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 第一部

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

 

有关“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的思考与笔记

 

谢选骏

 

2006年5月1日起草

（信主十年的回顾、反思与纪念）

 

2010年1月22日结束

 

 

 

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

目录

 

 

引子

 

 

第一部

救难组织

 

第一篇

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挑战

 

第二篇

社会解体与宗教末世论

 

第三篇

宗教救难组织的战略

 

第四篇

政教合一，削弱救难功能？

 

第五篇

双城记和精神病

 

第六篇

收复失地与殖民扩张

 

 

第二部

中国宗教

 

第一篇

开悟与幻觉的异同

 

第二篇

谶纬与董仲舒

 

第三篇

佛度众生与众生度佛

 

第四篇

西藏的宗教世界

 

第五篇

教会在亚洲的印记

 

第六篇

世界宗教导论

 

 

第三部

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

 

第一篇

共产党与老鼠会

 

第二篇

长城的堤坝

 

第三篇

心理防卫机制

 

第四篇

心理防卫战术

 

第五篇

天上地上的众圣徒

 

第六篇

换防论

 

 

 

 

引子

 

 

国破家亡者的最后晚餐

──从巴比伦之囚看当代中国命运

 

1996年复活节期间，我在纽约病得很重，意识到自己一生的理想随时会因生命结束而一笔勾销，这种反省不可多得，它凸现了生命的不确定与理想的主观性；我因此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耶稣的十字架。以前我喜欢的名言是，“如果有上帝而我不是上帝，这叫我怎么受得了？”但此后我将此转折为，“如果有上帝而我就是上帝，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毛泽东的最后遗言是，“医生，我还有希望吗？”伟大导师要向肉体凡胎的医生搜寻希望了，可是医生自己的希望又在哪里呢？医生救不了他，正如他救不了中国；二十年后，医生还卖掉了他，用他的故事换美元。──因为如果他或他就是上帝，那世界就真的毫无希望了。

 

我的软弱，使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只是到弥留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毫无希望；我因此有幸得以望见永生的上帝。这使我意识到以往的人生奋斗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而是缺乏终极性的（如果说还有终极性存在的话）；我的全部理想无论包装得多么精致以致冠冕堂皇，其实都为了荣耀自己，而不为荣耀永生的造物主。而如果没有造物主，那荣耀我们自己必定要灭亡的过客，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因为观看我们荣耀的人民，也将化为乌有。如果少年痴呆自我迷恋尚可理解，那灯火通明之际还执迷不悟的人，岂不太可怜了吗？在耶稣面前，我感到羞愧：我的痛苦是来自个人奋斗；他的痛苦则是为了拯救世人。他是无罪的，不像我，是被意欲“自我实现”的罪所捆绑。至于为什么意欲自我实现就将导致被罪捆绑，我想，每个人最终的结局──灭亡，已经对此作出了最生动的展示和最雄辩的说明。正因为耶稣基督是与造物主同在的永恒之子，既不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也不存在自我实现的可能，所以他必然是无罪的。由此我知道，任何看重自己的；就是有罪的，越看重自己，就越有罪。在此意义上，欲救国救民的志士也许要比寻常百姓犯了更大的罪。寻常百姓之欲不过满足口腹之欲罢了，基本是生物性的；而志士们欲却还想荣耀自己以争夺那本属于造物主的荣光（所谓“伟大、光荣、正确”的谥号无一不是对神的荣耀之窃取）──这种心理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当然也就更接近撒但。

 

由此想来，鲁迅的《药》之潜在含义（即鲁迅自己也不一定意识到的含义），也许不仅仅是对群众麻痹症的批判，也在无意中泄露了天机：欲顶戴伟大光荣正确的神明般谥号者，难免不流血，难免不被做成人血馒头来享用？

 

正如耶和华的启示说，“必朽的人哪，你要引用以色列人常说的话，说：‘我们的罪恶过犯好像担子压在我们身上，我们渐渐消瘦。我们怎能活下去呢？’要告诉他们，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的永生发誓，‘我不愿意看见罪人死亡，我宁愿看见他们改过而存活。以色列人哪，你们要悔改，离弃邪恶的行为！你们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33:10－11）感谢主，耶和华是仁慈的。以前我像外行一样，以为耶和华是怒气冲冲的，只有耶稣是仁慈的。现在我知道，圣子的仁慈是从圣父那里来的。正如耶稣所说，只有父一位是良善的。早在《出埃及记》里圣父就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只要人们遵循他的命令。（同上15:26）

 

在这样的反省中，我终于向耶稣基督承认自己乃是一个罪人，因为我在主面前是不洁净的。我好像在追求自由。但是我追求自由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与压迫者要压迫我们的动机动力基本一致吗？这正是我的罪性之存在，并给了压迫者以压迫的可能；如果我追求自由的反抗成功了，难道我保证不会成为新的压迫者吗？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内心难道不是相通的吗？我好像在追求理想。但是我追求理想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与行尸走肉的贪婪基本一致吗？这就是所谓求生的以致扩张的欲望吧？尽管它的外延似乎大一点。但是这个大，往往更糟而不是更好。

 

我好像在追求利他。但是我实践利他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以博得他人赞扬或是为了印证自己心目中的某种自我形象为期许的吗？如果在相同后果的期许下，难道我不会成为一个利己者吗？我绝对不会由爱生恨吗？如果事与愿违的话？这样看来，我的克己我的努力往往是使我变得更伪善，而不是更良善。也许恰恰因为我更伪善而不是更良善，所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

 

这些心路历程也许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意识，如深陷“巴比伦之囚”中的犹太人。我自己也是在面对绝境的时候意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国破家亡的人们预备的最后的晚餐”，基督的爱筵，乃是用他自己的血肉铺设的。圣子啊，你不是用他人血肉铸造自己的冠冕，不是踏着别人的尸体前进的，更不是仰赖弟兄们的牺牲向上爬。圣子啊，你流自己的血，把灵魂交给父神，为世界送来主的福音。这就是神迹。这就是在人的道路的尽头所展示的上帝的道路，是大写的真理与大写的生命。

 

就这样，沿着圣经的道路，可以从古代的巴比伦之囚走入当代中国历史。

 

……

 

“巴比伦之囚”（前605－538）不仅是历史事件，也是圣经启示的奥秘，因此它并没有完全逝去，而是依然存在人性的命运中，甚至就发生在当代。就历史事件言，它指的是以色列人由于淫邪背约而遭到上帝的处罚，被巴比伦王所败所掳，为奴为娼将近七十年之久。以色列人被掳共有三次：

 

一，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走犹太国中宫廷人物，其中包括先知但以理等。

 

二，前597年犹太王约雅斤在位时掳走犹太王、首领和工匠，并立约雅斤的叔叔西底家为傀儡王。

 

三，前587年攻陷耶路撒冷，俘虏敢于反抗的傀儡王西底家，彻底掳走贫民以外的犹太百姓。

 

整个被掳审判改造运动合计前后历时达十八年之久。最为典型和惨烈的是第三次被掳：

 

西底家二十一岁时做犹太王；他做了邪恶的事。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统治犹太国的第九年十月十日，率军围攻耶路撒冷。城里饥荒非常严重，人民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了。巴比伦军追击西底家王，在耶利哥附近的平原俘获了他。西底家被押到尼布甲尼撒那里。巴比伦王当着西底家面前，巴比伦王把西底家所有的儿子都处死，同时处死了犹太的首领们。接着他把西底家的两只眼睛挖出来，用镣铐锁住他，把他徒步押到巴比伦去，直到他死去……王的顾问兼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他放火烧毁圣殿、王宫，和城里所有显要的房子。留在城里的人向他投降，技工都掳到巴比伦去。但他把最穷苦、没有财产的人留在犹太，让他们经营葡萄园和耕种田地。”（《耶利米书》52：1-16）

 

以上是就历史事件的巴比伦之囚而言。

 

那么，就圣经所启示的人类命运的奥秘而言呢？

 

不难发现，近代史上欧洲最大的异教政权苏联，与好战的亚述－巴比伦帝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1，两者都是军国主义国家。

 

2，两者都以征服全人类为目标。

 

3，两者都是强烈排他的、垄断性的世界强权。

 

4，两者都是圣经所指陈的上帝之敌。

 

5，两者都打败并控制了原先的圣经选民，被亚述－巴比伦帝国掳获的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被苏联掳获的则是信奉新约的东正教各族。

 

6，异教帝国掳获圣经之民都是七十年左右，在古代是前605－538，在现代是1918年俄国内战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7，异教帝国的覆灭使得被掳之民获得自由：以色列人可以回归祖先的土地，也使得东正教民族可以回归祖先的信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由并不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而是看不见的手赐予的，是不以那些被解放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上述的征服及被掳是如何实现又如何消逝的呢？按照圣经先知的解释，以色列人的被掳是由于他们背离了造物主之约，从而招致造物主的审判，这审判是借着敌手来实施的。当这种处罚实现之后，且等到日期满了，这些敌手自然会退出历史，而造物主将恢复与选民的关系。

 

1，在亚述－巴比伦帝国，以色列人的被掳有三次以上，绵延时间十八年（前605－587或582），这个时期，正好相当于苏联成立到大肃反的高峰期（1918－1936），同时也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爆发（1949－1966）。

 

当然，这些时间上的巧合不足以说明太多问题，但其间是否有值得我们思索的更深入的相似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造与其老大哥苏联十分相似，尽管在前此的中华民国期间，中国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或是圣经之民，但它毕竟是一个可以自由传教的社会，尽管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自由民主国家，但它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受到1949年以来的斗争、审判、改造（所谓“斗批改”），没有受过苏联式的“摧毁全部传统”意义的“就地被掳”。

 

3，在现代和在古代一样，日期满了之前（七十年，尤以最初的二十年最为激烈），所有反抗被掳命运的努力，不仅无法成功，而且只能招致更猛烈的报复和进一步的改造，如我们在犹太王西底家的遭遇、苏联的肃反、中国的文革中所见。这种一致的残酷性甚至表现在相似的肉刑上。如西底家被巴比伦王挖去双眼，许多当代的死刑受害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权派活体解剖，或割断喉管或挖出内脏，以便“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4，在当代两大强权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肃反”和中国的“文革”等“被掳高潮”过去大约二十年后，也就是在“被掳”的1917年（苏联）和1949年（中国）之后将近四十年，1950年代的苏联强权和1980年代的中国强权才开始松动，俗称自由化时期。这在苏联是五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其实，这并不是自由化，而只是强权走向解体；正如霸道的解体是天下大乱，而并不等于是王道的建立。

 

那么，造物主为什么会审判他的选民，尤其还要借助于巴比伦王这样的黩武者、异教徒甚至无神论者？因为这就是那高于人的旨意。圣经中描写这“颠倒历史”的进程，肯定会激起现代人的可怕同感：

 

1，“该死的以色列领袖啊，你的终局到了；你面对最后惩罚的日子到了。……一切都变了。没有权力的人要被提升，统治者要被推下台来。”（《以西结书》21:25──26）你看，这多么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色列的领袖多么像被打倒剥夺的现代“资产阶级”啊。没有权力的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2，“他们要沦落作难民，作俘虏，他们中间的领袖要在天黑时拿起包袱，从他们为他在墙上预先打好的洞逃亡。”（《以西结书》12:11-12）这些以色列人，多么像“白俄”与“国民党反动派”啊。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中（仅仅国民政府军就被胜利的对手声称杀掉了八百万之多），尤其是内战后的改造运动中，胜利的征服者不仅把对方的军人视为“俘虏”，也把它的文职人员和普通百姓（地主、富农、资本家）视为“俘虏”而任意处置，因为在这样万里长征般的全面征服中，整个民族（而不仅仅是对手政府）已经沦为被掳的。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3，“我们被放逐的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些以色列的长老到我面前坐下，向我询问上帝的旨意。那时，上主对我说话；他说，必朽的人哪，要告诉他们，至高的上主这样说：你们来求问我的旨意吗？我指着永恒的生命发誓：不准你们求问。”（同上20:13）被放逐的第七年，相当于中国的1956年和苏联的1925年，中国的右派份子正准备“猖狂向党进攻”如犹太王西底家竟敢反抗主人巴比伦王的统治，苏联正在强制实行集体农庄，自由农民正在绝望中。但是“不准你们求问”的命运早就准备好了。一切异议都是徒劳的，只能换来加倍的惩罚。“不准你们求问”，将是即将临到被掳者头上的命运。

 

4，“必朽的人哪，以色列人是一堆废物。他们好像炉里炼银所剩下的废物──无用的铜、锡、铁、铅等……我要把他们集合在耶路撒冷，用我的怒火熔化他们。”（同上22:18-20）在这里，圣经预言与我们曾经历的现实之间，甚至连术语都有惊人的相似：废物（与“俘虏”、“残渣余孽”、“坏份子”、“阶级敌人”）、炉里（与“革命熔炉”）、炼银（与“下放锻炼”）、集合（与“集体化”、“忠字舞”）、熔化他们（与“全国山河一片红”、“八亿人民八亿兵”）……耶路撒冷与“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还是北京？为了这个“中心地位”，中－苏论战冷战热战了整整三十年）！

 

这之后就是大肃反与文革。

 

……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呢？

 

1，《以西结书》中的上帝说得十分清楚：“必朽的人啊，你要斥责以色列的统治者，向他们说预言。……以色列的牧人啊，你们要遭殃了！你们只顾自己，却不牧养羊群。……虚弱的，你们不调养；生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失踪的，你们不去寻找。你们反而用暴力虐待它们。因为没有牧人，羊群就分散；野兽来撕碎它们，吞吃它们。我的羊群流落在山间，在高原，分散到全世界，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寻找。……我要收回我的羊群，不准你们做它们的牧人，也不准你们只顾自己。”（34章2──10节）看啊，这与共产国际所谴责的“反动剥削阶级”的行径多么想象！在被掳之前，俄国与中国，都是阶级分化严重和内部冲突激烈的国家，无怪乎俄国人会趁日俄战争和一战之际，在后方发动革命，而中国的抗战八年，竟出产了人类历史上最多的内奸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先锋队！

 

2，“必朽的人啊，要是有一个国家犯罪，对我不忠，我要伸手切断他们的粮食来源；我要使饥荒临到，把人和牲畜都饿死。……如果有人幸免，又救出他的儿女，他们逃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要注意观察，看他们是多么邪恶。”（14章13──22节）这仿佛告诉我们，在苏中两国先后爆发的大饥荒的背后。不仅有农业集体化的导火线，还有埋藏更深的火药桶。简单说，那就是使得被掳和农业集体化得以实现的长期战争和社会破产。

 

3，在如此社会破产得以出现的条件下，当然，不仅牧人有罪，人民也责无旁贷：“你们吃带血的肉，拜偶像，杀人……你们依靠武力，各个都奸污邻人的妻子，……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的永生这样发誓说，住在荒城里面的人民要在刀下丧生；住在野外的人要被野兽吃掉；躲在山上和洞里的人要病死。我要使此地彻底荒废；他们所夸耀的力量都要消失。”（33章25──28节）这真是全民族的悲剧，所有阶层一一遭殃。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古代以色列，而且继续发生在我们眼前。甚至在被掳之后四十年相继发生的“苏联解冻”（五十年代）和“中国自由化”（八十年代），也还是昙花一现，短命夭折，除了又剪掉一批鲜花毒草之外，似乎没有收获。因为主所定的日期还没有满，任何个人的甚至人民全体的摆脱被掳命运的要求，被无情地粉碎，除了遭到嘲弄和报复之外，似乎一无所获。这使无法用常理来衡量的。犹太人正是在悔改之后，得到了主所定的解放：

 

1，至高的上主说：“必朽的人啊，你要斥责米设和土巴两国的统治者。要告诉他，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我要和你作对。我要把你扭转过来，领你离开极北的地方，带你到以色列的群山上。然后，我要打掉你左手握着的弓，右手拿着的箭。你和你的部队，以及联军都要死在以色列的山上。”（以西结书39章1──4节）这里离开“极北的地方”之扭转，多么像苏联的突然崩溃；而它被上帝打掉的左弓右箭，多么像苏联不战而屈的常规部队和核子武装；他们死在以色列山上的部队，与苏联被赶出东欧和俄国陷入车臣的泥沼，也不乏相象！

 

2，“必朽的人啊，这地方是我的宝座；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永远统治他们。以色列人或他们的君王不会再拜偶像或为已死的君王立碑而侮辱我的圣名。……他们曾以可恶的行为侮辱我，所以我在烈怒下，把他们消灭了。现在他们必须停止拜偶像，要拆掉他们为先王所立的碑，这样，我就永远住在他们中间。”（同上43章7──9节）这不仅是巴比伦之囚结束时古以色列复国的素描，也是当代苏联──东欧集团历史的写照，无数的“已死的君王”列宁像一夜之间奇迹般地倒地，无数的异教纪念碑莫名其妙地遭到铲除，就像它们被莫名其妙地树立；因为那里的东正教人民重新渴望回到上帝的怀抱。

 

……

 

从上述的引用和分析不难看出，古今中外的人性是多么相似。时空隔绝如古代的以色列、巴比伦和当代的中国、苏联者，也并不能超然于历史命运的互联网”！更何况，这样的命运每天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断重复，因为我们的天性中，就有着实现上述命运的“必然性”或说是基督教意义的“原罪”──哗众取宠、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的不知不觉的潜力。

 

如果苏联的例子适用于中国，那么中国自由传教的日子也许要到2019年才会到来。那时，从1949年算起，中国也经历了七十年的巴比伦之囚。正如苏联从1917年到1980年代，经历了七十年。

 

（圣经引文自《现代中文译本》，联合圣经公会1980年第二版）

 

 

 

 

第一篇

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挑战

 

 

2010年伊始，美国基督教跨宗派领袖发表曼哈顿宣言。超过一百五十名基督徒领袖以“良知的吶喊”为题发表宣言，重申反对堕胎、胚胎干细胞研究与同性婚姻政策，该宣言正式定名为曼哈顿宣言（The Manhattan Declaration）。

 

宣言提及美国必须要依照宪法“保障宗教自由”，签署宣言的基督徒领袖包括神学院教授、牧师以及宣教团队的负责人。他们呼吁基督徒为生命的尊严而战，也为婚姻与宗教自由而发出声音。宣言起草人之一的普林斯顿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乔治（Robert George）表示：“我们看到生命、婚姻与宗教这三个领域都因现今的文化与政策受到威胁。”

 

美国主要的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领袖都签署了这份“曼哈顿宣言”，宣言表示，若社会制度透过法律导致信徒犯罪，他们将会动员并抵抗不公义的法律。共同起草人之一的福音派领袖查克·寇尔森（Chuck Colson）表示：“身为公民的我们有必须遵行的义务，然而，我们也必须清楚表明，我们不会屈服。我想这是一条清楚的分界，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不能违背我们的信仰。”

 

在华盛顿召开的记者会中，除了起草人还有多位联署的基督徒领袖参加记者会，他们举健保法案中强制医疗人员提供事后堕胎药给妇女，若不提供则会被吊销执照为例，证明该法案对基督徒信仰的伤害。此外他们也指出，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人口移出，起因于天主教慈善机构不愿继续在该州维持运作，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身处同性婚姻合法的社会环境。

 

基督徒领袖们认为，这份宣言对基督徒们传递了“清楚且强烈的呼吁”以及“危害公民权力的警告”。宣言摘录如下文：

 

曼哈顿宣言（摘要）

 

正如在我们以先的信仰前辈，今日基督徒被呼召要传扬福音这个宝贵的恩典，保护人性的尊严以及为社会公义发声…教会必须要透过服事他人，为社会公义做出深远的贡献…

 

吁再思堕胎政策

 

虽然公众的意见导向保障堕胎权利，堕胎思想也已经胜过政府体制，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奥巴马总统虽曾经表示他认为堕胎的“需求”应该要降低，然而他在改革法案中让堕胎更容易实行，削减政府反堕胎的预算；减短妇女堕胎犹豫期以及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通知期等作为，侵犯保护生命的相关法案执行，令其无法实际发挥作用，对无数未出生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

 

对于我们尊重生命的文化传统，以及珍视生命的信仰，放宽安乐死的标准无疑对年长者及重病者暨重残人士，以及身体有缺憾的人们等，造成生存威胁。我们会合一并不屈不挠地在这些危害生命的事上努力不懈。

 

真正遵行主旨意的基督徒必须要对世上执政掌权的提出呼吁，令属世的权柄尽到保护软弱者不受攻击，不偏袒也不欺压更不歧视弱者……

 

婚姻是一男一女结合

 

圣经中明白告诉我们，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夫与妻两人要连合成为一体，这是上帝创造时所命定的。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中，才能够尽养儿育女、成为父母、荣耀上帝的使命。这是形成人类社会的基础。

 

然而婚姻文化已经受到侵蚀，社会病态以及各种问题已经快速显现，重新定义同性婚姻的关系便是一个例子。

 

保护婚姻价值的工作已刻不容缓，如果在这价值上屈服表示我们已经放弃了婚姻的基本认知与价值；如此，我们将无法重建健康的婚姻文化，也将婚姻置于错误的位置。婚姻非仅浪漫行为与满足个人私欲，更是生命延续、种族繁衍、价值传递与人类进步的伟大使命。

 

我们了解部分人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观念，间接导致平等与公民权力的损害。然而事实是，婚姻定义不能成为抽象认知或迎合有力人士的政治工具，也没有任何一种公民权力可以强制定义非婚姻关系成为婚姻关系。

 

婚姻由一男一女所构成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法律保障下的伟大责任，对促进社会公义与帮助有其重要价值。若不是以此定义婚姻，将立即对社会产生伤害。

 

第一个伤害是对宗教自由产生危害，危及许多人的良知与认知。第二是伤害为人父母的权利，以及正常婚姻下的家庭生活。若婚姻只是个“固定性伴侣的关系”，将会令许多家长担忧孩子活在不道德的痛苦生活中。

 

反歧视法压迫宗教自由

 

很讽刺地，为了保障某些人的“权利”将造成更多人的权利受损。伤害未出生婴孩、残疾与老年人的生命、以法律保障不道德的性关系等，将直接伤害许多人的宗教自由，及其捍卫信仰与婚姻价值的行为，并践踏其表述道德与婚姻价值的自由。

 

举例来说，以保护生命为职志的医护人员，必须在法律的强制作为下行使其信仰中不道德的堕胎、安乐死等行为，并产生排挤保护生命组织的结果。

 

我们已经看到运用反歧视法（antidiscrimination）强制信仰团体、公司以及服务业等许多团体必须实施其信仰价值认定中不道德的行为。

 

在加拿大及部分欧洲国家，教会牧师因为忠实传递圣经教导而遭起诉，以违反同性恋自由而遭迫害；美国的煽动仇恨法案也即将制造同样的例子。

 

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尊重并遵守圣经教导，我们相信法律也遵行法律。圣经中的诫命除了保护社会秩序、寻求社会公义，并以整体利益为考虑，也因此法律不应强制人民做不公义的事并伤害整体利益，而是要以敦促社会公义与保障集体利益为主。

 

也因此，数个世纪以来，基督徒被教导要顺服执政掌权者，但却有其条件。我们不会因法律的强制作为而实行堕胎，作干细胞研究以及协助人结束生命，更不会做任何伤害生命的作为。

 

我们也不会因为法律的限制，并且以所谓平等权力的实施而对真理认知静默不语，我们清楚明白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更知道婚姻与家庭的价值；我们不吝惜将西泽的物归给西泽，但我们也必须坚持将上帝的物归给上帝，不会将上帝的物归给西泽。

 

曼哈顿宣言全文详见：www.manhattandeclaration.org.

 

从世俗主义的观点看，《曼哈顿宣言》所要维护的，不仅是信仰的纯洁、圣经的权威，而且是在维护社会的凝聚力，维护宗教作为“救难组织”的最后功能。

 

可以理解，如果“价值多元化”的目标达成了，那么社会的凝聚力也就削弱了，宗教作为“救难组织”的功能也将消失。

 

那时，与文明化同时来到的，就是一盘散沙的社会状态，这一状态是过去的中国人十分熟悉的。

 

周弘《世纪末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挑战》一文曾经提问的：“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为什么引起广泛的关注？”

 

答案是：制度模式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它自从十九世纪末问世以来，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兴衰变革，现在已经成为各国政要、专家、商人、乃至寻常百姓经常谈论的话题。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已和宗教脱钩，但却是从宗教价值里，甚至是从宗教体系中，衍生出来的。而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不断持续的世俗化过程中。

 

这是一个资本、产品和服务开始跨界流动的时代，但是社会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仍然是代表着不同社会利益的各级政府。虽然随着资本和商品的流动，人们也开始离乡去国，寻找机会和财富。但是第一，比起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来，人员的流动，特别是长期性的人员流动数量还微不足道；其次，人们在居住地所遇到的风险虽然可能由国界外发生的某些变化所导致，但是人们却倾向于到本国政府那里去寻求保护，就像人们对“家”有一种实体的依托感，一种实际的期待一样。由于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全球政府”，这种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

 

但是，在二十世纪末，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都在被削弱，人们不能不重新思考现行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否可靠，怎样才能够获得更加可靠的社会保护等问题。这些问题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谁都无法回避。因此，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持久性的讨论就成了世纪末的一个热门议题。而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最初起因是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社会保障中的财政困难。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现象主要发生在欧洲。欧洲人一向为自己的福利国家模式感到自豪，但是到了1980年代，这种自豪转变为担忧。人们开始思考社会保障何以为继的问题：如果社会保障的规模和水平需要缩小或降低，那么从哪些项目着手，又从何处入手？

 

在这些讨论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政府的作用之所以关键，不仅由于政府在制度模式的社会保障中是关键的因素，而且由于各国政府在各自社会中的作用并不一样。以德国为例。德国实行的是财政性社会保险制，社会保险的政策由政府协同企业和雇员代表通过谈判和磋商制订。这种制度一方面体现了欧洲人称之为“社会团结”的精神，另一方面，各种利益的相互牵制也使得这种制度具有更大的刚性。在德国，人们缴纳的社会保险税金和领取的养老金都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社会保障的享受者无需有额外的储蓄也可以安度晚年，他们的终身幸福与整个制度密切相关。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仿效德国，采取社会保险制，但是法国社会保险是将二战前的行业保险聚拢组合而成。各行业保险可以根据各自的原则和情况决定社会保险的保费和给付，入不敷出时则要政府通过统一税收加以补贴，政府扮演了一个被动的付帐者的角色。因此在法国，行业保险之间比较容易产生攀比现象，不仅改革难以进行，而且政府每每成为抗议者的众矢之的。

 

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前身是补救式社会服务。享受基本保障的条件不是缴纳税费的多寡，而是国民地位或居民身份。除了被撒切尔夫人取消的附加公共养老计划以外，英国社会保障的两个最大的项目──基本养老与疾病保障，都是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一般税收。和德法两国相比，英国政府在决定给付的增减方面有较大的权力，在决定税收的数额和保障的水平方面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和较主动的地位。因此，英国比较早地建设了“福利国家”，也比较早地实行了对福利国家的削减手术，英国人享受的社会服务已经降低到和美国人相差无几的水平。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将补救模式和机制模式区分管理。补救性的社会援助计划专门用于救助贫困人口，并支付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障。机制性的社会保障主要用于解决基本养老问题，通过统一税收而不是社会保险来实行现收现付的代际再分配。比起欧洲福利国家来，在美国，无论是社会援助计划，还是社会保障的给付都被控制在低水平上，这与美国控制政府规模的传统观念相符。在政府不愿意直接干涉的附加养老和医疗保险等领域里，美国政府制定了财政免税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市场为使老年生活更宽裕而积累资金。

 

周弘认为，改革的重点在于调整政府和市场的比例。社会保障的制度差异归根结底是由于政府在社会上的不同作用造成的。美国政府社会保障署管理的社会援助和养老保障计划界限清晰，有选择地集中解决老年人和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人们对于养老生活有更高的期望值，那么就要到市场上去寻求保障。美国有发达的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以及成熟的基金管理和监控体系，这些都是通过市场为养老进行积蓄和投资的必要条件。

 

在市场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欧洲各国的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利用国家机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在美国，以各公司为单位的养老金计划非但没有被取代，反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74年制订的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不仅允许各公司自行制订养老金计划，而且为它们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工业化国家里，美国是真正地实行着“最低生活保障”的国家。这样一来，各个公司为了在市场上争夺人才，就不能放弃人力资源政策中的养老金计划，相反还要加强它们，使其具有吸引力。这种养老金开始由公司直接委派专人进行投资管理，后来便出现了养老基金管理和监督银行。这些养老金的盈亏完全是公司的事务，政府只通过政策和法律进行规范，不承担任何义务。

 

欧洲的情况就不同了。理解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分清楚欧洲的公共附加养老金和美国的私营职业养老金的差别。简单地说，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欧洲福利国家建成之后，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欧洲各政党为了竞选给人民以不断升格的许诺，在英国、瑞典等西欧国家都在基本养老金之外设立了和个人收入挂钩的公共附加养老金。如果同时享受公共基本养老金和公共附加养老金，那么退休者的公共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可高达80％左右，这样就使得个人和政府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使得个人无须寻找其他市场保护渠道，因为政府在很大的程度上替代了个人、家庭和雇主的很多职能，成为每个公民一生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种公共附加养老金的设立，使得欧洲传统的职业私营养老金一度衰落。在法德等国家，由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使公民对于社会保险达到了几乎完全依赖的程度。

 

上述这些情况造成了公共部门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同的比例。根据不完全统计，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五十五岁以上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中，来自公共养老金的收入百分比在澳大利亚是36.11（1981年数字），在加拿大是32.63（1981），在荷兰是41.84（1983），在瑞士是34.71（1982），在英国是41.69（1979），在德国高达54.14（1981），在美国只有29.78（1979）。（注：卢森堡收入研究库。转引自：《私营养老金与公共政策》，46页，经合组织，巴黎，1992。）

 

美国的社会保障在公民收入中的比例虽然小，但是社会保障基金运行情况良好。不仅社会保障的财政状况良好，而且私营养老金发展迅速。根据美国劳工局的统计，美国私营养老金的种类在1946年以前只有7311种，1975年增加到34万种，1985年进一步发展到80万种。（注：《经合组织国家中的私营养老金：美国》，9—10页，经合组织，巴黎，1993。）从私营养老金的金额储备方面看，发展亦十分迅速，从1950年的130亿美元储备，发展到1989年的1.836兆美元。

 

私营养老金的快速增长加大了市场在人们抵御社会风险方面的作用，公共附加养老金随之开始衰落。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对社会保障的改革一方面是削减公共社会服务的项目，减低社会保障标准，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通过立法规定，所有企业自1988年4月起必须为自己的职工设立私营的职业养老金。同时，政府还提倡雇员到银行和保险公司购买个人养老金。经过了撒切尔改革的英国，市场在社会保护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而政府的比例则减少了。

 

周弘认为，私营养老金的发展要求政府转变职能。

 

私营养老金（包括职业和个人养老金）是在社会保障体制外发展起来的，所以政府用于社会保障体制内的那些社会行政手段就派不上用场了。从私营养老金管理的角度来看，可供政府使用的管理手段十分有限。从目前看来，无非是税收优惠和立法保障，也就是财政的和法律的手段。不过，由于私营养老金的发展变化很快，所以政府必须掌握有关知识，了解发展的动向和引申意义，才能使有关政策和立法适应发展的需要，使私营养老金的发展能够补充社会整体福利，成为保证社会稳定、同时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

 

私营养老金发展的引申意义很多。例如私营养老金的增长将改变收入保障的结构：降低“固定收入”（defined -benefit）的养老比例，增加“固定投入”（defined-contribution）养老计划的比例。所谓“固定收入”计划是指先确定享受者的领取额，如在社会救助计划中，政府首先根据贫困线确定个人应得的数额，然后再根据支出测算应交纳的数额。由于社会保障的周期长、变化大，而且社会保障的纳税人和领取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结果是这种保障计划往往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给政府造成财政负担。所谓“固定投入”是指先根据投保人的财力确定保险额。至于在领取时这些投入会发展成多大的数额，那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固定投入计划的问题在于它不可能一视同仁。投入的数额是企业法人或公民个人选择的，最后的收益也会因为市场和个人的因素而各不相同。如果一个人总是改变工作岗位，或者向风险基金胡乱投资，那么到了退休的时候，他的这部分养老金与别人相比可能相差很远。对由于个人行为和市场运作的原因而丢失私营养老金的问题，政府是否需要采取间接的措施进行防范，这还是一个没有完全定论的问题。

 

“固定投入”养老金有两大优势，一是它的储蓄性，二是它的可移动性。没有人否认，固定投入的养老基金是投资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有研究证明，私营养老金的回报率高于人寿保险，这是由于投资的比例大于人寿保险金。根据1989年的测算，在美国，私营养老基金53％用于投资；在英国，投资额高达70％。（《私营养老金与公共政策》，106页。）这些投资毫无疑问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是私营养老金与“现收现付”社会保障之间的根本不同点之一。

 

“固定投入”养老金可以移动，这是指交纳者可以从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交纳保费。这样就有利于人员的流动，使人们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和兴趣去寻找工作，同时确切地知道自己有养老保障。这种养老金的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必然给公共养老保障带来挑战。在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中，人们会利用制度的缝隙，为个人谋利益。例如在美国工作的外籍人中，约有17％的移民在工作了十年到十五年之间离开美国，原因是在美国工作十年就可以获得社会保障金的领取资格。这些移民往往在收入最高峰期到美国就职，而在退休前离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国外继续享受美国的社会保障待遇。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中以最高收入的十年作为基数的计算方法，会大大地有利于这些外籍人而相对不利于在美国终身就职的人。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在“固定投入”的养老金计划中，因为养老金的最终所得只根据两种条件：投入和投资，而没有再分配。

 

在“政府投入与社会公平”的议题上，可以发现，政府的投入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政府投入多，公平程度不一定就高，但是政府投入少，公平程度往往偏低。

 

在一般情况下，年龄越大的公民享受公共养老保险的比例就越大，吉尼系数也就越低。在美国，由于政府的作用小而市场的作用大，所以吉尼系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在这里，德国是一个例外的现象，德国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有高达75％的收入来自公共养老金，但是这组老龄人的吉尼系数却高达0.34，和美国的水平相差无几。这是因为德国的社会保险金是和收入挂钩的。德国的社会保险希冀在以社会公平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内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结果养老金市场没有发展起来，而公共社会保障也不能有效地平衡收入差别。

 

虽然私营养老金的比例在工业化国家里程度不同地有所增加，但是正如许多法国和德国的人士所说的那样，“新建一种制度易，更改一种制度难”。要将欧洲大陆的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降低到英美的水平，非需要一场根本性的社会革命不可。由于政治的原因，这种革命还不可能马上出现。法国政府1990年代中期试行大幅度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结果由于群众激烈的反对和频繁的罢工而改弦更张。德国科尔政府的社会保障改革方案谋划了多年，也由于社会民主党的上台而被迫中止。拉夫·达伦多夫指出，当新的贫困出现的时候，人们不是去反贫困、创造就业，而是将贫困和失业都指责为侵犯人权，以维护人权为借口，向政府施加压力。他反问道，“难道要律师来做政治家应该做的工作吗？”（注：拉夫·达伦多夫：《公民权质的改变》，载于巴特·凡·斯廷贝尔根：《公民权的条件》，18页，SAGE出版社，1996。）在这里，对于政府作用的界定就成了关键之所在，政府的作用到底是应该发展经济、提供服务、通过市场创造新的就业呢，还是应该像法官那样，去裁决谁应当得到公共服务？在这个问题上尚有歧见。

 

1996年在斯特拉斯堡修订的《欧洲社会宪章》中曾经明确地指出：1950年在罗马签署的《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所涵盖的是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它和1961年在都灵提交给各成员国的《欧洲社会宪章》完全不是一回事。《欧洲社会宪章》中主张的是社会权利，即各国政府有责任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提高社会福祉。（注：见《欧洲社会宪章》，斯特拉斯堡，1996。）但是，人权具有普遍性，社会权则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在社会保障领域里，既没有欧盟法，也没有国际法。各国政府必须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制订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公民的社会权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由于这种“公民社会权”以主权国家为依托，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冲击必然影响主权国家对于本国公民的保护。（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公民权与民族性》，载于巴特·凡·斯廷贝尔根：《公民权的条件》，21页，SAGE出版社，1996。）

 

私营养老金的发展与市场的扩大相适应。但是，要想让人们结束对政府社会保障的依赖，前提是市场能够提供替代服务。所以，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方面，培育市场比改革政府更加重要。即使是这样，市场提供的服务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地替代政府提供的服务，因为市场的竞争原则高于社会的公平原则。英国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引进了太多的市场机制，结果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英国政府本来希望降低劳动成本，结果反而增加了劳动成本，因为雇主需要支付额外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而私营的保险不一定效率都高，私营医疗保险则比公共医疗服务昂贵得多。还有大量的雇主承担不起这些福利负担，结果就造成了一部分没有职业保障的人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上出现两极分化的状况。

 

另外一种发展是政府间就社会保障进行合作，以利于人员的跨国流动。由于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比较大，所以两国之间的养老金协议超过其他欧洲联盟国家。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可能为欧洲的社会团结带来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货币联盟把主权国家政府的手脚束缚住了，政府不能大规模借贷，不能让货币贬值。如果一个成员国发生了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状况，那么其他的成员国就应当设法救援。英国不愿意加入货币联盟，并且明确地表示不想承担这种责任。

 

如果从撒切尔夫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算起，已经有近二三十年的时间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社会保障制度仍要改革。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帮助人们抵御风险，同时体现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表面上是法律的，但实际上任何法律都不须具备宗教基础，否则就无法巩固和完善。这只要对比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而现在比较难办的的是，由于世俗化过程的加剧，西方社会的法律基础也正在受到削弱。

 

 

第二篇

社会解体与宗教末世论

 

2010年1月21日，美国国防武器签约承包商Trijicon公司宣布，将停止在美军步枪瞄准器上镌刻“圣经代码”，同时免费提供服务，去掉已投入使用的瞄准器上所印的相关标记。所谓“圣经代码”，就是刻着一些圣经章节的数字缩写，而没有明确写出《圣经》的具体内容，例如“JN8:12”就代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12节。该节写道：“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报道称，美国海军陆战队从该公司订购了三十多万个瞄准器。美军中央司令部最初并未认为让驻阿富汗、伊拉克的美军使用刻有“圣经代码”的步枪有何不妥。但到21日，中央司令部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发表声明，称这种做法“有干扰”。他说：“我和驻伊拉克、阿富汗的指挥官们十分重视此事。文化和宗教上的敏感问题是军事作战中需要认真考虑的。”当日，同样使用Trijicon公司瞄准器的新西兰驻阿富汗军队宣布要去除本国军队步枪上的“圣经代码”。新西兰国防军发言人邓恩（Kristian Dunne）说，瞄准器上的“圣经代码”在阿富汗这个回教国家可能引发宗教上的紧张关系，反而不利于军事行动。据了解，Trijicon公司在瞄准器上镌刻“圣经密码”已有三十多年，与美军合作已二十多年。公司掌门人发表声明称，目前停止这一做法是“谨慎而合适的。”

 

为什么美军在这个问题上会有这一改变呢？从“宗教与救难”的角度考虑一下，就不难发现，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自身和敌人的双方情势的复杂演变，“镌刻圣经代码”这一动作，对于美军来说已经从“有助于救难”变得“无助于救难”甚至“有害于救难”了。至少在美军当局看来是如此。由此人们可以想到，“镌刻圣经代码”这一动作，原先可能也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虔诚，而是出于军事上的利用。我最近思考“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的题目，觉得所谓“宗教”多是在“救难”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而且是为了满足“救难”的需要而继续发展的。只要人类还会面对死亡，宗教就无法消除。但是另外一面，体现宗教感情的方式，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甚至退化，也是作为一种逆向的发展，出现在实际的需要之中。

 

文革的时候，中国大陆流行一句话：“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当时掌权的无神论者怎么会有灵魂呢？到处拆毁宗教建筑的无神论者怎么会承认灵魂呢？焚毁灵魂书籍无神论者如何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呢？

 

无神论者谈论灵魂，正如马克思主义者“见上帝”，完全是病急乱投医。但是在这种手忙脚乱、毫无逻辑的思想痉挛中，却也透露了一些人性的秘密：

 

1、宗教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救难。

 

首先，人的最大困难和苦难都和死亡有关；其次，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致力于解决和死亡有关的主题。

 

2、宗教组织在本质上一种救难组织。

 

首先，宗教组织致力于超渡现实；其次，宗教组织致力于超度亡灵。

 

3、宗教组织作为社会纽带。

 

首先是部落宗教的血缘网络与家族意识，其次是高级宗教地域网络与团队意识。

 

4、中国宗教与家族主义：首先是祖先崇拜，其次是杂拜鬼神。

 

5、救难组织与中国宗教：首先，作为救难组织的教会之社会救济职能，是在灾荒、战争、移民中结成横向的团体；其次，作为中国宗族之种族延续职能，传宗接代──纵向团体。

 

6、中国宗教与家族主义。血缘崇拜无视末世论，切断灵性升华，使得“灵魂得救”成为“完全多余的事”。

 

7、波斯宗教的末世论，回教的末世论。

 

8、基督教是在亡国灭种的绝境中诞生、在蛮族入侵的绝境中蔓延的。

 

9、无神论者“具有灵魂”，这说明他们还是需要救难的。

 

 

（一）从康德看宗教的必要性

 

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哲学体系，但是这些体系却被深刻的内在矛盾所分裂。例如，《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年）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更多的用处了，而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

 

然而按照这种逻辑，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1788年）里所要回答的伦理学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尤其他认为，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应该尽自己的义务，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等等。……

 

《实践理性批判》企图让已经被《纯粹理性批判》宣布为没有充分认识能力的人，去认识自己的道德价值，并实现这一道德价值。这简直是胡闹。康德的荒谬还不仅如此，在《判断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1790年）中，他还要迫使如此缺乏认识能力的人类，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回答类似于“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的问题。这时，康德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们就必须假设上帝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据他说，与此相关的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等问题，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等等。

 

这样一来，康德哲学就不仅仅是胡闹了，而成了玩世不恭的游戏。难怪这位经常光顾妓院的老单身汉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最后一章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众星天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显然，他企图用“星空”代替天国，用“道德”代替真理。但是这毫无说服力，因为既然人们不能认识真相，那么人的道德法则与禽兽的行为规律有什么区别呢？他所谓的上帝，因此就是《圣经》中大力批判的“假神”和“偶像”了。实际上，康德先生这种公然号召推广、使用赝品的作假态度，不仅使自己的哲学陷入二律背反，而且为黑格尔以后充斥德国哲学的大量胡说八道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开了一道无可救药的灾害之门。

 

康德的哲学矛盾可能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历，起源于作者幼年时期的精神创伤和心理分裂：原来，其父是东普鲁士的一个马鞍匠，也是信仰新教的虔信派教徒（Pietist，在西方语言中有“假虔诚”之意），幼年康德的精神世界受到虔诚派很深影响。八岁时康德进入学校接受人本主义教育，从此便又反感宗教祈祷和教堂唱诗，并且开始怀疑注重感觉与感受的虔诚派宗教。但他毕竟知道人类不是机器，最终需要上帝和真理，所以他就自己创造了一些概念来作为替代品。康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小时候甚至十分厌世。”

 

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可以说是这位厌世者的登峰造极之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等互相矛盾的原则，至今混乱人们的思想。康德首先宣称“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应该是共和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国家的联盟”，并且得到“世界公民权利”观念的支持，而共和体制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所有人都服从法律”这三项原则之上；它能够保证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公民的约束。共和制是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保证，因为，如果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困难决定。“自由国家的联盟”则是每个国家的共和政体在国际关系上的自然延伸。由于各国作为主权国家已经具备了保障自由权利的体制，同时理性从道德的权威出发，也要谴责作为征服行动的战争，这样保持和平状态便成为一种“义务”。“于是就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它与和平条约的区别将在于，后者仅仅企图结束一场战争，而前者却要永远结束一切战争”。最后，“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而是为公开的一般人类权利、并且也是为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权利与国际权利的不成文法典所作的一项必要的补充。唯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自诩为在不断地趋近于永久和平”。

 

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此异想天开的设想，在主权国家存在的时代完全是个乌托邦，是基于对人性的完全无知或是故意装做无知的假虔诚。实际上，这可能不仅仅是康德的问题，而是德国人的普遍病症，德国人普遍患有自闭症，难以和人正常交往，由这样的民族来设想“永久和平”，其结果就是主权国家的横行霸道和互相屠杀，德国国会大厦的废墟，就是一个醒目的证明。

 

 

（二）宗教的精神

 

宗教感其实是人天性中的一种气质，是一种探询未知和敬畏神秘的心灵本质。在生物学上，不存在没有宗教感的民族；在文明史上，却存在没有宗教信念的民族：例如现在已经脱离了中国文明的“中国人”在总体上就是如此缺乏宗教信念。

 

可是人的心灵毕竟时刻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谛听着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尤其因为彼岸的星光，可以使此界的坎坷，成为神秘的价值。彼岸的存在，于是成为此界前途的一个自然答案。否则生命如何解脱毁灭的阴影与社会虚无主义？正是在“对目标的注视”中，人获得了对于道路的认识甚至确定，也就是说获得人生的意义。

 

虽然哲学不必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所言，是神学的婢女，但知识还是有必要关照信仰的。核武器的发明已使现代人懂得以一种新的迫切性重新认识了这一真理：知识只能利人而不能救人，只有信仰方能在根本问题上托起人类的存在。这样一来，核子武器又使得现代世界“回到了中世纪”，甚至回归到公元初年地中海区域的那种无告状态。所以，现代世界不得不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神。

 

可是神的旨意在哪里呢？“世事顺心者不过十之一二，不顺心者十之八九。”从此，一切群众宗教都面临一个解决不了的大难题：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又是善的，那为何世事间竟横亘着如许之多的不幸和罪恶呢？这种疑问，其实正是由于人的狭隘与自私，结果把上帝的属性以人的标准判断成善恶。但另一种声音却告诉人，只有把上帝的所有属性都作为人的善，人才可能得救并获得平安。

 

以前我们认为：宗教是救助心灵的，科学是救助肉体的，二者都是在一个社会混乱期内迅速膨胀起来的。而不论在末世或盛世，宗教感的膨胀都不失为社会转型的信号。例如末世的真理就显现为：只有克制一己的私欲，才能恢复社会的秩序。于是，即便争夺权力之辈，也需要以克己来号召天下。惟有鼓动了强大的道德力量，尔后才有社会的彼此相爱、相敬如宾，方能保障社会的协同向前。是持续的社会信任，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就和银行的原理和机制近似。

 

现在我们承认，宗教感情是人类感情中最深的一种，而宗教感及其创造物又是人的高级精神形式，那么就应该承认所谓“迷信”对于巩固社会道德是必要的一剂良药。一个社会的宗教气氛越浓，它的人民就越遵循道德，越富于克己和献身的能力。反之，一个社会的宗教信念衰落、宗教组织腐败，则同时往往是道德败坏的。因为在维护道德方面，没有比“迷信”对于人心的威慑力更强的了。所以可以把所谓“迷信”，理解为“固体化了的宗教感”。

 

人类在支配物质的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在支配自我的精神领域却未能显示相应的进展，甚至，“精神升华与物质进步往往还呈反比”──无数史例验证了这一逆境的美德。逆境的美德反过来说，不就是“顺境的腐化”吗？究其根本，无论技术还是精神，无论控制环境还是控制自我，无论瑜珈、气功还是宗教、道德──其归皆一也，助人生存下去。所以，一方面的力量强了，另方面的力量就可能相形减弱，所以人类便失去了“全方位进步”的可能性。

 

在这一原理下我确信，当人类对外部事物的科学认识，达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时，这种认识的末日也就来到了：人们将竭力阻遏这种知识的传播，正如阻遏瘟神一样。也许这种认识所体现的“客观真理”的程度，使人的生存反倒显得渺小，但是面对生存选择的人们是不会如此平静地任凭“客观真理”的宰割──不信你看，东普鲁士马鞍匠的公子康德先生不是奋起揭露客观真理的虚妄了吗？毕竟，人是把生存的迫切性放在一切外物包括“科学知识”之上的。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要么作为人生的实际工具来使用，要么是为人生创造一种赏心悦目的气氛。除此之外，它游离杂人的认识领地之外？这时，人们便需要宗教的砝码，以便平衡位于智慧天平另一极的“科学砝码”。

 

（三）宗教的事业

 

各种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精神事业，会遭遇这么一个怪圈：真理为实现自己的存在光辉，就以谎言甚至暴力来克服人群的惰性障碍；而一旦使用谎言甚至暴力并取得可观的成就甚至彻底胜利之后，就难免产生对这“胜利之母”即对于谎言和暴力的崇拜与爱恋。既然谎言开了头，就不得不求助于暴力来帮忙维持谎言、论证谎言；从此“真理”便与谎言加暴力这一尘世的胜利之母，结成神圣可怖的伴侣。这圣体由此变得嗜血，它仿佛只能在祭坛上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精神事业，变成最有利可图的物资劫夺。于是，新的真理新的精神又开始喧嚣，重演一遍这怪圈中形形色色的风光。

 

自觉地把宗教作为统治手段，在《礼记·祭义》中表露无遗。这便是古代中国国家宗教的要义，这也是中国宗教精神一直缺乏全社会规模的凝聚力的核心障碍。中国在传统上缺失了一个宗教的全民运动，所以民族精神积弱不振。

 

宗教的组织是怎样形成的？在乱世的绝望中，社会的腐败形成了过度的压力，这就激使某些精华人物舍弃尘世，走向精神的归宿。这种无归属的归宿，是一群被弃者为自己的灵魂所寻求的永恒归宿。结果真奇怪，在这极端的非组织倾向中，却产生了最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例如，从耶稣的流浪布道中，竟然产生了梵帝冈的基石！难怪身患梅毒的罗马教宗利奥十世玩世不恭地惊叹：“耶稣基督真是伟大，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财富！”由此可见，人的动物群体的本能是多么强韧，但也因此之故，一切宗教都很容易流于迷信。因为宗教本质上是一项群众的事业，迷信而不是理性，才是这个群众事业的耐用护身符。

 

宗教的群众性使它不可避免地染上某种“卑贱色彩”，如谎言的说教或庸俗的仪式。宗教事业的致命伤，其实也就潜伏在这个地方，它的衰落和朽灭皆由固执迷信，因为个人的灵性毕竟无法穿透群体的惰性。是否可以两全其美呢：既有信仰及精神升华，又不导向迷信？很难。确实很难。因为宗教不是哲学，它的基础是集体的感情而非个人的理智，这足以构成持续性的迷信温床。这就应了一句古语：由何而生的必由何而亡，由何而得的必由何而失。哀哉，没有一个永远停在正午的太阳！

 

于是我们看见：最动人的使徒殉难与最严酷的教会统治，仅隔一步之遥。受害者的位置和加害者的位置，经常互换。这在政治角斗和商业纠纷中就更为常见了，甚至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

 

但是，允许我们模仿某位教父说一句吧：“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卑贱和庸俗，何尝不能显出高贵和超凡呢？这里面的转化秘密就在于“爱”：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保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在宗教事业、宗教组织和压迫下，灵魂不朽只能界说为：自负天命者的精神本能，总有一天又会萌发，相隔千年仍能互相感应。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样的日月升沉，除了“灵魂不朽”外，还能有别的界说吗？灵魂不朽的“其它途径“，并不被我们所确知。

 

也许印度教神话经典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谓灵魂不朽：这世界的保存者毗湿纽（Vishnu），在创世的间隔期内，倚坐在宇宙汪洋中巨大的有毒龙王和无边龙王之上，他在此经历万千世纪的沉眠状态可称为“赐福的潜伏期”。他将宇宙包容笼罩于自身以内，在每一创世纪到来时，他即醒来再造一个天地──仿佛在莲花池中，从他脐中长出一朵金色的莲花。花中诞生了梵天（Brahma），后者为毗湿纽创造了宇宙……毗湿纽每作一次这新的“阿婆陀罗”──即“为救世而化身降凡”──都恰巧符合世界的每一时劫。

 

显然，这样的毗湿纽是宇宙的种子而不仅仅是“宇宙的精神”，或只是种子意义上的“精”与“神”。他不是创造世界的上帝，而仅仅是上帝用来创造的“信息”。

 

我们理解：

 

1，精神的领袖──文明的种子就是人间的毗湿纽。他为文明的延续、复兴和免于毁灭，而操持内功。

 

2，在他重新用世之前，必须修道涅槃。

 

3，在这神奇韬晦的时代，精神种子一面沉醉在无边无际的天命汪洋，一面又与自身的罪孽、毒障、内在的怯懦，无声无息地搏斗。为了创造新的世界，就先铲除自身的余孽。

 

4，在隐退中修道，在修道中涅槃。在这孤独、晦暗、漫长的赐福与潜伏中，他已将整个旧宇宙、旧文化尽行重新融化以便为缔造一个新的精神洞府打下基础，一颗神奇辉煌的种子形成了。

 

5，他既是人间的保存者，又是历史的仆人。每当文化创世期来到，历史的晨光已经透露，他就醒来，并着手气象万千的拓荒活动。

 

6，毗湿纽脐中的金莲花，不就是先知──精神种子的思想果？

 

7，梵天，作为毗湿纽创世使命的执行者，不就是革命者？不就是文王之子武王吗？他号称“绝对”。而一切实干家总是奉绝对为圭臬的，虽然精神种子（武王之父文王）总是相对主义者。

 

8，毗湿纽─文王的灵魂因此不灭。每当世界需要更生之际，这灵光便复苏，并降凡于焦渴的大地。

 

（四）宗教是伟大的哀哭

 

宗教是“伟大的哀哭”。

 

一方面，它发自对生命的怀疑、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悲悼；另方面，它抵抗了怀疑的侵蚀，并安慰了无边的悲悼……于是，宗教不能不因此陷于二律背反的泥淖中，这泥淖再现了人性之真并满足了人性的相反需要，大智因而并不谴责宗教的矛盾，而是容忍它甚至面带微笑地赞助它。

 

依据风俗和知识的不同，宗教的门类纷纭复杂。各派的神话、希望、秘仪、祭祀、教理、戒律……均有极大的不同，而且经常“互别苗头”，生出许多异端和事端来。然而，这是就其小处和细节而说的，若就大体而言，就宗教的整个气质、风格、倾向、以及神化的色彩而论，象征性地说，可以把宗教分成有两种：一种是“男性的宗教”，一种是“女性的宗教”。

 

宗教，有时是种统治形式；有时是种抗议形式──这不可“一言以蔽之”的。抗议形式的宗教是男性的宗教，统治形式的宗教是女性的宗教。一种宗教的性质取决于人们即它的信徒和它的反对者们，对它的感受和反应。在工具性的层面讲，一种宗教的性质包括其色彩、仪式、功能、方向等等，取决于创造它的那种战略需要，甚至取决于它的创造者和奠基人的性格。创造者的苦难、喜悦、迷误、彻悟，无一不给这宗教及其命运打上磨灭不掉的烙印。除了这些可以估计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永远的未知数：一种宗教的性质将被它所经历的宇宙命运所支配，它的兴衰也不得不受制于此，不得不受制于它所遭受的内外压抑。希腊人对此早有深切的认识，在他们的观念中诸神也受着“命运”的支配。总之，宗教不是终极，所以佛教徒会问伊斯兰教徒：“天堂以后是什么？”后者无言以对。因为他们的经书上没有讲。而佛教却认为，天堂以后可能是一切，包括地狱，因为时间没有尽头。

 

从婆罗门教到佛教的发展而言，小乘佛教可算理性的“第二信仰”，但后来的大乘佛教则重新回归为迷信的“原始信仰”。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打开整个佛教史的蕴奥。从佛教的小乘──大乘这一堕落过程看，信仰对于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虚荣，一种风尚或一种无奈。这就足以解释：作为少数人的灵魂反抗的精神分泌物，宗教何以成了多数人日常的归依。

 

这里面的秘密就在于：精神是不可言传的思想，思想是可以言传的思想，思想作为精神和语言之间的中介，最终也只能是一个道具！

 

（五）虚无主义与宗教

 

为什么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文化莫不起源于某种宗教？──因为这世上就没有比宗教情感更强有力的生命力。僵硬的宗教外形下面──掩藏着活脱脱的生活热情！高级宗教对生活的鄙弃只是一种形式，这乱人视听的形式下汩动着如此强劲的一个愿望：要为一种新的生活提供足够的热情！而这些深沉的热情只能通过宗教的神圣压抑，来凝聚。这真是离奇的假面舞会！例如从文明史的角度说，在解放派们纵欲浪行中，实际上发泄了对于生命的深刻不信任、对未来的深深绝望，他们好像在追求生活，其实是在追求死亡、逃避生命。他们好像在以浪行驱逐死亡的阴影，其实死亡已经通过浪行深入他们的灵魂，他们不得不在精疲力竭中迎接死亡的阴影。──这是死人戴上活人面具在舞蹈。

 

在宗教狂们和禁欲主义者们的苦行中──何尝没有包含对于生命的挚爱和希望？他们好像在躲避生活，其实在酝酿新生活。他们的苦行好像仇视一切、毁坏文明，其实是想从毁灭与堕落的阴影中，挽救一切也挽救自已。──这是活人戴上死人面具在舞蹈。

 

如此看来，虚无主义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阳亢？确切地说，是阳亢之后的虚脱。因此要治疗虚无主义这一精神痼疾，必须从解除阳亢状态做起，至少需要缓解阳亢状态。而缓解精神阳亢的有效方法，不外乎肉体上的苦行。诸如无眠、禁食、寒冷、暴晒甚至自我鞭笞等等。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虚无主义总是流行于伟大宗教兴起的前夜，为什么伟大宗教的兴起总是伴随着苦行与自我鞭笞，尤其是精神上的自我鞭笞！

 

如果没有严格的苦行与一丝不苟的自我鞭笞──那如何从虚无主义的没顶之灾中解脱出来？虚无主义不仅毁灭人的生活愿望，还使生活本身沦为忧郁症的温床，即便这种生活从客观上说很是优渥，颇具吸引力。反过来看，如果驱散了虚无主义的迷雾，即使艰苦的生活也将焕发出迷人的神采，即便这种生活从客观上说充满了苦难。

 

但在虚无主义看来，“客观”是什么呢？是世界上最大、最顽固、最易迷惑人的幻影。“客观”才是一种主观的失误与主观的变态！因为人所依据者──永远是主观感（受）；而不是“客观”。康德就是这么主张的，这位虔诚的老单身才是近代一切虚无主义的真正鼻祖，他把真正的客观等于主观感受，就像把妻子等于妓女（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这样认为）。其实，妻子和妓女是不同的，正像异性婚姻不同于“同性婚姻”──前者以传种为目的，后者却毫无结果地“开花”。虚无主义不能生育，虽然它的花朵可能美丽。虚无主义能给人透彻的眼光或说“虚无主义是透彻眼光所获得的视象”，但透视的结果是过早看到了死亡，因此历来的虚无主义泛滥无一不是暴烈革命的预兆，为了消弥它后继无人的预告，大屠杀就应运而生了。在这种意义上，康德是纳粹死亡营的真正导师，希特勒临死时决定结婚，等于对康德哲学划出了批判的句号。

 

（六）神秘朦胧的光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保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宗教的背景常是朦胧而无法细察的，它既不可就近观赏，也经不起分析的推敲。然而它庄严、神奇甚至美妙，中和了人性的恶毒。例如在印度，公元八世纪以后被压制的婆罗门教从社会下层再度浮升上来，而将场面上的佛教逐渐吸收，形成了新的印度教（Hinduism），这是婆罗门僧侣把一切教义以及民间奉祀全部纳入其正统宗教范围之内而进行的“诸教混同”的结果。梵天、毗湿纽及湿婆（Shiva），调和了印度的三个主要宗教：

 

 

1，婆罗门教是尊奉《吠陀》经的祭司阶级的宗教；

 

2，具有各种形式的毗湿纽教、如黑天崇拜及罗摩崇拜等；

 

3，本身就是一个复合神的湿婆（Shiva）崇拜。湿婆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吠陀》中的森林及旋风之神并兼任治疗之神的鲁特罗（Rudra）。

 

梵天（Brahma）是印度神话中宇宙的灵魂和创造者，在传统的美术中他被描绘成四头四臂的形象，他渊源于《奥义书》中“绝对”观念。毗湿纽则是从《吠陀》中的日神演化而来，他骑在大鹏金翅鸟身上，遨游世界。据说，他是世界的“保存者”，在他每次创世的巨大间隔期里，都倚坐在宇宙之海的巨大毒龙身上，在这漫无边际的经过了无数世纪的休眠期中，他将宇宙尽尽包容于自己之内，当一个新的创世期来临时，他就倏然醒来──从他的脐中长出了一朵金色的莲花，从这花中，宇宙的灵魂梵天诞生了！他为毗湿纽创造一个崭新的宇宙：

 

“在悠悠千古中，

亿万天神都相继寿终，

在此期间，

多少梵天也将死去。

在此之后毗湿纽天也不复存在，

而这时间对湿婆则曾不及一瞬。

当地、水、风、火、空尽归消灭，

亿万梵天、亿万毗湿纽也尽死亡时，

湿婆收集起众神的头颅，

为自己做一璎珞，

戴起来，

作无人能仿效的单足舞──

这里骷骼在他的八个肩上相击作响，

他唱无人能唱的玄奥之歌，

领受无人懂得的欢乐。”

（一首南印度泰米尔人[Tamil]的诗歌）

 

朦胧是宗教的背景和基础，但宗教的结晶却是神秘的光辉。伟大的宗教在这毫无锋芒的光之中，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力量。从朦胧的背景到神秘的光辉：是宗教的生长过程。而从神秘的光辉再到朦胧的背景：是宗教的衰微过程。

 

前一个朦胧可谓晨光，后一个朦胧可谓暮色，前者建基于纯朴的信仰冲动，后者建基于陈腐的心理习惯，可以把前者叫做“预感”，把后者叫做“迷信”。

 

如果承认“宗教”与“迷信”的区别，那么事情就很明显了：维持群众的道德，得之于迷信的力量远较得之于宗教的力量，为多。或可以说，迷信是物化的信仰，而宗教则始终是精神性的，在世界没有代表。例如梵帝冈作为“代表”，其性质值得深思。对机构（如“教会”、“僧团”、“家族”、“党”及一切类似的组织形式）的信仰，一般是迷信而非宗教。就这一点而言，甚至可以反过来将道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视作变相的、特殊的宗教情感。当然，在伦理社会中维护并支持这一精神的势力，仍不免流为一种政治的迷信。所以要利用宗教的社会动用，那就很难排除“迷信”的一席之地。

 

清人纪晓岚（1724─1805年）《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册453页有云：“法无邪正，惟人所用。如同一戈矛，用以杀人则劫盗，用以征讨则王师耳。术无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龟手之药，可以售卖，亦可以大败越师耳。物各有所制，药各有所畏。神道设教，以驯天下之强梗，圣人之意深矣！”

 

这与我们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宗教是战略的终极形态。即，宗教本身无优劣、无正邪：全视它的药性如何，全视它是否诊治百病，而药性，离开了受药者的状况则等于乌有。故，宗教能否德音普照，不但在于宗教如何也在于接受者如何，坏的宗教不能让好人得救，好的宗教也不能让坏人得救，所以败坏透顶的社会无药可救，宗教布道只能使之变得更坏而不能使之改良。

 

再来看看“人间罪恶”。人间罪恶并不像禁欲宣传家主张的那样，是生命现象即欲望的同义语，而是那种会导致生命力量萎缩的失调现象，也就是某种“过度”。根据清教主义理想，消除或降低人间罪恶的方法似有两种：

 

一，归返原始；

 

二，改造人性。

 

归返原始虽有感召力，但毕竟是幻想，老人怎能返归为少年呢？而人性的改变又慢得不可测度，所以，罪恶是只能“控制”而难以“消除”的，控制就是允许存在但加以限制。可以说，人性和文明本身就先天含有破坏自然状态的“过度性质”即先天含有“罪恶”，所以清教主义的“归返原始”和“改造人性”，不可能奏响历史的终曲。

 

（七）宗教与战略的关系

 

在我看来，“大战略”的终极形式就是宗教。一切宗教，从功能上来说都是被作为战略来“使用”的，特别当它作为群众现象，发挥着集体功能的时候。英国人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曾经说过，群众的哲学就是宗教，而个人的宗教就是哲学。从这种角度说，群众宗教只能纳入“社会伦理学”，经院哲学则属于“宗教伦理学”或干脆说就是本体论，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受基督教经院极大影响，名为宗教批判实属宗教伦理学─本体论，因为他以批判为主，提出的道德规范很少，他新开了一个破坏性的时代，亦不失其伟大。

 

相比之下，实证主义者不想知道另外的世界，更不愿意想象玄学之美，岂不知道人生的需要不可能被科学规范替代，何况科学也不可能提供哲学的要素：意识形态。科学化了的意识形态，像是电脑，取代不了人脑，这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比“不科学的社会主义”更加缺乏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群众的哲学也在发挥其战略功能，如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就变成了如此一种“宗教”或是战略。即使那些寻求个人得救的宗教本身，通常也不是作为目的（即便最狂热的信徒也不得不承认），而是达到天国的一条梯子。从各种意义上说宗教都只是一种手段：对心灵空虚的人，宗教它是充实生活的一种方法；对于渴望战斗与征服的人，宗教增强冲力及耐力的一付仙丹；对于深遂的思想家，宗教是寄托日新不已的精神活动的一个场所；对于苦于病痛的群众，宗教是安慰与镇定的一粒药丸……

 

任何战术必然配合战略并以战略为指归；而任何小战略必然配合大战略并以大战略为指归；按照同样的原理，任何大战略必然配合宗教并以宗教为指归……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宗教对于人生的作用也正如斧钺对于敌阵的作用那样，可以单刀赴会，也可以所向披靡。宗教，人生的利器。所以，宗教不仅像无神论者宣称的那样是消极的存在，也是极为积极的存在──例如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无神论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并发挥着战略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无神论的宗教麻醉作用显然还要大于传统宗教，例如它把人描述为物质，这样一来，群众便可以按照上级的命令毫无愧疚地去迫害别人，因为大家都只是物质，可以按照“理性的要求”（像康德主义教导的那样）毫无顾及地执行一切被传统宗教视为伤天害理的计划。

 

各种宗教包括无神论宗教的功能都落实在其战略职能上，区别只在于其形式依据社会条件而有所不同，而宗教首领包括无神论的党委书记的职业关键，就在于怎样塑造它和怎样运用它……关于“宗教是精神鸦片”这一无神论的神话，我想就不必多辞藻来予以驳斥了，我只想附带说一句：如果说宗教是精神鸦片，那么这一定是战败者的遁辞，例如马克思本人从1848年革命的失败中逃亡英国，从此终身不敢回德国一次，所以他认识真相的能力受到极大的局限。他的眼睛好像得了白内障，根本看不见阿拉伯人如何利用回教获得了世界统治权。回教根本不是鸦片，而是战略。马克思不仅昧于历史，对未来也毫无预见，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发明的“科学理论”会被后人当作宗教使用，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蒙昧主义的一种类型。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是被社会主义国家当作战略而不是当作科学理论来使用的。就正如被利斧所砍倒的人，可能会觉得利斧为他带来了灵魂的安宁（假如他死后有知）！宗教不仅是战略，而且是一切战略的指归与最高表现形式──因为其它战略都是有意识的工具，相形之下宗教却是无意识的工具；有意识的工具作用有限制，无意识的工具作用无限制。宗教的战略功能因而决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战略工具，它的作用不但大得多，而且由于它太大了，反而使人们看不见它的真面目了。

 

迷信各种宗教的人们因而竟然看不出这么一个简单清楚的历史事实：宗教是大战略的终极形式。这不能完全怪罪人们的短视，实际上，这是由于这种“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短视，人们才能彻底成为宗教战略的无意识工具，从而使得宗教的战略只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从绝对真理和认识论、本体论的角度说，这一短视乃是人类的悲剧，是人类受制于动物本能的一大证明。但从人生战略上说，这种短视却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离得太近，所以当然看不见舆薪之全体。为什么需要离得这么近呢？人生的千种原理皆归要于“捕食”二字。如人类的视觉功能及其视觉习惯都是基于“捕食”和“逃生”的需要，而不是基于“探寻真理”的需要；对于人类而言，捕食与逃生的所在也就是真理的所在了。

 

当然，人类群体的这种短视，是需要少数警醒者为之付出代价的，就像大雁群体休息时需要放哨者，猴群也是如此。人间的放哨者就是先知者，他们为了及早发现真相而生，也为及早报告真相而死──以便及早调整群体行为，而又让群体的其它成员活得安心。放哨者─先知者们得知的真相远远超出了“捕食”和“逃生”的范围，而达到了一种“自我观照”及“与天地造物者游”的超常意境；而在此意境中的优游其实也并不与“捕食”、“逃生”的活动相矛盾，反而往往为捕食─逃生的活动开拓了新的前景──颇像“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往往不局限于应用技术而独自发展，但科学的发展最终必定导致技术革命。

 

……

 

上面我们把这个真相揭示了出来，不知会引起反对的轩然大波，还是将被默默无闻的视而不见所扼杀──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决不会在平安无事中被人们认可接受的，否则它就违反人类作为“类的人”的基本本能了。任何放哨者所发现的真相尽管其形式万千变化，但都脱离不了那个底蕴：“真相的命运就是绝对不可以被人认识。”这不仅意味着真相必须封闭起来默默行使其职能，而且斗胆公开宣告它的必须死！甚至要像《创世记》上的撒但一样遭到永远的咒诅和流放。

 

但从应用的角度考虑，真相若不遭受掩盖与排斥、放哨者若不遭受迫害与压制，反而成不了气候。撒旦要是不被流放，那就不会有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这也许是好的，但却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

 

新的生命需要宣布新的宗教，新的生活需要新的战略。新的世纪必然会产生新的信仰！否则新人便无从以生存、扎根，无从获得预警系统。这决不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或是故作惊人之语的哗众取宠，而是基于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因为人们亟需一种新战略：在一个丧失了平衡的社会及平衡感的时代社会里，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战略，任何人都无法正常活下去，很可能像北美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那样遭到系统的灭绝。尤其对于身陷劣势的被压迫民族，更无法重获必要的优势。

 

不仅要活下去，还要主动地活着，不丧失身份地活着，充满创造精神地活着，总之，要“自由地活着”：就必须创造有效的新战略─新宗教。

 

新的宗教战略如果得当，就能给它的实践者带来他转劣为优的契机。而每一个“好”的宗教，在我看来就是能为其信者带来转机的战略。每一个人，确切地说每一个志士，不论他曾否意识到，他的生活倾向和所谓的“目的”，无非就是在寻求“优势”：这个为人人所渴慕的“优势”，它的表现形式尽管有万端，其质则一也：更健康、更平安、更强大、更长久。这些目标不一定必须诉诸于武力来达到，它还可以有种种“文明”的即创造性的方法来予以实现。正如“传播基因”，也不一定就是生物复制的遗传意义的基因，它还可以有各种文明的即创造性的形式及化身……如散布思想信息，也可被视为是扩散基因的努力，因为“基因”说到底也不过就是一种“信息”。

 

 

第三篇

宗教救难组织的战略

 

（一）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之作为战略

 

一切历史都已极其清晰地证明了：宗教，首先是作为一种战略而兴起的，并作为一种有效的战略而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扬与扩张──反过来看，一旦某种宗教丧失其主要的战略价值之后，即将迅速地趋于衰落，所以，要想保持并发扬一种宗教的价值和优势，必先保持它的战略优势并发展它的战略价值。这种机制也必定迫使一切宗教都处于不断地自我调整中，所谓宗教改革其实就是通过调整信徒的心思意念来改变这种宗教所包含的战略价值，并维持和扩大其信徒的战略优势。因此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并不间断的流程，只是出于连贯性的、“保持传统”的需要，这一点很少被张扬，而经常被极力掩盖起来。这种掩饰是出自一切宗教流别的本能，目的是在获得“正统地位”，所谓正统地位也就是表面上“永不变质”承袭了老祖师爷的真传、嫡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一切宗教都能成功地调整其战略布局，从而不断维持其活力和优势地位的。相反的，历史的事实却在在向我们显示：几乎一切宗教最终都不能及时地、够量地完成这种战略重心价值的调整，故所有的宗教都先后趋于衰落了。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限度”的问题。一切人造系统包括宗教系统莫不有其先天限度并受其创造设计方面的先天限制。宗教战略的这一有限性和它宣称的无限性完全相反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种有限性在实际上决定了它们的命运，构成了它们的真实“定数”──“定数”无非就是先天的限制。“定数”的存在决定了各类人及其战略包括宗教战略的寿限。先天限制（定数）＋后天限制（机遇）＝命运（寿命及各种生活遭遇）。各类宗教的终归衰落，它们的神也必须死──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丧失了人间的功能（工具性能）。试想，如果一种宗教的信徒都死光了，那么岂不意味着这种宗教的神自己失传了，从而也“死去”了？所以，不论教义如何宣称相反的价值，弘扬任何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它的信徒活着，而且活得更好更长，并且用《创世记》的话说，“生养众多”。难怪《金刚经》说，“世无众生，依何成佛？佛度众生，众生亦度佛也。”（《资粮分》）本来，宗教之作为战略的终极形态，是人生斗争的终端武器，可是这种战略工具（宗教），也正如一切工具一样，在其发展途程中会逐渐透露出一种致命的倾向：越来越把自身予以目的化了，也就是说，一切工具在其使用过程中都渐渐不再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工具性质，反而日益俨然以目的自居了。尤其当它受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但又逐渐地克服了这些阻力之后，更容易自满和迷惑起来。更有甚者，它们还将反过来要求原先它们所服役的那个目的（如人的战略优势），来屈从宗教自身的需要，并进而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本身的幌子和保护伞；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本身的证据和论证过程！简而言之，要求战略目标成为战略工具的工具！这种悖理现象终于一再发生，这种悖理终将导致一切宗教的正常机能趋于衰退。

 

当一种宗教已不再自视为一种战略工具──尤其是在这种宗教的最高代表人物的心目中，而俨然自诩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目的时，它的僵化就是不可救药的了，它就难免趋于衰亡了。试想，如果任何一种宗教以目的自居，它还能同意对自己历史形成的许多教条与定理自行损益吗？当然不会。相反，如果它非常本份而清醒地自居于工具地位，眼光落在远大的人生目标上，视野展开于天命的洪范中（洪范者，伟大的彝宪也），它就不会拒绝自行调整修改它属下的教条与定理，使得这些“工具的工具”得到更好的修葺，让“影子的影子”不再遮蔽本体的阳光……较大的弹性，才能配合目的的需要。如此，则这种宗教之作为战略工具来说，才是大有前途的：它并未僵化，还能以屈求伸，以损益战略工具来追逐战略目标。

 

宗教作为战略是充满阳刚之气的，而宗教一旦成为归宿，则成为阴性的了。被作为失败者的逃难所而藏污纳垢，于是成为赎罪的渊薮。要想保持一种宗教的清洁，正如想保持一种宗教的生命一样，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秘不示人的战略工具来使用；而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目的来贡奉，即使不是为了战略利益和胜利，而是为了宗教本身也应该这么做。因为，使一种宗教趋于停滞和速朽的最好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把它当作生活的目的。这样，宗教的理想主义目的（净土、天国、乐园）是达到了，宗教的实际功能（即战略功能）却丧失了。

 

下面我们粗略地看看宗教的实际功能：

 

1，阿蒙教。阿蒙教是作为古埃及统一运动这一战略目标的工具来使用的。本来，阿蒙教是作为埃及精神权威的表现而存在的，可是一旦它成为目的之后，即便外国人只要名义上信奉它，即能牢握埃及的统治权，有的像儒教在中国的处境（满清和日本人入侵中国后都积极奉行尊孔路线），这样一来，它原先的战略性能遭到瓦解，埃及也因而积弱不振，终于亡国。，而且阿蒙教本身也随着它的雇主（埃及）的毁灭而消失了。也许可以说，灭亡埃及的并不是外来的蛮族入侵，而是原来用以保卫自己的阿蒙教。

 

2，摩尼教，作为摩尼及其信徒反抗的战略工具：这从摩尼教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它始终被作为官方宗教的拜火教（祆教或叫琐罗亚斯德教）所排斥。而且，连拜火教也只是作为同样的战略工具被制造出来的。据说，光明与黑暗的永恒斗争的主题是发自高原人与平原人的永久敌对。高原人通过拜火教来增进自己的战斗意志，直到从精神上摧毁并征服了平原的敌人为止。

 

3，犹太教，原先是依据圣经信仰发展起来的，但是通过对于《圣经旧约全书》的特殊解释，某些人把自己作为特殊的“选民”并对其他人民进行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尽管圣经上充满了爱人如己的教导。这些记载相当清楚，可作为特殊标本予以研究。犹太教的形成分成三步：最先，圣经信仰引导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羁绊，并进入“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从历史学而非神学的意义说，出埃及的信仰，是作为战略工具被摩西创造出来的；其后，以色列人回到“流奶与蜜的地方”之后背叛了圣经信仰，结果被掳，然后在摆脱巴比伦人的奴役的过程中，一群先知（以赛亚为首）脱颖而出，发展并定型的圣经信仰；最后，犹太教则是在失去了“流奶与蜜的地方”之后，被法利赛人的后代在圣经信仰的基础上创造出来，以《塔木德》（Talmud）为中心，与基督教对抗。

 

4，婆罗门教。婆罗门教里面虽然含有土著达罗毗荼人的神，但在总体上说是雅利安人流窜掠夺殖民亚洲的战略工具。也许在他们着手掠夺印度以前已有了婆罗门─梵教的雏形存在；但同样无可置疑的事实是，这种宗教的成熟过程只是当它被作为雅利安人从心理上奴役和征服原始达罗毗荼人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5，佛教和耆那教。佛教和耆那教是作为反对婆罗门教部落主义的战略工具而出现的，不妨认为佛教和耆那教是刹帝利武士种姓夺取婆罗门僧侣种姓的宗教权力的借口，耆那教也有类似的功能。当然，不能从僵化的阶级斗争公式去理解真实发生的情况。其背景可能极其复杂，甚至认为猜测，佛教和耆那教的起源也许与周朝的扩张对楚国的压迫，以及由此引起的楚国势力南下有关。楚国南下会对“印度东北地区”即“黄种人的印度”──阿萨姆等七邦，构成渗透压。阿萨姆邦历史上从来不能算做印度的一部分，事实上与缅甸一样，只是与印度的联系密切罢了。我们为什么假设周朝征服造成楚国势力南下（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给印度─缅甸造成巨大压力？原来，同一时期安南半岛即所谓印度支那确实出现了民族迁徙和社会动荡，由此卷入印度东北部的黄种人地区并波及“饭净王”（释迦牟尼家族）所在的尼泊尔─喜马拉雅山麓地区，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年代久远使得这一系列历史事变之间的关系，日益模糊，但上述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佛教虽然宣扬无为而涅槃，但它毕竟是作为众生平等的战略工具而被制造出来的，它不但反对种姓等级制度和寺院制度，而且具有“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早期基督教十分相似。如果我们从“战略功能”这一点去认识早期的部派佛教与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例如，大乘佛教的战略职能已经不再是打破婆罗门种姓的优势和寺院制度的垄断、谋求众生平等，而是满足群众的偶像崇拜的欲望了──这与原始基督教到天主教的发展，十分相似。因为佛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其实具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其他宗教亦然），随着社会对其支持的战略功能的变化，作为战略工具的宗教形态亦必出现相应变化。

 

6，基督教。基督教起初是作为犹太人的救亡运动的战略工具被理解的，在这一点上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甚至导致他被犹太人出卖，耶稣明确宣布：“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八章36节）后来，耶稣的复活使得基督教的战略功能完全改变，一举成为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从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人的救亡运动，而是作为外邦人的普世之光而急速传播。它的矛头虽非有意直指恺撒及罗马政府，但无意中否定了一切地上强权的至高性质，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宗教强权的至高性质，所以大祭司和法利赛人的宗教势力比罗马的军区司令还要容不得他。此后，地下基督教作为对抗罗马帝国日益堕落的振兴努力之战略工具以及天主教作为对抗蛮族入侵并在蛮族入侵后保存文明的战略工具，被不断变化使用。同样，对基督教名义下面挂靠的各个教派，我们也不妨应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其战略需要到底是否共同？如果相同，为什么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分歧和角逐，甚至坚韧不拔的宗教战争？如果不同，那么它们各自的战略需要又是什么？进而言之，这些不同的需要怎样塑形了这些宗教派别的各自形态？包括其神学理论和解经方式？尽管“天国”的共同作用是在绝境中为人们提供不朽的和毁灭不了的永恒场所，但在不同教派那里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其宗教心理的战略功能也是有所不同的，如有的宗教和平，有的宗教好战，有的宗教积极，有的宗教消极……人间一切气质和需要，几乎都可以找到它自己的“宗教代表”，或曰“战略工具”。而不论什么宗教，都可以被视为是在忠实履行其战略工具的作用，而在发挥其它战略工具发挥不了的制胜作用的，因为宗教是战略的终极形态。而这一点，并非惟独基督教表现得特别明显。但基督教所激起的心理力量，在欧洲人的扩张运动中，却起了重要作用，即使不算它所唤起的十字军精神，也是和基督教前此千年的岁月中暗暗培植的力量分不开的。尽管我不想本未倒置地强调这一点，但也不应完全忽视宗教作为欧洲扩张的战略工具的妙用。

 

7，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贝督因人历史性扩张的战略工具，以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方式，暗暗激动了那个麦地那的短工，使他在山洞里看到了一个怪物的幻象……他终于在亲友的劝说下决定克服自己的恐惧，激动起来，开始一场“精神革命”和“政治革命”。尔后，伊斯兰教又继续成为阿拉伯语扩张的战略工具……在叙利亚、在波斯、在埃及、撒哈拉，在阿富汗、在印度、在孟加拉甚至在南洋群岛和菲律宾以及整个东非沿岸──伊斯兰教都成为一切外来侵略者的得力工具，而且是战略性的。可以预料的是，在未来的年代里，伊斯兰教还将成为伊斯兰民族和非伊斯兰教民族之间的“火线”，是前者继续颠覆后者稳定并阻止其社会复兴的战略工具。下面我们将要谈到：这一点现在已经微露端倪了。

 

8，印度教，作为婆罗门种姓反击佛教和耆那教的平等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阶级报复”的战略工具，它的制作和发展大大得益于其敌对的势力──佛教和耆那教，大概是毫无问题的。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学习并非一种心悦诚服的归化，而只是临战前的锻炼刀枪罢了，所以在消灭了佛教和耆那教的普世主义之后，婆罗门教的部落主义在印度教里复活并强化了。尽管印度教比婆罗门教更有力地控制了印度各民族各种姓，但在伊斯兰教的入侵面前它却因为丧失普世主义的部落性格而一筹莫展，被事实证明是一个完全落伍的战略工具。

 

9，儒教，虽然除了两汉时代的谶纬流行期，它从来都不具备世界上其它宗教的神话色彩，因而只能算是一种“准宗教”；但是无疑地它却覆行了中国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宗教职能。例如，它为中国文明提供了两千多年的思想源泉，它也是作为主宰中国社会生活最为有效的战略工具，而被运用的。例如，中国之所以能先是避免像西罗马帝国那样灭亡（南北朝时代），后来又避免象东罗马帝国那样灭亡（元代），而清代又逃避了奥斯曼帝国属民的改宗噩梦，虽然由于地理上独立格局和文字上的防火墙等原因，但儒家传统的深仁厚泽也是起过重大作用的。如果我们承认现实就可以看清：无论是两汉的儒教，还是宋以后的理学，都是忧国之士渴望拯救天下的战略工具，它们的创造过程，虽无其它民族的宗教狂热，但却更多理性的自觉。儒士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理性主义者”，其理论是被明确用来“平定天下”、“收拾人心”、重建秩序的──议礼、制度、考文。《周易系词》明确说明其战略工具的职能：“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清楚不过说明中国的战略家们怎样地洞察了人类心理的特点并积极准备为使“天下服”而缔造一柄锐利的“天然权威”──神道。其实日本的神道教也是基于类似的特点，虽然它又加上了日本民间的神话故事，更加契合当地群众喜爱迷信的心理特点。再看先秦诸子，他们中至少有三派成为后来中国准宗教的鼻祖──儒、墨、道。这些精神的战略的“旗帜”，是一些理论学说，但它们作为理想社会的战略工具的性质，却是无庸质疑的。其主人们，其创造者们，其鼓吹者们，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文明危机，竭尽全力，设计了各种型号的战略图谱，这些五光十色的蓝图著作也就是他们的战略工具，是他们“干世主”时争取影响力量的广义筹码，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鞅、慎到、申、韩，也适用于孔、墨、孟、荀，而且庄子也不能置身事外。至于《老子》，更被我们视为世界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宗教战略著作”，正如军事领域的《孙子兵法》……

 

10，东晋以后的道教，毫无疑问地不同于东晋以前的道教各派，这是因为佛教的成功入侵，已使得道教成为对抗佛教、在宗教领域尽可能保存多一点的中国色彩的“民族文化”或“本土文明”的战略工具了！这种工具职能的变化，使得佛教化的新道教的形态，直到北宋末年才重新稳定下来：我们不会忘记，这也是“三教合一”的新道学崭露头角的年代。北宋时代，真是堪与春秋时代前后辉映：同样开出中国文明的两大鼎盛创造期。无论在思想、艺术、制度、技艺、风气方面都莫不如此，这个有力的事实也在不知不觉中。同样，南宋的格局犹如战国，元犹如秦，明清犹如两汉，现代中国犹如三国演义和魏晋南北朝……

 

11，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无论君主立宪、共和民主，还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是明显作为战略工具被使用的。例如，君主立宪是汉人官僚的战略工具，共和民主是汉人平民的战略工具，三民主义是职业革命家的战略工具，共产主义是俄国世界革命的战略工具。中国现代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文明的本质原是实用主义的，例如史官文化的背景和先秦诸子的表现及两千年以来的“儒学”的演变，都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但无奈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全球化的关头：如果不诉诸超越实用层面的生命本能，中国就无法保存自己的合理文明，更不用说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精神来发扬光大它了。就像你节约资源别人却挥霍浪费，那么你一定吃亏受损，因为资源的总量有限，先下手为强，后先手遭殃。同样，中国民族是喜爱文明礼貌的，并为此而一再牺牲了许多的放纵的快乐。然而，列国争霸的惨剧却好像无言的哑剧预言历史临到了这样的关头：若不诉诸野兽主义煽动起来的深刻兽性，中国就无法重建被“仁义道德”所窒息的社会生活的有机组织（所以鲁迅的《狂人日记》说“仁义道德吃人”），更不用说创造新的、足以保障国家安全及生长的新文明了……结果在二十世纪，中国集中上演了一幕（欧洲人花了五百年时间才演出完毕的）大戏：反理性主义及新野蛮主义，作为刷新理性及更新文明的战略工具。然而，不断革命必须抛弃，因为切忌把工具予以目的化。有朝一日奉召掌握中国命运的人，必须不忘“适可而止”这一重要原则。滥用反理性主义及新野蛮主义，与守旧主义及文弱主义一样有害。因为反理性主义与新野蛮主义，只能作为工具，不能作为目的……

 

（二）巴比伦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我们可以拿著名的《汉谟拉比王法典》（Code of Hammurabi）来观察巴比伦文明是如何建立他们的宗教战略的。

 

1901年12月，一支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苏撒古城旧址进行发掘工作。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石，几天以后又发现了两块，将三块拼合起来，恰好是一个椭圆柱形的玄武岩石柱，高2.25米，底部圆周1.9米，顶部圆周1.65米，石碑上半段精致的浮雕中，巴比伦人崇拜的太阳神端坐，国王汉谟拉比恭敬地站着，神将权杖授予汉谟拉比。这个庄严稳重的画面表现了“君权神授”的观念；石碑下半段刻着汉谟拉比制订的一部法典。公元前1792年，阿摩利人汉谟拉比成为巴比伦国王，他在位四十二年，使巴比伦强盛。巴比伦原是幼发拉底河边的小城，在阿卡德人的一块碑文中列举了许多被征服的城市，其中就有巴比伦的名字。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来自叙利亚草原的另支闪族阿摩利人攻占这座小城，以此为中心南征北讨，建立了“巴比伦王国”，阿摩利人从此被称为巴比伦人。他们继承了前闪族的苏美尔人和闪族的阿卡德人的文明，使后人用“巴比伦”来称谓两河流域文明。

 

汉谟拉比在巴比伦建立了君权神授的中央集权制度。他设立中央政府，派遣总督管理较大地区，城市和较小地区则由行政长官管理，全国大小官员都由汉谟拉比亲自任命。他还建立了庞大的常备军，独揽军事大权。汉谟拉比还对经济进行控制，征收各种地方赋税，统一管理全国水利系统。泥版文书记载，他开凿运河，使大片荒地变成良田，且使南部许多城市水灾减少。汉谟拉比的宫殿、神庙、幼发拉底河大桥、跨海运输的商船……显示巴比伦城已经成为世界都会。汉谟拉比因此每天需要处理很多案件，为了管理的效率，就把过去的法律条文收集起来再加上社会习惯，编成法典刻上石柱，竖在巴比伦神殿里。这就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最古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司法行政、土地房屋、商业债务、私产保护、婚姻家庭、职业、农牧、租赁、伤害和奴隶买卖及处罚等多方面事宜，法典条文共二八二条，文献年代属公元前十八世纪，语言是典型的古巴比伦语：

 

《前言》

 

“土地众神安努那克之王，至大之天神安努，与决定国运之地神主宰恩利尔，授与水神埃亚之长子巴比伦庇护神马尔都克以统治全人类之权，表彰之于诸天神之中，以其庄严之名为巴比伦之名，使之成为万方之最强大者，并在其中建立一个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的不朽王国──当这时候，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不凌弱，使我有如太阳神沙马什，昭临黔首，光耀大地。

 

我，汉谟拉比，恩利尔所任命的牧者，繁荣和丰产富足的促成者，为尼普尔完成一切，使天地交泰，且成为埃·库尔神庙光荣的保护者；

 

我，常胜之王，使埃里都城复兴，并使埃·阿布苏神庙的祀典归于纯正。

 

我，四方的庇护者，表扬巴比伦之名，使吾主马尔都克衷心喜悦，并常日参拜埃·沙吉剌；

 

我，王者之贵胃，月神辛之所立，曾使乌尔城富足，且为忠顺之祈祷者，使埃·奇什尔格尔丰饶；

 

我，忠于沙马什的强有力的合法之王，曾巩固西巴尔城之根基，使太阳神妻爱伊墓上覆盖绿草，并建埃·巴拉神庙，使之有如天宫；

 

我，饶恕拉尔沙之战士，曾为自己同盟者沙马什而兴修埃·巴巴尔；

 

我，赋予乌鲁克城生命并授与其人民以充足水源之君主，曾兴建埃·安努，并为安努与伊丝达积聚财富；

 

我，国境之天盖，曾结集伊新城离散的人民，使埃·格尔马赫神庙更加丰裕；

 

我，众王之统治者，战神萨巴巴之堂兄弟，曾保卫基什城之住宅，修饰埃·米特乌尔沙格，使之灿烂辉煌，井确立伊丝达大典，关怀呼沙格卡拉马神庙这座御敌的堡垒；

 

我，其愿望有其友死神伊拉为之执行，曾使库塔城巩固，并为米斯兰增强一切；

 

我，冲击敌人的勇猛的金牛，智慧神图图之钟爱者，曾使波尔西帕地方愉悦激动，且时常关怀埃·斯达；

 

我，众王之神，聪明睿智，曾扩大第尔巴特城的耕地，并使强大的农神乌拉什的谷仓充盈；

 

我，握有智慧女神妈妈为之装饰的王笏及王冠，曾确立克什城的疆界，并使众神之母宁都所需的食品美丽而洁净；

 

我，睿智无伦，曾确定拉格什及吉尔苏的牧塌及饮水场合，掌握埃·宁努的大量祭品；

 

我，俘获敌人，为至高的喜爱者，曾实行哈拉布城神谕的预言，使伊丝达衷心喜悦；

 

我，明哲之君主，其祈祷为雷电神阿达得所知，曾使彼特·卡尔卡尔城战士阿达得之心平息，井使埃·乌格尔格尔的一切均有其应有的秩序；

 

我，赋予阿达布以生命之王，为埃·马赫庙之庇护者；

 

我，众王之君主，无敌之战士，曾赋予马什堪·沙布里穆城以生命，使埃·米斯兰有丰足之饮水；

 

我，实行一切计划的贤明的统治者，曾庇护灾难之中的马尔恭地方的人，使他们有足够的住所，且对于提高我的王权的埃亚与其妻达穆格尔伦那，则规定永远进献纯洁的祭品；

 

我，众王之首，曾凭其创造者达干神之力征服幼发拉底诸城镇，护米拉及图图尔的人民；

 

我，荣耀的君主，使伊丝达容光焕发，曾为冥府神宁那苏规定其所需的洁净食品，在灾难之际曾援助过自己的臣民，使其在巴比伦能安居乐业。

 

我，人民的牧者，其事业为伊丝达之所喜悦，曾把伊丝达安置在阿卡德通衢中央的埃·乌尔马什；

 

我，使公道发扬，以正直的办法管理各部落，曾恢复亚述城的仁慈的庇护女神；

 

我，扑灭尼尼微的埃·米什米什火焰之君主，使伊丝达的名字增辉。

 

我，荣耀者，忠于诸大神，苏穆·拉·伊鲁王之后嗣，辛·穆巴里特之强有力的继承人。不朽之王族，强大之君主，巴比伦之太阳，光明照耀于苏美尔及阿卡德全境，四方咸服之王，伊丝达之喜爱者。”

 

（中间省略法典正文二百八十二款）

 

《后语》

 

“此为确立真正福祉及仁政于国内的常胜之王汉谟拉此所制定的公正的法律。

 

我，汉谟拉比，无敌之王。我未尝蔑视恩利尔所赐予之黔首，而马尔都克委我以牧养黔首之任，我亦未尝疏忽，我为黔首寻觅安全之居地，解决重大之困难，以光明照耀彼等。我以萨巴巴及伊丝达所赐予我的强大武器，以埃亚所赋与我的智慧，以马都克所授与我的威力，驱逐上下之敌，消弭纷争，使国家得享太平，人民栖息之所有所庇护，而无惊恐之虞。我受命于伟大之神明，而为仁慈之牧者，其王笏正直；我之恩泽广被于吾城，我保护苏美尔与阿卡德之人于我的怀抱，赖吾庇护女神及其诸兄弟之助，我得以和平统驭世人，以我的智慧保护之。

 

为使强不凌弱，为使孤寡各得其所，在其首领为安努与恩利尔所赞扬之巴比伦城，在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之神庙埃·沙吉剌。为使国中法庭便于审讯，为使国中宣判便于决定，为使受害之人得伸正义，我以我的金玉良言铭刻于我的石柱之上，并置于我的肖像亦即公正之王的肖像之前。

 

我为凌驾于众王之上之王，我的言辞超群出众，我的威力莫可与敌。依天地之伟大法官沙马什的命令，我的正义必能照耀于世，遵吾主马尔都克的旨意，我之创制必无人可以变更。在我所爱的埃·沙吉剌中、我的名字必将永被追思。

 

其有涉讼的受害的自由民，务来我的肖像亦即公正之王的肖像之前，诵读我所铭刻的石柱，倾听我的金玉良言，使我的石柱为彼阐释案件，使彼获得公正的审判，使其心胸得以自由呼吸而大声言曰：“吾主汉谟拉比，诚人类之慈父；彼遵守其主马尔都克之言，为马尔都克上下征讨取得胜利，以悦其主马都克之心，永远为人群造福，并以公正统治国家。”使彼以至诚在我主马尔都克及其妻我女主萨帕宁特之前为我祝福，而保护神、女保护神、埃·沙吉剌之诸神以及埃·沙吉剌之庙砖，皆将按日在我主马都克及我女主萨帕宁特之前赞许彼之心意。

 

此后千秋万世，国中之王必遵从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的正义言词，不得变更我所决定的司法判决，我所确立的司法裁定，不得破坏我的创制。

 

果其人明达，能以公正治理其国，则彼务须祟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的言词。愿此石柱昭示彼以统治之道，以我所决定的司法判决，以我所确立的司法裁定，使彼能以公正之道统驭黔首，为彼等作司法判决，为彼等作司法裁定，以消灭其国中不法与奸宄之徒，赐与其人民以福祉。

 

我，汉谟拉比，接受沙马什真理的公正之王。我的言词卓越，我的功业无双，惟于愚者或徒劳无益，而于智者则荣耀昭然。

 

果其人祟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之言词，不废除我的司法判决，不曲解我的言词，不变更我的创制，则其人如我，亦一公正之王。愿沙马什使其王笏永存，使其得以公正之道牧养其人民。

 

倘其人不崇敬我在我的石柱上所铭刻之言词，蔑视我的诅咒，不畏神灵的谴责，废除我所决定之司法判决，变更我的创制，磨灭我所铭刻的名字而刻入自己的名字，或对此诅咒心怀畏惧而唆使他人为之，则不论其为帝为王，为城邦之长，或为其他任何有尊称之人，愿众神之父，赐我统驭之权的伟大的安努，剥夺其贵为王者的光辉，断其王笏，诅咒其命运；愿决定命运而其命令不可更改且尝光大我的王权的主神恩利尔，使其祸起萧墙，消弭无术，而终趋灭亡，注定其统治动摇，国祚短暂，饥馑连年，天日无光，死不旋踵，并以有力之言宣布其城市毁灭，其人民离散，其王位灭绝，其姓名及国号无传；愿伟大的圣母宁里尔，她的语言在埃·库尔备受尊重且为我的谋略的诚挚的赞助者，自恩利尔之前，在审讯及判决之中，使其案件败诉，愿圣母借吾主恩利尔之命令使其社稷倾覆，其人民绝灭，其生灵如水之流逝；愿对命运的决定具有最高权力的伟大的主宰、无所不知且使我延年的神中之圣埃亚，剥夺其理智与才能，使其陷于昏聩之境，塞其河水之源，使其田土不毛，万民无以为生；愿主宰生灵的天地大法官、我所信赖的主神沙马什，毁灭彼之王国，使其司法之权无由执行，使彼迷失路途，使其军队动摇，当彼祭祀占卜之时，赐彼以王统断绝、国家灭亡之恶兆，并使恶兆立即应验。愿沙马什在上界使其生命绝灭，在下界使其灵魂干涸；愿上天之主、其圆轮照耀于诸神之间并为我的创造者之神辛，剥夺彼之王冠与王位，使其身罹深重的罪孽与严厉的惩罚，且永不脱离其身，命彼统治之日月岁时俱在叹息悲哀之中结束，使其统治之负担沉重，注定彼之命运，虽生犹死；愿肥沃之主、天地之灌溉者、我的盟友阿达得，剥夺其天上之雨水与河源之洪流，使其国因饥馑穷困而亡，怒吼于其城市之上，使其国境洪水泛滥，土地成为丘墟；愿伟大之战士、在右侧前进的埃·库尔之长子萨巴巴，在战场之上毁灭其武器，使其白昼变为黑夜，使其遭受敌人之蹂躏；愿为我的武器开辟道路的战争与战斗之女主、爱护我的统治的仁爱的庇护女神伊丝达，在其盛怒之下，心怀愤懑，诅咒彼之王位，使其善事变成恶事，在战争与战斗之场中毁灭彼之武器，赐之以叛变与暴动，使其战士丧生，血染尘埃，积尸成堆，遍布荒野，而不加宽恕，使其披枷带锁，为敌国之囚；愿众神之中雄勇有力、赐我以胜利的无敌的战士尼尔格尔，以其伟大的威力焚烧其人民，如烈火之于芦苇，以其强大之武器斩其身躯，折其关节，如毁土俑；愿万方祟高的女王、生我的圣母宁都，灭绝彼之后嗣，使其继承无人，并使其人民绝子灭孙，愿安努之女、在埃·库尔为我祝福的宁卡拉克，使其关节发生重病、恶疾与痛苦万状的痈疽，医生不知其病源，绷带不能平息其痛楚，有如致命之创伤，其患实无根治之方，当彼一息尚存之时，使彼为其刚强武勇之日趋衰竭而悲痛；愿伟大的天地之神，一切安努那克，神庙之保护神，埃·巴拉之庙砖，共同以可怖之咒语，诅咒其本人，诅咒其子孙，诅咒其国家，诅咒其战士，诅咒其人民及其军队；愿恩利尔以其金口玉言，大声诅咒之，并立使诅咒降临其身。”

 

（日知译，录自《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第90─129页）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汉谟拉比王法典》的前言后语，是因为它们比法典条款本身更鲜明地表现了宗教之作为战略所拥有的一切特征：颂扬神明、自我抬举、历数功勋、诅咒政敌、威慑后人……尤其以下这个概念更为四千年来的所有宗教战略所切实沿用：“建立一个其根基与天地共始终的不朽王国”。也许比沿用本身更为深刻的，就是那体现了共同的人性：转瞬即逝的人要追求永恒坚固的王国。

 

 

（三）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埃及的宗教之作为战略，充分体现在《哈里斯大纸草》上。

 

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形成，它们通常被刻在庙墙、陵墓、石棺、调色板、雕像等石质材料上，有时也写在泥板、木料、兽皮和纸草上。纸草是古埃及的主要书写材料，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初开始使用，到公元前1000年中叶以后，广泛流传于埃及及其他地中海沿岸国家。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上埃及与下埃及统一在法老统治下，建立了官职和行文制度。保留至今的神庙墙壁和陵墓内的文字记录，就是来自当时国家机关的官员记述保存的案卷。古埃及档案历史从公元前3500年埃及城邦时代到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希腊政府最终亡国止，连续约三千年。

 

古埃及收藏档案的机构有法老档案馆、宰相档案馆和神庙档案馆。法老档案馆设在法老的宫殿里，收藏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档案，其中还有别国国王致法老的信件正本及其他重要文件，还有法老的起居注。1885年在开罗以南尼罗河畔发现一处法老档案馆遗迹，为第十八王朝推行宗教改革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埃赫那吞，公元前1379─前1362在位）时所建，档案库房占用了两间多地下室。许多馆藏已被盗走，仅获得三百六十块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其中多为外交文书，来自巴比伦王、米坦尼王、赫梯王、亚述王等，现存柏林、伦敦、牛津、开罗等地博物馆。宰相档案馆设在宰相府里，收藏国家内部管理的档案。从一个官吏的墓穴中发现文件得知，新王国时期已有法典文本写在四十张皮卷上。宰相或最高裁判官在处理政务或审理案件时，就把法律皮卷在面前展开。法律皮卷是宰相档案馆的重要收藏，此外还有土地纳税人名单、土地赏赐记录、收支帐簿、地方长官的报告、遗嘱副本、居民申请书和申诉书等。神庙档案馆起源古老，为数众多，均由祭司掌管。其特点是不仅保存档案，而且保存图书，可称之为档案图书馆。馆藏包括关于管理神庙占有土地及其他财产的经济文件，祭司组织的行政文件，关于各种崇拜、文学作品、科学作品的本文，及编年记等。其中政治性文件往往由法老亲自掌管，编年记可以公开利用。在埃及发现的遗迹有卡呼恩神庙档案馆，它保留下来的材料不多，有公务文书、信件、遗嘱，祭司和人员登记表、向神庙缴纳贡赋的报表、日记、统计表、收据等。

 

公元前1164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四世制成特大型纸草文件，文件记载其父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期间（公元前1204─前1173）的功绩和善行。它是一件官方的文告，用死于阴谋的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名义发表，他的儿子和继承者拉美西斯四世镇压了阴谋的主要参加者，试图和僧侣联盟以巩固自己的王位，于是把自己父亲和先辈法老的一切赠物都指定归于僧侣。为此编成了详细的神庙财产的清单列举在文告中。原文分为六部分。前三部分专记国王对埃及三个首都的主神（底比斯的阿蒙神、赫利奥波利斯的拉神和孟菲斯的普塔神）似及他们的妻子所作的奉献。每一部分的叙事部分，都附以统计报告（包括神庙财产的清单，神庙臣民每年交纳赋税的定额，拉美西斯三世私人的赠物，新旧节日的特别捐赠）；这三部分用祈祷文结束。第四部分专记埃及其他的神。第五部分作出了数字的总计。第六部分记载了十九王朝末叶在埃及出现的在某个僭主──叙利亚人伊苏领导下的奴隶起义，起义被塞特纳哈特即拉美西斯三世之父镇压，以及拉美西斯三世自己在位时埃及社会情况（这个时期僧侣成为最强的统治集团，享有巨大势力，百年之后阿蒙神的最高僧侣赫里霍尔便攫取了王权）。文件呈卷轴形，由三个书吏写成，用七十九张草粘接起来，长一百三十三英尺，宽约十七英尺，用新埃及语（该种语言公元前十五世纪末才成为文学语言）和书法清楚的僧侣体符号写成，并附有法老祈祷的彩色插图，文告中极详尽地列举了拉美西斯三世给予各神庙的一切赠品以及埃及最大神庙的全部财产。1855年发现于墨吉涅特·哈布（底比斯近郊）附近的墓室中，后为英国人J.R.哈里斯所得，故名，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下面摘录第一部分专记崇拜和祭祀阿蒙神的文告，中间有些省略。

 

“统治之第三十二年，夏季三月六日，当上下埃及之王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陛下在位时代，当拉之子，一切神与女神所喜爱者，拉美西斯·海卡·优努在位时代。

 

（接着是法老的头衔和他对一切神所作的功绩的隆重声明。）

 

〖对阿蒙神祈祷〗

 

……是你，把我确立在我父的王位。就像你为着坐上奥西里斯王位的荷鲁斯所做的一样。我没有迫害过任何人，我也没有夺取过他人的王位，我没有违背永远摆在我面前的你的命令。

 

你使我的人民得到安宁和富足。一切国家对我祈祷。

 

我理解你作为王所作成的善行，我也为着你增加许多实惠和赠礼。

 

 

〖墨吉涅特·哈布神庙〗

 

我在“生命主宰”之山上面，在你的面前，给你建造了一所威

严的“亿万年之家”，它是用砂石、砾石和黑花花岗石筑成，而它的大门则琥珀金和锻铜建成。它的塔门显现于天，是用石材造成的，为了陛下伟大的名字，还加上用雕刻刀刻成的铭文。

 

我给它建造了围墙，按计划完成，有砂石筑成的塔楼和走廊。我在它的前面凿一个湖，灌满着上天的水，环绕以林木和花，就像下埃及一样。

 

我用埃及大地的产物来充实它的宝库：白银、黄金、数以万计的应有尽有的宝石；它的谷仓充溢着大麦和小麦；它的田地和畜群像岸边的沙土那样多。我令上埃及和下埃及、努比亚和腓尼基，用自己的产品向它交纳贡赋；它充满着你赋予我在九弓（埃及人对敌对的外国人之总称）中擒获的俘虏和由我饲养的、数以万计的青年。

 

我雕塑了你的伟大的雕像，安置在神庙的内部；它的威严的名宇──“阿蒙与永恒之结合”；它装饰以真宝石，就像地平线那样，当它发光的时候，人们一看它就觉得快乐。

 

我给它准备了器皿以供祭奠之用，有的用优质的黄金制成，有的用白银和黄铜制成，无可数计。

 

我在你面前增加了新的祭礼，面包、酒、啤酒、鹅、牛、犊、无角的牛，在神庙的屠宰场上有许多畜群、羚羊和非洲羚羊。

 

我用拖车运来石膏和柏海斯（behes）石制成的大雕像，其大如山，雕得像活的一样，放置在门口的右边和左边，上面刻着陛下的伟大的名字，垂之久远，而其他雕像则用花花岗石和红棕色的石灰石制成，其中有海普列休（cheprer）石和黑色花岗石。

 

我雕塑了普塔·索卡尔、诺腓尔吐姆和九神──天与地的主宰的象，安置在神庙的殿堂中，用优质的黄金和白银，浮雕细工造成，并加以真正上等宝石的镶嵌。我在神庙的中间为你建造一座庄严的王宫，就像天上的阿通的宫廷一样，它的圆柱、窗框、门，用琥珀金作成，而巨大的“露面之窗”则用优质的黄金作成。

 

我为神庙建造了装载大麦和小麦的运输船，使之无休止地向它的谷仓航行。

 

我为神庙建造了河上的大宝库船，装载无数的财物以充实它的庄严的宝库。

 

神庙有花园、神圣广场环绕着，在你的面前充满着果实和花树。我给它们建造了屋顶园亭，且有窗户建筑。我在它们的前面挖掘了池塘，培植莲花。

 

（接着记载按照拉美西斯三世命令兴建阿蒙神的其他庙宇，等等。）

 

〖对阿蒙神庙的继续捐献〗

 

我为你建造了仓库，以供由奴婢服役的节日之需。我供给它们以纯洁的面包、啤酒、牛、鸟、酒、神香、果子、蔬菜、鲜花，摆在你面前，作为每天的祭礼，而且不断增加在我以前有过的祭品。

 

我为你建造了沿海航行的海船、卫舰和货船，有弓箭手和他们用的武器。我给它们以弓箭手长官和舰长，配备以无可数计的水手，便能通过水路，把腓尼基、亚洲各国的财富运到强大的底此斯，以充实你的巨大的宝库。

 

我给你以上下埃及的牧场，有几十万头的牛群和鸟群，有看管这些群的长官、监督、官吏和牧人，且有牛的饲料，以便在你的一切节日把它们奉献拾你的灵魂。啊，九神的主宰，愿你的心对它们感到满意！

 

我为你在南绿洲和北绿洲建立无数的葡萄园，而另一些大量的葡萄园则在南方。我在北方把葡萄园扩大，其数有几十万。我给它们配备了外国战俘以为园丁，那里有我挖成的池塘，栽着莲花，还充溢着葡葡汁和酒，好像水流一样，为的是把它们送到雄伟的底比斯，到你的面前。为着你的鼻孔舒适，我在你的底比斯城中栽植了许多树木，灌木丛、海尔（her）花和孟伯特（menbet）。

 

（接着记述底比斯的洪斯神庙和其他神庙的建筑。）

 

〖国王献给阿蒙神庙的动产与不动产〗

 

这是法老献给自己威严的父、众神的王、阿蒙·拉，穆特和洪斯的家，献给底比斯一切神的财宝清单，有牲畜、花园、田地、船、造船厂、城市，作为财产，垂之永世。

 

〖献给各神庙和神庙牧场的奴隶〗

 

在阿蒙之家，上下埃及之王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神庙，在南方和北方，在神庙大臣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六万二千六百二十六个。

 

在阿蒙之家，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房屋，在南方和北方，在大臣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九百七十个。

 

在阿蒙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房屋，在南方和北方，在大臣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二千六百二十三个。

 

在阿蒙之家，快乐的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神庙，在僧侣长的监督下，配备着应有尽有的财富。它的奴隶头数有四十九个。

 

在阿蒙之家，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牧场，它属于在大河上“捕获暴徒以为俘虏的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它的奴隶头数有一百十三个。

 

在拉水上“消灭玛舒阿舍的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牧场，在庇阿家的长官监督下……玛舒阿舍。奴隶头数有九百七十一个。

 

在阿蒙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牧场，在大河上。它的奴隶头数有一千八百六十七个。

 

在阿蒙之家，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牧场，它是大河的人们在南方维西尔监督下建成的。头数有三十四个。

 

在阿蒙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牧场，在牛群的长官凯的监督下。头数有二百七十九个。

 

胜利的伟大者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家，法老在北方为你建造的城市，在众神之王阿蒙·拉之家的领地内，“由于你的胜利，它对你是永在的。”头数有七千八百七十二个。

 

在洪斯之家，拉美西斯·海卡·优努的房屋。头数有二百九十四个。

 

人，这是他给底比斯的洪斯之家，“喜悦的主宰荷鲁斯是美好的和满意的”，头数二百四十七个。

 

陛下捕获以为俘虏的叙利亚人、努比亚人，这是他献拾众神之王阿蒙的家、穆特的家和洪斯的家的。二千六百零七头。

 

在阿蒙之家神庙绝好的乌谢尔，玛特·拉·美里阿蒙的队伍，这是他献拾这个家，配备以供做工的人们，七百七十个。

 

雕像、画像和偶像，这是由诸大臣、旗手、官员、国人所奉献的，为了胜利，为了保护他们和对他们永远负责，法老使他们成为众神之王阿蒙家的财产，二千七百五十六位神，共有五千一百六十四头。

 

总计八万六千四百八十六头。

 

牛，各种牲畜四十二万一千三百六十二只。花园和丛树四百三十三处。耕地八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八又四分之一阿鲁尔（arur）。海船和战舰八十三艘雪松和洋槐造成的造船厂四十六个。埃及的城市五十六个，叙利亚的城市九个，总计六十五个。

 

〖神庙臣民交纳的货币税与实物税〗

 

……优质的黄金二百十七得便（deben）五凯特（kidet）。得自科不多斯沙漠的黄金六十一得便三凯特。得自努此亚的黄金二百九十得便八又二分之一凯持。总计优质的黄金和沙漠的黄金共五百六十九得便六又二分之一凯特。白银一万零九百六十四得便九凯待。总计黄金和白银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六得便八凯特。黄铜两万六千三百二十得便。

 

上埃及细亚麻的国士衣服，上埃及的各种有色的衣服三千七百二十二件。布匹三千七百九十五得便。神香、蜂蜜、油、各种器皿一千零四十七件。葡萄汁和酒，各种器皿两万五千四百零五件。人们用以祭神而代替实物税的银子三千六百零六得便一凯特。农民交纳的磨成谷物三十万零九千九百五十包。蔬菜两万四千六百五十捆。亚麻六万四千束。作为捕鸟者贡税的水鸟二十八万九千五百三十只。牛，各种牛犊、无角牡牛、巨大的有角家畜凯得特──埃及牲畜八百四十七头。作为叙利亚贡赋的牛、牛犊、各种长角的牛十九头。总计八百六十六头。活的鹅七百四十四只。

 

雪松造的巨舰和河船十一艘。洋槐造的巨舰，“漂浮的牲畜栏”、“芦苇”船，用以运输牲畜的木筏七十一个。雪松和洋槐造的船共计八十二艘。大量祭神用的绿洲的产品。

 

（译文据《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第106─112页，个别错宇据此书的德译本校正，标题亦参用德译本，参照《埃及古代文献》第四卷，第87一206页，刘文鹏译）

 

埃及宗教之作为战略的奥妙，就是国王和神明打成一片的策略，法老已经成功地和阿蒙神建立了父子关系。而这种“神子”的地位也是各种政治战略的最后底牌。

 

 

（四）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中国文明对印度的可能影响：一个染上了种族主义嫌疑的思想》

 

我常暗地自问：为什么印度的帝国（非地区性、部落性的政治实体）是与佛教的普及一同开始的？为什么佛教的衰落又是与印度本土帝国的衰落同一时代？

 

众所周知，佛教是对婆罗门教的抵制，是对吠陀宗教那种嗜血的偶像崇拜的一种反抗。若说佛教是吠陀宗教的延续，那也决不是一种自然的延续，而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性的延续。在佛教之前，印度未能组成帝国；在佛教之后，印度土人的帝国就永远式微了。佛教与帝国的关系怎样？佛教对政治的影响是否与吠陀宗教（或其后身印度教）大相径庭？其间的区别又何在？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佛教的兴起是与印度的帝国霸权同步，怎样一种历史条件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大家知道，佛教是一种宽容而温良的宗教，与吠陀─印度教的恐怖嗜血很不相同。但令人奇怪的是，佛教这种和平的宗教却有利于帝国的兴盛，而印度教却使帝国衰落呢？是不是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导致了帝国的衰落呢？虽然我们不应将宗教视为政治的决定因素，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二者同为文明潮汐的一种体现，二者是由同一的历史演变所促成而互相消长的。

 

事实显示：佛教不单传布于印度，而且传布于整个东亚。佛教并不阻碍伟大帝国的兴起，反而可为这些帝国的崛起提供一种平衡，“出世”的宗教无形中帮助了现世帝国，使其基础更为牢固。而印度教，非但传不进印度以外的区域，而且限制了印度次大陆形成自己的大帝国。

 

最近，我通过多日的阅读与思考，获得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佛教可能起源于渗透印度边区的黄种人影响！这似乎有点惊人，但从地理和文明传播来看却是完全可能的与合理的。因为黄种人早就从缅甸和云南、西藏，进入了印度的阿萨姆邦一带，阿萨姆邦在种族上应该属于东亚而不是南亚，属于黄种人而不是白种人或是黑人。

 

再看佛教。作为婆罗门教的反动，佛教可以说是印度传统中的一次革命，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佛教文明在印度的死亡，使得它成为整合世界的一种力量，正如基督教文明在其犹太人中间的消失，使之成为整合世界的力量。这可能由于佛教反对印度文明和婆罗门教的基础：种姓制度。人们无法设想一种没有种姓制度的印度文明，但佛教却要消灭种姓制度，并因此而不能见容于印度社会。如果印度社会接受了佛教，那就不是真正的印度了，就像是接受了回教的印度就不再是印度，而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克什米尔等回教领地了。对印度文明来说，种姓制度是核心的核心，不从种姓观念来理解，印度文明就是莫名其妙的。

 

种姓制度作为雅利安─虾夷的征服纪念，在种族混杂地区确为一种有效的统治秩序；然而它却无法有效动员并凝聚内部力量，结果使得种姓社会经不起外来入侵的打击。即使排除了气候炎热和地形不利等因素，印度人在异族侵略面前也还是表现得特别软弱无力的。而公元前九世纪前后藏缅人由于受到西周王朝扩张的压力而南下寻求新的生存空间时，无疑对印度东方构成了强大的渗透力，并加速了新文明的进程。

 

由于种姓制是民族之间消化不良所造成的内部隔离的障碍，当面对新的外敌入侵，种姓制度造成的社会分裂难免使它拙于抗敌，使人怀疑它的合理性，怀疑与种族制度密不可分的印度婆罗门教文明，那吠陀的光明宗教与达罗毗荼的黑暗宗教的混血儿，是怎样主宰了印度长达三千多年。历史就是这么嘲弄人的，于是普遍的不安、怀疑、骚动，导致精神世界形成革命……佛教可说是这场精神运动中的佼佼者。佛教为什么兴起于印度东北部？因为这里距离阿萨姆邦较近的缘故。阿萨姆邦自古以来就是东亚种族向印度渗透的边区，那里的主要居民直到现在都是黄种人。

 

历史因素就是这么复杂。佛教很少沾染过血腥，比道教更加具有和平性格，实为世上最为人性化和融合性的宗教，尤其是小乘佛教和部派佛教。这与祭祀的、斗争的、分层的雅利安人宗教（婆罗门教）实在不同。

 

……

 

上面是我1979年二十多岁时写下的一篇文字。二十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在电脑网络上看到了张鹿芹（1906─）：《以佛法研究佛法》的第二章《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不期然中竟然一拍即合，令人感叹时空的交错之妙。

 

在这位作者看来，佛教的兴起与印度的东方有莫大关系。例如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印度北部，雅利安文明曾经遭遇强烈反抗；东方的非婆罗门主义，如佛教，耆那教等，都脱离传统的婆罗门教，建立独自的文化体系。此东方新宗教的勃兴，自有复杂的时地因缘。而印度文明后来影响中国最深的，正是这一部分，而非正统的雅利安文明。印度的东方，按照《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七以下的四分法，指东经八十度以东，北回归线以北的地方。按照一般的五分法，东印度仅有今阿萨姆、孟加拉、奥里萨地方。依释迦时代东方人的看法，印度文明的重心在恒河流域，是东方非雅利安文明的孕育地。

 

在婆罗门眼中，东方等于异国：“婆罗门乎！勿去东方！免与婆罗门之尊严有损！”拘罗地方的婆罗门，曾在他们的典籍中，有过这样的告诫。因为在西方婆罗门国（即拘罗）的婆罗门看来，东方的雅利安人已失去血统的纯粹，与东方的土著混血。如摩揭陀人，是首陀罗男子与吠舍女子的混种，不算是纯种雅利安人。波罗奈以东的民族，基本含有大量非雅利安血统。因此，宗教、社会、语言等，都显出非婆罗门文明的倾向。东方的民族，无论是雅利安、非雅利安，都不像西部雅利安人那样的尊敬婆罗门。婆罗门进入东方，不能维持他的尊严。婆罗门教的三大纲要是“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但印度东方人，对吠陀已失去坚定的信仰。对婆罗门来说，《吠陀》是神示的，由古代圣者传下，吠陀的语法是神的语法，也是雅利安人所用的语言。宗教与语言原本一体，但雅利安人的散居并与土著民族混血流，语言开始混杂，当时在印度东方人中间已经不能说纯粹的梵语，例如不能“Ｒ”要用“Ｌ”来替代。摩揭陀一带的方言，近人考证近于拍拉喀利语，后来又分化出巴利语。巴利语是佛教的用语，拍拉喀利语则是耆那教所用的。

 

社会组织方面，在印度西部，种姓制度规定，婆罗门至上，但在东方，婆罗门的地位已被降低，由刹帝利的武士阶层领导一切。这是政教合一，东方的民族复杂，不愿接受婆罗门支配。非雅利安人在族村里各自为政，走向王朝统一的方向。新宗教与新思想，都在东方王朝的保护下兴起，射出反婆罗门教的光芒。即如奥义书中的梵我不二论、轮回业感论的教义，也不是婆罗门教传统学者的产物，而与东方王朝有关。如《布利哈德奥义书》（六．二）说：“此义（轮回），直至今日，婆罗门犹未知之，故世界政治之权，归於刹帝利。”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下，婆罗门阶层除了服从，只有不去东方。

 

东方摩竭陀一带的文明，有自己的特色，正统的婆罗门把摩竭陀一带看作异教地方。但是东方国王的家谱其实比印度河流域的更早，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就开始了，有的王族甚至沿雪山西进，例如释迦牟尼的先祖就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西进，他们并非雅利安人。东方民族，以和平坚忍的精神与西部雅利安人同化，非雅利安的血统与文化，受到挑战后，产生新的创造。例如，业力轮回说，就是注重人力而非注重神力的、主张机会均等而非议种族独占的、自由而非命定的、道德而非祭祀的，都与婆罗门教不合，实为融冶了东方精神而兴起的宗教革新。以温和的宗教革新为前导，反婆罗门宗教的东方王朝最后统一了雅利安人占据优势的印度西部。

 

据考证，释迦族就来自东方，当时释迦族是一个城邦制国冢，有高度的自治权。1898年1月，法国人W．C．Peppa在尼泊尔南境的Pipra─va─（北纬二十七度三十七分，东经八十三度八分），掘得释迦族所供养的牟尼舍利瓶，释迦族居住区域因此确定，明显属于东方民族。《杂阿含经》一零二经（卷四）：“尔时，世尊入王舍城乞食。次第乞食，至婆罗豆婆遮婆罗门舍。时婆罗门手执木杓，盛诸饮食供养火具，住於门边。遥见佛来，作是言：住！住！领群特！慎勿近我门！……佛为说偈言：……不以所生故，名为领群特；不以所生故，名为婆罗门。业故领群特，业故婆罗门。”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直呼释迦牟尼为“领群特”，并且拒绝他进门；因为他视释迦族为卑劣不洁的民族。释迦牟尼周围的民族，受雅利安文明影响不深，所以在他们中间还能兴起朴实无华的新宗教，这个情形正与耶稣基督的处境相似，耶稣也是被正统的犹太人轻视的，甚至看为外邦人。伟大的先知不约而同，虽然不被家乡悦纳，却能向空洞的思辨、繁琐的祭仪，神秘的咒术宣战。

 

印度东方新宗教的勃兴，显然还得力于开创佛教的释迦牟尼的非雅利安人身份，那时东方六个主要民族信奉佛教，据说和推尊本族圣者有关，体现了种族文明的共同性。而且释迦牟尼先到东方修学，接触东方文明，如注重现实经验、重视变化，尊重自由思考、主张种族平等、反对吠陀权威。东方宗教特别是后来居上的佛教，反过来又推进了东方民族的发展，相形之下印度西部的雅利安文明反倒没落了。佛教的传布因此冲过恒河上游，到达印度河流域。

 

公元前六世纪到前四世纪，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先后入侵并占领印度西北部，直到恒河上游，这使得婆罗门的领导权遭受沉重的打击。后来东方的吠舍商人旃陀罗笈多起来，团结印度五河地区的力量，驱逐这些迟到的雅利安外族占领军，然后回兵东向，创立了统一印度的孔雀王朝，并定都在东方的政教中心。五十年后，阿育王即位，摩揭陀帝国非常隆盛，佛教也成为印度的国教，并传到印度以外，改变了东亚的历史。佛教其实就是印度东方民族的征服战略。

 

著名的阿萨姆人（Assamese）1980年代统计为1462.5万人，是阿萨姆邦的主要居民。阿萨姆邦的最早居民属原始澳大利亚人种，体质特征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的原始部落相近。后来，达罗毗荼人进入，与之发生混合；再后来黄种人、雅利安人相继到来。他们经过长期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阿萨姆人。阿萨姆人一般肤色呈黄色或黑黄色，身材矮小，面部有明显黄种人特征。他们使用的阿萨姆语，虽属印欧语系印度语族（与孟加拉语相近），但受藏缅语影响很大。

 

 

在性的问题上，佛教戒淫而保守，但受到雅利安人印度教的淫乱影响，就形成了所谓“密宗”，在绘画和雕刻中有大量性内容，最突出的“欢喜佛”也称“欢喜天”，大多是男女裸身相抱交媾的“佛像”。其借口竟然说，但是为了达到成佛的目的，可以利用女性作修法的伴侣，称为“明妃”。“欢喜佛”的性交的佛像，性交姿式，以立姿为主。有时，性交的当事人竟是“兄弟夫妇”！《清稗类钞》说欢喜佛“相传出自蒙古”，其实欢喜佛出自印度，从印度传到西藏，再到蒙古。她的动物模特儿是象、是牛，都是印度传统中的“神性动物”。蒙古占领时期〔元朝〕欢喜佛传到中国，明朝时候欢喜佛进入皇宫。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大臣要求除去皇宫中的欢喜佛，《通俗编》说：“留青日札：禁中自来有佛堂室殿，嘉埃时议除去。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入看大喜殿，内有金银铸男女淫亵状者，名曰‘欢喜佛’，传闻，欲以教太子，虑其长于深宫，不知人事也。十五年五月，夏言题请毁灭。”到清朝以后，照《清稗类钞》说法，整个社会已到淫风大甚的地步。外来统治元、清和半个明，以及外来文化喇嘛教，已经彻底毁灭了中国人的礼义廉耻。

 

（五）欧洲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公元637年，阿拉伯人的铁蹄攻占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在那里修建了清真寺与岩石殿，从此，圣地耶路撒冷多数时间都在阿拉伯伊斯兰教（中国人称为回教）徒的控制之下。四出扩张的阿拉伯回教徒虽然控制了圣城耶路撒冷，但由于阿拉伯人对本地基督徒实行怀柔政策，而外来的基督教朝圣者只是崇敬和向往圣地耶路撒冷，并没有夺取它的打算，因此两个宗教一直能够和平共处，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塞尔柱土耳其人在中东一带兴起之后。

 

公元1000年左右，一支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进入呼罗珊，即现今的伊朗东部及北部一带。1040年塞尔柱人打败另一支突厥人建立的、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伽色尼王朝，1055年进入巴格达，并迫使哈里发封其为苏丹，建立起塞尔柱帝国。从此，阿拉伯世界的“哈里发”开始为突厥的“苏丹”取代，并由此直接激起了“十字军运动”。而此后一千年间，回教国家与欧洲人的冲突，主要对象都是土耳其人而不是阿拉伯人。

 

当然，十字军东征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赎罪愿望、宗教修道、苦行朝圣的扩大化这时，《启示录》所说的“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去，亲临沐浴神的荣耀光照，亲自在“圣城的光里行走”，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最大愿望。

 

这圣城耶路撒冷虽然是全部圣经的终点，其实也是近代一切乌托邦理想的起点：“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样或作回）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启示录》二十一章10节—二十二章21节）

 

这样，去圣地旅行的朝圣活动，规模越来越大，于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现了一支由主教带领七千日耳曼信徒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耶路撒冷行进。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这耶稣基督受难的地方，沿着当年耶稣基督身背十字架走过的道路，亲眼目睹耶稣基督被钉死的那座头骨形状的小山丘──髑髅地时，心中就感到了耶稣基督承受十字架的重负与苦难，来为世人赎罪的意义。自我赎罪的愿望，使得十字架不再是痛苦耻辱的象征，而是天国福音的象征，成为每一个信徒坚守信仰的标记。来到圣地耶路撒冷，就是通过苦难行程的考验，在灵魂的净化之中来走向新天新地。

 

但是，这个局面到公元1077年当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耶路撒冷以后，就完全改变了。基督教的朝圣者就开始受到限制，占领者还向朝圣者征收高额的费用，因为此时的塞尔柱土耳其人正在猛攻拜占庭帝国，需要源源不断的军费开支。取代了阿拉伯回教徒进行再度扩张的土耳其回教徒，连番征战得胜，势力直接插入欧洲基督教国家内部。在中东，当地的基督教徒不断遭受宗教迫害，许多信徒遭到勒索或杀害，另一些人被迫改信回教。土耳其人几次逮捕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总主教，然后拉着他的头发到街上游行，以达到恐吓勒索的目的。比阿拉伯人缺乏宽容精神的土耳其人从此切断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朝圣的基督徒到耶路撒冷的道路被封，拜占庭帝国也被回教势力包围。到了公元1085年，日耳曼信徒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断。1092年，已经横扫了拜占庭帝国后方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又占领了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十来公里的尼西亚。据史家记载，那时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从窗户望出去，所能看到的地方就有很多不再属于拜占庭帝国了。不到四百年以后，1453年，另外一支土耳其人奥斯曼部落终于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的全部领土，并把君士坦丁堡一直占领到今天。

 

回到十一世纪，在拜占庭帝国苦苦坚持了三年以后，由于大苏丹的去世，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开始瓦解，拜占庭皇帝终于等来了收复失地的那一天。然而，经过多年的战争，拜占庭帝国早已衰弱不堪，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一重任。于是，在公元1095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助，希望对方帮助其征募雇佣军，以便进行反攻。

 

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求助，得到了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us II，1042─1099年〕的积极响应，教皇在1095年11月26日发表演说，呼吁欧洲信徒组织自卫武装，反抗异教攻占圣地耶路撒冷的侵略行为。后来人们因为参加战争的民众佩有基督受难的十字标志，因此称他们为“十字军”〔Crusades〕。

 

乌尔班二世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年青时在兰斯任副主教，先后担任克吕尼隐修院修士、副院长、红衣主教，1088年当选为罗马教皇。1095年11月27日法国克雷蒙〔Clermont〕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会议有六七百名主教和修院院长参加。会议闭幕前夕，他面对数以千计的听众，发表了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演说，向出席者们叙述了土耳其人在耶路撒冷践污圣地、迫害基督教徒的情况，并呼吁他们组军东征，解救在东方遭受苦难的教友。这一演说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而且作出一个“宗教战略的典范之作”。在演讲中，他抗议侵占巴勒斯坦圣地的塞尔柱土耳其人亵渎上帝、污辱朝圣者。他声称东方教会再三求援，基督教世界已因回教徒的胜利而蒙羞。在这种情况下，他一面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投入圣战，为“夺回主的陵墓”而进行十字军东征；另方面他指出，圣地是一片肥沃富饶的土地，宣布参加十字军东征可以免除一切苦行，其宗教上的罪行可以得到赦免。

 

分析家认为，乌尔班的演说以上述两个方面对动机最高尚的人和动机最卑鄙的人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结果在听众当中激起了澎湃如澜的热浪。在他的演讲结束之前，全体听众高呼：“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口号很快就成了十字军东征的口号。在几个月内，第一次十字军就出发了，随后就爆发了一系列长期的神圣战争，这场系列战争长达两百多年，完全改变了地中海国家的风貌。尽管乌尔班二世本人在第一次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两周后就去世了，并未听到占领的消息，但若没有他的鼓舞就不会有十字军东征。虽然远征的条件已经成熟，但要掀起一场全欧运动，必须有一个宗教战略方面的核心人物，仅仅依靠政治领导是不够的。

 

乌尔班二世的《演说辞》堪称宗教之作为战略的典范：

 

“上帝的众子啊！你们既然应许天主要热忱维持彼此的和平，要忠实执行教会的法律，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在等待你们：这是一件你们自己和天主同样关心的事，这就是你们必须去救助那些住在东方的兄弟们，他们正迫切期待你们的援助，而且也时刻祈求你们的援助。

 

正如你们所知，一个来自波斯的民族，塞尔柱突厥人已经入侵我们东方兄弟的国家，他们一路攻到号称‘圣乔治臂膀’的地中海边境，在罗曼尼亚〔小亚细亚〕，突厥人七次攻打基督徒，七次获胜，又侵占了我们的圣地──耶路撒冷，他们在大肆蹂躏上帝的国度，毁坏基督教堂，掳杀虔诚的上帝子民，污辱贞洁的妇女，贪婪地饮着受洗儿童的鲜血。如果你们允许他们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干涉，他们就会更加猖獗地伸出魔掌，打击上帝所信任的子民，那将是件多么令人羞耻的事。所以我要勉励你们，也恳求你们──不是我，是主亲自勉励你们，基督的使者们，督促一切有封爵等级之人，乃至所有骑士、士兵、富人与穷人，都必须迅速予东方基督教徒以援助，把凶恶的突厥民族赶出我们的领土！我告诉在座的各位，也通知不在场的人：这是主的旨意。

 

让我们投入一场神圣的战争──一场为主而重获圣地的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吧！让一切争辩和倾轧休止，登上赴圣地的征途！从那个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回圣地！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如同《圣经》所言，是上帝赐与以色列后嗣的，遍地流着奶和蜜。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连续七年的荒年，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老人几乎死光了，木匠们不停地钉着棺材，母亲们悲痛欲绝地抱着孩子的尸体。东方是那么的富有，金子、香料、胡椒俯身可拾，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坐以待毙呢？

 

这是一场值得参加，终将胜利的战斗。让那些过去做强盗的人，现在去为基督而战，成为基督的骑士吧！让那些过去与自己的亲朋兄弟争斗不休的人，现在理直气壮地同那些亵渎圣地的野蛮人战斗吧！让那些为了微薄薪水而拼命劳动的人，在东方的征途中去取得永恒的报酬吧！身心交瘁的，将会为双倍的荣誉而劳动，他们在这里悲惨穷困，在那里将富裕快乐。现在他们是主的敌人，在那里将成为主的朋友！毫不迟疑地到东方去吧！凡是要去的人都不要再等待，赶紧回去料理好事务，筹备足经费，置办好行装，于冬末春初之际，奋勇地踏上向东的征途！

 

本着主赐予我的权柄，我郑重宣布：凡参加东征的人，他们死后的灵魂将直接升入天堂，不必在炼狱中经受煎熬；无力偿还债务的农民和城市的贫民，可免付欠债利息，出征超过一年的可免纳赋税。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途中，不论在陆地或海上，或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他们的罪愆将在那一瞬间获得赦免，并得到天国永不朽灭的荣耀。向着东方出发吧！不要犹豫，不要彷徨，为荣耀我主，去吧！”

 

他还建议，这支人民军队以“十”字标志为旗号，并在胸前或肩上配带十字徽章。

 

教皇的演说，让冒着风雪出席会议的信徒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现场情绪十分高昂。许多人在教皇演讲结束后，争着向他领取十字徽章，表明参军东征的意愿。在演说词的鼓舞下，十字军东征〔Crusades Expeditions，1096－1291年〕前后进行了八次。

 

乌尔班二世的克莱芒演说是用法语发表的，美国人汤普森所撰《历史著作史》中称，该讲稿有四份记录，但都不完整且辞章各异。有的版本还有以下开场白：

 

“各位敬爱的兄弟：我，凭借上帝恩赐而成为基督教教宗和整个世界领袖的乌尔班，向你们发出最紧急的呼吁。我作为背负天命的使者，来到你们这群上帝的仆人中间。我希望能在你们身上找到我所期待的那种对上帝的忠贞。但如果你们身上有任何有违上帝意旨的异端，我也将尽我所能，加以化解。上帝使你们生为他大家庭中的仆人，让上帝通过你们的服务感受到你们的虔诚，这将是你们由衷的幸福。你们被称作牧羊人，有鉴于此，你们不应当做为金钱的佣人，而应该做一个时刻手握牧杖的真正的牧羊人，不要偷懒，而要从所有的方面保护你的羊群。如果你玩忽职守漫不经心，导致狼叼走了你羊群中的任何一只羊，那么毫无疑问你将失去上帝许给你的奖赏。及后，你只能在地狱里追悔莫及地试图擦去你的污点。福音书上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新约·马太福音5.13》）世界是多么需要盐啊（译者注：耶稣在山上宝训中把教徒比作盐）！对你们来说，确应像盐一样保持其特质，在对尘世的愚昧的低级趣味中开启智慧，否则当主对他的信徒们布道时，将从他们身上发现原罪导致的腐败与脓疮。他将发现他们的病痛，那就是罪恶──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的责任马虎大意，他将把他们作为无用之物，投入充满不洁之物的深渊，因为他们愧对主的伟大牺牲，他必会将他们逐出他所爱的神圣之所。

 

对一个人来说，要持有“盐”的品质，应该做到谨慎而有远见、谦逊而有学识、平和而有警觉、虔诚而诚实、公正而纯洁。以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己不正，何以律人？若一个人憎恶和平，他怎能让他人保守和平？又或者一个以卑污之行玷污自己双手的人，他又能清洗他人身上的不洁？我们读到过，“若是盲人给盲人引路，二者都要掉在坑里。”（《新约·马太福音15.14》）首先正己，方可律正追随你的人。如果想让上帝对你友善，就得满怀欣喜地去做能取悦于他的事。你尤其必须做的是，让属于教会的一切权益，都遵守教会的法规。要谨防圣职买卖的罪行在你们之中生根，任何买或卖教会职务的人都将接受主的鞭笞，将被赶向混乱与毁灭。要保证教会和圣职的纯洁。要将什一税视为对上帝的奉献，诚实地缴纳土地中的一切出产，不得藏匿或私售，任何谋夺主教的人，将处以流放，任何谋夺教师教士、圣职人员、修女、以及其仆人商旅及朝圣者的人，将被革出教门，让所有的强盗、纵火犯及其同伙都被驱逐出教。任何拒绝布施的人，都将下地狱受诅咒，为何他会和抢夺者受同样的处罚？因为《路加福音（16：19）》上说，他窃取了本属于别人的东西，却没有好好利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如你们所见，长久以来，世界因为罪恶而陷于混乱。在你们的一些省份中形势尤坏，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而你们在执行正义方面表现得如此不得力，以至于行路的旅人无论白天黑夜都难以免于强盗的袭击；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人们都时刻处在被抢劫和被诓骗的危险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停止纷争与冲突，重新实现我们神圣的父辈达成的“上帝休战”。我敦促并要求你们每一位，努力维护你们教区的休战局面，如果任何人由于他的贪婪或傲慢打破这一协议，将由权威的上帝与教廷予以制裁。

 

尽管如此，上帝的子民们，你们已经承诺将比以往更将坚定地维护和平，捍卫教会的权利，但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等待你们。你们必须拿出基于你们的正直的力量，去应答另一个就像来自上帝一样的号召。你们东方的兄弟正急切地需要你们的帮助，而你们必须向你们经常承诺的那样尽快地施以援手。

 

（英译本：Most beloved brethren: Urged by necessity, I, Urban, by the permission of God chief bishop and prelate over the whole world, have come into these parts as an ambassador with a divine admonition to you, the servants of God. I hoped to find you as faithful and as zealous in the service of God as I had supposed you to be. But if there is in you any deformity or crookedness contrary to God's law, with divine help I will do my best to remove it. For God has put you as stewards over his family to minister to it. Happy indeed will you be if he finds you faithful in your stewardship. You are called shepherds; see that you do not act as hirelings. But be true shepherds, with your crooks always in your hands. Do not go to sleep, but guard on all sides the flock committed to you. For if through your carelessness or negligence a wolf carries away one of your sheep, you will surely lose the reward laid up for you with God. And after you have been bitterly scourged with remorse for your faults-, you will be fiercely overwhelmed in hell, the abode of death. For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Matt. 5:13]. But if you fall short in your duty, how, it may be asked, can it be salted? O how great the need of salting! It is indeed necessary for you to correct with the salt of wisdom this foolish people which is so devoted to the pleasures of this -world, lest the Lord, when He may wish to speak to them, find them putrefied by their sins unsalted and stinking. For if He, shall find worms, that is, sins, In them, because you have been negligent in your duty, He will command them as worthless to be thrown into the abyss of unclean things. And because you cannot restore to Him His great loss, He will surely condemn you and drive you from His loving presence. But the man who applies this salt should be prudent, provident, modest, learned, peaceable, watchful, pious, just, equitable, and pure. For how can the ignorant teach others? How can the licentious make others modest>? And how can the impure make others pure? If anyone hates peace, how can he make others peaceable ? Or if anyone has soiled his hands with baseness, how can he cleanse the impurities of another? We read also that if the blind lead the blind, both will fall into the ditch [Matt. 15:14]. But first correct yourselves, in order that, free from blame , you may be able to correct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you. If you wish to be the friends of God, gladly do the things which you know will please Him. You must especially let all matters that pertain to the church be controlled by the law of the church. And be careful that simony does not take root among you, lest both those who buy and those who sell [church offices] be beaten with the scourges of the Lord through narrow streets and driven into the place of destruction and confusion. Keep the church and the clergy in all its grades entirely free from the secular power. See that the tithes that belong to God are faithfully paid from all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let them not be sold or withheld. If anyone seizes a bishop let him be treated as an outlaw. If anyone seizes or robs monks, or clergymen, or nuns, or their servants, or pilgrims, or merchants, let him be anathema [that is, cursed]. Let robbers and incendiaries and all their accomplices be expelled from the church and anthematized. If a man who does not give a part of his goods as alms is punished with the damnation of hell, how should he be punished who robs another of his goods? For thus it happened to the rich man in the gospel [Luke 16:19]; he was not punished because he had stolen the goods of another, but because he had not used well the things which were his.

 

"You have seen for a long time the great disorder in the world caused by these crimes. It is so bad in some of your provinces, I am told, and you are so weak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at one can hardly go along the road by day or night without being attacked by robbers; and 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 one is in danger of being despoiled either by force or frau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enact the truce, as it is commonly called, which was proclaimed a long time ago by our holy fathers. I exhort and demand that you, each, try hard to have the truce kept in your diocese. And if anyone shall be led by his cupidity or arrogance to break this truce, by the authority of God and with the sanction of this council he shall be anathematized."

 

After these and various other matters had been attended to, all who were present, clergy and people, gave thanks to God and agreed to the pope's proposition. They all faithfully promised to keep the decrees. Then the pope said that in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Christianity was suffering from a state of affairs that was worse than the one just mentioned. He continued:

 

"Although, O sons of God, you have promised more firmly than ever to keep the peace among yourselves and to preserve the rights of the church, there remains still an important work for you to do. Freshly quickened by the divine correction, you must apply the strength of your righteousness to another matter which concerns you as well as God. For your brethren who live in the east are in urgent need of your help, and you must hasten to give them the aid which has often been promised them. For, as the most of you have heard, the Turks and Arabs have attacked them and have conquered the territory of Romania [the Greek empire] as far west as the shore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Hellespont, which is called the Arm of St. George. They have occupied more and more of the lands of those Christians, and have overcome them in seven battles. They have killed and captured many, and have destroyed the churches and devastated the empire. If you permit them to continue thus for awhile with impurity, the faithful of God will be much more widely attacked by them. On this account I, or rather the Lord, beseech you as Christ's heralds to publish this everywhere and to persuade all people of whatever rank, foot-soldiers and knights, poor and rich, to carry aid promptly to those Christians and to destroy that vile race from the lands of our friends. I say this to those who are present, it meant also for those who are absent. Moreover, Christ commands it.

 

"All who die by the way, whether by land or by sea, or in battle against the pagans, shall have immediate remission of sins. This I grant them through the power of God with which I am invested. O what a disgrace if such a despised and base race, which worships demons, should conquer a people which has the faith of omnipotent God and is made glorious with the name of Christ! With what reproaches will the Lord overwhelm us if you do not aid those who, with us, profes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accustomed unjustly to wage private warfare against the faithful now go against the infidels and end with victory this war which should have been begun long ago. Let those who for a long time, have been robbers, now become knights.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fighting against their brothers and relatives now fight in a proper way against the barbarians.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serving as mercenaries for small pay now obtain the eternal reward.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wearing themselves out in both body and soul now work for a double honor. Behold! on this side will be the sorrowful and poor, on that, the rich; on this side, the enemies of the Lord, on that, his friends. Let those who go not put off the journey, but rent their lands and collect money for their expenses; and as soon as winter is over and spring comes, let hem eagerly set out on the way with God as their guide."）

 

号召基督徒组成保卫信仰的十字军，对异教徒进行军事讨伐，其实并非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首创。早在公元1063年，法国贵族就组织了一支骑士队伍，代表基督徒向占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进行圣战，并发誓要将这些阿拉伯人赶走。不过，在阿拉伯人的大军面前，一队人数不多的骑士无济于事，结果只好败下阵来。随后在公元1073年，又有法国的贵族率领人马，前往西班牙与阿拉伯人作战，但仍然不是阿拉伯大军的对手。这就意味着十字军的圣战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够在势均力敌的对阵之中保持不败。十多年过去了，在1085年，卡尔提斯王阿尔封斯六世率领来自西班牙、法国、德国的庞大骑士军团，取得了圣战的第一次胜利，攻克了阿拉伯人占领的托里多城，引起了诸多王公贵族的群起效法。所以，在一年以后，阿拉伯人击败阿尔封斯六世的时候，法国贵族立即率领军队进入西班牙。所有这些在西班牙进行的针对回教徒的圣战，都得到了罗马教皇们的支持，教皇允诺每一个去西班牙进行圣战的天主教徒，可以赦免一切罪恶。因此我们可以说，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是十字军运动的先驱。

 

而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创造性在于，通过著名的演说，揭开了十字军东征的序幕。

 

首次的东征十字军共有两队。第一队是由隐修士彼得所率领，此支十字军是由二万名贫农组成，称为“农民十字军”，出发不久，巳有好几千人病死于途中。此支军队缺乏训练，从君士坦丁堡进入小亚细亚，很快就被土耳其人的正规军屠杀干净。这一生命与鲜血凝成的失败，使乌尔班二世不敢再掉以轻心，决心以骑士为骨干来组成精锐的主力部队。这些骑士或者是破了产的贵族，或者是没有长子继承权的贵族子弟，他们在一无所有之中渴望摆脱困境，除了有受宗教信仰驱动的一面之外，他们还表现出强烈的好战欲望与急于获得财富的贪心，关于这一点，早在西班牙对阿拉伯人进行圣战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预演。公元1096年8月，由法兰西与意大利两国的王公贵族组建的以骑士为核心的十字军开始陆续出发，在君士坦丁堡汇合，这支圣战大军的人数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人之间。

 

他们在1097年齐集君士坦丁堡，苦战数个月，占领了安条克等城市。但很快又被土耳其大军包围。经过了两年的苦撑，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随即十字军建立了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同时还建立了三个附属小国：伊德萨伯国、的黎波里伯国、安条克公国。

 

1144年，塞尔柱帝国攻占伊德萨。耶路撒冷国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求援，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年〕。出动较早的德意志十字军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人击溃。法国十字军攻占大马士革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这次远征未达到任何目的。

 

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攻占耶路撒冷，俘虏了耶路撒冷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年－1192年〕。腓特烈率其部队，沿上次远征的陆路穿越拜占庭。法国人和英国人由海路向巴勒斯坦挺进，途中占领了西西里岛。德意志十字军最初约十万人，一路上伤亡惨重，冲过了整个小亚细亚，但红胡子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死，其军队也就随之瓦解。腓力占领了阿克拉港后，于1191年率部分十字军返回法国。理查在叙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攻占了塞浦路斯，并建立了塞浦路斯王国，以后，于1192年与埃及苏丹撒拉丁签订和约。据此和约，从提尔到雅法的沿海狭长地带归耶路撒冷王国所有，耶路撒冷仍然留在穆斯林手中。

 

1202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最初的目标是埃及，后来改变了军事计划，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也被攻克，并建立了拉丁帝国〔1204年－1261年〕。儿童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也称童子军〕也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兴起。当时人们鉴于十字军一再失败，认为是成年人有罪，不能解放“主的陵墓”，只有无罪的儿童才能解放耶路撒冷。1212年，法国的几万儿童组成军队出征东方，部分遭遇风暴被淹死，另外一部分被作为奴隶贩卖到埃及。随后德国的第二批童子军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死亡大半，剩下的人被阻在意大利，会途中又因为饥饿、寒冷和生病死去许多人。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年—1221年〕酝酿很久。1213年4月19日，教皇英诺森三世要求信徒组建一支新十字军。不过，此教令得不到欧洲的君主们支持。于是，教皇要求教士进行布道宣传，将信徒、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和破落的骑士加入十字军。1215年11月，教皇在拉特兰大堂主持召开了宗教会议，宣布组建一支以攻打埃及为目标的十字军，通过战胜埃及的穆斯林王朝进而重新夺取耶路撒冷。1217年，十字军先到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城市阿克开拔。途中，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年迈的皇帝约翰、塞浦路斯的于格一世和安条克公国的王储博希蒙德四世也加入支持。其间，十字军按惯例沿途掳掠。在1218年6月，开始包围达米埃塔。但在几个月的战争中，疾病困扰着十字军。适逢此时，穆斯林苏丹阿迪尔死了。1219年11月，达米埃塔失守。十字军终打开了胜利之门。1221年，十字军企图进攻开罗。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借尼罗河水截断十字军的路，并包围十字军。9月，穆斯林收复达米埃塔。第五次十字军战争终告失败。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1228—1229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下进行的，这次远征使耶路撒冷在1229年暂回到基督教徒手中，但1244年又被穆斯林夺回。

 

法王路易九世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年〕，进攻埃及惨败，路易九世被俘。1250年以大笔赎金赎回。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还是由法王路易九世领导，进攻突尼斯。路上发生流行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军队撤退。

 

此后，教皇或国王都号召不起东征，十字军在东方的领土逐渐落入穆斯林手中。1291年，最后一个据点阿卡〔今以色列北部城市〕陷落，耶路撒冷王国灭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的参加者社会成分繁杂不一，武器装备也不统一。身裹甲冑的骑士装备的是中等长度的剑和用于刺杀的重标枪，一些骑马或徒步的骑士除剑外，还装备有锤矛或斧子。大部分农民和市民装备的是刀、斧和长矛。十字军采用的是骑士军战术，战斗由骑士骑兵发起，一接战即单个对单个的决斗，协同动作有限。与十字军作战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主要兵种是轻骑兵。交战时，他们先用箭击溃十字军的部队，然后将其包围，实施攻击，分隔成数个孤立的部分加以歼灭。

 

但十字军毕竟打开了东方贸易的大门，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条件。十字军还使东西方文化与交流增多，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都是在十字军时期内传到西欧的。十字军也通过失败促进了西方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如欧洲人开始学会制造燃烧剂、火药和火器；懂得使用指南针；海军也有新的发展，摇桨战船开始为帆船所取代；轻骑兵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等。

 

十字军运动的失败，其直接后果就是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和巴尔干半岛的沦陷，以及整个东欧和中欧的门户大开。但是这也从反面让我们见识到：宗教因素在欧洲安全战略上的重要作用。

 

 

（六）伊斯兰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关于穆罕默德（Mohammed，570─632年）如何改造阿拉伯人的传统的麦加偶像崇拜，使之成为一种适于进行世界扩张的“一神教”，人们已经谈论的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们这里看看另外一个著名人物，和匈奴人阿提拉、蒙古人成吉思汗并称为三大“草原征服者”的突厥人跛子帖木尔（Tamerlane，1336─1405），是如何也把宗教作为一个战略来使用的，虽然和穆罕默德不同的是，帖木尔的扩张策略最后导致了伊斯兰教的衰落。历史家们喜欢把跛子帖木儿描绘成一个丧失理性的狂人，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一描绘是被征服者的恐惧后遗症，仅就帖木儿处置奥斯曼首领巴耶塞特一世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完全称得上是个狡诈的、机智的、富于理性的人，比教主穆罕默德本人毫不逊色。

 

帖木儿曾经写信给巴耶塞特，对奥斯曼家族的卑微出身作了尖刻的揭露，同时说他考虑到奥斯曼帝国作为欧洲的伊斯兰教堡垒和奥斯曼人在那里进行的圣战，他愿意赦免他们，否则“像你这样的小王公，能与我们相抗衡吗？”但巴耶塞特拒绝妥协，因此帖木尔1402年6月终于入侵奥斯曼帝国，向安卡拉进军，1402年7月20日进行决战，巴耶塞特和他的一个儿子一起被俘，帖木尔优待他们，他们却试图逃跑，因此被关入铁笼，几个月后死去。这种“先礼后兵”的策略显然轻易排除了来自宗教方面的阻力，抵消了奥斯曼人利用伊斯兰教的“圣战”口号进行军事扩张的诡计。

 

在其它方面，帖木尔也表现了类似的双重性格。他在1400年10月进攻叙利亚时，在阿勒颇城下打败了埃及的马木留克奴隶兵团。一旦成了主人，他的双重面孔即“诡辩的文人和大屠杀的统帅”的面貌出现。他在伊斯兰教学者面前，存心不良地提出一个难题：在战死的人中，是他的士兵们，还是马木留克的奴隶士兵有权获得殉道者的称号？

 

他与学者们讨论神学问题，强迫这些正统的逊尼派把被逊尼派杀害的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纳入合法的哈里发之列。其实，帖木尔本人并非阿里的十叶派，他这样刁难的目的在于声东击西：在与法学家们进行学术会谈之余，他屠杀城堡守军，垒起了几座“人头塔”，并持续三天洗劫了贸易中心阿勒颇城，而原先他是答应赦免这座城市的。帖木尔的恶名可能来自一位被放逐的历史学家伊本·阿拉不沙，当时他年仅十二岁，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帖木尔的书，为自己报了仇。

 

在欧洲人心目中，帖木尔的主要特征是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极度虚伪。正像对宗教的虔诚一样，他还扮演无畏的战土和深谋远虑的指挥者，是艺术家和文人的朋友。但是，一旦法律在他一边，并可以援引《可兰》（Al─Qur'an）为根据时，他就采取背信弃义的方式，反对原先的盟友，就像成吉思汗那样反复无常，得以“登上王位，戴上金王冠，系上帝王的腰带出现在诸王公面前，他们都跪在他面前”。帖木尔以不坦率和诡辩的方式来处理统治权问题，他不敢重新制定一套全新的法律，宁可沿用成吉思汗法律而不采用穆斯林法律，因为他想要继承成吉思汗的法统，虽然在实践中，他不断求助《可兰经》，因此被称为“不虔诚的穆斯林”。在早期，他就在塔什干与宿敌蒙古人签订协议，极力煽动他们入侵自己的祖国，帮助自己夺取政权。这和二十世纪的中国领袖们利用列强入侵之际大发国难财是何等相似。在现代人看来，“结局是演出了一幕杰出的东方式虚伪的喜剧，以对友谊的一再声明、复归于好的拥抱和每次都喊出《可兰经》中虔诚的格言而完成的，接着便是背叛，突然袭击和即刻处决。”

 

为帖木尔歌功颂德的《帖木尔武功记》说：“当上帝要什么事情发生时，他会提供种种理由，由于这些理由，该事情就会按天意而产生。上帝已注定把亚洲帝国给予帖木尔和他的子孙，他预见了帖木儿温和的统治，它将给他的臣民们带来幸福。”其实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说，“一个世纪以前成吉思汗的蒙古入侵也没有这样残酷，因为蒙古人只是未开化的人，他们杀人只是因为在数世纪中杀人已经成为游牧民对待定居人民的习惯行为。残忍的帖木儿对此又增添了宗教屠杀的色彩。他杀人是由于‘虔诚’。他代表了蒙古野蛮性和穆斯林狂热性的综合体，这在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的，他代表了由于抽象观念，同样也是由于一种责任和一种神圣使命的缘故而进行的屠杀，一种原始屠杀的高级形式。”帖木尔打败了喀什噶尔和南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和印度的苏丹，而他对亚洲西部的征服使得拜占庭帝国获益匪浅，正像莫斯科公国从他对金帐汗国的胜利中获得喘息。而所有这些结果都对回教国家极为不利。

 

他的背景促使他那麽残酷，背景的不同──例如较古老而陈腐的穆斯林世界东部和刚刚从基督教那里抢来的边区小亚细亚之间的不同，使得帖木尔帝国在他死后迅速瓦解，就像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迅速瓦解，而不屈不挠的“蛆虫般”的奥斯曼国家，却在死灰中复燃了。帖木尔的部下多是些没有宗教热忱的国际冒险家，他们的惟利是图和首鼠两端，使其国家其兴也速，其亡也速。而奥斯曼突厥（土耳其）的加齐们却是些心胸狭窄的封建武士，想控制他们很不容易，而一旦控制住了则比较稳固。由于这批来自中国边境沙漠地带的部落民，终于在小亚细亚找到了一块更好的山区，所以就源源而来、决不撤退了。相比之下，差不多处境的阿拉伯人由于早来了五六百年，就占领了更为肥沃的美索布达米亚和埃及、叙利亚，对小亚细亚的欲望也就不那么强烈了。而同样这块山区，对得天独厚的希腊人来说，却始终缺乏真正的吸引力。近东历史的这一页，同样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

 

和前述几种宗教不同的是，伊斯兰教迄今还对其信徒具有人身控制的能量。2005年，在“欧洲文明的心脏”，“素有自由民主传统和人权意识的法兰西”，爆发了愈演愈烈并迅速蔓延的持续暴力骚乱，并在其他欧洲国家得到类似的暴力响应。法国官方已经宣布，承认移民政策和融入模式没有实效。联合国高级成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欧洲尚不具备“和谐生活”的条件。

 

威廉·法耶在《殖民欧洲》中指出：同伊斯兰教士的说法相反，伊斯兰不只是一个像基督教那样的“信仰”，而是一个要求扩展的“教族”。伊斯兰在欧洲的计划，正如《可兰》上说的，就是征服欧洲。“我们已经身处战争了，而西方的欧洲人还没明白。相反，俄罗斯人却明白了。因为伊斯兰是一个传播价值观的媒介，它主张的个人的和集体的理论，里面规定的原则高于一切和不可触犯，这些规矩被强加在信仰者的头上，使他们认为，是由于这些原则他们自身的存在才有了意义（……），但是，伊斯兰和欧洲的精神毫无相符之处。他们的大量进入欧洲比‘美国化’更加削弱了欧洲文化。一个要求承认的教条主义，一个不主张幸福精神的教义，一种以绝对服从上帝为名而对人道主义（即人对自己的意志享有自治权）的根本否定，一种极端严酷的强迫义务和社会关系，绝对的一神论，一种对世俗社会施以神权政治的混乱，一种对艺术和科学创作自由不明言说的深恶痛绝，这一切都与欧洲的思想传统、尤其是欧洲的多神论传统格格不入。”

 

《殖民欧洲》中指出：最折磨伊斯兰的就是“圣战”思想。死亡，复仇，毁灭，屠杀，这些词汇在可兰经里随处可见。那些说伊斯兰是一个和平的容许共居的宗教的人们，恰恰不了解伊斯兰。（……）他们企图让人们相信有一个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一个文明的伊斯兰。他们忘了所谓的“文明伊斯兰”任何时刻都可以一跃而为野蛮，因为可兰经对不忠实者和背叛者施以死刑。“不杀人”的训条在穆斯林里是不存在的。为了表明确实如此，表明不是我们恶意诽谤，我们来浏览一下《可兰》并作些点评。

 

第二章，190：“你们要沿着真主指引的路消灭打你们的那些人”。

第十章，5：“见了他们就杀死他们，追捕他们，包围他们，为他们准备各种埋伏”。

 

下面是关于“烈士”的描述，构成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思想根基：“至于你们将死去或是被杀，是的，那就是说你们去同真主汇合。不要以为你们是圣战中的死者，相反，你们将活在真主的身边。因为现实生活不过是一个骗人的物。”

 

“那些离开祖国、被逐出家园，追随真主而战斗的和死去的，我会让你们进入天堂。”（第三章158、169、185、195）

 

以真主的名义去死就肯定进入天堂，伊斯兰的力量就栖息在这最残暴的简单化上。

 

下面是摘自第4、5、8、9、17、33、47章的段落：

 

“那些参加战斗的斗士，无论死去的还是战胜的，我们会给他们一笔丰厚的工资。不要和不忠实于主的人做朋友，除非他们选择了跟随真主。但是如果他们背叛，那就见到他们就杀死他们。”（这里根本不存在荣誉）

 

“如果他们在你们面前不保持中立，那就不给他们和平，不和他们握手，而是要在哪里遇到他们就在哪里杀死他们。袖手旁观的信仰者和为上帝而战的信仰者不可等同视之。”

 

这里，在对伊斯兰斗士固有的最高原则的肯定中，可以看出，圣战如走火入魔般永不停息。一个参战的、打仗的穆斯林，比只满足于参加信仰祈祷的穆斯林，有着更高的地位。“当你们冲向世界，别让那些不忠实于主的人拿你们当试验品，他们是你们真正的敌人。”

 

 

（七）战略是“生命的适应能力”

 

生命，预先存有极大的适应力，以免环境突变时一夕绝种。战略，就是作为生命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而出现的，而宗教作为战略的终极形态，则可以被我们看作生命适应环境的终极形态。那么，宗教到底是怎样帮助生命适应环境的呢？原来，宗教动员了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把无情的宇宙有情化，或说是把非人的环境人格化。不但如此，高级宗教（其实低级宗教也一样）还把宇宙的本原予以亲情化，与人父子相称，甚至把万物拟人化，与敌对的生物环境进行认同。其实在万物有灵论的后面，掩藏了生命的极大适应性，那就是说“我并非孤立的”；其机制与现代唯物主义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所以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人与万物既然同等，甚至是一块本来就没有生命的物质，那还有什么变化是可怕的呢？还有什么结局是他不敢面对的呢？

 

这种适应性毫无疑问是命运赐给人的“生存资本”──看来“资本主义的罪恶”原来是和生命一样地古老：甚至在文明出现之前──就有“生存资本”出现了。否则，“生产资本”是根本不可能崭露头角的──人类就是因为生存资本的卓有成效，才步步为营，登上生产资本的太极殿。

 

就生命的适应性而言，“过犹不及”的意思是说：精力过剩和精力不济，是同等严重的危机；而“生存资本”一旦过剩，生命体便渴望斗争、扩张，在对它物的攻击与损毁中，渲泄这因为多余而变得有毒之物，这一宣泄就构成了“生命的浪费或曰投资”；投资岂不就是最大的浪费。和平，就意味着对这些生气勃勃者的无情的压制和打击，“道德”和“文化”因此压制的借口、打击的手段。

 

这就是“文明”的要求。“文明”要求生命一律，要求不同的个体实现刻板的协同，要求“枪打出头鸟”甚至歼灭出类拔萃者。这并非中国社会的特长，这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归宿，一种社会意义的“暮色苍茫”。所以任何“太平盛世”都不可能享祚长久：既然它是靠牺牲人类的精华来维持自己，那么人类精华又怎能放过它呢？情不自禁地毁灭它吧，这是一场周而复始、永无宁日的搏杀！

 

为什么而斗争？为“解脱感”而斗争，为“充实感”而斗争。总之，为斗争中所能获得那种捕食的快感而斗争。而且要活食！所以人们看到，再有钱的人都觉得自己穷──“永远都缺最后一笔钱”，那笔还没有到手的钱，一笔“活食”！人性永远对活食感兴趣，至于仓库里的东西，那是留给别人来猎取的，自己永远要追求新鲜的，包括对性伴侣的猎取在内，都是如此。猎获的斗争调动了一切生命的原动力，捕食（包括捕食性伴侣）的斗争激发了一切意志的创造力。因为，“斗争”成了是生命借以“存在”即显示自己的主要方式，所以说“生命在于斗争”。

 

可是庸劣的卫生学家们却极力曲解生命的性质，他们故作神秘地说：“生命在于运动”。从而暗示大众去争购他们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中国人称日本国旗为“膏药旗”就是表达了类似的蔑视）：他们就这样推销着他们的“现代赎罪券”，这种现代的“商机”！

 

但是请问卫生学家们：“运动”又是什么呢？运动从来都不是无为的。体育运动，众所周知起源于军事操练。运动，只是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准备”状态。现代的商人出于赚钱的目的，力图抹煞体育的血腥意义，而将之贬为某种有利可图的“和平事业”。“和平”？那只是农民的种植要求和商人的诈财之道，它和人类最简洁的捕食方法──猎获的本能，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人在本能上最喜爱捕食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同类，“同行是冤家”。没有人愚蠢到“将体育运动当作一个目的”。佼佼者用它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普通人用它来“增强体质”、“勾引异性”。而“斗争”作为捕食的基本方法则大为不同：捕食动作本身就能给人以极大的满足，至于猎获得逞即“胜利到手”那就更有刺激了。胜利激起更大的野心、更强的斗争欲，仿佛胜利妙手回春、增精活血，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人的内在“生存资本”，从而使人变得更加难以长久满足、更难伺候。这就是人生种种不安与苦难的真正来历？所以文明的进展无法减缓更不能消除不安和苦难，相反只会加剧它。聪明人为了安慰自己，就造出种种乌托邦幻想来掩饰这一真相，幻想的乌托邦诚然有助于减缓不安感和苦难感，但却无力消灭甚至无法减缓这些实际存在的不安与苦难。

 

学会斗争，也就是学会、熟悉并掌握关于斗争的艺术，所谓“斗争的艺术”也就是“如何消耗过剩精力的艺术”。即使不为了任何实际的“目的”，单单为了安然度过这无聊的人生，也完全有必要掌握这门奇特的艺术。掌握这门艺术、找到适于自己生存特点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人生全部适应性的关键所在。这种适应性是所有惟利是图的市侩都能掌握的，但只有天生懂得它的人才能理解。有时，“赖皮”也是一种有效的战略。民国文人李卓吾曾经在《厚黑学》描述中国自从刘邦这个无赖大功告成以来，社会上的成功人士都是以“厚皮黑心”取得成功的，不论经商还是从政甚至做文人。但是这厚黑成功不是中国的专利，而是一切原始社会和文明破灭了的社会，所共同拥有的毛病。

 

生命所掌握的战略原则就是“优势原则”，哪怕是用赖皮的即“厚黑学”的方式获得优势。在一个流行高贵的环境中，高贵是最好的战略，在一个流行卑鄙的环境中，卑鄙是最好的战略，在一个流行中庸的环境中，中庸是最好的战略。

 

什么是暴政？“暴政就是智力低下的统治阶层所构成的强权。”──这种强权拼命压制大丈夫的创造性，并企图使得这种压制永久法律化、制度化甚至道德化。弱智的统治阶层企图以腐臭的“四化”来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并为他们的纨绔子弟谋求霉迹斑斑的世袭特权。然而世界上到底有什么势力可以压制生命之火的创造冲动呢？

 

许多人有幻想，但很少有人具有实现幻想的力量，更少有人拥有实现幻想的那份气运。想想总是容易的，尤其是年轻人，但能把年轻时代的梦想坚持下去就很难很难了，如果能把年轻时代的梦想付诸实现的，就是凤之毛、麟之角。嘿，怯于行动的家伙！谁说“干了也是空虚的”？无论怎样，干干总比想想更有影响力，历史需要的正是影响，而不追究好坏。虽然对一个创造的心灵而言，“想”总是比“干”具有更绚丽的色彩和更生动的内容，但想了不干如何验证你的所想？

 

请我们不要回避：每一个人的血管里，几乎都流淌着被征服者的血液……它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崇拜权威，它使我们十分可笑地一见有权有势者有钱有魅力的家伙，就不由自主地两腿发软……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屈服──才是一切“社会性”的坚实基础。被征服者们更深一层的奴性，也是某种“变相的反抗性”，则是以“怀古”或“同情失败者”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人性的曲折微妙之处，它写出了人性的隐秘和代偿：一方面在生活现实中服从生物法则和社会秩序，另方面在心理趣味上偷偷换点花样，来安慰或排解被征服的郁闷。这表明被征服者尚未与征服者同心同德，还只是从外部被迫服从并崇拜他们。这尤其可怜，因为只有当人从奴仆升为自愿效忠者时，他的等级才会提高。

 

每个人的祖先，都曾是不同时空和不同程度的被征服者，奴性的血液，往往还起着某种自保的功能，所以不被视为可耻，相反，被目为可耻的并不是服从与效忠这类“社会性”，而是它的不彻底性，如“变节”。所有的社会战略都灌输一种思想：好男子乐于“被人利用”，正如好女子急于“被人使用”一样。当然，不论好男子还是好女子，都仅仅愿意被那些高出自己一筹（多多益善）的人们利用或使用。若是低于他们的人想利用或使用他们，他们就会恼羞成怒，觉得受了侮辱，因为自己被大大低估了价值！一个人，要是不懂得被高于自已的人或事业所利用；或是一个人，若未归属于一个较他（或她）更强大、更经久、更广泛、更有创新意味的人或事──那他就只能被称为一个“不幸的家伙”。

 

万民有各自的道德。统治者应有统治的道德，这道德应该不同于（照苏格拉底的话）“鞋匠的道德”。失去统治的道德，统治的生活将变味，财富沦为杯水。统治的道德就是为了权力而舍弃自己，这权力欲如此炽烈，以致他宁肯失去一切个人的幸福、享乐、财富……也要想方设法满足它。这权力欲如此炽烈，是一切壮烈的理想、美妙的幻思、卓越的方案、宏大的设计……的基础和源泉。一切睿哲文明，都是其附庸和装饰，手段和幌子……统治的技巧在于有效牺牲其余的杂务来维护这一道德，来实现这唯一的本体：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行也要进，不行也要进。“达”时固然要济天下；“穷”时也要念念不忘于济天下──这样才可能终于济成了天下。人生无所谓穷达，。活着就是“达”，要是能健康地、生气勃勃地活着──就没有“穷”之可言。

 

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因为“独善”是不可能的。一切暴政都希望智慧去“独善”，好让暴君们率领千百万愚民，宰割天下。让暴虐势力的邪恶欲望彻底落空吧。所谓“独善”，无非是摧眉折腰、自甘奴役的文饰。暴政是不会让人真正“独善”的；他们只是在施展狡计──诱骗你退出战场，然后，当他们完成了各个击破的奸谋，再来彻底剥夺你的残余自由。大丈夫决不做曾参的门徒，“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曾参主义，只能导致奴隶精神。真正的大丈夫，视自由为不可剥夺、不可逐日削减的与生俱来之物。暴政能夺去大丈夫的名誉、地位、财产、生命；却夺不走他追求自由的执拗意志。这决不是什么书本上的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本能。因为没有自由的生活大丈夫是忍受不了的，这也许就是大丈夫的“脆弱”。但他有什么办法不这样呢？

 

大丈夫不想杀身，但丧失了“仁”他还是会死去。所谓“仁”，无非就是超越自己，甚至超越有关神明的思想。先要超越，才有独特，而价值是独特产物。不敢舍身夺得自由的人，是“无个性的动物”，既没有独立的人格，当然也就谈不上“自我实现的可能”。但大丈夫决不仅仅是“自我实现”的角色，而是一生都在反抗暴政中渡过。他的反抗不是聚敛的借口，而是尽情挥霍，挥霍陈年旧帐，开辟未知的可能。这就是大丈夫独特的自我，他以特有的方式反抗了压迫他的暴政，并因此而松动了历史业已板结的土壤。

 

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他铲除暴政，不论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不论他做什么，或是怎样做，归宿都是铲除暴政。他反对（至少是“修正”）两千年来儒佛道传统的保守信念：而置身于开创性的全球化运动中。“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周易乾》）

 

他的战略是：爱好真诚的战争而非虚伪的和平、爱好正直的野蛮而非乔装的文明、爱好青春的血腥而非衰老的呻吟。以此达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卦》）

 

 

第四篇

政教合一，削弱救难功能？

 

宗教既然具有上述的救难性质，那么“政教合一”显然会削弱其力量。尤其是政治力量利用宗教资源，很明显会造成“降格使用”的后果，鱼目混珠不好，政治冒充宗教也就不好。

 

1、政治不是救难的，而常常是添乱的；政治人物很少是受害的，而经常是加害于人的。因此以宗教去补助政治，是损不足以不有余，是无耻的掠夺。

 

2、我们主张政治为宗教服务，也就是添乱的为救难的服务，加害的为受害的服务。但这样要恶者为善者服务是违背自然律的，确实很难。

 

3、综合上述两点，政教分离也许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不是就个人和团体而言，而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至于我个人，也是远和自己和我的团体保持政教合一的纯洁性。

 

中国基督徒对于“基督徒是否应该参政”以及“基督徒应该怎样参政”，看法十分的分歧，但是正反双方都有很好的理由。对于新一代的年轻基督徒来说，远离政治的基要派神学已不受欢迎。“世界即是我们的修道院”这一清教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年轻基督徒所接受。因此问题更多的是：怎样参政才是符合圣经的？

 

有人认为，一方面，中国基督徒应该克服过去那种“恐惧政治”的心态；因为让自己接受逼迫当然是神的美意，但引导自己走出埃及更是神的恩典。另一方面，中国基督徒也应当十分谨慎，不能把信仰和政治混在一起。“这方面我们应特别注意避免美国福音派神学的负面影响。美国福音派自1970年代以来，特别是里根当选总体后在美国日益强盛，在政治上，福音派是共和党的坚强同盟，2000年布什当选后，福音派神学更是深刻影响了美国政治。与不问世事的基要派相比，福音派的积极态度当然有正面意义，但由于许多神学上的错误，福音派和政治纠缠太深，对美国政治和宗教都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将基督教和美国的爱国主义情结混在一起，利用政治影响宗教，以及对以色列过於偏袒的锡安主义盛行。”

 

由于福音派对华传教非常积极，他们的政治观也可能影响到中国基督徒，为了使大家对福音派政治有所了解，有的中文译者特别推荐了当代基督徒作家和经济学家、改革宗重建派领军人物诺斯（Gary North）的一篇文章。该文对美国基督教右翼的神学政治观作了精辟的分析，原文可在网上找到：http://www.chalcedon.edu/articles/article.php?ArticleID=171。

 

诺斯在文中，将福音派的政治行为归因于其神学上的错误：即救恩论上的阿米念主义，反律法主义，以及末世论上的时代主义。这三大错误导致了1970年代以前基要派不问世事的出世主义，以及1980年代后福音派的政治狂热，希望我们中国基督徒能避免美国弟兄们的错误。

 

《末世论与新基督教右翼》

 

Gary North

 

在我的新闻简报《基督教重建》1981年的1/2期上，我写了一篇文章《道德多数派的末世论危机》。这篇文章可以在网上找到：http://shurl.org/crisis.

 

文中我指出基要派（注：基要派是美国基督教的一个保守派别，1980年以前不关心政治，1980年后在政治上成为里根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又称为福音派）的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的目标，那就是：政治改革Vs“被提”（注：“被提”指时代派前千僖年的末世论神学观，该派认为基督二次再来已经很近了，在基督再临之前，世界要变得非常败坏，敌基督要统治世界，而在大灾难前，基督徒要秘密被提从而躲过大灾难）。Jerry Falwell（注：美国时代派的领袖人物）的道德多数同盟（the Moral Majority）真是患了精神分裂症！

 

时代派前千僖年末世论把世界描绘为不可救药，世风日下不可扭转。该派认为只有末日来临才能扭转这一局面：首先是基督徒秘密被提，然后是以色列遭受大灾难，最后是基督再临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基督教政权。

 

更荒唐的是：该派还认为，过去几十年间所有世上的道德败坏都表明了基督徒的被提将很快来临。这种教义在文学上为Hal Lindey（著名时代派人物）的畅销书──《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提供了原型。

 

我在文中提到1980年夏天在达拉斯召开的全国事务简会（注：参会者多为基要派基督徒）。那是第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当时的新右翼和稍后被被称为新基督教右翼之间的联合。当时的媒体并未注意到这一会议。

 

候选人里根

 

罗纳得·里根受邀做了演讲。杰米·卡特和第三党候选人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的阵营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会议后来演变为支持里根的聚会。正是在那天晚上，面对一万五千名与会者，里根说出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我知道你们不会支持我，但我要支持你们。”（注：1980年代以前美国基要派基督徒不关心政治，但又对当时的世俗化运动忧心忡忡。里根的登台让基要派基督徒忽然意识到政治力量可以被用来抵抗世俗化运动，这正是福音派登上政治舞台的开端）。一夜之间，这句话导致了新基督教右翼的诞生。当时，我写到：“这里汇集了全国的基督教基要派领袖人物（除了影响力正在减弱的葛配理），他们热切地告诉与会者1980年的选举仅仅是开始，今后圣经的原则将会变成美国的法律，统治美国政治百年之久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将被赶出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将是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基督徒的胜利将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教育，家庭，经济，政治，法律等等。一个接一个的演讲者向听众宣布了这个目标，听众简直疯狂了。

 

这听起来像基督教重建运动（注：基督教重建运动是1970年代美国改革宗教会内兴起的运动，核心思想是上帝的主权应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上帝的律法在当代仍然有效，救恩论上坚持加尔文主义，末世论上则是后千僖年主义，强烈反对时代主义的被提说。本文作者诺斯即是该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但是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内容却不一致。基要主义者的法律观和世俗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没有区别，但他们的话语却很有力量。（注：基要主义者和世俗的政治保守主义者均赞同自然法，而重建运动赞同圣经律法，反对自然法。）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惊奇的现象：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包括牧师们在内，他们一方面相信基督的二次降临近在咫尺，撒但的力量将越来越强大，而教会将在世上失败；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向着另一群牧师们欢呼致意，可笑的是，这群牧师也信奉那种失败的教义（指时代派被提教义），但是现在他们却在鼓吹胜利，此生此世的胜利！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狂热的精神分裂症！成千上万的人欢呼他们的胜利—欢呼声好像驱走了长期困扰他们的末世教义，驱走了长期的神学悲观主义。

 

他们是否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真的明白吗？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在1980年的那次会议上，“被提”这个词并不受重视，当时几乎没有人去思考基督的二次降临。”

 

对我来说他们变成了口头上的基督教重建主义者。问题是，他们仍然没有抛弃时代派的末世教义，这种教义认为在这个千僖年之前的世界，任何社会行动都没有意义，更别提政治了。他们的末世论只关心拯救，而他们对拯救的理解是：从低级酒吧中唤醒几个醉汉，别在政治上浪费时间。

 

从那时起，精神分裂症开始了：旧基要主义对抗新基要主义，这种新基要主义看起来象基督教重建主义，然而它在神学上仍然是旧基要主义。

 

政治性的胜利

 

核心的问题是胜利的观念，那就是把后千僖年的教义运用到政治中去。在那篇文章中，我写到：

 

“你怎么能有效地鼓励人们走出去，参与到政治工作中去，但同时你又告诉人们他们的努力不会获得成功？如果你对胜利不抱有希望，那你怎么能指望获得胜利？如果你告诉选民们他们的选票不能阻止这个社会变成撒但的国度，那你怎么能让你支持的人当选？什么样的政治胜利是建立在相信失败的信心上？”

 

通过卷入政治，1979年建立的道德多数同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领头羊。Falwell把胜利的本质视为政治层面的胜利。全方位重建基督文明的观念，也就是Christendom，是不能实现的，因为缺乏圣经法律，或基督徒法律的观念。因此胜利变成了选举意义上的胜利：也就是好候选人击败坏候选人的胜利。在里根的旗帜下，政治胜利的诱惑力确实强大，因此基督徒无法拒绝。

 

道德多数同盟感受到了它的政治力量。这些人嗅到了政治对抗的血腥味。于是他们站起来告诉人们类似这样的东西：“女士们先生们，所有这些关于在我们国家的政治，道德，经济，和社会领域战胜邪恶的言论都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坏直到基督再临把教会提走。我们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你们的热情是白费的！在改造这个世界工作中，你所奉献的时间和金钱都是打水漂。你不能使用圣经的原则—旧约中的律法，来重建这个社会。圣经律法在教会时代是不合时宜的。胜利在教会时代是不合时宜的。然而，你们应当走出去，疯狂地工作，这是你们的道德义务。”

 

这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演讲，是吗？你会说，这不像是政治上胜利的口气。你是多么正确啊！

 

永远不要用这类的布道去打动你的听众从而让他们捐钱给你去抗拒社会的邪恶？1978年以来，道德多数联盟的基要主义者嗅到了政治对抗的血腥味，这种诱人的滋味压倒了他们的神学教义，因此他们暂时停止了谈论“被提”这件事。

 

这种沉默被Tim LaHaye（美国著名时代派牧师，作家）的小说《Left Behind》所打破。Tim的小说掩盖了他的妻子Beverly的某些光芒。Beverly所领导的美国妇女关注联盟（Concerned Women of America）是最大的新基督教右翼组织之一。LaHaye家族领导的这两个完全相反的组织生动地体现了时代派末世论所导致的精神分裂症！（注：按照Tim的理论，基督徒应该等着被提，而Beverly领导的组织却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方面的活动。）

 

这种精神分裂症影响了道德多数联盟，Falwell牧师在1989年关闭了联盟，这事发生在老布什总统第一年任期内（注：1990年代早期基督教右翼的活动减少，可能与LaHaye大肆宣讲“被提”有关，可能这是导致共和党总统老布什1992大选失败的一个原因）。道德多数联盟沉寂了很长时间，直到2004年Falwell牧师重新建立了这一联盟。这是一个支持小布什的联盟。（注：2004年共和党人小布什以300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民主党人John Kerry，美国新闻界认为福音派基督徒起了关键作用）

 

从本质上讲，基要主义不可能克服自身的精神分裂症。它或则从社会文化领域全面退缩或则在社会文化领域全方位地争战（注：即必须抛弃时代派被提教义）。

 

任何宗教，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运动，如果想要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第一，预定论的教义；第二，律法的教义；第三，必胜的教义。1848年以来，这三个教义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共产主义者相信历史的推动力量站在他们一边；列宁主义为他们提供了改变历史的法则；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有必胜的信心。伊斯兰教也有着类似的信念。早期的近代西方基督徒—加尔文主义者和清教徒也有这样的信仰。缺乏这三个要素的社会或宗教哲学很难与具有这三者的对手抗衡。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世俗科学主义的成功也是建立在这三个要素上：科学（物质）决定论；科学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可抗拒的科学技术进步。当这三点信仰都开始动摇时，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宗教也衰落了。

 

特别是1965年以后（嬉皮文化，性自由，反越战等运动都始于1965年），反文化运动开始挑战科学主义的这三点信仰。

 

当代基督教基要主义在很长时间以来完全抛弃了以上三个要素。基要主义者在预定论上有分歧，但大部分人赞同阿米念主义关于上帝，人，以及律法的观念，他们相信人的“自由意志”。此外，他们拒绝圣经律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标准。他们认为在教会时代—从五循节到“被提”升天，上帝没有给基督徒一个明确的律法标准（注：绝大多数基要派信徒认为律法只是给犹太人的，他们拒绝承认今天的教会是真正的以色列）。最后，他们对教会在历史当中的作用持一种悲观主义。由於缺乏上帝全面主权的教义，缺乏圣经律法的教义—该教义是重建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缺乏在历史当中必胜的末世论教义，基督教基要主义无法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

 

对政治活动前景的展望开始动摇现代基要主义的实用性教义—并非他们的神学教义，而是他们在操作层面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注：实用性教义指福音派基督徒积极从政的热情，神学教义指悲观的末世被提教义）

 

结论

 

基要派目前还未在政治上妥协（注：诺斯认为由于基要派的悲观神学，他们最终要放弃社会政治领域的努力），因此新基督教右翼成了政治和共和党的女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福音派人物James Robison，在里根演讲之前作了激烈的演说。他清晰，雄辩地警告了听众不要把基督教变成任何政治力量的同盟。然而他的警告在晚些时候完全被淹没在听众的欢呼声中。在接下来的一年中，Robison完全放弃了他的激烈警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热情。然而他的听众却不是这样。

 

新基督教右翼不是基督教重建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是加尔文主义者，不是神律论者，也不是后千僖年主义者（注：以上三点是重建主义的鲜明特点）。把新基督教右翼和基督教重建主义混为一潭是分析上的错误。我可以理解人文主义者的媒体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们不懂得神学上的差别。但是基督徒评论家们不该犯这个错误。Rushdoony（注：Rushdoony是重建派的创始人，著有《the institute of biblical law》一书，该书被认为是重建神学的核心著作）和我从来不把政治放在基督教重建运动的首位，而新基督教右翼却是这样做的，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偏离了正道。

 

（全文结束）

 

译者简评

 

在我翻译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长期以来，我困惑于基要派对社会事务的漠不关心，我无法理解基要派信徒如何能在世上做盐做光。但同时，我也对福音派积极入世的态度抱以怀疑。我不太理解为什么福音派会大力支持美国以军事行动打击伊拉克，为什么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过分偏袒以色列。我虽然赞同福音派在很多社会问题，如堕胎，同性婚姻上的态度，但我却感到福音派在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话语上的霸权存在着很大问题。诺斯及其同事们的一系列文章，让我明白原来这里面隐含着一个深刻的神学错误：那就是时代派前千僖年的“被提”教义。这种悲观的末世论与救恩论上的阿米念神学前后呼应，二者之间的纽带是反律法主义。正如诺斯在文中指出：这三个错误导致了近代美国基督教会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教会何尝不是跌倒在这三个错误教义上。

 

阿米念的普救论很符合人的堕落理性。在这种救恩论下个人灵魂的得救成了基督徒生活的中心。由于得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因此以牺牲律法来讨好罪人是基督徒诱惑别人“决志信主”的最好途径。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当慕道友对旧约中上帝的严厉感到不满时，我们的教会领导常常告诉对方旧约的教导没有新约重要。“不理解旧约没关系，重要的是信耶稣得救”，类似的话我想我们每个主内的弟兄姐妹都听到过。由于我们的全副精力都放在“劝人信主”上面，我们忽略了我们的社会文化使命，这一使命必须要以圣经律法为指导才能得胜。因此，长期以来，公共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被不信神的人主导，当然社会也就日益败坏。于是，以逃跑主义为特征的被提学说应运而生。

 

这里顺便提一下，历史学家Dave MacPherson著有《The Rapture Plot》等一系列书籍，进行了大量的历史考证，认为这一学说始于1830年，第一个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一个名叫Margaret Macdonald的年轻女子。然而神学家达比（J. N. Darby）却将其窃为己有，并刻意隐瞒Margaret的贡献）。这种缺乏足够圣经依据的学说却经过J. N. Darby和C. I. Scofield（司可福）等人的大力宣讲，特别是司可福圣经的广泛传播，成了保守基督徒的“正统”信条。在中国，这种教义经过倪柝生等老弟兄的传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信徒。于是导致了我们中国基督徒对世事不闻不问的可悲状况。

 

从心理作用上看，这种教义导致了基督徒的无所作为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世界不可避免的要堕落，而主耶稣的再临会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那我们当然就不需要在世上与邪恶抗争了。谁也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去修补一艘正在下沉的船。然而我们忘了，主耶稣复活后宣称“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这说明上帝不仅是天上的王，也是世上的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世界要落如撒但之手。主耶稣的复活不仅是灵魂的复活，也包含肉体的复活。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随着主耶稣的复活，也已经获得了拯救。主祷文中也说，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那种把世界交在撒但手里的教义，是对复活的无知。

 

由于我们基督徒的无能，我们把末日来临作为我们的精神寄托。当然我们又不愿整天坐在家里等着主，那样又显得我们太无用。作为罪人，我们总想处处体现我们的自身价值，既然我们不能在社会上做盐做光，我们就到处拯救别人！我们从事自欺欺人的伟大事业把我们自己感动得浑身发抖，我们又说我们被圣灵充满了！而此处阿米念的自由意识神学又成了我们体现自我价值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人生的三点一线是：自己信主救自己，不守律法没前途，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人生起点，错误的人生路径，失败的人生终点。我们的敌人说，宗教是鸦片，很不幸他们是正确的！

 

回到社会政治领域的话题上来，老基要派远离政治的态度符合他们的神学观点。那么新基要派，也就是福音派的政治热情如何解释呢？实际是这也是他们的神学观所导致的！一种错误的神学常常导致两种看上去完全相反的社会行动，这正表明了这种神学的内在荒谬性。今天我们看到在网上“反政治的基要派”和“搞政治的福音派”吵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他们在神学有着相同的根源：那就是人本主义！“反政治的基要派”先靠自己救了自己，然后发现自己无力救世界，因此就放弃了。直到某一天，发现这个世界败坏的不得了，其中一部分人忍无可忍，然后就行动起来。这一行动，就卷入到政治旋涡里去了。这就是诺斯在文中批判的：美国福音派成了共和党的女仆。

 

其实，圣经里记载过缺乏信心的人这样前后矛盾的行为。在申命记第一章，神命令我们的祖先进攻亚摩利人，但他们却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申1：28）。那时我们的祖先认为世界是属于敌人的，他们斗不过敌人，所以他们不敢上去斗。这很像今天的“反政治的基要派”，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听到神发怒以后，我们的祖先一夜之间又变得“勇敢”起来。“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争战。’于是你们各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申1：41）。这时候我们的祖先像不像今天“搞政治的福音派”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属血气的软弱，到属血气的刚强，中间没有绝对的鸿沟。共同特点都是属血气，不信靠神。最后属血气的刚强斗不过敌人的残暴，我们的祖先不得不在旷野中流浪了四十年。

 

我们今天的中国基督徒，应当从圣经记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不应当在两个极端来回摇摆，圣经教导我们要“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因此我想，我们应当既反对“反政治的基要派”，也反对“搞政治的福音派”。由于我们的败坏，我们分不清是非，魔鬼也就常常迷惑我们。魔鬼常常把一个问题的两个极端面展现出来，好像我们若不是左派，就是右派，除此之外我们好像没有其他选择。实际上并非如此，神爱我们，我们一定能找到一条符合圣经教导的正派。

 

我尊重基要派弟兄姐妹们保守传统，拒绝与世界同流合污的精神，我也尊重福音派弟兄姐妹们挑战邪恶的勇气。我相信圣而公之教会，我相信圣徒相通，我相信所有信耶稣是基督的人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然而我要说，“反政治的基要派”和“搞政治的福音派”都不是真正符合圣经的道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的正派，应当是高举上帝主权的加尔文派。加尔文主义就是基督教。加尔文主义强调信徒在世上做盐做光，但政治绝不是我们首要关心的。我们首要关心的是忏悔我们的罪，我们所受的逼迫并非完全是政府的错，更主要的是我们自身的罪性。

 

在社会文化领域，我们首要关心的恐怕应当是教育的问题。怎样把我们的家庭建设成为顺服神的家庭，怎样教育我们的子女，保守他们免于遭受各种错误思想如无神论，享乐主义的影响，让他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这是比政治更为重要的问题。

 

按照《约翰福音》，从救恩上讲，是上帝拣选了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信主。既然上帝在众多的罪人当中单单拣选了我们，必然有他的美意。神创造了世界，又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的目的绝不会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撒但击败！这个简单的道理就足以让我们质疑那“被提”的教义！神爱我们，赐下了他的独子，为我们赎罪而死，为得是我们得救，不仅得救，还要我们成圣，出于他的恩典，独子还要把他的荣耀和我们众子分享。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被撒但击败了，我们能荣耀神吗？神拣选了我们为的是我们失败吗？用儿女的失败来荣耀父，多么奇怪的教义啊！

 

所以，我们必胜！这不是属血气的乐观主义。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在和撒但的争战中会受到挫折，那是必然的。然而，最终的胜利属於神，同时，藉著主耶稣的宝血，那最终的胜利也属於我们，神宝贵的儿女！我们胜利的信心来源于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的武器是神的律法。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就是新约旧约中启示给我们的每一个字句。我们一定会击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弗6：12）。撒但只能伤我们的脚后跟，但我们却要伤他的头！我们绝不能像我们祖先那样，把世界交给撒但，把重担推给神。那样，我们一定会死在耶和华面前，不得进入应许之地。

 

由於我们过去的软弱，我们已经受到了神的惩罚。多年来我们的教会沦落为“地下教会”，多么可悲可耻的名字啊！我们还以假冒虔诚来掩盖我们的软弱，以远离社会来标榜我们的“属灵”。我们的虚伪和我们的软弱使神的圣名受到法老们的嘲弄，我们当抛弃那错误的教义，痛心忏悔我们的罪。

 

我们也要避免另外一种错误，即马上拿起武器，杀入敌营。从圣经上看，那也是错误的，那样我们必然会被杀败。从士师记二十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神的选民败在敌人手中时，他们所做的是“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号，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因此我们目前应该做的，不应当是攻击敌人，更不该互相指责我们的弟兄，我们应当禁食祷告。前段时间有一位非常有勇气的弟兄发起了一场绝食行动，我对这位弟兄的勇气非常敬佩。然而遗憾的是，查阅圣经，我发现这位弟兄的行动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中任何时候提到禁食，都是要求信徒转向神，反省自身的罪，而不是面向法老，以绝食来要求法老满足自己的条件。因此我们主内的弟兄应当在神面前来禁食，并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代祷，我们既应当为余杰等弟兄祷告，也应当为香港神学院祷告，也应当为一切观点不一致的弟兄姐妹祷告。直到神所定的日子，他必对我们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士20：28）。那日，我们必要跨过约旦河，进入那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

 

质疑译者简评

 

上面的译者简评说得头头是道，只是过于清楚了，反而令人疑惑，因为译者简评的许多话竟然说得比圣经还要清楚。在我看来，圣经的真理多少有些“尘世的不可知论”在其中：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阿，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以赛亚书》第六章8—11节）

 

“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马可福音》第四章11—12节）

 

（雅各·阿米念，Jacobus Arminius，1560—1609年，其姓又译亚米纽斯，亚米念，阿民念，阿明尼乌，荷兰基督新教神学家，阿米念主义创始人。阿米念主义反对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争辩说，一个人在上帝恩典和自由意志的协助下，可以接受或拒绝上帝提供的救赎。）

 

政教合一，是否会削弱宗教的救难功能？

 

简单的是或否，都不可能回答得完全，因为宗教具有神秘的一面，不清楚的一面，“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36节）

 

但是人不是这样，人总是希望能够控制局面，甚至能够“预测”，能够“主导”，能够“被提”。人们都企图利用信仰的神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结果“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十五章19节）尤其现在，陷入绝望的中国人，特别热衷于谈论“基督教与民主”等“实用性的宗教话题”。

 

《基督教的民主功能》一文，代表的就是这一倾向：

 

基督教是在众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内部在圣经的理解上常发生意见分歧。他们通过开普世的代表会议，通过讨论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形成统一的纲领和教义，这是一种民主机制，是一种协调基督教内部的分歧和维系基督教统一的方法。西方当代的民主制得益于基督教的普世会议可能多于希腊罗马的共和政体。新教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强调，圣经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理。他们认为，凭借每个人自己的信仰和上帝的恩惠，就能够认识上帝所启示的和耶稣所亲授的真理，这否定了教皇的代理作用；否定了少数教会领袖对圣经的解释权，提高了个人的自主性，为西方近代自由民主运动作了精神准备。

 

基督教为民主提供了文化因子有：

 

1.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学说，为权力制衡和法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维诱导和最终的理论根据。

 

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可以听上帝的话，服从上帝的旨意，这意味着选择了善；也可听蛇的话，违背上帝的禁令，这意味着选择了恶。既然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就要承担选择的责任。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最初听上帝的话，在伊甸园里过着幸福的生活；后来经不起引诱，听了蛇的话，犯了原罪而承受苦难。上帝因人犯罪而处罚人类，但上帝仍然爱人类。由于罪是要赎偿的，人本身没有能力来赎偿这个罪，所以上帝的独生子化身成人，以其在十字架上的死替人赎罪，克服人离弃上帝的罪况，使人与上帝重新修和。这就是耶稣基督拯救的意义。这种拯救是上帝白白施于人的恩典，所以被称为“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意味着使人从罪恶的状态中警醒过来，决心做一个与上帝重新修和的新人。

 

加尔文神学认为，即使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身上仍然有残余的罪性，今生今世难以达到完全。有限且有罪的个人所组成的任何政府都是有限的，也都受到罪的污染。每个政府都有各自的区域和界限，各司其职，互相监督。无论是个人、家庭、教会，还是国家，都不能扮演救世主（savior）的角色，只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仆人（servant）的角色。

 

人为罪人，这是基督教的基本观点。圣经里说的罪，是指人违抗上帝的旨意，妄想僭越上帝的地位以及行不义之事。人若将无限的价值加到自己人生的有限性中，就陷入到骄傲的罪性中。个人骄傲的罪有三类：权力的骄傲，知识的骄傲和德性的骄傲。

 

（1）权力的骄傲，表现为人不承认自己的软弱，想通过攫取权力操控他人来克服、掩饰自己的软弱。

 

（2）知识的骄傲，即理性的骄傲，它集中表现为人把自己有限的知识当成绝对真理。知识原本是某一方面有限的知识，却妄以为是终级的知识。知识的骄傲来自于人类不知自己的心智的有限性，来自于人欲掩饰知识的有限和知识所沾染的自私色彩。

 

（3）德性的骄傲，乃是有限的人以他有限的德性为终极的义，以他有限的道德标准为绝对的标准。灵性的骄傲直接由道德的骄傲产生，表现为人将自己视为神明，将自己的偏私标准和有限成就当作无上的善，这是人的罪性的最后表达。团体的骄傲是个人的骄傲的集中表现，并且比个人的骄傲更加严重，它追求自私目标的行动更加不受限制，较个人更为专横，虚伪、自私和残酷。国家崇拜是团体的骄傲的最高峰。

 

正因为人的罪性，人人皆有犯罪作恶的可能，必须用制度来制约个人的权力，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人如果不受限制，什么罪恶都能干得出来。历朝历代的皇帝、官员、警察、军队，由于自己就是法律制定者、执行者，故作恶多端、丧尽仁义天理。而那些有信仰的国家的首脑、官吏，由于知道有个高于自己的上帝，由于坚信来世会受到审判和惩罚，即使他们拥有作恶之后不受现实惩罚的权力，他们也不逾越规矩，不为一己之私丧尽天良。

 

1992年1月美国副总统奎尔说：“世界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有人类灵性上的根源，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人都有原罪。哪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个人、政党及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的、心理的基础，哪里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

 

保罗·蒂利希说，人的生存勇气首先是“接受自己的有限性的勇气”。正因为人的有限，人应该谦逊而不独断；人应忏悔而不是指责；应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正是承认每个人的有限、无知这一事实，社会才需要自由与宽容。而长期受到“人定胜天”教育的中国人，很难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很难从狂妄的迷雾中脱离出来。没有“原罪”，便没有民主。对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专制的灵根；意识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则是民主的起源。

 

《圣经》里有个故事：有妇人犯通奸罪，依摩西的法律当乱石砸死。法利赛人把这案子交给耶稣裁决。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人们听了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去了。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把手中的石头砸向这位妇人，耶稣放了她。假如那人群中掺杂着一个中国人，这妇人就遭殃了，准有一块石头击中她的命门，叫她一命呜呼。中国人不承认人人有罪，只承认“个别人是没有罪的”。为证明自己没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诬陷别人。仇恨、争斗就难以避免。愈窝里斗，愈发罪孽深重。最终有一个人会让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最高尚的，此人就是皇帝。自古皇帝加尊号，可以用十几个最好的词藻，九五至尊以自我神化为乐。此等教化下，普通百姓也无自我反省之心。一块石头，在《圣经》里是检验人皆有罪的试金石，在中国却进入了一个很不光彩的成语：“落井下石”。

 

神才是人类道德、法律的源泉和根基。公元890年，阿尔弗烈德（Alfred）国王──英国惟一伟大的君王，他把摩西十诫及耶稣的金律做为英国法律规条的基础。1215年总主教兰顿（Stephen Langton）使用以圣经为基础的英国法律，拟成了英国《大宪章》。文件一开始就说：“恭承神恩，英格兰国王……”由此可见基督教因素对人权、自由的重大影响。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表明，没有教会法，没有一连串的宗教改革，现代西方法文化的基本质素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为狂信”。宗教是信任的根基，是法律产生的根基。由于法律来自上帝（摩西十戒），因此法律高于国王。国王犯罪也应推上断头台，总统有错也遭弹劾。任何人都不能在法律之上，只能在法律之下。人们在法庭作证都要手按《圣经》发誓，这是借助于上帝不许说谎的命令，迫使人们讲真话。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它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不仅能知人们做了什么，而且更知人们想什么。所以，在上帝面前讲假话是逃不过末日审判的。西方民族具有好讼精神。为一、二元钱的琐事打官司常见诸报纸，这种好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的平等正义，凡事讨个说法、弄个明白。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西方法治文明的进程。

 

上帝按照它的形象造人的说法为人奠立了极高的地位，极大地提升了人的主体性，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自由和平等，这种意识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

 

《圣经》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关系。“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埃及记21：24）。这段教导的精义是要求人们要限制报复的程度，保持对等原则，报复不能超过原罪行造成的伤害。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的巴比伦“汉摩拉比法典”里也有这样的记载，“一个人如果毁掉别人的眼，则应以毁掉他自己的眼为惩罚”。上帝颁布律法，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有限的报复来约束无休止的杀戮，是对没有反抗能力的弱者的保护，这正是体现了上帝的大爱。除“以命还命”的罪外，都可用赎价去替代。“子不必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以西结书18：20）。相比之下，中国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连座制则是多么惨无人道！“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民数记27：8）。“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寡妇说：若他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歌林多前书7：8）。《圣经》中上帝借他的使徒之口给人类这种人性上的自由、平等与尊重和妇女解放的教导，比起儒家倡导的妇女从一而终、女人只能守寡、男人却能三妻四妾的婚姻奴役，不知文明多少倍！看看流氓皇帝刘邦的诗：“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

 

基督教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建立起所有的人一律平等的观念。基督教主张信奉基督的人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上帝的臣民；无论是国王还是平民，无论是奴隶还是公民都处于主的恩惠之下。基督教每一座乡村教堂的基本格局、基本功能、崇拜礼仪和崇拜对象，都同王公贵族甚至皇帝宫内的教堂完全一样。罗马君士坦丁大帝接受了基督教，并参加崇拜仪式。有一次，他的随员发现有一位讨饭的也和君士坦丁大帝一起崇拜，认为高贵的皇帝不应该和低贱的人在一起崇拜。君士坦丁回答说，在上帝面前人与人没有贵贱之分。普通的基督徒，也是同王公贵族处于同等地位的。一个下等阶层的基督徒，完全可因其信仰虔诚而得到比堕落腐化的王公贵族更高的尊敬。反之，神职人员、王公贵族甚至皇帝本人，都被视为带有原罪的人，在宗教方面是无法趾高气扬或享受特权的。著名的卡诺莎城堡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为什么人人平等的观念只有在神权关系中才能确立？因为：人是有限的，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在自身之内求得平等的对待。贺卫方先生最近慨叹：中国的法院越来越成为迫害人权的阵地；法院里的司法伦理已经跌破了底线。跌破底线是由于人心中的正义缺乏一种超验的支持。所以要重建伦理的话，必须使正义有一个更高的来源，超越于人本身。只有在人之外设定一个超越的第三者，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社会的正义才能确定起来。这个第三者既然是与人有区别，不是上帝又是什么呢？

 

无神论者和经验主义者不承认有普遍的人权，就从实质上否定了人权。一个无神论者当他要求别人尊重他的生命权利如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时，却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你既然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人不过是动物中的一种而已，相信动物社会的法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那么当你面临别人的欺凌压迫时，按无神论的人生观理当逆来顺受，你有何权利抱怨呢？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能安然接受别人的欺凌[象刘少奇]。这是无神论者无法自园其说的哲学难题。当我们否认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否认了生命的价值、权利、意义和尊严，不可避免地要沦落到动物界血腥专制的奴才境地。

 

上帝作为全能的主宰和绝对的正义，在人心中是超越一切的权威。当人的良知直接与之沟通时，人就获得了独立评判人世间一切事情的勇气和准则。这时，人具有超越性。《圣经》里有个故事：美丽善良的姑娘苏姗娜遭人诬陷，一个名叫但以理的青年在上帝的启示下，凭借正义和智慧解脱了苏姗娜，并使恶人受到了惩罚。这一案例以上帝的名义昭示了两种司法精神：一是正义精神，坚信上帝的天启“切不可将无辜者处死”，所以他能够以无畏的精神主持公道，惩恶扬善。二是理性的精神，但以理不是简单地凭一种信念为无辜者辩护而是以超众的智慧，采用将两名证人分别询问具体情节的方法，最终使诬陷者漏洞百出。可见伸张正义不仅需要一种无畏的精神，更需要有一种过人的理性。

 

公平的规则要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模糊面纱的原则是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规则时，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要照顾对手的利益。这是正义秩序的起码的要求。怎样才能做到模糊面纱的原则呢？第一，你要有爱敌人的意识；第二；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只有信教的人才会做到。信仰上帝能树立一种谦卑，人就会自觉地约束自己如华盛顿。这样外在的民主监督加上内在的自觉就会使一个制度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

 

领导就是服务、人民至上的观念。耶稣为门徒洗脚，他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不但没有一点作威作福的意思，反过来，是要为天下的人舍命（《马可福音》第十章43—44节）。在这里，耶稣规定了领导就是服务，同时也等于间接否定了一切以暴力手段把持领导权以谋求一家一党一派利益的丑恶现象。民主政治对领导人的要求是：领导人勇于或乐于辞职，不应当有过分的权力欲，而只应忠实地为神为民工作；领导人应当具有诚信的素质，使他具有实现选民意志的能力。“上帝选民”并不意味着自命不凡，自觉高人一等，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地对待别人；相反只意味着应谦卑柔和地实行上帝之家，服侍帮助他人，在世间努力惠及每一个最小的“小子”。在耶稣心目中，普通的人民，是人类活动最高的目标，他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路加》第9章48节）。人民至上，领导就是服务是耶稣为人类幸福确立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原则。

 

中世纪最早提出民主的是加尔文教派；而最早推翻暴君的是路德教派的人。1989年的大变革还证实了基督教的民主功能。在波兰，一个虔诚信教的造船厂电工瓦文萨竟成了自由工人运动的核心，率先瓦解了一党专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德不少教区牧师把教堂向市民敞开，为他们的抗议活动、为有思想的年轻人上演戏剧和创作诗歌提供了讲坛和场所，直到后来教堂里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为止。在成千上万的东德人选择去西方之后，他们涌上街头，在德国历史上发动了第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一个正派的、关心他人但又不热衷于政治的蒂米什瓦拉新教牧师挺身而出抵制其苟且偷安的主教，结果无意中激发了一场革命，导致了罗马尼亚共党暴君的倒台。所以，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及其教会组织，实行民主是极其困难的。

 

以上《基督教的民主功能》一文，不是说得不对，而是说得太实用了。基督教不是为民主政治服务的，更不是民主政治的工具。相反，在基督教看来，民主政治应是邪恶的，是在张扬人的罪性。当然，基督教对于克制民主政治中的邪恶，应该说发挥了好的作用。现代民主因此比古代民主多了一点基督教的因素。

 

74%美国人相信有“永生”，但同时四分之三的民众认为“许多宗教”都可让人得救。丕优宗教与民众生活论坛（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2008年6月2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与大多数美国人早先的想法相反，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但信仰各种宗教的美国民众普遍对其它宗教相当宽容。他们相信，除了自己信仰的宗教以外，还有许多宗教可以让人得到拯救。

 

这项民调2007年访问了三万五千名美国人，结果发现70%的受访者同意下述说法：“许多宗教可以通往永生。”更令人吃惊的是，57%的基督教新教徒（Protestants）愿意接受这一想法：他们的宗教不是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而以前人们以为，大多数新教徒一直坚信圣经约翰福音中耶稣所说的话：“若不藉著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而认为“许多宗教可以通往永生”的天主教徒（Catholics），甚至占到79%。在少数宗教信仰方面，超过80%的犹太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认为，许多宗教可以让人得到拯救。持这种想法的穆斯林也超过了半数。

 

这篇名为《美国宗教调查》（The Religious Landscape Survey）的报告，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宗教宽容，而且许多美国人有能力抱持与自己的宗教信仰教条不同的信念。这项调查发现，92%的美国人相信上帝的存在，74%相信有永生，63%说他们的圣经是神的话语。过去数十年，全国对话显示，宗教是美国政治中造成分裂的一个因素。但是，这项民调显示，宗教造成的分裂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

 

上述调查还指出：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是丕优研究中心调查中信仰最虔诚的州，阿拉斯加、新罕布什尔及佛蒙特州则敬陪末座。

 

该排名对四项领域评分：宗教重要性、崇拜出席率、祈祷有多频繁、对上帝的确信。密西西比在四个领域都高居榜首。德州名列第11，新泽西第30，加州第35，纽约第39。例如在宗教重要性，研究发现密西西比州82%的民众说，宗教在他们生活很重要，持相同看法的人在新罕布夏和佛蒙特州只有36%，阿拉斯加州37%。其他南部州也排名在前，阿拉巴马、阿肯色、路易斯安纳、田纳西和南卡州，在宗教重要性的领域都得分70%以上。全国平均则有56%说，宗教很重要。

 

60%的密西西比州民众每周至少参加一次崇拜，全国平均则为39%。该州居民也较常祈祷，77%说至少每天祷告一次，全国平均则为58%。91%的密西西比州民众绝对相信上帝的存在，全国平均则为71%。

 

现代民主社会比古代民主社会多了一点基督教的因素。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基督教对于民主来说，毕竟不是必需的。因为古代民主社会并无基督教存在，而基督教存在的大部分时间，也并非民主时代。基督教与民主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第五篇

双城记和精神病

 

1957年11月17日威斯康星洲的帕兰菲尔德警署派人到达了艾迪·金（eddie gein）那废弃已久的农场，他被怀疑抢劫了当地五金商店，并且店主伯妮斯·沃登（bernice worden）也同时失踪。金就那家五金店最后的顾客，而且有人称他在此之前曾经在那家店的附近徘徊。

 

这个农场仿佛就是建立在混沌世界中一样，农场里面，地板和桌子上布满了垃圾以及严重腐蚀的废物，在房间里几乎可以用寸步难行来形容，房间里有一股很强烈的腐臭味。当时的地方治安官亚瑟施瑞拿着手电筒检查着厨房，他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碰到了他的甲克。

 

当转过头来看自己到底碰到了什么的时候，一具挂在房梁上，摇曳不停的巨大尸体展现在他的面前。这具尸体的头部已经被砍掉了，只剩下了一道口子。的确是很恶心的一幕，尽管这是一个热中猎鹿活动的郡，而且还是在这个猎鹿最繁忙的季节，但还是让治安官着实吓了一跳。

 

施瑞定惊后再仔细看了一眼，他立即发现，这根本不是鹿的尸体，这是一具无头女尸！伯妮斯;沃登，报案人弗兰克沃登55岁的母亲，被找到了。

 

当时搜索了艾迪金的房子后，完全震惊了其他的治安官。他们意识到他们所发现沃登夫人的尸体并非这个恐怖事件的终结，其实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死亡农场，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用放人骨的碗，人皮做的灯罩和废纸篓等等。

 

恐怖的清单如下：人皮做的扶手椅，放在鞋盒子里的女性外生殖器，用乳头制成的腰带，一个人头，四只鼻子，一个心脏。

 

当他们越继续深入的搜查这所房子，他们就越发现了更多恐怖的“战利品”。一套完全用人皮做的衣服，那些缝制的皮肤都是来自死与艾迪手中的女子。

 

这些变态的手工艺品立刻让艾迪立刻出了名，剧作家罗伯特·布洛赫（robert bloch）从他身上获得了灵感，写出了一个关于诺曼·贝茨（norman bates）的剧本，这个角色就是根据艾迪的事件改编的，于是就成为了阿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经典惊悚片《精神病患者》（psycho，又名惊魂记，想必大家都看过，我就不说了）的故事中心。

 

1974年，同样也是一部经典的惊悚片《德洲链锔杀人狂》（the texas chainsaw massacre）由托比·胡伯（tobe hooper）导演，里面也有很多来自金的灵感，尽管里面没有一个角色是完全根据艾迪·金而设定的。本片重新将“恐怖金”的风潮从新搬回了1970年中期的聚光灯下。

 

数年后，艾迪又成为了一部电影中角色的原型人物，电影《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lambs）中的连环杀手水牛比尔（buffalo bill），和艾迪一样，有变性倾向的水牛比尔收集女人的皮肤然后制成华丽的人皮外衣。

 

到底一个纯洁的孩子是如何成长成艾迪·金那样的？让我们来看看他的童年家庭生活，这也许会提供给我们几条线索。

 

爱德华·西奥多（edward theodore，eddie=edward，theodore是他的中名，所以他的正式全名应该是edward theodore gein，即是爱德华·西奥多·金）于1906年8月27日出生，由奥古斯塔（augusta）和乔治·金（george gein）在威斯康星州的拉·克罗斯（la crosse）所生。艾迪是家里的次子，长子叫做亨利（henry），他比艾迪要大七岁。

 

奥古斯塔是一个对宗教抱有狂热信仰的女人，她让孩子依照她的严格而且刻板的道德关来成长。奥古斯塔附近居住着她所谓的“罪人”，所以她每天都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圣经的教义。她总是向自己的孩子再三的告戒他们其他的女人是如何的不道德和放荡，以此希望约束他们对性的渴望，还以会下地狱来威胁他们。

 

奥古斯塔同时还是一个极权而且刚烈的女性，她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是绝对正确的，她也经常给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述说她对信仰的看法。

 

乔治，一个懦弱的男人，并且是一个酒鬼，他对孩子的成长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看法。事实上，奥古斯塔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个废材，他没有能力去做好任何的工作，而且也不管他自己的孩子。奥古斯塔其实不仅仅一手养大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支撑了整个家庭的开销。

 

她在生艾迪的那一年便在拉·克罗斯开始做杂货店生意，如此才使得家里有了足够的收入维持糊口的日子。她工作非常的卖力，希望能够存够钱，然后举家迁移到人烟稀少的城市郊外，以此逃避不道德的社会及其罪人，当然这些都是她自己以为的。在1914年，他们移居到了威斯康星州的帕兰菲尔德（plainfield），一个只有一百九十五人居住的务农小镇，她希望能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隔绝所有的邪恶力量，不让他们来拆散她的家庭。这里人烟稀少的程度让人惊讶，最近的邻居离她们家都有差不多有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一英里约合1,609米。

 

尽管奥古斯塔不断的希望将自己的儿子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起来，但是她却无法阻止自己的孩子到学校去。艾迪在学校里的成绩十分平常，不过他的阅读能力却非常的突出，他经常阅读一些有关冒险的书籍和一些杂志，这些书刊刺激了艾迪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力让他可以立刻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中。尽管尝试识着去交几个朋友，但他的母亲知道后就会立即责备他。在艾迪的眼里，母亲就是正直仁慈的典范，他都会严格地遵守母亲的命令。结果，学校里的同学都避免和艾迪接触，因为他们觉得艾迪很娘娘腔，而且十分的害羞，他在学校真的没有任何的朋友了。

 

无论如何，奥古斯塔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但她仍然会辱骂他们，她很害怕他们会变成他们父亲那样无用。她的孩子们童年基本上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他们唯一的伙伴接是农场周围的居民。

 

艾迪很尊敬他的哥哥亨利，他认为他是一个能吃苦，而且肯干的人。1940年，当他们父亲去世以后，他们就一起找了许多零活来支撑整个农场和家庭的开销。艾迪也开始效仿起哥哥那样的精神，他们逐渐被周围的居民所接受和信任。因为周围的人都得出去干活，所以艾迪经常去邻居家帮他们照看孩子，艾迪十分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在他看来与孩子交往更加容易，艾迪在社会交际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上仍然发育得很迟钝。

 

亨利一直在担心艾迪由于母亲的管制而带来的不健康心理，在一些场合，亨利就曾经公开的指责其母亲，这些举动使艾迪震惊了。他认为他的妈妈是一个纯洁，善良的人，但哥哥的做法就显然和母亲站在不同的立场。也许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导致了亨利于1944年过早的离奇死亡。

 

5月16日，艾迪和亨利正在努力的控制威胁到自家农场的火势，根据警方的建议，两人分开头不同的方向去灭火。在奋力灭火的同时，时间很快流逝，夜晚降临了，很快艾迪就看不到自己的哥哥亨利。当火完全被扑灭的时候，他很担心自己失踪的哥哥，于是他很快的报告了警察。于是警方立即组织起搜索队来寻找“失踪”的亨利，这恰恰是艾迪所一手导演的，亨利倒在了地上，并且确认死亡，警方发现了周围的奇怪现象，例如亨利倒在的地方并没有被火烧到，而且他的头上有淤伤。

 

尽管亨利的死亡十分蹊跷，但警方还是没有继续侦察下去，没有人会相信腼腆内向的艾迪有能力去杀任何人，何况还是他的哥哥。不久，郡验尸官将亨利的死因归结为窒息所导致的死亡。现在只有艾迪和他妈妈了，这也是他唯一需要的人。不过，无论如何，他只能拥有自己的妈妈很短暂的时间。

 

在1945年的12月29日，奥古斯塔因为无法经受一连串的打击而病逝，这对艾迪来说更是个天打的打击。哈罗德·谢特尔（harold schechter）在他的书《非人哉》（deviant）中解释道，艾迪失去了他唯一的朋友和真爱，他从此以后便孤立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母亲去世以后，他仍然居住在农场里，仅仅靠以前干零活的微薄收入来维持日子。艾迪将他妈妈生前使用最多的几个房间封存了起来，主要是楼上以及楼下的会客室和起居室。他像圣地一样封存这些房间，以至后来那几间房子的摆设什么的根本就没有改变过。他自己则生活在楼下，他仅仅只使用厨房和离厨房比较远的一间小房子，随后那间房子便变成了他的卧室。从此以后，艾迪便消耗更多的时间在阅读有关死亡仪式的杂志以及更多的探险故事。其他时间，他则沉浸在自己那怪异的癖好中，其中就包括半夜拜访墓地。

 

自从他的母亲死后，艾迪的孤独感日益强烈起来。他把自己丢到了阅读通俗杂志以及有关解剖学的书籍当中，以此消磨孤时光，在他居住的那个房间里，都摆满了关于纳粹，南海猎头族以及海难的杂志。艾迪从中学习到了如何皱缩（收缩）死人的头和解剖尸体的知识，他还对奇异的故事很着迷，他经常在担任保姆的时候对小孩述说一些奇异鬼怪的故事。艾迪同时还对阅读本地报纸十分有兴趣，他最关注的版块是本地的讣告（去世消息）信息一栏。

 

通过讣告信息，艾迪知道了本地最近新去世的女性。从没有接触亲密接触过女性的他，希望通过半夜去墓地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尽管他后来向警察发誓他从来不与任何他挖出的女性尸体发生性关系（“她们的味道太臭了”）。他很仔细的将尸体的皮剥下来，然后披在自己的身上，他十分渴求想知道拥有乳房和阴道是如何的感受，他也梦想过有一天自己变成女人。他对女性身份十分着迷，因为他认为女性拥有超越男性的力量和权力。

 

他开始喜欢上收集人的身体，其中包括一个保存比较完好的人头。一次，有个年轻的小男孩，跑来艾迪的农场玩，他说艾迪后来给他展示了在他卧室里的人头，艾迪说这个干枯的人头是来自南海，是猎头族的遗物。后来那个小男孩告诉其他人他的经历，但很快他的故事并没有引起什么凡响，因为他们认为那只是那个喜欢胡思乱想的男孩在撒谎而已。但他反驳到后来，同样也有两个年轻人参观了艾迪的农场，而且艾迪也给他们看了那个干枯的女人头，可是那两个人只认为那些是万圣节的装束而已。谣言很快的在附近居民中传开了，他们都在议论为什么艾迪会收藏那么古怪的玩意。

 

无论如何，没有人把这件事情当真，直到伯妮斯·沃登失踪很久以后。事实上，人们还经常和艾迪开关于那个皱缩人头的玩笑，不过通常艾迪只是笑了一下或者简单的描述了一下那个人头而已，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都是真话，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去相信那都是真实的。

 

现在，警察相信那些尸体很有可能是来自艾迪所谋杀的女人，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挖掘坟墓后便可以知道艾迪是否在撒谎。在激烈的争论关于挖掘坟墓是否有伤道德后，警方最后还是决定挖掘艾迪所指的那些他曾经挖出过尸体并且亵渎过的墓穴。所有的棺材挖出后，他们发现部分有明显的损坏痕迹，许多的尸体还缺失了部分肢体。

 

不久后他们在艾迪的农场发现了一具尸体，这再次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们认为事实上艾迪谋杀了三个人。11月29日，警方挖掘出了一具人类骸骨，他们怀疑这是维克多·特拉维斯的骸骨，他消失了数年之久。遗体迅速被交往犯罪实验室进行检查，但结果出来后，证实这不是一具男性的尸体，这是一具中年女性的骸骨，是从墓园里挖出来的“战利品”。

 

尽管警察很努力的搜索线索，但他们还是无法找到关于维克多·特拉维斯或者其他早些年在帕兰菲尔德失踪的人与艾迪之间的联系。艾迪目前为止只确定谋杀了伯妮斯·沃登和玛利·霍根。

 

当调查人公开了在艾迪农场发现的证据后，新闻立刻传开了。来自全世界的记者聚集到了威斯康星州的帕兰菲尔德这个小镇，小镇立刻因为艾迪·金而出名，这很像我们经常所谓的“名人效应”。同时也报道了许多发生在艾迪农场里的恐怖事件。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试图寻找艾迪变得如此变态得原因。

 

1950年代他的名声很坏，案件也将他归类为恋尸癖，异装癖以及恋物癖的结合体。就连小孩子也开始为艾迪编歌和笑话，以此来嘲笑他，同样哈罗德·谢特尔在他的书《非人哉》提到“他们用笑声来驱赶噩梦”的现象，同时这些“金牌”（geiner’s）笑话立刻在全世界变得流行起来。

 

回到帕兰菲尔德这个小镇的话题，居民们平静的日常生活都被记者们关于艾迪的问题给完全打乱了，不过他们还是乐于提供他们所知道的信息，当时帕兰菲尔德变成了世界知名的“艾迪·金之家”。

 

大多数居民都只知道艾迪好的方面，但同时也只觉得艾迪有一些古怪而已，他经常露出奇怪的笑容，而且还有特殊的幽默感，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艾迪这样的人能够犯下如此让人无法接受且令人憎恶的罪行。他们认为他日常中只是一个腼腆而且安静的人，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不仅谋杀，而且同时还亵渎朋友和亲戚的坟墓。

 

经过长达三十天的心智测试过程后，最后得出的结果是艾迪·金不及格，也就是说他的精神不属于正常的范畴，他无法再继续被指控为一级谋杀罪。帕兰菲尔德的市民立即愤怒了，他们认为艾迪没有为伯妮斯·沃登的死负责，还有一些社团还希望能够改变法庭的决定。艾迪被移交到威斯康星洲的渥潘市（waupun）州立中央医院的精神研究所，随后他的农场以及其他财产被拍卖。

 

成千上万的好奇者都来到了这个小镇，都来看艾迪所被拍卖的物品。他的车，家具和乐器很快就都在其中，随后一家公司接管了他财产的拍卖，他们决定开放艾迪的农场，并且每个进去的人收取五十美分作为参观费。但这再次激起了市民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艾迪的家立刻会变为“病态博物馆”的，于是他们要求平息所有的风波。尽管那家公司事后放弃了收取参观费，但还是无法平息市民的怨声。

 

1958年3月20日的清晨，帕兰菲尔德的民间消防队员都被叫到了艾迪的农场，他的农场正沐浴着大火，没过了多久房子就塌了，所有的旁观者都不发一语，他们沉默地看着眼前的那一幕。警方相信这是一起蓄意的纵火案，因为房子没有任何的电线隐患，尽管事后警方进行了调查，但他们无法找到嫌疑犯，这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艾迪知道了自己的房子被烧毁后，他只很简单的说了句：“没什么。”尽管大火烧毁了许多艾迪的东西，但仍然有部分被抢救了出来。剩下的物品继续被拍卖，包括农具以及他的汽车，艾迪的1949年款的福特轿车，这辆车被用于运尸体，于是一次出价战开始了，最后车子以七百六十美圆成交。买主随后将车挪到郡的集会上展示，好多人都花上一刻钟的时间来仔细欣赏这辆“尸车”。看上去人们对来自帕兰菲尔德的艾迪·金的兴趣永远也不会结束。

 

在精神研究所接受治疗了十年之后，他逐渐恢复了过来，法庭认为那时候的他有能力接受法庭的审问了。这项行动于1968年1月22日开始，来决定艾迪到底是有罪的还是因为精神错乱而谋杀了伯妮斯·沃登。但事实上正式的审讯是在1968年的11月7日开始的。

 

一共有七个起诉方的证人，有几个是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他们参与了沃登夫人的尸体解剖工作，一个前代理郡治安官和一个现役郡治安官。很明显艾迪完全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只过了一个星期，陪审团就做出了裁决，他们认为艾迪有罪，他被判决犯了一级谋杀罪。但是，因为他在杀人的时候患有精神病，过后他又因精神病的原因改为无罪。随后他被送回州立中央医院。

 

伯妮斯·沃登和玛利·霍根和那些墓穴被掘的家人感觉不到任何的公正。他们认为艾迪逃脱了应有的惩罚，但他们也无法改变法庭的裁决。

 

艾迪在精神研究所将度过他生命中余下的日子，作家哈罗德·谢特尔在书中描述他在精神病院里是一位模范病人：

 

艾迪在医院里过得很开心，他是一个乐观的人，也许他一生中都没有感觉过那么快乐。他与其他的病人相处得还算不错，尽管有些时候他一个人独处。他每天都饱食三餐（有记者描述他的体重比五年前增加了许多），而且他仍然热中于阅读，他不仅经常和精神病院的员工们聊天，而且还非常喜欢手工艺：石雕，制作地毯以及其他职业疗法的活动（职业疗法指对某些身体或情感有障碍的病人所使用的疗法，举个例子，庇护工厂里的智力残障人士所从事的简单加工，自闭症病人从事艺术创作等等）。他甚至还对个人业余无线电产生了兴趣，他被获准用自己挣来的钱购买了一套便宜的无线电接收器。

 

他不但亲切，而且还是医院里最听话的病人，他也不像其他人一样需要镇定药来控制病发。但是他仍然有难以琢磨的怪癖，最可怕的要属他经常凝视着从他眼前经过的护士或者医院里的女性职员，在这里我们很难仔细的将其全部的怪异行为都一一叙述出来。

 

主管舒伯特（Schubert）告诉记者：艾迪·金是院中的模范病人，“如果我们所有的病人都喜欢他（指病人间的人际关系），那么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1984年的7月26日，平原镇屠夫艾迪·金在精神病院内死于癌症，这为变态杀手的一生划上句号。他被埋葬在帕兰菲尔德公墓，就在他母亲墓碑旁，离他曾经掘过的其他坟墓并不很远。

 

精神病患者艾迪·金的悲惨故事使我想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演出“双城记”的人们，往往可能就像精神病患者艾迪·金的母亲奥古斯塔那样，由于想扮演上帝，反而弄巧成拙，导演出如此一幕意想不到的荒唐剧来。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其实我们离开“不正常”并不遥远。而疯子的母亲奥古斯塔，其名字和那位想在这个世界上演“双城记”的拉丁教父，正巧相同。

 

郭方《历史上的疫病与社会变革──“自然灾难史：思考与启示”笔谈之四》一文指出，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五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克思·奥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六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八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十四到十七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十四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十六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十六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十六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一百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较新的事例，我称之为“牧师没有杀人，人因牧师而死”：

 

美国华盛顿州皮尔斯郡警方发言人日说，警方已于2009年12月1日凌晨将两天前枪杀四名警察的凶手击毙。

 

三十七岁的克雷门斯12月29日上午在西雅图附近一家咖啡店枪杀三名男警和一名女警后逃逸，警方接获线报于29日晚上彻夜包围他的姑妈家，对峙约十二小时后于30日清晨攻坚，凶嫌却不在屋内。

 

由于凶嫌杀四警后夺走其中一警的佩枪逃逸，极为危险，人心惶惶。警方出动特警小组，在西雅图南方的劳工社区及凶嫌可能藏匿处挨家挨户搜索，“一年之后”，2010年1月1日凌晨2时45分左右，一名巡逻警察在南肯永街发现路旁停着一辆车，引擎盖打开，引擎在转，同伴查电脑发现这是辆赃车，此时巡警看到有一人朝车走来，相貌很像通缉的杀警男，当即喝令该男站住举双手。但该男不听指令，转身就逃，巡警即开数枪将其击毙。验明正身后确定该男即杀警凶嫌。

 

警方表示，克雷门斯在29日杀警时腹部已中弹，从他身上找到的一把手枪，正是被杀四警之一的佩枪。克雷门斯前科累累，十七岁时因抢劫和窃盗罪被判刑九十五年，在服刑十一年后，于2000年获阿肯色州州长哈克比减刑出狱。他2004年再度因持枪抢劫入狱，同年又获释。最近还因性侵十二岁亲戚和攻击警察等罪名再次入狱，在犯下这次重大袭警案前六天才交保出狱。

 

这件案子已在美国引起政治风暴。克雷门斯出狱后一再犯罪，使当初为他减刑的哈克比成为众矢之的。曾参加2008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的哈克比是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目前在福斯新闻台主持谈话节目。

 

前浸信会牧师哈克比自1996年担任州长的十年间，多次特赦罪犯或减刑，次数之多是他三位前任州长总和的两倍。他未对个别的特赦案多做说明，但牧师出身的他相信救赎，认为受刑人应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哈克比30日表示，他会为他曾为克雷门斯减刑负责，但是这位前任牧师却推卸自己的个人责任说：这件纵容罪犯导致恶性案件的事例“是司法制度的失败”。其实在一个没有偏见的人看来，美国司法制度的失败不是由于这一个罪犯滥杀警察，而是由于这个罪犯是被滥赦罪犯的前任牧师哈克比给放纵出来的。而这个哈克比竟然还要参选美国总统，并且还可能“遭到选上”的不幸命运。那就不仅是“美国司法制度的失败”，而且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失败”了。

 

在关于世俗与神圣的分界线上，耶稣基督早就说过了：“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恺撒的东西归恺撒”。这是何等奇妙的的天启。相反，如果用上帝代替凯撒，正如用恺撒代替上帝一样，注定是不幸的。奥古斯丁的双城记，可以休矣。

 

 

第六篇

收复失地与殖民扩张

 

“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指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八百年角逐。其中的萨拉卡战役（Battle of az-Zallaqah）值得一书。它凸现了“宗教作为救难组织”的功能。

 

无名氏的《中世纪千年史话》是这样描述“收复失地运动”的：萨拉卡战役是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先来介绍介绍这场声势浩大的收复运动。所谓“收复失地运动”是指自718至1492年，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基督教各国逐渐战胜南部穆斯林政权的运动，其目的就是要把*教赶出去，恢复基督教统治。

 

公元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征服了西哥特王国，入主伊比利亚半岛。西哥特贵族们不甘接受穆斯林统治，他们在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位于今西班牙北部的沿海地区，邻比斯开湾）挑起抵抗的旗帜，建立阿斯图里亚斯王朝，一场持续七百多年的“收复失地运动”拉开序幕。

 

自此之后，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战争不断，倭马亚王朝在内忧外患中灭亡，一名流亡的倭马亚家族成员逃到伊比利亚半岛，建立后倭马亚王朝。半岛北部也逐渐分化成很多小型的基督教国家，它们继续和伊斯兰教徒对抗，但是在后者强大的侵略下，它们只得提出议和，并向后倭马亚王朝进贡。

 

976年，后倭马亚王朝年幼的希沙姆二世（Hisham II）继任哈里发，其母执掌国政。这位太后有个宠臣，名叫阿米尔（Aamir），他原来只是个小小的文书。美丽能干的太后看上了他，阿米尔从此在政治道路上一帆风顺，飞黄腾达。阿米尔不仅是个奶油小生，他的政治权术和武略完全不在他的容貌之下。他踩着上级的肩膀一个劲儿往上爬，一直爬到侍从长兼大臣的职位。

 

地位提高了，要想干一番大事，就必须把军权掌握在手里。阿米尔凭借职权，用摩洛哥雇佣军替换斯拉夫禁卫军，顺利掌控军队。接下来，他做了很多拉拢宗教势力和提高自己形象的事：

 

为了讨好宗教学者，他把哈克木图书馆里与宗教教义相违背的书籍付之一炬，欧洲版的焚书坑儒。他花了大价钱收买全国的诗人，让他们在祈祷祝词里提自己的名字，货币上也铸了他的名字。不但如此，他还穿着用金线织上自己名字的礼服，这原是哈里发的一种特权。冲龄的哈里发更是被他软禁在王宫里，他又下令，凡发出的公文，都要加盖他的印信，而不是哈里发的。

 

司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他现在只有一件事没干，那就是灭掉后倭马亚王朝，建立自己的王朝。一些权贵看不下去了，你这个太后的男宠竟敢对我们发号施令，真是无法无天，再不做点什么，你就要谋朝篡位了。阿米尔可不是吃干饭的，他联合基督教国家，把起事的权贵杀得大败。

 

北部的基督教国家其实并不团结，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征伐，乱得一塌糊涂。对此一清二楚的阿米尔调转矛头，向基督教国家挥起屠刀。

 

阿米尔巧妙运用战略，横扫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纳瓦拉（Navarra，一个基督教国家）公主更是下嫁予他，基督教势力完全败北。后倭马亚王朝上空的星星变得璀璨无比。阿米尔的势力如日中天，无人可及，他篡取曼苏尔·比拉（意为“借天助而得胜者”）的尊号，自称“曼苏尔”（Al-Mansur）。

 

曼苏尔一直有个心愿：大丈夫要马革裹尸。1002年，上天终于满足了这一愿望，曼苏尔在第十五次出征基督教国家后，逝于班师途中。他被葬于麦地那，墓碑上雕刻着：

 

他的遗迹告诉你他的生平，

 

仿佛你自己跟他本人会面。

 

时势永不会再产生这样的人物，

 

无人能像他那样保卫西班牙国境。

 

基督教史学家却尖锐地写道：“1002年，曼苏尔逝世，葬于地狱。”此后，后倭马亚王朝内乱不断，哈里发们像走马灯一样，更替频繁，有的更是多次复位，国势一蹶不振。

 

苏莱曼担任哈里发时，国土已经被贵族们瓜分殆尽，他自己没有任何领土，当领导的混到这种地步实在太寒碜了。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那样活，不甘心受制于人的苏莱曼向基督教国家借兵，成功攻下科尔多瓦。此风一开，其他贵族势力纷纷效仿，引入基督教势力以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无异于引狼入室，哈里发名存实亡。

 

1027年，五十四岁的希沙姆三世（Hisham III）继任哈里发，他已经无力拯救这个颓废的王朝。科尔多瓦人厌倦了统治者不断更替，他们决定让哈里发制度从伊比利亚半岛蒸发。可怜的希沙姆三世和家人被监禁在一间凄凉的小屋里，屋内十分阴暗，就像个冰窖。他只穿着单服，怀抱着幼小的女儿，想用自己的体温给她取暖，屋里发霉的气味几乎令他们窒息。他深邃地望着窗外，忐忑不安地猜测着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大臣们正在举行公开会议，宣布彻底废除哈里发制度。

 

1031年，哈里发时代在伊比利亚半结束。一夜之间衰老很多的希沙姆三世向卫兵乞求一盏灯和一口面包给女儿充饥，宣布了这个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后倭马亚王朝的废墟上，出现了小国林立、泰法（Taifa，即诸侯国）割据的局面。此后的数十年里，伊比利亚半岛喊杀声震天，浓烟滚滚、烈焰翻腾。莱昂（León）及卡斯蒂利亚（Castile）国王阿方索六世（Alfonso VI，1065—1109年在位）起兵南下，相继吞并许多泰法，并自称“全西班牙的皇帝”（Emperor of all Spain）。

 

摩尔人在北非建立的阿尔摩拉维王朝（Almor*id dynasty，1040—1147年）向北发展，控制了摩洛哥和加纳王国。1086年，南部的塞维利亚（Sevilla）、巴达霍斯（Badajoz）、格拉纳达（Granada）等泰法自知无法与阿方索六世抗衡，便向阿尔摩拉维王朝借兵，这正中了阿尔摩拉维苏丹优素福（Yusuf）的下怀，他正可借机扩充势力，便乐呵呵地应允了。萨拉卡战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优素福亲自率领七千人马在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地区登陆。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泰法诸国的君主像是见到救世主，纷纷率兵前来会合，使这支联军的数目膨胀到三万人。当时，萨拉戈萨城被阿方索六世率领的卡斯蒂利亚军包围，危在旦夕。优素福毫不怠慢，指挥联军北上，开往安达卢西亚北部，营救萨拉戈萨城。

 

阿方索六世听说穆斯林军队已经向自己杀来，便调动自己的六万大军南下，迎面而行。两军在巴达霍斯以北相遇，分别布下阵势。杀气直冲九霄，在战场上空密织阴云。

 

穆斯林军队比基督徒少了整整一倍，优素福却依然踌躇满志，给对手送去口信，三条路让阿方索六世自己选：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要么俯首称臣、外加人头税，要么咱们就开打。阿方索六世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他对优素福的狮子大开口嗤之以鼻，毅然决然地选择开战。1086年10月23日，萨拉卡战役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优素福把士兵分做三队：

 

第一队：塞维利亚君主穆塔米德（al-Mutamid）为统帅，麾下全是泰法诸国的部队，兵力一万五千人。

 

第二队：优素福本人为统帅，兵力一万一千人。

 

第三队：北非黑人士兵，兵力四千。

 

佛晓时分，阿方索六世率先发起进攻。在优素福授意下，穆塔米德指挥第一队与敌人展开厮杀，其他两队按兵不动。

 

卡斯蒂利亚军虽然人马众多，却无法突破第一队防线。穆塔米德及其部队是在保家卫国、抵抗侵略者，尽管穆塔米德在卡斯蒂利亚军的第一轮攻击下就挂了彩，可是他的英勇奋战给联军作出榜样，麾下士兵士气大振，战斗得格外英勇。卡斯蒂利亚军的攻势也颇为猛烈，冲入穆斯林一部的营地，洗劫一番。

 

战至下午，战场上已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肉横飞的场景不绝于眼前。优素福看到时机成熟，指挥第二队冲入战场，将卡斯蒂利亚军包围。

 

阿方索六世一直认为优素福是想坐山观虎斗，不会增援充当炮灰的泰法诸国，所以他放开胆子与眼前的敌人绞缠厮杀。可是他错了，判断失误令他阵脚大乱，阵地逐渐丢失。

 

优素福心中暗笑，他立即下令第三队投入战斗，北非的黑人士兵舞动着刀剑和标枪杀入战团。

 

长年围捕打猎练就了这些黑人过硬的本领，他们投掷出的标枪几乎百发百中，卡斯蒂利亚阵中惨叫不断，骑士纷纷跌落马下。

 

卡斯蒂利亚军开始崩溃，像退潮一样哗哗地往后逃命。六万大军除了一百多名骑士全身而退，四百多人受伤外，其他的全部阵亡。阿方索六世本人也侥幸逃脱，不幸的是，混战中他的一条腿被敌人砍为两截。阿尔摩拉维王朝的军队也损失惨重，伤亡数字不详。

 

当天，战场上鲜血遍地，士兵动不动就滑倒在地，所以后来此地便被取名为萨拉卡，意为“湿滑之地”，基督教文献里则称之为“萨格拉加战役”（Battle of Sagrajas）。

 

优素福取得胜利，但是双方都损失不小，战死的贵族大有人在。优素福本应该趁卡斯蒂利亚军主力尽失之机，挥军北上，横扫伊比利亚半岛，可是面对眼前的修罗杀场，他备受打击。坏消息随之而来，优素福的继承人突然死亡，这更促使他回师北非，错失一统伊比利亚半岛的大好时机。

 

苍天保佑基督徒，尽管主力尽丧，卡斯蒂利亚王国却没丢失多少领土。不过，萨拉卡惨败让阿方索六世颜面扫地、威望大衰，泰法诸国趁得胜之势，逐渐扩展实力，并停止向卡斯蒂利亚王国进贡。

 

阿方索六世心有不甘，他决定再次南征。泰法诸国立时紧张起来，尽管实力有所提升，可是还不足以与阿方索六世对抗。

 

英雄帖再一次送到优素福手里。1089年，优素福再度登陆伊比利亚半岛，他一路得胜并于翌年包围托莱多城，形势对卡斯蒂利亚王国极为不利。

 

泰法诸国的头头脑脑们坐到一起商量开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位优素福先生名义上是援军，其真正目的却是要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如果优素福灭了卡斯蒂利亚王国，下一个倒霉的就轮到他们了。

 

怎么办呢？只有维持现状、保持制衡，才能使他们这些在两大势力之间求生存的小人物得以活命。于是乎，他们狐假虎威，秘密地向阿方索六世送出橄榄枝，提出议和。阿方索六世不知道里面暗藏玄机，见到优素福来者不善，便答应了泰法诸国的提议。

 

优素福带着军队打了半天，见泰法诸国一点动静都没有，一个士兵都没派，半个子儿也没出，这令他心生疑窦。派出的探马回来禀报说，泰法诸国已经和对手秘密议和。优素福勃然大怒，自己被当猴耍了。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失去理智，如果此时对泰法诸国动武，可能会导致他们联合卡斯蒂利亚王国反戈一击，到时候就不好办了。优素福只得带着军队，赌气退回北非。

 

1091年，优素福整顿人马，第三次登陆伊比利亚半岛，这次他没受到任何人的邀请，此来的目的就是要教训教训忘恩负义的泰法诸国，以武力征服之，顺便把伊比利亚半岛揣到兜里。优素福的军队以迅雷之势征服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两个泰法。

 

1094年，里斯本也沦陷了。

 

“年轻的阿本加尔邦非常勇猛，

他骑在马上，率领骑士两百名；

他在两公子面前停下并把武器耍弄，

这摩尔人说的话可没使两公子高兴：

‘如果不是看在比瓦尔的熙德面上，

我一定要叫你们臭名远扬，

然后我再把忠诚的熙德的女儿送回他身旁；

而你们却永远回不了你们的卡里翁故乡。’”

 

──《熙德之歌》节选

 

《熙德之歌》（The Lay of the Cid）由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是西班牙最早的英雄史诗，也是流传下来最早、较完整的卡斯蒂利亚文学作品，约写于1140年，是与《罗兰之歌》齐名的欧洲史诗作品。

 

它描写了西班牙民族英雄熙德失宠而遭国王流放，后来他在抗击摩尔人入侵的战争中屡建奇功，终于得到国王谅解，从此声名远播。熙德在这部史诗里被塑造成一位意志坚强、真挚忠诚、从容稳健的英雄人物，彰显了情感丰富、宽宏大度、英勇善战的骑士精神。史诗以浓郁的抒情方式，抒发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并具有西班牙的地域特征。

 

《熙德之歌》的74页手抄本现存于马德里国立图书馆，全诗共3章，分52节，3730行。

 

阿方索六世统治时期，他让著名统帅、侄女婿罗德里戈领导卡斯蒂利亚军，但在1080年将其流放。罗德里戈就是《熙德之歌》中的男主角熙德，所以阿方索六世在这部史诗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八百年的收复失地运动最后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远远推出了半岛，直接送到了美洲和印度。

 

在所谓「恢复失地」（Reconquista）时期（711—1492年），伊比利半岛上的基督教王国和回教王国争战有八百年之久，因此产生了一个习于战斗的社会，随后转而征服美洲。当传教士报导了西班牙征服者和殖民者对于印第安人的第一批暴行，西班牙王室开始考虑应否继续支持殖民的活动，特别是有否法律根据足以将其正当化。当时的学者很快体认到，征服美洲截然不同于先前的「恢复失地」。回教徒被认为是反基督教的，更是入侵者。相反的，美洲印第安人只能算为异教徒，而且是他们自己王国的主人。于是在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大学，如Salamanca，兴起了一场相关问题的复杂辩论。这场辩论最主要的成果是，精心地建构出一种不同于罗马法的近代国际关系学说。学者之中，以多明我会士Francisco de Vitoria所提出的理论最具影响力。他强调说，征服美洲印第安人且使他们改变信仰，只有当土著人自由的时候，让他们接受西班牙的统治并皈依基督教，才算是合法的。

 

袁南生《感受印度》一书寻找了“葡萄牙在印度的遗迹”，作者认为在今日印度流行的一些经济作物，同葡萄牙人的殖民历史也是分不开的。据巴沙姆主编的《印度文化史》一书记载，烟草、菠萝、番木瓜、腰果等，是葡萄牙人从欧洲、非洲和美洲引进到印度的。因此，说葡萄牙人丰富了印度的植物品种，并不算夸大其词。

 

在欧洲殖民统治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是最早来到印度的，他们揭开了西方人在亚洲进行殖民统治的序幕。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发现”了印度。说到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中国人很容易想起澳门。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是从葡萄牙入侵印度开始的。葡萄牙在印度的果阿、达曼等地的殖民统治，长达五百年之久。葡萄牙结束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果阿、达曼等葡萄牙殖民地回到印度的手中已几十年了，果阿、达曼现在是什么样子？这些地方现在是否还有葡萄牙殖民统治的遗迹？还有人说葡萄牙语吗？带着这些疑问，作者袁南生先后访问了果阿、达曼等葡萄牙在印度的前殖民地。

 

葡萄牙人盖了亚洲最大的基督教堂。

 

2004年5月14日，作者第二次访问果阿期间的一天，特意前往参观了塞凯特德利尔教堂。教堂位于果阿最美丽的地方，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之下，柏树、椰树、橡树等构筑出了一个绿色的世界，在一片片绿色之中，衬托出一团团鲜艳的花丛，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绽放，争奇斗艳。三百多年前的1666年，属于天主教派系的葡萄牙殖民者，在这里盖起了这座雄伟的天主教堂，直到今天，这座教堂仍是果阿最大的建筑之一。教堂介绍资料中清楚地写着，这座教堂至今也仍然是亚洲最大的基督教教堂。

 

基督教教堂特有的欧洲建筑风格给来访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跟其他基督教堂相比，这座教堂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气势恢弘，无论在教堂内，还是在教堂外，你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作为教堂正殿的礼拜堂可以同时坐下一千人左右，礼拜堂正面墙上，基督教诸神像高悬中央，精雕细刻，金碧辉煌，使走进教堂者，不能不顿时肃然起敬。教堂左右两侧，分布着一个个顶礼膜拜的地方，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教堂。在这些小教堂里，在神像前的地面上，往往嵌着一块花岗岩石板，上面刻有葡萄牙文字，石板下面安葬的无疑是有头有脸的基督教人士，否则，一般人难以在亚洲最大的基督教堂的礼拜堂里，永久占据一块安息之地，并享受生者的顶礼膜拜。

 

紧挨着塞凯特德利尔教堂的是另一座宏伟的基督教教堂──圣佛朗西斯教堂。因为与亚洲最大的基督教堂为邻，圣佛朗西斯教堂相比之下规模显得要小一些，但实际上它比一般的基督教堂都要大。在圣佛朗西斯教堂的墙上，画着一幅幅基督教题材的油画。地面上整齐地嵌着一块块花岗岩碑石，碑石下安息着果阿不少著名的天主教徒，碑石上刻着这些人的尊姓大名、生庚年月等等。作者大致数了一下碑石的数量，至少在一百块以上，这就是说，这座教堂里，至少长眠了一百个在果阿有影响的天主教徒。如果说，在塞凯特德利尔教堂里，左右两侧的小教堂中，有的安葬着一个天主教徒，那么，在圣佛朗西斯教堂中，则是一排一排地安葬了上百个天主教徒。来教堂祈祷的信徒们，或慕名而来参观的游客们，不停地在碑石上踩来踩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许多碑石上的铭文早已变得模模糊糊。我突发奇想，人们在石板上踩来踩去，不知是否打扰了死者们的宁静。和作者一起来访问教堂的总领馆馆员小王说，在中国人看来，在死者墓地上面踩来踩去，至少是不礼貌的吧。

 

果阿天主教教堂允许信徒们和旅游者在教堂内拍照，但不允许照人，因为，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背对着神像，无论拍照和不拍照，对神来说，都是很不礼貌的。但是，在达曼的天主教堂里，即使人背对着神像拍照，教堂也是允许的。有意思的是，达曼圣明大教堂里的神职人员，在我背对神像拍照时，还特意把全部的灯打开。此外，在天主教堂内，也允许穿鞋，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前往印度教、耆那教等庙宇，前往伊斯兰教清真寺，统统必须脱鞋。天主教堂内可以拍照，可以穿鞋，这使作者对天主教忽然有了一种亲和感。

 

死在中国的传教士沙勿略在果阿被顶礼膜拜。

 

与亚洲最大的基督教教堂隔街相对，矗立着另一座天主教教堂──鲍姆基督教堂，教堂前两棵巨大的古树引人注目，也许，这两棵树就是四百多年前盖鲍姆基督教堂时，同时种下的。从规模上来说，鲍姆基督教堂甚至比圣佛朗西斯教堂要小一点，但香火比塞凯特德利尔教堂和圣佛朗西斯教堂明显要旺盛。一块很大的石碑横放在教堂左侧的地面上，仿佛像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吸引了游客们的注意，上面用英文写着几个大字：世界遗产纪念碑。

 

与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堂相比，鲍姆基督教堂外表明显显得陈旧，岁月刻下的痕迹清晰可见。然而，使鲍姆基督教堂闻名遐迩，使它香火比相邻的两个基督教堂更旺盛，使它被列入联合国人类文化保护遗产的根本原因，既不是它的古老，也不是它的壮观，而是一位在中国殉职的传教士在这里显圣，在这里被“封圣”，在这里被顶礼膜拜。

 

这位葡萄牙传教士不仅是基督教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耶稣会第一个来华传教者。此人名叫方济各·沙勿略，生于1506年4月7日，1549年开始在日本传教，1552年，他到达印度的科钦，向葡萄牙总督表达了希望到中国传教的意愿，并获得批准。同年8月，数次谋入广州传教未成，抵达中国珠江口以西的上川岛，为在中国传教积极准备。这年12月3日，沙勿略因感染热病，在病床上挣扎十余天后，终于魂归天国，终年四十六岁。他的仆人安东尼奥用中国式棺材将沙勿略遗体深埋在中国国土上。沙去世八十六天后，即1553年2月27日，沙的遗体被掘出，先用船运往马六甲，在那里停留了大半年后，于年底再将遗体运往印度，1554年3月15日到达果阿。那时，交通不如现在发达，自然运输遗体更是有诸多不便。这位传教士已去世四百六十七天，遗体掘出后，折腾了一年多才运到果阿，然而，使果阿的天主教信徒们和市民们惊奇不已的是，遗体不仅毫无腐败迹象，而且还栩栩如生。人们普遍相信，这是传教士沙勿略显圣了，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纷纷前来，一睹传教士遗容。消息传到罗马，教廷指示将沙勿略的一只手送往教廷，以证明神的力量。据说，将手卸下时，遗体断手处竟然还流出了鲜血。这下自然更神了，后来人们决定，这位传教士的遗体就安放在果阿的鲍姆基督教堂里，供信徒们顶礼膜拜。

 

走进鲍姆基督教堂，往右拐，就是供奉这位传教士遗体的地方。缺了一只手的遗体安放在水晶银棺里，高高搁置在一个台子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教士的头部。几百年过去了，遗体依然完好无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一个谜团，一个已经神化的事实。后来，罗马天主教教廷将这位传教士封圣，使得这位传教士身价倍增，也使得鲍姆基督教堂更加声名远播。

 

在果阿的中资企业──黄龙渔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董恩和告诉作者：这位传教士被封圣后，每隔一段时间，果阿的天主教徒们都要把安放着他遗体的水晶银棺，从人们只能抬头敬仰的高台上抬下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供信徒们就近参拜。鲍姆基督教堂已经宣布，2004年11月21日，又该是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的时候了。

 

我站在这位传教士的遗体前，不禁浮想联翩：数百年前，传教士们不远万里，来到异国，客死他乡，其情确实可悲；不是长眠在他曾经传过教的日本，也不是长眠于他魂归天国的地方──中国，更不是安息在曾经生他养他的故国，而是阴差阳错地供奉在与他关系并不密切的一个地方，其事实在可叹；为什么一个与印度人民无亲无故、无恩无功的传教士，死后几百年来却能香火不断，受到印度基督教徒的顶礼膜拜，其因也委实可究。离开鲍姆基督教堂正殿后，有一个购买纪念品的地方，许多人争相购买印着传教士遗容的图片，甚至印着传教士断手的照片、印着传教士脚板的照片，不少人也争相购买。

 

现在，前葡属殖民地的居民仍有一半是天主教徒。

 

基督教文化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炮火而传入印度的。十六世纪时，葡萄牙人捷足先登，占领了印度西海岸及孟加拉等地。殖民当局在占领区实行宗教歧视政策，摧毁印度教庙宇和穆斯林清真寺，迫害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利用各种手段强迫当地居民改信基督教。十七世纪，荷兰人驱逐了葡萄牙人，继续推行宗教歧视政策。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全面征服印度后，加紧对印度的文化侵略，大批西方传教士到印度传教。一些低种姓印度教徒，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所谓“贱民”，不堪忍受印度教高种姓的压迫，纷纷改信基督教，最多的一次有几十万贱民改信基督教，引起了印度教上层人士的恐慌。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对基督教传教活动有一定限制，但没有完全禁止。

 

无论是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还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果阿、达曼等地始终处于葡萄牙殖民统治之下，加之，葡属印度殖民地存在的时间最长，因而，在果阿等地，天主教成了当地最有影响的宗教之一，即使在印度收回葡属印度殖民地多年以后仍然是这样。当地的教徒在信仰和仪式上已完全基督教化，每天作祷告，星期日去教堂作礼拜，经常组织一些慈善活动。在圣诞节和其他基督教节日时聚会庆祝，但在服饰和饮食习惯上仍保持着印度的一些民族特色。

 

走进果阿，一个接一个的天主教堂跃入我的眼帘。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看到的天主教堂，大大小小不下四五十个。人多的地方有教堂，人少的地方也有教堂，即使在无人居住的山岭之间，也有教堂，奇怪的是，有时一个地方竟然有几个教堂。

 

达曼，以前的葡萄牙殖民地，现在是印度的中央直属区，当年殖民当局的行政公署，建于1581年，如今成了达曼立法机构──达曼立法委员会的所在地。紧挨着立法委员会大楼的，竟然是两座声名遐迩的天主教教堂，一座是建于1603年的圣名大教堂，就在立法委员会大楼正对面；另一座是建于世纪的罗萨里奥教堂，与立法委员会大楼仅一墙之隔。作者在罗萨里奥教堂前“沉思”良久，始终没有琢磨透为什么要紧挨着建两座这么大的教堂。如今，这两座天主教堂都已被定为印度文物保护单位。

 

葡萄牙殖民统治在印度留下的最大的静态痕迹是大大小小的天主教堂，而最明显的动态痕迹则是许许多多的天主教徒。在果阿有多少天主教徒？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朋友”柯棣华大夫的外甥女柯卡尔医生告诉作者，在果阿，约60%是印度教徒，约40%是天主教徒，严格地说来，还有2%的其他教的教徒。给我开车的泰姬度假村饭店的司机则说，果阿人一半是天主教徒，另一半是印度教徒，约有5%的人是其他教徒。不管怎么说，天主教徒在果阿的比例是如此之高，这大大超乎这位“无神论教徒”的作者之意料。想一想，基督教徒在整个印度人口中的比例只是约1%，而在果阿，则占人口一半左右，这显然同葡萄牙在果阿长期推行殖民统治，极力传播天主教是分不开的。

 

在印度许多地方，印度教庙宇星罗棋布，伊斯兰教清真寺鳞次栉比，而在果阿和达曼等前葡萄牙殖民地，印度教庙宇远不如其他地方多，穆斯林清真寺、佛教和耆那教庙宇不敢说没有，但这位无神论教徒确实没有见到过。

 

葡萄牙文化的影响在果阿仍随处可见。

 

在果阿，因为没有污染，天总是蓝的，海水总是清的，加上没有四季更换，树总是绿的，花也总是艳的，人们仿佛生活在图画里。沿着阿拉伯海海岸线，分布着四十几个星级酒店，葡萄牙人，和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西方人一起，直至今日，仍不时来这里欣赏天人合一、万物和谐、六合静谧的美景仙境，回味在这里推行殖民统治的往事和旧梦。在果阿，在达曼，在其他葡属印度殖民地，当年的殖民主义者不难发现，如今，葡式建筑物仍比比皆是，街头比印度其他地方清洁多了，基本上没有乞丐。社会治安状况出奇地好，黄龙渔业有限公司的江经理说，如果说世界上哪个地方你觉得最安全，那就是果阿。他说，他们的公司大门、住宅房门常常只是虚掩一下就出门办事去了，从来没有丢失过东西。葡萄牙人撤出印度已经四十多年，现在，葡萄牙人盖的教堂仍在，葡式庄园和别墅仍在，甚至葡萄牙人种的花草树木仍在，只是主人变了，江山依旧，颜色已改，面对这物是人非，葡萄牙人，印度人，还有像无神论教徒这样的局外人，都难免有岁月沧桑之感。

 

最能说明葡萄牙文化影响的是，在印度各地，赌博是非法的，只有在果阿的星级酒店里，赌博却可以大行其道。赌场上的那些职业玩家里手，以及那些时而赌瘾发作，想一试手气、好好过一把瘾的人，甚至可以登上停靠在阿拉伯海海边的一条赌船上，与对手们一决雌雄。我问当地人，在中国澳门也有赌场，澳门赌场与印度果阿赌场，都是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产物，这两个地方的赌场相比，哪一个大？他们回答说，从赌资来说，澳门大，无论是从赌码来看，还是从赌博输赢的总额来看，澳门是大赌；从赌博的范围来说，果阿大，无论是参赌的人数，还是赌场的个数，果阿都比澳门多，只不过不少是小打小闹。

 

葡萄牙人1961年结束在印度果阿、达曼等地的殖民统治以后，留下了不少混血儿，这些人始终保持了葡萄牙人的许多生活方式和习惯。从第一代葡萄牙殖民统治者阿尔布凯克开始，殖民当局就鼓励殖民者娶印度妇女为妻，长期推行这一政策的一个明显效果就是，殖民者与当地人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尽管葡萄牙将果阿、达曼等葡属印度殖民地归还给了印度，大量混血儿的存在，却有助于保留葡萄牙文化的影响。至今还有人说葡萄牙语，不少人，特别是混血儿，通过千丝万缕的关系，或到葡萄牙去赚钱，或在印度与葡萄牙人做生意。果阿、达曼等地的街头上，一些人生得一副非欧非印、亦欧亦印的样子，穿西式服装的明显比印度其他地方多，特别是在这些地方，印度妇女穿纱丽或旁遮比女装等印度民族传统服装的，明显比印度其他地方少，穿西式连衣裙的，穿西式套头衫和超短裙的，明显要多得多。这同葡萄牙长期的殖民统治当然有内在的关系。

 

还能明显说明葡萄牙文化影响的例子，要算是在街头不时可以看到的天主教徒墓地。印度教徒死后一律火化，骨灰抛入江河，即使是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也不例外。因此，印度教徒是没有坟场的。有坟场者，一般来说，是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印度不少地方有穆斯林墓地，孟买还有一块专门的“中华墓地”，这分别是外来的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华文化影响的产物。在果阿等前葡属殖民地，当你穿过大街小巷时，不时可以看到一块块的墓地，里面竖立着一个个的十字架，那里安息的就是一个个已经西去的天主教徒。有意思的是，这些天主教徒墓地林林总总，就在市区里面，墓前墓后墓左墓右，不是民舍，就是学校，不是医院，就是机关，不是幼儿园，就是人行道，坟墓与人的日常生活如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活人与死人天天“相见”，并没有明显的阴阳两隔，这恐怕也算是葡萄牙文化的一个独特影响吧？

 

十五世纪时，几乎在同一个时候，葡萄牙人和蒙古人分别侵略印度。凭借坚船利炮的优势，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葡萄牙人，只是在印度一小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天主教的殖民地。凭借金戈铁马的优势，代表了穆斯林文明的蒙古人，在印度占据了大半江山，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教的王国。有趣的是，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小“王国”，换句话说，在果阿的殖民当局，与蒙古人建立的莫卧儿王朝，与麦索尔王国、马拉塔王国等大大小小的土邦王国，后来相互承认，互派使节。后来，英国人步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后尘来到了印度，取莫卧儿王朝而代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殖民王国之一，使葡属印度殖民地政权相形见拙。进入二十世纪，英国和葡萄牙虽然都不得不结束殖民统治，相继撤出印度，然而，英语作为印度的国语却继续保持下来，说葡萄牙语的人却与时俱减，这大概是葡萄牙殖民者未曾料到的吧？

 

与东进的的葡萄牙人采取了相反路线的西进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成功殖民远远超出了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殖民成就。而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一个侧影，就是“虐杀同性恋”。

 

现代民族学家发现，在三分之二的印第安部落中，人们认为青少年的同性恋是合乎道德的，是可取的。而天主教的殖民者严厉处死同性恋者。

 

自从哥伦布踏上美洲大地以后，欧洲人血腥的殖民史便开始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的推动，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统治了几乎整个拉丁美洲，而西欧各国的新教徒们则成为几乎整个北美洲的统治者。在这两块广阔的殖民地上，除了众所周知的掠夺，剥削与压迫外，欧洲新旧两派基督教徒们，还把他们的禁欲主义带到这里，为它建立了新的巩固阵地。这样，基督教式的禁欲主义，也就从欧洲一隅的独特文化现象，变成具有世界意义的性文化类型，而且支配了地球上所有最初的工业化地区。

 

结果，禁欲主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性质被模糊了，似乎它不但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也是工业社会的永存必要，似乎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向着更严格的性禁欲主义迈进。直到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性革命，才把这种历史观扭转过来。因此，必须认真考察一下美洲殖民地的性禁欲主义文化的建立，尤其是它对欧洲和美洲历史的影响。

 

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墨西哥一带曾出现过灿烂的古代玛雅人文化（公元一到十一世纪），后来被托尔特克人征服（一到十三世纪），最后被阿兹特克人的文化所取代（公元十四到十六世纪）。一般认为，这三种文化有相承关系，但都处于农业社会初期，原始公社制解体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因此，它们的性观念和性风俗相当开放，农业社会中的四条基本性道德刚刚产生，很不完整，很不严密。阿兹特克人既有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形态和妓女、妓院，又宽容同性恋和其他反常性行为，还保留较多的原始性崇拜仪式。

 

在南美洲，以秘鲁为中心的印加人文化，也处于农业社会初期的部落联盟阶段。他们的一夫多妻制婚姻已比较巩固，妓女地位很低，一般地不允许进城，只能在农村地区居住。他们宽容青少年的同性恋，却不赞成成年人的同性恋。而且印加人的性交方式却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也没有欧洲人那些人为的限制。在保存下来的一百幅印加人性生活图画中，各种方式的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一为异性肛门交；百分之二十四为仅表现阴茎；百分之十四为口交；百分之十一为异性男上位性交；百分之六为兽交；百分之五为男性手淫；仅有百分之四表现阴户；百分之三为同性肛门交；百分之一女子为同性恋；百分之一是无法确定内容的。

 

西班牙殖民者登上美洲大陆后，首先遇到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并首先被他们之中盛行的同性恋所震惊。从1519年起，最初的殖民者就不断报告这些同性恋现象，并记入殖民者的编年史。最初，殖民者只发现墨西哥湾一带有同性恋，但到1552年时发现，他们所涉足的中美洲地区内，所有印第安人都有这种习俗。直到1952年，现代民族学家仍然发现，在三分之二的印第安部落中，人们认为青少年的同性恋是合乎道德的，是可取的。在北美的一些印第安人部落中，这种活动甚至是有组织地公开进行的。这是由于，当时印第安人的婚姻制度还处在纯粹的财产交换的阶段。他们认为：男女之间的性交和婚姻，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经济往来事务，不应随意处理，而同性恋却并不牵扯财产问题，仅仅作为青少年满足性要求的一种形式。他们认为婚外恋比同性恋更坏，危害更大，因而鼓励男青年在婚前从事同性恋。他们社会中的少数奴隶，也常常是用作同性恋对象的少年男奴。

 

在天主教规长期熏陶下的西班牙殖民者，对如此广泛而公开的同性恋大感震惊。一开始，他们往往只是出于个人的道德愤怒而惩罚同性恋。例如：1513年在巴拿马的西班牙殖民者曾把四十名同性恋的印第安人喂狗。1520年后，西班牙驻南美洲的采金监督官，不但处死同性恋的印第安人，而且“用大锤砸烂他们的头颅，并亲手把他们撕碎”。著名殖民者科泰斯在毁灭阿兹特克人的过程中，也不遗余力地处死印第安同性恋者。

 

但随着西班牙殖民者的深入征服，殖民者自己也多少受到印第安人的性观念和性风俗的影响，还有一些传回了欧洲本土。这就威胁到殖民者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天主教信条。于是教会和政府一起出动，对印第安人的性风俗展开征讨。

 

天主教会为了在印第安人中传教，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十六世纪新教出现后显得更加迫切需要），地宣称印第安人是“迷途的羔羊”，需要教会引导他们改恶从善，拯救其灵魂。为此，遍布拉丁美洲各地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就把传授与教导唯一符合教义的性交方式──男上位，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把反对私禁止任何其他方式的性活动，作为天主教征服野蛮人心灵的重要内容。从此，欧美的人也就把男上位的方式叫做“传教式”或“教会式”，而把其他任何方式都叫做“反自然式”了。

 

天主教会相当宽容，所谓“迷途的羔羊”是说印第安人是无理性的人或反理性的人。按照教义，无理性的人不能拥有权利，更不能拥有统治权，因此，整个印第安人的地区都应该由天主教的西班牙人来统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西班牙人）于1493年发布圣训，把整个新大陆的统治权都授予西班牙人。西班牙殖民者和西班牙世俗政府，立刻就把教会的说法扩大，宣布印第安人不仅是无理性的人，而且干脆就是无理性的野兽。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全面种族灭绝，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和依据，就是说印第安人的性风俗表明他们“非人类”。用这种观点看二十一世纪的西方社会，当然也是“非人类”的了。

 

教会与殖民政权的努力，有效地制止了印第安人的性风俗传给殖民者。在征服整个拉丁美洲的过程中，编年史上只记载了两例发生在殖民者中间的同性恋事件。一例是某位德国船长下属的水手们（可能也是德国人），另一例是五个意大利士兵。按照他们的西班牙指挥官的命令，这些人都被绞死并焚尸。此举受到其他殖民者的普遍赞赏与欢迎。

 

尽管如此，西班牙政府仍然不放心，生怕这些反常性行为会在欧洲本土蔓延，于是在本土发布了严厉法令，以死刑来惩罚同性恋者和兽交者。这比中世纪教会的惩罚严酷得多。1659年，编年史上记载两个农民被处死刑，一个因为与他的母驴性交，另一个因为与母牛性交。再往后，连异性间的肛门交也要处死刑了。

 

这是在海外殖民时期中，性文化不相容和互相冲突的必然结果。因此，随后走上大规模海外扩张道路的英国和荷兰，也仿效西班牙，对任何违反该国基督教性道德的反常性行为，处以比中世纪时期更严酷的刑罚，直至死刑。

 

对于在拉丁美洲的西方殖民者来说，另一个紧迫问题是与印第安妇女的通婚问题。陆续到达拉丁美洲的欧洲殖民者，主要是水手和士兵，除了少数上层人物外，他们都无法携带妻女，加上处于征服者的统治地位，殖民者诱奸、强奸印第安妇女，乃至与她们同居、姘居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早期的征服过程中，殖民者曾充分利用与他们有性关系的印第安妇女，作为内线来攻打或拉拢、策反许多印第安部落。随着拉丁美洲被全部征服，殖民者与印第安妇女的各种性关系越来越普遍，迫使天主教会和殖民政权实际上予以默认，只不过歧视混血儿，不给他们以平等法律地位而已。

 

这样一来，导致拉美各处出现了一些人数众多的欧洲──印第安混血民族。其中阿根廷的高乔人最为典型，它取代了当地原有的印第安人，成为阿根廷的传统“土著”民族。这种对于异族间性关系的无可奈何的宽容，就是西班牙殖民者与北美清教徒殖民者的重大区别之一，也是现今南北美洲在种族构成上呈现极大差异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这个混血过程中，西班牙殖民者有意利用印第安人中原有的娼妓制度，也是重大原因之一。阿兹特克人不反对妓女的存在，不过其妓女还带有浓厚的宗教祭司的色彩，在许多宗教庆典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印加人对妓女管制较严，只许在野外居住，称为“非居住区的女人”。但也有些印第安人地区内，妓女已成正常职业。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之后，并没有着力肃清妓女制，仅把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妓院改成男女混浴的澡堂，印第安人仍可以在其中性交。随后又出现了为殖民者服务的妓院，殖民者也就顺水推舟，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态度默认和怂恿之。

 

在教会一方，几乎从拉丁美洲殖民行为开始的同时，就有部分主教和基层神父、教士从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站在被欺侮一方，激烈地反对殖民统治在拉丁美洲的暴行。1511年，在西班牙岛，一批天主教多明我修会的修士面对人道与残暴之间的巨大冲突，冒着革除教籍、遣返回国的危险，推举蒙特西诺斯为代表，向当地殖民首领们布道时喊出振聋发聩的反叛之声：“我是这座岛屿上荒漠之中基督的声音……你们全体都犯下了死罪。你们对这些无辜的人们施加暴行、实行独裁，因此将永无解脱之日。你们有什么权力和理由这样凶残地奴役印第安人？你们有什么权力对他们进行可憎的战争？”“蒙特西诺斯的呼声”是比美国的《独立宣言》更早的人权宣言。

 

当年，墨西哥恰帕斯州主教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1474－1566年）目睹了古巴的大屠杀。一座原有三十万居民的美丽岛屿竟被1511年后登陆的西班牙士兵毁成荒无人迹的死岛。拉斯卡萨斯毅然放弃属于他监护的所有印第安奴仆，开始了长达五十年义无反顾的斗争。他回到西班牙本土，把美洲大陆非人道状况报告教廷和王室。1516年，拉斯卡萨斯被王室任命为“印第安人代诉人”。在拉斯卡萨斯和其他一些宗教人士的努力下，罗马教皇和西班牙王室制定了一些法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大陆的暴行。他致力于制定关于“西印度”的新法律：取消无异于奴隶制的委托监护制，代之以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合作式村社，通过和平方式逐步取消种族差别。他三次建立和平传教试验基地，不许武装的西班牙人进入他的社区。他历时七、八年进行一生中最重要的史书──《西印度史》的写作。以“我作证”的庄严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罪行，揭露主流史书对印第安人的种种诬蔑。明确要求取消“征服”（conquistar）美洲的提法。他认为历史事实是殖民主义者“杀戮”了原美洲居民、用武力“打败”了这些民族。他翻山越岭，问询印第安人的疾苦和要求。恰帕斯州的印第安人热爱这位早期的穷人主教。

 

1810年，深受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米格尔·伊达尔哥神甫敲响了多洛雷斯镇教堂的钟声，提出推翻殖民统治、平分田地、废除奴隶制主张，率六百多人起义。这就是墨西哥独立史上著名的“多洛雷斯呼声”。在独立战争中，“瓜达卢佩圣母万岁！”成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口号。

 

在拉丁美洲的宗教土壤上，1960年代诞生了“解放神学”。它冲击了保守的天主教教会传统，宏扬了原始基督教意识里优先穷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穷苦教徒组成的基层宗教社团认定“爱穷人就是爱上帝”。哥伦比亚神父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面对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写出：“天主教的真谛是爱他人。爱只有产生效力才是真正的爱。我们必须寻找有效的措施使大多数人获得福利。”他在1965年向哥伦比亚红衣大主教提出辞呈。他在一项声明里写道：“我请求红衣主教阁下准许我辞去神父的职责以便能够在俗世为我的人民服务。我的牺牲是为了创造条件使信仰变得更加真诚。”1966年报纸上登出了卡米洛·托雷斯加入哥伦比亚游击队之一“全国解放军”的消息。几个星期之后，卡米洛·托雷斯在一次与政府军的遭遇战中牺牲。1968年，教皇保罗六世赴哥伦比亚第二次拉丁美洲主教会议。这是两千年来第一位教皇到访拉美。以保利诺·加西亚和弗朗西斯科·古斯曼两位年轻基层神父为首的一批教内外群众占领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大教堂，抗议对教皇过分奢侈的欢迎活动。高耸的钟楼上挂出大字横幅：“正义与爱：建立一个与人民团结战斗的教会！”威严的大教堂里回荡着史无前例的祈祷：“主啊，为了我们在战斗中倒下的兄弟……为了拉丁美洲的解放……为了我们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主啊，听取我们的祈求吧！……”在教皇到会的会场──哥伦比亚的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年轻基层教士加夫列尔·迪亚斯和七千名被警方强行驱赶到这里的无地农民在旷野里坚持反暴力斗争。迪亚斯和十四位神学院的学生进行四十八小时绝食，他们散发的公开信写着：“教会应当扔掉手里所有的牌，只留下写着爱和正义的那一张。”麦德林市郊工人区的比森特·梅希亚神父面对一万五千名流离失所的穷人进行布道说：“我与这些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生活在一起，我感受着他们的所有苦难，我理应呼唤正义。”麦德林会议终于在长达一百四十页的最后文件中强烈谴责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敦促政府实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文件提出了“穷人教会”的主张：“谴责此世不公正的贫穷状况以及制造了这种贫穷的罪孽。”

 

解放神学运动显示了高度的实践参与精神。1979年尼加拉瓜赶走了索摩查独裁政权，成立了民族复兴政府。政府里天主教徒多于非天主教徒，五名神职人员和六名普通教徒参与政府重要部门的工作，其中有文化部长、外交部长等职。他们遭受罗马教廷的处罚仍毫不动摇。

 

198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尔瓦多主教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在教堂内刚做完弥撒后遭暗杀，胸部连中四弹。他在前一天的布道中谴责了对群众的暴力镇压。据统计，1968年至1978年，拉丁美洲被逮捕、杀害、拷打和流放的主教、神父、教士和修女（不包括非神职人员的普通信徒）达八百五十人。鲜血和生命使解放神学运动寻求正义信仰的精神更为真实可信。

 

拉丁美洲的教堂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你可以看到谷仓、茅屋插着十字架，那就是人们祈祷的地方。严谨的哥特式、多利亚式、巴洛克式教堂被活泼的几何线条建筑替代。在瓜达卢佩教堂区一眼可以看到五座教堂，1976年新建的容纳四万人的瓜达卢佩大教堂像一个圆形体育馆，可以和巴西利亚大教堂比美。敞亮通透的落地门窗一扫森严阴郁气氛。每年12月12日瓜达卢佩节前后十五天，从全国各地来这里的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教堂每隔半小时举行一次弥撒和领圣餐仪式。教众穿着日常的各色服装，扶老携幼从各个大门随意进出。看着那些秉烛膝行，匍匐在瓜达卢佩圣母画像前的平民，你会感到绿衣圣母身上寄托的，实际上是老百姓的期盼。

 

西班牙人不仅占领美洲，还跳过整个太平洋，征服了菲律宾，甚至在一百多年后的1626年入侵了台湾。而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救难组织”的“宗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