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名字的含义：毛泽东曾用过的26个化名》（2014年09月19日 海外网）报道：
毛泽东的名字是按毛氏祖先早就排定的谱牒而取的。《毛氏族谱》定下的子孙名字族牒为：“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比如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就是“恩”字辈，父亲毛贻昌，即是“贻”字辈，毛泽东和兄弟毛泽民、毛泽覃等都是“泽”字辈，毛泽东的下一代即“远”字辈，比如毛远新。
毛泽东一生中，除正名“毛泽东”外，还曾先后用过二十六个名字(包括化名)。
第一个名字是石三伢子，即毛泽东的小名。1898年，毛泽东5岁时，为了祈求长命富贵，素信佛教的母亲文氏领着他来到韶山观音石前焚香跪拜，认了“石干娘”。因毛泽东在家排行第三，故此父母家人以及乡人，都叫他为石三，或石三伢子。
第二个名字是“毛润之”。这是他早年常用的名字。1910年毛泽东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他在堂长李元甫交给的一份表上填：毛润之，韶山人，17岁。毛泽东一师同学张昆弟1917年9月16日的日记中曾写道：“今日星期天，约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两小时之旅行……”毛泽东在早期的书信和听课的《讲堂录》中，有时也使用“毛润之”或“润之”的名字。毛泽东曾以“润之”为名发表过《浙江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原载《向导》第179期。
第三个名字是“子任”。1910年秋，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因其仰慕梁启超(号任公)，便以“子任”为笔名。
第四个名字是“毛学任”。第五个名字是“学润”。第六个名字是“润芝”。第七个名字“永滋”。第八个名字“咏滋”。第九个名字“咏芝”。第十个名字是“允滋”、 第十一个名字是“泳芝”。这几个名字的来历都与杨怀中(即杨昌济)有关。刘继兴考证，毛泽东1945年重庆谈判时，曾与当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的作家张恨水谈起：1915年下学期，已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其思想深受杨怀中老师的影响。杨是理学家，崇拜胡林翼。一次毛泽东写信给杨先生，署名“毛学任”。杨问“这是何意？”毛答：“学梁任公。”杨随即拿出一部《胡文忠公全集》送给毛，要他学习胡林翼(字润芝)。毛反复阅读此书后，改字为“学润”。杨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尊敬胡林翼，就改字润芝好了。”于是毛泽东又改字润之或写成“润芝”，有时还写作“永滋”、“咏滋”、“咏芝”、“允滋”、“泳芝”。(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1941年本)卷十五载：“毛泽东，字咏芝，行三”)。
第十二个名字是“二十八画生”。在长沙读书时，毛泽东发表过征友启事，落款为“二十八画生”，这是毛泽东三字的演化，繁体“毛泽东”三字为二十八画。
第十三个名字是“毛奇”。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还有个“毛奇”的外号。这个名字本是德意志建国时一位赋有文韬武略的着名将军(德文为MOLKT ，音译为毛奇)，同学们给他取了这个语意双关的外号，表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志向非凡，才华超群，深受学友们的爱戴与推崇。当时毛泽东也常对同学说：“丈夫安为天下奇(宋代王延瑰送王邦衡诗句)，即读奇书，交奇友，着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他还用“毛奇”这个名字写过一些文章。
第十四个名字是“毛石山”。是毛泽东1922年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时所用的化名。他在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等的信中说：“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毛石山，莫写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页)同年，他以此为名还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过《省宪下之湖南》一文。
第十五个名字是“杨引之”。1927年7月至10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福建西部农村养病，曾化名“杨引之”，“引之”的谐音即“隐之”，这个名字寄托着他对久别远方的爱妻杨开慧的思念之情。
第十六个名字是“钟英”。1932年9月6日，毛泽东向团中央执行委员汇报工作的报告手迹，落款署名为“钟英”。
第十七个名字是“杨子任”。在延安时，毛泽东给分别了10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同学易礼容写信，还特地使用了“杨子任”的名字，用此名字不仅是为了故人免得因与他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物的关系而遭迫害，也表达了以拯救民族为己任的共勉，同时也表达了他和已故妻子杨开慧对他们共同尊敬的师长杨昌济先生无限怀念的深情。
第十八个名字是“李得胜”。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向陕北、山东等地发起重点进攻。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找歼敌良机，党中央决定将中共机关撤出延安。毛泽东说：“我们不可能固守一城一池，今天放弃延安，就意味着将来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国。在胡宗南的强大攻势下，现在守延安则失延安，暂时离开延安则得延安。”这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同时，周恩来化名胡毕成，任弼时化名史林)。“李得胜”的谐音即“离得胜”，意为现在离开延安，则今后得到延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历史)
第十九个名字是“事任”。1946年，53岁的毛泽东曾用化名“事任”。当时抗日战争结束，国共鉴定停战协议，毛泽东看到了和平、民主的希望，他在停战令中说，“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然而，国民党政府很快暴露了假停战、真内战面目，毛泽东不再对国民党报任何希望，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成为毛泽东的最大人生追求和事业的全部，“事任”一名的含义就在于此。
第二十个名字是“马任”。“马任”显然与马克思有关，这一名字显示了他要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己任，建立一个和平、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第二十一个名字是“自任”。这一名字表明了毛泽东自我加压、负重拼搏的人生理想。
第二十二个名字是“周石林”。湖南省毛体书法研究会陈焕文会长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关于毛泽东名、字、号，据资料，除“毛泽东”外，毛泽东曾用过二十八画生，咏芝、子任，毛永滋，毛石山，李德胜，润之，周石林等。”
第二十三个名字是“涧西”。第二十四个名字是“毛万山”。第二十五个名字是“赵东”。第二十六个名字是“国彬”。毛泽东曾使用过的这几个名字都记载于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毛泽东曾用过的26个化名”，却不知这是为何——这是因为，毛泽东是个狗特务鼹鼠，需要从事见不得光的地下活动。所以他自称“润之”，就是“溜之大吉”的意思。
《毛泽东表弟文强是军统特务》（人民网 2009-08-20）报道：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算得上是个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泾渭分明的四个阶段。毛泽东是他表兄，周恩来是他入党介绍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领导人，刘少奇是他的同乡，林彪是他的同学，戴笠倚他为心腹骨干，杜聿明对他甚为欣赏……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加之文强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与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感情很好。
1925年8月，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他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选择退出了国民党。
北伐战争中，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不久的他，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帮助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他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不仅自己是个狗特务，他的整个家族都是特务，文强就是一个例子。
《为什么毛泽东会亲自批准中统特务头子入党？》（文汇网 2019-06-11）报道：
李茂堂的表面身份是中统在陕西的特务头子，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
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
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几乎全部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连叛徒都可以使用，情报工作还有什么禁忌！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布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慕丰韵等人有不同意见。敌我之间的利用关系，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转化。后来，这个方针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使用国特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
思想一解放，工作就活跃了。中情部与各分局社会部大胆开展工作，积极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都被敌人逮捕，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却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即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当面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白送中共情报部。
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样，CC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派人马一拥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组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得鼻青脸肿，无路可逃。打够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CC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派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打入的层次可是够高。
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政军特联会报秘书长的谷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
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谷正鼎面子上很是下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
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
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指挥间谍战的主将变成对方人马，《苦肉计》的剧本演成《蒋干盗书》，深入虎穴却送去一个虎子，中统对延安的间谍战完全失败，而且败得糊里糊涂。一生矢志反共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感叹，抗日战争导致国共合作，给共产党带来起死回生的机遇。岂不知，机遇也是创造出来的，好政策才能带来好机遇。正是中央确定的“化敌为我服务”的正确方针，使得中共情报部门得以在敌特机关之中建立重要的内线力量，取得谍报斗争的主动权。
军统也使用了大批中共叛徒，其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多数是脱党（失去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还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
间谍与反间谍，情报战错综复杂，谁的政策活，谁的手段多；谁的手段多，谁的战果大。
摘自金城出版社《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不仅一家都是狗特务，而且到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他为何批准特务入党？因为毛泽东自己就是狗特务的头目啊。他里通外国，为苏联卖命，给斯大林当狗，所叫做“毛狗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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