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乔治·帕克，美国《大西洋》杂志特约撰稿人2020-04-27）报道：
新冠病毒到来时，发现了一个基本状况危险的国家，并无情利用了那些状况。腐败的精英阶层，僵化的官僚体制，冷酷无情的经济，四分五裂且心烦意乱的公众，——这些慢性病多年来一直得不到治疗。我们早就学会了别别扭扭地容忍这些症状。要用如此规模的一场大流行病和与这流行病的亲密接触，那些症状的严重性才得以暴露，使美国人震惊地意识到，我们眼下属于高风险类别。
这危机要求我们在全国层面快速展开理智的集体行动。但相反，美国的应对是巴基斯坦或白俄罗斯式的，就像是个基础设施败坏、政府功能失调的国家，其一众领导人太过腐败和愚蠢，乃至于无法阻挡大众蒙受苦难。行政分支浪费了无法挽回的两个月准备时间。总统有意视而不见，嫁祸他人，夸夸其谈，谎话连篇。从他的喉舌那里，则冒出一个又一个阴谋论和神奇疗法。一些参议员和企业高管行动迅速，但不是要预防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是要从中获利。当有政府医生试图警告公众有多么危险时，白宫拿走了话筒，把那条消息政治化了。
在没完没了的3月间，美国人每天早上醒来，都发现他们自己成了一个失败国家的公民。没有全国性计划，根本没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方案：家庭、学校和办公场所都被告知，它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关闭和寻求庇护。检测工具、口罩、医护服装和呼吸机的供应严重短缺，各州州长恳请白宫提供这些物品，遭搪塞后，又向私人企业发出呼吁，而它们无法交货。各州和各市被迫陷入投标大战，这让它们成了漫天要价和企业逐利的牺牲品。民众拿出他们的缝纫机，竭力维持医院工作人员的健康和病人的生机。俄罗斯、台湾和联合国向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国，一个陷入彻底混乱中的乞丐国家，送来了人道主义援助。
唐纳德·特朗普几乎完全从个人和政治角度看待这场危机。因为担心连任，他宣布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为一场战争，而他自己是战时总统。但他令我们脑海中浮现的领袖，是法国将军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etain）元帅。1940年，德国击溃法国防御力量后，贝当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随后组建了亲纳粹的维希政权。特朗普就像是贝当，与入侵者勾结，将他的国家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2020年的美国更像是1940年的法国，已经用一场崩溃令自己目瞪口呆；相较于一位可悲的领袖，这场崩溃来得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未来，人们在剖析这场大流行病时，可以借用历史学家、抵抗运动战士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对同时期法国沦陷的研究，称其为“不可思议的失败”（Strange Defeat）。
尽管在全美国，个人展示勇气和牺牲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失败是全国性的，而且理当迫使我们提出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从不曾必须问到的问题：我们是否足够信任我们的领导人和彼此，可以召唤人们以集体方式应对某次致命威胁？我们依旧有能力实施自治吗？
从9·11到金融危机——这场疫情是这个短促二十一世纪经历的第三场重大危机。
第一场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那时，美国人从精神上讲还生活在前一个世纪，经济衰退、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记忆依旧强悍。那一天，中部农业腹地的民众没有将纽约视作理当承受那般命运的外邦移民和自由派人士的熔炉，而是视作一个为整个国家承受了打击的伟大美国城市。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消防队员驱车八百英里，为在世界贸易中心废墟的救援行动施以援手。市民的本能反应是共同哀悼，齐心动员。
党派政治和危害严重的政策，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抹去了国家团结的意识，催生了对精英阶层的怨恨，这种怨恨从未真正消失。发生在2008年的第二次危机加剧了那种怨恨。在最顶层，金融崩溃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一次成功。国会通过了一项两党都接受的救助法案，挽救了金融系统。即将离任的布什的行政官员与即将上任的奥巴马的行政官员展开了合作。美联储和财政部的专家们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防止了第二次大萧条的发生。一些最重要的银行家遭到羞辱，但没有被起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保住了自己的财富，一些人保住了工作。没过多久，他们的业务就回归正常。一位华尔街交易员告诉我，那场金融危机早就成了“减速带”。
身处中间层和底层的那些债务缠身，失去了工作、房子和退休储蓄的美国人，感受到了所有挥之不去的苦楚。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从来没有恢复元气，在那场萧条中成年的年轻人注定比他们的父辈更加贫穷。不平等作为197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人生活中的一支基础性的无情力量，变得更加严重了。
第二场危机在美国人中间，在更上阶层和更下阶层、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大都市人和农村人、土生土长的人口和移民、普通美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制造出了深刻的隔阂。社会关系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情况已有数十年，现在它们开始撕裂。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些改革举措尽管在医保、金融监管、绿色能源等方面意义重大，但仅有权宜之效。过去十年的长期复苏，富了企业和投资者，但欺骗了专业人士，且将工人阶级更远地抛下。经济衰退的持久影响是，加剧了两极分化，令权威，尤其是政府的权威，声誉扫地。
两党都迟迟未能领会到，他们的公信力丧失了多少。即将到来的政治是民粹主义的，其先兆并非贝拉克·奥巴马，而是萨拉·佩林（Sarah Palin），这位毫无准备到荒谬程度的副总统候选人对专业知识嗤之以鼻，并陶醉在名人效应中。她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萨拉·佩林，生于1964年，2006年12月至2009年7月间担任阿拉斯加州州长，是该州历史上最年轻且为女性的州长，共和党人。施洗者约翰，是公元一世纪早期的一位犹太巡回传教者。——译注）
特朗普行政分支：谎言和腐败
特朗普是作为共和党建制派的反对者登上权力宝座的。但保守派精英阶层和这位新领袖之间很快达成了谅解。无论他们在贸易和移民之类问题上有何种分歧，他们的基本目标都是共同的：为谋取私人利益而赤裸裸地开掘公共资产。那些希望政府尽可能少为共同利益做事的共和党政客和捐款人，可以与一个全然不知如何统治国家的政权愉快共处，而且自己充当了特朗普的仆人。
特朗普就像一个在干燥的田野上扔火柴的男孩那样肆意，开始牺牲美国人残存的市民生活。他甚至从来都没有假装自己是整个国家的总统，而是挑动我们，围绕种族、性别、宗教、公民身份、教育背景、地域，以及——在他上任以来的每一天——政党问题，互相争斗不止。他的主要统治工具是谎言。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人将自己锁在一个布满镜子的大厅，认为那就是现实；有三分之一的人因坚持认为真理可知，而自己发疯了；另有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放弃了尝试。
持续多年的右翼意识形态攻击，两党都在推动的政治化，加上持续的资金缺乏，已严重戕害特朗普斩获的联邦政府。他开始着手摧毁总统这项工作，破坏专业的公务员队伍。他赶走了一些最有才华和经验的职业官员，留下一些重要岗位无人填补，并安插了忠于他的人士充当政委，凌驾于饱受恐吓的幸存者之上，目的是：服务于他自己的利益。他的主要立法成果是减税法案，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行动之一，这部法案为大企业和富人送去了数千亿美元。受益者成群结队，到他的度假胜地消费，排队为他的连选提供资金。假如撒谎是他运用权力的手段，那么腐败就是他的目的。
这就是呈现在新冠病毒面前的美国景观：在繁荣的城市，一群与全球各处联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依赖一群朝不保夕、隐匿无形的服务业工人；在农村地区，衰败的社区反抗着现代世界；在社交媒体上，不同阵营之间充斥着相互仇恨和无休无止的谩骂；在经济领域，尽管就业充分，但成功的资方和受困的劳工之间存在巨大且不断拉大的差距；在华盛顿，一个由骗子和他智力破产的政党，在领导一个无效的政府；在这个国家各个地方，弥漫着一股愤世嫉俗的疲惫情绪，你看不到人们有共同的身份或未来。
假如这场大流行病真的是一种战争，那么这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第一场。侵略和占领暴露了一个社会的断层线，夸大了在和平时期被忽视或被接受的东西，澄清了基本的真相，扬起了被掩埋的腐烂气味。
谢选骏指出：《大西洋杂志》不懂，法国在1940年败于“德国军队”，并非不可思议的；正如美国在2020年败于“中国病毒”并非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两个相隔八十年的历史转折，有无共同之处呢？我认为，多多少少还有有一点的——那就是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已经支配了法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所以无法众志成城地组织抵抗了。这大概就是一切失败国家的基本特点。
网文《美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吗？ 超级大国如何被带到边缘》（乔治·雷尼[George Rennie]）报道：
苏联解体后，有一种感觉“历史已经结束”，并且美国代表了最高终点。如今，美国已不占主导地位，而处于危机之中：被暴动和抗议所震撼，被病毒刺激，从负责监督的人那里飞奔而过——使用政治学家可用的最常见指标，有迹象表明美国正在失败。
直到最近，这个想法还是非凡的，除了最激进的批评家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无法想象。但是，美国在导致国家失败的关键预测因素上的表现越来越差：种族和阶级冲突，民主和体制倒退和其他社会经济指标包括医疗保健和不平等。
种族和阶级冲突——比较政治非常重视种族冲突作为国家失败的预兆的作用。那些研究非洲国家的人经常观察到， 种族冲突与争取关键资源的斗争紧密相关，例如水和耕地。 这与所谓的“申诉研究”，通常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视为造成资源冲突的原因。但是，认为这是由于不同种族而造成的，将是一个错误。 本身。 这是 更多与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 加剧了人们认为的种族和文化裂缝。 美国反映了这个问题，许多黑人美国人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感到“出生时被定罪”，而当这种看法在足够大的人口中达到临界水平时，国家就会失败。
政治学家主要关注的全球冲突地区是团体为基本资源而战的地方。 这些包括水、矿产以及其他基本经济权利。因此，严重贫困的地区，例如弗林特，密歇根州，或几乎所有其他最近的区域，严重的社会经济困扰与失败国家/地区高度相似。对于美国的“统一”部分来说，它们也是最大的挑战。
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迹象——但是，经济指标不仅对少数民族不利。几十年来，美国经济一直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但财富几乎完全被最富有的人吸收。实际上，只有大学毕业生看到了他们的加薪。自1979年以来，而这发生在21％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而且，美国人的健康状况非常差——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尽管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最高。
不成比例的是，这是一个影响美国黑人的问题。这也许可以用某种方式来解释最近的骚乱，但远非一概而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贫穷的美国白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抗争——他们通过与类似的、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剥夺权利的群体进行抗争，而不是与使他们被剥夺权力的权力系统进行抗衡。
除此之外，Thomas Piketty的一项重大历史研究 表明最贫穷和最富有的美国人之间的脱节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中产阶级正在缩小，而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
有民主赤字吗？——这种贫富差距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民主的不足。如一项研究表明，美国的民主正在受到严重破坏。实际上，“被破坏”的说法很温和：在对1982年至2002年的投票进行了严格的分析之后，吉伦斯和佩奇显示，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偏好通常比普通选民的要高。
低估这些发现的重要性将是一个错误。如对2016年大选的分析显示，美国各州从民主党人转向共和党人（据说是希拉里·克林顿“防火墙”的一部分）几乎完全是所谓的“防锈带”的一部分。曾经是美国无所不能的制造基地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已成为被人们遗忘并越来越生气的人。
美国困境里的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叙事遗漏了一个更重要的观点：毫无疑问，尽管黑人遭受的苦难不成比例，但无论种族如何，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在失败。
美国的希望——美国革命以非常明智的想法为中心，没有代表就不应征税。但是，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大多数公民没有得到代表。
美国有一个优势：尽管存在所有缺陷，但至少仍然是半功能民主。这很可能意味着对个人或当事方而不是整个系统都应承担国家失败的责任。但是，美国的民主机构继续崩溃，历届政府都无法回应和听取其公民的声音。
即使是在其最热心的批评家中，很少有人会认为美国的失败只是一场灾难。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超级大国的国内恶化将证明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超出了理性分析的范围，这令人恐惧。
现在的挑战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续民主能否实现自己的理想。（政治讲师乔治·雷尼（George Rennie）墨尔本大学）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都是废话——“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超级大国的国内恶化将证明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超出了理性分析的范围，这令人恐惧。”作者大概很年轻，所以没有见过苏联的崩溃。他不懂得，在谢选骏就所说的“小国时代”，大国很难撑得下去，而超级大国就超级难得撑下去了，至于最大的超级大国就要最超级难得撑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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