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饭局：有钱人和文化人为啥都不自信》（2021-08-31 思想市场）报道：
前些年，我刚完成在美国的学业回到中国。刚回来的时候还没想好今后要干什么，只是打算先到处观摩观摩，看看有什么可以施展自己的机会。朋友体贴，也时刻帮我张望，于是就邀请我参加大大小小各种饭局。
我本身是一个对饭局没什么好感的人，觉得都是浪费时间。一大批本来就没任何交集的人通过互相敬酒、互相喊着“周总”“黄总”的方式套近乎，看起来好像认识许久，但其实不然。大多数人都只不过刚坐下没多久，仍处在连对方名字都叫不出的状态。
我理解这档子事的意义，即结交一批已有社会基础的人，通过他们获得一些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把他们当工具给自己创造平台。
我不反对这种自由结社的方式，但作为康德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新新康德主义者，我对这类东西自然感到厌恶，因为康德主张把人当目的而非手段。
当然，我太不自信，怕自己错过什么。即便带着“海归”的帽子也一样，这个社会并不特别需要我。刚回国时不确定感太强，需要落地。于是，我就接受了朋友的饭局邀请，指望收获点什么。经历了自行车、地铁、的士等多种交通工具的转换，我进入饭店包厢。
和我想象的没太大区别，一进门就看到桌子上堆满各种瓶罐，满屋子充斥着各种男男女女的酒气。碰到这番场景，我自然不会主动开口去说什么。当然，我也不会表现出满脸不耐烦。我愿意去观看眼前的觥筹交错，去倾听场内的窃窃耳语。
我朋友给在场的各位夸大美化了一段我在美国学习哲学的经历后，做贸易起家，已身家过亿的淘宝大铺老板钟总直接向我发问：“你学哲学有什么用?”来者不善，口气并不友好。我听过千百次这样的问题，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所以我想掐住话题。
我直接说：“没什么用。”但他追问：“那你在美国读很好的大学吗？” 我说：“一般，但老师都还可以，也都毕业于美国老牌名校。”他接着问：“你们老师赚多少一年。”我答：“公立大学，文科不多，官网上看，助理教授大概税前五万美元，副教授六七万，教授八九万。”
最后，他冒出一句：“你相不相信，我跟你老师走在马路上，问十个姑娘，至少有八个，嗯，至少有六个姑娘会选我。”
在场的其余人都哑然失色，怕我会做出惊人之举让场面难堪。我理解钟总言下之意，我想他在向我宣誓主权，但其实更多的是在害怕。他害怕我瞧不起他，称他为暴发户。其实我不会，因为对于“何为至善”这样的问题，我坚信多元价值理念。
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在自身价值观的引导下，去选择自己的路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些人可以从小一路读书读上去，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也有人可以早早离开校园，进入商场厮杀，最后搏得风生水起。我坚持认为，这里面没有等级之分，只有方向之分。
我回应到：“你想说什么，你可以说得更直接点。”
他不知怎么开口，他不好意思直接说“你们读书有什么用，读了这么多书也没我赚得多，有文化有屁用”，即便他心里这么想。我愿意带着极为优雅的态度让他表达他的真实想法。在我看来，他其实可以更加自信地坚持说八个姑娘，甚至九个姑娘，没有必要改口。
我朋友打圆场，把这个问题糊弄了过去。当然，这并没有让钟总感到任何释怀，我猜想他心里依旧不舒服。可能我说“我们读书读了再多也没用，也没有钟总那样成功”并自罚三杯以表敬意，他会感觉好得多。
事实上，他似乎是想通过把我压下去，向在场的各位宣告他自己的成功人生以及资本的胜利。但有意思的并不在于交锋，而在于一个亿级老板在没有依赖家庭资源，并能凭借自身努力在某领域大获成功的前提下，依然无法与自己和解，依旧不那么自信，依旧渴望他人的认同，即便这个人在他眼里微不足道。
这种不自信其实弥漫在当下整个社会，没有一个个体能回避这股潮流。
我们以为“有钱了，口袋满了就能让自己变得自信”，但其实不然。有钱还不够，要自信可能还得要点文化底蕴，要有点知识。要不然，怎么大学里一到周末，就有各种西装革履人士来参加什么总裁班、灵修班、礼仪班呢？
我之前在国内某校哲学系读过几年书，我们系在学校教学楼七楼，八楼那层属于经济学院。每到周末就有各种总裁来上课。最热闹的就数下课间，这帮人喜欢在走廊里大声讲电话。电话那头大概问“你在哪里”，所以电话这头总会大声说“我在x大上课呢，有音乐赏析、经济学……”
声音之响，生怕别人听不到。可能他们觉得，说自己赚了多少钱是一件俗事，但说自己在学什么就是一件雅事。他们大概以为，学点知识、修点文化会给他们自信。
但我们可以反过来问，有点知识，有点文化就真会给人自信吗？我看也不尽然。
在我校后门处有一烧饼摊。那个烧饼摊很有名，经营得风生水起，不仅上过报纸电视，还被当作“中国梦”的典范宣传过。这名老板比我先前提到的钟总要自信，因为他够坦诚。
几年前某一天，我系一名博士生去他那里买烧饼，就被店老板揶揄过。老板说：“你们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你们买得起房吗？我有四套房，你们买得起吗？”过了几年，据说老板的房子已经变成了六套，还有两辆豪车。人一成功就容易膨胀，当然这没什么太大问题，我喜欢他的坦率。
我在这里说这事并非要批判烧饼摊老板，我想说的是我那位系友。他听了老板的话后非常生气，感觉受了打击，抬不了头。因为非常介意老板的话，他在系里大力批判这位老板，说老板多么多么地看不起读书人，看不起知识分子，接着就把他的个人境遇放大至整个社会价值的衰落。他试图捍卫“读书人”在这个社会的主权地位。
社会价值衰不衰落另当别论，但至少，我这名系友因为老板的话而自惭形秽。你上学读书，既有知识又有见解，但似乎也没让你有底气，你还是因为别人说你没钱而觉得面红耳赤。
一个选择走学术道路的人，为何会这么介意一名圈外人评价？学了这么多年哲学，似乎依旧没有让他自信到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多么正确。
当然，老板说这话的时候，也没绝对自信，因为据消息人士所言，他还是花钱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我校的继续教育学院接受工商管理的“函授课程”。关于函授课程的含金量问题，我不去说，但至少有一点可知：他还是希望他儿子有点文化，光有钱还不够。
可问题是，文化和金钱能够互补吗？
我们常听家长对子女说：“你要好好读书，这样以后才会有出息，否则就连工作都找不到。”家长说的是事实，因为读书和学历挂钩，学历和就业乃至收入挂钩。虽然我们口上总批判“资本主义”，但行为却很诚实，一不留神就在教育中注入了某种资本主义精神。
通过将读书假定为资本积累的过程，“读书/出息”的话语形成了。因为读书是某种文化养成，所以知道分子们就把通过读书带来的沉淀称为“文化资本”。这个词很流行，只不过流行不代表合理。我们凭什么要让资本绑上文化呢？
当我们说一个人有文化的时候，除了说这个人有点知识，还指这个人有修养，有品位，拥有某种美好品质。在这里，文化更像是审美上的东西，但审美上的东西不可量化。
资本不是这么回事，资本的主要特征是可替换、可累积，比如钱可以买房，房可以卖钱，钱可以越来越多，房子也可以越来越多。当我们指一个人有钱，会说这个人拥有经济资本，这没什么问题，因为经济和资本往往同义反复，钱的本质就是量化物。
当我们把知识、文化理解成资本时，我们实际上是用经济学概念绑架了文化，或者说，把文化降格成了量化物。将审美的多元性变成功利的一元性，文化和经济变成了可互相通约的东西。最后就以为文化和钱可以互补。钟总、烧饼店老板因钱买不到文化而自卑，系友因文化无法套现也自卑。
我以为，当一个人自信时，他是完全处在自由状态的。一方面，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另一方面，他又愿意去承担因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如果一个人选择走学术道路，他就必须意识到学术研究会带来的早期清贫；如果一个人选择去经商，他也就必须承担因时间有限而无法提升自己各方面知识水平的局限。
读书和经商，并不矛盾，求知和求财也并不对立。两者不可通约，我们没必要将它们预先捆在同一根价值链条上比个高低胜负。
求知者应该自信，因为他获得了知识的回报，即便最后一贫如洗，经商者也该自信，因为他获得了资本的回报，即便最后一字不识。
谢选骏指出：这些党商勾结的共产党暴发户看不起穷博士，因此必然看不起穷困潦倒的卡尔·马克思，但是，这些党商勾结的共产党寄生虫，却还要捧着马克思的牌位混饭吃，难怪他们要遭到周期性的清洗，结果总是不得好死。这些党商勾结的混饭吃，要是读懂了某种哲学，就不至于早早地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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