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要什么？西方学者：外部的接受和人民的驯服》（2022年5月30日 美国之音雨舟）报道：
上个星期一(5月23日)，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中共官媒，同时刊载来源于“央视网”的文章，标题为“习近平‘典’亮全人类共同价值：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
该文解读和评论习近平早在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名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讲话，并称“央视网《天天学习》栏目，策划《习近平“典”亮全人类共同价值》系列”，“与读者一起学习领会”。
与此同时，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在近来推出的专著中，分享他们对中共的体验、观察和分析，解码其国内治理和国际作为的脉络。
那么，中共官媒为何高调宣传习的引经据典？面对在即将到来的二十大预计的习继续第三任期，在坚持新冠“清零”的困局和与欧美关系每况愈下的逆境中，中共最想要什么？
假封建朝纲定威权正统
“习近平‘典’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章说，习的“主旨演讲让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担当在国际讲坛上再一次大放异彩。”
习近平那次讲话引经据典说，“‘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
官媒的“典”文解释称，习引用的这句话，原是东汉末期哲学家仲长统的哲学政治著作《昌言》中的话语，“讲的是臣下对君主应尽的义务”，意思是，“无论是处于安全还是危险的境地，都不要改变自己的志向和操守”。
文章说，东汉的仲长统认为，“臣下事奉君主，言论要无错误，做事须不逃避。”
有分析称，“就是部下不仅要说统治者爱听的话，更不能‘妄议’，同时还要为任何过失之处承担责任；说白了，被统治的一方没有权利的自由，只有责任的束缚。让被统治者逆来顺受，这大概是最高领导人想要的吧。”
美国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曾在给《纽约时报》的撰文“习近平和威权主义新‘宗教’”中称，习近平的中共政权“不遗余力地拥抱旧习俗和传统价值；习本人已经成为披上精神外衣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缔造者之一”。
抓住“祖宗”控制子孙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新政治家》中国与全球事务高级编辑，凯迪·史塔拉尔德(Katie Stallard)日前接受威尔逊中心专访时指出，独裁政权都有某种先见之明，相信“只要他们能够像样地解释和掌控过去，这就能让他们控制未来”。
中国问题学者、美国乔治敦大学卡塔尔分校副教授欧麦高(Max Oidtmann)在评论文章中说，中国一方面限制独立宗教实体，一方面又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欧麦高认为，中共通过把旧有的中国文化与进口的西洋马列搓揉在一起，制造出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宗教”。
与此同时，有分析称，经过两千年蒸馏出的中国旧有文化的核心，推崇以强压弱，以大欺小，恰恰与当今以平等、友爱为基础的全球价值观背道而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员张生曾经撰文《光明时报》称，传统文化的许多要素已被异化和片面化，比方说，“三纲中的君臣关系，被提高到社会价值体系的最高层面，片面强调臣子对于君主的愚忠死节；父子关系从自然血亲关系异化为无条件孝顺服从；夫妻关系也从双向互敬互爱变成了单方面的服从；而五常的仁、义、礼、智、信，则被异化为封建统治和压迫的意识形态工具”。
要世界习惯中国
国际著名中国外交政策专家、现任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安全研究和犯罪学系主任、前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主任季北慈(Bates Gill)，在5月20日出版的新书《习近平治下中国的全球野心：敢于斗争》(China’s Global Ambitions under Xi Jinping: Daring to Struggle)中说，随着习近平上任后的位高权重，国际上对中国的担忧变得更加严重；中国追求的外交政策更具野心，展示出对地区安全、经济和技术竞争以及世界秩序更加深厚的兴趣。
季北慈日前在接受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新书发布专访中说：“话说中共到底要什么，实际是中国领导人要什么，中共要什么。我问过一位享受最高特权待遇、目前居住上海的中国好友。这位好友满怀豪情地回答说；(中国)‘需要在世界上获得接受、得到尊重。你们最好习惯这一切’。这个回答让我担心。”
季北慈认为，根据他的理解，“中共要为自己的成功得到合法性，得到认可和尊重，甚至是他们所认为的赞许。获得接受，就是要国际社会接受他们在国内的治理模式；他们希望得到尊重，就是说，世界要尊重他们的利益，尊重他们对领土的声索，尊重他们对领导权的渴望，甚至尊重他们对散播如何看待世界运作方式的渴望；而中共这种对尊重、对合法性的追求，直接冲撞到全世界的利益。”
拿战争渲染情仇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凯迪·史塔拉尔德日前就她刚刚出版的新作，《在枯骨上起舞：中俄朝的历史与权力》(Dancing on Bones: History and Power in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与威尔逊中心主持人约翰·米勒夫斯基(John Milewski)对谈时说，中国、俄罗斯和朝鲜都通过二战这样的惨痛历史来培育国内民众对独裁统治的依赖心态。
她说：“这些统治者传递的信息是，我们的国家遭到攻击，成了受害者，经历了痛苦；外敌夺走了我们曾经的辉煌；是强人政治和背后的军事力量让国家获得了救赎。这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国民学会的历史教训。这样的历史对于当政者是绝佳的工具。而当下，他们更加需要营造一种氛围，就是国家依然遭到外敌的威胁，需要一位爱国者来领导，让国家繁荣和安全，以实现一个伟大而光荣的未来。”
史塔拉尔德指出，她从2015年9月在北京报道纪念二战胜利仪式的经历中，感受到专制政体如何通过加工和渲染历史悲情，在国民心中培植对威权的信任和臣服，以及对“敌人”的仇恨，“这在俄罗斯和朝鲜也是如出一辙。人民需要救星，他们再度团结在这些强人领袖身后，对抗那些很多时候是虚构的敌人。这是那些领袖们掌握的具有说服力的故事”。
史塔拉尔德说，如果世界想了解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三个核大国的发展方向，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向公民讲述的过去的故事”。
有分析称，习近平2012年正式提出中国梦，这与史塔拉尔德的观察不谋而合；习把“中国梦”解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前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主任季北慈认为，中共与西方的竞争由经济到军事，“现在发展到被看作是美国及其盟友捍卫自己利益能力的竞争……习时代的不同在于，我们已经开辟了第三阶段竞争；围绕中共这个党的角色，它似乎要在许多方面扩展到中国边境之外；它试图改变国际社会有关治理的好坏、有关如何制定和实施国际规则等的思考方式……”
季北慈引用著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评论称：“多数国家的多数人都同意，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显著增长。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好感。”
换言之，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更加难于获得国际社会的接受和尊重。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不懂——“宗教”都有来世要素、超度功能，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好无法提供这一点。此外，这些“西方学者”也不懂得“中共要什么”，所以把“外部的接受”和“人民的驯服”这一无法调和的矛盾揉在了一起，结果得出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更加难于获得国际社会的接受和尊重”的预定结论。其实，中共所要的是自己的续存，是不要走上苏联的灭顶之灾，至于“外部的接受和人民的驯服”那都不是目的，而是生存指数的指标罢了。“西方学者”也许会说，中共要想生存，放下屠刀就可以了。但是，放下屠刀却是不可能的，因为放下屠刀也无法成佛。为何放下屠刀也无法成佛呢？因为还要解决“转型正义”的难题。所以，放下屠刀的结果，就是承认自己是罪犯了，而不是成为佛陀了。除非说，罪犯就是佛陀，佛陀就是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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