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始应对气候变化是否为时已晚？
纽时STEVEN LEE MYERS, KEITH BRADSHER, 储百亮
2021年7月26日
在过去40年里，中国高速增长，在原本是村庄和农田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座城市。城市吸引了工厂，工厂又吸引了工人。经济繁荣使数亿人摆脱了曾经的贫困和农村的困境。
现在，为适应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这些城市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在中国开始非凡的经济转型时，很少有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使这一挑战变得更加难以面对。
没有一个天气模式事件可以直接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但在上周，暴风雨淹没了中国中部的郑州和其他城市，截至周日，造成至少63人死亡，这反映了一种全球趋势——最近在德国和比利时发生了致命的洪水，在西伯利亚发生了极端高温和野火。中国的洪灾也凸显了伴随着该国经济繁荣的环境脆弱性，有可能会破坏这一繁荣。
中国历来都有洪水，但正如清华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孔锋在2019年所写的那样，近年来中国各地城市的洪水是中国“城市问题的普遍表现”。
城市几乎在一夜之间膨胀，道路、地铁和铁路的大规模扩张意味着可以安全吸收雨水的地方越来越少——这打乱了科学家所说的自然水循环。
周六，郑州，士兵们帮助清理街道。
中国东部宁波诺丁汉大学地质学教授陈加信说，中国的城市（其中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大约93个）在中国领导人将气候恢复能力作为低于经济增长的优先事项时实现了现代化。
“如果他们有机会重新建设一座城市，或者规划一座城市，我想他们会同意让这一点变得更加平衡，”陈加信说。他也是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Water@Leeds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开始应对气候变化。习近平是首位将这一问题作为国家优先事项的领导人。
早在2013年，习近平承诺要在中国建立“生态文明”。2013年，他在日内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20年里，中国城市的绿地面积增加了近五倍。它推出了一个创建“海绵城市”的试点项目，以便更好地吸收降雨，其中也包括郑州。去年，习近平承诺加快削减排放，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是政策上的结构性转变，可能在实践中也是如此。
1月，中国武汉。道路、地铁和铁路的大规模扩张意味着可以安全吸收雨水的地方越来越少。
问题是，现在是否为时已晚。即使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迅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那些已经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变暖还是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后果。
不断上升的海平面现在威胁着中国的沿海大城市，而越来越严重的风暴将打击像郑州这样的内陆城市，这些城市在匆忙规划的开发压力下不堪重负，建筑和基础设施有时建设得很粗糙。
甚至是在2012年遭遇过导致79人丧生的特大暴雨的北京，也仍然缺乏在强烈风暴中吸收降水所需的排水系统，哪怕林立于这座首都的显赫地标建筑象征着中国的崛起。
在郑州，官员们将上周的暴雨描述为千年一遇，不管做什么准备也挡不住。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在问，为什么该市新修的地铁系统会被淹，随着水位不断上升，乘客都被困住，以及为什么三环路下方的“智慧隧道”被淹没得如此迅速，以至于车里的人几乎没有时间逃生。
周五，一名公园工作人员正在蝶湖公园清理水草，这是郑州一处用以缓解洪水的绿色空间。
鉴于中国的政治权力长期以来都与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联系在一起，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影响可能对共产党执政构成挑战。几年前，公众对北京和其他城市有毒空气污染的强烈不满最终迫使政府采取了行动。
“随着过去几天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我确实认为会有更多国人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并更多地思考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中国机构的气候分析师李硕表示。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种心态调整更加容易。它已经让无数人口离开了农村，这些地区对经常发生的洪水的抵御能力要小得多。而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是数以百计、数以千计，而不是像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些灾难那样，达到数以百万计。
然而，郑州的遭遇凸显了未来挑战的严峻程度——以及简单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这座城市曾经只是黄河一处拐弯以南的一个十字路口，但自40多年前中国的经济改革以来，它的规模呈指数级扩张。
而今，这里的摩天大楼和公寓延绵不断。该市人口自2001年以来翻了一番，达到1260万。
郑州洪水频发，连居民们都拿它开起了苦涩玩笑。“不必羡慕那些可以看海的城市，”据当地报纸报道，在2011年的一场洪水期间，网上流传的一条评论这样说。“今天，欢迎你到郑州来看海。”
2016年，郑州被选为16个试点城市之一，扩大绿地面积以缓解洪水——这就是“海绵城市”理念。
这一理念与美国城市规划者所说的“低影响开发”有点相似，就是将水从密集的城市空间引入公园和湖泊，让水在那里被吸收甚至循环利用。
在中国这一理念的推广者是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转向西方的设计，但那并不适合中国已经在经历的极端气候。城市都被水泥覆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被“灰色的基础设施占领了”。
在他看来，中国需要“复兴并升级古老智慧”，就像古代农民曾做过的那样，为水和绿化留出自然空间。
官方报纸《郑州日报》的一篇文章称，在“海绵城市”项目下，郑州已建成排水管网5162公里，消除易涝点125处，并新建了大量绿地。
其中一处就是蝶湖公园，那里的人工湖环绕着垂柳和樟树。这里去年10月才开放。上周，它也被淹了。
“海绵吸水很慢，并不快，”该公园的维护工人戴传英在周五说。“如果水太多，海绵肯定不能吸光所有。”
甚至在上周的洪水之前，就有人对这个概念提出过质疑。2019年郑州遭遇洪水之后，党办报纸《中国青年报》感慨在这些项目上的巨额支出并没能带来显著改善。
也有人指出，海绵城市不是万能的。这种项目从不是为了应对7月20日郑州那样的暴雨，当时一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00多毫米。
“尽管对雨水管理来说，海绵城市这一方案是一个极佳的可持续发展方式，但在不断变化的气候中，它是否能被视为洪水危机应对的一个完善解决方案仍有待商榷，”位于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School of Design at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院长康斯坦丁诺斯·帕帕达吉斯(Konstantinos Papadikis)说。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工厂也排放出越来越多导致气候变化的气体，同时也严重污染了空气。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减少排放，以及为似乎越来越难以避免的全球变暖后果做好准备。
陈加信教授表示，在中国，气候变化问题在政治上并不像美国那样两极分化。这将使地方和全国政府必须做出的改革更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而其中许多改革将是非常昂贵的。
“我知道对城市来说，土地使用的问题很昂贵，但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气候变化，”他说。“我们谈论的是下一代或是下下一代的未来发展。”
Li Yo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Steven Lee Myers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他自1989年加入时报，曾在莫斯科、巴格达和华盛顿多地进行报道。他著有《新沙皇：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和统治》(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一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曾任香港分社和底特律分社社长。他之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后驻纽约报道美国经济和通信行业，还曾担任航空业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eithBradsher。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亡羊补牢，永远不晚——因为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但是“海绵城市”，却可能只是贪官污吏和红色党商私相授受、诈取工程包揽巨款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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