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王国：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第三卷·上）

第三卷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进程

 

 

第七章

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重要史实

 

 

一、黄巢灭回

二、唐宋异质考

三、缠足战略考

四、思考社会择优制

五、科举制与文官制

六、科举制度与佛教

 

 

“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蕃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蕃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蕃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蕃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蕃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摘自谢选骏：《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南北朝原理》第二章第三节〕

 

 

一、黄巢灭回

 

有一项研究涉及唐末的黄巢部队，878年攻入广州后对穆斯林进行屠杀的历史事件。〔贝苏尼《伊斯兰教东传与黄巢“灭回”问题》〕这个事件可以用来研究以往的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可以用来推测未来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所以值得深入。

 

这一事件的前因可追溯到此前一百二十七年，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在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中，败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东征军，结果整个中亚细亚被迫进行了伊斯兰化。

 

再往前追溯一百年，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阿拉伯〕派遣的使节首次到达长安“朝贡”，标志着中国与阿拉伯两国政治关系的确立，到贞元十四年〔798年〕间这种“朝贡外交”的次数达到三十七次之多，而民间往来早在此之前就已经非常密切。当时中国与阿拉伯之间有水陆两条交通线，路陆经波斯、阿富汗和西域，从甘肃到达长安；海路经波斯湾、阿拉伯海、孟加拉国湾、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泉州等地。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唐贞元三年〔787年〕时居留长安的“胡客”拥有田宅的就达四千人，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扬州、泉州、广州、海南岛等沿海地区则聚集了许多从海路而来的“外商”。唐文宗实行开放政策，在大和八年〔834年〕下诏说：“南海番舶，本以慕化而来，故在接以仁爱，使其感悦”。

 

这种开放国策，使得使节、商人、旅行家、航海家源源而来，他们在沿海城市的聚居区叫作“蕃坊”。以广州为例，外侨在唐政府专设的“蕃坊”内自行担任“蕃长”，实行自治管理。这些外侨中有基督徒〔景教〕、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拜火教徒。其中有人很富，爱以烤全羊宴客；波斯妇女穿耳带环，有的多至二十多枚。后世广州的广泛使用香药、斗鸡、蓄养黑奴、蛮婢等风俗，即来源于这个外商群体，有人估算唐代广州流动人口有八十万左右。

 

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史学界有各种说法。其实基本事实并没有争议，而是由于对“传入”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分歧。

 

敦煌学家陈垣认为，永徽二年大食国正式通使中国，即为回教传入中国之始。但是通使只是政治关系而非宗教关系，尽管回教传入中国不同于佛教和基督教，不是通过僧侣和教士，而是通过商业、军事、外交活动传播的。

 

如果“传入”是指中国境内出现回教徒，那么在通使之前就开始了。根据日本桑原驇藏《蒲寿庚传》记载，广州城内有怀圣寺，寺内有番塔，或称“光塔”，其构造与佛塔绝异。大殿形式类似穹庐，有西域风格，顶是重檐歇山顶，形式与中国南方的杆栏式建筑相同。怀圣寺相传为隋代所建。清代金天柱《清真释疑补缉》内所收《天方圣教序》中提到，隋文帝听说“天方”出了“大圣”穆罕默德，就派遣使节到西域去“取经”，开皇七年，建怀圣寺，将取回的经典供奉在内。隋文帝在位时间〔581—604年〕在穆罕默德创教〔610年〕之前，此说并不可信，还是另一说此寺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或开元二十九年〔741〕，只有后一种说法才有可能。

 

还有人说，回教徒作为外侨住在中国境内还不算回教传入中国，而必须“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才算“回教传入中国”。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唐朝为了镇压“安史之乱”〔755—763年〕，曾向西方强国大食请求援助，哈里发当即派兵，协助唐军镇压了叛乱。安定之后，一部分大食军人返回本国，另一部分则居留在长安等地，娶妻生子，加入中国籍。根据这种标准，“安史之乱”平定后留下的大食“退伍军人”才是最早的中国穆斯林。

 

这几种说法虽然有正负一个世纪左右的误差，基本上都在公元八世纪前后，因此，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中国。

 

关于黄巢进入广州“灭回”的事件，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和钱穆的《国史大纲》都没有涉及，甚至连《资治通鉴》里也没有。仅见于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和韩国磐的《隋唐五代史纲》。此事的主要根据是十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阿布?赛义德?哈桑在《中国印度记闻录》中的记载，说中国在874—901年间发生黄巢屠城事件，其属下的“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广州城时〔878年〕杀死回教徒、犹太教徒、拜火教徒等十二万人，其中回教徒有数万。另据来自西拉甫港的著名阿拉伯商人阿萨德声称：黄巢在广州杀死十二万人〔又一说二十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商人。数目虽然有出入，但黄巢杀人屠城、劫掠财货，基本属实。

 

但是还有两点可以争议：第一，谁是屠杀主谋？第二，屠杀是否属于宗教迫害？

 

关于第一点，韩国磐认为，据阿拉伯人阿布赛德哈撒〔即上文所说旅行家，译名略有出入──引者〕的记载，黄巢入广州，曾杀当地伊斯兰教徒阿拉伯、犹太等商人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进入长安后也曾大肆杀掠。但这些都是当时与农民敌对的地主商人的记载，不能置信。他们往往将地主阶级军队残害人民的事，记在农民军的帐上，来歪曲历史。并且，当时国外豪商跟唐朝官僚勾结在一起，掠夺榨取劳动人民，所以义军入广州后，很可能杀掉一些和官吏一道剥削人民的外籍豪商，而剥削阶级的代表者因作过分夸张的记载，歪曲了事实。〔《隋唐五代史纲》，第289—290页〕

 

现在看来，这种辩护其时是软弱无力的。韩国磐既没有给出广州城里的居民是官兵而不是黄巢义军所杀的证明，也无证据说明死人数字为什么怎么被夸大了。吕思勉的《隋唐五代史》中关于黄巢入长安的记载也跟韩先生大同小异，说是官史把官军杀人放火的帐，记到了农民起义军头上，但同样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上册第489页〕

 

官军当然也杀人抢劫，战争中胜利一方的“大索三日”在中国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但是以韩国磐所引韦庄诗《秦妇吟》来说，无论如何也是黄巢先到，官兵随后。〔韦诗云：“千闲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悬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唐朝官兵的抢劫杀人之“有”不能证明黄巢起义军之“无”，否则“残半”又从何谈起呢？

 

具体到广州，黄巢屠城的可能性更大。为什么这样说呢？俗话说，“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并不是小说，而是历史。乾符三年〔876年〕，黄巢还跟王仙芝合伙的时候，蕲州刺史裴偓替王上表求官，朝廷授其为左神策军押牙，王准备接受，黄大怒，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而去，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还跟王打了一架，“伤首”，即把后者的脑袋打破了。但要从这件事说明黄巢的“革命意志坚定”，那就大错了，他只是恨王“独取”，“官不及己”。王仙芝死后，黄巢本人也曾伸手要官，开价岭南节度使，朝廷方面认为“南海有市舶之利”，如为黄巢所占，则“国藏渐当废竭”，加以拒绝。黄巢闻讯大怒，攻入广州，抢劫杀人以泄愤，合乎情理。另外，黄巢跟其他“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打“劫富济贫”的旗号，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广州城里聚居的外商既然非常富有，也就首当其冲而成其专政对象、刀下之鬼了。

 

至于黄巢大屠杀的原因，基本可以肯定不是出自宗教或种族考虑。因为，黄巢起义前后，回教在中国尚处在“初级阶段”，既没有被当作一个宗教，其教徒也没有大肆危害过汉人。色目人祸害中国，基本上是元朝的事情。唐代史籍上将伊斯兰教称为“大食法”，基本上只能在“特区”内实行。在唐武宗灭佛时〔佛教徒称为“会昌法难”〕，封闭寺庙四千多所，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多人，景教〔基督教一教派〕、摩尼教、拜火教等也受到牵连，唯独回教得以幸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回教传入中国的特点有关。如上所说，回教不是通过僧侣、教士传教，而是随着信仰回教的使节、商人、士兵等在中国定居而“自然自在”的。这些人把回教信仰作为内部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自产自销，不去传教，而且有意避免卷入社会斗争，因此至少到唐末大乱时期为止，回教的影响仍然很小。应该说，中国的早期回教徒将信仰保持在团体内部，因此才获得了朝廷的优惠经商条件，在“法难”中得以保全。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跟“官”周旋成功，飘忽不定的“匪”一来，还是免不掉玉石具焚的命运。

 

人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中文史籍对黄巢屠城事件记载的简略稀少似乎证明了这一点。黄巢起义虽然从根本上动摇了唐帝国的统治，毕竟被官军镇压下去，胜利者炫耀自身光荣的兴趣远远超过历数失败者的罪行。然而，在针对毫无抵抗力的平民的屠杀事件里并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只有“加害者”和“受害者”，古今中外的屠杀事件多半是认同或同情受害者一方记录的，加害者一方多用“战乱中难以避免”之类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阿拉伯旅行家的记载成为广州屠城事件的主要依据，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广州屠杀事件对于色目人也就是回教徒后来在蒙古入侵中的政治选择，是否有影响？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希望今后可以有人来做。

 

蒙古人在中国进行殖民活动，但自始至终都未采取任何民族融合的政策，和日本人在朝鲜和台湾的表现完全不同。相反采取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政策以及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蒙古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与色目人乃是统治民族，拥有各项特权。整个蒙元时代，蒙古人作为军事征服者高居在上，色目人作为蒙古的帮凶吸取着中国文明的脂膏。到明朝留在中国的色目人逐渐演变为回族。

 

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中引有元太宗窝阔台的话说：“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据冯承钧译文〕可见汉人的地位和低级牲口一样。正是因为蒙古人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的政策，忽必烈汗死后半个世纪，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就爆发了，最终结束了蒙古对中国的入主。

 

如果把历史分成“有上帝的时代”与“无上帝的时代”〔沉默时代〕、现代中国就在“无上帝的沉默时代”里苦苦煎熬，直到煎熬出一个上帝来，直到一个上帝前来一举结束了这场极端苦涩的煎熬。按照历史的经验，无上帝的沉默时代也就是纲纪废弛、道德瓦解的时代。但是，无论多么淫乱放纵的时代，也总还是有一点道德残余的，直到有上帝的时代重建了道德的体系。所以，现代世界虽然供奉着三大宗教的成千上万的偶像与观念，以及其他小宗小派的无数牛毛，却够不上称得起是一个“有上帝的时代”。 

 

“中国古书里的上帝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是一个盼望得救的灵魂，深思熟虑的结果！

 

上帝是什么？按照古籍的显示，“上帝”就是下帝也就是天子的后盾，正如天子就是上帝的前锋。所以上帝离人们其实不远：他常以人形变相潜居于人们之中，尽管他常常沉默。就个人而言，能够亲自接触上帝的机会肯定不多；但就历史的全体甚至仅就某个社会而言，能够面圣的机会其实不少。而从有限的角度说，当上帝的圣徒们在一股神秘力量的驱使下，凝聚在一种足以扭转历史进程的势力时，新的圣典就来到了，一座空前规模的历史祭坛同时也就建立起来了。 

 

 

二、唐宋异质考

 

如果说唐朝尤其前期是贵族社会，那么宋朝就很像平民社会，至于元、明、清，则由蛮族的贵族社会统治汉人的奴仆社会。元、清两朝的蒙古、满洲人，连其平民也在中国冒充贵族，把汉人当作奴仆来欺压、杀戮。明朝则追随元朝的范例，把平民变为奴仆，奴化汉人的程度虽然轻于元、清，但整个社会却再也没有贵族中坚，所以遇到外敌入侵，抵抗力就变得很弱。

 

而宋朝还是平民社会，没有过渡到奴仆社会，所以抵抗辽、金、元，比之明朝抵抗倭寇、蒙古、满洲，更有效率。横扫欧亚的蒙古帝国灭亡偏安一隅的南宋，还花去四十五年〔1234──1279年〕，但军事能力远远不及蒙元的满清，灭亡南明的仅仅用了二十多年……难怪到了二十世纪，日本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宏伟目标。

 

历史研究者往往注意到，唐至五代，遇中国有事，则收胡兵以助剿。如高祖欲平群雄，则称臣于突厥；唐玄宗为控制河北，则用安禄山；唐肃宗欲平两京，则征兵回纥；唐僖宗欲讨黄巢，则借军沙陀……所以有唐一代，“举国皆含有通虏性质”，也就无怪乎“虏祸不绝”了。胡兵之所以富于战斗力，不仅由于其野蛮，而且由于其内部具有贵族社会特有的等级秩序，所以亲随之间，号令严明。这样的虎狼之师一旦进入平民社会，自然如入无人之境。

 

反观平民社会下的中原，则陷入了一盘散沙的境地。五代各国内部一盘散沙，结果当权派系为一党私利，或与契丹结好，或称兄弟，或称子，“为千古中夏之奇辱”，开二十世纪“三国演义”之先河：孙中山的三个后继者，蒋介石亲美，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至于中国本身则大卸八块，除了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还有东北的满洲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台湾殖民地、各种租借地。

 

还有一个实例很能说明，宋与唐不仅文明形态不同，而且社会格局也很异样，例如唐朝首都长安与宋朝首都汴京的区别。长安居住区〔坊〕与商业区〔市〕是分开的，而且一到天黑必须闭市、停止营业；体现出尊重权威的风尚。这很像美国的乡镇，其政治倾向应是保守主义的。汴京的居住区〔坊〕与商业区〔市〕是混杂的，而且通宵达旦可以不停地营业；这不仅说明商人阶层的强大，而且说明平民地位提高，可以改变社会游戏规则，甚至不断发动政治请愿。这很像美国大都会的核心地带，其政治倾向应是自由主义的。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总结：“十世纪、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宋朝〕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人斯塔夫理阿诺斯〔L.S.Stavrianos， 1913—〕《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写道：“南宋的统治尽管只限于半个中国，但这半个中国却格外地安宁、繁荣。”“ 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法国人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描述：“十三世纪的中国，即使其北方省份已被胡人占据，也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幅员，从四川省到长江下游平原，东西一线超逾一千二百英里，而从南部海岸到北方前线，南北一线超逾六百英里。故其总面积达到了七十万平方英里以上，也就是说，足有当今的四个法国那么大。它的人口总数达到了六千万以上。”

 

甚至连日本人田中芳树的历史小说《海啸》〔宋亡崖山之战〕也讲述：“杭州临安府成了世上最大之都市，不但如此，其繁华在历经元代亦不见衰退。打从西方边境远道而来的外国人马可波罗，就在当时留下了关于此地繁华盛况之纪录。”“人口达到一百五十万之多，港湾中停满了来自海外诸国之船舶，包括了印度、波斯、阿拉伯、暹罗、瓜哇、越南、还有日本。街头上不但看得见红发碧眼的人们四方穿梭，还听得到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寺院之钏声回响。从外国输入的，大多是各类的辛香料、药材、象牙、犀角、刀剑、以及真珠等等商品。从中国输出的则为绸缎、茶叶、铜钱、书籍等等。在海外贸易之中所取得之利益，让宋朝国库大大地蒙受其惠。”“南宋时代，虽然北方之天下为金国所夺，领土只剩下一半而已。但是话说回来，由于将生产力低微的地方割舍掉了，结果反倒使得经济效率大为提升。才不过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南宋之财力就已经远远凌驾过去的极盛时期。”

 

难怪有人总结说，宋朝人除了不会打战，其他的都好。但即使在最无能的军事领域，即使是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单独面对并坚持抵抗了当时的世界霸权蒙古帝国整整四十五年〔1234—1279年〕，成绩远远好于当时的西夏、金国、中亚西亚、阿拉伯帝国和俄罗斯。

 

不同于唐朝的松散，宋朝是中央集权的。同时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文学以外，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得到发展，涌现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画家和诗人。所谓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太平御览》和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陆佃于1078—1085年间所作的《埤雅》，对二百六十五种动植物作了解释；1163年，宋朝已开始金鱼家化的遗传研究；十三世纪发表《洗冤录》，内容则是各种法医学方法。

 

对于普通的城市小市民而言，宋朝也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南东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南宋国内贸易比较发达，南宋政府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东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六十三万贯的三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而宋朝的土地政策亦加速了这一进程，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个不抑商的朝代，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提高。

 

日本东洋史家和田清曾经说过，“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唐朝大部分时间确实是乱世，用宋朝人的话说：“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以明朝人的话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宋朝大部分是治世，用元朝人的话说：“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用明朝人的话说：“宋之富盛，过今〔明〕远矣。”有人因此论述“唐朝与宋朝差距，是乱世与治世的差距”。

 

据一些人考证，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所以宋人宣称：“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唐宋差距有多大？是一：二的差距。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十七座，而北宋末年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五十二座。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十七：五二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闭”， 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 “坊”是居民区，“市”指商业区。唐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封闭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受到的限制。宋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开放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不受限制。唐朝不准沿街设立商铺，首都长安、洛阳商业活动只限于东市和西市两个规模不大的市场里。而宋朝首都开封“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封闭与开放的差距。

 

据另一些考证，唐朝商用民宅不准起高楼，高大的只有皇宫及皇亲贵族的府第。而宋朝商用民宅都可以起高楼，民营的酒楼高得可以看到皇宫内部情况。唐朝长安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北宋汴梁是“栋宇密接，略无容隙。”南宋临安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山外青山楼外楼”。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低矮呆板与高楼林立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在夜里宁静漆黑，宋朝的城市夜里则喧闹灿烂。宋朝的城市是昼夜不息的商业涌动的城市，始终“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宋朝的商业洪流、经济的繁荣进步增长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断。唐宋差距有多大？是每天十二小时与二十四小时的差距，是昏黑宁静与光明喧闹的差距。

 

唐朝从贞观到天宝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宋朝从开宝到天禧用了四十多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从农业耕地面积发展效率上说宋朝是唐朝的二.五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二：五的差距。

 

唐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六百二十万顷，宋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五百二十四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〇.七八三亩，宋代一亩约合今〇.九七四亩。换算成今亩算唐朝耕地面积为四百八十五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五百十一万多顷。唐朝、宋朝都有隐田现象，而宋朝更严重。唐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六亿亩，宋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八亿亩。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六：八的差距。

 

唐朝平均每亩约一.五石，宋朝平均每亩约为二石。宋朝平均每亩比唐朝提高三〇％。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一.五：二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种，最高亩产两石。宋朝耕地一年两种，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种、四种。最高亩产达六至七石。唐朝因耗粮之故而屡有禁酿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励酿酒。这正说明宋朝农业的强盛与发达。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二：七的差距。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有九十一项，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项。宋朝对领土的开发利用程度远大于唐朝。用宋人的话说：“昔人足迹所未尝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九一：四九六的差距。

 

唐朝是小农经济社会，宋朝是商品经济社会。唐朝以“农业立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农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国”， 是以商业为主的商业经济，商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说：“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农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一千二百万缗。宋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八千万缗。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政府为解决财政窘境，杀鸡取卵压榨取得的。其中有大半是盐税，每斗卖最高达三百七十钱。而没改革前唐的财政货币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即使这样两者也相差近七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一二〇〇：八〇〇〇的差距。

 

唐政府绢帛收入最高额为七百四十万匹，宋政府细绢收入则高达两千四百四十五万匹。这只是税收，如果按产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绢帛在质量也和宋朝相距甚远。“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七四〇：二四四五的差距。是粗厚与精细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三十二万七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五百零六万贯，铁币为八十八万贯。两者相差的近二十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三〇：五〇〇的差距。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而且宋朝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实力。铜钱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价值就超过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十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唐宋差距有多大？唐朝与宋朝的经济总量差距有多大？是足值货币总量千倍以上的差距。

 

唐朝首都有一百四十多个行业，宋朝首都有四百四十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开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时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宋朝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与系统化远远超过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都说明宋朝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强大。如宋朝新兴产业私人印刷业，把书籍大量翻印买到辽国、高丽、日本等国。宋商人用知识科技给宋朝换来大批利润。唐朝没有私人印刷业，更谈不到出口创汇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一四〇：四四〇的差距。是〇：三〇〇的差距。

 

唐朝进士登科者，每岁最高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进士登科者每年多至五、六百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每年三〇：五〇〇的差距。在南方以福建省福州为例，唐朝二百二十三年间仅仅只出了进士三十六人，而宋朝二百零二年间就出进士一千三百三十九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三六：一三三九的差距。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翁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唐朝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只有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三〇〇〇：一〇〇〇〇〇的差距。

 

有人总结说，“唐与宋更大的差距是人与人的差距”，唐朝的印刷术只用于印制佛经而未用于印刷书籍传播文化知识。所以唐朝文盲多，没有多少读书人。宋朝的印刷术广泛用于传播知识，推广文化。所以宋时的中国人读书更容易。所以文盲相对少。宋人自豪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唐朝非学习型社会，宋朝是学习型社会。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宋时的中国人比唐时的中国人更有文化、更有教养、更有内涵、更有情趣。更幽雅、更浪漫、更幽默、更爱国。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说：“十三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十三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视野，这又是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的生活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的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

 

唐与宋最大的差距是文明的差距、文明力量的差距。盛唐虽大，却保持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南宋虽小，却奠定了“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

 

更有甚者认为，“唐把中国逐渐的变成蛮夷，宋把蛮夷逐渐的变成中国。‘天可汗’是什么？可汗不过是原始部落野人头子、酋长，连一个小小的沙洲回鹘头子都可以是天可汗。怎么到唐朝就成了光荣称号了呢？天可汗只是个虚名。‘天可汗’给吐蕃进贡献女人，要‘空府库’给突厥大量财富。”但反对者批评说，“唐朝灭突厥、高丽、开西域，李世民被少数民族奉为‘天可汗’，宋则败于辽、西夏、金、蒙古，从未胜过一场，宋帝叫夷蛮首领为叔叔、伯伯、干爹──唐远不如宋？宋人误解或者是误用了‘天下’这个概念，如果有正确的天下概念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即使宋人军事强盛、商业发达，想成为开启近代文明的国度，概率低得可以忽略不计。”

 

……

 

其实在我看来，上述两种极端的看法，都是因为未能深入理解唐宋文明的不同性质：唐是西周式的盟主体系，宋是战国式的方国体系。唐是东亚世界的天子，所以必须号称天可汗；宋是东亚世界的成员，所以可向辽金元称臣纳贡。

 

所谓“唐朝还没到一半就已经让西域、河北、陇右、山东等等这些本是中国传统文明固有的领土统统的蛮夷化”，这正是西周盟主体系的特点；而所谓“宋朝始终以强大的文明力量君临天下，以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艺术、工艺等综合国力，侵略着周遍蛮夷。辽国、女真、西夏、吐蕃、回鹘、大理、高丽、日本等等无不被宋朝文明所征服。蒙古人留给中国的广大疆域就是被宋朝文明所征服的代价。”──这正是春秋战国方国体系的特点。

 

据说“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在我看来这并不值得奇怪，正如春秋战国的产业无一不是远远领先于唐朝。

 

据说“唐朝很多地方和宋朝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止是相差一倍、几倍，而是十几倍，甚至是百倍、千倍。宋朝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大爆炸的时代。钢铁革命、燃料革命、印刷革命、城市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瓷器革命等等，何为革命？革命是创新，革命是巨变，革命是质变。唐朝与宋朝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所以日本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古代与近代的差距。”──在我看来这也并不大惊小怪，正如西周与东周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而内藤湖南之所以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那不过是因为近代日本的经验如此：近代日本刚刚经历了一个战国时代，那就是前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战国时代。

 

朱熹《大学章句序》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这是从文明教化着眼的。曾巩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这是从文化教养上着眼的。但是在政治上，唐之“天可汗”却与西周之“天子”并驾齐驱；而宋之“帝”却只是战国的齐楚者流，宋最后被虎狼之国蒙古所亡，正如齐楚最后被虎狼之国秦所亡，都是被中央集权的帝国并吞。相对而言，唐和西周相似，都是比较温和比较松散的，地方自治的程度甚高。这在唐是藩镇，在西周则是诸侯。唐与西周的“统一”，并非中央集权，如秦两汉〔220年亡〕与元明清〔1911年亡〕，或罗马帝国〔476年亡〕与拜占庭帝国〔1453年亡〕，而是类似查理曼帝国〔The Empire of Charlemagne，800年加冕〕、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962—1806年〕那样的松散联邦或曰邦联。

 

公元800年，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查理曼由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962年， 德意志萨克逊邦的君主鄂图一世由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这以后，除了“大空位时期”〔1254—1273年〕以外，直到1806年，总有某个德意志邦的君主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下，皇帝和教皇有团结也有斗争，有时甚至酿成连年不断的战祸。十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皇帝亨利四世与与教皇格里哥利七世的斗争，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不是经常世袭的，从十三世纪起，皇帝须经过“七大选帝侯”的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不断改变，至十六世纪，缩小到只包括德意志和波希米亚。在这个缩小了的范围内，还存在着三百多个大小不等的王国、公国、侯国、独立的伯爵领地和骑士领地以及自由市。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尊号的德意志君主，除了在其直辖领地以外，对其它封建王公并没有约束的权力。所以，正如伏尔泰所说，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既非“神圣”，亦非“罗马”，亦非“帝国”，而只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徒有其名的政治组合。经过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它更是只剩下一个空壳了。1806年，拿破仑一世强迫奥地利君主弗朗西斯二世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于是这个在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神圣罗马帝国”便最后灭亡了。这个千年帝国的松散结构，虽然比西周与唐更为松散；但与秦两汉和元明清相比之下，西周与唐确实具有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某些特征。想一想唐先后被武周取代、被安史之乱分裂的支离破碎的奇特历史，似乎武媚老娘的“后周”国号更得历史哲学的精髓。

 

 

三、缠足战略考

 

 

〔一〕中国为何盛行拐卖妇女儿童

 

结合一下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情况，我发现中国有一个社会现象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就是“有系统地拐卖妇女儿童”。还有一些职业化的集团，不仅拐卖妇女儿童，还自己收养遭到拐卖的妇女儿童，不仅作为性奴，还用作其他犯罪目的，例如让小孩去乞讨，甚至把小孩弄残废，作怪象表演，等等不可思议的怪现象全都和盘托出。其犯罪手段具有拐骗、绑架、收买、接受、中转、贩卖等一系列环节，需要高度的社会合作，形成了细致的战略战术，很像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发动的袭击。

 

据新华网北京8月17日电〔记者李斌、吴晶晶〕，“从2001年至2004年，中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24809起，四年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五万多人。平均每年破获案件六千多起。

 

然而不成比例的是，2007年12月14人民网却报道：“今天上午，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拐第二届部长磋商会暨第五次高官会在京胜利闭幕，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部长级代表团团长、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说，2006年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在2500起左右，数字是中国国内的，包括跨国的案件。”破案数竟然是发案数的一倍多，可见这里有大量隐匿成分。

 

那么，是否由于统计的年份不同，而发案率悬殊呢？不是。因为同时人民网报道的就是公安部提供的模糊数字：“进入2000年以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在中国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减少的幅度每年可以下降两位数。”这就留有极大的谎报和想象的空间。

 

对此，英国广播公司2007年4月4日的报道“中国妇女儿童被拐卖问题严重”揭露说，“根据中国公安部统计，2006年共发生了2500起拐卖案件。但是这个数字只包括破案的数据，而不是报告的案件。”英国广播公司这样说，是根据一个国际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的研究。“救助儿童会”中国和朝鲜事务主任韦奇伍德女士当天〔4月4日〕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使更多人成为拐卖者的目标。中国买卖妇女和女孩的黑市很猖獗，从贫穷地区拐走的婴儿被出售给希望得到孩子的夫妇。韦奇伍德说，目前还没有被拐卖儿童的可靠数字，不过人口不断从农村涌向城市，只能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韦奇伍德说，拐卖妇女与儿童现象的因素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有关。例如，1、中国当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许多农村家庭隐瞒超生的子女，容易被拐卖。2、到城市找工作的农民留在乡间的子女缺乏适当照顾，使这些儿童容易被拐带。3、中国人口性别失衡，男婴超过女婴，一些家庭出钱购买女婴作童养媳和家佣，也助长了人口贩卖。4、实行了二十五年强制一胎化政策以来，进一步助长了中国家庭喜爱男孩的传统观念，导致人口男女失衡。目前的人口男女比例是119比100。

 

韦奇伍德不懂中国历史，不懂拐卖妇女儿童的还有更为深层的历史传统作为背景。但有一个现象确实值得注意：对于如此的恶性案件，不仅执法不力，而且中国《刑法》本身的规定就惩罚不严，例如“拐卖妇女、儿童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刑期至少在五年以上”，由于起价太低，所以“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就成了一条空洞的“最高标准”，很少执行。并且还可以给予行贿轻判以极大的优惠空间，结果被判死刑的多是无依无靠的罪犯。既然有靠山的罪犯能够获得轻判，就无法有效遏制、彻底根除这一犯罪，反而促使犯罪团伙寻求官方庇护。

 

为什么中国社会如此宽容“拐卖妇女、儿童罪”？因为中国有遭受游牧民族掳掠的传统，把人口拐带视为家常便饭。而根据我的了解，大多数受害者都是从南方运往北方，也就是运往历史上游牧民族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但是这种恶劣的习俗其实极大地摧毁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善意和信任，破坏了人际关系的起码准则。这种活动之所以在中国特别流行，很可能是因为现代汉人彼此之间并非同一个民族起源。汉人虽然“貌合”，但却“神离”，又缺乏一般的现代国家所具有那样的公民教育，不能帮助不同来源的各个种族，在“汉人”的名目下凝成一体结果成为世界罕见的“一盘散沙”。

 

而我们下面所要探讨的缠足，就是一种防卫方式，虽然相当消极，但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个话题要从宋代说起。人说宋朝的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各个方面都呈现高度发达，那时政治相对开明，平民主义欣欣向荣，就连女权主义也开始高张，女性文学高度繁荣，其相对势头并不亚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网络文学”。但是奇怪的是，作为“千古之谜”的缠足也是这时兴起的。说缠足是“千古之谜”，是因为迄今对缠足的解释，都是牵强附会的，因此缠足的谜底尚未揭开。

 

 

〔二〕女权主义招致蛮族入侵

 

从宋朝记载里可以看出宋朝妇女很有地位，像“胭脂虎”、“河东吼”等男人怕老婆的故事皆出自宋代。承袭唐末五代的风俗，人们对女性十分宽容，就连号称古板的儒学大师。如一代名臣范仲淹曾设义庄，并在《文正公初定规矩》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但男子再娶反而不给。据说他还将守寡的儿媳嫁给丧妻的学生王陶，并对改嫁朱姓的母亲十分孝敬。

 

宋朝还有最好的文学女性，如“四大词家”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和张玉娘。李清照既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人比黄花瘦”的细腻情丝，也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迈篇章。没有一个相对开放的女权主义氛围，这样的教养很难出现。而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梁红玉亲上战场擂鼓，给浴血奋战的军人们助威，也完全不像“小脚女人”。

 

我怀疑，宋朝以后中国社会的女权萎缩，和辽、金、元的反复入侵，关系极大。因为这些野蛮的游牧民族都有一个爱好或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是“经济需要”：掳掠人口，尤其是掳掠女人充当性奴。而偏巧平民主义盛行的汉人社会对贵族化的蛮族缺乏抵抗力量，如此一来，屡战屡败，唐末五代、北宋南宋、以及明朝全体和清朝半壁〔满蒙和其他边疆如回疆、藏疆、云南边疆以外的汉族社会〕，充斥了失败的记录，直到中日战争。以致我把宋朝叫做“送朝”，又赠送，有朝拜。有人把“送朝”叫做“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时代”，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是这个萌芽竟然留下了这样的两次亡国的惨痛教训，亡于金鞑，亡于元蒙。其影响一直连带到明朝也亡于满洲鞑汗，直到让汉人最后全都变成了“索虏”，变成了一群让朝鲜人和日本人都看不起的、拖着猪尾巴辫子的“支那人”。

 

一个心平气和的历史观察家不难发现，唐朝中叶以后中国武装力量的急剧衰退，不仅是“藩镇割据造成的”，而且是科举制度带来的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造成的。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很容易造成社会的文弱倾向，就像美国这样的全球独霸，由于奉行了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如果不是依赖高科技，也绝对不是阿富汗军阀的对手。尤其考虑到，阿富汗军阀所产生的那个社会，还保留着头人制度这样的“贵族制”，下级都很愿意为上级牺牲，而不是商品社会所说的“卖命”；贵族社会里的上级也很能自觉照顾下级，而不是商品社会所说的“抚恤”。

 

 

〔三〕平民社会不敌贵族政治

 

回到中国，积弱不振的汉人社会缺乏武力自卫的能力，主流意见认为是“缺乏尚武精神”〔参见雷海宗：《中国的兵》，1935年〕。这种解释在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一败涂地之后，逐渐占据主流，因此当时青年都以从军为荣。但其实这种解释有些本末倒置。因为宋明时代官方垄断舆论的中国社会，完全可以在面对亡国惨剧时学会振作，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样，在“靖康之耻”之后的一百五十多年中，改变国家战略、自保自强。就像中国近代在八国联军、日本入侵之后，终于形成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党国主义的镇压之权。这个镇压之权就是全面专政的革命政权，正如林彪语录所说，这个政权的本质就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暴行影响深远，甚至深入到了“破四旧”这样的文化革命之中。苏联、毛泽东，都是这一暴行路线的忠实追随者。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第九章《近代中国的野蛮化》“毛泽东的咄咄怪事”一节里会有论述。

 

宋、明宁可“送命”，也拒不执行古已有之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全民皆兵，而只是推行职业化的募兵制度，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平民社会属于“群龙无首”的一盘散沙，尚武主义会导致内乱。只有贵族主义或是僭主政治，才能尚武而不导致内乱。所以我们看到，宋、明的武力仅能保持在开国皇帝那里，因为那时他们还是僭主政治，没有完全过渡到文官统治。而日本对文弱的中华民国一再进行军事打击和领土蚕食的结果，是培植了军事共产主义者的“无产阶级专政”。

 

科举制度造成的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下的汉人社会，奈何军事贵族主导的“边疆蛮族”不得，结果经济虽然发达，却在军事上一败再败，于是只有实行“坚壁清野”的方式，把自己的女人都藏起来。这样一来，就加剧了中国社会在性方面的保守态度。因为文明社会在性的方面的放纵，会强烈吸引那些野蛮社会里相对纯朴的军事贵族，使得他们趋于疯狂。其结果就是周期性的野性发作，像强奸犯一样奋不顾身“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所以我们看到，明末社会的淫荡化，对促使牛金星起义、吴三桂叛乱、多尔衮入侵，都发挥了极其恶劣的勾引作用。北宋、南宋的情况也相去不远。

 

 

〔四〕缠足是一项“战略部署”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裹小脚”现象，就可以发现：“小脚”造成女人的行动不便，这就使得入侵者在绑架妇女和运送女奴的过程中，遭遇极大的困难。这样一来，长途贩送妇女，要么用马匹，要么用牛车，否则就得用人扛，想靠小脚女人自己走路，是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了。

 

“缠足”，这是在“坚壁清野妇女资源”之后的又一措施，用来保护中国妇女免受绑架、贩卖、强暴、虐杀的悲剧命运。这有点像抗战期间妇女为了逃避日寇的奸淫，而把黑色的炉灰抹在脸上，装出一副叫花子的模样。相对而言，两广妇女之所以没有缠足，不仅由于她们汉化的程度不高，而且由于她们远离游牧民族，遭到掳掠的可能较小，因而较不需要缠足来自卫；而靠近游牧地区的华北平原和大西北，则是缠足的重灾区。尽管缠足本来是起源于江浙一带南唐后主的寻欢作乐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原因太不体面了，不能拿上台面，必须将之隐藏起来。而为了掩盖这一太不体面的民族悲剧，“美学解释”兴起了：“古代女人缠足是因为南唐后主李煜喜欢观看女人在金制的莲花上跳舞，由于金制的莲花太小，舞女便将脚白绸裹起来致脚弯曲立在上面，跳舞时就显得婀娜多姿，轻柔曼妙，本来是一种舞蹈装束，后来慢慢地从后宫向上流社会流传，在以后，民间女子纷纷仿效，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成为一种病态的审美。对女子来说，美是重要的。是获得美好人生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至于能不能走路，谁在乎呢？”

 

这种解释其实不能成立。因为南唐后主李煜〔961－975年在位〕是亡国之君，足以引起宋人乃至引起元、明、清各代的警惕才对，怎么亡国之君创始的缠足风俗相反却越演越烈呢？而且从无须依靠体力生活的上层社会，流行到了必须依靠体力生活的下层社会？

 

最无知的人都知道：缠足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女儿的缠足往往由身受其害、深知其苦的母亲来执行的。许多母亲是一边哭着一边给女儿缠足的。请问，哪一个“美学原因”，可以使得整个民族，用如此奋不顾身的热情，投入到如此越演越烈的、毫无理性的、得不偿失的全民缠足的运动，长达七八百年？

 

我认为：这决不是“愚昧”两个字就可以解释清楚的。美学原因也许可以使得一部分人如此狂热，但不足以把整个民族拖下水。尤其考虑到，中国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外部军事威胁的时候，反而日益退缩到内部缠足运动的“审美”中，就更加不可思议了。而缠足的直接后果，是削弱了妇女的体质和行动能力，其长期后果是削弱了未来的兵员、弱化了战士的体质。可见，“审美”解释无法成立。

 

不错，古代妇女很注重头饰，然后就是脚了，成语“品头论足”、“品头题足”，都有议论妇女的容貌体态的含义，头和足，成为文化人眼里女性之美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任何审美标准在国家兴亡面前其实都是脆弱的，尤其是在儒教熏陶下的宋明时代。为什么缠足可以例外？为什么宋明帝王会不嫌晦气地倡导亡国之君李后主开始的缠足？而素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儒生们，竟然毫无异议地全盘接受？

 

研究表明，唐朝人并不缠足。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和古代文献可以知道，五代以前男女的鞋子是同一形制，可见是五代的混乱开始了缠足。而在宋朝，也只有上流社会的女人才缠足，普通妇女是不裹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缠足的要求只是“纤直”，而完全不是后来的伤筋动骨、让妇女不能正常行走。所以我认为：早期缠足的“纤直”要求，还可以说是“审美标准主导”，但后来的伤筋动骨、三寸金莲，则是由“防止长途贩送妇女人口”的原因造成的。

 

可以证明我的这个论点的，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个证据：考察一下缠足的历史就不难发现：缠足不是民间自发兴起的，而是统治阶层不断推动才形成的。在名义上，由于那位吟唱“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南唐后主李煜的极度偏爱小足女人，所以缠足开始流行。为了故神其说，又附会了其他帝王的一些传闻：有说缠足是起源于南朝齐废帝妃潘玉奴，还有说是起于隋炀帝等等。但是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倡导缠足的帝王，都是亡国之君。后来居上的帝王们却十分反常，不仅不予批判、避讳，而且接着缠足、玩味，这对于十分注重保卫政权的统治者来说，简直是“专挑灭亡的道路走”，完全不可理喻，这说明“官方提倡”绝非出于审美原因，而是出于另外的“战略考虑”。

 

 

〔五〕缠足的“和平理性非暴力”

 

可以附证的是，历来喜欢“清议”、“死谏”的士大夫们，面对如此荒谬的弱国之举、亡国之徵，不仅不加以反对，而且推波助澜。这不是“不可思议”，而是他们集体隐瞒了一个悲惨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男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妇女，因此就只有把她们缠足致残，让敌人无法掳掠拐带汉人妇女。

 

士大夫、文人，利用自己对社会风俗的影响，来集体煽动转移视线的“审美理论”。因此文化人们创作了很多对小脚的溢美之词，什么“金莲”、“香钩”，甚至还要“三寸金莲”等等。在我看来，这些胡言乱语都是极度的亡国痛苦下的抽风。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赞美女人小脚上却不遗余力，《菩萨蛮》咏足词云“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甚至还制定出了小脚美的七个标准：瘦、小、 尖、 弯、 香、 软、 正，又总结出了小脚的“七美”：形、质、资、神、肥、软、秀，真是“博大精深”，难怪苏东坡被亡国奴们叫做大文豪。这种病态的嗜好，是亡国奴的专利，最后使得“北宋王朝”沦为“被送王朝”。

 

北宋时期的太平老人所著的《袖中锦》中更进一步评论说：“近世有古所不及三事：‘洛花、建茶、妇人脚’。”可见北宋时期已经把女人裹小脚与洛阳艳丽的牡丹、建州馨郁的香茗并指为天下之奇！南宋初年，赵令时撰词《浣溪沙》，其中一句：“稳小弓鞋三寸罗。”从此，“三寸金莲”成为妇女小脚的代称。到南宋末年，妇女缠足已经比较普遍。到元代，竟使妇女以不裹足为耻辱了。缠足之风兴盛于明清，成为社会的典型制式。

 

最标准的制式竟然达到了如此耸人听闻的地步：三厘米宽、十厘米长，就是所谓的三寸金莲。一双缠足，如果大于四寸，就叫“铁莲”；在四寸之内，就叫“银莲”；小到只有三寸，才能称为“金莲”。

 

清代章回小说《镜花缘》作者李汝珍在其书中将缠足过程描写得活灵活现：“先用白矾洒在脚缝，五个脚指紧靠一起，脚面用力弯成弓状，然后用白绫缠裹，缠上两层，用针线密缝，一面狠缠，一面密缝，缠完后，脚如炭火炙烧，疼痛难挨，随后日子还要他人搀扶走动，以活络筋骨，如此日复一日紧紧纠缠，并用药水熏洗，不到半月，脚面弯曲，折作四段，十指腐烂，鲜血淋漓。久而久之，腐烂的血肉变成脓水，流尽后只剩几根枯骨……。”

 

缠足一般在四、五岁左右就开始了，因为那时骨头很嫩，没有定型。保留脚的大拇指尖，其它四指则向里使劲裹，造成变形。等成型后，一双脚就变成了粽子形状，所以很多人认为端午节还是缠足的“黄道吉日”。其过程极为残忍，要在缠足布里缠上碎的陶瓷片，再缠紧，直到渗血为止，早晚一次，还要坚持到女子出嫁。一旦裹上就再也去不掉了，因为缠足布对于残废的脚反而构成了一种保护。

 

在缠足这一“防卫体制”下，受尽折磨的缠足女孩，只有用一种叫做“水晶凤花”的叶子，敷在腐烂了的肉上，稍微缓解痛楚。形象地说，缠足很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也造成人性扭曲，一个社会一旦落入专制制度的魔掌，就再也去不掉了，因为专制制度对于残废的人性反而构成了一种保护。例如在中国，专制制度造成了这种“小脚民族”，这个民族人数众多，却胆小如鼠、站立不稳。如果废除专制制度，小脚民族就会疼痛难忍甚至血流满地，正如个人的小脚如果没有裹脚布的保护，也会疼痛难忍甚至血流满地。所以小脚女人生下来的人，大多认为废除专制会导致天下大乱。对于个人来说，天足可以从下一代开始；对于社会来说，废除专制却困难得多。因为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像个人的诞生那样“从零开始”，而是具有强烈的继承性甚至强制性，结果所有关于“新社会”的说法，只是一个骗局。从此，对“中国国民性”的准确概括，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小脚国民性”。

 

根据我的研究，缠足的程度，可以衡量出中国遭受夷狄祸害的程度。例如，越往南方，受到北方入侵的威胁越小，所以缠足的压力也就越小。越接近辽金元清等夷狄的地方，缠足的需要越为迫切。事实上，近代给中国带来最大灾难的苏联和日本，也大体上是从这个方向〔东北和蒙古〕入侵进来的。

 

所谓“裹小脚的习俗根源在于中国古代对女性的一种病态欣赏情趣”，只是表象，其背后隐藏了巨大的亡国惨剧：“女子弱不禁风才算美”不是真的，“女子弱不禁风敌人才不会要”才是真相。难怪在蒙古人之后入主中国的满洲人禁止了满汉通婚，因为缠了足的汉女只能生下弱不禁风的后代。

 

满人入关、建立清朝后，立足稍稳，就在康熙元年下令严禁妇女缠足，违者“责其父母”。但后来却不了了之。对此现象，历来的解释是是说“缠足已是人心所向，迫使缠足禁令不得不取消”。然而只要对比一下剃发令的雷厉风行，就知道这一解释实际上无法成立。实际上，满人是想让汉人妇女解开小脚、为其所用；但汉人却消极抵抗、不予配合。由于裹脚不像头发那样能够人人看见，所以很难监控，导致缠足禁令的失败。

 

在此缠足妇女面前，如果尚武的满人允许满汉通婚，无异于自掘统治的坟墓。在这种意义上，缠足确实也为军事失败的汉人平民社会，寻找了最后一条免遭灭亡的道路，避免被满洲人完全消灭。因为面对这样一群提不起来的女人，满洲人基本上兴趣缺缺，所以只要汉人能够纳税，养活满洲寄生虫，就可以放他一条生路。汉人的国家虽亡，汉人的社会犹存，汉人的血脉通过小脚女人得以保留。

 

按照同样的道理，不仅游牧的蒙古人不必缠足，就连汉化的满人也不必缠足，因为他们都是加害者，而非受害者。所以，蒙古人和满洲人盘踞北京做了“皇帝”，就更加不会缠足了，因为他们作为超级加害者，有足够的安全感，不需要“缠足自卫”。

 

如此说来，“缠足”是中国社会在抵御外来入侵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方式，有如甘地在力图摆脱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时，采用了“绝食”抗议的自残手段。话说回来，这个手段只对英国那样的民主国家有点用，对中国这样的僭主国家就毫无作用。1989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至于对待辽金元清那样的铁骑，就更加无用。相比之下，“缠足”比“绝食”管用一些。

 

 

〔六〕靖康之耻：皇族慰安妇

 

我之所以具有上述“有关缠足原因的合理解释”，还有以下将要讲述的一个亡国惨剧，作为这一解释的范例，来予以支持。

 

北宋的女人并非蜗居家中，而是常常出门游玩的：“月上柳枝头，人约黄昏后。”不仅白天游玩，晚上也常约会。辛弃疾《青玉案》：“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娥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仅出门，而且还在人多的地方寻找爱人。

 

而且，与明清以后人们基于自身惨状而发出的想象不同，北宋的女人还下地劳作，说明缠足没有蔓延到下层社会：“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打麦打麦，彭彭魄魄，声在山南应山北。四月太阳出东北，才离海峤麦尚青，转到天心麦已熟。鶡旦催入夜不眠，竹鸡叫雨云如墨。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捋青，下垅已成束。田家以苦乃为乐，敢惮头枯面焦黑！贵人荐庙已尝新，酒醴雍容会所亲。曲终厌饫劳童仆，岂信田家未入唇！尽将精好输公赋，次把升斗求市人。麦秋正急又秧禾，丰岁自少凶岁多，田家辛苦可奈何！将此打麦词，兼作插禾歌。”宋?张舜民《打麦》〕

 

溢美缠足的大文豪苏东坡描写宋朝的村姑，也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她们穿着白色衣服，光着脚，头上扎着两个朝天辫子，横插着一根大银栉，就像黑丝在织机上，走起路来衣袂飘飘。〔苏东坡《于潜女》诗：“青裙缟袂于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奢沙鬓发丝穿柠，蓬沓障前走风雨。”〕

 

然而风云突变。北宋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鞑军队攻陷汴京〔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一万多人北撤。宋朝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北宋从此灭亡，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难”。“靖康之难”也称“靖康之耻”，因为它的细节确实让人难以启齿。

 

据《开封府状》记载，金兵攻陷汴京，俘虏宋朝官民，其中女性尤多：后妃三千余人，男女宗室四千余人，贵戚五千余人，各类工匠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以及大臣、宗室家属数千人。这些女俘中，包括“帝姬，即公主二十一人”。按徽宗共生女儿二十六人计算，除去早夭四人，最小的年仅一岁的恭福帝姬北行时下落不明外，其余的帝姬则一网打尽了，最后全部沦侵略军的军妓。由城破之日，到天会五年四月一日徽、钦二帝北行，其间女俘死亡很多，如《南征录汇》载:“二十日，信王妇自尽于青城寨，各寨妇女死亡相继。”“二十四日，仪福帝姬病，令归寿圣院。”随后死亡。“二十五日，仁福帝姬薨于刘家寺。”“二十八日，贤福帝姬薨于刘家寺。”可见，这些皇家女俘受到的蹂躏是何等惨烈。金兵还强暴了宋高宗赵构之妻邢妃，在途经今河南汤阴县时邢妃自尽，但都不能如愿。

 

据史料记载，被金兵押解的第一批有“妇女三千四百余人”，3月27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4月27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死了近一半，活下来的人不要高兴得太早，等待她们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5月23日，赵构之母韦后、妻妃邢等宋室女俘终于到达金上京。6月7日，金国皇帝接见韦后等人，随后赐赵构母韦后、赵构妻子邢秉懿和姜醉媚、帝姬赵嬛嬛等十八人居住在浣衣院。其实“浣衣院”，并不主浣衣之事，实为军妓营地。韦后等十八名贵妇第一批入院。据《呻吟语》记载：“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 可见此时，这些落入金鞑之手的宋朝的皇室女子，已经沦落为娼妓。用现代日语来说，就是“慰安妇”。

 

靖康之变、靖康之难之所以被叫做“靖康之耻”，耻就耻在出了这么多“皇族慰安妇”。

 

 

〔七〕宋人笔记中的人肉交易

 

《靖康稗史笺证》一书，内含七种稗史：宋人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宋人无名氏《瓮中人语》、《开封府状》、金人李天民《南征录汇》、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宋人无名氏《呻吟语》、金人无名氏《宋俘记》。除第一种之外，其余六种都是记载汴京沦陷、金兵北归的过程。尤其难得的是，这些都是作者的亲身见闻，记实性很强。如《瓮中人语》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宝寺火。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人。新宋门到曹门火。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黻、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就这样，一场场，一幕幕，连续不断，扣人心弦。

 

《瓮中人语》记载，早在北宋灭亡前一年的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这位斡离不就是金兵统帅完颜宗望，他以妇女为战利品。金兵大规模索要宋朝妇女是在第二年的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他们利用重兵压境，先是要求宋朝支付天文数字的军费，如果没有，就用妇女来抵偿。《南征录汇》明确记载了他们的计划，那就是占有宋朝宗室的妇女：“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其中所谓的帝姬就是公主，王妃是皇帝的儿媳，宗姬是诸王子之女〔郡主〕，族姬是皇族女子〔县主〕。即将亡国的宋钦宗居然很快在上面画押同意了，于是官僚机构开封府不仅照办，且在官方档案《开封府状》里保存了这耻辱的见证：一份详细的帐单。帐单上各类妇女的价码与金人所开列的完全相同，只是将“贵戚女”改成了“良家女”，这表明受害面更广了。部分女子经“帅府选择”，被“汰除不入寨”。

 

下面就是开封府官员“统计”后的明细帐：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 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 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 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这个“开封府”就是传说中铁面无私的包公坐镇的地方，现在其官员竟然干着如此“铁面无情”的卑劣勾当。

 

 “靖康之难” 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也许他们决心要使得南宋成为“难送”，决心不再重蹈北宋“被送”的厄运。

 

 

〔八〕南宋理学与“缠足战略”

 

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厄运。如何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护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悲哀的女性们除了缠足、殉节外，只有选择北宋宗室妇女的被绑架、贩卖、强暴、虐杀的悲惨命运。

 

南宋的朱熹反复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此话一次是出自他与吕祖谦一同编选的《近思录》：“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已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近思录》卷六?家道〕一次是语出他的《与陈师中书》：“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朱文公集?与陈师中书》〕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本是北宋程颐说过的话，原始出处在《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原话和朱熹吕祖谦一同编选《近思录》引用的的言论一样。“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在我看来，程颐真是预言家，似乎预先看见了宋钦宗父子将如何拍卖他们的皇家妇女。而程朱的告诫，也确实是针对当时的统治者和上流社会而言的。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对于统治者来说，“失节”之后，还是要被“饿死”。南唐后主的小周后遭到北宋皇帝的强暴是如此；北宋宗室妇女遭到金国大兵的集体蹂躏也是如此：“失节”之后，还是要被“饿死”。

 

而在平常百姓家，尤其在和平时期，就是完全另外一番景象了。程颐有一侄女成了寡妇，她父亲就帮她再嫁。程颐还为她父亲写行状，曾称赞此事。朱熹也赞扬“取甥女以归嫁之”，认为甥女新寡再嫁是一个美德。“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俸钱，分赡亲戚之贫者。伯母刘氏寡居，公奉养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从女兄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近思录》卷六?家道〕根本不像是马克思主义者们说的，什么封建礼教、扼杀人性，不准寡妇改嫁云云。

 

现在总结一下，由于享乐主义从皇宫和上流社会泛滥到了平民社会中间，宋朝频临亡国境地，于是理学渐渐兴起。但是南宋后期的礼教也并没有遏制住平民主义和女权思想，“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里面也许还有气候变迁的因素，也许正是地缘政治、文明老化的宿命。但无论如何，宋朝以后平民主义的汉人社会，只能受到金鞑、元蒙、满清、日寇等军事贵族社会的鱼肉，直到今天，依然无法摆脱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等级制度所带来的僭主政治。

 

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缠足是一种“自残留种战略”。如果没有这种无可奈何的“战略”，女人都让蒙古人、满洲人抢光了，汉人岂不断子绝孙？有了“缠足战略”，蒙古强盗和满洲强盗来了一看：都是些残废女人，不要了，留着让汉人自己享用吧，于是汉人的积弱不振的种族才给保留了下来。否则，男人被杀光，女人被抢光，孩子被洗脑成为“革命战士”，整个汉人也就成为蒙古族、满洲族了。

 

那么，缠足战略是何时何地制定呢？

 

我认为，是靖康之耻之后的南宋，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千古奇冤风波亭杀害岳飞父子。

 

试想，宋高宗赵构，其母被金人俘虏，其妻被金人轮奸，他岂有不恨金人之理？他又怎么可能被奸相秦桧所蒙蔽？但他为什么忍气吞声，把议和的苍蝇吃了下去？固然他想保住皇位，防止岳飞效法刘裕、利用北伐篡夺政权，或者说，他有先见之明，担心北宋宋钦宗、宋徽宗如果复辟回来，会发生明英宗复辟事件那样的内乱。但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杀害岳飞一事，意味着苟且偷生的“缠足战略”已经底定了。

 

 

〔九〕缠足时代的岳飞记忆

 

岳飞〔1103－1142年〕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后来逐渐成为一个受到神化的偶像。历史上的岳飞首先提出“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作为吏治的行为典范。但在趋于小脚的民族堕落过程中，这当然会激发众怒，引起杀身之祸。试想，这个小脚民族连皇亲国戚、公主郡主都可以论个出卖，还有什么不可以出卖的？

 

经过痛苦的反思，我觉得说“中国人的优秀品格和才华在岳飞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不是表扬我们，而是挖苦我们。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岳飞的人格和才华，像一面明镜，照出了他人的污点，也阻扰了他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谋取私利。这样的人，在小脚民族的历朝历代，又安能不受宵小之辈攻击、迫害、摧残、消灭？

 

但是在小脚民族的记忆中，还残存天足时代的回忆。人们传颂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名句，表示对“岳家军”的最高赞誉。于是岳飞的偶像，随着小脚民族的日渐沉沦而日益高大起来。

 

从历史的角度看，岳飞作为两宋之间的环节是很重要，他的冤狱和平反，甚至牵涉到了北宋初年的太祖和太宗兄弟的谋杀案。而相关的连带性至今受到人们的忽视。

 

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字鹏举，谥武穆，后改谥忠武。河北相州汤阴永和乡孝悌里人。他十九岁投军抗敌，二十年后，绍兴十一年〔114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赵高宗指使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三十九岁的岳飞杀害于临安风波亭。又过了二十年，新皇帝宋孝宗为岳飞恢复名誉，谥武穆，宋宁宗时再度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

 

岳飞沉冤二十一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3年〕，与宋高宗不同祖宗的宋孝宗即了位，才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追封鄂王，并且重用朝中主战派大臣，准备北伐。说起宋孝宗，既可以看到“历史报应”的存在，又可以看到历史进程的偶然。

 

宋孝宗赵昚〔1163年－1189年在位〕是南宋第二任皇帝。他不是宋高宗赵构的亲子，而属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的一系，是其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初名伯琮，后赐名玮，字元永。遍查宋史，除太祖、太宗，整个宋朝就这个皇帝最想打仗。为什么赵构会选择他呢？原来，赵构在流亡途中丧失了生育能力，独子元懿太子又在苗刘之变后死去，赵构没有儿子，谁来继承皇位呢？

 

宋太宗传下的后人，在靖康之难中后基本被金国一网打尽，全都押往北方。最主要的是，出使金国的使臣回来后说，金太宗长得酷似宋太祖，传说太祖要回来夺皇位。于是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接班人。起初，赵构对这种议论严加斥责。忽然有一天，他改变主意了，因为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宋太祖赵匡胤带他到了“万岁殿”，看到了当日宋太宗杀害宋太祖的的全部情景，并说：“你只有把王位传给我的儿孙，国势才有可能有一线转机。”这时离那个血腥的恐怖之夜已有一百五六十年了。赵构于是说：太祖大公无私，自己有儿子却将皇位传给弟弟，其后人衰微，朕准备将皇位传给太祖的后人。

 

本来，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宋太宗赵光义本与皇位无缘，但最后他通过杀害兄长篡夺成功。为了巩固政权，他继续逼死了弟弟和侄儿，逼疯自己的长子……这一特殊的继承结果不仅影响太宗一朝的政治，而且多少改变了宋朝的命运。太宗一即位，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并扩大科举取士的人数，他上台第一次科举就比太祖时代最多的数字猛增了两倍多，借此收买人心。但这些粉饰太平的举动，掩盖不住内在的紧张。残暴不仁的宋太宗还多次强暴李后主的小周后，下毒杀害屈膝投降的李后主……结果百年之后，金鞑依样画葫芦，加倍恶报其赵宋子孙，一万多赵光义的后代横遭金鞑掳掠，遭到绑架、贩卖、强暴、虐杀的命运。

 

岳飞作为两宋之间的环节，其冤狱是宋太宗系统的宋高宗造成的，其平反却是由宋太祖系统的宋孝宗开始的，然后日益褒扬日益升级。宋太祖宋太宗兄弟的后人，大致分统南宋北宋，各自掌权一百五十年左右。而杀害岳飞的宋高宗则是因为无后，而不得不把帝位让给了太祖的后人。其中的因果报应，足让后人深思。

 

岳飞虽然得到宋孝宗的平反，但小脚民族的印记已经深深打在了宋朝往后的历史上。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其精忠报国的精神深受人民的怀念，因为那是中国在进入小脚时代之前的最后挣扎。

 

到了明朝，日益深陷小脚状态的汉人社会，对于岳飞日益敬佩，替他写出了一曲千古绝唱《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其中“三十功名尘与土”是一个破绽，因为岳飞的二十年功勋，是“二十年的功名”，而非“三十年的功名”。“二十功名”比“三十功名”，更能显示英雄气概。那是拒绝缠足的精神，在中国的最后闪现；岳飞以后，中国的英雄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做陆秀夫、文天祥了。等而下之者只有束手待毙、卖身投靠了。

 

相比之下，传为岳飞所作的另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也许更有宋人的气质：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的结尾，和“太平兴国”、平民科举、文官统治，还是一脉相承的。但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不断进取的全面武装，才能彻底击败军国主义。

 

而公认是岳飞作品的《小重山》一词，显然更接近后面一首而非前面一首《满江红》：“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其爱国情操，是在功名的框架内，这也决定了：岳飞不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作出背叛朝廷的决定。

 

 

〔十〕国王犯有叛国罪

 

而现代人却知道了：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候必须作出背叛朝廷的决定。在这方面是英国人开了先例：他们为国王制定了叛国罪，并用这个罪名把国王送上了绞架。而在此之前，历来都是国王才有权利用“叛国罪”置人于死地。

 

按照法律常识，一个人叛国，指该人对其所属的国家不忠诚、违背其效忠宣言。或诚心与其国家的敌人合作。的人会被称为叛徒。《法律词典》〔Oran's Dictionary of the Law〕 〔1983年版〕对叛国的定义是：“一个公民协助外国政府推翻或严重侵害他所属的国家，或怂恿外国对他所属的国家宣战。”在古代中国，对于叛国罪的刑罚非常之重，如用车裂、凌迟等极刑；而一般的死刑则用斩首或绞刑。自古以来，叛国罪都是上级用来整治下级的手段，但是英国革命却颠覆了这一传统。

 

英国在1350年前后开始把叛国罪和其它“轻叛逆罪”分开处理。所谓“轻叛逆罪”指某人谋杀一个在法律上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例如妻子杀死丈夫、仆人杀害主人等。叛国罪则指任何能威胁国家稳定或存续的行为，如杀害国王、制作伪币以资助反对国家的战争等。一项在十八世纪的条文界定四种叛国的类型：

 

1.促成或想象国王、王后或王储的死亡；

 

2.对国王的随从、最年长而未嫁的公主、储妃等人使用暴力；

 

3.发动反对国王的战争；

 

4.在国境之内对国王的敌人表示拥护，或在任何地方对国王的敌人提供任何援助。

 

叛国罪的处罚常常是绵长而且残忍的死刑。英国曾以该法律对付不同意见人士至十九世纪。1945年英国最后一次以叛国罪判犯人死刑，并于1946年把该犯人吊死。此后英国理论上仍可判处叛国者死刑，但并未实施过。直至1998年修例后把有关最高刑罚改为终身监禁。

 

1649年1月30日的伦敦，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国会宴会堂外面的广场遭到处决。罪名是“暴君、叛国犯、杀人犯和人民公敌”。这是由英国议会组成的高等法庭决定的。查理一世被牢牢固定在一根金色的竹藤上，从圣詹姆斯宫殿来到敲着哀鼓的地方。寒风中的旗子啪啪作响，查理一世穿着一件紧身上衣，外罩一件蓝色丝质衫和一个御寒的大斗篷。数千人挤在现场围观，但气氛一点也不快乐，大多数人觉得他们看到了一场国家的灾难。一名十七岁的旁观者亨利?菲利普写道：“我看到了那一击，老实说当时心情很难受。我记得很清楚，在场的数千人都发出了一声哀叹，那是我从未听过的，并且希望永远不要再听到。”

 

研究一下1649年查理一世的审判记录，可以发现这位英国国王在“叛国罪”方面，要比后来居上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无辜得多。通常认为，因为对他的审判是那位自己想当国王的野心家克伦威尔唆使主导的。

 

这份审判查理一世的报告，是由法庭书记员约翰?费尔普斯记录的，它记录了英国历史上戏剧性的一刻：国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叛国罪而受到审判。从报告上看出，1649年1月19日，查理从温莎堡被带到了圣詹姆斯宫。第二天，他被带到威斯敏斯特市政厅接受审判。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款可以惩治国王，起诉使用了一条古罗马的法律。国王拒绝接受这个审判，也不回答对他的任何指控。然而法庭的法官们还是判决查理一世国王有罪并处以死刑。

 

对查理的审判可以追溯到1642年爆发的英国内战。1645年查理和他的保皇党被击败。查理就被监禁起来并被控犯有叛国罪。对查理的死刑执行后，克伦威尔就成了护国主，一个事实上的独裁者，集所有大权于一身。

 

相形之下，审判路易十六的过程就比较没有阴谋。

 

瓦尔密之战胜利后，巴黎的国民公会宣布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被废黜的路易十六及其王室成员如何处置这个问题，在国民公会上多次讨论过。代表工商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反对审判路易十六。极左派雅各宾派坚决要求公审路易十六，他们指控说：“有一名锁匠讲，自己曾被带进王宫，在宫内设立一个秘密铁柜……应该通过公审原国王，搞清这件事。”在雅各宾派代表坚持下，国民公会派人进入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原先居住的房内，果然搜查到了这个秘密铁柜，在柜中找到一些秘密文件，都证明了路易十六一直通过保王贵族，与国外势力保持密切联络关系。

 

面对这些文件，吉伦特派不再反对审讯路易十六了。1792年12月11日，国民公会大厅成了公审的法庭。沮丧的路易?卡佩，即路易十六被带入法庭，面对国民公会派出的代表，一一解释秘密铁柜中保存的文件。

 

 “我记不清了……那是些由大臣们负责的事……”路易?卡佩推得一干二净，对国民公会代表提出的三十三条罪行顽固地否认。“那文件上你的签名不是假的吧！”被废的国王无言以对。他沉默片刻，又要求宽延四天时间，让他可以给自己找一位辩护者。审判进行到第十五天，路易?卡佩的辩护者塞兹又一次要求发言：“国民公会是无权让它的代表审判国王的。路易?卡佩在位期间，是法国历代君王中最公平的一位，是他召开了三级会议，也听取三级会议代表的意见……”“不！国王与外国势力密切联络，要求他们派兵干涉法国，就是叛国行为。当了国王，犯叛国罪不能例外，同样要受惩罚。”国民公会的代表一一驳斥塞兹的辩护理由。

 

1793年1月14日，国民公会根据审判的记录，由代表投票决定路易?卡佩是否有罪，是否由国民公会判决他。结果，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路易?卡佩有罪，国民公会判决他是合适的。接下来在如何定路易十六的罪名，如何惩罚他的问题上，国民公会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同时，街头也发生了骚乱。主张处死路易十六的民众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甚至挤到国民公会会场的走廊里高呼：“死刑！死刑！”

 

国民公会里，代表们在激烈辩论后，最终还是以投票方式表决。马拉提议：要以公开表明自己态度的唱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表决从开始到结束，延续了一个昼夜，结果七百二十一票中，有三百八十七票赞成立即判处犯叛国罪的路易?卡佩死刑。

 

几天后，是按期执行前国王路易十六死刑的日子。那天是星期日，巴黎笼罩在白蒙蒙的冷雨中。路易十六脸色苍白地走出囚室，他看到有两位身穿黑色法衣的天主教教士走了进来。他们是奉命来带路易十六去刑场的。

 

路易十六悄悄拿出自己写的遗书，交给其中一位教士，被那教士拒绝：“我只是来带你上断头台的。”原来他是札克?卢，一名热烈拥护法国大革命的天主教神父。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狱后，他在自己主持的宗教仪式中，欢呼：“最腐败的专制垮台了！”不久，天主教会解除了他的神父职位。如今他是巴黎市府委员，后来又成为革命派的头领。

 

路易十六被押上马车，由一队武装士兵沿途警戒着，驶向革命广场。将近上午十点钟，马车赶到广场，路易十六跪着进行临终前的宗教仪式，然后被反绑双手，推到断头台前。“我是无罪的！我无罪而死。从断头台我将接近上帝……”路易十六挣扎着向围观的人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可是行刑队的队长桑泰尔高声发令：“鼓手！”国民自卫军鼓声齐起，路易十六微弱的声音淹没在鼓声中。

 

断头台上，称号路易十六的路易?卡佩身首异处，这是1793年1月20日。“法国的克伦威尔”是拿破仑，他发动“雾月政变”、取得“第一执政”的头衔、然后又称帝……的经历，是在路易十六死后很久了。拿破仑没有可能操纵路易十六的死刑，所以我们可以说路易十六得到的叛国罪审判，比较查理一世的可能较为公平，至少没有受到革命独裁者的遥控。

 

 

〔十一〕如何改写中国历史

 

想想中国，如果北宋军民能够组成一个国会、用“叛国罪”审判和处决宋徽宗与宋钦宗父子，那么何愁金鞑不灭？如果南宋军民能够组成一个国会、用“叛国罪”审判和处决宋高宗赵构，与主和派大臣如秦桧等人，那么何愁蒙古不灭？这样一个能够审判自己国王为叛国罪犯的中国，还会出现克伦威尔、出现拿破仑，然后通过民主政治下的义务兵役制，带头向世界进行殖民扩张。

 

不过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创造未来。

 

反过来观察一下，不难发现：中国边疆的胡虏集团及其军事贵族，只有和中国内地专制统治下日益颓废的平民社会里应外合，才能演出“靖康之耻”、“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亡国惨剧。

 

所以我们说，一个心平气和的历史观察家不难发现，唐朝中叶以后中国武装力量的急剧衰退，不仅是“藩镇割据造成的”，而且是科举制度带来的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造成的。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很容易造成社会的文弱倾向，就像美国这样的全球独霸，由于奉行了平民主义和文官统治，如果不是依赖高科技，也绝对不是阿富汗军阀的对手。而日本对文弱的中华民国一再进行军事打击和领土蚕食的结果，是培养了军事共产主义者的“无产阶级专政”。

 

由于靖康之耻、扬州十日、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军事贵族对平民社会的清算”过于血腥，而期间恢复了文官统治的明朝尽管皇帝专制、太监专权，依然无法有效抗衡军事贵族的不断打击。平民社会于是开始变质，好像只有依靠僭主政治，如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等，才能对抗外族入侵。而毛泽东梦想中的自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却永不可及。

 

毛词《沁春园?雪》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理论。

 

要如此改写才是实际：“惜朱元璋等，略输文采；李自成辈，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洪秀全类，只在深宫弄大脚。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老毛。”

 

在军事压力下，中国式的平民社会，看来命中注定只能与僭主政治为伍，而无法走向西式的民主。因为西式的民主，是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由国内的“军事贵族之间的妥协”造成的，后来才结合文官政治，逐渐演化为大众民主。类似的民主，在东方国家中先有欧式的军事贵族传统、政权与教权的二元分立，后有最为迅速的西化成果的日本，实行起来尚且需要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作为铺垫，在中国实行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四、思考社会择优制

 

虽然西方文官制度没有“中国皇帝恩赐”或“中国官僚主义”的标签，同时习自中国的文官制度也不能阻止西方向中国发动战争；但现代中国却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其国际交流竟落入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可悲深渊。为什么，中国人的学习非得沦为一种宗法式的膜拜？并打上了“××主义”或“××救主”的宗派或个人的印记？因为中国文化已经沦为一种弱磁文化？因为中国文明已经丧权辱国甚至亡国灭种？

 

未来中国应该去除这个“毛病”，一定要在现代化的同时祛除自卑！未来的中国，一定要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坚持中国本位──这就是我们从欧洲的历史经验中学到的第一要义。欧洲人在“学习中国”的时候坚持欧洲本位，所以才能击败中国，贬之为弱磁文明，并把堂堂中国放逐到第三世界。

 

科举制选贤与能，虽为西方文官考核制度提供了原型，但它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弊，因为科举制说到底是为大一统的帝国时代服务的，而大一统迟早导致社会僵化。例如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成为民主国家之后，文官制与官僚主义是一同兴起的。尤其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私人的进取精神即因此而衰退了。

 

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开始时是私人殖民地，后来却被英国政府接管。所以十九世纪英国官僚体制的稳固与大英帝国的成熟和停滞几乎同步，这时它就自然地把中国的科举制“学”过去了。

 

事实上科举制只是一种技术系统，作为社会操纵系统，是任何一个大一统的官僚政府都可能创造来的，虽然只有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中国科举制的长处在于，采取了重视人文精神的立场。中国精神向来反对武人专政，重文治而轻武功。而在较为黩武的社会中，也有某种类似科举制的“武官制度”运用着，比如土耳其的禁卫军制度即是这样；它的能力标谁是选择骁勇善战、武功超群的人做官，而不是选文官。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埃及的马木留克奴隶王朝，统治阶级全由奴隶组成，在近代以前的人类史上实属罕见。

 

从公元九世纪起，阿巴斯帝国的哈里发就开始从中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购买奴隶，在严格训练后组成骑兵部队，成为哈里发直接指挥的一支精锐部队。后来这种做法被阿拉伯其它各国的苏丹所效仿，纷纷组建自己的马木留克部队，使之成为国王直接指挥的精锐禁卫军。马木留克〔Mamluk〕在阿拉伯语里意为“被占有的人”或“奴隶”。最著名的马木留克骑兵来自埃及，但不由埃及人组成，而是由希腊的色雷斯、马其顿，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地方的人组成的奴隶兵团，但是这个奴隶兵团和其他不大一样。马木留克骑兵都是不到六岁时，就从他们的故乡被购买或者拐骗而来，这些男孩基本都忘了自己的家庭和身世。经过筛选的男孩一律被阉割，然后就投入冷酷无情的军事训练，他们主要学习的课程就是马术和格斗。一般都有三分之一的男孩死在成人的过程中，幸存者自然而然地被训练为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甚至没有肉欲的战争机器。他们的马匹是特殊品种，他们的战术也很特别，在冲锋前马对排成一列对地方齐射一次，然后开始冲锋，在离地方比较近时再齐射一次，然后用弯刀作战，由于没有任何欲望以及长期残酷的训练，这些战士的战斗能力超强，这一兵种一直沿用至拿破仑占领埃及。

 

马木留克军队的战力颇强，原因在于兵源和训练。每年阿拉伯人贩子从高加索地区和中亚草原诱拐或绑架数以万计的孩童，把他们送到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奴隶市场贩卖，而阿拉伯各国的苏丹们要挑选素质最好的孩子，买下来编入军事学校，使之成为未来的马木留克战士。最受欢迎的马木留克“原材料”来自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和中亚的突厥部落。据历史文献记载，这个时期格鲁吉亚每年被拐走卖掉的孩童多达两万人。高加索山民和中亚突厥人具有粗壮强健的体魄，和好勇斗狠的性格，是培养马木留克的上佳材料。看来二十世纪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能够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重建苏维埃社会主义帝国，不是偶然的，而是在蒙古铁蹄的历史遗产之上，又加上了马木留克的奴隶传统。

 

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从建立以后的五百年间，其马木留克战士的来源几乎全出自高加索地区。马木留克军事学校有非常严格的训练体制，先让孩子们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义，并灌输其对主人的忠诚；并接受系统化的身体和军事技能训练，包括熟练使用弯刀、长矛和弓箭等武器，以及基本骑术。箭法尤其受到高度重视，学员们先练习站在地上射箭，然后学习马上射箭，最后掌握策马飞驰时的射术。基本军事技能精熟后，便开始接受战术训练，演练实战中进退迂回的各种队形和互相策应的基本战术。

 

马木留克骑兵全部是重骑兵，头戴精钢打造的头盔，身披钢丝密织而成的锁子甲。马木留克骑兵的盔甲比欧洲骑士的全套行头轻便很多，但防护效果并不差。武器装备包括一张强弓，一支长矛，一柄锋利的大马士革弯刀和一面盾牌。马木留克的强弓射程远，穿透力强；而坐骑均是世界闻名的阿拉伯纯种马，身高腿长，冲刺速度极其惊人。马木留克军队的战术很奇特，打仗时通常是采用先守后攻策略。骑兵们排成整齐的队形，用强弓一波接一波地齐射进攻的敌军。他们的箭术都很高超，能够在相当远的距离上准确射中敌人；待敌人被弓箭齐射大量消减，阵形开始散乱后，马木留克骑兵才发起攻击。这时的马木留克骑兵会以严整的队形冲向敌阵，在接近敌人时再施放一拨弓箭，然后才冲入敌阵，以长矛或马刀与敌人格斗。马木留克骑兵的刀法也极其出色，他们可以在策马狂奔时挥刀劈中悬挂在空中的一枚沙果，而阿拉伯特有的弯刀更让马木留克骑兵在近战中勇不可挡。

 

马木留克士兵虽然是奴隶身份，但由于深得主人的器重，不仅待遇优厚，且能进入政界担任高级职务。随着马木留克的势力增大，最后就自己夺取了政权。1250年代之前的埃及，由阿尤布王朝统治。阿尤布王朝创建于1174年，是由大名鼎鼎的萨拉丁所创立，其组建的马木留克军队是当时阿拉伯世界中一支战力颇强的雄师。但萨拉丁的子孙们却一代不如一代，到十三世纪初埃及已沦为阿巴斯帝国的附庸。1250年，阿尤布王朝苏丹萨利赫病逝，突厥籍马木留克将领阿依巴克趁机杀掉了年幼的继承人，并娶了萨利赫的遗孀为妻，在埃及创建了马木留克政权。他不仅脱离了阿巴斯帝国的控制，还公开与之分庭抗礼。1258年蒙古西征大军消灭了阿巴斯帝国后，埃及的马木留克奴隶王朝就成了当时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

 

马木留克王朝初期的苏丹以制止蒙古人西侵和消灭十字军残余势力而闻名。他们战胜伊儿汗王朝旭烈兀的军队，拔除了地中海东岸的最后几个十字军据点。该王朝进一步实行军事分封制，并逐步确立了封地的继承权。

 

它早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预言、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八百年，埃及马木留克奴隶王朝就奉行无产阶级统治了，甚至列宁的木乃伊陈列，也是从埃及处理亚历山大的遗体凡是学来的。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政治实体规定，它的统治阶级成员不能结婚，不能有后裔；即使隐蔽地组织了家庭，有了私生子，也不被社会所承认，更不能获得继承权，是要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代代相传。

 

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要补充自己的有生力量，就只能到市场上购买幼年奴隶，进行训练，培养成为战士和政治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王朝创造的最大奇迹，就是十三世纪抵抗住了当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蒙古铁骑的大举进攻，使埃及免遭北方蛮族的铁蹄蹂躏。相形之下，比较自由的南宋就没有能力抵抗蒙古入侵。从此以后，埃及这个奴隶掌权的制度就仿佛获得了历史必然性的证明，一直保留了五百多年，直到十九世纪才被一个名叫阿里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给摧毁了。他的办法非常残忍，把马木留克大部杀光，只有百余人苟且偷生，逃出埃及，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就这样不光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从阿里铲除无产阶级专政所使用的手段之暴烈残酷，也可以证明这个古代无产阶级政权的顽强性，所以，非此不足以克服它，而阿里之前一切想推翻它但方式比较温和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个军事的、奴隶的“科举制”的顽强生命力，即在于它非常遵守制度，决不假公济私，把政权交给自己的高干子弟去把持玩弄，这就有效防止了腐败势力的渗透。正是这种“大公无私、胸怀全球”的风格，使无产阶级专政获得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生命力。

 

有的西方人评论说，科举制度可能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发明，它对世界的影响可能会超过所谓四大发明，即造纸、罗盘、火药、印刷术，而成为“第五大发明”，这对管理一个广大而复杂的世界是必要的。为什么西方人认为如此美好以致迫不及待要模仿的科举制度，在不久之后却在中国被废除了呢？

 

二十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度的时候，有些主张变革的中国人如严复、梁启超等人，都认为，这不是因为科举制度本来设计得不好，而是由于后来执行得不好，没有跟随时代的发展而调整其考试内容。考试范围不出古代经典，即使策论也要在经典的思想框架以内进行论述，结果是其知识系统落后于西方整整一个大时代。不是一百年，而是三百年，这也是满洲人对中国进行蛮族统治的一个明显的恶果，他们只能继承和恢复的能力，没有革新和创造的能力。满清科举制度的陈旧内容，使得制度本身也遭到废除。但科举精神所残留的习惯在整个民国时代还在延续，直到毛泽东统治时期才被彻底斩断。读书无用论、知识反动论、文化革命论，日益激烈，把中国带入完全的野蛮化，因为毛奉行的是“西方的真理”种姓制度。从模仿科举制度的西方文官制度在欧美社会很有效率地运行，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在未来的全球秩序下，会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整合角色。

 

加拿大的移民制度采取综合评分计分的制度，通过各项指标包括年龄等方面的衡量与核准，来决定是否给与申请人移民身份。这和科举制度类似。美国也准备采纳这一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日益混乱的移民问题，一千二百万到两千万之间的非法移民，显然正在全面瓦解美国的社会结构。这种综合评分计分的制度，是对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的改进，不是单项考核，而是全面考核，可以更为全面地用于整合全球。

 

“非世袭的等级制度”与“社会民主”并不矛盾，社会民主并不等于“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而是一个远为宽泛的社会现实。中国历史上没有政治民主，但却充满社会民主。择优而仕的制度决定了社会的等级，不是世袭的，而是资力的，这就是“机会均等的社会民主”。

 

社会民主不是一种空洞的理想，也不是一时利用而事后反悔的战斗口号。社会民主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兴盛的基础，它最切合中国的发展。

 

“等级制度”这个词并非不好，而是经常遭到滥用和随之而来的误解。既然如此，就把它改作“社会择优制度”好了。社会主义不是目的，社会择优才是目的。或说社会择优是为了更高目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兴盛；否则，社会民主是没有意义的，结果只能堕落为执政掌权者的廉价宣传。

 

本来，共产主义的思想尤其是组织，是从社会底层、以极端手段动员中国社会，服务超越民族的政治实体，国民党则是从社会中层、以通常手段动员中国、组织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因此不论当哪个党派仍然胜任“重新组织中国”的历史职能时，它还算是合理的；但是当它违背这一民族目标时，就是忤逆的、必须拔除的了。

 

用国际主义的马列理论来复兴中国，就是成功了也只是歪打正着。因为共产主义的本意，是欧洲中心论的，是立足于欧洲殖民主义的世界扩张的。不论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线战略，还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东线战略。共产主义的本来目的，是要解散中国，并把一个涣散的中国，奉献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苏联〕的祭坛。而这个以游牧的哥萨克人为先导的所谓联邦，充其量只是相当于匈奴、突厥、鲜卑、蒙古、满洲等游牧联邦罢了。所以，用共产主义来“救中国”，不啻于问道于盲、南辕北辙，甚至引狼入室、饮鸩止渴。说得好一点，那也只是一种虚伪的宣传伎俩：共产主义者，一到关键时刻就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美其名曰“支援世界革命”；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阶级斗争、党同伐异；而不是凝聚民族的力量、再造中国。

 

明白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社会动员功能上的适时性与过时性，我们就会清醒：──为了可爱的中国，必须抛弃共产主义世界观；为了新的动员，必须拆穿“共产主义高于中国”这一鬼话〔即“鬼子的话”〕。为了中国的健康，必须彻底消毒来自西方思想梅毒。

 

在现代中国僭主政治的无限荒凉里，我们将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气氛狰狞、重重险象，不能阻挡勃然的生机、结构的辉煌。是的，新的动员令不是来自庙堂，而是来自元气充沛的山区！不是来自喧嚣的海岸，而是来自遭到唾弃的大漠。他祈祷，他呼唤，他命令──一个恢复了文化自信的中国！

 

是的。即使不为民族的尊严，仅为行政的效率，为重建中国的经济，也要彻底肃清马克思主义的霉烂了的遗产。

 

古代的佛教，曾在中国虚弱的时候浸入，但当中国一旦调整过来，立即开始了辟佛，直到把佛教消解为禅宗，消化为道学，成了宋明理学的养料──但决不是作为中国思想的宗主！

 

现代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比汉末更衰落的时候入侵的，它比古代的佛教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生活，瓦解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豪感。对中国来说，“共产主义”这名目永远是和国耻、亡国危机、奉大鼻子为宗主的黑暗的僭主时代，联为一体的。中国人，要不驱除共产主义，不摘下它的洋奴招牌，哪一天才能像人一样坐在世界圆桌会议上？中国人必须拒绝毛泽东的要求，站在圆桌会议的旁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因为中国人不是人家的奴婢，不能站着伺候斯大林那样的洋爹。

 

中国历史的回归运动终将告诉我们：一个不可遏止的回归，一次千载难逢的盛会，它超越了“定理”、“规律”和一切学者们的喋喋不休……什么，不可忍受的代价？你们知道“百折不挠”的生命含意吗？──必要时刻，“玉石俱焚”是它最为壮观的迷人景色。德国和日本，难道不是在1945年的战败以后才获得了真正的平等地位？

 

在一望无际的劫灰里，冒出一枝新芽……它无国色天香，却富生长的意志；劫灰是它的沃壤，毁灭是它的欢喜！它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当中国民族恢复了自信，“复古主义”的浪潮会席卷中国……没有人置身事外。远古的音响，变得神奇，彻人肺腑。他并不崇拜──秦皇登临泰山、祭天刻石。尽管，统治民族的心灵震撼、万国文明的精神凝练，都在这镜头的刹那聚光里透现出夹……因为，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动员！

 

他并不崇拜──汉武收览《天人三策》的宇宙主义。尽管，六合的浑融使人沉静，天人的意境令人欢乐。因为，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动员。他仅仅响往──周武王进军朝歌、制造殷墟的时刻。那才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序曲，也是一个没落文明的葬礼。因为，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动员。他仅仅响往──夏、商、周三代自强不息的民族国家。因为，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动员。

 

新的中国民族，只是多元世界的中心〔如夏、商、周等文明的缔造者〕：而不是大一统世界本身〔如自秦至清的大一统长城时代〕。他们反对民族分裂、国家的解体，但是，他们却赞成在整体中国的规模上“还原出一个民族国家”。老的、世界一统的中国人因此死去；新的、民族国家的中国人因此诞生。中国终于实现了百年不遇的社会动员！

 

 

五、科举制与文官制

 

雅典全盛时期的执政官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495—前429年〕虽然出身贵族，但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四十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召开临时会议；不仅负责解决一般政策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作出详细决定。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另外，他还建立许多由陪审团作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礼演说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称：“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不过我发现，伯里克利“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其实一个好的科举制度也能做到：例如，“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中国的科举制具有普世意义，是“后封建社会”发展出来的创举，因此科举制强调平等精神。美国学者威尔?杜兰〔William James Durant，1885—1981年〕在其《世界文明史》中，盛赞科举制度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令人赞赏的方法。科举制度后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四大发明’相媲美。”在英国，人们认为，“该制度本身无疑是值得推崇并仿效的”。这些思想家要求实行中国式科举制度的强烈呼吁，对英国当时即将采用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无论是两国考试原则惊人的相似之处，或是当时高级官员所做的明证，以及后代史学家们的考证，都确凿地证明：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当初西方特别是英国制定类似制度的蓝本。后来，西方文官制度逐渐完善，发展成现代的公务员制度。

 

科举制度在近代之所以被人千啐万骂，是由于人们在当时存在着这样一个思想误区：把封建制度与科举制度等同，把八股取士制度当作科举制度的全部。人们因痛恨封建制度的腐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科举制度，以为科举制度便是封建制度的代名词；又因痛恨科举制度，人们把八股文的空洞、僵化等弊病凸显出来，以为八股文就足以代表科举制度的一切。这种思想认识上简单化比附的倾向使得人们没有用理性的目光和辩证的态度来评判科举制度，而是采取激进的手段把科举制度推上不归路。

 

虽然科举制度在清末被废除，但其内在的合理成分并没有因之而消除。就内涵而言，科举制度除了是传统教育的一环外，它还是一种体现了文治精神的政府官员铨选制度。从教育的角度审视，科举制度确实已经难以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然而从以考试的形式来选拔国家文职官员的角度审视，在未找到这一制度的功能替代物之前，便草率地将该制度全盘否定并非明智之举。由于科举制度废除后，用人没有标准，做官没有限制，这样，讨官跑官、任人唯亲、植党营私等弊病就变本加厉。那些刚为废科举而欢呼雀跃的人士又开始为选举制度出现真空而忧虑，反过来对科举考试又有新的认识：“其中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

 

梁启超曾说：“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不足致用耳。……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孙中山也称科举考试为“中国良好的旧法”，“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钱穆指出，科举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议”，“我们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把现代通行的制度来作为批评千余年前的旧制度之一种根据，那是最不合情实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潘光旦也指出，“不论任何制度，不能一百分的完善，也不能有百害而无一利。一笔抹杀的论调，总是不相宜的。”他把科举考试比作大规模的智慧测验，称之为“中华民族独有之物”〔《潘光旦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胡适也对废科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科举制度“打破了社会阶级的存在，同时也是保持中国两千年来的统一安定的力量，……所以并不是完全失败的制度！”〔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表明，尽管科举制度已废，但考试选才这种方式却没有也不可能废止。因此，人们不能因考试的弊病而全盘否定科举考试制度，而应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使它更科学、更合理、更完善。

 

西方国家多数实行选举制，执热闹闹，使中国人以为选举乃是西方选人的唯一办法，其实不然。试想，一国官员大小数十万之多，尽行选举，社会如何能承受？所以选举之外，西方各国采用了以考试为基础的文官制度。不妨以美国为例看看西方的文官制度。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最初的移民都是因不满于欧洲的迫害而来到美洲新大陆的。当美国从英国统治下争取到独立时，开国元勋们认为只有实行多党选举才能保持民主。然而美国建国后的一个世纪，尤其是南北战争后，政治却是十分混乱黑暗。政府官员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相当严重。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政党分肥制”。也就是竞选中获胜的总统在政府各部门安插亲信，甚至早在竞选中就封官许愿。由此政府从上到下都被一党控制，任人唯亲，排除异已。一旦下次选举时另一党获胜，势必又从上到下大行换血，引起政府乃至社会的混乱。为了克服这种弊端，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 决定建立文官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功绩制”，即文官必须经过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文官独立于政党选举之外，不能因执政党的更迭而撤换；文官在政治上应保持中立，不得被强迫参加政治活动或进行政治损款。以后于1912年设立了文官事务委员会对文官工作进行监督考核。1978年卡特总统进行改革，取消文官事务委员会，设立了联邦人事管理总署和功绩制保护委员会两个替代机构，至今没有大的变化。

 

文官制度的建立，很好地克服了“政党分肥制”的问题，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被认为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一场真正的革命”。现在美国的文官队伍约有二百八十万人。随着文官制度确立，形成了一个拥有独立利益、握有庞大权力、人数众多的文官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面，正如科举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一样，现代文官制度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警惕，甚至构成对民主政治的威胁。文官是国家政令的直接执行者，他们的活动直接影响百姓生活。例如是否对外国宣战和缔结同盟由国会说了算，这对普通百姓是遥远的事情；但是否提高水电价格和规划城市，却近在百姓身边。所以说，不论是否三权分立，实权仍是掌握在行政部门即文官手中，他们是国家的实行控制者。而且文官不由选民选举，不对选民负责，又不受政党控制。总统虽有罢免文官的权力，但程序上之复杂使此权力形同虚设。没有文官的配合，总统的意图很难实现。官僚主义、有令不行、执行政令有违本意的事情在美国并不少见。如何防止文官“阉割总统的政策”，是“历史上每位总统都遇到的问题”。历次文官改革也都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

 

有人曾经梳理过科举制度对英美政制的影响得出以下线索：

 

?英国?

 

1835年，居留中国人士英国人格尔斯指出：“科举是古往今来的其他伟大的君主制度所无法相比的。也许这就是他们所创造出来惟一值得保留的制度，而此制度还未被其他国家所采用。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

 

1847年，曾到过中国的杜麦斯出版了《中国札记》，以近乎狂热的态度呼吁建立“面向全体英国臣民开放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从而提高英国行政官员的水平、促进大英帝国的团结。

 

1854年，由马考莱等人向英国议会提交《印度文官制度报告书》建议：建立完整的考试制度，考试事宜应由一位权威人士主管的考试中心全权负责；考试必须采取竞争性的笔试办法，对考生的年龄、健康、品行也应作具体的要求；对于高级职位，应有相当于国内最高教育水平的竞争性考试。

 

1855年5月，经过议会辩论之后，英国实行文官考试制度。

 

1857年4月英国权威刊物《威斯敏斯特评论》评论说：“这些中国的‘外夷’〔英国人〕的确只是从中国科举考试的书籍中学到一页而已。”

 

1870年6月，新上台的帕麦斯顿政府颁布了《关于录用王国政府官员的枢密院敕令》，规定凡要进入政府各部门工作，都必须经过竞争性考试。至此，英国文官考试走向制度化和正规化。

 

?美国?

 

1860年代以后，美国也在考虑采用择优录用的文官考试制度。美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基本上仿效英国，但是史料表明中国科举制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过美国的文官考试制度。

 

1848年，威廉姆斯在《中央王国》一书中说：“从科考的结果看，中国政府的高官阶层中的不少官员都怀有让人极为敬佩的才能和知识，及爱国、正直和有条不紊的工作态度。它维持了这个国家庞大的机器的运转，也保持着一种不衰的崇文风气。”

 

1870年，史皮尔〔Spear，汉名施惠廉〕在《最古老与最年轻的国家：中国与美国》一书中说：“中国人民的竞争使得整个政府管理的政治原则公开化。听吧！西方国家，它没有世袭等级，或许没有个人荣耀，它没有财富的权力，它不主张任人唯亲，它也不去迎合世俗的偏见和利益。”

 

18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报告中宣称：“当我们的大陆尚处于洪荒时代，孔子已经在讲授德政，中国人已在读书，使用指南针、火药和乘法表。然而东方世界这一最文明的国家对于科举制度的运用，将比上述任何东西都更能夺走我们美国人的优势〔如果我们算得上有什么优势的话〕，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倘若不充分肯定中国的宗教或帝制的作用，必将无从作出解释。”

 

1883年，以平等竞争为原则的文官考试法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规定政府事务官的录用，必须经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从此以后，考试录用事务官，成为美国文官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

 

1893年，美国文官考试制度完全确立。

 

上述事实清楚显示，科举制的“选贤与能”〔《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作为后封建社会的产物，比封建社会的贵族世袭制度更加接近现代化。比方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它学了中国文化与制度一千条、一万条，就是不学科举制。为什么？因为贵族主义的日本是不能选择平民做官的，只能是选贵族子弟来继承爵位与统治权，所以它学不了中国的建立在平民政治上的科举制。

 

公元七、八世纪，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模仿唐制实行贡举制度，但结果荒唐走板。唐朝科举制度的结果是秀才科逐渐停废而进士科日渐兴盛，但日本到公元730年以后则是秀才科渐盛而进士科式微。日本的贡举制度，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十世纪以后，大学寮基本受到贵族把持，博士推荐学生参加科举，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制度日渐流于形式化。十一世纪以后，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无条件及第。科举制至此已完全异化。

 

明治时代初期，为了选拔人才，推动维新运动，1869年进入新政府的学者神田孝平向公议所提出了“进士及第之法”的建议书，提倡以“汉士及第法”，即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参考，树立近代日本的官僚考试制度。考试科目注重实用。这项提案虽然获得公议所通过，却没能得到实权人物的支持而没得到具体实施，而人才选拔的考试制度也最终为近代的学校制度所取代。

 

韩国〔朝鲜〕由于接近中国，比日本更加开化一些。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韩国的科举制存在了九百三十六年，成为中国本土以外实行科举制时间最长、系统最完备的地方。

 

近五百年的高丽王朝，科举制度实兼唐、五代、宋、元等诸朝制度而成。高丽王朝恭愍王十九年〔1372年〕，明太祖遣使往颁科举诏后，高丽科举乡会试程式一依明制，第一场试《五经》义，五百字以上，《四书》疑，三百字以上；第二场试礼乐论，三百字以上；第三场试时务策，一千字以上。唯务直述，不善文藻。

 

公元1392年，李朝重新整顿衰落的科举制度，定科举法，初场罢《四书》疑和《五经》义，改试讲论。但实行数科之后，实践证明并不能选拔到“经学杰出之才”。李朝科举比同期的中国科举更频繁，几乎每年都开科，“国家用人之道，只在于科举”。科举在李朝的地位不亚于科举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韩国有“我国公道，惟在科举”，“私门塞而公道开，浮华斥而真儒出”之说。尽管不时出现改革甚至废除科举的呼声，但科举制直至公元1894年才遭停罢。如果不是日本的压迫，科举还将延续一段时间。

 

越南的科举制从1075年始，到1919年止，是最迟实行和最后废止科举的汉字文化圈国家。

 

李朝建立科举制度，模仿中国实行三场考试。据《越史通鉴纲目》载，仁宗太宁四年〔1075年〕，“选明经博学者以三场试之，擢黎文盛首选入侍学。本国科目自此开始。”

 

公元1807年，阮朝阮世祖开乡试，其制度模仿中国清代科举。其形式内容仍然和中国科举考试大同小异。

 

公元1832年，越南引进八股文作文考试文体。

 

公元1884年，法国和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法国殖民者取代了越南王的统治，西方新学动摇了儒学的地位。中国戊戌维新也影响到越南，中国废除科举制度后，越南科举更是唇亡齿寒。

 

1906年，越南成立教育改进委员会，新型学校纷纷创办，逐步取代了传授儒学的科举教育。

 

1919年，越南举行了最后一科会试，取中二十三名。此后，科举制度在越南和世界历史上终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六、科举制度与佛教

 

 

 

〔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一次和友人谈起“第三中国”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构想……他对我所说的“第三中国”〔新王国、宪政中国〕与“第一中国”〔中华民国〕、“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别表示理解。

 

不过，他对“第三期中国文明”〔鸦片战争以后吸收了欧美基督教文明的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魏晋南北朝以后吸收了西域佛教文明的中国文明〕的区别，却表示难以理解，他甚至认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和“第一期中国文明”〔吸收西域佛教文明以前的中国本土文明〕的区别实际上并不存在，那其实都是“儒家文化”……

 

我和他具体说明：魏晋南北朝以后吸收了西域佛教文明的中国文明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和鸦片战争以后吸收了欧美基督教文明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类似的全方位的新文明。

 

在第二期中国文明那时，中国居民从地上坐到了椅子上。第一期中国文明里，人们席地而坐，就像日本人和韩国人那样，没有椅子。“椅”在汉字里本是木名，《诗经》有“其桐其椅”，“椅”即“梓”，是一种树木的名称。椅子的名称始见于唐代，而椅子的形象则要上溯到汉魏时传入北中国的“胡床”。敦煌285窟壁画就有两人分坐在椅子上的图像；257窟壁画中有坐方凳和交叉腿长凳的妇女；龙门莲花洞石雕中有坐圆凳妇女。这些图像生动地再现了南北朝时期椅、凳在仕宦贵族家庭中的使用情况。尽管当时的坐具已具备了椅子、凳子的形状，但因其时没有椅、凳的称谓，人们还习惯称之为“胡床”，在寺庙内，常用于坐禅，故又称禅床。唐代以后，椅子的使用逐渐增多，椅子的名称也被广泛使用，才从床的品类中分离出来。因此，论及椅、凳的起源，必须从汉魏时的“胡床”谈起。

 

在第二期中国文明里，除了“胡床”，还涌入了大量的“胡”：胡桃、胡琴、胡麻……还有胡人，而且是五胡乱华。在“第二期中国文明”中，中国居民的名称也都改变了，从“汉人”变成了“唐人”，正如在第三期中国文明里，居民的名称也从“唐人”变成了“华人”……

 

但是我的这位朋友，认为这些要素远远不够，不足以构成一种文明，“因为还缺乏相应的意识形态”。

 

我指出，不是有佛教相关的一切吗？最后形成了“中国道教”〔佛教化的道教〕，并且和“新儒家”〔佛教化的儒家〕一起，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最后形成了宋明理学……那还不足以构成新的意识形态？

 

“不够，因为你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在社会制度方面没有创新，缺乏新的官制，连皇帝制度都是一脉相承的。”

 

真不愧为官本位的民族，一下子就想到了官位！

 

其实，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皇帝制度，也是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皇帝制度有所不同的。汉朝皇帝的专横跋扈，固然比不上明清皇帝的屠夫行径；魏晋南北朝的多元化社会里的皇帝制度，更与秦两汉和元明清的大一统的皇帝制度具有完全的权力形态不同。另外一面，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制度和九品中正制虽然不可与先秦的封建贵族制度完全等同视之，但在“多元化”的意义上却也可以相提并论，甚至异曲同工。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皇帝制度，与其说是一种“帝国制度”，不如说是一种“王国制度”：换言之，我们可以把魏晋南北朝甚至相对开明的唐宋，看作“王国时代的第二次降临”。深入一点，我们还能发现：唐宋之所以能够相对开明，也不是基于一种不同的心情和态度，而是基于一种“脱离大一统”的政治现实：唐朝开始的一百多年是北朝贵族政治的延续，尽管看起来像是西周天子的“天可汗”坐了庄；唐朝后来的一百多年则是藩镇割据这种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多元社会。至于宋朝，从来就没有“统一中国”，而是类似于“战国时代”列国争霸──不仅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而且还丢失了整个越南（相当于现在的北越），只能与“辽、金、元、西夏、南诏、吐蕃、朝鲜、越南、日本”等，共同构成一个类似于“东周列国志”的“后唐列国志”……更不用说像元、明、清那样统一了中国文化圈的主要部分。

 

朝鲜、越南、日本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新事情，而是从汉朝就开始的。那时，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是汉朝的直属领土，设立郡县管理；日本则是汉朝的属国，叫做“汉委奴国”。

 

历史就是如此偶然：如果当时不是北宋灭了南唐，而是南唐灭了后周，那么“辽、金、元、西夏、南诏、吐蕃、朝鲜、越南、日本”之间的角斗，就会正名为“后唐列国志或南唐列国志”了。

 

……

 

但是，也正是通过上述“官本位的思考”，使我想到了“科举制度与佛教”这一主题。

 

 

 

〔二〕科举制度的来历

 

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它虽是官本位的，但却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发明，号称“中国第五大发明”。作为重要的政治制度，科举对唐宋明清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抑制了门第制度，而且催生了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邻近中国的亚洲国家如越南、朝鲜也都引入了这种制度来选拔人才。十九世纪以后，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一般认为，科举始于605年时的隋朝，发展并成熟于唐朝，在中国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才在1905年被废除，而在越南更迟至阮朝末年的1919年才废除，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现代全球社会选拔公务员的制度亦是从中国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

 

秦朝以前，中国社会采用分封制，选士也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体制外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人才交流，还让世族把持朝廷人事，制约了皇帝的权力。

 

到了隋唐，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开以后科举的先河。不过在隋朝三十八年内，只举行了四五次科考，总共录取秀才、进士十二人，科举制度只能算是草创。

 

唐朝继承并发展了隋朝草创的科举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国子监〔国子学、弘文馆、崇文馆〕、各地学馆入学考试合格的学生。乡贡则是通过府试、州试的人，又称举人；考头名的称解元。通过朝庭尚书省的省试者称为进士及第，考头名的称状元，其余分甲第和乙第。

 

唐朝初年，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开元二十四年〔726年〕，以郎官地位太轻，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唐代科举中最常见的科目是进士和明经。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扩宽了统治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肯努力，“一登龙门”便自然“身价百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三〕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日本、韩国、越南均效法中国举行科举，日本最早废除了科举，而越南科举的废除还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这种中国制度的公平和公正。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仿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而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也起到了相当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场与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縳；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但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

 

不过就算科举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虽然奉行阶级身份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了公务员考试制度，文革中考试不及格的毛泽东等人又进一步废除了学校的考试制度，基本上恢复了汉朝的“举秀才”办法“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但这些倒行逆施并不持久。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而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当然，科举制度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形态的体现。例如，日本是最早仿行中国科举的国家，同时实行科举制时间也是最短的，这与日本后来盛行的军事贵族体制是一致的。

 

从汉朝的“举秀才”到唐朝的“科举考试”的转变，就像毛泽东的“工农兵推荐”到“入学高考”的转变，所选择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举秀才”和“工农兵推荐”〕依赖人际关系，后者〔“科举考试”和“入学高考”〕依赖聪明才智，这一区别其影响后来文明的发展，不可谓意义不深远。那么，如此意义深远的重大转变，是怎样完成的呢？

 

 

〔四〕佛教的平等精神

 

相比以前的世袭制、举荐制、九品官人法，科举制显然更具平等精神，说“科举制创造了中国唐宋以后的平民社会”也不过份。

 

我把科举制度视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明，不仅因为科举及其塑造的“官本位”影响了唐宋明清的整个社会形态，而且由于科举制度的形成和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具有密切关系。而佛教元素，正好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区别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重要内容。因此，当我用“科举制度与佛教”这一主题来说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主要特征时，我的友人也就一下子接受了。

 

佛教《涅槃经》里有一段经文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这段文字可以看作佛教众生平等主张的集中体现。

 

本来，“众生”一词在佛教中既指人，也指生物。那么依照后者的角度，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意味着不但是人，而且连同其他的所有的生物都是具有佛性的。在佛面前，人与人是平等的，人与其他的一切生物都是平等的。按照佛教的教义，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只是在生死轮回中的不同际遇造成的。生灭的性质，适用于是人与其他生物，人的生死只是生物生灭或万物有无的表现形式。日本有一首古老的诗歌这样说到：“耳闻山鸡鸣，疑是先考妣。”诗歌不禁表达了原始的万物有灵思想，也表达了佛教关于人与一切生物平等并休戚相关的情感。实际上，我认为，佛教和其他印度宗教的轮回思想，就是来自原始的万物有灵思想，是高级宗教中的低级残留。

 

佛教主张轮回，由于众生永无休止地循着“六道”〔即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和天道〕有此生到彼生的轮回，所以，一只鸡有可能在前世是某个人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不论这种思想多么原始，但对促进平等意识确实发挥了莫大的效果。因此，对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句经文，不论佛门中有过多少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放弃万物平等的立场。例如，日本著名僧人道元曾把此句读作“一切即众生，悉有即佛性”。佛教家阿部正雄这样解释，“悉有即佛性”中的“有”，在道元那里囊括了宇宙间的一切实体与实体所经历的过程，不仅指人、指生物，甚至包括无生命存在，即“无情有性”，从而达到了“草木国土皆能成佛”、“山河大地悉现法身”的意境。用禅宗牛头宗的说法就是“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阿部正雄认为，这些说法在一个彻底的宇宙论的领域里找到了人类解脱的基础，它们提示了一种最彻底的佛教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万物平等主义”。根据道元的见地，人类只有具备“有界”即宇宙的宽广胸襟，带着对“有界”即天地万物的关切心怀，才能最终解决自己的生死之忧。佛教正是从万物平等的立场出发，主张善待万物，把“勿杀生”奉为自己的“五戒”之首，显示出了极为强烈的生态温情主义的色彩。

 

许多高级宗教的教义中都含有平等思想，但由于轮回思想，佛教的平等思想就相当极端了，宋代高僧清远因此说：“若论平等，无过佛法，惟佛法最平等。”佛教明确了“平等”观念。其“平等”一词，是梵文Upeksa的意译，简称“等”。《佛学大辞典》的解释为：“对于差别之称。无高下浅深之别曰平等。”“平等”一词是佛教的常用名词，在佛教经典中使用十分广泛，是佛教经典的基本术语之一，而这也是对于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的反动。

 

早期印度分为四个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姓之间等级森严，前三个种姓都是雅利安人，他们都享有宗教生活的权力，他们能够通过宗教仪式而获得除父母所生第一生命外，还能够从宗教方面得到第二生命，因而称“再生族”。首陀罗被剥夺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的、人身的一切权利，他们不能为神所救，故称“一生族”。以出身来决定人的地位是很不公正的，出于对这种不公正的制度的反抗，在佛陀在世前后，以颠覆婆罗门制度为目标的沙门思潮盛行，佛教即是沙门思潮的一种。早期佛教认为“四性平等”，任何一种姓的人都能够通过修行而得解脱，证得阿罗汉果。如佛教早期经典《杂阿含经》中言：“……但使堪运重，不问本色生。人复亦如是，各随彼彼生，刹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旃陀罗下贱，所生悉不同，但使持净戒，离重担烦恼，纯一修梵行，漏尽阿罗汉，于世间善逝，施彼得大果”，这里说的是无论是哪一个种姓的人，只要他信佛教并修行，即可得解脱，可见早期的平等观主要是强调人在修行和解脱上是平等的，当然，佛教的僧侣之间也是平等的。佛教在信仰和修行上的平等突破了婆罗门教在信仰上有等差的观念，在教理上显示了更大的公正性，从而极大地冲击了不平等的种姓制度。

 

婆罗门教的业报轮回理论的核心是一种出身论。佛教也讲业报轮回理论，与婆罗门教的业报轮回理论与种姓制度紧密结合不同，佛教的业报轮回说则与四姓平等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一切有生命的个体，不管其生于何种种姓，也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总是依据其自身的意识和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即业力在六道〔指天、人、畜生、饿鬼、地狱、阿修罗〕中生死轮回。“业”原义是指“造作”，泛指有情众生的一切身心活动，在活动中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力，这种力将导致众生生命运动的趋向，而形成一定的结果。随着业力的不断积聚，在一定的时候和条件下，它将作用于行为者本身。可见佛教的业报轮回所依据的是个体的行为来确立业报轮回的结果，它给予了行为主体选择的权利，因此具有更大的公正性。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一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把业报轮回理论作为重要的教义。业报轮回理论有助于加强人的自律意识，为佛教伦理提供了一种现实性的依据。

 

印度的《涅槃经》及《如来藏》系统的经典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在中国自竺道生首倡之后，后来的天台、华严、禅宗各派都接受了这种观点。众生皆有佛性的主要依据是“真如遍在”、“佛性常住”，因为佛性非内非外，非常非断，即使断善根的一阐提，其佛性仍在，如《大般涅槃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说明了佛与众生的差别仅仅在于觉与不觉，保证了所有的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赋予了人们人格与人权。同时这种思想在心性论的层面上保证了每一个人的平等，给予了所有的人向上的机会和动力，这样就使人们能够超越阶级、出身、财富等各方面差别，实现平等。

 

既然人人都有佛性，当然也就人人都可以参加科考、人人都可以成为进士和状元了。

 

 

〔五〕科举制度与第二期中国文明

 

平等思想贯穿于佛教整个思想体系中，是佛教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佛教的平等观念就在第一中国文明的纲常伦理的压制下，不断地失去其本有的含义，结果后来中国的佛教发展只是在解脱论上坚持平等思想，即在解脱论上不分长幼、贫富、贵贱、男女，在社会价值上无法坚持众生平等。但毕竟，佛教的平等思想在不分出身高低的科举制度上，留下了持久的烙印。并在近代以前给出了“起跑线上的平等”。

 

科举的平等精神，又反过来影响了佛教，使得佛教发生了相应的演化。当我用“科举制度与佛教”这一主题在网上搜索的时候，发现了一篇文章，讲述了类似的故事。

 

据《试论初唐佛教的平民化──以科举政策的改变为研究中心》〔张子开〕，初唐中后期，中国佛教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捩点：从魏晋以来的以士族为中心、贵族化或玄学化色彩深厚的士族宗教，转而趋向于以中下层阶层为主流的平民化信仰。而这种转化的主要动力，正是当时国家科举政策的改变。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曾经就此评论道：“据此，可知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科举制度是形成于胡化的北朝而不是正统的南朝的。在科举制度的形成中，我们也看到了南朝佛教与北朝佛教的不同影响。

 

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南朝士人信佛，“偏于谈理”，实际延续的是玄学清谈的习惯，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接受外来宗教显示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得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

 

北朝的佛教“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在南朝，虽然奉佛是那个时代上上下下的事，但在广泛的民间，古老的礼教仍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这对于科举制度的兴起其实并不有利。北朝则不同，尽管各个新兴的胡人政权重视提倡中原文化，但佛教对民间的影响，恐怕要更加深入普遍。

 

南朝信徒喜欢兴建寺院。北朝信徒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佛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土，或求当世福报等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重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凡此种种“北朝特点”，都是科举制度兴起的背景资料。

 

显然，科举制度是一种新的文明，是中国本土文明与西域传来的印度佛教文明的中和结果。

 

在受到外来影响更大的北朝后期，选官已经重视才干，而不全凭门第。北魏熙平初年〔约公元516年〕，东平王元匡征文学之士，以充御史官，应征而来参加对策考试的竟有八百余人，超过了国家每年岁举秀才、孝廉规模。结果温子昇等二十四策中高第，职补御史。这是一次公开的文官考试竞争，其意义在于：应试的八百多人不是由州郡选择推荐，而是人们自行抉择参加的。这就向科举制又迈进了一步，这在较重传统的南朝是不可想象的。

 

北周武帝在仕进制上，采取了“不限荫资，唯在得人”的平等政策，与南朝梁武帝先前的改革相呼应，也把才学标准放在门第的前面。虽然北周国祚很短，没能在察举制的考试部分中做出重大贡献，但北周武帝在连续的四道求贤诏令中体现出的不拘一格广收人才的精神，是值得注意的。它说明九品中正制中的只重门第不重才学的仕进制已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力；而仕进制中的重才学的平等精神正在发扬光大，正在充当科举制的先驱。隋文帝发扬此风。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度开始形成。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唐朝的进士科最受重视：“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六〕“排佛”正说明佛教影响大

 

日本学者野上俊静、小川贯弌、牧田谛亮、野村耀昌、佐藤达玄合编的《中国佛教史概说》在第十三章《南宋的佛教》下，列有第四节《宋儒与佛教》，虽然触及到“科举与佛教”的边缘，却可惜不得其门而入。

 

其中说到，以科举方式，登用人才做官的制度，虽起于隋朝时代，然从六朝以来，贵族门阀的势力，杜塞了这一条路。隋唐社会，既为这些贵族所独占，当时的文化，也就不能不是贵族的文化。中唐之世，藩镇崛起，晚唐以迄五代，则因地方节度使的军阀横行，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庄园的荒废、王侯贵族的没落。起于此后的宋朝，便极力压抑军阀，建设文治的国家，结果，旺盛了新的官僚政治，伸展了帝王的权限。这是用科举制度，广揽天下修治儒家经学的知识分子，登用官吏，委以要职，辅佐皇帝的亲政。也因如此，在有宋一代，见到儒学的兴隆。但是，宋儒勃兴的同时，他们即以唐代的文豪，韩退之的《原人》、《原道》、《原性》三篇文章，作为原动力，站在儒教的立场，对释道二教，展开排挤运动。例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朱熹等硕学之士，之所以加入了排佛的阵线，也是受《原道》的影响。

 

……

 

久违于科举制度的日本学者无法理解，宋儒的“排佛”正是佛教的影响所在。

 

日本作为“中国文明圈内的少数民族之一”，看见的只是“在儒家正当有着空前活跃机会的背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已侵入了宋朝的北方领土；抑制军人，高扬文治的宋朝，也就不能不常常在屈辱的外交方式下求生存了。纵然在北方民族的重压之下，弥漫着危机意识的儒家学者之中，仍与韩退之的主张，先后呼应，怀着国粹主义的心理，促成了尊儒排佛思想的抬头。”

 

虽然日本学者的思考能力相对不足，但是他们掌握材料的能力确实相当不错：

 

“周濂溪，尝就庐山归宗寺的佛印和东林寺的常聪，学习佛教；张横渠，也由常聪之处，接受了佛教的启示，而与程明道讨论性理之说；程明道与程伊川兄弟两人，或参禅，或研究《华严经》及《楞伽经》，虽然对其思想的影响，并不太多；被认为是宋学的大成者朱熹与佛教也有渊源，他私淑大慧宗杲，爱读《大慧语录》，他喜爱唐朝沩山灵佑的思想。北宋张商英，为了答辩欧阳修的排佛论，著了《护法论》，主张儒佛道三教的宗旨是一致的，并无矛盾的存在。自北宋至南宋初的宰相李纲，作《三教论》，论述了三教一致的见地；南宋的孝宗皇帝，先向大慧宗杲学佛，退位之后，便对唐代韩退之的《原道》，作了《原道论》，为之反驳，提倡了儒佛道三教的调和之说。……由于北宋真宗的杨亿，仁宗及英宗的苏轼，神宗的杨杰、王安石、文彦博、司马光等诸大居士的出现，构成了宋代佛教的一大壮观。正由于居士佛教的隆盛，不唯将佛教推送到一般社会，也给了后世很大的影响。”

 

 

〔七〕居士佛教的例证

 

我认为：居士佛教是科举制与佛教交互作用的产物。

 

所谓居士佛教或“白衣佛教”，是相对于僧伽佛教而言，指佛教的在家信众、信众团体及其领袖人物所影响的或所体现的佛教。其实这种提法是不大严密的。大家知道，佛教徒由出家信众和在家信众两大部分构成。在中国，通常将在家信众称为居士，即所谓居家修道之士。

 

古代的佛教教团原先就包括出家的僧尼和在家的男女居士，这其中原无所谓僧伽佛教和居士佛教之分。不过，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社会的发展演化，居士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佛教界对居士的地位及其作用的认识与态度也产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

 

日人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指出，居士佛教在社会上开始盛行起来，是在明末云栖袾宏等的布教活动之后。晚清及民国时期，诸多义学居士为保护和振兴佛教摇旗呐喊，同时在佛典整理、佛法诠释等方面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居士在近代佛教义学复兴运动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致使欧阳竟无等人，对长期固定下来的“僧主俗从”模式提出质疑，甚而发出居士亦是僧类，居士亦是福田等惊世语，引发一场民国佛教史上的大讨论，这场争论至今仍未停止。

 

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认为佛教有两个社会信仰层次，一为“檀施供养之佛也，为愚夫妇言之也”，一为“明心见性之佛也，为士大夫言之也”。即所谓的民俗佛教和精英佛教，前者表现为供施拜祷以求兴福祛祸，后者落实于智慧解脱。潘著涵摄三支居士佛教，但将士大夫群体规定为“佛教居士的主体”，叙述的重心也集中在士大夫的佛学素养和三教争论中的思想调谐作用。同帝王佛教和士大夫佛教相对应的是民俗佛教形态。民俗佛教在宋代的兴起，标明佛教经历一千余年的弘传已经广泛深入人群社会，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因其民间性及对其他宗教形式的杂揉，模糊了佛法重心灵觉悟的真义。

 

就佛教本位的视角看，居士佛教作为佛教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有其特殊的发生与发展道路，居士与僧侣，作为佛教事业的两大支柱，虽有共同信仰，但各自有别的身份和环境，促使他们在佛法践履、弘扬及护持层面，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和意义。

 

就社会层面看，居士佛教体现了传统的主流思潮和民俗心理对佛教价值取向的认同。居士佛教的“三支”，分别对应政治、思想和民俗，表现为中国社会三大阶层的佛教生活特征。因此，居士佛教研究，不仅为解读佛教文化拓展了充分的想像空间，而且是从佛教角度来分析传统人文心理和世俗文化生活特征的重要契入点之一。

 

 

〔七〕从“居士佛教”到“文化佛教徒”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与“科举与佛教”相关的“佛教居士”一直是扮演了辅助力量，但到了社会解体的民国时期，居士的地位则发生了转变：以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三代信徒为代表的“居士佛教”，已在佛教体系的瓦解过程中，隐然成为佛教振兴的主体和佛法代言人，并发挥着更甚于寺庙的学术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

 

南京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还有北京的三时学会等“寺庙外的佛学团体”，都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单看当时的支那内学院，吕澂、王恩洋、黄忏华、陈铭枢、熊十力皆位列欧阳门下，梁漱溟、汤用彤及梁启超亦从之而问学。后来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至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任教，使佛学成为当时人文思想界的“显学”。同时，杨、欧一系的“居士佛学”还通过当时维新派人物谭嗣同、梁启超以及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如章太炎等向政界渗透，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

 

从教学体系和组织方式上考察，祗洹精舍与法相大学等并不同于传统的教会教学方式，他们自觉参考采用了新式教育制度，开创了中国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学”的新风，后来各地佛学院的兴办及佛学研究的兴起，亦多受其影响。

 

几乎与支那内学院的成立同时，另一来自教界的卓越人物太虚大师则在武昌创办汉藏教理院。从总体上来看，民国时期的佛教僧俗两界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虽因为法义上的见解不同，难免争论，但僧界俗界互相学习、互相激励，这种共同协作的开放胸襟，极大推动了近代佛学研究的发展，使中国佛教从晚明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复兴之路。

 

中国大陆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以来，宗教获得了相对充分的合法性地位。目前佛教徒的人员组成，无疑以在家居士为主，且数量远超前代。但是与杨、欧、吕时代相比，多年来大陆的佛教建设〔无论是教团建设还是道场建设〕差强人意，主要是佛教信徒仍呈现出浓郁的“庶民形态”──与民国时期相比，眼下的“庶民佛教”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尚未从源远流长的“民间化信仰”中摆脱出来，由此导致学术品质的匮乏和文化担当的失落。

 

所谓“庶民佛教”，是赵宋以降的平民社会的民间民俗化佛教，在二十世纪的新型表现形态，其实质是佛教信仰的民间化或民俗化，是以功利型佛教、香火型佛教等遮蔽了信仰型佛教。与之对应，信仰型的“文化佛教徒”，就是对应功利型的“香火佛教”、“庶民佛教”，而其参照对象，则是历史上的“居士佛教”。

 

民国时期的“居士佛教”其实已经呈现出“文化佛教”的样态：即对佛法的信仰自觉、对佛教价值的自居和对文化精神的担当。

 

文化佛教徒的首要标志是学术思想上的独立精神。佛教教义中原本就有的自由、独立、进取、牺牲等品质与近代输入的西方文化的学术精神相结合，使得民国时期的“居士佛学”更具人文关怀。杨仁山、欧阳竟无等从当时国家民众的真实需求和文化大环境出发，在振兴汉语佛法的素材取舍、思维方法和言说方式上，特别重视吸纳其他文化形态的成就，尤其是西方哲〔神〕学的新进展，致力于东西方文明冲突中的佛法调和。这些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一方面大力收集散佚佛经，通过出版、流通、传播等领域的艰苦努力使佛法的“文本命脉”得以延续，一方面通过讲学、著述从整体上对两千年的汉语佛学进行整理、反思、批判。这两方面的工作其实都是为了使信众对佛教信仰的理解更为全面、更为准确、更为深入，反映了超越于传统教会的全方位的文化视野和社会责任。

 

我们说民国时的“居士佛教”具备了“文化佛教”的另一个标志是“佛学”已经从“佛法”中基本脱离出来，成为独立于教会教义之外的言说。“佛法”一词在汉地一般理解为教会对佛教教理的宣信，而民国 “居士佛教”则力图为这一宣信建立一套矫正系统──这便是努力使“佛学”从教会的传统教义中分出，而拥有独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这就使佛教界跨出狭隘的“佛法”圈子，在一个更为更广阔的领域里去通过“佛学”来矫正传统教义对“佛法”的“想当然”理解，从而使佛法具备文化批判上的可靠性及现实指导意义。

 

汉传佛教的“佛法”两千年来一直等同于教会教义──追随师承并非等于追随释尊，但是在庶民佛教这里却往往混同不分。对于那些“有修行”、过着严格的宗教生活、但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感觉、也缺少人文关怀的教徒来说，“一切遵从师承教诲”已经成为教条，而“佛法”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加深辨的教义中成为教条主义。教会所宣信的“佛法”虽然强调“融合”，但在实际行持上却缺少与其他文化形态的敞开对话，对新的思想成果更是视而不见。“庶民佛教”的信仰者总是理所当然地认同、接受、维护传统教义的习惯性、强制性言说，民国以来的“居士佛教”则保持了坚定的批判态度和求真精神。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及其弟子吕澂、王恩洋等从中印文化全局出发，重新审视中国佛学的传统，对汉语佛学的教理进行了抉择和清理。通过民国以来“居士佛学”的艰苦努力，人们惊异地发现：那些引以自豪的中国佛学的教理或行持原来可能并非正始佛学的本来面目，可能源于对佛陀教法的误读！这些卓见特出的成果，给沉溺于汉语思维传统的佛学界造成了震荡。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判教”理路：人们普遍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汉语佛学，并有意将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分开来考察，从华梵佛学的断裂与失真中召回真正的佛教信仰。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佛教徒”在主体身份界定上，并非专指在家居士，而是包括了一切对佛教精神〔信仰精神和文化精神〕有所担当的信徒──这一信徒群体应该由在家居士和出家僧团共同组成〔出于这一考量，我将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也列为文化佛教徒的优秀代表〕，当然，考察分析表明，在中国大陆，在家居士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影响力上似乎都占据了主流。

 

 

〔八〕中国的佛教为什么衰落？

 

在我的理解中，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的第二期中国文明，是吸收了西域佛教元素的中国文明，正如从鸦片战争或是辛亥革命开始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是吸收了欧美基督教元素的中国文明。

 

当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始僵化的时候，佛教开始传入〔西汉末年〕，当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始瓦解的时候，佛教开始流行〔魏晋〕；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萌动的时候〔南北朝隋唐〕，佛教兴盛，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成形的时候〔两宋〕，佛教僵化；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僵化的时候〔明代〕，佛教腐朽；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瓦解的时候〔清代〕，佛教异化。

 

精神的历程，似乎总是要比社会的历程早上一步……

 

可以说，“中国的佛教兴盛于从旧文明走向解体的野蛮化历程，衰落于从新文明走向全盛的世俗化过程。”中国的佛教为什么衰落？中国的佛教衰落是一种文明史上的周期现象。

 

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主要内容，是吸收印度西域的佛教文明的元素。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主要内容，使吸收欧洲美洲的基督教文明的元素。

 

下面，我们不妨套用第二期中国文明与佛教文明的关系，来思考一下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关系：

 

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僵化的时候，基督教开始传入〔明朝末年〕，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瓦解的时候，基督教开始流行〔清末〕；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萌动的时候〔两个中国〕，基督教兴盛，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成形的时候〔？〕，基督教僵化；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僵化的时候〔？？〕，基督教腐朽；当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始瓦解的时候〔？？？〕，基督教异化。

 

三个括弧中的“？”号〔？、？？、？？？〕，分别代表三个尚未到来的历史时代；这是指未来的中国社会及其文明而言的。但这并不是无的放矢的。实际上，僵化〔？〕、腐朽〔？？〕、异化〔？？？〕的过程，在欧美的“基督教社会”早就开始了。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事物注定会衰落，就不去开始它。因为这就是“文明演变的历史”，政治上的“和平演变”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如果说，佛教元素及其平等精神，促成了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的形成，从而塑造了不同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第二期中国文明。那么，基督教元素及其各种世俗化精神，正在中国并且已经在中国促成各种新制度的诞生则也是毋庸置疑的了。例如共和制度、议会制度、宗教自由、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之类的制度设计。例如两个中国〔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采纳了共和制度和议会制度，但是宗教自由、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还有待于第三中国在中国全境予以推行。

 

由于上述欧美基督教文明的化合作用，我们预期第三期中国文明必将大大差别于第二期中国文明。而由于“现代化过程”的普世特性，第三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差别，应该要大于第二期中国文明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差别。

 

我们期待，在第三期中国文明一步步形成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奉行拿来主义的态度学习西方文明、吸收基督教元素，而且也能像第二期中国文明发明了“人人平等”的科举制度那样，有所创立。

 

七、从科技高峰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2012年9月11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有篇文章《中国对人类创新贡献了多少？》根据统计数字做出结论说：“中国历史上的创新项目，主要在两个时期：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之后的中国创新引擎几乎完全熄火。”这就在无意中再次印证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最近一段时间，我带着一些学生对世界科技发展史做了系统性整理和学习。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从人类几千年浩瀚的文明史中，选出1000项最重大的创新发明，同 时选出200项最重要的科学成果，做成数据库。这是一项很具有挑战的工作。人类创新源远流长，创新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创新（例如一项医药和一项信息技 术）很难比较，即使是同一类东西，评判和比较其重要性也缺少客观和定量的标准。在学习和研究了几十种不同版本的科技史书籍和年谱之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推出 了人类重大历史创新数据库（第一版）。希望这个数据库的建立，能够回答一些与人类创新有关的问题，包括不少中国人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 占人类20%人口的大民族，中国人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了多大贡献？

 

我们选择的创新项目分布在九个大类别：材料、能源、居家、医药、信 息、交通、军事、生产和测量，入选项目列举的是首创地区和日期。图2显示的是所选择的人类历史上的1000项创新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前三名是美国 （36%）、英国（14%）和德国（6.8%），中国位居第四，占总数的6.1%。

 

对于人类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我们也小心选出了200项（与创新项目完全不重复），包括重大的科学发现、方法和理论。图3显示各地区历史上的科学成就分布。科学贡献排在前三名的是英国（23%）、美国（20%）和德国（10.5%）。而中国仅录得两项：墨子的小孔成像（约公元前400百年）和《九章算术》（约 公元前150年）所使用的“负数”。

 

虽然不同国家和时期的历史学家对创新和科学项目的选择采用的是主观方法，结果也不尽相同，但综合很多版本所得出的数据仍然会告诉我们很多有意思的信息。与中国相关的可小结为如下几点：

 

1、中国历史上的创新项目占比为6.1%，比欧美相去甚远，但与几大文明古国希腊、埃及、印度、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等相比，在总数上略为优胜。如果考虑人口和时间基数（由于历史上人口数据不准确，疆域也不确定，很难得到准确数字），中国的成绩单不会这么好看。

 

2、中国历史上的创新项目，主要在两个时期：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之后的中国创新引擎几乎完全熄火。

 

3、从创新类型来说，中国人的贡献包括著名的四大发明，还有不少居家用品（丝绸、茶叶、陶瓷）、农用工具和天文观察工具等。而在近几百年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这两个人类创新的大项中，中国完全缺席。

 

4、中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十分黯淡（仅占1%），不仅与英、美、德以及欧洲诸国相差甚远，较其他文明古国也相形逊色。

]

 

上面这篇文章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创新项目，主要在两个时期：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之后的中国创新引擎几乎完全熄火”的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牵涉到了所谓的“唐宋变革论”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我看来，“唐宋变革”是一个表象，其实质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逐步展开。

 

而所谓“唐宋变革论”，最初是由日本国学者内藤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的，经过一百多年的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国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认识，即承认唐宋之间确实存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的飞跃，而不是一般的朝代演进。一般学者虽然不明白这个飞跃是由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进程决定的，单打都承认这个飞跃的现象是存在的。

 

李华瑞《二十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一文指出，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二十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得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年），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

 

当然，内藤的这种观点是建立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之上的，在欧洲本土已经因为落伍开始被抛弃了。不过他所揭露的史实，在无意中触及到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如何展开的踪迹。

 

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宫崎市定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

 

1、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

 

2、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

 

3、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

 

4、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

 

上面两位日本学者具有日本人常有的特点：精细但缺乏全局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相比之下，还是雷海宗的《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1936年）一文说得比较清楚：

 

1、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

 

2、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

 

雷海宗文章的缺点是：只知中国文明有“两周”期，不知中国文明还有第三个周期；结果把第二期中国文明延伸到了民国时期的“至今”。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也有这个问题，他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固然不错，但是他把宋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说成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唐的后半期藩镇割据（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时代）、五代十国和两宋（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开端的社会特征，已经在元明清的帝国（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秦两汉帝国）得到完成并结束了。

 

二十世纪，已经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端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构成未来中国的“端倪”。

 

谢和耐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说：“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这和毛泽东之流乱说“中国在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异曲同工。如果按照同样的逻辑，应该再往前推，说中国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谢耐和与宫崎市定、内藤湖南一样，没有意识到唐宋的活力是因为那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因此才充满了创新能力。

 

可以说第二期中国文明结束于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第三期中国文明发端于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正如第一期中国文明结束于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即永嘉五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西晋怀帝），第二期中国文明发端于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北方前秦并吞南方东晋遭到挫败）。

 

雷海宗对于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分界线虽然断代正确，却也没有意识到民国时代的中国已经深入了第三期中国文明，而把清朝的第二代中国文明抛在了身后。雷海宗与谢耐和一样，错误地认为唐宋和我们这个时代（近代）还属于同一个文明，而没有意识到第三期中国文明已经来到我们身边；而不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都被迫作为艰难困苦路的拓荒者，度过我们的一生。

 

雷海宗在1957年作为“右派”遭到毛泽东的摧残打击，1962年郁郁而终，很可能就是没有意识到“二十世纪作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草创期’必然具有极其残忍的野蛮性（革命性）”。

 

而我们，也正是在经历了“1950年代开始的原始社会”（共产风）、“1960年代的奴隶社会”（文化大革命）、“1970年代的封建社会”（林彪事件）、“1980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六四屠杀）、“1990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向钱看）、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血腥开端，已经在我们身后了，而且我们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这就是八国联军的铁蹄、辛亥革命的硝烟、日本苏联对中国的撕裂、现代三国演义（蒋、汪、毛）和现代南北朝（大陆、港澳台）所预示的第三中国的即将席卷。

 

[

 

第一期中国文明 第二期中国文明 对照表

 

西周 唐朝前期

 

春秋 唐朝后期五代十国

 

战国 两宋辽金西夏吐蕃朝鲜越南南诏

 

秦两汉 元明清

 

]

 

 

 

第八章

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人格悲剧

 

[上]武装的暴君

一、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

二、路线斗争的秘密所在

三、对两种暴君的分析

四、暴君的帮凶创造历史

五、一个暴君和一群暴君

 

[下]诗意的暴君

一、残虐同义词：作为暴君的隋炀帝

〔1〕历史的文献学

〔2〕新旧与南北之隙

〔3〕文化脉搏大运河

〔4〕隋炀帝的躁动

〔5〕杨广与帝辛比较

〔6〕隋炀帝的遗产

 

二、时代祭品：作为诗人的隋炀帝

〔一〕文化融汇的逆子

〔二〕《饮马长城窟行》

〔三〕《白马篇》的比较

〔四〕其他诗歌的比较

〔五〕诗歌艺术的沉沦

〔六〕文化涡流的祭品

 

 

[上]武装的暴君

 

 

一个不受约束的武装起来的暴君，在异教的黑暗中发怒是多么可怕可憎。

──〔意〕卫匡国：《鞑靼战记》

 

 

政治人格的分裂其实源于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人格分裂的后果常常体现为怯懦与瘫软、动摇与不知所措；但在其典型意义上却不仅仅是。所谓典型意义，即指在重要的、决定性的人物身上一再出现的特殊人格分裂现象。正是这类人格的行为及其影响，对历史进程发挥了极大作用。这就是“暴君论”的研究价值所在。

 

这些典型意义的人格分裂，其最重大的后果即为“偏执狂所分裂的历史”。创造历史的许多偏执狂，其产生莫不源于剧烈的内心矛盾与极端的内心痛苦。在偏执狂背后往往躲藏着羞答答的甚至血淋淋的人格分裂。我们研究的问题关键不在病理学上的偏执狂，而在于社会学上的偏执狂：研究这些偏执狂患者为什么比正常的人更能影响古今南北朝的社会发展及历史进程？“为什么一个人的作用竟然与其偏执程度成正比呢？”答案只能是：“分裂的社会需要偏执狂来予以弥合或摧毁。”故人格分裂度愈大，其表现也就愈偏执，则其对社会分裂、文化混乱的作用力也就愈大……他在那个时代也就愈益显得“伟大”，仿佛前无古人。

 

一、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

 

公元四世纪初，中国曾陷于“五胡乱华”的历史灾难之中。这是社会、文化改变航道时发生的灾难。随着西晋的溃灭，旧型的中国国家及其本土文化终于宣告解体。所谓“南北朝时代”──就是一座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巨型桥梁。在那跌宕不已、变幻无定的漫长时期，正酝酿着汉、唐文化国家之间的巨大转换，它历时三百余年，埋下了以后直到明末清初整整一千年文化的种子。

 

南北朝时代的种种创造，常被浅陋、短视的学者忽略掉。对此这里无法一一详举。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唐、宋、明、清诸个继起的文化国家，推原之下，都是南北朝苦痛的青春期所孕育、下的灿灿果实。这些果实即使被当代怀有偏见的中国人目为某种意义的苦果──但在当时毕竟是甘甜葱翠的。

 

“五胡乱华”和后来的北朝统治者有什么积极意义呢？显然，它为唐代文化的诞生准备了相宜的“人类土壤”。明眼人都知道，在汉唐两大文化实体之间，民族心理、社会习惯，制度设施乃至表层的意识形态，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不像官修的史书记载得那么一律化。从陈寅恪开始，不少学者指出隋杨与李唐皇室都是相当“鲜卑化”的，而武则天称帝被视为沿袭了鲜卑人女权主义的风俗。下面即将讨论的“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正是汉人的父系意识对于这一鲜卑女权主义的制衡。

 

北魏平城政权的前身是代国。代国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只是在国家机器面前徘徊的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的核心是拓跋部，当其强盛时，包含了黄河河套与阴山山脉之间草原上的众多异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即所谓的代王，由拓跋部的首领担任，但在形式上则要由组成联盟的各大部落推举产生。后来建立平城政权的道武帝拓跋，最初就是被势力较大的贺兰等部推举出来的。而在拓跋本部内，由于社会形态尚处于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不久的父系家长制时期，因此，首领的继承方式虽以兄终弟继为主导，但又常处于母权制的笼罩下，并因一度由母后执政而被中原称为“女国”。

 

这种风俗不可能不随着北魏政权而影响中国。当然说明隋唐文明的政治重心所在地──北中国业已深刻地“异族化”了。这种“异族化”在恪守正统者看来是个悲剧，但实际上为新文化国家准备了新的可塑性极强而又肥沃的人类土壤；若无此等新人及其新型号的肥力──新文化之花又怎能含苞待放？除此之外，拒绝杂交、无菌生长的“理想状态”是没有的。

 

例如北魏〔386年－534年〕就有一个古怪的规矩，从开国皇帝道武帝开始实行，凡是储君之母即被赐死，先后有八位帝母做了此种制度的牺牲品。北魏道武帝的宠妃刘氏，生长子拓跋嗣，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刘氏受命自杀。拓跋嗣思念母亲，悲伤泣哭。道武帝安慰他说：“过去汉武帝将立太子，先杀太子的母亲，是唯恐女主干政。现在你为太子，我不得不效法汉武故事。”北魏帝国把赐死储君之母，明定为一种制度。

 

由于北魏有此残酷的子贵母死旧例，以至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嫔妃们不愿生太子”的消极反抗，使孝文帝只留下孝明帝一根独苗，而孝明帝则根本无子嗣。而在这斗争中，命运最惨的自然是妃妾。在北魏皇宫，妃妾不但成了嫡妻的代孕工具，更成了嫡妻的替死鬼。

 

北魏各代皇帝中，孝文帝是最赫赫有名的了。然而他的生母也躲不过悲惨的命运。北魏孝文帝的母亲李氏，也是因为儿子被立为太子而被赐死。孝文帝的爱妃林氏，生拓跋恂，立为太子后，林氏依旧例被赐死。孝文帝母亲死于斯，爱妃又将死于斯，心中十分不忍，求之于当权的冯太后，要求不袭旧法，但被太后拒绝。冯太后想让自己的侄女正位中宫，必欲置林氏于死地，于是林氏只好婉转赴死了。冯太后坚守子贵母死之制，除赐死储君拓跋宏的亲母李氏以外，甚至诛戮了李氏全族。由于北魏有此残酷的旧例，以至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嫔妃们不愿生太子”的消极反抗，使孝文帝只留下孝明帝一根独苗，而孝明帝则根本无子嗣。为皇统计，宣武帝只好取消“子贵母死”的惯例。这种做法连传统社会的史家们批判说“矫枉之义不亦过哉！”〔《北史?后妃传》〕

 

北魏朝每次选立太子时，太子年轻的母亲即被迫服毒自尽。一直到第八任皇帝元恪立他的儿子元诩当太子时，元诩的母亲胡贵嫔本应被处死，但元恪实在不忍心，一百余年的野蛮习俗，才告废止。元恪于515年逝世，才六岁元诩即位，胡贵嫔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太后。年轻貌美的胡太后当权后的行为，对她丈夫元恪而言，实是一种尖锐讽刺。胡太后除了大肆营建佛寺和佛像外，几乎全部精力都用在消耗国力上。各地争斗、大臣造反，她觉得不能再信赖外人，只能依靠她的两位情夫孙俨和徐纥。

 

528年，元诩已十九岁，觉得母后势将把国家带上毁灭之路，计划把她那两位炙手可热的情夫逐走。年少无实权的孝明帝元诩选中了镇守晋阳〔山西太原〕的大将尔朱荣。元诩命尔朱荣向洛阳进兵，胁迫他母亲胡太后。尔朱荣率军南下，到了上党〔山西长治北〕，但不知何故，元诩又命他停止。消息泄露，胡太后竟勾结两位情夫将亲生儿子元诩毒死。元诩死后，胡太后曾经布告天下元诩生了个男孩，继任为下届皇帝，可是当时宣布的皇子实际上是一位皇女。胡太后隐瞒不住，只好再另立元诩的族侄，刚生下来才三个月的元钊当皇帝。

 

尔朱荣首先发难，一面宣言要追查皇帝元诩的死因，一面不承认胡太后政府，另行拥立元诩的族叔元子攸当皇帝，向洛阳进攻。胡太后的军队反而投降尔朱荣，于是情夫逃走，洛阳陷落，胡太后和婴儿皇帝，被尔朱荣装入竹笼，投进黄河溺死。距她毒死亲生儿子，只有两个月。

 

北魏从道武帝开始，凡为储君之母即被赐死，例如道武帝的宠妃刘氏，生长子拓跋嗣，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后，刘氏受命自杀。如此下来，先后有八位帝母作了此种制度的牺牲品。元恪废除了一百余年的野蛮习俗，但天下大乱随即开始。这似乎提示我们：野蛮行为的后面似乎也有一个文明的理由。

 

面对历史的这一无情性质，学者们常常大惑不解。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指责说，北魏道武帝为了确立、巩固皇权，竟然施行了一种从自己妻子下手的“子贵母死”制度，而且这个乖谬绝伦的制度竟然能与北魏政权相始终。但即使他也怀疑这不是道武帝个人的“创制”，而是有更深层的拓跋社会内部背景。也就是说，拓跋在部落联盟中担心自己与其它部族的关系过于复杂，可能留下什么祸根，因而在以后的北魏历史中出现了“子贵母死”的制度怪胎。

 

其实怪胎不怪。许多蛛丝马迹显示在部落联盟时期，拓跋君长之妻或母是颇具敏感性的人物，她们所属的部落往往通过她们，控制拓跋部内大事，特别是君位继承。拓跋部落联盟的维持，拓跋部在联盟中君长地位的维持，往往依赖拓跋母后，而且还要依赖母后的外家部落。这就是祸根所在。北魏建国称帝，不能像以往那样跟着外家部落走，而是力求摆脱外家部落的束缚和干预，完成由部落联盟向帝国的转轨，这往往要诉诸战争。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使得田余庆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必然的缘由：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对此，田余庆在《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和《独孤部落离散问题》两文中作了比较。其结果使他深信，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

 

从道武帝为帝业所需而强力控制外家部族的角度来理解离散部落，等于给离散部落重新作出解读，还可以和子贵母死制度相联系，因为二事内蕴相通。道武帝向明元帝解释杀其母的两条理由，一是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二是不令外家为乱，是完全直接针对拓跋往事而发的深具历史内涵的说明，它牵连到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二事，而前一事实质上是后一事的延伸，都是为了巩固拓跋帝业，使帝业得到可靠的传承。

 

终北魏之世，皇位继承比较有序，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动乱，一旦出现问题也有制度和手段来加以约束。二事都是道武帝的野蛮行径，但野蛮行径却产生了文明效果，这就是野蛮孕育文明。

 

《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王沈《魏书》以及《后汉书?乌桓传》都记有乌桓之俗：“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则无相仇报故也。”这说的是乌桓。但在前二书的《鲜卑传》里又都说到鲜卑的言语习俗与乌桓同，然则鲜卑拓跋部自然也有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之俗。正是从这里，很容易出现母后拥权以及母族介入拓跋君位传承事务的可能性。

 

《序纪》以及诸帝《本纪》中不乏拓跋弑君父而拓跋母后逞权的事例，有些事例在《本纪》中因忌讳的原因而模糊处理。后人编书都一一点出，如在《通鉴》及注中就是这样。这些事例之多，正与乌桓、鲜卑部落怒则杀其父兄习俗符合。道武帝推行专制君权，建立帝国，是对部落联盟的“革命”，是对各种不符合需要甚至形成阻力的部落习俗的大扫除。因此出现了离散后族部落、建立子贵母死的制度。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涌现出来了。

 

既为帝业需要而扭转母后部族强大的局面，以及由此而来的母强子立局面，是实行子贵母死的直接原因，那么道武帝时有实力的外家部落已被离散，以后北魏后宫汉女日多，她们并无强大外家足以影响朝局，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已失去存在理由，理应逐渐消失。为什么它并没有被废除，一直延续百年之久呢？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后妃既能对政治产生影响，同时，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又戏弄着她们的人生，倏忽之间可由至尊跌落为贱囚，“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命运不堪回首。后妃的地位与能否为皇帝生下皇位继承人有很大关系。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母以子贵，如卫子夫、王政君、叶赫那拉氏都是在生下皇子后，地位迅速提高，成为皇后和太后的。但是，有些时候，子贵母死，下场反不及无子的后妃。

 

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其晚年欲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而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还很年轻，武帝担心自己死后会出现女主专权的局面，犹豫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在自己生前除掉钩弋夫人。钩弋夫人无端被谴，武帝下令将之处以死刑，钩弋夫人脱掉首饰向皇上叩头求恕。武帝命令下人把她拉下殿去，送入宫廷监狱，夫人临下殿时，还频频回首，希望皇上能回心转意。武帝却挥挥手说：“赶快走，你活不成了！”钩弋夫人死时暴风扬起尘沙，百姓们都为她感到忧伤。后来武帝对他的左右侍臣解释这件事时说：“从前国家所以有变乱，是由于君幼母壮的缘故。女主骄慢放肆，无人能禁止，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吗？”正因为如此，武帝后宫为之生育后代的嫔妃，无论生男生女，其母亲都遭责罚而死。

 

难怪北魏道武帝有这样的语录流传下来：当其宠妃刘氏在所生长子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并因此受命自杀时，拓跋嗣思念母亲，悲伤泣哭，道武帝安慰他说：过去汉武帝将立太子，先杀太子的母亲，是唯恐女主干政。现在你为太子我不得不效法汉武故事。太子听后，仍然悲伤不能自抑，被气恼的道武帝赶了出去。所以有人编出顺口溜说：“西汉武帝糊涂一时，北魏皇帝糊涂几代；汲取吕后专权教训，汉武杀死美貌嫔妃。”

 

道武帝拓跋珪这个人物，他的历史作用，概括说来，就是用极野蛮的手段，把拓跋部落带入文明，由拓跋部来澄清北方的乱局。如果我们把古代南北朝的十六国比作民国时代的军阀，那么结束军阀混战的则是集中了党政军各项门阀于一身的中共──这相当于北魏。

 

 

二、路线斗争的秘密所在

 

我们这一提问也许被正统的历史学者视为荒唐：古代南北朝的“子贵母死”所代表的部落制度的消亡与现代南北朝的“路线斗争”所代表的，有无历史的相似性？

 

但实际上，古代南北朝的“子贵母死”与现代南北朝的“路线斗争”都是代表了前国家时代部落势力之间的残酷兼并。例如文革就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的红区党与刘少奇的白区党之间的并吞”。例如某种看法认为邓小平就是因为出身于红区党而免受灭顶之灾的。

 

十次路线斗争是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概括。它说中共党史是一部毛泽东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一次次证明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并不断壮大发展、取得胜利，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课题的历史。这一套概念体系是从苏共、尤其是从《联共〔布〕党史》那里照搬过来的。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毛泽东1971年在中风之前不久发表的“南巡谈话”。而中共文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这十次路线斗争里，计有所谓1、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2、李立三左倾冒险机会主义，3、瞿秋白左倾冒险机会主义，4、罗章龙分裂主义，5、张国焘分裂主义，6、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7、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8、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9、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10、林彪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以此清算了所有德高望重的前辈和同辈，使得中共沦为一个“洪洞县里无好人”的贼窝。

 

在早期，“救中国”是目的，“社会主义”还是方法──在“伟大领袖”一类人物大脑硬化的晚年迷信以前，这主次的分野似乎清楚。“救国”的思想〔至少是口号〕乃是自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共产党以来的“民族共识”，尽管他们出于嫉妒，而常常互不承认。但至于如何救国的“路线问题”，各派就莫衷一是了。事实表明，现代中国人耗费在“路线斗争”上的精力，远大于花在各种建设性的“救国行为”上的；结果，人们奉内战为救国的极境──多么彻底的一场革命！结果，共产主义的天堂，变成了中国民族的地狱；人人幸福的无限许诺，化为人人挨整的超级恐怖。

 

也就是说，残酷的“路线斗争”的最终结果，并非得出一条“金不换”的绝对正确的救国之路，而是通过酷刑、绝种的炼狱方式，“改造了”中国人！在这里，比“文化革命”更重要的收获，是“基因的革命”！尽管，这收获是血淋淋的，甚至是邪恶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共产党把这种破坏叫做”革命”、“改造”、“颠倒历史”、“天翻地覆慨而慷”。其裂度之深、毒害之大，为中国历史所仅见，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残酷的“路线斗争”的客观效果，并不在得出一条“正确路线”的万妙灵丹，而是通过绝种与再生的方式，在遗传学的层面改造了中国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传统的野蛮化可谓登峰造极；所以，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很难避免反向的运动。民族自尊、民族文化的抬头，将是很难避免的──作为对一个世纪以来民族自卑、文化自劣的彻底清算。

 

而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大部分“路线斗争”〔从“洋务”到“变法，从”改良“到”革命，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激发的残酷内战，无不直接导源于“火候之争”。而新起的革命势力又总是以更大的热忱投身更大的野蛮。斗争越演越烈，直到把整个社会投入火海，中国成了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动幅最大的社会试验场”。

 

火候的问题，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生死结。

 

火候的问题，挑起各派政治力量的仇杀，不斗则垮“成为野蛮化的最高纲领。但它的伏笔，早在 “文革”前的四十年就埋下了：中国式的私刑滥用，在1927年就有了蓝图性的记载──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也就是更左的势力，总是指责“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中止革命，甚至反革命”，从而一举夺取了“革命的正统性”，革命的正统性在近现代的中国，仿佛古代的“天命皇权的正统性”──它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错误变成正确、造反变成道理、社会的灾难变成建国的纲领”！

 

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左派势力，他们的“革命要求”还没有磨足。但他们的革命要求本身，却又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最后达到了漫无止境的地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那是“随著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其内核却无非是──野蛮、野蛮、再野蛮！

 

可以预测的是，这个“火候问题，还将继续成为中国内战的焦点之一。有人说，“革命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和平地建设了！”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上风的人。有人说，“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下风的人。

 

他们的利益比他们的理想更难协调。其实，他们都对。

 

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所谓“建设”，不过是一个革命阶段到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喘息罢了；所谓“建设”，不过是在准备更大的爆炸力罢了！所以，满怀信心地建设一段以后，突然发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轮回。于是心情更急切，革命的行动更暴烈，更蛮横，更左。

 

“他们的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革命刚刚开始。”这里有一个“革命的过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说，人的惰性不仅体现为“反革命”，也体现为“革命”，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怪圈：中国革命的过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认为彻底的革命者，统统打入“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地狱“其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在继续革命、继续野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达到骇人听闻的深度。尽管，它的标语口号将一再改变。它在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新的催眠：

 

野蛮──活力的象征。

 

越野蛮越好！

 

只有打破一切限制的野蛮，方能召唤人类最高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记忆力。

 

野蛮精神，不仅是社会重建的法宝，也该是个人生活的指南！

 

检视一下两大南北朝时代的历史悲剧的主角，不难发现数十位“悲剧制造者”，例如古代南北朝从前卫张角至后卫武媚约五十人〔武媚之僭号武“则天”有如毛大之学名“泽东”〕。现代南北朝则从洪秀全以下迄今约二十人，虚席以待来者可能还有若干即将粉墨登场。

 

这些家伙的人格悲剧，肇因于其人格分裂；而其人格分裂又肇因于：

 

〔1〕个性与环境的冲突；

〔2〕愿望与势力的背驰；

〔3〕内在信念的飘忽不定与社会道德基础的崩溃；

〔4〕生成的罪性与习得的恶贯，及其相互激荡的“恶的循环”──心潮逐浪高，造成痞子运动和劫匪传统。

 

总之，人格分裂是过渡性社会的流行病；过渡性时代的典型人物皆此中之特立独行者；否则难以出人头地。所谓“过渡时代”，实为社会结构崩坏的时代，即一种社会结构另一社会结构演变的时代。这种社会的特征是：分裂，动荡，离合无常。

 

政治人格的分裂其实源于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人格分裂的后果常常体现为怯懦与瘫软、动摇与不知所措；但在其典型意义上却不仅仅是。所谓典型意义，即指在重要的、决定性的人物身上一再出现的特殊人格分裂现象。正是这类人格的行为及其影响，对历史进程发挥了极大作用。这就是“暴君论”的研究价值所在。

 

这些典型意义的人格分裂，其最重大的后果即为“偏执狂所分裂的历史”。创造历史的许多偏执狂，其产生莫不源于剧烈的内心矛盾与极端的内心痛苦。在偏执狂背后往往躲藏着羞答答的甚至血淋淋的人格分裂。我们研究的问题关键不在病理学上的偏执狂，而在于社会学上的偏执狂：研究这些偏执狂患者为什么比正常的人更能影响古今南北朝的社会发展及历史进程？“为什么一个人的作用竟然与其偏执程度成正比呢？”答案只能是：“分裂的社会需要偏执狂来予以弥合或摧毁。”故人格分裂度愈大，其表现也就愈偏执，则其对社会分裂、文化混乱的作用力也就愈大……他在那个时代也就愈益显得“伟大”，仿佛前无古人。

 

总之，现代南北朝的“路线斗争”与古代南北朝的“离散部落──子贵母死”，不仅是政治利益的争夺，也是一个互相残杀的借口，是偏执性格主宰历史命运的大好时机。人格分裂的普遍化和严重化，造就风潮，使得后来居上的、更野蛮也就是更左的势力，脱颖而出，荼毒四海。

 

 

三、对两种暴君的分析

 

与其说“暴君等于坏人”，毋宁说“暴君体现了过渡时代的人格悲剧”。

 

所谓暴君，不是基于个性，而是基于身份。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位民选总统的个性暴躁就称他为暴君，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位立宪君主个性暴虐就称他暴君。

 

那么所谓“暴君”又是一种什么身份呢？

 

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格罗托〔1794－1871年〕在他的《希腊史》中曾经提到，“僭主政治”是传统王政过渡到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个人专政的形态。所谓僭主政治，是指“无限制的个人专政”：“大约在公元前680－670年之间，在西库翁建立了俄尔塔格拉的僭主专政。而值得注意的是，科林斯、西库翁、墨加拉这三个城市，在同世纪中经历了类似的政体变迁。三个城市都有一个僭主上台执政，俄尔塔格拉在西库翁，库普塞罗斯在科林斯，特阿格尼斯在墨加拉。这种政体变迁同时发生于希腊世界的不同部分，大陆的、岛屿的、殖民的等不同城邦。在公元前650－500年间，许多城邦中不同的僭主和僭主朝代兴亡交替。而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中间，虽然还有僭主，但却越来越罕见，因为政治焦点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民主政治的兴起。”

 

僭主〔Tyrant〕，从来是史不绝书的。在古希腊早期，这个词用来指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权的人，“僭”，在中文里与“拟”相通，《广雅?释诂四》：“僭，拟也”。下拟于上，称为僭或者僭越。通过僭越的途径取得政权的人往往比世袭制下的君王更加残暴无情，而后多将这个词译为“暴君”。但这与君主制下的暴君又不能区分，因为严格来讲，僭主还不是“君”。就像上述故事里读书当了官的人还不是世家，到了第二代才算世家子弟。在古希腊的公元前七世纪初贵族政治开始解体之后一段时间，被称为“僭主时代”。对比那些此起彼伏的希腊僭主们，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定义：所谓僭主就是那些完全无视过去的任何政体及其传承、而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僭主通常都在民族和国家的危机时刻崛起。

 

因为危机为权威及其膨胀创造了契机，并提供了舞台。危机也为非常的暴力提供了部分的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尤其在一个缺乏民间力量和个人主义素养的地方，危机也使得大多数老百姓呼唤强权人物，对铁腕充满了从站立的方位开始瘫软下去的依赖感。就像当年孙文就任的“非常大总统”的头衔一样，这个头衔本身就是一个形象和典型的“僭主的称谓”。一个非凡的僭主人物在这样的时代，似乎真的像暗夜里的指路明灯，“大海航行的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典型的僭主思想、僭主篡权的理论根据和实践总结。

 

僭主的时机也是可以人为创造的，并可以通过奸谋推波助澜。就像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在井冈山一样，只要认定了革命的终极正确性，就不妨煽风点火，制造冲突，逼着那些觉悟还不高、还不知道只有革命才能“救自己”〔其实最后都是害了自己，肥了僭主〕的农民去造反，甚至可以同室操戈、血流成河。就像梁山泊的好汉，一部分是官逼民反，比如林冲，一部分则是匪逼民反，比如卢俊义。更何况即便是官逼民反的林冲，也要被王伦逼着去杀人以纳人头状，来献忠心、断退路。

 

历来的农民暴乱都是如此：一开始是自发的聚众作乱，是对于暴政的抗议和抵御。后来便一路烧杀抢掠、裹挟大量农民游民入伙。不想参加的，便烧了你家房子，杀了你家老母，看你还参不参加？如同安德鲁斯在研究希腊僭主时说，“甚至在真正有此需要的时候，僭主也大抵超越当时解决危机所需要的程度：因为个人欲望与社会需要既难解难分，而独裁者自行引退也绝非易事”。因此不难理解贡当斯对于僭主政治的厌恶感。他说：“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为何不选择后者”。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的区别，相当于开国皇帝和他的继承者之间的区别。开国皇帝往往更加残暴，充满流氓的兽性。

 

格罗托所分析的希腊僭主政治，其实也存在于中国先秦的西周、东周、春秋时代，如：共伯和之废周厉王，后来的“三家分晋”、“田氏篡齐”、“陪臣执国命”等等。僭主现象也出现于现代，如英国克伦威尔、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俄国列宁－斯大林、意大利墨索里尼、西班牙佛朗哥、中国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北韩金日成、北越胡志明、土耳其凯末尔、伊朗霍梅尼、埃及纳赛尔、古巴卡斯特罗、埃赛俄比亚门格斯图、伊拉克侯赛因、印度尼西亚苏加诺－－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每一个站在现代社会门外的国家，都要产生至少一个僭主，而往往，是僭主不断，宪政无望。所以，“僭主”概念对本书的议题具有意义。

 

在古代希腊，僭主的权力具有以下几种起源：

 

1，作为行政长官，逐渐变质，不守承诺，窃取足够的权势，不再理睬推选他出山的人们。在近现代社会则如袁世凯、拿破仑。

 

2，作为煽动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以无权者的斗士的名义挺身而出，博得人民的好感，得到拥戴，推翻旧政权，自立为僭主。如墨索里尼、霍梅尼。

 

3，甚至用不着受拥戴的借口，干脆运用一支军队，夺取政权。如列宁－－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推动性的政治权威人物中，洪秀全只算得一个传统型人物，尽管他运用了基督教的旗号。而清廷里掌蹄带尾的人士除了光绪，都缺乏现代意义。在分析边疆诸位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时，可以发现：曾国藩、李鸿章，是权臣而不是僭主，袁世凯先是权臣后是僭主，蒋介石、毛泽东是僭主，邓小平则始终是以权臣而非僭主的身份在操纵中国政治，因为他始终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党的领袖，后来甚至不是军队的统帅，但却非法控制着独裁权力。

 

可以说，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权臣，是为袁世凯那样的半僭主进而为蒋介石、毛泽东那样的僭主，登上历史舞台而做准备，而邓小平这样名不正〔以权臣之名而行僭主之实〕的人，则要靠“第三代领导核心”来确保自己的千秋大业。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其实是一些技术官僚，而不构成任何意义的政治权威。结果，政治领袖的权臣化，注定中国社会即将进入新的不稳定时代，而第三代以后的集体领导〔第四第五等等〕，也许将被证明，只能借助其他政治权威来推销自己。

 

在台面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权臣化和僭主化，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僭主专政有相似之处：

 

英国革命产生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产生拿破仑，德国革命产生希特勒，意大利革命产生墨索里尼，日本半吊子革命产生军部的独裁，俄国革命产生列宁──斯大林……事实似乎表明，绝大多数传统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产生至少一个独裁的僭主，而且被他的追随者集团尊称为“国父”。中国似乎也是如此。但事实上，中国的道路不同于欧美俄日，中国革命因而漫长得多、曲折得多：迄今为止，中国革命，已经产生了至少四个“国家”：武昌首义的中华民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邓小平，由于他的“改革”已经完全推翻了毛泽东体制，变化度并不小于蒋介石对北洋政府体制的改革，甚至不小于毛对蒋的改制，是否该作为另个“国家”？当然，他没有力量改变国号；因此虽然推倒毛的一切作为，毕竟还是趴在毛的墓前叩头，张扬毛像于天安门广场，非英雄也。

 

其中，至少产生了三位“国父”：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虽然，袁世凯被称作国贼，而毛紧跟斯大林，避免国父的提法，但显然他觉得自己比国父〔王朝缔造者〕还大，简直是秦皇再世〔历史缔造者〕。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完成国家统一，完成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而中国的僭主，却是实现国家的分裂，把大一统的世界帝国的尸体，肢解成好几个不伦不类的分裂国家，如蒙古、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先后变成日本、苏联、美国的仆从国家。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在实现民族统一的过程中，发动对外战争，跻身列强行列，即使像俄国这样不争气的家伙，在一战中破产了的国家，也只经历短短几年的内战，就在二战中成为世界霸权。但中国，却在经历了三十八年内战和外侵〔1911－1949年〕后，又经历五十多年迄今不息的内乱，没有稳定的制度〔即使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也远远无法对比苏联制度的成熟〕，没有社会规范──传统规范被消灭，新规范的试验也宣告失败。

 

僭主政治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已被证明没有完成它在其它社会中的“统一──强国──对外扩张”等应急功能，反而造成“分裂──衰弱──内乱”；所以中国迄今受到发达国家的欺侮；不断品尝民族的灾难。如此反差的奥秘究竟何在？

 

僭主本是一种制度化的暴君。但民间使用“暴君”一词，却经常是把它作为一个恶名扣在失败的统治者头上。所以“暴君──失败的统治者”往往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词组。

 

但从僭主政治的概念看，其实有两种暴君，那就是“善的失败者”与“恶的失败者”。前者的典型如王莽，后者的典型如董卓。

 

在广义的南北朝说，从董卓到李渊的篡位者，都是僭主〔暴君〕。当然，隋文帝杨坚也是这样意义的暴君，而且要比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更加接近“暴君”〔僭主〕的身份含义。

 

以唐太宗的英名留芳于世的李世民，是个特殊的政治现象。他与我们迄今论述的失败了的暴君〔失败，是许多暴君的必然命运；因为人们只把那些终归失败的铁腕统治者叫做“暴君”〕不同，他是一个名声很好功的历史人物。但他的行为如用通常的伦理准则去透视，杀害兄弟、囚禁父亲，则非良善之辈。

 

罗马皇帝马克斯、奥勒留说过，只有当一个不愿充当统治者的人成为统治者以后，他的统治才是善的，社会才可能幸福。显然，这里出现了例外：李世民并非这样一个统治者，而“贞观之治”却为人称道。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他对魏征的容忍，是对伪证的利用，是要洗刷自己的污名。因此贞观之治的出现才极为突兀。

 

隋的崩溃之由，不仅是由于政治解体，不仅是由于经济凋弊──而且是由于文化的溃疡、由于心灵的癫狂！何以见得？政治──唐承隋制，可见隋制无大碍。经济──隋朝的经济危机主要由于集体化式的徭役过度而窒息，因此隋唐之间的大规模并非像明末那样由于外部压力而引发，而纯粹是来自好大喜功，来自“文化心理上的躁动──癫狂”，和1950年代的躁动到1960年代的癫狂极为相似。唐朝尽量避免隋朝的滥用民力，其它方面并无根本不同。──可见隋朝的崩溃不是制度性的，而是心理性的──心灵的癫狂导致了文化的溃疡──经济凋弊──政治解体的三重混合，这是由于心灵经受不起“统一中国”这一太快、太轻易的胜利，而趋向于崩解了。这一崩解体现为好大喜功、目空一切、只争朝夕、穷奢极欲。相反，在分裂割据的时代，是无法积累如此巨量罪恶的。分裂割据的时代，还替“士”们开拓了的活动天地，对文明的创造活动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

 

 

四、暴君的帮凶创造历史

 

刘备的无赖与军阀身世、孙坚的武人出身及其子孙的“军阀立国”──以其行迹论证了王朝起源──军阀立国！虽《三国志?魏书》列“武帝”曹操为正统，但“三国”鼎立才是那个时代的真情。

 

曹操的略胜群雄在于：他既是武装的士族首领──军阀，又是文化的士族首领──文阀。他是林彪所谓“二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的祖师爷。曹操的屯田组织，不仅是经济、军事的细胞，也是文化的细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后来，曹操的“奸雄”行为模式流行开来，成为司马氏集团积极效法的对象。八王之乱，真正开启了一个天下瓦解但列族分据的时代。外部蛮族，入为内部的武装；直到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才开始蛮族武装的大规模文明化运动。这多少有点近似日本的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相反，在汉人历史上，这样的大规模异化运动却是一直受到强烈的排斥。

 

刘驰《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认为：“八王之乱”是西晋政权崩溃的直接诱因，其成因诸如分封宗室、实行宗王出镇政策、选择继承人失当、西晋士族门阀势力恶性膨胀等因素。但如果将视线从八王这些主角身上移开一点，就会发现“许多被掩盖在阴影之下的小人物”，而这些小人物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在那些主角之下。

 

通过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暴君的帮凶是如何创造了历史。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所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语。

 

在八王之乱中首开杀戒的是楚王司马玮，在诛除外戚杨骏的斗争中其即为主角之一，而杀死汝南王司马亮，则更是由其一手包办，开启了宗室相残的序幕。整个事件的进程中，在其身边始终可以看到长史公孙宏与舍人歧盛这两个人，目前所能见到的史籍中，有关这两人的记载并不多，但从字里行间却反映出这两人所起的作用颇为重要。当杨骏死后，执掌朝政的太宰司马亮欲遣楚王司马玮与诸王各归本国时，正是这两个人劝司马玮与皇后贾南风接近，使贾后留司马玮领太子太傅，司马玮因而得以留在朝廷，并执掌军权。又是他们两个，通过积弩将军李肇假传司马玮的旨意，向贾后讲司马亮与太保卫瓘阴谋废黜惠帝。尽管这纯属无中生有，但早已企图控制朝政的贾后却借此让惠帝下手诏给司马玮，派黄门在夜里送去，命其统率禁军护卫宫廷，并宣诏免除司马亮与卫瓘的官职。公孙宏与李肇率军连夜包围司马亮府，杀死司马亮及其子司马矩。当天晚上，司马玮号令诸军，威震朝廷。歧盛劝说司马玮乘兵权在握时消灭贾后的势力，以安定王室。司马玮犹豫不决，而贾后则乘机让惠帝派人出宫持驺虞幡对禁军们讲司马玮是假传圣旨，军队一哄而散，司马玮不知所措，遂被擒并处死。公孙宏、歧盛则被处以诛杀三族的重刑。公孙宏、歧盛未能从正面推动历史，但从反面推动了历史。

 

在楚王玮被杀后，贾后的势力在朝中急剧膨胀，但其在皇权的遮护下，尚未触及诸王的根本利益，且任用张华等人处理国家政务，政局进入相对平稳期。不过，随着太子司马遹年龄的增长，其与贾后集团的矛盾逐渐激化，再次进入一触即发的境地。将动乱推向高潮的是赵王司马伦，其首先散布谣言，使贾后除去太子；而后又联合诸王势力清除贾后集团，形成大权独揽的局面。而其废黜惠帝，篡位称帝的举动，则使动乱由局限于京城的宫廷政变发展为全国性大混战。

 

与公孙宏、歧盛相比之下，赵王司马伦身边引人注目的孙秀则从正面推动了历史──这里的正面不是道义的正面，而是历史的正面。

 

司马伦一直对孙秀言听计从，当其在关中因处置失当被征还朝廷后，听从孙秀建议，依附贾后集团，遂深受重用。当贾后废黜太子后，朝中矛盾空前尖锐，政局动荡不定。部分禁军将领准备废黜贾后，拥戴太子复位，并通过孙秀来请司马伦主持此事。孙秀在司马伦已做好消灭贾后集团的准备后，为其分析举事的时机及利弊，并派人在外散布流言，劝说贾后集团的重要人物贾谧等先除去太子，以消除隐患。贾后果然派人毒死太子，遂使孙秀的计谋得以顺利实施。司马伦、孙秀策动禁军将领起兵废黜并杀死贾后及其党羽，同时除去张华等与己不睦的执政大臣，控制了朝政大权。在利用权力排挤及诛除异己后，在孙秀的怂恿及策划下，司马伦于永康二年〔公元301年〕正月废黜了在位多年但一直受制于人的晋惠帝，自己登上皇位。

 

此后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等分别起兵，共同讨伐司马伦的篡位行动。诸王军队逼近洛阳，禁军将领兵变，孙秀、司马伦等先后被杀，晋惠帝又重登皇帝宝座。除孙秀外，通事令史张林、华林令骆休、尚书左丞王舆等在赵王伦举行宫廷政变及执掌朝政大权后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周围也有够格的帮凶。如葛旟、卢志、孟玖、李含、张方等人。

 

齐王司马冏率军进入洛阳后，被任命为大司马，执掌朝政，其从事中郎葛旟等心腹都被封为县公，参预朝政的决断。由于齐王司马冏的专权，使其与在外统领重兵的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之间矛盾激化，二王再次率兵进攻洛阳。司马冏召集百官商议，尚书令王戎建议司马冏让出朝政大权，以避免冲突；葛旟认为退让是死路，只有发兵征讨，并应斩杀提议退让者。百官震惊失色，王戎假装药性发作，掉到厕所内，才免除杀身之祸。

 

成都王司马颖是八王之乱的主角之一，而许多重大决定都源于为其出谋划策的卢志。卢志在任邺县县令时已得到司马颖的赏识，当齐王冏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时，派使者联络司马颖，司马颖采纳卢志的意见，与齐王冏等联合讨伐篡位的司马伦，并任命卢志为幕僚之首的左长史。当前锋战败，人心浮动，有人提议退兵时，卢志力主派精兵连夜进攻，终于取得大胜，决定了司马伦的覆灭命运。在取胜后，司马颖又依从卢志的意见，不以功劳自居，且借其母程太妃染病而返回驻地邺城，拒绝留在洛阳辅政，从而暂时避免了与齐王冏之间的直接冲突，赢得朝野上下的称誉。不过以后司马颖日益骄奢，不再听从卢志的建议，委任身边的宦者孟玖等人，为与齐王冏、长沙王乂争权而不惜大动干戈，失去人心，终至败亡。

 

河间王司马颙左右的李含与张方也在动乱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赵王司马伦篡位后，镇守关中的司马颙没有像其他宗室那样起兵讨伐，而是派军为司马伦助阵，正是听从了李含的建议。不过在得知齐王冏军势强盛后，司马颙又派李含统军追上张方，反戈一击，加入反对赵王伦的阵营。而李含诡称领受密诏，说动司马颙讨伐齐王冏，则是第二次宗室大混战的主要起因之一。张方作为司马颙的主要战将，统军两次攻入洛阳，杀死司马颙的政敌长沙王司马乂，并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张方统率的军队曾一度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使司马颙不仅独揽朝政，且拥有废立皇位继承人的权力。在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后，张方本人也被任命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集军权、政权及地方行政长官于一身，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除诸王身边的上述心腹帮凶外，禁军中下级将领和宫廷侍卫武官在策划动乱、发动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创造人间奇迹方面，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中著名者如孟观、李肇、司马雅、许超、士猗、闾和、伏胤、朱默。

 

贾后在阴谋诛杀辅政的外戚杨骏时，就依靠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等，一举成功。李肇后来又参预了楚王司马玮起兵杀死汝南王司马亮的行动。赵王司马伦能成功地进行宫廷政变，诛杀贾后及其党羽，也在于其得到司马雅、许超、士猗、闾和等禁军将领的支持。淮南王司马允起兵反抗赵王司马伦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原本奉诏出宫协助司马允的司马督护伏胤被赵王司马伦一方所收买。长沙王司马乂在率领禁军与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交战时，东海王司马越看到洛阳城中兵疲粮尽，就与朱默等禁军将领合谋，将司马乂缚送金墉城，交给张方处死。

 

在上述人物中，可以明确其出身为士族高门的仅有卢志。像是孙秀，其出身为不入于士流的寒人。张方，屡世贫贱，确为寒人。孟观，虽然记载简略，且未提及其起家官职，但从其自幼读书，并结合所任官职来看，当属于乡品较低的寒士。其余人物的事迹都过于简略，较难于做出准确的判断。从他们所担任的官职看，基本上都属于寒士或寒人也即上文所提到的寒门范畴。

 

西晋的建立，是以司马氏为首的汝颍集团战胜以曹氏为首的谯泗集团的结果。汉魏之际施行的九品官人法，晋武帝在平吴后颁布的士族子孙能庇荫宗族及客的法令，结束了士族的形成阶段，使其作为在法律上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特殊阶层而凌驾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这和中共统治初期〔1949年－1966年〕实行的“三十级干部制度”异曲同工，当然，中共在遏制、逆转、废除民国时期开始流行的“开放社会的平等观念”方面走得更为迅疾，有如其一部小说宣传资料的名字那样是所谓《暴风骤雨》的，因此也就引起了迅速而严重的社会危机，在仅仅八年以后的1957年，就引起了知识阶层的全面抵触；而在十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骚乱。其中一个重大缘由，就在于中共等级制度引起了过于迅速的封建化，不仅使得平民难以忍受。而且使其领袖人物也感到束缚。中共的土改、集体化，像五胡乱华、辽金元清的入主一样，使得自耕农阶层重新沦为农奴，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变成用于提供军粮、公粮的官田。这种主要由外力推动的急速封建化，其动力是蛮族集团所奉行的部落制度或“军事共产主义”，在古代是“游牧民族”，在现代是“苏联老大哥”──这比魏晋之际的“内在封建化”更为急速也更不自然，因而很快都冰泮瓦解，为期不过一两代人，时间跨度远远不及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之间的四百年左右。

 

西晋时期，取得中正的品评，是出仕的必要条件，只有被定为上品，才能出任各种清要的官职，中品以下，则受到种种限制。这与中共政权建立以后推行的“阶级成分制度”，十分相像。但中共推行的阶级成份制度更为迅疾、广泛，不仅涉及干部制度，而且是囊括了全体居民的一种新型身份制度，可以而且必须世代相袭。应该说，中共的这种身份制度〔成分制度〕比门阀制度更为严厉，接近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带有埃及社会“职业世袭”的特点，比起清末的科举制度和民国的学历制度是一大“历史的倒退”。当然我本人是不承认历史会倒退的，因为野蛮经常比文明更为有效地促进了历史的前进。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曾论述从公元四世纪初年至五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但正如田余庆坦承，门阀政治，中国学者见仁见智，原无一致的理解。国外著作也颇有异说，多数人接受贵族政治的解释而对具体问题各有主张。有的学者释之为寡头政治。只是学者们多少受西方古史研究影响，无形中假借了西方古史概念，忽视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皇权政治背景。而田余庆从皇权衰弱的角度考察，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中国，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按照田氏的这一定义，“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

 

在我们看来，如果不用“门阀政治”一词，而用“门阀士族”一次，上述问题就不存在了。例如，在东汉时期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德行”和“才学”，在西晋时的“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政治作用的时期”，已经退居次要位置，这时，家世〔即父亲与祖父的官位〕成为中正定品的决定性依据。这与民国废除了满清末年的科举制度而改采学历制度、中共时期进一步废除了民国时期的学历制度而改采党性原则，十分相像。只是民国的学历制度没有普遍化革，从而导致社会权力的私相收受、结果导致社会控制系统陷入大乱；中共时期废除了民国期间重视学历的社会风气，从而导致任人唯亲、任人唯“革”的非标准化，使得社会停滞不前。

 

魏晋的“中正”相当于中共的“根红苗壮成分好”，魏晋的士族高门相当于中共的党员高干──在特权把持下，高门子弟轻易就能得到上品，出任清要官职相比，寒门人士也就是“成分不好”的人要想出人头地，要艰难得多，因而其所积聚的怨恨也日益强烈。

 

首先是乡品的取得，这相当于中共的“群众评议”。只有得到中正的品评才具备出仕的基本资格。即使在侥幸取得乡品后，仍然时刻面临着被士族高门排挤的可能。由于高门把持了上述朝廷中的清要官职，无力与之竞争的寒门人士只能谋求外任及其他竞争较小的职位。由于诸王在选择自己的属吏上有着较大的发言权，因此与太守、县令等必须由吏部正式委任的官职相比，那些在朝中缺乏奥援的寒门人士更多的选择投靠诸王。如孙秀得到赵王司马伦的赏识，由琅琊国书佐出任赵国侍郎，而他要得到需要吏部正式委任的类似官职，显然要困难得多。

 

与这些寄身于诸王国中寒门人士情况相似的是朝廷禁军中的中下级将领。晋武帝是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对于禁军高级将领的人选极为重视，除士族高门外，宗室亦常出任禁军将领，如武帝曾先后委任自己的儿子司马玮为屯骑校尉，司马允为越骑校，司马晏为射声校尉，其余宗室还有司马泰为游击将军、司马晃为长水校尉、司马觐为冗从仆射、司马鉴为越骑校尉等。但无论是宗室还是士族高门，都不屑于担任中下级军职，因此，这些职务都由寒门人士充任。不过，由于高级将领的职位牢牢控制在宗室与高门手中，一般情况下，寒门人士升迁为禁军高级将领的途径已基本被堵死。

 

西晋时期，士族高门的各项特权还处于形成阶段，在社会舆论上尚未形成共识，对此持非议者遍及社会各阶层，包括部分出任要职的士族高门。在官吏选拔上则表现为一方面部分清要职位已基本上被高门所垄断；另一方面寒门人士仍有一定的进身途径，只是这一途径越来越窄，同时其上升空间也十分有限，遵循这一途径，已不具有汉魏之际那些新贵改换门庭的可能性。具有上升欲望的寒门人士在缺乏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只有选择投靠诸王等较为可行的策略，但投靠诸王只是他们的起点，而非最终目的。取得一定权力，但又倍感压抑的寒门人士对于压抑他们的士族高门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与怨恨，并逐渐将怨恨目标转化为代表士族高门利益的西晋政权。

 

较同样身为诸王谋主的卢志与李含，就可看到两人在对待西晋政权的态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尤为突出的是对赵王司马伦篡位及齐王司马冏、长沙王乂司马执掌朝政所采取的方针。出身士族高门的卢志的主导思想是维护西晋政权的正常统治秩序，所以当赵王伦篡位后，卢志积极主张出兵讨伐，以恢复原有国家秩序；在是否进攻执掌朝政的齐王冏及长沙王乂问题上，卢志则极力劝阻成都王司马颖，不愿因宗室相互残杀而破坏西晋政权的统治能力。

 

赵王伦篡位后，打破原有的政治均势，引起政局的大动荡，李含恰在此时成为河间王司马颙的首席僚佐〔长史〕。他给河间王颙的建议与卢志的完全相反，河间王颙出兵扑灭关中起来反抗赵王伦的势力，将齐王冏派来联合反赵的使者押送给赵王伦，并派张方统兵去援助赵王伦等一系列举动都源于李含的建议。只是后来看到局势对赵王十分不利，才又反戈一击，加入到反对赵王的阵营中。当赵王伦篡位一幕以其被杀而结束后，齐王冏进入洛阳，控制朝政。不久，已出任翊军校尉的李含伪称领受密诏，自洛阳出奔长安，说动河间王颙起兵讨伐齐王冏，成为第二次大战乱的直接起因。李含原拟由河间王颙上表要身在洛阳的长沙王乂讨齐王冏，企图在齐王冏杀死手无兵权的长沙王乂后，以此为借口发动各地的宗室力量来讨伐齐王冏。不过长沙王乂起兵后立即进宫挟持晋惠帝，利用护卫皇帝的禁军战胜大权在握的齐王冏，使洛阳政局再度稳定下来。李含的本意是借机一并除去齐王冏与长沙王乂，废黜晋惠帝，拥立成都王颖为帝，使河间王颙入朝辅政，自己就可为所欲为了。因此，尽管长沙王乂因势力不足，对成都王颖等都颇为恭谨，李含也因河间王颙的推荐入朝担任京城的行政长官河南尹〔三品〕，但其仍未满足，还密谋除去长沙王乂，最终被长沙王乂所杀。

 

李含的才干在动乱前已在社会上得到相当程度的承认，但如没有这场动乱，其仍处于被排挤压抑的境地，而极少可能在短时间内升任禁军高级将领。假如他未被长沙王杀死，当河间王颙真正控制朝政大权时，李含的官位会更高，实权也更大。因此，可以说这场动乱为李含提供了谋求其在政局稳定时所不可能得到的地位和权力的机会。

 

在动乱中爬上空前高位的是原来地位比李含还低得多的孙秀与张方。孙秀在辅佐赵王司马伦登上皇位后，身兼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等要职，并取得仪同三司的待遇，自己任意书写或修改诏书，即发出执行，可谓权倾一时。张方在劫持晋惠帝到长安后，出任中领军、录尚书事、京兆太守，集军权、政权及京城行政长官于一身，成为朝中最有实权的高官。

 

正由于只有动乱才能使寒门人士拥有摆脱西晋政权不平等待遇的机会，因此，大多数已占有一定位置的寒门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与西晋政权利益不一致的做法，这对动乱的爆发与政局的持续动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寒门人士则更是苦于没有进身之阶，而热切地盼望现有秩序的被打破，如自幼贫贱的刘灵，虽有力制奔牛，走及奔马的能力，却无人举荐，只好抚胸长叹：“天乎，何能乱也！”

 

陈安、桃豹等人亦有类似的境遇，故当动乱刚把西晋政权的统治撕开一道缝隙，这些人就立即投身进去，构成了动乱的群众基础。

 

寒门人士借助诸王对皇位的觊觎之心，通过打破政权的正常秩序与选任制度来开始其自身的上升之路，尽管外在表现形式为宗室诸王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但在表象之下隐藏着渴盼上升的寒门人士与垄断政治特权的士族高门之间的较量。

 

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寒门人士仅仅基于感觉到自身所受的不平等待遇，没有进身之路而投身动乱，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既不是以推翻西晋政权为号召，又没有打破士族高门垄断政治特权的计划，即使其进入国家权力中枢，也只是改变了自己与相关小集团的地位，并未对原先压抑自己的各项制度提出修改方案或建议，因而从当时史料中看到的是在动乱中若干个人或小集团迅速改变自身地位以及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报复以前压抑或凌辱自己的士族高门，却几乎没有看到其试图改变政策或制度。由于寒门人士对于新选任体制存在着普遍的抵触情绪，尽管没有一个机构来协调他们的行动，没有一个人或小集团来充当他们的领袖，但仍具有着巨大的能量，只是为西晋政权的统治力所压抑，未能显现出来，而潜伏于社会矛盾的底层。一旦机会适宜，爆发出来，则势不可挡。寒门人士虽未以颠覆西晋政权为目标，但其种种做法却削弱了西晋政权的统治能力，激发了潜伏在西晋政权统治深层的诸多矛盾，一步步将西晋政权推向灭亡。

 

晋武帝遗留下来的是一个相互制约、关系微妙的非常态政权，由于其已经考虑到最高统治者或许不能完全胜任治理国家重任这一因素，特别安排了由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以及宗室诸王之间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政治均势，各方皆难于拥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既定的权势均衡一旦被打破，政局就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联盟对象不断更换，被孤立的执政一方无力对抗其余各方的合力，很快就又被推翻，失败者及其党羽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而且很难保住性命。

 

由于寒门人士是利用动乱之机以个体形式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与士族高门处于对立状态，所依仗的是某一派系首领的信任，既缺乏政治、经济基础，又没有宗族、婚姻、门生、故吏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随着执政权力的不断易手，寒门人士往往在登上自己事业的顶峰之后，即面临身诛族灭的惨祸，前述权倾一时的寒门人士概莫能外。因而在这场政治大动乱中确有不少寒门人士上升到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无法想象的地位，但他们并未能维持住这些地位，更未能将自己的家族地位上升为士族高门。在动乱中崛起的寒门新贵又随自己所依附派系的失败而在动乱中烟消云散，归于乌有。

 

士族高门的情况与寒门人士有相当大的差异。首先，高门对于动乱的态度，尤其是初期阶段，比寒门人士要消极的多，与寒门人士主动投身于其中相反，高门大多是较为被动地被卷入于动乱之中，因而其涉入程度多较寒门人士为浅，本派系失败后，一般不是敌方追究的重点；其二，高门拥有由婚姻、门生、故吏等织就的庞大的关系网，平时相互提携，危急时则相互援救，如裴楷就是得到亲故的援手，而能在杨骏、司马亮等事件中两次死里逃生，门孤援寡的寒门则无此幸免机会；其三，高门即使被杀，在事后也有人为其申理，恢复其官爵，使其子孙能继续荫袭，如卫瓘、石崇、武茂等，从而保证了家族地位的延续；其四，高门族大人多，且较少受到夷灭三族的重创，受到打击后，在政治、经济及宗族乡里的基础之上，借助于庞大的关系网，比较容易东山再起，而门单势孤的寒门人士则绝少这种可能。

 

已经形成的士族高门尽管在动乱中受到一定的打击，但仍把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且随着西晋皇权的衰弱，实力进一步扩张，从而形成高门与皇权共治天下的东晋政权。

 

这只是寒门人士与刚形成垄断权力的士族高门在政治上的第一场较量，由于士族高门的腐朽性尚未充分表现出来，还具有相当的活力，加之各自为战的寒门人士并未能形成统一的力量，在这场较量中的失败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较量并未终止，只是由于此后士族高门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发挥到极致，使得寒门被深压在社会底层，已不具备这种正面抗争的基础，因而转变为迂回进取的反抗方式。

 

在现代南北朝，毛泽东如此总结寒门与高门、坏成分与好成分之间的“阶级斗争”：“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迫他们，他们要革命。”这种“革命”，与魏晋之际和八王之乱以及接踵而至的五胡乱华中的寒门人士的祸乱，何其相似乃尔。五胡乃是魏晋时代“最寒的寒门”乃是无可置疑的。他们的革命自然就构成了最具毁灭性的“蛮族入侵”。在同样的理由下，于是便有了现代版的现代南北朝。苏俄所煽动的革命集团，就是当时民国初年社会的寒门分子。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由来。在这种意义上，现代的党国相当于古代的部落国家。

 

 

五、一个暴君和一群暴君

 

“八王之乱”之于古代南北朝，具有决定性的前导作用，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五胡乱华，而五胡乱华开起了南北朝分裂又相当于八国联军开启了现代南北朝的分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八王之乱的来龙去脉。

 

祝总斌在《“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一文认为，八王之乱开始是宫廷政变，后来演化成大规模的屠杀战争。“在这之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本来并不尖锐，社会秩序是比较稳定的。干宝描述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晋书?食货志》也说：“平吴之后，……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些话虽有极大夸张，却并非子虚乌有。而从“八王之乱”开始后，情况就大不同了。规模比较大的少数民族起义和流民起义，接踵而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不过二十几年，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不少人认为，“八王之乱”是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建立过多王国造成的。因为曹魏削弱、控制诸王过于之严，因而时人把这看成是曹魏遭到轻易取代的原因，因为这种制度使诸王无力藩卫中央。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晋武帝前后封了几十个同姓王。

 

其实，诸王所食之户，大部分收入也要归中央，诸王只能到手大约三分之一。在官吏的任用上，封国也受极大限制。西晋刚建立时，曾允许诸王自选其文武官，但其实并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中央监督。有些藩王也就不敢、不愿自选官吏。至于军队，封国所拥有的数量并不多。《晋书?地理志》记载是大国五千人，次国三千人，小国一千五百人，且由中央配备。总之，西晋诸王无论财权、政权、军权都受中央政府的限制和控制，实际不过是中央集权制度下一种特殊的地方机构而已，所以诸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留在京师陪伴皇帝，而不乐意就国。“就国”有时甚至于成为削弱权力、勾心斗角的一种手段。所以说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是“八王之乱”的原因，理由并不充分。

 

还有人认为，“八王之乱”虽非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所造成，却是他任诸王以方面重镇、赋予权力过大的结果。这种看法也很可疑。

 

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采纳了杨珧的建议，增封诸王为都督，并调换封国，使与都督所在地相近，以扩大其权力。到太康十年〔290年〕，晋武帝临死前，为了防止叛乱，加强帝室，他再一次增封诸王为都督，任以方面重镇。

 

但是探讨一下都督制度，不难看到魏晋的都督是中央集权下的都督，建立这种机构并赋予它重权的同时，限制与防范也很彻底。

 

第一，都督没有治民权。这样，都督的权力当然要大受限制。

第二，都督没有任命属官的权力。其权归晋王朝。

第三，都督无权自行发兵、募兵。

 

由于都督权重而又受到上述种种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情况：

 

首先，在晋武帝一代，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起的基本上是巩固西晋统治的积极作用。

 

其次，在晋武帝一代没有一个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敢于叛乱。因为他们很清楚，权力是皇帝赋予的，权力虽大，限制极严，一旦用来反抗巩固的中央集权，只会落得可悲的下场。

 

第三，在西晋初期的臣子看来，都督地位虽高，权力虽重，因远在边地，很容易在皇帝面前遭人离间而大祸临头，远不如在京师作官，接近皇帝，讨好皇帝，来得保险，并易于飞黄腾达。

其结果，出任都督如同诸王就国一样，在西晋初年也成为遭到排挤的标志了。综上所述，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个看法：魏晋建立都督，从制度上说，即赋予重权，又极力限制与防范，目的是既要让它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服务，而又不致变成分裂割据力量。从晋武帝统治实践看，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都基本符合这一要求，二十六年中立功累累而无一叛乱事例就是证明。晋武帝认识到这是个成功的经验，所以在世时广泛推行。后代封建统治者也认识到都督制度的作用，所以不仅东晋南北朝继续沿用，而且隋唐至明清的“总管”、“节度使”、“巡抚”等等，也都是以此为楷模而进一步发展建立的。把这样一个显然有利于中央集权王朝的制度，看成是“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恐怕是过于强调了它权重的一面，而忽视了对它限制、防范的一面，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经过种种排他，祝总斌认为“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因素大致可以归结为：晋武帝在世时安排的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

 

晋武帝在世时，根据当时的制度和舆论，可供选择的继位人有两个。一是后来成为惠帝的司马衷，是晋武帝杨皇后所生，上面有位哥哥早死，下面诸弟又都太小，所以泰始三年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但他是个白痴，因而不少大臣主张废掉他。

 

另一个可作为继承人的是齐王司马攸，是晋武帝的同母弟，按照传统制度，不该继位。但他有威望、有才干。《晋书》本传称他“才望出武帝之右”，路人皆知其心的司马昭曾经多次要立他为太子，最终因晋武帝是长子才作罢。所以到晋武帝晚年，朝臣内外，皆属意于他，即便不能作为皇位继承人，也希望能留下齐王攸在京师辅佐惠帝执政。

 

但晋武帝却对齐王攸十分猜忌，从太康三年起，接连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离开京师。这不但表示不以他为皇位继承人，且也把他排斥于惠帝辅政大臣之外。对这一措施，当时有见识的大臣不论同姓异姓，都曾极谏。这场斗争十分激烈。齐王攸本人不愿就国，“愤怨发疾”，以此为理由，“乞守先后陵”，请求不就国。晋武帝又不许。虽然表面上装作友爱，派御医去诊视，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结果攸“疾转笃，犹催上道”，终于“呕血而薨”。

 

晋武帝只想让白痴儿子稳当皇帝，为此他采取以下下下策：

 

第一，为太子的智能低下百般护短，甚至伪造考试答卷。

 

第二，宣扬皇孙聪慧。但这个皇孙并不出色，晋武帝的“恃皇孙”除了种自我安慰外，就是以此给自己坚持传位白痴多找一个借口。

 

第三，替太子安排了无能的辅政大臣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

 

关于晋武帝令人费解的继承安排，梅毅的《华丽血时代──两晋南北朝：人的另类历史》如此揣测：晋武帝司马炎本人所看重的，恰恰是惠帝的儿子司马遹。

 

司马遹，据史书记载，其母谢玖清惠贞正，选入晋武帝后庭作才人，被司马炎已经尝过“鲜”。司马衷十岁被立为太子，一入东宫，选太子妃就被列入首要大事。“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东宫侍寝。”《晋书》中这句话泄露真相，武帝肯定是用过这位貌美如花的谢才人数次，才觉得这位才人聪敏、善解人意，派去给自己傻儿子作性启蒙，以身试“性”，教会傻小子在床上与女人“那个”。“〔谢才人〕由是得幸有身。”贾南风过门后，对太子宫内别的嫔妃可以随意杀戮，对谢才子则不敢。谢才人也知道贾妃奇妒，“求还西宫，遂生愍怀太子〔司马遹〕”。几年后，傻乎乎的太子进宫朝见父皇，见一个三四岁的白胖小子与数位皇子在一起玩耍，非常可爱，便走过去拉着小孩的手嘿嘿傻笑。武帝远远望见，行至近前，对司马衷说：“是汝儿也。”司马衷不明就里，只能跪于地上拜谢。

 

由此，也可以这样设想，司马遹这个漂亮孩子也是晋武帝的骨血，虽然谢才人和司马衷春风几度，但十二、三岁的小孩让人怀孕的可能性毕竟不是很大。晋武帝只把这位处于嫡长地位的傻儿子做个过渡，内心深处盼望小儿子司马遹日后以皇太孙继承帝位。但让晋武帝始料不及的是，太子妃贾南风太阴毒，朝中大臣太没用，自己的司马氏子弟太子不争气，因此，他撒手一死，不仅晋朝很快分崩离析，自己最喜爱的皇太孙〔或皇子〕也最终死于短肥黑丑的贾南风屠刀之下。

 

然而晋武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从这一次次的血腥斗争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特点，即登台表演的主要人物：杨骏──汝南王亮──贾后──赵王伦──齐王冏等，没有一个是有威望、有才干，控制得住大局的，而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手里掌握的却是极度膨胀了的君权，这就不能不启人以觊觎、争夺之心。晋武帝死后“山陵未干”变乱即相继而起，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同样，八国联军之所以能把中国推向全面内乱，就是因为这八国无一国能在中国获得主导权，包括英国在内。1900年至1911年中国全面解体后，欧洲也因为分赃不均而陷入一次大战的全面内战，从而感染了“中国病”──进入战国时代、丧失内在规矩。利用这一空档，日本和苏联开始争霸中国，从而形成新的三国演义──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蒋介石亲美。

 

正如八国对清朝的现代化本来可以有所助益，但中国因为败于日本而陷入内乱从而激起了八国联军，结果导致全面解体；西晋诸王出任重镇本对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巩固而非破坏，转化的关键在于晋武帝死后出现了皇位继承危机，导致八王纷纷入京夺权，结果天下大乱。

 

其次，“八王之乱”爆发的力量主要不是来自重镇诸王的军队，而是来自反对篡逆、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来自‘矫诏”。这正是“八王之乱”的突出特点。正如中国全面解体的动力也不是来自外国军队，而是来自争夺中央控制权的一次次“革命”。

 

当然，和八国联军“战争引起了革命”即八国的入侵引起了辛亥革命不同，八王之乱是“革命引起了战争”即八王的内乱引起了五胡的入侵；和八国联军相同的是，八王之乱同样导致传统社会的全面解体、并推动整个社会在经历了无政府状态和全面改组之后，逐渐形成了南北朝格局。

 

一个暴君终于激活了一群暴君。

 

当然仅仅从政治层面甚至仅仅从人事安排的层面来理解八王之乱，是过于表面化了。类似西晋皇位继承危机的争夺战，在中国历史上多有，如汉初、唐初、明初甚至清初都有。汉朝的诸吕之乱、唐朝的武则天专政另立新朝、明朝甚至发生了燕王篡位的“靖难之役”，而清朝的康熙亲政也有惊无险──为什么汉唐明清的皇位继承危机甚至宫廷政变甚至大规模内战都没有引起王朝覆灭更没有导致社会全面解体？而唯独西晋例外？可见皇位继承危机、宫廷政变、大规模内战常有，而王朝覆灭、社会全面解体、蛮族外敌入侵不常有。因此八王之乱引起西晋覆灭、五胡乱华的根由，可能具有更深的背景──那就是“文化出了问题”，文明史要中断了。类似罗马帝国解体那样的社会危机而不仅仅是政治危机，降临中国了。

 

现在说起“玄学”，似乎总是贬大于褒。其实，玄学正是产生于汉帝国崩溃的时代。正是那个礼崩乐坏时期，士人们对于儒家伦理开始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想从哲学高度找寻真正的“世界本体”，由此，导致了玄学的产生。五四以后，学者刘师培对于玄学有比较客观的阐释：“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虽曰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玄学的思辨精神，对于“谈中之理”、“理中之谈”、“谈中之谈”等等讨论进行了深刻的弘扬，讨论宇宙、人格本体，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才性问题”、“有无问题”、“言意问题”、“有情问题”、“一多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关键的哲学命题，体现了当时学人对于自然和无限的深情追求。当然，渐渐地，玄学也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无聊嘲戏，尤其是日后佛学和玄学合流后，玄学日益消解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世说新语》的《汰侈》篇则记载那个时代奢靡腐败：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尝共诣〔石〕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固，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晋书》中，此事记载见于王恺家，并详载“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不视”〕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做贼。’”

 

《世说新语》的《纰漏》篇则记载了王敦娶晋武帝女儿襄城公主时的一则故事，可见那时人的“文明程度”：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我们为什么耗费如此之大的篇幅来讨论八王之乱？不仅因为八王之乱首开南北朝之局，而且因为八王之乱堪称“暴君创造历史”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要通过一个较大的跨度，去讨论古代南北朝的终结者隋炀帝──隋炀帝同样是“暴君创造历史”的典范，其才具、影响绝不亚于现代的毛泽东。

 

 

[下]诗意的暴君

 

一、残虐同义词：作为暴君的隋炀帝

 

［《隋炀帝研究》1987年2月19日〔暴君论〕］

 

〔一〕历史的文献学

 

隋炀帝即杨广〔569──618年〕，隋文帝杨坚的次子，一生复杂，毁誉参半，他令人费解和惊异的一生，构成政治史上经久难忘的殷鉴，也是文化史上持续不衰的象征。他是隋文帝杨坚和鲜卑族女子令狐氏所生，杨坚篡周建立隋朝后，杨广被封为晋王，年仅十三岁。“权力真好”，除了王位外，杨广还做了并州〔太原〕总管。杨坚所以要小儿担任总管，是吸取了北周没有亲近的重臣辅佐，而被外戚也就是他杨坚自己灭掉的教训。

 

隋朝建立之初，中国还在南北朝对峙中，陈朝据地江南，与北朝抗衡。588年秋，十九岁的杨广被任命为南征军“行军元帅”，率领数十万隋军，突破长江天堑，进据建康〔今南京〕，俘获了藏在井里的陈后主和其贵妃张丽华。后来民间传说杨广迷恋张丽华美色，衍生出许多桃色段子，但多部史料记载，正是杨广亲自下令斩了张丽华。隋文帝于是将陈朝的南兖州改名为扬州，设总管府于广陵。当时，陈朝初平，江南局势未稳，地方豪强地主势力相煽作乱，“婺州人王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憎等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还有不少土豪“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先起淮左、三吴、浙东、浙西，后又蔓延至浙闽。为平定叛乱，文帝改派杨广为“扬州总管，督江都”，总督扬州四十四州军事。“前后七百余战，转都千余里”，终于平定了各地起义。《隋书》因此说杨广“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此后十年在江南担任“扬州总管”。

 

隋兴兵灭陈，其实真正领兵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将领。灭陈后杨广进封太尉之职，向着伟大光荣正确的路上迅跑。此后，杨广也是“屡建战功”：590年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军事革命；600年北上击败突厥。作为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坏的皇帝之一，隋炀帝杨广被很多人比作秦二世胡亥。但平心而论，杨广是胡亥和嬴政的某种相加。从这点来看，他和李世民有些相似，都是次子，都有“统一中国”的战功，都是通过非常毒辣的手段得到的皇位。只不过李世民做事比杨广更加周密，更有城府，更为深谋远虑。

 

杨广的性格很不稳定，糅合了很多正反两方面的特性：既有很强的领袖欲望，又喜背地里寻欢作乐；既有纨绔子弟的下流素质，又有亦文以武的才能。为了得到渴望的权力，他极力伪装；等夺取了政权，他就原形毕露。

 

杨广共兄弟五人，哥哥杨勇是长子，第二便是杨广，老三是杨俊，老四是杨秀，最后是杨谅，最后统统死于他的手下。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有这样一位人物，为了权力，把全家的男性都牺牲掉。

 

为了实现太子、皇帝的梦想，杨广费劲心机。而他的兄弟却缺少这样的精神。结果他的太子长兄就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明明知道杨坚节俭，杨勇却奢侈浪费；明明知道独孤氏嫉妒男子宠幸姬妾，杨勇却张扬地寻欢，还冷落了长辈精心为他挑选的妻子元氏。后来杨勇还多了一条接受百官朝贺的罪状。杨广比杨勇积极上进：知道杨坚夫妇节俭，他就装得简朴，把奢侈隐藏起来。听说杨坚夫妇要来，他就让美丽的姬妾都隐蔽起来，自己和正妻萧氏一同到门口亲自迎接，还让年老丑陋的妇人穿着破旧衣服来侍候杨坚夫妇。杨广的伪装讨得了杨坚夫妇的欢心，他还常给杨坚夫妇身边的侍从送些礼物，这些人回去都说杨广的好话，这双管齐下的作用使杨坚夫妇越来越喜欢次子杨广。

 

为加快夺取太子位置的步伐，杨广一次进宫向他妈告别时突然跪在地上伤心哭起来，他妈问他为什么，他说杨勇想谋害他。他妈因为平时就对杨勇喜爱女色深恶痛绝，听杨广一哭，就深信不疑了。杨广又采纳亲信宇文述的计策，请当朝的重臣杨素来帮忙。杨素很受隋文帝杨坚的信任，为说服杨素帮助杨广向杨坚提出废除太子之事，杨广让宇文述先找杨素的弟弟杨约，因为杨约和哥哥杨素的关系非常密切。宇文述先是陪伴杨约赌博，故意输给他很多的钱，赢得好感后，借机将杨广的意图告诉了他。杨素兄弟最终答应了杨广的要求。在杨素的努力下，清除了支持杨勇的大臣，最后使杨坚下定决心，废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为进一步巩固太子政权，杨广让杨素编造罪名，陷害杨广的弟弟杨秀，使他也被杨坚废为庶人。到了公元604年，杨坚病倒在仁寿宫，杨广贪恋皇位，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就找杨素要主意。杨素的回信被送错了地方，落到了杨坚的手里，使杨坚非常生气。后来杨坚又听说自己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被杨广调戏，更是火冒三丈，要人把杨勇招来，意思是要废掉杨广的太子身份，传位给杨勇。

 

杨广安排在杨坚身边的亲信赶忙把这个坏消息报告给了杨广。杨广立即撤换杨坚身边的人，换上自己的亲信。后来，干脆杀掉病中的杨坚和囚禁中的杨勇，踏着血腥，“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听说二哥篡权夺位，杨广小弟杨谅起兵讨伐，但经过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暴君终于凭借阴谋阳谋，过五关、斩六将，从英雄模范，变成了革命接班人。

 

也许，从文献去探明历史真象的努力，经常会令人失望；但即使冒着落空的危险，历史的研究也还是离不开文献的。我们既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历史研究，并不是求真象，而只是求哲思。

 

杨广即位后对政治制度做了改革，如创建沿用到清末的科举制，进士科的建立为选拔下层分子提供了机会。恢复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保存古代典籍。修订法律，将隋文帝末年严酷的法律予以改革，取消一些残酷的法律条文，或是减轻其处罚的程度。隋朝打破了各地民族间的壁垒，完善了建立大一统帝国所必备的各种国家制度，例如将土地全部分配给农民，对其征税的均田制均以实行，将数目庞杂的法律归纳为五百条的《律》，以及行政法令中《令》的制定，用律宜刑以防犯罪，以律采运营政治方针，这两者是国家的两根基础支柱。确立于隋的这一套《律》《令》，不仅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而且传播得比科举制更广，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历史沿革。

 

杨广还模仿西周，修建东都洛阳。从西周起，陆续有九个王朝在洛阳建都，因而被誉为“九朝古都”。公元605年，他即位第一年，就让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每月都有二百万人在工地上劳动，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外郭城也就是大城，周围有七十里长。里面的皇城是文武衙门办公的地方。再往里，就是宫城，周围有三十里。当时首都长安在西北面，往东的路不太畅通，影响了国家政令的畅达。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还有，在长安的时候，各地的粮食运往长安要费时费力，迁都洛阳便可方便地取得粮食。

 

新都是一座七平方公里见方的大都市，建好后，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迅速发展，中央和地方政治组织各具规模。隋炀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特别注重从中原到江南广集贤财，并积极推进民族大融合。六年时间就完成了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

 

隋炀帝的生活很是奢华，史书上说他每一天都在建造新的宫殿，并征发奇材异石，嘉木异草，珍禽奇兽，置诸园囿；还迁全国富商数万户到洛阳居住，以增繁华；又筑西苑，周二百里，苑内有海，海中三神山上建殿阁，海北修龙鳞渠蜿蜒入海，沿渠建十六院，每院住四品夫人一人主持院事，接待他游乐，宫树秋冬凋落，剪彩绫为花叶，缀满树上，色变即换新的，池沼里也剪采绫为荷、芰、菱、芡妆点。又征发丁男数十万人挖掘自山西龙门到陕西上洛的长堑，作为保护洛阳的关防。还在宜阳县造显仁宫，自长安至江都〔扬州〕沿通济渠造离宫四十多所，又在毗陵东南造离宫十二所，华丽胜过西苑。他还嫌不够，又看天下山川图，挑选好地方造宫苑，例如在山西岢岚燕京山上环天池造了汾阳宫。

 

洛阳供他游乐的很多，龙鳞渠畔十六院的院主们都想尽办法让他享乐，他常在月夜里带着骑马的宫娥数千人去西苑游玩，又集中乐人和舞人三万，把长安和洛阳两个都城的所有锦彩几乎都给他们做了衣服；并调集全国的乐人和百戏到洛阳，供他观赏。他觉得还不够，征丁男一百多万人开通济渠，又开邗沟，这样，自洛阳西苑乘船可直达江都，官吏严厉督工，民夫死去很多。又选龙舟和杂船数万艘。

 

公元605年，他乘四层高的龙舟，率领二十万人出游江都，拉船的壮丁就有八万多人，还不算拉军船的士兵，船队长二百多里，骑兵则沿两岸护送。所达州县，五百多里内的居民都得献美食，吃不完的，出发前挖坑埋掉。到了江都，下令大造车舆仪仗，要各州县送缴羽毛作仪仗的装饰，民众纷纷出动捕鸟，单是造仪仗的工人就有十多万，他每次出游，仪仗队长二十多里。

 

公元607年他又开始称兴北游，征发河北十多郡的丁男凿太行山筑去并州的大路，雁门太守丘和献美食，就升迁为博陵太守，唯独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就令杨去博陵向丘学习。因此，郡县官都献美食。他游到榆林，又征发丁男一百多万人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限令二十天完成，民夫死去十之五六。为保护他游玩，调集军队五十多万人，马十万匹，结成方阵，他和后妃宫眷以及百官家属在中间，出榆林塞，游了突厥人的放牧地后，回到太原，又下令开直路九十里，经过济源回到洛阳。第二年他又出塞，征发丁男二十多万修筑长城。第三年，出游西方，到达青海大通河经张掖回来，在武威县遇大风雪，士卒冻死一半多，马驴冻死十之八九。第四年，又游江都，开凿通杭州的江南河，准备游会稽山。在江都时，他接见地方官，专问献礼多少，献礼多的就提拔，献礼少的就降级，甚至罢官，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职位，就大肆搜括贡献，自己也趁机中饱、贪污。统治秩序大乱，社会分崩离析。

 

 

〔二〕新旧与南北之隙

 

隋文帝杨坚，实乃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年〕在其《历史上的英雄》〔The Hero in History，1943年〕一书中所说的那种“被时势推上者”。这类人影响历史的行为，是在无意间做出的，他们没有过人的资质，没有超凡的能力，也未想要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但他们的有时甚至是在不经意间做出的某种行为，却实实在在地、可见可感地影响了历史。这类可被称为“事变性的人物”，他们不同于“创造事变的人物”，后者影响历史的行为是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做出的；而前者的行为只是机会使然：“事变性的人物是种种事变的创造物──这意味着：由于若干幸运的或不幸的情况天缘凑巧的结果，这个人物立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他采取行动

者放弃行动对于某一重大问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他自己不一定清楚：这是什么问题，以及他的行动或不行动对此究竟有什么影响。……事变性人物带到历史上来的那种平凡的能力和他的行动所发生的非常的影响──这其间是不成比例的。”

 

 

隋文帝结束了魏晋以来的三百多年来的动荡分裂，完成统一大业；同时，创规立制，影响唐宋。他作为一个心狠手辣的篡位者，囚禁并谋杀了自己的外孙，以便夺取其皇位，但我们也知道，他生前身后的社会，其实都是断裂的，仅有表面的统一。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波及面遍及社会的多方面。长期的血腥仇杀使人屈从于武力，伦理道德化为乌有，政治权力空前残暴。在这种世道下，“中国的重新统一”不仅举步维艰，而且成为盗贼行为的借口。南北朝乃是隋唐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乱伦使者。从这个角度看，隋文帝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乱臣贼子，一个超级乱伦者。他的行为比后来杀害父兄的唐太宗、篡夺侄子的明成祖，更加恶劣。他的极度伪善，使得他虽像王莽一样提倡勤俭治国，到晚年仍沦入个人奢侈；从小信佛、老来佞佛，却始终不解佛教的虚无主义；他以“孝”治国，然其家庭却兄弟残杀、父子反目。

 

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说过，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在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算是一种特殊现象，因为短时的全国动员即可使农业财富的丰溢超过预期。韩昇《隋文帝传》认为“政治的腐败首先来自人事的腐败，起源于用人机制的破坏”〔第295页〕；“政治家直接领导学术，则条条框框必多，御用味道浓厚。”〔第362页〕。其实，“用人机制的破坏”，是做人方式的败坏、人性的败坏所致；而“政治家直接领导学术”则体现了人性中邪恶一面在无拘无束地膨胀中。这邪恶的东西要求领导一切、指导一切、凌驾一切、代替一切，扮演四个伟大，参照现代南北朝同样如此。“当权力失去目标而以自身的增殖为目的时，那便沦落为专制主义，这种权力是对社会利益最大的攫取，对这种权力的追求便是人们常说的权力欲或权力狂。一旦陷入这一怪圈，对权力的享受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会让权力拥有者孤独、高傲、冷酷、虚伪、猜忌和渴求荣耀，性格变态而焦躁欲狂。”〔同上第395页〕。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古今南北朝各个朝廷的共同特点，不论其为帝国、民国、党国。

 

“后宫里的文化”则显示：

 

1、杨广“上蒸”与鲜卑风俗：鲜卑与蒙古、突厥、匈奴诸部以及后来的满洲等草原民族的共同特点是女性成员作为财产在家族继承中的流通……所以“乱伦”这一汉化概念不适用于上述鲜卑与蒙古、突厥、匈奴诸部以及后来满洲等草原民族的习俗。显然，就南北朝而言，北朝的乱伦现象远远超过南朝。

 

2、独孤氏〔文献皇后〕的“性尤妒忌”，与鲜卑的女权风俗一脉相承〔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她在皇宫， 后宫不敢给隋文帝送嫔妃，她还敢于杀掉隋文帝看中的女人。这位狼性十足的鲜卑族皇后在 朝中拥有大权，与隋文帝并称为“二圣”。独孤氏还谋划了废长立幼，废黜太子杨勇，改而册立杨广。独孤氏的榜样无疑对后来武媚崛起为“武则天”起了示范作用。武媚就是从“宫中并称二圣”开始其篡位过程的。

 

“社会上的动乱”则显示：隋文帝苦心孤诣建立的隋朝，只存在了三十八年；它之所以比秦朝长不了多少，与隋炀帝在“赋役法”之外横征暴敛，有直接关系。

 

隋文帝崇尚节俭，《资治通鉴》说他“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他沿袭北齐的均田制和赋役法，注意减轻民众负担。北齐的均田制按口分配空荒地，普通民众一夫受田八十亩，一妇受四十亩，身死或年老退还官府，奴婢照样受田；壮牛一头受田六百亩，但不得多过四头；又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麻。隋初的赋役法规定，男女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丁受田纳赋服役；六十岁为老，免赋役，比北齐减少六岁；丁男夫妇为一床，课租税三石，桑土调绢一匹〔四丈〕，绵三两，麻土调布一端〔六丈〕，麻三斤；单丁及部曲与奴婢半课，没有受田的都免课。两年后，隋文帝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服兵役却减少三年，又将每年服役三十日减为二十日，并将调绢减为二丈。后来又规定百姓到了五十岁，可纳庸免服兵役，庸就是免役的人每天纳绢约三尺，是对老年人的仁政。实行均田制和赋役法后，民众有田可耕，赋役较轻，生活有了出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国家的收入不仅不少，反而多了。他称帝后十一年，府库都装满了，只好堆放在廊厅里，并另设左藏院放绢匹。他于是下诏说；“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役减半，功调全免。”他在位二十三年，初时，全国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增加到八百九十万。《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创建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这虽有溢美，但隋祚不长，与如此搜刮不无关系。

 

隋炀帝在赋役立法上并未加重民众的负担，而且还废除了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把男子的成丁年龄放宽到二十二岁。如真能依法办事，隋祚就可能长得多。可是，他有三大爱好促使他在赋役法外横征暴敛。一是大造宫室。二是大游乐。三是大玩战争游戏。他写诗道：“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说明他征辽只是偶然兴起，想打打仗而已。他三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为此征集河北男女一百万人开永济渠，与通济渠相接，两渠共长三千多里。公元611年，他由江都坐船直达涿郡〔今北京市〕，下令调集全国军队到涿郡集中，又在山东东莱海口造船，工人昼夜站水中，不得休息，腰以下腐烂生蛆，死去十之三四；又在河南、淮南、江南造装运军用衣甲帐幕的车辆5万；并征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运粮，船队长一千多里，数十万人在水陆两路运送军用物资，昼夜不停，民夫累病致死，弃尸路边，臭不可闻。牛车被征发完了，又征发人力车夫六十多万人，二人推一车，运米三石，送到集中地时，米已吃完，无法交差，只好逃亡。公元612元，终于集中了一百一十三万人的军队和运送粮饷的民夫二百多万人，行军队伍长一千一百多里；他的御营长八十里，走在最后，他命令诸将的军事行动都得上奏他亲自决断，千里往返，贻误戎机，结果大败。他大怒，又在二年内连续两次征集全国军队进攻高丽，劳而无成。

 

他为这三大爱好置赋役法于不顾，横征暴敛的财物无法计数，被征用的民夫和兵员约一千万万人左右，当时全国总人口计四千六百多万，除去老弱妇幼，丁男的大部份被征调了，以致主产凋蔽，民众无以为生，人相啖食，结果引发了全民起义。

 

文化冲突的牺牲品。十三岁成为晋王，二十岁平陈，三十岁成为皇太子，三十五岁继承帝位，四十九岁死。

 

 

〔三〕文化脉搏大运河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其部分段落始建于春秋时期，至隋炀帝时全线开凿贯通，经唐宋时期的发展，最终在元代形成现在的规模，明清两代又有不同规模的改造和整修。

 

再一个工程就是大运河的开凿。在修建洛阳的同一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在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现在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在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水运大动脉。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大运河还对以后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的元朝、明朝和清朝之所以建都北京，从经济上来看，不能不说和大运河对物质供应的有力保证有很大的关系。

 

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他在位也就是十四年的时间，其他方面不谈，单就大运河一项，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充分肯定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如果我们大胆地设想一下，没有大运河，或许唐太宗李世民也会去开凿的。所以，贞观之治的功绩里面，是不是有一点大运河的因素呢？

 

对于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动机，自古及今，见仁见智，多所争论：其中有“贪恋江都美景”说，有“搜括江南财富”说，有“耀兵江南、挖掉王气”说，还有“攻打高丽”说。

 

张昆河评论隋炀帝开运河说：“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然出于君王游幸之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政矣！”〔《禹贡》七卷一二三合期〕隋炀帝开运河，也和身为晋王具有平陈的威望相关，他从并州总管调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已经埋下伏笔。杨广在江都，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到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被立为太子，前后十年之久。当时的江都郡，是繁荣富庶、人才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享有“天下第一”的盛名。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曾说扬州“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诗人杜荀鹤《送蜀客游维扬》诗中说：“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可见“扬一益二”是当年流行的谚语。而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那时江都郡辖有十六个县，是当时江南地区辖县多、人口众的雄藩大郡。从遗留下来的杨广咏扬州的诗文来看，杨广喜爱江都，不仅是因为江都是个雄藩大镇，还有所喜欢的江都春江花月之美色。他的《春江花月夜》诗的第一首云：

 

暮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

潮水带星来。

 

这诗写出扬州的风光。王夫之评曰：“四句两联，特有贯珠之妙。” 清人朱乾《乐府正义》云：“隋炀自负才高，今观此词，未见其必亡国。如‘暮江平不动’，即唐人能手，无以过之。”“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录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

 

隋炀帝留恋江都、欣羡江都、三下江都是有历史根据的。唐宋人的传奇小说如《开河记》等，写隋炀帝由于怀念江都美景，并为挖掉睢阳王气，而兴工开凿南北大运河。唐人许棠在《汴河十二韵》说：“昔年开汴水，无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也说是“欲东巡会稽”，他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答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资治通鉴》卷181〕在此十分明确讲了两层意思：其一，隋炀帝凿运河是与巡游联系在一起的，他不愿“坐深宫”，他要沿河到各地去“察看”；其二，隋炀帝开凿运河想从根本上解决新建王朝“不能长世”的问题。换言之，隋炀帝四出巡狩，主要是想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履行帝国天子职责，通过巡游了解下情，巩固统治，而不愿效法南朝“亡国之君”坐以待毙。显然，这种“巡狩”已经不是单纯的享乐、游玩，而是一种军事和政治的示威。

 

有的论著说，隋炀帝采取断然措施，开凿大运河的动机“纯属搜括江南财富和个人巡游享乐”。用“纯属”两字判断动机的惟一性，也是失之偏颇的。持有此论者否定了开凿运河和攻打高丽的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资治通鉴》有一段话：隋炀帝将幸江都，“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乍看隋炀帝征高丽是在开凿运河之后将幸江都之时的偶然决策。其实不然。隋炀帝这句诗，实际上是一种“戏言”。征辽这样的大事，哪里可能是“偶然”的呢？隋炀帝对高丽的征战，决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偶然决策。据《资治通鉴》记载，当隋文帝知高丽王高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后，就曾赐玺书斥责高汤曰：“虽称藩附，诚节未尽”，并警告说，王若不“洒心易行，率由宪章”，“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胡三省注曰：“自时隋终以高丽为意。”〔《资治通鉴》卷一七八〕直至开皇末年，隋朝君臣“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

 

隋文帝的决策显然影响隋炀帝，隋炀帝自己也把征高丽称作“承先旨”〔《隋书?艺术传》〕。当年杨谅等率百万之众，攻打高丽，因“馈运不断，军中乏食”等原因而惨遭失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为军事常识。“承先旨”而征高丽的隋炀帝也深明此理。所以，隋炀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开凿南北大运河，以适应攻打高丽的需要。据《隋书?阎毗传》载隋炀帝“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这里充分说明，隋炀帝开凿北运河有其攻打高丽的军事目的。

 

有的论著说，挖掉睢阳王气“实为隋炀帝兴工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动机”。“实为”两字又言重了，把其他因素又排斥了。据明齐东野人所编《隋炀帝艳史》云，听得耿纯臣奏，睢阳有天子气现，昔秦始皇时，金陵亦有王气出现，始皇使人凿断砥柱，后来王气遂灭。如凿河从睢阳境中穿过，天子之气必然挖断。此河一成，又不险，又不远，又可除此一段后患，岂不美哉。隋炀帝听后甚喜。于是决定凿河。在《艳史》中作了这样的描写：当凿到了雎阳境时，有一所古时的堂屋拦住了运河的开凿，四周都是白石砌成，十分坚固，用锹锄铲锤，无动分毫，传令石匠去凿，也不曾凿一个痕露。在门上，用绝大的石柱板挂起来去撞，也无动分毫。当运河凿到睢阳时，令城中百姓搬迁，拆毁房屋以利兴工。城中官民不肯，纷纷向河官要求改道，其中一百八十家大户，凑有黄金三千两去进贡官吏，以求改道。河官搬出圣旨，说是奉旨开凿此城，泄去王气。明代小说源于唐人传奇《开河记》，小说固非信史，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谓凿穿王气，实质反映着巩固隋王朝的强烈要求。

 

他第一次到南方巡游江都时，乘坐的龙舟就高有四十五尺，宽五十尺，长达二百尺。上下还分为四层，有正殿、超堂，还有侍臣们的住处。里面用金银珠宝装饰得富丽堂皇。其他的人，如皇后、嫔妃、贵人们也各自有独立的船只。但算随行的其他船就有几千艘，前后绵延达二百里之远。两岸之上还有骑兵护送。路过的州县，五百里以内的都要殷勤供应，最后吃不完的就地掩埋。

 

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一样，是名垂千古的伟大功业。营造东都洛阳，意在控扼山东，是强化中央政府控制能力的很必要措置。其他如掘长堑、置关防、修驰道、筑长城等大型工程，都旨在加强国防。至于置仓储粮、三巡江都，更是为了沟通加强南北的经济文化联系。炀帝又出塞北至草原牧场，巡抚突厥，亲临青海，击破吐谷浑，于其地设置郡县，并西出玉门关，经略丝绸之路。炀帝还是一个出色的诗人，自小善属文，诗赋雄丽；又倡导艺术，赏析书画，繁盛百戏。在文治方面，创设进士科，正式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并兴办学校，敦奖名教，统一经学，整理图籍，儒道佛三教并重，积极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者的结论是：隋炀帝功业显隆，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隋炀帝打第三次去江都走上了末路，在那里住了一年多，看着自己的江山在各地起义的冲击下慢慢瓦解，无法挽救，各地将领纷纷独立自保，甚至割据称帝。从太原起兵的李渊虽然没有称帝，但在攻下长安之后，拥立自己的孙子杨侑称帝，尊自己为太上皇，表面上是让他退位，实际是为李渊自己称帝做准备的。

 

历代皇帝，兴修水利，用人最多，投资最大，费时最长，当数隋炀。京杭大运河经六省市，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凭空挖河，全长一千七百余公里，与万里长城一样，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使中国蒙利。评价大运河工程，人们的心情是矛盾的。白居易在长诗《隋堤柳》中悲哀吟唱：“二百年来汴河路，露草荒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与白居易同时代的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给功不较多。”把隋炀帝比作了治水的大禹。皮日休的逻辑是这样的：大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隋朝为唐朝奠定了基础。从此，南北贯通，舟楫之利，漕运繁华，历代不绝。

 

 

〔四〕隋炀帝的躁动

 

隋在统一中原后，迅即重开丝绸之路。隋炀帝在青海西平〔今乐都〕“陈兵讲武，演习军事”。击吐谷浑、俘允可汗，十余万众降隋。自西平、临羌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土地尽归隋有。炀帝后到张掖，突厥官员献西域数千里之地，结束东汉末以来中原战乱而阻断的丝绸之路。隋炀帝和汉武帝一样，以战争手段再开西域交通。在均田制使国家权力强化的前提下，裴矩还进而提出：“浑、厥可灭，混一戎夏。”炀帝也萌发雄心壮志，欲步秦皇、汉武后尘，重建大业。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隋炀帝亲巡河西，六月至张掖，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唯一到达此地的中原天子。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拜于道旁。

 

同样是亡国之君，隋炀帝主观上极欲成为圣君，绝非前朝昏庸之君齐后主、陈后主等辈可比，倒是后朝圣君唐太宗与其有着十分相似的资质、经历和功业。再后来，他陷害了其兄，自立于皇太子。三十五时杀父继位，成为隋朝的第二代皇帝。甚至李唐王朝的渊源，也像杨隋一样具有鲜卑渊源。早在宋代，朱熹便在《朱子语类》论曰：“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此处的“夷狄”，就是指鲜卑。近人陈寅恪更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考证出李氏家族并非出自西凉王室与关陇贵族李氏，只是河北赵郡李氏的一个小支系，而此支系所处地域即在鲜卑拓跋氏北魏政权治下。这支李氏的先祖中有两人，一名李初古拔，一名李买得，汉姓而鲜卑名，据此陈氏断言，李唐皇室之祖或是汉人被赐以鲜卑名，或是鲜卑人被赐以汉姓。

 

从逻辑上看，李唐源出鲜卑，是鲜卑人而被赐以汉姓的可能性更大。其论据在于：

 

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之后，推行汉化，大量鲜卑人被赐汉姓。据《魏书》记载，当时普遍改鲜卑复姓为汉化人群的单姓。皇帝拓跋氏改为姓元，拓拔鲜卑的八大部落也都封赐汉姓。《魏书》记载了当时封赐的一百一十八个鲜卑汉姓。孝文帝还常为那些受赐汉姓的鲜卑名者改汉名。如：穆泰“本名石洛”被孝文帝赐名“泰”。然而，汉人被赐鲜卑名的，则未见记载。据此则李氏先祖之“李初古拔”与“李买得”，较不可能是汉人被赐以鲜卑名，而较可能是鲜卑人被赐以汉姓──当其时，汉化乃主流，汉人被赐以鲜卑名的可能性更小。

 

据《魏书》，鲜卑达阇部落便是被赐李姓。李氏先祖李初古拔与李买得很可能就是鲜卑达阇部人。按《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宋书?柳元景传》等记载，李渊祖父李虎有兄名“起头”，有弟名“乞豆”，李起头之子名“达摩”，都是胡名。而李氏皇族曾有多次乱伦之举，如太宗纳弟媳，高宗纳其父才人，玄宗夺占子媳，皆不似汉化人群的做法，反与与吐谷浑、鲜卑、突厥诸族习俗相合。

 

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李氏自言高祖李渊七世祖为西凉武昭王李暠，唐僧人法琳却冒险驳斥此说于李世民之前：“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 唐《隋唐嘉话》记载，单雄信更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为“胡儿”。《旧唐书》亦云李渊曾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

 

综上所述，李唐源自鲜卑之可能性极大。退一万步讲，就算李氏祖辈出自华夏，然数代与鲜卑杂居、通婚，几已同化。如李渊之母独孤氏，李世民之妻长孙氏，都是鲜卑人。

 

《隋书》记载，隋炀帝烝其后母陈氏，“及炀帝嗣位之后，出居仙都宫。寻召入，岁余而终，时年二十九。帝深悼之，为制《神伤赋》。”这里的情节很像是后来唐高宗与武媚〔武则天〕的戏剧性关系。不过这是一个悲剧，而武媚演出的则是丑剧和闹剧。也许是武媚从反面吸取了陈氏教训，于是自己起来主宰皇帝的命运。

 

杨广的乐府《锦石捣流黄》〔二首〕所描写的浪漫情怀，绝对不是附属于任何帝王生活的状态：

 

汉使出燕然，

愁闺夜不眠。

易制残灯下，

鸣砧秋月前。

〔其一〕

 

今夜长城下，

云昏月应暗。

谁见倡楼前，

心悲不成惨。

〔其二〕

 

这表明，杨广要么是模仿南朝乐府，要么是渴望放浪形骸。而综合他的一生形迹来看，恐怕是后者居多。这在他即位第一年就四处用兵的举动就可以看出端倪来了。这年，与鲜卑同属东胡的北方契丹族侵扰营州，杨广派出将领予以击败。如果说这这还是迫不得已的自卫，那么两年之后，杨广大规模开发经营西域，就不得不解释为“对于异域陌生的冒险渴望”了。

 

以前隋朝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后来裴矩上疏主张开发经营西域，得到隋炀帝赞同，因此派兵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大障碍。然后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流官治理。但由于诗人情怀，隋炀帝所做的只能是赔本买卖。他用钱诱使贪婪的西域商人来进行朝贡贸易，并命令所过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西域商人，这种朝贡贸易其实是“朝贡”而不是“贸易”。

 

本来，贸易应该是互利的，但朝贡贸易的思想指导主要是向夷狄炫耀天朝的富有，所以隋炀帝在经济上只能赔钱。在西域商人走的时候，还要给予很多赏赐。公元610年的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演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达一月之久。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让西域商人免费食宿。这到来了现代“国际会议”的先河：旅费自理，食宿全包。

 

举凡隋炀帝的建新都、开运河、下江南、征高丽，都带有相当程度的躁动性质。他好大喜功，为使行政区域的划分可以“摄制四海”，学习秦王而重设郡县制，并且大大扩充了郡的辖境。除了整治内部隋炀帝还把目光投向扩展和巩固疆域。隋大业七年，连年征发天下之兵，三次亲征高丽，劳民伤财，这也是造成隋政权颠覆的一个重要原因。隋炀帝致力于建设新国家，但是隋朝建立后不足三十年就灭亡了。为其部下宇文化及等缢死。而宇文氏正好是他父亲所篡夺的北周皇族姓氏。正如瓦解秦朝的赵高，正是被秦国坑害了四十万降卒的赵国遗民。天道恢恢，疏而不漏。

 

即使是隋朝灭亡前夕，各国也还臣服于大隋王朝。还给隋朝进贡送贺礼。“〔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隋书》 他不仅作为古代南北朝的终结者，而且作为唐风宋韵的播种者，不能流芳百世，可能遗臭万年。这双重身份实际上又是同一的。简言之，隋炀帝政治上的大失败，不仅是由于其个性的偶然因素，而且发自当时文化的必然命运。当隋室以军事力量结束了南北朝两百七十年的分裂、对峙，马上面临一个新问题：南朝文化对北朝文化的冲击。这各冲击的严重程度，对隋统治集团几乎构成了一个陷井。

 

 

〔五〕杨广与帝辛比较

 

作为暴君研究的一个必要项目，我们可以把隋炀帝与古代传说中亡国暴君的模型──“帝辛”〔商纣王〕，来做一个比较：

 

〔1〕两人都是著名的亡国之君。而且都以残暴著名。也就是说，他们一度曾经非常强大过的。

 

〔2〕两人都因为改革失败而亡国。帝辛的详迹也许是不可考的。但隋炀帝却实在是因为全盘南朝化的改革而招致覆灭的。

 

〔3〕继他们而起的都是强有力的新朝。而且都是以实施“王道”〔亦即“间接统治”〕而著称的新朝。

 

〔4〕两人的长相都很漂亮，具有个人魅力，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想必帝辛也很有些“才子气”，从留下的诗歌来看，隋炀帝无疑是有的。

 

〔5〕两人的失败的直接原因都在于连年对外用兵，从而为反叛者所利用。无疑的，反叛者基本上是承袭了他们所开创的一代家业的。

 

〔6〕我们观察到，隋炀帝作为北方人却先后三下扬州，直至兵变死在扬州、葬在扬州，这和帝辛同样作为一个北方人却屡征东南夷，最后因此亡国的悲剧历史，几乎异曲同工，仿佛不谋而合。

 

扬州，作为一个王朝的缩影，留下了隋炀帝很多故事。扬州，是隋炀帝事业的起点、生命的终点。在今扬州市北六公里处的“邗江区槐泗镇雷塘”北侧西北槐泗乡，有一堆不到五米的黄泥土坟，只剩一丘荒冢、半截残碑，它就是隋炀帝之陵。这里虽叫雷塘，但并不经常有雷击事件。但2004年7月24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此处突遭雷击，碎石乱飞。当时突然一声惊雷在陵冢上面炸响，雨停后，发现陵冢正大门的门柱被雷电击毁。他们原打算修复，但旅游局的人说，还是保持原貌好，于是就一直保持当时雷击后的原样。这次雷击事件发生后，当地传言说隋炀帝荒淫过度，天理不容，是老天爷在惩罚他。至今隋炀帝陵冢南门〔也叫朱雀门〕西侧的廊柱上，一大块石板脱落在地，旁边一块醒目的“雷击简介”牌子，上书：“传说隋炀帝杨广在位暴政，荒淫无道，天理难容，在观音山第二次下葬，正在收殓的时候，突然狂风四起，雷电交加，延误了下葬时间。”

 

进入陵区，高大的石牌楼横梁上写着“隋炀帝陵”斗大的四个正楷字。陵园占地三万平方米，从南向北依次建有石牌坊、陵门、雷塘、石桥、祭台、神道、城垣、石阙、陵冢等，整个帝陵形制独特、气势雄伟，是典型的隋唐建筑风格。墓冢为规整的平顶金字塔形，高十二米，四边均为规则的等腰梯形。墓前巨型墓碑刻有“大清嘉庆十三年在籍前浙江巡抚阮元建石”，“扬州府知府汀州伊秉绶题”。

 

隋炀帝陵墓曾有过六次修建、迁移。公元618年，隋炀帝死于叛臣宇文化及的“江都宫变”，当时，肖皇后和宫人只能以床板为棺，草草将其葬于江都宫流珠堂，是为初葬。后江都郡守陈棱念隋炀帝旧恩，在宇文化及率部离开江都后，集部众身穿孝服为惨死的隋炀帝发丧，并改葬于江都宫成象殿吴公台下。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渊下令把隋炀帝陵迁到雷塘，也就是现在的位置。第四次，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肖后病死，唐太宗下诏将其“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同时对陵墓进行了整修，这应该是隋炀帝陵最完整、最具规模的时期。但由于千百年来自然和人为破坏，隋炀帝陵墓的木构建筑遭毁，迄至清代初，仅存一坟土陵而已。第五次，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扬州乡贤、清代大学士阮元经考证并出资加以修复，并嘱扬州太守伊秉绶书墓碑。第六次，1999年，扬州市政府部门出资修复原样，于2000年10月竣工。陆元龙介绍说，清朝后的一百多年来，这里只剩下个大土墩子，当地百姓称其“皇阿墩”。由于都认为隋炀帝是个“倒霉皇帝”，墓中不会有什么值钱的陪葬品，所以迄今未遭盗掘。即使“文革”中有人曾把土墩挖开，露出了墓穴上巨大的青砖石板，但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来人，将土封上，制止了一次革命行动。

 

隋炀帝身后骂名滚滚。第一个咒骂就是“炀”字，是杨广被杀当年，由隋朝的叛臣、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加的谥号，表示“好内怠政”、“外内从乱”，为“下谥”、“恶谥”。后世对隋炀帝的评价，主要来源于唐朝史官编纂的《隋书》。在后人眼里，隋炀帝是“天下第一荒淫皇帝”，此评价似乎千百年来已成定论。唐朝所修《隋书》，其目的是为了吸取隋亡教训、巩固李唐政权，自然将前朝皇帝贬得很低。后世承袭《隋书》之说，再加上小说、传奇的渲染，隋炀帝更成了历史上最荒淫无道的皇帝。所以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较长的王朝，其皇帝的名声相对较好；中国历史上较短的王朝，其皇帝的名声相对较坏──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

 

尤其中国的每一部“正史”，都是由改朝换代的胜利者们组织御用文人集体纂写的，而所谓的“集体”其实是一个既不需负责、有没有廉耻的东西，可以让恶势力恣意膨胀。可惜读者往往忽略了这个基本事实：新王朝为了突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免要对自己刚刚推翻恶言相向、曲笔删改，结果给后人留下了众多的疑案和迷案。例如，胜利者还编造出这样的故事：传说隋炀帝曾顾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真是个好脑袋啊，不知道最后谁来砍下它来？”〕

 

为什么说这是编造的故事呢？因为故事的唯一见证人萧后，曾经先后服侍过五位男人：隋炀帝、自称许帝的宇文化及、窦建德、突厥处罗可汗、唐太宗，《隋书后妃列传》也为她惋惜说“萧后初归籓邸，有辅佐君子之心。炀帝得不以道，便谓人无忠信。父子之间，尚怀猜阻，夫妇之际，其何有焉！暨乎国破家亡，窜身无地，飘流异域，良足悲矣！”她的证词可靠吗？我想，这也许是其在“大唐贞观四年……归于京师”之后，为唐朝的合理性所作的证言吧。无论如何，618年隋炀帝被宇文化及的兵变所杀是确定的。历史学家们不禁想到：隋文帝杨坚原来夺取的是北周宇文氏的帝位，最后自己的儿子又被宇文氏的人所杀，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小圆圈。

 

 

〔六〕隋炀帝的遗产

 

隋炀帝的悲剧就在于：一个坚硬、质朴、粗犷的北方心灵过深地陶醉在南朝文化的灿烂阳光中，以至瓦解冰津，彻底毁灭了。

 

例如，不论他“上烝”的后母陈氏宣华夫人，还是婚配的正妻萧后，都是南朝帝室公主。后者的戏剧性不亚于前者：“炀帝萧皇后，梁明帝岿之女也。江南风俗，二月生子者不举。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养之。未几，岌夫妻俱死，转养舅氏张轲家。然轲甚贫窭，后躬亲劳苦。炀帝为晋王时，高祖将为王选妃于梁，遍占诸女，诸女皆不吉。岿迎后于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于是遂策为王妃。”〔《隋书后妃列传》〕

 

他显然忘了：只应在文化的形式方面交融南朝；而不应在精神方面效颦在施，他忘了自已的国本在于鲜卑式的刚健精神，南朝文化本应当作装饰品与调味品的。李唐皇朝的皇帝们在此效为明智，走得没有炀帝那么远──显然是由于看到了“殷鉴”。未来的中国人在统一了中国之后也应念念不忘这个文化史上的严重教训。否则，历史的惩罚就不能避免。

 

1、南北朝对峙的原因：两股文化势力。它的由来：五胡携带的文化要素。以及西域佛学东渐的影响。

 

2、五胡的递兴，不是由于它的武力，不是由于它的人口，更不是由于它们的组织能力。它们的兴起，是由于它们所涵有的新兴的文化力量。历史告诉我们：武力──若地恰当的文化力量作为后盾，则是不可能的。它们各自的文化力量有其不同程度的差别；故而有的倏然消灭；有的却能一直坚持数百年。若将五胡等量齐观，则是十分可笑的。

 

3、“五胡”的大举入侵，其终局是造成了一种强大的种族及文化运动。这种文化运动──不仅造成了南北心理上的对峙，不但造成了南北分裂的定局：而且，也使得南北的分道扬镖成为可能。不但北朝文化的形成得力于这一运动，而且南朝文化也是“五胡”乱华的副产品。没有隔离与压力──南朝文化是难于想象的。

 

4、前人只注重南朝文化，却忽略了北朝文化。这十分浅见。给唐宋无明清的历史以莫大动力者，实为北朝文化──至于南朝文化，不过是提供了必要的服饰。

 

5、隋炀帝作为“倾慕南朝的牺牲品”。文化心灵压倒了政治心灵。他的灭亡说明北朝的政治文化其实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以致达到“持之者生、弃之者死”的地步。在综合意义上，北朝政治文化的对于唐宋元明清的作用要超过南朝的艺术文化。

 

南朝则文化日盛，版图日蹙、偏安一角。它的价值和“积极意义”又何在呢？显然，它为唐代文化国家的诞生准备了传统性的延续的文化种子。有谁会否认：隋唐新文化就其形式言，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承袭、发展了南朝文化：从诗词到工艺，从哲学到言语、社会生活的各个文化层面莫不如此。

 

 

二、时代祭品：作为诗人的隋炀帝

 

〔一〕文化融汇的逆子

 

人是复杂多面的。如隋炀帝杨广者，作为政阀世所共知；但作为诗人则受到遗忘。就其历史命运言，诗与政治原不可分；但也正因如此，作为诗人的他，也通过其声，向后人流露了那时代的内幕。

 

下面我们可从“海榴诗”的演化来看待相关特点。

 

约成书于北魏正始四年至北魏末年之间〔507──534年〕的《魏王花木志》，曾记载当时两大类茶花的称谓。一是已定都河南洛阳，疆域已达淮河以南的北魏“海石榴”；一是西南地区的“山茶”。原产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茶花──也称海榴、海石榴，在南朝文化相北朝地区的扩张过程，也变成观赏性花卉，并被诗人们吟咏。而最早写海榴诗的，则是南中国的陈朝代官至尚书令的江总〔519──594年〕。他在《山庭春日》诗中写道：“岸绿开河柳，池红照海榴。”在春天的山庭，河岸上柳树的绿叶挂满枝条，池塘边海榴的红花映照水面。写了花色：红色；点明花期：春天；还说明了当时人们已在山庭旁造景：植杨柳、栽茶花。

 

第二位写海榴诗的，就是大暴君隋炀帝杨广。例如他的《宴东堂》诗开头四句是：“雨罢春光润，日落暝霞辉。海榴舒欲尽，山樱开未飞。”隋朝东都洛阳，有著名的原晋宫大殿“东堂”。隋炀帝在此歌舞宴乐，作诗时自然叙东堂景物：春日雨后，晚霞映辉，海榴舒展盛开，樱花含苞待放。诗中的“春光润”和“舒欲尽”，点明了植于东堂的海榴正处于花期盛极将衰之际。

 

江总和杨广的诗，都写海榴盛开于春天。唐李嘉佑的海榴诗曰：“江上年年小雪迟，年光独报海榴知。”则写冬末小雪飘落，海榴花开独报春。皇甫冉写海榴“犯雪先开”。其弟皇甫曾则写“腊月榴花带雪红”。韦应物亦写道：“海榴凌霜翻。”温庭筠的诗也写了花期：“海榴红似火，先解报春风。”而皮日休诗曰：“一夜春光绽绛囊”，即春天早晨绽开大红色的花蕾。诗人接着还用“化赤霜”的比喻描述了海榴的花期。元稹的诗写“早春”时节“海榴红绽”。他们肯定都读过隋炀帝的大作。

 

杨广的有些作品民经达到相当高的造诣，其悲秋诗“断雾时通日，残云尚作雷”在似乎不经意中透露了一种深刻的哲理。在一组分别题名为《晚春诗》、《夏日临江诗》、《悲秋诗》、《冬夜诗》的四季歌中，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诗化意义上的四季的典型特征；唱出了人处在四季变化这种宇宙的秩序与节律中的情景交融；并展示了那时代、那阶层人们的生活：

 

洛阳春稍晚，四望满春晖。

杨叶行将暗，桃花落未稀。

窥簷燕争入，穿林乌乱飞。

唯当关塞者，溽露方霏衣。〔春〕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夏〕

 

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复来。

露浓山气冷，风急蝉声哀。

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苔。

断雾时通日，残云尚作雷。〔秋〕

 

不觉岁将尽，已复入长安。

月影含冰冻，风声凄夜寒。

江海波涛壮，崤潼坂险难。

无因寄飞翼，徒欲动和銮。〔冬〕

 

从诗歌的形式上看，这已是不折不扣的“五言律诗”了。通过对宇宙所进行的生命化活动，把自已的感情注入到宇宙的节律与秩序中；从而，赋予人类的感觉世界以某种近乎永恒的价值。说杨广的诗开唐诗的风气之先，甚至具有唐诗的风韵，也许并不是一个过份的评断。

 

在意境的刻划方面，另有一首无题诗〔或曰《野望》〕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寒鸦飞数点，流水浇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其中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韵味；以清新朴素的诗句，表达了明净优雅的意境。在陈隋之际的靡靡诗音，此诗显得尤为可贵。不仅如此，此诗还影响深远：宋代词人秦观的名作《满庭芳》就是从中化出：“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隋炀帝《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在“诗人杨广”的诸多作品中，较为出色的是那些真情流露之作。这时，诗人放下了他一贯端着的帝王之尊架势，也收剑了因无所不能的权力而产生的玩世不恭态度；而能以一种比较真诚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自已、对待生活。

 

如《月夜观星诗》，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团团素月净，翛翛夕景清。

谷泉惊暗石，松风动夜声。

披衣出荆户，蹑履步山楹。

欣睹明堂亮，喜见泰阶平。

觜参犹可识，牛女尚分明。

更移斗柄转，夜夜天河横。

徘徊不能寐，参差几种情。

 

第一个四句写出了夜景的空灵；第二个四句描划了人的感应；第三个四句把宇宙的永恒展示了出来。末两句道出了作者通过景物和人物外在行为的描写，点出了人在宇宙中的心情。这种心情，是人在大自然的广漠无垠中，感到自身微渺与脆弱时产生的，因而是普遍的，可以交感的。这种心情又因其复杂及不可说清，只能以“参差几种情”的模糊表述去姑且说之。

 

北朝至隋初，受南朝文风影响，不少文人喜用艳丽词藻，虽有北朝民歌朴实传统，却未居压倒一切之势。诗歌方面，由于南北统一，南朝的绮丽文风和北朝的质朴气息，日益合流：南朝宫体诗词藻华丽，志气不强；北朝诗歌质朴刚健，缺少文采。两者互补后，诗歌内容与形式趋向统一。隋炀帝《晚春》和《临渭源诗》可以列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窥檐燕争入，

穿林鸟乱飞，

唯当关塞者，

浓露方沾衣。〔《晚春》〕

 

风归花叶散，

日举烟雾收，

直为求人隐，

非穷辙迹游。〔《临渭源诗》〕

 

盛唐诗坛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新动向也和隋初政策有关：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诏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结果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文表华艳而得罪”。由此可见唐代“古文运动”其实得力于隋朝政令的先驱作用。

 

 

〔二〕《饮马长城窟行》

 

古代北朝那些具有蛮族血统的皇室，仰慕南朝传统深厚的文学艺术，竟至于多次截留南朝使臣。南朝诗人在出使北方时，常被北朝扣下。著名诗人庾信、王褒和徐陵，都受到过这种“礼遇”，忍受家庭离散的悲剧。完成了大一统的隋朝更是如此，十分优待那些南朝降臣，常和他们一起吟诗作赋。隋炀帝喜欢南方宫廷诗歌较为成熟的技巧，但作为一个野蛮的暴君，又很难消受纤弱的文风。为给群臣示范，他就把北方的铁马秋风重新带进了靡靡诗坛。推陈出新因而开风气之先，这是杨广诗歌一个特点。

 

例如《饮马长城窟行》，原为汉乐府相和歌旧题。初起时多与边戍有关。后代人士拟作，承继了这一传统。然后，在同一之下，寄寓的精神是悬殊的。隋炀帝西巡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千古名篇，后人对此评价极高，试比较一下：

 

汉乐府  陈琳  杨广

 

青青河畔草，饮马长城窟，  肃肃秋风起，

绵绵思远道。水寒伤马骨。  悠悠万里行。

远道不可思，往谓长城吏，  万里何所行？

宿昔梦见之。慎莫稽留太原卒！  漠漠筑长城。

梦见在我傍，官作自有程，  岂台小子智，

忽觉在他乡。举筑谐汝声！  先圣之所营。

他乡各异县，男儿宁当格斗死，  树兹万世策，

展转不相见。何能怫郁筑长城？  安此亿兆生。

枯桑知天风，长城何连连，  讵敢惮焦思，

海水知天寒！连连三千里。  高枕于上京！

入门各自媚，边城多健儿，  北河执武节，

谁肯相为言！内舍多寡妇。  千里卷戎旌。

客从远方来，作书与内舍，  山川互出没，

遗我双鲤鱼。便嫁莫留住！  原野穷超忽。

呼儿烹鲤鱼，善待新姑嫜，  摐金止行阵，

中有尺素书。时时念我故夫子！  鸣鼓兴士卒。

长跪读素书，报书往边地；  千乘万骑动，

书中竟何如？君今出语一何鄙！  饮马长城窟。

上言加餐食，身在祸难中，  秋昏塞外云，

下言长相忆。何为稽留他家子？  雾暗关山月。

生男慎莫举，  缘岩驿马上，

生女哺用脯！  乘空烽火发，

君独不见长城下，  借问长城侯，

死人骸骨相撑住？  单于入朝谒。

结发行事君，  浊气静天山，

慊慊心意间，  晨光照高阙。

明知边地苦，  释兵仍振旅，

贱妾何能久自全？  要荒事方举。

  饮至告言旋，

  功归清庙前。

 

后人评论此诗“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相映成趣于“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喝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而在清人朱乾看来，甚至曹操的《苦寒行》所表现的悲情亦是作伪，是“盗《毛诗》而篡”，并感叹“吾闻大盗盗律，更有大者盗经”〔《乐府正义》卷七〕。

 

有趣的是，在向以绮丽淫糜著称的陈叔宝〔陈后主〕的笔下，也有一首《饮马长城窟行》叔宝与杨广，可谓同时代人。但叔宝与杨广的同题诗，却有不同的风格。为资比较，特录于下：

 

征马入他乡，

山花此夜光。

离群嘶向影，

因风屡动香。

月色含城暗，

秋声杂塞长。

何以酬君子，

马革报疆场。

〔陈叔宝：《饮马长城窟行》〕

 

杨广《饮马长城窟》中的军事热情，与陈琳的反战及陈后主的模棱两可相比之下，是很不相同的，甚至可说“意象全异，意向尽反”。叔宝的《饮马长城窟》，是南朝文化的典型产物。在这首极为罕见的歌颂壮士的诗中，仍然脱不尽齐梁以来已成传统的香脂气和粉黛色。“花枝此夜光”削弱了“征马入他乡”的豪情，“因风屡动香”则大大雌化了“离群嘶向影”的雄姿。

 

这两位警醒千古的“炀帝”与亡国之君，这两位把个人的艺术冲动置于全社会的幸福之上的末代皇帝，在基本的诗风上却显示了根本的异向。这一区别，与其说是来自个性，不如说是来自文化的土壤。北朝文化的尚武性格，在隋炀帝这位倾慕归化南朝文化的诗人身上，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不失为一个主要方面。后来，正是这种性格的恶性发展，把他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从而加速了隋朝的复灭。

 

在隋炀帝描写帝王生活的宫庭诗中，有两首应予特别注意。一是《冬至乾阳殿受朝诗》，一是《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两诗都大力表现了自己的帝王尊严和世俗荣耀心理，但由于所面这对象不同──前诗所对为群臣，后诗所对为外族──故两诗的风格迥异。

 

在研读前一首诗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与《隋书?音乐志?中》所载的周宣帝祭献周武帝的《皇夏》乐辞，有奇妙的平行关系。试将两篇诗歌并举如下：

 

 《皇夏》乐府 《冬至乾阳殿受朝诗》

 

  南河吐云气，  北陆玄冬盛，

  北斗降星辰。  南至晷漏长。

  百灵咸仰德，  端拱朝万国，

  千年一圣人。  守文继百王。

  书成紫微动，  至德惭日用，

  律定凤皇驯。  治道愧时康。

  六军命西土，  新邑建嵩岳，

  甲子陈东邻。  双阙临洛阳。

  戎衣此一定，  圭景正八表，

  万里更无尘，  道路均四方。

  烟云同五色，  碧空霜华净，

  日月并重轮。  朱庭皎日光。

  流沙既西静，  缨珮既济济，

  蟠木又东臣。  钟鼓何鍠鍠。

  凯乐闻朱雁，  文戟翊高殿，

  铙歌见白麟，  采眊分修廊。

  今为六代祀，  元首乏明哲，

  还得九疑宾。  股肱贵贤良。

舟檝行有寄，

庶此王化昌。

 

对此通读一遍，自不难发现这两代帝王之诗间的相似。我认为，这是晚于周宣帝数十年的隋炀帝〔周宣帝的是隋炀帝姐姐的公公〕刻意模仿那首在周隋间十分著名的《皇夏》乐辞的结果。周宣武的祭辞流畅自如，隋炀帝的诗作反倒显得矫揉造作，有明显的仿作迹象。

 

相比之下，《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虽然也是有关“国事活动”的，却要自然流畅的多：

 

鹿塞鸿旗驻，

龙庭翠辇回。

毡帷望风举，

穹庐向日开。

呼韩顿颡至，

屠耆接踵来。

索辫擎羶肉，

韦鞲献酒杯。

如何汉天子，

空上单於台。

 

不仅如此，杨广的《北乡古松树诗》与刘桢的《赠从弟》之二也有一比，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刘桢《赠从弟》之二杨广《北乡古松树诗》

 

  亭亭山上松，  古松惟一树，

  瑟瑟谷中风。  森竦讵成林？

  风声一何盛，  独留麈尾影，

  松枝一何劲。  犹横偃盖阴。

  冰霜正惨凄，  云来聚云色，

  终岁常端正。  风度杂风音，

  岂不罹凝寒？  孤生小亭里，

  松柏有本性！  尚表岁寒心。

 

刘桢诗所述者是其“理想的人格”，而杨广诗所述者实为“矛盾的心情”。刘诗侧重写声音，通过松与风的较量，抒写自已的理想人格；杨诗侧重写形色，通过古松在空间中的孤立，描写自己高处不胜寒的心理处境。

 

 

〔三〕《白马篇》的比较

 

 

诗歌的内容，从来都是通过诗歌的形式而为人们所感知。离开形式，人们并不能做成什么。但在相思的形式之下，内容却可以不断改变──这就是诗歌的魅力所在。而且诗歌内容的变化，还比诗歌形式的变化迅速得多。有时在内容和形式之间还造成了某种脱节与某种分裂。例如现代南北朝的军阀用“沁园春”的词牌用来撰写反诗，倒是一个发明；也许这不是发明，而是因为那人不懂诗词的蕴含。这种艺术的分裂有时好会造成社会结构的溃崩。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现代南北朝的军阀如此，古代南北朝的隋炀帝以如此。“名实不符”不仅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痼疾，也是内在生命力不足的体征。

 

《白马篇》题原出汉乐府杂曲歌齐瑟行歌辞。当然，和自古以来借用汉乐府歌题进行创作的其他作品一样，列名在《白马篇》题之下的各诗人的作品，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风格和内容上，差异都极其显著。这一情况，与唐宋以后的新兴乐府──词和词牌──的情形恰恰相反。在诗歌形式的要求上〔字数、句法、韵律等〕，同一词牌的作品有着严格的一致。歌题与词牌的这一差异，在《白马篇》题名义下的各种作品中，体现得一清二楚。由于魏晋以来的兵戎战乱，以歌颂也塞英雄为主题的《白马篇》多有所作。但写法在实际写法上各篇却大相径庭。下面两首《白马篇》均出自与杨广同时代〔隋〕人之手，写法的歧异几乎否定了歌题的同一：

 

  辛德源《白马篇》  王胄《白马篇》

 

  任侠重芳辰，  白马黄金鞍，

  相从競逐春。  蹀躞柳城前。

  金羁络赭汗，  问此何乡客，

  紫缕映红尘。  长安恶少年。

  宝剑提三尺，  结发从戎事，

  雕弓韬六钧。  驰名振朔边。

  鸣珂蹀细柳，  良弓控繁弱，

  飞盖出宜春。  利剑挥龙泉。

  遥见浮光发，  披林扼雕虎，

  悬识陇头人。  仰手接飞鸢。

前年绝沙漠，

昔岁取祁连。

折冲摧右校，

搴旗殪左贤。

昆弥还谢力，

庆忌本推儇。

海外平遐险，

来庭职贡愆。

三韩劳薄伐，

六事指幽燕。

良家选河右，

猛将征西山。

浮云屯羽骑，

蔽日引长旃。

自矜有余勇，

应募忽争先。

王师已得隽，

夷首失求全。

鼓行狥玉检，

乘胜荡朝鲜。

志勇期功立，

宁惮微躯捐！

不羡山河赏，

谁希竹素传。

 

王胄〔558──613年〕，字承基，隋琅邪人，少有逸才。初仕陈，陈亡入隋，晋王杨广引为学士。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重视。从征辽东，进授朝散大夫。其性疏率不伦，自恃才高，凌傲时人。诸葛颍嫉之，屡谮之于炀帝。炀帝爱其才而不罪。杨玄感常与交游。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首义反隋，招致败亡，他遂亡匿，潜还江左，结果还是被捕坐诛。他工诗能文，与虞绰齐名，所作词赋，行于当世。其《奉和赐酺诗》，深受炀帝赞赏，炀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十卷，已佚。今存《别周记室》、《白马篇》等诗近二十首，载《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及本传。

 

这位王胄虽是“御用文人”，却不是后世那种“逢迎拍马式的”，绝对不同于毛泽东手下的郭沫若、柳亚子等辈。如上述两首《白马篇》，在题材、体裁、内容、形制、风格上，都不相同，具有显而易见的独创性。把两诗与曹植的《白马篇》这个最原始最著名的《白马篇》和杨广的《白马篇》〔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对比一下，当发现王胄的诗比辛德源的诗，较为接近曹诗和杨诗。但是，如果我们指出这些对比的另一极端，也就是在时间上相距三百五十年之久的曹植《白马篇》与杨广《白马篇》之间，竟然出现了惊人的相似，那么，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不同于王胄的《白马篇》与辛德源的《白马篇》之间的差别，在杨广的《白马篇》与曹植的《白马篇》之间出现了模仿现象。

 

曹植《白马篇》 杨广《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白马金贝装，

连翩西北驰；横行辽水旁。

借问谁家子？问是谁家子，

幽并游侠儿。宿卫羽林郎。

少小去乡邑，文犀六属铠，

扬声沙漠垂。宝剑七星光。

宿昔秉良弓，山虚弓响彻，

楛矢何参差。地迥角声长。

控弦破左的，宛河推勇气，

右发摧月支。陇蜀擅威强。

仰手接飞猱，轮台受降虏，

俯身散马蹄。高阙翦名王。

狡捷过猴猿，射熊入飞观，

勇剽若豹螭。校猎下长杨。

边城多警急，英名欺卫霍，

胡虏数迁移。智策蔑平良。

羽檄从北来，岛夷时失礼，

厉马登高堤，卉服犯边疆。

右驱蹈匈奴，徵兵集蓟北，

左顾陵鲜卑。轻骑出渔阳。

寄身锋刃端，进军随日晕，

性命安可怀？挑战逐星芒。

父母且不顾，阵移龙势动，

何言子与妻！营开虎翼张。

名编壮士籍，冲冠入死地，

不得中顾私。攘臂越金汤。

捐躯赴国难，尘飞战鼓急，

视死忽如归。风交征旆扬。

转斗平华地，

追奔扫鬼方。

本持身许国，

况复武功彰！

会令千载后，

流誉满旗常。

 

比较熟悉的读者，很自然地从中看出，杨广的《白马篇》并非曹植《白马篇》的简单仿作，而是融进了这一大时代文学发展的诸多要素。如句法的变化、对仗和韵律感的增强，描写更细腻，文气更顺畅等等。同时，体现的时代精神也是新的。曹诗中背水一战的誓死之情，被一种必胜的自豪感取代了。一种新的热情跃然纸上，而这与隋代国势的盛大是十分合拍的。在这里，模仿变成了推陈出新。艺术之新，是由生活的新潮性灵的新潮推助而成的。从“白马金具装”到“轻骑出渔阳”的二十句，与“白马饰金羁”至”左顾陵鲜卑”的二十句，几乎完全平行，杨广于此，大概也会感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但从“进军随日晕”开始，杨广诗中出现了曹植诗中所无的战阵描写，到“追奔扫鬼方”为止的十句诗，雕刻出了一幅集体搏斗的场景，这使得杨诗的英雄，从曹诗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游侠儿”〕，化成了军阀集团〔“宿卫羽林郎”〕──正是这个一度强有力的军事机器，完成了“统一中国”：“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的任务，建立了“英名欺卫霍，智策蔑平良”的征服业绩。

 

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说：“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其于追《风》勒《雅》，反汉还《骚》，相距甚远。故去时之病则佳，而复古之情未尽。诗至陈馀，非华之盛，乃实之衰耳。不能予其所美，而徒欲夺其所丑，则枵质将安恃乎？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虽卸华谢彩，而绚质犹存。并隋素而去之，唐之所以暗而无色也。珠辉玉润，宝焰金光，自然之色，夫岂不佳？若朽木死灰，则何贵矣？唐之兴，六代之所以尽亡也。”

 

乘兴南游不戒严，

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

半作障泥半作帆。

〔李商隐：七绝《隋宫》〕

 

紫泉宫殿锁烟霞，

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

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

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

岂宜重问后庭花？

〔李商隐：七律《隋宫》〕

 

这两首诗，反复歌咏隋宫，不仅回肠荡气，而且意象迭映，通过一个“锦帆”形象联系起来。第一首说隋炀帝杨广制帆南游，是在南游的起点；第二首写的是扬帆畅游，已到南游的终点。读过七律，才理解七绝含蓄而冷峻的讽刺。《陈书》：“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陈后主］薨于洛阳，时年五十二。追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曰炀，葬河南洛阳之芒山。”陈后主死后按惯例要给谥号，结果杨广给他一个不好的评语“炀”字。此字按谥法为“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杨广在陈后主病亡后把他谥为陈炀帝，结果十多年后自己死去又被唐高祖李渊追谥为隋炀帝。陈炀帝的名号已经消失在历史记忆中，而隋炀帝的名号却臭名远扬，不亦悲乎。

 

《资治通鉴》说隋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馀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魏徵《隋书?文学传序》说：“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在魏徵看来，隋炀帝不仅是文学改革的典范，而且其本人就是重要的诗人。

 

 

〔四〕其他诗歌的比较

 

杨广的一生，是诗人在从事政治？还是政客在写诗？就其“国家不幸诗人幸”的结局看，这是诗人在从事政治，而不是政客在玩弄词藻。这是与人们时常拿来作比的近人毛泽东很不相同的。表面看，毛泽东类似隋炀帝，好大喜功，生性浪漫，但其实，就其死后依然政权稳固的情况看，只能说毛是政客玩弄词藻、附庸风雅，而不是真的任情赋诗。

 

无论如何，通过情感的显示器──诗，隋炀帝杨广向我们呈现了颇多的人格映像。有时，他淫糜而玩世不恭，有时，又有几分真情流露，甚至有点赤子之情。但一般地说，他这个人多少总是有点矫情，给人的印象不那么自然，不那么稳定。就其政治家的身份说，他有过强的表现欲和虚荣心，不够内敛沉稳，这也是其一生事业终归失败的主观因素。透过其诗，我们则看到了一个与传统史书上的绘图不尽一致的杨广形象，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不论你给以这个人以什么样的评论，反正他总与那个嗜血魔王的概念保持了距离，甚至有所区别。

 

难怪明人陆时雍的《诗镜总论》评论说：“读隋炀帝诗，见其风格初成，精华未备。隋炀复古未深，唐人仍之益浅。夫以隋存隋，隋不存也，祇存其为唐耳。唐之存，隋之所以去也。盖以隋存隋，则隋孤；隋孤而以唐之力辅之，则唐之力益弱；唐弱而人不知反，不求胜於古，而求胜于唐，则他道百出矣。正不足而径，径不足而鬼，鬼不足而澌灭无馀矣。自汉而下，代不能为相存，至於唐，而古人之声音笑貌无复馀者。隋素而唐丽，素而质，‘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苔’，唐欲为之，岂可得耶？”

 

杨广在南巡渡淮时，写有《早渡淮》的诗，诗中写道：

 

平淮既渺渺，

晓雾复霏霏。

淮甸未分色，

泱漭共晨晖。

晴霞转孤屿，

锦帆出长圻。

潮鱼时跃浪，

沙禽鸣欲飞。

会待高秋晓，

愁因逝水归。

 

淮河的景色在他笔下别具特色。唐朝诗人韩羽的《淮河》一诗写道：

 

淮水东南地，

无风渡亦难。

孤烟生乍直，

远树望多团。

 

“无风难渡”的水面，“孤烟乍直”的空旷，岸边远树“望多团”的模糊远景，也写出淮河烟波浩渺的壮阔水面。是否受过杨广的影响呢？

 

杨广不仅影响后人，还对前人有所师承。据我们研究，他的一大灵感来源就是谢灵运。试比较以下三首诗：

 

 

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石壁立招提精舍诗   石壁精舍

玉清玄坛德众诗   还湖中作诗

杨广  谢灵运 谢灵运 

 

天净宿云卷，   四城有顿踬，  昏旦变气候，

日举长川旦。   三世无极已。  山水含清晖。

飒洒林华落，   浮欢昧眼前，  清晖能娱人，

逶迤风柳散。   沉照贯终始。  游子憺忘归。

孤鹤近追群，   壮龄缓前期，  出谷日尚早，

啼莺远相唤。   颓年迫暮齿。  入舟阳已微。

莲舟水处尽，   挥霍梦幻顷，  林壑敛暝色，

画轮途始半。   飘忽风电起。  云霞收夕霏。

江滻各自遥，   良缘迨未谢，  芰荷迭映蔚，

东西並兴叹。   时逝不可俟。  蒲稗相因依。

已熏禅慧力，   敬拟灵鹫山，  披拂趋南径，

复藉金丹捍。   尚想祗洹轨。  愉悦偃东扉。

有异三川游，   绝溜飞庭前，  虑澹物自轻，

曾非四门观。   高林映窗里。  意惬理无违。

于焉履妙道，   禅室栖空观，  寄言摄生客，

超然登彼岸。   讲宇析妙理。  试用此道推。

 

杨广的《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很明显是宗教性、哲学性诗篇，落墨在“于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而前面的风景描写不过是衬托。同样，谢灵运的《石壁立招提精舍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两诗，作为所谓“玄言诗”的代表作，与杨广的《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属于同类项。与《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相比，《石壁立招提精舍诗》的玄言意味更重而山水衬托较少。换言之，杨广的《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的影响更为直接。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可谓融合玄言与山水为一体，意境高远。此诗因而也作为谢灵运山水诗中的名篇受到称颂。大约作于元嘉元年至三年〔公元424──426年〕之间。在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谢灵运辞职回到故乡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的庄园里，他在此修建石壁精舍，潜心读书、诵经，感慨甚多。面对湖光山色，欣然命笔，写下这首流芳千古的诗篇。开首三句，对偶精工，语句凝炼，从宏观整体入手，虚处落笔，勾勒了山光水色的秀美。山间，从清晨的林雾笼罩，到日出之后，雾散云开，再到薄暮，一天之内，气候万千，峰峦林泉，丽日蓝天映照。“昏旦变气候”，从时间上概括了一天景色变化；“山水含清晖”，从空间上包举了天地自然美景。此两句清新、自然、贴切，将人引入一个与尘世喧嚣迥异的寂静山林。“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是说自然娱人，陶然忘归。王夫之评说：“谢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

 

反观杨广的诗，则有另番意味：一种浮夸的、虚文的、严重形式主义的征服欲，十分奇怪地支配了炀帝那颗变幻无常的心。他的“超然登彼岸”的好大喜功不同于汉武帝的实干精神，而充满了肆虐的诗情。毕竟，隋朝的国势曾是中国自东汉以来五百年间最强盛的。这在他题名为《纪辽东》的两首短诗中，也得到一点披露：

 

 〔一〕   〔二〕

 

 辽东海北翦长鲸，  乘旄仗节定辽东，

 风云万里清；  俘馘变夷风；

 方当销锋散马牛，  清歌凯捷九都水，

 旋师宴镐京。  归宴雒阳宫。

 前歌后舞振军威，  策功行赏不淹留，

 饮至解戎衣；  全军藉智谋；

 判不徒行万里去，  讵似南官复道上，

 空道五原归。  先封雍齿侯。

 

这里已经具备唐宋“长短句”的韵味，开中国词曲之先河，在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杨广作为一代帝王，其诗歌创作却比当时一般作家更深更广地受到了乐府的影响，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但是炀帝的诗，总是未能脱尽帝王的装腔作势的架势，故难以像李后主那样直动人心。激励隋炀帝所处如此跳荡之词的，是一种帝国的野心。从他要求“俘馘变夷风”的愿望看，他的辽东之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说是一场“自卫战争”。比帝国主义的野心〔汉武帝也有这种野心〕更令人瞩目的，则是他所特有的那种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追求热气腾腾、声势浩大的心理。我们知道，“前歌后舞”、“饮至解戎衣”的行为方式，对于一支军旅所追求的胜利而言，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它很可能是恰恰有害的。而“秉旄仗节”之不足以达到军事目标，“俘馘变夷风”之适足以激发当地居民的抵抗心理，则同样显而易见。

 

在杨广的玄言笔下，也有纯粹的山水：

 

梵宫既隐隐，

灵岫亦沈沈。

平郊送晚日，

高峰落远阴。

回旛飞曙岭，

疎钟响画林。

蝉鸣秋气近，

泉吐石溪深。

抗迹禅枝地，

发念菩提心。

〔《谒方力灵岩寺诗》〕

 

这不由我们想起谢灵运的命篇《登江中孤屿诗 》：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

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

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

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

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这是谢灵运游永嘉江心孤屿时写下的。清初人陈祚明认为“康乐情深于山水，故山游之作弥佳”。〔《采菽堂古诗选》〕诗分三层。前六句为第一层，叙写登孤屿的经过。由江南倦游激发出对睽违已久的江北的怀念，他 “怀新”而忘道路迥远，“寻异” 而恨光景易逝，终于横江北渡，登上江心孤屿。“云日”二句为第二层，写登孤屿所见景色。白云丽日，交相辉映；碧空绿水，一片澄澈。这两二句是诗中的写景名句，将孤屿之“媚 ”生动传写出。“表灵”六句为第三层，抒发登屿感想──由孤屿的幽僻想到远离尘嚣的昆仑仙境，由此生发求仙长生的企望。此中叙事、写景、说理，层次分明，过渡自然；由山水展示玄理。谢灵运的山水诗，不是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而是完成了它。

 

杨广不仅对前人有所师承，还与时人唱和。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他以《临渭源诗》引出薛道衡《奉和临渭源应诏诗》：

 

临渭源诗 奉和临渭源应诏诗

杨广 薛道衡

 

西征仍屆此， 玄功复禹迹，

山路亦悠悠。 至德去汤罗。

地幹纪灵异， 玉关亭障远，

同穴吐洪流。 金方水石多。

滥觴何足拟， 八川兹一态，

浮槎难可俦。 万里导长波。

惊波鸣涧石， 惊流注陆海，

澄岸泻岩楼。 激浪象天河。

滔滔下狄县， 鸾旗历岩谷，

森森肆神州。 龙穴暂经过。

长林啸白兽， 西老陪游宴，

云径想青牛。 南风起咏歌。

风归花叶散， 庶品蒙仁泽，

日举烟雾收。 生灵穆太和。

直为求人隐， 微臣惜暮景，

非穷辙迹游。 愿驻鲁阳戈。

 

薛道衡〔540──609年〕，历仕北齐、北周。隋朝建立后任内史侍郎，加开府仪同三司。炀帝时，出为番州刺史，改任司隶大夫。后为炀帝所杀。他和卢思道齐名，在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有集三十卷，今存《薛司隶集》一卷。除《奉和临渭源应诏诗》外，还有《奉和月夜听军乐应诏诗》、《从驾天池应诏诗》等传世。《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说，薛道衡因坐苏威党，被高祖除名，配防岭表。晋王广时在扬州，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将奏留之。然道衡不乐居王府，出江陵道而去。寻有诏征还，直内史省。晋王由是衔之，然爱其才，犹颇见礼。炀帝即位，转番州刺史。岁余，上表求致仕。帝谓内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将至，当以秘书监待之。”学术界认为薛道衡被杀，是炀帝忌其才而为。

 

再如炀帝写作《冬至乾阳殿受朝诗》后，也曾命群臣赋诗，现存奉和应诏之作有牛弘《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许善心《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等。

 

 

〔五〕诗歌艺术的沉沦

 

在自从开皇九年〔589年〕“平陈”之役后，为镇抚江南的陈国故也，若杨广被其父隋文帝杨坚任命为“扬州总管”，从此长期居留在当时南方经济文化的中心。据《隋书?炀帝纪》载，他“镇江都〔属今江苏省扬洲专区〕时，每岁一朝而已。这时，他年仅二十二岁。这种长期的移居，对一个正在发育而并不成熟的心灵来说，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后果。以至于继承帝位并在北方遇到困难和挫折的隋炀帝，以年近五十的“知天命”之年，仍然冒险南下江都，寻求青年时代的遗梦，从而走向亡国丢命的不归之路。

 

舳舻千里泛归舟，

言旋旧镇下扬州；

借问扬州在何处？

淮南江北海西头。

六辔聊停御百丈，

暂罢开山歌棹讴。

讵似江东掌间地，

独自称言槛里游。

〔《唐书?乐志》曰：“《泛龙舟》，隋炀帝江都宫作。”〕

 

王夫之评隋炀帝《泛龙舟》曰：“神采天成，此雷塘骨少年犹有英气。”然而，旧梦岂能觅回。沉迷于妄念与幻想的人，终于带着追求极端刺激的冲动，一“下”不返了。这可真是富于戏剧性和讽刺意味。同时也表明，一个人年轻时的经历，会多么深刻地左右他的一生。

 

大时代的波澜，把一个年轻的征服者推入了两股文化潮交错而成的漩涡，他以北方的质朴受到南风的袭击，震澶是免不了的，从习以至沉迷，也不是不可想象的。这个过程，是由微而著、由表而里的。在《江都夏》中，所观者还是现象的世界：

 

黄梅雨细麦秋轻，

枫叶萧萧江水平。

飞楼倚观轩若惊，

花簟罗帷当夏清。

菱潭落日双凫舫，

绿水红粧两摇渌。

还似扶桑碧海上，

谁肯空歌采莲唱。

 

一派动人的江南夏季景色，却被这饥渴的北方心灵牢牢捕捉住，并以不乏南朝乐府风格的笔触，给巧妙地烘托了出来。

 

很快，作者的自身也被融入这种金色的氛围中去了。《江都宫乐歌》可以说代表了这一过渡；从客观的即外在的绘制到主观的即内在的感受：

 

扬州旧处可淹留〔这是一个价值的判断〕，

台榭高明复好游〔这是一个情感的归宿〕。

风亭芳树迎早夏，

长皋麦陇送余秋。

渌潭桂檝浮青雀，

果下金鞍跃紫骝。

经觴素蚁流霞饮，

长袖清歌乐戏州。

 

这一由外在观察向内在体验的过渡，表明作者正被更深地卷入那个时代的文化涡流。这个涡流是由南朝文化的新潮对北潮文化传统的冲击造成的。而涡流的朝向是：社会政治上的北朝化〔南朝逐步统一于北朝〕和思想艺术上的南朝化〔北朝归化于南朝〕。有评论认为，《江都宫乐歌》形式上已经十分接近七律，甚至可谓七律之祖。表明隋炀帝的诗歌地位承上启下，在百年陈梁诗音的靡靡之中，恢复汉诗的风骨与精神。

 

但就隋炀帝来说，对南朝文化的倾慕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已不再是勾留南方时的心血来潮，而成为不分地域的普遍情愫了。例如，在一首描写北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洛阳景色的《东宫春》中，这时已通过争夺继承权的阴谋而身为皇太子的杨广，也以一种彻底南朝化了的风格，寓情于景地作了春天的抒怀：

 

洛阳城边朝日晖，

天渊池前春燕归。

含露桃花开未飞，

临风杨柳自依依。

小苑花红洛水绿，

清歌婉转繁弦促。

长袖逶迤动珠玉，

千军万岁阳春曲。

 

这也许还只算绮丽而不算淫糜。但在《喜游春》中，绮丽已化出了淫糜：

 

禁苑百花新，

佳期游上春，

轻身赵皇后，

歌曲李夫人。〔其一〕

 

──诗歌趣味的沦丧之速，实在使人骇然。这尤其以下面一首为然：

 

步缓知无力，

脸曼动余娇，

锦袖淮南舞，

宝袜楚官腰。〔其二〕

 

而在另一首题名《江陵女歌》的乐府仿作中，则以露骨的象征手法描写了肉欲的活动：

 

雨从天上落，

水从桥下流；

拾得娘裙带，

同心结两头。

 

真可谓，得齐梁诗风之精髓。至此，南朝风格的“写形”已实现了向“写神”的过渡；坚硬的北方心灵已全然溶化在温馨的南方春风中。

 

 

〔六〕文化涡流的祭品

 

A?隋统治集团起源于一个鲜卑化的反文化军阀集团。

 

a?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的社会文化形势，充满了鲜卑精神与汉化形制之间的冲突，在周隋之际达到了高峰。

 

b?杨坚原名“普六茹坚”，他的夺权及其政治行为充满“汉人世家”对鲜卑风尚的适应与让步，具有十足的反文化倾向。

 

B?杨广在这个文化意义上的北朝──周隋统治集团内部，其实奉行了“反传统行为”，如热爱汉化形制，奖励艺术等等。

 

《隋书高颖传》所载“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可以看出北朝军事征服者像后来人们熟悉的蒙古人一样，把被征服的社会当作战利品对待，随意处置其人民的生命财产，实行类似的共产主义的没收政策──所谓“诏收”不就是“政府没收”吗？本来，形式为内容的一种外延；残暴的手段显示用心的险恶。当残暴的手段与险恶的用心这种联系一旦成为社会生活里经常的甚至必需的节目之后：极权主义的戏剧就会泛滥，并因为泛滥而失效，因为失效而导致极权主义自身的崩溃。暴君往往片面地追求绝对的权力，企图利用人心的弱点暗渡陈仓；加倍地夺权摧毁了社会平衡，最后压断了骆驼的只是一根稻草。

 

杜晓勤《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也谈到，隋文帝虽在军事、政治上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却未使关陇军事豪族、山东旧族和江左士族这三股势力在文化上统一起来，他压制山东旧族、江左士族，阻碍三方归一的文化融合。这种状况在隋炀帝嗣位后就得到改观。他一改其父排斥山东、江左文化的做法，致力于吸收与融合山东和江左文化，还躬自实践，虚怀若谷、勤奋创作，融南北诗风之长，取得诗歌创作成就，为初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

 

杨广虽出身关陇蛮族军阀，但有一个出自江左士族的妻子。炀帝萧皇后，性婉顺，有智识，好学善属文，杨广特别宠敬她。很可能就是她给杨广介绍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并促使他热爱南方，以致于到了几乎着迷的程度。由于杨广对江左士族文化比较了解，隋文帝在开皇六年任命他为淮南道行台尚书令，驻寿春，经略淮南，为平陈做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准备。平陈之际杨广就注意保存江左文化，攻入建康城后命令高熲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陈朝所藏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时人皆称杨广贤明。《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亦云，“平陈已后，经籍渐备。”而在此之前，鲜卑的北周勤侵入郢都，竟将七万余册图书“咸自焚之”。

 

陈亡后，由于语言文化和社会政治的隔阂，江南士族没有驯服，一再爆发武装起义。单靠军事镇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不久隋文帝又起用谙熟江南士族文化的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负责整个东南的军务和行政管理。杨广上任后，即对江左士族实施文化羁縻。他首先利用江左士族信仰佛教的特点，笼络佛教高僧，再通过高僧大德在江左人士中的威望来安抚民众，消除他们的抵制。其次杨广尊崇道教，以笼络江左下层民众。此外杨广还大量擢拔南人有威望者，或以安抚民众，或备顾问。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百多位江左士族中善诗能文者，召集儒士到江都讲授和撰述。杨广在江都十年中，以后南方再也没有发生叛乱。

 

杨广长期驻守东南，对江左文化日趋精通喜爱，因此嗣位后就着手改变文帝排斥江左文化的政策，致力南北文化的融合。在文帝的领导层中，大部是关陇豪族，无人出自江左。炀帝即位后首先任用南人为其政治顾问。而北人的地位和权势则渐渐削弱。在南人的帮助下，炀帝开始将南方的文化艺术介绍到北方来，并设法使之融合。

 

炀帝即位后，不但恢复儒学，复开庠序，而且特别重视南方儒生。南学在朝廷礼仪活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营立七庙，诏有司详定其礼。由于南儒参加，隋朝礼仪便可参详北齐礼仪、江左礼仪，合二为一，新创兼长南北的新体系。作乐方面，隋炀帝亦重江左音乐，改变文帝不喜音乐尤其不喜南乐的状况。炀帝即位后兼采南北雅俗音乐。《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又云：“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隋炀帝不仅集南北音乐之大成，而且集华戎音乐之大成，标志南北朝音乐文化的真正融合，直接开启了唐乐的先河。

 

炀帝还把江左的园林建筑艺术移植到北方。《资治通鉴》卷一八0“大业元年”云：“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沼内示翦綵为荷荠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炀帝此举，是因其久驻东南，喜观江南水乡之景，故移置于此。再如炀帝在营造东都时，亦多模仿江左建筑。《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云：“初造东都，穷诸巨丽。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疎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

 

隋炀帝提倡艺文，无地域限制、文风偏见。和隋文帝杨坚不重文艺相反，炀帝不但喜文，更喜延揽文士。他在任扬州总管期间及嗣位以后，召集了众多江南诗人，并虚心学习诗文艺术。炀帝并不只重南人，他对别具文学传统的山东诗人、关陇诗人也十分欣赏。山东诗人在文帝时代仕途多蹇、抑郁埋没；但在炀帝时代的命运则完全改观。炀帝也对关陇诗人恩遇有加。由于炀帝较少地域文化的偏见，使三地诗人齐聚京城与宫廷，他们相互唱和，切磋诗艺的机会大增，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和。

 

虽然隋炀帝有上述的业绩，只是在我们看来，隋朝的迅速灭亡，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史例，说明隋朝覆灭的最大原因是“无条件接受了乃是推崇、仰慕南朝文化”，其结果使整个北朝的社会风气迅速南朝化了，如此一来，隋炀帝实际上已成陈后主，南朝的腐化所导致的失控，也就落在了隋朝的头上。

 

在论到南朝文化时，我们先不必攻击士族制度，而仅仅需要知道，整个南朝乃至包括魏晋〔孙吴与东晋〕在内的六朝文化都是与士族制度、九品中正制密不可分。没有士族制度，六朝的精致文化将是不可思议的。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是文化的保存者和育种者。而那个时代的佛教寺院，作为文化温床，类似于东罗马帝国，而不类于西罗马帝国；在这一点上，北中国的佛教与罗马帝国西部黑暗时期基督教会更为接近，但不是南中国。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走向分裂的五胡十六国及走向合一的北魏，保存文化的主要温床也还是各大士族，是大家族而不是大寺院，多少有些近似蛮族入侵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之后，所形成的文明的孤立据点──修道院。

 

我们不妨说，士族制度衰而文化交汇成，文化交汇运动的成功说明一种新文化的奠基礼已经完成。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士族制度是通向新文化的艰难之路，它虽有种种弊病，但作为通向新文化的过渡来说，却几乎是惟一的，它虽然不能有效地提供一种有效的普遍秩序，但却成功地保证了一种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性却正是新文化的创造必不可少的。

 

唐宋文化基本上是科举制的产物，而且是诗赋取士的科举制，不同于元后期和明清的策论八股。而作为唐宋文化的缩影和预演，上述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却是士族制度的产物。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寺院，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寺院，它们与其说是处在国家保护下，还不如说是处在各大士族的夹缝中，禅宗的兴起，是寺院在没有了势力均衡互相牵制的一统国家中受到政治压力的自然结果。

 

隋炀帝死的那年四十九岁。四十九岁的毛泽东则刚刚发动“延安整风”，确立他在部落〔边区政府和“党”〕内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