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前言

Forewords

 

泰坦尼克号沉没

the Titanic sank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在《历史研究插图版》第四十九章《同时代文明互相接触的心理后果》里写道：

 

“在过去五百年间，西方表明自己有能力震撼世界上其他地区，使之从昏昏然中惊醒过来。……西方能够激发活力或造成破坏，但是它不能造成稳定的统一。……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之日起，到今天已经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时间，西方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就我们所知，任何其他文明都没有这么长久地陷入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另外，西方的政治分裂还因为宗教分裂而加剧；自工业革命以来，阶级冲突比前工业社会中农民与“权力机制”之间的冲突更激烈，从而加剧了政治分裂。

 

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的政治和精神统一将不会通过任何西方力量来完成。但是，很显然，世界将来〔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或通过某种力量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因为西方的技术已经制造出核武器，并且造成了不可替代性资源的消耗、人类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人口爆炸，所以政治上的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我毁灭的唯一选择。

 

……

 

如果要使被西方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变得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求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

 

2006年10月9日，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F〕发布报告称，“今年的生态债务日落在10月9日，全年才过四分之三，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超过我们的环境所能负荷。这导致资源的净耗损。从10月9日至今年底，人类都是在透支生态资源，累积更大的生态债务。”NEF透过计算人类消耗资源速度与地球资源回复能力的比率，发现人类在1987年12月19日首次进入生态负债状态。

 

八年之后的1995年，此一日期已提前二十八天至11月21日，到了2006年，更提前七十天至10月9日，表明生态环境的崩溃进入倒计时。至于英国，则在2006年4月16日就进入自己的生态负债状态；这也意味，如果全球的消耗幅度都像英国，就需要三个地球的资源，才能养活现今人类。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耗，以气候变迁最为严重，但森林滥垦滥伐、农业产量减少与滥捕鱼类等，同样威胁人类的前途。

 

二十一世纪的地球，有点像二十世纪的巨轮“泰坦尼克号”〔Titanic，中文正体翻译为“鐵達尼號”〕。

 

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载1316名乘客和891名船员，从英国的南安普顿至美国纽约的处女航中，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而沉没。由于缺少足够的救生艇，将近一千五百人葬身冰海，造成“和平时期最严重的一次海难”。

 

泰坦尼克号有260米长，28米宽，重约46,000吨，是百年前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最大豪华客轮，在当时被称为“永不沉没者”。它建造于英国殖民地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的哈南德·沃尔夫造船厂。船体于1911年5月31日下水。她也是白星航运〔White Star Line〕公司在同一造船厂建造的奥林匹克级汽船的第二艘船，可以运载3300名乘客。

 

泰坦尼克号相当奢华，甲板游泳池、健身房、浴室和升降电、前从未见过的服务周到。作为当时技术成就的典范，它拥有16个无法进水的水密舱防止沉没。船上将乘客分为三个等级，三等舱位在船舱下层也最便宜，其乘客多为前往美洲殖民的穷人。即使二等舱也与当时其他船只头等舱的装潢摆设具有同等水平。一等舱是全船最为昂贵奢华的部分，当时世界“最富有的几位名人”也在这趟死亡旅程上。泰坦尼克号于1912年4月10日从英国英格兰南部港口城市南安普敦出发，开往美国纽约。船长叫爱德华·史密斯。当她即将启航时，另一艘定期航船纽约号因为水中移动的体积庞大，造成水流大量回填的吸引力几乎撞上了她的船体，导致了一小时的误点。启程后，泰坦尼克号先穿过英吉利海峡停泊在法国瑟堡，接纳了更多旅客，之后又停泊在了爱尔兰的昆士敦〔Queenstown，皇后城〕，最终载着1324乘客和892名工作人员驶向纽约。

 

4月14日晚，泰坦尼克号撞上一座冰山。由于判断失误，在高速航行下进行紧急转弯，结果变成转弯加上前进的同时，冰山在船底划下长长的一道裂缝，不但右舷水线下的铆丁因撞击而松脱，六个水密舱也进了水。最后由于进水量太多，造成船身倾斜达到接近船身铅垂〔垂直于水平面〕的惊人状况，又因为倾斜使得水可以继续灌入。最后船身支撑不住重量，当时在水面上的一半船身便折断并且落下，随后沉没。

 

在船的左舷，救生船只装载妇女和儿童。在右舷，则是妇女优先逃生之后允许男性登艇。所以，在右舷获救的人数比在左舷获救的多。泰坦尼克号折开三截后沈没。

 

这场灾难震惊了国际社会。它向无神论者证明了：人们的技术成就无法和大自然的力量相提并论。它向有神论者显示了：崇拜异教的现代欧洲文明正在重蹈古代大西洲的复辙。一个船员在航行中对一个二等舱女乘客西尔维亚·考德威尔说：“就是上帝亲自来，他也弄不沉这艘船。”这句话触犯了上帝。正如人们当时命名“泰坦尼克号”这艘巨轮时，只是切中它“庞然大物”的含义，谁知一语成谶，这艘以希腊神话泰坦巨人〔Titans〕命名的巨轮，也遭遇到泰坦巨人一样的覆灭厄运。而泰坦尼克号的遭遇就是欧洲乃至欧化的世界在二十世纪的命运预示。它注定要遭遇野心勃勃、狂妄自大、殖民帝国、世界大战、布尔什维主义、军国主义、冷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撕裂，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折开三截后沈没。

 

希腊人相信，火是泰坦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从天上偷来赐予下界人类的；人类也是普罗米修斯用粘土捏成的。但主神宙斯却因为普罗米修斯交的傲慢把他交付给“强力”和“暴力”来惩罚。“强力”和“暴力”把普罗米修斯拖到荒野，用牢固的铁链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岩绝壁上，下临可怕的深渊，直挺挺吊着，无法入睡甚至弯曲一下疲惫的双膝。这一折磨至少也得三万年，而且宙斯每天派一只恶鹰去啄食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肝脏被吃掉很快又恢复原状，直到将来有人自愿为他赎身为止。

 

泰坦诸神比奥林匹斯诸神〔Olimpus gods〕更为原始。而奥林匹斯诸神又比一神教的上帝更加原始。研究者们常把希腊诸神分成“老神”与“新神”。所谓老神，即指宙斯以前的泰坦诸神──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和地母盖娅〔Gaea〕以及由他们结合所生的六男和六女巨神，总名为“泰坦”〔Titans〕。传说这些巨神受母亲唆使，推翻了父亲乌拉诺斯〔Uranus〕的统治，最小的兄弟克洛诺斯〔Crenos〕，获得了最大的权力，并把除瑞亚〔Rhea〕以外的哥哥姐姐统统打入地狱〔Tartarus〕，自立为新型的主神。地母盖娅赐给小儿子克洛诺斯一把镶嵌着钻石的镰刀，克洛诺斯因此就成为最早的农神。

 

开俄斯〔Chaos〕后来生了尼克斯〔Nyx，夜女神〕和埃瑞波斯〔Erebus，黑暗女神〕，尼克斯〔Nyx〕和埃瑞波斯〔Erebus〕混合后又生下了太空和白昼。盖娅则生了乌拉诺斯〔Uranus，天空〕和大海、高山。乌拉诺斯成为世界的主宰，“与母亲盖娅结合”后，生下了六男六女十二位提坦巨神〔Titans〕。他们的母子结合，还生了三个独眼巨怪〔Cyclops〕和三个百手巨怪〔Hecatoncheires〕，这六位成了怪物的始祖。乌拉诺斯讨厌子女，把他们藏在盖娅体内，不见天日。盖娅怂恿子女造反，子女中的克洛诺斯用盖娅造的大镰刀阉割了乌拉诺斯，称雄世界，但从乌拉诺斯的血液中生出了巨人吉伽斯〔the Giants〕和复仇三女神〔总称the Furies，也叫Erinyes〕。乌拉诺斯和克洛诺斯这两代就是希腊神话中的老神。天神乌拉诺斯成为众神之父这一事实表明，最早的“神居”被认为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山上”。乌拉诺斯〔Uranus〕在欧洲语言中也指天王星。接下来，克洛诺斯与自己的妹妹瑞亚〔Rhea〕结合，他们也生了六儿六女，是为“奥林匹斯神系”〔Olimpus Theogony〕。宙斯是他们最小的一个儿子。由于克洛诺斯害怕像父亲乌拉诺斯一样被儿子推翻，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吞食自己的所有子女，瑞亚生一个，他就吞吃一个。但当宙斯出生时，瑞亚得到“婆婆”地神盖娅的帮助，骗过丈夫，逃到克里特岛〔Crete，就是米诺斯文明的发祥地〕上，生下了宙斯。宙斯长大后，联合其余共同受压的天神，推翻父亲克洛诺斯的统治，迫使他吐出那些已被吞吃的儿女，宙斯既然救出了兄姊，就自立为神界的无上主宰。直到现在，克里特岛上还有传说中的宙斯遗迹呢。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Minoan〕文明，发生在六千年以前，是世界最古老的海洋文明之一，上述宙斯神话可能暗示克里特岛为希腊文明发祥地。〔以上参见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

 

1985年“泰坦尼克号”的沉船遗骸被冷战末期的世界发现。它的故事乃是现代欧洲文明的缩影。1912年冰海沉船仅仅两年之后，两次世界大战就先后爆发，彻底摧毁了欧洲对于全球的霸权地位。而此前的欧洲列强正如异教的魔鬼“泰坦尼克号”一样“永不沉没”，其不可一世地宣告上帝其奈我何，终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象征预示了西方的没落：百年之后的本书，主要内容就是像打捞冰海沉船那样，总结欧洲文明的得失，同时探索另外一种更为健全的生活方式。

 

第一章 历史的鸟瞰《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一部 全球一体
Part I Global Integration

第一章  历史的鸟瞰
Chapter One
 Historical Overview
一，“走出非洲”与“r－K理论”***
1.“Out of Africa”and the“r-K Theorem”
二，飞跃的“K策略”导致农业出现
2. The Leap of the “K─Strategy”paving  the way for agriculture
三，文明·城邦·聚合作用 
3. Civilization and Polis,The Effect of Aggregation
四，两类“聚合”，三个结果
4. Two Types of Aggregation and the Three
Consequencies
五，轴心时代的启蒙造就世界国家
5.  "Enlightenment" of the Axis Period giving rise to World State
六，帝国与传播
6.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显示，非洲是“现代人类的摇篮”，灵长动物的“伊甸园”。非洲虽比北方大陆温暖，但却缺乏安稳的住所，干旱、暴雨以及病毒、细菌与寄生虫传染的疾病，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因此，那里的人类谋求种族生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生产许多后代，这可以叫做“r策略”。而在欧洲与亚洲，各种生存危险与机会是并存的，于是，生存之道是需要更好地照顾后代，哪怕少生一些，这被叫做“K策略”。

**一，“走出非洲”和“r─K理论”***
1. “Out of Africa”and the“r─K Theorem”
人类起源的最新研究显示，非洲是“现代人类的摇篮”，灵长动物的“伊甸园”。基因研究、化石记载与考古学的证据，都追溯人源于非洲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虽然南方古猿早已绝灭，但却是直立人〔Homo erectus〕与现代人〔Homo sapiens〕的祖先。
现代人〔Homo sapiens〕被叫做“完全的人”〔fully human〕，大约十六万年前，他们在非洲留下了痕迹，约十万年前他们中的一部分移居到中东，然后散布亚洲、欧洲和美洲。有迹象显示，他们可能部分混种并最终灭绝了尼安德特人〔the Neanderthal〕，排挤了并最终灭绝了当时已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直立人〔Homo erectus〕，有时甚至把对方当作食物对待。
在现代人〔Homo sapiens〕内部，分化也没有停止过。除了十万年前留在非洲而成为现代黑人〔Blacks〕祖先的那群人，离开非洲的人类经过六万年左右的演化，约在四万年前再次分裂，形成今天的高加索人〔Caucasians，主要分为印欧雅利安人[Aryan]、闪米特人[Shemite]、含米特人[hamite]族等“挪亚的后裔”[the Descendant of Noah]〕，东方人〔Orientals，以中国人、印第安人等黄种人为主流〕等两大分支。
澳大利亚史家罗·华德〔Russel Ward〕根据人类学资料指出：“澳大利亚的原始居民，即土著，其皮肤虽为棕色偏黑，近黑色，但从体格外貌上看，他们像高加索人种，而不像尼格罗人种或蒙古人种。例如，他们的头发一般长得浓密，但是既不像蒙古人的头发那样细长垂直，也不像尼格罗人那样卷曲，而像欧洲人的波状发型；婴儿的头发为金黄色。”阿比教授根据考古资料认为，“原始高加索人种”是澳洲黑人的早期祖先。他指出，“原始高加索人种”在两万年以前居住在中亚一带，后来向外扩散，向西扩散便成为“雅利安人”，向南扩散便成为印度人、锡兰人和吠陀人，向东北扩散便成为日本的阿伊努人〔又译为“虾夷人”〕。而日本学者梅原猛在《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论日本古事记》〔神々の流竄，集英社，1981年〕一书里则指出：他把《古事记》译成现代日语时，首次利用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人的语言来尝试翻译，对比一些意义不明的地方，结果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阿伊努语与日本古代语言有密切关系！因此他认为：要真正理解日本历史，必须先对阿伊努语进行彻底研究，要重新编写阿伊努语辞典。
尼安德特人是这样发现的：1856年几个矿工在德国的尼安德山洞〔Neander Valley cave〕里面发现了一个头骨和其它骨头。这些骸骨被描述为一个残忍的部落或一个因疾病而变得丑陋的人。三年后，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发表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逐渐被人们认为人类进化的一环。尼安德特人是否与早期欧洲人的祖先克罗马农人〔Cro-Magnons〕杂交过，这是耐人寻味的。由于尼安德特人与克罗马农人在欧洲共存了一万几千年，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混血交配。现代人的祖先智人〔Homo sapiens〕与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历史上既然共存过，就不能毫无影响：尼安德特人距今十五万年到约三万年之前，生活在欧洲和中东。
较新的人类学研究显示，现代人的历史先是从非洲与中东，到了欧洲，然后再从欧洲到了东亚，所以高加索人〔Caucasians，主要分为印欧雅利安人和闪族、含族等“挪亚的后裔”〕在生命历史变动过程中，总是介在东方人与黑人之间。如上所述，现代三大人种的形成，得力于两次分裂：第一次经历了“非洲人与异非洲人之间”〔between Africans and non─Africans〕的分裂，第二次经历了“东方人与高加索人之间”〔between Orientals and Caucasians〕分裂。
上述“走出非洲”的理论，是陆基·卡瓦利─史华兹〔Luigi Cavalli─Sforza，1922－〕及其同事曼诺尼〔Paolo Menozzi〕、皮亚兹〔Alberto Piazza〕在1994年出版的《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里，研究了各种族的基因〔Genes〕和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比较结果之后，提出来的。为测量哪些族群最相近、哪些族群在何时分离，基因学家们计算每个族群的基因突变量，这种方法支持了“远离非洲”的理论。
考古学也支持这一理论。直立人〔Homo erectus〕如北京猿人、爪哇猿人等创造的“早期石器时代”〔Early Stone Age，也可以叫做“低旧石器时代”[Lower Paleolithic]〕文化，比现代人〔Homo sapiens〕早一百万年。直立人的早期石器时代的器具，有斧头、刀、大砍刀，和一些形状类似的东西，但大多缺乏设计构想和批量生产能力，是随机的作品。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根据直立人的头部化石推测，这可能是缺乏语言协调能力所致。然后，在中石器时代〔Middle Stone Age，也可以叫做“中旧石器时代”[Middle Paleolithic]，尼安德特人开始制作先进的石器与骨器。直到现代人在十万年前进入亚欧之后，局面开始巨大变化。
语言发展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举足轻重。2008年5月，奥地利曝光了一件禁锢女儿并强迫她乱伦长达二十四年“禽兽父亲”案件，震惊国际。该案罪犯约瑟夫·弗莱茨勒还和女儿伊丽莎白生下了几个孩子。据悉，伊丽莎白十六岁那年，她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并且可以在公司的宿舍留宿。有好心的邻居担心伊丽莎白和父亲乱伦的丑事传开对她不利，因此安排她“人间蒸发”。该名女邻居还协助伊丽莎白离家出走，逃往维也纳。但警方随后追查到“失踪”的伊丽莎白的下落，并在约瑟夫的要求下，把伊丽莎白送回到阿姆施泰滕镇的家中。伊丽莎白被带回家后遭毒打。约瑟夫将女儿伊丽莎白囚禁在地下室二十四年，做为他的性奴隶，并和他生下七个孩子。警方发现，由于长年不见天日，伊丽莎白的头发、皮肤都变成惨白色，刚离开受囚的地下室时非常畏光，必须将双眼遮住。和母亲伊丽莎白一起被囚禁在地下室的子女，彼此谈话时，是以类似动物发出的吼叫声沟通，不能说人话。由此可见语言是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起来的，而丧失了语言能力的人，与禽兽无异。
四万年前的东北亚需要暖和的衣物，考古学家已经找到针、画在洞穴里的有头罩的皮外衣与坟墓装饰物上刻画的衬衫与裤子。那时中国北方的人取下狐狸和狼的骨骼与爪子，用来剥开这些动物的皮，制成毛衣。为与他人隔离，房子挖在地底，用柱子稳固大的住宅，巨大骨头用来做墙壁，火炉与石灯用来点亮漫长严寒的冬夜。
三万多年前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狩猎者和采集者们开始懂得修剪野生植物，助其生长。人们发现粮食可以种植，于是开始经营菜园，定居的渴望鼓励了更多的种植，人们不再依赖移居的生活方式，于是建造更多的住所，开始蓄养动物，而不必像从前那样不断追逐猎物。
到公元前一万年前后，人类已经扩张到地球上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十六世纪欧洲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其实没有发现任何一块无人居住或无人到达过的土地，只有一些极小的岛屿例外。而远古的、前欧洲的、有色人种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是在何等原始的技术条件下〔例如利用独木舟穿越大海〕实现的！
公元前一万年到八千年间，北半球最后一个大陆冰川期消退，农业开始逐步取代狩猎，最先在美索布达米亚肥沃的新月地带，狩猎者和采集者在野生的大麦、小麦和谷类田地旁边，以种地作为狩猎的补充，到公元前七千年，粮食种植已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农业扩展到世界各地，希腊是公元前六千年左右，北部中国是公元前五千五百年左右，到中欧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尼日尔〔Nigeria〕盆地，是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当时的撒哈拉草地森林丰富，河流湖泊密布，鱼类和其它水中生命活跃，那里的人们种植农作物，放牧牛羊。而在墨西哥南部，狩猎者和采集者独立发展了农业。
世界各地培植不同的品种，在北非的尼罗河沿岸，人们种植高粱、小麦和小米。亚洲人培植大米，美洲人则培植玉米。农业生产出了更多的食物，而更多的食物制造了更多的人口，但更多的人口却使得农业社会处在营养不良的边缘，因为农民比狩猎者和采集者更依赖自然，狩猎者和采集者可以从贫瘠地方自由迁徙到猎物和野生植物更丰富的地方，而且驯化的植物比野生植物更容易遭受虫灾侵袭。
考古学家们在早期农业社会的儿童骨骼化石上，发现了比狩猎者和采集者更多的营养不良的迹象，例如早期农业民族的平均身高，低于他们狩猎和采集的祖先。人口密集的农业社会，还生活在一种严重缺乏卫生设施的环境中。人们对自己的垃圾、下水道和供水毫不在意。他们对细菌一无所知，而他们的无知所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他们遭受了狩猎者和采集者所罕见的传染病：农业社会的儿童大概不到半数能够活过十岁。
相比之下，非洲虽比北方大陆温暖，但却缺乏安稳的住所，乾旱、暴雨以及病毒、细菌与寄生虫传染的疾病，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因此，那里的人类谋求种族生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生产许多后代，这可以叫做“r策略”〔rate〕。而在欧洲与亚洲，各种生存危险与机会是并存的，于是，生存之道是需要更好地照顾后代，哪怕少生一些，这被叫做“K策略”〔Keep〕。
具体说，以“生命历史理论”为基础的基因问题来进行讨论，解释脑部大小、智力及其他特徵的“种族模式”──演化论的生物学家称这为生殖策略的r到K范围〔r-K scale of reproductive strategies〕，范围的一端是r策略，代表高生殖率；范围的另一端是K策略，代表的是花较多精力照顾小孩。这常用来比较不同动物的生命历史；加拿大西欧达里欧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腓力普·洛旭庭教授〔Professor J. Philippe Rushton，1943－〕用它来解释人类之间的不同与微妙关系。他指出，这范围表显示，东方人的K值比白人多，而白人的K值比黑人多。与倾向r值的女人比较，高K值的女人产生的卵子比较少，同时有较大的头脑。高K值的男人花较多时间与精力在他们的小孩身上，而不一味追求性的刺激，所以他们是“有责任感的爸爸”〔dads〕，不是“拈花惹草的风流人物”〔cads〕。
欧亚大陆的多样化环境还使得身体产生不同的变化。在北欧，阳光少，维他命D减少，皮肤与头发的颜色变得较淡以便吸收更多阳光，于是北部欧洲人的皮肤和头发的色素较少，这里的小孩生存与生殖的机会比较大。东亚甚至比北欧更冷，但有较少的云与较多的阳光，人体产生了对抗寒冷天气所需要的厚脂肪，这把靠近皮肤的红血管隐藏起来，因此东方人的皮肤多是“黄色”的。在非洲内陆，黑色素使皮肤变成黑色，这是为保护肌体免遭阳光暴晒所致。所以，色素减少并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日晒减少的结果，智商才是进化的结果。
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1857－1911年〕是智力测验的发明者。1905年与西蒙〔Theodore Simon〕合作制定世界上第一个智力测验“比奈—西蒙智力量表”，这些测验每个共三十题，由浅入深，测试人的判断理解及逻辑等能力。这套测验，被当时的法国政府采用，用来测试学童的智力，以找出那些智力较低者，为其提供特殊教育服务。比奈于1908年到1911年修订他的智力量表，在他意外死亡之前得到最后结果。1916年 史丹福大学的推孟〔Lewis Madison Terman，1877—1956年〕修订了这个量表，采纳了德国心理学家施太伦〔Louis William Stern，1871—1938年〕的建议，将测量出的个人智力水准称为智力商数，简称为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缩写为I.Q.〕。推孟的测验命名为“史丹福—比奈智力量表”，是今天智力测验的基础。IQ是用智龄〔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所得的商，乘以100，即比率智商。其计算公式为：
计算方法:IQ＝MA〔智力年龄〕/CA〔实际年龄〕×100
它建立的前提是假定智龄随实际年龄而增长，实际上，智力并非随年龄增长而呈直线上升，十六岁后，智力就基本停止发展了。比率智商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后来美国医学心理学家韦克斯勒〔David Wechsler，1896—1981年〕在编制儿童智力量表时，测验结果采用了离差智商的计算方法。这种计算方法既克服了心理年龄只能进行同年龄组间的横向比较，又克服了比率智商只能进行不同年龄组间的比较。现在多采用离差智商这种智商计算方法。
有人曾做过人群中各个IQ分数段所占的比例的统计：人群中只有1％的人智商在140分以上；有11％的智商属于120分～139分；18％属于110分～119分；46％属于90分～109分；15％属于80分～89分；6％属于70分～79分；另外，有3％的人智商低于70分，属于智能不足者。
气候不同还影响智力。在非洲，暖和的气候与自然的食物全年不缺。然而越是往北移居的人，为了在寒冬生存下来，就越是需要独创性，以便发掘新的食物来源与发展储存食物的方法，也需要织衣与造屋保护自己。同时双亲需要对孩童提供更多的照顾，帮助后代在寒冷的环境与气候下生存下来。在这方面，黄种人需要应付的挑战比白种人更为尖锐，尽管白种人起源于更为阴郁的环境，但气候却比黄种人居住的西伯利亚、北美洲和北极圈〔包括北欧北部〕较为温暖一些。
上述“r─K理论”可以部分说明不同种族在身体、脑部及行为方面差异的形成原因。“走出非洲”的种族演化过程表明，离开非洲越远，人类就越是远离r型，越是偏向K型：其脑部大小与智商程度越是增加，其生殖力、攻击性及性活动也就相对降低。〔参见斯全尔[Christopher Stringer，1947－]与麦克凯[Robin McKie]合写的《走出非洲》〔African Exodus〕，1996年伦敦开普出版社[Cape]出版。〕
人类学家们承认，“r─K理论”解释了生命特徵与种族命运的关系。“r策略”代表在自然状态下多子多孙，缺乏双亲照料，也意味父母亲很少将文化传递给小孩，这降低了文化功能和智力需求。但移民欧亚的人，面对新问题的挑战，发展更完善的双亲照顾与社会组织，这需要较大的脑与较高的智商，艰钜工作需要更多的智力、较低的人口出生率，迫使性荷尔蒙以及性能力与攻击性有所降低，善于制定长远计划和自我控制，比较遵守规律，家庭比较稳定，寿命也比较长。离开热带地区，前往北方大陆，就是这样日益偏离“r策略”，日益偏向“K策略”。
在生物世界的其它领域，“r─K理论”也是如此适用的，例如，植物比昆虫更接近r策略，昆虫比鱼类更接近r策略，鱼类比两栖类更接近r策略，两栖类比爬行类更接近 r策略；如果反过来就可以这样说：哺乳类比爬行类更接近K策略，哺乳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灵长类，灵长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人类，人类内部最接近K策略的是黄种人。所以黄种人集团意识更强，更有耐力，可以为了一个长期目标而努力克制自己的短期欲望。〔以上参见腓力普·洛旭庭[J.Philippe Rushton]：《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
相对于上述的“r─K策略”的区别，人类的肤色区别其实就是相当次要的了。2007年6月11日新华社专稿：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家希瑟·诺顿牵头的一个课题组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六千到一万两千年前，欧洲人的肤色并非像现在这样白皙，即使是北欧人也不那么白。德国《星期日世界报》6月3日以《不久前我们还是黑人》为题，报道了诺顿课题组不久前在费城举行的一次人类学年会上公布的这一研究成果。以前人们一直以为，欧洲人的肤色肯定很早就完成了由黑变白的过程，时间大约在四万年前。而诺顿的课题组从决定肤色是黑是白的唯一基因入手，他们发现，这一基因变异过程的完成比人们以前所认识的要晚很多。经过巴尔干以及此前从比较遥远的东方抵达北欧的人肤色都是黑的。欧洲人肤色发生变化的时间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极有可能直到公元前四千年左右，欧洲人的肤色才变浅”，诺顿在费城人类学年会上强调。诺顿的课题组对人类肤色基因的演变进行了追溯，并且重新确定了这一演变进程的年代。诺顿课题组此前还对一种肤色比同类浅的斑马鱼进行了研究。在这种斑马鱼体内，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仅在欧洲人身上能够找到的SLC24基因序列。他们得出以下结论：在这里所有欧洲人的遗传基因“字母”都相同，就好像双胞胎似的。因此可以断定，这里没有发生任何突变。这也给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随着SLC24基因序列的发现，科学家们掌握了一个纯正的、相对年轻的基因。诺顿解释说，“白色皮肤是在人们迁移到欧洲很久之后才形成的。”在欧洲所处的纬度地区，浅肤色的人比深肤色的人能够更好地适应昏暗的照明条件，因为他们的皮肤能更好地吸收阳光和产生生命所需的维生素D。
尽管人类的种族有上述区别，但是从“起源非洲”的共同命运看，确实，“全球一体”并非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理想，而是具有十万年历史的人类命运所预先规定的。

**二，飞跃的“K策略”导致农业出现***
2. The Leap of the “K─Strategy”paving  the way for agriculture
“K策略”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的出现，因为农业需要集体合作，可以保障食物来源。所以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以及澳洲，近代之前还是以游猎而不是农业为主的原始经济占有主流地位。而这一现象又是带有全球性质的，即互相传播的，决非局促封闭的：
公元前约9000年黄种人的猎人群体经过北美洲散布到南美洲。
自从公元前约9000──8000年以来，动物驯养和谷类种植〔小麦、大麦〕，在近东地区首开“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促成人类永久性定居的开始，已经一万一千年左右了。在这一万一千年左右的时光中，没有哪一个世纪拥有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那样惊人的记录：让人数最多的居民从他们祖祖辈辈定居的家园中逃亡，不是奔向既定的应许之乡，而是毫无目的地流散。
自从公元前8350──7350年前后，目前考古发现，中东地区最早拥有城墙的是耶利哥城〔Jericho〕，建立以来已经万年上下了。该城面积约0.04平方公里，位于现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境内，但其居民与现今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均无关系。耶利哥城的建立标志人类文明的新阶段。但在这迄今万年的时光中，没有哪个世纪拥有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那样惊人的罪恶记录：让火焰和屠杀毁灭了最多的城市，让人数最多的城市居民被埋在废墟之中。
自从公元前约7000年位于现今土耳其境内的安纳托利亚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铜矿砂试验以来，九千年过去了，没有哪一个世纪拥有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那样惊人的记录：让青铜弹头，夺取了数千万人口的生命。其方式包括战争与处决。
公元前6250──5400年，当时最大的城市沙塔尔休于，在安纳托利亚达到兴盛，该城的文明，创造了最早的陶器和毛纺织品，面积0.128平方公里。
公元前约5000年已经利用灌溉的部族向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殖民。
公元前约4000年近东开始应用青铜铸件，最早应用犁于其他地区。
公元前约6500年在希腊和爱琴海开始出现农业。
公元前约6000年在泰国出现了水稻种植。公元前约6000年埃及出现农业定居，约前5500年传到多瑙河和匈牙利，约前5000年沿地中海岸传到法国，约前4500年传到荷兰与德国，约4000年农民渡海到不列颠。
〔以上参见《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World,1979]〕
公元前6000至前5000之间，中国形成两大农业传统，即南方的稻作农业和北方的粟作农业。与当时的农业传统相适应，家畜饲养北方以猪、狗、鸡为主，南方以猪、狗、水牛为主。
从中国前6500─前2000年这段时间的新石器时代陶器考古看，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及北方地区，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彩陶闻名。大约前45O0─前3000年这段时间里，中国黄土地带兴起一种红陶上画黑彩的彩陶文化，统称为仰韶文化。其居民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彩陶既体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也体现了当时的宗教信仰。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安徽蒙城尉迟寺等村落遗址以及陕西华县元君庙、山东泰安大汶口等墓地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对中国史前聚落和社会形态问题的关注。前5000至前4O00年之间，中国社会由氏族集团向早期文明〔城市国家〕过渡，形成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考古发现得知当时已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权贵阶层不仅掌握财富，也掌握政治、军事和宗教权力；这一时期的城堡、铜器、文字、祭坛、礼器等标志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已经闪烁出曙光。公元前3500年，中国最早的城市出现：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
考古学家早已发现古代中东地区酿造啤酒和果酒的遗迹。而河南贾湖搜集到了九千年前遗留下来的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陶器碎片，通过对其中残余物质分析发现，与现代米、米酒、葡萄酒、葡萄丹宁酸、古代和现代香草残余物相同的化学物质。他们也发现山楂迹象。研究小组认为这些数据直接的解释是，贾湖容器包含用米、蜂蜜和水果持续加工制造的饮料。考古学家以前在这个地方发现最早的乐器遗迹，包含一批精致骨笛。
这些陶片已存在约九千年，科学研究小组也对河南安阳一些密封铜器里三千年前的液体分析发现，包含掺了香草和香花的米酒和小米酒。它们类似上海西南一带现在酿造的带有花香的绍兴酒。科学小组1990年在伊朗西部山区发现大约5500年前的酒的化学迹象，1994年又在伊朗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挖出的古瓮，发现大约7400年前的酒的痕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近代最先进的英国，在古代是最落后的。可见，文明的传播自古以来虽然就是全球性的，但过程又是此起彼伏的，落后与先进常常彼此交错。

**三，文明·城邦·聚合作用***
3. Civilization and Polis,The Effect of Aggregation
考古学表明，农业的定居是形成城市的必要条件；而早期文明起源于城市，古代国家多为城邦〔城市国家〕。在西方语言中，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根就是城市〔Civil〕。像苏美尔诸城邦后来统一于巴比伦帝国，埃及诸城邦统一于“古王国”，殷代诸城邦〔“X方”〕统一为周朝等等。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西北印度前雅利安的哈拉帕文明等等，发源地均为一个同名的城邦。因此，了解城市起源的特点和早期城邦的性质，有助于探索它们所哺育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史。
经过对古代城市生活的系统梳理，就会发现城市都具有两种聚合作用：一为伦理意义上〔道德〕的聚合，一为力量意义上〔技术〕的聚合，中国偏向于前者，欧洲偏向于后者。当然这两种聚合方式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文明实体内部，但在不同的时空中，具体到某个城市上，则各有强弱的不同。
用现代术语说，前种作用偏重于“精神文明”，其功能对社会群体有保持连续的稳定作用，后者以“物质文明”取胜，其功能是更积极地推动文明的进步。
依据城邦面临的内、外问题的不同性质和曲线变化，上述两种作用并不是均等的，时而前者占上风，时而是后者。同理，在不同的城邦中，特点和需要也不尽相同。不同的古代城邦，对上述两种作用的需要，有时可能恰恰相反。
如在中国古代城邦和其他亚洲的内陆城邦，是宗教与道德作用更强，而古希腊和后来西欧的航海城邦，则技术作用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
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城邦制度及其“古典文化”兴起的前提条件，是希腊人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而意大利城邦及其 “文艺复兴”的运动，也与威尼斯、热内亚等商业共和国频繁的海外活动缔结了很深的缘份。至于近代欧洲文化及其社会制度的形成，更与“地理大发现”之后，航海事业的空前发展息息相关，是地理大发现这一经济行为的文化反响。
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实就是城市市民即商人的革命，是海上活动中迫切需要的“力量─技术的聚合”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聚合”的反抗。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反封建的、反土地贵族的、反专制统治的、反内陆文明的。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年〕在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海行为，不偶然也不孤立。早在九至十世纪之交，北欧海盗也就是失势贵族与武装浪人〔颇似五百年后出现在东亚的“倭寇”〕，就通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相继征服了冰岛并发现了格陵兰、北美诸地。
在南欧，希腊人的航海贸易传统被威尼斯人与热内亚人继承下来。后来，不论是发现东向航路〔好望角〕的葡萄牙人，还是发现西向航路〔美洲〕的西班牙人，其海上主力与骨干大都是受到雇佣的意大利人，如哥伦布就是热内亚人。甚至在1497年为英国发现北美纽芬兰〔New Foundland，意为“新发现的土地”〕的卡波特〔John Cabot，1450─1499年〕，也是出生于热内亚而后来获得威尼斯公民身份的，他的原名叫“Giovanni Caboto”。
航海经商─殖民，这是从公元前3000年爱琴文明创始，尔后为克里特人、迈锡尼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近代西欧人 一直承袭的传统，是“地中海生活”特有的产物。它具有东方海上民族马来人的航海文明比较缺乏的“定期贸易”的特点。马来人航行的海域过于宽阔〔中国海，太平洋，后来发展到印度洋〕，而比较原始的航海技术工具如独木舟等，不足以聚合为一个交往密切的殖民主义文明的体系。

**四，两类“聚合”──三种结果***
4. Two Types of Aggregation and the Three Consequencies
西方城市包括希腊城邦和欧洲各主要港口〔包括海港与内河港〕上兴起的著名城市，其起源的典型形态是：先出现一个军事性的要塞，然后围绕要塞渐渐出现并形成了市场，最后二者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城市。这种聚合形式，决定了希腊和西方的城市首先是一个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里面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谋求实利的人们。例如鸦片战争前夕的清代华人，认为欧洲人都是粗鄙的，因为他们能接触到的欧洲人，都是粗鄙的、贪图实利的冒险家式的海盗商人。
不论军事战略性的还是商业经济性的中心，其目标都在于追求物质力量。而作为物质的力量，只有通过技术才能有效地获取，因此，知识就是力量。
独居远东内陆的古代中国文明，却是另一番景观：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不起主导作用。由于缺乏相应的行业组织，构不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政治上也软散无力。与此相应，中国古代的主要城郭，并不都位于交通要道、战略重镇或商业经济中心，而是据于某块肥沃农耕地带的中心。它不是扼守军事战略的咽喉，或商业经济的动脉；而是盘踞、“寄生”在农业区域的心脏。这是中国都市与欧洲都市的基本差异。因此中国农民革命家常认为“人多势众”、“人多力量大” ，用看待畜力的眼光去看待“人力资源”。而农业领袖的筑长城、做宫殿、修陵墓、挖运河，皆此类也。
从亚洲各国早期城市起源的情况看，城市是强大的“礼仪中心”。在礼仪中心城邦里，巫师、祭司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或与王权抗衡如巴比伦; 或与王权合一如中国。礼仪中心，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的凝聚点，又在人们心目中象征着宇宙模式和道德秩序。
如在两河流域，一度盛行模仿星座形态而规划建造城市的风尚，就是这种礼仪功能和宇宙观念的表现。在古代中国的城市建筑上，刚采取了预测风水、轴向对称以及正方向等表现形式，直到明清时代的皇宫建筑都始终顽强保持着这些特征。这表明，“象征性”是内陆纵深地带里古代城市的一大特点，它构成另一类型的聚合形式。
在这一类型内，中国文化属于注重人伦关系的伦理政治，而巴比伦文化则属注重神人关系的神权政治。在巴比伦历史上，王权和僧侣教权的斗争绵延不绝，僧侣们甚至欢迎那些愿意承认他们宗教权威的外来征服者，从而促使本地王权覆灭，最后导致国家的分裂与文明的衰亡。但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的，王权与教权，从来都是合一不分的。王即“天子”亦即天的代表与化身。
同为亚洲，但中国与巴比伦的文化形态不同，也与亡国之后的犹太人只以教权控制社会不同。中国古代教权的日趋松驰且合并于政权，尤其在帝国时代的皇帝成为任意解释教义的元首，与欧洲中世纪由教皇来主控政局的发展，可谓两个极端。
先秦中国即王国时代的封建诸侯大多居于都市中心，欧洲尤其是日耳曼中部的封建诸侯大多盘踞在偏僻的山野，这种区别可能基于地形差异的偶然因素，但却对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崇尚黩武的，偶而出现了军事色彩较浓的强权政治中心，如秦朝、隋朝、元朝等，不仅大都兴起于边疆各民族杂居地带，且都寿命不长。总之，“德化”和“文治”在中国传统上受到了较之“征服”和“武功”更大的重视。
在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极少有可以凭借的高山险阻。因此，只能依靠“人”，依靠政治伦理。在古代道德训诫中，充满了有关依恃险要地形胡作非为而不恤民情，终致亡国的长串例子。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这些事例可能是真假参半的，但它突出说明了古人的信念：群体的力量胜过自然的天赋，所谓“人定胜天”，意为“人定则胜于天赋”，定即“稳定”。所以，欧洲的海上诸文明如希腊、迦太基、西欧诸国的聚合力量，是“知识”，亚洲的内陆诸文明包括巴比伦、希伯莱与古代中国的聚合力量是“道德”。中国比巴比伦、希伯莱更为注重人伦道德和社会治理；后两者则信赖神人之间的“立约”可以决定一切。《旧约·箴言》明确宣布“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1:7；以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9:10]〕类似的宗教知识在古代中国则十分罕见，且不占主流地位，从而，在非雅利安的亚洲类型的聚合形式中，中国与中东构成不同的两个种属。
古代文明中心城市的这“两种聚合”作用，对神话的影响深刻而微妙。中国文明注重政治伦理和希腊文明的注重科学哲理，即是这两种聚合作用分别催化的模式。
在一个文明中心，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聚合和力量意义上的技术聚合，不同程度地共生着，两种基本倾向彼此依存，尽管有主次之分。
科学哲理，往往产生于客观性，它不具有伦理教化那种使“人定胜天”的作用，却有激发智慧、砥砺意志的魔力。古希腊社会在这方面发育得比古代中国社会更充分，对现代主流文化发生的影响更大。中国在秦汉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百家争鸣”的多元性选择道路被堵塞了，统一秩序对新思想的实际需求量下降，新的哲理之光始终不脱伦理政治的框架。“祖宗的成法”和“先王的典范”，束缚了民族的想象和创新，但对保存业已凋零的文明，却有裨益，所以中国得以成为全球唯一保持最长的连贯政治传统的社会。不同的文明模式及其精神动向，对不同民族及其命运，对不同文明及其历史，发挥的主导作用各各不同，但是作为不可重复的文化类型，则具有类似生物物种和社会语种那样的资源价值。

**五，轴心时代的启蒙造就世界国家***
5.  "Enlightenment" of the Axis Period giving rise to World State
“启蒙”，顾名思义，是打破某种蒙昧状态。听到这个语词，人们常会首先想到法国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启蒙运动”。但谁想到在古代神话〔尤其是集大成的体系神话〕中，竟也会包含着丰富的启蒙意识呢。人类的历史显示出：蒙昧状态，是相对的、层进的；启蒙，则是文明发展的节奏。蒙昧和启蒙既是相对的，又是相依相关、未曾间断的不断历程。人类就是在不断克服、打破自身蒙昧状态的历程中，开发新的精神天地。
文明史所提供的思想标本表明，各民族最初的意识形态是宗教和神话，而所谓哲学〔Phylosothy〕则脱胎于宗教神话世界观。任何民族都有宗教和神话，但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在诸多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创造了专门意义的哲学，即拥有或曰创造过本体论〔Ontology〕的思想。而这三个民族的哲学虽然具有不同的倾向，即希腊哲学倾向于科学哲学，印度哲学倾向于思辨哲学，中国哲学倾向于政治哲学。奇妙的是，这些不同的哲学又是在同一历史时期诞生的，即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之间，其核心时代约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德国哲学史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年〕根据这一现象把人类意识形态的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the Axial Period〕。而在我们看来，轴心时代的哲学其实是来源于宗教神话，这一点在波斯的查拉图斯特拉所创立的拜火教〔Zoroastrianism〕对其东部的印度和中国以及对其西部的犹太和欧洲的思想影响，可以得到印证。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欧洲人称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在世的时间并不确定，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各种说法都有。相传他住在波斯东北部，其教义保存在十七首名叫《迦泰》〔Gathas〕的赞美诗中，这些诗歌收录于《耶斯那》〔Yasna〕，构成《阿维斯塔》〔Avesta〕经文的一部分。他深信至上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亲自面授这些经典给他，并命他依此开导世人。其最早版本在公元前六至四世纪编成，大约与《圣经旧约》时代相近。有的学者认为，琐罗亚德斯及其教义与神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后世学者称此书的语言为“阿维斯塔语”，此书的巴列维语〔Pahlavi〕的注释称为《赞德》〔Zent〕，因此《阿维斯塔》也被称为《赞德─阿维斯塔》〔Zent─Avesta〕。但毕竟拜火教不是哲学而是宗教。
中世纪欧洲的神学体系，则是一种特殊的哲学，而并不单单来源于《新旧约全书》〔the Bible〕的宗教训诲，相反是融汇了希腊、罗马古典世界诸多文明与宗教的复合结构。比如，新柏拉图主义者〔如Philon、Plotinu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22年〕的体系，以及希腊化东方的诸多宗教观念如摩尼教〔Manichean〕──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希腊神话与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无从忽略的。科学知识的系统化、哲学思考的系统化，对于人的文明即使物质文明的建设，无疑重要，但如果将之绝对化，奉为目的本身，反倒把人的生活变成了验证这些知识系统的实验材料，则是物极必反。近代欧洲人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被认为“带来某种哲学气质的变化”，这就是从希腊哲学的知识论传统，转向纯粹的印度式的思辨和内省。
在公元前八至二世纪左右，各个古代文化民族发生的那次大规模的古典启蒙运动，号称“轴心时代”〔the Axial Period〕，产生了像中国的老聃、孔丘、墨翟；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泰勒斯〔Thales〕、苏格拉底〔Socrates〕；希伯莱的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以西结〔Ezekiel〕；印度的悉达多〔佛教创始人，姓瞿昙[Gautama]，名悉达多[Siddhartha]，前565年─483年，死后被弟子尊称为“释迦牟尼”[Sakyamuni]，即“释迦族[Sakya]的智者”，他的父亲是印度和尼泊尔边境的一个国王[King of Suddhodhana of Kapilavastu]，属于属刹帝利种姓[Kshatria]〕、筏驮摩那〔Vardhamana，前599─527年或540─467年，耆那教[Jainism ]始祖，死后被弟子尊称为“Mahavira”，意思是“伟大的英雄”，中文简称“大雄”〕；波斯的琐罗亚斯特〔Zoroaster，前522年─前486年〕等……而且这些“轴心人物”无一不在当时的“轴心地点”活动，也可以认为，正是“轴心时代”的“轴心地点”产生了“轴心人物”。例如，悉达多主要传教地点鹿野苑〔Sarmath〕所在的王舍城〔Rajagrha，音译为“罗阅揭梨”〕，就属于当时印度最强大的摩揭陀〔Magadha〕王国。而中国、希腊、波斯、以色列的智者，也都生活在当时的文化中心。
同时，这些“轴心人物”又都是一些极不安分的漫游者，故能广采博纳天地英气。以耆那教〔Jainism〕始祖大雄〔Mahavira〕为例，他于公元前599年生在印度东北地区比哈尔北部〔north Bihar〕距离吠舍离〔Vaishali〕四十五公里的一个村落“Kundagrama”，与瞿昙〔Gautama〕·释迦牟尼〔Sakyamuni〕同生在一个地区，其父母也是属刹帝利种姓〔Kshatria〕，是个小王国的君主。大雄婚后生有一女，父亲死后，他大约三十岁时便出家苦行〔tapas〕，裸体行乞，寻找解脱。他曾多次被当作密探、盗贼而受到诬陷，他每年除四个月的雨季外，其余时间都到各地漫游，苦行修炼长达十二年之久，当他苦修到十三年时，终于在一棵树下觉悟成道，时年四十二岁。成道后组织教团，宣传教义，三十多年后，于公元前527年死于巴瓦〔Pavapuri〕，享年七十二岁。而中国、希腊、波斯、以色列的智者，也都是行云流水的人物，是“国际浪人”。这些世界性的精神群星不是突然出现的，在有关他们的历史记录产生之前，各有关民族都经历了一次迄今被人忽略的启蒙过程──其结晶就是形态各异的“体系神话”。各个古代民族的“圣典”，在古典精神大师们手中或受扬弃或被完善，它表明，各个古代文化民族的精神创造，是以神话为出发点的，然后才循着自己的道路──摆脱了精神桎梏、视野局限、习俗非议，踏上了世界性的、超越部落主义的征途。
这些世界主义而非部落主义的人，带动了古老的启蒙运动即所谓轴心时代，他们虽然未能完全脱离神话意识，但却如一切初生的文明那样，利用并革新了旧的观念意识，而开发出新的内涵。落实在神界故事上，是序列性、内在一致性〔The One〕的增长，表现在神话造型和神祇性格方面，则为人形、人性要素的不断增强。神话形象造型中“人的要素”的增长，无疑意味着古代神祇的逐步人性化，文明的内容注入神话。其实，轴心时代的启蒙，不是抽象的精神玩物，而是为即将来到的世界国家做准备的。例如，查拉图斯特拉是为波斯帝国做准备的；释迦牟尼和佛教是为印度孔雀王朝做准备的，孔子和儒教是为中国汉朝做准备的，希伯莱先知和苏格拉底则是为罗马帝国做准备的。
世界国家无一例外地打破了部落界限和民族界限，当然需要某种类似《圣经旧约·以赛亚书》和《新约·路加福音》所说的“外邦人的光”，来照亮重新结成一体的人类：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希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马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路加福音第二章〕

**六，帝国与传播***
6.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新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如此集中的群星闪烁，令人激起无限的思想，种种解释应运而生。从“外星人降临说”到“先知布道说”〔“老子西行化胡”、“耶稣学习佛教”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我看来，促成轴心时代的比较有把握有证据的因素，则是文字运用的普及化。
正如加拿大人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年〕的《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1950年〕一书中所说的，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果没有书写技术是很难维持大一统体制的。在当代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势下，“技术的‘智慧’开始引领一切：人类被要求扮演配角！”而现代大众媒介的高科技性质也使媒介成为塑造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帝国与传播》问世五十余年来，仅仅被奉为传播学之圭臬，实在小看了它，因为其主题已经切入了全球文明的核心问题。
《帝国与传播》是一部讲稿，共六章，成书出版时补写了一篇绪论。那时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教“帝国经济史”，经济史是他的本行。所以他在书中写道：“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不过他在书里并没有讲解经济史，而是转向了传播史。　　
《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比《帝国与传播》晚一年，在1951年出版，可以看作后者的姊妹篇。《帝国与传播》一书以希腊文明和罗马历史为个案，提出了“倚重空间的媒介”和“倚重时间的媒介”，而作为《传播的偏向》一书主轴的“传播偏向论”，可以看作“空间、时间”问题的详解。伊尼斯认为，传播及其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和书面传播的偏向，或曰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媒介可以分为以上两大类──“倚重空间的媒介”和“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石刻文字这种媒介耐久，能长时间保存，倚重于时间，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而莎草纸轻巧，容易运输，能远距离传播，但是保存时间短，属于倚重于空间的媒体。他在书中再次表示对于希腊文明的推崇，提出希腊基于“口头传统”的传播方式，达到了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平衡，是一种理想的传播方式，也对西方文明影响至深。
可惜伊尼斯笔下的帝国，并无确切定义；它至少有两个互相排斥的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在《帝国与传播》中，伊尼斯提到的帝国共三十多个，内涵比较混乱，在分类上也不严谨。从时间跨度来看，有五六千年；从空间上来看，分布在欧亚非三大洲；从规模上看，既有跨几大洲的庞然大物，也有袖珍的小国；有广为人知的帝国，如埃及、苏美尔，如埃及、苏美尔，也有读者未必熟悉的远古帝国，如阿卡德、亚述、巴比伦、赫梯、叙利亚、安息、萨珊、波斯、希克索斯。既有大家比较熟悉但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比如米诺斯、迈锡尼、雅典、斯巴达，亦有世人意见一致的庞大帝国，比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有昙花一现或名存实亡的帝国。如马其顿的希腊化帝国、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此外，还有不太为人熟知的庞大帝国，如塞尔柱突厥帝国。甚至还有近代的殖民帝国如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沙俄帝国等等。
此外，伊尼斯还把帝国分为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两大类。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掠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磨和帝王更替的沧桑。当然，和前一种分类是基于地理作出的划分不同，后一种分类伊尼斯显然是出于“传播”层面〔无论是文明影响还是势力扩张〕考察的需要。“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喜欢用宏大叙事来研究历史的伊尼斯比较研究后发现，他心目中理想帝国的雏形应当是希腊那样，既是政治帝国，也是宗教帝国，既能解决空间问题，也能解决时间问题。在与《帝国与传播》同为传播学经典著作的《传播的偏向》里，伊尼斯写道：“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
当然，对他的理论稍作思考就不难发现，许多地方其实经不起推敲，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这在他晚期著作《传播的偏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当伊尼斯说“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我们就应该弄懂，希腊文明有什么贡献”，以及“希腊口头传统中产生的荷马史诗，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似乎还没有脱离常识。但是当他说到“十五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明，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传播的偏向》〕，就令人相当困惑了。为什么要等到十五世纪印刷术的发明，欧洲人才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在我看来，自从希腊文字风行世界之后，不仅希腊人，而且文明的欧洲人和中东人，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眼睛占支配地位的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但是那时间却不是十五世纪而是公元前五世纪，是城邦制度及其文明开始成熟的年代。
在我看来，“眼睛占支配地位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正是“轴心时代”的基础。我们注意到，所谓轴心时代的先知和圣人，正是在先前几百年的文字积累的基础上，获得了某种比较文化学的知识，结果造成良心的反省和理性的启蒙，造成部落宗教的破裂和世界宗教的孵化。
在我看来，伊尼斯之所以强调口头传播比黏土、羊皮纸、纸张等媒介的书面传播，更能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取得中和，是受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1894－1952年〕的影响，是受到无线电广播无远弗届的辐射之覆盖影响，因此产生了对于“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的偏爱和不恰当的抬高。正是为了掩盖这一偏爱及其带来的不恰当的抬高，伊尼斯极力掩盖文字的普及化已经创造了“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这一事实，而要硬把这一文明的诞生推算到两千年以后，从公元前五百年推迟到公元一千五百年。伊尼斯用以描述印刷术的发明所说的，“这意味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其实应该用于描述文字的发明。而在中国这种“象形文字”或“视觉文字”〔不同于拼音的“听觉文字”〕的国度，“眼睛占支配地位”的传统其实从来没有中断。
十分明显，伊尼斯用传播媒介来鉴别大的历史阶段，具有突出的缺点。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把分数为不同的横向文明的历史，归结为统一的纵向行列，例如他把文明分为九个时期，就相当勉强：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时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电影时期、广播时期。
正是基于这种混淆，伊尼斯认为，“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止，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他推崇希腊文明的“不过”：“‘万事不过’〔Nothing over-much〕是希腊人的至理箴言，其暗示意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都是如此。到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传播的偏向》〕不言而喻，这里所谓“希腊文化被毁了”正是轴心时代的特征。如此看来，作为伊尼斯的理想帝国的“希腊”，其实并不真正是在“标志着文明进步的印刷术出现之后”才逐渐衰落的，而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就开始解体了。只是在这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希腊文明的高峰期才来到世人面前。这个世人公认的高峰期就是伊尼斯所说的“被毁”。
据说《帝国与传播》开启了一个新的传播学派，即“媒介决定论”学派，但是伊尼斯意义的媒介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传播媒介，因为伊尼斯认为，帝国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媒介，帝国作为媒介，它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帝国作为媒介，亦是如此。
说实话，这种半个世纪以前的论述与我们现在的认知可说相反。我们认为，与其说帝国创造了文明，还不如说文明创造了帝国；与其说帝国是一种媒介，还不如说媒介是一个帝国。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不是帝国造就了轴心时代的广泛传播，而是轴心时代的广泛传播造就了帝国。
伊尼斯相当夸张地提出：“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为什么理想的帝国会衰落乃至夭折呢？也许就是因为既倚重时间媒介〔如文字〕又倚重空间媒介〔如金字塔、雕塑〕口头传统衰落了。
而在我看来，十九世纪的电报电话和二十世纪无线电广播，对于促成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狂潮和瓜分欧洲的世界大战，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给生逢其时伊尼斯，留下的深刻印象，无疑促成了他的上述高论──对口头传统的偏爱和并不恰当的抬高。也许，列宁〔Lenin，Vladimir Ilich Ulyanov，1870-1924年〕的精彩蛊惑尤其是希特勒的疯狂演说，通过无线电的夸大作用，直接导致现代极权主义和世界大战的终局。但这是二十世纪的欧洲事件，不是纪元前的希腊事件。
在我看来：孔子、墨子之后两三百年，秦汉帝国就一统六合；查拉图斯特拉之后两三百年，波斯帝国就一统中东世界；苏格拉底之后两三百年，罗马帝国就一统地中海区；悉檀多、大雄之后两三百年，孔雀王朝就一统印度雅利安人；轴心时代的支柱基本上也就是当时的书写技术空前发达，使得各种“私学”和“异端”，以“哲学家”、“先知”、“诸子”、“宗教家”的面目，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
应该指出，伊尼斯的种种理论尽管有相当偏差，但有些看法是相当精辟的。例如通过对帝国的分析，伊尼斯得到了结论：文明是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和口头结构的脆弱的平衡〔在传播的偏向上则是空间和时间的平衡〕。这种观察用于分析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时，就可发现：尽管有严格的出版限制，马列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还是在民间的“口头结构”的侵蚀下，日渐瓦解了。
从石头到莎草纸是一个飞跃，它产生了文明与国家，并通过文字的孵化开辟了轴心时代的良心发现。那么，从纸张到网络的这另外一个飞跃，将综合所有的媒体于一处：文字、声音、印刷、无线电以及电视的绵延；如此这般的网络时代所开辟将是一个怎样的新轴心时代？毫无疑问，新轴心时代与全球一体化，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

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一部 全球一体

Part I Global Integration

 

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

Chapter Two

 The Forms of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与内陆文明〕

〔Oceanic Civilization and Inland Civilization〕

 

一，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1. Navigation as Path to Liberty

 

二，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

2. Open Society and Society of the Great Wall

 

三，城邦与王国

3 City-State vs. Monarchy

 

四，崇拜技术与崇拜人力

4. Worship of Technology vs. Worship of Human Labor

 

五，伦理社会爱好喜剧、粉饰太平

5. Preference of Comedy in Ethical Society as Facade of Peace

 

六，海权与法治的关系

6.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ights and Rule of Law

 

七，个人主义是海权的意识形态

7. Individualism as Ideology of Sea Rights

 

八，海权的重要在“经济发达”之上

8. Sea Rights as Priority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九，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诞生之艰难

9.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dition against Birth of

New Civilization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在其晚年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中写道：“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人种之间的繁衍，并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对生物圈的动物群体和植物群体所产生的唯一影响。毫无顾忌地把人工驯育的动植物，从以前曾经互相隔绝的两半球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会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但也会造成细菌和病毒的有害传播。天花病毒尾随哥伦布的航波，通过人的载体西行到了美洲。如果说天花就是夺取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生命的疾病的话，那么，这些病毒就是皮萨罗率领入侵南美洲的为数不多的侵略者的肉眼看不见的先锋。反过来说，性病在西欧首次为人所知是1495年，即在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三年之内。这大概是‘新大陆’惩罚‘旧大陆’入侵它的错误的回报。十六世纪期间，西欧出现的始于1519年的大灾难所造成的代价，无疑是对西班牙人掠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以及后来他们雇佣美洲土著劳动力开来美洲矿藏并把它们运回欧洲的报应。这样，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体的结果之一便是：天花、性病和通货膨胀。这三位可怕的来客，每一位都拥有一个帝国，它曾使查理五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相形见绌。也就是在这些新的帝国中，太阳从未在那里升起过。〔参见第七十五章《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1405—1652年］〕

 

不论全球文明带来了多少灾难，它总是人类进步不可回避的一环；而全球文明又是由航海活动促进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拿欧亚大陆的“泰西”即西欧的开放社会与欧亚大陆的“远东”即长城社会的差别，看来观察其对文化的影响：开放型的海洋文明流动性强，它能在数百年之间暴兴暴灭，它运用技术、科学、思想尖端来“征服自然”的倾向较为明显，文化呈多元性：艺术、科学、宗教、伦理等门类的独立性强。其特征是追求绝对的、客观存在的真〔哲学与科学〕善〔宗教的伦理〕美〔艺术的真实〕，这些都是由“追求技术的传统”派生出来的。因为可以说，技术的优劣有其“客观标准”，而检验的程序并不混乱，这种“程序精神”形促进了“绝对真理”的信念。反之，长城社会凝聚性强，故扩张不力但消亡也慢，追求社会的和谐而非“征服自然”，注重维持伦理道德和政治均势。

 

内陆的封闭社会，其文化多呈一元性，或以宗教立国〔如埃及、印度、希伯莱〕或以伦理立国〔如中国〕，或尽力维系国际间的政治均势〔两河流域〕。其文化特征较为倾向实用主义，不以绝对理念〔宗教的、科学的、或政治的〕为追求对象，而以相对的现实生活为目标，这是由“聚集人力”的倾向发展起来的。

 

 

**一，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1. Navigation as Path to Liberty

 

所谓航海文明，不是指“渔民作业”，而是指“基于航海贸易的商业文明”，它也包括“海外殖民”、“海盗战争”。

 

所谓内陆文明，指古老的依赖陆地生活的文明，以区别于后起的依赖海洋的商业─殖民模式，内陆文明比较航海文明，是人类更为古老的生活方式，从原始的采集─游猎方式，渐次发展为游牧─农耕的方式。

 

可以说，人的文明程度是依序展开的：

 

1，采集─游猎方式；

 

2，游牧─农耕方式；

 

3，商业─殖民模式。

 

而海路贸易，比陆路贸易具有更大的优势，即使在航海技术还不甚发达的古代，这种优势就已经显露。比如，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大厅内陈列的一艘宋代木船残骸，残长二十五米，残宽十米，据推算，其运输量已经足与一支七百头骆驼组成的商队相匹敌。〔《中国青年报》1984年4月29日第6版《泉州览古》报道〕

 

一个强大的海上船队无异于一个独立王国，它可以不受封建割据势力的阻隔或盘剥，获取更多的利润和更大的自由。明清的中央帝国，之所以不惜工本和人力全力发展陆上漕运，而不愿发展南北海运，其目的正在于有效地控制水路贸易、扼制商人势力的独立发展。

 

正因为海上贸易具有这种优势，大凡海上贸易势力可以达到的地区，陆上贸易就相对衰落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并开拓了绕过好望角直通印度的海上贸易路线之后，中东地区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直到十九世纪打通了苏彝士地峡之后，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才重新提高。二十世纪初，德国人拟议中的“柏林─巴格达”铁路，正是为了部分抵消英国人手中苏彝士运河的重要性。

 

知识的自然状态即实用状态所形成的应用技术，可以自发产生于内陆社会相对隔离的文化圈中。而接触面较广的航海社会，则富于吸纳性和继承性，它造就的商业社会经常暴兴暴灭，不同于较为稳定的农业社会；它所创造的知识系统更具理论状态，其基础科学用以综合、协调它所接触的复杂而异质的各种文化遗产……海洋性的开放型社会善于吸取，只是当它自身的文化已经发达，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先前的老师时，它才转向给予，呈现出文化意义上的“放射状态”。比如，希腊人只是到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Age〕，才进入这一放射状态。

 

从商业活动的角度看，海洋比陆地更安全，因为它只需克服自然条件方面的困难〔如风暴、礁石等等〕，而较少受到来自陆上的暴力威胁。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海上商队比陆上商队更容易发展，它的单一关注对象是如何发展技术，而不是如何组织部落联盟，以保障通商活动的安全。所以海洋文明的政治意识，不及内陆文明那么强烈而且集中，例如，以众海岛〔如克里特、推罗、西顿、爱琴海诸小岛屿，以及一些半岛，如阿提刻、迦太基、小亚细亚沿岸等等〕为基地的海上文明，不易遭受来自陆上强国的压力，而能较为自由地吸取他人之长，以发展自己的商业、技术、文明。

 

同为古代地中海区的“海权国家”，希腊文明与腓尼基文明的差别就很大。两者对技术的共同关切技术发展无疑是一致的，希腊字母还是从腓尼基书写系统借鉴改造得来的，但在技术崇拜的意义上着眼，腓尼基远远不及希腊那样深入。这可以从两点得以说明：

 

1、希腊人据有爱琴海沿岸的众多岛屿和半岛，因而具有更根本的海上文明性质。相反，腓尼基人世居埃及与两河流域之间的通道，故经常遭到两大强权的袭扰甚至鲸吞。他们后来迫于内陆纵深地带更为野蛮残暴的强权如亚述的毁灭性压力，才逐渐转向海洋发展。不像希腊并非陆上交通的要道，因而不容易成为内陆强权意在必得的垂涎目标。

 

2、作为希腊文明的前身和渊源的迈锡尼〔Mycenae〕文明就是一个海上强国，据它渡海远征特洛伊人并进行了十年持久的围困战，可以判断它控制着当时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一带的制海权。再从它征战胜利后满载俘虏与战利品归去的传说，可以想见其海运之盛况。

 

而作为迈锡尼文明渊源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海上强国，公元前二十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它几乎垄断了整个东地中海的海上贸易。现代参观米诺斯遗址的人们，往往惊叹其生活的“现代化”──有着各种近乎现代世界的生活设施：从自来水系统、抽水马桶到地下水道，以及舒适的桌椅、非宗教的装饰品、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等等。米诺斯文明的这种特点与其他古代文明截然不同，甚至不同于半岛上的希腊文明。这个“谜”的形成当然有诸多因素，但显然它是一个比希腊半岛更为纯粹的海上文明，可以更加少受陆上强权的干扰而独自发展自己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与近代的英国和亚洲的日本相似〕。再加上它地处古代几大内陆文明的中心之间，独占了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这就为它奢华而优雅的文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在十六世纪曾昌盛一时，当时，从新大陆到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大都揽在他们手里。但西班牙人作为一个民族，却始终没有取得“海上民族”的资格。所以，西班牙也就未能产生一种堪与中世纪早期的北欧、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近代早期的英国──相媲美的海上文明。关键在于：西班牙的社会重心依然立足于比利牛斯半岛的内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以商业立国的民族。而斯堪的那维亚人、汉萨同盟的德国人、威尼斯人、荷兰人、英格兰人以及古代的米诺斯文明及其后继者希腊殖民者──却是以商业立国的民族，就像是二战后的日本。

 

 

**二，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

2. Open Society and Society of the Great Wall

 

这种差别对文化的影响：

 

开放型的海洋文明流动性强〔故能在数百年间暴兴暴灭〕，追求用以“征服自然”技术、科学、思想尖端的倾向较为明显，文化呈多元性：艺术、科学、宗教、伦理等门类的独立性强。其特征是追求绝对的、客观存在的真〔哲学与科学〕善〔宗教与伦理〕美〔艺术的真实与完满〕，由追求技术的传统派生出来。因为：技术的优劣有“客观标准”，而检验的尺度甚为简单。这种情形促进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

 

反之，防范型的内陆社会凝聚性强，故扩张不力但消亡也慢，追求社会的和谐而非“征服自然”，注重维持伦理道德和政治均势。其文化多呈一元性，或以宗教立国〔如埃及、印度、希伯莱〕或以伦理立国〔如中国〕，或尽力维系国际间的政治均势〔两河流域〕。其文化特征较为倾向实用主义，不以绝对理念〔宗教的、科学的、或政治的〕为追求对象，而以相对的现实生活为目标，这是由聚集人力的倾向发展起来的。

 

总的说，海洋性开放型社会的文化，呈现“辐凑状”，属“综合型”，像密蜂酿密似地从各个更早的文明中心采集有益于自己的文化因素，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使其国际关系像木轮上的众多辐条与轮轴那样形成“辐凑”。大陆性防范型社会文化，呈“放射状”，属“凝聚型”。历来史家，因此盛称中国民族的强大“凝聚能力”，能够集形形色色的种族于自己的文化熔炉之中，陶冶之。它的国际关系宛如一盏灯塔在原始空间中四处散播着光热。当然，它不纯然给予，还从那些原始的但富有潜力的社会中提取自己的文化所需要的养份，并在这“给予──提取；提取─重新给予”的交流中，发挥凝聚力，把本来分散的环境，凝炼为具有内在统一力量的文明。对海上文明而言，只要掌握了制海权的技术，就不虞遭到武力征服。“大陆封锁”对它也往往无计可施，因为海上交通线可以延伸得很长很长，除非所有大陆都被敌对势力控制，内陆文明拿海上文明是毫无办法的。内陆国家或部落联盟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没有天险可以凭籍。他们最关心自己的安全，但最没有安全。因为他们远比海岛或狭颈的半岛更难于防守，容易受到包围和攻击，“安全边界”于是成了他们注意的焦点。在古代世界里，人民主权思想尚未觉醒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获得这种“安全边界”，要么筑起人造的险峻〔如万里长城或大规模的要塞系列〕，要么采取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无论是建造大规模的人造工事，还是推行扩张政策，“人口”都是内陆国家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古代条件下，人口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实力。这样，内陆性的防范型社会，对获得更多的人口和居民，远比获得更高级的技术更加感到兴趣。

 

在以商业立国的某些内陆国家〔如巴勒斯坦、丝绸之路、南德意志、阿拉伯沙漠等〕的生活中，我们则发现了某种混合形态：它们身居内陆，不得不顾忌来自腹地对手的人力压力，而海上航行的缺如，使他们对技术发展的关心也不能专注。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内陆商道”都一度有过相当发达的手工业，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却没有条件发育成熟。这是因为，这些内陆文明首先关心自己的国家安全能否较易逃避来自腹地的攻击，因此在它们的活动中，人力的作用决不低于技术的作用：人力既有助于保护商道〔古代结队而行的商队自然是人数越多越好〕，又能“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在内陆商业社会里技术发展的作用，较之海上商业社会就大大降低了。

 

以商业立国的海上文明注重技术，以农业立国的内陆文明注重人力。其道理并不复杂：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对于冒险远航者来说，第一，船上装载不了很多的人员；第二，装载了再多的人，遇到海难时也于事无补。其实，即使在航海技术相当发达的现代，情形依然如此；人力，不是航海活动及海上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而先进的尖端技术才决定了能否获得海上优势。而想要保持海上优势，一定程度的人力支援作为后勤力量固属必要，但更紧要的却是保证优先发展新技术，以便在海上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技术差距与其海上角逐的关系，也说明了先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获得海上优势的关键，而发展海权的努力，反过来促进了技术发展。

 

航海史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在公元前就创造了帆船，而当时的地中海航海民族如迦太基人还在靠桨摇船，可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航海技术却日益落后，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政治重心过于侧重内陆，结果南北运输即使在沿海地区也不走海路，而通过运河漕运。海外活动仅在东南一偶受到关注，而且多为内陆的中央政府所压制，经常被目为海盗者流，这样一来，航海生活不得不退出社会主流，其技术发展就逐渐落后了。

 

古代的内陆文明大都立基于农业经济，不论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中国，就总体而言都属此类，尽管不排除其社会内部包含某些以工商业为生的并特种工商业集团。对于古代的农耕社会而言，人力以及人力支配下的辅助性畜力──是生产力的主要成份。人力的多寡，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生产规模的大小和综合国力的强度。

 

在古代世界的战争中，人数的多寡远比现代战争中更为重要。古代固有一些以少胜多的战例，但就总的情况来看，人力的作用举足轻重。而在陆战中，人数的作用远比在海战中更有决定性。陆战的胜利，固然与高昂的士气、精良的组织、完备的武装、和优秀的战略不可分离，但人数的作用经常可以转危为安。相形之下，海战则不然，它主要凭借战舰的质量和战斗者的技术，参战的人数在海战中所起的直接作用大大低于陆战。而战舰的建造固然需要一定的人力，但根本需要的还是技术。三个手持石斧的战士也许能战胜一个青铜武士，但三百倍的人员也不能保证造出高质量的海战武器，在先进战舰面前，落伍的海船数量再多也无济于事，不过充当了前者的靶子。

 

翻看多数内陆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它们活动的主要目标一直是“获取更多的人力”。而战争、扩充版图、掳获人口、建立附庸的藩国──无一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人口”。为什么要获取更多的人口？因为在以农业为本的内陆文明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技术。在那里人口就意味着实力，正如在以商业为本的海上文明中，技术和武器才是实力。这一影响十分深远。经常性的影响就会造成某种“传统”，以至内陆文明对人力的攫取形成一种传统，海上文明对技术的热衷形成另一传统。人力与技术，成为内权国家与海权国家各自努力的首要目标。例如，一个海岛社会〔如台湾〕经常声称自己拥有“某千某百万人口”，就说明它本质上还是被它原先从属的内陆文明所控制着。而为了保持人力并扩充人力，单凭武力征服是不够的，这时，作为“人力凝聚剂”的伦理观念就起作用了，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旁边的这个海岛社会〔台湾〕，其本质还是一个内陆型的伦理社会而不是一个海洋型的法治社会。而“教化”和意识形态，还是作为注射人力凝聚剂的惯用手段，在其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

 

作为部落宗教和“国家宗教”的内陆“异教”，相对于后来诸大“世界宗教”而言，也起着类似的凝聚人力的作用，因此其诸神形象完全是其人性的写照。苏联科学院编辑的《世界通史》第一卷这样描述亚述宗教：“诸神的本性被理解为易怒的，所以表现为狂暴、心怀嫉妒和威严的，而人在神的面前，只是用自己的牺牲来供养诸神的奴隶。”同时，即使在部落宗教时代，航海文明的国际交流也十分盛行。例如毕达哥拉斯，萨摩斯〔Samos〕人，生约公元前571─公元前497年间，曾到埃及旅行，并向埃及祭司们学习了数学知识。其父曼尼撒库〔Mnesarchus〕就是一个来自推罗的外国商人，后来才得到萨摩斯的公民权。

 

关于“数”的巫术幻想和科学研究，在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祭司们那里，是杂鞣在一起的。在希腊，这种神秘论由毕达哥拉斯的宗教会团继承并发展起来。和陆上文明比起来，海上文明扩张性较强但稳定性较差，流动性大但凝聚力少。它们大多呈现出一种暴兴暴灭的状态。海外扩张的成果很容易一扫而光，而陆上的扩张则较易巩固。这是因为，海上交通线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水面，它们只属于技术上的强者；而陆上交通线必须基于当地的民众，所以开拓陆上交通十分艰难，但保持它相对反而容易些。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英国的殖民地丧失殆尽，而俄国却迄今控制着大部分殖民地，如远东、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区等等。

 

 

**三，城邦与王国***

3 City─State vs. Monarchy

 

为什么希腊城邦未能步互相统一之途，而非得等到各方打得精疲力竭之后，由马其顿和罗马分别扮演了仲裁者和统一者的角色？欧洲史学家归因于“城邦崇拜”的心理，这种心理还由城邦宗教予以巩固培植，对城邦主权的过度依恋造成了并延续了希腊的分裂状况。城邦制度以及城邦崇拜都是一种现象，作为心理现象的后者当然来自作为客观存在的前者，但城邦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

 

它产生于高度发展的初期商业活动，作为贸易据点的希腊城邦，基本上是初期商业活动充分发展的特定产物。随着当时国际商业规模的日益扩大，越来越要求有一种相应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以结束国际无政府状态。这种广泛的国际秩序的建立，自然意味着城邦制度的结束。尽管城邦制度的遗存还残留了相当时期，甚至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还得到了相当的程度的“复活”〔威尼斯、热内亚、佛洛伦萨的出现正是古典“文艺复兴”的前奏〕，但毕竟无法和大规模的王国、帝国长期抗衡。

 

前面说过，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城邦为基础，佛洛伦萨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布鲁诺被教会处死，是文艺复兴衰落的标志，结果科学复兴与宗教改革继之而起，同时，这也是意大利城邦衰落的标志。后来，在法国国王的武装干涉下，意大利尤其是其北部城邦自由的日子结束了，威尼斯已经满足于商人的地位。难怪意大利的有识之士蔑称法国国王为“马其顿王”，因为在古代希腊人看来，从北部入主希腊的马其顿人，就是一群野蛮人，正如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人看待北方来的法国人一样。

 

 

**四，崇拜技术与崇拜人力***

4. Worship of Technology v. Worship of Human Labor

 

在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极少有可以凭借的高山险阻。因此，只能依靠“人”，依靠群体。在古代中国的道德训诫中，充满了有关依恃险要地形胡作非为、不恤民情而终致亡国的长串例子。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这些事例是真假参半的，但它突出说明了古代中国人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人类群体的力量胜过自然天赋的优势〔“人定胜天”，意为“人定则胜于天赋”，定即“稳定”〕。所以，西方的海上诸文明〔希腊、迦太基、西欧诸国〕 的聚合力量是“知识”，东方的内陆诸文明〔包括巴比伦、希伯莱与古代中国〕的聚合力量是“道德”。

 

尽管在一个文明中心，伦理意义的道德聚合和力量意义的技术聚合，在其内部不同程度地共生着，但主次之分还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技术”和“人力”不可作过于狭隘的解释。否则，难以理解为什么在“追求人力”的内陆防范型社会中，尤其是农业社会，经常发生杀殉即活人牺牲的习俗。其实，杀殉与活人牺牲也是一种对人力的追逐。甚至是一种更深刻、更急切、更无孔不入的追逐。正是在重视人力的古代社会中才特别容易发生这类血腥仪式。杀殉是因为死去的统治者想把人力带到他们将去的冥界，而活人牺牲习俗的假设前提，是认为神祇也像人们一样重视人力，于是以活人牺牲来取悦于神灵。所以，杀殉也好，活人牺牲也好，实际上是一种以人力进行的变相投资，想以这种方式换得祖先神灵和自然神祇们的欢心，让神灵来赞助献祭者们获取更多的人力。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对人力的随求改取不那么富于宗教色彩的投资方式──干脆把人力派作唯物主义的现实用途，于是，奴隶的使用开始普及。

 

尊崇技术的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英国工人由于惧怕失业而一再发动捣毁机器的暴动。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他们对技术的尊崇以至畏惧，他们并不认为失业是人为的事件，也不因此归咎他人，反而认为这是机器造成的。他们清楚知道技术的力量，并意识到这种力量不一定造福于人。过分着力于维持既定的人际关系〔伦理〕，会阻碍技术的发展，因为技术除了能增加人对自然的支配力，同时也不断改变人际关系，从而打乱统治集团的权力分配方式。任何新技术的普遍应用，都不可避免地影响、改变着人际关系的形态。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要义说，“生产力的发展会改变生产关系”。其实生产力并不是人际关系的基点，生产关系是从属于权力关系的。即使在西欧一角的法治社会，也是由于法制的权力构架的保护，才使得生产力貌似独立。过度重视维持既定的人际关系〔及其生产关系〕，其副作用很可能会限制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因此不难发现，在伦理秩序程度深入的社会系统中，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备受桎梏。每当一种新技术或仅仅是新技术的因素刚刚萌芽，人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它使生活丰富多样的积极方面，而是它对现存人际关系和伦理观念的潜在的不稳定影响。过于敏感地“预见”这些消极面并夸大之，然后就把新技术或仅仅是新技术的因素，连同这些潜在的消极面一起抛弃了。

 

追求人力的社会生活特点，造成了以重视〔保持并全力扩大〕人力为特征的“人际关系──伦理”型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倾向是追求“持平”〔“不患寡而患不均”〕与照顾面上的平衡，因此，它对可能加剧不平等状况而导致社会分裂、激化阶级矛盾的技术发展，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而对力图发展这种新技术的创造性的个性，则采取压抑与分化瓦解的策略。这种态度常常并不体现为有意敌视，而是体现为漠视，任其无声无息地自行消失。对于新技术和创造性的个性而言，奉行这种扼杀策略的“伦理社会”并不存在可见的竞争者与敌手，但却到处都是无形的阻力与障碍。因为各种势力都预感到：新技术和创造性，对于权力结构的维持既定方针，是一个持续的威胁。

 

 

**五，伦理社会爱好喜剧、粉饰太平***

5. Preference of Comedy in Ethical Society as Facade of Peace

 

从艺术上看，崇尚伦理的社会爱好喜剧，尤其是那种盛行大团圆结尾的，这不仅因为喜剧气氛轻松、投合市民的胃口；还由于喜剧能使人认识到现有的伦理社会是“公平”的，能够和谐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相形之下，悲剧不好，因为冲突的各方尽管表现出惊人的活力和独到的技术策略，但却使人看到了人生的真相。

 

当然，中国社会的戏剧大多以“大团圆”的结尾结束全剧，还因为当时社会现实的特别黑暗。比如，“清官戏”之所以在中国形成一个传统，不是由于清官很多，而是由于清官太少，值得纪念，而贪官污吏却遍地都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处于毫无保障的状况中，所以人们才去戏场寻找清官喜剧的安慰。在外国也有类似的例子，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影坛上风行的就是一些粉饰现实和制造美好生活幻想的影片，因为这类东西能使观众暂时逃避现实，寻求片刻的解脱。〔参见《世界电影》杂志１９８４年第１期１５０页〕在社会福利最少而弱肉强食最盛的美国，电影表现得最为缺乏社会批判精神。我们知道，在中国甚至连《窦娥冤》这样“高度现实主义的杰出悲剧作品”，最后也加上了一个清官的伸张正义的尾巴──让窦娥那位做成了官的父亲替她报了仇。这无疑削弱了作品的悲剧性，但也是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人在“北方来的革命政权”〔蒙古人〕的统治下走投无路、只得寄渺茫的希望于“传统清官”的悲惨处境。

 

依据相近的理由，当希腊文明日益衰落、社会冲突不断激化并因此遭到外来统治〔马其顿〕的“希腊化时期”，新喜剧也取代了古典悲剧在剧坛上的地位。当然，像希腊人这样崇尚技术的社会，向来还是具有爱好悲剧的能力的，兴盛时期的希腊人认为悲剧表现了巨大而不可弥合的冲突，从中展示出某种伟大的力量和超凡的风格。而这种悲剧的美感在伦理社会的人看来则是费解的、野蛮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在残存着古典心灵的现代人看来，喜剧的大团圆的收场是庸俗的，因为它掩饰了生活中的矛盾与苦难，用一道人造的帷幕在观众的心上施行遮眼法，因此它只能宽慰愚公的平庸，不能激荡的智者的意念。而哲理的思想，往往产于悲剧，产于对悲剧的思考，它蔑视伦理图解所拥有的心理麻醉作用，却有激发智慧、砥砺意志的魔力。航海的古希腊社会在这方面发育得比内陆的古中国社会更充分，因而对现代航海起家的世界文化所发生的影响更大。中国在秦汉以后，随着帝国统一社会的定式发展，“百家争鸣”的多元性选择道路被堵塞了。由于定式发展的统一社会对新思想的实际需求量大大下降，新的哲理之光，不被许可脱出伦理的框架和习惯的模式，免得打断社会在稳定中走向死亡的酣梦。即便少数佼佼者敢于创新，也未能激起持久的社会反应；“祖宗的成法” 和“先王的典范”，严重地缚住了中国的想象力、创新意志和行动能力。

 

 

**六，海权与法治的关系***

6.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ights and Rule of Law

 

试比较一下航海的技术社会与内陆的伦理社会的各自特性。

 

在近代产业革命以前，技术社会在多种人类文明间堪称一种特殊的、罕见的形态，其原因在于航海文明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史上不占主导地位，而东方的航海商人〔如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以及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以及日本人〕并不属于那种一心一意追求技术进步的民族。

 

进一步研究还会发现，在古代，技术社会常会退化成神权社会和伦理社会，如希腊城邦在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先后蹂躏和统治下，最后终于完成了其神权化的“社会工程”。到了中世纪，海权与技术不论在拉丁欧洲还是在希腊欧洲的生活中，都明显退居次要地位。像民主、自由、科学、技术这些海权社会的产物，也都销声匿迹。直到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 and war in Palestine，1096─1271年〕之前，欧洲社会的伦理化倾向日益加重。以十字军为标志的航海运动重新兴盛后，欧洲社会再次转向开放型。只是当新的海权如北欧、意大利、英国先后兴起，新的技术社会才又重新产生。

 

神权社会和伦理社会转化成技术社会的例子也有，比如在亚历山大东侵之后，波斯帝国属下的神权社会如西亚北非各地，在很大程度上都“希腊化”了，即技术社会化了。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层现象，中东地区基层人民依然生活在内陆型的社会环境中，何况紧接其后的罗马、拜占廷统治渐次削弱了技术社会的要素，因此，当阿拉伯内陆的神权文明在七世纪时崛起，便轻而易举地就掀掉了拜占庭文明的外壳。阿拉伯人在享有了航海文明的成果之后，曾经辉煌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以最为典型的内陆封闭的贝督因社会的原始手段，让中东地区永归黑暗。所谓回教的扩张，到头来不过是亚历山大东征的逆向翻版，只不过，是神权社会战胜了技术社会。因此回教扩张也可以被视为是对亚历山大东征的反动，因为内陆地区更加适应神权─伦理社会而不是技术─法治社会的生长。

 

用法律手段和成文宪章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绳，也可以说是航海文明、技术社会的一大特征，例如从米诺斯、腓尼基、巴比伦、希腊、意大利城邦、北德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到荷兰、英国及其殖民地〔包括美国〕无不如此，这也是把社会治理方面的契约“技术”，直接运用到文明体系管理范围去的具体表现。其中汉萨同盟在欧洲大西洋海权时代尚未开拓之前，以吕贝克、汉堡、布来梅组成联盟；现今易北河〔Elbe River〕重要的出口港汉堡，一度是吕贝克的外港。因此汉撒同盟握有欧洲海权，后来大西洋航线开通，波罗地海沦为内湖，汉撒同盟城邦各国失去生意、财富和霸权，遭遇和意大利城邦〔热内亚、威尼斯〕一样。另外巴比伦虽然地处内陆要道，但同样是海上航线的要冲，如红海和印度五河的交易，向来在波斯湾中转，而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更可直接入海。所以《汉谟拉比王法典》〔Code of Hammurabi〕的编纂，确实有其商业方面的实用价值。

 

法律是有系统的，但不同的法律系统与“技术发展”的关系并不一致。某种法律系统执行得越是一板一眼、法律条文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越大，那么，对法律的技术性要求就必定越强，否则就越是容易引起社会生活的振幅扩大以致全面紊乱。越具有技术控制而不是人为干预特征的法律系统，越可能是技术社会的产物。具有“技术特征”的法律系统，本身既是一种技术系统的集成，同时，也具有保障其它门类技术的独立发展的实效。这种法律系统不能“随机应变”，不能给法官以过大的权力，以免他们侵害其它技术系统的独立性。总之，这种法律系统的非人格化色彩比较浓厚，它的主要职能在于“判决是非”，而非“调解关系”；它追求的目标不是现实中“权力的和谐”，而是抽象的“正义”。

 

与欧洲黑暗时代同期，阿拉伯文明却大放异彩。当时的阿拉伯帝国，不仅横行欧亚非大陆，而且控制了大部分海上交通，在地中海与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而犹有胜之。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他们的势力比印度人更大，因此回教社会一时呈现开放型特征，对有异端色彩的科学、艺术颇持宽容态度，但由于阿拉伯文明渊源于内陆，终不具有海上文明执意追求技术的特性，如《可兰经》〔Al─Qur'an 〕十分注重调解人际关系，却极少涉及社会组织与学科技术的问题，这无疑使得它统治的区域在许多方面退化到原始状态，最终导致阿拉伯──回教世界渐渐丧失海上霸权。继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smanli Empire〕，也一度握有庞大舰队，甚至击败了欧洲海权，但终因缺乏开放社会的系统支持而走向衰落，海权最终还是离开封闭社会而去，这几乎是宿命的。

 

 

**七，个人主义是海权的意识形态***

7. Individualism as Ideology of Sea Rights

 

国家主义基本上是内陆社会的产物，是其注重人际关系的神权意识或伦理意识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而个人主义则与航海社会注重技术因而崇尚能够推动技术发展的“个性”倾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种意义上，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虽然流行生鱼片，其文明形态依然是内陆型的：这包括从韩国转口的佛教、从中原进口的文明甚至其基层文化都和云南相似。例如日本的民居和相隔整个中国的广西云南等地少数民族的双层民居十分相似；不同的只是，如傣族民居的一楼没有墙壁，是用来饲养动物的，而日本人却拿来住人。西双版纳傣族的这种干栏式建筑，至今仍散见于日本部分地区，而早在大和的佐咪田古坟中出土的一件房屋纹饰镜，画面上亦有干栏式住宅。在亚热带地区，干拦式建筑南起菲律宾巴拉干人，泰国泰族，中国云南的傣、哈尼族，以及海南黎族，多有干栏式高架住房。此外，日本神社前面的“鸟居”〔类似牌坊的建筑〕也和云南玉龙雪山下的纳西族东巴教圣地玉水寨的牌坊，外形十分相似，原料都是用无漆无色的原木制作的。还有，云南人和日本人历史上都有“黑齿”的习俗。而云南石林等地撒尼人的“火把节”，也类似日本的“盂兰盆节”，甚至日本的纪伊半岛同一天也举行“火把节”。

 

云南哈尼族与日本和族的信仰可以比较：日本最有权威的“天照日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烟日神”都为女性；日本崇拜“谷神”并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也崇拜“谷神”，并视樱桃树、樱桃花为神花。日本神道与哈尼宗教都崇拜自然现象如太阳、山脉、树木、水、岩石以及生殖的整个过程。其定义表现为“视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神灵的化身”。一般来讲，中国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总是和天上有所联系，中国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又总是和地下相联系。这种种情况使得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云南是日本民族的起源地。1979年，日本教授鸟越宪三郎发表新说“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1982年，鸟越宪三郎、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等又奔云南，踏入滇南西双版纳，进行实地考察。1984年2月23日，致力于社会人类文化研究的鸟越宪教授又宣布：“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北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鸟越宪教授就这一发现又强调：“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是云南，这是一个旁证，证实这地区是日本人的发源地。” 1988年9月，日本电视工作者同盟抵达云南，其任务就是拍摄《日本人的起源》，日本列岛的“云南热”随之卷到顶峰。

 

可以认为，希腊城邦自由观念的衰落，是陆权国家马其顿胜利的附带结果；而海权国家雅典“提洛同盟”〔the Delos League〕的个人主义，政治上表现为极端民主主义，其最后熄灭，则是由陆权强国罗马的统一政策促成的。恺撒的朋友布鲁图斯出于真诚的共和主义信念而刺杀了这个“模仿东方帝王举止”的独裁官，也无法阻止统一局面所带来的专制。事实上，有些理工科大学生臆想出来的“超稳定结构”并不是中国文明的特点，而是一切统一帝国的共同宿命。

 

一个社会之形成神权性文化、伦理性文化或技术性文化，其原因并不在文化的思考方面，而在其文化的应用方面：神权性伦理性的文化系统只能从注重人际关系的神权─伦理社会内部产生、发展，技术社会出于自己的内在原因，虽然也能接受这种异型文化，并在相当时期内借用它、改造它，但终究不会完全成为神权─伦理社会，所以“文艺复兴”会在欧洲发生，不会在中国和阿拉伯、印度发生。反之亦然，技术性的文化系统也只能从尊崇知识系统〔例如神谱系统、哲学系统、科学系统等等〕的技术社会内部产生、发展，神权─伦理社会出于自己的内在原因虽然也能在相当时期内借用它、改造它，但终究不会因此变成技术社会。所以世界内陆各国抵制欧洲文明的内在压力其实不小。

 

有些欧洲史家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曾估量过，假如北欧人对基督教欧洲的征服成功了，并以他们的“异教”文化取代了基督教文化，使之成为欧洲的流行文化……将会对欧洲的命运产生何种影响。其实，这种事后的假设纯属多余。北欧人的文化征服是失败了，假使它成功了，也不会给欧洲的生活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即使北欧文化失败了，基督教会秩序下的欧洲也未能阻止希腊罗马异教的文化复兴。

 

实际上，异教早就进入基督教了，不论是圣诞节，还是天使形象，都是来源于异教。尽管不断用火刑来对付“异教”的信仰和传布者〔“女巫”〕，异教还是顽强地渗透进来了，并逐步瓦解了基督教的基础。这次，欧洲主流社会改换了装束，不再用异端宗教或异教神话的形式来镇压基督的福音；而是借用了基督教来推动异教的“文艺复兴”，并顺便镇压基层的新兴宗教。所谓新兴宗教，不仅是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而且也指民间的巫教。

 

 

**八，海权的重要在“经济发达”之上***

8. Sea Rights as Priority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宿命论通常认为，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发渊于意大利，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意大利是中世纪欧洲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例如，当时联系着当时欧洲两大海上势力即南欧的意大利和北德的汉萨同盟的南德意志地区，作为交通贸易要道其经济与手工业也十分发达，甚至还是印刷术商业首先普及的地区，例如美因兹〔Mainz〕人约翰·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1456年根据欧洲拼音文字的特点，以字母为活字，发明印刷机，开创了印刷机械化。但是南德意志为什么没有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主因恐怕是意大利诸城邦通过海上贸易与战争控制了更长的海上交通线，因而能比较自由地接触到各种各样、丰富多采的文化。例如，激发文艺复兴的许多古代文献的抄本，就是由拜占廷帝国灭亡时的逃亡者带来意大利的。这些人无法不经过意大利而直接到达欧洲其它地区因为当时整个巴尔干半岛的纵深地带都被土尔其侵略军占领了。

 

另一个例子也可以参考。公元二世纪初，罗马帝国征服了英格兰和今天的荷兰、比利时一带。在不列颠岛上先后筑起了有名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或曰罗马长城〔Roman Wall〕。公元四十三年，罗马并吞不列颠岛，建立帝国第四十五个省份。哈德良〔76─138年，117─138年在位〕，为抵御北部凯尔特人〔Kelt〕对不列颠岛南部的入侵，哈德良到大不列颠视察并下令修建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用五年时间，分段筑成，东起泰恩河口，横贯英格兰，至西海岸的索尔韦湾〔Solway Firth〕，全长一百多公里。哈德良长城最初由泥土筑成，后来又砌石块。城墙南北两侧挖有壕沟，约十英尺深三十英尺宽。长城与南沟之间有一条军用道路，是连接东西的要道。长城沿途建有十六座城堡每隔一英里建有一座碉堡，称作里程堡〔mile─castle〕。 在碉堡之间有两座小角楼，供士兵休息隐蔽使用。在豪斯戴德〔Housesteads〕有最著名的城堡，在此可看到当年罗马人的军部、粮仓、兵营、医院、塔楼等。“安东尼长城 〔Antonine Wall〕”，东起福斯河湾〔the Firth of Forth〕，西至克莱德河湾〔the firth of Clyde〕，全长五十九公里，高三米多，建于140─142年间，为纪念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mtpmomis Pius，86─161年〕而命名，他是哈德良皇帝的义子 〔adopted son〕和继承人。后来罗马人放弃此墙而退到哈德良长城，安东尼墙现存遗迹不多。 长城的修筑，是罗马帝国的重心从海权转向陆权的重要指标。正如在中国，长城的修筑是文明从扩张转向防御的重要指标。

 

在欧洲大陆上，罗马把边界推到了今天的西德名城科隆〔Cologne〕至美因兹〔Mainz〕一线，维也纳〔Vienna〕也在其掌握之中。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就知道，这对日耳曼人意味着什么：罗马的政治控制范围无论从海洋上〔经北海〕还是从陆地上〔经丹麦〕离日耳曼心脏地带不过数百公里之遥。而以希腊文化为基础的罗马拉丁文化早就越过这些地界而深入日耳曼腹地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了。〔以上可参阅《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9页〕由于受到日耳曼人的抵制，此后几百年间这一分界在外观上相对静止，实质上不断变动。这些政治压力和文化影响的结果不久就会表现出来：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在罗马帝国的解体造成的民族迁徙潮流下，北欧人突然活跃起来，军事抵抗演变为疯狂的四处反击。

 

一百年之内北欧的日耳曼人就占领了北海诸岛，他们甚至登上了北美洲。经过历时大约两百年的大规模武装袭击和海盗式掠夺，这相当于希腊早期殖民活动，十世纪后半，不列颠岛上的丹麦人逐渐同化当地居民，十世纪末，本土丹麦人重新侵入英格兰，卡纽特王〔King Cnut，1014─1035年〕在公元1028年至1035年，建立包括今天的丹麦、挪威、瑞典、英格兰在内的“卡纽特王国”〔the Kingdom of Cnut〕，他死后，1042年帝国崩溃，英格兰恢复独立。著名的哈姆雷特〔Hamlet〕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中。与此同时，北欧人〔the Vikings，Norseman〕还占领并殖民于法国的诺曼底〔Normandy，意为“北欧人之地”〕半岛，于911年建立公爵领地，然后以此为跳板于1066年渡海入侵英国。北欧人的殖民活动东至伏尔加河〔Volga River〕并建立了基辅国家〔Kiev，866年〕，南至西西里岛〔Sicily〕，并建立了“诺曼王国”〔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941年〕。〔以上可参阅《钱伯斯世界地图》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7、38、39页。〕这种广泛的扩张活动表明，北欧文明这时已经开始跨入它的“古典时期”。正是这个时代，北欧神话传说史诗广为传布，并在一百多年后得以记载下来。

 

可以说，与北欧人的殖民活动同时迸发出来的，正是北欧那冰花般的奇异文化，这种文化表现不是突然形成的，就其相当完美的形态看，业已经过了几百年的酝酿和发展。而这个“潜伏期”正与古希腊罗马“古典世界”由昌盛衰亡走向分崩离析的进程同一时期，因此可以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向北方纵深地带辐射的结果。也就是说，希腊罗马野蛮化了，但是日耳曼的最偏僻地区也开始文明化了。海权并没有死亡，只是不断转移。而这个野蛮的海权，仅仅过了不到五百年，就演化为哥伦布等人的“地理大发现”。纵观历史可以说：不是经济发达造就了海权，而是海权造就了经济发达。

 

 

**九，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的难产***

9.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dition against Birth of New Civilization

 

在近代欧洲文明的旅程中，为什么是比较落后的拉丁区〔Latin，如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罗马尼亚人〕而不是更有传统教养的拜占庭〔Byzantium〕，掀开了文艺复兴运动、殖民扩张、科学发现的帷幕？还有，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版图中，为什么实验科学首先萌芽在一个偏僻的海岛：不列颠？为什么古典科学在英伦三岛结出了最初一批硕果？为什么欧洲的海外殖民地──美洲──是当代科技的汇集之处，而欧洲本土反倒相形见绌？

 

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倾向，与其有效地卷入海上角逐的程度，对其知识系统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公元前的希腊人，公元后的北欧人，中世纪的意大利人 〔威尼斯、热内亚人〕，近代的英国人，现代的美国人──都是当时最有活力的“海上霸主”。其民族生活的重心，系于海洋较之系于土地者为多，故其民族精神，亦呈现出海洋性的开放特征。

 

相比之下，中国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大海那面却无相称的文明以供反馈、交流。汹涌辽阔的太平洋，在技术力量薄弱的古代，并不是理想的商路；从中国到日本的航路，比从欧洲到美洲的航路，更为艰险，所以鉴真和尚多次航度日本失败，九死一生；而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却一举成功。这样一来，在东亚海域发展起各个内陆社会之间不定期的交流是可能的，但不足以提供海上文明统一而牢固的基地，即使在汉字文化圈内部也是如此。 至于中国文化圈内部海洋文明因素与内陆文明因素之间的斗争，更是从社会政治角度，说明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诞生之艰难。

 

南朝〔公元四世纪开始〕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东南沿海一带的海外贸易日趋繁荣。唐宋以后，这种趋势稳定下来，成为地方特点。当时的福建泉州甚至一时雄踞世界之冠，是最大、最繁盛的商业口岸。这种形势到明清执行“闭关”政策之前，经久不衰，例如明末思想家李贽，就出生于福建一个中亚移民的家庭，他反叛中国传统的活动近乎疯狂，体现了航海文明因素所哺育的商业阶级意识的成长。 但是就中国社会重心的南移进程看，却是政治势力的转移先于经济势力的延伸，而文化转移的根本动因，又是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的动荡与变乱，这就不得不给南部中国带来某种逃难的气质。东南沿海地区历史上几个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浪潮，都与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动乱有直接的关系：

 

A、吴越的兴起是春秋时代中原各国争霸战争的副产品。

 

B、秦灭六国之举促使大批“关东人”南逃，刺激了吴楚地区的发展。

 

C、汉末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使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得以更快地提高，以致到了“三足据其一”〔三分天下，有其一分〕的程度。

 

D、西晋灭亡和“五胡乱华”，又使中原人民大规模南迁。此后，东南沿海区域经济、文化力量强于黄河流域，已成迄今为止的定局。

 

照理说，如此发达的海洋文明因素，有助于催化一个独立的海上文明，但实际情况，中国仍是一个内陆文明的一统天下。 中国东南沿海地带海上文明因素，未能得到充分发育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可归结为两点：

 

A、东南沿海地区始终没有机会较长久地摆脱来自大陆腹地的文化心理影响，经常处于来自内陆腹地的实际控制之下，其直接结果是，难以独立地发展出一种新的海洋性文明。再加上汉字及其传统文化对新的思想方式的抑制，新文明的诞生就更渺茫了。

 

B、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只是中原内陆伦理文化的延伸，缺乏性格上真正的独立性，它在情感上是回过身去面向大陆的纵深腹地，而不是以开拓的、义无反顾的精神去面对海洋。海外贸易，始终没有支配它的生活，更没有支配它的精神。它在内心深处是矛盾的，既看到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又对此怀着内陆文明的罪恶感和歉疚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