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70年大限”不是“70年之痒”

《中国“70年之痒”：共产党政权还能生存多久？》（ABC News中文6 January 2020 ）报道：

一党专治的政权很少能存活超过70年。

数十年来，专家对于中国共产党将垮台的预测一再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减少政变和革命风险的方法，但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和社会老龄化问题；专家表示，该党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逐步开放政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举行了建国70周年庆典，这也是当代历史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党专治政权之一。但是一党专治很少能够存活超过70年时间的：只有苏联共产党在苏联1991年解体之前统治了74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在2000年大选被击败之前掌权71年。

能与中国相抗衡的当代国家就是朝鲜。该国1948年建国至今已被“金氏王朝”统治了71年。

分析人士称，尽管对威权政府的统治再时间上没有一个限，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治从长远看来可能不可持续，即便它过去具有韧性，且与其他制度有着区别。但是，要想了解中国最终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政治改革，首先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长期掌控权力的。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生存如此之久的？

毛泽东去世后，国家主席任期受到了限制，但这些限制在习近平执政后又消失了。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和国际事务助理教授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国共产党在削弱独裁政权面临的两大威胁——政变和革命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为了阻止前者，特鲁克斯先生说，中共有一套系统来确保从一位领导人过渡到另一位掌权的过程是“相对平静”的。

毛主席在1976年去世后，中国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将国家主席的任期条款写入中国宪法之中，承认了一人领导以及个人崇拜的危险。然而，2018年3月通过的一项有争议的宪法修正案取消了这个10年任期的限制，这样习近平主席就可以在两个五年任期结束后继续无限期地执政下去。与此同时，特鲁克斯表示，中共政权通过“相当好的治理以确保人民生活幸福，因此他们没有反抗的欲望”，同时通过控制信息和镇压来保护自己免遭革命。

《威权主义与民主的精英起源》（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Elite Origins）的合著作者迈克尔·阿尔伯特斯（Michael Albertus）说，中共将其合法性依托在国家发展之上，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兑现了这一承诺，近几十年来帮助5亿人摆脱了贫困。

随着中共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2020年的到来，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表示，今年也被标榜为“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他在国家电视台表示。在过去的40年里，得益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政府运用审查制度来控制信息传播。与此同时，北京利用其权力审查并消除了那些被认为是对其合法性的威胁因素。特鲁克斯指出，就利用互联网、科技、审查和宣传打压、控制和扭曲信息而言，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最老练的政权”。“结果是，这是一个明智的威权政权。他们已经发现了对自己权力的威胁，并设法减少这些威胁，” 特鲁克斯先生说。“但有一些证据表明，在习近平执政下，这种情况可能有所改变，而在他的统治下，一些真正让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东西可能正在遭到侵蚀。”

阿尔伯图斯表示，中共之所以强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击败了它的主要敌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直到1949年内战结束时被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随后逃到台湾，2000年之前它一直是台湾唯一的执政党。之后在向民主过渡的一段时间中国民党被民进党击败。“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确实有过软弱的时候，”他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为例说。“但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连贯性和层级分明的组织，它的持久性和可预测性也与许多中共党员息息相关。”

什么导致一党专职政权的崩溃？

苏联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古巴前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都领导过一党专治的政权。2013年，斯坦福大学著名民主政治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曾写道，中国正接近一个对于其他一党专治政权来说往往是致命的时间点。他称之为“70年之痒”。这是中国“在一段威权统治获得成功而不是失败之后”所面临的一种现象。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政权继续存在，而其他政权却已崩溃。将当代中国与解体前的苏联作比较是再常见不过了。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成为苏联领导人时，苏联经济已在衰退，他的目标是通过两项重大改革来振兴经济：改革和开放（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

昆士兰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萨拉·珀西（Sarah Percy）最近写道，经济改革招致了公众的批评，但“允许一些人提出批评所带来的问题是让形势变得无法控制”。“一旦人们被允许在某些领域畅所欲言，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在其他领域畅所欲言，挑战国家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控制，” 她写道。政治开放打开了言论自由的“潘多拉魔盒”，媒体审查制度的削弱允许[民众]批评政府官员。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的政治科学家玛丽亚·列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告诉ABC，苏联的解体把它变成了中国政权的“反面教材”。“这部分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休克疗法式的改革，这种改革导致了戏剧性的、无法控制的政治开放，”她告诉ABC。“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通过回应性和无处不在的控制两者的结合，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的事情。”

《中国媒体政治》（Media Politics in China）一书的作者雷普尼科娃（Repnikova）表示，北京一直沉迷于把控和引导公众舆论，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大规模曝光率来管控危机。

中国共产党政权与其他一党制政权有何不同？专家将中国共产党的长久执政归因于其学习与适应能力。伦敦国王学院刘鸣炜中国研究院（Lau China Institute at King's College London）主任，中国研究专业的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指出，中国共产党灵活多变，并不“过分受限于意识形态”。他说，举例来说，中国共产党在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低谷时，党的领导人通过关注经济“让自己涅槃重生”。

布朗教授表示，中国共产党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也是“绝对核心内容”，因为这个理念意味着这一制度有别于其他任何制度。尽管朝鲜的一党制也颇具特色，金氏王朝几乎就像君主制一样进行统治，但其臭名昭着的封闭政治体系严重制约了任何让经济增长的机会。“我一直认为，今天的朝鲜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鲁克斯说。“可以称之为极权主义。共产党自身就完全控制着人民的生活，而且完全控制着信息传播。”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格雷姆·史密斯（Graeme Smith）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就意识到，甚至在1949年上台前就意识到，搞定期清洗，以净化党组织不是一个有效的长期战略。他说在柬埔寨，党内清洗导致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的下台。

威尔逊研究中心(Wilson Centre)的一份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共与红色高棉关系的论文称，邓小平就红色高棉的“过度激进主义”批评了波尔布特，并补充说该党的“左倾”，尤其是在内部清洗方面的“左倾”，已经“削弱了其击退越南军队进攻的能力”。

尽管中共过去也曾清洗过大批党员，但后来它把目光转向了党内整风战略。史密斯博士解释道：“如果你被发现在意识形态上有嫌疑，或者参与了共产党不允许的活动，那么[共产党]将会努力让你纠正错误”。“这个想法基于所有党员基本上讲都是好的，都可以通过思想工作予以改造。”但是史密斯博士却补充说，习近平在所谓针对“老虎和苍蝇”的标志性反腐败运动中让他在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四面树敌。他说这将包括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以后可能会对付习近平。

北京会成为一个例外吗？

专家称，政党和独裁政权的寿命取决于他们能否维持民众的支持。斯坦福大学的戴蒙德博士告诉ABC，虽然没有“铁律”规定一党专治政权必然会在70或80年后垮台，但他也不相信共产党的一党专治统治从长远来看是可持续的。“另一方面，共产党执政者热切期待中国共产党在2049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届时中共政权将满100岁，我不认为这会发生，”他说。“尽管现代化对政治带来的影响因多种因素而放缓、推迟，但该政权面临着与其他独裁政权相同的长期矛盾。这些因素包括[中共]政权对信息的高度管理以及奥威尔式的打压和监控。”

戴蒙德博士说，当人们有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教育水平时，他们的价值观就会发生改变，最终“他们想要更多的自主权、更多的尊严、更多的自由和对自己生活的更多控制”。“许多人正在离开，或者已经离开，因为他们无法在中国获得这种自由和自治。当然，目前在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下是得不到这些的，”他说。“的确，一些人回来参加千人计划或获得相关的机会……还有一个事实，最近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过，假如我是中国共产党，我会担心[长期]趋势，以及该体制内的基本矛盾。”

专家称，中国社会是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社会之一。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中国政治学教授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为中国人民带来经济利益。“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了]，他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社会，”她说。“中国的银行有坏账，实际失业率遭到审查，[而且]通胀率也非常高。”

戴蒙德博士认为，如果没有大量移民，由中国现已废除的独生子女政策推动的中国“人口塌陷”下滑趋势将很难逆转。“但中国如何才能在足够大的规模上做到这一点？”他说。“我认为其刺激更高人口增长率的努力将会失败，因为中国仍然存在严重的生活品质问题。“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将挑战‘中国梦’的方方面面。”

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来会成什么样子？习近平说，中国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戴蒙德博士认为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体制内上上下下的腐败”，但他表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着“根本矛盾”。“除了通过法治(而不是法制)之外，没有办法控制腐败，这需要将共产党与国家和司法机构分开，”他说。“但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国家和司法制度的最高统治者，它就有失控的风险。”“这是一个中共无法解决的难题，除非走向民主。”

虽然没有人确切知道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完全实行普选的民主国家，但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回避使用这个词。在去年11月份的上海之行中，习近平表示，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特鲁克斯说，共产党经常使用民主的语言，但这却不是西方所知的民主——“例如，如果你对中国公民进行民意调查，大多数人会说他们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尽管大多数人会把中国贴上独裁主义的标签，”他说。“所以‘民主’这个词在中国有些用烂了。”

他补充说，虽然西方国家倾向于将民主等同于选举，但中国正试图以多种不同方式增加公民参与政治。例如，他说许多地方政府有所谓的“市长信箱”，人们可以在网上投诉，在法律通过后公众也可以做出反馈。“还有许多其他的程序，基本上允许公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或对政策的看法，”他说。“[但是]还不清楚政府是否真的将这些纳入考虑范围……或者说他们是否只是在装点门面。”

但阿尔伯特斯表示，中国共产党可以走上与国民党相似的道路，国民党逐渐以自己的方式展开政治竞争。国民党在1949年逃往台湾后，在1996年台湾转向民主之前举行了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而该党则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

民进党于2000年首次当选。

“如果[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遗产继续存在，它也有可能在民主制度下竞争并且获胜，”阿尔伯特斯说。然而，他表示，这么做必须要有一定的推动力，而且这很可能来自于一个不一定能控制，但又不断壮大的政治威胁。“预计五到十年后，其统治将面临重大挑战，这可能会促使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向民主过渡，”他说。“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这可能来自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开始要求独立于经济安全之外的代表权和更大的自由。”“但此时，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也是正确地估计到了这一威胁还遥不可及，因此它今天不需要改革。”

谢选骏指出：2013年斯坦福大学著名民主政治学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曾写道，中国正接近一个对于其他一党专治政权来说往往是致命的时间点。他称之为“70年之痒”。——这距离谢选骏1999年发表的“70年大限”（国破家亡者的最后晚餐——从巴比伦之囚看当代中国命运），已经过去了十四年！但即使如此，戴蒙德也还是不能明白，“70年大限”不是“70年之痒”，因为“大限”是不可避免的生死交关；而“之痒”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寻欢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