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网文《百姓》报道：
百姓，汉语词语，拼音是bǎi xìng。战国之前是对贵族的统称，战国之后，对平民的通称。《诗经·雅·天保》“群黎百姓”郑玄笺：“百姓，官族姓也。”现今指平民、国民、普通人。也称“老百姓”。
出处
《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孔 传：“百姓，百官。”
《国语·周语中》：“官不易方，而财不匮竭；求无不至，动无不济；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归诸上，是利之内也。”
《大戴礼记·保傅》：“此五义者既成於上，则百姓黎民化缉於下矣。”
清 陈鳣 《对策》：“古所谓百姓即百官，故《尧典》或与黎民对言，或与四海对言，非若今之以民为百姓也。”
范文澜 蔡美彪 等《中国通史》第一编第二章第四节：“百姓是怎样一种人呢？ 盘庚 说他们是共同掌管政治的旧人，是邦伯、师长、百执事（百官、百工）之人。”
《书·泰誓中》：“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孔颖达疏：“此‘百姓’与下‘百姓懔懔’皆谓天下众民也。”
《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文选．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
唐 刘禹锡 《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元旦占候》：“又云：‘芒种雨，百姓苦。’盖芒种须晴明也。”
明·高启《赋得乌衣巷送赵丞子将》：“春风三月满京华，肯入寻常百姓家。”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八：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高官厚禄，难道不是大盗。
清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四○回：我和你们众百姓在此痛饮一天，也是缘法。
杨朔《昨日的临汾》：“村里的百姓大半全集拢来了：有驼背的老人，筋肉结实的壮年汉子，顽皮的小孩，以及穿着红绿衣裤的妇女。”
辨析
在周指封建领主阶级，有贵贱之分，如西周以姬姓王族为贵。春秋后半期，宗族逐渐破坏，土地个人私有的地主阶级代替土地嫡子世袭的领主阶级兴起。百姓逐渐失去贵族的意义，社会地位与黎民相似。《尚书·盘庚下》：“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诗经·小雅·天保》：“群黎百姓，遍为尔德。”毛传：“百姓，百官族姓也。”《国语·楚语下》：“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周礼·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史记·殷本纪》：“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
15年版辞海的解释；
尚书尧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孔传:“百姓百官”，郑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按孔郑辞有详略，其义略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周语富辰曰:“百姓兆民”，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语观射父曰：“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鉴其是官，是为百姓”，郑说所本也。蔡传：“百姓，几内民庶也”，按阎氏若璩释地又云：“百姓义二；有指百官言者，书“百姓”与“黎民”对，礼大传“百姓”与“庶民”对是也；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是也。今普通称人民曰百姓。
如何分辨清朝男子知否是官？
我们平常看人首先是从穿着看起，看对方穿的什么牌子的衣服，就能猜测到这个人家境怎么样，清朝时期分辨眼前这个人是不是官，从一个小细节就能知道。只要注意看对方穿的什么鞋子，官员一般会穿官靴，民间普通百姓都是穿尖头靴，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对方是不是官。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为什么宋朝对百姓如此苛刻？
宋朝的经济发达，这是一个共识。但是，说实话宋朝的百姓生活的可以说是水深火热。百姓生活的不好，国库也不富裕。连年征战，使得国家疲敝。大量的军费开支，导致国库时常见底。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并没有对百姓的安抚政策，所以，宋朝时期的农民起义层出不穷。那么，为什么宋朝对百姓如此苛刻？
参考资料
1 “百姓”一词最初指代的是贵族而不是平民．冷趣网[引用日期2019-01-20]
2 百姓．百度汉语[引用日期2020-01-21]
3 百姓．有道[引用日期2023-06-18]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在专制暴政之下，百姓就是百牲——找个理由就可以宰杀。
《杀牲祭天，‘庶无罪悔’——历史学者辨析中国古代的祭天仪式跟旧约中以色列人的祭祀之异同》（胡吉勋|2023年6月21日）报道：
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的天坛——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祭祀建筑群——参观，你可能会对占地广阔的天坛里完全没有佛教、道教等中国宗教的偶像印象深刻。天坛的设计反映了古代中国“祭天”传统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看上去跟旧约圣经摩西五经中记载的敬拜上帝的礼仪有很多相似之处。
北京天坛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位于皇城南郊，明中叶嘉靖朝建起了祭天的圜丘坛。明清两朝的皇帝曾多次在这里举行重大的祭天活动。1585年，万历皇帝带领朝廷中的文武百官，从皇宫步行到天坛，进行了一场特别的祈雨仪式。皇帝在仪式举行前三天进行斋戒。到达天坛后，皇帝在圆丘最下层的石阶上跪下，向“皇天上帝”祈祷、上香、叩头。文武百官则列队站立在南墙之外，跪拜如仪。
这样的祭天仪式，展现了中国人观念中上天和世人之间的互动的情形。皇帝认为，之所以有干旱，是因为君臣失德，贪官污吏克剥小民，导致上干天和，以致天降亢旱。为了上格天心，也就是体会上天的意旨，皇帝通过严谨而庄重的祭天典礼，向上天表达对自身德行不足的反省，同时要求贪官污吏改过自新。
比这次更早，在1538年，嘉靖皇帝也举行了一次特别的祭天典礼，就是在那一次的祭祀中，他把对“天”的尊号由沿袭了几千年的“昊天上帝”改为“皇天上帝”。在这一年祭祀过程中，行礼官吟唱了十一首赞颂上帝之词，其中第一首“迎帝神”的原文为：“于昔洪荒之初兮，混蒙。五行未运兮，两曜未明。其中挺立兮，有无容声， 神皇出御兮，始判浊清，立天立地人兮，群物生生。”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
在太初洪荒之时，整个世界都是一片混沌。那時候五行（金木水火土）尚未运转，两个大光（日月）也还没有显出光芒。在这样的太虛混蒙中，伟大的上帝（神皇）出现了。上帝出声命令，分开了黑暗与光明。上帝创造了天、地、人，并让天地万物从此生生不息。
与古代以色列祭祀的相似
这一段对宇宙起源的描述，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圣经·创世纪》中关于世界起源的记述。在儒家经典《诗经·大雅·生民》中，记载了关于祭祀“上帝”的缘起。其中提到 “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直译为：“后稷（传说中周民族的祖先，大约生活于2600年前）开始这样祭祀上帝以后，众百姓不必再为罪悔恨，直到如今。”
可以说，从西周开始就举行的祭祀上帝的仪式，到了秦汉帝国以及明清王朝，沿袭了四千多年，直到1911年清帝国的终结。（1914年，做着皇帝梦的袁世凯在天坛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这次祭祀，被认为是一次僭越，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正式的祭天仪式。）
从“后稷肇祀”的记载可见，周民族祭祀上帝的缘起乃是让参与献祭的人“庶无罪悔”，表达对神明的敬意、祈求上帝保佑国家安宁、风调雨顺。这一点与《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的诸般祭祀确实颇多相似。
古代以色列的燔祭、赎罪祭和平安祭，都是要宰杀动物的祭祀。例如，燔祭是将无瑕疵的公牛、羊或鸽子献给耶和华，表示对耶和华的敬畏和顺从。燔祭的动物被献上时需全然焚烧，象征着信徒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上帝；赎罪祭用于赎回信徒的罪过，主要通过献祭动物的血来实现。祭司将动物的血洒在祭坛上，象征着借着祭品的血，信徒的罪得以洗净。平安祭是为了感谢耶和华的恩典、祈求平安与祝福。信徒将无瑕疵的牛、羊或山羊献给耶和华，部分祭品被焚烧，部分则供祭司和信徒共享。
古代中国的祭天仪式环节中，同样包含对牛羊的宰杀（例见《大明会典》中的律例）。从汉字"犧牲"（祭祀的动物）的繁体写法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祭天仪式中的牺牲也跟旧约圣经种以色列人的祭祀一样，主要是牛和羊。
按照明代官方规定，一年一度的祭天典礼被视作大祀。祭祀前五日，皇帝要亲往牺牲所（饲养用作祭祀牛羊之处）视察，查看牲畜的外貌、身体状况等，以确保牲畜无瑕疵和残疾。随后，皇帝要在斋戒所斋戒。而在祭祀时焚烧盛装于容器中的祭物，也是希望香气上达于上帝，以降下福祉——如《诗经·生民》记载：“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 意思是说，祭祀的香气升起，上帝被香气围绕，这香气是多么的美好！
与圣经中的献祭的不同
在这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背后，中国古代的祭天仪式跟旧约中以色列人的祭祀有着意义上的微妙的不同。古代以色列人的献祭仪式，主要的目的是让人们通过祷告和赎罪的仪式来寻求上帝的宽恕和赦免。而中国古代祭祀礼仪创立时期的“庶无罪悔”的原意却随着历史的发展渐渐不被强调和重视。
尽管中国从孔子时代起就树立起一个礼教系统，但孔子同时也强调人的道德观念，以仁义礼智信等“五常”来规范人伦，以化成天下，甚至政治权威的判定也渐渐由天意（君权神授）转为德运理论为基础。在后来，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宋明时期发展的“天理”概念变成了一套规范社会的形而上学的根基。
然而，儒家的伦理体系和包括祭天在内的一整套儒家的礼制体系，如何相融互动？天意和人的德行之间又是如何彼此作用？《孟子·離娄下》說：“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无论是斋戒沐浴，或者是杀牛杀羊，燔柴祭天，有一种可以永远解决人类罪恶之道吗？
新约中的希伯来书是一部论证旧约中的祭祀仪式与基督钉十字架之间关联的书。希伯来书9:8说“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大祭司到至圣所的献祭，都只不过是一个影子和预表，并不能真正完全地除去人的罪孽。真正地除罪，需要等待一个时刻到来——那唯一的一只真正有效的献祭羔羊，就是耶稣基督。
基督不是通过人造的圣所，而是通过更美好、更完美的天上圣所为信徒们取得了永恒的救赎。基督用自己的血，而不是动物的血，完成了救赎工作。因此，基督的献祭能够真正洗净人内心的罪恶，使他们能够真正敬拜上帝。
从中国历史来看，基督信仰虽然在唐代就通过景教传到中国，然而一直未被社会主流所认知。清朝末年，新教、特别是内地会将基督信仰带到中国各地后，在天坛杀牛杀羊以祭祀上帝的仪式，也随着清国的终结而失去了合法性。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需要再杀牛杀羊来祭天，更不需要一个人间帝王替我们主持献祭。
中国传统中的礼义文化的根源在于宰杀牛羊以祭祀上帝——繁体的“禮”字左邊的“示”表示祭坛，右边的“豐”，下面的“豆”表示容器，上面表示祭品。《说文解字》称“礼“是“事神以致福”；繁体的“義”字上半部為”羊”，下半部为“手执戈（以杀羊）”。
这种祭祀文化喻表的意义已经在基督身上启示出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被士兵手执长矛刺入肋骨而流血。他正是为万民而牺牲的替罪羔羊。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替罪羔羊所流出的血，相信耶稣为我们做出的真实的献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耶稣的献祭进到至圣所，找到天人相通之道，并获得由此带来的永恒的救赎。按照基督教信仰，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的“真命天子”——那就是耶稣基督。
谢选骏指出：在原始宗教的毒害之下，百姓就是百牲；所以中国大陆杀伐不断，血沃中原。只有废除了唯物主义的宗教，百姓才能摆脱畜道，从百牲还原为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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