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醒吧 北方雾霾要害在“京利益集团”》（2017-01-06 冰川思想库）承认空气是不服从行政管理的，被污染的空气仍然可以反扑回来。因此，想通过外迁企业解决污染问题，效果相当有限。有谁听说过贫困地区、贫困地带能够发展出低污染、低耗能的高新技术产业？
史上罕见的雾霾刚刚平息，中国北方新一轮雾霾已经飘荡于北方大地。
中国北方的雾霾，表面上看，主要是以河北为代表的环京津地区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度聚集所导致的。但我们要反过来问：环京津地区为什么聚集了这么多“两高”企业？为什么它们很难实施产业转型升级？
（1）
2016年初，经济学家王福重在广东卫视的一番言论，引起轩然大波。
王福重称，工业生产是雾霾的第一大来源，河北正在工业化前期，如果想让北京消灭雾霾，河北省的工业生产就要停顿。“北京倒霉就倒霉在生活在穷人中间”。
此番言论引起部分河北籍人士的不满，王福重一度成为“河北公敌”。
抛开涉嫌歧视穷人不谈，王福重实际上道出了一个事实：河北省为了经济发展，是能够容忍“两高”企业在本地发展的。
这里有数据为证：自2011年11月实施“百家央企进河北”战略以来的3年多时间里，河北省推进实施的589项央企合作项目，累计到位资金已经超过4000亿元。截至2012年底，河北省有冶炼能力的钢企148家，粗钢产能2.86亿吨，除钢铁外，电力、热力、石油加工、炼焦、化学原料等行业占到了工业总产值的50%，煤炭约占河北能源消耗总量的90%，远高于全国的近70%的水平。
（2）
发展，最好把它理解为经济发展，是30多年来每个地方的第一要务。而一个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经济，形成何种产业形态，与该地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
河北为代表的环京津地区有这么多“两高”企业，与该地区人才、科研院所和资金稀缺有关，而这些正好是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东西。因为当任何地方的政府谈论产业转型升级时，人才和资金来源，都是被当作当地优势，反复提及。
仍以河北为例，该省人口7300多万，但211高校河北工业大学位于天津辖区，华北电力大学校本部迁到了北京，保定的华北电力变成了一个校区。河北的“211”高校尴尬如此。网上流传着2014年、2015年河北省高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数量，多名业内网友称，全省相加，比不上一所好大学。
在高层次领军人才方面，全国2000多位“两院”院士，北京市一个城市就占了1/3左右，而河北省现有“两院”院士不足10人，远不如北京，也少于天津的36人。
环京津地区的资本也会流向京津。石家庄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韩劲认为，受首都地区高利润率吸引，环首都地区原本不充裕的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交易等多种形式，流向北京。
尽管抽空了人才、资金，但民众的发展需求和官员的GDP考核指标，使地区内积聚大量其他地区不要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是有其必然性。
（3）
环京津地区水资源少得可怜，也必须牺牲自己保京津。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称，河北与京津，同属海河流域的“难兄难弟”。三兄弟面临同样的缺水困局，且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漏斗群，河北却要供应北京81%的水，天津93%的水。
官厅水库汇水面积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境内，原本是由河北省和北京市共同修建，水源由京冀共享。但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用水吃紧，河北几乎无偿放弃了每年9亿立方米的用水权，当地的水库渔业和旅游业也被禁止。自2006年开始，官厅水库上游承德、张家口地区18.3万亩水稻改种玉米等低耗水作物（即“稻改旱”）。
本来严重缺水的环京津地区，还需要大量外调保证京津地区用水，使问题雪上加霜。而众所周知，农地的过于干旱，一经风吹，土壤中的微小颗粒也会大规模扩散到空中。
（4）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曾形象地表示，河北的“企业做大一点就搬到北京去，做得好一点就搬到天津去，河北处在包围着北京、天津的地理环境，所以优秀的人才，包括各种资源都被大城市像一个吸盘一样吸走”。
“北京有一个政策，就是户口政策，什么样的企业要落户到北京，我能给你几十个、几百个北京户口，就这一条吸引力就不得了。”
吸走河北为首的环京津地区人才、资金和水资源之后，首先形成了著名的“环京津贫困带”。
“环京津贫困带”是什么概念？
多年来，由于受京城理应样样第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传统观念影响，在首都功能的认识上，一味追求“大而全”，过分强调北京既应该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必须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工业中心，此外，它还是全国的经济管理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旅游中心。其多种功能的集聚程度之高和流动人口之多，举世罕见。
直到1980年，中央才首次确定北京的主要功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但路径依赖已经形成。
单从市场的自由竞争角度来说，以北京为中心，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改善，使贸易自由度和经济开放度提高，加速了商品交换和生产要素的流通，加之京津两地拥有向四面八方辐射的交通网络，使京津更容易产生区域经济的极化效应。
迅速增长的推进型产业吸引和拉动其他经济活动不断趋向京津这个增长极，这一过程产生集聚效应，通过规模经济，强化增长极的吸引力，加速增长极的发展速度，从而导致增长极外围愈加贫困。
在极化效应中，另一种称之为扩散效应的经济现象在理论上应该同步发生，即增长极的推动力通过一系列联动机制，不断向周围发散，将增长极的区域创新和资本外溢传导至外围，从而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但目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北京和天津的聚集效应在发挥作用，并未发现大规模的扩散效应。2015年，在吉首大学发布的《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4~2015）》显示，“环京津贫困带”跨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贫困人口超过千万。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长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广深，都没有出现所谓“环上海贫困带”或“环广深贫困带”，而是大小城市基本协同发展，这是为什么？
结合雾霾成因，有理由问：有谁听说过贫困地区、贫困地带能够发展出低污染、低耗能的高新技术产业？
（5）
实际上，类似环京津地区与首都的环境与经济关系，普遍存在，只不过这里表现更为极端而已。
1992年以来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基础性作用”的原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进一步提高市场的作用，表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但很多时候，原则性文件乃至法律所表达的是一种愿景和价值观，而未必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发挥很大作用。
从古至今，中国从首都到各省、府或（地级）市、县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基本都是在行政权力范围内资源最富集的城市。造成这一格局的原因很多，比如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交通要道、军事要地、赋税重地，或者空间位置比较居中。但通过行政权力使资源更为富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首都、首府所在地本身，的确需要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使一些资源富集起来。比如建立一个新首都，就很需要为中央各部门盖房子，城市规划需要考虑在举办各种仪式时，体现一国的气象，等等。
但这种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优先权很可能得不到有效约束，被过度使用，从而形成“京城利益集团”或“首府利益集团”。
在“京城利益集团”或“首府利益集团”助推之下，财政资源首先被过度用于首都或首府的城市基础设施、文教卫生机构等等。与此相应，人才和资金被强力吸引，源源不断而来。其结果就是进一步助推“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现象。
由于资源的富集，反过来又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使之具有言之凿凿的正当性。而具体到雾霾的议题，首都、首府还能率先嗅出产业变革的味道，把不受欢迎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赶走，并收获美誉。
首都是这么想的，省府、地府和县府也是这么想的。
（6）
要解决问题，比较理想的办法是政治和经济中心分离，但在现有行政权力格局之下，事实上很难办到。
以北京为例，虽然大量的生产性功能已经外迁，包括国企在内，企业总部还是非常喜欢设在北京，北京仍然是当仁不让的中国金融中心。以前是大脑躯干四肢健全，现在躯干和四肢分割到河北等省区去了。
但空气是不服从行政管理的，被污染的空气仍然可以反扑回来。因此，想通过外迁企业解决污染问题，效果相当有限。
其他省市的问题，与此类似。
“京城利益集团”或“首府利益集团”和行政权力的合谋，在工业化后半段，可以局部营造出污染降低的假象，不过一旦气象条件稍微恶劣，污染问题就会卷土而来。
打破这种合谋，首都必须先有表率，比如首都功能进一步拆解和外迁，在必要情况下，迁都也是一个选项。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事实上已经处在半干旱地带，维护目前的首都功能，首先是河北，然后是周边数省区，为其输送资源已经被搞得不堪重负，所付出的民生成本、环境压力，是否值得，是可以进一步测算的。
历史地看，北京作为首都，是前现代时期，连接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纽带，今天两种文明的分野还在，但已经相当模糊，固守这种不复存在的纽带功能，弊大于利。
……
谢选骏指出：从1980年我就主张，北京这个蛮族建立的侵略基地不宜作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首都。北京这个地方连中轴线都是歪的，从根子上就不正，做省会都不行，只能做历史博物馆。1989年的六四屠杀表明，北京这个地方根基不正、杀气太重，无法培育真正的文明。现在这个迁都北京的意识正在普及，中国文明再度兴起可能有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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