琉球，废除国王，另立傀儡。第二年又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登陆台湾，大肆攻掠，并披荒屯田，准备赖下来不走了。日本军阀山县有朋还提出一个野心勃勃的“外征之策”，企图夺取整个台湾。清朝闻讯，派沈保桢统兵万人，紧急赴台，并决心死战。日本见事已如此，才肯和谈，威逼清朝签下《北京专约》，承认日本此举为“保民益举”，还赔偿日本白银五十万两。

05.中国从未承认琉球属于日本

1875年，日本得寸进尺，大军开入琉球，禁止琉球进贡中国和受清册封，废除中国年号，改为明治年号。虽然清朝软弱无能，但在琉球主权问题上始终坚持，没有让步。直到明治十二年〔1879年〕天皇政府推行“废藩设县”，在琉球强行“琉球处分”，把琉球一分为二：北为日本领土，改为“冲绳县”，南为大清领土，并企图硬逼中国承认。当时琉球中山王派使臣到北京朝廷哭诉，恳求大清保护属国，而清廷在日本武力威慑下一味地厌战求和，在提出毫无作用的“严重抗议”后，乃提出另一妥协方案，即三分琉球：挨近日本方向的庵美大岛为日本领土，冲绳群岛按“琉球处分”以前的状态仍归琉球中山王的领国，南部的先岛群岛为中国的领土。而在此时，沙皇俄国在伊犁边界又欺负满清无能，掠夺蚕食。清廷迫于内外交困，于1880年9月再次向日本让步，按日本的二分法草签分界条约。按此条约现在日本控制的包括宫古、石横、八重山群岛在内的先岛群岛，准备归还中国。但此条约在北京遇到朝廷重臣的大力抨击，指责这是“卖国契”，主战派甚至主张立即派出重兵，不惜与日决战到底。最后中堂李鸿章上奏折说：“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唯有以延宕一法，最为相宜”，大清随搁置此案。后来虽经日本再三催促也没结果，清庭不签此约，那就意味着中国不仅拥有南琉球的主权，而且仍然坚持琉球北部的主权。此后，日本干脆装聋作哑，继续窃居琉球。

06.钓鱼台：近代史上的百年耻辱

日本在窃居琉球36岛后的十几年间，一直垂涎中国的另一属国：朝鲜，找茬兹事直到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偷袭北洋舰队，迫使清朝签约割让台湾。再次入侵远离日本一千多海里，而挨近琉球七十海里、离台湾七十海里的钓鱼台群岛。此群岛由钓鱼台群岛、黄尾屿群岛、赤尾屿群岛三个小群岛组成，相互间隔十几海里，共有五个小岛和三个礁岩。它的价值并不在于仅4.8平方公里的陆地，而是按199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来划定、所属的七十四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经济专属区”。这几乎相当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南沙群岛领土、领海争执的总和。1967年联合国勘探发现此海域蕴藏着八百亿桶的原油，这相当于全体中国人每人平均拥有六、七桶之多。按日本声称：日本首次提出对钓鱼台拥有主权，则是在明治二十九年，即1897年日清战争结束，朝鲜、台湾到手后，日本天皇颁布“勒令第十三号”，公布钓鱼台“正式划入日本帝国版图”。这是日本最早提出拥有钓鱼台的日子，比中国实质拥有该岛晚了一千多年！按照日本资料：福冈县人氏，1879年移居那霸的古贺辰四郎，在日本占据琉球后，一直派人到“尖阁群岛”〔日本对钓鱼台的称呼，实际来源于英国海军发现它时，看到群岛尖峰形状而称之为“PinnacleGroup”之日语发音〕采集信天翁的羽毛，其间曾向冲绳县、中央内务、农商大臣申请“借地开发”，但日本明白：“该岛是否为日本帝国所属尚不明确”，所以一直没批准。而直到《马关条约》签定一年后的1996年9月，古贺“对该岛多年的宿愿才得以实现”。

07.美日非法私相授受中国主权

日本这种侵略扩张一直持续到挑起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中国及亚洲，丧心病狂偷袭美国珍珠港，终于迎来了可耻的失败。1945年日本投降，无条件接收《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根据此约“日本只能保有其本土四岛”，其它武力吞并的领土必须放弃，中国的钓鱼台和属国琉球理所当然应归还中国。但战后此二地均为美军占领，虽然美国“不承认二群岛主权归属日本”，但也没有交给中国。1947年4月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把这两块“主权未定”之地交给美国“托管”。就这样拖了二十三年，中国两党从大陆打到两岸，且还在打个没完，谁也不顾领土。而此时日美两国已由仇敌变成亲家，合穿上一条裤子，在琉球、钓岛问题上狼狈为奸。1970年美日背着中国签定《美日旧金山和约》，拿中国的领土作交易，私相授受，把琉球连同钓鱼台的“施政权”转给日本。但这遭到土地主人琉球人的群起反对，他们“聚哭于闹市”，连夜集会向美国、日本抗议，数度组团到台湾向蒋介石哭诉、陈情，代表团用汉语恳请蒋总统看在同是“一家人”的份上，在联合国仗义执言，准许琉球独立或并入中国版图。此时，中华民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对于决定琉球和钓鱼台前途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那个关键时候若中国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今日也用不着全球华人这么艰险地保钓了。

08.琉球主权与《经济日报》事件

全球华人最大的报业集团，台湾联合报系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联合报四十年》中，关于全报系唯一被查封过的《经济日报》有这样的叙述：“民国五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经济日报》创刊甫满五个月，当日该报在一版下方位置，以五栏题刊出《不承认日对琉球有剩余主权，决策人士昨告立委，我立场不变》的报导，第二天经济日报因违反‘宣传指导’而告休刊，经过很大的波折始在十六日复刊。”那么到底这则新闻犯了什么大忌呢？全文转述如下：执政党中央有关方面，昨日晚向立法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表示，中央对琉球问题的立场，仍与过去一样，绝不承认日本在琉球有所谓的“剩余主权”，中央有关方面在昨晚的一项非正式餐会上表示，目前我政府正与共匪作战中，琉球问题与对匪作战上，显然是此要问题，因此不愿在此时因琉球问题与有关国家引起磨擦。这项自助餐的主人是执政党中央五组，以及外交部政务次长沈琦，被邀的客人全是立法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这项非正式的餐会透露，政府基于《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和约》的约定，不承认日本在琉球有任何主权。对于琉球目前被悬挂类似于日本的国旗，并有日本在琉球为出境的琉球人民签发护照等，并不加以承认。虽然美国曾表示放弃其对琉球军事托管的地位，但对美国对日本的一再让步，以及“送人情”的作法，绝不赞同。目前我外交部已向美国大使馆，将我们的态度以口头表示过。餐会中透露，琉球人民并不全部赞成归属日本，因而目前仍有很多人在出境时并不持日本政府签发的护照。立委们已决定，当立法院本会期改组委员会后，外交委员会将再为琉球问题举行会议，并邀请有关单位首长列席备询。这就那段悲哀的历史，做为牺牲品的经济日报总编丁文治先生含泪离开了报社，更从此改变了他的整个新闻生涯。如今他再次感叹：缺乏远见的政治家绝非人民之福！

09.琉球传统文化与中国情结

自从日本窃取琉球后，为扑灭琉球人的国家意识和独立风潮，不择手段，使用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方法，强行“日本化”。那时琉球人的汉化很深，虽然经过日本七十年的“皇民化改造”，但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华文化根深蒂固，基本未变。他们使用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汉语方言，风俗民情、社会人文依然属于儒家文化，口音属闽南语和台湾语系，更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采用的是中国的农历年号，节日喜庆也与儒家文化大同小异。1972年美国将琉球再度“转让”日本后，日本为消除中华文化，强制推行“国民义务教育”、穿日本服装、吃日本食品。每一个孩子必须进入只能讲日语、学日本文化的学校，接受至少十年的“免费教育”。而为消灭汉语方言，从小学起便在每个班级都制作三张“方言卡”，谁讲方言谁就会领到卡，持卡者直到发现其他讲方言的人，才能传给下一个，直到这位持卡人发现另一个。而每到放学以后，持卡的这三个学生则必须留下来打扫教室。因此，许多拿到卡的小学生，不惜和同学打架，逼同学用方言脱口说出“好痛”或“混蛋”，以转移卡片逃避扫除。这样使琉球“日本化”到现在，依然没有使他们忘记历史，忘记祖先。至今琉球人最爱引以为证据的是：日本人总是在客厅摆一把武士刀作为装饰，而琉球人则是摆一把类似中国琵琶的三弦琴，以此来对比日本的凶残好武，琉球人的爱好和平。

10.琉球人说：我们不是日本人

九六年底，琉球美军在基地事件再次雪上加霜，首先从美国传出，美军前不久，在琉球使用了放射性核子枪弹头，练习射击，给琉球造成核污染。事情的严重性并不在于核污染本身，而是当美军告诉日本政府时，日本心怀鬼态，拖了半年之久都不告知日本人民，更不告知琉球人，直到事情终于从美国暴发出来，再也按不住了，日本才急忙把这一旧闻公布出去，这使琉球人对日本更加不信任。九七年三月，就在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问日本时，驻琉球美军又传出强暴、虐待琉球妇女丑闻：一个美军将一名琉球妇女从头顶上扔出去，落在床上摔坏了好几根骨头。这件事无疑又一次在琉球的排美抗日的烈焰上，火上加油。日本政府使出两面手法，首先推出一个“振兴琉球法案”，准备投入大量资金，要在琉球推行所谓的“一国两制”，给予琉球更大的自主权，自治权。另一方面于九七年四月，日本国会强行制定“美军驻琉球法案”，不顾琉球人强烈的抗议，企图把美军强驻琉球变成正式法律，强制那些不愿将土地租给美军的数千户琉球人，租出他们的土地。结果引发琉球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他们不仅在琉球本地抗议，四月十七日，更有琉球居民团体代表一百人，穿着不同与日本的琉球民族服装，拿着象征着琉球民族的传统乐器鼓和三弦琴，在审议驻军法案的日本国会前，声嘶力竭地抗议。但日本议会还是无视琉球人的反抗，强行通过了此法。这样，琉球哗然，要求独立的呼声再度高涨起来，现在，在琉球书店里，醒目的琉球历史书中印着：“琉球曾是中国的附属国，我们不是日本人”。

11.以攻代守：保钓必须保琉球

在中日关系的近代史上、在历次保钓运动中，与日本相反，中国总是被动保守，民间热，政府冷，诸多失误。强烈对比出双方政府，一个精明能干，一个封闭蒙昧；一个处心积虑、步步进逼，一个保守内向，腐败无能，这也正是两国在近代发展中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更有甚者，1972年在中共从台湾手中，接过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后，对琉球主权问题甚至绝口不提，这么大的一桩主权案，两岸竟然都忘记了！笔者曾与多位具国际眼光的日本学者深入探讨：为什么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彻底检讨它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而痛改前非呢？显然，这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原始的神道教国家，缺乏高级的基督教精神。

不过他们的回答却非常肤浅：第一，战后日本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足以使它改变的“国际压力”，这也有战后美国利用日本进行“反共战略”的因素，转移了国际焦点、世人的视线；第二，天皇制的保留继续了日本的政体和意识形态，麦克阿瑟被日本捧得忘乎所以，以至心慈手软，姑息养奸。在中美朝鲜战争时，美国甚至支持日本违反其宪法“非武装”的原则成立“自卫队”，如今它已是世界上耗资第二大的军队；第三，日本从来就是一个注重“实力主义”的民族，它不信真理，唯信实力。在它全盘吸收西方文化的明治维新时期，正是西方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论”和尼采“强权哲学”风行的时候，这种思想在日本从此扎根结果，以至于产生了比德国更低级的军国主义；第四，近代史上，日本基本上是以鄙视的眼光看待亚洲国家，认为他们“如此无能、远不及日本”。至今，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印象仍然是贫穷、肮脏、无礼，而且专制愚昧。日本在吹嘘自己的“辉煌成就”时，轻蔑地说中国：“那些支那人〔对亡国汉人的蔑称〕至今还像野兽似的住在洞穴〔指抗战时期陕西一带窑洞〕之中。”在今天保钓运动中，钓鱼台主权与琉球主权必须相提并论。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琉球归属日本，现在更不能放弃。并且，挨近台湾约有五十海里的先岛群岛，就连日本自己也承认是中国领土，理当首先归还中国，至于北部琉球问题，则可在“主权为中国所有”的前提下，视中、日和琉球人民自主谈判决定其归属或独立。保钓、保琉球运动只有以攻代守、积极主动，才能有更多筹码与日本就钓鱼台和琉球问题谈判、交易、妥协，才能不愧对祖先。

〔二〕考察朝鲜国

在历史上，朝鲜作为中国领土，自然会有大批中国人移居。正如林坚《朝鲜半岛的中国移民历史考察》指出的，中国本土和朝鲜半岛在数千年来的交往中，人员往来频繁，渊源久远。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朝鲜半岛的，其原因主要有：谋求生存（战乱避难、犯法避祸、宗族传布、东渡谋生），政治因素（政治亡命、外交出使、政治联姻、抗倭援朝），经济因素（外贸商事），偶然因素（遇风漂海），等等。经历漫长的岁月，他们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但也保留了许多历史的痕迹。下面按照历史时代的顺序，试做简要的梳理。

公元前11世纪末──公元前1世紀（箕氏朝鮮时期）

公元前11世纪末，武王灭殷，箕子出走朝鮮。据说箕子带领殷商遗民五千人到朝鮮，在当地建立了“箕氏侯國”，史稱“箕子朝鮮”。记載箕子去朝鲜的史料始见于西汉，如《尚书大传》、《史记》、《易林》等。《尚书大传》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史记》中记载，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易林》卷七《干下互上》载：“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宜人宜家，业处子孙，求事大吉。”

周致中《异域志》卷上：“朝鲜国，古朝仙，一曰高丽，在东北海滨。周封箕子之国，以商人五千从之。其乙巫卜筮、百工技艺、礼乐诗书，皆从中国。”

《后汉书·东夷传》载：“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

《山海经·海内经》载：“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似为‘险渎’之误），其人水居，偎人爱人。”海内东经又说：“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晋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北经》曰：“朝鮮，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

箕子走之朝鲜应在商亡国的当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断定武王灭商在公元前1046年。箕子走之朝鲜的根本原因是逃难，不愿在周统治下当臣民。箕子抵达朝鲜是在大同江流域，即以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西北地区。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高丽传》都记载高丽时期祀“箕子神”。“高丽王朝中期以后，朝鲜崇拜箕子之风大盛，求其坟莹立祠祭祀”（《高丽史》，卷六十三，礼五杂祀），列为王朝典礼之一。

朝鲜半岛的古代历史典籍如《三国遗事》、《东史纲目》等都以赞扬的语气记述了箕子的事迹。《三國遺事》載：“周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朝鲜王朝安鼎福著《东史纲目》说，周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042年）箕子受封于朝鲜，40年后箕子去世，享年93岁。箕子陵在平壤。据朝鲜学者韩百谦的《箕田考》，近年在朝鲜平壤城南发现“箕田”，方正有规则，与中国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每田分四个区，每区有田70亩，与中国“殷人七十而助”的文献相一致。

中国商、周之际，大致相当于朝鲜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中期。朝鲜半岛出土的大量石斧、石镞、石刀等，其中的半月形石刀正是中国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可以推测，大量商民不愿受周族的统治，经过东北迁移到了朝鲜半岛。

“箕子朝鮮”在朝鮮半島統治了近一千年。朝鲜人一直尚白，与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丝作”有关。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殷上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其中，“日中”为白，“翰”指白马，祭祀用白色的牲畜。箕子是殷王室成员，将殷人尚白的风气传到了朝鲜，影响延续至今。

“箕子朝鮮”遭到燕、秦的攻劫，但仿佛并未亡国。张华《博物志》卷九《杂说》：“箕子居朝鮮；其后，燕伐之，朝鲜亡，（王）入海为鲜现师。”（一上）入海之“海”，可能是汉江口外的江华湾。在秦末、汉初，箕氏又得以将其统治线再度北返。《三国志》卷三〇《韩传》注引《魏略》：“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亡，其子准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盐铁论》篇三八《备胡》：“大夫曰：往者（秦末、汉初）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燕之东地，即“属燕”之“列阳”，今大同江迤北、迤西。

根据《太原鮮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一共经历了四十一代君主，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才被灭。

卫氏夺朝鲜、真番以后，箕氏进入“韩”地仍然称王。《三国志》卷三〇《韩传》：“（朝鲜）侯准既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

王符：《潜夫论》，篇三五《志氏姓》：“昔周宣王时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汪继培笺：案韩西盖朝鲜之误。”（四一）

传说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带着人民南迁，以免和箕子带来的人冲突。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

西周的中后期，北方的貊系部族逐渐向东、向南迁移。约在春秋初年，其中一支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的北部与当地的濊人融合形成沃沮、濊貊民族，同时在半岛南部与当地的濊人形成马韩。

《东国舆地胜览》卷三三：“全罗道益山郡，本马韩国，后朝鲜箕准避卫满之乱，浮海而南至韩地，开国仍号马韩。”“箕准城在龙华山上，俗传箕准所筑，故名焉。”相随而来的，还有后称为“秦韩”的士庶。

公元前4世纪晚期至公元前3世纪早期

中国和朝鲜最早的官方接触和交涉始于战国中期，由燕国和箕氏朝鲜之间进行。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播汗为界，朝鲜遂弱。”即公元前280年前后，燕国派秦开为将，攻取箕氏朝鲜域外的西方地区。《史记·朝鲜列传》记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蕃、朝鲜，为置吏，筑障塞。”说明燕国已在朝鲜设置官吏并修筑长城。“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这是说，燕、齐、赵的人民投靠箕氏朝鲜最后一个王准，箕朝准王把他们安置在西方。

从中国到朝鲜的移民潮大约开始于战国末期。

朝鲜半岛出土了大量中国战国时期的货币──明刀钱，也说明了燕国与古朝鲜的往来。

秦汉时期

秦统一六国之后，齐、燕等地人民为躲避苦役，不断逃往朝鲜半岛，被称为“故燕、齐亡命者”，其中一部分来到半岛南部的辰国，被安置到“东界地”。

在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由于当时秦国徭役很重，很多人逃到了朝鲜半岛。《后汉书·东夷列传·辰韩》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三国志》载：“辰韩······其语言不与马韩同······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这是说，他们虽为秦人，但不是来自渤海沿岸的燕人或齐人，因为他们所用的词汇不是齐燕一带的语言。《三国志》云：辰韩人“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乐浪是朝鲜半岛濊貊人居住地。乐浪（濊貊）人、辰韩人远古都曾居住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其中一支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北上朝鲜半岛，另一支后代的一部分于公元前200年左右也进入了朝鲜半岛，这样，新来的辰韩人称乐浪人为“阿残”，就是说“我们的残部”，乐浪人和马韩人待他们如亲朋和上宾，和谐相处。据体质人类学家研究，韩民族与中国东南方沿海浙江一带的人种最为相似。

据西晋陈寿《三国志·东夷传》记载，从公元前3世纪秦灭六国，到汉初刘氏灭诸封国，由于避战乱，大批汉民流徙古朝鲜和三韩。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据《三国志》卷三〇《濊传》：“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卫满时亡命来者数千人。汉武帝平定朝鲜，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司马迁著《史记·朝鲜传》中记：“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魁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这是在公元前2世纪记述的材料。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反叛战争再起，汉朝军队重兵镇压，卢绾北逃匈奴帐下。辽东、辽西兵乱，迫使中国北部、东部居民再度东徙。此时的箕氏王朝已经衰落，为了扩充势力而采取积极吸收中国流民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燕地人民的逃亡。

燕人卫满率千余汉人渡过浿水，避入古朝鲜。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西汉初年，燕地人卫满率领一千余人，渡浿水，入朝鲜，投依朝鲜王箕准。”朝鲜王准把卫满安置在朝鲜西部，方圆百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指出：“汉初，卫满在朝鲜立国，在大同江南岸的王俭城建都，统治着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分。”浿水，一般认为是大同江。卫满的力量聚集雄厚之后，公元前194年，卫满向箕准假传汉朝大军要来进攻，请求到准王身边守护。卫满率军攻占王都，驱逐准王，自立为朝鲜王，此即“卫满朝鲜”之始。卫氏朝鲜直接和大量地受到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其社会发展进程较半岛南部的三韩──马韩、弁韩、辰韩为快。这时大量的汉人进入了朝鲜。

此时正值西汉惠帝时期，辽东太守经汉廷批准，与卫满相约：卫满为汉朝藩属外臣，为汉朝保护塞外；塞外各族首领朝见汉朝天子，以及各国与汉朝通商，不许从中阻挠。汉朝答应给予卫满以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援。卫氏政权的势力膨胀，领地扩大到方圆几千里。

卫满之孙卫右渠时，不仅自己不肯再向汉朝朝贡，而且阻碍邻近部族与汉朝通商，同汉朝发生战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汉武帝遣军5万攻入朝鲜，“卫满朝鲜”遂亡。战争的结果，是汉朝在朝鲜及辽东地区设置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郡，史称“汉四郡”。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真番、临屯二郡，并入乐浪、玄菟二郡。乐浪郡治仍在平壤，玄菟郡治所初在夫租（今朝鲜咸兴），后迁往高句丽西北（今辽宁新宾地区），管辖高句丽、夫余等族。当时不仅有汉人官吏到朝鲜四郡任职，也有许多汉民前往经商、垦荒，形成王、韩、高等汉人大姓。近年来，在汉四郡地区出土了大量汉朝的官印和器皿，被称为“乐浪文化”。

“汉四郡”设立后，朝鲜半岛南部部落与北方保持密切来往，有些部落就是北方人南迁后与当地土著人杂居而形成的移民社会。汉四郡文化已影响到南端的济州岛等地。

公元前37年，朱蒙建立高句丽国。“高句丽王无恤袭乐浪灭之，其国人五千来投，王纳之，分居六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高句丽故国川王十九年（公元197年），“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是汉献帝建安二年也。”高句丽山上王二十一年（公元217年），“汉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余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僻地者数万口。”“灵地末，韩、濊貊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鲜卑、濊貊连连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东汉末，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人皆没入高句丽。高句丽又西侵辽东、辽西、右北平，亦掠有汉人。这些汉人大多融入高句丽及朝鲜人之中。

“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三国志·东夷传》）这里的“民”就是乐浪郡的汉人，这是有关“韩国”的最早历史记录。

“奴祖三十八年（公元前20），······前此，中国之人，苦秦乱，东来者众，多处马韩东，与辰韩杂居。至是浸盛，故马韩忌之有责焉。”（《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始祖》）

部分高句丽人南下，与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一道，于公元前18年，建立百济国。中国东汉建安年间，百济王仇首娶了割据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军阀公孙康的女儿为妃，百济得到公孙康割据势力的支持，国势迅速强盛起来，并逐渐统一了马韩各部落。

公元1世纪开始，中国东北地区的高句丽人沿鸭绿江流域逐渐南下，占有朝鲜半岛北部。

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公元32年时，新罗部族的首领令本部族六大姓氏改用汉姓，其中杨山部赐姓李，高墟部赐姓崔，大树部赐姓孙，于珍部赐姓郑，加利部赐姓裴，刁比部赐姓薛。

“儒理尼师今十四年（公元37），高句丽王无恤袭乐浪灭之，其国人五千来投，分居六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儒理尼师今》）

“故国川王十九年（公元197），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是汉献帝建安二年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故国川王》）

“山上王二十一年（公元216）秋八月，汉平州人夏瑶以百姓一千余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一·山上王》）

后汉末，公孙康分乐浪郡辖下的屯有县以南地区设置带方郡，郡治在带方县。治下多是逃亡的汉人。带方郡城址位于朝鲜黄海北道凤山郡石城里。城址北面发现的墓砖上有“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大岁戊申渔阳张抚夷”的铭文。张抚夷为渔阳（今北京密云）人，出任带方太守。葬于戊申年，即晋武帝太康九年（公元288年）。这样的墓有两千座，多为方台形封土的坟丘墓，形制与中原地区的汉代古墓类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魏晋时期，朝鲜半岛北部有高句丽，南部有百济、新罗两个奴隶制国家，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

高句丽、百济、新罗与中国政权交往频繁，互派使节。

据《北史》记载，高句丽的“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兵器与中国略同”；百济人“······婚娶之礼，略同华俗”；新罗“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

“辽之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越边。”（《朝鲜光海君日记》，卷165）“美川王三年（公元302年），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护八千人，移之平壤。······十四年（公元313）七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口。”（《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王》）

公元313年前后，乐浪、带方郡遭到高句丽的猛烈进攻，由此揭开朝鲜汉人大规模迁徙逃亡的一幕。

在朝鲜古坟里，发现许多东晋年号的墓砖，如泰宁五年（327）、咸和十年（335）、建元三年（345）、永和九年（353）、元兴三年（404）等，说明在朝鲜的汉人与东晋之间存在着联系。

“故国壤王二年（公元385年）夏六月，王出兵四万袭辽东。······遂陷辽东、玄菟，虏男女一万口而还。冬十一月，燕慕容农将兵来侵，复辽东、玄菟二郡。初，幽、冀流民多来投，农以范阳庞渊为辽东太守招抚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壤王》）

由于辽东战乱不断，部分汉人流亡到朝鲜半岛，多选择比较偏僻的地区居住下来。

公元427年，高句丽长寿王把都城从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迁到平壤。高句丽频繁朝贡于北魏，最多时达到一年三次。同时，高句丽也致力于发展同南朝的关系。

北齐天保三年（公元522），北齐文宣帝遣使高句丽，“求魏末流人”，一次即遣回五千户，当有二三万之众。（《北史》卷九四，《高丽传》）

隋唐时期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

公元598年，高句丽王高元率骑兵万余进犯辽西，成为隋丽战争的导火索。隋文帝发兵30万，由大将宇文述率领进攻高句丽，结果大败，只剩2700人逃回辽东。有不少士卒流落高句丽。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句丽不遵臣礼为由，调集110万大军征伐高句丽。此后又两次征讨高句丽，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隋士兵陷于高句丽者甚多。据《册府元龟·奉使部》所载，陈大德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51年）奉使高句丽所见，许多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隋人望之而哭者偏于郊野”（《资治通鉴》卷196《唐纪十二》）

百济、新罗都频繁地遣使通隋。《隋书·东夷列传》称百济国“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新罗国“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

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唐朝建立。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唐高祖和高句丽相商，互相遣返流亡人口。

公元648年，金春秋（后来的武烈王）朝唐，并留其子文注宿卫（实际上是做人质），达成与唐结盟的目的。公元650年，“是岁始行中国永徽年号”。

公元660年，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13万讨伐百济，新罗王出兵相助，百济灭亡。

公元666年，唐高宗下令讨伐高句丽。公元668年，唐罗联军攻克平壤，高句丽灭亡。唐朝于高句丽境分置9个都督府，管辖42州100县，总隶于安东都护府。薛仁贵统兵2万，驻屯平壤。

唐朝与新罗也不断交兵。从公元671年到公元676年，史称“七年战争”。唐将设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撤到辽东。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据《三国遗事》卷一“辰韩”条：“崔致远云：‘辰韩本燕人避之者，故取涿水之名称所居之邑里。’”

公元918年，王建创立高丽王朝。王建源出周文王之裔王子晋之后。公元926年，辽灭渤海国。高丽接收了逃奔高丽的渤海世子及其族众数万户。公元936年，高丽朝统一朝鲜半岛。

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期，沿海（主要是山东、浙江一带）民众有不少由海路往朝鲜半岛。

五代时，朝鲜半岛进入短期的“后三国”时期。高丽以重金招徕汉儒。

宋元时期

公元960年，赵宋王朝建立，这是北宋。宋和高丽通使频繁。常有宋商在高丽与当地妇女通婚。高丽有意识地吸收和任用来自中原的文士才子。北宋人周泞随宋商船入高丽，官至礼部尚书。由于海外贸易得到发展，不断有人因经商而在高丽长期居住。在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留，强之终身。”（《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三，“高丽”）

公元993年，契丹进攻高丽。高丽与辽议和，奉辽为宗主国。慕容氏在辽东崛起，曾引起大批汉人逃往朝鲜。

公元1010年，辽40万大军东征高丽。

公元1016年，高丽改奉宋朝年号。

公元1022年，高丽复行契丹年号。

公元1115年，金朝建立。高丽经常遣使朝贡金国，金也遣使赴高丽。

还有些宋朝的使臣出使高丽，后因故留居高丽。牟庆在宋钦宗时曾任吏部尚书，1126年出使高丽。汴京被金攻陷后，牟庆留在高丽，被封为牟平君。

公元1127年，宋康王赵构在江南建立南宋王朝。宋与高丽、高丽与金形成三角关系。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国。1231年，蒙古大军兵临高丽，留下72名达鲁花赤（镇守者），对高丽进行监临统治。到1257年止，蒙古军先后7次征伐高丽。

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以武力与高丽结成朝贡关系。元十一年（高丽元宗15年，公元1274年），高丽世子木甚（一字）与元世祖忽必烈幼女齐国大长公主在元大都成婚，揭开了为时近百年的联婚关系的序幕。不久高丽元宗去世，世子回国即位，为忠烈王。元朝往高丽派驻“达鲁花赤”，管理民政，还派官员70余人监督政务，并派大量军队驻扎高丽各地，是为屯田军、镇边军等。

自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至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元朝11次将罪犯流徙高丽，多在近海岛屿。也有很多蒙古人迁到高丽。

元朝末年爆发以红巾军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山东和辽东很多民众为避战乱迁居高丽。元至正十九年，“辽沈流民二千三百余户来投。”（《高丽史》，卷三九）

明清时期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高丽第一个与明朝建立藩属关系。明太祖朱元璋遣使去高丽，召回“避寇东来沈阳军民四万余户”（《高丽史》，卷一三六）。

《明史·太祖记》载，洪武五年（1372年），“徙陈理（陈友谅子）、明升（明玉珍子）于高丽。”1373年，元朝焰硝匠商人李元流落到礼成江口，朝鲜著名军事科学家崔茂宣向他学习制造火药的技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定云南，徙元宗室梁王家属于济州岛。明文渊阁学士宣允祉奉使高丽，留居宝城，为宝城宣氏始祖。明翰林学士胡克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答礼使出使朝鲜，翌年闻中州沦没，乃隐于汉南，其后世以始祖乡贯巴陵为本贯。

公元1392年，李成桂自立为王，次年改国号为朝鲜，1394年迁都汉阳（今首尔）。朝鲜王朝与明朝使节往来频繁，并且互派通晓经史诗文的人出使。中朝贸易更为频繁。

公元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朝鲜宣祖王向明朝求援。明神宗决定出兵援朝。战争持续7年，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有一些流散的士卒留居朝鲜。如曾任都司的施文用，“公疲劳兵间，疾甚不克归，遂留东国，游寓于星、陕之间。”壬辰至丁酉抗倭战争期间，明朝援军达20多万，将帅就有270名，入籍的有浙江施氏、徐氏、片氏、彭氏、刘氏、张氏，上谷麻氏、海州石氏、广州董氏、苏州贾氏等。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7月后，镇江等地辽东汉民逃入朝鲜者十数万。

“天启元年（1621），后金陷辽阳、沈阳，辽民经镇江逃往朝鲜者，达两万之众。”

公元1626年，辽东沦陷后，数十万人逃到朝鲜。

1627年，皇太极出兵3万进攻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皇太极集结12万大军征讨朝鲜。1637年，朝鲜仁祖王投降，朝鲜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清朝曾长时间在朝鲜驻军。双方开展燕行贸易和边市贸易。

明末清初之际，大批明遗民逃往朝鲜，包括明东征将士及其后裔、随凤林大君前往朝鲜的九义士及其后代、从海上漂到朝鲜的漂流人等。

东征将领在战争期间与朝鲜女子结婚，生下的子女多留居朝鲜。明朝灭亡后，有一部分东征将士的后代想方设法到了朝鲜。如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梅皆为东征时的名将，他们的后代有许多留居朝鲜。明朝兵部尚书石星被称为“再造藩邦”的第一功臣，他的长子石潭遵父遗命，奉母经辽东到了朝鲜；石星弟石奎之孙石继祖亦浮海来到朝鲜。他们虽居朝鲜，但始终保持明朝人身份。

朝鲜凤林大君曾作为人质居沈阳，回归之际，带去九位中国壮士，被称为“九义士”，其中有两个进士（黄功、郑先甲）。九义士的后裔成为祭祀明朝的专职人员。

1684年，于京畿道加平郡朝宗岩摹刻明崇祯手迹及有关思明手迹。1831年，九义士后裔王德一等移居于此，建大统庙，祭祀明太祖。

朝鲜学者朴趾源在《热河日记·渡江录》中记载：“今清陷辽，则镇江人民不肯剃头，或投毛文龙，或投我国。”“清军陷沈阳，明熊廷弼部将康世爵昼伏夜行，抵凤凰山，与广守人刘光汉收辽阳散卒共守之。未成，光汉死，世爵亦被十余创。自念中原路绝，不如东出朝鲜，犹得免剃发左衽。······遂渡鸭绿江，历遍关西诸郡，转入会宁，遂娶朝鲜妇，生二子。世爵年八十余卒。子孙繁衍至百余人，而尤同居云。”为灾难所迫，东渡朝鲜半岛谋生者甚众，以山东籍为多。

1876年，李氏朝鲜最先开放釜山，后相继开放元山、仁川、新义州等。1882年发生“壬午之变”，清朝派三千余士兵由烟台往朝鲜，还有40名商人同行。之后，清朝与朝鲜签订了《中国朝鲜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为中国商人大量进入朝鲜提供了便利。许多人留居下来，其中最多的是山东人，占旅韩华侨总数90%以上，其次是来自河北、辽宁、浙江、江苏等的侨民。

近现代

1910年“大韩帝国”被日本吞并，由于日本殖民者的挑拨，不时发生排华事件，华侨人数急剧减少。1927年，在群山、仁川等地发生殴杀华侨的事件。1931年，日本殖民者策动“万宝山事件”，煽动韩国人大肆排华，仅在平壤就有240余名华侨被杀。之后，大批华侨相继回国。

据日本朝鲜总督府统计，到1922年时，旅韩华侨总数达3万多人。主要分布在汉城、仁川等地，在咸镜北道、咸镜南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也较多。华侨人数最多时约有12万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又有大批华侨回国。到1945年，在韩华侨人数仅剩4万左右。

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先后成立。

1992年，中国和韩国建交。之后，陆续有以探亲名义或缔结跨国婚姻抵韩国而留居下来的。

从姓氏、地名看中国移民

韩国人的姓氏除采用汉字姓氏外，大部分姓氏直接来自于历史上的中国移民，被称为“归化”人，又称“投化”、“向化”。“所谓向化人者，古昔华人之漂到我地因为我民者也。”（《肃宗实录》，卷34，肃宗二十六年）。正如朝鲜学者李重焕所指出的：“自中原流落而为显家者，如温阳之孟、延安之李、骊州之李、南阳之洪、原州之元、海州之吴、宜宁之南、居昌之慎、昌原之黄。”（《地理志》总论）历史上人口迁徙很频繁，或因躲避战乱、通婚、随军驻扎留居、漂海东渡等多种原因。

据各种资料，兹列出部分：

南阳八学士：639年，高句丽营留王年间，南阳八学士洪、魏、吉、徐、房、陆、奇、殷、奉）远渡而来。

延安李氏：660年，唐高宗年间武将李茂跟从唐朝名将苏定方合里攻打百济，被封为延安伯，后世将居住地命名为延安。

金浦公氏：755年，唐朝18学士之一、鲁国王族后裔公允辅入籍。

水原白氏：780年，白宇经入籍，据称为轩辕黄帝的后裔。

旌善李氏：1126年，因避金兵之乱，安南国南平王的三子李阳琨定居广州。

青州史氏：1372年，明朝礼部尚书史鹞与长子重亡命高丽，定居青州。为东国史氏始祖。

苏州贾氏：1592年，明神宗年间位及枢密院使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贾维纶以苏辽按察使身份援朝；1597年与儿子样一起再领兵救援，在釜山之战中，父子阵亡。样的儿子在办完丧事后，入籍。

遂安桂氏：始祖为明朝礼部侍郎的桂硕逊。

宝城宣氏：明文渊阁学士宣允祉奉使高丽，留居宝城。

巴陵胡氏：明翰林学士胡克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答礼使出使朝鲜，翌年闻中州沦没，乃隐于汉南，其后世以始祖乡贯为本贯。

韩氏：“昔周宣王时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汪继培签：案韩西盖朝鲜之误。”（王符：《潜夫论》，篇三五《志氏姓》）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定云南，徙元宗室梁王家属于济州岛，“今元、梁、安、姜、对之籍以云南为姓贯”（《东国纲目地理考》济州条）。

有材料表明，林姓人在唐朝末年已到达朝鲜半岛。福建莆田人林蕴五世孙林八及从福建彭城（今惠安东岭一带）渡海，漂泊到新罗，定居于江华湾附近的平泽，称为海东林氏。其子孙后世分衍到汉城、镇川、安东、庆州、釜山、扶安、醴泉等地，已传至40多代，人口达120万之众。宋代，林完从中国大陆迁到高丽，历任礼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

壬辰至丁酉抗倭战争期间，明朝援军达20多万，将帅就有270名，入籍的有浙江施氏、徐氏、片氏、彭氏、刘氏、张氏，上谷麻氏、海州石氏、广州董氏、苏州贾氏等。

氏族聚居地往往与先祖所来的地方相关，如从“韩国归化姓氏及其渊源一览表”来看，有：延安车氏、太原鲜于氏、晋州姜氏、固城南氏、咸阳吕氏、安康卢氏、江陵刘氏、广州安氏、曲阜孔氏、青海李氏、苏州贾氏、陕川麻氏、青州史氏、徽州姚氏、淮阳李氏、浙江彭氏、潮州石氏、通州杨氏、济南王氏、新昌孟氏、杭州王氏、大同裴氏、奉化琴氏、海东林氏，等等。贯代表始祖始居地。

韩国地名中有：丹阳、江陵、襄阳、丽水、咸阳、晋州、陕川、镇海、梁山、泰安、广州、安城、洪城、黄山、安东，等等，这些地名也许与先祖的来历有关。

中国名人的后裔移民

中国历代移民朝鲜半岛者无数，其中有许多中国名人的后裔，如：

孔子52世孙（有说53、54世）孔昭，1349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随鲁卫公女大长公主至高丽，其妻室也一同前往。孔昭定居在水原，仿照曲阜孔子故里建造阙里祠。其后裔孔橡麟官至大司寇。孔明烈编有《东国阕里志》二卷。

孟子40世孙、唐朝五经博士孟承训，888年为传播儒教而来。第51世孙孟羲被认为是新昌孟氏始祖。

汉高祖刘邦41世孙刘筌，1082年入籍。汉灵帝三世孙原居韩国，后来和其子一起率众移居日本。

董仲舒43世孙董承宣作为明朝接慰使于高丽末期定居于荣州。

诸葛孔明20世孙诸葛公巡，于新罗与德王年间（826—836年）入籍，于高丽高宗年间，其33世孙诸葛泓、诸葛滢兄弟分为诸氏和葛氏。

朱熹曾孙朱瓒，1224年率七学士来到罗州，在绫州定居。他在当地宣讲理学，影响甚大。朱子学成为朝鲜时期的统治学说，朱瓒亦有贡献。

文天祥之17世孙文可尚移居韩国。他作诗曰：“流落腥尘万事非，圣朝文物梦依稀；江南庾信平生恨，塞北苏郎几日归。三十年来风异响，八千里外月同归；华音已变嬗裘弊，谁识山东旧布衣。”

还有不少明朝抗倭援朝将领及其后裔，在各个领域为朝鲜半岛的文明开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在韩国的史书、地方志、文集、族谱、实录、档案中有大量记载。

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认为，古代和近代史上的朝鲜－韩国半岛，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自新罗、高丽王朝以来，“虽域居海岛，然禀受正朔，遵奉儒学，乐律同和，度量同制”，“他们以能够记诵中国古典文学的章句或吟咏中国诗歌而自豪”。李朝时期，一直尊崇明清中国为“上国”，奉行“事大”政策，自称是“中国之藩国”，名臣徐居正尝作诗云：“明皇若问三韩事，文物衣冠上国同”；风俗也类似中国，“崇尚信义而笃儒术”、“衣冠制度悉同中国”。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地名的来历、地名的组成、地名命名方式甚至地名用字也一依中国。以下从五个方面作些简要的论述。

例如朝鲜－韩国半岛历史上的政区单位，有郡、县、州、京、府、道等名称，与古代中国的一模一样。半岛上最早的郡、县，是汉武帝时设置的朝鲜四郡。汉高祖末年，燕人卫满入据朝鲜；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由水、陆两路进攻，灭卫氏朝鲜，次年置为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每郡辖有四至十余县不等，治所分别在朝鲜县〔今平壤特别市大同江南岸〕、沃沮县〔今咸镜南道咸兴〕、东暆县〔今韩国江原道江陵〕和霅县〔今汉城特别市〕。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临屯、真番二郡入乐浪郡，玄菟郡也向西迁治高句骊县〔今辽宁新宾县西南〕。

魏晋、十六国时期，高句丽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正式建国后定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公元209年迁都丸都城〔今集安市西北山城子〕。公元四世纪初，高句丽南下占据了汉四郡的原乐浪郡地后，427年迁都平壤。此时，半岛南部兴起了百济、新罗，分别定都于慰礼城〔今汉城市汉江南岸〕和庆州〔今庆尚北道庆州〕。三国鼎足，互争霸权，在朝鲜-韩国史上称为“三国时代”。三国地方政区所采用的地名通名，或为郡、县，或为州、郡、县，与中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区通名完全一样。例如，高句丽末期有汉山州、唐城郡、羽谷县等一百六十四个州、郡、县。百济“分统三十七郡、二百城”，共有熊川州、月柰郡、豆肹县等一百四十七个州、郡、县，而新罗在统一半岛之前也“有郡县，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高句丽、百济、新罗还将一郡之长分别称作郡将、郡太守。

公元七世纪中叶，新罗在唐朝帮助下，灭百济、高句丽而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韩国半岛。完成独霸半岛大业的新罗，对其整个版图的行政区划作了全面的整顿，自善德王六年至神文王五年〔637－685年〕在全国完成了中国式的“九州”设置，即在新罗本土、百济和高句丽故地各置三州，合为九州〔州治全在今南韩境内〕；州下置郡，郡下辖县，政区通名系统完全向中国看齐，与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区单位名称完全一致。景德王十六年〔757年〕冬十二月，九州州名全部改成汉式名称，新罗在改九州州名为汉式名称的同时，景德王十六年〔757年〕将原来郡、县的固有名称也全部改为汉式名称。如原新罗达勾火县〔一作达弗城〕，景德王改名大丘〔今韩国大邱广域市〕；又如原百济所夫里郡，景德王改名为扶余郡〔今忠清南道扶余〕；再如原高句丽冬比忽，景德王改名为开城郡〔今朝鲜开城直辖市〕。由此可见新罗地名汉化程度之深。

新罗在其兼并战争之前已开始置有“小京”。早在智证王十五年〔514年〕就在阿尸村置小京〔后废，今安康〕，真兴王十八年〔557年〕置国原小京〔今忠州〕，真德王八年〔639年〕又置北小京〔658年废，今江陵〕。统一后，文武王十八年〔678年〕置北原小京〔今原州〕、二十年〔680年〕置金官小京〔今金海〕，神文王五年〔685年〕又置西原小京〔今清州〕和南原小京〔今南原〕。至此，五小京制度业已确立。景德王改国原小京为中原小京、金官小京为金海小京。按“京”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先秦时即被用来称呼首都。在这一点上，新罗是从中国学去的；不过，新罗在吸收中华文化时，不作简单的模仿，而有所创新，其五小京制度设置的时间比唐朝、渤海国的五京制还要早，辽、金的五京制恐怕与此也有渊源关系。

此外，由于受中国影响，新罗时代也像中国一样有“五岳”、“四镇”等名称。中国的五岳制度始于汉武帝，隋文帝时南岳尝易为衡山，此后遂成定制。“四镇”始见于《周礼》，东汉郑玄注为四座具体的山，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增加吴山后为五镇。东国新罗的五岳、四镇，从其所属政区菁州、熊川州、大城郡、柰已郡、押督郡、推大郡、马尸山郡、比烈忽郡等名称来看，当属新罗统一半岛以后、景德王大改名之前这段时期内形成的。

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的地方行政区划，地名通名有道、府、京、州、郡、县、镇、属县，即：将全国划分为若干道，道下设府、都护府和州，以下再分辖郡、县、镇或属县。高丽成宗时〔981年—997年〕，置十道、十二州节度使，下辖州郡五百有余；显宗时〔1009年—1031年〕，废节度使而置都护，全国有五道、两界、四京、八州、十五府、一百二十九郡、三百三十五县、二十九镇。李朝中宗二十五年〔1530年〕时，全国分为八道，下辖六府、二十九都护府、十九州、一百一十一郡、一百七十三县和六十一属县。

府制、都护府制均起源于中国──唐朝在边疆地区置有安东、安南、安西、安北、北庭、单于六大都护府；王氏高丽在境内置有安东、安南、安西、安北、安边五个都护府，名称大多与唐朝的相同，李朝的大都护府、都护府制度即承此而来。府制确立于唐开元元年〔713年〕，该年置京兆、河南二府，后陆续置河中、太原、凤翔、江陵等府，至唐末已有十府，宋元时府的建置逐渐增多，明初已遍地开花。高丽太祖时，置天安、京山、南原三府，成宗时置开城府，仁宗时置长兴府，忠烈王时置汉阳府；李朝在保持开城、汉阳二府〔改汉阳府为汉城府〕的同时，又有庆州府、全州府、咸兴府、平壤府等建置。此等府制，无一不是模仿中国。

“道”的建置，也起源于中国──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依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陇右、江南、淮南、山南、剑南、岭南十道。高丽成宗时，模仿唐十道建置，也依山川地形将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江南、山南、岭南、中原、海阳、岭东、朔方、三贝西等十道，其中一半道名与唐朝相同。此后，“道”成为半岛上最高一级政区地名的单位，其数目虽不同时期有所增减，但到李朝初年就稳定为京畿、忠清、庆尚、全罗、黄海、江原、咸镜、平安八道建置。半岛上的道制，一直沿用至今。目前，北部的朝鲜政区有平安南、平安北、咸镜南、咸镜北、黄海南、黄海北、江原、两江、慈江九道，以及平壤特别市和南浦、开城二直辖市；南部的韩国政区则有京畿、忠清南、忠清北、庆尚南、庆尚北、全罗南、全罗北、江原、济州九道，以及汉城特别市和仁川、大田、大邱、光州、釜山、蔚山六个广域市。

古代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地名具有严格的避讳程式。朝鲜－韩国半岛仿佛与中国是同一模子刻出来似的，古代也流行地名避讳。由于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均奉中国正朔，所以连中国的名讳他们都须回避。例如，中国唐朝创立者唐高祖姓李名渊，长渊县、澶渊县分别被改名为长水县和澶水县，西魏所置金渊郡、金渊县被追改为金泉郡、金泉县。据《三国史记》卷三五《地理志》载：酒泉县“本高句丽酒渊县，景德王改名，今因之”。按：此地即今韩国江原道南部的酒泉。高句丽与唐为敌，而新罗自真德王四年〔650年〕后奉唐正朔，故景德王〔742年－756年在位〕时避李渊名讳而改酒渊为酒泉应属情理中事。

中国北宋仁宗天圣初年，因章献太后父名通，遂改通州为崇州〔今江苏南通市〕、改通利军为安利军〔今河南浚县西北〕。据《世宗实录》卷一五四及《高丽史》卷五八《地理志》载：宣州“本安化郡，高丽初改为通州，显宗二十一年称宣州”。按：高丽显宗二十一年为公元1030年，相当于北宋天圣八年。可见王氏高丽改通州为宣州〔今平安北道宣川〕显然是为了避宋讳。又据《高丽史》卷五八《地理志三》记载：宁德镇“文宗十年〔1056年〕避契丹兴宗讳，改‘镇’为城，以‘镇’字从‘真’字也”。按：中国契丹兴宗名耶律宗真，公元1031－1054年在位，宁德城故地在今平安北道义州东南四十里处。

另据《世宗实录》卷一四八、《高丽史》卷五七、五八及《东国舆地胜览》卷一三、三四记载，高丽忠宣王时因避其嫌名〔璋〕讳而改漳州为涟州〔今京畿道涟州〕、改章德县为兴德县〔今全罗北道兴德〕。《世宗实录》卷一五一全罗道茂珍郡：“本百济武珍州……忠宣王元年庚戌〔1310年〕改化平府，恭愍王十一年壬寅〔1362年〕改茂珍府”。原文小注：“避惠庙讳，改‘武’为‘茂’。”按：高丽惠宗名武，943－945年在位，茂珍府今为韩国光州广域市。今韩国有大邱广域市。此地原为新罗、高丽的大丘县，李朝升为大丘都护府，《三国史记·地理志》、《世宗实录·地理志》、《高丽史·地理志》、《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二六俱作“大丘”。

一言以蔽之，朝鲜半岛古代的地名避讳与中国一样，不外乎避中国皇帝、圣人之讳、避国王本名讳、避国王嫌名讳等几种形式。朝鲜半岛上的历史地名，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南北方位上大致与中国同名地名的方位一致。这应是长期以来向中国学习的结果。下面来比较一下双方同名地名的方位，先将李氏朝鲜八道分为三部分：庆尚、全罗、忠清三道是传统的“三南”地区，划为南部；京畿、江原、黄海三道为中部；平安、咸镜二道为北部。

南部庆尚道有义安郡、合浦县、南海县等政区地名和福州、临汀、晋康、曲江、兴安、宜山等地名别号，全罗道有全州府、罗州、南平县等政区地名，忠清道有始安、海丰等地名别号，共十四个。与这十四个地名同名的中国地名，均曾在北宋及其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分布在今中国南部的广东、广西、福建诸省区。

中部京畿道有竹山县和淮安、江宁、江都、巴陵、宣城、金陵等地名别号，黄海道有黄州、海州、遂安郡、江阴县等政区地名和温州、信州、安州、东阳、象山、永康等地名别号，江原道有江陵府、襄阳府、平昌郡、通川郡等政区地名和寿春、桃源、平江等地名别号，共二十四个。与这二十四个地名同名的中国地名也均在北宋及其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分布在中国中部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河南南部等省市。

北部平安道有定州、朔州、龙冈县等政区地名和肃州、延州、云州、博州、成州、德州、顺州、彭原、文城、信都、永清、定襄等地名别号，咸镜道政区地名有会宁府和地名别号有博平、登州、文州、青州等，共二十个。与这二十个地名同名的中国地名，均在北宋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分布在中国北部的北京、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甘肃等省市。

中国历史上某些政区及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著名地名，王氏高丽、李氏朝鲜以来全数照搬，从而成为朝鲜－韩国半岛上同名地名及其别号的来源。例如，平壤是高句丽故都，所以历史上也称“长安城”。按：中国汉唐时代，首都称长安。平壤又有“镐京”之称，按：镐京乃中国西周首都的称谓。又如，中国古代将国都及其附近地区称作京畿，如《三国志·魏武帝纪》：“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蜀后主传》裴注：“董卓造难，震荡京畿”。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将首都京兆府及其附近的同、华、邠、岐诸州置为京畿道。这一做法为东国所仿效，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时期均分别将其首都开城、汉城附近地区置为京畿道。这就是今天韩国“京畿道”的由来。总而言之，移植到半岛上的中国古地名，以汉唐时代、特别是唐代地名居多。〔以上见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的《第五章中国传统地名学对邻国的影响》〕

朝鲜历史悠久，朝鲜人原来是生活在亚洲北面大陆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逐渐迁移到朝鲜半岛。然而，只要看一看以下的年表，就直到中国影响对于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是决定性的、甚至是前提性的：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兄弟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根据《太原鲜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一共经历了四十一代君主，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才被灭掉。

从公元前四世纪即中国的战国时代，在中国辽宁至半岛南部形成几个部落联盟，有高句丽、沃沮、濊、马韩、辰韩、弁韩。公元前三世纪末，燕国的将军卫满率移民进入朝鲜，并成为箕子朝鲜的宫相。于公元前194年在平壤一带建立卫氏政权，推翻了箕子朝鲜的政权。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二个王朝，称“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发兵灭卫氏，在朝鲜设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

由于汉朝解体，中国无力北顾，公元四世纪，朝鲜形成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期。

百济是由马韩部落发展起来的，新罗是辰韩中一个小部落形成的。百济依靠中国南朝各代，从中国吸收文化并向日本传播，新罗则和新兴的唐朝结盟，于公元660年和唐朝联合灭百济，于668年和唐朝联合灭高句丽，于676年驱逐唐军最终并吞朝鲜各部，定都庆州，采取唐朝的国家制度。

九世纪，各地流民起义，900年将领甄萱称王，建后百济国，定都光州；903年僧侣弓裔称王，建后高句丽国，定都铁原；和原新罗并称“后三国时期”。

918年弓裔部将王建推翻弓裔，自己称王，迁都开城，改国号为高丽。935年灭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建立高丽王朝。993年被辽国击败，被迫断绝和宋朝关系，向辽国称臣，1127年被迫臣服金国。在抵御契丹和女真期间，军人势力大增，1170年和1173年，以武将郑仲夫为首，发生两次政变，军人废立国王，屠杀贵族文官，最终建立了武将崔忠献挟持国王的“都房”政权。1231年蒙古军进攻高丽，1258年崔氏政权跨台，国王投降蒙古。成为元朝属国，达鲁花赤驻开城监督国政。

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1387年朱元璋要收复原东北元朝属地，高丽国王仍然依附蒙古残余势力，拒绝归还，派都统使李成桂进攻辽东，李成桂反对出兵，发动政变，1392年废黜国王自立，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城。其实，“朝鲜”国号和“日本”国号一样，都是起源于其西部国家的居民如中国人对它们的想象，在其当地，何来“朝日鲜明”与“日之本土”？

李氏朝鲜推崇儒学、排斥佛教。1591年日本将军丰臣秀吉率兵侵入朝鲜，一度占领平壤，1598年才被中朝联军击溃。1618年明朝和清兵作战，朝鲜知恩图报，出兵援助，1637年清兵占领朝鲜，朝鲜国王投降，被迫成为清朝的属国。

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死后无嗣，由王族李昰应之子即位为高宗，李昰应为“大院君”摄政，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势力，对外闭关锁国，放火烧毁进入朝鲜抢劫的美国军舰，并多次击退美国军舰的进攻，击毁三艘美国军舰，远比日本的懦弱表现来得勇敢。

1873年高宗成年亲政，大院君停止摄政，闵妃外戚集团掌权，日本军舰进入汉江口，迫使朝鲜签定《江华条约》。1882年由于闵妃的外戚克扣军饷，发生壬午兵变，士兵杀死日本公使馆官员，攻入王宫，闵妃化装宫女逃走，大院君重新掌政。在闵妃请求下，清朝派遣三千士兵进入朝鲜镇压，囚禁大院君，闵妃外戚集团重新掌权。从此日本和清朝均在朝鲜驻军。于是，朝鲜分化成要求改革的“开化派”和以闵妃为首的“守旧派”，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和日本公使一起策划，依靠日本军队发动政变，杀死守旧派官员，宣布和清政府断绝关系。是为“甲申政变”，清军应守旧派要求，于6日开进王宫，击败日军，杀死开化派首领，部分开化派首领逃往日本，守旧派重新掌权。

1894年朝鲜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6月6日清军在牙山登陆，日本军队立即于7月6日在仁川登陆，并占领汉城，组织亲日派政府，镇压了农民起义。并和清军展开甲午海战，清军失败，签定马关条约，承认朝鲜成为日本保护国。1895年日本暗杀有反日倾向的闵妃。1896年在俄罗斯的支持下，高宗宣布独立，成立“大韩帝国”，自称“皇帝”，追封闵妃为明成皇后，日俄战争后，俄国战败。日本在朝鲜设立日本派出的“统监”政权，强迫高宗退位由皇太子继位，日本第一任统监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日本于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将朝鲜皇室封为日本贵族，然后暗杀高宗，强迫朝鲜人改用日语，企图消灭朝鲜民族文化。1919年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上海沦陷后迁往重庆，成立独立战斗队对日宣战。

1945年日本投降，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由苏联和美国军队接收，并在美苏两国的军队支持下于1948年分别成立“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50年双方爆发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分别介入，1953年以临时分界线为界，签定停战协定。

由于朝鮮王朝是中国的藩属国，所以在1896年受到日本控制、变乱之前，其国王不能自称皇帝。这一遵守纪律的态度显然与隋唐以后日本的犯上作乱有所不同，直到二战以后，日本才被迫归属美国为附庸国家，结束了一千多年的独立自主。朝鲜国王的配偶称为王妃，长子称为世子，母亲称为王大妃，祖母称为大王大妃。在王妃之下，还有嫔、淑仪、淑容、贵人这些等级。按照朝鲜王朝的传统，年幼的国王在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前，由王大妃摄政，称为“垂帘听政”。这显然也是从中国学去的恶习。成宗、明宗、宪宗、高宗时的王大妃都曾垂帘听政。此外，中宗时的朴敬嫔、肃宗时的张禧嫔都曾经用自身的影响干预朝政。随着女人掌握政权而来的，是王朝后期的外戚门阀势道政治。清州韩氏、青松沈氏、安东金氏、丰壤赵氏、骊兴闵氏都是因外戚政治而得势的地方家族。

〔三〕考察越南国

由于民族意识的作用，相似乃至相同的百越群落，湖南人、福建人、台湾人、广东人、越南人走上了不同的分化道路。除了越南人，前面几种人现在已经融入汉人族群，但越南人却由于地理阻隔的作用和民族意识的兴起，在最近一千年间，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至少目前看起来似乎还将独立一段时间。

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部，领土呈狭长的S型，从北部越、中边境的河江省安明到南端的金瓯角纵跨十五个纬度，直线距离长达一千六百五十公里；而东、西最窄处仅有五十公里〔在广平省腰部〕。其北部的莱州、老街、河江、高平、谅山、广宁诸省与中国的云南、广西接界。

从历史上来说，越南近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由三大部分组成：横山〔位于北纬18度附近〕以北系原大越国本土，越南独立以前一直隶属于中国；横山以南至宁顺、平顺二省的今越南中、南部广大地区原为占城国之地，占城国大部分领土在1471年被后黎王朝所侵占，1697年广南阮氏最后攻灭了占城国；湄公河三角洲部分原为真腊国的领土，系十七、十八世纪时广南阮氏利用真腊王室内讧而逐渐获取的土地。

越人公元前四世纪从中国境内移居红河流域的中下游，就是受到中原霸权南下的压力影响。公元前111年起，称为“交趾”的越南处在中国管辖之下，直到宋朝以前都是中国的郡县。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自称“大胜明皇帝”。从此越南摆脱了中国的直接统治，但与中国保持藩属关系。1804年定国号为“越南”，1858年法国侵略越南，1884年阮氏王朝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1885年，清政府和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结束与越南的藩属关系。法国占领越南后，全面推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将越南分割为交趾支那、安南、东京三个部分，将它们和柬埔寨、老挝凑成“法属印度支那联邦”，集大权于法国总督一身。

历史上的越南长期臣服于中国，所以“安南”、“越南”这两个国名均与中国官方有关。“安南”之名，最早见于唐调露元年〔679年〕所置之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河内〕。“安南国”之名，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即见于记载；待到淳熙元年〔1174年〕初，李朝国王李天祚遣使入贡，南宋孝宗始正式“诏赐国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次年八月，又“赐安南国王印”。“安南国”之名自此始。此后，其国王屡为元、明、清各朝封为“安南国王”。嘉庆八年〔1803年〕，清朝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册封阮朝创立者阮福映为“越南国王”。为何国名叫“越南”呢？《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五三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先是，阮福映表请以‘南越’二字锡封。上谕大学士等曰：‘南越’之名，所包甚广。考之前史，今广东、广西地亦在其内。阮福映即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何得遽称‘南越’？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号，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赐藩封；且在百越之南，著于《时宪书》内，将‘安南’改为‘越南’”。“越南”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早在“郡县时代”，西汉王朝在那里置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下辖二十二县，郡治分别在今北宁省北宁市、清化省清化市和广治省东河市。“郡”、“县”之名那时已传入越南，并为后代沿用。东汉后中国控制区北缩，原因是林邑国〔即后来的占城国〕的兴起。隋朝在保持原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当时下辖二十四县〕的基础上，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出兵讨平林邑，置为冲、农、荡三州，两年后改为林邑、海阴、比景三郡，下辖十二县，今越南大部在短时期内被纳入了隋朝版图。这也为八百多年后越南征服占婆〔占城，1471年〕，开辟了道路。

五代十国以前，越南尚未形成国家，其北部为中国的一部分。公元968年，驩州刺史丁公著之子丁部领称帝，建“大瞿越国”，定都华闾〔今宁平省宁平市〕。越南开始与中国分裂。大瞿越国含丁朝〔968－980年〕、前黎朝〔981－1009年〕和李朝〔1010－1225年〕初期。李朝定都昇龙〔今河内直辖市〕，圣宗甲午年〔1054年〕改国号为“大越”。此后，陈朝〔1225－1400年〕、胡朝〔1400—1407年〕、后黎朝〔1428－1786年，含南北朝、郑氏和广南阮氏〕、西山朝〔1786—1802年〕相继，阮朝〔1802－1945年〕改国号为“越南”，直至1945年8月30日阮朝被“八月革命”推翻。

由于长期受中国的熏染，即使独立后的越南，其风俗习惯也酷似中国，如节令、服饰、婚丧礼仪、宗族关系等与中国均大同小异，所以连胡朝统治者胡季犛〔1400年－1407年在位〕也自称“皇帝”，他的名言说：“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在地名方面，越南历史上的政区单位如郡、县、道、路、镇、府、州、省等，莫不学自中国。公元十世纪当丁部领称帝时，“大瞿越国”全国分为十道，组建十道军，任命黎桓为十道将军。按：“道”制起源于中国，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曾分天下为十道，玄宗时分为十五道。黎桓篡位建立前黎朝后，改十道为路、府、州，但具体名称和方位已不清楚。李朝建嘉十二年〔1222年〕，“定天下为二十四路，路分公主居之”。但越南正史只记载了十二路名称：天长路、国威路、海东路、建昌路、快路、黄江路、龙兴路、北江路、长安路、洪路、清化路、演州路。因此，越南史学家陶维英认为：“我们可以推断，李朝仿效宋朝制度，将全国分为若干路，每路辖一两个乃至三个府和若干州”。事实就是这样，越南的路制也是从宋朝学去的。早在唐朝中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作为政区的“路”的雏形。北宋至道三年〔997年〕，分全国为十五路，元丰六年〔1083年〕析为二十三路，偏安江左的南宋则分全国为十七路。李朝及陈、胡、后黎诸朝安南国的路制，正是模仿中国的结果。

公元1428－1527年间统治越南的“后黎朝”积极实行的对外扩张。这一政策是延续了“大虞国”的穷兵黩武：公元1400年，胡季犛篡夺陈朝皇位，建立“大虞国”，胡朝对内血腥镇压陈朝余党，对外穷兵黩武，南侵占城、北扰明朝，终于引发明成祖的军事干预，张辅将军率领明军克服地形、气候的不利因素，粉碎胡朝的军事抵抗，重新建立了交趾行省。不久，由于措施失当，激发民变，封建主黎利乘机叛乱，发表《平吴大诰》。

明朝曾在安南访陈氏后裔，不得，以安南为中国“故土”，因此并入明朝版图，改安南为交趾布政使司。1427年黎利迫使明军撤出交趾。1428年，黎利自立，国号大越。1431年，明朝承认黎氏政权。后黎朝很快就步李、陈、胡朝后尘，积极使用军事力量扩张领土。

《平吴〔1〕大诰》

代天行化皇上若曰：

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弔伐之师，莫先去暴。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顷因胡〔2〕政之烦苛，致使人心之怨叛。狂明伺隙，因以毒我民。恶党怀奸，竟以卖我国。焮苍生于虐焰，陷赤子与祸坑。欺天罔民，诡计盖千万状。连兵结衄，稔恶殆二十年。败义伤仁，乾坤几乎欲息。重科厚敛，山泽罔有孑遗。开金场，则冒岚障而釜山陶沙。采明珠，则触蛟龙而桓〔3〕腰入海。扰民设玄鹿之陷阱，殄物织翠禽之网罗。昆虫草木，皆不得以遂其生。鳏寡颠连，俱不获以安其所。浚生民之血，以润桀黠之吻牙。极土木之功，以崇公私之廨宇。三十里之征徭重困，闾阎之杼柚皆空〔4〕。决东海之水，不足以濯其污；謦南山之竹，不足以书其恶。神人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

予〔5〕奋迹兰山〔6〕，栖身荒野。念世仇岂可共戴，誓逆贼难与俱生。痛心疾首者垂十余年，尝胆卧薪者非一日。发愤忘食，每研读韬略之书；既古验今，细推究兴亡之理。图回之志，痦寐不忘。当义兵初起之时，正贼势方张之日。奈以人材秋叶，俊杰晨星〔7〕，奔走前后者既乏其人，谋谟惟幄者又寡其助。特以救民之志，每郁郁而欲东；待贤之车，常汲汲以虚左。然得其人之效，茫若望洋。由己之诚，甚与拯溺。忿凶徒之未灭，念国步之犹屯。灵山〔8〕之食尽兼旬，瑰县之众无一旅。盖天欲困我，以降厥任，故以励志，以济于艰。揭竿为旗，氓隶之徒四集；投醪飨士〔9〕，父子之兵一心。以弱制强，或攻人之不备；以寡敌众，常设伏以出奇。

卒能以大义而胜凶残，以至仁而易强暴。蒲藤〔10〕之霆驱电掣，茶麟〔11〕之竹破灰飞。士气以之益盛，军声以之大振。陈智、山寿，闻风而傂魄；李安、方政〔12〕，假息以偷生。乘胜长驱，西字既为我有；选锋进取，东都尽从旧疆。都督崔聚，膝行而送款〔13〕；尚书黄福，面缚以就擒。其云南兵为我扼于梨花〔14〕，自恫疑虐喝，而先已破胆；其沐晟众闻升〔15〕军大败于芹站，遂躏迹奔潰，而仅得脱身。两路救兵既不旋踵而俱败，各城穷寇，亦相解甲以出降。

贼首成擒，彼既掉残卒乞怜之尾；神武不杀，予亦体上帝好生之心。参将方政、内官马骐，先给舰五百余艘，既渡江而犹且魂飞魄丧；总兵王通、参政马瑛，又给马数千余匹，已还国而益自股栗心惊。彼既畏死贪生，而修好有诚。予以全军为上，而欲民与息。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所未见闻。社稷以之奠安，山川以之改观。

乾坤既否而复，日月既晦而明。于以开万世太平之基，于以雪千古无穷之耻。于戏〔16〕，一戎大定，迄成无兢〔17〕之功；四海永清，诞布维新之诰。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1〕朱元璋最初国号吴，因此越南人当时也称明朝为吴朝。

〔2〕胡季犛。

〔3〕用绳索捆缚。

〔4〕杼柚皆空比喻人民被掠夺一空。

〔5〕黎利自称。

〔6〕兰山现属清化寿春县。

〔7〕用秋叶、晨星比喻人材缺乏。

〔8〕至灵山，在清化。

〔9〕给战士饮酒。

〔10〕〔11〕地名。

〔12〕以上四人是明朝派去的指挥官。

〔13〕送款就是投降。

〔14〕梨花关既现在的老街。

〔15〕明朝总兵柳升。

〔16〕呜呼。

〔17〕无比。

〔选自《大越史记全书》〕

《平吴大诰》模仿《尚书》，口气真好像一篇“大中华独立文告”。尤其考虑到蒙古征服和明成祖朱棣的异族背景及其征服南京、虐杀方孝孺的野蛮行径，已经使得衣冠禽兽横行中国……这篇诰文听起来充满了中华意识，就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依据。这就是“天下神器，有德者居之。”〔典出《老子》书：“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颁布于1427年越军战胜明军以后，是黎利的文臣阮荐所作；文中历数越人在黎利领导下争取独立的艰苦和取得胜利的经过。

陈朝因袭李朝路制，并且路级政区可能增置了不少，到了末期有一部分路被改为镇。今按：陈朝末年与“路”平级的政区“镇”，也系习尚中国的结果。中国古代，在边要形胜之地设镇，驻兵戍守。北魏时，曾在一些州、郡治所设镇，且多以镇将兼刺史、太守之任，如《魏书》卷一九《乐陵王思誉传》：“高祖初，出为使持节、镇东大将军、和龙镇都大将、营州刺史”；又如《魏书》卷四五《杜洪太传》：“太和中除绛城镇将，带新昌、阳平二郡太守”。六镇起义后，北边诸镇皆改为州。到了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经略使辖区也简称为“镇”，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谨上《元和郡县图志》，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北宋初“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罢镇使、镇将，节度使也成了虚衔，作为军事型政区的镇从此也就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不料四百年后又出现在越南历史上。直到后黎朝时将诸镇改置为直隶州，“镇”才走完了它作为大政区的历程。

越南的府制，也是从中国搬去的。他们的府制是从前黎朝开始实行的，比中国唐朝开始实行府制晚了二百多年。宋代以后，中国的府级建置逐年增多；前黎朝以后，安南国的府也多了起来，李朝有天德府、长安府、应天府、都护府〔即直隶府〕、清化府、乂安府、富良府等建置，据中国方面记载尚有“大通府”之建置。属明时期，交趾布政使司在永乐五年〔1407年〕辖有十五个府，即交州府、北江府、谅江府、三江府、建平府、新安府、建昌府、奉化府、清化府、镇蛮府、谅山府、新平府、演州府、乂安府、顺化府，次年升太原州为太原府、宣化州为宣化府，共有十七府。后黎朝时，安南全国置有49府。并且，陈朝时有龙兴府路、新兴府路、乂安府路这样叠床架屋式的地名，这与中国元初的广宁府路、河南府路、嘉定府路、宁夏府路等地名结构如同出一辙。如安南国的州制，就是效法中国的。由前黎、李、陈、胡、后黎各朝“州”的建置情况看，他们学的应该是中国两宋时期的州制。至于作为政区基层单位的“县”，仍然是仿效中国的结果，至今越南共产党仍在沿用。

后黎朝仿中国内地政区制度，改陈、胡二朝原第一级政区通名“路”为府、“镇”为直隶州，改原第二级政区“府”、“州”为属州，原第三级政区“县”则不变。这与明朝布政司内的政区通名系统完全吻合。阮朝是靠镇压西山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向清朝学习。例如，它的《嘉隆法典》几乎是《大清律》的翻版，科举制度也效法中国，所以“上学和应试的人只知埋头于儒教经典和汉、唐、宋诸朝的史籍之中”。无独有偶，阮朝在政区制度上也向中国看齐。嘉隆初年，全国有二十四镇、四营、二城，明命十二、三年间〔1831—1832年〕将它们改置为三十个省，省下辖府、州、县。这三十个省是：广治、广平、乂安、河静、清化、河内、北宁、兴安、南定、宁平、海阳、广安、谅山、太原、山西、兴化、宣光、高平、广南、广义、平定、富安、庆和、平顺、嘉定、边和、定祥、永隆、安江、河仙。但这么一来，越南一个县的规模就和中国的一个乡差不多了。

与清朝一样，阮朝也设总督、巡抚管辖各省，如河宁总督〔管河内、宁平二省〕、谅平巡抚〔管谅山、高平二省〕等。法占时期，又新设置了二十多省，如从河仙省分出沥架、龙川、北辽三省，安江省被分为朱笃、芹苴、朔庄三省等，从而使省级政区数目增加到五十多个。按：“省”制也渊源于中国。金末、元朝，中国开始实行行省制度，明朝分天下为两京十三布政司〔俗称十五省〕，清朝康熙以后内地政区稳定在十八省的建置。越南实行省制，比中国晚了五百多年。

时至今日，越南仍实行省制，目前有五十七个省，它们是：

河江、宣光、高平、谅山、莱州、老街、安沛、太原、山萝、永福、富寿、北江、北宁、广宁、河西、和平、海阳、兴安、太平、南定、河南、宁平、清化、义安、河静、广平、广治、承天—顺化、广南、平定、广义、富安、庆和、宁顺、平顺、嘉莱、昆嵩、多乐、林同、平阳、平福、西宁、同奈、隆安、同塔、安江、前江、槟知、永隆、茶荣、芹苴、朔庄、建江、薄寮、金瓯、巴地－头顿〔截至1997年底的政区〕。

按“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越南划分为省、中央直辖市。省划分为省辖市和县；中央直辖市划分为郡、县和县级市；县划分为乡、镇；省辖市划分为坊、乡，郡划分为坊。无论是省、郡、县，还是乡、镇、坊，抑或直辖市、省辖市、县级市，这些政区地名通名大多与中国有关。有趣的是，目前中国共产党有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越南共产党也有四个直辖市〔河内、海防、胡志明、岘港〕，并且中国重庆、越南岘港均是1997年新置的直辖市！看来越南人敌视中国，是因为其中国情结太重了，不像朝鲜还有日本的骚扰和分散。

说了政区单位，再说说典籍。

现代以前的古代和近代越南，通行汉语，文献多系汉文写成，其著名的地理著作，有1333年成书的《安南志略》、1435年成书的《舆地志》〔又名《安南禹贡》〕、1806年黎光定撰《皇越一统舆地志》、郑怀德编《嘉定通志》、阮文超《大越舆地全编》、佚名《皇越地舆志》、邓春榜《史学备考·地理考》等，其中最著名的则当推《大南一统志》。

《大南一统志》前后修过两次。初修倡议于阮朝嗣德二年〔1849年〕，实际工作始于嗣德十七年〔1864年〕，至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编成草本，内容除了包括越南全国从谅山至河仙三十多省以外，还包括了东京和交趾支那，甚至对柬埔寨、暹罗等邻国也有所记述。不久因适逢咸宜元年〔1885年〕之乱，草本若干卷帙及补编部分因事遗失，故未及刊刻，仅有抄本流传。是为《大南一统志》嗣德本。后来，维新帝令高春育、刘德稱、陈灿等人纂修安南本土的地理志书；诸臣以成泰十八年〔1906年〕为标准年代，于维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公元1910年1月18日〕撰毕表上，仍名《大南一统志》。是为维新本。维新本内容仅包括越南中部的十五省，共计十七卷，于1941年3月由日本印度支那研究会据以影印，分为第一、第二两辑。

《大南一统志》是越南历史上一部“关于北部、中部、南部所有各省最完备的地理著作”，体例全部模仿《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每卷或每两卷著录一省，分为分野、沿革、形势、气候、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溪潭、古迹、祠庙、寺观、关汛、驿站、里路、津渡、桥梁、堤堰、市集〔铺店附〕、人物〔孝子烈女僧释附〕、土产等门类。与中国传统的地理志书一样，该书也解释了许多地名渊源。

有趣的是，古代越南不但一般地名的命名受中国影响，而且连城市地名建置也模仿中国。例如承天—顺化省省会顺化市，原为占城国乌、里二州，占城国王制旻于1307年将此二州作为聘礼献给陈朝，次年陈朝改为顺州和化州，属明时期置为顺化府，后黎朝定为顺化承宣道。阮朝定都于此，曾有京畿、京师、京都、神京、长安等“雅称”，也就是中国称号。顺化城的建造，完全以清朝京师〔今北京市〕为蓝本，分为三重：最外是京城，呈四方形，每边长约两公里半，四周有护城河环绕，共有十座城门，有百官办公的六部区、国子监、枢密院、都察院、习贤院、史馆等机构。京城之内为皇城，类似北京的故宫，也呈方形，南北城墙各长六百零六米，东西城墙各长六百二十二米，共有四座城门，前为午门、后为和平门、左为显仁门、右为彰德门，其中午门共有五座门、上有五凤楼，前有三座金水桥。皇城内有太和殿〔金銮殿〕、太庙等。皇城之内是宫城，建于1804年，1822年改名为紫禁城，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共有七座城门。紫禁城内有皇帝处理政务的勤政殿、皇帝居住的乾成殿、皇后住的坤泰宫、太子居住的光明殿、后妃居住的顺辉院、端庄院等建筑。时至今日，顺化皇城仍然完好地坐落在香江北岸，成为越南现存最大而又完整的古建筑群，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顺化的西郊，还有若干座阮朝国王王陵〔分别是嘉隆陵、明命陵、绍治陵、嗣德陵、建福陵、同庆陵和启定陵〕，以及天坛〔与中国北京的天坛同名〕等名胜古迹。

此外，历史上越南的府名、别名也多受中国影响。例如，丁朝称首都华闾为长安，李朝置为长安府。又如李朝称首都昇龙为应天府，号为南京，这与中国北宋以应天府为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完全一致。越南历史上的府名如太平府、承天府、兴元府、重庆府、襄阳府、安庆府、建安府、建昌府、西宁府、广平府、临安府、临洮府、河中府、嘉兴府、嘉定府、中都府等，同名府名均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并且中国名称均比越南要早。可见越南人一点创造性没有。位于岘港直辖市郊区的五行山，是金、木、水、火、土诸山的总称〔其中火山有阴、阳二峰〕，《大南一统志》卷五载：“明命十八年〔1837年〕敕赐三台山为水山，西南三顶为木山、阳火山、阴火山，西二顶为土山、金山，各勒其名于山之石”。可见“五行山”是以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为名。越南历史上也有过“三辅”、“四辅”等地名别称，《大越史记全书》卷八《陈纪》：汉苍开大元年〔1403年〕“清化府路为京畿三辅：改清化府为天昌府，并九真、爱州为三辅；又改演州为灵源府，并为四辅”。按：中国的“三辅”系指西汉首都长安附近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唐“四辅”系指首都长安近畿的同、华、岐、蒲四州，北宋“四辅”则指首都开封周围的郑州、拱州、澶州和颍昌府。历史上越南的地名，同样也避国王名讳，如后黎朝弘定年间〔1600年－1619年〕因避黎敬宗〔名维新〕之讳，曾改新兴府为先兴府、新平府为先平府，这种做法也与古代中国完全一样。

为什么越南地名深受中国地名影响？因为历史传承。

不仅地名如此，连姓氏也是这样。越南人也就是所谓京族，其大姓有阮、陈、吴、黎等。与中国人一样，越南人也是姓在前，名在后，多数是单姓双字名，少数也有单姓单字名。越南人在称呼中，除了第一人称较常用中性的“我”〔发音为“堆”〕外，第二人称“你”和第三人称“他”“她”都没有中性的人称代词，通常根据对方的辈份或身份来称呼，以表示亲热或尊重。如对父辈的人，第二人称直接用“大伯”、“大娘”、“叔叔”、“阿姨”等；第三人称则用“那位大伯”、“那位大娘”等。越南人问候不分“早晚”，也不分“你好”。“再见”，通常都用一声“召’朝上称呼来表示。例如见面时说“召同志”是“同志你好”，分别时说“召同志”是“同志再见”。越南人称呼对方时，一般是称呼与最后一个名字连用，很少带姓连名都叫，那样被认为是不礼貌。如一位名叫阮兴强的男子，可根据他的年龄和亲疏程度，称为“强伯”、“强叔”、“强哥”、“强弟”或“强先生”、“强同志”。

越南人也和汉字文化圈的其他民族一样，注重孝道。在每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对死去的先人，越南人崇拜甚笃，因而对祖先的崇拜信仰十分重视，世代承袭，形成规模。人们认为，亲人虽然死去，但他的灵魂仍然存在，对后人还起着保护和督促作用，主宰人们的一切活动，人间许多灾害祸福，都要依靠先灵庇佑与解脱。

越南人每家每户都没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在城里，由于住处狭窄，祭坛的设法小型多样。如在墙上钉块板或使用柜顶作为供奉祖先的祭坛。祭坛中央摆上一个香炉，两旁是两根香烛。香炉前摆上用细腰红漆木盘或塑料。玻璃盘盛放的水果，此外还摆上一对花瓶和若干祭祀用的杯碟。在一些家庭的祭坛两边还贴有对联，如“祖宗功德千年盛，子孝孙贤万代昌”、“福生礼仪家堂盛，禄发荣华福贵春”等。

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以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思。许多家庭尽管宗教信仰不同，但供奉祖先是不可忽略的。春节来临前，必须重新布置祭坛，插上香烛，摆上供品。春节三天期间，祭坛总是香火擦绕，合家吃团圆饭前，家长和族人都要祷拜。

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忌名避讳上。平时，子孙忌提到祖辈、父辈的名字，如果现实生活中一些名词与祖辈、父辈的名字相重，要回避或用同义词代替。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不让其知道先祖的名字，以防孩子乱喊，对先祖不敬。如果被别人指着先祖的名字奚落或辱骂，被奚落或被辱骂者会认为是受了奇耻大辱，会激起深仇大很。近年来，忌名避讳在城市已少见，但在农村，这一习俗仍保持。

除了崇拜祖先，古代越南人普遍迷信城隍、占卜、星相、风水、精灵等。一切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如河流、湖泊、高山、大树、野兽、刮风下雨等，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有精灵寄寓其中，应当供奉祭扫，以求祛灾降福。如在河内栋多郡的金莲村，至今还保存着一块立于1510年的高山大王神碑铭。在农村，通常供奉的有土地神、榕树神、蛇神、老虎神以及村里的中心石。中心板等。人们在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祭祀它，而且言谈举止中不能冒犯它，低声称它为“山大王”。如遇上老虎，不但不能打死它，还要供奉上各种祭品。古代越南人普遍崇拜四季常青、枝繁叶茂的古树，他们认为这些长期经受狂风暴雨、雷电袭击的大树能存活下来，树下必定有神灵，因此经常有人在树阴下，尤其在榕树下摆设香案或在树旁空地建盖庙宇，风水先生和占卜者也常聚集于此。

从公元前111年中国的西汉时代起，儒教、佛教、道教开始从中国传入越南，对越南人的意识形态起了很大的影响。从中国传入的佛教为大乘佛教，越南人称为“北宗”。此外还有部分越南人信仰小乘佛教，并称之为“南宗”，从泰国和柬埔寨传入。信教的越南人中，信仰佛教的占比例最大，其中又以信大乘佛教者居多，各地寺庙不少。佛教徒忌杀生，讲因果报应。重大节日、个人生日一般都要到佛寺去拜佛，献礼，听和尚诵经。

天主教传入越南约有五百多年历史。历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开始到越南传教，但遭到官方的禁止。最早到越南传教的是奥德雷科·巴德诺和弗朗西斯·沙维尔两位法国传教士。法属时期，天主教在越南取得了合法地位，迅速发展。到1966年，越南南北两地已有教区十一处，天主教信徒三百万人。基督教在越南也有不少信徒，主要分布在河内、海防、河西、承天、广南现港、波莱古、平顺等地。基督教为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新教派，传入越南只不过近百年的历史，在越南称为“福音”。1893年基督教牧师大卫·罗拉汉到西贡传教，随后陆续有牧师到越南传教，但遭法国殖民当局的禁止。直到1920年，基督教才在越南立住脚跟。

越南南部的西宁、迪石等地的京族农民大部分信仰高台教，该教的全称为“大道三期普渡高台教”，为吴文昭、黎文忠于1926年创立。该教将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儒教糅合在一起，信奉孔子〔人道〕、姜太公〔神道〕、耶稣基督〔圣道〕、老子〔仙道〕、释迦〔佛道〕。高台教信徒可以供奉祖宗，但不能供草，不能使用纸马，要忌杀生、忌贪欲、忌荤、忌色、忌粗口，每日6点、12点、18点、24点要焚香诵经。

在越南南部的安江、同塔梅、河仙、东川等地，有不少人加入和好教。该教为佛教的变体，由越南人黄富楚创立于1939年，因黄富楚居住的村子名为“和好村”，故以此取名，其含义为孝和交好。与佛教一样，该教也讲慈悲。博爱、大同和因果报应，信徒多为农民，又被称为“农民佛教”。和好教设僧侣，但不建寺庙，用一块红布代替神佛的图像，信徒早晚供佛两次，供品为鲜花和清水，鲜花代表坚贞，清水代表纯洁。

至于服饰方面，越南则显然与中国有别了。古时京族人穿各种套头的衣服和长裙。到了中世纪，平民穿褐色布衣，官吏穿蓝葛衣。到了十五世纪后，富者通常穿锦罗沙葛，参加祭扫和宴会时穿红袍，吏役穿褐色或黑色布衣，官吏们穿青色衣，平民百姓穿赧色粗布衣。法国人进入越南后，平民的衣着开始有了较大变化，妇女穿结纽上衣和裤子。进入现代，越南城市的男子多穿西装，妇女穿花色窄油长袍。越南妇女的长袍可以说是越南女子的国服，上身束腰，突出身段，使女子显得婀娜多姿，下摆舒展，开权腰际，活动方便。特别讲究的是，越南妇女穿长袍时，还穿一条黑色或白色的宽腿拖地长裤。越南妇女喜戴项链、手镯、戒指，多留披肩长发，或用发夹束于脑后。

越南的京人、岱人、泰人、埃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他们常将槟榔擦上一点石灰膏或碱放进嘴中咀嚼，使槟榔产生化学反应，汁不吞咽，顺嘴角流出，嚼到无汁时把渣吐掉。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积消肿。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颗槟榔。嚼槟榔、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十七八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习俗，开始嚼槟榔、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从此，这些青年男女便可以自由参加当地举行的任何娱乐聚会，参加对歌，选择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古风已日渐衰微，但在越南农村，依然还可以看见不少老年妇女的牙齿被染得又黑又亮。在他们眼里，保持牙齿洁白如玉是品质不良、作风不正的表现，而将牙齿染得又黑又亮才是最美的。

与中国人一样，越南也过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阴历的春节是一年之中最盛大的节日。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幡旗爆竹大粽粑。”意思是，春节到了，要为过节准备丰盛的肉菜，煮好粽粑，门口贴上大红对联，高高的幡旗随风飘扬，爆竹鸣响。从这句民谣中，可见越南人对春节的重视程度。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当然，他们也有不同于中国的风俗，如除夕夜，人们通常在村头立两根柱子，用麻绳或钢丝绳将桶绷紧后固定在柱子上，用棍子敲打绳子使其发出呜呜的响声，男女双方各站一边，边敲边对歌，笑语欢歌汇集在一起，气氛欢快热烈。一些青年男女通过对歌确立性爱关系，很像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太平御览》七八五引《尚书大传》：“交址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原注：质，亦贽也〕，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夙淫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此则明以越裳献白雉为周公时事也，盖伏生与陆生俱本之古尚书说也。若太公金匮又谓：“武王伐殷，四夷闻，各以其职来贡。越裳氏献白雉，重译而至。”〔洪颐烜经典集林卷二十二有撰集本〕这是说古代越语和汉语隔着不同的语言带，差别很大，需要经过多次翻译才能沟通。

然而，随着中国文明的扩张，甚至连越南的语言发展史也再在显示它与中国的联系：在汉语输入前，越人用的语言是类似中国南方的古越语，但没有书写符号。之后古越语受到汉语的影响而形成现代越语──如三个声调化成六个；清辅音变成了浊辅音等等。所以现代越语，源自汉语的词语其在60%以上。越南的文字发展史就更与中国密不可分。秦朝收纳交趾进入版图之前，古越语没有文字载体。交趾“北属”以后，汉语成为官方语言，无论是诗文，官文，史书都是汉字书写。十三世纪的时候虽然出现了新的“字喃”，不过字喃始终没有取代汉字，仅仅限于少数人使用。产生于十六世纪的拼音文字，即现在越南人的“国语”，经过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共产党的强制推广，取代了汉字成为越南人的通用文字。

屈原在《天问》中问及周穆王周游天下的事：“穆王巧梅，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对周穆王游历天下到底在寻觅什么深感不解。《天问》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西周的几位天子都珍爱白色动物，有的甚至为追寻白色动物而失去了生命。“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昭后即周昭王〔公元前995－前977年〕，白雉就是白色的野鸡。王逸注：“言昭王南游，何保以利于楚乎？以为越裳氏献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亲往逢迎之。”洪兴祖补注：“〔晋人谢承〕《后汉书》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越裳重译而献白雉。”越裳氏献白雉是成王之时有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大几满车，长几充箱。成王问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此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译而来。”〔《竹书纪年》在此有一句：“献白雉于周公。”〕毛奇龄《天问补注》：“越裳献雉在周公时，昭王安得而迎有之？按《竹书纪年》：‘昭王之季，荆人卑词致于王曰：愿献白雉。昭王信之而巡，遂遇害……献白雉正南巡事。’”说明周昭王之所以南巡，其起因是因为荆人欺骗他愿献白雉，结果“昭王南巡狩不返，辛于江上”。献白雉仅见于《天问》，可能因其事发生在荆楚地区，屈原当更熟悉。周昭王溺死于汉江，《水经注》载云：“沔水〔即今汉水〕又东途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胶舟以进之，昭王渡沔，中流而没，死于是水。”周昭王不远千里来到南方逢迎白雉，固然有“德不能致”的原因，但也难免有猎奇的成分。

他们进贡给周公的时候用了一个翻译官员“象”翻译了好几次才让周人听懂。

现代越语也是汉语的徒儿。由于汉语的巨大影响，骆越人在十世纪发生了分化。受影响深的形成现在的京族〔就是越族〕，另一部分则形成了芒族〔现在的一个少数民族〕。芒语继承古越语的成分要大一些。而现在的越语中，源自汉语的词汇主分为古汉越词和汉越词。

古汉越词是汉代输入的，所存不多。比如碑－bi，肝－gan。汉越词是唐代和以后输入的，占越语词汇的一半以上。比如东西南北中，喜怒哀乐等等。甚至还有一些现代输入的阶级，社会等。汉字是古代越南的精神源泉。在越南时常发现店铺前挂着汉字书写的对联。虽然汉字现在已经被彻底废除，但是只有懂得汉字才能懂得越南的传统文化，所以汉字还有其一席之地。

秦朝收纳现今的北越为郡县之后，汉字逐渐成为其通用文字。这个地位维持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法国人入侵而排斥汉字。一言以蔽之，越南古代文化方面和中国几乎没有差别。诸如科举，儒教，佛教等等，都是依托汉字的。

此风携手与谁俱，不夜天高月影孤。

梅落五更增远恨，愁来一日似三秋。

魂能引梦存心否，酒借忘形惜醉无。

欲问故人旧消息，恐稀雁使到神州。

这就是黎圣宗亲征占城时做的一首将士思家诗。尤其是越南的古代史书，如《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都是汉文所写。要治越南古代史，不懂汉字绝对寸步难行。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寓居法国时，有人用越南国语字上奏给他，他给了个批复：不识这种文字。上奏的人只好改用毛笔用汉字再奏。

试简述汉字在越南的影响如下：西汉末年，汉字开始传入越南，逐步扩大影响。越南上层社会把汉字视为高贵的语言文字。朝廷的谕旨、公文、科举考试，以至经营贸易的账单、货单都用汉字书写，小孩读书也像当时中国一样先从《三字经》开始。从一开始独立的时候〔公元1174年起〕，汉字就是越南国家的正式文字。

到公元十三世纪，出现了越南文字。它是以汉字为基础，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创造一种新型文字即“喃字”。喃字往往用两个汉字拼成一个新字；即借用一个同越南语音相近的汉字和一个同越南语义相近的汉字，把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字。例如，越南语中的‘二’，音为“hai”，这种新字写作“台二”；越南语中“三”，音为“ba”，新字就写作“巴三’；越南语中的“手”，音为“tay”，这个音又同“西”字的音相近，因而新字就写作‘手西”；又如新字“鸩”，读作“公”字音，意为孔雀，因为越南语中孔雀读音为“cong”。新字“圣”，读作“崖”，意为天上。也有单表音不表意的。例如，“一”字在越南语中读音为“mot”，新字写作“没’；“有”字在越南语中为“co”，新字写作“固”。这就是喃字，用以区别儒字〔即汉字〕。喃字同直接借用的汉语字词〔仍用原来的汉字书写〕混合使用。陈朝的阮诠第一次用喃字书写韩愈的《祭鳄鱼文》。此举得到陈朝皇帝的赏识，皇帝赐阮诠姓韩，称为韩诠。可见越南人对中国的崇拜程度。从此喃字得以逐步推广，喃字的文学作品也随之出现。

阮鹰是以撰写汉字诗文著称的。他也著有喃字的《国音诗集》。阅读喃字书籍，可以明显看出用喃字记录越南语的原则。相当多的是根据汉越音对应的规律直接借用汉字，特别是文学、哲学等方面的词语；有的是借用与越南语同音的汉字，但字义不同：有的是借用汉字字形，但读音稍有不同，或者有汉字有上角加两撇，表示该字可能读音偏差或字义不同；有的用汉字再加部首偏旁，或将两个汉字拼成一个新字，原则上一部分指音，一部分指义，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组字方式。此外，还创造若干新喃字，也使用汉字的笔划偏旁，但这些新喃字是汉语中所没有的，而且这些新字还可以再加部首而成为另一个新字。〔以上参见《汉文化在越南的影响》〕

最早的记载喃字的实物是李英宗〔1138年－1176年〕时的一块石碑。而最早的诗文出自陈仁宗〔1279年－1293年〕时期的阮诠。阮诠做文投泸江，鳄鱼就走掉了〔和韩愈的《祭鳄鱼文》如出一辙〕。喃字不仅是汉字的附属，并随汉字消亡而消亡，它也脱胎于汉字，甚至必须通晓汉字才能懂得喃文。因为喃字也是根据汉字的六书而创造出来的。如果在越南街头看到像汉字又不是汉字的文字，就是喃字了。

喃字的构成大致有以下三种方式：

1、会义字：比如人字下面一个下字，就是仆人的意思。

2、假借字：借用汉字，比如岁。

3、形声字：用两个汉字构成，一个表示读音，一个表示意义。如巴字右一个三字，巴是读音，三是词义。

由于喃字的上述组合情况，所以长期借用的汉语汉字仍然大量保留下来。而且喃字也只是在胡朝〔公元1400－1407年〕和西山阮朝〔公元1788－1802年〕作为国家正式文字，其他朝代汉字仍占统治地位。实际上在越南，汉字与汉文一直延用到法国统治越南之前的整个时期。即使在殖民化以后，汉字还是跟拼音化的越南语言文字并行使用的，二者也同时合法存在。1945年8月后，汉字才最后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完全的拼音文。越南语称这种新的拼音文字为“国语字”。只不过，现今通用的越南语“国语字”，却是十七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传教士开创的。虽然他们当初拟定的具体方案和读物，现在已经见不到了。现今越南拉丁化文字的最早文献，是法国人Rhodes编的《越南文－葡萄牙文拉丁文词典》。葡萄牙人草拟了越南文字拉丁化的方案，法国人Rhodes进行了加工整理，后来又有几个人〔包括越南人张永纪、阮长祚〕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如此一来，现行的越南国语字已不是葡萄牙人原来的方案了。

文字实行拼音化，不仅带来了打字、电报和通讯等方面的便利，也大大有利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方言上的差别不大，基本都可以听懂。实行文字拼音化以后，一经掌握字母，阅读就是可能的，理解也是容易的。在越南，只需四个月就可以扫除一个文盲。虽然使用了拼音化文字，但是在中国文化长期深远的影响下，汉语词汇已经进入了越南语的词库，并且逐步固定下来，大量的汉语借词成了越南语的词汇基础，甚至外国的一些人名、地名写法，也根据汉字的译法转写成越南语的音节形式，如My〔美〕、Anh〔英〕、Phdp〔法〕、NhoiBan〔日本〕、LaunDon〔伦敦〕、HoaThinhDon〔华盛顿〕、NoPhaLuan〔拿破仑〕。不过，在现代越南语中，直接转写外国地名，人名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多，而不用汉越音，或者两者并存。比如，莫斯科过去按汉越音写成MacTuKhoa，现在直接按原来语音转写为Mdt-xco-va，这两种形式目前都能为人们所接受。

在当今越南语中，汉语借词约占越南语全部词汇的70％左右。这些汉语借词的发音，全按“汉越音对照”的规律来运行。在越南语中，除了〔汉语以外的其他〕外语借词外，词的构成都来自单音节词根，这同汉语有特殊的相似之处，因为越南语和汉语同属一个大的语系，这是越南语与朝鲜语、日本语完全不同的地方。正因为越语和汉语在音节上具有完全对应的形式，所以每个汉字在越南拼音文字中都有固定的拼写法，不像同一个汉字在日本语言中可以有五六种读音。同属一个语系的越语和汉语，又都是以声调来帮助区别词意的语言。只是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而越南语更多，竟然有六个声调。此外越南语和汉语一样的地方，还有其语法功能都是靠词汇来完成的；所不同的只是，现代汉语的修饰语在前，而越语的修饰语则放在后面，很像古代汉语。

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绝大部分保持了汉语词的原意，如“政府’、“革命”、“人民”、“欢迎”、“伟大”等等。一些汉语同音同转到越语中成为字母拼写完全相同的单词，客观上这个越语词成为一个多义词。例如，越语中的huong，这是从汉音借来的，但是不论从音还是义，它既是“烧香”的“香”，又是“香味”的“香”，还是“家乡”的“乡”；越语中的tai，也是从汉语词借来的，在越语中既是“才能”的“才”，又是“财产”的“财”，还是“材料”的“材”。这种情况在越南语中很多，但是更多的还是一部分保留汉语词的原意，同时又加以引伸，或增加了其他的词义。

例如，越语中的trang，除了汉语词原义的“村庄”、“装束”、“庄严”、“妆饰”等意思外，又增加了“页码”、“平整〔土地〕”、“清理”等词义；越语中的can，借自汉语“干”、“肝”的音，在越语中除了汉语词的原义外，又增加了“干连”、“关系”、“连接”、“劝止”等意思。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汉语借词，同原同词意有很大出入，甚至完全没有什么联系。如“BoYTe〔卫生部〕”，是借用汉语“医剂部”的音；“VuBaoch1〔新闻司〕”是借用汉语“报志务”的音。而汉语“困难”的音借到越南语中则成为“坏蛋、无赖”的意思，跟原词义已经毫无联系。喃字可以称之为越南的民族文字，但是由于上述的缺陷〔加上一个很难写〕，无法得到推广，甚至曾经被几次禁止。最终喃字随汉字一道在越南消亡。

16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越南以后，努力用拼音记录越南人说的越语，逐渐创造了越南的拼音文字。法国人亚历山德罗可以算是一位集大成者，他编的越南－葡萄牙－拉丁辞典是越南国语的开山之作。

法国占领期间，汉字被逐渐禁止，更由于1917年的一纸法令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而越南国语则像朝鲜国王一样被先扬后抑。法国人后来想想，还是给越南人用法语比较安全，就像日本人想想还是自己直接统治朝鲜比较过瘾──再以后越南人对越南国语就青睐有加，视为民族独立的旗帜。尽管那是殖民主义者的发明。到了共产党执政，指定其为唯一官方文字，越发“国语”起来了。因此越南国语有三个特点：一是汉语借字多，二是文句中的句前片语，中间片语和句尾片语倒装语多，三是语调为六声。由于越南国语具有很多弊端，在南北对立的时候就提出过改革，但考虑到双方文字不同会形成隔阂，而迟迟没有进行。〔张加祥、俞培玲：《越南──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重庆出版社2004年〕

〔四〕思考日本国

历史上，中国文明世界的观念里，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人认为，整个天下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天下土地也是分等级的，有中原王朝直辖的，有藩属的国家，还有藩属的部落，等等。

中原王朝直辖的范围，大体上是适合农耕的土地。符合这个条件的，中原王朝就加以占领；否则，即使是国防要地，也会有很多人以儒家理论反对占领，认为那是夷狄的生存空间，应该给他们留有一席之地。

天下里面有很多民族〔部族、部落〕，按中国文明的观点，它们都是“王臣”，都应该接受天下共主的统治。事实上，这些民族〔部族、部落〕一直就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息，是中国的原住民。它们经过长时间的接触、融合，逐渐形成汉族〔汉人〕的前身华夏族。华夏人经过春秋战国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又融合了周围一些部族。到秦汉之际，在与匈奴的战争中，逐渐获得了“汉人”的称号。以后，汉人还不断地融合其他部族，但这个名称没有变过。直到辛亥革命后，官方称呼把“汉人”变成“汉族”。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汉人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经过文明教化〔汉化〕的人。没有经过这一教化的就是夷狄，是“番”。和汉人对称的番人，又可以分为生番和熟番。像越南、朝鲜、日本等运用汉字的人，显然是熟番；而清朝以前的满洲人、元朝以前的蒙古人，显然是生番。其实，叫什么名字无所谓，但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融合过程中，有的人类集团逐渐从中原王朝的直辖变成了藩属；有的甚至完全脱离了中国。

前者的典型是朝鲜北方和越南北方。有意思的是，这两地都是北方直属中原，南方相对野蛮；后来北方兼并了南方，成为一个政治实体──与中国的关系也就变成了“直属地与生番地之间”藩属国〔熟番地〕。后者的典型是西迁的匈奴人、突厥人，而被俄国征服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卡尔梅克蒙古人〔未能回国的土尔扈特蒙古人〕也是。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其前身同样是汉人的先民之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朝鲜、越南逐渐由中原直辖领土变成军事监管区再变成藩属国。不过，这种藩属国还是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概念，与西方兴起后的殖民地、藩属国等概念略有不同。欧洲东侵后，中国的藩属概念就尴尬了。用欧洲人的观点，藩属到底是不是中国领土？后来也不用争论了，法国人抢了越南，日本抢了朝鲜。两国独立后，自然要竭力论证自己从来就是独立国家，于是，历史上东亚“天下”各族之间的“内战”，变成了“中国”对邻国的“侵略战争”。结果周恩来要向越南共产党道歉说“中国历史上侵略过越南”。本来，中国的疆域就是在不断变化的，用现在的国界去衡量历史上的事件，当然要得出这样不伦不类的结论了。

那么，日本属于上面哪一类呢？“非直属的熟番”。也就是说，比匈奴、突厥、蒙古、满洲近亲，比朝鲜、越南疏远。难怪日本要步匈奴、突厥、蒙古、满洲的后尘，企图入住中国。

日本对中国虽然亦步亦趋，但有些历史造成的差异却是根深蒂固的。

例如，普通日本人虽然有君却是无父，尽忠却不尽孝──民众拥有姓氏只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明治维新前，只有贵族才有姓氏，普通民众没有姓氏，奇怪的是天皇也和贱民一样没有姓氏。明治政府在1875年颁布了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规定国民“必须起姓”。二十一世纪的现在，人口只有一亿两千万的日本姓氏却多达十多万，最常见的有四十多个，位居前十位的分别是佐藤、铃木、高桥、田中、渡边、伊藤、山本、中村、小林和加藤。十大姓氏人口共约一千二百多万，约占日本全国总人口的10%。作为该国第一大姓，日本大约有一百九十多万人姓“佐藤”。由于日本人习惯称姓不称名，如果有人要找“佐藤”，多半会有几人同时答应。

对日本影响巨大的神道教是极为原始的宗教，带有母系社会的诸多特点，所以很少贬低女性。事实上，女性的地位是在室町时代武家政权建立之后才日渐低下的，那时女性开始被剥夺继承权等很多权利。

再如日本的兄妹通婚现象十分普遍，超出中国人想象。现代日本法律虽然禁止兄妹结婚，但社会对这种乱伦行为的容忍度却大于中国。在日本古代，这一现象却是合法的，特别是在皇室、贵族之间更加屡见不鲜。

A、同父异母兄妹婚

日本古代史中，可以看到许多同父异母兄妹结为夫妇，大家可以看看下面这张表：

仁德天皇〔大雀命〕──八田皇女〔八田若郎女〕

仁德天皇──菟道稚郎姬皇女〔宇迟能若郎女〕

隼总别皇子〔速总别皇子〕──女鸟皇女〔女鸟王〕

履中天皇〔伊邪本和气命〕──幡梭皇女

敏达天皇〔沼名仓太玉敷命〕──推古天皇〔额田部皇女、丰御食炊屋比卖命〕

用明天皇〔橘丰日命〕──穴穗部间人皇女〔间人穴太部王〕

押坂彦人大兄皇子〔麻吕子皇子〕──田村皇女〔糠手姬皇女〕

押坂彦人大兄皇子──小垦田皇女〔小治田王〕

押坂彦人大兄皇子──樱井弓张皇女〔樱井玄王〕

藤原不比等〔藤原史〕──五百重娘

藤原房前──片野

物部石上贽古连──御井夫人〔布都姬〕

上面所罗列的还只是有名的人物，像敏达天皇之子日子人太子娶庶妹田村王〔糠代比卖命〕等都没有列出。为什么同父异母兄妹婚的情况如此普遍呢？这是因为母系社会的残余影响力，以及当时是招养婚和服役婚的缘故，孩子们在各自的母亲家中出生并长大，母亲不同而父亲相同的兄弟姐妹之间并不比陌生人亲密多少。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日本婚姻制度的演变和发展，魏晋时代日本是一夫多妻制──《魏志·倭人传》记载：“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以至于中国后来不少史书曲解倭国女多男少。到唐代日本还是招养婚，即女方将男方招到自己家里做上门女婿。平安时代开始流行服役婚，即男方需在女方家里劳作三年才能将女方娶走。也就是说，在室町时代出现嫁娶婚之前，女方是比较自由的，甚至在婚姻中占优势地位。从《记纪》和《风土记》中可以看出，当时世袭的地方长官国造有不少就是女性，在平安时代夫妻不称为夫妇而是妻夫、妇夫，《万叶集》中也不称父母，而是母父，可见女性的重要地位。

想来当时不仅是皇室、贵族同父异母兄妹结婚现象屡见不鲜，就是民间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古代日本人，特别是皇室和贵族狂热的崇拜和模仿、引进中国的事物和制度，偏偏对中国汉朝开始就严禁的“同姓不婚”视而不见，实在令人困惑。更奇怪的是，中国人认为表兄妹之间结婚是亲上加亲，是件大喜事，而日本人却说“表婚鸭味”，极少有表亲之间结婚的现象，他们似乎很早就知道近亲结婚对后代不利，却偏偏对血缘关系更近的同父异母兄妹婚不予禁止。这是为什么呢？除了前文说到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并不比陌生人亲密多少和女性地位比较高这两个原因外，力图保持血统的纯正，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特别对皇室和贵族来说更是如此。

B、同母〔异父〕兄妹婚

这是被严格禁止的行为，也就是说，这是公认的通奸行为！然而还是有那么几对赫赫有名的同母兄妹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1〕天智天皇和间人皇后

舒明天皇和皇后宝皇女〔即此后的皇极、齐明天皇〕生有葛城皇子〔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间人皇女和大海人皇子〔后来的天武天皇〕三个孩子。间人皇女嫁给了自己的舅舅轻皇子〔即孝德天皇〕成了皇后，但却暗中与自己的同母哥哥中大兄皇子私通。

白雉二年〔651年〕，花了六年时间建造的难波长柄丰碕宫终于落成，孝德天皇迁都到了这里〔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迁都其实是中大兄皇子的意思〕。然而两年后的白雉四年〔653年〕，皇太子中大兄皇子要求孝德天皇将都城迁回大和。孝德天皇没有同意，于是中大兄皇子带着母亲皇极上皇、弟弟大海人皇子和妹妹间人皇后，率领群臣去了大和，将孝德天皇一人留在了难波。也就是说，间人皇后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追随了自己的哥哥。伤心不已的孝德天皇翌年就在难波孤独的死去了。

孝德天皇一死，中大兄皇子将要与同母妹间人皇女结婚的消息就流传开来，但结果却是中大兄皇子请出自己的母亲皇极上皇，让其再次即位成为齐明天皇，中大兄皇子此后做了整整十五年的皇太子〔若从“大化改新”算则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太子〕。中大兄皇子既然只是皇太子而不是天皇，间人皇女就无法成为皇后。中大兄皇子与同母妹间人皇女通奸，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舆论认为他侵犯了别人的妻子，属于不道德的通奸，但这仅仅是丑闻，还不是人神共愤的罪行，只要他不让间人皇女变成皇后。中大兄皇子宁愿弃虚求实，不要天皇名号而只求握有实权，因为这样一来就公私兼顾了。直到母亲齐明天皇和妹妹间人皇女都死后，中大兄皇子才即位，成为天智天皇，真不愧是老谋深算的倭寇。

〔2〕木梨轻皇子和轻大娘

允恭天皇之子木梨轻皇子也与其同母妹轻大娘〔轻大郎女〕通奸。《日本书纪》说木梨轻皇子“容姿丽佳，见者自感”，就是说是位人见人爱的美男子。“同母妹轻大娘皇女亦艳妙也”，可见轻大娘也是位美人。《日本书纪》记载二人通奸行为暴露后，轻大娘被流放到伊予，木梨轻皇子由于是皇太子〔储君〕而免于治罪，但是群臣却开始疏远他，不久允恭天皇死去，木梨轻皇子被穴穗皇子〔后来的安康天皇〕率兵包围后自杀了。《古事记》则说允恭天皇死后不久，木梨之轻太子被穴穗皇子领兵包围，捉住后被流放到伊予温泉〔指伊予的道后温泉，在今爱媛县内〕，轻大郎女〔衣通王〕不胜思恋，追赶木梨之轻太子来到伊予，在那里二人双双自杀。

由于古代严格禁止同母兄妹相通，才造成了木梨轻皇子与轻大娘的悲剧，现在看来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和死去的木梨轻皇子一样，胜利者穴穗皇子自己也与同母姐姐结婚了。《古事记》记载穴穗皇子即位后不久，就杀死父亲的同父异母弟弟大日下王〔大草香皇子〕，夺去其妻子也就是穴穗皇子的同母姐姐长田大郎女皇女，并立为皇后。《日本书纪》则说安康天皇夺走的是大草香皇子之妾中蒂姬，但这也疑点重重。因为如果安康天皇真的将大草香皇子同母妹幡梭皇女的女儿中蒂姬〔中矶皇女〕作为妻子，那么弟弟大泊濑皇子〔雄略天皇〕将哥哥〔安康天皇〕的妻子〔中蒂姬〕的母亲〔幡梭皇女〕作为妻子，这样的关系实在让人感到困惑。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穴穗皇子杀害了木梨轻皇子篡夺了皇位，而为了使其行为正当化，才编织这样让人一头雾水的记录。但是木梨轻皇子与轻大娘之间相互爱恋却很可能是真的，因为在五世纪时，这种同母兄妹间的相通行为已经开始不为人接受，才给了穴穗皇子篡位的机会？

〔3〕崇神天皇和御间城姬

古史中明确记载同母兄妹婚配的是崇神天皇〔《日本书纪》作御间城入彦五十琼殖天皇、《古事记》作御真木入日子印惠命〕与其妻子〔《日本书纪》作御间城姬、《古事记》作御真津比卖〕。《记纪》都说崇神天皇娶的是大彦命〔大毘古命〕的女儿。大彦命对崇神天皇来说是伯父，也就是说这是堂兄妹结婚。可是，在《古事记》中关于崇神天皇之父开化天皇的那些记载里，却说御真木入日子印惠命与御真津比卖是同母兄妹。“开化天皇又娶庶母伊贺迦色许卖命而生御子。长者名唤曰御真木入日子印惠命，次子为御真津姬命也。”并且，在孝元天皇条中关于大彦命子孙的记录里找不到御真津比卖这一人物。

从拥有同一位母亲的孩子常用类似名字命名这一点上来看，无论是《日本书纪》的“御间城”，还是《古事记》的“御真”，崇神天皇夫妇俩的名字都很相似，他们很可能是同母兄妹而不是堂兄妹。类似的例子还有伊香色雄—伊香色谜、丰城入彦—丰锹入姬、狭穗彦—狭穗姬等等。

很可能正是因为崇神天皇偏偏娶了自己的同母妹妹为妻，结果让编撰《记纪》的作者大感头疼，于是刻意回避这一事实，在崇神天皇条中介绍娶的是大彦命〔大毘古命〕的女儿，是堂兄妹结婚。然而百密一疏，在开化天皇条介绍其子女的记录里却忘记消去御真津姬命的名字，结果就露出马脚来了。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同母兄妹婚在编撰《记纪》的八世纪是被禁止的行为，但在四百年前的四世纪，同母兄妹婚可能并不是那么令人难以接受的。

C、民间的兄妹通婚现象

兄妹结婚不是只存在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这一类的古书中，在民间也口耳相传着。

〔1〕民间传说中的塞神

塞神是在村落入口防止邪灵入侵的神，现在日本各地的村庄还常常可以看见道旁小祠中祭祀着塞神，估计是受了中国的道神和守护神观念影响才产生的，不仅仅是在村落的入口，山巅和桥头等交通要道及坎坷难行之处，也常常祭祀塞神，人们相信塞神是守护旅人保护他们旅途平安的神。有趣的是，塞神常常是男女二尊神像，据说可以使夫妇和睦、帮助人们缔结良缘、顺利分娩和养育孩子。值得一提的是，塞神并不是夫妇，而是兄妹。

日本人大岛健彦为考察兄妹结婚的民俗而在日本全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结果发现关于塞神的传说有八十五种以上，下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说法：

〔a〕群马县势多郡粕川村月田

有对兄妹都非常美貌，二人为了寻找各自理想中的伴侣而在全国跋涉。当两人厌倦了这种寻觅再次返回家乡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最合适的伴侣就是对方，于是兄妹二人就成为了夫妇。

〔b〕枥木县上都贺郡栗野町上粕尾、下粕尾

有对兄妹因为性器官太大而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于是为此而奔走各地，然而始终没能找到适合的伴侣，结果兄妹二人试着交合，并最终成为幸福美满的一对夫妇。

〔c〕岐阜县吉城郡宫川村中泽上

有对双胞胎兄妹，哥哥出行而妹妹成了妓女。几年后，哥哥在旅途中与一位美丽的妓女相爱并结合，当二人得知是双胞胎兄妹时就一同自杀了。此后，这个地方有双胞胎兄妹诞生的话，就分开来养育，待其长大后就结为夫妇。

〔2〕妹背岛

日本古代的故事集中也有兄妹结婚的传说。《宇治拾遗物语》的第五十六回与《今昔物语》的第二十六卷第十话，其实讲的是同样的内容，就是关于土佐妹背岛的故事。

说的是有对夫妇离开自己的住所，小船上装着稻苗、食品、农具、锅釜和自己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前往有水田的村子。上岸后他们开始将船上的货物卸下，却将兄妹二人留在了船上，然而突然狂风大作，海水暴涨，小船被冲进了海里。最终船只飘泊到了一个无人岛，兄妹二人在岛上建造房屋开垦稻田，顽强的生存下来了。后来兄妹二人成为夫妇并且养育了很多的孩子，使这个无人岛成了个生机勃勃的岛屿。

如今高知县宿毛市的沖之岛上四百零四米的最高峰就被称为妹背山。

〔3〕いもせ

日本古代兄妹结婚未必是禁忌，从“いもせ”〔妹背〕这个词就可以看出端倪。

“いも”有两种解释：姐姐、妹妹或是妻子，“せ”也有两种解释：哥哥、弟弟或是丈夫。所以“いもせ”〔妹背〕也就有两种解释：兄妹、姐弟或是夫妇。

这说明什么呢？这表明在日本古代，兄弟姊妹和夫妇并没有太大的概念上的区分。也就是说古代血婚的比例比较大，那时的兄弟姊妹之间不像现在这样严格禁止发生性行为。

综上所述，古代日本兄妹婚配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直到公元五世纪左右才开始排斥同母异父兄妹〔或姐弟〕结合，到编撰《记纪》的八世纪这种行为被完全禁止，但是同父异母兄妹〔或姐弟〕的结合却并未受到禁止。有趣的是，同母异父兄妹〔或姐弟〕不是同一姓氏却不允许结合，而同父异母兄妹〔或姐弟〕明明是同一姓氏，他们的结合却大多为人们所接受，这真是奇怪的习俗！这些民间传说和民俗，恰恰反映了民间兄妹婚的存在，而且还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人们获得经验并制定规则，兄妹结婚这种婚俗无疑对优生优育不利，我们中国很早就把“同姓不婚”作为戒条了，这个同姓甚至包括了同宗，但是日本在引进吸收中国的风俗文化时却并没有接纳这种戒条。《记纪》神话中生育众神、创造国土的伊邪那歧命和伊邪那美命就是兄妹，由此可以窥见八世纪初日本人不接纳“同姓不婚”的婚嫁心理。平安时代的实权者藤原氏也经常同姓结婚，除了“维持血统的纯正”借口外，害怕权力旁落应该是主要原因。

中国古来习俗，妻子虽然将丈夫的姓放在前面，但仍旧保留自己的姓，比如“李王氏”就是丈夫姓李而她自己姓王。然而就算是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现代，日本的女性在结婚后还是抛弃自己原来的姓而改用丈夫的姓。从这一点上来看，在完全禁止兄妹结婚的现代，日本人的意识深处，还是对“同姓不婚”有所排斥。日本古代学习和模仿中国的制度与风俗，是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学习与模仿，而不是完全照搬。

除了无姓无父、兄妹乱伦、排斥“同姓不婚”以外，日本还有许多风俗与中国不同：不建立罗城〔古代京都都没有围墙〕、不用马车而用牛车〔日本多河川山地〕、不采用科举制度〔豪族的势力过于庞大〕、没有宦官〔即使对于牛马之类也不采用阉割技术〕等等。

这可以理解为“中华与外夷”的区别。这表明即使现代日本的文化，在许多本质方面依然是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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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从园林建造看中国如何影响日本

从日本园林的建造历史，也可以看出中国影响或“不影响”，决定了日本的命运。

日本历史根据它和中国的关系可以分成古代、中古、近世和现代四个时代，园林历史阶段也因此分成古代园林、中古园林、近世园林和现代园林四个阶段。古代园林指大和时代、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园林，中古园林指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和南北朝的园林，近世园林指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的园林，现代园林指明治时代以后的园林，包括明治、大正、昭和及平成时代的园林。日本政治中心经常搬迁，每个时代都以政治中心所在地命名，如奈良时代的政治中心在奈良，江户时代的政治中心在江户。

日本园林源于中国，从汉末开始，日本不断向中国派出汉使，从汉末到平安时期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期间总共655年时间，全方位学习中国。平安时代后期，停止派出汉使，以后又有恢复，但大不如前，日本人开始把中国文化进行日本化〔也称和化〕，形成所谓国风。随着航海技术提高、民间来往增加、中国学者艺人东渡，日本造园技术不断提高。

〔一〕古代园林

A、大和时代园林〔公元300年－592年〕

按中国《史记》记载，公元一世纪日本列岛曾有一百多个国族。公元三世纪其中一个国族在“大和平原”上兴起，经过多年征战，在公元五世纪，统治了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区，建立大和国。大和国亦不断向中国派出使者，向中国学习，园林艺术就是其中一项。

从类型上看，大和时代正值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公元220年至581年〕，故园林在带有中国殷商时代苑囿特点的同时，也带有该期的自然山水园风格，属于池泉山水园系列，而且园中有游船，表明日本园林一开始就与舟游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源流上看，日本园林一开始就很发达，并未经过中国那样长久的苑囿阶段，而且园中活动也很丰富和时髦，进一步证明日本园林源于中国这一史实。从技术上看，当时园林就有池、矶，而且是纯游赏性的，可谓技术先进。从活动上看，曲水宴的举行和欣赏皆是文人雅士所为，显出当时上层阶级的文化层次之高足以达到审美的境界。

B、飞鸟时代园林〔公元593年－710年〕

飞鸟时代国都定于飞鸟地区，历时117年，是以推古朝为中心的时代，钦明大王之女推古天皇即位后，圣德太子摄政，总揽一切事务，开始推行改革，定冠位十二阶，制《宪法十七条》。此期园林亦属于池泉山水园系列，所有古园今已不存，但是，园林史料还是清楚地记载了这一时代的园林，有藤原宫内庭、飞鸟岛宫庭园、小垦宫庭园、苏我氏宅园等。

《日本书记》中四次提到须弥山，齐明三年〔公元657年〕条下载：“飞鸟寺西面建造须弥山像。”齐明五年〔公元659年〕条下载：“甘橿山东的河边建造须弥山。”齐明六年〔公元660年〕条下载：“在池边石上建造须弥山，其高度如庙里的塔那么高大。”上述的须弥山是在飞鸟川东面，在1936年的考古中发掘出一个高2.4m的须弥山石像，分上中下三段，下段有两上吸水孔，中段周围有五个喷水孔，石像边还有石组铺地。吴桥是指中国江苏一带的桥，可见，日本古代园林与东吴一带的园林还有密切的关系。园中有池、岛、山、桥，池泉园风格明显。

昭和时代的三个考古发掘亦不断证实飞鸟时代的园林概况。昭和十年〔1936年〕和昭和四十六年〔1972年〕两度发掘了藤原宫及内庭，发现在太极殿东有东殿，东殿东西向，南北接以回廊，殿东园林区域，园中有一池一屋。池为曲折形水池，南北约六十五米，东西约四十米，最狭处为十五米，池边采用洲浜缓坡入水的形式，这是中国园林所没有的，就此也证明了，日本在飞鸟时代就开始模仿本国景观，不知不觉走向个性化道路。

从造园水平上看，此期造园远胜于大和时代。从技术源流上看，来源于中国经朝鲜传入。从内容依旧是以池为中心，增设岛屿、桥梁建筑，环池的滨楼是借景之所，也是池泉园的标志之一。从文化上看，在池中设岛，与《怀风藻》中所述的蓬莱神山是一致的，表明园林景观受到中国神仙思想的影响已在园林中表现；还有，在水边建造佛寺及须弥山都表明佛教开始渗透园林。从类型上看，不仅皇家有园林，私家园林也出现；不仅在城内有园林，在城外的离宫之制亦初见端倪。

C、奈良时代园林〔公元711年－794年〕

奈良时代定都于奈良的平城京，该朝历时不过八十四年，后十年迁都长冈京，相当于中国唐睿宗李旦景云二年到唐德宗李适贞元十年，历元明〔女〕、元正〔女〕、圣武、孝谦〔女〕、淳仁、称德、光仁和桓武八帝。在外交上加强对唐关系，不断派出遣唐使，在唐文化影响下，《古事记》、《日本书记》、《怀风藻》和《万叶集》等最古的一批史籍出现。此期日本全面吸取中国文化，整个平城京就是仿照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而建，史载园林有平城宫南苑、西池宫、松林苑、鸟池塘和城北苑等，另外还有平城京以外的郊野离宫，如称德天皇〔718-770年〕在西大寺后院的离宫。城外私家园林还有橘诸兄〔684-757年〕的井手别业、长屋王〔684-729年〕的佐保殿和藤原丰成的紫香别业等。不过，这些往日庭园皆成过眼烟云，埋入历史的尘土之中。

D、平安时代园林〔公元794－1185年〕

平安时代历桓武、嵯峨、仁明、文德、清和、阳成、光孝、宇多、醍醐、村上、一条、后三条、白河、鸟羽、崇德、皇白河、高仓、安德十八位天皇398年，相当于中国唐朝中期、五代、两宋、辽、金等十个朝代。桓武天皇迁都主要因为奈良地区水源缺乏，而京都地区有加茂川和高野川，水源丰富。十世纪天皇恢复亲政，两次派出遣唐使，输入大唐天台和真言两宗，辑成《文华秀丽集》〔汉诗〕、及《续日本书记》等五部国史，创假名文字，894年，唐朝接近灭亡，唐文化衰弱，根据菅原道真建议停派遣唐使，此期依旧在吸取唐代文化。968－1068年，摄关政治全盛，但摄关政治使百姓依附于庄园而生活，终致武装反抗，武士阶层兴起。朝廷利用源、平两家迅速崛起的武士集团平定内乱。此期正值北宋时期，私人贸易发展显著，日本依靠自己力量把前几朝吸收的汉文化转化为自己的国风，佛教与日本神道教融合。1069－1185年为院政〔皇权政体〕与平氏政权时期，皇权回归的同时，武士集团争权，导致幕府产生和皇权的最终旁落。

从与唐朝关系及文化特征上分前后两期，平安开朝至废除遣唐使之制正好一百年，史称“弘仁贞观时代”。弘仁贞观时期狭义地指弘仁到贞观之间〔810－877年〕的六十八年，在文化史上泛指迁都后百年的文化形态。此时由贵族官吏形成宫廷文化，全面吸收中国文化，故又称为唐风文化。在科教方面有和气工的弘文馆、藤原氏的劝学院、橘氏的学馆院、在原氏的奖学院，讲授明经、纪传、明法、算学诸项；在文坛有僧正遍昭、在原业平、文屋康秀、僧喜撰师、小野小町、大友黑主六歌仙；书法有空海、嵯峨天皇和橘子汁逸势三笔；此外，建筑、工艺、音乐、绘画、戏剧和舞蹈等都很有特色，这些都以唐朝文化为基础。

废除遣唐使以后近三百年称国风文化，在继承本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炼唐风文化，形成有日本特色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假名的产生，“国文学”繁荣，出现《古今集》、《伊势物语》、《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落漥物语》、《源氏物语》、《土佐日记》、《紫式部日记》、《枕草子》等著作；净土教发达；美术、建筑、园林、雕刻和绘画的民族化。奈良时代吸取盛唐文化，弘仁时期吸取晚唐文化，藤原时期形成自身的文化。平安第二代天皇嵯峨的离宫嵯峨院，园中除了大泽池模仿中国洞庭湖外，还有日本化的瀑布石组。

从审美意趣上看，汉文学是日本的原动力和最高标准，其中以白居易的诗文最受欢迎，《白氏文集》在平安初期传入日本，一时洛阳纸贵，上层阶级人人能诵。白居易的《池上篇》及序对园林的影响不仅在格局上，更重要的是在审美上。例如京城内被称为“池亭”的庭园及为其作的序《池亭记》皆源于白居易的《池上篇》。平安时代的园林总体上受唐文化影响十分深刻，中轴、对称、中池、中岛等概念都是唐代皇家园林的特征，在平安初期的唐风时代表现更为明显，在平安中后期的国风时代表现更弱，主要变化就是轴线的渐弱，不对称地布局建筑，自由地伸展水池平面。所以说，由唐风庭园发展为寝殿造庭园和净土庭园，是平安时代的最大特征。当然，平安时代后期〔11世纪〕出现的世界上第一部造园书籍《作庭记》，作者橘俊纲〔1028－1094年〕是藤原赖通的儿子，在其父复建高阳院〔1040年〕时才十四岁，但他跟随其父左右，出入造园现场，把对寝殿造庭园的亲身体验写成造园法典，影响后世。

〔二〕中古园林

A、镰仓时代园林〔1185－1333年〕

镰仓时代是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虽然镰仓为政治中心，但文化中心和仪式中心还是在京都。源赖朝在镇压平家政权之后，于1185年成立镰仓幕府，1192年任征夷大将军，幕府历三代大将军一百四十八年，源赖朝后，实权落入辅佐将军的侍所最高长官〔“执权”〕北条氏之手，形成北条氏独裁的执权政治。镰仓政权与京都政权并存，实行二元统治，起初势均力敌，承久之乱后，天皇家的院政有名无实，处处受到幕府执权的监视和挟制。此时正是中国大陆的金元时期，元朝入侵，北条幕府抗元胜利，但因无力恩赏抗元士兵导致反幕活动，后醍醐天皇乘机发动“正中之变”〔1324年〕和“元弘之变”〔1331年〕，1333年，新田义贞攻陷京都，镰仓幕府宣告灭亡。击败了元朝的镰仓幕府反而先于元朝而亡，这也是中国形势影响日本政局的一个显著事例。

如果说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是中国式自然山水园的引进期，平安时期是日本化园林的形成时期和三大园林〔皇家、私家和寺院园林〕的个性化分道扬镳时期，中世的镰仓时代、南北朝时代和室町时代是寺社园林的发展期。近世的桃山时代是茶庭露地的发展期，近世的江户时代是茶庭、石庭与池泉园的综合期。也可以是说，飞鸟、奈良时代是中国式山水园舶来期，平安期是日本式池泉园的“和化”期，镰仓、南北朝、室町期是园林佛教化的时期，桃山期是园林的茶道化期，江户期是佛法、茶道、儒意综合期。

在武家政治之下，建筑上引进南宋的天竺样，而后又形成新和样。园林上倒是没有引进太多的中国的东西，而是沿着佛教化道路前进。这是因为建筑上的天竺样结构较为简洁明了，形象更为雄伟壮观，与武家性格相似。再一个，天竺样与前朝的和样建筑有鲜明的对比。这两点都是很符合武家文化对建筑壮美和求新的宗旨。南宋的园林文化没有被吸取到日本的园林中来，是因为各自的社会形势完全不同：从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到末代皇帝赵昺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灭亡共有九十四年。然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到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年〕，共五十四年。南宋在中国宋辽金中一直处于弱势，其园林呈现出颓废的世俗倾向，而元朝则是马上民族，在建国后保持了一些游牧习俗，建筑上追求减柱法的简洁的雄伟，但在园林上并没多大的建树，故日本在与南宋的交往中，从南宋宁波一带传承了建筑上的一些成就〔中国南方建筑的插拱式〕，而园林上依旧沿着自我的道路发展。

B、南北朝时代园林〔1333-1392年〕

镰仓时代后，是日本的南北朝时代。这一时期在中国正是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年〕到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历元朝的三十五年和明朝的二十五年，共计五十九年。此时是镰仓与室町两个皇统对峙的时代，曾为镰仓幕府战将的足利尊氏〔1305-1359年〕，1331年元弘之变时参与幕府军西征，在筱村八幡举旗叛幕，但心怀兴幕之志，1335年他镇压北条时行之乱，出兵镰仓，反叛建武政权，次年占领京都，幽禁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拥立持明院统的光明天皇，后醍醐天皇携神器仓皇南逃至吉野，另立南朝政权，史称吉野朝，与在京都的光明天皇北朝相对抗。南朝历后村上、长庆、后龟山三代天皇，始终力图复活古代天皇政治。北朝历光明、崇光、后光岩、后圆融和后小松五代天皇。1392年，以皇统两朝迭立为条件，南朝与北朝议和成功，后龟山天皇返回京都，让位于北朝后小松天皇，终于结束南北两朝对峙状态。因为在1336年，足利尊氏占领京都后就在京都建立了足利幕府，成为室町时代第一任大将军，故有些历史学家们也把南北朝归入室町时代。

位于京都市右京区的天龙寺庭园曾是平安时代嵯峨天皇的离宫，现在的庭园，池泉部分为平安时代作品，石组部分是南北朝时代作品。园池名曹源池，龟山天皇在池边题有“曹源一滴”四字，梦窗国师在入山后，于1345年在池边筑石组，称为龙门瀑，瀑下有鲤鱼石，取鲤鱼跳龙门之意，瀑前设三板石桥，名岩桥，为日本最古石桥，石桥外还有一组荒矶风石组。位于京都市右京区的西芳寺庭园，始建于奈良时代圣武天皇的天平年间〔729-748年〕，平安时代为净土宗，在南北朝时代〔1339年〕，梦窗国师入山之后改为禅宗，并完成寺园改造。园林有枯山水部分和池泉部分，枯山水部在山腰，堆积了一组坐禅石、须弥山、龙渊水组石、龟石、鹤石、蓬莱石。真山水部分有黄金池〔心字形〕、洲浜、邀月桥〔廊桥〕、湘南亭、潭北亭等。在岛上和山上，地面遍布青苔，是有意为之，品种三十余种，故又称为西芳寺庭园又被称为苔庭。梦窗国师第一次在此试验他的禅宗理想，以枯山水的坐禅石及地面的青苔直指世态，劝世礼佛。虽然造园具体时间未详，但在1339年已经形成庭园有史可查，是日本最早的枯山水范例。

C、室町时代园林

足利尊氏在1333年奉命从九州西进，1336年占领京都之后，颁布《建武式目》，开创足利幕府武家政权，1338的，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经二代将军足利义诠〔1330-1367年〕，由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年〕在1378年迁幕府于京都的室町，史称室町时代，有些学者认为，室町时代从1333年始计，但大部分学者还是从南北朝结束时算起〔1393－1573年〕，其年代相当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至明神宗万历元年，经十三代将军共一百八十年。室町时代政体与镰仓时代一样，为武家政治，实际上是足利一族与各地守护大名的联合政权，在嘉吉之乱〔1441年〕后，幕府势力渐衰。

室町武家文化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足利义满的北山文化为代表，后期以足利义政的东山文化为代表。室町武家文化是将传统贵族文化与新兴的武家文化及庶民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了对唐、宋、元文化的吸收和消化，形成独自的日本文化。其特点是：禅宗受到武士阶层信仰和保护；一向宗广泛深入民间，真宗获显著发展；学问在贵族与禅僧间盛行，并通过禅僧向地方上普及；通俗的御伽草子〔通俗短篇小说〕与和歌的消沉相反，连歌盛行，能乐、狂言、小曲得到保护和发展。

学问和书院作为贵族、武家和禅僧共同的纽带，把僧家和武家结合在一起，大将军或大名常在晚年出家，或舍宅为寺，或捐建寺园，使园林出现武家和僧家两种特点。僧家的特点是园林中石组和植物的表达以枯寂和佛义为主，武家特点的表达是石组和建筑的粗犷和宏伟。在皇家园林和武家园林中的舟游式寝殿造园林渐渐被舟游和回游相结合的书院造庭园所替代。

武家喜欢建造和欣赏园林更盛于前朝，足利尊氏后续的几代将军都是园林的热衷者。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北山殿建造了金阁寺庭园〔1397年〕，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东山殿建筑了银阁寺庭园。这两个庭园都是回游与舟游相结合的园林，发挥了池泉园可游的长处。以阁作为主景，一方面是借景需要，登阁不仅可俯瞰园内，而且可以远借山川，一方面从阁的装修上看，是穿金戴银，命之为金阁和银阁，体现了武将的财力和奢侈。银阁寺庭园是枯山水与池泉园相结合的例子，在银阁前平地上，用白沙耙出海波式沙滩，在沙滩上堆起白色沙堆，与银阁的银灰色相呼应，同时以沙喻海，体现了禅宗的观照自然与人心的思想。与前朝一样，园林中心还是水池，金阁寺水池名镜湖池，水中设置了九山八海石组，是前朝水中离石〔离岸出水之石组〕的延续，池边还有龙门瀑石组。三层金阁首层为寝殿造、中层书院造、上层唐样禅院风，体现了平安、镰仓至室町三朝的建筑流行式样。

室町时代，园林风尚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造园主人上看，武家和僧家造园远远超过皇家。从类型上看，前朝产生的枯山水在此朝得到广泛的应用，独立枯山水出现；室町末期，茶道与庭园结合，初次走入园林，成为茶庭的开始；书院建造在武家园林中崭露头脚，为即将来临的书院造庭园揭开序幕。从手法上看，园林日本化成熟，表现几方面：轴线式消失，中心式为主，以水池为中心成为时尚；枯山水独立成园；枯山水立石组群的岩岛式、主胁石成为定局。从传承上看，枯山水与池泉并存式，或池泉为主，只设一组枯瀑布石组的园林多种形式都存在，表明枯山水风格形成，而且独立出来，特别是枯山水本身式样由前期的受两宋山水画影响到本国岛屿幕摹仿和富士山摹仿都是日本化的表现。从景点形态上看，池泉园的临水楼阁和巨大立石显出武者风范。从游览方式上看，舟游渐渐被回游取代，园路、铺石成为此朝景区划分与景点联系的主要手段。从人物上看，这一朝代涌现的造园家如善阿弥祖孙三人、狩野元信、子健、雪舟等杨、古岳宗亘等都是禅学很深、画技很高的人物，有些人还到中国留过学。从理论上看，增圆僧正写了《山水并野形式图》，该书与《作庭记》一起被称为日本最古的庭园书，另外，中院康平和藤原为明合著了《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

〔三〕近世园林

A、桃山时代园林〔1573－1603年〕

从建筑的发展期上看，日本建筑有四大转期。第一个转期是引进中国隋唐建筑的飞鸟时代，第二个转期是引进南宋建筑的镰仓时代，第三个是自身发展的桃山时代，第四个是引进西方文明的明治时代。桃山时代的建筑与前朝室町时代的“潇洒飘逸之风”相比，显出喜欢强烈刺激和豪放辉煌。它是以人为中心的时代，而不是以宗教为中心的时代。于是，人情味进入了建筑和园林。在建筑上完成了前代形成的书院造，在园林上进一步完善书院造园林。首先是武家园林表现得最强烈，然后影响到皇家园林。滥用夸张的巨石，显示主人搬运的力量。雄健的石桥和浓绿的苏铁，以及龟鹤形和蓬莱式岛屿综合地表达吉祥和繁荣。

B、江户时代园林〔1603-1867年〕

江户时代相当于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十一年至清穆宗同治六年，经明朝四十一年和清朝二百二十年，历十五代将军共持续了二百六十五年，大体和清朝同步。江户时期，政治上实行幕藩体制，各藩大名分割统治辖区，对外闭关锁国，因财政危机而于1854年被迫开国之后，民族危机造成农民运动和讨幕运动，最后只有大政奉还于天皇，结束将近六百八十二年的武家政治。

江户时代也是以人为中心的时代，日本三大哲学支柱的发展到江户时代又有新的变化。佛教自公元552年传入日本，经历初传和南都六宗时期〔列入宪法，与政治紧密，政教不分〕、平安时代的北岭时期〔天台真言两宗创立，佛教在精神和经济上独立〕、镰仓时期〔净土宗、净土真宗、临济禅宗、曹洞禅宗、日莲宗兴起，转向民间〕。到江户时代，儒家取代佛家在思想上居于统治地位。而道家思想因其尚无为和背仁义而受排斥，没有成为官学，但在平民、文人和武士当中却流行，后与神道结合成为神道教的重要内容。江户时代的国学派贺茂真渊、徂徕学派的宇佐美惠子、海保青陵、气一元论者三浦梅园皆尊道家真义，又因神道教的得势而重受重视。因此，江户时代是三家均衡时代，但时尚儒道二家。

人文精神的发展、个性思想的抬头、文学艺术的发展，使园林的儒家味道也渐渐显露出来。儒家的中庸思想，和《易经》中的天人合一，终于把池泉园、枯山水、茶庭等园林形式进一步地综合到一起。此时综合性的武家园林代表，都有中国式的名字：小石川后乐园、六义园、金泽兼六园、冈山后乐园、水户的偕乐园、高松的栗林园、广岛的缩景园、彦根的玄宫乐乐园、熊本的成趣园、鹿儿岛的仙岩园、白河的南湖园等。香川县的栗林园是旧藩主生驹亲正在桃山时代1587年建的旧园，1643年由藩主松平赖重重修的池泉回游园，面积七十六公顷，在日本古园中面积最大，园中景点多中国式，如芙蓉池、群鸭池、池中三岛〔杜鹃屿、天女岛、枫屿〕、周围濠沟、园中栗林、涌泉等。东京的小石川后乐园是水户藩主德川赖房于1669年请明朝遗臣朱舜水设计的池泉回游园，面积两万三千平方米，有中日两种风格的缩景，如西湖、小庐山为中国景，渡月桥、大堰川、木曾山、寐觉床、龙田川、通天桥、爱宕坂、清水观音、唐崎松为日本景，取名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C、近代园林〔1868－1912年〕

明治天皇在1867年1月9日即位，至1912年死去，共历四十五年。在宗教园林方面，在王政复古后，1868年三月下令禁止神佛混同，使千年的佛教中心转向神道中心。天皇为中心的政体把神道教抬到国教地位，明治天皇的“神佛分离令”和“废佛毁释”运动两度打击佛教，使佛教受到重创，居国教一千多年的佛教降格。不但寺院及其庭园建设因政策和经济而停止，大批寺院与庭园荒废，仅京都一地就数不胜数，如大德寺寸松庵庭园、同寺总见院庭园、同寺碧玉庵庭园等等。这种局面维持了九年，在明治九年〔1876年〕，佛教禁令才得以缓和，寺院宗派、制度、经济渐渐复苏。明治三十年〔1897年〕，随着民众佛教信仰的复活及经济的好转，政府出台了《古寺社保存法》，确定了保存文化和古迹的制度，但寺院园林只是修复，没有新建。

神道教在明治天皇的羽翼下得以飞速发展，神社园林也得以建设，如平安神宫庭园就是典型的一例，京都的平安神宫庭园是1895年为纪念平安京迁都一千年而落成的园林，设计者是明治最著名的园林家植冶，建筑为中国唐代样式，左右对称，庭园为池泉回游式，面积三万平方米，分东、西、中、南四区，东神苑有栖凤池、桥殿，可远眺东山；中神苑有苍龙池、汀步石、池畔景石；西神苑有白虎池及花菖蒲；南苑有日本樱花及枫、篍和菖蒲等。园林显出风水格局和极力恢复平安盛世的理想。

皇家园林有静冈的御用邸庭园，面积2459坪，是明治天皇于1900年请宫廷造园家小平义亲设计的离宫庄园，为和洋结合枯山水式，有草地、枯流、筑山、回游路、西式建筑。明治时代的私家园林是伴随古园开放和公园诞生而同时进行，战国大名消失，此时私园不再是武家时代的表现，而是一般的别庄园林，如无邻庵庭园〔1896年〕等。明治前期私园以豪宅大园为主，中期后，随着平等思想的流行和经济的发展，小庭园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主流。园林总体用大池、借景、置石，样式为池泉园与枯山水、茶庭结合，技法为洋式建筑和西式草坪的传入与传统要素和样式的组合，园主经常自己亲自参与造园。〔以上参见刘庭风：《日本造园历史漫谈》〕

〔四〕樱花与和魂

作为“国花”与“和魂”，樱花在日本享有无可比拟的神圣地位，这是因为樱花与理想的日本武士的精神气质十分契合，所以它被认为可以凝聚“大和民族”的神话。

樱花的生命短暂。日本民谚说“樱花七日”，其实樱树从开花到全谢大约十六天左右，形成樱花“边开边落”的特点，这一“落樱缤纷”的特点使樱花魅力大增：段暂的灿烂而后随即凋谢，像是武士的壮烈冲锋：“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这些堆云叠雪的花朵开时热烈，落时缤纷，短暂的绚烂之后，随即宣告生命的终结，恣意尽情，决不贪生。这一干脆的气质深得武家文化的喜爱。军国主义者认为，人生短暂，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即使死，也该果断离去，正如樱花凋落时依然一尘不染。

东京都文化出版局编集的《樱大鉴》说，日本樱花最早是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传过去的。樱花的传播像所有生物一样呈放射性传播。云南与喜马拉雅地域相近，自是最早受惠地区之一。所以，滇樱花自古以来就闻名天下。这使日本有另一种传说，称日本樱花的祖本，是由僧人从云南带回去的，这与有的日本人坚称他们的祖先是云南白族人一样具有探索性。然而，樱花是从喜马拉雅山脉传往日本的说法，似乎更可信。

《樱大鉴》还说，喜马拉雅的樱花传往日本后，在精心培育下，在日本不断增加品种，成为一个丰富的樱家族。成为日本国花后，它更受关爱，也更受培养，出现观赏性更强的高等品种。然而，至今几种原生于喜马拉雅的樱花还在日本生长，如乔木樱、绯寒樱等。云南樱花与日本樱花同属，它是由原生腾冲、龙陵一带的苦樱桃演变而来，是一个变种，花由单瓣变重瓣，色由淡粉红色变深粉红色。这颜色便是与同为观赏度很高的日本樱花的区别，日本樱花的花多为淡粉红色。

至于在中国大陆，早在秦汉时期，樱花栽培已应用于宫苑之中，唐朝时已普遍出现在私家庭园里。但在中国古代，樱花与樱桃不分，这给今天人们研究樱花的栽培史带来一些不便，不过从有关文献资料中，仍可看到樱花的内容。

1、南朝宋时，王僧达〔423—458年〕诗云：“初樱动时艳，擅藻的辉芳，缃叶未开蕾，红花已发光。”由此诗可知，该樱先花后叶且花为红色，幼叶浅黄色，这肯定是我国特产的钟花樱〔又名福建山樱〕无疑。沈约〔441—413年〕诗曰：“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从花期看，此樱应为樱花而非樱桃。

3、唐代白居易诗：“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删山樱满院栽，上佐近来多五考，少应四度见花开。”诗中清楚说明诗人从山野掘回野生的山樱花植于庭院观赏。又有“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的诗句。

4、唐代吴融在《买带花樱桃》中咏道：“粉红轻浅靓新妆，和露和烟别近邻，万一有情兼有恨，一年荣落两家春。”诗中虽说是带花樱桃，但从诗中描述，更像是樱花。萧颖士在《伐樱桃赋》中也说：“有大樱桃树阙高……”樱桃树多为灌木或小乔木，这“厥高”的大樱桃，很可能是一株大的樱花。

5、宋代王安石有诗云：“山樱抱石荫松枝，比并余花发最迟，赖有春风嫌寂寞，吹香渡水报人知。”既能荫松枝，此山樱一定高大，加之花期又较迟，故无疑为山樱花而非樱桃。

6、前蜀韦庄《思归》诗云：“红垂野岸樱还熟，绿染回汀草又芳。”诗人所咏的可能是一株垂枝樱。宋朝成都郡丞何耕对垂枝樱也有较详细的描述，他在《苦樱赋》中写道：“余承乏成都郡丞，官居舫斋之东，有樱树焉，本大实小，其熟猥多鲜红可爱。而苦不可食，虽鸟雀亦弃之。”又道“始余至于官居，盼兹树之奇特，达条扶疏而下，披阴露并有余”。这里描述的“本大实小”，而果苦不可食者决不是樱桃，必定是樱花，加之“达条扶疏而下”，又进一步说明此樱为垂枝樱花。

7、明代于若瀛的诗说樱花：“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

清代陈洖子在《花镜》中提到樱桃“春初开白花，结子有朱、紫、蜡三色，又有千叶者，其实少”。樱桃的果实为红色，或初熟时带淡黄色，未见有紫色、黄色的，紫色、黄色的果实应为樱花的果实之误。再说樱桃也无“千叶者”，这种“千叶”的重瓣樱桃应是一种白色重瓣樱花。

清代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冬海棠，生云南山中……冬初开红色花，瓣长而圆，中有一缺，繁蕊中突出绿心一缕，与海棠、樱桃诸花皆不相类。春结红实，长圆，大小如指，恒酸不可食。”这冬海棠即冬樱花，现在云南南部石屏、建水、元江等地还有很多。野生冬樱花高达十五米，花期12月中下旬，比梅花还早一周左右。

至于“樱花”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以后也有诗人多次提及，如元朝郭翼有“柳色青堪把，樱花雪未乾”，明于若瀛有“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等诗句。从以上文献材料中，可知中国大陆当时已有钟花樱、垂枝樱、冬海棠、山樱、重瓣白樱花等。中国野生樱花种类众多，从南到北都有分布，黑龙江有大山樱、山樱、黑樱，浙江有早樱，湖北有华中樱，福建、台湾有钟花樱，云南、四川有冬海棠等樱花。现在南京附近的宝华山、空清山等处，有高达十五米，胸径达二十五厘米的野生早樱，每当四月花开时节，这些成群的樱花犹如彩云停留山际，蔚为壮观。可这些宝贵资源至今大多处于深山，谈不上育种应用。

樱花属蔷薇科李属落叶乔木，种类甚多。它适性强，喜阳，耐旱，但根系较浅，不耐烟尘，忌积水，宜植干燥向阳之地。繁殖以嫁接为主，也可扦插、播种。嫁接则以草樱、樱桃、桃、杏等为砧木。栽培中无需特别管理，但樱花对敌敌畏敏感，应避免使用。樱花通常不进行过多修剪，日本有句谚语：“剪樱花者为笨伯，不剪梅花者亦笨伯”，正说明这一点。

全世界有五十多个野生樱花基本种，中国约占三十八个之多，其次为日本、朝鲜、缅甸、不丹、锡金等。但樱花的栽培是始盛于日本。许多樱花品种的名字和花一样有趣。如叫“一叶”的樱花，其花心伸出一支绿色叶状雌蕊，花谢后，它就发育成一片叶子。名叫“普贤象”的樱花，初开时花粉红色，花朵密集低垂，如含羞的少女，更奇的是在它的花心生有两个绿色的雌蕊，酷似佛门普贤所乘之大象的鼻子，故而得名。“八重红枝垂”樱花，顾名思义为红色重瓣的垂枝樱，其艳丽的花朵一串串悬挂在拱形枝上，惹人怜爱。“御衣黄”以其色彩特别而著名，绿色的花瓣上带有浅黄色的斑纹，是不可多得的珍稀品种。“苞叶樱”，则因其苞片异化成标准叶形而得名。“东京樱”，先花后叶，花繁似锦，落英随飞飘荡，如天女散花，令人美不胜收。如此众多的樱花品种，盛开时远可观，近可品，难怪有人说，“除看樱花难算春。”

江户时代末期，江户染井村的植木屋发现了一种新的嫁接技术，将大岛樱花与江户彼岸杂交，培育出一种叫吉野樱的新品种。此种樱花具有极强的繁殖力，适合大批克隆。明治维新后，樱花作为国花受到特别青睐，吉野樱乘机席卷列岛。现在人们看到的樱花，大多就是这种吉野樱，据统计，它占日本全国樱花总量的80%。樱花树姿洒脱开展，盛开时如玉树琼花，堆云叠雪，甚是壮观，因此人们常将它种植在建筑物前、草地旁、山坡上、水池边，孤植、群植都很适宜；夏季樱花枝叶繁茂，绿荫如盖，作为风景区或次干道上的行道树也十分美丽得体。樱花还是一种良好的切花，花枝可保持近半个月之久。日本人不仅喜爱玩赏其花，其叶也是很受欢迎的食品包装材料，就像中国的荷叶。

日本很早就有了赏樱活动，七世纪的持统天皇喜爱樱花，多次到奈良的吉野山观赏樱花。但樱花在日本受到崇拜不过一千年历史。在文治的奈良时代〔710—794年〕，倭人说到“花”，指的是梅花，这还是南中国的传统；到了武士阶级形成的平安时代〔794—1192年〕，樱花成了主角，咏樱花的歌比咏梅花的歌要多出了五倍。《古今集》里有这样的短歌：“世间若无樱花艳，春心何处得长闲？”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赏樱大会就是嵯峨天皇〔786—842年〕主持的，当时赏樱只在权贵间开始流行，到武士全盛的江户时代〔1603—1867年〕，赏樱才伴随武士精神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形成传统民俗。到了近代的军国主义日本，赏樱更是如同中国的新年庙会，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日本南北狭长的地形特点，樱花由南渐北次第开放，有人就一路追寻樱花的足迹，从琉球群岛一直到北海道，赏遍全国的樱花，对于摄影家这是很好的机会。

据日本明治安田生命保险公司发布的“日本人姓名排行表”，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初五年中，日本女性的名字里有“樱”的一直排在前三位。日本人对樱花的崇拜，其内涵已经远远超出樱花本身，变成一种军国主义的宗教信仰。这促使日本政府把每年3月15日至4月15日定为“樱花节”。

然而二战以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衰微，一种名为“魔帚病”〔Witches'Broom〕的传染性病菌也逐渐蚕食日本樱花。目前“魔帚病”已经侵袭了日本四十七个县中的十八个县。街道两旁盛开的樱花树中不时伸出几支扫帚状枯枝，显得格外刺眼和突兀。甚至公园里的樱树也失去开花能力并逐渐坏死。这些被感染的树对其它三百五十多种樱树都构成威胁，若任其发展，日本的樱树有可能在十年内灭绝。魔帚病是由霉菌导入的传染性植物病害，它从树木的伤口或气孔侵入。患上该病的树木顶芽生长受限，而侧枝却生长迅速并消耗树木大量养分，主枝则因营养不良而枯死。

也许不是巧合，调查表明在受害树木中，深受日本人喜爱的早樱品种“染井吉野”染病最为严重。日本花卉协会的主任研究员和田博幸说，这种病菌感染性极强，很可能会扩大到日本全境。在滋贺县彦根市的著名景点“彦根城樱花大道”，剪除枯病樱树的工作已持续了几天。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兼六园也在日程表中加入了剪除患病枯枝的内容。在大分县别府市，市政府已通过媒体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齐心协力消除病菌。该市还专门邀请园林专家举办相关讲座。参加花卉协会“创造樱花名景计划”的园艺师立花武志说，人们保护樱花应该像爱护自己的情人一样。可是在日本社会中，失宠的情人往往遭到最为残酷的虐杀。

难怪名胜之地未能幸免魔帚病的扫荡。日本第一名城──“姬路城”内的樱花林，已发现感染该病的樱树。日本石川县林业试验场的工作人员说，县内几乎所有的“染井吉野”都感染上了该病毒。他们呼吁，在樱花绽放前，一定要剪除病枝。魔帚病对樱花的侵袭正在引起各界的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等主流媒体都对花卉协会的调查做了详细报道，调查中提及的十八县的地方报纸更是用很大篇幅呼吁人们对樱花加以保护。

魔帚病的威力，已经在可可树〔cacaotree〕的可怕经历中得到过验证。

据《发现》杂志报道，全世界每年因“魔帚病”而损失的可可豆多达二十七万吨，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拉丁美洲。在创纪录的1999到2000年财政年度全球三百万可可豆产量中，只有不足5%的可可豆是所谓的“风味可可豆”〔flavorbeans〕──美洲原产克利奥罗可可豆〔criollo〕及其优秀杂交品种崔尼塔利奥〔trinitario〕。其他的，都是大路货色的杂交品种弗拉斯特罗斯〔forasteros〕可可豆。这意味着现代人品食巧克力的经验中，只有不到5%的几率拥有十六世纪西班牙人那样的美味。

人类与巧克力的亲密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生活在中美洲的玛雅人和更早的奥尔梅克印第安人〔Olmec〕，偶然但却幸运地发现了可可豆的秘密。把带着果肉的可可豆从豆荚中取出，发酵后在日光下晒干，然后文火烘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在简单的研磨和压榨后，就得到了最简单但也最纯粹的、香气馥郁的巧克力。并不是只有玛雅人或阿兹特克人把这种奇妙的食物当成神赐的财宝，在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探险者将巧克力引入欧洲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它都被视为贵族和教宗的禁脔。1753年，现代动植物分类学的创始人瑞典人卡洛卢斯·林奈〔CarolusLinnaeus〕为可可树赋予了“Theobroma”的学名，并一直被沿用至今。在拉丁语中，Theobroma的意思是──“诸神的食物”。

可可树通常只生长在地球赤道南北纬18度以内的狭窄区域，南美洲、加勒比海地区、西非、东亚和太平洋上的岛国新几内亚和瓦努阿图是这种高达而二十英尺的热带树木世代栖息的乐土。“老茎开花”是可可树的另一特点，树干和老枝上点缀的绯红色及白色的微小花苞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虽然一棵可可树上常常会绽放数千朵可可花，但只有极少一部分可以获得授粉的机会。从一朵花长成可以收获可可豆的成熟豆荚，至少需要六个月时间。一棵可可树每年只能结出五十到六十个可可豆荚，这不到所有花朵数量的5%。

白色果肉是克利奥罗可可树区别于其他所有品种的独特之处，它表明可可豆中的多酚含量很低。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紫色的化合物，多酚能够提高果实对病虫害的抵抗力，但同时也会让可可豆带上苦涩的味道。由于多酚含量低，克利奥罗可可豆无需长时间发酵催熟，也不用多加焙制，从而保留了更多的挥发性香气──克利奥罗巧克力独特的、带有坚果和奶油味的细腻而饱满的风味。这种奇异的风味让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的西班牙人为之疯狂，因此在美洲的大片殖民地广泛种植克利奥罗可可树。

1727年“克利奥罗风暴”是克利奥罗可可豆多灾多难命运的开始，大规模病害让许多种植园里脆弱的克利奥罗可可树毁于一旦。从那时起，风味较逊但个体强壮的弗拉斯特罗斯可可豆开始获得青睐，并借其他殖民国家与西班牙争夺可可豆贸易控制权的机会在美洲其他地方广为种植。

不幸的是，即使较为强壮的弗拉斯特罗斯可可树在“魔帚病”和“黑荚果病”〔BlackPod〕的侵袭下依然显得软弱无力。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灭绝性灾难发生在巴西。在1980年代末期的“魔帚病”大流行中，斯时已经攀升到可可豆产量南美第一、世界第三的巴西遭受致命重创，迄今为止一蹶不振。到1998年，中南美洲的可可豆产量下跌了75%──如果不是西非的可可豆生产在这次“瘟疫”中幸免于难并出现了奇迹般的增长，巧克力的匮乏早已来到世界。

虽然1995年起，美国农业部就拨出150万美元的专款用于可可豆研究，而这一数目十年后已经升到400万美元，但对解救可可树的燃眉危机，这不过是杯水车薪。“魔帚病”和“黑荚果病”让人束手无策的一个原因，是可可树种植园传统上每二十到三十年毁林建园轮耕的可能降低了；而转基因的可可树在中南美洲的广泛种植不仅未能实现抵抗病害的初衷，反而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缺乏，从而埋下更深的隐患──这些基因序列范围极窄的可可树，一旦面对病毒的变异就将面临更彻底的灭绝。“当我们吞下每一口巧克力时，都可能是在对一种古老的风味告别。”──这句话也可能是对樱花鉴赏者们的警告。

日本岛国属典型的海洋季风气候，四季分明，自然景观随时而移，加上地震、火山、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使得列岛始终处在动荡变化里，容易产生“无常”之感。同样，日本在传统上又是一个信奉多神的军国主义国度，早在明治维新前就受到将近一千年的武家统治。与此同时结果对樱花的热爱，内涵超出樱花本身，变成一种宗教信仰。其实从艺术的角度看，樱花的魅力与审美纯度，不如盆景、俳句、茶道，然而这动摇不了樱花在日本的神圣地位，因为樱花具有武士般的性格。

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粉白凄美的樱花美而易逝，让人体会到人生的无常。樱花绽放虽然绚烂，但从含苞绽放到凋谢不过一周时间，且边开边落，碾落成泥。故“樱花七日”是说一片片小小细细的粉红、洁白、嫩绿，叠加在一起，在一夜之间骤然开放了自己，似云如霞，占尽春光，生命复苏。很快，又像雪花飘飘而逝，如此干脆利落，好像服从命令的武士，毫不留恋世间繁华。因此日本有人比喻，樱花飘落为“花吹雪”──从樱花含苞待放到短暂绚烂再到瞬间飘零，人的心情也经历了从欣喜到猝然心碎的过程。樱花的魔力就在这里：与别的花相比，樱花并不具有特别出众的姿色，单独地看，它一点不起眼，无论颜色还是造型，都很单调。因此，只看一株两株樱花不行，一定要成片成林地看，置身其中才能发现它的魅力，那是一种铺天盖地的集合之美，洋溢着无限的生命能量，仿佛喜欢群居、言行一致的日本人，集会游行时三呼“万岁”的沸腾场面。其实，多数日本人与其说是在“赏樱”，不如说是在“加入赏樱的队伍”。这种集体主义的狂热对日本人似乎是发自内心的，不像中国人自由散漫的只有被迫才会如此表演。

留学日本的周恩来曾经赞美樱花说：“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拘束。”又道：“雨中两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枝樱……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击，愈见姣妍。”结果现在日本京都西北部的岚山山麓有“龟山公园”者，还竖立着周恩来的“诗碑”，上面镌刻着他的秘书廖承志书写的周恩来遗作《雨中岚山》。诗碑面向岚山和大堰川水，四周树木相围，碑后便是繁茂的日本樱花树。而到日本旅行的谢冰心也禁不住诱惑写下了《樱花赞》──他她也许都不明白樱花具有“军国主义的象征性”。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几十年后依然暗渡陈仓：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赠送周恩来千株大山樱，周将其中五十株转赠给武汉大学，栽种在武汉的前日军营地。据历史记载，1939年前后，侵华日军从本国引来樱花树苗栽植于风景秀丽的武汉大学校园，旨在缓解疗伤养病的大批日本官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也怀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这便是今日闻名遐迩的武大樱花的起源。而在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也同样在“梅园”栽上了这批樱花。

其实早在抗战之前，杭州、青岛的租借地和上海租界地内都栽有日本樱花。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人也在大连、旅顺、沈阳等地都种上了日本的樱花，然后发动“九一八事变”。1929年南京的中山陵园建成后，日本也不忘赠送一批樱花植于梅花山东北坡，然后不到十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正如日本1912年送给美国1870株樱花树，然后不到三十年，檀香山时间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的事变发生。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三十多年，日本多次以樱花作为礼物赠给中国，而现在中日关系空前紧张：不数年间，中日其再战乎？日本输出的樱花，难道真是军国武士的先遣队员？魔帚病菌能阻挡他们的步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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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海洋世纪与东亚世界

〔一〕二十一世纪是争夺海洋的世纪

吴章铨《海洋世纪对中国的挑战》认为，二十一世纪才是真正的海洋世纪。在海洋时代，中国不再像过去面对游牧民族的时候，享有文化高，经济发达，人多地大的优势，即使亡国还能够把少数民族慢慢地加以同化。今后，如果不能自我转型，兼具海洋民族的素质，势必沦为二等民族。为争夺对海洋的控制，自古以来便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二十一世纪海洋时代的来临，许多国家将会像争夺陆地一样，寸土必争，这就涉及海洋国防的紧急问题。地理条件有利的海洋国家会占尽地利，而地理条件不利的国家将很难与他们竞争。几百年来的世界史已经说明，大帝国都是在海上称霸，掌握海洋的强权。今后的历史仍将朝这个方向继续演进。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之一。其实1988年播出的电视片《河殇》就已经深入探讨过这一课题。

海域资源丰富，可谓无穷尽。目前，海洋的首要资源是能源。全世界石油储藏量的87％在海洋中，只为争这一项，就能够引发战争。而日光能、氢能、风能、浪能等另类能源，将来必将大量取自海洋，而且取之无穷，用之无尽。虽然目前的科技还不能大规模生产使用，将来必然依靠海洋取得这些能源。另一件人类不能缺少的资源是淡水，这是除了空气外最重要的生命要素。现在世界上几乎一半人口面临着生活淡水不足的问题，中国即是严重缺水的国家之一。有人预测二十一世纪将发生许多为争夺水资源的国际战争。海洋拥有地球上97.5％的水。如果海水化为淡水的技术能够支持人类对淡水的需求，拥有海洋资源就拥有淡水资源。

再看中国，东面和东南面是海，其他大部分是陆地，向海洋发展存在先天局限。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的大陆型文化，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很少发展海洋事业。

中国大陆甚至缺乏发展现代农业的可能性，因为农村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破坏，其中包括，乡绅在战后迁移到上海。而民国时代，乡绅受到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夹击而进一步离开了乡村；这使乡村原本的野蛮化变本加厉。地方菁英离开乡村的另一个原因乃是：通商口岸的商机与良好治安吸引他们前去。这些都是国际因素对国内局势的深刻左右所致。

尽管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从事海上的大规模远航贸易，但是对社会没有发生深远的影响，几百年来不再有任何类似的尝试，《河殇》那样的思想一贯受到压制甚至镇压。结果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海洋的外来打击。中国人的抵抗只是以驱逐侵略者为最高目标，从来没有出海反击的念头。《河殇》一提面向蔚蓝色，出海争霸世界，立即遭到保守势力迫害打击，被打成“民族虚无主义”、“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保守派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不足以做这样的强国梦，中国国民没有能耐离开陆地、去海洋发展。但其实《河殇》认为，中国人是因为没有海洋精神，才丧失了海洋能力，因为古代中国本来是具有海洋能力的。

事实上，对“海洋能力”、“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还可以做更加宽泛的理解。

2005年，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教授合著的《蓝海战略》一书出版，形成所谓“蓝海热风”：此书在全世界一百八十二个国家用三十二种语文翻译出版，成为世界畅销书。蓝海战略的奥秘在于进一步阐释了“蓝色文明”：开拓超越恶性竞争的新市场空间，避免陷入激烈竞争的红海斗争。蓝海战略的核心意思是“在竞争中取胜的唯一办法，是放弃要战胜竞争者的努力”，颇有《老子》《孙子》的吴楚海洋文明的遗风。蓝海战略的术语“价值创新”、“超越产业竞争，开创全新市场”，讲的是回避同质化、低利润的“红海”，进入差异化、低成本的“蓝海”。蓝海战略是作者在1990年代逐步思考的，它倡导：摆脱抄袭和模仿，拒绝人海战术。人海战术只能导致恶性的价格竞争战略，在并根本上破坏国家发展战略。

蓝海战略提出了创新所必需的方法论。谁都可以谈论创新，但问题的关键却在“如何创新”。蓝海提出的创新方法，就是“为企业本身和购物者群体创造新的价值”。为此，蓝海战略搜集了海洋时代一百二十年〔1880—2000年〕来各国政府和企业机构所进行的各种创新案例，进行了实证的研究。研究表明，“创新事例的失败率要高于成功率，而其中的成功者则多是没有模仿竞争者的人。”以瑞士钟表企业斯沃琪为例：用“红海战略”即“竞争战略”在劳务费很高的瑞士，经营劳动密集型的钟表产业是无法成功的。但斯沃琪公司却通过“蓝色战略”即“创新战略”创造出钟表的新的价值，如时尚、生活品位，从而超越了恶劣的竞争环境。

如果说红海战略、竞争战略是环境决定论，那么蓝海战略、创新战略就跳越环境的重组〔Re—constructionism〕概念。也就是说，蓝海战略把环境纳入自身条件、创造新层次的价值，实现了“创造性战略”。相反，韩国的服装和制鞋企业，只是埋怨本国环境恶劣而要转向中国进行生产，就是未能理解斯沃琪的成功。

《蓝海战略》的作者认为，“现在世界各个领域出现流血的红海现象，这是因为在全世界范围供过于求。这种供应过剩引发了各个领域激烈的价格竞争。由于世界上的消费人口越来越少，所以红海的颜色将越来越深。”这时，蓝海战略在世界大部分企业发展濒临局限苦于无路的时候，像援兵一样出现在这些企业面前。这些受尽慢性不景气折磨的经营人，看到蓝海明快的新概念即被倾倒是理所当然的。

反观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日本比中国更加具有海洋国家的要素，不仅具有经营海洋的传统和经验，也拥有地理、历史、科技等方面的海洋能力。结果目前，日本控制了西太平洋北部的全部海洋岛屿，势力广袤；它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都比中国大好几倍。它对太平洋所做的科研足以与美国争雄。日本海岛群的南部与属于美国的北马利亚纳群岛连接，日本利用美国，控制西太平洋，阻止中国去利用千里纵深的太平洋西部的海域，通向更广阔的太平洋。

吴章铨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历史上日本是具有侵略性的军事国家，有深厚的武装侵略传统。二十世纪的日本想征服中国大陆，虽然失败，但是六十年来日本政府和社会主流对侵略中国没有丝毫悔悟的意思，反而修改教科书，误导下一代国民，崇拜侵略战争中的官兵为民族英雄，并且处心积虑，图谋台湾，挑拨中美关系，乘机扩军和扩张海洋势力，居心叵测。所以中国面临海洋时代的国防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目前，对海洋世纪的形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浑然不觉。然而日本已经先发制人，以三道海洋岛屿链封锁中国：第一链是占领钓鱼台群岛，控制台湾，同时把日本海域权利向西扩大二十万平方公里；第二链是直伸到台湾东部外海的琉球群岛，第三链是菲律宾海盆和西太平洋之间，二次大战后由日本控制，一直伸到北纬二十三度的岛屿链。最近日本更变本加厉，违背《联合国海洋法》规定，强把位于东京以南一千七百三十公里、退潮时才露出海面的礁石冲之鸟岛建为人工岛屿，非法纳入为领土，使日本的太平洋岛屿链一直延伸到北纬二十一度。利用十二海里领海，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及海岛群的势力范围，企图遏制中国在依法分享人类的共同财产而限于贫困。

根据国际法，中国可以主张的领海和经济海域共有三百万平方公里，约为中国国土的三分之一。可是，其中一半竟然已经成为争议海域。除了日本的进侵外，在南海的南沙群岛，大陆只保有七个岛礁，台湾只保有一个岛屿，其他三十九个岛屿和靠近周边国家的海域和资源全被外国侵占，而中国国民多半不知道。如果是在陆地上，有百分之一的土地被外国窥伺或占领，成为争议领土，国民的危机感早就升到沸点了。但是中国不能控制海洋领土，不能拥有其资源，并没有引起国民注意。中国的学生学地理，讲中国的陆上邻国，但是不讲海域的四至和邻国。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海洋意识薄弱。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将走向海洋发展方向。不能了解和不向这个方向努力的民族，必然是步步走向失败。要走向海洋，必须国民有那种意愿，有积极的意志，有海上冒险的精神，有适应海上生活的知识和能力。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挑战，中华民族必须勇敢自我适应，把自己转型为兼具海洋民族精神的民族。在教育上、生活上，精神上，自我转变为一个适应海洋时代生存的民族。

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中国应当特别努力充实与海洋相关的常识和知识，以提高国民对海洋时代的认识，国民普遍支持并且有能力向海洋发展。就海洋方面的知识而言，绝大多数中国人可以说是文盲。在海洋时代，一个关于海洋知识是文盲的国家，有生存的危机。这是非常根本的问题。发展海洋知识教育，包括海洋开发史，海洋地理，科技常识，海洋生活，世界各国海洋领土的状况。鼓励研究和出版普及性的关于海洋的课外读物，书刊。在高等教育中，特別要提倡海洋科技，多开办海洋专科院校，鼓励青年研习关于海洋的科目，包括研究国际法、海洋法等。进行对外海洋科研的交流，提升海洋人才的素质，建立国际人际关系。

配合正规教育与培训，需要在生活上鼓励积累关于海洋的经验。包括造船、驾船训练，海上运输，海洋旅游，海上的娱乐和休闲活动，特別是开创青少年知识性的夏令营、冬令营等等活动。发展水上运动，海洋运动。建立海洋公园，海洋博物馆，海洋图书馆。提高国民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常识和知识。政府和民间全力投资，鼓励海洋生产的研究发展，设立海洋科研基地，海上生产基地和生活基地。在传播领域，要开放关于海洋事件、海洋动态、海洋信息、海洋边界、海洋国防等的新闻传播，使国民经常了解世界的、本国的海洋问题，培养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参与。有国民的共识，才会产生全民走向海洋世纪的共同努力。凡此种种，都是《河殇》在将近二十年以前就提出的，尽管《河殇》遭到取缔、批判，作者遭到逮捕、流放，但是《河殇》确实指出了中国未来的方向。

许介鳞《日本的“海洋立国”梦想》指出，日本是近代东亚“海洋立国论”的元祖。日本明治时代的“战略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主张日本应将亚洲当作殖民地而加入欧美列强的阵营掠食，这就是日本为什么要“脱亚”的具体论点。依此“脱亚论”，日本侵略亚洲大陆；但未及蚕食亚洲内陆，即向海洋亚洲伸展，终于与海军霸权的美国爆发太平洋战争，落得战败无条件投降。明治时代还有一位艺术家冈仓天心，提出“亚洲一体”〔AsiaisOne〕理想，至今尚被日本文化界津津乐道，很多不希望日本再卷入战争的人士，纷纷提出“亚洲共同体”或“亚太共同体”的主张，强调协力合作的重要。19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舆论界和学术界兴起“海洋立国”论调，主张日本作为岛国应自觉为“海洋国家”，不要重蹈侵略经营亚洲大陆的覆辙，而应积极向亚洲海洋进取。这种想法最初由已故高坂正尧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提出，1998年日本智库“日本国际论坛”举办“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和战略”研讨会，编辑成《二十一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其后，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川胜平太，主张日本要以海洋联盟对抗不断膨胀的中国大陆，2003年著《太平洋经济圈史》。

许介鳞认为台湾的文化思想最喜欢模仿，有人称台湾只有模仿文化、复制文化、copy文化。日本有一位拓殖大学教授池田宪彦，到台湾宣传“海洋立国论”。池田将亚洲分为大陆亚洲〔ContinentalAsia〕、海洋亚洲〔OceanicAsia〕、内陆亚洲〔InnerAsia〕三部分，他认为不应该将亚洲看成一个共同体，应以三分论来看待亚洲。所谓“大陆亚洲”是指中国、韩国等；“海洋亚洲”则指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等；“内陆亚洲”指蒙古、西藏、新疆、中亚等地域。依其论调：这三个地区的地理、文化和民族性，最接近日本的是“海洋亚洲”，其次是“内陆亚洲”，跟日本最敌对的是“大陆亚洲”。所以从战略上考量，日本人主张日本应该跟“海洋亚洲”交往，跟“内陆亚洲”交好，而对抗“大陆亚洲”的中国、韩国。

其实从历史上看，日本不过是中国文化圈的外延罢了。池田提倡日本与“海洋亚洲”结成联合体，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保障日本的海洋运输能力以及确保日本的海洋资源。然而如果日本继续衰退，即使选择“海洋亚洲”，恐怕也不能获得东亚领导地位；东南亚各国也不会完全依赖日本，日本顶多变成“海洋亚洲”中的一员而已。在1960—80年代日本以政府援助〔ODA〕领导东南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990年代以后日本债台高筑而吝啬得很，东协各国都在自力更生。

〔二〕从海神天后看中国文明向海洋的渗透

海神天后对航海家来说，是慈祥的海上保护神。今天不少南洋名埠兴安会馆的会刊中，还会提及妈祖庙的创建和有关妈祖的问题。这其中显示了看中国文明向海洋渗透的痕迹。

文字记录中，中国人向海洋进军的历史很早，秦始皇时期，方士徐福三次东渡求仙，第三次带去了三千童男童女、百工、谷种。为了避免砍头之祸，一去不回，传说定居日本。日本史学界承认徐福曾在日本登陆，日本的“徐福村”便是纪念史前徐福的登陆地，但村里居民并不是徐福的后代。最近，在美洲深山中发现保留有汉语汉文的原始人类。如果确系如此，这是航海史学上研究的新问题。隋唐以后，日本与中国交往，日本留学生不断到长安，回国时海路常经朝鲜去日本，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路，它的终点是以日本为转运站远达菲律宾澳洲一带。此时南路广州已开港，广州汉楼船将军马援、路博德远征至交趾〔现越南〕。汉武帝消灭了南汉在广州的割据后，广州的远洋贸易到达亚历山大港。至唐中叶，广州有阿拉伯商人居住的“番舍”区域。唐末黄巢部队进入广州时，番舍被毁，广州对外贸易渐衰。

南宋在泉州开港，设立了市舶司。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在元代可与世界名港亚历山大齐名。由泉州或广州出发的航线，则是所谓中国海上南路的“丝绸之路”。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在时间上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尚早半个世纪。这些历史事实可以扼要地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早期海洋的拥有者。

辛文汉《海神天后问题的探讨》一文指出：

〔1〕在科学落后的宋初，航海谋生的人们迫切需要他们的保护神。最终找到了认为是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勇敢而慈祥的女海神。远在十世纪时，中国航海参者首先拥有指南针，以保证海上航路的定向行驶。也首先发现了隔舱航舟，万一在海上遇难触礁时，可能撞破一角，一、二舱，而船体的大部尚能上浮。但是海上气候变化万千，强风暴雨不时发生。当时因为没有气象预测，一片小舟如沧海一粟，当狂风暴雨大作时，因无航标指南针的指向，或失去了效用。所以在十世纪时期，航海事业是十分艰巨的。唐中业，玄宗以钦定形式册封“四海龙王”。但这种想象中的自然神，形象丑恶。录东海龙王敖广，在群众印象中一直认为是凶神。加上当时“五行五阴”之说盛行，认为“天属阳，地属阴，水在地上亦属阴；男属阳，女属阴，水神应为女性才适合‘五行阴阳之理’”。莆田湄洲湾出现了年轻勇于在海上冒险救人的林默，所以当她死后，被人们崇奉为女海神。她是航海人的精神寄托。明万历年间高澄出头使琉球，在他回航后的《使琉球录》一书中，有一段生动的例子。它说：“船摇荡于暴风雨中，篷破、杆折、舵叶失、舟人号哭、祈于天妃，妃云立即换舵可保平安，在巨浪中舵叶重二三千斤，由于神庇，力量倍增，平素换舵须百人以上，今日船危三数十人举而有余。”这一段记载很可以说明女海神妈祖如何成为航海家的安慰剂。

〔2〕从史料记载上，南宋开禧元年的紫金山击金和合肥的解围，是以妈祖的精神寄托作用来鼓励士气的。元代的运河漕运不通，采取丞相平章国耶律楚村和名相伯颜的“南粮北调”的主张，起初官方造舟把国家粮食直接由江南粮区海运到直沽，后来改雇用民间舟舶包运，有私商兼任海上运输。自广州北至天津天妃宫普遍建立，可以看出当时航海者对妈祖的信仰程度。自南宋起，例定舟内载海神航行，朝夕拜祈。但是郑和七下西洋，亦祷于祖庙，明清大量汉人向南洋群岛进军，均舟载妈祖神像以行，这说明了“妈祖”这位女海神是中国传统航海事业的保护神。

〔3〕日本本土接受妈祖的传播后，发展为“妈祖会”，以宗教形式规定朝拜制度。研究中国女海神信仰传播和影响，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和平交往的媒介；台湾同胞家家户户信仰妈祖，称为“开如妈”。台湾的妈祖神像是从湄洲祖庙分炉过去，海峡两岸共同信奉妈祖的俗例一样。妈祖是今天沟通海峡两岸，密切同胞往来的和平女神。

关于中国女海神陪神问题的根据

〔1〕关于妈祖神化问题：宋初佛道两教盛行，佛教徒认为观音菩萨是分管南海的。根据这一点，航海家就想像出海神天后是“观音”托生。因而在“妈祖传略”部分，有其母王氏因祈祝于南海观音而生林默和林默幼喜念经礼佛的说法。但当时上自帝王下至臣民，都是道家的信徒，有宋一代的帝王对道家的信仰是奇奇怪怪的，神宗的年号“大中祥符”是奸臣播弄“天书”的把戏。甚至忠君爱民的宰相寇准，也假借得到“天书”而奉献，以取得进身之路。宋徽宗自称是太上道君平安皇帝。至于臣民如何呢？蔡襄知福州时，为了发展医学而颁布施行宋仁宗时的五千多验方时说：闽俗右巫左医，为害甚矣！”宋初的历史背景必然使风行一时的道家也出来说话了，道家们不甘落后，于是在“妈祖传略”中就出现了“十三岁由道士玄通授以玄微秘法”的另一说法，后来更有“窥井得符”，“玄通变化”和“乘席渡海”救人等说法，这都是道家的说法。从宋代一直至清代，在科学落后的八九百年期间，妈祖成为航海者的精神寄托，使航海者有勇气向茫茫海洋进军。

由于女海神的确定，在没有超声波和无线电发明以前，航海家就设想出所谓“千里眼”和“万里耳”借以观察和发现万里重洋的复杂情况，以便于女海神施行解救。所以林默神化后，最初的陪神是“千里眼”和“万里耳”。而他们的依据是佛经，佛经说佛有“六通”。即所谓：“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那二尊陪神是“天眼通”和“天耳通”，这是佛家的设想。至明永乐年间，成祖朱棣是很会利用道教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他在“永乐大典”的钦定本中，塑造和钦命了局部地方的水神，如浙江的“茅竹水仙记”中说“若茅竹五水仙，实天妃这股肱……”。因而在湄洲庙的正殿中就一共排列了十八尊的陪神。这样一来，海神妈祖的神化就复杂化了，兼有佛、道两种神性。但事实上，佛教道教对此都不认账，她的神化独立成为似道似佛，实质上非道非佛、仅是航海家们的神。

宋、元、明、清四朝正史的“庙坛”或“群祀”部分，妈谊都有明确记载，起码可以说明对当时的航海交航线、地名变化、民间习俗、政治方针等方面具有史料上的参考价值。但对明末清初《显圣录》和《湄洲志》两书的出现就要加以分析，《显圣录》是根据永乐年间的《三教搜神大全》一书对妈祖神化的编造，有时代特点，中心内容是妈祖在海上救人。《湄洲志》是《显圣录》的进一步发挥，是清乾隆年间举人林清标应其儿子林霈的要求而编撰的。林霈当时任台湾风山教谕。自雍正以后，台湾各地天后宫如雨后春笋，台湾人民迫切要求知道海神天后史迹，林清标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敕封天后志》──简称《湄洲志》。当时西方科学学术逐渐由传教士传播到中国，所以林清标就把《显圣录》中许多神怪部分删除而保留一些神话部分，另加上了清人利用海神征服台湾的资料。

〔三〕“黑潮”与东亚社会

除了妈祖这种“软件”，黑潮这种“硬件”也传递中国影响。所谓黑潮是沿日本列岛的近海流向的暖流，呈现黑蓝色。黑潮从菲律宾边缘，流经台湾以及西南岛屿东侧，到达日本列岛的太平洋岸，即日本千叶县的犬吠崎外海，然后转向北美洲西岸，是一股亚热带环流。这是自古以来带来亚洲移民的源流。犬吠崎是关东地方乃至全日本最东端的半岛──从犬吠崎可以看到可怕的巨大海浪。

首先，由于黑潮源于北赤道海流，黑潮将温暖的热带海水带往北方。此暖流携带的热能非常可观，影响当地气候，使纬度与中国北方同高的日本竟然与中国南方一样，以稻作为传统经济的主要基干，也使台湾与日本较能共享农业发展经验。

其次，黑潮促成以下航线：史前时期循婆罗洲、菲律宾、台湾、琉球至南日本以及由中国江南经朝鲜至北日本的航线。宋元时期，台湾处于孤立的原因，是因为那时中国与南海之间贸易繁盛。与台湾极为接近的泉州，系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埠，但汉人与台湾本岛却少往来，或因当时台湾尚属待开发地区，产物不多，又无当时国际重视的象牙、琉璃、香科、犀角、珍珠、琥珀等贸易品。

最后，由于明代中国的海禁及日本丰臣秀吉之取缔海盗，使中国船、日本船另寻第三地交换丝银，台湾介于日本、福建之间成为此第三地之一。连十七世纪前来东方的荷、西等国，也希望利用台湾进行中日贸易。到了郑成功家族统领台湾时期，由于清朝在中国沿海实施海禁，台湾则几乎垄断整个中日贸易，1677年时，到长崎的二十九艘唐船中，只有两艘不受郑氏家族指挥。而持有大量的日本银，亦成为郑氏家族在台建立政权以中兴明室的重要凭借。因此，台日贸易是十七世纪汉人来台拓展的重要动因。

如将这个黑潮文化圈的流向倒转过来进行构想，明治时代以后的“日本帝国”，就是沿着九州向南方的黑潮，逆行进军：先吞并琉球，其次佔领台湾为殖民地，最后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太平洋上的德国领地岛屿。从此“南进论”变成日本的主调，最后日本虽然想要拉拢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度等成立“大东亚共荣圈”，共组一个自给经济圈，来对抗美国的海上霸权，终于不敌而投降。

张明宗《台湾日治时代农业与经贸网络的日本影响》谈到黑潮的定义及其两个作用。当西向的“北赤道海流”受阻于菲律宾陆地时，分成南北向两道海流，南向的海流称为“岷答那峨海流”〔Mindanaocurrent〕，北向的海流即是黑潮〔Kuroshio〕。黑潮沿菲律宾、台湾东岸及东海陆棚边缘北上而至日本。黑潮这股持续的力量对台日关系的深远影响，让人们“习焉而未察”。黑潮对台、日两地建构密切历史文化关系有深远影响：一为建构相似的农业发展条件，一为海上商贸网络之缔造。日本幕末以来“占领包括台湾在内的西太平洋弧形岛屿群”的南进思想，也与黑潮的流向有关。

另外一个著名实例，是战后台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在1952年至1991年间东西冷战的格局下，经由美国的影响，台湾较韩国更早与日本建立关系，也发展出较多的合作。1950年代，台湾对日本出口农产品、进口消费品，与日治时期相似。1960年代以后，则由日本进口生产材料，出口制成品至美国。在战后台湾拓展出口的初期，除了华侨居间媒介之外，很多是由日本商社在进口日本的生产材料至台湾，进而为之拓展外销市场。196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美国大零售店的直接定货，跨国公司的交易，及台湾厂商直接销售增加，才使日本商社扮演的角色相对减少。但一直到1970年代，日本商社依然重要。1970到1973年间日本三菱、三井、丸红饭田、伊藤忠等四大商社占台湾的贸易比重，在台湾对日进出口中约占三分之一，在台湾对外进出口中约占15%。在1950年代，日本前首相岸信介于战后来到台湾时，曾向台湾方面指出，由于东南亚的抗日情绪高涨，日本货很难销到东南亚。〔取材自《黑潮文明经济圈的历史与文化：台日关系篇》［收录于林满红《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205－240，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其实，岸信介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与中国和台湾之间的亲缘关系，要远远深于它和东南亚的联系。而这种亲缘关系，有时加深了双方的互相依赖，有时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冲突。

就上述意义看，我们可以把近代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活动，看作一种“反哺”，一种中国文明内部的“逆流”，就积极方面看，是“报恩”。

当然，这种“报恩”是打上了引号的。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的许介鳞认为，日本其实一再破坏“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而要真正瞭解日本的角色，必须懂得日本有一套说词，就是对“建前〔tatemae，前提、原则〕”与“本音〔honne，本心、真心〕”的不同用法。例如对“东亚共同体”，日本在前提上说是很赞成，但在本心却采取杯葛或破坏行动。这是因为日本沿袭现实主义路线，短视地只顾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把“东亚共同体”看成是理想主义，采敬而远之的政策。日本向来对欧美列强怀抱尊敬的念头，但是不很尊重亚洲的价值。例如1990年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提倡“东亚经济协议会”〔EAEC〕，日本追随美国反对，使得马哈蒂尔的构想受挫。1997年夏天，泰国货币危机引发亚洲金融危机，日本起意倡导“亚洲货币基金”〔AMF〕，也因为美国反对而未能实现。

尽管美国屡次牵制，其后的2000年5月，东协十国加三的财政部长会议在泰国北方的清迈达成协议，在东协主要五国〔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既存货币交换协定上，加中、日、韩三国参与，形成东亚货币交换网，如此踏出东亚货币基金〔AMF〕雏形的第一步。2002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东协经济共同体〔AEC〕的构想。此构想在2003年的东协外长会议达成共识，即由现在的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扩张发展，到2020年时，将现行协定和机构更效率化，除了关税率之外，实现共通的经济空间，让资本、熟练的劳工自由移动，推动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完全统合。

在日本人那里，“东亚共同体”被弄得犹如“大东亚共荣圈”的再版。2005年12月14日，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召开第一次东亚高峰会。日本唯恐这个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带有“跟美国对决”的色彩，因此在原来的参加国〔SEAN十国加中日韩三国〕之外，再去拉拢印度、澳大利亚、纽西兰三个非东亚国家参加。东亚共同体的本来构想，是限定在这个“ASEAN十国加中日韩三国”之内的，结果第一次东亚高峰就因日本拉入南亚的印度、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纽西兰参加，“东亚”的架构崩溃了，成为亚太印度洋十六国体制。实际上，日本外务省官员在会议中始终避用“共同体”的日译词，而以英文的外来语“community”〔社区〕来敷衍，唯恐使用“共同体”的汉字有地区统合的意思。这样日本一方面牵制中国影响力扩大，另一方面在遂行美国排斥亚洲独行的意图。如此，东亚共同体形成的胎动，几次都因“日本的变节”而崩解。

“ASEAN十国加三国共十三国”，其人口约有二十亿，如果再加上印度十亿人，总人口数就膨胀为三十亿人，佔了世界人口的一半。将这些历史文化大为不同的世界人口的半数，统合起来构成共同体，真是天大的难事。而且还加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不就是变成二次大战时横冲直撞的“大东亚共荣圈”了吗？何况工业国家与农业国家要缔结FTA〔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困难重重。

〔四〕日本—台湾—朝鲜的错综关系

上面提到的许介鳞，在《日本殖民統治台湾与朝鲜的比较》中，曾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台湾人倾向亲日而朝鲜人倾向反日？”他认为，从1895年日本殖民台湾开始施行军政，由台湾总督总揽行政、立法、司法大权，“军令”成为治理台湾的法源，其后改为律令立法而推行“警察政治”，但是“总督独裁”体制一直没变。而日本统治朝鲜的最初十年〔1910—1919年〕，则由朝鲜总督府推行“宪兵警察政治”，警察统合了宪兵与警察官，由宪兵司令官兼任警务总监，第一任警务总监就是由宪兵司令官明石元二郎兼任，明石还于1918年转任第七任台湾武官总督。朝鲜在这时期称为“武断政治”，日本殖民统治的方式在台湾与朝鲜没有两样，维持封建的笞刑、否定自主的团体、废止言论机关、贯穿军政的性质。总督府的政策，不论在台湾或朝鲜，始终以日本帝国为本位，不断地剥削和压迫殖民地民众的生活。例如在朝鲜以“土地调查事业”为名目，让日本人容易占有和投资朝鲜的土地，制定“会社令”统制企业，让日本人的垄断资本容易渗透、培育于朝鲜。日本又以国内的稻米不足为由，在台湾和朝鲜推行产米增殖计划，移出日本；可是一旦与日本的农产销售发生冲突，就立刻停止增殖计划。

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台湾的文化协会等民族运动称为“非武装抗日”，到1920年代后期受挫折之后，台湾多数的领导阶级已经放弃抵抗，接受日本统治的事实，而让日本可以不必顾虑殖民地人民的意见，也不必让台湾人参与地方自治。相对于朝鲜，在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之后，日本从“武断政治”改为“文化政治”，但日本更强化警察力，朝鲜人的反日感情越趋激烈。特别是1923年9月日本关东大地震灾难时，传布“朝鲜人放火”、“朝鲜人将毒药投井”的谣言，日本政府又加以煽动嫁祸，结果从9月1日起有约21,000人到6,000余朝鲜人遭受惨杀。为了缓和朝鲜人的不满情绪，日本统治者即使是假装，也要雇用较多数的朝鲜人到总督府或地方的行政机关服务。这是以“同化主义”的名目，否定朝鲜人的自治，但朝鲜人不断兴起反日暗杀事件，而日方也以白色恐怖〔terror〕来报复。

台湾、朝鲜与日本的地理位置不同，跟中国大陆的民族纽带也不一样，日本就用不同的限制来对付：防止台湾民族运动受中国大陆影响而限制台湾人渡海到大陆，防止朝鲜民族运动波及日本国内而限制朝鲜人渡海到日本。到战争时期日本人劳力不足，又改为征用台湾人为“军伕”到中国大陆或南洋各地，另一方面，朝鲜人则被强制拉夫到日本去开矿山或建筑军需工厂等，称为“朝鲜人强制连行”。后来又将朝鲜建设为“大陆兵站基地”，将台湾建设为“南进基地”；并且设计南韩为农业中心、北韩为军需工业的基地。同样，对台湾与大陆进行分离，目的在于割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文化关系。

台湾的中小地主，在开始二十年殖民战争时，被日本宪警惨杀殆尽。据台湾抗日史研究者从日本官方资料《台湾宪兵队史》、《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记载推算，台湾人惨遭屠戮总数约近四十万人。抵抗日本的地主被杀尽后，剩下的地主学会与日方妥协，迎合日本以便从中谋利。据板桥林家大地主林衡道的证言，台湾光复后有很多地主说土地被日本人征收，受害很大。其实日本统治时代征收土地，大家都高兴，因为征收一点土地虽然征收本身的代价不高，但不论征收的目的是兴建学校、神社、公路、铁路、机场，其余未被征收的土地价格立即随之高涨数倍，地主坐在家里就能发财，这也是有这么多人怀念日治时代的原因之一。台湾大地主林衡道又说，台湾总督府非常保护地主，水利会、农业会的公职、地方议员都是官派，由地主担任。不过一旦有事情，总督府都要地主捐款，捐款多的人就可以授勋，有五、六等勋章的人就算很体面，警察对这些人也礼让三分。

朝鲜的地主制渊源较远，李朝后期开始形成，但是在1876年朝鲜被迫开港后，因为朝鲜米谷输出，有部分人成长为大地主。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时，日本地主利用战争开始大举入侵占据朝鲜土地，在日本统治时期，逐渐扩张为“殖民地主制”。日本统治朝鲜后的1910年代，日本进行土地调查事业，以法令确定地主的排他性土地所有权，但另一方面，并不保护朝鲜农民惯习的耕作权，亦即否定佃农权为物权，否定永久租佃权等。日本在朝鲜调查土地的目的，在于先确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然后促使朝鲜人的地主分化瓦解。1911年4月17日，日本公布土地收用令，开始施行征收朝鲜的土地，将旧王室的领地国有化，并由日本的垄断资本收购从前朝鲜人的土地，制造日本地主所有的农场。1920年朝鲜总督府所有土地达十一万公顷。土地调查事业的结果，课税地在十年间增加了52％，地税收入也增加两倍。这种“殖民地主制”，陷朝鲜多数的小农于穷困潦倒，使他们深感亡国之痛，兴起独立思想、参与义兵爱国起义，亡命到中国东北的满洲或俄国的西伯利亚长期抗战。

对日本的“皇民化”政策，为什么台湾人比较顺从配合，而朝鲜人不服从甚至至死抵抗？

战争末期日本在殖民地的精神总动员称为“皇民化”，企图抹煞台湾人和朝鲜人的民族固有语言、姓名、文化。日本提出的同化政策，目的是将台湾人与朝鲜人变成归化的日本人，而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所谓皇国臣民的“内台一体”或“内鲜一体”的皇民化政策，是以神道为中心思想的皇民化，强制台湾人与朝鲜人参拜日本神社，认贼作父，学生每天早上齐唱“皇国臣民的誓词”，高喊“我等是大日本帝国之臣民”。皇民化运动将台湾话和朝鲜话从正课剔除，强行推广日本话。台湾人顺应时势而不抵抗，朝鲜人在强压之下抵抗剧烈。如1942年由朝鲜人组织“朝鲜语学会”编辑《朝鲜语大辞典》，其会员三十多人被日本当局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名目逮捕入狱。

殖民地的改姓名运动，在朝鲜的“创氏改名”是以天皇为宗家的一种家长体制把朝鲜人强行编入，朝鲜人必须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日本式。表面上是任意改名，实际上是强制改名，约有80%的朝鲜人改为日本名。将朝鲜人的汉化姓氏改为日本式名称，这是在1939年11月以《朝鲜民事令》的改正形式公布创氏改名，1940年2月实施。从1940年6月起，有二百多个朝鲜基督教会被解散，七十多名牧师与两千多名教徒遭检举，五十多名牧师死在监狱。氏的创设，因朝鲜社会从来是男性血统与其血族团体为基本构成夫妇别姓，现在改为以户主为中心的家庭观念，而最大的宗家就是天皇家。1940年8月10日的期限，约有322万户〔80％〕提出更改，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全部朝鲜人恢复本来姓名。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充分暴露其真实面目。

朝鲜农村在失去劳力、物资不足的疲惫状态下，农村还得承担供出战时粮食的重担，在太平洋战争下每年要将550万石的米榖移到日本。1943年日本事先订供出稻谷的分摊制度，时时以“竹枪”搜索家宅，因为农村将粮食藏于厕所或埋在旱田下隐藏。台湾的农村，也是由保甲长陪同警察，用“竹枪”搜索每户人家，举凡稻草堆或任何堆积物，皆以“竹枪”插入拔起，细查有否暗藏米谷。台湾农民比较顺从，朝鲜农民则为了反制，有时袭击供出内情的人，或在劳务动员途中集体逃亡，或谋杀相关官吏，也有朝鲜的学生兵集体逃亡。

许介鳞认为充当日本“志愿兵”，台湾人也比朝鲜人积极。1942年4月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第一次有台湾人425,921名应征1,000名额的志愿兵，第二次共有601,147名应征1000名额的志愿兵。1943年7月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有台湾人316,097名应征3,000名额的志愿兵。到1944年实施征兵制，就不管志愿不志愿了。台湾志愿兵全部都是知识份子，大部分是在东京与京都两地的台湾学生。台湾总督府为了控制在东京念书的台籍青年，设立了高砂寮宿舍，设备不错，收费便宜。高砂寮内有人监督，日方实施志愿兵制时，总督府就派人去拜访这些学生的父母，并强迫学生父母签下同意书，同意其子奉献给“天皇陛下”，然后总督府的高级官员，就带着这些同意书到高砂寮，召集学生去当兵，叫学生在自愿书上签名，签完名后还要用小刀切破手指盖上血印，称为“血判”。很多学生当场哭了起来，被报纸大做文章，例如《朝日新闻》报导学生感动之余有人流泪。报纸每天都刊登这些“爱国美谈”，日本政府还强迫反日前辈带领这些志愿兵，一起到“皇居”门前的二重桥，向皇居三鞠躬，并高喊“天皇陛下万岁”，很像中国后来1960年代发生的“文革”：红卫兵到天安门接受毛泽东检阅。其实是毛匪泽东僭越、天皇鬼子僭越。

为什么日本统治台湾要比统治朝鲜更加专制？

日本殖民政策研究者矢内原忠雄，认为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比朝鲜苛酷：

1、总督为陆军武官时拥有军队指挥权，台湾有，朝鲜无。

2、地方制度上的选举，朝鲜有，台湾无。

3、官吏特别任用范围，朝鲜广，台湾狭。

4、任用行政高官，朝鲜人有总督府的局长、推事检察官，台湾人只有地方官三人，司法官全无。

5、台湾有保甲制度，朝鲜无。

6、朝鲜有数家朝鲜人发行的朝鲜语报纸，台湾没有一家台湾人发行的日报。

不论是统治制度，原住民的官吏任用，言论自由，显然都是台湾的政治比朝鲜尤为专制。台湾完全没有政治的自由，甚至连萌芽的胚种都难发现。台湾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是以甲午战争的“战利品”从清朝割让，日本对此战利品要煮还是要烧，有全权处理。但是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过程则有不同，朝鲜国王一直抵抗，被迫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时，也是以“主权国家”同意的形式。因此条约规定必须平等对待朝鲜人，让朝鲜人参加地方政治。

在阴谋灭亡朝鲜的过程中，日本的所谓“开明思想家”却扮演了极其肮脏的角色：1896年10月8日清晨，在日本公使三浦悟楼指挥下，日本守备队四百多人以及日本浪人集团，侵入京城的景福宫惨杀闵妃于寝室，并将尸体拉到后庭凌辱，然后淋洒石油焚毁。日本同时抬出大院君出来当傀儡，成立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开化派政权。当时惨杀案的首谋者三浦，虽然伪装此事件是朝鲜军队的内乱，但是有美国人目击实际的惨杀案，使得日本遭受国际舆论的责难。日本的所谓“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立刻想出日军残杀闵妃的对应方法，就是密命撰写朝鲜王妃传，捏造闵妃是阴险、妒忌、残忍，中伤的妖妇，以掩饰日本人的阴险、刻毒、残忍。目的是杜撰闵妃在世时的残忍行为告知美国人，以缓和美国对日本人的恶劣印象。下流文痞福泽谕吉想到就做到，立刻指派庆应义塾的教师林釟藏，向浪人井上角五郎听取闵妃的故事编写为日文，再指派工藤精一翻译为英文，然后投书到美国的各报──手法和中国文革的文痞姚文元如出一辙。

日本的“启蒙思想家”就是这样来启蒙日本的原始民众。但朝鲜人却认为闵妃是位拒绝亲日的爱国者。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之后，对外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内政应该还有一定的自主权。然而日本成立统监府，在统监的指挥下，配置日本人顾问到韩国政府各部局，进行将韩国改编为日本殖民地的准备工作。1907年日方再加强统监府的功能，配置日本人为各部局次官，全盘地操纵韩国内政。1907年4月，高宗又书写密函给李儁等携带出国，要他在出席海牙万国和平会议时诉诸于国际，密函内容是陈述日本把韩国保护国化的实情，6月海牙和平会议拒绝高宗派来的密使参与，7月密使李儁在海牙殉国。日本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即追究高宗派遣海牙密使之事，总理大臣李完用等全体阁员也劝告高宗让位，高宗不得已发出让位的诏敕，以及军队解散的诏敕，侍卫大队长朴星焕自裁。

1907年8月7日高宗与严妃生的英亲王垠，册封为皇太子，8月27日高宗与闵妃生的纯宗，在庆运宫即位为韩国皇帝。12月5日皇太子垠被伊藤博文带到东京留学，后来与日本皇室梨本宫的长女方子结婚，培养成为日本的傀儡。1908年12月半官半民的东洋拓殖会社成立，开始大规模的收购朝鲜土地，诱导日本人移民朝鲜。1909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决议合并韩国，10月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刺杀伊藤博文。但是日本还是展开谋略，利用朝鲜人的组织“一进会”，冒充朝鲜民意与日本合并。日本的韩国统监寺内正毅，逼迫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于1910年8月签订“日韩合并条约”，韩国国号改称朝鲜，设置朝鲜总督府。朝鲜总督府统合了统监府与韩国政府的各机关，第一任朝鲜总督由统监寺内正毅就任，朝鲜完全沦落为日本的殖民地，李氏朝鲜终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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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对日本的一些深刻误解

中国人的日本观充满错误，主要由于缺乏对日本就地观察所致，相对来说，这些误解较好解决，随着中国国际交流的扩大，中国居民可以自由出入国境，这类误解自然会得到逐步消除。但是还有一些误解要消除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这是一些流行在学术界的看法，是相当深刻的误解。下面我们就其中的某些误解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并同时给出正确的答案。其中的“误解”取材于李冬君《日本民族的中华观──“尊王攘夷”》；“正确”则是谢选骏对这些误解的澄清。

1、

误解：日本文化里面，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唐化”的日本，另一个是“欧化”的日本。这两个日本，在文化里面老打架，而土生土长的日本，在文化方面虽然觉醒，但还没有获得主体性。

正确：任何文化的载体和基础都是语言，日本当然也不例外。从语言分析入手，不难发现日本文化里面不是有两个日本，而是有三个日本，这三个日本在日文书写上分别由汉字〔“唐化”的日本〕、片假名〔“欧化”的日本〕、土生土长的日本〔平假名〕，互相混合但是一目了然。不仅日本人自己不会弄混这三个日本，而且外国人也很清楚其来源不同。至于说到“这两个日本在文化里面老打架”，则是夸大其词的，因为日本人十分实用，他们极为娴熟地像拼盘一样利用各种逻辑上矛盾的东西，而不觉得有任何不妥。至于说到“土生土长的日本在文化方面虽然觉醒，但还没有获得主体性”，更是不对，因为像日本人这样把各种文字拼在一起乱用但还分别标志其语源的做法，好像逻辑不通，但却是其主体性导致的。忽略了日本人这种“不择手段”的特性，不仅理解不好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者也是极其危险的。

2、

误解：奈良朝，对唐朝文化无限推崇，可到了平安朝就有些挑剔了，挑剔是从日常的装饰意识开始的。例如，奈良时代的“花食鸟”，花和鸟都是理想化的，被赋予了道德观念，这是唐风。可平安时代的花食鸟，则变成了自然主义的完全写实的花和鸟，其装饰纹样，表现了近于自然原型的纹章风。

正确：唐朝对日本影响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平安朝就有些挑剔了”造成的，而是由于唐末中国内乱，迫使日本在894年废止了遣唐使制度，之后日本才得以发展了自己的“国风文化”。平安时代是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的，到1192年军阀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独揽大权为止。在开始长达百年的时间内，日本仍与唐朝紧密交往，推崇儒学、发展佛教。例如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号称全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就是平安时代文化的典型，其成书在公元1001年至1008年间，在遣唐使停止以后一百年才发展出来，所以有一种深刻的悲哀。《源氏物语》在日本开启了“物哀”的时代，“物哀”即“见物而生悲哀之情”。此后日本的小说一直带有淡淡的悲伤，“物哀”也成为日本的民族意识，因为唐朝以后的日本好像已经失去了生命的目的。

3、

误解：从历史上看，神道的核心天皇，多半像汉献帝那样，被曹操那样的权臣挟持着，没有多少尊严，被杀死的不少，被废掉的不少，出家做和尚的也不少，所谓忠君不过是谎言。

正确：天皇遭到权臣挟持，经常没有多少尊严，被杀死的不少、被废掉的不少、出家做和尚的也不少等等，并不说明“所谓忠君不过是谎言”。因为这是属于政治斗争，是人性和人类贪欲层面的东西。和中国人相比，日本人的忠君体现在天皇家族得到了尊重，没有遭到废除。日本天皇所以不同于汉献帝被迫禅让，日本将军所以不同于曹操那样能让儿子登基做皇帝。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邓小平自己不当总书记，而躲在幕后操纵，就是学习曹操假装谦虚、自己不称帝。

4、

误解：中国文化从“神化”到“圣化”是以革命来完成的，其历史性的标志就是“汤武革命”，圣德太子接受儒教时却没有接受革命观，因此，在日本文化中，“神化”与“圣化”不是前后相替，而是双轨并行，神道与儒教互补。对于孔子周游列国，日本文化一直有所保留。到了明治时代，一些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福泽谕吉等，将保留捅破了，指出孔子不忠，从此打开儒教的缺口，推动“欧化”。

正确：中国文化从“神化”到“圣化”的革命，并不是“汤武革命”完成的，因为整个殷代奉行的依然是神权政治，而不是圣人政治。中国的圣人政治、原始天命观，是从周代的文武革命、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这在学术界是有定论的。至于说“对于孔子周游列国，日本文化一直有所保留”，更是欠妥，因为日本人并不具备这样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要到明治时代，欧化开始，吉田松阴、福泽谕吉等肤浅的宣传家，才敢于依仗欧洲思想的资源，拉大旗作虎皮，动用岛国意识指责孔子不忠。其实上，中国是一个“天下”而非区域性国家，自古以来各个区域性国家都来逐鹿中原，所以孔子周游中国文明覆盖的列国，并非不忠；柏拉图当年在大希腊地区也是这样做的。日本呢，只是这天下多国中的一国，是边区的岛夷，当然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这是地缘政治的不同处境造成的，并非“神道与儒教互补”这样的思想意识决定的。

5、

误解：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时，对伊藤博文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利害攸关，应互相提携，共同进步，以防止白人东侵。这番话，说给谈判对手听，真是自作多情！他不知此时的日本，早已“脱亚入欧”，以紧跟列强、入侵中国为目标。

正确：其实李鸿章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他这样说无非是乞求对方可怜自己，因为他这个满洲鞑子的同志、淮河的首席汉奸奴才，显然对清朝战败负有主要责任，他是希望软化日本的要求来减轻自己的罪责。日本人的人知道这一点，所以毫不留情地敲骨吸髓，把中国的精华搜刮一空。

6、

误解：当日本沿着“神道天下观”的道路逐步迈进时，中国也早已开始了国际化和民主化的历程，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天下了，像元朝和清朝那样，到中国来打天下、坐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国际化的现代中国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国际化的当代日本，只要能从王权主义的天下观里彻底走出来，就能在中日友好中，共同维持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正确：在日本侵华失败以后，苏联入驻中国却是相当成功的，以致将近六十年以后的二十一世纪，中国还保留着苏联的基本制度和思想统治。这不仅说明中国的“国际化和民主化”两项成就极为有限，而且帮助中国打败日本的并不是这两个因素。不信你看，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中国的统治思想依然是像元朝和清朝那样的“打天下、坐天下”的意识，公然宣称“政权是牺牲四千万人换来的”的“打天下、坐天下”等“当家作主人”思想；可见“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不仅没有一去不复返，而且方兴未艾，正在崛起，还要进占全球，整合世界。怎么能说日本人在中国的失败是渊源于此呢？

7、

误解：日本文化还留着神道的尾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一例。神道根柢，在于《古事记》的神话，那是一种神性的文化，而非人性的文化，是一种反人文主义的文化。神话中的神，没有经过道德的洗礼，是超是非、超善恶、超人性的。二战中，日军嗜杀成性，以杀为美，就是这种神性文化带来的恶果。近些年来，日本政要拿宗教与文化上的理由来为参拜靖国神社、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护，其依据的东西本身就是荒唐的。

正确：说“宗教与文化上的理由”是“荒唐的”，这表明中国大陆当前“日本研究”具有深刻的肤浅性质，内行人说得却是外行话。正确的方法是：中国人应该直截了当地对日本人说：“你们是战败国，必须服从战胜国的意志，所以你们没有权利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人听得懂这样简单明确的幼儿园语言，听不懂复杂的成人之间的逻辑辩论。这就是日本人的国民性，所以日本人的产品可以比幼儿园的功课还要精细，这也是唯利是图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如“支那人”完全无法理解更无法做到的。

小结一下：

分析日本对待中国的态度，其“侵略中国”也罢，其“出入支那”也罢，都是不把中国当作对等的外国，而视为一个古代的宗主国和现代的附属地。所以日本自称“内地”，而称中国〔包括朝鲜、越南、台湾等汉字文化圈〕为“外地”。“日支一体”，因为同属一个“广义的中国”也就是“中华文化圈”。而从现代国际法的角度，也可以说，“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毕竟，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要比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悠久、密切得多。我见过“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但是没有见过“汉台湾国王”的东西，不要说汉朝，就连唐朝、宋朝都没有这样的东西。直到元朝以后，台湾才和中国发生关系，比日本臣服于中国的时候晚了一千多年。

中国要获得完整的安全感，必须让日本回到中国的怀抱，消除日本平安朝以后流行的民族文化的忧郁症。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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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观本附录，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所谓“八纮一宇”的概念，其实出自中国古籍，且出自秦汉帝国时代以后，其年代远在《日本书纪》的神话里的“神武天皇”〔传说年代为公元前660年前后〕之后四百多年。这样，与其说“八纮一宇”出自日本的“皇国神话”，还不如说“八纮一宇”出自中国的“皇帝现实”。这表明日本的皇国、神国概念，其实是缩小拷贝了中国的天朝、神州，正如日本岛屿对于大陆上的地名如“九州”、“中国”等等，也要一一予以缩小拷贝，进行“文化盆栽移植”。

２、将“八纮”和“一宇”连在一起使用，象征天下一家；这也是来自中国古籍里“八纮”和“同轨”的合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八纮同轨”一词为天下一统：八纮，指八方极远之地。出处在《晋书·武帝纪》：“诞惟四方，罔不祗顺，郭清梁岷，包怀扬越，八纮同轨，祥瑞屡臻，天人协应，无思不服。”而这种精神正好与后来唐代官方报捷所用的“八纮同轨乐”精神，是一致的。而《晋书》的作者也是唐初大臣房玄龄手下的一批文士，他们在贞观二十年〔647年〕受命写作，不过数年就完成该书。

３、从“八纮同轨”的角度去理解“八纮一宇”，则不仅发现了日本模仿唐朝的痕迹，还能感觉到日本对抗唐朝的意识。其实，不仅《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是唐倭战争的产物，就连“日本”一词也是唐倭战争的产物。所以顺理成章的，这两本叙述“日本起源”的古书，其产生的时代就晚于唐倭战争半个多世纪。

４、“天皇”这一名词也是起源于中国意识，起源于倭王在公元608年第三次派出遣隋使。由于607年第二次遣隋使递交的国书中妄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激怒了隋炀帝，这第三次遣隋使的信的该怎么写便成了问题。显然，这次不能再使用中国君主的称号，但倭王也不愿意再回头使用倭王的称号，以交换中国承认自国的支配权。于是信只能如此写：“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既考虑到隋的立场，避免了和隋相同的‘皇帝’，也没有自贬的意味，更表明了两国对等的立场。这便是日本用‘天皇’称号的开始。这个象徵日本自立的天皇称号，便一直延续至今。〔日本和尚释周凤《善邻国宝记》［1470年、明成化六年、日本文明二年］引《经籍后传记》说原文是“日出处天皇致书日没处天子”。学者有猜测“可能是日本国书中原作天皇，《隋书》把它改成天子了”。〕

５、日本的“神社”也是从中国起源的。神社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周代的《墨子·明鬼》，意为“祭神的地方”；神宫一词，始见于《十六国春秋》，意为“祭神的宫殿”。《晋书》称“天社”为帝王祭祀恒星之处，《礼记》谓“国社”是诸侯为人民所建的祭祀场所。在日本，神社的设施起源于“祭祀神灵的圣域和神道中核的活动据点”，是远离日常生活场所的神圣空间，从古代祭祀场所进化而来，有明显的标志以区别俗界和神域。从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的祭祀遗迹可以看出，祭场多选在秀丽的山麓和清澈的水边，这是中国式风水信仰的产物。这也是弥生时代之前的绳纹时代所无的。

６、唐朝人是把高丽、百济、新罗、靺鞨、流求国、倭国并列为东夷的。事实上，是“日出国天子致书日落国天子”的对抗意识创造了“日本天皇”的神话，换言之，日本天皇的神话来自于中国皇帝的现实。这体现为日本在东亚秩序中努力寻求新的自我定位，这不是的国与国间的战争，而是藩属国倭国企图挤入东亚政治中心──“中国”──的结果。但这一藩属国倭国企图挤入东亚政治中心──“中国”的努力并不成功，即使到了武家政权兴起后，天皇制度趋衰，幕府将军依然必须寻求中国朝廷的认同。在某方面所面临的情况跟早期大和政权相似，例如足利幕府就有明朝的册封，后来的锁国也允许中日的和平发展，明治维新后新的集中权力开始出现，加诸民族主义的流布，伴随既有的争夺东亚共主的心态，遂有中日战争的结果。早期中日的矛盾，也许亦可说是一种争夺“中华世界主导地位”的体现。因为日本不但文字和制度、礼仪和风俗都拷贝中国，就连地名和年号都模仿中国，是存心在海外建立一个“海洋中国”的。

７、四世纪到八世纪，日本大力从大陆吸收儒教、道教、佛教文化。同时五世纪末出现第一个霸占列岛大半领土的政权。在统一政权没有确立前，已是欧亚大陆东北角一霸，实力超过其经济和文化的老师朝鲜南部，并出兵攻占过后者。吉林省集安市存有当时高句丽国的好太王碑。该碑建成于414年，在高六米的石柱四面上，用了约一千八百字，记载了好太王的功绩。据该碑的铭文记载，公元391年以后，倭军渡海攻破南方的百残〔百济〕、新罗两国，收为臣民，一直到404年高句丽的好太王率兵全面击溃倭军，他们才撤离朝鲜半岛。大和国统治者，一直觊觎朝鲜半岛。百济为摆脱高句丽和新罗的夹击，采取与日本通好的政策。四世纪中叶，日本乘机侵占新罗的伽倻〔任那〕，百济王特赠七支刀以示感谢。399年，百济和大和组织联军进攻新罗，新罗求救于高句丽，第二年高句丽击退大和军。这次“朝鲜战争”失败后，为了保持外交和军事上的优势，从五世纪初开始接近一百年间，倭国各个地方政权分别派出高层人物到南朝刘宋朝贡与学习。

８、和欧洲岛屿自称“大不列颠”相似，亚洲岛屿也自称“大日本帝国”：不仅日本的“侵略行为”而且日本整体包括其存在本身，无一不是寻求自己在东亚的“中国地位”。三国时代的邪马台女王、南北朝时代倭五王的臣服，并未造就日本，造就了日本的，是它企图和隋唐分庭抗礼──海岛要和大陆一决雌雄。汉魏晋南北朝过去不久，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多有政治野心，无知中带着骄傲。例如第一次遣隋使是在日本对新罗的侵略战争中派出的，时当公元600年。608年第二次遣隋使所递交国书中竟然逻辑混乱地妄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609年第三次遣隋使所送交的国书更是文理不通地胡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虽然那些“国书”的行文，如同呀呀学语，却充分表露出这个列岛国度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思。

９、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观察日本对中国的“向心行动”：A、日本陶瓷文化的历史轨迹；B、作为明治维新之前身的“大化改新”；C、“东亚世界”──“东亚文化圈”；D、外夷与中华。

10、倭王的出现显然是由于汉魏皇权的刺激。而天皇的出现则是隋唐“天可汗”的对应物。简单回顾一下天皇制的兴衰，可以发现这一进程也与中国影响息息相关。简言之：天皇本身乃是中国影响的产物，中国影响衰退了，天皇影响就衰退；中国影响增强了，天皇影响就增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似乎是上述现象的例外，其实也不尽然。我们知道，正是清朝在西方列强面前亡国灭种的危机，激起了日本“尊王攘夷”的运动。在日本人看来，既然“西皇帝”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东天皇”就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共主了。

11、借用琉球、朝鲜、越南等国家的历史进程来思考日本，并发现中国文明世界的观念里，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人认为整个天下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天下土地也是分等级的，有中原王朝直辖的，有藩属的国家，还有藩属的部落，等等。辛亥革命后，官方称呼把“汉人”变成“汉族”。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汉人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经过文明教化〔汉〕的人。没有经过这一教化的就是夷狄，是“番”。和汉人对称的番人，又可以分为生番和熟番。像越南、朝鲜、日本等运用汉字的人，显然是熟番；而清朝以前的满洲人、蒙古人，显然是生番。其实，叫什么名字无所谓，在融合过程中，有的人类集团逐渐从中原王朝的直辖变成了藩属。有的甚至完全脱离了中国。前者的典型是朝鲜北方和越南北方。有意思的是，这两地都是北方直属中原，南方相对野蛮；后来北方兼并了南方，成为一个政治实体──与中国的关系也就变成了“直属地与生番地之间”藩属国〔熟番地〕。后者的典型是西迁的匈奴人、突厥人，而被俄国征服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卡尔梅克蒙古人〔未能回国的土尔扈特蒙古人〕也是。

12、日本园林源于中国，从汉末开始，日本不断向中国派出汉使，从汉末到平安时期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公元894年〕，期间总共655年时间，全方位学习中国。所以从日本园林的建造历史，也可以看出中国影响或“不影响”，决定了日本的命运。日本历史根据它和中国的关系可以分成古代、中古、近世和现代四个时代，园林历史阶段也因此分成古代园林、中古园林、近世园林和现代园林四个阶段。

13、中国文明不仅是大陆性的，也同样可以演进为海洋性的。例如从海神天后的事例可以看到中国文明向海洋的渗透。而亚洲沿海北向的海流即黑潮〔Kuroshio〕，在其沿菲律宾、台湾东岸及东海陆棚边缘北上而至日本的过程中，也持续发挥了对台与日关系的深远影响。

综此，“八纮一宇”本非“日本皇国史观”，而是“中华意识形态”，是外夷在中华思想的刺激下组合起来的“汉字假名”。

进一步，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一盘散沙的到底是中国还是日本？

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是一盘散沙。但是读了以上的史论，不难发现日本也曾经是散沙，而且比中国更加彻底地散过。因此我们有理由追问：“既然日本在历史上很长时间是一盘散沙，为什么日本不会再度沦为一盘散沙？”

2005年12月30日，纽约

（另起一页）

书名

“日本”起源于中国考

──兼谈琉球、朝鲜、越南起源于中国

A Research On Japan's Origin with China ,  and On the Origins of Ryukyu Islands, Korea and Vietnam，Too  (以上用斜体）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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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第二版

February 2016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Xuanjun

Volume X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