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青少年犯罪与“多动症”密切相关》（2010-06-24 健康报）报道：
一项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俗称儿童多动症)与青少年犯罪相关的调研报告数据在北京公布，这项报告的数据结果是在近日召开的国际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相关的会议中公布的。该报告显示，ADHD可能增加患者青少年时期及成年后的犯罪几率。
这项名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青少年犯罪的相关性研究的报告通过近一年的数据调研，系统说明了ADHD与青少年犯罪的相关性。而提高社会和家长对ADHD儿童社会功能损害的关注度，是避免ADHD儿童日后产生品行问题和犯罪问题的关键，早期关注和采取措施才可能从根本上减少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与“多动症”相关性较高
调查和研究表明，近年来，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少年犯罪率都有所上升。我国青少年犯罪也呈现出低龄化、团体化、暴力化的趋势，而且犯罪人数急剧增长，犯罪性质越来越恶劣，犯罪率逐年上升。
在这份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儿童精神科主任郑毅教授联合学科领域内专家共同发起的调研报告中详细说明了国内青少年罪犯中ADHD患病率明显高于非普通人群。
ADHD儿童普遍具有注意力集中困难、过度活动、冲动、学习困难等特征，这些行为特性决定了他们较容易与同龄人乃至认识或不认识的其他人产生冲突，与正常儿童相比，ADHD儿童发生违法犯罪的几率大大增加。另外，ADHD与其他精神障碍的共患率较高。共患病的存在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更高的犯罪率。
如果一个人告诉你，在小朋友10周岁之前，就能判断出他今后是否容易犯罪，估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他在胡说八道。的确，人的成长道路上有很多变数，和后天的教育与境遇密切相关，“三岁看老”不过是句夸张的老话。然而，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却表明这种说法在特定领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些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俗称多动症）的儿童，如果在少年时代得不到科学有效的治疗，那他成年后，走上犯罪道路的比例要比普通人高得多。
ADHD是犯罪基因？
ADHD 是一种多见于儿童的神经方面疾病，在12周岁以下儿童中，各国统计的发病率都在5%左右。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4岁-17岁未成年人的发病率高达9%，也就是每20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患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通用疾病分类手册》中编号为F90，又称为“过度活跃症”。患者多表现为注意力无法集中、好动而行为无目的性、与他人沟通困难等症状。 不过2009年发表于《矫治保健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数据很惊人：美国当时在押囚犯中，高达25%的人患有ADHD；那些刑期较长的重刑犯，罹患ADHD的比例则高达30%－40%，远远超过了人群中平均罹患ADHD比例；更糟糕的是，这些人出狱后再次犯罪比例也很高，大约2/3的人在被释放后的3年内再次被捕。[1]而2008年出版的《成年ADHD患者：科学告诉了我们什么》一书分别对小时候就被诊断出ADHD的患者组(55人)、成年后才被诊断出ADHD的患者组(80人)、同社区同年龄段的对照组(73人)进行了研究，发现前两组在盗窃、蓄意攻击他人、持枪犯罪、贩卖违禁药品、被捕、坐牢等项目上的概率都显著高于对照组，尤其以第一组为高。[2] 这些研究，似乎都在说：ADHD，就像是一个隐藏的“犯罪基因”，ADHD患者比普通人触犯法律的概率更高。但事实并非如此，ADHD患者的行为模式与那些仇视社会、漠视他人生命与权利、甚至以他人的痛苦取乐的反社会人格，或者是那种贪婪无耻、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的。
易冲动，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大脑过度活跃，让患者难以保持安静、无法放松、没法休息；注意力涣散，无法注意到周围的人的反应并作出调整。
以上3点是ADHD这种疾病所导致的ADHD患者的主要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知道，ADHD患者遵循的是“我突然想要做某事，所以我就立即去做了”的行为模式。虽然在周围的人看来无异于公开挑衅，很容易引发冲突，但是，ADHD患者根本没有意识或不能完全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即便意识到也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但反社会人格及投机心理则是明知问题的严重性却依然固我，其主观危害性显然要大得多，从司法公正的角度上，是有必要作出区分的。更重要的是，ADHD患者在社会生活中，会遭遇到很多实际困难，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2012年发表在《普通精神病学纪要》的一篇报告在在对纽约市的三百多名儿童进行了33年的跟踪研究之后指出， ADHD患者失学的比例比普通人高7倍，平均年收入也要低约4万美元，离婚率高一倍。[3]这些生活上的窘迫遭遇，也会让他们更容易自暴自弃，走上犯罪道路。
身患ADHD，但法不容情
少儿时曾患有过ADHD而成年后症状消失的，并不会被视为精神病患者而免责。即便是那些成年后依然罹患ADHD的人，在进行精神病学司法鉴定时往往也不会显示出人格分裂或智力低下的特征，不符合法定的免除、减轻刑罚的规定。 通常而言，精神病学司法鉴定中所认可的、足以导致丧失或部分丧失刑事责任能力的疾病有：
对照上述标准，就会发现ADHD患者很难纳入其中：他们常常可以正确的认知自己的行为，似乎也可以完成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事情（比如坐车、购物等等），看起来和普通人并无差异，自然很难让精神病学医生承认他们缺乏完整的刑事责任能力。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实实在在的承受着ADHD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又不能以患有ADHD为由要求免除刑罚惩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遭遇更加令人同情。
ADHD并非不可治疗
在12周岁后，一部分患儿的症状会自动减轻，而另一些患儿甚至从来就没有被诊断出ADHD，而是被说成“调皮捣蛋”、“不爱学习”，这两者都导致了许多ADHD患者在少年时期并未得到规范、持续的治疗。新近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JEM)的一研究结果给ADHD患者及家属带来了新的希望。这项研究是瑞士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的保罗.利希藤斯坦(Paul Lichtenstein)和亨里克.拉尔松(Henrik Larsson)两位学者，利用瑞典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历时4年，对2.5万名被确认的患者进行调查分析后完成的。 研究显示，对于患有ADHD的人群而言，如果给予科学的、完整的药物治疗（从儿童时期被诊断后一直到其成年不中断给药），那治疗组的犯罪率，比不接受治疗的对照组明显下降，分别减少了32%（男性患者组）和41%（女性患者组）。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犯人中患有ADHD的比例，这一结果无疑是相当令人鼓舞的。[4] 但是，一方面，目前用于治疗ADHD的药物通常都伴有各种副作用，对生长发育期的儿童而言影响很大，利弊权衡让人很为难，而且很多ADHD患者在12岁之后症状自动缓解，再加上药物价格因素，治疗非常容易就被中断。另一方面，在一些落后地区，许多ADHD患儿甚至根本就没有被诊断出来，只是被家长认为是“调皮捣蛋”，完全没有接受过药物治疗。 当然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ADHD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甚至整个社会，都会为此买单，付出了惨重得多的代价。是时候来正视ADHD问题了。要么投入更多的医疗资源来对此进行治疗，要么放任这些实质上是被社会所抛弃的ADHD患者成年后带来更高的犯罪率，整个社会，都必须做出选择。
参考资料：
[1] Eme R.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correctional health care. J Correctional Health Care. 2009, 15: p5-18.
[2] Barkley RA, Murphy KR, Fischer M. ADHD in Adults: What the Science Says.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2008: p313.
[3] Discontinued Treatment of ADHD Could Impact Emotional, Social Well-Being, Study Finds
[4] Paul Lichtenstein, Linda Halldner, Johan Zetterqvist, et al. Medication for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Criminality. NJEM. 2012, 367: p2006-14
[5] Adults with ADHD commit fewer crimes when on medication
[6] Wiki: ADHD
[7]http://www.medscape.org/viewarticle/719862
[8] Justice and ADHD: ADHD and crime generally
谢选骏指出：在政治正确的氛围下，“犯罪率”很难避免“种族主义”的嫌疑，因为不同的种族具有不同的特异性，在同样的法律之下必然具有不同的犯罪率——就像不同的种族在同样的规则之下，必然获得不同的体育成绩和考试成绩一样。
《黑人孩子患多动症的几率更高》（Black kids at higher odds for ADHD 2021-07-28）报道：
目前的观点认为，白人孩子比黑人孩子患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风险更大，但一项新的分析发现，事实恰恰相反。
在对此前发表的21项美国研究(其中包括近15.5万名美国黑人儿童)的回顾中，研究人员发现，14.5%的这些儿童患有多动症。这远远高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对美国儿童患病率9.4%的估计。
“与通常在科学文献中所陈述的相反，黑人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可能性并不低。事实上，他们面临的风险更大，”首席研究员Jude Mary Cénat说。他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大学心理学院的助理教授。
这项研究还揭示了教师报告多动症症状时的种族差异。Cénat说:“他们通常报告黑人青年的症状更多。”虽然黑人儿童更容易患多动症，但原因尚不清楚。
Cénat补充道，贫困是导致黑人儿童多动症症状的主要风险因素。但是，他指出，虽然白人儿童的社会经济地位高对他们有保护作用，但黑人儿童却没有。
另一种解释可能是，黑人父母对ADHD的症状了解不够。此外，研究作者指出，他们可能会因为确诊患有多动症而害怕更大的种族歧视。
Cénat说:“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更好地理解种族和多动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种族歧视和多动症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迫切需要针对黑人儿童的诊断工具，以帮助专业人士对ADHD做出明确诊断。
Cénat说:“迫切需要适应文化的诊断仪器。”“我们不能继续用文化上不合适的工具来评估黑人社区的年轻人，根据有偏见的诊断给他们服用已知副作用的药物。因此，需要开展研究，开发文化上合适的评估工具和治疗方法。”
该报告于9月9日在线发表在《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杂志上。
Victor Fornari博士是位于纽约格伦奥克斯的Zucker Hillside医院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的副主席，他说，多动症在黑人儿童中的流行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福纳里说:“到目前为止，美国黑人青年患多动症的报告比例一直低于普通人群。”
他补充说，与之前发表的研究不同，这项系统综述和荟荟性分析表明，黑人个体患多动症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
“为了提供准确的诊断和适当的治疗，未来的研究需要集中在监测黑人个体的多动症，”Fornari说。
谢选骏指出：实际上，“多动症”的研究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忽视了黑人的种族特征就是天生好动的。而在统一的制度无视了种族特性，这自然会加大黑人的犯罪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