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各大学里又清出一大批中国间谍》（2018-02-22 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最近一次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中表示，中国来的“学术间谍”已经渗透美国大小城市的大学，在美国“几乎所有领域”中均有中国教授、科研人员、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他认为这些或可称之为“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的中国学者有可能秘密地在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
这个耸人听闻的言论似乎代表了美国政界和媒体界广为流传的“中国间谍论”，顿时引来美国华人组织如百人会的谴责，认为“以上这种言论非常令人不安、指责过分标签化且存在着十分不必要的偏见。在摆出任何事实和证据之前，仅以纯粹的种族和出生地就对一个群体发出如此巨大的怀疑，这种行为不但违背了无罪推定、正当法律程序以及平等保护等美国宪法的根基理念，也容易煽动歇斯底里的不当情绪。”
我为此访谈了普利策奖得主丹尼尔·戈尔登，他在三个月前出版了新书《间谍学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外国情报机构如何暗中利用美国大学》。他在书中不仅讨论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美国大学操盘的情报活动，也暴露了美国情报机构如何系统性地渗透美国的学术界，这些活动对学院的中立性和学术自由形成很大的挑战。
戈尔登在新书中揭露了美国学术界如何成为外国和国内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探讨为什么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民主价值来说是一种打击。他认为美国大学的全球化，外国学生和教授的涌入，以及美国人在国外的学习、教学和会议交流，已经使美国的高等教育成为国际间谍战的前线。
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从2003年的36万增长到2013年的51.7万人，十年间增加了44%。而美国人到国外求学也不断增加，从2001年到2014-15学年度翻了一倍，变成30.4万人次。目前在全球80个国家有160个美国大学的分校，超过一半以上设立于2000年之后。戈尔登认为在一些政治敏感的地区如中东及中国，这些大学分校有可能提供了收集情报资讯的掩护。他描述外国的情报单位，特别是像中国，如何争取吸收在海外的年轻美国人，然后把他们送到美国的政府机构担纲；同样地，美国政府情报单位也有可能会利用这些人在当地做其“耳目”。
而在美国高校的实验室、教室和讲堂中，来自中国、俄国和古巴等国的情报机构以学院为渠道，用来深入了解美国政策，招募秘密行动人员，甚至获得敏感的军事和民用研究信息。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也反过来利用国际学生和教师作为举报人。
根据一个2012年对于美国大学里与国际学生接触的校方工作人员的研调，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之前一年内曾经约谈了31%的国际学生（这项调查并没有涉及中央情报局）。戈尔登认为在校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另外可能接触了更多的国际学生。
在美国大学自持的全球价值观与民族主义的间谍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但是美国大学忽视、甚至宽容这种校园间谍现象。戈尔登认为911事件后，中情局和其他安全机构利用美国爱国的热情和恐惧，几乎渗透到学术文化的各个层面，并争取教授、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兼职作为它们的耳目。
戈尔登讲述了几个令人震惊的校园情报活动，以显示美国和外国的情报机构如何无情地渗透象牙塔，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特工卧底，举办学术会议以说服伊朗核能科学家为美国情报效劳；杜克大学认为一名中国超材料博士生刘若鹏“剽窃”了美国国防部资助的“隐身衣”研究成果；以及一所在俄亥俄州的小型文科学院玛丽埃塔如何与中国的间谍高校交换教职人员……
对于关注高校种族平权政策的美国华人来说，戈尔登其实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的2007年畅销书《入学的代价》揭发了美国的上层阶级如何用财力购买顶尖高校的入学特权，该书以他在《华尔街日报》的系列报道为基础，还为此在2004年获得了普利策奖。他在2015年编辑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公司如何将其总部迁往海外的文章，该系列为彭博新闻社赢得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普利策奖。
问：上周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说，中国情报人员遍布美国大学，可能收集诸如高科技等领域的信息。许多美国华人组织批评这一言论诉诸对于美国华人的刻板印象， 这种偏见认为华人对美国和中国有分裂式的爱国忠诚。你对此有何看法？
戈尔登：我自己的报道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情报机构在美国的大学都很活跃。大学成为吸引人的目标是因为它们操作美国政府资助的敏感性研究，它们的教授通常具有政府背景或与政府有联系，它们的学生毕业后可以担任政府或私营企业的重要职位。同时大学相对较为开放，容易接近和渗透。
问：你最近的一本书《间谍学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外国情报机构如何暗中利用美国大学》很有意思，因为你不仅讨论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美国资助的情报活动，还暴露了美国情报单位如何渗透到学术界。你认为美国政府在评估受到外国影响的行动时，无论是以获取情报为动机，还是仅仅是无害的民间活动，是否采用了双重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中国政府、企业和组织非常希望提高自己的形象和全球影响力，你认为它们何时可能算是越界？
戈尔登：我同意美国情报机构在学术界从事一些与外国情报部门一样的活动。比方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试图招募外国学生和教授，将他们送回国作为美国的间谍。我的书的主题是双方都在利用大学。
问：特朗普总统如何改变大学校园内的情报活动？它是否影响了学术界与美国和外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你的书提到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可能会激发更多的美国和外国在美国学院的间谍活动，以及中情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更多校园招聘活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许多顶尖的美国大学（如常春藤盟校）压倒性地吸引了自由主义者和有民主党倾向的教授。你认为从意识形态来看，大学会强烈抵制共和党政府介入校园的情报活动吗？
戈尔登：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由于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在学术界引起的某些不满，而形成对于美国情报机构的更大抵制。比方说，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在中情局抱怨后，立即撤销了切尔西·曼宁成为访问学者的邀请 （裘蒂注：曼宁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下载了75万份美国政府的机密资料，转交给维基解密。于2013年7月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定违反“间谍法”和其他罪行，并于2010年至2017年间监禁服刑）。
自由派人士也不喜欢小布什总统，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学术界和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关系更加密切。此外，特朗普正在与自己的情报机构互相争斗，这样可能会使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对自由派的大学教授更加讨好。
问：你的书的第一部分由杜克大学的超材料博士刘若鹏的故事出发，他是一名中国科技大亨。联邦调查局调查了刘若鹏涉嫌“剽窃”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杜克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刘若鹏回到中国后，创立了与中国政府、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关系密切的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和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然而同时在你的著作中，你也承认在很多情况下，美国政府错误地指控华人科学家（包括郗小星教授）为经济间谍。你引用的统计数据显示，具有中国姓氏的人因盗窃商业机密而被判平均监禁32个月，而其他人则被判处15个月。当你调查刘若鹏的故事时，这些交错的现象是否加重了你支持佐证的责任负担？
戈尔登：我对我的所有报道，包括有关刘若鹏的章节，都保持着非常高的要求。我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并寻求所有相关文件，并且一遍又一遍地核实。
问：在阅读刘若鹏的故事时，人们不禁想知道：为什么杜克大学和他的指导教授史密斯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正式指控？你提到刘若鹏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当时杜克正准备签署在中国建立分校的协议。你还谈到了美国的大学是如何姑息滋养外国间谍活动的环境，以免冒犯那些已经成为这些学校收入来源（包括学费、研究人员和设立分校）的国家。你认为这些经济因素会不会使美国大学变得更容易被渗透？
戈尔登：是的，我同意经济动力，如支付全额学费的外国学生，由东道国补贴的外国校园分部，使大学倾向于对间谍活动视而不见。另外，由于刘若鹏利用了学院缺乏明确规则， 如缺乏详细的合作协议，但却又不是违反特定的法规，因此可能很难对刘提出正式指控。尽管如此，史密斯教授的确收回了刘若鹏进出实验室的钥匙。
问：我记得打从我是耶鲁大学文学研究生的时候，我便意识到耶鲁在塑造中央情报局前身方面起的作用，特别是英文系和其他外语系。当时有一篇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由于耶鲁大学毕业生的高级智力水平和语言能力，他们被认为是合适的情报工作人员。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局（OSS）于1942年成立，负责对德国和日本进行情报搜集和准军事行动。仅从耶鲁大学1943年的毕业生中，至少有42名年轻人进入了情报工作，大部分都进入了OSS。其中很多人在战后继续情报工作，并成为新的中央情报局的核心，在1947年接管OSS的职责。”
近年来美国在校园内的情报人员招募，是否改变了重点和策略？
戈尔登：区别公开招聘和秘密招聘很重要。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大学校园公开招募美国公民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同时，他们也秘密地招募外国人（不符合它们就业资格的要求）作为可能的情报人员。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这种秘密地招募国际学生和教授比以前要广泛得多。比方说，中国直到1978年一直对西方封闭，所以在那之前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中国学生或教授可能成为秘密招募的对象。
问：你能否简单说说美国学术界和情报机构之间关系的演变？
戈尔登：这是有周期性的。如上所述，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常春藤盟校，对于战略服务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创建至关重要。然后，在猪湾事件/民权运动/越战时代，美国情报机构与大学之间出现了裂痕，最终在1976年的教会委员会报告中揭露了中央情报局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秘密联系。哈佛大学随后通过了限制这种联系的校规，但很少有其他大学跟进。并且为这样限制的努力失败了。自那时以后，高校和情报单位的关系复合，特别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问：在美国校园，是否有越来越多由美国情报机构资助的学术项目和研究计划？情报机构如何保护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免受外国利益的染指？你认为这样的赞助干预了学术的中立性和自由吗？我们应该在哪里画清界线？
戈尔登：是的，美国情报机构如IARPA（先进情报研究项目）资助了更多的学术项目和研究计划。虽然几乎所有IARPA项目都是非机密的，但大学越来越多地参与秘密政府研究。大学校园里的情报机密研究曾经引起争议，但现在它似乎被广泛接受。这是学术界和政府之间更密切联系的标志。
问：据我了解，《间谍学院》一书源自2015年2月你为彭博社撰写的文章，关于联邦调查局如何迫使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彭大进监视他的祖国以及孔子学院（由中国在各大学校园资助和提供工作人员）。这是不是联邦调查局采用的一种强制性策略：如果入籍归化的美国公民未能接受情报任务，那么他/她有可能被指控为外国间谍？
戈尔登：我不熟悉这种策略，彭大进的个案并不涉及这样的状况。联邦调查局能够对彭大进施压，是因为他的大学想要以所谓的财务不当和其他不当行为的名义解雇他。基本上，如果他肯为联邦调查局侦察，该局主动提出挽救他的教授职位。据我所知，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威胁彭大进或指控他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问：孔子学院和其他非营利性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已被怀疑是中国行使不正当影响力的“爪牙”。许多中国和美国华人团体认为这是一种猎巫式的政治迫害。你怎么看？
戈尔登：我不认为这是一场猎巫式的政治迫害。中国官员已经承认孔子学院是体现中国软实力的工具。中国的安全部门有时可能希望利用这些机构作为间谍活动的掩护。我书中引用的一位孔子学院院长告诉我，中国的情报组织试图吸收他为间谍。
问：许多人认为在美国有一种倾向，即是将中国有抱负的政府或企业的任何外展活动妖魔化。引用联邦调查局雷局长的话：“我们试图做的事情之一，是将中国威胁视为不仅是整个政府的威胁，而是整个社会的威胁。”上周《外交政策》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中国政府赞助乔治城中国学生团体——在全国校园增长的共党影响力，为学术自由蒙上阴影”。根据这则故事，乔治城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在2011年9月向学校的研究生联合会提交的预算申请中披露，CSSA在该学年的每学期从中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获得800美元春节晚会赞助费。你认为乔治城CSSA拿这笔赞助费是否得当？
戈尔登：我对这个情况不够了解，因此不能发表评论。总体而言，这里的担忧是中国学生团体可能会向其政府/使领馆举报异议学生分子。
问：在你的研究过程中，你是否曾经担心过自己的安全？
戈尔登：没有。
问：为这本书做研究时，面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戈尔登：联邦调查局试图阻止我的调查。我收集信息的一种方式是（根据信息自由法）向州立大学发送公共记录请求，要求看它们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沟通档案。我选择了新泽西理工学院，因为它有许多可能成为吸收对象的外国理工生，它承诺发送给我4000页它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电子邮件。但是当包裹到达时，几乎所有的页面都被遮黑了。我聘请了一家公益律师事务所起诉了该学院。新泽西理工学院的回应是：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联邦调查局干的。它说，联邦调查局派出八名特工到校园里翻阅档案，并对其进行遮黑。随后新泽西理工学院转而起诉联邦调查局。最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害怕起了一个破坏性的先例，便交给了我大部分的文件。
问：你有没有觉得受访对象被迫保持缄默？
戈尔登：我不确定你的意思。但是我的职业生涯是报道敏感的话题，所以人们常常拒绝评论，或者他们的雇主拒绝让他们提供评论。克服或绕开这些障碍是我的工作。
问：你的书谈到了美国大学如何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扩大其全球足迹。这些分支也成了美国间谍活动的温床吗？如果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这么搞，中国人玩同样的游戏不也挺公平？
戈尔登：你问美国大学的海外分支机构“是否也是美国间谍活动的温床？”虽然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假设。在彭大进的例子里，联邦调查局要求南佛罗里达大学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作为间谍基地，但该大学拒绝了这个要求。
总的来说，我希望看到对大学间谍活动的限制——比如在全美采用哈佛大学的校园情报活动规章，并将其应用于国内和国内的间谍活动。在理想的情况下，我设想将来有一个国际条约宣布大学是“禁谍区”。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就是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为党献身，作为他她们获得特权利益的一个交易。因此严格说来，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一个间谍，或者说“即使现在不是，一旦共产党组织提出了任何要求，任何党员都得无条件服从，即使成为一个共产党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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