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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9日星期一

谢选骏:自由的代价就是孤独


《自由的代价》(2020年08月11日 云易)报道:


人在封闭的环境中呆久了就会向往自由,这是人的天性;人在封闭环境中呆久了,适应了封闭环境,从而惧怕自由甚至拒绝自由,这也是人的天性。此外,人在封闭的环境呆久了,不再知道自己是否向往自由,甚至不知道自由为何物,同样是天性使之然。所有的这些情况的综合起来,构成了人性的复杂。


《肖申克的救赎》之所以经典,大约就是因为它体现了这一复杂性。主角安迪被关了19年,坚信自由,最后出来了,如鱼得水;影片中另一个角色海特伦被关了50年,已经不再适应外面的世界,出来后反而受不了”自由“,上吊自尽;安迪的朋友瑞德本性热爱自由,在监狱生活的开始的很多年中也奋力争取获释,但总是不成功,久而久之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再能适应外面的生活,干脆放弃出狱的希望,结果阴差阳错反而获释。出来后瑞德经历了一个不适应期,最后投奔安迪,拥抱自由。


当今中国大陆的同胞中很多把外面的“自由”世界想象得天堂一般完美,其实鉴于上面提及的人的复杂性,真出来了能否生活得好还是个问号。就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我发现早期出国的中国人的大部分在海外都生活得非常艰难,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而文化的差异不能不说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出国的中国人很多都因为物质条件优厚而不再承受以前华人承受过的生存挑战,然而选择回国 – “逃避自由” – 的中国人的比例却大大高于以前。


笔者几十年前读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读之前觉得很奇怪,自由这么美好的东西怎么还要逃避?读完之后基本明白了一个人性事实:自由并非每个人的向往。并且,由于自由是有代价的,所以即使向往之,也不是每个人都具有付得起这个代价的“本钱”。那么,“支付”自由的代价都需要哪些条件呢?笔者以为最主要的简而言之有三:自主能力,以及承担个人责任的能力;承受孤独的能力。


一个人要享受自由首先必须具备自主能力。自主的能力包括一个人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各方面自我决策能力:生活方式、经济、职业、思想意识到信仰,等等。从我的观察很多中国人中具备这个能力的不多,很大程度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的养育方式多是包办和灌输型的,中国人从小就习惯了他人为自己做选择做决定。而由于人是极其容易被塑造的动物,所以中国的这种极端教育方式必然培养很多依赖性强的人。


其次,享受自由必须禀赋和自主携手而来的个体责任意识。人一旦自主了,凡事得自己做出选择,行动之后必然后果自负。大多数中国人从小习惯了靠父母做主,学校老师做主,工作了老板做主,大事大非国家政府做主,从而也习惯了把责任推到自身以外。这个文化现象也导致中国社会推卸责任的人铺天盖地,敢说敢当的具有领导才能的人却极其稀少。这种没有个体责任感的人来到自由世界,经常会处处束手束脚,百般不适。


再次,能充分享受自由的人须有一定的承受孤独,甚至享受独处的能力(在此的“孤独”当然是相对的,绝对的鲁滨逊式的孤独绝少有人能承受。另外独处与孤独不同,类似英文的solitary 与 loneliness的不同)。在以个体为中心的文化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淡漠,由此人必须面对很多孤独的时光。对有些人来说,这样的孤独求之不得,而对有些人来说则相反 – 避之唯恐不及。《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监狱里虽然封闭,但人和人的距离很近,每天的时间安排都是在集体活动中完成。这种生活方式虽然单调,但能让人远离孤独,所以好多犯人长而久之人反而感觉很舒适。监狱是社会的缩影。以群体主义文化为重心的社会也一样,长期的群体生活方式已经让人很习惯,如被突然抛在一个人与人之间松散关系的文化环境反而会觉得孤独难忍。当然也有能享受这份孤独的,但应该是少数。


综上所诉我们不难看出,自由远远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舒服“。尽管自由在每个人心中都是一个让人联想到无垠蓝天的词汇,充满浪漫,但就像带刺的玫瑰一样,世上绝少有不付出代价的幸福。


2、独立与皈依——人性中相矛盾的两个对立面


人是非常矛盾的动物,一方面有对群体皈依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有个体独立自由的需要。对独立自由的需要导致对群体的叛逆,对群体皈依的需要又导致对独立自由的逃避。


从人的心理成长规律来看,人进入成年之后自我意识成熟,个性形成,所以人对自由的向往是个体成熟的必然结果,而完全没有这个需要的“巨婴”多半因为特殊的后天文化环境阻碍了这一自然的成长过程。在《肖申克救赎》这个现象被称为“institutionized” (”集体化“或者“体制化”)。海特伦就是这样一个完全被“体制化”了的人。


然而,对自由的逃避其实不完全是社会驯化的结果。人的天性中本来存在对群体皈依的需要,而这个需要一旦强于自我独立的需要,人就会选择逃避自由。人的皈依需要一方面有生理的原因 – 脱离母胎的痛苦难忍,另一方面是生存环境的原因:人的生存依赖于合作。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期间,与群体割裂开的个人是很难甚至无法生存的,因为单个的人无法抵抗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无法与其它物种竞争(甚至可以说人的合作能力是人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之一。参见《羞耻感与负罪感》)。既然没有合作人就不可能生存,和群体的隔离 – 孤独,就成了人的最大恐惧之一。据心理学统计,孤独是仅次于死亡的人的最大恐惧。原始社会时期对个体的惩罚之一就是把个体从部落群体中开除。这些个体脱离群体之后基本就是死路一条。文明之后社会对很多罪犯的惩罚之一也是流放,让人承受脱离本土文化环境的痛苦。所以人的本性中有着强烈的对孤独的惧怕,对归宿的需要。


皈依和自由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同时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而每个人偏重不同,但绝少有人只需要其中之一。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方向总是在朝向未来甚至未知发展,每一次真正的进步都基于旧次序的被打破,自由仍然是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所推崇权利,更是健康个体的锲而不舍的追求。


3、自由的相对性


大凡世间任何事都是相对的,自由也一样。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我读到过的最接近于”绝对自由“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的独立宣言:“自由是在不伤害他人的条件下做一切事的权利”(“Liberty consists in being able to do anything that does not harm others”) 。但这个“不伤害他人”就是条件。所以自由绝非无条件的“为所欲为”。


尽管美国在很多人眼里是最自由的国家,但很多中国人可能在大陆觉得更自由自在,这大约一方面是因为每个人对自由的需要不同,另一方面每个社会的行为规范也有所不同(文化差异)。就个体而言有些人注重物质上的自由,所以拼命挣钱,有些人宁愿挣钱少也要给自己赢得更多的时间,享受精神自由;就社会而言,每个社会对人的行为约束体现在不同的方面,有些社会在精神上约束得多,行为规范上相对放纵,有些社会可能正好相反。所以不是每种社会都符合自己个人需要,而适应了一种文化环境的人很可能不适应另一种社会,尽管另一种社会可能是先进的,更自由的。


除了自由的内涵各个不一以外,笔者还认为,自由产生的条件也是相对的,真正的自由并不完全来自外界。外在的自由虽然是自由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它不能完全保证一个人真正的心灵自由。由此把个人自由完全建立在外在条件下的人,即使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社会中,可能仍然会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此外,由于一个人是生理和心理的共同体,单有一方面的自由都不是完全的自由。所以一个拥有绝对物质自由的亿万富翁完全可能生活在心灵的牢狱之中;而对于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的人,物质上的相对短缺也并不能真正剥夺他/她的内心自由。


在《肖申克救赎》中安迪把音乐打开,让每个囚犯都在音乐中得到心灵的释放就是心灵自由的最感人的例子:


“…those voices soared higher and farther than anybody in a grayplace dares to dream. It was like some beautiful bird flapped into our drablittle cage and made those walls dissolve away, and for the briefest ofmoments, every last man in Shawshank felt free.”(。。。这美丽的声音飞扬到至高至远的地方,那是生活在灰色的尘世的人做梦都想像不到的地方。此时仿佛是一些美丽的飞鸟突然来到我们单调的牢笼,一瞬间融化了监狱的高墙。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中,肖相克监狱的每一个囚犯都感受到自由。)


诚然,如前面所述,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共同体,单有任何一方面的自由肯定都不是完整的自由,但精神的自由却是一种高出于动物本性的自由,一种对肉体的超越,带来的是一种升华了的力量和享受。


最后引用一段一个(曾经的)囚犯的话:“我经常跟警察开玩笑,我说你们的空间在你们眼睛里面,我的空间在心里。你们的空间是有限的,我的空间是无限的。你们一闭眼,什么都没有,就是黑暗; 我一闭眼,就是光明”。”


这不是玩笑,而是智慧。


谢选骏指出:人说“自由的代价”——我看自由的代价就是孤独,放弃了孤独就没有自由了!


《生活在都市,自由的代价是孤独》(单读访谈 2018-10-14)报道:

   

大卫·索洛伊(David Szalay)是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青年作家,他的作品多围绕“都市中的孤独”,全新上市的《单读 18:都市一无所有》也独家首发了他的两部小说。


本期单读采访了他对写作以及都市生活的看法。在他看来,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城市现象,城市生活不会限制你的创造力,反而会提供另一种可能。


▲戴维·索洛伊(David Szalay)于 1974 年生于蒙特利尔(Montreal),并于 1975 年移民英国。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并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写了许多广播剧。戴维凭借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伦敦和东南部》(London and The Southeast),荣获贝蒂·特拉斯克处女作奖(Betty Trask Prize)和费伯纪念奖(Geoffrey Faber Memorial Prize)。


单读:跟我们说一些有关你的事吧,尤其是那些我们从网上搜不到的信息。


大卫:尽管写书有时被看做是件毫无指望、令人悲观的事,但我其实是个快乐的人。


单读:你最喜爱的作家是谁?为什么是他/她?


大卫:我没有什么最爱的作家。但当我读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到灯塔去》时,完全爱上了它。所以,至少她是我本周最爱的作家吧。


单读:写作中最迷人或者最难熬的部分是什么?如果不写作的话,你会靠什么谋生?


大卫:我认为写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给你的控制感,那种你拼命从不完美的生活素材中创造出完美事物的感觉——至少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最痛苦的感觉无外乎你最终没能办到。


不做作家的话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最后成了作家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我没有其他选择,我的生活里没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备选道路。如果有的选,我很可能就另择他路了。


单读:在全世界范围内,哪座城市最让你喜爱,而哪座城市最让你沮丧?


大卫:作为作家,我其实没有什么最爱的城市。不过我认为最诚实的回答是:伦敦,它是我最爱也最厌烦的城市,是我有着最深刻情感联系的城市,是能激发我最强烈的情绪反应的城市,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情绪。我非常喜欢布达佩斯和布鲁塞尔。事实上,我没怎么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待过,所以我觉得自己对亚洲和美洲的城市所知甚少,没办法在这里跟你们讨论。


单读:你怎么看待都市生活?它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还是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呢?


大卫:我不太确定这里的“都市生活”指的是什么,是简单地指城市生活,还是首都城市或者大都市中心的生活。不管是哪一种,我都十分确定它并没有限制我们的创造力,很大程度上,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城市现象。


单读:你认为现代性/现代主义最重大的后果是什么?


大卫:现代性没有什么后果。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将现代性视为一种结束,是一个终结点——一颗即将衰亡的星辰所迸发的最后一丝能量。这颗“星辰”,当然就是始于 1000 年前的欧洲文明时代。自那之后,我们进入了“后现代”,“后现代”并不具备什么意义,“后现代”这个标签的空白对我来说就是,现代之后(在欧洲)并未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我们需要重新开始。我不确定我们真正意识到了这个事实。


单读:你对人类未来的最大猜测或期待是什么?


大卫:我不觉得人类会移居火星,不觉得人类会被人工智能奴役,不觉得人类会长生不老。我们还是会这么一天天地混日子: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天灾人祸,一如人类一直以来的样子。


单读:你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的小说《人不过如此》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你是否有机会和你的中国读者进行交流?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大卫:我很高兴我的书将在中国出版。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当代欧洲的,但我希望它能引发一种普遍的共鸣感,而中国的出版方做出了翻译引进的决定,这本身就意味着它可能确实做到了。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欧洲旅行,他们显然对这片大陆兴趣盎然——我认为这本书呈现了一般不包含在中国游客典型旅行路线的、有关欧洲及欧洲生活的一些方面。换句话说,我希望这本书将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有趣角度向中国读者呈现欧洲。


单读:《人不过如此》是整个当代欧洲的隐喻,书中出现的地点尤其描绘了一幅边缘的、失落的欧洲的地图。你是有意布置了这样的一次旅行吗?你是如何决定书中人物往何处去的呢?


大卫:将书中的场景设定在一些相对边缘的地方,这其实是有意为之的,尽管在书中伦敦也占了很大比重,它很难说是边缘地区。当然,某种程度上,我选择的是我所熟知的地点:匈牙利、比利时、德国、克罗地亚、法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我对它们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曾去那里居住过,或者多次旅行过。而书中出现的那些我不太熟悉的地方——哥本哈根、塞浦路斯、西班牙内陆地区——我选取这些地点部分是因为它们偏离中心,并非人们想到欧洲时首先会想到的地方。我对那些本身没什么趣味可言的地方往往充满兴趣。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单读:你多久旅行一次?你认为旅行是对你写作的一个重要刺激吗?


大卫:我确实经常旅行,并且在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住过。这毫无疑问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写作,因为这极大地影响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单读:你如何看待你在伦敦和布达佩斯这两个城市之中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否有助于你的写作?


大卫:在多个地方居住,这是一种我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我无法想象以其他的方式生活。我认为,它所产生的持久不断的刺激,让我的写作受益多多。


单读:《杀猪日》反映了现代人对乡村生活的普遍态度,而这也正是我们这期杂志的主题。“都市中的孤独”一直是你小说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你如何理解孤独感与都市生活的关系?


大卫:我认为人在都市生活中的匿名性,和那种在大都市中难以寻找到自己的感觉,是其孤独感的来源。在乡村,或者任何小型社区,你不可能轻易消失掉,或者,如果你真的消失不见,别人会注意到!大城市里那种你消失也没人会留意的感觉——这感觉绝大多数住在大城市的人在生活里都体验过——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现象。当然,匿名和能够消失的能力同样也有积极面,大多数城市居住者觉得乡村生活会令人产生难以忍受的幽闭恐怖。温和点说,乡村也有它自己的问题,你会被钉在某个位置上,但在城市,你拥有重新自我创造的自由。而你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疏离感,有时是孤独感。


谢选骏指出:人说伦敦是他最喜欢的城市,可是他没去过美洲和亚洲……那么急让我告诉他吧——我看他的感觉不错,伦敦像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市的混合物,但又比这两者都更为得体。当然,这样的对比也适合于东京和京都。虽然,伦敦也有很多令人讨厌的地方,例如那里的门卫很没礼貌,甚至比不上美国黑人,就和东京的流浪汉差不多。


自由的代价就是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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