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是妥协不是局限——庄民对于《河殇》与八九民运的误解

亲历过《河殇》与八九民运的人都知道，《河殇》与八九民运并不是由《河殇》与八九民运的创造者们单方面的活动所决定的，而是由《河殇》与八九民运的创造者们与其对立面的互动而形成的——因此，《河殇》与八九民运所体现的种种特征，并不只是其创造者们的单方面特征，而是其创造者们与其对立面以及总的社会环境进行互动妥协甚至互相激励所形成的复合体。
——这就是谢选骏对于《庄民：悼念八九亡灵，埋葬沽名钓誉》一文的“批评透了”。

《庄民：悼念八九亡灵，埋葬沽名钓誉》（2018年5月5日 博讯来稿）报道：
庄民

传播理性！明确是非！匹夫有责！
如果中国人民把此文批评透了，中国人民的素质才算适合了现代文明！
八九学潮以悲剧收场。中共武力清场的依据在于维稳，所以事后为了维稳刻意回避六四事件，因为中共要是有能力说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也就不会存在六四事件了。中国国内民间议论了一阵子，可是随着邓小平南巡再次掀起改革浪潮，活泛的人都忙着赚钱去了，导致六四事件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现今的年轻人几乎不知晓六四事件。如此八九学潮便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失衡的宣传，很多激进的人便以六四事件高度概括八九学潮，甚至以几句渲染的描述来高度概括六四事件，使六四几乎成了仇恨的代名词。海外如此这般，八九学潮在国内更成了掀不开的盖子，六四事件反而成了中国文明进程中一个无法跨越的坎，一个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何谈未来，因此有必要以新的视角让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对这场政治风波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中国人民只有借此明确了是非，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中国走向文明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才是对当年死者的最佳纪念。
赵紫阳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河殇》这部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反映出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苦苦思索。尽管这部纪录片的观点还不成熟，但很多思索极具价值；因为历史局限，该纪录片由于铺垫太多而且过于含蓄，在当时并未受到国人关注，大多也理解不了其中具有价值的成分。“在当今的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现代人尊崇传统文化，如果只是为了考古或者愉悦精神倒也无可厚非，可是若想以此促进中国实现现代文明，无疑只是痴人说梦。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只能说明汉文化排他性极强，而排他性恰恰是实现人类文明的大忌，国家只是被极少数权贵和文人所垄断，缺少多元化的社会注定只能在原有所谓文明中固步自封。“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我们的考古发现再丰富，文物古迹再精美，文明的源头再延伸，难道不都意味着祖先对于后代的嘲笑吗？难道不是让我们今天的遗憾、懊悔和惭愧更沉重吗”？假若“长城会说话，它一定会老老实实告诉华夏子孙们，它是由历史的命运所铸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剧纪念碑。它无法代表强大、进取和荣光，它只代表着封闭、保守、无能的防御和怯懦的不出击。由于它的庞大和悠久，它还把自诩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上”。“象林则徐这样的俊杰之辈居然也深信英国兵的腿脚是伸不直的，向道光皇帝建议，中国只要闭关绝市便能置英国于死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常识，已经倒退到利玛窦神父来华之前的水平了。当一个民族中最先进、学识最渊博的人都是这般愚昧的时候，当一个民族连她的灵魂思想界都被时代抛弃的时候，这个民族还能指望什么呢”？这部纪录片的思考显然已经站到了当时思想界的高点，可惜这一良性的思考还没来得及展开，去探讨中国诸多的现实问题，便被突如其来的八九学潮终结了。“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这个疑问显然还没有思考到位，应该是经济不发达国家能否跳越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着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经过毛泽东大锅饭的时代，这不单单是农民的问题，城市老大哥直至大多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时的知识分子敢于下海的也是微乎其微，也都向往着铁饭碗的四平八稳，或者说希望政府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的恩赐，而并不是寄希望于一个公平市场。“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价的劳动力”，除此之外还有靠出卖能源赚取外汇，以及不计生态环境的发展，可是这对已经被社会主义洗脑多年的中国百姓来讲，只能看到这给当代很多人带来的压力和痛苦，本能地反对强调这三个优势的人，要不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要不就是败家子。他们显然没有长远考虑，只有如此中国才能赢得经济强大的机会，中国经济强大以后才能摆脱这一被动局面，才有资格去购买别国资源。“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可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不容许转型时期的畸形，应该是社会变革的最大阻力。“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却‘后天下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文明最古老的民族所最不熟悉的东西。今天，十年经济改革终于走到了它最关键也是最有风险的一步，价格放开。物价问题成为人们忧心忡忡街谈巷议的焦点，中国人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几乎到了把每斤猪肉放到秤盘上去都会引起波动的程度，风险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也在于我们是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民族。然而，这艰难的一步，恰恰是走上商品经济必须经过的一道关口。如果说改革对于每一个人不仅意味着获得，同时也要求付出的话，那么中国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的时刻来到了。能不能同政府一道去渡过这个难关，也许是考验中华民族是不是真正有勇气改革的一块试金石”。改革的风险在于总是触及一部分人的眼前利益，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还要触及多数人的眼前利益，而这又是多数理论特别是现代文明理论所无法面对的；当时的普通民众理解不了，知识分子照样也理解不了，即使全民都理解了，知识分子在改革中受到的冲击较小，所以知识分子这一关相对容易过，而基层民众受到的冲击较大，这一关不是什么理论鼓吹一些豪言壮语便能过的。人类社会总是面临两难的选择，人类没有压力，社会就会缺少前进动力，而人类压力过大带来的痛苦，往往会抵消掉经济上成功所带来的愉悦。“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了，不是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往往越是经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中古时代的膏粱之地开封，盛唐时是小城镇，北宋时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乱世又倒退为小城镇”，“中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就如同希望黄河永远不再泛滥一样”。“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之后，终于也开始尝试政治体制的改革了”。中国政治之所以总是摆脱不了独裁与民粹的恶性循环，原始经济的繁荣与衰落的轮回，除了缺少专家治国的理念外，每次改朝换代或者动荡，基本都是民粹的爆发，社会即使出现真正变革的机会，民众也是浑然不知以至把握不住。赵紫阳时代就是这样，改革派选择的是可以使中国脱胎换骨最为务实的道路，可是由于理论跟不上，这一道路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所以中国才出现了政治经济形势在历史上最好，却危机四伏的局面。
以生命为代价的危机率先在西藏爆发。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间，西藏地区发生了一连串示威抗议，混乱愈演愈烈，导致1989年3月7日中国政府决定于次日在西藏拉萨实施戒严。民族问题，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可以说是很棘手的问题，因为类似独与统的问题，往往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无论统派还是独派的现有宣传，基本上都是以迎合部分当事人狭隘的情绪为基础，所以在此基础之上独与统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独派与统派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有效化解民族矛盾。首先因为中共连汉族区域都没有管理好，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自然在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也不会有杰出的表现，不过这一切都是中华大家庭历史的必然；而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西藏动乱，却是中国政治上最好时期，可见藏区独派总是想在国际社会占领道德制高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共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满20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便开启了汉藏之间背离人类文明的畸形关系。姑且不说一位年轻人高居中国的决策层带有强烈的作秀成分，宗教人士进入决策层本身就是政教合一的表现，背离了人类文明的规范。我们说藏汉一家，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要切实做到汉藏一视同仁，藏族中宗教专职人员以外的杰出人才，可以在中国担当任何适合他们的公职，中国不该成为汉民族垄断的国家。中国若想实现此等文明，汉文化需要向世界文明接轨，藏文化也需要向世界文明接轨，汉文化的排他性是汉民族的可悲之处，而藏民族的排他性比汉文化的排他性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是藏文化的可悲之处。藏文化两个明显的陋习，一是政教合一的传统，二是活佛的存在。而宗教改革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有的宗教还具有强制性，婴儿一出生便由成年人主宰加入了宗教，这实际上是这些宗教不自信的表现；有的宗教不但对其他宗教或民族具有排斥，宗教内部又分出很多派别，彼此拉帮结派，相互排斥，这不单是对自身宗教神灵的亵渎，也给别有用心的人裹胁教徒作恶留下了机会。西藏事件引起欧洲议会的注意，通过“即刻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藏人宗教自由与文化自治之权”，此举显然属于双重标准，当汉文化和藏文化都严重阻碍现代文明的时候，西方尊重封闭的藏文化，是否可以类推也喜欢封闭的汉文化，是否可以认为西方并不在意中国是否可以实现文明。所以无论汉族民众，还是藏族民众对此都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口口声声尊重我们文化的人，本意不一定坏，但如果我们享受这些迎合，吃亏的注定是我们自己。西方不喜欢强势的中共政权，可是若想置换掉中共，现代文明苛求西方应该扶持那些切实比中共更加务实而且先进的思想和组织，不加选择地扶持所有反共的力量，只能使中国的文明更加渺茫，世界的文明也会倒退。西方现代文明认为“宗教信仰自由”，可是近年来极端宗教人士血腥伤及无辜的表现，理应引起现代人对原有文明标准的反思，“宗教信仰自由”也需要底线，即只有那些充分尊重他人人权的宗教才有被信仰的自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近年来一直强调“自治”，不知与现代民主社会的“自治”有何不同，后者是为了放权，以便调动更多能人的积极性，但获得自治权地区中的所有人是和平相处的，而且需要遵守专家治理原则，否则变异的自治对于任何民族都没有积极意义；其实也正因为现代民主社会存在“自治”理念，所以才让那些热衷于独立的人显得狭隘自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与中共政府的另一分歧是移民问题，其实按照现代文明的思路去分析，这绝不是致命的分歧，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了巨大成就，客观地讲，害怕汉人移民与抵制中国开放属于同一性质的问题，而且尊重历史造就的现实也是促进汉藏和平相处的务实基础，更何况现今汉人的开放意识比藏人好，只要藏人秉持开放的心态，汉人在原藏区的存在，对于藏人来讲绝对利大于弊，难保未来某个时期，包括藏人在内的少数民族之中会出现英豪，来担任中国国家首脑，届时再说谁侵略谁就显得格外滑稽了。总而言之，西藏经济发展的滞后，与很多内地汉人居住区域一样，有政府管理不善的原因，也与我们自身封闭保守的意识有关；对于现实不满的藏人，与其把精力浪费在与人类文明没有丝毫关系的独立上，不如沉下心来，尊重历史与现状，积极调整自己，与汉人一道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也只有文明才能使中华各民族形成多赢的局面。近年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围绕自己转世问题存在一些困扰，希望他能以人类文明为重，以身作则废除转世传统，为藏传佛教改革作出自己的贡献，否则在藏传佛教历史中难免会出现两个转世灵童的闹剧。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逝世，终年73岁。学生的反应是最迅速的，中央电视台关于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刚播出十分钟，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便贴出了大字报。次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上海大学生进行了街头游行活动，表示哀悼。胡耀邦下台时，八六学潮并没有因此升级，也没有为此出现新的抗议活动，后来的海外舆论认为，胡耀邦死后却成了人民心目中开明领导的化身，其实不然。大多的中国人在当时对胡耀邦是没有感情的，八九学潮起来以后，也只是传说他是一位清官，人们之所以悼念他，只是借此来表达对当局的不满，所以当时的悼念游行队伍中缺少悼念的气氛，队伍中甚至有人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因为中共党文化对五四运动一直评价很高，邓小平时代也一直对四五天安门事件赞赏有加，而四五天安门事件是以悼念周恩来为起因，因此胡耀邦逝世之时，崇拜民主的极端理想主义者便照猫画虎，借悼念胡耀邦之名，针对与大众想象中出入太大的改革，表达自己的不满。邓小平取消四大，他们想不到是为了抵制民粹，认为邓小平是反民主的，所以此举实为给邓小平闹难堪。王丹后来表示，“胡耀邦的去世，是和他被用非程序化的手段打击下台，他的去世与心情抑郁有关。如果我们仅仅把纪念活动局限于悼念这么一个人，并不能解决中国长远的问题，要确保国家向好的方向发展，还得从体制上去着手，所以我们就希望借此机会，悼念胡耀邦先生的同时，提出一些政治上的要求”。中国的改革的确需要长远考虑，但绝不是凭借极端理想主义情绪给未来设计一个宏伟蓝图这么简单，审时度势务实规划好文明进程中每一阶段，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长远的问题，当时激进知识分子与学生妄想跑步进入西方文明，简直就是毛泽东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翻版。卡玛和高富贵制作的纪录片《天安门》中有这么一个经典画面，一个学生在纪念碑前慷慨陈词，展示了当时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水平，“耀邦同志与世长辞了，他，是一位清官，他国外没有存款，他的子女也没因他当总书记而爬上什么高位。昨天在这里谈到了民主，什么是民主？我个人认为，‘民’就是人民大众，‘主’就是当家作主，我们要当家作主”！可见当时崇拜民主的，其中有对西方民主一知半解的，大多数人还是追崇毛泽东忽悠的人民当家作主，客观上普遍都是民粹。原政府官员吴国光认为，“中国这么大的范围内，信息这么不发达，即使举行全国性选举，你知道选谁呀？所以条件不够成熟，而选单位的领导，你就知道选谁了，农村选村长也可以很民主，等条件发展成熟后再选县长，这样一步一步来会好很多”，“知识分子又觉得，基层民主不重要，他们要决定中国到底怎么样，不是一个村，一个县怎么样，所以我们的主张就得不到支持”。其务实搞好基层选举的思路是对的，可是他忽略了两点，一是基层民主也要确保专家治理，二是选举范围要大到选民足够多以致不能贿选，否则象这几十年的村级选举，客观上与中共高层的选举大同小异，参选人和选民之间彼此熟悉，利益盘根错节，实为拉帮结派，败坏了民主的名声。《天安门》纪录片解说，“学生要改变现状，可以参与艰难而缓慢的基层民主建设，也可以作为一个群体，争取自身地位的改善，然而大部分学生志不在此，同前辈学生一样，他们呼喊的是救国”。当时崇拜西方的知识分子，只想到民主以后知识分子管理国家会如何如何好，殊不知当时照搬西方宣传的民主体制，最如鱼得水的是民粹的毛粉；八九学潮轰轰烈烈表现出的空前一致，只是各种政治势力反对中共腐败的空前一致，一旦实现一人一票确定中国未来政治前途时，局面就不是知识分子所能掌控的了；由于中国人民的民主概念缺乏专家治国理念，学生们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到达文明的彼岸；一旦庞大的毛粉再次被投机分子控制，中国复辟至毛泽东路线不说，知识分子的发言权照样会被剥夺。当善良的智者处于少数时，历史总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极端理想主义误国，总让先知先觉的人无可奈何。八九学潮不合时宜的聚集，开始便注定了悲剧的结局；一个人一个想法，即使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终也是乌合之众，只有破坏性。
《天安门》纪录片分析了八九学潮的诱因，“当初颇得人心的邓小平，经济改革在八十年代后期却令许多人失望，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的铁饭碗拿不稳了，公费医疗、退休金等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福利也在被逐步取消”。邓小平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打破大锅饭，给习惯了大锅饭的人加压，这种指导思想本来没错，可是大多数中国人却适应不了。其实当时感觉到压力的，普遍是在职公职人员，特别是工人老大哥的传统地位日渐动摇。这里说邓小平曾经一度颇得人心，客观上只能理解为，范围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内，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死了”，可见中国百姓由对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不理解，转化成情绪化的恨，而且何其毒也。有些人为了证明中国适合搞一人一票的选举，为了证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总是编排中国大众是在“六四”以后才抛弃了邓小平，其实这严重脱离了史实。“‘致富光荣’是政府的新口号，但富起来的却多是有权势有关系的人，无论政策怎样千变万化，他们总是处于优势，只有他们才能利用价格双轨制，以政府规定的平价买入，又在自由市场高价售出。最令工人气愤的是贪污腐败”。当时在中国广为流传的，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和赵紫阳的儿子是中国最大的官倒，陈云和邓颖超十分廉洁；事后了解到“邓朴方是官倒”属于捕风捉影，可是在当时一个很不严谨的逻辑便使中国人信以为真，康华公司存在官倒行为，康华公司属于残联的挂靠单位，邓朴方当时又是残联主席，所以邓朴方便是中国最大的官倒；而恰恰是这个传言，在八九学潮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由此可见捕风捉影是群众运动中最不容易消除的弊端，当年的学生领袖如今也没人再提这个事了，他们的逻辑是，“六四”的结局已经证明邓小平是十恶不赦的了，所以官倒的事比起血腥的结局来，已经是小事一桩，殊不知群众运动的捕风捉影以及不依不饶，是运动走向悲剧的重要原因。当时关于陈云和邓颖超廉洁的传言，已经预示着党内保守派开始向党内改革派出击，当年的民运人士后来一直声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可是极端理想主义的盲动客观上就是在帮党内保守派的忙，让党内务实的改革派失去了道德制高点。“当初最为拥护改革的知识阶层，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得到多少讲话的自由，而且收入也相对减少，比不上个体户”。当时人们生活的压力普遍大了不假，可是如果说收入相对减少，显然这一描述很不准确，绝对不是普遍现象。赵洪亮说，“我爸爸妈妈就讲了，以前我们工资虽然不高，但养活你们三个孩子，很容易的事情，现在你也有一份临时工，为什么钱就不够了”。“工厂发不出工资，人多肉少，就要”裁减“一部分人，但不说开除，变了一个词，叫‘优化组合’，这都是改革带来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养孩子就跟养猪一样，人也只是斗争的机器，有口吃的就行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收入虽在普遍相对增长，但是远远没有赶上人们欲望即家庭支出项目的快速增长，攀比之心让人们的幸福指数开始滑落。封从德说，“北京有一句话，‘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柴玲说，“现在这种改革很不对头，因为他富起来的不是人民，而是一些有权势的人，这种改革虽然带来一些表面的经济繁荣，但实际却把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都推上了没有希望和奔头的局面”。而且当时还存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等对改革的非议，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让知识分子十分不满。殊不知腐败也好，脑体倒挂也好，出现在改革初期实属正常，而且西方民主人士的理想在极端理想主义泛滥的毛粉面前注定是欲速则不达。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在改革初期最难能可贵的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刨除那些权钱交易的，一些让知识分子瞧不起的人便是凭借勇气和勤劳在改革浪潮中率先成了万元户，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和辛苦是大多国人所无法比的，正如我们没有理由去嫉妒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社会也不能在改革初期去指责暂时的脑体倒挂。
4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照片，纪念碑上放置着五个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天安门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其间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时半和平结束。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高唱着《国际歌》，游行至天安门广场，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七点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此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从这七点要求看，八九学潮实际上就是八六学潮的继续；在信任危机的环境，即使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大家也不会信，所以学潮要求专制下的官员公布个人财产，是件很没意义的事；其实学潮如果发生在美国，政府也不会接受这样的七条，比如说，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带有强烈的清算和复仇意识，如果群众运动的效果就是警察不敢执法了，那只能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胜利。如今海内外网络里，都查询不到4月18日之前学生与警察之间存在什么恶性冲突，可见学生七点要求中使用的“凶手”一词，是错误地沿用了斗争哲学的抹黑对手，渲染仇恨，率先把矛盾升级，当你把对手当敌人的时候，你还有什么资格责怪对手把你当敌人。参与学生运动的学生，特别是学生领袖，如果缺乏牺牲自己的境界，不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对手，运动迟早会走上歧途。上午8时，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名官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两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这个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30分得到满足。此期间学生们继续静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此次对话的细节，没有看到详细的报道，不过可以想象的到，根据当时人们的思想水平，学生极端理想的意识形态，无论与党内保守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是不可能谈的拢的。当夜，大批学生聚集在中南海的入口新华门前等待答复，19日凌晨，有学生要求进入中南海献花圈，并提交之前七点要求的请愿信，武装警察筑成层层人墙，阻挡学生进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冲撞警方人墙。冲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是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中最为出格的一次，这在西方文明国家也很罕见，称之为“动乱”也不过分，可惜这个时候西方没有提示中国的孩子们，群众运动要做到有理、有节。
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中共这一姿态，可以说是党内改革派的一个胜利，也体现出了学潮的一丝积极价值。
4月20日凌晨，大部分学生已经被说服离开新华门，不过仍有200名左右的学生坚持继续静坐，之后警方便以警棍强制驱散，双方爆发小规模的暴力冲突，这就是有些激进人士所渲染的四二零惨案。自发的学生运动没有统一的指挥，一个人一个奋斗目标，所以运动一旦爆发便会没完没了，每一位参与的人都认为自己代表着正义和人民的利益，可是最佳的选择却只有一个，可是谁的建议是最佳选择，在乌合之众的群众运动中往往无法确定，所以说群众运动如果没有灵魂人物指导，几乎没有好的结果，而灵魂人物是否具有良好的品质以及审时度势的智慧，与这一方群众的素质有关，也要看这一方群众的运气。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天安门》纪录片的另一经典，是吾尔开希的控诉，“我是今天凌晨四二零惨案的目击者、组织者，还有其他一些情况的知情者，我们在那里静坐一直坚持到了早上五点，在这个时候，他们出动了近千名军警，野蛮地冲击我们的队伍，野蛮地殴打我们的学生，还有北京市的其他各界朋友，打伤人数可以说不计其数，而且他们对我们的女同学进行了猥亵侮辱”。从吾尔开希的嘴里没有听到所谓四二零惨案的细节，可是军警在公开场合对女同学进行猥亵一说，实为对当时军警的侮辱，可见吾尔开希的煽动没有底线，属于生怕事小的人，一直到现在民间活跃的所谓民主人士之中还是不乏这样的人。别说当时军警普遍具有朴素的品质，即使后来腐败在中国愈演愈烈，军警也不敢在公开场合猥亵女性。可是尽管如此，在中国人心目中，学生运动中的学生依然是正义的化身，至今还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同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废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领导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统一领导学生运动。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提议进行非暴力、不抵抗抗争，采取罢课的形式争取民主。他们虽然宣称“我们是有组织的，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文明的分子”，可是“我们决定罢课，不达目的，誓不复课”便背离了民主的一个重要精神，斗争与妥协的灵活把握，也背离了社会进步需要渐进的规律。王丹事后回忆说，“四月十九日晚上成立了北京大学筹委会，第一批七个常委都是自告奋勇站出来的，可以说他们成为常委是完全凭着勇气，并没有经过那种程序化的选举过程”。各大学相继成立了学生的自治组织，4月23日，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也宣告成立，28日改名为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学生运动靠的是勇气，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几乎都是凭借着勇气，所以中国若想实现脱胎换骨的变革，必需一次智慧和勇气的完美结合。
同日，新华社就学生游行和新华门外的冲突首次发表评论，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可惜这一观点，始终得不到民间活跃政治人物的认同，如何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追求社会进步，直到现在，还是人类的一个艰难课题。次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包括18日对话在内的此等细节如今已经很难引起国人注意了，如此说来，在八九学潮初期，中共对学潮也不能说不克制，可是他们的确没有好的办法来平息民众心中的怨气，一个历史的必然，我们又能怪谁呢。
4月21日，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北京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前两天一名学生被武警打伤的事件，也有一些罢课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罢课，罢工，罢市，在中国一直有这样的陋习，支持的人总是裹胁反对的人一起参与，为了自己的自由而破坏他人的自由，为了所谓文明而破坏文明。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有学生抗议，晚上广场上的学生数以万计地剧增，包括数百从天津骑自行车来京的大学生，广场上有人发表各种政治演说，要求民主与自由。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学生悼念活动。学生们提出三点要求：请求灵柩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与总理李鹏对话；官方报纸报道学生悼念活动。在学潮期间，“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在中国广为流传，所以在学潮初期，民众的情绪大多针对邓小平和赵紫阳，因为对周恩来印象不错，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李鹏身上。当然少数政治敏感度较高的学生领袖，此时也是与大众的情绪相背离，他们认为李鹏是老人政治的代言人，所以给李鹏闹难堪实为向老人政治挑战，只是不敢公开点破这一层。当时如果党内保守派对民众的情绪善加利用，党内改革派会在这次学潮中一败涂地，因为多年来党内保守派一直以反腐旗帜来反对改革，与大多民众具有强烈共识。在此期间，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一封表达支持学生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但是未获接受。
官方组织的胡耀邦追悼大会于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政府高层皆前往人民大会堂内参加葬礼，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悼词中加进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字眼，这可谓是中共政府的又一让步；可是又出现了新问题，这么好的人，缘何在八七年初被罢免总书记职务，民众中又出现了清算的情绪。追悼会持续了40分钟便结束了，之前北京市政府曾下达命令封闭天安门广场以举办葬礼，因约有十万名学生在头天晚上进驻了天安门广场，在这个情况下中共政府决定允许同学们在广场聆听追悼大会。从广场上学生呼喊的口号，“反对暴力！保障人权！爱国无罪！暴行可耻！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耀邦不朽”，便可看出此时的学生已经把政府的正常执法夸张成了暴行，而且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广场的群众情绪高涨，目标就是与时任总理的李鹏对话。按理说之前政府已经跟学生代表对过话，政府对学生的诉求已经十分清楚，学生们之所以还要与总理对话，便是因为别的官员只是传话筒，说了不算，所以要找说话顶事的人来谈；由此可以看出八九学潮学生领袖的动机，聚集不单单是为了反映民意，而是妄想以街头政治改变政府的决策，学生领袖在学潮初始便把学潮的定位弄错了。人都是自以为聪明的，当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对话可以明确所有是非，殊不知在利益盘根错节以及是非混乱的背景下，对话只能使极端理想主义者出尽风头；海外的所谓民主人士在自由世界已经争论了二十多年，现今依然是一片散沙，便说明了这个道理；可以想象，如果八九年学生胜利了，新的政府将彻底失去了权威，整天像现今的民运人士一样内耗不止，民意不支持中国选择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要是想取得现今中共经济上的成就，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尽管现今社会存在着邪恶与很多不公，但是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为中国实现文明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而这恰恰是人类实现文明最艰难的一环；中国距人类文明只差科学的专家治国以及利益的合理再平衡的机制，所以只要中国人民的认识到位了，放弃了敌对与仇恨，中国实现文明便易如反掌。学潮当日，保安人员虽然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三名学生代表获准将学生准备的花圈送入人民大会堂，之后有三名学生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阶梯上，中间的那个学生举着一个很大的纸卷，传说是七点要求，并要求获得李鹏接见，曾有工作人员试图将学生扶起，然而没有任何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如果还是5月19日的七条，那七条肯定早已经递上去了，没有必要更高级的官员再接收一次，可这一煽情的政治行为使得绝大部分学生对政府感到失望与不满，当年的学生领袖事后宣称学潮一直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殊不知这一煽情举措实为政治上的冷暴力，学生反过来给政府下达指示，政府若是不从，就是一个冷血的政府。次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选出政法大学生周勇军为执行主席，北大王丹、师大吾尔开希、清华张铭、人大胡春林、民院张启才、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马少方等六人为常委。当时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事后评价这一事件，“学生运动前一段叫谏议阶段，谏是中国古代纳谏的谏，这个谏议阶段我们有过直谏，有过泪谏，也有过跪谏，我们可以跪下来，但还是谏，这一种臣对君的关系，是我们求你们出来跟我们对话，当然，三个学生这一跪，可以说跪倒了一个中国政府，使中国政府的形象彻底暴露了”。毛时代的宣传，人是非黑即白的，即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吾尔开希说这番话的时候显示出其内心的自豪感，因为他们的行动跪倒了一个中国政府，或者更客观地评价，他们把一个正在务实进行艰难改革的政府推向了不得不残暴的境地。其实人都是介于好与坏之间，政府也是一样，文明的社会环境与努力，应该是促使更多的人或群体更趋向好的一端，学潮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却反其道而行之，只是成就了几位学运名人，不知当年的学生领袖有什么好自豪的。原政府官员戈扬女士事后说，“我们当年反对的，就是现在学生反对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变成一个反人民、反学生的党？而我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这个党”。此话折射出中共转型的尴尬，从支持、利用民粹到反对民粹的转变，这是大多中国人所理解不了的，他们错误地把反民粹当成了反人民而不自知。在追悼会期间，中共担心警力不足，从外地调来军队维持广场秩序。将近傍晚时，虽然很多学生对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追悼词基本满意，但广场上的学生还是作出撤离广场并无限期罢课的决定，学生们呼喊着“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口号从广场撤离。
同日黄昏，长沙市和西安市爆发了严重的骚乱事件。其中在西安市有暴徒纵火毁坏车辆、房子，并且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到暴徒抢劫，最后这两个城市共有超过350人遭到了逮捕。谁也不能说明这些骚乱与学潮有关系，可是谁也不能说明这些骚乱与学潮没有关系，尽管打砸抢分子的动机和学潮中学生的动机不可相提并论，可又都是偏激钻牛角尖的产物。所以在未来文明的群众运动中，必须坚持尊重法治的原则。没有此等的群众运动表达真实的民意，当权者会无所顾忌信口雌黄，甚至胡作非为，可是群众运动如果没有节制衍变成街头政府，正如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李瑞环在此次学潮中所说，所有社会动荡，最终倒霉的都是老百姓。
随着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与政治局常委召开多次会议。赵紫阳强调要求学生停止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而各自回到大学就读；他亦要求动用所有必要措施来解决动乱行为，而不同级别的政府应该与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总理李鹏要求赵紫阳谴责示威群众，并认为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不过赵紫阳最后驳回了李鹏的看法。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人建议赵紫阳继续留在北京市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但赵紫阳仍然依照原计划，于4月23日飞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4月23日，有学生组织声称，学潮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北京《科技日报》突破中国政府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介绍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话说的是没错，但鲜有人会意识到，自己是否在迎合大众的愚昧与无知，殊不知极端理想主义也是一种愚昧与无知，此事件标志着中共对体制内的机构也开始失控。日本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并论。西方巴不得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倒台，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共产党的集权政权让西方文明世界很不放心，共产党集权政权倒台，对于西方绝对利大于弊，所以此时的西方也顾不得中国人民的前途了，也不介意中国的学潮是否在向民粹转变，当然现今西方的世界，很多人也缺少防范民粹的意识，所以也怪不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盲目支持学潮。
赵紫阳前往朝鲜后，国务院总理李鹏代理领导党政机关。4月24日，李鹏召集政治局常委以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开会研究学潮。北京市政府的官员认定抗议活动实际上是一场阴谋，旨在推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主要党政领导人。说学潮是阴谋显然属于政治上的抹黑，这一指控也让参加学潮的人十分愤怒，然而尽管参加抗议活动的人目的也不一样，但当时存在这一意图的人也不是没有，所以这一指控也绝非无中生有。在总书记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必须立刻向示威群众采取态度坚决的行动。4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往邓小平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通过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示威活动的不断传播与扩大。当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看法通报给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即著名的“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这篇社论中的“治理整顿”，尽管属于党内保守派迎合民众情绪所主抓的，但总的来说，社论基本是在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之上写的，可是由于党内改革派的理论历来不接地气，再加上学潮已经使全国人民十分浮躁，全国人民普遍理解不了社论中积极的成分，只对下面这个结论印象深刻，十分敏感。“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当时社论如果别涉及“极少数人”的概念，而是对“极端理想主义同样可以祸国殃民”进行充分论证，或许效果会好很多。可是“好心也可以办坏事”以及“极端理想主义同样可以祸国殃民”的理念，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都没有受到重视，政府自然不能向民众说明缘何、如何防范被极少数人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忽悠，所以只能采取给“极少数人”上纲上线的传统做法，让运动的少数推动者产生破罐子破摔铤而走险的冲动。极端理想主义可以祸国殃民，崇尚西方民主的人如果理解不了，注定不是真正的西方民主主义者，因为西方民主人士反对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因为共产主义理论的极端理想主义，如果站在极端理想主义的角度，谁能说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不是人类最为理想的一种境界，也正是因为其极端理想，现实的人类永远没有那么完美，所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能采取穷凶极恶的办法去实现之。同理在物质贫瘠或者族群割裂或者是非错乱的地方实现一人一票，情绪和利益会导致并不完美的人们民粹泛滥，让促进人类经济发展的竞争机制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人类也只能在共同贫穷中恶性循环，当不思进取的人和不甘沉沦的人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时，别有用心的人定会借助族群矛盾和割裂制造邪恶的争斗。回到社论，肯定学生的个体爱国热情，缘何有时又可以说不是爱国行动，就是这个道理，前者说的是动机，后者说的是后果。其实明眼人都清楚，存在极少数，并不是给极少数定罪的理由，这种说法也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服，谁也不会认为自己傻到让极少数人利用。不过没有任何迹象和证据表明，当时的邓小平便存在“秋后算账”的打算，之所以社论的态度强硬，甚至采取了文革语言，邓小平无非是想在讲理讲不清楚的前提下，先把学生唬住，尽快结束学潮；否则便不会出现，学潮中没有直接实现的大众的一些愿望，还是在学潮后由邓小平促使实现了。但是由于邓小平的良苦用心和品质得不到广大学生的认同，所以学生们普遍担心政府会秋后算账，而且由于八九学潮最终矛盾严重激化，事实上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报复措施，很多人事后更加认定了，当时学潮即使停止，政府也会秋后算账。
学潮期间，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的专题报导，对北京市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且呼吁重新审视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为。其中一篇严家其撰写的文章，指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下台的；在这之前，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这是政治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的确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之一，可是如果在任何环境都把民主化摆在首位，在经济落后是非错乱族群割裂的地方，非但实现不了民主化，还会因为民粹破坏了民主的经济基础。设想一下，在粉碎“四人帮”以及华国锋下台两个历史关头，如果不是使用非常之手段，而是以所谓的民意主导，党内改革派还不知在哪个猴年马月才能重登中国政治舞台，开始改革开放；所以说，中国政治能否顺利进入规范的程序化，一是取决于人民的觉醒程度，二是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运气。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删除相关的长篇敏感报导内容，但《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不予配合，4月26日上海市委作出决定，停止钦本立总编辑职务，并向该社派驻领导小组加以整顿。江泽民还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毛粉听到这一评价会抗议，“文革”使官员清廉，没什么不好；殊不知文革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相对廉洁，功劳不是文革，而是共同贫穷。学潮中崇尚西方民主的学生领袖对这个评价更不服气，学潮是以学生为领袖，知识分子做后盾，岂能与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相提并论；殊不知文革的典型特征就是群众运动反腐败，仰仗的是极端理想主义以及脱离法治的捕风捉影，两个表现只能搞乱政治、经济和人心；也正因为八九学潮没有独裁者，所以不会好过文革，文革至少还有个独裁者，乱了以后还可以收回来；八九学潮没有德高望重的领导者，中共一旦垮台，中国便会重蹈辛亥革命后的乱象，只有第二个毛泽东才能把离心离德的中国重新聚集起来，让中国再多一次恶性循环。有些人拿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积极意义来赞誉八九学潮，殊不知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意义，除了挑战野蛮专制的权威外，还夹杂着对极端理想主义骗局的揭露，而八九学潮的主流则是另类极端理想主义情绪对理性务实的围剿，所以两次群众运动不可相提并论。而当时人们没有这个理解水平，狭隘地指责邓小平双重标准，支持邓小平的运动就是正确的，反对邓小平的就是动乱。
4月27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的游行，可谓是八九学潮最为理性的一次，也展示出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勇气，因为在四·二六社论的背景下，这天参与游行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学生运动历来是双刃剑，如果把握好度，会积极促进社会进步，可惜这个度是学生运动很难把握好的。当日有五至十万名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参与游行，前往天安门。北京市的警察全部出动，封锁了所有学生游行的必经之路，高音喇叭也一直向游行队伍播放《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明令禁止游行，但也没有采取坚决强制手段阻挠游行活动，保持了克制。学生们的标语和口号主要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爱国无罪”、“正义永存”、“坚持改革”、“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等，游行队伍挤破了警察筑起的人墙，沿路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游行活动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遗憾的是，这次活动的理性不是来自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觉醒，而是出于权术的需要，所以理性在学潮中没能持久坚持。这次示威游行中最响亮的口号当属“打倒官倒”，对中国老百姓引起的共鸣最为强烈，这对于崇尚西方民主的少数学生来讲，显然其诉求已经喧宾夺主了，当年的学生领袖事后认为，八九学潮是全国人民崇尚西方民主的示威活动，明显罔顾事实。由于四·二七游行的声势浩大，迫使中共政府做出让步，当天表示愿意与学生对话。正如教师梁晓燕事后所说，“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惜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对学潮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激进的学生因为反对继续抗议的学生日益增多则变得更加激进，也让中共的妥协丧失了意义。
4月2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社论，这篇社论对比四·二六社论相对温和而且更具条理，可是远不如四·二六社论影响深远。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背离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可是中国人习惯了宁要公平正义的草，忽视了公平与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还滞留在抽象的概念上，即使在西方文明国家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将就，落实于实践则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贫瘠落后的地区追求公平正义只能循序渐进量体裁衣，如果过分则能在原始文明中苟且偷安便很不错了，在此尊重人性的逻辑下，才凸显了稳定压倒一切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义。“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统一了，民族独立了，有了稳定和建设的条件。由于主观指导上的失误，我们浪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算起来，我们真正在稳定的条件下一心一意搞建设，也就是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现在之所以处在这样一种落后的水平，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现在之所以受到这样多的客观因素制约，除了历史条件这个根本原因以外，建设时间太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稳定靠什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靠什么？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靠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构成了我们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这两个方面，也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路线的基本要求。在当代中国，一切承认和维护这两个基本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有利于我们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反之，一切违背这两个基本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有损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列车，要靠这两个轮子驱动，缺一不可”。这里关于以两个轮子实现中国稳定和发展的目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且刻意强调了“在当代中国”，由于是一带而过，人们很难发掘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是权宜之计的潜台词，让开明专制所具有的博弈色彩天平倾向不利于文明的一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稳定和民主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民主是人类文明的重大发展，是无产阶级和人民解放运动的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应当把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广泛、更切实的民主，作为自己的一个崇高目标”。社论规划的中国现代化基本实现后的民主蓝图显然空洞无物，没有讲明西方的民主不合时宜地搬到中国便只能是民粹，也没有明确西方的当下比我们好，因为当时的中共也不知中国未来的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也只能以谎言和极端理想主义来全盘否定西方政治制度，自然无法令国人信服，而谎话说多了，也导致中共内一些人竟然拿一党专制当民主来宣传。“当然，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离社会主义本身所应有的内涵，离人民群众的要求，也都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在党的十三大上，我们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定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进行，也有赖于社会的稳定。我们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坚持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的兴利除弊，而决不是‘全盘西化’或照搬别国的政治模式；我们提倡和追求的民主，是切实调动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民主；我们希望民主建设的实际进程，有利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决不应妨碍秩序和破坏稳定。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在民主进程上处置不当，导致经济混乱、社会动荡的，不乏其例。别国的教训，我们的经验，都说明在民主问题上，一是要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不能单凭感情，操切从事；二是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推进，不能失去准绳。坚持这两条，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挫折，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实质上的进步；否则，就有可能适得其反，为动乱种下祸根，民主的善良愿望最终也会落空”。“‘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事情。现在30岁以上的人们，谁都不会忘记那段动乱的年月。全国人民包括青年学生在内，谁也不会希望那样的悲剧重演。如果听任各种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小字报满天飞，如果听任各种‘夺权’和‘抢占’蔓延，如果到处罢课、串联，我们的国家很可能又将陷入一场全面性的内乱。一切单纯的善良的青年学生，都应当懂得，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事件中，往往鱼龙混杂，居心叵测者正等待着你们的感情冲动和行为失当而混水摸鱼”。社论在这里只提到了专制社会矛盾的一面，即当开明专制之时，民粹泛滥便会被居心叵测者利用，而中国知识分子当时考虑的则是专制社会矛盾的另一面，即当野蛮专制之时，如何防止独裁者滥权。所以明确当前目标以及长远规划，科学区分民主、民意和民粹，才是确保社会健康向文明过渡的有效方法。
如果说中共重发社论这一妥协具有积极效果的话，按理说学生通过四·二七大游行发泄过后，需要时间让他们的心情沉淀一下。而4月29日下午李鹏安排的与学生对话实属失败的作秀，政府事先知道学生在学潮中意图，明知自己不可能答应学生的要求，自身理论又跟不上，却由官僚气十足的袁木组织对话，只能给混乱火上浇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明白一个道理，与政府对话是极端理想主义者把平等极端理想化的产物，对话本是在两个地位对等的团体或个人之间举行，而政府公开场合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政府的态度，事关国家政策方针何去何从，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对于有争议的议题需要在正式场合慎重表态。正常的状态，政府应该建立多种渠道，包括组织民间团体或个人之间的对话，积极倾听民意以及各种新的思潮，以便政府的决策，政府不适合以对话方式直接与民间公开交流。一方面让民意广泛地发表，另一方面又不为民粹所左右，这既考核着政府的品德与智慧，也考核着大众的素质。八九学潮中，学生和知识分子把主要精力消耗在与政府的平等对话上，本身就是无政府意识在作怪，如果对话成风，将消耗掉政府的大量精力，哪里还有精力从事正常的国务管理。同理，在四·二七大游行后学生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新组织，党内保守派不同意，党内改革派也不会同意，因为是非错乱的背景下，承认了崇尚西方民主的学生组织，那么崇尚文革复辟的群众组织势必也要承认，那样的话，中共体制内外的所有改革的力量都会被淹没在毛粉民粹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全国学联的组织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在团中央会议室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了对话。期间，政府代表明确表示，他们是与北京市学联邀请的学生进行座谈、对话的，对未经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我们不予承认。针对市高联提出的政府代表应经学生同意，袁木表示，“对话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对话，不是对手之间的谈判。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存在谈判问题，而是为了互相交谈，沟通思想，增进理解。只要大家有诚意，愿意坐在一起谈，就不应该有什么先决条件”。袁木在这次对话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声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社论中中共刚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袁木何必为这个话题狡辩，如若强调这一切都符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至于落个说谎的名头了。参加会议的学生大多数是各校官方学生会的干部，但也有少数这场学运中的领袖人物得到了邀请。袁木确立的规则，台下的每位学生只允许发言一次，并且必须以提问题的形式进行，不能自由发挥。吾尔开希收到邀请后在现场要求以高自联代表的身份参加对话，遭到拒绝后便转身离去。政法大学研究生项小吉当场指出，“对话是在国务院与首都全体高校的学生代表之间进行，而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从所到学校看，只有十六所；从所到的同学看，并没有经过普选产生。所以说，今天所到的学生不具有这种代表权。所以今天只是一个接触会议，而不是广大学生所要求的对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学生席间退场抗议。对话过程被实况转播，然而袁木的官僚态度增添了崇尚西方的观众更多的厌恶。当天北高联常委王丹、主席吾尔开希等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中外记者会，王丹、吾尔开希宣布对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不予承认。4月30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又由李锡铭、陈希同牵头与北京市属的17所院校的29名学生对话，同样是由市学联组织，把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撇在一边。党内保守派利用这两次对话，借机宣传了自己在反贪污腐化、惩治官倒、清理公司等等“治理整顿”事业中所做出的业绩，而围绕“官倒”、党风、教育及改革决策失误等问题，或明或暗地把矛头引向了赵紫阳和胡耀邦，这与崇尚西方的学生参与学潮的初衷，防止改革形势倒退，防止改革派人士下台，背道而驰。当时对话还有一个令全国人民震撼的细节，在涉及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过紧日子度过难关话题时，一个学生代表亮出一本杂志，封面上是赵紫阳打高尔夫球的画面，以此质疑中央领导没有以身作则。这一震感使许多对改革不满的学生舒服了不少，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希望政府多举行这类直接的对话。4月30日的学潮情况有所缓和，虽然9万北京的大学生依然罢课，但是在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全面恢复正常教学。学潮后中共依照保守派的思路强加给赵紫阳一个分裂党的罪名，指责赵紫阳公开了党内的分歧，事实上这次对话保守派已经率先隐性地公开了党内的分歧，因为按照中共的惯例，中共高层若是没有想整赵紫阳的人，这段不利于党的总书记形象的视频在播放之前早被剪辑掉了。
劳动节当天，“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的罢课活动，并提出要与政府对话，此外要求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和学运性质，惩处四·二零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贪污反腐败，允许私人办报和检讨经济政策失误。会上还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筹全国的罢课行动。次日，因为《世界经济导报》被整肃事件，上海的多所高校学生举行抗议游行。在北京，“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新华社当日报道，“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并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全部内容：“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策权力的人员。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反对无政府的人自然会认为学生提出的要求很过分，可是习惯了人民当家作主宣传的中国民众，当时听着学生的请愿书就很解气。如果在毛泽东时代提出这么一个请愿书，尽管也是徒劳，但是其勇气定会令后人敬仰，而改革开放后形势正如项小吉事后所说，“凭心而论，八九年的那个形势，并没有坏到要革命的那种程度”，所以学潮的积极表现就在于，向政府昭示学生运动的理性，表达出人民群众的不满，以及指出政府官员的虚伪所在，这就足够了，因为也只有全国人民面对社会中的不如意表现出足够的理性，体制内的正义力量才能心无旁骛地积极促进赋予人民更多的自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一、他们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二、‘请愿书’第二个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请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学生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而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现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
五四运动纪念日到了，这天的纪念活动分两头举行，官方在纪念碑前组织了庆典，“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组织的十万名学生，也游行来到天安门广场，以示威行动向共产党宣示，他们才是五四运动民主传统的真正继承人，但是他们心目中的五四精神，却主要来自于共产党的教导，因此也不排除很多学生是来向政府宣示，我们才是共产主义的正宗。由此联想到，学潮期间学生们在公交车上集体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当三位湖南人于5月23日往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上泼墨时，结果被学生押送至公安局，一个不敢挑战毛泽东余威的环境，还有什么资格奢望立马实现西方民主。对于这一次示威，政府仍然没有认真阻拦，这天的北京的游行人数虽然不如四·二七大游行多，但是游行扩散到全国多地，而且北京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外地学校的旗帜，以前没有参加进来的北京市专业学校也参加了进来，记者的队伍打着“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旗帜走上街头。随后“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发表五四声明，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游行活动到下午3时左右和平落幕。
八六学潮的历史已经证明，学潮对党内改革派来讲，永远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向学生运动妥协不利于中国的前途，与学生运动对抗不利于其个人乃至整个改革派的形象与前途，所以赵紫阳本来有充足理由延期出国访问，但他还是选择了如期出访，把这烫手的山芋甩给了李鹏。有人幼稚地认为，如果赵紫阳出访前便对学潮作出积极的评价，否定中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局面便不会对党内改革派不利，其实即使不会出现李鹏代表政治局常委请示邓小平的情况，保守派元老也会照样找赵紫阳麻烦，因为这些元老早就视赵紫阳为眼中钉肉中刺，一直在伺机拔除他，之所以在八九学潮前没有成功，全都仰仗着邓小平明里暗里的保护；而且无论政府怎么做，谁也没有把握在是非混乱的背景下，能使学潮善终。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国，学潮非但没有结束，而且形势对其个人以及改革派极为不利，党内改革派已经处于党内保守派和人民群众的两面夹击之中，改革开放停滞的可能性在剧增，于公于私他都不能再沉默了，他要为改革派及其自身的形象而战。赵紫阳从朝鲜回到北京，就提出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定性是错误的，试图把学运定性为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这一看法，并表示愿为四·二六社论承担责任，欲重新写一篇社论对学运作出评价。他的意见遭到李鹏的反对，在没有获得任何人支持的情况下，赵紫阳就决定以开明形象反击保守派，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一步对话，随后开放新闻媒体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而更多的篇幅则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因此也没有受到更多关注。就在五四纪念日这一天，赵紫阳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官员时，发表了明显与四·二六社论唱反调的谈话，“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学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它某些城市的游行正在继续。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地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限扩大，或是无中生有。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工资低，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它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象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学潮“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有些舆论认为赵紫阳在接见亚洲银行理事会官员时讲这番话显得驴唇不对马嘴，其实不然，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中，谁也不愿意在混乱的地方投资，所以赵紫阳这番话实为一举两得，在鼓励外来投资的同时，又重新给学潮定了性。崇尚西方民主的学生在四·二七大游行中权术地打出“拥护共产党”的口号，赵紫阳也权术地说大多数学生拥护共产党，显然不能让崇尚西方民主的学生买账，学生气不顺，便不可能根除中国动乱的根苗。八九学潮期间，运气显然不在赵紫阳这一边，他的这番话还没有发布出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已经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谁也不能说学潮后来的再次兴起与赵紫阳的讲话没有关系，可是从群众运动多反复无常的规律来看，没有赵紫阳的这番讲话，学潮也难保会戛然而止，毕竟至五四运动纪念日，已经深陷极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学潮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后期的任何努力还是会与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产生无法调和的对抗。改革派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遭遇了保守派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急先锋的赵紫阳所承受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人在这个环境中心情都会不爽，这都可以理解。尽管如此，赵紫阳还是被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冲昏了头脑，错以为借助群众运动可以加速落实政治体制改革，忘记了中国的文明事业实属欲速则不达这一颠簸不破的真理，而且他倡导的广泛的对话，在当时那个大环境，永远不可能实现其预期的目的，但无论如何，从赵紫阳这番讲话后，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形象在大众中大为改观。
5月5日起，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仍有一半大学生坚持罢课外，北京市其他的大学都宣布罢课行动结束，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学生中产生了新的分歧，有些人表示欢迎赵紫阳的温和态度，认为党的总书记已经作出姿态，学生也应该见好就收，并以复课作为回应。因为一场以改良为目的的群众运动，终还要以促使执政党党内发生积极变化为原则；另一些人则认为赵紫阳的讲话表明了政府高层存在分歧，学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政府施加进一步压力，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也有人认为，赵紫阳的谈话与四·二六社论没有本质差别。学潮后逃亡到海外的学运分子事后普遍高度评价赵紫阳，但在当时部分学生和知识分子对赵紫阳还是不信任的，就犹如现今他们敌视邓小平一样，首先他们担心，赵紫阳在控制住学运以后，将反手处理这次学运的参与者和同情者；其次他们认为赵紫阳提出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仍然是一党独尊下的“民主”，是在法制根本不健全下的“法制”：“官倒”属于合法性腐败；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公然与宪法对抗；上海市委居然可以撤销一家报纸总编辑的职务。所以，赵紫阳的谈话不可能有效安抚学运中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其实这些极端理想主义者，注定理解不了中国若需文明必先经历开明专制，更理解不了赵紫阳时期诸多貌似不公却很务实的经济政策，所以产生这些质疑也很正常。其实邓小平时代出现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与宪法抵触，看似很滑稽，其实不然，如果邓小平骨子里是反民主的，他完全可以让宪法和北京市的条例实现一致，他之所以没这么做，只有一种可能，一个是短期目标，一个是长远目标。5月5日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梁晓燕事后回忆，“5月8日，我们学校高自联的几个头到我家里来，抱怨有一批同学还要去上课，他们说要组织纠察队伍把学校的教学楼封起来，不让那些同学去上课。我当时我就说，你们不是要民主吗？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选择权利，你剥夺了别人选择的权利，我开个玩笑，我当时还笑着跟他们说，这和共产党剥夺了你们的权利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确实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话可以说服我，但是他们就觉得就是有点不对劲。那我们这个事情怎么弄呢？因为在中国所有事情最后都是要靠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不许别人做什么，才得以我把自己的事情做成了”。按理说在人们产生势均力敌分歧的时候，此时忧国忧民的人能做的，也只有文明理论的深入研究与宣传，不能使别人感动，只能是两个原因，要不是我们的理论研究还没有到位，要不便是时机未到，此时非要蛮干，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当然真理时常在少数人手中，也有很多人时常认为真理在自己的手中，面对历史机遇转瞬即逝或自认为历史机遇转瞬即逝的时候，又不得不需要一些果敢，此等情况事前去质疑对手的品质与动机都没有意义，只有事后看结果，究竟孰是孰非，这也正是文明进程中的博弈与悲催之处，当然若想弱化其中的博弈色彩，也只有民众素质的提高。柴玲描述这个时期，“后来北大的形势也转为低潮，同学复课的越来越多，同学在复课与罢课之间产生相当大的内部消耗，我觉得越来越困难，阻力重重”。“那天聊天，我问起政治犯判多少年？有人说以前判三年，后来判了五年，又加判到七年，后又加到十七年。当时我很悲哀，我在想，十七年出来以后，我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王丹说要准备绝食，我马上就签了。后来我和北大几个同学一块去说服市高联，他们始终很抵制。市高联有些人是有投机倾向的”。由此看来，给异见人士戴帽子，不仅仅是毛时代所特有的，这个陋习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政治人物的骨子里。学潮使中共公然分裂，学生也有分歧，具体到个人都存在太多的人格分裂，在学潮期间被很多人评价相对理性的王丹，在这个时期也表现出强烈的人格分裂，5月10日王丹接受了加拿大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我认为现在的学生运动应该转入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活动方式不再是大规模的激烈的上街游行罢课等等，而应该是切切实实地从事校园民主环境的建设。比如说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学生自己的报纸广播等等。这些工作看起来好像不是形式上非常声势浩大，但是它的深远意义是很重大的”。可是三天后王丹便组织参与了绝食请愿活动，他事后总结说，“5月11日的中午，我们五、六个人在一个小饭馆吃饭，期间谈起了关于对这次运动的看法，我们已把希望寄托在对话上，但是政府对待对话的态度始终在拖，有可能把学生拖垮，然后把学生头头都给抓起来，把你的筹委会解散。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以更激烈的方式，施加更大的压力，逼迫政府迅速地与学生进行对话，在对话过程中能够确保运动成果，这样我们讨论下，办法只有通过绝食，因为静坐游行政府已经不在乎了”。
《天安门》纪录片中有下面一段解说，“然而，四·二六社论的阴影仍然威胁着学生领袖的安全，动乱罪名不正式取消，学运中温和的主张就很难占上风，激进的情绪更有号召力”。的确，站在学生领袖个人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始终包含思想政治等考评标准和内容，参与过“动乱”的学生在学习和将来的工作中都可能受到极大影响；而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政府不进行“秋后算帐”，各高校的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处理参加者也是未知数。学生领袖的忧虑有道理，这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共政府面对学潮也是手忙脚乱，同时也说明这些学生领袖的目光短浅，他们没有预见到深化改革后会形成多种所有制的经济模式，还把自己的前途寄希望于体制内的饭碗，殊不知参与学运成为名人所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学潮发展到这个阶段，只要顺利和平落幕，中共也不会对知识分子穷凶极恶。学生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显然与对形势的认知水平有关，也与对邓小平的品质误判有关。不过，还是那句老话，一切皆是历史的必然，当时想要所有学潮领袖都具有这样的认知水平，也是不可能的。陈小雅在《八九民运史》中的一段说的很好，“一九八九年四月的街头，走动的也不是13年前同一个月份里出现的人群。新人们幻想着再造‘四五英雄’们可歌可泣、铭刻史书的壮举，却对六十年代英雄主义培养出来的，使英雄成其为英雄的‘炼狱’不感兴趣”。“他们习惯于轻松的。带游戏色彩的生活，当然也不把政治看得过份沉重。与他们的前代以集体主义和无名英雄为追求理想的价值准则不同，他们把参与政治与塑造个人看作水乳交融的事情。至少，在学潮初起时，他们并不准备为自己的理想付出高昂的代价。胡耀邦仅仅逝世三天，《七条》已经在要求肯定‘学运’的性质了。这就如同体育比赛中，一个形体动作尚未完成，就要求裁判评分一样”。可是开明专制最终得以顺利转型，需要诸多英雄，去尊重对手，无畏牺牲自己的利益直至生命，可惜当年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几乎都把这一理念给搞反了。
在决定是否以绝食方式来使学潮升级时，极端理想的学生也开始讨厌民主程序的碍手碍脚了，市高联中主张绝食的学生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于是他们越过组织程序，直接以个人名义发动群众。民粹社会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愚昧无知聚众上街，以此左右政府的政策；另一个典型表现，哪怕是少数人，只要聚众上了街，都口口声声代表了人民。王丹事后介绍说，“5月12日晚上，我和柴玲做了一次联合演讲，主要柴玲讲得比较多，柴玲就讲，我们是被政府逼到只能用自己的生命，用摧残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的进步。她讲到这里非常凄惨，然后眼泪就下来了，这个对同学的鼓动非常大”。柴玲说，“我们绝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还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我们是在以死的气概为生而战，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因为绝食的起因来自于学生领袖缺乏牺牲自我的勇气，自然使这一轰轰烈烈的背后充满了灰色；由于人民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一些人在遇见挫折的时候，时常表现出饥不择食的变态。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抗议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等具有个人魅力的学生领袖，呼吁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恢复抗议声势，组织起三千学生发起无限期绝食，绝食团指挥部由主动请缨担任总指挥的北师大八六级心理系研究生柴玲任总指挥，为了保持对绝食团的影响力，北高联主席吾尔开希与对话团的负责人王超华也参加了绝食，时间选择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高调访华的前两天，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因此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天安门》纪录片如此解说绝食的发起过程，“5月13日中午，绝食学生在出发前喝了壮行酒，他们要求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立即与学生平等对话，并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那天上午，政府已经决定与学生对话团对话，但是当这一消息传到各大学时，绝食学生已向天安门广场进发了。《绝食宣言》出自共产党多年的语言熏陶，激昂悲壮，极富感情色彩。文中甚至模仿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豪言壮语：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绝食宣言》写道，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眼你的儿女吧，虽然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当死亡正向他们逼近，你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别文已经论述，搞政治最忌讳的是煽情文学，容易使大众丧失理性直至思考能力，而学潮发展到绝食，则是同类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煽情行为，而且绝食也属一种冷暴力。绝食不仅没给对手留有余地，也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要是自己的决策错了怎么办？如若自己百分百正确，直接发布宣言就可以了，何必以对话作秀。历史要是证明学生的诉求是切合实际的也就罢了，偏偏随着人类对文明进程认识的不断提高，学潮不计社会稳定的极端理想主义却是祸国殃民的，已经成为更多人的共识。尽管5月4日前后舆论已经放开，可是由于媒体的认知水平也是有限，客观上还是有选择地报道学潮的积极一面，当时大势所趋，也没有哪家新闻机构敢于报导绝食学生的负面信息，以致让绝食学生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当时的中国民众普遍不知绝食的酝酿过程，绝食是在政府已经同意对话的背景下开始的，此时依然打着“呼吁对话”的招牌进行绝食，显然这些年轻人的情绪化已经达到歇斯底里。尽管纪录片中的解说有意在替绝食学生开脱，指政府决定对话的消息传到学校晚了，其实如果学生理性的话，完全可以在去天安门的途中随时终止绝食行动。纪录片为绝食学生开脱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下面一则报道，“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领袖不愿意由正式对话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抗议活动。其实在绝食阶段，示威学生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对包括学生群体在内的其他人的不信任，只有政府直接与自己对话，才能使自己满意，而参加学潮的人数众多，所以导致这场绝食运动成为一个无法打开的死结。
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静坐之后，为抗议政府高官没有新的态度，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北京许多医院参与抢救，市民加入声援队伍，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机关单位也参与募捐，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越来越多的城市出现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记载，“自‘亚行讲话’之后，赵紫阳一面部署用新闻改革冲破‘保守派’的反改革包围，一面拋出‘六点意见’，争取社会形象的改善。五月八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北京市委提交的以坚持四·二六社论基调和批驳赵的‘亚行讲话’为内容的七个文件针锋相对，赵紫阳提出了六点意见：一、尽快公布审查国务院直属的四大部级公司的结果；二、取消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应，但75岁以上的老同志仍然保留，公布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的经历和财产；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专门受理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及其子弟违法乱纪的案件；四、尽快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五、司法独立审判，不能再搞联合办案；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他建议，如果大家同意，由新华社发通稿，明日见报。但由于李鹏坚持反对，政治局没有讨论赵的意见，有关信息只好由人大常委会在即将召开的七届八次会议的议题中透出。但是，赵紫阳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的政敌把他逼到悬崖边的时候，学生一方也同时抽掉了他身后唯一可以脱险的跳板：就在人大公布将于6月20日正式从法律和制度方面考虑目前学运要求的当口，学生同时做出了绝食的决定”。“由于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在对待学运问题上的死硬立场，中办和国办在与学生对话条件方面讨价还价的僵持，赵紫阳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可以支配和调度力量的有限，他不得不动用起原本是和民主党派打交道，但在学潮爆发以来一直持温和态度并企图干预最高决策的统战部来”。“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时在开着两个会。一个是由部长阎明复主持，胡启立参加的与新闻界的对话会。另一个是由知识分子局召集的征求党外知识分子对时局意见的座谈会。其实，也就是探讨如何使学生停止绝食良方的‘诸葛亮会’”。“在这后一个会上，阎明复一方面不同意‘把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说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又透露，对于许多具体问题有分歧。他特别指出，主要是‘不在第一线的同志有很多看法’。而且，时至今日，北京市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他警告说：‘学生们闹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动手。’他要大家给那些他们认为是改革的人以喘息的时机，‘否则我们都完蛋，都下台’。他请到会者做做工作，劝学生识大体，顾大局，先撤出广场，有什么要求以后都好商量，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同时，他又强调，‘学生们不了解情况，反对邓小平同志这是不对的。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你们所说的改革派的一堵挡风的墙。没有他挡着，许多事情都不好办。’与会者建议，统战部出面，邀请学生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事情很快汇报上去，并得到了赵紫阳的首肯：授权统战部主持办理。当晚，各路学生代表被请到统战部。参加会议的有三种成分：学生代表，作为‘中间人’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体外精英，由团中央书记带队的共青团和学生会代表”。“阎明复说：统战部是信息传达渠道。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建议他和同学们对话，他按当时的口径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反对同学们的做法。呼吁学生们顾全大局，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他说，中央是有对话诚意的，就在当天下午，赵紫阳、胡启立、温家宝和他一起已经应总工会的邀请，同工人代表进行了对话。下一周准备和学生代表对话。赵紫阳同志有一点意见，希望不久会在电视上广播，使同学们知道。然后，他进入正题，说，戈尔巴乔夫要来访华，能不能顺利进行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事情······如果天安门广场聚集两三万人，连欢迎仪式都不能举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进行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尽善尽美。同学们可以有多种意见，可是要做出损害中苏会谈的事情，必定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是不会得到人们支持的。他答应，同学们的意见他一定向中央直接反映，凡是他可能了解的情况，一定坦诚地传达给学生们，他个人的意见同意的就说同意，不同意的就说不同意。同学们尽管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关于对话，从四月二七日起中央就在认真考虑。同学们游行的深层原因，是我们国家存在程度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同学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是得到全国人民共鸣的。但采取什么措施，不是一两天能够答复的。如果采取敷衍态度，我们可以同意对话。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是一个同意甚至推动腐败的党中央国务院。否则我们不会在报纸上揭露腐败现象，决定审计五大公司等等”。“对话是民主制度的一项内容。以前没有贯彻十三大的决议，你们推了一把，我们已经反思了”。“中央的确担心〔我希望我们是错误地理解了同学们的心愿〕绝食会影响中苏会谈。希望同学们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和爱国热情。中苏关系的改善会使我们没有一个敌国。我曾对香港的徐四民先生讲：我今年58岁，还能干几年？过几年就是他们〔指学生们〕来推进改革，希望他们能继承一个好的遗产······我不想讨好同学们，但将来的事情确是要有你们来决定的。如果你们希望得到一些好的遗产，就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阎明复讲话后，有一个短暂的沉默，接着是王超华发言。她把成立有更广泛学生基础的对话团称作是‘向中央作了让步’。并认为今天请他们来而没有请学联〔其实请了〕，是‘表明政府承认’了这些组织，也是在作‘让步’。她的话还未讲完，阎明复就打断她说：他会把她要求单独对话，公开公正客观报道的意见传达给中央。但他说他不认识同学们，只是请几位老师把‘他们认为有代表性的同学’请来。言下之意是提醒人们，到现在为止，他的政府仍不可能改变对学生自治组织的立场，仍不是进行单独的对话，更没有把他们当作这些组织的代表来看待。‘中间人’的发言立场比较一致：都是建议政府正确评价学运，并在此基础上调解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立。他们讲完之后，阎明复谈了四点，似乎是要结束这场对话了。他说：一、首先感谢这么多同学到统战部来；二、我今晚就向中央汇报；三、推翻‘四·二六’社论有难度，希望给一定时间，但希望同学们在戈尔巴乔夫来之前结束绝食；四、没有根据把中央分成保守和改革的两派，但希望不至于造成全面的倒退，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作为跑龙套的，不能超出音乐的节拍，但我会尽力反映情况”。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政治生活的虚伪，阎明复的话有真情，也有应付，所以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把阎明复赞扬邓小平的话当成了官话。由于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这场学潮中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客观上却又是极端理想主义的表现，站在务实促进中国在开明专制中过渡的角度，中共也确实不该答应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而中共又拿不出可以说服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理论，所以对话只能成为双方的作秀，起不到在中国明确是非的效果。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5月14日凌晨2：30，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复课，未果。同日，《光明日报》由近年来活跃在知识界的作家兼记者戴晴出面，按原计划把知识界、理论界、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请到了报社，对学潮问题进行座谈。参加座谈的知名人士有温元凯、李泽厚、包遵信、刘再复、苏炜、李洪林、于浩成、李陀、苏晓康、麦天枢、严家其等，绝食团成员王超华也参与了座谈。王超华介绍了绝食学生的情况，说坚定者大约只有20%，主要是北大学生；动摇的有40%；想走的有20%。她听说公安部有报告表明，现在大量“盲流”涌向天安门广场，坏人非常多，她感到局面已经难以控制。她听说知识界准备游行，想听听各位老师对局势的看法。她说，你们这些学者都是在学生中相当有影响的，如果能到广场上去劝说学生离开，至少不会有反作用；现在政府方面任何人去说，都只能起反作用。王超华还说，她在市高联常委中是很孤立的，一直起一些协调作用。当有人问有无可能将学生劝走时，她说，对于大多数学生是有可能的，即使是绝食团的领袖，他们的态度与文字里面写的也是有差别的，但他们的眼睛就盯着北大。尽管《光明日报》负责人在座谈会的开场白中指出，游行，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都会有好处，但如果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到场的学者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比王超华强不了多少，有人甚至还不如王超华，尽管他们在有些领域颇有造诣，可是在民主政治方面也只是小学生的水平。因为感情色彩，他们象毛时代吹捧毛泽东一样，一边倒地把动乱责任全部归为政府，把学潮中的学生捧上了天，自然充当不好调解人的角色。很多学者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以为中国民主的曙光已经就在眼前，严家其提出现在要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眼前的事件正标志着“人治时代的结束”。李泽厚的最后发言认为，要政府出来就一些问题作符合大家要求的表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劝学生暂时撤离广场。最后，由温元凯和苏晓康根据大家的意见，重新起草了一个文告《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结果，终因严家其说了一番要对历史负责，他个人没有权力劝学生撤退的话，和他个人不能签名的话，与会者同意在呼吁书对政府的三条要求后面加上一句：“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条的话，我们全体将站到学生运动一边”。严家其的这番话属于政治生活中相当恶劣的道德绑架，难道持其它观点的人就不是出于对历史的负责吗，道德绑架的特点就是在叙述观点时直接把自己的观点贴上正义的标签，以达到胁迫别人不敢说出与其观点不一致的心里话的目的。
知名人士座谈会的同时，即5月14日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对话团进行了对话，发起绝食的部分学生也参与了对话。尽管阎明复是知识界皆知的改革派，双方仍然在学运的定性问题和“动乱”的摘帽问题上争持不下。对于现场直播问题，官方以中央电视台转播部已开赴迎接戈尔巴乔夫来访现场作了搪塞。当学生宣读了一份绝食同学的遗书后，阎明复以异乎寻常的口吻说：“我个人理解学运的原因，我知道你们的行动是学生的真正呼声，但是，四·二六社论是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我有我个人的看法，但我实在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我希望用你们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你们自己的判断”。在谈到“清场”问题时，阎明复说：“党是人民的政党，不可能用武力来对待学生，你们不撤也没关系，戈尔巴乔夫明天来访，就让我们丢丑吧。在外国，接见国家元首还有人扔臭鸡蛋呢！我们的政府也应该适应特殊情况。但是，我也只能为你们说这一句话，而你们，也在人民面前丢了一张牌”。当时的阎明复显然也没有认识到时局的严重性，轻易表态政府不会以武力对待学生，由此导致后来学生更加不知妥协；另外在群众激昂的背景下，百姓才不在乎政府是否丢脸，所以学生并不会因此在人民面前丢失了一张牌。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促使了一些学生愿意达成妥协，但是随着不同派系的学生间无法进行协调或者提出连贯的要求而使得会议变得越来越混乱，其实这些正是民众是非错乱背景下搞群众运动的必然结局。而在广场上的绝食学生，却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对话的广播，绝食学生怀疑自己被人出卖，要求“现场直播”，成批冲到对话地点，将会谈打断了。吾尔开希事后评价这次对话，“我们把政府拉到谈判桌上坐下来，是绝食策略引起的最大胜利”。不知吾尔开希这番话与文革期间民众热衷于“民整官”的情绪有何不同，他已经忘记了学潮的初衷，在学潮过程中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导致政治、经济、文化倒退，大家就都是失败者。
据陈小雅《八九民运史》记载，“8时40分，当广场传出清华学生拟于当晚撤出，北三环路上出现坦克的消息时，绝食团的广播宣布：温元凯、苏晓康、刘再复等十二位学者将步行到达广场看望大家。还没有弄清他们来意的学生顿时发出一片欢呼之声。晚九时，这篇由上述12人签名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在天安门广场对绝食学生宣读：
鉴于天安门广场的情势，我们十几位学者作家本着良知和责任心发出如下紧急呼吁：
一、要求中央负责人立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参加学潮的学生‘秋后算账’。
二、我们认为，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是合法组织，政府应当承认。
三、强烈反对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座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谁这样做，谁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亲爱的广大同学们：自昨晚得知大家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我们都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从四月中旬以来，你们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的改革，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以令人钦佩的理性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在一九八九年春天做出的历史功绩。但是，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内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为了避免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为了使中苏最高级会晤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我们相信，同学们能够自己做出明智的判断。
但我们郑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点，我们将和同学们一道，为实现上面三点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紧急呼吁》宣读完后，温元凯、苏晓康、戴晴先后发表了演讲。为了使学生接受撤退的意见，讲演者大大褒扬了学生在前段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象苏晓康这样名噪一时的‘大才子’，居然称：‘你们第一次在中国教会，正在教会人民和政府如何进行现代政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你们比政府，比官员，比文化精英聪明得多······正因为如此，大家要讲理性，要教会他们······’。从他们热烈崇拜的人物嘴里，讲出如此的赞美之词，使学生们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而且，他们的警觉性并没有因饥饿而麻痹。当戴晴进一步引诱学生进入‘圈套’时，原以为来声援他们，所以一个劲地对讲演者叫好的学生，开始转变态度。等到戴晴说出，学运的性质和学生自治组织又何必要政府承认；考虑到领导们的水平有限，只要赵紫阳或者李鹏到这个地方来站一下，不说什么，大家就撤。好不好？他们终于发出了不是配合的声音。严家其没有发表讲演，而是在学生领袖的簇拥下走进绝食圈，频频向同学们问好。11时10分，当十二位学者撤离广场时，广场上‘自由论坛’评论了他们的行动，不友好地称：‘他们有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已经走了，有的找政府去了！’笠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节目报道了十二位学者的《紧急呼吁》”。
中国民间有句古话，捧得高摔得惨。知识分子和舆论当时如此吹捧学生，难道不是善意的捧杀吗，而且当时人们对理性的理解，只要学生不参与打砸抢便是理性，殊不知不依不饶没有节制在群众运动中便是最大的不理性。陈小雅的文字显然对戴晴的温和态度不恭，正如吾尔开希事后评述，“知识分子错就错在，他们没有把自己到底是什么看清楚，他在扮演政府和学生之间斡旋人的角色，我们能使政府的代表团和我们这样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这是建国四十年来没有的，这是我们学生作为一支独立力量，我们做成了，而到这一天，我们诚挚地请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时候，他们到广场所说的一句话是：孩子们”：我们大家要有耐心。“他们觉得你们做得太快了，咱们还是慢慢来，你们最好还是听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最好还是听你们老师，听政府的话。我不想说太多，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吾尔开希有朝一日若是看到庄民的这篇文章，不知是否还是以这句话回答庄民，这绝不是庄民写这篇文章所希望看到的；如果全国人民也这样回答庄民，庄民也只能对着学生高喊，万岁！万万岁了。王丹事后总结这段经历，“当十二学者来广场的时候，形势看得很清楚，知道继续僵持下去，对学生没有好处，而且出于一片好心，在这么多同学绝食，付出这么大的劳动，而政府居然就是这么不理我们，如果我们撤的话，这叫纵容恶人，那么我们从感情上没法接受，让我很理性地选择应该怎么样，我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因为我没有面对理性的对手”。我们谈文明也好，民主也罢，总是要纠结在民族素质上，现代文明苛求参与政治的人时刻都需要理性，无论你的对手是否理性，王丹如此说，就是已经自我淘汰出合格的政治人物行列，理性不比对手高出一筹，学运的意义何在呢；当然学生们的见识和理性是天然不足的，苛求责怪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中国人民应该以八九学潮为鉴，明确一个概念，学生绝对不适合成为群众运动的主导。柴玲引用了一句外国记者的话，“你们都在绝食了呀！还要你们怎么样”。由此可以看出，是非错乱不单单是中国人的问题，西方媒体也是极端理想主义情绪泛滥。戴晴事后评价，“我们当时的劝说失败了，我当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知识分子夹在两批人中间，那就是毫无理性的学生和毫无理性的政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若说当时的中共政府没有理性，显然有失公道，可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有激进的极端理想主义者自以为知道该怎么办，理性的知识分子不知该怎么办，党内改革派也不知该怎么办，党内保守派也是诚惶诚恐，广大的中国民众不关心该怎么办，大多都把这次学潮当成了西方的狂欢节。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仍在继续，人数增加，5月14日已经有人开始晕倒。
据《天安门》纪录片描述，“政府的选择是取消天安门广场的盛大欢迎仪式，改在机场举行，三十年来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苏联首脑，让学生给抢去了风头。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中国领导人中，有对苏联的政治改革深感兴趣的赵紫阳，也有对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持高度戒心的李鹏，中国领导中的两派都需要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掌握着军队，因此也就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命脉。广场上的绝食已经持续了两天，还有人在不断加入，官方依旧没有作出正式反应。随着时间的拖延，民众对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的愤怒与日俱增”。“五月十六日，当戈尔巴乔夫与中国领导继续会谈时，三十万人在北京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十七、十八两日，上街的人数达到百万”。“政府中温和的领导人试图去缓解这场危机，官方媒介获准对绝食作正面报道。同时，政府也组织了医疗救护队，以保证绝食学生的健康。人们凭着过去的经验，认为这表明党的路线有变化，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站错队，各单位的领导开始允许本单位职工到天安门去声援学生，有组织的队伍开始打着本单位的旗号出现，如今参与示威既正确又安全”。“这一场面既激动人心又甚为壮观，最佳镜头举目皆是。为报道中苏最高级会谈而云集北京的国际媒体，竟遇到了当时全球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很多民运人士后来一直以此声势来渲染学潮宣传民主的功绩，并把此声势解读为中国人民的觉醒，前者是沽名钓誉，后者是不识时务。5月16日，阎明复到学生当中劝说大家尽快停止绝食并返回学校。阎明复说：“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如果同学们对我讲的话不相信的话，我愿意作你们的人质，与你们一起回到学校去”。此番话表明阎明复属于党内改革派中思想比较激进的一部分，即使如此在当时买他帐的人也不多，他对学生鞭策式的评价，非但无法给狂热的学生降温，反倒让激进的学生越发忘乎所以，有些人甚至认为，学潮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经不是政府是否对学生秋后算账的问题了，而是学潮学生胜利以后新政府是否对原政府官员秋后算账了。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被取消。当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在大批记者面前说：“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他掌舵”。在六四后对赵紫阳的“审查”中，这句话成为其分裂党和国家的最重要证据之一，时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事后回忆，在以往的外事活动中，赵紫阳不止一次向外宾通报过党内这一决定，这次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国内媒体报道了出来。按照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的说法，由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并不符合国际惯例，所以赵紫阳把中国这一国情透露给戈尔巴乔夫，也是顺理成章。给赵紫阳安上分裂党的罪名，此事虽然滑稽，但无法就此事件评价孰是孰非，尽管不排除有人想以小人之心借此搞臭赵紫阳，但也的确不失为稳定时局的权宜之计，毕竟赵紫阳这一举措被学潮中激进的知识分子以及学生愚蠢地利用了。普遍舆论认为，这句话引起了邓小平等的强烈不满，两人从此结怨，其实仔细分析，还有同一前提下的两种情况。这一前提是，赵紫阳充分相信邓小平的品德以及改革开放的决心，知道邓小平不是恋权的人，他之所以保留军委主席一职，只是为了抗衡其他的元老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前一种情况，改革派胜利，邓小平与其他元老一起彻底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正好实现邓小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夙愿。另一种情况，赵紫阳已经预感到自己的胜算不大，或者说他已厌倦了中国的政治生活，此时已经萌生了辞职的想法，那样的话，中共名义上的一号人物很可能落到保守派的代言人李鹏身上，届时党内改革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干政则属于名不正言不顺，赵紫阳把这一党内已有的内部决定公开，就是为了防止自己败北后，保证中共仍然由改革派主导。不管如何，赵紫阳公开这一秘密后，学潮中的激进分子则公开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在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画像，以及“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等口号。知识界激进人士发表的《五·一七宣言》中讲，“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在这份口口声声宣称“非暴力抗议精神”的革命宣言中，只字未提劝说学生们停止绝食行动的善意。也正是在这一期间，中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公开分裂，中共高级领导始终不对学潮表态，而中共旗下的媒体连天播放着各个省部级单位呼吁中央与学生对话的声明，以及一些企业对北京学潮中学生持续赞助的报道。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生活与改革》中提到，“赵紫阳当过中国政府总理，后来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他具有丰富的经验。而首要的一点在于：他是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和改革事业中的积极追随者之一。我以为，中苏两党共同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如何在国家和社会民主化的条件下活动。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个问题；而我们党的领导者乃至全体党员，也已经意识并感受到，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在民主的条件下工作。可惜，许多人只把这种转变理解为一种宣传口号，却忽视了它的实质”。“赵总书记自己谈到了天安门广场。赵：「学生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显然是幼稚的，简单的。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提出口号，似乎党和政府就可以在一天之内解决所有问题。现在，人们感到在青年和学生与党和政府机关之间，相互缺乏理解。我们对他们的情绪不够理解，他们也不充分理解我们」”。“「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决定性的阶段。许多青年人都在问：现在，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青年一代很难想象革命前的中国和旧俄国的落后程度。此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已然出现了一些主观判断的错误。在中国，这些错误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都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从而缓和了社会和阶级矛盾。中国曾长期固守业已衰朽了的陈旧模式，而这些模式是苏联在十月革命后面临资本主义包围和遭受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解答世界上——无论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 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理论的解释，那么，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衰朽。因此，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与不断发展着的形势相适应；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和概念的探索。有人告诉我，今天上午，您与邓小平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根据他的说法，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戈：「我完全赞成你最后说明的观点。如果我们不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必要的教训，那我们就会陷于困境，而且困难将越来越大。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失败了吗？我宁愿说：失败了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及其角色和未来前途的教条主义观点”。“赵：「改革正在全方位的展开。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作用问题。没有市场，价值规律不可能发挥作用。由于对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进行限制，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便无从谈起。然而，如果我们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取消这些限制，那又很难控制物价上涨的范围。这正好是旧的经济体制和短缺经济的后果。这是困难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以前，我们把这些问题想得简单了，而现在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赵紫阳说，他们（指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避免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进行速度之间的巨大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治改革的方针在一九八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业已确定。赵总书记强调，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重要的是「党政分开」。他同时还谈到多党制的问题。 赵：「我们不打算建立一种新的、与西方相类似的政党制度，在那种制度下，各政党可以轮替执政。我们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与西方不同，现在中国的无论哪一个党， 都不可能代替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共，中国还有另外一些民主党派。我们与他们进行协商，互相监督，但起领导和定向作用的是共产党」。他以「修辞」的方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并强调，这个问题应当由我们一起来回答。赵：「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在一党制下，究竟能不能实行对各种消极现象的有效监督，能不能对党和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受贿现象进行有效的斗争」？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疑问”。“赵：「我注意到你们关于法制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我们也曾考虑过这一点。在我看来，这也就是司法的完全独立性问题。如果详尽地制定相关的法律，那法院是否将拥有最后决定权呢」？戈：「我想，的确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做。如果法院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如果进入法院的都是真正受尊敬、有权威的人，如果他们被赋予足够高的法律和经济地位，最后，如果建立起能够保障各系统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那么，这样的法院就将作出正确的决定」”。从戈尔巴乔夫这段回忆，可以看出他和赵紫阳对社会主义的前途都进行过深层次思考，但毕竟受到历史以及党文化的局限，不敢面对中国的多党合作纯属作秀，终究还是没能取得突破性的理论成就。殊不知中国暂时实行一党制，实属预防民粹、振兴经济的需要，绝非因为其他的党暂时力量不如中共。按理说此时的赵紫阳如果走到广场的学生之中，而且与知识分子具有良好的默契和合作，中国定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赵紫阳没有这么做，估计他也是觉得，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合作不会默契，站在国家前途的高度，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合作效果不会好过与保守派的合作。
梁晓燕事后回忆，“被万众瞩目是一种很良好的一种感觉，而且本来学生感到很压抑，现在成了社会的主角，人们很需要他们，而且有一种改造历史豪迈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很能激发人的欲望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非常纯洁的东西，有一种很令人难以忘怀的东西，也有很让我不能接受甚至让我恶心的东西，都有，而且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是历史，是一个过程，它不可能被完整地抽象出来。我记得在绝食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同学是吃东西的，他们认为绝食只是手段，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那我们为什么真的付出牺牲呢？我们可以不牺牲。就有一个同学，他对此非常愤怒，说你们这是在糊弄舆论，你把这种牺牲搞成一种欺骗，就毫无你的道德优越性，所以他自己就写了一个血书：‘我要用鲜血捍卫绝食的纯洁性’。我特别感动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有很多事情不在于它最后的政治结果是什么，它表现出一种道德自觉性，这样一种道德自觉性在中国是很少有的”。《天安门》纪录片描述，“示威风起云涌，改革派的官员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无法满足学生的全部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如果劝不走学生，强硬派便会毫不犹豫地动武。军队已经开始调动，同时自从对话被打断以来，官方也不知道谁能代表学生了。与示威学生交流的唯一办法，是到广场上去直接面对嘈杂的人群”。“阎明复离去后不久，广场上播出了赵紫阳以党中央的名义发表的书面讲话，实质上否定了四·二六社论，但是绝食仍在继续”。可惜此时绝食学生的诉求已经不再是绝食初始时那样简单。戴晴事后评价，“在改革派掌权的时候，也就是说，赵紫阳在没有被免职的时候，是除了邓小平以外，赵紫阳是全国权力最大的一个人，学生不接受赵紫阳任何的让步，不和赵紫阳做稍微有点诚意的合作，那么一直到赵紫阳被开销。好啦，这时候顽固派拿出来的，就是他们的那一套办法”。
赵紫阳5月17日的书面谈话。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5月18日，赵紫阳、李鹏、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医的部分学生。胡启立在病房单腿跪地慰问学生的表现，又被学潮中激进人士妄加解读为，胡启立向绝食学生下跪忏悔。同日上午11时，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陈希同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见面会也好，对话也罢，双方参与人员都应本着不卑不亢相互尊重的文明态度，可是这次李鹏与绝食学生代表的见面会，双方所表现出的情绪化，虽然真实，却折射出中国政治生活缺少很多文明的规范。李鹏的品质如何，不是轻易能够下结论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自从八九学潮以后，他心中的压力与不爽，长期地写在了脸上，所以其独有的皮笑肉不笑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见面会是临时决定的，再加上交通堵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去晚了。李鹏官腔十足地表示，“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和大家见面晚了一点，向你们表示抱歉”；“今天我来，只想和你们谈一个题目，其余题目可以以后再谈，如何能够使参加绝食的同志能够早日解脱这样的困境，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咱们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我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中没有一个是搞官倒的”。李鹏的开场白又给了绝食同学一个借坡下驴的机会，对话之门在保守派李鹏这里也打开了，可惜现场的学生代表没有捕捉住这个机会。李鹏在见面会上表现的不好，而学生代表在会谈中表现的更糟糕。吾尔开希的盛气凌人更是夺人眼球，指责李鹏出来的太晚了，见面会大有追责会的架势。“您刚才说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不是您请我们来谈，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您出来谈，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说”。而吾尔开希对绝食抗议的展望，应该是党内改革派更多的人放弃赵紫阳温和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当然包括邓小平。吾尔开希说，“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上现在的情况是，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的其他几千名同学也不会离开广场”。这是倡导西方民主的人该有的观点吗？这就是学生们自我标榜的理性吗？对话永远不可能使所有的人满意，如果按照吾尔开希的逻辑，绝食岂不是没完没了，对话还有什么意义。学生代表不满于中共仅仅对学生爱国热情的肯定，而是要求中共肯定这次学运是一场民主运动，对民主似懂非懂的人在毛粉遍地的环境搞民主运动，当事人感受不到其中的滑稽。学生代表也深知中国当时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所以学生代表与政府互相推诿动乱的责任。学生代表还提出对话要现场直播，而在知识分子都没有找到北的环境，直播没有结果的对话绝对是动乱的祸根，因此在大是大非混乱之时，也只有把参与讨论的人局限于智者，讨论才具有积极的价值。
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温和策略失望了，眼看着改革派已经里外不是人，他希望的开明专制就要泡汤，下定决心与保守派进行合作，首先确保了国家安定局面再说，所以与保守派达成了在北京戒严的协议。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邓小平阻止了会议期间的相互指责，强调只讨论政府退不退的问题。邓小平警告说，如果北京市进行中的抗议活动不迅速平息的话，意味着中国将冒着经历另外一次内战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风险，而他的意见亦得到其他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的支持。同日傍晚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制定有关戒严的计划，期间赵紫阳表示由于无法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此时此刻赵紫阳成了孤家寡人，尽人事看天意，为化解这次学潮做了最后一次努力。5月19日凌晨4：50，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面对嘈杂的人群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我们来得太晚啦。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不管怎么样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来原谅我们的。我只是说，现在同学们身体，到了现在已经非常虚弱啦，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啦。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将来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也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但是我觉得，要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一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终究可以解决，终究我们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现在还是要坚持这一条，非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但是那个时候就晚啦，没法补偿啦。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啊，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啦，无所谓。国家和你们的父母，把你们培养抚育上大学不容易啊，现在十九岁，十八岁，二十几岁，就这么把生命牺牲掉，稍微理智想一想啊······
5月19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与军方领导人以及中共元老会面。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并表示实施戒严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他“错误地”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且决定由江泽民接替赵紫阳的中共总书记职务。由此可见，在这场学潮中，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改革派的权威在党内外集体受挫，此时的邓小平硬着头皮做了三件事，除了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当务之急，还要在理论上确保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在人事上阻止保守派李鹏成为中共党魁。戒严的消息传到广场，晚9时15分，学生停止绝食，宣布改绝食为静坐。中央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播出了这一消息。晚上10时，在总后礼堂，中共召开了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号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制止在首都已经发生的动乱，迅速恢复各方面的正常秩序。并宣布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紫阳以身体不适、头晕为由拒绝参加大会。赵紫阳此时选择不作为，客观上给中国民众造成了两个中央的想象，使得全国极端理想主义者更加激进，谁也不能否认学潮最终的血腥结局与赵紫阳的不作为没有关系，自此以后，在全国的抗议活动中，“反对垂帘听政”以及“李鹏下台”成为了抗议的主流。当然，从另一角度考虑，如若军队出现重大变故，中共强硬的戒严失败，赵紫阳的确是改革派中能够收拾残局的最佳人选，尽管届时派别林立，赵紫阳控制局面的效果也不可能理想，但是有这么一个人总比没有强。邓小平唱白脸，赵紫阳唱红脸，也可以理解为改革派阻止社会乱到极点的双保险，当然赵紫阳选择不作为的动机是无法考证的，但是实际效果应该如此。同日，学生的忘乎所以传染到了社会上，北京工人自治会筹委会成立，声称以保护学生为有限目标，宣布如果党和政府不在24小时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学生的两点要求，则从5月20日中午12时开始，进行全市工人总罢工。
5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然而军队进入城市后，遭到大量群众拦阻，戒严无法落实。抗议群众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同时还向士兵提供食物、饮用水等。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中心推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待命。数以十万计的民众阻止军队进城的勇气，主要来自于两个错觉，一是学潮必胜的信念，尽管他们也不知道学潮胜利以后的中国将是什么样；二是相信军队面对群众不会真枪实弹。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学潮中的乌合之众又犯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错误，那就是拒军队于北京城之外。如果当时学生和群众把戒严军人放进城内，让军人与群众融为一体，使参与戒严的官兵也一起极端理想主义泛滥，中国的历史必将改写，至少很难出现军民严重对立的情况。八九学潮的这一教训，是值得中国人民真正觉醒后的群众运动汲取的，运动绝不能主动与军队为敌。
5月21日，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起草了提议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呼吁书，这期间，人大，万里，给了无数愤怒的人以无穷的希望。同时关于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等七名退休上将联名上书中央军委的传言，反对以军事行动解决面临的问题，无疑给学潮注入一剂强心针。广场学生的诉求也由“对话”“现场直播”和“正确评价”转变为“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和“解除戒严令”。当然支撑学潮中人头脑发热的还有很多谎言，正如陈小雅在《八九民运史》所记载，“万里从加拿大来电，称李鹏讲话不符合宪法。十个副委员长都支持赵紫阳同志。北京各监狱除重犯其余犯人全部撤走，准备关押学生。27军的驻扎在老山前线的将士们声明支持这次学生运动。邓颖超要求退党。聂荣臻说：‘谁开枪打学生，我就先毙了谁’！国家11个部委反对李鹏政府。外交部已宣布脱离中央。上海市已不承认北京政府”等等。
宣布北京戒严以后，围绕是否撤离天安门广场，一直是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一个主要的争论焦点。因为此时此刻撤离，党内温和派基本丧失了话语权，学生对学潮的预期大不如从前乐观，有人为此理性认命了，有人为此更为激进。主张撤离的人说服不了主张坚持的人，只能以脚投票自己离开了，所以滞留在广场上的人每次表决是否撤离，都是主张滞留在广场的人占多数，这也是群众街头政治的特点之一，导致北京本地的学生在广场上越来越少，外地来的学生在广场上越来越多。抗议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以及一致性而变得越来越混乱，同时广场上还出现严重的卫生问题。有人建议学生先从天安门广场撤回校园并且另外组成相关团体，但这个建议遭到广场上多数的学生反对，其实此时撤离，明眼人都清楚，若想实现这一愿望已经很难了。随着派系冲突日益增加，各个派系开始争夺位于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心，期望能够借此掌握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同时各个派系派遣一些学生前往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声援的学生们，壮大自己的派系力量，而且学生团体之间相互指责其他派系的成员别有用心。广场学生成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柴玲当选为总指挥，此时的柴玲认为，“民主机制建立以后，还是应该有一批人通过科学来救我们的国家，我一直这样想，但是这次我觉得，如果这个没有人性的政府不被推翻的话，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有希望”。5月27日，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在跑马地马场举办了《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邀歌唱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为北京的运动筹来了巨款，首批来自香港的帐篷和物资当晚运到了广场。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群众参与了大规模抗议游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而在这期间，包括美国日本等国政府也针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柴玲，一位23岁的小姑娘，因为承受不了组织学潮这一巨大的压力，思维开始变态。5月28日，柴玲找到一位美国记者，哭泣着向他介绍了自己在这次学潮中的经历，也发表了一些变态的感言。“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本身的民主素质也相当差，说句实在的话，在我倡议和发起绝食的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有些事注定是失败的，我一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给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但我心里很明白，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约四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是我一直不愿意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是我不得不说，有时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可是又想到这次运动中，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直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同学们总在问下一步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真正地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拚命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如果同学们在自我崩溃瓦解的情况下撤回学校的话，他们就会把运动中的先进的领袖，还有党内军内的，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呼声的人全部清洗干净。邓小平就说了：有极少数人，党内有，社会上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所以我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们讲。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们还是年轻的孩子们”。当时记者问柴玲：“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柴玲答道：“我想我不会的”。记者问：“为什么呢”？柴玲答道：“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个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第二天晚上，柴玲在一位记者面前表示，在同学们的劝说下，她改变了辞职的主意，要继续留下来。由此可见八九学潮不得善终与学生领袖的激进和变态不无关系，可是理性的人们在他们失去不良影响以后也不必对他们追责，而在他们极端理想主义危害尚在之时，也只能以集体人权为重，限制那些极端理想主义者忽悠的权力。
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二十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民主女神”雕像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民主女神”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隔空相望。天安门管理处为此发表声明说，这是极其不严肃的行为，并称雕像所处的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这样做是对国家尊严的侮辱和践踏。政府的表态显然缺乏说服力，远不如《天安门》纪录片的思考更具价值。“民主这人人挂在嘴边的口号，民主女神矗立在天安门前，在毛泽东像的正前方，毛泽东也提倡过民主，而且是大民主。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又由谁来决定她的含义？如果她真的来到中国，会是什么模样？至少有这样的可能，那时候人们会发现，她的面孔并不陌生”。民主在西方都走了样，在中国这样贫瘠愚昧的地方，走样则是必然。吴国光事后评价，“被毛泽东禁锢的那套思维方式，经过十年虽然有了一些裂缝，但是整个民族想问题的方式还没有更新，一两百年的过程中，中国人流了无数的血，中国人的勇气是鼓了一次又一次，用了两百年，这个民族的勇气到现在并没有消耗完，它还在不断争取自己的理想的东西，但最后带来的都是悲剧，都是理想的破灭，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缺的倒不是理想，中国人缺的，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实现理想，所以中国人缺的不是勇气，缺少的是实现勇气所向往的那种目标的智慧，中国人缺的不是心，中国人缺的是脑子。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只有一个脑子，就是毛泽东，那么毛泽东死了以后，十几亿人的脑子要恢复功能，要比胃慢得多”。
由于广场上传言，“北京学生接受达七位数字以上的海内外捐款”，而北京的学生又号召外地学生经费自理，外地学生的境遇每况愈下，开始质疑封从德和柴玲等学生领袖的账目不清，终于酿成6月1日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及其丈夫封从德被其他学生领袖绑架的事件。柴玲评价该事件，“种种迹象表明，这是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计划，政府正在收买一些学生中的变节份子，想大力地破坏和削减广场上的组织领导力量，葬送我们这场学运”。柴玲的这一评价，与中共的四·二六社论，都带有强烈的党文化烙印，封从德事后调侃，“我现在开始理解李鹏为什么要镇压学生运动了”。调侃终归是调侃，其实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便是换位思考。
刘晓波事后回忆说，“由于5月27日那次撤离的决定被柴玲他们否定掉以后，学生在广场的情况是撤也撤不下来，维持下去形象越来越差，广场上的人是越来越少，当时联席会议研究的重要问题，就是怎么样整顿广场秩序，要么咱们就好好地撤掉，要么我们坚持下来，我们应该好一点的形象，不应该只坐在那，好像没什么事可干，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当时我就想，那么，还不如去绝食”。侯德健事后回忆，“刘晓波跟我说，如果我们不到广场上去，不去面对和学生同样的危险，我们就没有发言权”。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广场进行72小时有限绝食，即著名的“四君子绝食”，同时发布了《六二绝食宣言》。尽管宣言也表现出一些激进，并且有意无意地抢占着道德制高点，但还是比学生的诉求多了很多理性。宣言的绝食目的中写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无法否认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意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只讲思想启蒙，不讲实际操作；只讲目标，而不讲手段、过程、程序。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必须承认，民主地治理国家，对每个中国公民来说都是陌生的，全体中国公民都必须从头学起。包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失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知错必认、知错必改，从错误中学习，把错误转化为积极的财富，在不断地改正错误中逐步地学会民主地治理我们的国家”。刘晓波在广场上演讲时说，“这次学生运动的重大失误就在于，它只强调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关系，而忽略了或者淡漠了自身的民主建设，你建设这个组织根本就不民主的话，即使学管代替了军管，这恰恰不是这次民主运动的胜利，恰恰是它最大的失败，最大可悲之处”。刘晓波事后回忆说，“我没法确定政府决定要用枪，要用血来平息这场运动的时候，与我们绝食究竟有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如果有，那我这内疚可能要跟随我一辈子。六四流血事件发生以后，从我走出广场，一开始我就有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直到今天这种心理负担仍然没有解除”。“我们的呼吁就是，要使政府和学生方面都消除阶级斗争意识，消除敌人意识，开始宽容，我们都要反省自身，我们这次的绝食行动并不是英雄壮举，而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这么几个人，对我们过去的软弱表示一次忏悔”。侯德健事后回忆，“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做这种秘密的、保守的、私下的这种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那就是你的父亲和你的父亲的父亲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你反对、你打倒的一切，那么你用这些方法打倒你要打倒的对象，结果是你必须再被打倒一次，何必呢？那么这个运动的目的又在哪里呢”。刘晓波的回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的绝食行为会重新掀起一次高潮，广场又变成人山人海的地方，但是就广场去的那么多人，究竟多少人是因为宣言感召的，我觉得大多数人还不是，大多数人还是由于我们这种绝食行为，特别是有侯德健这么一个名扬全国的著名歌星在那”。“其实我觉得我在整个运动中有特别大的人格分裂，比如说我那个绝食宣言中说，消灭仇恨意识等等，而我站在纪念碑上看这下面万众欢腾，那种劲儿觉得克服戒严有望的时候，声音中再也没有了理性。进入具体运作，能不能用理性把握住自己的行为，能不能在万众欢腾的情况下，知道自己的究竟这半斤八两是什么？知道自己这角色是什么？这个东西太难了。人面对那个时候，我站在广场上，万众欢呼，我这个时候讲话，就是一言兴邦”。刘晓波此段反思是指自己当时曾在广场上盲目的乐观，“让全世界改变思路，今天谁在主宰中国命运？是人民”。可以说，在八九学潮中闪现的最靓丽的政治之星当属刘晓波了，而且刘晓波临终前的近三十年表现，特别是其敢于自我否定时刻反思的境界，彰显了其极高的品质，可惜刘晓波毕生都没能彻底摆脱极端理想主义，中共改革派终因自身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始终没能给予刘晓波应有的保护，当然这也与体制外政治力量始终对刘晓波理性的否定不无关系。如果讨论八九学潮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后果，当属体制内外政治力量之间埋下的刻骨仇恨，正如柴玲变态时的愿望一样。
6月2日晚间，一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且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走私武器进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另外一批没有携带武器的部队从人民大会堂出现后很快遭到抗议群众包围，并且在混乱中造成数人受伤；之后双方原地坐下并且开始吟唱歌曲，最后部队撤退回到人民大会堂大厅内。宣布戒严是一回事，而要真正以武力清场则是另一回事，中共党内为重新统一意见，又花费了十多天的时间，传说中反对戒严的国防部长秦基伟于6月3日代表邓小平和杨尚昆慰问戒严部队，当晚的中共媒体又开始反复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标志着中共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武力平息学潮。
八九学潮远不如其另一个称谓“六四事件”令人刻骨铭心，因为近三十年来，几十年如一日，华人把控的所有自由媒体，几乎把所有精力都倾泻在六月三日和四日这一结合夜的武力清场上了。很多激进人士甚至把这一事件称为“六四大屠杀”，等同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这种说法又属于典型的道德绑架，我们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当时的局面是犹太人躲避，而纳粹是千方百计地追杀；而六四事件中，中共是生怕聚众示威的人不跑，显然六四大屠杀一说，实属危言耸听。自己没有能力确定死亡数字以及天安门广场是否死人，却根据道听途说没完没了地持续这一毫无价值的争论，不惜让中国实现文明缺少了诸多选项，无非想达到下面目的：渲染仇恨，中共邪恶，学生领袖伟光正。尽管毛粉代表人物孔庆东的极左观点令知识分子蒙羞，但在这一点上，所谓西方民主人士远不如孔庆东表达得透彻，“死一个人也是遗憾的，死一个人也是不应该的”，即中共在八九学潮中的历史责任是无法抹杀的。庄民对六四事件的第一反应是，抗议群众在北京一直是人满为患，一旦真枪实弹清场，说血流成河那是轻的，可是随着事后进行的社会调查，以及与网络资料信息的核对，发现自己最初的认识实属幼稚的想当然。刘晓波事后回忆，“当时我们纪念碑的那一块儿还是比较平静的，正如侯德健说的，就象一个风暴眼一样，旁边刮风刮得昏天黑地，但是我们那个绝食棚旁边相对来讲是比较平静的”。“突然天安门广场上官方的大喇叭就响了，开始播送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就是国家已经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那么大的广场，好几十万人的广场，半个小时内就空了，就剩纪念碑周围的这些人了，确实感到比较恐怖”。当时的中国人普遍没有信仰，这也是八九学潮失败的一点，只是忙着鼓动人们发泄，并没有开化民众的举措。没有信仰的聚集自然只是乌合之众，更谈不上集体的勇敢，而中共武力清场恰恰利用了这一点。中共政府清楚，示威的人数比部队人数还多，指望把示威群众架走，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抗议群众已经不怕什么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了，清场再以橡皮子弹过渡，也只能带来更大的对抗以及更多的伤亡，所以一上来便是真枪实弹，造成一种恐怖气氛，以实现驱散示威人群的目的。其实中共也知道军队的离心离德，所以组织了百余名政治上可靠的军人开道，自五棵松附近开始，经复兴门外大街和长安西街缓慢逼向天安门，途中在木樨地附近冲突最为惨烈；也正是这百余名军人遇见阻拦和抵抗时毫不含糊地开枪，其余时间还冲天开枪，确保枪声不断，使整个北京都陷入到恐怖之中。6月20日庄民去北京，在长安街上坐公交时，难得有座不说，车内鸦雀无声，可见当时的恐怖程度。这一恐怖的后遗症延续至今，造成中国思想界的死气沉沉，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八九学潮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又是恐怖以外的手段所难以终结的。很多人理解不了的是，六四前后的背景就是这样，悲剧结局是注定的，关键是如何使悲剧所造成的损失最小化。中共六四的武力清场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庄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有良心的人是秉持了这一原则的，这虽不是邓小平的光荣，但是如果因此把邓小平归为十恶不赦，显然是对邓小平晚年忧国忧民品德的亵渎。当然谁也不能确保当时中共所有高官都是本着中国稳定的大局，但由于这需要分析每个高官的动机，而这又几乎是人类无法完成的事情，所以处理历史问题不得不留有遗憾。正义之师能够完成的，便是营造一个氛围，使更多的高官放下历史包袱，让他们在公开场合站到积极支持中国实现文明的行列中来。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一个充满仇恨的民族是与人类文明无缘的，因此无论是私欲膨胀制造仇恨的人还是渲染仇恨的人，都将一同成为历史的罪人。不知何时起，中共党文化中又多了一个“集体人权”的概念，按理说人类实现文明必须赋予这一理念应有的地位，只是由于中共的定义充斥着狭隘，导致更多的人对这个概念嗤之以鼻。“集体人权”应该定义为，在无法确保所有人权益的客观环境下，或者说受人们智慧局限注定不能保障所有人权益的时候，以牺牲少数人的权益为代价，来保障更多人的生存或权益。只是由于针对许多具体问题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这个概念时常被滥用，本来可以不必伤害少数人权益便可确保集体权益的时候，还要无端去伤害少数人的合法权益，这便属于滥用集体人权的概念；因此也只有随着人类素质的不断提高，这个概念被滥用的几率才会减低。
中共平息学潮的策略是，先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然后再实现全北京市恢复秩序，以至全国。除了西边部队是由百余名军人真枪实弹开道，东边的部队是在枪响以后走着方队合唱着军歌高喊着口号进入市中心的，南边的部队则是军人硬着头皮挤进城市中心的，北边的部队则被群众拦阻在马甸至清河一线。而由于当时的北京谣言满天飞，美国之音又报道了一些谣言，什么38军与27军打起来啦，导致西边百余名真枪实弹的军人所过之处，群众便又把街道占领，出现了激进人士烧军车而后续军人袖手旁观的情景。6月4日凌晨2:30，军队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将留守的学生围在中间，部队停下待命。纪念碑前的学生面临着两难选择，若坚持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但他们若是撤离，便会愧对那些因保护他们而献身的人。最终还是在主张撤退的人劝说下，侯德健和周舵代表广场上人员与部队进行谈判，戒严部队在请示后同意广场上人员撤离，并在东南角留出了撤退的通道，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和表决，最终学生于5:10左右高唱着《国际歌》撤离天安门广场。当时主张撤退的人劝说主张坚持的人，“血已经流得够多，足以唤醒人民”。事已至此，庄民除了酸楚，还能说什么呢，广场上的人员无论何时撤离，减少了血腥与仇恨，总是好的。天安门实现了清场，可是北京市民与戒严部队的冲突又持续了几天，双方都有伤亡，而北京之外的很多城市，示威和游行此起彼伏，又持续了几天。由于美国之音报道27军是武力清场的主力，所以石家庄市民与学生到27军军部门前请愿，途中横着一排三轮车开道，每个车上都有一个花圈，队伍虽然不长，但也气势磅礴。事后了解到，27军主要负责天安门清场任务，之前一直埋伏在人民大会堂。
中共重新确立了权威，可是重塑信誉的过程是令人作呕的。比如说，给六四事件定性为，极少数人在北京制造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军队本来动武在前，激进群众烧军车在后，中共没有在论证学潮实属冷暴力上下功夫，而在新闻宣传中却颠倒了顺序，烧军车却成了平爆的理由。可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如果不这么做，便不可能重新建立秩序，如果具有理论自信，也便不会出现六四悲剧了，所以中共在六四后的诸多做法尽管令人作呕，可是又无法因此过多地指责中共，珍惜中国维稳局面的人会理解，中共在六四前后的部分谎言，对于其中改革派来讲，也可以理解为善意的谎言。6月6日，国务院官员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大学学生、非法份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袁木还提到有5000名军人受伤，而包括违法暴徒和围观群众在内，有2000名平民受伤。这组统计数字，在海外引起了很多毫无价值的争议，其实这些数据在中国实现文明之时，获得相对准确的数字那是易如反掌。六四事件后中共缺乏公信力，即使公布了真实数据，民众还是会选择不相信，更何况袁木当时也表示，那只是初步统计结果，即使未来得到准确的数字是比这个多，也不能确定当时袁木说谎了。针对柴玲和吾尔开希等关于天安门广场学生大量死亡的说法，侯德健义正辞严地批驳，“很多人说广场上曾经有两千人被打死，或者几百人被打死，在广场上有坦克碾压学生撤退的人群等等。那么我必须强调，这些事情我没有看见，那么我不知道别人在哪里看见的，我六点半还在广场上，我一点都没有看见。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用谎言打击说谎的敌人，那只不过是满足了我们一时泄恨的需要而已，那么这个事情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揭穿，那么之后的话，你再也无力去打击你的敌人了”。尽管侯德健这段评论明显带有政治正确的偏执，可他的理性还是受到了体制外所谓民主人士的排斥。按照侯德健以至西方现代的理念，政府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不必究其原委，皆是战犯或法西斯所为。按照这一理念，西方早期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以及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便都丧失了正义性。其实这些现代理念都是建立在没有民粹作恶基础之上的，而在世界以及中国历史中，民粹作恶又是屡见不鲜，祸国殃民的程度不亚于野蛮专制，而且野蛮专制得以统治的基础便是民粹的泛滥，因此对待群众运动的评价必须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对待政府与群众运动的冲突也必须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即对民意的镇压是邪恶的，对民粹的镇压尽管包含很多悲情色彩，但也是必须的。中共在八九学潮期间最终以武力清场，是否具有正义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首先论证八九学潮是否属于民粹泛滥？学生在运动中虽然占领了道德制高点，但在当时背景下他们的诉求明显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甚至连学生领袖自己都不敢公开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只能以反官倒的旗帜招摇，围剿的却是政府中务实促进中国进步的政治力量，而且其捕风捉影、不依不饶的手段严重践踏了社会应有的秩序；其次论证中共当时如若倒台，中国是否会乱？尽管任何人也拿不出中共倒台后一定会乱的有力证据，可是同样，任何人也拿不出中共倒台后中国一定不会乱的有力证据，任何判断也只能从中共倒台后动乱的概率分析，至少辛亥革命的历史已经给过中国一次惨痛的教训，没有做好物质和精神准备，从集权盲目追求共和，最终结局只能是中国历史再多一次恶性循环，从共和到军事割据，再沦为独裁；其次论证八九学潮除了武力清场，中共再无更好的其他方法平息学潮，八九学潮至今已有二十九周年，目前还未看到哪派政治人物给出过更好的办法，只是从传说中的邓小平遗嘱中透露出这么个意思，当然从理论上不是没有，中共再等待一段时间，一位品德优良并且充满智慧的权威突然从天而降，顺利地引导了学潮的走向，但即使神话成真，中共维稳的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把武力清场归为法西斯行为实属情绪的发泄。中共在八九学潮期间的错误在于，对中国前途的茫然，由于党内分歧，耽误了处置学潮的最佳时机。再说学运领袖说谎，实属气急败坏的表现，无非想借助民众的情绪成事，漠视了是非对于中国文明的重要，而且体制外人士说谎，不比执政者说谎，除了对个人有利，对于社会进步没有丝毫价值。而这始终是近三十年来体制外活跃的所谓民主人士的短板，殊不知热衷于捕风捉影，与造谣中伤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谈话。“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在六四事件中逝去的人，无论军人还是群众，都是中国政治上幼稚无知造成的无辜，所以理应全部进行悼念，只是当时若要悼念示威群众自然会引发新的争议，影响社会秩序恢复，所以在中国人民觉醒之后，对六四事件中所有逝者进行悼念，应是正义人士努力的目标之一。也可以如丁子霖所愿，她在六四中逝去的儿子，“应该跟和他一起倒下的人放在一起”，悼念同时还可以以此来警示中国人时刻堤防极端理想主义。“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邓小平这段表述可以说是大实话，也反映出当时中共党内的分歧依然不小。国内外极端理想主义泛滥，人类对现代文明的一知半解，注定了八九学潮的必然到来；同时开国元老的健在，基层百姓对开国领袖和元老的天然敬畏，对终结八九学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种震慑只能实现一时的稳定，解决不了中国的长治久安，所以在中国实现文明的基础条件成熟时，如果中共不能与时俱进，社会动荡的潜在风险还是巨大的；另外邓小平在这时只是强调了元老的积极作用，对元老的不满则是隐忍不发，毕竟当务之急是社会秩序恢复。邓小平关于四·二六社论和八九学潮的评价，八九学潮定为动乱应该没有什么毛病，问题出在错以党文化批判参与学潮的人，严格地讲，群众运动也只有被极端理想主义忽悠的情况下才会沦为动乱，邓小平这种大智慧的人骨子里不会真的厌恶西方的民主，之所以还要否定西方的政治制度，还是维稳的需要。“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说来说去，八九学潮还是广大群众的认识问题，否则即使存在十恶不赦的一小撮，在群众运动中也不可能兴风作浪，不过从此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十分担忧学潮最终会使文革式的造反派渔翁得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核心如果改为“否定开明专制”可能更符合事实，在人民觉醒起来以后才更具有说服力。“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邓小平的这一观点虽然脱离了清场的实际，但是否可以理解为对人民解放军的鞭策呢？从此也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的理念中，武力平息学潮，在其一生中绝非什么光荣的事，与毛泽东把运动整人视为一生的光荣有着本质的区别。说句对六四逝者大不敬的话，邓小平明知武力清场会面临遗臭万年的风险，可还是以中国稳定大局为重，依然坚定地制止动乱，不计当代人会如何评说，这反而是政治人物身上难得的高贵品质。庄民向朋友提及自己的著书计划时，朋友好意地提醒，你想好这本书的受众没有？是啊！不仅在中国，著书立说的成败在于是否拥有庞大的受众，可是政治时事书籍如果也遵循市场经济这一规则，无论讨好高官还是讨好基层民众，真理便会被淹没在阿谀奉承之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句话对于恶贯满盈的人来讲是多么的潇洒，而对于忧国忧民的人来讲是多么的沉重；邓小平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进大海，说明邓小平也拿不准中国的未来，民粹对中国前途还会存在多大负面影响。“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可惜邓小平的这一夙愿，过了近三十年在中国还是没解决好，中国只是消极地采取了矫枉必须过正的维稳举措，中国人对未来始终不能形成清晰的蓝图。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可以说是左右开弓，先隐性批判了极端理想主义派以后，矛头指向了党内保守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邓小平这里排斥西方三权鼎立制度，从其后来昭示的“三个有利于”理论，完全可以实现自我否定，遗憾他生前并没有明确这个问题。其实暂时否定西方三权鼎立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鉴于我们的经济基础不足以抵制广大基层民众情绪和利益的干扰，民众的素质不足以抵制极端理想主义的忽悠；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明确了是非，此时的民众再敢于理性表达对人类文明的向往，中共党内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政治体制改革。追求人类文明的人，都不能忽视以下几点：专家治国，国强民富，权力相互制约，民主选举，广泛监督，利益平衡。
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辑全国民运人士。公安部要求搜捕方励之、李淑娴，而该夫妇早已于清场之夜逃至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翌日21名学生被通辑；6月14日再颁布命令，搜捕工自联的三人。直至6月24日，公安部进一步通缉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
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为这次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全会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鉴于赵紫阳的上述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项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6月29日至7月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提请，经过委员表决，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为了防止毛泽东式野蛮专制复辟，邓小平在华国锋下台之际，在党内高层设计了多权分立，把实际上拥有重要政治权力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以及中央军委主席由不同人担任。可是经过不足十年的检验，邓小平发现，这样的设计虽然相对理想，但是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下，中共总书记缺少把握全局的权威，所以两任改革派的总书记才接连倒台。通过短时间的考察，邓小平认定江泽民是既能坚持改革开放又能确保中国稳定过渡的“合格的党的总书记”，所以决定自己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职，并将军委主席一职集江泽民于一身，并在三年后打掉杨家将时把国家主席一职也给了江泽民，以加固改革派接班人的权力。在此期间，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并以非常程序向军内干部传达，即军内传达完毕后将书面稿收回。大致意思如下，“我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机会退下来，可是现在看来这个机会等不到了，所以这次无论如何要退休”；“现在看来顾问委员会积极作用不大，建议下届中央全会取消”。学潮中知识界不是反对“垂帘听政”老年政治吗？邓小平在局势稳定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实现知识界的这一夙愿。其实无论邓小平主张设立顾问委员会，还是撤销顾问委员会，都是一个目的，使老人政治退出中国政治中心。由此可见，邓小平采取强硬立场平息学潮，绝非为了保护自身权力，实为把社会稳定摆在了首位。邓小平当时还指出，“1984年至1988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最好的时期”，“赵紫阳的问题，应该交给后代去评价”。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两次学潮落马的总书记，邓小平充其量就是恨铁不成钢的情绪，面对保守派对二人的围剿，邓小平一直处于保护者的角色。之后不久，邓小平又说过，“欢迎海外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祖国经济建设”，甚至包括六四期间逃离出去的民运人士，可见在邓小平的骨子里，从来没有把民运分子当成自己的敌人。当然，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中共始终不让通缉中的吾尔开希等回国，虽然看似荒谬，也的确不利于中国的法制建设，不过若让这些依然激进的人士回国，中共势必把自己放在两难的位置。抓，增加新的仇恨，不抓，激进人士势必会危害社会稳定。
2015年6月7日，庄民热线参与美国之音的《海峡论谈》节目，“庄民认为，民主人士先不必纠结中共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重新评价六四，如今在海外的当年学生领袖，应该率先为自己当年的不成熟，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六四死难者家属进行诚挚道歉”。当时的现场嘉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郁芬在节目中回应说，“为什么要叫当年二十几岁的中国民运人士出来道歉，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孩子，本来在任何地方来讲，一个国家的小孩为什么要负担这么大的责任？如果说执政者是负责的话，所以我觉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者，他是第一个要，强者你要自己作出来反省，道歉应该由他们开始”。因为热线的时间限制，庄民的观点当时还没有表达完整，便被主持人打断，因为在美国之音寻求不到热线和嘉宾的平等，自由世界的媒体也很难把是非探讨清楚，所以只能在这里补全自己的观点。从曹郁芬的谈话中，隐约可以看出，她对当年学生领袖的做法并非完全认同，但是畏于舆论的压力而不敢对学生运动说三道四，所以只能以学生领袖当时还小替他们开脱。首先顺着曹郁芬的话论证一个值得政治人物思考的问题，从学生延伸到一个时期内没有缴纳收入税的人，是否有资格介入监督公职人员以外的政治生活？庄民认为，在庄民的诸多另类观点被人类普遍接受之前，当年的学生领袖没有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当年的整个知识界也没有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正如庄民也不苛求中共承担更多的责任一样，因为这是人类的文明规范出了问题，责怪具体任何人都是于事无补。当年的学生领袖在当时年轻不假，可是他们也与庄民一起在成长，现今也都步入中年，而且都已不再年轻，近三十年过去，我们经过反思总该有点新的收获。道歉不是承担责任，道歉说明我们骨子里对当年逝者的尊重，说明我们具有反思的品德，还可警示现今和未来的年轻人防范极端理想主义再现，向中共政府传递我们已经成熟的信息。因为政府要员的言行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八九学潮评价的变化关乎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稳定，而体制外政治人物是否务实理性又是关乎政治经济是否稳定的关键，所以体制外政治力量率先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对中国文明进程才极具建设性，也只有体制外政治力量向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现出自己政治上的成熟，才便于中共政府走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键的一步，教条地苛求中共先道歉，纯属体制外政治人物的虚荣在作怪。而且体制外民主人士也只有先表现出我们的成熟和理性，才能检验出中共政府政治体制改革多年停滞不前的根源，是由于中共要员私欲膨胀，还是由于体制外活跃的政治势力不给中共华丽转身的机会；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都确定不了，还要一味指责中共，空谈革命，那我们便成了历史的罪人。体制外民主人士表现出自己的成熟和理性后，中国支持与反对改革的力量对比才能倾向改革的一边，中共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才能心无旁骛地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人会幼稚地认为，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再也没有了改革派，其实这还是一刀切衡量组织或个人的意识在作怪，正义人士应该坚信一点，只要中国明确了是非，随着中国人民表现出足够的智慧和理性，中共体制内因为种种原因曾经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官也会倒向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一边。明确了这个问题，当年的学生领袖如果还不愿意向六四死难者家属道歉，那么完全可以确定，不愿道歉的人不是智力有问题，便是品质有问题。也正是因为当年的学生领袖始终未能积极地反思自己，所以在台湾2014年3月发起的“太阳花运动”中，八九学潮的学生领袖王丹和吾尔开希又亲临其中，在一个自由世界不辨是非，不知民进党霸占议会讲桌才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以民粹街头政府破坏了民主的代议制，在中国大陆也起到了极坏的示范作用，政治经济的教训都极为惨痛。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中共始终把这一话题列为禁忌，虽然短时期可以实现维稳的目的，可是不争论的环境却削弱了明确是非的能力，人心涣散对中华民族实现文明极为不利。为了减少民众聚集的机会，中国连春节都不敢赋予其节日应有的喜庆，中央电视台单调的一台春晚便把全国人民给打发了，在本该狂欢的春节，春晚还时常成为假大空的政治教育，还不如华人传统的庙会更具节日的气氛；片面强调举国所有家庭同时团圆，在春节期间把偌大的中国搞的毫无生气，市场萧条。人类社会总会有压力，而这些压力必须定期地进行释放，否则不仅影响个人身体和生活，还是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而节假日的聚集狂欢应该不失为释放压力的良好方式，使人们及时释放心中的不爽与压力，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中共有意在回避六四事件，从积极的角度理解依然是为了稳定，确保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而在海内外活跃的所谓民主人士，这三十年来的努力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有努力几乎都在与中共背道而驰，破坏中国的稳定环境。趁着中共不敢辩驳，他们借机以点带面宣传八九学潮，除了渲染仇恨便是标榜自己，还把平反六四这一诉求凌驾于实现文明之上，还荒谬地争论中共是否有资格平反六四。平反六四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中共政府全错了，八九学潮中的激进分子全部伟光正，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八九学潮实为在是非混乱的背景下务实与激进的路线之争，其中值得肯定的，也只有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而这一点恰恰在学潮初期便已经被中共政府肯定过了。可以预言，即使有朝一日有人给六四平反了，客观上也只是为了平复人们心中的一种情绪，绝非为了还给中国一个公道。六四应该纪念，有益的纪念是为了悼念亡灵，反思方方面面的不足，重新明确群众运动的文明规范，而绝不该是为了渲染仇恨，为少数人沽名钓誉。即八九学潮留给中国人的，只有无尽的哀思和反思，没有胜利者；中国的文明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政府对民意任何形式的打压都是可耻的，而政府对民粹的打压也是必需的，所以真正的民主人士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定要把握好自己言行的度。积极理性表达，杜绝捕风捉影，尊重法制秩序，切忌不依不饶。
（关注推特账号：@zhuangmin6366）

谢选骏指出：庄民，不知其是何许人，可能只是一个笔名，更可能只是一个没有经历过《河殇》时代与八九民运的年轻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对《河殇》与八九民运存在基本的隔膜与误解呢？因为一看就知道，他缺乏这方面的亲身经历。为什么说他对《河殇》与八九民运存在基本的隔膜与误解，一看就知道他缺乏这方面的亲身经历呢？因为他在谈论《河殇》与八九民运的时候，竟然不知道《河殇》与八九民运是妥协的产物，而以为《河殇》与八九民运是历史的局限。
事实上，亲历过《河殇》与八九民运的人都知道，《河殇》与八九民运并不是由《河殇》与八九民运的创造者们单方面的活动所决定的，而是由《河殇》与八九民运的创造者们与其对立面的互动而形成的——因此，《河殇》与八九民运所体现的种种特征，并不只是其创造者们的单方面特征，而是其创造者们与其对立面以及总的社会环境进行互动妥协甚至互相激励所形成的复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