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与儒家思想》（2023-05-25 中工网）
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阿尔卑斯山东南方，有一个费尔奈小镇，镇上有座城堡，名为“欧洲客栈”。这是伏尔泰独具匠心的设计，将原本荒芜萧条的旷野改造成美丽的法式大庄园。1758年，伏尔泰在信里写道: “一半的居民承受贫困之苦，而另一半，在禁闭室里腐烂。我买下费尔奈这块土地，只是为了做一点好事。”
这座城堡可以称作欧洲启蒙思想的发展中枢，也可以称作促进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策源基地。在这里，伏尔泰与各国精英人士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发展到顶峰；在这里，他创作才情喷发，历史专著、哲学名作涌现；在这里，他持续阅读有关中国哲学的书籍，成为在欧洲的中国文化赞美者。
他推崇孔子的“倡导仁义礼智信”理念，赞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等言辞，认为这才是人类幸福的导向。就这样，相差两千多年的两个人有了精神上的契合。伏尔泰认为世界上如果有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那就是奉行孔子哲理和律法的时代。
细致分析伏尔泰曾研究的中国儒家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有尊重基础的人人平等观念。他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他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为世间的相互“不宽容”而一直持续战斗着。
“克己复礼为仁”的意思是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就达到了仁者的境界。伏尔泰的自律赢得了伟大的盛誉，成为欧洲诸多社会名流的崇拜偶像，对他仰慕已久而来费尔奈的求见者络绎不绝，甚至需要有伏尔泰朋友的推荐信，方可避免缘悭一面，徒劳一场。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用惩罚回报恶行，用善行回报善行。伏尔泰亲身感受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和反动，并亲眼看到它的由盛转衰。他深刻地预见到革命必然到来，他对朋友说：“我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正在撒下革命的种子，尽管我自己未必成为革命的见证人，但它是必然要到来的。”
伏尔泰认为“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他将中国人所推崇的“理”解释为“自然之光”。他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写出了剧本《中国孤儿》。伏尔泰只选取了搜孤、救孤的部分加以改编，因为他希望体现一种适应当时文化的道德影响，从而推崇忠义之举。
在欧洲客栈，他先后收留过上百户难民，还多次为穷苦人打抱不平，替他们伸张正义，平反冤案。他亲自为被判车裂之刑的卡拉写了上诉书，与图卢兹的法官公然相悖，作出“我敢肯定这家人无辜”的结论，救下了卡拉一家。
诚然，伏尔泰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必然有其阶级的局限性，这是他所处那个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但伏尔泰在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功绩是显赫的，因此被公认为那个时代人民理想朝向的导师。他的学说也教育了好几代人，为反封建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做出了基础性的准备。
1778年2月，伏尔泰回到阔别28年的巴黎。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与世长辞。反动的宿敌下令连夜将他的尸体运出巴黎，弃之荒冢。维莱特侯爵将伏尔泰的心脏保存在一只镀金的银盒子里，随后，他又让人建了一座大理石墓，专门用来安葬银盒子，并刻下墓志铭：他的心存放在此，他的思想遍布世界。
1791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伏尔泰的遗体被迁葬在刚刚建成的巴黎先贤祠，并对他补行了国葬，其墓置于法国伟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旁边。装有他的心脏的盒子，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人们在他的灵柩上写上这样一句话：“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
谢选骏指出：伏尔泰赞美中国文明，以为儒家带给人们自由——他哪里知道，自由的根源在于政教分离；因此满洲鞑子比法国国王更加残暴。而儒家，从汉朝以来，就不过是强盗雇佣的鼓吹手，自己都没了自由，又怎么可能给人带来自由呢？简单说来，伏尔泰虽比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更加有才，但也还是知识不足。“《百科全书》派”犹如《吕氏春秋》，虽然驳杂，但流于肤浅。
《伏尔泰是如何赞美中国的？如果放到今天，他就是个“精中”》（2020-11-10 History）报道：
自近代以来，因为中国的衰弱，让西方列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并由此产生了不少“精美”和“美分”。直到现在，中国人当中仍有不少的“精美”和“美分”。不过，如果让时间倒退200年，西方则有不少的“精中”和“美分”。
因为当时的中国，在他们眼里有如今天的美国，是世界文明的标志和象征，是富裕和自由的代名词。而在他们当中，又以伏尔泰最为出名。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聊伏尔泰是如何赞美中国的？如果放到今天，他就是个“精中”。怎么回事呢？
对于中国的历史，伏尔泰赞美道：“他们在我们还没有使用文字时，便已有了一部用固定的语言撰写的连贯的历史”“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食月食、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
“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中国的古籍之所以值得重视，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其他民族起源的书，就是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话、寓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取的政治诈术”“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
对于中国的孔子，伏尔泰赞美道：“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
伏尔泰还用诗赞美孔子：“他谦虚地探索，让人不要迷失于世界，让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说话，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然而我们相信他，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对于中国的科技，如木板印刷，伏尔泰赞美道：“中国的木板印刷，比欧洲的印刷术更多优点……在中国，在木板上刻方块字的工艺更为完善。”
对于中国的农业，伏尔泰赞美道：“中国尊重农业，对农业的重视堪称举世无双……我们欧洲的统治者们知道这些例之后，应该是赞美啊！惭愧啊！尤其是必须模仿他们，用他们的例子来借鉴学习。”
对于中国的建筑，伏尔泰赞美道：“公元前300年就有万里长城，又如以人工开凿贯通全国的运河，都是欧洲人应该自叹不如的。而长城的建造更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思想境界……唯有和平思想才能想象出这一防御工事……为人类的思想带来最大荣耀的工程。”
对于中国的政府组织结构，伏尔泰赞美道：“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对于中国的法律制度，伏尔泰赞美道：“他们的法律充满“仁爱”观念，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无论如何僻远的地方，不经官厅的裁判，即使是贱民也不能处以死刑……只要听到中国法律，我已不得不主张只有中国是世界中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这种法律制度，存在了4000年，直到现在还基本保持着这样的制度，这也成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的一个证明。”
对于中国文化，伏尔泰赞美道：“在欧洲，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被证明是能和中华帝国相媲美的……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踯躅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对于中国的宗教，伏尔泰赞美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并不依靠神启的宗教，不需要凌驾于人类之上的神……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特别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史书中从未提到某个宗教团体曾经左右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史书没有上溯到人类需要有人欺骗他们、以便驾驭他们的那种野蛮时代……当他们已经有了单纯、明智、庄严、摆脱了一切迷信和野蛮行为的宗教时，我们的德洛伊祭司把小孩装在大柳筐里作为牺牲来祭祀的托达泰斯（法国所信奉的最高的神灵）还没有出现！”
也正因如此，伏尔泰一度希望用中国的模式来对法国进行全面改造。他甚至还在自己的戏中将自己当作中国人，对中国进行赞美：“在当初我也曾私下有过一个念头，想用我们中国文化的力量，把这一只野心勃勃的狮子（法国）收服过来，用我们的礼教道德感化这个野蛮的鞑子，叫它归化中国。”
“我们中华民族从古以来，有的是高尚的艺术，有的是威严的法律，还有清净的宗教，这些都是世世代代可以夸耀世界的立国之宝……我看到了一个历史悠久、手艺精巧和人数众多的民族。其皇帝以智慧为其势力的基础，以其已归附邻居为幸运的立法者，不用征服而统治和由风俗习惯行使政权”。
甚至对于中国的统治者，伏尔泰也是极尽赞美之词。1743年，乾隆帝写了一首诗，叫《盛京赋》。1770年，《盛京赋》在法国出版。76岁的伏尔泰读了这首诗后，赞美道：“我很爱乾隆的诗，柔美与慈和能到处表现出来……这是好诗，但皇帝却非常谦虚，不像我们的小诗人们，处处充满了高傲。”
而对于当时欧洲的一切，在伏尔泰眼里，都是不能跟中国比的，并且极尽抨击和批判。如果放到今天，伏尔泰他妥妥的就是个“精中”。
谢选骏指出：显然，伏尔泰不知道乾隆是个生番，“大兴文字狱、屠杀读书人”不说了，其他方面也是极尽残暴之能事，就差像他家的先祖努尔哈赤一样生吃人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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