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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

谢选骏:全球疫情揭开中国的“新时代”



据我2012年写作的《中共会在日本“购岛”行动前临阵退缩》所言——

1、太平天国(1850——1864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战败的结果;

2、洋务运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战败的结果;

3、戊戌变法(1898年)是甲午战争(1894——1895年)战败的结果;

4、辛亥革命(1911年)是八国联军征服北京(1900年)的结果;

5、北伐战争(1927——192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失利的结果(1914——1918年);

6、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1949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中国受损的结果;

7、文化大革命(1966——1969年)是中国大饥荒、中共和苏共交恶(1959——1962年)的结果;

8、改革开放是中苏军事冲突、中美被迫缓和的结果(1971——1979年);

9、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全面接纳中国作为和国际社会一员的结果(1979——2001年)。

显然,中国未来的走向也与国际事务息息相关,不可能脱节与孤立。因为从我的分析可以知道:即使“封建回潮的文化革命”也不是基于“闭关锁国”的,而是对于国际孤立处境的激烈反应。

正是因为我所说的“对外战争失败推动中国改革”,现在中国有许多人积极鼓动对日作战,其目的不是“抗日爱国”,而是像中共1930年代的“北上抗日”一样,是想通过外人之手,消灭本国的反动政府。

许多中国人预期,中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根本经不起真正的战争,而在美日同盟面前一触即溃。这样,中国人民就会获得第二次解放。而中共也知道自己的纸老虎本质,所以一定会在日本“购买钓鱼岛”的行动计划前临阵退缩。


我们会发现:“对外关系失败推动中国改革”。


《观察:从鸦片战争到中美贸易持久战》(BBC 2018年5月24日)报道:


中美贸易战暂告一段落,但并未解决美国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如同鸦片战争一样,贸易战虽然告一段落,但中美的经济摩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中美贸易战暂告一段落,但并未解决美国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如同鸦片战争一样,贸易战虽然告一段落,但中美的经济摩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长期的贸易摩擦是否会演变为持久的贸易战?贸易战变成持久战是否会影响到中美国家间其它方面的关系?


回顾一下,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世界发生了不平衡的巨变,新崛起的大英帝国不断扩张其全球影响,和当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走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后人更多是从地缘政治、体制、道德、民族、技术差异和矛盾等比较直观的方面来解释近两百年前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鸦片战争深层经济原因的研究似乎仍有不足。特别是,历史学者对鸦片战争前后为何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与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大帝国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反思。


两大帝国爆发冲突的原因之一,在于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精英对中国的民族历史、文化和经济方方面面都缺乏基本认识,在语言、文化、历史、政治和社会的种种隔阂下,1793年大英帝国马戛尔尼出使大清帝国洽谈贸易的使命以失败告终。马戛尔尼给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包括美国)带回一个从中国学到的新词,加入了牛津英语大辞典:磕头。


对中英两国来说,马戛尔尼的这趟外交使命不仅失败,而且为后来历史的灾难性发展留下根源。大清帝国的外交当时看似成功:迫使马戛尔尼在乾隆帝面前跪下了,皇帝对英国"蛮夷"那些"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但实质上更为失败:这一跪为后来长达百年的炮声隆隆与山河破碎留下祸根。使团中很多人回到英国后,写出对中国印象非常不利的报告,给英国执政精英和公众对中国不少错误印象,特别是:对中国外交无法平等进行。


所以,美国对清史研究颇深的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曾说过,英国人用文字和笔把中国消灭了。


这一东西方失败的外交沟通带来的恶劣影响至今,"磕头"一词仍在西方常常使用,被指向北京低头接受屈辱和不平等的待遇,见诸于西方媒体上讨论对华政经关系的文章中。


鸦片战争就是后来中英关系灾难性发展的标志性产物,其实质是两国从贸易开始的经济摩擦,走向社会制度和军事的冲突。大英帝国当年的这场贸易战可谓速战、速决、速胜。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完后,十多年里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已经和鸦片贸易关系不大。中国开放鸦片贸易后,几十年里崛起为世界最大鸦片生产国,同时也促发其国内民族主义觉醒和战乱。


鸦片贸易战的长远影响


众多历史经济学者已经从经济结构角度来看中英鸦片战争。当年流亡在伦敦的马克思是一位先驱者,他当年犀利地分析了这一贸易战争。


关于鸦片战争的经济原因,看看马克思当年的《鸦片贸易史》,可以从西方角度来观察其经济和政治原因:"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


马克思指出了在国际关系中这种贸易和战争的本质:"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蹋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十三行是西方国家对大清帝国贸易仅有的渠道。


马克思在1858年发表的此文结尾通过经济推理预见到鸦片战争的结局:"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


果然,中国开放了鸦片贸易的几十年后,一度成为世界鸦片种植最大国家。1882年鸦片不仅自给自足还出口创汇。历史学者调查称,1906年前后,四川一个省的鸦片产量,就占了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这时候,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的利润和市场份额早已大跌。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的短期利益构成了大英帝国国际矛盾的长远代价。


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贸易,但核心是中英两国的贸易不平衡。当年中英两国在经济领域里的冲突未能通过经济和外交渠道解决,演变上升为一个试图凭借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的大英帝国以炮舰政策推行全球贸易,欺辱一个闭关自守、现代生产力低下的大清国,并打开后者的市场的历史。


在21世纪的新时代里,炮舰政策已经不为觉醒的、更文明的世界接受。贸易战却没有消失,反而因为全球化,在国家关系中反复出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有剧烈的贸易战伴随其中。


美国贸易战史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头号强国,经历过无数次贸易战。最早从其作为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开战走向独立,南北战争,到后来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冲突,不少都含有贸易纠纷导致战争的因素。


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出现持续的、不断加剧的贸易逆差问题。这些是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就出现了。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对其国内产业结构实行了重大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逐步外移,在国内主要致力于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格局。


对外,美国为了保护本国消费业、农业与制造业和日本与欧洲发生过多次重大的贸易战争。比如70年代末和80年代对日本的汽车与摩托车贸易战,60年代到本世纪初对欧盟的鸡肉、香蕉和钢铁贸易战。


但是,这些贸易战的硝烟过后,即使是日本和欧盟都做出了让步,贸易逆差状况并没有改变。


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指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和财政货币政策,即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货币供应增加、金融自由化、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对美国国内推动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支撑了美国消费急剧增加,大众普遍超前消费,国内需求大于供给,必然导致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产品。


对外美国又不断利用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弥补其国内生产不足,利用别国剩余储蓄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消费水平。由此造成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而美国需要扭转对外贸易的逆差、保护本国产业、争夺全球资本之际,就会威胁树立贸易壁垒发动贸易战。


"论持久战"


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多少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之间通常已经难以再以炮舰政策解决贸易和经济分歧。贸易战不时成为一种常态。为了避免贸易战,出现了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争议。


二战后世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差异巨大。意识形态的斗争被用来表现这些差异,所谓的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等等。究其核心实质,还是离不开经济斗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分工,导致了各国各地区在全球经济贸易链中不同的作用和位置。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通过艰苦努力,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追美国在国际上的政经地位。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说,美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的挑战。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中国的崛起让美国担心失去其主导地位。他说:"经验告诉我们,抱怨永远不会结束。大约10年前,有人抱怨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汇率过低以及外汇储备太多。如今这些情况都已发生改变……中国国际贸易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已降至1.4%。但现在人们依然不满意,他们开始将矛头转向双边贸易失衡、强制性技术转移、产能过剩以及中国不断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今天的中国已经变了,变得更加成功、更加强大。外人抱怨中国的内容也变了,而唯一不变的是抱怨本身。"


沃尔夫认为中国应当制定长远的策略以应对美国日益高涨的敌意。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一长远的策略也是在论持久战?


中国和美国的互相认知与关系


中国和美国相隔太平洋,但相互了解程度远远超过当年鸦片战争时期互不认识的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中美两百年交往历史中有过侵略、战争,今天进入了互利互惠的和平交往时期。


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中美关系和平发展,天下相对太平。反之,全球动荡。


迅速崛起的中国认识到美国在当今世界上无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走过去大国崛起受到旧的大国遏制打压、最终全面军事冲突的悲剧道路。


贸易战如果开打,可能严重损害中国半导体业发展,但同时也会让美国半导体行业利益受损。


中国认识到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坚持将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希望中美相互尊重彼此重大利益,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和处理分歧。


在全球化形势下,贸易战已经变得"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即使是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双方的分歧并不一定就非是零和游戏,双方仍有很大合作空间。美国方面靠挥舞贸易战的双刃剑是不可能取得国家间竞争的速胜的。这是为什么中美双方目前避免了贸易战的爆发。


但中美两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文化和其它方面的种种分歧自然不是经过一次贸易摩擦就能够解决,而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显露,提醒着人们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持久战尚未结束。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中英鸦片战争开辟了中国近代历史,那么中美贸易战是否也在开辟中国的“新时代”呢?也许这不算什么。但是“天公抖擞”的全球疫情,总该揭开一个新的格局了吧。


《中国是时候改变“零容忍”防疫政策了》(黄严忠2021年9月8日)报道:


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上个月在微信里说:“生在中国,我真是太幸运了。”他很自豪:国内最严重的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之后,中国已将每天的新增病例数减少到几十个。

美国的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日均病例却超过13万,与之相比,中国的病例数字本身可能并不令人担忧。但它们表明,中国的零感染政策已不再像设计的那样奏效。在疫情暴发之初,这一政策成功地减少了病例——并且被其他国家采用——但德尔塔变种改变了局面,它表明这一策略不再适用。现在是中国改变策略的时候了,因为这种高传染性的新变种带来的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成本现在已经超过了收益。如果不进行改变,中国及其人民将遭受损失。

在其他国家疫情仍在肆虐的情况下,中国在2020年4月初已经成功地在其境内控制了病毒。它实施了零感染政策,在该政策下,即使在当地发现一个新冠病例,也会触发严厉的措施,以将当地病例重置为零。为了防止输入病例,中国实施了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国际旅行限制。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对新冠疫情采取零容忍措施的国家。其他国家,比如新西兰,现在也没那么成功了。但很少有人会提出质疑,中国威权政府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和资源,几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能力迅速消除新的病例,让该战略发挥作用。因此,该政策没有按预期奏效的事实,对中国和任何其他希望以同样方式完全消灭病毒的国家来说都是坏消息。

一年多来,这项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小范围和零星的疫情通常在疫情蔓延到其他地区之前就被平息了。当地官员依靠极端措施守则:他们启动了大规模新冠检测,使用二维码追踪和控制人们的活动,还围住整个社区进行强制隔离。

然后德尔塔变种出现了。7月20日,始于中国东部江苏省南京的疫情迅速蔓延到至少17个省份,这造成了自武汉以来最严重的疫情。目前,南京首例确诊病例已过去一个多月,而中国政府仍未能完全打破国内的传播链。根据政府的分类系统,截至上周日,全国仍有三个新冠中风险地区。在江苏的新冠疫情中心扬州,居民被禁止离家一个月,并接受了至少12轮强制性核酸检测。

这些高调和强有力的措施未能迅速结束这场疫情,凸显出零容忍做法的收益递减。

也有迹象表明,这种做法正在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扬州大约10%的病例感染源锁定在一个进行新冠检测的站点。

还有令人担忧的长期副作用。旷工率上升、员工生产率下降和供应链中断威胁着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最近德尔塔变种疫情期间的严格封锁措施导致中国经济放缓,非制造业活动自2020年2月以来首次进入收缩范围。

一些中国卫生专家已经开始质疑这种零容忍策略,尽管政府对此不以为然。江西省一名教师在8月被拘留15天,原因是他建议扬州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来控制疫情。被称为中国的安东尼·S·福奇(Anthony S. Fauci)的张文宏曾说中国应该学会与病毒共存,尽管后来他又改口了。

维持现有方法的一个理由是,为中国通过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争取时间。德尔塔变种使这个论点变得无关紧要。公共卫生高级顾问钟南山表示,中国可以通过大约80%的疫苗接种率实现群体免疫。但他似乎对中国疫苗有效率有着高到不切实际的估计。根据我的计算,在中国现有的疫苗方案下,达到群体免疫是不可能的。尽管疫苗接种仍然可以预防该疾病最严重的影响,但仍有可能继续出现一些病例。因此,难怪中国疾控中心的一名高级官员承认,即使在达到80%的疫苗接种率之后,中国仍可能继续暴发疫情。

而坚持当前的做法将把中国变成一个封闭国家,这可能是危险的。如果自然免疫水平较低,且疫苗对新变种病毒的保护效果较差,那么随着中国的开放,实现零感染将是不可能的。

中国承担不起永远关闭边境的代价。疫情还没有结束。鉴于全球范围内新冠疫苗覆盖率仍然较低和不均衡,以及德尔塔变种的猖獗传播,此次大流行可能还会持续两年或更长时间。

其他国家政府已经转向旨在“共存”而不是根除新冠病毒的政策。新加坡转而采取大规模疫苗支持下的分阶段和临时性重新开放的策略。就连澳大利亚这个可以说最热衷于追求零容忍战略的自由民主国家,现在也提出了重新开放的路线图。中国明智的做法是注意到这一点并做出调整。专注于预防重症和死亡并接种高效疫苗的战略,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黄严忠(Yanzhong Huang)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著有《有毒政治:中国的环境健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挑战》一书。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上文认为,“中国承担不起永远关闭边境的代价”,但是他不懂,“中国更加承担不起开放边境的代价”。这就像鸦片战争前夕的局势一样——“中国承担不起永远关闭边境的代价”,所以招惹来了英国远征军;但是“中国更加承担不起开放边境的代价”,因为西方的病毒从此源源不断地进来了,带来一个全面瓦解的新时代。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导论》)


太平天国的失败预示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百年乱局


网文《太平天国》(维基百科)报道:


太平天国[b]是清朝道光晚年、咸丰至同治初年间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创始人为洪秀全和冯云山。洪秀全与少年时代的私塾同学冯云山经过多年传播拜上帝会,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末至咸丰元年(1851年)初与杨秀清、萧朝贵、曾天养、石达开等人在广西省右江道浔州府桂平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金田镇金田村)组织团营举事,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史称太平天国之乱,并于咸丰三年(1853年)攻下江苏省江宁道江宁府城(今江苏省南京市),号称天京,定都于此,开始粗暴管治。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被湘军攻破,湘军同样纵兵屠城、奸淫掳掠,洪秀全之子兼继承人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虏。同治十一年四月六日(1872年5月12日),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是最后一支打着太平天国旗号作战的太平军部队。


太平天国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亦是伤亡最惨重的内战。总计伤亡人数无定论,各种统计从1000万至7000万人失踪,移民,死亡或受伤。[2]太平天国稳固行政版图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为主的江南繁华地区,治下人口大致接近3000万人口。太平军的足迹先后到过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势力范围遍及十八省[3]。


因清朝推行薙发令,太平天国蓄发、披发,故太平军被称作“长毛”,清廷称其为“长毛贼”、“毛贼”、“发贼”、“发匪”、“发逆”等。又因洪秀全籍贯广东省广肇罗道广州府花县(今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道官禄布村),其他的太平军将士亦多起自两粤(即两广的广东、广西),故清廷亦称其为“粤匪”、“粤贼”,平定事件后,慈禧太后命令宫廷画师绘画《平定粤匪图》。民国十八年(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就《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函请内政部、教育部参考酌办,不久正式订立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从此将“太平天国”、“太平军”等称谓写入正史。[4][5]


国号

太平天国辛酉11年正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七日之间(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3月7日-3月27日),洪秀全曾实行“改政”。正月二十六日(1861年3月7日)把“太平天国”国号改为“上帝天国”,规定在玺印文字和各种文书内统要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但此事还没有来得及推广实行,洪秀全改变主意。二月十七日(1861年3月27日)再度实行“改政”,把“上帝天国”改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规定文书、印文都要在原来的“太平天国”四字之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6][7]。


历史·拜上帝会


广东人洪秀全与冯云山之所以选择在广西举事,源远流长,“广西地方辽阔,群盗如毛,散则为民,聚则为寇,形迹既无可辨,党类几不胜穷[8]”,特别是广西紫荆山地区,“游匪外滋,土匪内迫[9]”。从宏观上看,“中国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10]“一般的贫穷到达了极点,人们正在鬻妻卖子,许多人靠树皮为生。”[11]屡次科举失败并在广州目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洪秀全说:“以五万万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12]终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6月洪秀全在广东花县莲花塘吸收了第一个拜上帝会员李敬芳,随后少年时代的同学冯云山与族弟洪仁玕参加。洪秀全打造了一把斩妖剑,并作诗称“天父天兄太平时,保汝处处有饭吃。耕田首先在根苗,杀尽鞑子阎罗妖。”[13]又作“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手持三尺定山河,太平一统乐如何(又作“何如”)。”[14]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曾要求受洗,但罗孝全不同意洪秀全对以前大病时所见“异象”的见解,并认为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不足够,洪秀全又要求罗孝全按月付工资给他,被罗孝全拒绝,从而罗孝全拒绝为洪秀全洗礼[14]。洪秀全失望之余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15]


洪秀全与冯云山到达广西后以私塾教师为职业传教。洪秀全负责理论,“乱极则治,暗极则光,斩邪留正[16]”,“邀小的(恤王洪仁政)前往同打江山,并说拜上帝好”[14];冯云山负责传教,“在紫荆山一带,热心传教,成绩颇大,至多人信教,甚至有全家全族来领受礼拜者,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15]


拜上帝会将基督教圣经的《旧约》、《新约》分别修改为《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作为教条。拜上帝教会实行政教合一。拜上帝教的宗教规范还有《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天父诗》等,号召人们信仰“皇上帝”(上帝耶和华),击灭“阎罗妖”(满族皇帝),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奋斗。


事实上部分清廷高层,如军机大臣穆彰阿甚至道光帝本人等都清楚地知道拜上帝会的存在,但听之任之,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全国状元龙启瑞在其《上梅曾亮先生书》中这样记载:“宰相(穆彰阿)风示旨意,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督抚受戒,莫敢复言,金田会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不肯办盗,则所谓窥时相(穆彰阿)旨意是也。”


金田起义与定都天京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蒙冲乡石人村地方士绅王作新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逃亡外地,自称“找两广总督徐广缙营救”,后冯云山信徒集资贿赂某个来历不明但有实权的清朝官员,因而冯云山得到释放。


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团营令,要求会众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编伍,同年年底,太平军先后在思旺和蔡村江与清军展开战斗,由此开始了与清廷的武装对立[17],初以“太平”为号,后建国号“太平天国”[18],并实行公有财产制。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15][19],后改称天王。参加金田起义者“有患难之村民,而且被官兵击散之贼匪,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15],“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20],还有在械斗中失败的客家人。4月3日爆发了三里圩之战,冯云山“视死如归,赤身赴敌,立刻杀死黔兵二十四人,黔兵始大奔[21]。”


咸丰元年(1851年)秋,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称八千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称七千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称六千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皆受东王节制[22]。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太平天历”。


咸丰二年(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蓑衣渡遭遇清军楚勇江忠源部拦截,南王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后伤重不治[23][24][25]。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26],克道州、郴州。6月杨秀清与萧朝贵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结果“湖南南部加入的洪门人数有五万多人”[27]。与此同时杨秀清制定了“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纷扰南北”[28]的作战方针。


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9月12日“辰刻进兵,杀死清朝大小官员数十人,清兵死者两千余人,尸堆如山,不料清兵炮打着西王胸膛上,穿身[29]”,阵亡。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但此时清方已重兵云集,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攻克岳州。传闻太平军在当地获得吴三桂秘密埋藏的大量兵器,所谓“祭起吴王炮药”正说此事[30]。


咸丰二年十月(1852年11月),湖北巡抚常大淳镇守武昌城,贴出告示:“兵法以清野为先,且广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毁除未尽,致贼藏身,潜掘地道,前车可鉴。”[31]下令烧毁附近市镇,拆除城外民房,采用焦土政策。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三日(1852年12月23日),太平军攻下汉阳,知府董振铎被杀;六天后,太平军攻下汉口,俘获1万首江船,装备其水师。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九(1853年1月17日),石达开率领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32]:302、300[33]。太平军在武汉尝试建立“太平一统”的平等社会,吸引了一些贫苦大众,血腥镇压清兵、士人和一切反对者,破坏衙门、寺庙、学校和藏书楼,没收一切财产,存入设于武昌原丝绸货栈的“圣库”,并把居民编入25人为一组的军营,男女分营,又拉伕强迫当地人作搬运工或其他劳动[32]:302-303。有流氓假冒太平军劫掠,许多当地人反对男女隔离分居,也反对大型的公开布道。太平军先后将汉阳和武昌立为首都,但只短暂停留,大部分太平军沿江而下。清提督向荣于2月下旬夺回武汉三镇[32]:309、300。


咸丰三年正月初八(1853年2月25日)爆发了巢湖之战,太平军“伪为差弁,约期速进,陆建瀛信为实,急饬所部,溯流上,陆建瀛与翼长安徽寿春镇总兵恩长遂越道士洑,恩长战殁,尸顺流下,全军大骇,反棹急奔。”[34]太平军“革除了对鸦片烟的耽溺”[35],“恨贼者虚,资贼者实,尤为可虑,或谓乡民处处助贼打仗。”[36]3月19日(咸丰三年二月十日)太平军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及副都统霍隆武阵亡。太平军在江宁城破后宣布悬赏旗人,能抓捕旗人者赏银五两,同时城内旗人妇女亦遭到屠杀[37]。


杨秀清称:“洛邑天下之中”,建议洪秀全定都洛邑。被一位湖南的老水手阻挠;老水手坚持要定都于金陵(又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杨秀清后来居然听老水手的话,也赞同定都金陵,改名天京。[38][39][40]太平军将江宁改名“天京”并定都在此。英国人Brine Lindesay在1862年《中国太平叛党志》中这样评论建都南京:“南京的占领在太平军的战术上引起了一个全面的变化,清军借助这个不进不退的变化而赢得了大好时机,他们不再无望地尾随一支前进的和劫掠的大军之后,如今已经能够在一个或两个据点上集结他们的军队,因此,太平军也随即发现他们自己在南京和镇江被一支军队水路围攻,而他们要在战场上击败这支军队希望也不大。”这就是清朝集结全国绿营精锐组建的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英国人F. A. Lindley在1866年英文版《太平天国》第一卷中指出:“南京的占领完全改变了天王的战术,他不再继续进行,由前进的恐怖来制衡满洲,却把他的党徒集合在南京及郊区周围,在同一时期从事组织有朝廷和法院的正规政府。”


北伐与西征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江宁(今江苏南京),易名为天京。此后由东王杨秀清策划,在5月派兵北伐及西征,北伐军目标为北京,西征军目标为长江中游地区。


咸丰三年(1853年)3月底清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4月16日,清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


咸丰六年三月一日(1856年4月5日),太平军再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次早黎明,亲领人马同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吴如孝力攻土桥,破入土桥清军马营。那时清军大败,红桥以及卜著(朴树)湾、三岔(汊)河清营尽破,大小清营一百二十余座,清营那时闻风而逃。”[20]


咸丰三年四月一日(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杨秀清命令率两万余人从扬州出发北伐。清朝采取了正确的防御措施,销毁了全部黄河渡船,“黄河四十里之遥,并无船只,有鞑妖在对江把守,难以过江,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粮料甚难”[41],“二十八日尚未渡尽,未及渡河者尚有千余”[42]。


咸丰三年九月十一日(1853年10月13日)太平军进驻保定,咸丰帝集结华北清军主力与太平军决战,包括嘉庆帝五子惠端亲王“奉命大将军”绵愉部、嘉庆帝嗣外孙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部、八旗察哈尔部、钦差大臣胜保部,并征召朝阳、阜新、赤峰、通辽四地大军,赐努尔哈赤御用大刀。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但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包围。咸丰五年二月(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沧州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李开芳在山东聊城茌平县冯官屯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


在湖南被曾国藩打败后,咸丰四年六月二日(1854年6月26日)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武昌,十八岁的陈玉成在武昌“舍死苦战,攻城陷阵,趫捷先登,缒城而上,以致官兵溃散,遂陷鄂省。[43]”


咸丰四年七月一日(1854年7月25日)曾天养率西征太平军与曾国藩湘军在湖南岳阳城陵矶进行第一次决战,太平军虎头军统帅曾天养、清军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湘军水路各营总统褚汝航全部阵亡。1854年10月14在桂明、曾国藩的统帅下第二次收复武昌。1854年11月23日秦日纲率西征太平军与桂明、罗泽南、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湘军在湖北十堰田家镇进行第二次决战失败。


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石达开、罗大纲率西征太平军与湘军在江西九江湖口县进行第三次决战,大败湘军。


咸丰五年(1855年)初,太平军反攻汉阳和汉口,4月3日,击破湖北巡抚陶恩培的军队,第三次攻下武昌。


咸丰六年五月(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步战汉兵,马战满兵,两交并战,自辰至午,得翼王带曾锦兼(谦)、张瑞(遂)谋等引军到步助战。清军满兵马军先败,次即向、张[所]领汉军亦败也。”[20]


咸丰六年(1856年)十二月天京之变后湖北巡抚胡林翼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收复武汉三镇,此役湘军罗泽南阵亡,武汉三镇都已成废墟,遍地瓦砾[32]:300、303


天京之变


咸丰三年三月十九日(1853年4月26日)香港总督文咸访问太平天国,他的翻译密迪乐[44]就从两个太平军船员的口中得知:“东王杨秀清是首要的军事权威和政治权威,他们说天王只是一个被承认的君主,他把他的时间用在编书上面,人们从来看不到他。[45]”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53年12月24日),东王杨秀清自称天父下凡(降乩),指责洪秀全杖责天王府女官,两天后即二十六日,杨秀清召集韦昌辉及秦日纲“到天王面前请宽心安福。”[46]洪秀全本人“深藏不出,秀清则盛陈仪卫巡行闾市,凡有军务,议定上奏(洪秀全)无不准者,每批旨准二字。属下伪官,惟奏谢恩赏,径达洪秀全,其余军务,悉秉奏秀清,听其裁处转奏。(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47]”“因此也许有人以为洪秀全早已死了,但一经询问,一致的证言咸谓其仍然健在,现深居城内。[48]”


至于北王韦昌辉,洪秀全认为他“爱兄(洪秀全)之心诚”[49]。但韦昌辉对杨秀清“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50];北王韦昌辉对东王杨秀清“甚谄,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杨秀清)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51]”而韦昌辉暗地里“请洪秀全诛杨秀清”[52]”,但洪秀全说:“暂且容他(杨),他服便罢。”[53]杨秀清曾去北王府,“杖昌辉数百,至不能兴。”以至于两人“相互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54]”


至于燕王秦日纲,咸丰四年三月(1854年5月),秦日纲的下人与杨秀清的下人发生矛盾,判官是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黄玉昆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可勿杖,转相劝慰”,但杨秀清不同意该判决,命令石达开逮捕自己的岳父黄玉昆,“玉昆闻而辞职,燕王秦日纲闻之亦相率辞职。”结果杨秀清“杖日纲一百,玉昆三百,玉昆杖后,夜投水救起”[51]。李秀成认为“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北、燕、翼)积怨于心,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20]”


“及破南省,(杨)众权独揽,虽洪贼亦拱手受成,北、翼贼无论矣,(杨)有去洪贼而自称天王意。”[55]洪秀全为以示庆祝,定于杨秀清生日(公历当年9月23日)时正式封万岁。洪秀全一面“所筑土城上密布枪炮,恐杨来暗算,一面遣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56]。与杨秀清有宿怨的韦昌辉在咸丰六年八月三日(1856年9月1日)深夜回到天京,与秦日纲在夜间入城,2日凌晨“率三千余人遽入南门,趋围东贼宅,自携数贼入,杀东贼及其妻小”[55],史称“天京之变”。咸丰六年八月四日(1856年9月2日),韦昌辉将杨秀清首级交给洪秀全。


翼王石达开抵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韦昌辉又欲杀石达开,石达开见势不妙,当夜逃出金陵城外。在韦昌辉进攻洪秀全天王府的最后关头,天王府内的大量宫女参加了保卫洪秀全的战斗,“韦昌辉陈兵三千人于洪居前火攻(天王府),洪秀全乘墉与韦昌辉对垒,枪炮互施,逾时无胜负,洪居服役少女,悉使裹发、效男装,各持械启门,大呼出冲阵,北贼不意其速出,大惊,众遂溃,缚北奸送洪秀全,令肢解之。”[55]


石达开的“远征”


咸丰六年十月(1856年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信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尽管武昌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咸丰七年(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秦定三部,北上六安、霍丘,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


天京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c],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57]。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被迫率数千人逃出天京,前往安庆。


咸丰七年八月(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表示不会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天京官方遂承认石达开此后的作战是太平天国的远征活动。[58][59][60][61][62]


此后,石达开先后转战于天京外围的闽、浙、赣等省,牵制大量清军,缓解了天京、安徽两地的军事压力。[63]


咸丰八年(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江南大营。4月,洪仁玕捻转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


咸丰九年(1859年)春,石达开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64],并伺机分兵入川。彼时湘勇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65][66][67][68]


咸丰十一年八月(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蜀、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69]但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在紫打地陷入绝境。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经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武士保留武器随行,在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太平军被屠戮。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四川成都被凌迟。


安徽江北战场

咸丰八年四月七日(1858年5月19日),九江被湘军李续宾攻克。“林启容踞九江六载,号坚忍能军,塔齐布、罗泽南为名将,拼命力攻,亦卒不拔,食罄则婴城种麦以自给,其守愈暇,凡围城十有六月。”[70] 日本人宫崎滔天曾说:“睢阳而后有斯人。”[71]湘军彭玉麟参与克复九江后曾作诗:“尸涌长江水不流”。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太平军攻占浦口和扬州,歼灭清军江北大营,李秀成说:“陈玉成攻德帅(清军德兴阿部)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大乱,死于甫〈浦〉口一万余人。”[20]安徽江北的湘军乘太平军东下,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李续宾湘军沿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桐城、舒城向三河镇进攻(即今天G50-G35-G4212-G3高速公路一线),进逼庐州(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858年11月15日,陈玉成李秀成太平军与湘军在安徽合肥三河镇第一次决战,李秀成说:“我听闻金牛镇炮声不绝,是知开仗,我亲引本部人马向三河边区而来,斯时正逢陈、李两军迎战,离李将营前七八里交锋。我军即至,陈玉成见我军生力一壮,破李续宾阵门,阵脚一动,大败而逃”[20],击毙李续宾(一说自缢)、曾国华。湘军从安庆外围撤走,安庆之围遂解。


第二次西征

咸丰十年(1860年)冬,太平天国决策层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西上进攻武昌,以解安庆之围。


陈玉成解围心切,立即从安徽桐城出发,十一天内行军六百里,连取霍山、英山、黄州,兵锋直指武汉。此时,清军主力尽在安庆,武汉城防空虚。关键时刻,英国舰队司令何伯派参赞巴夏礼前往黄州觐见陈玉成,请求他不要攻打武汉,以维护大英帝国在武汉的商业利益。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及湘勇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命部下赖文光率部队军队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


李秀成转进至湖北东南部,在附近地方招兵30万人,得知东线太平军作战不利,又听说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遂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与李世贤部共同攻下浙江大片土地。陈玉成与李秀成两人不和导致第二次西征无果而终,会攻武汉的计划就此功亏一篑。“伪天王弟洪军师到苏,即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也,贼中相互猜忌如此。”[72]


所谓“第二次西征”实际上是一个败招,因为湘军的补给基地是九江与南昌[d],曾国藩也说:“力求破安庆一门,此外皆不遽之争得失。”


安庆二次决战


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第二次西征后,太平军与湘军和多隆阿部清军在安徽安庆进行第二次决战。湘军的部署是湘军曾国藩、左宗棠、鲍超在安徽南部,湘军李续宜、胡林翼、清军多隆阿在安徽北部,两个方向向安庆进攻,陈玉成回救安庆,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来配合作战,失败,6月集贤关、赤岗岭失守,8月陈玉成与杨辅清等夺回集贤关,再救安庆,为清副都统多隆阿部所拒。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全部阵亡。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陈玉成在安徽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押送清军兵部侍郎胜保,同年6月陈玉成被处死。


上海战场


江南大营是清朝为镇压太平天国集结起的最后两支直接听命于咸丰帝的野战军之一(另一支为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全国各地素质较好的绿营官兵驻扎天京孝陵卫屏蔽苏杭财赋区成为江南大营。咸丰十年三月十二日(1860年5月2日),太平军与江南大营最后的决战打响,太平军“乘势扑至,内外夹攻,顷刻之间,得胜门至江边一带官军营垒五十余座全行失陷,陕西延绥镇总兵黄靖等均殁于阵,官兵死者数万人。”[73]“两日交锋,头一日胜富〈负〉未分,次日一战,自辰至未,(江南大营)张(国梁)军大败,死者万人。”[20]


江南大营的被歼宣告在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再无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野战大军,清朝皇室不得不起用汉族地主私人武装湘军与淮军而尾大不掉。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咸丰帝与曾国藩达成协议,咸丰帝授予曾国藩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华东地区所有军队均归节制,曾国藩经咸丰帝许可罢免咸丰帝此前任命的官员,包括皖南督办军务大臣张芾、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江南团练大臣庞钟路、江北团练大臣晏瑞书,转而把湘军系统的军官扶上位。


其后李秀成太平军占领江苏,“克(无)锡次日,行营而下苏郡,初到阊门,将分困各门,看阊门街方等村百(姓)多有来迎,街上铺店民房门首具(俱)贴字样云:“同心杀尽张(国梁)、和(春)两帅官兵”。民杀此官兵者,因将丹阳之下到苏〈州〉,水陆民财,概被其兵抢掳,故恨而杀也。”[20]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60年8月9日),李秀成太平军与华飞烈(Frederick Ward)和上海买办杨坊联合组建的洋枪队在上海决战。


在星期六,即8月18日,攻击开始了。叛军紧紧地逼近城下,他们已经预先驱逐了驻在城外的清军。可是在这里,他们却遭遇到我们山炮的散弹和手榴弹的剧烈射击;我们的水兵用他们的1853式恩菲尔德步枪,锡克人用他们旧式的褐筒也使他们蒙受了重大损害。叛军在发现他们的努力无望以后,便于夜间退却到射程以外的地区去了。在星期一,叛军又来攻城,全作单线行动,每人都拿着一面旗子,我们炮火的有效杀害使他们改变了进军路线,他们在英国居留地的郊区附近继续前进。就在这个地点,从我们海军炮兵所发射的火箭和榴弹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退却。夜间,快炮船‘先锋号’溯江前进,向他们的营地发射了一些13英寸口径大的炮弹。这个最后的军事行动达到了完全阻止太平军任何进一步攻击上海的结果,于是他们毁弃了营地,并且在射程以外的地区逐渐退却。[74]


(8月18日)叛军开进了空无一人的徐家汇,忠王就在这里设了司令部。午后,忠王的先头部队已迫近上海南门,同时,满载叛军的兵船也驶进了黄浦江。县城沿黄浦江的东段和南段是法国军队分防的地区,当叛军一出现,法军只要对准他们扫射一阵,足可阻止他们前进。 翌日,8月19日,叛军部队沿黄浦江入侵到城墙和上海法租界之间的城厢区(上海老城厢),防守主教大堂的12名法国兵,很有办法护卫圣堂。海军中尉勒伯勒东命令‘强力’号舰的海军登陆,向城厢区开炮,许多中国房屋着了火,抢劫者也逃得无影无踪。同时,‘强力’号由泰尔海军上尉率领。溯黄浦江而上,靠近董家渡后便向该地区的街道逐条扫射,一艘英国炮舰向上挺进得更远,这种示威很有成效,董家渡的混乱平静了。20日,忠王从徐家汇出发,企图进攻上海西门(今复兴中路西藏中路)及上海租界,这地区是由英国兵防守的;同法国兵昨天的炮火一样,英国人的炮火很快地迫使太平军后撤,并当场击毙了数百太平军。[75]


由于太平天国禁止鸦片贸易(洪秀全曾作《戒鸦片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14])加上清政府与英、法、俄签署《北京条约》后,太平天国威胁到各国条约利益,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向反对。1862年1月,清政府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选择与外国军队联合对太平天国实施作战:由该年1月-6月,李秀成太平军与英法联军在上海决战。谭绍光太平军从吴淞包抄浦东,英法联军在高桥镇与太平军激战,原石达开部将吉庆元阵亡,太平军包抄计划失败。法国海军驻华司令卜罗德少将被太平军流弹击毙后,法军为了报复,占领上海柘林镇后,让清军杀伤村中数百名男女老幼和太平军军人。[76][77][78]


我(英法联军中一名英国军官)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清朝方面处死的。英法联军既然帮助清朝俘虏太平军,自然他们也赞同清方这样残暴地屠杀俘虏。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他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的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上帝纵使宽恕英国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但如何能饶恕它参预对无防御力的妇女和柔弱无知的孩子们的疯狂屠杀呢?我们从贫苦的英国人群压榨来的金钱,拿来帮助两手染着鲜血的恶徒们在中国作战,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从中国得到黄金的买卖吗?[79]


陕西战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太平军安庆失守,陈玉成为召集人马、牵制清军兵力,派陈得才、赖文光、蓝成春等太平军将领,率两万余人远征陕西,进夺西安。


第三次西征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陈得才率军经河南内乡进入陕西商洛地区。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太平军北上秦岭子午谷,直逼西安城南三十里的引驾回(亦称尹家卫,今陕西西安长安区引镇),在三兆、杜曲大胜清军。清副都统乌兰都溃逃入西安城内,并令清军紧闭西安城门,坐困孤城待援,不再出战。太平军进攻西安城数次无果,未能攻破。不日,多隆阿、张得胜率清军包围庐州(今安徽合肥),陈玉成调陈得才等部回援东返解围。陈得才奉调东返,放弃夺取西安的计划,进驻蓝田厚子镇。四月二十四日张得才攻克渭南县城,击毙知县曹士鹤等人。四月二十五日击败尾追而来的清军,杀临潼军功安定邦。随后陈得才率部一路沿渭河东进,攻克华州、华阴等地,击毙团练首领陈茂经,击溃潼关守将哈连升的阻击。[80]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三日,太平军陈得才部东出潼关,进入河南,东去解庐州之围。


江南战场


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10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天京无粮,据李秀成说原因是“在京时,当与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声言:众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银,概行要买多米粮,切勿存留银两,买粮为首切等叙云云。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买米粮。那时洪姓出令,‘某欲买粮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银买方得票行,无钱不能发票也,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固〈故〉积今日之患,国破实洪姓之自害此也。”12月,李秀成奉命北渡长江,由于无粮,太平军损失很大,“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20]


“攻克苏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其将尚〈上〉海正税招用其力,该鬼见银亡命。”[20]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63年12月4日),苏州守将谭绍光被部下郜永宽等八人杀死,苏州被克复。淮军夺回苏州后,郜永宽等八人在常胜军首领查尔斯·戈登的协调下,已经是清兵的卧底,李鸿章曾答应保住他们的性命,但而后李鸿章违反不杀降的诺言,命程学启将郜永宽等八人斩首,还射杀千余名投降的太平军。不得不指出的是,苏州屠杀事件直接当事人李鸿章与清朝政府、淮军与清军,不能互为代表,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歼灭后,华东地区已经没有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大军,淮军为李鸿章个人的募兵,清朝政府也不得不起用,李鸿章也只能代表他自己而成为实力派,游走于清朝政府与英国之间。


清上谕: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诚心归顺者,无论其从贼之久暂,均一律准其投诚。将军械、马匹呈缴后,该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随同剿贼。倘有不愿随营,即饬地方官递送回籍,或妥为安插,毋令失所。携带资财,不准兵勇抢夺;如兵勇利其资财、私行杀害,即按军法从事。本管官不行查办,一经发觉,即着该大臣等从严参办


清将用银惹动洋鬼心,而攻我宁城,然后鬼子攻破宁郡,得赏银之后,又领赏银来打绍兴。所攻此两处,鬼子得银四十余万。宁波税重银多,是清瞒饷银,而请洋鬼,作为己功,打绍兴亦是如是,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20]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日(1863年12月12日)李鸿章淮军克复无锡,无锡太平军守将黄子隆是“广西藤县人,躯干矮小,狡勇非常,目光炯炯若电,诈称不识字,不多言,亦无供状,临刑时颜色自若。”[81]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864年4月27日),陈坤书太平军与戈登常胜军及刘铭传淮军在常州激战。


太平军奋不顾死地抵挡,戈登的大炮队用榴弹炮和铁桶炮扫射都没有用处,城墙缺口处的第一批太平军被炮火扫光了,第二批太平军又立刻补上。[82]


残存的太平军奋勇力战,壮烈地牺牲了许多人,活着的仍死战到底,他们虽被迫退下城墙,穿过街道,但始终作着顽强的抵抗,寸土必争,最后只剩少数兵士,一直抵抗到统帅王府。护王在全部战役中,身先士卒,激励将士,奋勇力战,直到此刻他尚未受伤,他率领着几个军官和三四十个兵士,在自己的王府前面作最后的死战,护王这些部下虽无法战胜,可是他们坚决面对着敌人,为效忠于自己的高贵事业而死,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在护王周围倒下去了。这时,他单独一个人和大批敌人鏖战,排山倒海的敌人把他击倒在地,可是在他倒下去之前,许多敌人已死在他那柄大刀之下。我曾经与这位英勇坚强的首领相识,是我一生之中的光荣,我现在来哀悼他,虽然觉得无限悲伤,但同时也感到了骄傲。[83]


同治三年四月六日(1864年5月1日)常州被克复,陈坤书“昂然直立,拒绝投降,并愤然(对李鸿章)说道,要不是戈登及其军队协助你作战,我定叫你毫无办法从我手中夺取这城池。”[84]1864年7月南京最后的战斗打响,事前李秀成违反洪秀全命令,将南京城内部分分不到粮食的人口遣散到城外,“阖城男女饥饿,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即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各门分〈放〉出足有十三四万之敷〈数〉。”而李秀成妻舅宋永祺劝降李秀成被补王莫仕暌当众揭发。[20]


此事此〈已〉过未久,有我妻舅宋永祺来在九帅营下,云同九帅部下司〈师〉爷谈及,劝我来降等(语)。其有兄弟,我不知其何名,在中堂辖下戴蓝顶子,可保于我。宋永祺所云此人我未见过,未悉其人,未见过其面,(是)以未敢定言。此人闻在泰州,未知真叚〈假〉。至宋永祺由九帅之营回转京内,(来)往十日有余,同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与我谈及,云有此事,未见有九帅之文,其云不故〈过〉与九帅司〈师〉爷谈及,未有实情等语。此人好还〈玩〉饮酒,是夜(与)我谈及多言,次日与朋友饮酒太多,与人多语,即与陈德风谈及,云与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陈德风半信半疑,行文前来问我,能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会议粮务,补王莫仕葵〈暌〉、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王长兄长子洪和元、次子利元、干王长子洪葵元在我府内会议,正逢松王陈德风递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而有防内有私者乎?莫仕葵〈暌〉顺手将此文扯开一看,见此情由,各人在此,并踊来视,内言:"问忠王真有此心否?"此时莫仕葵〈暌〉在此,问我曰:"尔调宋永祺到场,我问来情,我为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尔即调尔妻舅宋永祺到场与我讯问,不然,我亦要先行启奏,尔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后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暌〉发动人马在我府等候。此日夜宋永祺正到我府,与我家弟叙及此事,莫仕葵〈暌〉将其拿获,后又将郭老四并获。此时惹出大事,合城惊乱。我平日幸得军民之心,不然,误我全家久矣。朝臣其有忌意,不敢强为究我之罪也。后将宋永祺押入囚内,欲正其法。我与其亲戚之情,不能舍绝,然后将艮〈银〉用与莫仕葵〈暌〉,而后宽刑,不治其罪,奏旨轻办。此事连及我身,幸合朝人人与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不到今日之亡。[20]


肉薄相逼,损伤精锐不可胜数。总兵陈万胜、王绍羲、郭鹏程等素称骁将,数日之内,次第阵亡,尤堪悯恻。而左路城头之贼,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死者甚众,大队因之稍却。其伪宫殿少女缢于前苑内者不下数百人,死于城河者不下二千余人。经过曾国荃亲讯,李万材供称,城破后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至十九日尚有贼踞高屋之巅,以洋枪狙击官军者。事后多名外国军官回忆曾国荃所领湘军在城破后大肆抢夺天京圣库内钱财而互相攻击,杀害战俘!与太平军攻城后不抢杀成对比,曾国藩更为之多次下军令。但被部下无视。而上缴国库的钱财更与之后朝廷查核的数目不符,成为一大奇案。[来源请求] 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教乱,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三藩之乱,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第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卒能次第荡平,刬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咸丰帝)盛德宏谟。[85]


后期斗争


同治元年五月三日(1862年5月30日)天京被曾国荃包围,后洪秀全命洪仁玕外出催救兵,“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于去岁十一月奉旨催兵解围,身历丹阳、常州、湖州。殊各路天兵惮于无粮,多不应命。”其时黄文金镇守湖州,“因道路不通,不能颁兵往援”,洪仁政也“就在湖州住下”,所谓因“道路不能”而不能往援,如确是实情,则是对援救南京不负责任的表现了。[14][86]


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分〈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言〈然〉后封王俱为列王者,因此之来由也。然后列王封多,又无可改,王加头上三点以为{小王}字之封,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图,人心由此两举而散无涯也。[20]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87],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湘军屠城,许多当地平民和太平军人被杀。谭嗣同《北游访学记》:“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谭嗣同《仁学》:“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如金陵其尤凋惨者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所所长郭廷以在其所著《近代中国史纲》亦引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南京城后的情景:“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88][89][90][91][92]。


洪仁玕、黄文金护送幼天王突围。当幼天王、洪仁玕等被俘、失散的前一天,康王汪海洋的大军从瑞金北上正进攻宁都州城,与幼天王一行相距只数十里。但事实是,近在咫尺,而幼天王一行竟孤立无援而败亡被俘,原因不大可能是汪海洋不知道幼天王之所在——败散的残军尚能得知与汪相距只六七十里,只要愿意,汪岂能探听不到数十里外蒙难的幼天王之所在?岂能做不到亲身或派出精兵去主动迎护?其所以没有,主要是对幼天王一行不重视,心目中没有幼天王一行的地位。洪天贵福等与汪相距不远,洪尽力想赶上汪,而汪则是“要往福建去”,其无意于幼天王可知[86]


李世贤是汪的主帅,其力量、威望远高于汪海洋,而李世贤早已对洪秀全、对洪族不满,对洪秀全的战略及某些政策不满。李世贤在幼天王一行进入江西之际却到了广东。英国驻厦门领事曾往访长谈,对李的才干和在军中的威信,极为推重。据称李极不满洪秀全,认为昏庸无道,只是因不愿意造成分裂他才没有公开反对,今则可以自行其志云云。处于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李世贤摆脱洪秀全还来不及,又怎会去迎接洪天贵福一行?李世贤、汪海洋对“迎驾”、“护驾”至少是不积极的。这应是当时洪仁玕、幼天王等总“赶不上”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86]


同治三年九月九日(1864年10月9日),洪仁玕在江西石城(今江西石城县木兰乡新河村古岭组)兵败被俘,十月二十五日(阳历11月23日)在南昌被杀。九月二十五日(阳历10月25日),幼天王洪天贵福在逃脱清兵追杀后四处乱走导致被盘出拿获,十月二十日(阳历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偕王谭体元因埋银二万两,后变了百姓,想挖银子。”[93]


江北的太平军赖文光部与捻军合并,于1865年在山东菏泽高楼寨摧毁了中原最后一支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野战军科尔沁部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另一支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野战军为江南大营),这导致了长城以南广大中国本土已经没有直接听命于清朝皇室的大军,清朝皇室不得不重用湘军与淮军而尾大不掉。东捻军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在扬州东北瓦窑铺覆灭,西捻军于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1868年8月16日)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被李鸿章淮军消灭。最后一支留下太平天国年号的残余捻军袁大魁部,于同治八年(1869年)在陕北保安被左宗棠消灭。[94]


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4月),石达开余部李文彩部在贵州大塘覆灭,这是最后一支可以查证的使用太平天国旗号的反清武装,理论上是最后一支太平军。不少学者认为,应以李文彩部的覆灭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标志。[95]


疆域和行政区划


太平天国在建国后,改清廷“省、府、道、县”的行政区划方式为“省、郡、县”三级制,即取消“道”,改“府”为“郡”。


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干王洪仁玕曾数次声称太平天国欲划分天下为二十一个省,这二十一省当是指清朝所设的十八省和东北三省[96][97],但太平天国各个时期的文献中提到的省却不止于此,另有苏福省、天浦省、桂福省和伊犁省(新疆)。


洪仁玕还曾宣布,太平天国将在江南省设十二郡,其他省每省设十一郡,但这一构想脱离实际,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落实[e]。


太平天国文献中提到过的省份分别是[98][99]


江南省(又称“天京省”,首府为天京,今南京周边地区)[f]

安徽省(首府为安庆)

江西省(首府为九江)

湖北省(首府为武玱,即武昌)

天浦省(仅含天浦一县,即江浦县。)

苏褔省(“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又作苏馥省。首府为苏州,即今日苏南东部)

桂褔省(“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辖区不详,有学者推测系苏福省之改称,但证据不足[100])

浙江天省(首府为杭州)

湖南省

福建省

河南省

珊东省(即今日之山东)

珊西省(即今日之山西)

罪隶省(定于占领后改为“迁善省”,即直隶,今日之京津地区、河北大部及河南、山东小部分地区。)

广西省

广东省

芸南省(即云南)

四川省

桂州省(即贵州)

陕西省

甘肃省

奉添省(即奉天,今日之辽宁)

吉林省

乌隆江省(即黑龙江)

伊犁省(今日之新疆)

政治意识形态


太平天国洪秀全玉玺,原印边长19.6厘米,侧面雕双凤朝阳纹。对于玉玺的真伪及其文字应怎样读起,学界历来存有分歧——

1856年以前太平天国全部图书被命名为《旨准颁行诏书》包括24本:《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条书》、《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颁行诏书》、《颁行历书》、《太平癸好三年新历》、《三字经》、《幼学诗》、《太平救世诰》、《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诏书盖玺颁行论》、《天朝田亩制度》、《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御制千字诏》、《行军总要》。太平天国科举考试考纲为《旨准颁行诏书》,就是上述24本书。“但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读者,定然问罪也。”特别是“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01]“梵宫宝刹,必毁拆殆尽。”[102]


1859年洪仁玕被洪秀全任命为(文化方面)总裁,总揽文衡,聿修试典,陈玉成为副总裁,蒙得恩为又副总裁,考纲改为《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命诏旨书》、《天条书》、《三字经》、《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武举加试《钦定武略》、《兵要四则》、射箭、刀法、大炮。[103]


太平天国爵位

太平天国最高爵位为“王”,又设有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位,位居王爵之下。[104][105]


军事

太平天国的军队号称太平军,1850年7月为洪秀全建立。“太平军行伍中以湖南湖北的人为最多,少数是来自广西的。”[106][107]太平军按《太平军目》规定,在正副军师的统率下,有王、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军中官品级次序是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其中伍长统辖4人、军帅管13156人。


太平军表定纪律甚严,按《定营条例》及《行营规矩》规定,必须遵守命令、爱护武器、保护人民利益、禁止私自藏匿金银物资等;作战号令按《行军总要》部署。前期执行甚严,后期日渐松弛,在有将军管理的地方军纪较好,外围军队军纪不佳。太平天国从广西转战到南京后曾在军中推行男女隔离的分馆制度,并将这一制度在首都天京推行了两年,其后全面废止。但在南京以外的太平天国占领区,仅于1852年初一克武昌期间在武汉短暂推行过,其他地区并未将此制度推行民间。


经济土地制度

在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洪秀全规定平均分配土地,全国土地按年产的高低,分为上中下3级9等,上上田亩产1200斤,以下各等以100斤递减,第九等以下田亩产400斤。好田和次田搭配,按照每家人口、年龄分配,16岁以上男女每人分数量相同的土地,15岁以下者减半。土地所有权归天国所有。“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社会理想为“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108]


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团营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太平军第一次攻陷武汉后,没收一切财产,存入设于武昌原丝绸货栈的“圣库”[32]:303。太平军中每军都设有圣库,定都南京后,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俱各正副、又正副官四员,“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


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约有以下五方面;一是造反初期持上帝全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所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的员献及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109];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110];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如同今日的国营事业所得)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式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11]于1853年采访太平军记载圣库制度:


关于全军不发饷事,我复问:“各军人自有私产者否?”则答:“一概全无,如果查出某人藏有多过五两的款,即罪他不以此款归公而把他鞭笞了。所有财物一得到手即须缴入公库,而凡有私匿不报的都有背叛行为的嫌疑。”“那么,公库里面一定有许多财物啦?”“啊,十分富足,无数量的银子,都留为实行这大事业应用的。”又问:“如果人人不许有私财,他们自己想买点好东西吃时又怎办呢?”他说:“那是无需的,每一个伍卒的卒长都预备全体所需,放在桌上的时候,大家平等分享,即使最高级的军官的盘碗也跟最卑低级小兵一般。”[112]


外交

1853年4月27日—5月2日(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英国战舰HMS Hermes搭载第三任香港总督文咸爵士访问太平天国并与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展开会晤。密迪乐为翻译。文咸向英国外务大臣第四代克拉伦登伯爵乔治·维利尔斯报告:“从任何观点看,中立乃最为切要的办法。”[113]

1853年12月6日—13日(咸丰三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三日),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太平天国。

1854年5月27日—6月1日(咸丰四年五月一日至六日),美国驻华大使麦莲访问太平天国。麦莲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天王是不是会承认清朝与英国、美国、法国三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呢?这是极不可能的。[114]”

1854年6月20日—7月6日(咸丰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二日),第四任香港总督宝宁访问太平天国并与东王杨秀清展开会晤。杨秀清说:“一俟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115]”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多次宣布不许太平军进入上海,否则武力相见,还命令驻沪领事不准收受太平天国的公私函件。

1862年5月9日,英国驻宁波领事夏富礼向英国公使卜鲁斯报告宁波太平军射击英法炮船的信:“太平天国竟宣称租界是他们的,不属我们,断然拒绝承认我们在租界区的权利,因为租界区属于天朝,所以它应该像中国其他的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军的管辖。”[116]

文化

太平天国也举办科举考试,但是试题不来自四书五经,而是来自洪秀全颁行的诏书。考试资格也相较于清朝宽松[117]。


民族

太平军早期的主体是客家人。在两广地区和广府人等民系长期为争夺生存资源而爆发土客械斗。


太平军中期经过湖南后大举扩军,兵员主体变成湖南人为主(参见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到后期,太平军以广西人为核心,湖南人为中层,基层士兵则以所到之处招募为主。


社会评价·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评价太平天国:“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118]“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119]“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120]“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121]

蒋中正评价太平天国:“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122]“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123]

白崇禧评价太平天国:“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礡,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124]

蔡元培评价太平天国:“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是亦足以证其种族之见之薄弱也。”[125]

在中国大陆,由于太平天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似性,太平天国一度成为一门显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资深的历史学者大多数都曾涉足这一领域,整理挖掘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总数上亿字,参与太平天国历史调查、研究、讨论的人群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的公民。整体说来,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流评价,其基本观点包括:


太平天国是在旧农民战争条件下的反对西方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伟大的爱国农民战争。

太平天国深远的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散落各地的太平天国将士在民间广泛地传播太平天国与西方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斗争的业绩,激励著后来的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援,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里,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

太平天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

太平天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不会默默挨打,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太平天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十九世纪中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而太平天国革命和印度民族大起义,则是这次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洪峰,它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革命党

革命党人将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认定为民族革命,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传统,故清末革命党人多利用太平天国来进行反满宣传,甚至伪造文献[126]:当时流行洪秀全拜谒明太祖陵的说法,然而洪秀全并不赞成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主张。清末革命党人将朱元璋、洪秀全为其民族革命的两大先驱,让洪秀全拜谒明太祖陵的故事流传;南社诗人高旭伪撰石达开诗作20首,并刊行《石达开遗诗》一书,一时广为流布。另一位南社成员胡怀琛亦托名太平天国黄公俊作诗多首,后来胡本人承认黄公俊其人其诗皆系他一手捏造,目的就是为了鼓吹反满革命。这些革命宣传的效果,直至很多年后还能看出端倪。1929年,有人撰文指出,从石达开诗中可以看到两种主义,一是太平天国绝对的坚持民族主义,二是太平天国绝对的表现英雄主义。

经过清末革命党人的鼓吹,辛亥革命后人们对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逐渐形成了共识。在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里,这种认识一直代表着国民党人的主流观点。在国民党执政后的1928年,罗邕、沈祖基将其所辑《太平天国诗文钞》送请国府要人作序题词,蒋介石、于右任、白崇禧三序及于右任、李济深题诗均对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蒋介石序说:“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纪念焉。”于右任序谓此书可“拟之'铁函井底《心史》'”,也旨在强调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从这些作序题诗者的身份及其倾向,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内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具有高度的共识。


自三民主义提出起,太平天国革命就被认为是其民族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民国以后,这一观点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如李大钊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时,便称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1930年出版的杜冰坡《中华民族革命史》,上起1851年金田起义,下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后约八十年,纯以民族革命为主眼”,其基本结论是:“中国之种族革命,洪杨革命种其因,辛亥革命收其果。”将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视为一脉相承的关系。然而,就在清末革命党人大肆鼓吹提倡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说的同时,持异议者也不乏其人。1903年,维新派的梁启超对当时盛行的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论就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革命派的蔡元培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是亦足以证其种族之见之薄弱也。”[126]


学者评价

梁启超:“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127]


马克思: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128]


钱穆:“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129]


学者周有光认为:“国民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反对满清;共产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是农民革命。2000年的电视剧《太平天国》,暴露一些太平天国的倒行逆施。《辞海》原称“太平天国革命”后来改为“太平天国运动”。全球化正在促使我们也重新认识历史。”[130]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浦江认为,“除去革命党人伪造的太平天国文献以及出自文学作品中的某些诗文之外,真正靠得住的其实只有起事之初以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后人往往将这篇檄文与朱元璋《谕中原檄》相提并论,视为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像征。如萧公权谓此文“以较朱元璋之谕中原,词气激扬,殆无逊色,吾人如谓朱檄为中华民族革命之第一声,此足为其铿谹之嗣响”。萧一山亦称此檄文“重在排满,未多倡教,用语颇类明太祖之讨元檄文,可见太平起义,仍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与天地会之反清革命如出一辙也”。但无论对此文有多么高的估价,它毕竟只是“揭举出种族革命的旗号”(钱穆语)而已,其像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能够说明的问题十分有限,单凭这篇檄文去断定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结论未免太过牵强。”


刘浦江亦认为:“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还是元明革命,都没有太多的民族革命内涵,它们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主要是由后人涂抹上去的……至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标签,则可以说是清末革命党人一手打造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揭橥民族主义的大旗,并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太平天国及元明革命。但元明革命过于遥远,且除了一篇朱元璋的《谕中原檄》之外,也实在没有什么文章好做,而刚刚过去的太平天国运动则耳目相接,并且所针对的革命对象又同是满清政权,故太平天国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可堪利用的最佳历史资源。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想像由此而产生,一种新的太平天国史观被成功地塑造出来,并伴随着三民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逐渐融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126]


争议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北京中学教师袁腾飞指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性质类似,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封建腐朽政权[131]。洪秀全等人攻陷天京之后迅速堕落,使得太平天国前期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就此付之东流。再加上太平军在各地推行拜上帝教,打击和破坏古代建筑和古书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根据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的供词,洪秀全曾向其弟洪仁玕索要所有杭州珍藏的唐宋元明古籍,读完后全部由洪秀全本人举火烧毁,或者读一本烧一本。太平天国此举被认为是要摧毁传统观念和文化,以推行他们崇尚的“拜上帝教”思想。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初审通过的高中《历史》必修一教材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历史意义和局限性并存,并鼓励学生设身处地地思考太平天国兴起的背景和覆灭的原因。同时,教材采用“绝对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严重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来描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对《资政新篇》却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首次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132]。


近年来也有评论认为太平天国在各地推行拜上帝教,以及“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33]“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134]是毁弃固有文化与“去中国化”运动的滥觞。


遗址及纪念馆


江苏省现存太平天国遗迹有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仅余石舫)(南京)、太平天国忠王府(苏州)、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南京)、太平天国护王府遗址(常州)等。


1951年开始筹建并于1956年10月1日在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建立太平天国纪念馆,1958年5月迁至瞻园路128号(馆址曾为东王杨秀清住处、幼西王萧有和王府),1961年1月正式更名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现馆藏历史文物2140件,一级藏品33件套与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图书。


洪秀全在广东以前居住的房屋在金田起事后被清军焚毁。1961年,当时的广州市文物考古队在发掘房屋墙基后重建。建筑结构为泥砖瓦木,屋内有一厅五房,六间相连。房屋坐北向南,东西宽16.5米、南北深5.5米,每间房约13平方米。靠西边的第一间设置为洪秀全夫妇住房,室内仅有床、桌子和凳子。第二间房子正面挂有洪秀全太祖洪英纶夫妇画像,画像有洪秀全的亲笔题诗。此建筑1988年1月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11月对外开放的洪秀全纪念馆,位于花都市新华镇新华路52号。该纪念馆占地面积1.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5平方米。内有文物70余件,图片238张。[135][136]


参见:太平天国壁画

另全国各地留存太平天国壁画一百多幅,浙江金华侍王府八十余幅,江苏南京二十多幅,苏州忠王府九幅,安徽安庆、绩溪等有少数几幅。随着时间流逝,太平天国壁画作品处于不断减少直至消失,南京堂子街壁画由发现时的二十多幅减至十八幅,罗廊巷由十幅减至两幅,如意里由五幅减至两幅,黄泥岗三幅壁画彻底消失。[137][138]


相关作品

电视剧

《太平天国》,1988年在香港无线电视首播,共45集。

《洪秀全》,1990年代广东电视台曾拍摄电视剧,共19集。

《太平天国》,2000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播,共46集。

《巾帼枭雄》,2009年在香港无线电视首播,共25集。

纪录片

《太平天国》,第一~第十集,香港凤凰卫视

《太平天国》,中国通史第九十七集,中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

电影

《太平天国女英雄》,香港电影,1961年

《投名状》,香港电影,2007年首映。

小说

《洪秀全演义》(清)黄世仲,五十四回。

漫画

《太平天国演义》(日本)甲斐谷忍

参见

捻军

邪教、新兴宗教

白莲教、八卦教

天地会、三合会、大成国

小刀会、第二次鸦片战争

林文察

大明顺天国

注释

 太平天国天京陷落于1864年7月19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一般即作为太平天国的结束,但也有延伸到1868年8月16日(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捻军在山东徒骇河失败,或1872年5月12日(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黔东牛塘覆灭作为太平天国结束的。

 其中“天”字的两横上长下短,此写法为《说文》、宋(明)体、《康熙字典》所采用[1];“国”写作“囯”(内为“王”字),乃“国”字之俗体字,见于字书如《龙龛手镜》、《四声篇海》、《字汇》、《正字通》等。

 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是“军师负责制”,“军师”是政府首脑,掌握一切实权,主将只是听命于军师,在制度上并没有决策权,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二《太平天国的政体》

 《左文襄公家书》咸丰十年九月初四日左宗棠《给子孝威咸书》:“安庆获贼伪文,知逆首陈玉成有分两路上行之说,一扰皖北,一扰江西,我当率所部五千余人,由安仁、乐平扼懋源以固江西门户而通祁门之气。”

 从太平天国前期建立地方政权的情况看,湖北省曾建十二郡,安徽、江西均建十四郡,且尚未包含全省疆域,而天浦省的辖区只有天浦县一地而已。由于洪仁玕到太平天国的时间较晚,并不了解前期的情况,后期又长期身居天京,与地方行政的实践脱节,故他拟定的许多制度并未很好地结合太平天国的历史与现状,对现实情况与可操作性的考虑也存在不足。

 太平天国文书中的“江南省”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太平天国所设的江南省,二是指该省的省会天京,三是指原来的江苏省(也称江南省),因很多军民对新设立的行政区域不熟悉,故太平天国文书中对省名概念的使用新旧混杂,太平天国预计划江南省为12郡,但兵册中出现的江南省辖郡多达23个。又因太平天国常有以省会名代指省,或以省名代指省会的习惯,故“天京省”的概念也有两个,一是指天京省的省会,即天京城,一是指天京省,即江南省

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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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官书《天兄圣旨》

 李秀成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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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官书《天命诏旨书》

 《洪仁玕自述》、《李秀成自述》、张德坚等《贼情汇纂》、苏凤文《平桂纪略》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冯云山传》

 彭大雍、朱哲芳《太平军攻破全州与蓑衣渡之战》

 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记叙其事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即咸丰二年,1852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弟(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曾国藩全集·奏稿》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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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二·常大淳传》:“贼由江岸穴地轰城,遂陷,大淳死之,妻刘、子集松、子妇马、孙女淑英并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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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indley:《太平天国》第一卷,1866年英文版,第89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3,第161页

 《粤逆纪略》:紫禁城者,乃前明故宫也,八旗驻防居之。贼破大城后,率众攻围,旗兵枪炮兼施,三逐至淮清桥,伤贼数千人。忽贼匪杨秀清传令准旗人拜降,因而旗兵渐懈,会城上火药被焚,贼遂乘虚入,将军率众巷战,自寅至申,旗兵几无孑遗,将军及都统俱战死,时十一日事也。后三四日,贼胁旗妇呼于门曰:“汝等妇人能以金银献者,免死。”于是藏匿之旗妇争出财帛以求生路,贼受财帛,驱之出汉西、聚宝各门,尽于桥上杀之,弃尸河内,水为之不流,呜呼,痛哉!初贼破驻防城时,旗人逃出者数百人,至东乡等处,贼乃出伪示,有擒得旗人者,赏银五两之说,遂有擒以献贼者,乡民亦愚也哉。

 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始洪秀全破金陵,杨秀清建议北都洛邑,以为洛邑天下之中,独一老舟子桡其说,乃遂宅伪都于此。”

 《李秀成自述》说:“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南京乃帝王之家。”此水手是驾东王座舟之人,被该水手说白,故而改丛,后即未往。”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三,诒谷堂1875年版,第13页“洪秀全陷金陵,欲长驱北犯,斯时黄河以北未设防,赖一老舟子倡言,北路乏水缺粮,不如建伪都于南京,杨秀清等以为然,乃止。或云即苏州击毙之伪航王唐正才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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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善钧:《癸丑中州罹兵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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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京见闻录》,《典制通考》(中),第826页

 《天父下凡诏书》二,见《太平天国》1,第53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

 《石达开自述》

 《天父下凡诏书》二

 张德坚:《贼情汇纂》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涤浮道人:《金陵续记》

 《李忠武公遗书》:“客商有自下游回者,言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交结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石达开《五言告示》:“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据史式的《五言告示初稿、改稿考》考证,这句话出自《五言告示》的初稿,在修改后的定稿中石达开出于维护大局的考虑删去了这句话)。

 咸丰七年九月德兴阿奏: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即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

 《东华录》咸丰卷载福兴奏:达开乃统全军分为六起,号称十余万,拟直攻苏杭,以分金陵之势。

 《李秀成自述》:“……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

 其他可以显示石达开远征期间与天京政权关系的太平天国方文件:太平天国历年历书及全部附有主要首领名衔的诏书;醒世词;太平礼制(新版);朝天朝主图;幼赞王蒙时雍家书;誉王李瑞生供词

 其他可以显示石达开远征期间与天京政权关系的外方报道:艾约瑟牧师的报告——新近对干王的提问及答复(《北华捷报》1860年8月11日);杨笃信:中国之叛乱(1861年);《英国议会文件》1862.C.2976,亚历山大.米切的一封信;《英国议会文件》1861.C.2840,1862.C.2976巴夏礼的报告;美国传教师花兰芷牧师关于访问南京的报道(《北华捷报》1860年9月1日)

 《洪仁玕自述》:“翼王见大局如此不满意,乃决意离京远征……”“自我军两位勇猛王爵英王、翼王死后,我军确受重大损失……”

 咸丰九年骆秉章奏:“此股贼首闻系翼逆石达开,其党贼翼为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诸逆首皆从前漏网之贼首。石逆在南安时,景德贼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华北捷报》第527期《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经过》:“报告提到,翼王石达开据猜想一直对天京的真圣主远而避之,但是据探明他仍旧与运动相连结,近曾于干王封王之际,派遣部下大批人马抵京向干王祝贺,并请求干王,嗣后所有的他奏议悉数经由干王递呈真圣主。他似乎在某些宗教观点上与真圣主意见各异。他对所统属的人民尽情抚慰,同时深得部下兵将的爱戴”(1860年)

 《北华捷报》第519期《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忠王的经过和观感》:“他们说,广西现今在太平军手里,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正在征服四川,这个省实际上已在他们掌握中。”(1860年)

 咸丰十年湖南巡抚按察使翟诰奏:“拿获奸细供称,四眼狗陈玉成发给伪文,约石逆由广西犯湖南,陈逆即由六安、英山犯湖北,是以悉锐下窜……”(1860年)

 咸丰十年骆秉章奏:“石逆凶悍诡诈,冠于诸贼……且闻与四眼狗陈逆(即陈玉成)暗相勾结,图犯两湖,自不得不先其急”(1860年)

 容闳《西学东渐记》记走访丹阳太平军:“秦某又言攻略各地之情形……忠王、英王则居上游,方谋取猢北。石达开经略四川云贵等省……”(1861年底)

 《胡林翼年谱》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02页

 华翼纶《锡金团练始末记》

 萧盛远《粤匪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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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翼柯:《戈登在中国》

 F?A?Lindley:1866年英文版《太平天国》第二卷,第757-758页

 贺翼柯:《戈登在中国》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二十1864年7月26日《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

 王庆成《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79~99页

 洪天贵福供词

 中共南京市委. 党史工作办公室;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 南京百年风云, 1840-1949. 南京出版社. 1997: 70 [2021-08-18]. ISBN 978-7-80614-356-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9-01) (中文).

 茹芝山房吟草.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319 [2021-08-18]. ISBN 978-7-219-0258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9-01) (中文).

 中国人的历史误读. "公民世纪"书系.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226 [2021-08-18]. ISBN 978-7-5087-0716-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9-01) (中文).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北京出版社. 1987: 576 [2021-08-18]. ISBN 978-7-200-0018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9-01) (中文).

 中共南京市委. 党史工作办公室;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 南京百年风云, 1840-1949. 南京出版社. 1997: 70-71 [2021-08-18]. ISBN 978-7-80614-356-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9-01) (中文).

 洪天贵福供词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六十八。

 1987年纪念太平军进军四川125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纪要:“不少同志认为:太平天国纪年的下限问题,实质上就是承不承认石达开远征军的问题,承不承认石达开牺牲后他余部的斗争的问题。如果只以天京政权为准,则下限应断于1864年;如果承认改编后的捻军就是太平军,则下限可延长至1868年;如果承认石达开殉难后他余部的斗争,则下限还可以延长至1872年。因为石达开远征军余部李文彩部是在1872年4月才在黔东的牛塘失败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太平天国纪年的下限应该是1872年。”

 洪仁玕《诛妖檄文》:“鲜有以十八省之大被满洲三省所制为辱”

 《钦定英杰归真》记洪秀全语:“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

 华强《太平天国地理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江南春梦庵笔记》和《燐血丛钞》两书称太平天国划分天下为二十四省,但所载之省名与太平天国文书中的名称大相径庭,且当避不避,当讳不讳,据学者考证,这两部书实为伪史料,《燐血丛钞》的大部分内容均翻抄自《江南春梦庵笔记》,故这两部书的记载不足采信。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史式《〈燐血丛钞〉考伪》,祁龙威《〈燐血丛钞〉辨伪》。

 史式《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二,第6页

 洪仁玕《资政新篇》

 戴逸. 中国近代史通鉴: 太平天国. 红旗出版社. 1997: 197-199. ISBN 9787800687228.

 《钦定英杰帰真》

 Brine Lindesay:1862年《中国太平叛党志》第194-195页

 1854年6月24日《华北先驱》204号《天京见闻录》

 郑师渠. 中国近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40.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说: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初,“传伪谕,令人进贡,给单,使贴门墙,则不入其家,否则搜出银十两、金一两者杀”

 张德坚《贼情汇纂》中记载:“贼粮所给,于上游悉用船运,不待言矣。然自癸丑五月上犯江西湖北,仅甲寅(1854年)九月至岁底,此数月中一清楚境,此外则帆樯如织,无一非虏粮之船,无一非接济江宁之船也。然而贼之他窜或有别意,于江广则专为虏粮。”

 Rev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 - 1857) - Find A Grave Memorial. Findagrave.com. [2017-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12).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第123页

 1853年8月4日《文咸上英国外务大臣乔治·维利尔斯,第四代克拉伦登伯爵书》,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第208页

 《1858-1859参议院档案》,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第113页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第211页

 王崇武等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罗玺纲:《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三-志第十二-科举附招贤

 《总理全集》下册105页

 《同盟会宣言》

 《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

 《太平天国战史序》

 《太平天国诗文钞》序

 《增补曾胡兵语录注释》序

 《翼王亭记》,1934

 《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72页

 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20页

 来源:青海日报;作者:佚名;责任编辑:蔡信. 马克思评太平天国:只有破坏 给人民的惊惶超满清. 凤凰网>资讯>历史>中国近代史>正文. 2013年10月10日 [2013年10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年10月14日) (中文(简体)).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74页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

 袁腾飞说太平天国. 博讯. [2019-11-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16).

 必修1第11课《太平天国运动》导与练.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11-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16).

 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

 潘旭澜《太平杂说》,天地图书,2001年

 洪秀全故居、纪念馆介绍. [2010-06-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9-19).

 洪秀全故居简介. Guangzhou.gov.cn. [2017-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12).

 记者:胡玉梅. 漂泊的“天国遗珍”. 新浪网,来源:现代快报. 2008年8月5日 [2013-03-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简体中文).

 作者:于峰,编辑:小乐. 南京城南几处太平天国遗址现状堪忧. 龙虎网,来源:金陵晚报. 2003-06-02 [2013-03-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5-09-08) (简体中文).

书目

史景迁著. 《天國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 朱庆葆 等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孔飞力著.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 谢亮生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Thomas Reilly 著. 《上帝與皇帝之爭——太平天國的宗教與政治》. 李勇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魏正瑾、易家胜 编 (编). 《天國春秋》太平天國歷史圖錄,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 文物出版社. 2002年9月初版. ISBN 978-7-5010-1388-3.

菊池秀明:〈太平天国前夜的广西社会变动——以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史料为中心〉。

罗尔纲、罗文起撰《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中第一部分《图书册籍》前言中所加案语:“案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大伪书,都不可信,故都不录。”

外部链接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太平天国

维基文库中相关文献分类:太平天国

李炽昌:〈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圣经》在中国——太平天国对经文的诠释(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引各种观点,都没有提到一个关键问题,我来说说——

太平天国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二年(1850—1872年),但却预示了共和制度在中国至今的百年乱局(1911—2021年)。

具体说来,我认为太平诸王之间的关系,并非传统帝制之下的话君臣关系,甚至不及先秦王制的等级森严。而更加接近欧洲的君主制度,好像处在中国君主制度和现代共和制度之间的混合状态——例如,洪天王称为万岁,但其实并非独尊,因为其次还有九千岁、八千岁、七千岁、五千岁……这明显只是“量变”,而非“质变”也!这样的精神结构,很像共和制度,如何运作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呢?

《太平天国到底封了多少王,他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搜狐 05-21)报道: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极大地震动了大清王朝。


天平天国的封王是一大特色,对于一个全新的王朝来说,封王的人数过多并不是一件好事,直至太平天国被攻破,一共有2700个王,可以说天京城里遍地是王爷,但是这些王的结局却大都不是很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更多的是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首先就是天王洪秀全,他实际上是天平天国的皇帝,1851年称王,永安六王之一,崇号万岁,定都天京后,可以说是荒淫无道,原形毕露,最后于1864年天京被攻破前夕病故。


东王杨秀清,1851年封王,永安六王之一,崇号九千岁,从这就可以看出他的地位是仅次于天王洪秀全的,官职是正军师中军主将,这位帝国二号人物死于1856年天京事变,韦昌辉带兵夜袭东王府将其杀死。


西王萧朝贵,1851年封王,永安六王之一,崇号八千岁,官职是又正军师前军主将,在天京被清军攻下后,在突围之中战死。


南王冯云山,1851年封王,永安六王之一,崇号七千岁,官职是副军师后军主将,在湘江渡口时遭遇清军伏击而死。


北王韦昌辉,1851年封王,永安六王之一,崇号六千岁,官职是又副军师右军主将,他也是死在了天京事变这件事上。


翼王石达开,1851年封王,永安六王之一,崇号五千岁,官职是左军主将,天京事变后,愤然带兵出走天京,但是在1863年兵败大渡河被清军俘虏,最后死在了清军手里。


以上就是永安六王,也是天国的第一批王,不是一开始就跟着洪秀全造反的,就是才能过人立下战功的人物,可以说是含金量最高的王,接下来说的就是比较低的王了,就说几个有代表性的吧。


安王洪仁发,1857年封王,崇号显千岁,官职是殿前京内又正总鉴,1864年天京沦陷死于乱军之中。


福王洪仁达,1857年封王,崇号伦千岁,官职是殿前京内副总鉴,1864年太平天国天京沦陷被清军俘虏并处死。


干王洪仁玕,1859年封王,崇号福千岁,官职是文衡正总裁,1864年天京陷落后被江西巡抚沈葆桢俘虏处死。


以上三位还有一层特殊的身份,他们是天王洪秀全的兄弟,同时他们也是洪秀全的亲信,负责监视其他的王,也是掌握实权的王。


忠王李秀成,1859年封王,崇号荣千岁,官职是后军主将,这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王,1864年太平天国天京沦陷后,护送洪秀全的儿子,也就是小天王出逃,不幸被曾国藩俘虏,据说他在写下数万字自述后被曾国藩处死。


1861年6月,洪秀全病逝,幼主洪天贵福即位,这个未经事的孩子登上了皇位,但当时的朝政都由洪秀全同姓的兄弟主持,幼主不掌实权。后来天京被攻陷,幼主在忠王李秀成的保护下四处逃亡,在混战中失散了。后被清军擒获,于1864年11月18日,幼主洪天贵福被凌迟处死,年仅16岁。


谢选骏指出:“永安六王”很像“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后来的2700个小王,很像是“历届中央委员”。


网文《太平天国王号列表》报道:


太平天国的王爵共分为五个等级,一等王为永安所封的天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六人,后来干王也被晋封为一等王;二等王为各地执掌兵权统帅的英王、忠王、侍王等人;三等王为康王、堵王、听王等重要将领;四等王位居三等王之下。地位最低的王爵没有封号,统称列王。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曾一度声称“永不封王”。但在后期,太平天国陆续册封各地执掌兵权的统帅以及其麾下将领为王。由于滥封王爵,最终封王达两千七百余人,王爵地位逐渐卑下。太平天国封号比较粗鄙,部分王号为之前职业,著名的有水路商贩出身的航王唐正才,和曾售卖春药的挺王刘得功。


天王家族

天王洪秀全〈一八五一年封,开国六王,万岁〉

幼天王洪天贵福

光王洪天光〈光王三殿下永岁〉

明王洪天明〈明王四殿下永岁〉

前期主要封王

东王杨秀清〈一八五一年封,开国六王,全称真天命太平天国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劝慰师圣神上帝之风雷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后师殿中军兼右军东王九千岁〉

幼东王洪天佑〈全称殿前统领转奏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王五殿下幼东王九千岁〉

西王萧朝贵〈一八五一年封,开国六王,全称真天命太平天国传救世主天兄基督太子圣旨圣神上帝之雨电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八千岁〉

幼西王萧有和〈全称殿前赍奏节钺右弼又正军师顶天扶朝纲幼西王八千岁〉

南王冯云山〈一八五一年封,开国六王,全称真天命太平天国天朝九门御林云师前导副军师殿后军南王七千岁〉

幼南王萧有福〈全称殿前公议前导副军师顶天扶朝纲幼南王七千岁〉

北王韦昌辉〈一八五一年封,开国六王,全称真天命太平天国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六千岁〉

翼王石达开〈一八五一年封,开国六王,全称殿前吏部又正天僚开朝公忠又副军师顶天扶朝纲翼王喜千岁〉

燕王秦日纲〈一八五四年封〉〈癸好三年九月,封顶天侯,甲寅四年五月封为燕王,次年革去王爵,降为顶天燕。〉

豫王胡以晃〈一八五四年封〉〈甲寅四年五月,以护天侯进封豫王,旋因在皖北战败,革去王爵,降为护天豫。〉

幼豫王胡万胜〈全称殿前礼部正春僚顶天扶朝纲幼豫王强千岁〉

中后期重要封王

奋王罗大纲〈一八五五年殁后赠封〉〈先追封察天义,复追封奋王〉

抚王朱锡锟〈封剿胡侯,后追封为抚王〉

吴王梁立泰〈追封〉

干王洪仁玕〈全称殿前吏部正天僚钦命文衡正总裁僚部领袖开朝精忠正军师御林兵马建天朝使兼御林苑一天使兼又正捐库征粮使顶天扶朝纲开朝王宗干王福千岁〉

英王陈玉成〈全称殿前吏部副天僚开朝勇忠军师顶天扶朝纲英王禄千岁〉

忠王李秀成〈一八五九年封〉〈全称殿前吏部又副天僚开朝真忠军师御林兵马亲提调奉旨令专征剿忠义宿卫军顶天扶朝纲忠王荣千岁〉

侍王李世贤〈一八六〇年封〉〈全称殿前户部又正地僚开朝正忠军师顶天扶朝纲侍王雄千岁〉

辅王杨辅清〈一八五八年封〉〈全称殿前户部副地僚开朝悫忠军师顶天扶朝纲辅王威千岁〉

赞王蒙得恩〈一八六〇年封〉〈全称殿前户部正地僚顶天扶朝纲赞王耀千岁〉

章王林绍璋〈全称殿前户部又副地僚顶天扶朝纲章王寿千岁〉

助王黄期陞〈全称殿前黜疵崇醇钦命文衡又副总裁顶天扶朝纲助王订千岁〉

顺王李春发〈全称殿前礼部又正春僚顶天扶朝纲顺王欢千岁〉

护王陈坤书〈全称殿前礼部副春僚御林兵马提征顶天扶朝纲护王悦千岁〉

顾王吴如孝〈全称殿前礼部又副春僚顶天扶朝纲顾王干千岁〉

扶王陈得才〈全称殿前兵部正夏僚顶天扶朝纲扶王强千岁〉

对王洪春元〈全称殿前兵部又正夏僚顶天扶朝纲对王猛千岁〉

勤王林启容〈全称殿前兵部副夏僚顶天扶朝纲勤王茂千岁〉

弼王黄得用〈全称殿前兵部又副夏僚顶天扶朝纲弼王祯千岁〉

补王莫仕葵殿前刑部正秋僚顶天扶朝纲补王祥千岁

敬王林大居殿前刑部又正秋僚顶天扶朝纲敬王遂千岁

畏王秦日南殿前刑部副秋僚顶天扶朝纲畏王昌千岁

爱王黄崇发殿前刑部又副秋僚顶天扶朝纲爱王吉千岁

恤王洪仁政殿前工部正冬僚顶天扶朝纲恤王利千岁

就王黄盛爵殿前工部又正冬僚顶天扶朝纲就王兴千岁

报王秦日源殿前工部副冬僚顶天扶朝纲报王隆千岁

顶王萧朝富殿前工部又副冬僚顶天扶朝纲顶王康千岁

懿王蒋有福殿前京内正总鉴顶天扶朝纲懿王禧千岁

信王洪仁发殿前京内又正总鉴顶天扶朝纲信王显千岁〈一八五七年封安王〉

勇王洪仁达殿前京内副总鉴御林兵马哥顶天扶朝纲勇王伦千岁〈一八五七年封福王〉

巨王洪和元殿前京内又副总鉴顶天扶朝纲巨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崇王洪利元殿前京外正总鉴顶天扶朝纲崇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元王洪科元殿前京外又正总鉴顶天扶朝纲元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长王洪瑞元殿前京外副总鉴顶天扶朝纲长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见王洪现元殿前京外又副总鉴顶天扶朝纲见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唐王洪瑭元殿前正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唐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同王洪同元殿前又正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同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次王洪锦元殿前副总铸宝顶天扶朝纲次王显千岁“洪仁发之子”

定王洪钰元殿前又副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定王伦千岁“洪仁达之子”

汉王洪釮元殿前正开矿顶天扶朝纲汉王伦千岁“洪仁达之子”

玕王洪绍元


瑛王洪全福

瑛王洪全福(1836年-1904年)

琅王洪魁元

金王钟万信殿前又正总开矿顶天扶朝纲天二驸马金王“驸马”

凯王黄栋梁殿前副总开矿顶天扶朝纲天四驸马凯王“驸马”

捷王黄文胜殿前又副总开矿顶天扶朝纲天西驸马捷王“驸马”

柬王赖桂芳殿前京内总铸宝顶天扶朝纲柬王孝千岁

尊王刘庆汉殿前京畿统辖顶天扶朝纲尊王裕千岁

善王陈观意殿前京外各省统辖顶天扶朝纲善王盛千岁

守王方海宗殿前番镇统辖顶天扶朝纲守王丰千岁

从王陈得隆殿前京内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丛王生千岁

奉王古隆贤殿前京外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奉王定千岁

保王童容海殿前东方统率天军御林兵马左提征顶天扶朝纲保王安千岁

相王陈藩武殿前西方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相王享千岁

启王梁成富殿前南方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启王宁千岁

沃王张乐行殿前北方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沃王谧千岁

导王陈仕荣殿前春季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导王升千岁

遵王赖文光殿前夏季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遵王幸千岁

听王陈炳文殿前秋季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听王豪千岁

堵王黄文金殿前冬季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堵王花千岁

循王魏超成殿前京内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循王畅千岁

卫王杨雄清殿前东方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卫王好千岁

匡王赖文鸿殿前西方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匡王名千岁

襄王刘官芳殿前南方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襄王声千岁

奏王苗沛霖殿前北方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奏王和千岁

请王李开芳殿前春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请王合千岁

求王林凤祥殿前夏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求王协千岁

祝王吉文元殿前秋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祝王洽千岁

嘏王卢六 殿前冬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嘏王让千岁

觐王黄为正殿前京内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觐王逊千岁

宗王吉能胜殿前京外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宗王廉千岁

服王曾传忠殿前东方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服王法千岁

事王梁舆琛殿前西方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事王宽千岁

拱王杨张安殿前南方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拱王宏千岁

庆王秦日庆殿前北方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庆王广千岁

贺王秦日来殿前春季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贺王大千岁

望王黄文安殿前夏季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望王欣千岁

祜王蓝成春殿前冬季雷镇天军顶天扶朝纲祜王行千岁

孝王胡鼎文殿前诛奸助忠顶天扶朝纲孝王美千岁

学王胡海隆殿前斩邪留正顶天扶朝纲学王芳千岁

慕王谭绍光殿前斩曲留直顶天扶朝纲慕王丰千岁

来王陆顺德殿前斩恶留善顶天扶朝纲来王彩千岁

趋王黄章桂殿前斩假留真顶天扶朝纲趋王诚千岁

戴王黄呈忠殿前戮魔尊天顶天扶朝纲戴王纯千岁

铭王张力趋殿前灭妖救人顶天扶朝纲铭王固千岁

心王侯贤提殿前锄暴树仁顶天扶朝纲心王健千岁

首王范汝增殿前捕寇安良顶天扶朝纲首王灵千岁

解王蓝泰义殿前催下贡上顶天扶朝纲解王征千岁

贡王梁凤超殿前送往迎来顶天扶朝纲贡王长千岁

航王唐正才殿前济川涉远顶天扶朝纲航王撑千岁

挺王刘得功殿前燮理阴阳顶天扶朝纲挺王强千岁

纳王郜永宽殿前除害兴利顶天扶朝纲纳王远千岁

慰王朱兆英殿前劾私保公顶天扶朝纲慰王实千岁

归王邓光明殿前恒顶天日顶天扶朝纲归王□千岁

扬王李明成殿前诚对天日顶天扶朝纲扬王□千岁

梯王练业坤殿前顶天扶朝纲梯王真千岁

荣王廖发寿殿前顶天扶朝纲荣王劳千岁

宁王张学明殿前顶天扶朝纲宁王□千岁

奖王陶金会殿前顶天扶朝纲宁王□千岁

列王徐昌先殿前九门御林顶天扶朝纲列王□千岁

列王黄金凤殿前九门御林护驾顶天扶朝纲列王□千岁

列王刘得义殿前九门御林护驾顶天扶朝纲列王□千岁

康王汪海洋 一八六四年封赠

荆王牛宏升 一八六五年遵王华北封赠

鲁王任柱 一八六五年遵王华北封赠

卫王李蕴泰

幼沃王张禹爵 一八六五年遵王华北封赠

梁王张宗禹 一八六五年遵王华北封赠

梁王韩奇峰

翰王项大英

然王陈时永

成王陈聚成

直王林得英

佐王黄和锦

祐王李远继

纪王黄金爱

淮王邱远才 一八六一年封赠

勇王龚得树 一八六一年殁后赠封

偕王谭体元 一八六二年封赠

隋王杨柳谷

跟王蓝仁得

潮王黄子隆

湘王黄子澄

昭王黄文英

谟王袁宏谟

会王蔡元隆 “仁天义”

凛王刘肇钧

祥王黄隆芸

森王侯管胜

贵王陈得顺

比王钱桂仁 一八六四年封赠

肇王梁舆琛

志王陈志书

佩王冯真林

力王张潮爵

养王吉庆元

广王李恺顺

乐王谭应芝

比王伍贵文

宁王周文佳

郛王陈占榜

显王袁得厚

邹王周林保

燕王陈太常

享王刘裕鸠

穆王苏喜

誉王李瑞生

奏王赖世就

曹王黄金锐

康王汪安钧

武王汪有维

穰王黄绍忠

利王朱兴隆

兑王许连芳

松王陈德风

慰王朱兆英

比王钱桂仁

稽王吴玉堂

德王唐日荣

恋王赖昌永

周王汪起贤

节王覃瑞麒

梦王董金泉

麟王朱雄邦

甘王白晖怀

献王王文发

著王许茂才

藩王黄万兴

视王黄享干

拥王陈赞明

为王侯裕宽

有王黄盛干

愉王宾福寿

虔王姚克刚

式王萧三发

浓王李秀辉

开王赖永扬

模王萧朝兴

依王张兆安

祝王卢文从

颂王张善超

播王练顺森

念王方营宗

问王孙茂升

劝王万镇坤

丹王刘胜邦

重王黄四福

梁王凌郭钧

感王陈荣

怀王周春

幼怀王周祉福

怀王邱朝贵

陪王谭富

幼陪王谭标

沛王谭星

文王蓝朝柱

贤王蓝朝元

端王蓝朝鼎

献王黄玉秀

赞王赖阿养

凤王胡永祥

庄王吉志元

沐王何震川

汉王曾钊扬

周王汪麻子

列王 “李万财、徐朗、林彩新、黄益顺、黄匡顺、李海清、黄吉建、金友顺、邱国文、洪桂芳、邱万顺、侯严威、古宗成、方成宗、黄悰保、朱义德、林政扬、萧雅泗、傅振纲”


谢选骏指出:一等王像是政治局常委,二等王像是大军区司令、国务委员,三等王像是部委省市自治区领导,四等王像是大型国企负责人,五等王像是纪委……但是,这些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却是没有结构的、互不连结的……能不天下大乱吗?上面就是我的心得。

相比之下,太平天国的其他战略失误,都算是小伤。前人谈论已多,我就不一一重复了。

至于其他方面,拜上帝会是一个邪教组织,太平天国是一个反满不足、自满过多的运动。他们作战可以,但是不会治理,所以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掰下一个扔掉一个,永远是两手空空。——但是,就连这么一个东西,也带上了基督教的印记,这说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导致对外开放”的程度有多么彻底!它不仅触发了太平天国等各种起义,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所以我沉思,“崖山以后再无中国”——那是以伶仃洋为终结的;“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现代文明”——这是从伶仃洋为开端的。包括太平天国所举起的基督教旗帜,也是伶仃洋过来的……这里没有一种定数吗。从此以后,文天祥不必“零丁洋里叹零丁”了——因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已经过去,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自由时代已经到来。


网文《过零丁洋》报道:


《过零丁洋》是宋代文天祥在1279年被俘经过零丁洋时所作的诗作。此诗前二句,诗人回顾平生;中间四句紧承“干戈寥落”,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当前局势的认识;末二句是作者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毫不犹豫的选择。全诗表现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以及舍生取义的人生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崇高表现。

作品原文

《过零丁洋》⑴南宋 文天祥

辛苦遭逢⑵起一经,干戈⑶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⑷,身世浮沉雨打萍⑸。

惶恐滩⑹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7)。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8)照汗青(9)。

注释译文

作品注释

⑴零丁洋:零丁洋即”伶丁洋“。现在广东省珠江口外。1278年底,文天祥率军在广东五坡岭与元军激战,兵败被俘,囚禁船上曾经过零丁洋。

⑵遭逢:遭遇。起一经,因为精通一种经书,通过科举考试而被朝廷起用作官。文天祥二十岁考中状元。

⑶干戈:指抗元战争。寥(liáo)落:荒凉冷落。一作“落落”。四周星:四周年。文天祥从1275年起兵抗元,到1278年被俘,一共四年。

⑷絮:柳絮。

⑸萍:浮萍。

⑹惶恐滩:在今江西省万安县,是赣江中的险滩。1277年,文天祥在江西被元军打败,所率军队死伤惨重,妻子儿女也被元军俘虏。他经惶恐滩撤到福建。

(7)零丁:孤苦无依的样子。

(8)丹心:红心,比喻忠心。

(9)汗青:同汗竹,史册。古代用简写字,先用火烤干其中的水分,干后易写而且不受虫蛀,也称汗青。 

作品译文

回想我早年由科举入仕历尽辛苦,

如今战火消歇已熬过了四个年头。

国家危在旦夕恰如狂风中的柳絮,

个人又哪堪言说似骤雨里的浮萍。

惶恐滩的惨败让我至今依然惶恐,

零丁洋身陷元虏可叹我孤苦零丁。

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

我要留一片爱国的丹心映照史册。 

创作背景

这首诗见于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当作于公元1279年(宋祥兴二年)。公元1278年(宋祥兴元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北五坡岭兵败被俘,押到船上,次年过零丁洋时作此诗。随后又被押解至崖山,张弘范逼迫他写信招降固守崖山的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文天祥不从,出示此诗以明志。

作品鉴赏

首联“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起一经”当指天祥二十岁中进士说的,四周星即四年。天祥于德祐元年(1275),起兵勤王,至祥兴元年(1278)被俘,恰为四个年头。此自叙生平,思今忆昔。从时间说,拈出“入世”和“勤王”,一关个人出处,一关国家危亡,两件大事,一片忠心。唐宋时期,一个人要想替国家做出一番事业,必须入仕,要入仕,作为知识分子必须通过科举考选,考选就得读经,文天祥遇难时,衣带中留有个自赞文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就是把这两件事拴在一起的。圣人著作就叫经,经是治国安邦的。这两句诗,讲两件事,似可分开独立,而实质上是连结在一起的。干戈寥落一作干戈落落,意思相近。《后汉书·耿弁传》“落落难合”注云:“落落犹疏阔也。”疏阔即稀疏、疏散,与寥落义同。《宋史》说当时谢后下勤王诏,响应的人很少,这里所讲情况正合史实。

颔联接着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还是从国家和个人两方面展开和深入加以铺叙。宋朝自临安弃守,恭帝赵昰被俘,事实上已经灭亡。剩下的只是各地方军民自动组织起来抵抗。文天祥、张世杰等人拥立的端宗赵昱逃难中惊悸而死,陆秀夫复立八岁的赵昺建行宫于崖山,各处流亡,用山河破碎形容这种局面,加上说“风飘絮”,形象生动,而心情沉郁。这时文天祥自己老母被俘,妻妾被囚,大儿丧亡,真像水上浮萍,无依无附,景象凄凉。 

颈联继续追述今昔不同的处境和心情,昔日惶恐滩边,忧国忧民,诚惶诚恐;今天零丁洋上孤独一人,自叹伶仃。皇恐滩是赣江十八滩之一,水流湍急,令人惊恐,也叫惶恐滩。原名黄公滩,因读音相近,讹为皇恐滩。滩在今江西省万安县境内赣江中,文天祥起兵勤王时曾路过这里。零丁洋在今广东省珠江15里外的崖山外面,现名伶丁洋,文天祥兵败被俘,押送过此。前者为追忆,后者乃当前实况,两者均亲身经历。一身为战将,一为阶下囚。故作战将,面对强大敌人,恐不能完成守土复国的使命,惶恐不安。而作为阶下囚,孤苦伶仃,只有一人。这里“风飘絮”、“雨打萍”、“惶恐滩”、“零丁洋”都是眼前景物,信手拈来,对仗工整,出语自然,而形象生动,流露出一腔悲愤和盈握血泪。

尾联笔势一转,忽然宕进,由现在渡到将来,拨开现实,露出理想,如此结语,有如撞钟,清音绕梁。全诗格调,顿然一变,由沉郁转为开拓、豪放、洒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赤诚的心如一团火,照耀史册,照亮世界,照暖人生。用一照字,显示光芒四射,英气逼人。据说张弘范看到文天祥这首诗,尤其是尾联这两句,连称:“好人,好诗!”诚然文天祥把做诗与做人,诗格与人格,浑然一体。千秋绝唱,情调高昂,激励和感召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

名家评点

谢榛说:“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四溟诗话》

苏者聪:(首联)作者用“干戈寥落”四字,暗含着对苟且偷生者的愤激,对投降派吕师孟、贾余庆、刘启等一伙的谴责。“寥落”,一作“落落”,其意相反,则是指作者自己频繁的战斗生涯,但所揭示的内涵远不及“寥落”广阔。……(颔联)“身世浮沉”并非是指个人仕途的穷通,而是概括着作者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坎坷不平的一生。这一联对仗工整,比喻贴切,形象鲜明,感情挚烈。……(颈联)特别富有情昧,“惶恐滩”与“零丁洋”两个带有感情色彩的地名自然相对,而又被作者运用来表现他昨日的“惶恐”与眼前的“零丁”,可谓诗史上的妙笔。……(尾联)以磅礴的气势、高亢的情调收束全篇,表现出他的民族气节和舍身取义的生死观。《宋诗鉴赏辞典》 

作者简介

文天祥(1236—1282年),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公元1256年(宋理宗宝祐四年)举进士第一。公元1275年(宋恭帝德祐元年),元兵东下,于赣州组义军,入卫临安(今浙江杭州)。次年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元军议和被拘,后脱逃至温州,转战于赣、闽、岭等地,曾收复州县多处。公元1278年(宋末帝祥兴元年)兵败被俘,誓死不屈,就义于大都(今北京)。能诗文,诗词多写其宁死不屈的决心。有《文山先生全集》。

谢选骏指出: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自由精神死于《离骚》,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自由精神死于《过零丁洋》,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自由精神经历文革的打压尚未死去,让我们发扬光大。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谢选骏:毛粉无罪,当权犯罪



《<纽时>前驻华记者去世 曾自称“毛粉”亲历“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1-09-29)报道:


将一名历史学家的专业背景融入数十年有关中国写作中,尤以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期间作为伦敦《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记者以及《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长期撰稿人为人所知的梅兆赞(Jonathan Mirsky),于9月5日在伦敦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


他的好友、英国前外交官盖思德(Roger Garside)证实了他去世的消息。




1972年首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梅兆赞还是达特茅斯学院的中国语言及历史教授。他是一名激烈的反战活动人士,并自称“毛粉”,当时是随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访华团前往中国,那是一个致力于结束越南战争的激进联盟。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但国外很少有人了解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动乱的整体规模。抵达中国南部省份广东后不久,访问团就被带去见一个“典型的中国工人家庭”。会面给梅兆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户人家似乎很富裕,家里布置得不错。接待的人告诉访华团,犯罪是不存在的。


新闻简报:欢迎订阅新闻简报,包括每周四由华文记者荣筱箐撰写的“海外华人札记”专栏,获取全球重大资讯,了解美国华人社区热点话题。


第二天早上,梅兆赞在附近散步时,碰见了来自那个“典型”家庭的父亲。他邀请普通话流利的梅兆赞到他真正的家里去——一间破旧的寓所,并解释说,事实上,他们头天去的是中国当局专门安排给“外国友人”参观的公寓。这名男子还解释说,犯罪行为其实并不少见。


“我回到酒店,所见所闻让我震惊不已,”梅兆赞在2012年出版的《我的第一次中国行:学者、外交官和记者反思他们与中国的第一次邂逅》(My First Trip to China: Scholars, Diplomats and Journalists Reflect on Their First Encounters With China)一书中回忆道。之后,梅兆赞写道,他开始“对每一个地点、每一次介绍、应该如何理解每件事的说法都持怀疑态度”。


在短短48小时里,梅兆赞就从“毛粉”变成了一个幻想破灭的怀疑论者,这也预示着美国左倾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看法将发生类似的转变。



“他对极权独裁的弊病有着敏锐的洞察,”最近出版了《中国政变:迈向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 2021)一书的盖思德说。“他开始谴责毛政权的恶行的时候,这种谴责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时髦。”


甚至后来从学术界进入新闻界,梅兆赞也坚守着这种怀疑的立场。


作为《观察家报》的驻华记者,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就在天安门广场,当时人民解放军接到政府命令,对和平抗议者进行血腥镇压。凌晨3点左右,梅兆赞在离开现场准备提交一份关于镇压的报道时,遇到了一群武装警察。他们发现他是记者后,对他大打出手,导致他的左臂骨折,数颗牙齿脱落。


梅兆赞设法通过电话口述了他的文章。次日上午,他骑车回到天安门,在那里看到士兵向试图进入广场寻找孩子的父母开枪,那些孩子一直没有回家。他说他还看到士兵向前来救治伤员的医生和护士开枪。(对于究竟有多少人在镇压中被杀,以及在什么地方被杀,许多中国学者仍然没有得出确切答案,估计的数字在几百到几千之间。)


“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恐怖的地方,”梅兆赞在镇压当天刊发的报纸头版文章中写道,“坦克和士兵与学生和工人对抗,装甲运兵车被点燃,石头上有一滩滩血迹。”


他因为天安门报道获得了1989年英国媒体大奖的年度国际记者奖。


梅兆赞于1932年11月14日生于曼哈顿,父亲阿尔弗雷德·E·米尔斯基(Alfred E. Mirsky)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学家,母亲芮芭·裴夫·米尔斯基(Reba Paeff Mirsky)是音乐家和童书作家。他在纽约费尔德斯顿学校(Fieldston School)就读,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士学位。他在剑桥大学学习了汉语普通话,于1985年携妻子贝特西(Betsy)前往台湾,在那里学习了四年的中文和唐史。


梅兆赞的第一段婚姻以离异结束,而后于1963与英国神经生物学家罗娜·皮尔森(Rhona Pearson)结婚。1966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到中国史博士学位后,他开始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书,并成为东亚语言和领域研究中心(East Asia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Center)的联席主任。


作为教授的梅兆赞是反对越南战争抗议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多次前往东南亚,对北越政府官员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他参与了会议和静坐示威,1972年,他和其他达特茅斯教员和学生一起因拦截应征入伍者的大巴而被捕。


梅兆赞没能获得达特茅斯的终身教职。于是他和妻子于1975年搬到了伦敦,最终在那里成为一名记者。除了担任《观察家报》的驻华记者,他还曾为包括《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和《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在内的多家报章撰稿。


他继续在中国各地报道,对西藏尤其感兴趣,先后六次前往那里。他的采访对象包括流亡的达赖喇嘛,两人后来成为朋友。


梅兆赞在1991年实质上被驱逐出中国。两年后,他接受了伦敦《泰晤士报》在香港的东亚编辑职位。1998年,由于相信报社为了保护其所有者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商业利益而减少对中国的批判性报道,他辞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泰晤士报》主编彼得·斯托萨德[Peter Stothard]对此予以否认。)


梅兆赞于1986年与第二任妻子离婚,而后在1997年与澳大利亚调查专员黛博拉·格拉斯(Deborah Glass)结婚。两人在2014年离婚。除她之外,梅兆赞的身后人还有他的姐姐芮芭·古德曼(Reba Goodman)。


对于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以及在他看来为保持经济关系而无视北京的权利侵犯行为的西方领导人,梅兆赞的批评从无保留。他在职业生涯中经常谈到共产党对叙事控制的关注——在他看来,这对中国社会整体构成了一种伤害。


“对中国人来说,撒谎创造了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回答问题最常见的方式是‘不清楚’,”他在1993年《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除了在直系亲属或最近的朋友身边,基本上没什么地方可以肯定什么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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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溜达 发表评论于 2021-09-29 10:51:35

白左和毛左只是在争夺领导权而已,没什么所谓救世主的说法。你以为索罗斯消灭国家是为了均贫富?他是为了自己当世界的皇帝,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皇朝更替死的不是旧皇朝的皇帝,而是一起争天下想当新皇帝的,所以白左发现毛左不听话要抢班夺权了就很愤怒,就像当初老毛更恨的是苏修而不是美帝

abraham007 发表评论于 2021-09-29 10:19:59

我早说了,白左喜欢的是落后的中国,他们在那里可以找到一种高高在上救世主的感觉,一旦中国强大,马上由爱转恨。


谢选骏指出:纽时不懂“毛粉无罪,当权犯罪”——这个意思是说,一个人是不是毛粉,没有关系,因为那只是一种观点,因而无伤大雅的。但是,毛粉一旦当权,那就不同了,因为毛泽东思想属于恐怖宣传,毛粉当权,必然犯下滔天罪行。这就像毛泽东本人,当他在湖南乡下被他狗父霸占了老婆的时候,当他在北大图书馆被傅斯年抽打耳光的时候……他不是罪犯。但等他上了井冈山落草为寇,到了延安为害一方,进了北京祸国殃民的时候……他就十恶不赦了。所以说,毛粉无罪,当权才会犯罪。

谢选骏:怀璧其罪与怀才其罪、怀色其罪



网文《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报道:


出自《左传·桓公十年》,原文是: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原指财宝能致祸。 后亦比喻有才能、有理想而受害。


基本信息

【释义】百姓本没有罪,因身藏璧玉而获罪。原指草民不能私藏宝玉,一个小草民没理由有宝玉,除非盗取抢劫。后亦比喻有才能、有理想而受害。

【事例】天之苍苍,正色何色?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万能的真理你为什么无动于衷? —钟杰英《罗浮山血泪祭》

相关典故

当初,虞叔有块宝玉,虞公想要得到,虞叔没有给他,然后,虞叔为此而感到后悔,说:“周这个地方有句谚语说:‘一个人本来没有罪,却因为拥有宝玉而获罪。’”于是就把宝玉献给了虞公。可是,虞公又来索要虞叔的宝剑,虞叔说:“这实在是贪得无厌。如此贪得无厌,将会给我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就发兵攻打虞公。所以,虞公出奔到共池那个地方去了。在这段故事中,虞叔因为担心贪图财宝招来祸患,所以,把宝玉献出去了;但是,虞公得到了宝玉仍不知满足,最终因为贪得无厌而引来灾祸。

词义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左传》的意思是,自己不要贪图财宝,可以免祸,但是,绝对不是说毫无原则地把自己的所有财宝都送给别人;别人如果贪图财宝,也许一开始能得逞,但是,如果不知满足,也就必然招来祸患。这句话后来被引申为“怀才其罪”,甚至“怀色其罪”等等。

财宝、才华、美貌本身都没有罪过,然而心术不正的人总是想要摧毁或者抢夺。所以如果你怀壁、怀才、怀色等等,应该像虞叔后来对待虞公那样把那些觊觎你的人打跑。

相似的一句话是《周易·系辞上传》中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张尔岐先生说:“如慢藏而不知防者,是教人使盗;冶容而好自炫者,是教人以淫,何莫非自致哉!


谢选骏指出:在日本,你要银行开一个存款证明,银行就会先让你提供一个“收入来源”的证明。在美国,如果你携带大笔现金,就可能遭到警察没收,于是警察变成了魔兽……这是因为它们的法治社会不信“匹夫无罪”,只信“怀璧其罪”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主人公是谁?“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历史典故是什么?》(2019-10-29 首页)报道: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主人公是谁?“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历史典故是什么?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其实是一个成语,我们知道,成语的背后都是有一个历史故事的,后人根据这个故事总结出来一个简短的话语,可以用来警示后人。那么,这个八个字的成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讲的是什么时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又是什么人,这个成语又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道理呢?


出自 《春秋左传·桓公十年》,原文是: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原指财宝能致祸。 后亦比喻有才能、有理想而受害。


当初,虞叔有块宝玉,虞公想要得到,虞叔没有给他,然后,虞叔为此而感到后悔,说:“周这个地方有句谚语说:‘一个人本来没有罪,却因为拥有宝玉而获罪。’”于是就把宝玉献给了虞公。可是,虞公又来索要虞叔的宝剑,虞叔说:“这实在是贪得无厌。如此贪得无厌,将会给我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就发兵攻打虞公。所以,虞公出奔到共池那个地方去了。在这段故事中,虞叔因为担心贪图财宝招来祸患,所以,把宝玉献出去了;但是,虞公得到了宝玉仍不知满足,最终因为贪得无厌而引来灾祸。


我们可以看到,《左传》的意思是,自己不要贪图财宝,可以免祸,但是,绝对不是说毫无原则地把自己的所有财宝都送给别人;别人如果贪图财宝,也许一开始能得逞,但是,如果不知满足,也就必然招来祸患。这句话后来被引申为“怀才其罪”,甚至“怀色其罪”等等。


财宝、才华、美貌本身都没有罪过,然而心术不正的人总是想要摧毁或者抢夺。所以如果你怀壁、怀才、怀色等等,应该像虞叔后来对待虞公那样把那些觊觎你的人打跑。


相似的一句话是《周易·系辞上传》中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张尔岐先生说:“如慢藏而不知防者,是教人使盗;冶容而好自炫者,是教人以淫,何莫非自致哉!


俗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有时候你犯了上位者的忌讳不是因为你有罪,仅仅是因为你拥有碧玉而已,历史上因此而亡的人不在少数,和氏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有时候人得学会取舍,不过也有很无奈的时候,身为臣子,特别是在古代,一般人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鱼俱罗就是这样一个人。


鱼姓其实很少见,鱼俱罗二十岁的时候加入了禁卫军,据说此人身高八尺,天生神勇,声音惊人,凭借着天生的优势,升官也是非常的容易,一直到当上了大都督,鱼俱罗当官是在隋文帝时期,当时的杨广还只是晋王,鱼俱罗从那时就跟着杨广平定了陈朝,还因此立下大功被封为开府。


第二年,鱼俱罗又和杨素一起平定了沈玄懀、高智慧的叛乱,因此接连升官,可惜母亲病逝,鱼俱罗不得不丁忧守孝三年,只不过鱼俱罗运气好,回乡路上遇到杨素,而恰好杨素正在率兵攻打突厥,鱼俱罗和杨素一起打过仗,杨素对于鱼俱罗的才能十分的认可,于是上书请求隋文帝特许鱼俱罗随军出征,隋文帝批准,而鱼俱罗不负众望,上了战场之后表现神勇,杀的突厥人落花流水,给突厥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从此以后再不敢侵犯隋朝边境,而鱼俱罗也因此战功赫赫,被封为柱国和丰州总管。


隋文帝其实十分重用鱼俱罗,虽然鱼俱罗生了一双重瞳,在古代,重瞳是能够代表天子的象征,只不过隋文帝杨坚并不在意,十分大度,可惜到了杨广身上这种大度就荡然无存,再加上鱼俱罗的弟弟鱼赞一直拖后腿,鱼赞是鱼俱罗的弟弟,和鱼俱罗不一样的是,鱼赞生性凶残,时不时的就虐待部下,手段十分残忍,这样的性子注定要被送进监狱,只不过鱼赞早年跟随杨广,杨广对于自己人多少还是有点良心,不忍下手,但又忍不住迁怒到鱼俱罗身上,并让鱼俱罗好好管教这个弟弟。


鱼赞最终还是因为害怕而自杀,隋炀帝小人之心担心鱼俱罗可能会因此心生其他想法,打算眼不见为净,就将鱼俱罗调到安州去当刺史,而鱼俱罗却没有多想,回到京城还给隋炀帝带了许多宝物,可惜隋炀帝不肯接受,而鱼俱罗的悲剧就出现了,按理说这样一大批宝物进献不成那就一定要好好处理,不然很容易遭来杀身之祸,鱼俱罗想着皇帝不肯要,运回赵郡又非常麻烦,就打算将这批宝物送给权贵。


大概鱼俱罗还没有意识到给权贵送礼代表着什么,御史一到折子上去,弹劾鱼俱罗结党营私,这个罪名就大了,要说鱼俱罗就该将这些宝物以皇帝的名义捐献给贫民还什么事都没有,偏偏送给权贵被弹劾,隋炀帝一怒之下就将鱼俱罗除名,还是后来飞山蛮乱作乱,鱼俱罗这才又有了立功的机会,可惜鱼俱罗大概运气用完,虽然鱼俱罗屡战屡胜,但是贼子也像野草一样烧不尽,灭了一批又一批。


而鱼俱罗因为长期在外作战,许久未和家人团聚,便名人悄悄带到自己身边,结果就被隋炀帝发现,隋炀帝想着这恐怕要造反吧才会暗中将亲人接走,再加上小心眼的隋炀帝早就因为鱼俱罗的一双重瞳不待见他了,前有鱼俱罗结交权贵,后有鱼俱罗暗中接走亲人,隋炀帝脑洞大开觉得这人肯定是要造反,因此直接下令处死鱼俱罗,一代名将就此毁在心胸狭小的皇帝手中,实在令人唏嘘。


谢选骏指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是法治社会的特点,那么人治社会呢?其特点就是“怀才其罪”、“怀色其罪”了。《水浒传》里,林冲的老婆就是因为“怀色其罪”而家破人亡的。《三国演义》里,杨修就是因为“怀才其罪”而招惹了杀身之祸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说法显然是错的


网文《洋务运动》报道:

运动背景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令清朝统治者惊惶失措。清朝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欧洲侵略者之要求,同时太平天国也进入低潮,局势暂时稳定。


清政府中一些大臣痛定思痛,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央执掌大权的两宫太后、奕?等人,认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摹习列强之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之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此等人因此被称为“洋务派”。


清咸丰十一年1月11日,咸丰帝批准了恭亲王奕?,会同桂良、文祥上奏之《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之,“洋务运动”从此开始。


代表势力


在1861年3月11日设置中国首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负责掌管对外事务,后来成为推动自强运动的主要机构。另为了应对外通商事务,于天津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将1844年在广州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衙门(1866年改为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迁至上海,掌管当地的对洋通商事务。1870年李鸿章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后,总理衙门的作用渐减,几乎所有外交事务都由在天津的李鸿章处理。


军事工业

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以加强军事力量。如安庆内军械所(安徽安庆,曾国藩)、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崇厚)、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李鸿章)、汉阳兵工厂(湖北汉阳,张之洞)、金陵机器制造局(南京,李鸿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桢)和西安机器局(西安,左宗棠)等。但由于生产管理方式是官僚主义旧式管理,加上产品仅供政府使用,不计成本,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大多没有利润,因而很少有再继续投资扩大生产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属于官办性质,其经费主要来源是海关关税、军饷和厘金。所生产的产品不经过市场流通领域而直接调拨给湘军,淮军与沿海各省军用。19世纪80年代后因为各局厂经费短缺,以往那种不计价格的调拨方式有所改变。例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州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先行预付船价半数左右。此后沿海各省中那一省需兵船就由何省筹款。并按照福州船政局为南洋代造快船成例办理。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的每年岁入中都有各省解还的军火费用。同时,各军火工厂的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果所产某种武器成本和售价过多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停止生产。这说明虽然是官办的和不为交换而进行的军火生产,也无法完全规避价值规律的制约。因此,这些军事工业逐渐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改革军队


如果说总理衙门成立,是洋务运动兴起标志,那么坚船利炮的诉求成为清中央政府的方针,也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重要记号。因为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内容,就是从坚船利炮引发出来的。


洋枪洋炮和轮船的使用与购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认可和成为它的方针政策,却是这一年开始的。是年奕?明确奏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清廷复谕说:“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并着赫德代为购办。


在东南前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根据切身体会,也说出了“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的话。于是购买外洋船炮全面展开。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跳跃,常常是从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其端。两军对阵的主要目的是战胜敌人。为此,指挥员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新式有效的武器,中国近代史上有颇为典型的事例鸦片战争,在战争中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坚船利炮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趣。很能正视现实的思想开明的林则徐,除向洋人购买新式船炮外,还打算自己设厂制造。这虽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几乎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先进士子们的主要话题和行为方向。十三行商人的潘仕成于1843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梁章钜称“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


姚莹向俘获的“黑夷目”诘以造船炮之法,以为自己仿造作准备。掌云南监察御史福隆阿主张“讯众夷犯,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携,即应募匠照制。”


19世纪40年代前、中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制新式武器,一时成为风气,士子群起钻研军事技术并著书立说者甚多,粗略统计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这些仿造与著述,反映了人们把西洋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国将西洋新技艺转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体现。


社会往往不是按人们臆想的模式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师夷长技”,不是在“制夷”中兴起的,而是在“制百姓”开始认真实行的。甚至某种程度还是在造反军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实行的。事实表明,在清军和太平军两大敌对阵营的战争中,双方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同步实行“师夷长技”。两军对阵,指挥官和士兵对于敌方武器锐利程度感触最为敏锐,追求新式而有效战胜敌人的武器,最没有保守观点。太平军为了制胜清王朝而“师夷长技”,清军为了制胜太平军而“师夷长技”,这是历史的必然。 观将这一必然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


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事时,尚不知有先进新式武器,它的购置和使用洋枪洋炮是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其使用洋枪炮的具体思想虽无从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却是事实。两江总督怡良的一段话可以证明:


“据吴健彰(上海道道尹)禀称: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国等字样,当即拆阅,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又附带上海逆首刘丽川逆书一件。讯据船户王阿莫等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


这段话清楚他说明,太平军于1853年已与洋人有联系并购求新式武器。事实上此后即不断有太平军使用洋枪的记载。例如:1856年曾国藩攻陷安福县时,“夺获洋枪炮械藤牌四百余件”;1859年,曾国藩说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时所带“器械甚精,洋枪甚多”;同年胡林翼奏称太平军杨辅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枪子落如雨。”1860年后李秀成经营江浙时洋枪洋炮就更多了,李鸿章说李秀成部“洋枪最多”,不为虚语。这些洋枪炮均为洋人所供给无疑。


据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93页上记载: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万余磅,子弹18000发。太平军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购买外,从敌军那里缴获的也不在少数,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围中,杀洋兵600余人,得洋枪2000余条、炮10余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战斗力大增,当他于1862年率13万大军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围,轰击湘军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事后曾国荃向郭嵩焘叙述太平军洋武器的情况说:“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年,洋枪队多至两万杆。”


左宗棠于1865年对此也有概括叙述:“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陈炳文赴鲍军门(鲍超)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上述材料表明太平军使用新式武器已相当普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时势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促使清军加快洋式武器购求的压力。清军中追求武器装备近代化,认真购求和使用新式武器并坚持下去加以发展扩大的,首推湘军和淮军。


曾国藩于1853年在湖南于湘乡于办团练于时,即派员赴广州购买洋式武器,1854年湘军水师已有夷炮六百余尊,并说“湘潭于、 岳州于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此后,胡林翼、彭玉麟等军将领均不时购求洋炮,其中多数用于水军。然而,曾国藩虽是较早倡导购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于他是以封建卫道者自居,他意识到过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后果将是“用夷变夏”,放进展不速,并屡戒其弟国荃少用或有限制地使用西洋武器。他只是迫于太平军的威胁和出于速胜太平军的考虑,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给曾国荃。这种指导思想,就规定了湘军对洋武器的购求与使用进程是缓慢的。故总的看湘军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


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当推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于1862年4月间率淮军从安徽来到上海,一与外国军队接触,即惊叹洋枪洋炮的“神技”,他致书曾国藩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 实非中国所能及。”并推崇洋人的“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李鸿章要比曾国藩开明得多,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以学习西人“秘法”。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视野,加上他所遇强敌李秀成部的洋枪洋炮最多,使李氏认识到“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始克有济,促使他更“坚意要学洋人”。这就使李鸿章淮军的洋枪化的速度较之湘军要快得多。


据统计淮军1864年使用洋枪占全军80%以上,到1865年, 据李鸿章自己记载:5万人中“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基本上做到“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洋枪队”。反观曾国藩的湘军不及淮军远矣:湘军“每营五百人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而淮军“每营则用洋枪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杆”。淮军于1864年且另设有洋炮队四营。淮军比之湘军的武器质优而量多,与淮军洋枪化武器相适应,练兵的方面也加以改变,这又是湘军所不能与之比拟的。


海军建设


洋务派派出大批官僚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并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其中北洋水师购买的“定远”、“镇远”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并在旅顺修建了新的军事基地。


镇远号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亚洲少见的铁甲巨舰,曾引起日本国民极大恐慌。


定远号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大清国北洋水师的旗舰,也是亚洲少见的铁甲巨舰,曾引起日本国民极大恐慌。


平远是福州船政局首次自行设计建造之全钢甲军舰,也是19世纪末中国造船工业的登峰之作。


民用工业


由于前期的军事工业耗费了大量银饷却没有明显成效,并且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出现短缺,洋务派决定以“求富”为口号,再发展一批民用工业以筹集资金,这批民用工业的产品很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这些民用工业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


例子

工厂名字 位置 负责人 别称

开平煤矿 河北开平 李鸿章

鸡笼煤矿 福建台湾鸡笼 沈葆桢

湖北织布局 湖北武昌 张之洞

汉阳铁厂 湖北汉阳 张之洞

兰州制造局 左宗棠 甘肃制造局

兰州机器织呢局 甘肃织呢总局

轮船招商局 上海 李鸿章

机器织布局 上海 李鸿章

教育事业·中国留美幼童

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包括著名的在1862年建立于北京的翻译机构同文馆,还有培养翻译人才的广方言馆等。清朝在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幼童留学,他们大多成为日后中国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如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与铁路专家詹天佑。担任副监督的容闳负责选召近代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通讯事业

洋务派在1879年于天津和大沽之间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其后于1881年开设电报总局,并铺设由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率兵奔赴台湾参战时感到修建现代通讯事业的急迫性,但奏报被守旧官僚否决。1874年,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间修建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便提议修建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垫付,并按照轮船招商局的体制招股集资。同年修建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委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与谢家福为会办。

1881年,该线建成。


自1882年4月起,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募集股本8万两,当年缴还官本6万两,5年后分年缴还2万两,其余垫款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有关公务的电报作为头等官报,从应受电报费中陆续抵缴,抵还完毕后,头等官报依然不收费,以尽商人报效。津沪间保护铁路而设立的士兵和巡路费用,5年内仍然由淮军军饷垫付。


天津至上海的电报开通后,英国代理公使威妥玛乘机要求建设上海至宁波,汕头等口岸的海底电线。电报开通后,李鸿章和总管理衙门反复函商,决定由电报总局接办上海至广东各口岸的陆上电线,以防止外夷的干涉。1884年,经历了一年前的金融恐慌后。上海至广东的路线竣工。电报总局由天津迁往上海,仍由盛宣怀督办。次年,至汉口的电报接通。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各个主要城市,其中有些是官督商办的,也有的为官办。


电报总局成立后,营业发展很快。所拖欠的北洋垫款至1884年已由头等官报中扣抵而有余。但中法战争爆发后,头等官报日增而商报锐减,以至赔累不堪。


结局影响

自强运动给中国带来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新式教育(新学)、新式军队(满清新军)、新思想(共和)、铁路、重工业(矿山铁厂)等影响后世的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务往来、科学技术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机构和系统今天还能见到,如:邮政系统、电信系统、铁路系统、招商局、江南造船厂、交通银行等均由晚清延续至今。


自强运动维持三十多年,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败给日本,其重点项目北洋舰队覆没,洋务运动就此结束,最终失败。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


自强运动虽然失败,但也有一定成就,影响日后中国的发展。洋务派抵制商品输出,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在洋务运动其间引进西学,促进思想开放。引入西方科技,令中国开始近代化。洋务派官员创办同文馆,培育不少人才;派出学生在外国留学,习得技能,这些学生对西方科技有一定认识,对中国日后发展有莫大帮助。


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包括缺乏完整的计划、主事者识见不足、守旧人士的反对、官僚政风的败坏等,再加上经费受到皇室活动影响,进而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例如光绪帝亲政后,帝师翁同龢(守旧人士)就相当反对洋务运动,对洋务经费更是苛刻,并极力阻挠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运动期间皇室活动的花费也很可观,例如同治帝、光绪帝大婚;同治帝、慈安皇太后大丧;慈禧皇太后寿辰修建颐和园等。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指出,所谓“洋务”乃由于西方社会注重效率,与中国传统社会习惯大相径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传统文化、思想之约束,而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响。如开办各类实业工厂,社会上需要有各类商业组织作配合,如零件、银行、保险等等,但这些在十九世纪的中国都付之阙如;会计没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会计账目不能有效核实;人事管制漫无标准,盖因传统文化欠缺现代人事管理思维。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而在当时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务运动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注定失败。


谢选骏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上述说法显然是错的,因为它看不见西方的科学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如何维护了儒家文明——天皇崇拜。虽然日本的天皇制度和中国的皇帝制度大不相同,就像日本的佛教不同于中国,日本的神道不同于中国的道教……但这毕竟更不是“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那么,它是如何与“工具方面的西方化”互相匹配的?实际上,天皇崇拜是被外部的美国原子弹打败的,而不是被内在的“工具方面的西方化”打败的。在我看来,洋务运动的失败,主要是旗人的作梗所致。他们要坚持类似共产党四项基本原则那样的特权,现代化改革就不能成功了。清朝的“旗人”,不就是现在的“党员”吗。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谢选骏:假名媛就是行为艺术家



《假名媛的21天:现实中她素颜清爽 与“假名媛”判若两人》(法治周末报 2021-09-26)报道:


9月18日下午,法治周末记者见到邹雅琦时,素颜清爽、有些腼腆的她,跟网文和视频中精心打扮过的“假名媛”形象判若两人。交谈中,邹雅琦向记者还原了自己21天的“假名媛”经历


近日,一篇讲述北京女大学生不花一分钱却在城市中“优雅”生活了21天的故事在网间流传。这个年轻女孩精心装扮,衣食住行全部靠“蹭”,却过得“像名媛一样”。


“蹭”社会资源的21天免费之旅


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专业2021届本科毕业生邹雅琦。在央美,实验艺术专业分为三个方向,邹雅琦主修其中的社会性艺术。


5月,邹雅琦凭借手机和折叠三脚架将自己免费生活21天的经历记录下来,拍摄了整整256G的素材。经剪辑制作后的视频短片《瞬间所有制》,于今年6月在央美毕业展上首次呈现给公众。


邹雅琦这样描述自己的作品:“我通过蹭社会资源的方式在北京市免费生活了21天,衣食住行梳洗娱乐全部蹭来,并且过得像名媛一样优雅……通过21天的行为来达到对所有制的思考——瞬间与永恒的关系,以及(对)现实的反思——这个社会应当留有余地还是应当检查漏洞。”


她还写道,“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极少数人是否可以通过这个社会产生的某些过剩物资从容地活下去。在我的经历中,这种免费‘过剩物资’的分配非常有趣,它们往往分配给看起来物资富足的人——免费睡觉的高级酒店大堂、免费洗澡的机场和酒店浴场、混入婚礼或自助餐偷吃……”,“我就扮成这种物资富足的人,混入其中让一切都合情合理”。


确有担心因违反规则而招致风险


线下展出后,《瞬间所有制》并没有很快在观展者中掀起大波澜。作品第一次收获热度是在一个长期关注“美院日常”的自媒体号将短片更名在线上发布后。几日内,该片在B站(哔哩哔哩)浏览量迅速突破200万。


同时,许多自媒体将邹雅琦的故事 “洗稿”后重新发布,一些公号还标注了“原创”标签,标题中 “女大学生”“假名媛”等博眼球的字眼,让一些公号收获了“10万+”的流量。邹雅琦认为,有些公号洗稿后的文章误导了读者,故意放大了“名媛”一词,让很多网友误以为她就是“真名媛”。


邹雅琦强调,自己并非名媛,并且在生活中是一个朴素的人。她反对消费主义,偶尔会在慈善商店买东西。


不久前,假扮名媛央美女生回应的相关话题在微博冲上热搜榜第一名。舆论关注把邹雅琦和她的行为艺术作品推向风口浪尖。


9月18日下午,法治周末记者在其毕业后的住处兼工作室见到邹雅琦时,素颜清爽、有些腼腆的她,跟网文和视频中精心打扮过的“假名媛”形象判若两人。交谈中,邹雅琦向记者还原了自己21天的“假名媛”经历。


“在做这项行为艺术前,我做足了准备工作:去每个地方提前踩点,摸清哪里有免费食物,哪里可以免费过夜,哪家店24小时营业的……”,“首先确定去哪些地方,并且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否则容易被识破”。


这个项目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邹雅琦用妈妈给的经费购置了用来装扮成“富人”的装备:假的爱马仕挎包,一枚假钻戒、两条“山寨”项链和1个彩妆盒。


视频中的邹雅琦始终保持着精致妆容。她特意用口红把嘴唇画得很红,以达到“生人勿近”的效果。脖子上戴着的那条项链,则在光照下反射出闪亮的光。


经过前期调研和备齐装备后,5月1日,邹雅琦的行为艺术项目正式开启,她把完成精心设计好的不同行程称为“通关”。


第一关从离学校不远的一家女仆主题酒吧开始。“我去他们组织的漫展帮忙,不要报酬,酒吧老板则让我免费吃住,这样度过了三天。后来,酒吧老板给我买了最便宜的机票,并报销我往返机场的车费。”


机票是进入第二关—机场候机厅的“通行证”。在机场候机厅,邹雅琦用事先打印好的头等舱专属牌混进了头等舱候机室。在那里,她“吃免费自助餐,睡红丝绒沙发”。


随着项目向前推进,邹雅琦觉得自己的“表演”越来越自然,刚开始时的紧张感也逐渐消失。


第二关“通关”后,她从容混进过拍卖会会场,在拍卖会上试戴价格不菲的翡翠镯子,吃会场提供的高级点心。此外,她还成功混进了五星酒店的大堂、自助餐厅和淋浴房。5月21日,所有“通关”结束,邹雅琦回到学校。


随着邹雅琦的作品在网上引发热议,有人质疑她背后另有拍摄团队。对此,邹雅琦解释,“我有一个可以折起来的三角架,打开之后有一米高。它还有一个遥控器,在拍摄过程中没有引发关注,可能别人觉得我只是个同时用两个手机的忙碌的人。”


还有网友发文提出:邹雅琦“骗吃骗喝”21天,用假头等舱休息室专属牌骗过服务员,享用头等舱休息室一日三餐,冒充酒店住客签名偷吃自助早餐等行为尽管是艺术创作,但是否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事实上,有些时候,邹雅琦也担心自己的行为艺术因违反规则而存在风险。比如,她确实“偷吃”了宜家的面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邓丽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行为艺术的主体来说,的确存在法律风险。最终这种风险是否会转化为现实的处罚,要看具体法律法规的适用,包括各种消费场所制定的规则,这些场所如何看待违反这种规则的行为及其造成的损害,如何主张自己的权益等。


邓丽觉得,邹雅琦经历了一场冒险、一场奇遇,成就了一部作品,但也要做好承担相应责任的准备。


“名媛”一词的外延越来越开放


“名媛”话题并非首次登上热搜。一年前, “上海名媛拼单群”就曾成为网友谈资。拼单购买奢侈品、定顶级酒店、打造高端人设的“假名媛”群聊被媒体揭露后遭到网友群嘲。


邓丽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名媛”一词的外延越来越开放,最初在较狭窄的意义上主要指向名门闺秀,现在似乎有钱有名又经常出入社交场合(包括网络社交)的女性都可以叫“名媛”。在过去,名门闺秀或者嫁入名门望族的女性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她们往往体现出良好的教养和风仪,代表着美好的女性形象。


当下一些社会媒体、娱乐界使用“名媛”这个词,可能并不强调文化意蕴,主要是指有一定名气又时时显示出富足甚至奢侈状态的女性。


“名媛”新闻广受关注,这背后也折射出大众的“猎奇”心理,这是意味深长的,邓丽说。


屡屡出现的“假名媛”现象说明了什么?


有网友把邹雅琦的经历比作现实版的《百万英镑》。在马克·吐温的这部小说中,流浪汉偶然获得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的支票,一个月后,他不但没有饿死或被逮捕,反而变成了富豪。之后,用网络语言来说,他“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另有网友感叹:“社会缝隙多如蛛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认为,“这种说法是文学式表达,不能描述真实社会,对于真正遇到困难的人来说,社会更像四面墙,走投无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对于邹雅琦的21天“假名媛”艺术作品试图表达的批判,张建伟也不以为然。


而在邓丽看来,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如果清爽分明,不存在接驳、缝隙以及模糊含混的角落,是理想化状态,社会本身有它混沌的一面。美院女生的作品引发争议,真正的原因在于,大家认为这种友好体验只向高收入阶层开放,是友好还是区别对待?如果是区别对待,它是制度层面的还是人性层面的?平等的权利诉求能应用于到这样具体而微的消费情境吗?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黄家亮将邹雅琦的行为艺术作品看做是一项社会学、人类学中所讲的田野调查或社会实验。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黄家亮表示,阶层地位高的人士确实存在着诸多隐性福利,享受着这诸多隐性便利。这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其根源在于人性中的“势利”倾向,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黄家亮进一步分析,社会上屡屡出现的“假名媛”现象反映出,当前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急剧分化。一部分人心态浮躁、观念畸形扭曲,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内在提升,希望通过外在的符号来提升自己的阶层地位。


黄家亮还告诉记者,按照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的说法,当前社会是一种消费社会,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在物质丰裕的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消费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在从“劳动力消费向身份消费转变”,人们消费不仅仅是满足物质的需要,人们需要通过商品和消费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社会也更倾向于通过消费符号来判断人们的阶层地位,黄家亮补充道。


目前,毕业后的邹雅琦已与一家画廊签约,成为一名年轻的艺术家,为即将在日本展览的全新作品做准备。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作品。但是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也没有设定实验结果,并且会一直探索这个议题。”邹雅琦表示,她将在社交平台陆续更新“21天里发生的细节”以及之后新的艺术作品。


“21天的时间不够用。”邹雅琦说, “假如我有更多的时间,我会尝试接触富人阶层,结识‘真名媛’”,她还向记者透露,“已经答应了学校的老师和他的制片,在不久的将来参与制作与21天‘假名媛’经历类似的影片。”


谢选骏指出:假名媛做的是“行为艺术”——这样,她就可以一边违法,一边高雅,还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上海假“名媛”被抓!住豪宅满墙爱马仕包,背后真相太疯狂》(2020-11-30 杭州日报微信公号)报道:


住在上海市区豪宅,


家中的奢侈品展示墙上,


陈列着几十个爱马仕包包,


不仅如此还拥有大量


房产证、土地证、黄金、英镑……


看了以上描述,


网友们心中是不是也冒出了


一个名媛的形象?


利用这些表象,


女子李某骗取多人信任,


疯狂诈骗500多万元人民币。


日前,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


对这起诈骗案提起公诉。


  2018年,周先生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女子李某,李某自称是筹措资金借给他人投资生意、帮助他人投资审核风险和征信的,周先生如有闲钱可以交给她去投资。


  “一开始我有点怀疑,但她表现出很有资金实力的样子,全身都是爱马仕等高端奢侈品,我就相信了。她还许诺我一个月15%至20%的收益。”


  之后的7个月里,李某就以某某做房地产工程需要资金周转、客户买房子需要资金过桥等理由,让周先生投了500多万元,其间李某返还了近400万。后来,李某不支付利息,还让周先生继续投钱,他才产生怀疑。


↑李某与受害人的聊天记录


  而被害人赵女士也是同样的方式被骗走300多万元。她曾陪同李某购买爱马仕、香奈儿、卡地亚等奢侈品,亲眼看到李某刷卡消费,没想到她竟是个骗子。


李某自述


  李某到案后,交代了诈骗犯罪事实。


  她说,自己向他人借钱,给了高额利息,但这些钱并没有带来什么收益。之后,为了支付高额的月息,又不停向更多人借钱。账户里钱越来越少,窟窿越来越大,她则越陷越深,直到资金链断了。借钱的理由都是编造的,借到的钱款都用于还利息、本金,拆东墙补西墙。而那些奢侈品包现在都已经卖了。


↑李某向他人展示的房产和黄金


  经审查,李某通过展示家中奢侈品等手段以达到使他人误以为其资金雄厚的目的,虚构其从事投资生意、征信审核等工作,以月息10%至40%为诱饵,虚构各种理由,共诈骗周先生、赵女士等四人共计500多万元,用于个人挥霍及支付他人利息从而得以继续向他人借款。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受害者为何会轻信?


  李某的外在包装——众多奢侈品,让人有资金雄厚的印象;


  李某许诺高额月息,从一开始的10%一直到40%,越加越高,利诱被害人不断投资;


  李某一开始按时返还本金和利息,让被害人误以为投资获利是真实存在的,继而加大投资力度,最终钱款被骗收不回来。


谢选骏指出:这个假名媛估计没有入党,所以骗术不高,因为行为艺术的第一步就是要卖身投靠。


《德国假名媛混入美国上流社会 骗倒纽约精英圈》(2019年4月15日 BBC)报道:


安娜过着名媛一样的生活——这个活跃于美国纽约上流社会的名媛,号称是德国6000万欧元(6700万美元)家族财产的继承人。


该名女子叫安娜·德尔维(Anna Delvey),每天住五星级酒店。她穿名牌服装、参加顶级派对、乘坐私人飞机,出手大方,经常给人100美元的小费。


安娜·德尔维很快打入了纽约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并与各界名流富贾摩肩接踵。


然而,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安娜·德尔维其人根本不存在,她的真名叫安娜·索罗金(Anna Sorokin),由于涉嫌诈骗受到审判。她的诈骗金额高达近28万美元。


她从小与父母一起从俄罗斯搬到德国居住,并有过在英国和法国学习和实习等经历。


她的故事如此离奇。Neflix计划把安娜·索罗金的经历拍成电视故事。


德国富二代?


检控方说,在2016-2017年期间,安娜·索罗金先后诈骗酒店、银行以及朋友等。


安娜·索罗金自称要开设一家名为安娜·德尔维基金会的私人艺术俱乐部。


她还称由于种种官僚障碍使她从欧洲向美国转移财富受阻,因此需要借钱贷款等。


2016年11月,她伪造银行帐单以及其他假文件申请一笔2200万美金的贷款,作为在曼哈顿开艺术俱乐部的费用。


安娜在 Instagram上有接近6万粉丝。


虽然没能如愿以偿拿到这笔贷款,但是银行还是给了她10万美金的预付款。


安娜用诈骗来的钱过着奢华的生活,她被指控曾用35000美元租用私人飞机,但却从未支付这笔帐单。


花钱如流水


雷切尔·威廉姆斯(Rachel Williams)是索罗金的受害者之一。索罗金曾邀请雷切尔到摩洛哥度假,费用由索罗金全包。但在刷卡时,索罗金的信用卡却出了问题。于是,索罗金请雷切尔替她先垫上,承诺之后会把这笔钱还给她。


摩洛哥之旅持续一周时间,却花了62000美金,索罗金则从未把欠款还给雷切尔。


索罗金把利用各种手段骗来的钱用于支付自己的豪华生活:私人健身教练、豪华酒店、顶级派对等等。


安娜·索罗金2019年4月出庭,拒绝穿不符合自己标准的服装。


索罗金据报有自己的美发师,曾有两次因为拒穿不符合她标准的服装而出庭迟到,受到检控方批评。


其中一次,法官非常气愤,告诉安娜·索罗金:“这不是时装表演。”


索罗金自从2017年被监禁。如果被判有罪,她可能面临最高15年的徒刑。


她还可能被遣返回德国,因为她在美国的签证已经过期。


Netflix将把索罗金的故事拍成电视连续剧,由美国著名编剧珊达·瑞姆斯(Shonda Rhimes) 来操刀。


瑞姆斯因为执导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而成名。


谢选骏指出:人生如此,戏如人生——女骗子就是女明星,网飞就是影视骗子。假名媛就是行为艺术家。


搜狐《90后假名媛获释,Netflix要买下她的故事拍美剧》(2021-02-24)报道:


近日,安娜被媒体拍到出狱后在纽约丝芙兰购物——


2月11日,可能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诈骗犯安娜·索罗金( Anna Sorokin),在服满2年刑后,从纽约州北部的阿尔比恩监狱获得假释。


这个被称为“Soho骗子”、“假女继承人”、“社交骗子”的德国卡车司机之女,在过去几年里,把人们眼中触不可及、高不可攀的纽约上流圈骗的团团转。甚至在出狱后也不忘发征婚启事,积极“打造人设”、卷土重来。


从一家艺术杂志的实习生起步,90后女孩安娜·索罗金伪装德国富二代混入美国上流社会,还化身纽约社交圈名媛,骗取一众纽约权贵新富的信任,肆意享受权利和财富带来的快感。


即使被捕后,这位超级女骗子也不忘“打造人设”


她的撒谎技巧并不高超,但非常能说服人,甚至连她本人都相信这是真的。

即使被捕后,这位超级女骗子也不忘“打造人设”


她的撒谎技巧并不高超,但非常能说服人,甚至连她本人都相信这是真的。


谢选骏指出:这个女骗是个表演艺术家,因为假名媛就是真艺术——她的轨迹诠释了“假名媛就是行为艺术家的诡计”。


网易《上海假名媛,当代真婊子。》(2020-10-19)报道:


上海“名媛”群曝光——这两天“上海名媛”火了。


这个话题在微博上有着惊人的阅读量——全国网民的注意力都被这群“明明看起来那么有钱,实际上却这么寒酸”的上海“名媛”所吸引。


起因是,某公号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详细描述了他花500元混进“名媛群”的记录截图……


本以为在群里可以和富婆们畅聊奢侈品,分享人脉资源,最好能结交一波商业精英。


结果令人目瞪口呆,群里名媛一个没有,高配版的拼夕夕倒是一堆。在群里,你可以6个人拼单一份丽思卡尔顿双人下午茶,平摊每个人85元,就能享受一段精致的上海名媛时光。配文:“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收割一大波点赞。


拼过茶该拼包包了,1500元拼爱马仕包包,每人只需支付350元,就可以背一周。


包有了,但她们可是“名媛”啊,哪有名媛出门打车挤地铁的?拼车安排!


拍摄完毕后,反手就是一个朋友圈+酒店定位,配文:“女孩一定要经济独立”,又收割一大波点赞。


名车名包有了,但“名媛”出行哪能穿平价衣服,这不是拉低档次吗?


于是她们拼起了Gucci二手丝袜,每人只需支付300元,就能穿一天。


虽然拼着40人团的酒店,二手的Gucci丝袜,6人拼单的双人下午茶,


但丝毫不影响这些名媛们,看不起开宝马奔驰的男人。谁也没想到,当年马诺都愿意坐在里面哭的宝马,居然已经成为穷的标志。


总之,在这个群里,“名媛”可以一起拼单奢侈品,奢华服务,奢华酒店,


也不用担心那么多人一起拼归属权属于谁,这些人根本不在乎。就在痛恨拜金主义的网友们正想批判这种行为的时候,澄清新闻来了。最新的新闻报道显示这篇文描述的拼团可能是假的,聊天记录都是一人所为。依据是文章所提到的酒店出来澄清他们没接到过拼团的客人。


真真假假不是重点,这些“名媛”的确是存在的呀。


大家在朋友圈或社交平台上一定都遇到过这样的“名媛风”:通过奢侈品、豪车、高级酒店包装自己,晒出各种高级场所的照片。就连配文风格都是蜜汁相似。


你以为她们只是在单纯的分享,却不曾想真正晒的不仅是酒店、餐厅,还有颜值和身材。


只要火了就能接到广告、卖货。更甚者,有些“名媛”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钓金龟婿。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依靠“名媛”成功嫁入上流圈的例子屡见不鲜,还记得男神潘玮柏吗?


“流水线”名媛——2个多月前,潘玮柏突然官宣结婚。


女方是微博名为luna宣云的网红空姐。


微博刚一发,潘玮柏的圈内圈外的好友们纷纷送上祝福:


看上去恩爱甜蜜的一对佳人,还没过多久, 就被号称“娱乐圈纪检委”的王思聪一言戳穿。


王思聪在朋友圈发文称:“我佛了,Amy姐还是厉害,身边两大大将,一位嫁给了天王郭富城,一位嫁给了潘玮柏,太有实力了。”


此事一出,网友迅速扒皮,竟发现“两大名将”和“名媛群”中的各位一样,都是一条龙服务包装出来的。


最令人疑惑的是,潘玮柏老婆Luna宣云的照片和另外好几个网红小姐姐一模一样。服装、地点、Pose、包包、道具都如出一辙,再配上同款网红脸,让人惊叹不已。这哪是有点相似,分明就是一模一样!


一张摆拍里,就连地上的水渍都几乎一致。


这些尽管不是拼团出来的照片,但如此来看,和上面那个“名媛”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没钱?人均“拼夕夕”,也能享受到这种名媛风。


经过这么一番讨论,不难发现,在“名媛”们眼里,酒店睡不睡不重要,颜值和人设最重要。


不怕套路深,就怕套中套。


随着时间推移,更魔幻的来了,她们想钓的凯子,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男版名媛vs女版名媛


他们的初衷是学习PUA,然后假扮上流成功人士来吸引女性。


这些男性会跟着PUA导师的要求,开始系统地改造自己的外表。


他们会给自己设立一个新的人设,并加以强化。


再掏钱给自己买一身假名牌,就如名媛们拼单包装自己一般。


随后筹资去高档酒店,请专业的摄影师帮忙找角度拍摄照片。


之后在朋友圈炫富,吸引女性的关注。


这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只为了吸引女性。


有网友曝光了自己朋友圈遇到的一个“男名媛”。


底下网友纷纷发表意见:


一批批新出炉的PUA渣男横空出世,跟上海名媛群的姐妹们仿佛是同一条流水线生产批发出来的,都是依靠照片和虚假的包装去赢得异性的欢心。


假名媛与pua男狭路相逢,棋逢敌手,也不知谁更高一筹。


拜金主义不可取


就像郭敬明的《小时代》一样,里面太多人向往上流人的纸醉金迷,从而迷失了自己。


但实际上,绝大多人都不傻,当你在套路别人的时候,殊不知,别人也给你布下了套路。层层套路之中,“拼单名媛”说不准还会与“旅拍阔少”狭路相逢,上演一出黑吃黑的戏码。有句话说得好:一旦人生有了捷径,那捷径就会成为唯一的路。不管是女生也好男生也罢,通过虚假包装的方式,终日活在虚伪的面具下,只为钓凯子或泡白富美,未免太过悲哀。


从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是网络时代打造人设的反面案例,也正折射出了部分人群心态的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真正的名媛,不管身处何地,从容优雅都是刻在骨子里的,绝不是靠拼单作秀,东拼西凑出来的奢华靡费。几张“上海名媛”群的截图,将这些人的丑态揭露的淋漓尽致。


人人都想靠走捷径,这让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情何以堪?


拜金主义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物欲横流、人情冷漠、道德沦丧的社会。正是因为外界诱惑太多,我们才更要保持自我,不要让拜金,成为社会主流。


谢选骏指出:微博就是骗子团伙——拜金不是社会主流,那么权力、革命、杀人就会成为社会主流,因为人类奉行的从来就是动物主义,表面上莫衷一是,骨子里成王败寇。

2021年9月28日星期二

“不平等条约”也罢,“强加条约”也罢,其实就是“城下之盟”

 


网文《南京条约》报道:


《南京条约》(英语:Treaty of Nanking),是清国首个因对欧美战败而签定的条约。主要条款是满清割让香港岛和开放五口通商。


满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大清在对大英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双方代表在江宁府静海寺谈判并在泊于江宁府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汗华囇号上签署《江宁条约》。百年之后的1943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分别与英签订《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条约与换文》、美签订《中美新约》,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内容,例如治外法权。《南京条约》原件之一由英国政府保存;另一份正本由中华民国外交部保存于台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


1839年3月,大清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至广州严禁鸦片,与大英产生贸易、司法和外交冲突,使得英政府内阁在同年10月1日,决定派遣远征军至大清,从而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


谈判过程


1842年8月4日,大英军舰驶抵江宁府下关江面,清政府代表在静海寺与大英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谈判约4次。8月12日,砵甸乍(又译璞鼎查)提出:“让地通商一端,大清必将香港地方让与大英永远据守。盖大英之国体,既被大清之凌辱,理当让地方以伏其罪,而补所伤之威仪也。”


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廷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大英代表砵甸乍在英军旗舰汗华丽号上正式签订《南京条约》。


同年10月27日,道光皇帝批准条约;同年12月28日,维多利亚女皇批准条约。


1843年4月5日,维多利亚女皇颁发《英皇制诰》。同年6月26日,耆英与砵甸乍在香港就《南京条约》换约,砵甸乍依据《制诰》,成为香港首任总督。同年12月2日,大英帝国授予砵甸乍GCB表彰其功劳。


南京条约的各项条款

大清和大英停战并缔结永久和平及对等关系。

清政府向英方开放五口通商,即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

清政府将永久割让香港岛予大英治理。

清政府向大英共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圆,同时废除须经公行进行贸易的制度。

两国各自释放对方军民。

英军撤出江宁、定海军政府等处江面和岛屿。

两国共同订立进出口关税。

中英文版本误译

《南京条约》的翻译工作由英方人员担任,由于清政府缺乏通晓英语的外交官员,所以主要的翻译也是由英国的外交官马儒翰、郭士立和罗伯聃负责。由于当时的翻译条件并不如现在的成熟,因此,大清政府的版本和大英政府的版本在原文原意上出现差异,令英人迟迟未能进入广州城。


条约第二条的中文译文为: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领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英文版本为: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stablishments, shall be allowed to reside,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n their mercantile pursuits, without molestation of restraint at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anton, Amoy, Foochow-Fu, Ning-po and Shanghai,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will appoint Superintendents,Consular Officers,to reside at each of the above-named Cities and Towns.


条约第三条中文译文为:

……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而英文条款为:

...the Island of Hongkong, to be possessed in perpetuity by Her Britannic Majesty, Her Heirs and Successors, and to be governed by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shall see fit to direct.


英文版本中“in perpetuity”的中文正确翻译为:永远、永久;而中文版本中的“常远”的解释却有空间讨论。


割让香港影响

1842年至1898年,满清先后三次割让新安县城城外50公里的香港岛、九龙半岛及租借新界予英国,所谓香港割让。香港岛远在中原边陲,英国人曾埋怨它“荒芜、不卫生、无价值”,后来才发掘到它是优良港口。英属香港的法律不受清廷规管,由此成为兴中会的革命基地,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助力甚大,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亦萌芽于英属香港。


近代史第一次割地

香港割让通常被表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割地。(南京条约签订的1842年,澳门尚未被割让,只是自明代特许葡萄牙帝国商人的居住点)。而在近代史以前,割地的例子在史籍记载不少,有前燕割虎牢关以西予前秦,唐朝向西突厥和亲时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辽国,南宋在绍兴和议割邓州和唐州予金国,等等。


关税

作为南京条约的后续,《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7月22日)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1843年10月8日)。大英相继取得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仿照中美望厦条约索取了领事裁判权,中外人民诉讼各按本国法律管理)、划定租界、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停泊口岸等外交权利,在与清国贸易时享有更多利益,清朝亦因大英的压力而开放国门,加速现代化,亦间接为往后清朝覆亡、中华民国成立埋下伏笔。


上海崛起

1843年至1844年,基于条约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相继开埠。厦门、福州、宁波因地理限制,商务并不繁盛。而位于长江口的上海因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同时是当时清朝政府南北海运的中间站,原在广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佣的买办蜂拥而至,开设洋行。1853年起,上海开始取代广州,成为全大清最大贸易港口。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


传教


鸦片战争时,在清朝约有30万的地下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没有公开传教,只有20名英美传教士在澳门进行一些准备工作,例如翻译圣经以及编写字典。1846年,道光皇帝明诏弛禁天主教,归还原有教堂,天主教于是转而公开活动。耶稣会负责江苏、安徽和直隶东南部的传教工作,遣使会负责直隶的大部分和浙江、江西,多明我会则专门负责福建。来自英、美、德三国十余个新教差会也纷纷在五口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其中美国归正会在厦门兴建了基督教在清的第一所教堂——新街堂,美北长老会的嘉约翰在广州创办了清朝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


谢选骏指出:虽然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有助于汉人脱离满人的奴役,但是这笔账将来还是要算的——如果有一天中国强大起来了,我希望也能割取英国一岛150年,作为对于香港割让的历史补偿。


网文《不平等条约》报道:


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是由中国国民党在1920年代提出,当时西方的国际法知识中并未有此概念。中国国民党提出此概念的用意在于说明签订条约的国家多方中,一方(或多方)以武力或政治施压等手段,胁迫另外一方(或多方)签署的条约,由于缔约双方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导致最后缔结的条约不平等,因此条约通常都会对某一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产生侵害。不平等条约通常是停战的条件和结果,为了结束战争而签订的条约即为和平条约。


概念

西方国际法学之父胡果·格老秀斯之著作《战争与和平法》(1646)将不根据自然法的条约权利内容,分为平等与不平等条款两种,并举例:公元前迦太基与罗马的第二次和约,规定迦国若要对他国作战,必先得到罗马同意,这就属不平等条款。十七世纪的赛缪尔·冯·普芬多夫认为“不平等条约”即“条约中双方所允诺的事不平等或使一方低于另一方”。


十八世纪的法学家发特尔与窝佛也将条约分为平等与不平等,他们认为不论是否平等,条约均有效力。


十九世纪时中国获得西方国际法知识的主要来源:《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各国交涉公法论》均未提及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最先在1920年代由中国国民党提出——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其中有“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政纲,在对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的政策。

1924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1924年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其中包括“要求重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

性质

“不平等条约”是与“平等条约”相对而言。平等条约一般是指签约各主权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自愿商定的权利义务对等的条约。而不平等条约是指最后缔结的条约,对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等。最常见造成这情况的原因是其中一方(或多方)使用了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强压另外一方(即强加条约)。但亦有人认为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不一定牵涉武力,只要是条约内容是对各方并不对等即可。在这扩大的定义之下,不平等条约可以包括以下各种情况:


1、条约内容本来对双方平等;但由于未能预见的改变,造成实际执行上双方义务出现不平等

2、条约内容本来对双方并不平等;而无论实际效果如何使用,或威胁使用经济压力或武力来达至第二种情况

3、条约内容平等,但是使用经济压力达成

4、条约内容平等,但是使用武力达成

从此定义来看,许多20世纪前欧、美国家与其亚、非国家签署的条约都符合不平等条约的概念。而且欧、美国家内部战争后的许多和约(比如普法战争后的法兰克福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也可以看作是不平等条约。而现代某些协定,虽然没有在武力下签署,亦可被解释为不平等。


在习惯上,不平等条约往往是指西方列强(后来也包括日本)在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与亚洲国家之间签署,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条约。


近代部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其内部的构成民族之间曾经签订的武力强加条约,因为不属主权国家之间的问题,被认为是民族之间的内部事务而不属于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三字已经“先验”地表示了道德判断,“不平等条约”的概念必然会引出抗争、解放、独立等概念。


与强加条约的分辨


不平等条约(unequal Treaty)和强加条约(imposed treaty)是两个类似的概念,都是关于在武力胁迫下签署的条约的名词。强加条约的概念出现较早,西方的国际法学自18、19世纪即开始出现类似的概念。不平等条约的称谓则是中国国民党于1920年代提出的,最初用来指西方与满清及北洋政府所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后来不平等条约的概念逐渐发展,在国际上亦有被其他国家使用。但现在法学上对何谓不平等条约还是没有很明确的定论。有些人认为不平等是指缔造条约的手段使用了武力或胁迫而造成不平等。在这种定义下,不平等条约基本上是等同强加条约的。但亦有些意见认为不平等条约是指条约的性质属于不平等,因此可能是在更多不同的情况下造成,而涵盖亦更广泛。


常见内容

各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内容经常包括:


战争赔款

割地

租界

单边治外法权(包括领事裁判权)

通商,开通通商口岸

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

协定关税

划定势力范围

这些不平等条约有如下几个特点:


无论条约对缔约一方的主权伤害有多少,大多在缔约时遵循自近代外交学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游戏规则”(即便是形式上的遵循),即由两方的谈判代表先进行谈判磋商,对条约的文本进行确定,体现出条约本身是双方正式谈判的结果。

条约一般都会涉及主权、和战、贸易(或其他形式的)赔款,其中条约签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本国贸易发展。有时也是作为大国之间的交易牺牲品,原宗主国(或对该国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将从属于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出让给第三方,借以换取本国的利益。

18至19世纪亚洲、非洲的不平等条约

习惯上,不平等条约一词经常是指西方列强(后来也包括日本)在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与亚洲、非洲等国家间签署,带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条约。事实上,这些时期亦是出现了最多具有不平等内容的条约。(详见下文各国的不平等条约)


影响

这些条约主要影响有:


打开了闭锁的国门:

不平等条约中包含了许多贸易条款,包括通商,通商口岸的设立,最惠国待遇等等,使得闭关锁国的政府被迫打开了国门。(例子:黑船来航)

对于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市场一体化的形成而言,不平等条约大多体现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理念——尽可能的开拓海外市场,并将利益最大化。这并不等同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念:因为自由主义者的竞争往往不遵从法制和平等的理念,而代之以各种手段如倾销贸易竞争。虽然绝大部分经过工业革命而形成的工业化国家都会采用开放市场、向世界竞争的贸易手段。但对于一些不发达国家或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严重的国家,大国往往利用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破坏阻碍自由竞争的因素。对于亚、非洲的国家而言,这种在存在经济实力巨大差距的自由竞争将不可避免的摧毁本国的独立经济,使本国经济开始逐渐受制于其他国家。


半殖民地国家:

对于被强加不平等条约的弱小国家而言,签订不平等条约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是具有惊人影响的,强国的商品输出会对本国简单的手工业生产带来致命的打击: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手工业的生产力远不及资本主义国家机械生产的能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手段导致本国市场打破自然垄断,促使市场融入世界,使本国经济日趋殖民地化;文化上输出被美国、欧洲所崇尚的价值观与道德观,造成对其他国家传统文化的冲击,西方宗教与科技的传入一方面促使有识之士对时局展开深入研究,但更多的是对广大民众的精神麻痹。这些现象使被迫签署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有的国家甚至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主权领导,成为彻底的殖民地。

经济畸形发展:

这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结果之一。本国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很难同英、美等强国在市场上相竞争,没有利润的本国工业自然很难发展。这导致国家开始经济殖民化。而殖民地对于他们的宗主国而言,就是廉价原料、劳动力和广阔市场的代言词。这样,受制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只能是输出初级产品,而工业领域则近乎空白。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虽然不断解体。但对于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仍然是初级产品出口,进口工业成品的发展态势。经济命脉仍就由那些有能力控制贸易品价格经济强国所掌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对于部分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直至现在依然没有改变,也成为这些国家独立几十年来经济未见好转的主要原因之一。


领土损失

时代终结的开始

这段时期的终结是由一次大战之后开始。随着“亚洲的觉醒”时期到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原(半)殖民地虽然未能够甩掉“三等国家”的矮帽子,但国际独立地位开始不断上升。欧洲各国此时又忙于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疮痍尚未痊愈,又添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创伤。在中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开始实现关税自主与租界回收(详见下文的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


但在欧洲地区同盟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战后德国丧失了本就不多的海外殖民地,又需要赔付高达200亿金马克的赔款;昔日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被《摩德洛斯协定》夺走了70%以上的国土,《色佛尔条约》则几乎将这个拥有400余年历史的国家彻底沦为殖民地。奥匈帝国也瓦解了。中国作为战胜国,《凡尔赛条约》却把之前被德国侵占的中国山东半岛主权出让给了日本。由于《凡尔赛条约》对弱小国家内政的肆意干涉,被认为是世界史上牵涉国家最多的不平等条约。在1917年,国土面积最大的俄罗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列宁宣布废除同各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既包括对其他国家不平等的条约,也包括俄国自己受到的不平等条约),虽然这个声明并没有百分百实行,但这件事情极大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不平等条约努力的热情。


一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极具霸主气质的德国现在被协约国踩在脚下,短时间内没有争霸世界的实力;美日在太平洋利益冲突成为世界不安定格局的中心。为了调和各方(也包括英、法、意等国)在内的利益,华盛顿会议应运而生。不愿看到日本独占中国带来的利益,以《九国公约》大幅削减日本的在华权利,为中国收回自民四条约丧失的部分主权提供了契机。


随着一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减弱,一些具有强烈救国意识的国家开始藉着这样的机会发动权利收回的行动,但这些国家既不敢公开废除不平等条约,各资本主义国家也畏惧各国广大人民的力量,采用了秘密协定与偷换概念的方式,一方面废除一些已经没有多大用途的不平等协定,又采用新名词取代“最惠国”等具有强烈殖民色彩的权利。比如《中美新约》的美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就曾说:“1928年七月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想办法不使用中国所反对的‘最惠国’字样而保持美国的权利。我们在国务院想到这个和以后的条约中使用‘待遇不得有所差别’这一字句的方法。”,可见这些改定新约运动并没能真正触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核心。


对于自道威斯计划后迅速崛起的德国而言,凡尔赛和约不啻为德意志民族的最大屈辱,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希特勒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极力煽动民族情绪,利用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建立自己的独裁势力,发动德国政府撕毁一战后签定的大量限制德国军事的不平等条约,与奥地利合并。面对着凡尔赛体系的破坏,英、法采用了绥靖政策,对德国的行为妥协,并希望借助德国再度强大的力量进攻苏联(但是,这一举动反而促使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这种情况下的德国提出了“最后一项领土要求”:取得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英法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将会在满足这个要求后与苏联决裂,便由英、法、德、意四国召开了慕尼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次会议连带事后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慕尼黑协定被统称为“慕尼黑阴谋”。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与90年代后的捷克一直认为这个条约是大国之间擅自决定的,牺牲小国利益而满足自身要求的赤裸裸的不平等协定。


远在亚洲的日本也为了履行大陆政策,展开东北侵略(参见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国民政府采用了向国际联盟申请仲裁的方式回应日本的侵略,国联则判定东北应该以“国际合作为最善之解决”,令东北反而成为“国际公认”、名副其实的国际殖民地。


此后不久,影响到世界不平等条约体系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反法西斯同盟不承认与轴心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在同盟内部展开对各国不平等条约的再修订,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取得了部分在条约中失去的权利,为身处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对战后各国民族解放事业起到的推动作用。


二战后,亚、非两洲原先的殖民地国家开始了其民族独立运动,以独立国家的身份收回失去的主权;战后原先强大的英、法、德等国失去了足够强大的实力去维持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国家取得独立身份的要求之一。其中在非洲的独立运动十分广泛,1960年有17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对非洲不平等条约体系产生极大冲击;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在其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宣布审查并废除自清末民初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77年巴拿马与美国签订协议,废除《美巴条约》,代之以《巴拿马运河新条约》:取消美国永久占领巴拿马运河区的特权,1999年12月31日中午期满后,运河及运河区的主权及管理权将全部交还巴拿马,由巴拿马确保运河的中立地位。


为防止强国将废除的不平等条约再度加之于独立国家之上,1954年12月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为防止不平等条约的再度蔓延,维护独立主权,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告》。经过一段时间后,形式上强加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及其特权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被废除。


各国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造成了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转变。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签订合约之前,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而实施合约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更大规模地倾销商品以及掠夺原料,由商品输出模式逐渐转为资本输出。


虽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不平等的,但不乏人表示实际上有很多条约强加条约实际上是平等条约,而且清政府也与朝鲜签订对朝鲜不利的不平等条约(甲午战争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强硬执行的领事裁判权对清政府影响十分大,外国虽然强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与居住的权力,但也不乏不了解实情的人批评这本来就是应该给予外国的。不少中国人认为通过战败合约外国强迫中国与外国建交、也被宣传不平等条约,但外国向中国强索租借地及海关管理权虽然是不平等条约, 不少租借地的经济文化繁荣程度往往远高于其周围的地区,也带来了新型、较佳的政治管理制度。因此某种程度而言上对中国有利;租借地的获取方式有许多种,被动掠夺占绝大多数,但也存在一些清政府官员及列强的不正当交易,因为可以获得收益、也可以减少与外国人的正面冲突;但租借长期来看对于中国统治者造成压力,因为租借地较佳的管理、自由度都较为完善。


然而,无论经济发展的如何快速,也无法改变不平等条约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本质。领事裁判权“乃是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一种非法特权,它的主要内容是: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不论其发生任何违背中国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或成为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时,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裁判,只能由该国的领事等人员或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据其本国法律裁判”。据此,列强在领事区内或租界内成立行政管理机构,建立领事法院或领事法庭,派驻警察和军队,以充分行使对本国居民的管辖权。领事不仅审理本国国民之间的诉讼,而且依据被告主义原则审判当事人一方为驻在国国民的案件,同时对涉诉的领事馆雇佣的住在国国民也要求进行保护,严重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这种非法特权,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属地优越权的侵犯,更是对一国独立司法主权的剥夺,是公然违背国家主权和国家之间权利对等的国际法基本准则的。

英国强迫中国接受鸦片滥用,是很没道德的,但当时英国人等各国都在滥用鸦片,当时鸦片全球的地位与现在的烟草相近:因为获益者的利益,而无法禁止,如台湾历史学家连横甚于1930年发表《新阿片政策讴歌论》(又称《鸦片有益论》,替台湾总督府延迟鸦片禁绝时间辩护。英国也是到了1912年方把鸦片当成毒品禁绝。在此之前,鸦片被大量投放入中国资本市场,且在市面上以极低的价格流通,低廉的成本造成了其比世界各地更高的滥用率;正如同目前中国人抽烟率极高、中国二手烟害广泛。


但是这些条约中的过低的关税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这不但造成外国产品倾销,更严重的是提高了中国的失业率,进而伤害了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造成社会秩序的失衡。内河航行权及开放过多通商口岸也让中国人面对难以抵御的商业竞争。俄罗斯向中国强索大片土地,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对中国及中国人都不利。


目前,中国的史学界大多将自1949年以前签订的对外条约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年-1860年)


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

这一阶段既是列强在中国建立殖民体系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南京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与初步形成。《南京条约》又与《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构成了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最重要的奠基石。


南京条约(1842年(道光22年)8月29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南京)

虎门条约(1843年(道光23年)10月8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虎门)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道光23年)10月8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香港)

望厦条约(1844年(道光24年)7月3日,中国与美国,签约地点:望厦)

黄埔条约(1844年(道光24年)10月24日,中国与法国,签约地点:黄埔)

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三国在中国取得了如下权利:


取得自由对外贸易的通商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

取得协定关税的权利。

取得在华传教、租地建房的权利。

取得领事裁判权。

取得部分中国领土的占有权。

这些不平等权利构成了中国最早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无论是今后的租界、内河巡航、高额赔款都不过是上述权利的延续、发展与补充。


1853年在上海的一场小刀会起义令英国人取得了控制中国海关的绝佳机会: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1854年(咸丰4年)7月5日,签约地点:上海)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4年,英法为扩大在华权益再度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持续4年的战争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条约: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咸丰8年)5月28日,签约地点:瑷珲)

天津条约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7日,签约地点:天津)

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6日,签约地点:天津)

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8日,签约地点:天津)

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3日,签约地点:天津)

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1月14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法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5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4日,签约地点:北京)

欧美各国从这次战争取得了一些新的条约特权:


胃口大开的领土要求(割让给沙俄的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

扩大对外贸易窗口的要求。

内河航运权。

鸦片贸易合法权。

内地自由行动权。

劳工出国权。

这一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大多围绕着贸易而进行,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的商品,在本国市场销售商品取得利润不能完全满足资本家的欲望,因而就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所以各国采用的都是自由贸易的经济方针,政府制定的对外政策无不以扩大贸易对象,实现商品输出为主要目的。打开中国的大门,建立殖民地,要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都是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面对顽固不愿开放的清朝政府,各国就采用了先以武力手段迫使中国政府谈判,再取得交易特权与商品市场。


第二阶段(1860年-1919年)


这张法国政治漫画中,列强正在分割中国这块大饼,桌前的人物由左至右分别是维多利亚女王(代表英国)、威廉二世(代表德国)、尼古拉二世(代表俄国)、玛丽安娜(代表法国)、一名武士(代表日本)

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帝国进行了一场洋务运动的变革;在1860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清政府“内外祥和”,称之为“同治中兴”。但是,好景不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876年因马嘉理事件签订烟台条约。1883年,法国为侵略越南而挑起中法战争,清军于马江海战大败后,在陆地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时清政府主张趁胜求和。1885年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这场战争显示了洋务运动的成绩,更暴露了洋务运动的严重不足。此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制定了入侵中国的“大陆政策”,并通过不断扩军备战,一步步实施他们的计划。1885年,日本趁朝鲜内乱之际,与清朝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在一切就绪之后,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战争迅速失败。189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


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咸丰11年)9月2日,签约地点:天津)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同治3年)10月7日,签约地点:塔尔巴哈台)

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光绪2年),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烟台)

中法新约(1885年(光绪11年),签约地点:天津)

中英缅甸条款(1886年(光绪12年),签约地点:北京)处理缅甸事宜的条约。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光绪13年)12月1日,中国与葡萄牙,签约地点:北京)

藏印边境条约

中英藏印条约(1890年(光绪16年)3月17日,签约地点:印度加尔各答)

中英藏印续约(1893年(光绪19年)12月5日,签约地点:印度大吉岭)

马关条约(1895年(光绪21年)4月17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马关)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6年(光绪22年)7月21日,签约地点:北京)

因甲午战争后中国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国土划定土地进行租界,租界地条约: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6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俄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1898年5月7日在俄国彼得堡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6月9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北京)

订租威海卫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7月1日,中国与英国;签约地点:北京)

广州湾租界条约(时间:1899年(光绪25年)11月16日,中国与法国;签约地点:广州湾)

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在中国北方兴起(南方也有类似性质的运动,规模较小)。义和团运动极端排外,在华北四处杀害外国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烧毁教堂。外国人纷躲入使馆避难。列强以保护侨民为名,英、法、美、俄、德、日、意、奥八国联合起来,组成联军,在天津登陆后,向北京进发。清政府则以“义和团可用”,让义和团及清兵在北京围攻外国使馆,于1900年6月21日并向十一国宣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皇室仓皇离开;并以政府之前是被义和团胁持为名,由李鸿章出面跟列强求和。义和团则被中外联合剿灭。同时俄国更乘机占领中国东北。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对中国处以惩罚性的条款,包括容许外国在北京至天津驻兵,并对各国赔偿大额军费。李鸿章不久病死。这个条约进一步削弱清政府的统治。


辛丑条约(1901年(光绪27年)9月7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1905年(光绪31年)12月22日,签约地点:北京)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光绪32年)4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

满洲里界约(1911年(宣统3年)12月20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满洲里)

民四条约(二十一条,民国4年(1915年)5月25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北京)

中俄蒙协约(民国4年(1915年)6月7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外蒙古,恰克图)


《辛丑条约》签定时的合影。条约对中国处以各样惩罚性的条款。

第三阶段(1919年-1949年)


1927年北伐,收回了部分英国租界,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收回主权。图为国民革命军接管英国租界。

在这一阶段,在中国植根近80年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遭到动摇。十月革命后,苏联曾两次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归还中国领土。国内民主意识与救亡图存观念日益上涨,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此起彼伏,令当时的北洋政府受到极大压力。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抗议北洋政府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因此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没有在损害中国权益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1921年,中华民国第一件平等新约《中德协约》,在北洋政府与德国谈判八个月后签署,争回领事裁判权与关税自主权。此后不久,随着联俄容共的实现,中国国民党领导进行北伐。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持续不断的收回权力与“改订新约”,使得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


政府在二、三十年代虽没有彻底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但已经对部分国家主权展开收回行动。其主要活动为:


收回租界:包括1927年1月国民政府下令收回发生一三惨案事端的汉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1930年10月1日收回英国占领的威海卫;1931年1月15日收回比利时在华租界。

收回关税主权:改订新约运动的成果之一;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新税则,标志着中国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

废除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

但这一系列的活动并没有彻底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国力依然不足以与世界强国对抗,政府担心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各国可能做出强烈反应,甚至是动用武力;政府需要有外国的经济、外交上的支持,不可能接受被国际孤立的形势。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由于中国与意、日为交战方,因此废除了在华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11日,美国和英国分别与中华民国签署《中美新约》、《中英新约》,自愿放弃在中国的特权。治外法权废除后,中国司法权才完全独立,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定1月11日为“司法节”。1945年8月14日中国被迫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导致外蒙古独立。到1947年时,中国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九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经陆续废除。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淞沪停战协定(民国21年(1932年)5月5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上海)

塘沽协定(民国22年(1933年)5月31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塘沽)

秦土协定(民国24年(1935年)6月27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北平)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民国34年(1945年)8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约地点:莫斯科)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民国35年(1946年)12月2日,中国与美国,签约地点:南京)

后续事件

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

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且历届苏联、俄罗斯政府均否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并且苏俄对华宣言明确写着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条约、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定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并不包括之前的条约)。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联签定《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苏联不支持中国国内共产党;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内部事务的前提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2年,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告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联合国大会2月1日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谴责苏联,是为“控苏案”。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中华民国政府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推翻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承认。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61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美国)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166号决议,建议联合国大会接受蒙古国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未参加投票表决。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未参加表决。2012年5月21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表新闻稿,表示“一、民国35年我国宪法制定公布时,蒙古(俗称外蒙古)独立已为我政府所承认,因此,当时蒙古已非我国宪法第4条所称的‘固有之疆域’。”“二、外交部虽于民国42年提经立法院决议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并未完成宪法领土变更之程序。”“三、外交部在91年7月8日函示略以:“蒙古已为主权独立国家,且为联合国会员国之一。国际法上国家之承认,原则上属于‘无条件与不可撤回的’,当时承认之相关要件迄今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继承中华民国的国际法地位,在中华民国已经于1946年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上发展对蒙外交,1949年10月16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复函蒙古总理兼外长乔巴山,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曾保留对唐努乌梁海的声索。1948年5月,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照会苏联外交部,声明唐努乌梁海为中华民国领土,但苏联方面并未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过去未正式对唐努乌梁海的归属问题表态,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国概况》(人民出版社,书号17001.36,1972年3月出版)指出:“苏联在1944年吞并了我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中国政府没有承认”。另外,《辞海》等书籍亦作相同描述。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2001年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宣布“双方在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维持现状”,至今仍未作出明确说明。中华民国政府则于2006年废止蒙古盟部旗组织法,2013年说明由于“务实考量国际局势与实际需求”,承认图瓦共和国为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而网站上的俄罗斯地图也包含唐努乌梁海。

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

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

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件一《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合并为长春铁路,由中苏双方成立机构共管,三十年期限后由中华民国收回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附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苏方同意不迟于1952年将长春铁路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国政府。1952年8月,中苏双方发表《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同年12月31日,中国收回了长春铁路的全部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重新接管关东州(包括大连、旅顺、金州及附属岛屿)。根据1946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占领旅顺军港,在大连商港享有特权,有效期限三十年。直到1955年,赫鲁晓夫将关东州的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英两国在1980年代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并签订《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7年中葡两国签署《中葡联合声明》,葡萄牙根据声明于1999年12月20日移交澳门政权予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江泽民分别于1991年、1994年访俄,先后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协定》、《中俄国家西段协定》;1999年叶访北京时两人又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议定书构成了以后中俄边界的法律文件。2001年7月江泽民再次访莫斯科,与普京签定《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以条约形式肯定国界线。

日本

美日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1854年、美国

日俄和亲通好条约(下田条约)1855年、俄国

安政五国条约

兰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荷兰

英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英国

法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法国

美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美国

俄日修好通商条约1858年、俄国

琉球

琉兰修好条约1859年琉球,荷兰

琉法修好条约1855年琉球,法国

琉美修好条约1854年琉球,美国

朝鲜/韩国

韩日合并条约1910年韩国,日本

第三次韩日协约(丁未七条约)1907年韩国,日本

第二次韩日协约(乙巳条约)1905年韩国,日本

第一次韩日协约(日韩新协约)1904年韩国,日本

韩日议定书1904年韩国,日本

仁川华商租界章程1884年朝鲜,中国

济物浦条约1882年朝鲜,日本

朝美修好条约1882年朝鲜,美国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1882年朝鲜,中国

江华条约(日朝修好条规)1876年,朝鲜,日本

越南

第二次顺化条约1884年越南,法国

第一次顺化条约1883年越南,法国

第二次西贡条约1874年越南,法国

西贡条约1862年越南,法国,西班牙

法越凡尔赛条约1787年越南,法国

柬埔寨

第二次柬法条约1884年柬埔寨,法国

第一次柬法条约1864年柬埔寨,法国

缅甸

杨达波条约1826年缅甸,英国

泰国/暹罗

暹法条约(曼谷条约)1893年暹罗,法国

尼泊尔

尼泊尔印度友好条约尼泊尔,印度

萨高利条约1815年尼泊尔,英国

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先后签署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和色佛尔条约都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惟由于土耳其独立战争的关系,该两条条约最终没有被执行,由洛桑条约取代。


埃及

英埃条约1936年埃及,英国

其他

维持现状协定1947年锡金印度

特里亚农条约1920年匈牙利协约国

谢选骏指出:“不平等条约”也罢,“强加条约”也罢,其实就是“城下之盟”,也就是一方迫使另方签订的——除非力量均衡已经改变,否则废除它们都是不可能的。“历史力学”如此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最后都会遭到清算,甚至变成“位置互换”——例如现在离开鸦片战争还不到两百年(1840—2021年),但英国已经分裂萎缩,现在离开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间更短,但法国、俄国都是已经分裂萎缩——而且他们各自也都遭到不平等条约、强加条约的削弱。这就是历史的报应。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谢选骏:专栏作家是个危险的职业

[《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董郁玉因“间谍罪”被判刑七年](王月眉 2024年11月29日)報道: 2017年,董郁玉在哈佛大学。他在中国政府鼓励与外国人交往的时代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但现在,这种交往受到了极大的怀疑。 周五,中国一家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一家主要党报的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七年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