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遐龄是我大哥，受过最为完整的知识训练——出生于战时陪都重庆，后经上海到北京就读民国遗留的小学中学，1962年“白专道路”期间优异成绩考上清华大学的工科，1978年到1984年在复旦大学拿下哲学硕士博士学位……
最为可贵的是他天资聪明，常有洞见，迭出创意，从小就给我许多启发。可惜的是，他历时二十多年写给我的数百封信件，在一次意外中全部丢失，否则，那些精神飨宴将成为珍贵的史料。
这些信件都是由于长久的家庭分离促成的，小的时候我会盼望这些信件，期待它们带来的惊喜——在我的想象中，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产物。那时我幻想，如果能变成一个文具被他装上火车一起带走，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每当他回家探亲结束即将离别的时候，我都会痛苦地想念——再也见不到他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了。十几年之后他回家了，但我却觉得那远方的大哥还在原处，有一个精神再继续引导我前进，于是我把这种感觉写进了文字，形成了《天子》一书。
我1984年我开始写作《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时，曾经和他通信讨论过，此书的出版直接影响了《河殇》的形成，从而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作用。
现在我读到了他最新出版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一书，不禁叹曰，这真是“哲学家对当今中国社会和人类命运的真切洞见”。
何谓洞见？类似于柏拉图在洞中所见。我们人类被自己的感官束缚，无法直接感知事物的真相；但却可以通过哲学的反思认知事物的真相，所以说，《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一书，体现了谢遐龄这位哲学家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切洞见。
哲学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切洞见，是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透视所得，是单纯的哲学无法达到的，也是单纯的社会学无法达到的。
而谢遐龄由哲学转向社会学，就像康德由天文学转向哲学——具有了“跨学科”或曰“学科兼融”的极大优势了。这就是他能取得如此成就的秘密所在吧。
下面，我仅从三个方面一看谢遐龄的真知灼见到底具有怎样的深度。
（一）哲学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切洞见
首先，谢遐龄重申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体现为中国社会“市场化”的程度极为有限，而且具有先天限度。例如在西方社会，决定谁当董事长的社会力量是资本或曰所谓“市场原则”；而在中国社会，决定谁当董事长的主导性社会力量却是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或曰“组织原则”。在此还不涉及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市场充其量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而且这作用不是无限的，组织原则保留适当时候出面干预的权力。这就是“市场化”的限度，或确切地说，“市场化”之限度是组织原则容许的程度。组织原则才真正是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力量。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主义”概念的一个主要含义。“彻底市场化”的要求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意义。
其次，这样一个“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理性主义社会”——理性主义劳动制度的具体特征之一是科层制，即在这种制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确定的规章规定，人们之间的工作交往不需要也不会有多少感情投入。这种特征可以称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化”了。在这个制度中，Ａ与Ｂ打交道时，Ａ不是与Ｂ这个具体的人交往，而是向Ｂ所代表的职务交往；或曰，与Ｂ在这个制度中的角色交往。这就是说，Ａ与Ｂ的关系由三个要素组成——Ａ这个人，Ｂ这个人，二者之间的职务关系或在制度中的角色关系。角色关系实则Ａ与Ｂ之间的社会关系，它具有普遍性的形式或形态，即它已经被“抽象”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存在，并凌驾于任何个人之上。我们可以称这种情况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普遍性的中介实现。简单地说，在理性主义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或“有中介的”）。而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中，其实际运行并不合乎标准科层制的要求。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合作态度”相当重要，也就是说，同事之间必须有许多面对面的交往，以及大量的感情投入。职务规定的行为一般都须通过良好的感情关系才能执行。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组织中，“本来”应该是中介的（其实这里“本来”一词之含义是“在西方社会的社会组织中”）角色关系必须在消解这中介的过程中实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直接的。间接性（中介）反而成为社会组织运作的障碍。或许有人说，西方社会的社会组织中也有“不合作态度”。我们并不否认这样的情况存在。不过，这里讲的是本质、法则。经常有人批评“权大于法”，其实人们在自己的日常行为中一般都是“情大于法（规章制度）”。这些社会现象都说明在中国“普遍物”（法律也好，日常生活的规范也好，日常工作的规章制度也好）并不成其为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法则。抽象的普遍物并不凌驾于个人之上，反而常常成为人们手中的工具，因而也就不成其为普遍物——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中法律之类从来未曾发展到独立存在的“普遍物”的程度。因而从来未有过“法律高于一切”的情况，因此也就没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社会从来没有过法治精神，而没有法治精神就不可能实行法治。不过中国社会可能实行法制——在中国社会中能够实行人治的法制，不能实行法治的法制。这里要特别说明，人治不等于个人独断专行、任意妄为；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决定”也属于人治。人治与法治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性是主导性的，后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间接性是主导性的。
第三，古代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现在我们要论证的是，现代中国社会也是伦理社会。例如，现代中国社会的“单位”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主要意义是伦理关系。这一点对中国人而言是无须证明的事，每个人只要体会一下自己与所在单位的种种关系，都会立即理解在单位中生活的伦理意义。人们常常说到现在的单位是“小社会”。说时一般带有不满情绪。其实，单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实体。个人在社会上遇到事情，不论自己还是别人都要“找单位”或“找单位领导”——“单位领导”一般称为“当家人”，已有“家长”意义。任谁也不能说单位领导与自己的关系是政治关系，更不能说成是雇佣式的经济关系——单位领导是雇主而自己是雇工。然而单位内部的关系也有经济关系之含义，尽管不是主导性的。归根到底，单位内部的主导性关系说成伦理关系最为恰当。“单位”与其上级领导机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性质——属于伦理关系吗？我们的回答是，这关系同样属于伦理关系。
谢遐龄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如果这一论点成立，会有一系列推论或相关论点：
1、中国社会不可能成为理性主义社会。
2、中国社会是群体本位社会，个体本位是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3、中国社会不可能确立私有制，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
4、中国社会是等级社会，但却是伦理的等级社会，阶级和政治等级是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5、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根本不同，因为西方社会是理性主义社会，而中国社会不是理性主义社会且不可能成为理性主义社会。
6、不要以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是理性主义化。中国社会的理性主义化只是一部分中国人的“中国梦”。男孩长大了是男人，不会长成女人；女孩长大了是女人，不会长成男人。中国现代化了仍是“中国社会（伦理社会）”，不会是“西方社会（理性社会）”。
（谢选骏指出：现代社会流行个人的改性手术，能否延申一下，改性中国社会？一笑。）
严肃地说，早在二十七年前的1995年10月，谢遐龄就写下了《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一文（1996年第6期《社会学研究》），这是需要相当定力的。这篇论文中表述了如下的认识：
１·当代中国社会是个相当独特的、有着全新结构的社会。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尚未把这种结构的社会收入其视野，因而用现有的社会学理论解释中国社会必定解释不通。
２·伦理社会意思是人事关系主导的社会。组织原则高于市场原则，因而中国社会不可能成为“市场社会”（即理性社会）。（推论：把中国社会现代化设想或解释为向理性的市场社会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梦。）
３·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钥匙是把党组织理解为社会结构骨干成分。传统说法“党是上层建筑”不适合于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谢遐龄阐明，党组织不仅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又是“社会结构”。（在此后的一篇文章中，谢遐龄使用了“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一体性”说法，表述党组织与社会融为一体的现象。）这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现象。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这一现象竟然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不正视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现象，社会学还能成其为社会学吗？不从这一现象出发，有可能建立准确研究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吗？
由于这篇文章高瞻远瞩，甚至遭到几位朋友的不解。
这是因为，世人并不了解谢遐龄的创见使得“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这个老话题获得了新生命：
⑴当代中国社会与旧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上迥然不同。
⑵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多种力量全面互动的产物。
⑶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最终胜利，当代中国社会的建构须主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观察。
⑷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谢选骏笑称：人说共产党毛猪系已经从“反封建”变成了“党封建”，我看这是由“屁股决定脑袋”的“马裂猪意”决定的。）
根据谢遐龄的研究思路，共产党在军队支持下进入村庄，粉碎原先的全部政权组织、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建立党领导的农民组织，没收全部土地、重新分配，创建党的基层组织、重建政权；以党组织为纽带联系各个村的党政机构，组建起中央苏区的国家。这就是新社会之建构。这种思路也可以简略地表述为：从社会学视角解读党史。谢遐龄希望这种思路给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带来动力。这似乎是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重要途径。
我们看到的社会事实是：建党；党员深入农村成立农会；党带领军队、领导农会发动农民斗争没收全部土地、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重新分配土地、成立村政权……
谢选骏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言过其实”的时代，因为主流读者都是文化程度并不很高的，没有危言耸听就没有足够的流量。但是谢遐龄却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甘于寂寞平淡，因此格外需要读者具有足够的颖悟在其字里行间发现微言大义所隐藏的真切洞见。
（二）哲学家对当今地区特点的真切洞见
在《上海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一文中，谢遐龄写道：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上海的文化上的特点，那么，我想，最合适的莫过于“上海人在中国人中最具理性主义”。例如，“上海人小气”，恐怕是各地人几乎成为共识的论点。而依我的见解，这恰恰是上海人较多理性主义的一个证据。十几年前，我的一位上海人朋友去了美国，不久就来信说“美国人小气，不象我们上海人大方。”而出国归来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人大方，西方人小气；西方人中最小气的是德国人。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反映的是中、西文化在根本性质上的差异。所谓“小气”实际上是他的钱不随便为你花，更确切地说，人家从来不会想到要为你承担花费。我们中国人与朋友一起出去，遇到需要花费的场合，如果不主动掏钱，心中总会觉得歉然，似乎欠了别人什么。这种心态之文化根底是中国人缺少个人所有权观念。“朋友有通财之义”，越是好朋友越不应该有界线。当然，不能太随便。不过，遇到特殊情况，还是可以动用朋友的钱财；只要做得适度，不会有人认为不对。总之，原则上是不应有界线。界线划得清清楚楚，必定是不够朋友。夫妻之间信件必须公开，如果不公开，那指责是“你必定心中有鬼！”一定有了“第三者”。“私房钱”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术语，属于缺少个人所有权产生的后果：如果丈夫的钱归丈夫、妻子的钱归妻子，还谈得上“私房钱”吗？至于旧社会妇女有私房钱，新社会是丈夫留私房钱，反映的是另外的社会问题，通常归因于“阴盛阳衰”的。现在的中国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虽然还不高，“家庭地位”（在家庭中的地位）在一些地区（至少在上海）已经高过男子。所以我主张“妇女地位”概念应进一步区分出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等，利于更准确地分析社会现象。笼统地提“提高妇女地位”，后果往往是妇女的社会地位没有多少提高，家庭地位却提得越来越高。这是因为大多数中国妇女关心的并不是社会地位，而是家庭地位。所以做妻子的侵犯丈夫的人权都是理直气壮的——毫不犹豫地拆看丈夫的私人信件、搜查丈夫的钱包。看来妇女地位问题与中国人的个人所有权观念之发展程度有重要关联。
认为外国人“小气”，证明我们中国人不理解、不接受个人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这也就是中国人不理解、不接受人格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界线分明”是“神圣不可侵犯”之产物，因为有“神圣不可侵犯”，于是有“界线分明”。要求界线不要太分明，即不承认“不侵犯”原则有神圣性。西方人认为好朋友之间界线分明是道德的；中国人则认为，好朋友之间界线分明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的成语是“亲密无间”。所谓“小气”，就是“有间”（有距离）、不肯在朋友之间共产。上海人认为美国人小气，证明上海人毕竟是中国人；中国各地人认为上海人“小气”，证明上海人在文化上离西方人比其他中国人近些。而“神圣不可侵犯”云云，正是理性主义之表现。
谢选骏指出：谢遐龄的上述真知灼见，是以五十年的上海生活经历为基础而总结出来的，他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所以反倒能够看清庐山的真面。
（三）哲学家对当今人类命运的真切洞见
在《全球化與人的有限性——SARS的启示》中，谢遐龄写道：
SARS的直接启示是，我們正在全球化之中。SARS初起时失误的认识根源是没有正确理解全球化概念。一直仅仅提“经济全球化”。虽然这种提法并未排除全球化其他方面内容，但极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仅仅存在经济全球化。不少人对全球化的理解就是这样的片面的、仅仅具有经济方面的全球化。于是他们把SARS看作国内（domestic）问题、家里（home）事。SARS把全球化的另外一个方面突出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教训我们正确理解全球化概念。
从社会学角度看，全球化就是全世界众多的社会融合为一个社会。因此全球化就其概念看一定是全方位的，一定不仅仅限于经济一个方面。
我们原先的“世界”概念立足点是民族国家，众多的民族国家构成全世界。世界的代表机构是联合国，其单元是民族国家。主体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种学说。不妨采用下述学说：民族国家在范围上可以小于社会，例如西欧各国属于一个社会，却成立了多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范围上也可以等于社会……
全球（准确地说，应叫做“球”）概念与世界概念决然不同。这是人类历史的两个阶段。全球化意味着世界之解构。世界是众多社会之世界，当众多社会整合为一个社会时世界概念往哪里落实呢？全球化完成则世界消亡。当我们说，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意思就是，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不少中国人都没有意识到新时代的来临。其实，在20世纪外部世界大踏步变化时，我们落伍源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或封闭状态。人类历史进入新时代，全球化时代，大约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而那时我们刚刚有机会与外界交往。那时我们忙于国内事务，那是我国当务之急。至今我们的关注焦点仍然在国内。自然而然地就忽视全球化之事实并且轻忽地、过低地估价全球化之意义。再加上向来居于“天下”中心的泱泱大国未曾身处全球化中心地位会造成对全球化的一点反感。
……
一些学者告诉人们：他们必能战胜SARS。
何谓战胜一种病毒？一曰有效隔离，让人与病毒不相接触。这不是战胜，仅仅是建立“新型”种际秩序、互不侵犯、相安无事。其实就是人类自我克制……食欲，以及自我限制活动范围。因而不是我们战胜SARS，而是人类“战胜”自己。二曰制成疫苗，让人获得抗体、具有免疫能力。
何谓免疫力？原来是主动引入病毒的毒性极弱的子孙居住人体内，与人体达到和平共处局面。说这是战胜，不如说是投降更为恰当。当然，我们不同意说这是投降。放手让病毒在身上大量地乃至无限地繁殖，是投降。接种疫苗仅仅是极少量地引进，因而算不上投降。但不管怎么说，对病毒的“战胜”不是消灭。一般民众理解的战胜，就是消灭。对病毒，我们能做的至多不过是相互适应、寻求共存及相处方式。而且不是傲慢地等待病毒适应人类，反倒是人类迫切地寻求适应病毒之道，不能有半点骄傲！
说这是战胜，岂非自欺欺人？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那些学者在蓄意欺骗民众。他们仅仅仍然沉溺在自认人类能力无限的迷信之中。
当一个人确认人类能力无限、权力无限时，他是愚昧的。当他真切地认识到人类能力有限、权力有限时，他开始聪明了。
自作聪明的人是最愚昧的。
SARS再度教导我们领会这个古老的真理。
……
谢选骏指出：以上谢遐龄有关SARS的说法，可谓“先知预言”乎——对于二十年后席卷全球的Covid-19，是个预警。可惜世人蒙昧，否则就可以避免2019年“武汉起疫，全球沦陷”、仅至2022年就千万人遇难的超级惨剧了。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可惜这样的伦理社会，不像一个互爱的家庭，而像一个胡亥（互害）的家庭。
总的看来，哲学家谢遐龄对于中国社会分析虽属独创的解释，但却基于数十年的观察和数千年的反思，并且运用了一种可以被党管所接受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实在难能可贵，所以无法复制了。
有人或许会说，“谢遐龄行文过于簡略——受唐宋八大家影響追求簡練，乃至不易傳播。沒有大量羅列資料，因而離社會學要求的‘科學性’還有差距，導致接受度下降。當代文風‘用數據說話’，不是以道理取勝，人們缺少仔細閱讀體會的耐心，因而沒有起到推動社會學理論發展的作用。”不过我觉得，开创性的思想大都如此。如果世俗喜欢接受，大可根据自己的想法添油加醋附带种种配料，做成盛宴尽情享用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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