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老照片曝光 当年中国人是如何经营海参崴的？》（地球知识局 2021-09-19）报道：
1860年，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清政府手中换得了一大片远东的新领土。
为了防止华人势力反攻，沙俄当局一开始对中国人进入新领土的大城市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战略。在后来被建设成太平洋舰队总部，同时也是远东边疆核心城市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更是根本见不到多少中国人的身影。
作为俄国人寻找暖水港的重大战果
海参崴在远东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但远在圣彼得堡的中央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向远东投放资源，地方当局唯一的选择，还是雇佣中国人参与市政建设。在一系列军政设施全部被中国工人承包的同时，这座城市的基层商业活动也基本成为了勤劳的中国人的天下。
著名的尼古拉凯旋门也是出自中国工人之手▼
中国人率先进军的地方商业活动是运输业，这很大程度上也和城市建设的需求有关系。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之初，道路系统和运输业主要由俄国人控制。但由于劳工不足，以及俄族运输工人的福利要求过高，在城市大规模建设的时期，市政当局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采购他们的服务。而在工地上工作的一些中国人发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选择了脱离工程队，买上一辆马车，摇身一变成为了工地的货运供应商。
中国工人活好价廉还不要名分
俄国人想要搞建设就要给华人一丝生存的机会
相较于傲慢的俄国工人，这些中国运输工有自己独到的优势。
他们的生活要求很低，对马匹和车辆的保养需求也不高，基本就是能用就行，甚至还有用俄族人看不上的老牛的，压低了一大截成本。而在当时，符拉迪沃斯托克周边的砖厂、石料场、木材厂也都是中国人开办的，运输队能通过语言优势和老乡套近乎的方式，获得最低廉的进货价格。
他们组建起马车队，聚集在离仓库不远的地方
争取能接到更多的活▼
很快全城大街小巷的货运业务就都被中国人包揽了，俄国工人驾驶的马车全面退守他们有语言优势的客运领域。
中国人大举进入马车货运，一开始还激起了俄国人的不满。马车行会向市政府施压，要求取缔中国马车，理由是这些破破烂烂的马车有碍观瞻，中国人还经常超载，导致道路毁坏严重，难以修复。但更多的当地商行欢迎能带来低运输成本货物的中国人，向当局请愿保护中国人的运输权。
中国马车和俄国马车在街头的相遇
俄国人看不起的中国马车却更有市场也支撑了大部分的运输需求▼
权衡之下，符市当局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政策，辟出一块专门的马车场，要求中国马车必须在此集结，接受车况检查，并按时向当局缴纳租金。如此提高了中国人参与运输业的门槛，同时也保留了中国马车提供的服务。他们也很清楚，这座城市陆上运输业的正常运转已经少不了这些沉默的中国人了。
其实马车夫们在当时的符市华人运输业者里已经算是有产者了，更多的中国人从事的是真正的无产工作——背夫。
只需要一个背篓和健康的身体就可以了
真正的工具人▼
马车运输价格较贵，而且有时候也未必有能装满一马车的货物，所以背夫苦力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当局看来，这些自愿做背夫的中国人已经不是人了，而是城市交通工具的一部分。他们不能走人行道，妨碍体面的俄国人行路，而必须在行车道的最右侧和马车抢道，遵守车夫的交通规则。
即使被傲慢的俄国人如此对待
他们还是靠着坚韧的品质在此生存了下来▼
为了增加收入，这些耐力极佳的中国背夫也绝不拒绝任何可能的生意机会。他们中自学了俄语，擅长打哈哈的，就埋伏在市场门口，为出门采购的俄国太太们背商品；力气大的就去码头和搬家公司等着，用一个背篓装着不低于自己体重的货物进进出出；其他还有背棺材、背大粪、背军事物资的，只要有运输的地方就能见到中国工人。
更多的时候还是在码头装卸搬运货物
业余还可以找点零活▼
和所有见到过早期中国海外移民的西方人一样，符市的俄国人也觉得这些中国人一定是地狱来的不死族，他们面无表情，“拿着5个戈比（俄国辅币，1戈比=0.01卢布）就可以背着8普特（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16.4公斤）东西走到天涯海角”。
两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民自然有不同的追求
俄国人要扩张，要强盛，要追求
此时的中国人最主要的还是活下去▼
但大多数人选择放弃了探究他们究竟是不是活人，只要当价廉物美的运输工具用就挺好。
尤利尤利与帝王蟹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样的海港城市，海洋运输的重要性并不输给陆上运输，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一部分。而在这样的市场上，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人的身影。俄国诗人马特维耶夫在自己的诗歌中这样写道：
黄皮肤的中国人划着“尤利”（俄国人对中国舢板的称呼）
湾里蓝色的水泛着静静的涟漪
他们面前是远东的首都
符拉迪沃斯托克在烟雾里
……
中国人摇桨歌唱
歌唱着海参崴——伟大的海参之城……
在这座海港城市，海面上也有着很多的机会
俄国人用来贸易，中国人也可以用来做生意▼
中国船工有没有在歌唱海参崴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船工成功掌控了符市的海运是确凿无疑的。飘荡在金角湾里的众多“尤利”，在白天是能够超载运输木材的坚忍货船，到了晚上就是船工包饺子、吹唢呐的宴会厅。常年将船只当家的船民不是只有广东、福建才有，在必要的情况下，东北移民也可以。
中国船工的印章▼
随着华人在海运业的势力越来越大，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人逐渐脱颖而出，变成了大船东，最大的木船已经可以装载超过50吨的货物，俨然是金角湾一景。而深感威胁的俄国船运业主也联手向市政府施压，要求立法禁止外国人在符市近海提供海运服务。
金角湾的中国舢板
部分中国人在此已经有了原始的资本积累▼
立法最终通过，但对实际情况的改变着实有限。当时在符市海运协会等级的船只共有615艘，其中半数名义上属于俄国人，但大多数船只的实控人还是中国人。一项非官方统计显示，这里边真正的俄国船主只有6个人。
中国舢板和太平洋第1分舰队的军舰停靠在一起
中国人用耐力和智慧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此外还有大量根本没有去登记的小型中国船只在提供辅助支线服务。中小型的商行老板们，自然都很喜欢这些黑船。
当局的政策归政策
物美价廉才是生意人最在意的▼
这些船只还经常能搞出一些副业。
比如一些胆子大的船民很快发现，符市近海有着丰富的深海渔业资源，捞鱼捉虾比单纯做运输业赚钱得多。于是他们改装了货船，在市场里租下一个摊位，出售新鲜或者烹饪好的水产。一位叫别里杰尼诺夫的俄国作家这样回忆他在符市的见闻：
“地上是用白铁皮座城的大货槽，各种鱼类真是应有尽有！从比目鱼到大肚子虾虎鱼，再到鲭鱼和马哈鱼，还有锯条鱼和鳕鱼……螃蟹、海蜘蛛，有大有小……虾有煮过红色的……就着啤酒，不知不觉就可以吃上上百个……”
充分利用了现有的环境资源创造美好生活▼
把水产店直接改造成现点现做的渔人饭馆，这很中国。更让人惊叹的是，甚至连这些水产速食店的酒类供应商也是中国人。在当时还不算大的符市，总共有6间中国啤酒厂，酿酒的原料颇具中国特色，是大米。由于价廉物美，口味独特，这些啤酒不仅供应中国人，后来甚至成了俄国水兵上岸找乐子时爱喝的酒。
然而这还都只是中国人在这里商业活动的冰山一角。
谁的生活也离不开中国人
虽然相比于俄国核心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气候条件已经算得温和，但这毕竟是世界上最北的大城市之一，每年有半年都属于寒冷期。在这样的城市生存，淡水、煤炭、保暖的衣物是最基本的必要物资，而这些无一例外也全都是由中国人提供的。
大到铁路大桥，小到生活必需品
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意都成了符市正常运行下去的基础▼
虽然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座被海洋包围的相对温润的城市，但只要摊开地图就会发现，这座城市周围并没有什么大江大河。最近的大河是发源于中国境内的绥芬河（后来在苏联时期，俄国段改称拉兹多利纳亚河），河口距离符市老城区的直线距离也有30公里，取水很不方便。
取水不方便，堵门挺方便▼
最早到达城市的海军主要使用的是泉水和城区小河里的水。然而为了建设城市，周边的森林破坏严重，这更进一步带来了水土流失，这些泉眼和河水很快就不再出水了。符市的人口越来越多，水源地却越来越在往城北的郊区转移，普通市民想喝上一口干净的水都很难。
人越来越多，需求也越来越大▼
这时候就轮到中国工人撸起袖子出场了。他们活跃于城北的水源地和市中心的水站之间，用最原始的挑担的方式，夏天送80桶，冬天送50桶。一直到了30年代，苏联控制下的远东边疆区兴修了一系列水利设施，这些送水工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副扁担供起了生命之源
既是顾客的，也是挑夫的▼
煤炭同样如此，这可以从后来苏联《红旗报》的一份官方声明中看出端倪。
苏维埃政权对商品价格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规定了各种商品的最高价格，其中也包括煤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红旗报》展示了全市50个煤炭零售商的名单，要求市民举报售价高于规定价格的商人。而这五十个人，竟然全部都是中国人。
还有毡鞋，这是在寒冷的俄国必不可少的冬日装备。制作毡鞋的工序很复杂，首先要把牛毛和羊毛洗净弹松，然后用木棍把混合的绒毛擀成紧实的毡子，最后粘贴在鞋底上。整个工作既需要耐心和体里，工作环境也因为尘土飞扬而肮脏不堪，几乎只有中国工人能够忍受这项工作。
而在夏天毛毡生意不好的时候，这些毛毡匠就变成了冰淇淋小贩，推着小车上街卖冰淇淋，赚一笔换季外快。
冬天卖冰糖葫芦，夏天卖冰淇淋▼
类似这样的生意经在当年的符市极为多见，中国人已经在俄国人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小买卖帝国。尽管他们没有资格在当地购买土地和房屋，但中国人擅长用租赁手段狡兔三窟般的布置自己的产业，并且迅速击垮周边的其他国家商铺。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俄国商人优越的背景
但有吃苦耐力的精神▼
到了20世纪初，符市斯维特兰娜大街边，全城最大的自由市集里，已经几乎看不到白人的店老板了，摆摊开店的全部都是中国老板。资产比较大的老板有一个店面，肥头大耳，蓄须留甲，显然已经很久不事劳动，打理店铺的大多是他的同乡伙计；还在小本经营的中国人则盘着辫子，瘦小的身上披着宽松多用的中国服装，蹲在路边静静地观察路过的潜在客户。
铺出了一条中国大街▼
但其实，这些人刚来到这座城市时，都是一无所有的赤贫者。只是有些人在短短十年间，就完成了阶级跃迁，而这些成功的大老板也成为了那些还在行商的小生意人的偶像——中国人永远相信自己能成为时势中的英雄。
北京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两侧都是中国商人的产业▼
然而毫无疑问，在俄国人统治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些英雄只能是经济层面的，永远也获得不了相应的政治地位。
《符拉迪沃斯托克报》上描述的如下街景更为常见：一个刚刚来到符市的中国苦力因为忍受不了饥饿，偷了俄罗斯人货摊上的面包，被发现后遭受了摊主的毒打，随后众人将其送到警署，摊主全身而退，俄国警察又狠狠“教训”了他一番。
毕竟，这片土地已经是他人的囊中之物，而这些中国人，反而成了遭人提防的恐怖外乡人。
谢选骏指出：亡国奴是无法经营任何事业的！不论是在辽金元清的统治下，还是在列强和日本苏联的侵略下，中国人都无法如愿以偿，只能像害虫一样“活着”，像废垃一样遭到遗弃。如果他们冒险尝试经营，他们的事业也会在不久之后就被粗暴地打断，“竹篮打水一场空”成为深入骨髓的民族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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