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一部 全球一体

Part I Global Integration

 

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

Chapter Two

 The Forms of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与内陆文明〕

〔Oceanic Civilization and Inland Civilization〕

 

一，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1. Navigation as Path to Liberty

 

二，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

2. Open Society and Society of the Great Wall

 

三，城邦与王国

3 City-State vs. Monarchy

 

四，崇拜技术与崇拜人力

4. Worship of Technology vs. Worship of Human Labor

 

五，伦理社会爱好喜剧、粉饰太平

5. Preference of Comedy in Ethical Society as Facade of Peace

 

六，海权与法治的关系

6.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ights and Rule of Law

 

七，个人主义是海权的意识形态

7. Individualism as Ideology of Sea Rights

 

八，海权的重要在“经济发达”之上

8. Sea Rights as Priority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九，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诞生之艰难

9.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dition against Birth of

New Civilization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在其晚年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中写道：“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人种之间的繁衍，并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对生物圈的动物群体和植物群体所产生的唯一影响。毫无顾忌地把人工驯育的动植物，从以前曾经互相隔绝的两半球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会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但也会造成细菌和病毒的有害传播。天花病毒尾随哥伦布的航波，通过人的载体西行到了美洲。如果说天花就是夺取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生命的疾病的话，那么，这些病毒就是皮萨罗率领入侵南美洲的为数不多的侵略者的肉眼看不见的先锋。反过来说，性病在西欧首次为人所知是1495年，即在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三年之内。这大概是‘新大陆’惩罚‘旧大陆’入侵它的错误的回报。十六世纪期间，西欧出现的始于1519年的大灾难所造成的代价，无疑是对西班牙人掠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以及后来他们雇佣美洲土著劳动力开来美洲矿藏并把它们运回欧洲的报应。这样，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体的结果之一便是：天花、性病和通货膨胀。这三位可怕的来客，每一位都拥有一个帝国，它曾使查理五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相形见绌。也就是在这些新的帝国中，太阳从未在那里升起过。〔参见第七十五章《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1405—1652年］〕

 

不论全球文明带来了多少灾难，它总是人类进步不可回避的一环；而全球文明又是由航海活动促进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拿欧亚大陆的“泰西”即西欧的开放社会与欧亚大陆的“远东”即长城社会的差别，看来观察其对文化的影响：开放型的海洋文明流动性强，它能在数百年之间暴兴暴灭，它运用技术、科学、思想尖端来“征服自然”的倾向较为明显，文化呈多元性：艺术、科学、宗教、伦理等门类的独立性强。其特征是追求绝对的、客观存在的真〔哲学与科学〕善〔宗教的伦理〕美〔艺术的真实〕，这些都是由“追求技术的传统”派生出来的。因为可以说，技术的优劣有其“客观标准”，而检验的程序并不混乱，这种“程序精神”形促进了“绝对真理”的信念。反之，长城社会凝聚性强，故扩张不力但消亡也慢，追求社会的和谐而非“征服自然”，注重维持伦理道德和政治均势。

 

内陆的封闭社会，其文化多呈一元性，或以宗教立国〔如埃及、印度、希伯莱〕或以伦理立国〔如中国〕，或尽力维系国际间的政治均势〔两河流域〕。其文化特征较为倾向实用主义，不以绝对理念〔宗教的、科学的、或政治的〕为追求对象，而以相对的现实生活为目标，这是由“聚集人力”的倾向发展起来的。

 

 

**一，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1. Navigation as Path to Liberty

 

所谓航海文明，不是指“渔民作业”，而是指“基于航海贸易的商业文明”，它也包括“海外殖民”、“海盗战争”。

 

所谓内陆文明，指古老的依赖陆地生活的文明，以区别于后起的依赖海洋的商业─殖民模式，内陆文明比较航海文明，是人类更为古老的生活方式，从原始的采集─游猎方式，渐次发展为游牧─农耕的方式。

 

可以说，人的文明程度是依序展开的：

 

1，采集─游猎方式；

 

2，游牧─农耕方式；

 

3，商业─殖民模式。

 

而海路贸易，比陆路贸易具有更大的优势，即使在航海技术还不甚发达的古代，这种优势就已经显露。比如，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大厅内陈列的一艘宋代木船残骸，残长二十五米，残宽十米，据推算，其运输量已经足与一支七百头骆驼组成的商队相匹敌。〔《中国青年报》1984年4月29日第6版《泉州览古》报道〕

 

一个强大的海上船队无异于一个独立王国，它可以不受封建割据势力的阻隔或盘剥，获取更多的利润和更大的自由。明清的中央帝国，之所以不惜工本和人力全力发展陆上漕运，而不愿发展南北海运，其目的正在于有效地控制水路贸易、扼制商人势力的独立发展。

 

正因为海上贸易具有这种优势，大凡海上贸易势力可以达到的地区，陆上贸易就相对衰落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并开拓了绕过好望角直通印度的海上贸易路线之后，中东地区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直到十九世纪打通了苏彝士地峡之后，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才重新提高。二十世纪初，德国人拟议中的“柏林─巴格达”铁路，正是为了部分抵消英国人手中苏彝士运河的重要性。

 

知识的自然状态即实用状态所形成的应用技术，可以自发产生于内陆社会相对隔离的文化圈中。而接触面较广的航海社会，则富于吸纳性和继承性，它造就的商业社会经常暴兴暴灭，不同于较为稳定的农业社会；它所创造的知识系统更具理论状态，其基础科学用以综合、协调它所接触的复杂而异质的各种文化遗产……海洋性的开放型社会善于吸取，只是当它自身的文化已经发达，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先前的老师时，它才转向给予，呈现出文化意义上的“放射状态”。比如，希腊人只是到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Age〕，才进入这一放射状态。

 

从商业活动的角度看，海洋比陆地更安全，因为它只需克服自然条件方面的困难〔如风暴、礁石等等〕，而较少受到来自陆上的暴力威胁。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海上商队比陆上商队更容易发展，它的单一关注对象是如何发展技术，而不是如何组织部落联盟，以保障通商活动的安全。所以海洋文明的政治意识，不及内陆文明那么强烈而且集中，例如，以众海岛〔如克里特、推罗、西顿、爱琴海诸小岛屿，以及一些半岛，如阿提刻、迦太基、小亚细亚沿岸等等〕为基地的海上文明，不易遭受来自陆上强国的压力，而能较为自由地吸取他人之长，以发展自己的商业、技术、文明。

 

同为古代地中海区的“海权国家”，希腊文明与腓尼基文明的差别就很大。两者对技术的共同关切技术发展无疑是一致的，希腊字母还是从腓尼基书写系统借鉴改造得来的，但在技术崇拜的意义上着眼，腓尼基远远不及希腊那样深入。这可以从两点得以说明：

 

1、希腊人据有爱琴海沿岸的众多岛屿和半岛，因而具有更根本的海上文明性质。相反，腓尼基人世居埃及与两河流域之间的通道，故经常遭到两大强权的袭扰甚至鲸吞。他们后来迫于内陆纵深地带更为野蛮残暴的强权如亚述的毁灭性压力，才逐渐转向海洋发展。不像希腊并非陆上交通的要道，因而不容易成为内陆强权意在必得的垂涎目标。

 

2、作为希腊文明的前身和渊源的迈锡尼〔Mycenae〕文明就是一个海上强国，据它渡海远征特洛伊人并进行了十年持久的围困战，可以判断它控制着当时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一带的制海权。再从它征战胜利后满载俘虏与战利品归去的传说，可以想见其海运之盛况。

 

而作为迈锡尼文明渊源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海上强国，公元前二十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它几乎垄断了整个东地中海的海上贸易。现代参观米诺斯遗址的人们，往往惊叹其生活的“现代化”──有着各种近乎现代世界的生活设施：从自来水系统、抽水马桶到地下水道，以及舒适的桌椅、非宗教的装饰品、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等等。米诺斯文明的这种特点与其他古代文明截然不同，甚至不同于半岛上的希腊文明。这个“谜”的形成当然有诸多因素，但显然它是一个比希腊半岛更为纯粹的海上文明，可以更加少受陆上强权的干扰而独自发展自己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与近代的英国和亚洲的日本相似〕。再加上它地处古代几大内陆文明的中心之间，独占了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这就为它奢华而优雅的文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在十六世纪曾昌盛一时，当时，从新大陆到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大都揽在他们手里。但西班牙人作为一个民族，却始终没有取得“海上民族”的资格。所以，西班牙也就未能产生一种堪与中世纪早期的北欧、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近代早期的英国──相媲美的海上文明。关键在于：西班牙的社会重心依然立足于比利牛斯半岛的内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以商业立国的民族。而斯堪的那维亚人、汉萨同盟的德国人、威尼斯人、荷兰人、英格兰人以及古代的米诺斯文明及其后继者希腊殖民者──却是以商业立国的民族，就像是二战后的日本。

 

 

**二，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

2. Open Society and Society of the Great Wall

 

这种差别对文化的影响：

 

开放型的海洋文明流动性强〔故能在数百年间暴兴暴灭〕，追求用以“征服自然”技术、科学、思想尖端的倾向较为明显，文化呈多元性：艺术、科学、宗教、伦理等门类的独立性强。其特征是追求绝对的、客观存在的真〔哲学与科学〕善〔宗教与伦理〕美〔艺术的真实与完满〕，由追求技术的传统派生出来。因为：技术的优劣有“客观标准”，而检验的尺度甚为简单。这种情形促进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

 

反之，防范型的内陆社会凝聚性强，故扩张不力但消亡也慢，追求社会的和谐而非“征服自然”，注重维持伦理道德和政治均势。其文化多呈一元性，或以宗教立国〔如埃及、印度、希伯莱〕或以伦理立国〔如中国〕，或尽力维系国际间的政治均势〔两河流域〕。其文化特征较为倾向实用主义，不以绝对理念〔宗教的、科学的、或政治的〕为追求对象，而以相对的现实生活为目标，这是由聚集人力的倾向发展起来的。

 

总的说，海洋性开放型社会的文化，呈现“辐凑状”，属“综合型”，像密蜂酿密似地从各个更早的文明中心采集有益于自己的文化因素，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使其国际关系像木轮上的众多辐条与轮轴那样形成“辐凑”。大陆性防范型社会文化，呈“放射状”，属“凝聚型”。历来史家，因此盛称中国民族的强大“凝聚能力”，能够集形形色色的种族于自己的文化熔炉之中，陶冶之。它的国际关系宛如一盏灯塔在原始空间中四处散播着光热。当然，它不纯然给予，还从那些原始的但富有潜力的社会中提取自己的文化所需要的养份，并在这“给予──提取；提取─重新给予”的交流中，发挥凝聚力，把本来分散的环境，凝炼为具有内在统一力量的文明。对海上文明而言，只要掌握了制海权的技术，就不虞遭到武力征服。“大陆封锁”对它也往往无计可施，因为海上交通线可以延伸得很长很长，除非所有大陆都被敌对势力控制，内陆文明拿海上文明是毫无办法的。内陆国家或部落联盟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没有天险可以凭籍。他们最关心自己的安全，但最没有安全。因为他们远比海岛或狭颈的半岛更难于防守，容易受到包围和攻击，“安全边界”于是成了他们注意的焦点。在古代世界里，人民主权思想尚未觉醒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获得这种“安全边界”，要么筑起人造的险峻〔如万里长城或大规模的要塞系列〕，要么采取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无论是建造大规模的人造工事，还是推行扩张政策，“人口”都是内陆国家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古代条件下，人口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实力。这样，内陆性的防范型社会，对获得更多的人口和居民，远比获得更高级的技术更加感到兴趣。

 

在以商业立国的某些内陆国家〔如巴勒斯坦、丝绸之路、南德意志、阿拉伯沙漠等〕的生活中，我们则发现了某种混合形态：它们身居内陆，不得不顾忌来自腹地对手的人力压力，而海上航行的缺如，使他们对技术发展的关心也不能专注。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内陆商道”都一度有过相当发达的手工业，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却没有条件发育成熟。这是因为，这些内陆文明首先关心自己的国家安全能否较易逃避来自腹地的攻击，因此在它们的活动中，人力的作用决不低于技术的作用：人力既有助于保护商道〔古代结队而行的商队自然是人数越多越好〕，又能“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在内陆商业社会里技术发展的作用，较之海上商业社会就大大降低了。

 

以商业立国的海上文明注重技术，以农业立国的内陆文明注重人力。其道理并不复杂：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对于冒险远航者来说，第一，船上装载不了很多的人员；第二，装载了再多的人，遇到海难时也于事无补。其实，即使在航海技术相当发达的现代，情形依然如此；人力，不是航海活动及海上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而先进的尖端技术才决定了能否获得海上优势。而想要保持海上优势，一定程度的人力支援作为后勤力量固属必要，但更紧要的却是保证优先发展新技术，以便在海上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技术差距与其海上角逐的关系，也说明了先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获得海上优势的关键，而发展海权的努力，反过来促进了技术发展。

 

航海史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在公元前就创造了帆船，而当时的地中海航海民族如迦太基人还在靠桨摇船，可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航海技术却日益落后，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政治重心过于侧重内陆，结果南北运输即使在沿海地区也不走海路，而通过运河漕运。海外活动仅在东南一偶受到关注，而且多为内陆的中央政府所压制，经常被目为海盗者流，这样一来，航海生活不得不退出社会主流，其技术发展就逐渐落后了。

 

古代的内陆文明大都立基于农业经济，不论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中国，就总体而言都属此类，尽管不排除其社会内部包含某些以工商业为生的并特种工商业集团。对于古代的农耕社会而言，人力以及人力支配下的辅助性畜力──是生产力的主要成份。人力的多寡，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生产规模的大小和综合国力的强度。

 

在古代世界的战争中，人数的多寡远比现代战争中更为重要。古代固有一些以少胜多的战例，但就总的情况来看，人力的作用举足轻重。而在陆战中，人数的作用远比在海战中更有决定性。陆战的胜利，固然与高昂的士气、精良的组织、完备的武装、和优秀的战略不可分离，但人数的作用经常可以转危为安。相形之下，海战则不然，它主要凭借战舰的质量和战斗者的技术，参战的人数在海战中所起的直接作用大大低于陆战。而战舰的建造固然需要一定的人力，但根本需要的还是技术。三个手持石斧的战士也许能战胜一个青铜武士，但三百倍的人员也不能保证造出高质量的海战武器，在先进战舰面前，落伍的海船数量再多也无济于事，不过充当了前者的靶子。

 

翻看多数内陆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它们活动的主要目标一直是“获取更多的人力”。而战争、扩充版图、掳获人口、建立附庸的藩国──无一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人口”。为什么要获取更多的人口？因为在以农业为本的内陆文明中，“人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技术。在那里人口就意味着实力，正如在以商业为本的海上文明中，技术和武器才是实力。这一影响十分深远。经常性的影响就会造成某种“传统”，以至内陆文明对人力的攫取形成一种传统，海上文明对技术的热衷形成另一传统。人力与技术，成为内权国家与海权国家各自努力的首要目标。例如，一个海岛社会〔如台湾〕经常声称自己拥有“某千某百万人口”，就说明它本质上还是被它原先从属的内陆文明所控制着。而为了保持人力并扩充人力，单凭武力征服是不够的，这时，作为“人力凝聚剂”的伦理观念就起作用了，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旁边的这个海岛社会〔台湾〕，其本质还是一个内陆型的伦理社会而不是一个海洋型的法治社会。而“教化”和意识形态，还是作为注射人力凝聚剂的惯用手段，在其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

 

作为部落宗教和“国家宗教”的内陆“异教”，相对于后来诸大“世界宗教”而言，也起着类似的凝聚人力的作用，因此其诸神形象完全是其人性的写照。苏联科学院编辑的《世界通史》第一卷这样描述亚述宗教：“诸神的本性被理解为易怒的，所以表现为狂暴、心怀嫉妒和威严的，而人在神的面前，只是用自己的牺牲来供养诸神的奴隶。”同时，即使在部落宗教时代，航海文明的国际交流也十分盛行。例如毕达哥拉斯，萨摩斯〔Samos〕人，生约公元前571─公元前497年间，曾到埃及旅行，并向埃及祭司们学习了数学知识。其父曼尼撒库〔Mnesarchus〕就是一个来自推罗的外国商人，后来才得到萨摩斯的公民权。

 

关于“数”的巫术幻想和科学研究，在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祭司们那里，是杂鞣在一起的。在希腊，这种神秘论由毕达哥拉斯的宗教会团继承并发展起来。和陆上文明比起来，海上文明扩张性较强但稳定性较差，流动性大但凝聚力少。它们大多呈现出一种暴兴暴灭的状态。海外扩张的成果很容易一扫而光，而陆上的扩张则较易巩固。这是因为，海上交通线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水面，它们只属于技术上的强者；而陆上交通线必须基于当地的民众，所以开拓陆上交通十分艰难，但保持它相对反而容易些。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英国的殖民地丧失殆尽，而俄国却迄今控制着大部分殖民地，如远东、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区等等。

 

 

**三，城邦与王国***

3 City─State vs. Monarchy

 

为什么希腊城邦未能步互相统一之途，而非得等到各方打得精疲力竭之后，由马其顿和罗马分别扮演了仲裁者和统一者的角色？欧洲史学家归因于“城邦崇拜”的心理，这种心理还由城邦宗教予以巩固培植，对城邦主权的过度依恋造成了并延续了希腊的分裂状况。城邦制度以及城邦崇拜都是一种现象，作为心理现象的后者当然来自作为客观存在的前者，但城邦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

 

它产生于高度发展的初期商业活动，作为贸易据点的希腊城邦，基本上是初期商业活动充分发展的特定产物。随着当时国际商业规模的日益扩大，越来越要求有一种相应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以结束国际无政府状态。这种广泛的国际秩序的建立，自然意味着城邦制度的结束。尽管城邦制度的遗存还残留了相当时期，甚至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还得到了相当的程度的“复活”〔威尼斯、热内亚、佛洛伦萨的出现正是古典“文艺复兴”的前奏〕，但毕竟无法和大规模的王国、帝国长期抗衡。

 

前面说过，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城邦为基础，佛洛伦萨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布鲁诺被教会处死，是文艺复兴衰落的标志，结果科学复兴与宗教改革继之而起，同时，这也是意大利城邦衰落的标志。后来，在法国国王的武装干涉下，意大利尤其是其北部城邦自由的日子结束了，威尼斯已经满足于商人的地位。难怪意大利的有识之士蔑称法国国王为“马其顿王”，因为在古代希腊人看来，从北部入主希腊的马其顿人，就是一群野蛮人，正如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人看待北方来的法国人一样。

 

 

**四，崇拜技术与崇拜人力***

4. Worship of Technology v. Worship of Human Labor

 

在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极少有可以凭借的高山险阻。因此，只能依靠“人”，依靠群体。在古代中国的道德训诫中，充满了有关依恃险要地形胡作非为、不恤民情而终致亡国的长串例子。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这些事例是真假参半的，但它突出说明了古代中国人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人类群体的力量胜过自然天赋的优势〔“人定胜天”，意为“人定则胜于天赋”，定即“稳定”〕。所以，西方的海上诸文明〔希腊、迦太基、西欧诸国〕 的聚合力量是“知识”，东方的内陆诸文明〔包括巴比伦、希伯莱与古代中国〕的聚合力量是“道德”。

 

尽管在一个文明中心，伦理意义的道德聚合和力量意义的技术聚合，在其内部不同程度地共生着，但主次之分还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技术”和“人力”不可作过于狭隘的解释。否则，难以理解为什么在“追求人力”的内陆防范型社会中，尤其是农业社会，经常发生杀殉即活人牺牲的习俗。其实，杀殉与活人牺牲也是一种对人力的追逐。甚至是一种更深刻、更急切、更无孔不入的追逐。正是在重视人力的古代社会中才特别容易发生这类血腥仪式。杀殉是因为死去的统治者想把人力带到他们将去的冥界，而活人牺牲习俗的假设前提，是认为神祇也像人们一样重视人力，于是以活人牺牲来取悦于神灵。所以，杀殉也好，活人牺牲也好，实际上是一种以人力进行的变相投资，想以这种方式换得祖先神灵和自然神祇们的欢心，让神灵来赞助献祭者们获取更多的人力。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对人力的随求改取不那么富于宗教色彩的投资方式──干脆把人力派作唯物主义的现实用途，于是，奴隶的使用开始普及。

 

尊崇技术的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英国工人由于惧怕失业而一再发动捣毁机器的暴动。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他们对技术的尊崇以至畏惧，他们并不认为失业是人为的事件，也不因此归咎他人，反而认为这是机器造成的。他们清楚知道技术的力量，并意识到这种力量不一定造福于人。过分着力于维持既定的人际关系〔伦理〕，会阻碍技术的发展，因为技术除了能增加人对自然的支配力，同时也不断改变人际关系，从而打乱统治集团的权力分配方式。任何新技术的普遍应用，都不可避免地影响、改变着人际关系的形态。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要义说，“生产力的发展会改变生产关系”。其实生产力并不是人际关系的基点，生产关系是从属于权力关系的。即使在西欧一角的法治社会，也是由于法制的权力构架的保护，才使得生产力貌似独立。过度重视维持既定的人际关系〔及其生产关系〕，其副作用很可能会限制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因此不难发现，在伦理秩序程度深入的社会系统中，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备受桎梏。每当一种新技术或仅仅是新技术的因素刚刚萌芽，人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它使生活丰富多样的积极方面，而是它对现存人际关系和伦理观念的潜在的不稳定影响。过于敏感地“预见”这些消极面并夸大之，然后就把新技术或仅仅是新技术的因素，连同这些潜在的消极面一起抛弃了。

 

追求人力的社会生活特点，造成了以重视〔保持并全力扩大〕人力为特征的“人际关系──伦理”型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倾向是追求“持平”〔“不患寡而患不均”〕与照顾面上的平衡，因此，它对可能加剧不平等状况而导致社会分裂、激化阶级矛盾的技术发展，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而对力图发展这种新技术的创造性的个性，则采取压抑与分化瓦解的策略。这种态度常常并不体现为有意敌视，而是体现为漠视，任其无声无息地自行消失。对于新技术和创造性的个性而言，奉行这种扼杀策略的“伦理社会”并不存在可见的竞争者与敌手，但却到处都是无形的阻力与障碍。因为各种势力都预感到：新技术和创造性，对于权力结构的维持既定方针，是一个持续的威胁。

 

 

**五，伦理社会爱好喜剧、粉饰太平***

5. Preference of Comedy in Ethical Society as Facade of Peace

 

从艺术上看，崇尚伦理的社会爱好喜剧，尤其是那种盛行大团圆结尾的，这不仅因为喜剧气氛轻松、投合市民的胃口；还由于喜剧能使人认识到现有的伦理社会是“公平”的，能够和谐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相形之下，悲剧不好，因为冲突的各方尽管表现出惊人的活力和独到的技术策略，但却使人看到了人生的真相。

 

当然，中国社会的戏剧大多以“大团圆”的结尾结束全剧，还因为当时社会现实的特别黑暗。比如，“清官戏”之所以在中国形成一个传统，不是由于清官很多，而是由于清官太少，值得纪念，而贪官污吏却遍地都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处于毫无保障的状况中，所以人们才去戏场寻找清官喜剧的安慰。在外国也有类似的例子，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影坛上风行的就是一些粉饰现实和制造美好生活幻想的影片，因为这类东西能使观众暂时逃避现实，寻求片刻的解脱。〔参见《世界电影》杂志１９８４年第１期１５０页〕在社会福利最少而弱肉强食最盛的美国，电影表现得最为缺乏社会批判精神。我们知道，在中国甚至连《窦娥冤》这样“高度现实主义的杰出悲剧作品”，最后也加上了一个清官的伸张正义的尾巴──让窦娥那位做成了官的父亲替她报了仇。这无疑削弱了作品的悲剧性，但也是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人在“北方来的革命政权”〔蒙古人〕的统治下走投无路、只得寄渺茫的希望于“传统清官”的悲惨处境。

 

依据相近的理由，当希腊文明日益衰落、社会冲突不断激化并因此遭到外来统治〔马其顿〕的“希腊化时期”，新喜剧也取代了古典悲剧在剧坛上的地位。当然，像希腊人这样崇尚技术的社会，向来还是具有爱好悲剧的能力的，兴盛时期的希腊人认为悲剧表现了巨大而不可弥合的冲突，从中展示出某种伟大的力量和超凡的风格。而这种悲剧的美感在伦理社会的人看来则是费解的、野蛮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在残存着古典心灵的现代人看来，喜剧的大团圆的收场是庸俗的，因为它掩饰了生活中的矛盾与苦难，用一道人造的帷幕在观众的心上施行遮眼法，因此它只能宽慰愚公的平庸，不能激荡的智者的意念。而哲理的思想，往往产于悲剧，产于对悲剧的思考，它蔑视伦理图解所拥有的心理麻醉作用，却有激发智慧、砥砺意志的魔力。航海的古希腊社会在这方面发育得比内陆的古中国社会更充分，因而对现代航海起家的世界文化所发生的影响更大。中国在秦汉以后，随着帝国统一社会的定式发展，“百家争鸣”的多元性选择道路被堵塞了。由于定式发展的统一社会对新思想的实际需求量大大下降，新的哲理之光，不被许可脱出伦理的框架和习惯的模式，免得打断社会在稳定中走向死亡的酣梦。即便少数佼佼者敢于创新，也未能激起持久的社会反应；“祖宗的成法” 和“先王的典范”，严重地缚住了中国的想象力、创新意志和行动能力。

 

 

**六，海权与法治的关系***

6.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ights and Rule of Law

 

试比较一下航海的技术社会与内陆的伦理社会的各自特性。

 

在近代产业革命以前，技术社会在多种人类文明间堪称一种特殊的、罕见的形态，其原因在于航海文明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史上不占主导地位，而东方的航海商人〔如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以及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以及日本人〕并不属于那种一心一意追求技术进步的民族。

 

进一步研究还会发现，在古代，技术社会常会退化成神权社会和伦理社会，如希腊城邦在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先后蹂躏和统治下，最后终于完成了其神权化的“社会工程”。到了中世纪，海权与技术不论在拉丁欧洲还是在希腊欧洲的生活中，都明显退居次要地位。像民主、自由、科学、技术这些海权社会的产物，也都销声匿迹。直到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 and war in Palestine，1096─1271年〕之前，欧洲社会的伦理化倾向日益加重。以十字军为标志的航海运动重新兴盛后，欧洲社会再次转向开放型。只是当新的海权如北欧、意大利、英国先后兴起，新的技术社会才又重新产生。

 

神权社会和伦理社会转化成技术社会的例子也有，比如在亚历山大东侵之后，波斯帝国属下的神权社会如西亚北非各地，在很大程度上都“希腊化”了，即技术社会化了。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层现象，中东地区基层人民依然生活在内陆型的社会环境中，何况紧接其后的罗马、拜占廷统治渐次削弱了技术社会的要素，因此，当阿拉伯内陆的神权文明在七世纪时崛起，便轻而易举地就掀掉了拜占庭文明的外壳。阿拉伯人在享有了航海文明的成果之后，曾经辉煌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以最为典型的内陆封闭的贝督因社会的原始手段，让中东地区永归黑暗。所谓回教的扩张，到头来不过是亚历山大东征的逆向翻版，只不过，是神权社会战胜了技术社会。因此回教扩张也可以被视为是对亚历山大东征的反动，因为内陆地区更加适应神权─伦理社会而不是技术─法治社会的生长。

 

用法律手段和成文宪章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绳，也可以说是航海文明、技术社会的一大特征，例如从米诺斯、腓尼基、巴比伦、希腊、意大利城邦、北德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到荷兰、英国及其殖民地〔包括美国〕无不如此，这也是把社会治理方面的契约“技术”，直接运用到文明体系管理范围去的具体表现。其中汉萨同盟在欧洲大西洋海权时代尚未开拓之前，以吕贝克、汉堡、布来梅组成联盟；现今易北河〔Elbe River〕重要的出口港汉堡，一度是吕贝克的外港。因此汉撒同盟握有欧洲海权，后来大西洋航线开通，波罗地海沦为内湖，汉撒同盟城邦各国失去生意、财富和霸权，遭遇和意大利城邦〔热内亚、威尼斯〕一样。另外巴比伦虽然地处内陆要道，但同样是海上航线的要冲，如红海和印度五河的交易，向来在波斯湾中转，而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更可直接入海。所以《汉谟拉比王法典》〔Code of Hammurabi〕的编纂，确实有其商业方面的实用价值。

 

法律是有系统的，但不同的法律系统与“技术发展”的关系并不一致。某种法律系统执行得越是一板一眼、法律条文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越大，那么，对法律的技术性要求就必定越强，否则就越是容易引起社会生活的振幅扩大以致全面紊乱。越具有技术控制而不是人为干预特征的法律系统，越可能是技术社会的产物。具有“技术特征”的法律系统，本身既是一种技术系统的集成，同时，也具有保障其它门类技术的独立发展的实效。这种法律系统不能“随机应变”，不能给法官以过大的权力，以免他们侵害其它技术系统的独立性。总之，这种法律系统的非人格化色彩比较浓厚，它的主要职能在于“判决是非”，而非“调解关系”；它追求的目标不是现实中“权力的和谐”，而是抽象的“正义”。

 

与欧洲黑暗时代同期，阿拉伯文明却大放异彩。当时的阿拉伯帝国，不仅横行欧亚非大陆，而且控制了大部分海上交通，在地中海与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而犹有胜之。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他们的势力比印度人更大，因此回教社会一时呈现开放型特征，对有异端色彩的科学、艺术颇持宽容态度，但由于阿拉伯文明渊源于内陆，终不具有海上文明执意追求技术的特性，如《可兰经》〔Al─Qur'an 〕十分注重调解人际关系，却极少涉及社会组织与学科技术的问题，这无疑使得它统治的区域在许多方面退化到原始状态，最终导致阿拉伯──回教世界渐渐丧失海上霸权。继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smanli Empire〕，也一度握有庞大舰队，甚至击败了欧洲海权，但终因缺乏开放社会的系统支持而走向衰落，海权最终还是离开封闭社会而去，这几乎是宿命的。

 

 

**七，个人主义是海权的意识形态***

7. Individualism as Ideology of Sea Rights

 

国家主义基本上是内陆社会的产物，是其注重人际关系的神权意识或伦理意识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而个人主义则与航海社会注重技术因而崇尚能够推动技术发展的“个性”倾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种意义上，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虽然流行生鱼片，其文明形态依然是内陆型的：这包括从韩国转口的佛教、从中原进口的文明甚至其基层文化都和云南相似。例如日本的民居和相隔整个中国的广西云南等地少数民族的双层民居十分相似；不同的只是，如傣族民居的一楼没有墙壁，是用来饲养动物的，而日本人却拿来住人。西双版纳傣族的这种干栏式建筑，至今仍散见于日本部分地区，而早在大和的佐咪田古坟中出土的一件房屋纹饰镜，画面上亦有干栏式住宅。在亚热带地区，干拦式建筑南起菲律宾巴拉干人，泰国泰族，中国云南的傣、哈尼族，以及海南黎族，多有干栏式高架住房。此外，日本神社前面的“鸟居”〔类似牌坊的建筑〕也和云南玉龙雪山下的纳西族东巴教圣地玉水寨的牌坊，外形十分相似，原料都是用无漆无色的原木制作的。还有，云南人和日本人历史上都有“黑齿”的习俗。而云南石林等地撒尼人的“火把节”，也类似日本的“盂兰盆节”，甚至日本的纪伊半岛同一天也举行“火把节”。

 

云南哈尼族与日本和族的信仰可以比较：日本最有权威的“天照日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烟日神”都为女性；日本崇拜“谷神”并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也崇拜“谷神”，并视樱桃树、樱桃花为神花。日本神道与哈尼宗教都崇拜自然现象如太阳、山脉、树木、水、岩石以及生殖的整个过程。其定义表现为“视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神灵的化身”。一般来讲，中国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总是和天上有所联系，中国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又总是和地下相联系。这种种情况使得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云南是日本民族的起源地。1979年，日本教授鸟越宪三郎发表新说“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1982年，鸟越宪三郎、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等又奔云南，踏入滇南西双版纳，进行实地考察。1984年2月23日，致力于社会人类文化研究的鸟越宪教授又宣布：“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北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鸟越宪教授就这一发现又强调：“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是云南，这是一个旁证，证实这地区是日本人的发源地。” 1988年9月，日本电视工作者同盟抵达云南，其任务就是拍摄《日本人的起源》，日本列岛的“云南热”随之卷到顶峰。

 

可以认为，希腊城邦自由观念的衰落，是陆权国家马其顿胜利的附带结果；而海权国家雅典“提洛同盟”〔the Delos League〕的个人主义，政治上表现为极端民主主义，其最后熄灭，则是由陆权强国罗马的统一政策促成的。恺撒的朋友布鲁图斯出于真诚的共和主义信念而刺杀了这个“模仿东方帝王举止”的独裁官，也无法阻止统一局面所带来的专制。事实上，有些理工科大学生臆想出来的“超稳定结构”并不是中国文明的特点，而是一切统一帝国的共同宿命。

 

一个社会之形成神权性文化、伦理性文化或技术性文化，其原因并不在文化的思考方面，而在其文化的应用方面：神权性伦理性的文化系统只能从注重人际关系的神权─伦理社会内部产生、发展，技术社会出于自己的内在原因，虽然也能接受这种异型文化，并在相当时期内借用它、改造它，但终究不会完全成为神权─伦理社会，所以“文艺复兴”会在欧洲发生，不会在中国和阿拉伯、印度发生。反之亦然，技术性的文化系统也只能从尊崇知识系统〔例如神谱系统、哲学系统、科学系统等等〕的技术社会内部产生、发展，神权─伦理社会出于自己的内在原因虽然也能在相当时期内借用它、改造它，但终究不会因此变成技术社会。所以世界内陆各国抵制欧洲文明的内在压力其实不小。

 

有些欧洲史家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曾估量过，假如北欧人对基督教欧洲的征服成功了，并以他们的“异教”文化取代了基督教文化，使之成为欧洲的流行文化……将会对欧洲的命运产生何种影响。其实，这种事后的假设纯属多余。北欧人的文化征服是失败了，假使它成功了，也不会给欧洲的生活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即使北欧文化失败了，基督教会秩序下的欧洲也未能阻止希腊罗马异教的文化复兴。

 

实际上，异教早就进入基督教了，不论是圣诞节，还是天使形象，都是来源于异教。尽管不断用火刑来对付“异教”的信仰和传布者〔“女巫”〕，异教还是顽强地渗透进来了，并逐步瓦解了基督教的基础。这次，欧洲主流社会改换了装束，不再用异端宗教或异教神话的形式来镇压基督的福音；而是借用了基督教来推动异教的“文艺复兴”，并顺便镇压基层的新兴宗教。所谓新兴宗教，不仅是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而且也指民间的巫教。

 

 

**八，海权的重要在“经济发达”之上***

8. Sea Rights as Priority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宿命论通常认为，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发渊于意大利，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意大利是中世纪欧洲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例如，当时联系着当时欧洲两大海上势力即南欧的意大利和北德的汉萨同盟的南德意志地区，作为交通贸易要道其经济与手工业也十分发达，甚至还是印刷术商业首先普及的地区，例如美因兹〔Mainz〕人约翰·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1456年根据欧洲拼音文字的特点，以字母为活字，发明印刷机，开创了印刷机械化。但是南德意志为什么没有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主因恐怕是意大利诸城邦通过海上贸易与战争控制了更长的海上交通线，因而能比较自由地接触到各种各样、丰富多采的文化。例如，激发文艺复兴的许多古代文献的抄本，就是由拜占廷帝国灭亡时的逃亡者带来意大利的。这些人无法不经过意大利而直接到达欧洲其它地区因为当时整个巴尔干半岛的纵深地带都被土尔其侵略军占领了。

 

另一个例子也可以参考。公元二世纪初，罗马帝国征服了英格兰和今天的荷兰、比利时一带。在不列颠岛上先后筑起了有名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或曰罗马长城〔Roman Wall〕。公元四十三年，罗马并吞不列颠岛，建立帝国第四十五个省份。哈德良〔76─138年，117─138年在位〕，为抵御北部凯尔特人〔Kelt〕对不列颠岛南部的入侵，哈德良到大不列颠视察并下令修建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用五年时间，分段筑成，东起泰恩河口，横贯英格兰，至西海岸的索尔韦湾〔Solway Firth〕，全长一百多公里。哈德良长城最初由泥土筑成，后来又砌石块。城墙南北两侧挖有壕沟，约十英尺深三十英尺宽。长城与南沟之间有一条军用道路，是连接东西的要道。长城沿途建有十六座城堡每隔一英里建有一座碉堡，称作里程堡〔mile─castle〕。 在碉堡之间有两座小角楼，供士兵休息隐蔽使用。在豪斯戴德〔Housesteads〕有最著名的城堡，在此可看到当年罗马人的军部、粮仓、兵营、医院、塔楼等。“安东尼长城 〔Antonine Wall〕”，东起福斯河湾〔the Firth of Forth〕，西至克莱德河湾〔the firth of Clyde〕，全长五十九公里，高三米多，建于140─142年间，为纪念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mtpmomis Pius，86─161年〕而命名，他是哈德良皇帝的义子 〔adopted son〕和继承人。后来罗马人放弃此墙而退到哈德良长城，安东尼墙现存遗迹不多。 长城的修筑，是罗马帝国的重心从海权转向陆权的重要指标。正如在中国，长城的修筑是文明从扩张转向防御的重要指标。

 

在欧洲大陆上，罗马把边界推到了今天的西德名城科隆〔Cologne〕至美因兹〔Mainz〕一线，维也纳〔Vienna〕也在其掌握之中。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就知道，这对日耳曼人意味着什么：罗马的政治控制范围无论从海洋上〔经北海〕还是从陆地上〔经丹麦〕离日耳曼心脏地带不过数百公里之遥。而以希腊文化为基础的罗马拉丁文化早就越过这些地界而深入日耳曼腹地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了。〔以上可参阅《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9页〕由于受到日耳曼人的抵制，此后几百年间这一分界在外观上相对静止，实质上不断变动。这些政治压力和文化影响的结果不久就会表现出来：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在罗马帝国的解体造成的民族迁徙潮流下，北欧人突然活跃起来，军事抵抗演变为疯狂的四处反击。

 

一百年之内北欧的日耳曼人就占领了北海诸岛，他们甚至登上了北美洲。经过历时大约两百年的大规模武装袭击和海盗式掠夺，这相当于希腊早期殖民活动，十世纪后半，不列颠岛上的丹麦人逐渐同化当地居民，十世纪末，本土丹麦人重新侵入英格兰，卡纽特王〔King Cnut，1014─1035年〕在公元1028年至1035年，建立包括今天的丹麦、挪威、瑞典、英格兰在内的“卡纽特王国”〔the Kingdom of Cnut〕，他死后，1042年帝国崩溃，英格兰恢复独立。著名的哈姆雷特〔Hamlet〕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中。与此同时，北欧人〔the Vikings，Norseman〕还占领并殖民于法国的诺曼底〔Normandy，意为“北欧人之地”〕半岛，于911年建立公爵领地，然后以此为跳板于1066年渡海入侵英国。北欧人的殖民活动东至伏尔加河〔Volga River〕并建立了基辅国家〔Kiev，866年〕，南至西西里岛〔Sicily〕，并建立了“诺曼王国”〔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941年〕。〔以上可参阅《钱伯斯世界地图》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7、38、39页。〕这种广泛的扩张活动表明，北欧文明这时已经开始跨入它的“古典时期”。正是这个时代，北欧神话传说史诗广为传布，并在一百多年后得以记载下来。

 

可以说，与北欧人的殖民活动同时迸发出来的，正是北欧那冰花般的奇异文化，这种文化表现不是突然形成的，就其相当完美的形态看，业已经过了几百年的酝酿和发展。而这个“潜伏期”正与古希腊罗马“古典世界”由昌盛衰亡走向分崩离析的进程同一时期，因此可以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向北方纵深地带辐射的结果。也就是说，希腊罗马野蛮化了，但是日耳曼的最偏僻地区也开始文明化了。海权并没有死亡，只是不断转移。而这个野蛮的海权，仅仅过了不到五百年，就演化为哥伦布等人的“地理大发现”。纵观历史可以说：不是经济发达造就了海权，而是海权造就了经济发达。

 

 

**九，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的难产***

9.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dition against Birth of New Civilization

 

在近代欧洲文明的旅程中，为什么是比较落后的拉丁区〔Latin，如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罗马尼亚人〕而不是更有传统教养的拜占庭〔Byzantium〕，掀开了文艺复兴运动、殖民扩张、科学发现的帷幕？还有，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版图中，为什么实验科学首先萌芽在一个偏僻的海岛：不列颠？为什么古典科学在英伦三岛结出了最初一批硕果？为什么欧洲的海外殖民地──美洲──是当代科技的汇集之处，而欧洲本土反倒相形见绌？

 

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倾向，与其有效地卷入海上角逐的程度，对其知识系统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公元前的希腊人，公元后的北欧人，中世纪的意大利人 〔威尼斯、热内亚人〕，近代的英国人，现代的美国人──都是当时最有活力的“海上霸主”。其民族生活的重心，系于海洋较之系于土地者为多，故其民族精神，亦呈现出海洋性的开放特征。

 

相比之下，中国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大海那面却无相称的文明以供反馈、交流。汹涌辽阔的太平洋，在技术力量薄弱的古代，并不是理想的商路；从中国到日本的航路，比从欧洲到美洲的航路，更为艰险，所以鉴真和尚多次航度日本失败，九死一生；而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却一举成功。这样一来，在东亚海域发展起各个内陆社会之间不定期的交流是可能的，但不足以提供海上文明统一而牢固的基地，即使在汉字文化圈内部也是如此。 至于中国文化圈内部海洋文明因素与内陆文明因素之间的斗争，更是从社会政治角度，说明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诞生之艰难。

 

南朝〔公元四世纪开始〕以后，随着中国文化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东南沿海一带的海外贸易日趋繁荣。唐宋以后，这种趋势稳定下来，成为地方特点。当时的福建泉州甚至一时雄踞世界之冠，是最大、最繁盛的商业口岸。这种形势到明清执行“闭关”政策之前，经久不衰，例如明末思想家李贽，就出生于福建一个中亚移民的家庭，他反叛中国传统的活动近乎疯狂，体现了航海文明因素所哺育的商业阶级意识的成长。 但是就中国社会重心的南移进程看，却是政治势力的转移先于经济势力的延伸，而文化转移的根本动因，又是中原地区社会政治的动荡与变乱，这就不得不给南部中国带来某种逃难的气质。东南沿海地区历史上几个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浪潮，都与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动乱有直接的关系：

 

A、吴越的兴起是春秋时代中原各国争霸战争的副产品。

 

B、秦灭六国之举促使大批“关东人”南逃，刺激了吴楚地区的发展。

 

C、汉末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使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得以更快地提高，以致到了“三足据其一”〔三分天下，有其一分〕的程度。

 

D、西晋灭亡和“五胡乱华”，又使中原人民大规模南迁。此后，东南沿海区域经济、文化力量强于黄河流域，已成迄今为止的定局。

 

照理说，如此发达的海洋文明因素，有助于催化一个独立的海上文明，但实际情况，中国仍是一个内陆文明的一统天下。 中国东南沿海地带海上文明因素，未能得到充分发育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可归结为两点：

 

A、东南沿海地区始终没有机会较长久地摆脱来自大陆腹地的文化心理影响，经常处于来自内陆腹地的实际控制之下，其直接结果是，难以独立地发展出一种新的海洋性文明。再加上汉字及其传统文化对新的思想方式的抑制，新文明的诞生就更渺茫了。

 

B、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只是中原内陆伦理文化的延伸，缺乏性格上真正的独立性，它在情感上是回过身去面向大陆的纵深腹地，而不是以开拓的、义无反顾的精神去面对海洋。海外贸易，始终没有支配它的生活，更没有支配它的精神。它在内心深处是矛盾的，既看到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又对此怀着内陆文明的罪恶感和歉疚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