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运动到窃国运动

谢选骏


网文《文革五十周年：文革中的地下读书运动》说，文革狂热沉寂之后，大约在1967年底，中国大陆上悄悄开始了一场读书运动。它遍布全国，参加者有66年狂热的红卫兵，有运动中的逍遥派，有被批被整的高干子女。读书的人有不少成为卓越的思想家，最早的反对派。可以说在中国黑暗到极点时，仍有一丝光亮，这证明人追求思想自由的愿望是不可战胜的。
问：文革是毛体制控制社会最严酷的时代。旧有党政机关被砸烂之后，对社会的控制通过工宣队和军事管制。但在社会的地下，却又极有活力，尤其在思想领域，仿佛有一个和官方舆论宣传完全无关的思想世界。请你给听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答：历史事实确如你所说的，这反映出人性中有追求思想自由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先介绍背景情况：自66年底，文革运动的一些狂热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本来在66年上半年拼命鼓动红卫兵造反，半年之后，他感觉红卫兵的“冲锋队”作用已经结束，特别是66年底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开始与中央文革对抗。毛发现这些孩子已经不听使唤，就开始谈“小将犯错误”的问题。江青在12月23日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公开指责“西纠”，说他们凌驾于毛之上。她特别指出“要对这些小家伙专政”，说“这些人中有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副主席之子，部长副部长之子，谁要那样干，就得去坐社会主义国家的牢”。这种用时捧上天，不用时打入狱的做法，让一些冷静下来的红卫兵开始产生怀疑，对自己听了毛的话，大肆造反的那些理想目标，究竟对不对。特别是对中央文革的做法产生怀疑和批判。67年1月8日，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有人以“延征”的笔名，贴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指责中央文革对青年学生的镇压，是“左倾机会主义”。
问：看来对文革中许多做法的怀疑出现得很早。
答：是的。正是这种怀疑和不满，使一些好学的青年人回头读书，而且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读书会性质的小组织，比如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湖南的“毛泽东主义小组”，上海的“东方学会”。这些喜欢思考的青年人读书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一，首先读的是马克思列宁，他们想从革命理论的来源处搞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阅读和思考，有些人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比如杨小凯撰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系统阐发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其二，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外国的著作，有政治理论也有文学名著。当时大部分在地下读书的人是西化派，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比如徐晓，就记载下她读《怎么办》的感想。她说：“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其朋友与妻子的恋情，这故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它诠释的不止是浪漫，不止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这种思想不仅中共的教育中不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不存在。其三，文革中除了毛和马恩列斯的著作，几乎所有的图书都成了封资修黑货，所以要读书就要读禁书。那些灰皮书、黄皮书成了抢手货。当时地下读书中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都是六十年代为了所谓反修防修，翻译出来供高干阅读的。读这些书是有级别限制的，像《新阶级》就是副部长以上级别的人才能看。读书按级别，这是人类阅读史上的奇闻，只有共产党能造出这种制度。所以最早的地下读书人有许多高干子弟。虽然老子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但家中还留下了一些书，于是读了，而且流传起来。更有许多家里没书的平民子弟，就去偷书，像我的朋友朱正琳在贵阳被捕入狱，公安人员就从他家中搜出了3000多册书，都是贵阳那些爱书的人从图书馆撬门进去偷出来的。其四，就是读书交流。互不相识的小圈子会因一本书的借阅而沟通起来，甚至会有远距离的交流，通过书信交流读书心得。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些101中的老高中生，他们曾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讨论《新阶级》，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参加讨论，但我的一位大朋友，把他们之间的通信给我看过，当时真在心里引起了震动。比如有一句话，“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活动领域里专制”。
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教条啊！
答：没错，正因为如此，当你看到有人你说，这个说法是一切思想专制的来源，你不能不吃一惊。再仔细想想，发现事实果然如此，从此迷信就打破了。从我个人的精神发展史来看，文革的地下读书运动，有关键性的启蒙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我当年在工厂当工人时，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向我介绍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我读这部书就是从马海德的儿子幼马处借到的。
问：你说的这位马海德，是不是那位被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外国专家？
答：对，他早年在延安帮共产党。中共夺权后，是他帮助建立了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我借到这部书就通宵夜读，有关西方现代艺术的知识，当时全来自这部书。那时因为书少，借书都有时间限制，所以常常要抓紧读，还要抄。说来有趣儿，那会儿有些书的政治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可读书的人并不分辨，是书就拿来读。像哈耶克和科切托夫，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敌对的，可我们一样读，一样吸收，所以那时在思想中是一团混乱，像胡平那样在七十年代就能写出逻辑一贯、说理充分的《论言论自由》实在是罕见的。他是地下读书运动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
问：听你这样介绍，地下读书运动为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准备。
答：对极了，正因为有文革长达数年的地下读书，才唤醒了一大批有头脑的青年人对毛对文革进而对共产体制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所以，四五运动是地下读书运动的一次大检阅。别忘了，改革开放之前，先有思想解放运动。当年《读书》杂志上，最早登出来的有震撼力的文章，就是李洪林先生的《读书无禁区》。当年因地下读书有不少人锒铛入狱，这些人中有的人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比如何维凌。他的地下读书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是当时北大青年学生中思想比较深刻的一些人，何为此入狱，文革结束后，何先生是推动经济改革的大声疾呼者之一，他的许多想法都来自文革地下读书中汲取的养料。何先生在六四前，努力调解学生和政府的关系，希望引导事件和平解决。结果六四前被秘密绑架，我想他在狱中一定会回忆起他因文革地下读书运动而坐牢的往事吧。
……
谢选骏指出：在毛泽东苟延残喘的那几年，我也读了不少书。但是从未听说有什么“读书运动”。那时候的读书，属于反体制行为，是个人的、分散的、秘密的犯罪行为，需要冒着抄家的风险。而那邪恶的毛泽东时代，一切运动都是当权派的玩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真的参加了团伙的“读书运动”的人，后来大多走入了“先富阶层”的“窃国运动”，成为三个代表的体制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