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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5日星期六

抗美援朝揭开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序幕


网文《朝鲜战争》(维基百科)报道:


朝鲜战争,是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权与大韩民国政权之间的战争,其中朝鲜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军队支持,韩国由联合国(主要是美国)的军队支持。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在边境地区的冲突和南部的叛乱之后,朝鲜入侵韩国开始,于1953年7月27日在签署停战协定后停战。


朝鲜半岛自1910年起被日本统治,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随后根据与美国协议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本投降,占领朝鲜半岛。在1948年,在联合国韩国问题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选举出韩国政府,苏占区随后也成立政府[注 26];南北双方均自认为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对整个朝鲜半岛声称主权,拒绝承认以北纬38度线划分的苏美对日受降分界线为边界;在1949年,苏、美占领军先后撤军,分别将各自占领区移交给北、南政府。在冷战初期的紧张国际形势背景下,南北双方都企图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沿三八线两边各自囤驻军队;自1947年起双方频繁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1950年6月25日凌晨4点,朝鲜人民军以反击侵略为由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韩国,一般以此为朝鲜战争之起点。[53]


它是冷战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注27],苏联则拒绝在安理会参加美国起草的朝鲜问题决议案的讨论。当年6月下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常任理事国苏联缺席的情况下相继通过第82号和第83号决议,声明此举为“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攻击,并敦促其立即停火,要求朝鲜军队撤回38度线[57][58][59][60]。6月27日美国正式参战[61]:5210。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下通过第84号决议,由联合国成员国的16个国家的军队和5个国家的医疗力量组成的“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对大韩民国(ROK)提供军事和医疗协助。其中美国提供88%的战斗人员,占据主导地位。联合国军受美国统一指挥,行动向安理会报告,而非听命于联合国秘书长[62][63][64]。由此,朝鲜战争演变为卷入数十个国家的国际武力争端。随后苏联空军秘密参战。


朝鲜人民军在战争首两个月占尽优势,三日内攻陷韩国首都汉城,大韩民国国军遭受巨大损失,不断后撤。至8月,朝鲜军队已抵至釜山环形防御圈。朝鲜人民军至9月初把美军及韩国国军驱至釜山一隅[61]:5210。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迅速扭转战局,切断人民军退路,朝鲜陷入不利地位,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向东方集团请求协助,苏联也积极施压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65][66],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多次向联合国发出警告,指出若联合国军越过38度线侵入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中立政策可能改变;周恩来还谴责美国飞机进入中国大陆领空,轰炸安东市[67]。


10月初,联军向北开进越过38度线。10月1日,韩国国军越过三八线;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告英美,若英美军队越过三八线,则“我们要管”[注 28]。10月3日下午,美国国务院称,周恩来讲话缺乏“法律依据”,次日又称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10月5日,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结束了之前的犹豫不决后,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出兵进入朝鲜。10月7日,联大通过第376号决议,重申统一朝鲜半岛的目标尚未达成[注 29],当日美军正式越过三八线;10月8日,毛泽东签发命令,组织部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10月19日,联合国军夺取包括平壤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逼近中朝边境。同日晚,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鸭绿江,开始激烈的攻防战斗[68]。中国人民志愿军长驱直入,在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第三次战役中连续击败联合国军,将战线推回三八线甚至一度接近三七线,并于1951年1月4日攻占汉城。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提出停战建议,但战争双方均未对此回应。联合国军在此后的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中阻滞志愿军的进攻,使战线在开战一年后再次回到三八线并陷入胶着。朝、中部队连续五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1951年7月接受停战谈判[61]:5210。苏联首先主张停火,中国大陆与美国表示赞同并开始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美国先后发动多次攻势,均被朝、中击退[61]:5210。但边打边谈下,战线也被联军推到三八线附近,双方构筑堑壕,并在上甘岭和金城等地展开拉锯。


1953年5月朝、中军队发动夏季攻势后,双方于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61]:5210。当时战争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多在三八线以北,朝鲜与中国方面曾要求以三八线为停战分界线,而联合国军方面要求基本以实际控制线来定[69] 。6月7日,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拒绝美国领导的停战,并撤出开城韩国停战谈判代表团[注 30]。不过谈判仍继续进行,1953年7月27日,参战四方中的三边——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宣布停战。协定建立朝韩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并就战俘遣返问题作出安排。随后,南北双方仍继续保持外交冲突和军事对峙,持续至今[注 31]。


朝鲜战争停战逾25年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随着冷战缓和,各方重新考虑在朝鲜半岛的政策,联合国和大多数国家逐渐改变为同时承认以停战分界线划疆而治的朝鲜、韩国两个政权,而不介入双方的领土争端,联合国于1991年同时接纳南北双方为会员国。


朝鲜战争是当代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一,战争死亡人数约为300万,平民死亡比例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越南战争。它几乎摧毁了朝鲜半岛的所有主要城市,双方都进行了数以千计的屠杀,包括韩国政府大规模杀害数以万计的疑似共产主义者,以及朝鲜对战俘的酷刑和饥饿。朝鲜成为历史上被轰炸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名称

这场战争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的名称:朝鲜称之为“祖国解放战争”[70][61]:5210。;韩国称之为“韩国战争”[71]、“六二五事变”(六二五 事變)[72]或“六二五动乱”(六二五 動亂)[73];中国大陆和日本称之为“朝鲜战争”(日语:朝鮮戦争)[74][75],而其中前者将1950年10月25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参与的部分称为“抗美援朝战争”[76][77];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称之为“韩战”[78];而美国同样称之为“朝鲜战争、韩战”(Korean War),或者“朝鲜冲突”(Korean Conflict)[注 32]。此外,由于朝鲜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两大战争之间发生而相对不被重视,在美国和英国亦以“被遗忘的战争”(The Forgotten War)指代该战争[79][80]。


背景

参见:朝鲜半岛历史和盟军托管朝鲜时期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东部,与中国、现今俄国的远东地区、日本相比邻。17世纪以来,特别是丙子战争后,统治朝鲜半岛的朝鲜王朝是清朝的藩属国,定期向清朝朝贡。19世纪,日本国力变强,势力进入朝鲜半岛;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击败清朝,将其势力逐出朝鲜半岛,至此日本和俄罗斯开始争夺朝鲜半岛的控制权。1896年,大韩帝国成立,朝鲜改称韩国;同年日俄两国达成了罗伯特诺甫-山县协议,以三八线平分朝鲜半岛势力。1904年,日本与俄罗斯帝国爆发日俄战争,并战胜俄国,从而彻底控制朝鲜半岛,后来更在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中并吞朝鲜半岛,大韩帝国正式灭亡,并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英三国首先在开罗会议提出朝鲜独立的主张,后来美国和苏联又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朝鲜半岛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81]:第一章[82]。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表示愿在保证天皇地位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随即开始草拟以北纬38度线(即三八线)为界、美苏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北的计划。8月15日,杜鲁门致电斯大林,通报已由他批准给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总命令第一号”,内容之一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美苏在朝鲜半岛之受降区域[83]:37。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提交苏联,16日得到苏联认可的回复,即刻列入《一般命令第一号》,并于17日由美国总统杜鲁门核准签发。8月24日,灭了满洲国的苏军占领朝鲜半岛北部后在三八线停止进军[82],撤回此前空降南方包括汉城(首尔)的空降兵。9月8日首批美军在仁川登陆,并成立驻韩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进行统治。三八线以北面积占朝鲜半岛总面积的57%,人口占40%;南部占总面积的43%,人口占60%。朝鲜半岛北部为工业区,南部则是主要的农业粮食产区。[84]美国一开始任用日本殖民时期的行政人员,激起朝鲜人的不满,之后驻韩美军开始起用美国人替代日本人[81]:第一章。北部地区则以金日成为首成立朝鲜劳动党(由朝鲜共产党和新民党合并而成)[84]。1946年2月8日,在苏联占领当局主持下,召开北方各道、市、郡人民委员会代表及各政党组织代表大会,成立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权机关,金日成当选为委员长[83]:49。

1946年2月,美军占领当局成立“民主议院”作为临时权力机构,李承晚为议长[83]:49。为平息民众对托管和军政府之不满,美国军政府于12月成立临时立法议院[83]:54。由于南朝鲜地区的民众对美军托管统治大为不满,爆发多次示威游行,加上二战后美国进行军事裁减,管理南朝鲜越来越吃力。1947年11月14日,美国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在苏联因中国代表权问题抵制联合国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112号决议,决定由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后改称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监督,在美苏管辖区同时举行选举,然后美苏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由当地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85][86]但苏联拒不承认这一决议,并拒绝委员会进入其管辖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84]。1948年4月,济州约3万人被韩国军警杀害(济州四·三事件)[87][88][89]。1948年5月,美军占领的朝鲜半岛南部在联合国委员会的监督下选举国会,在左派组织抵制下,选举投票率是95.5%[90]。8月15日,亲美的李承晚当选总统。1948年8月大韩民国宣布建国。同年9月9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北方选举金日成为内阁首相,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立即予以承认。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95号决议,承认大韩民国是“唯一依法选举之政府”[91][92]。由此,朝鲜半岛形成两个意识形态上敌对的政权。但根据历次大韩民国宪法以及历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认为朝鲜半岛上只存在一个国家,国家目前正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击败对方、统一国家是双方努力追求的目标。


战前南北对峙


1948年2月,朝鲜北方正式宣告朝鲜人民军建立,并在平壤举行第一次阅兵式[83]:54。而南方则将自己的军队称作“大韩民国国军”(韩国军),其由美军政时期的南朝鲜国防警备队(陆军前身)和海岸警备队(海军前身)合并而成,共8个师。1950年春时的总兵力为9.8万人。韩国国军受旧日军影响较大,核心将领除个别来自满洲国军以外,主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大部分军士曾在日军中当兵,士兵除了曾在日军中服役的以外,还有原日治时期的警察[93]:11。仅有少数官兵出身自韩国光复军或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包括改组后的中华民国国军)。


1948年底和1949年6月,苏美占领军先后撤离之后,南北方围绕统一的矛盾日益激化,互相以小分队袭击对方边境,在分界线附近经常发生小规模战斗。此外,韩国还组建了专门的特种部队到北朝鲜地区搞刺杀爆破挑起战争等行为。由于李承晚声称要北上统一朝鲜半岛,美国严格限制对韩国的援助种类。韩国国军中配有500名美军顾问,武器仅装备轻武器和轻型火炮,没有飞机和坦克等重型装备。美国希望韩国国军能够抵御北方的攻击,但限制其主动对北攻击的装备能力[94]。韩国的军事部队建立于1946年,与此相比,自1946年起在苏联帮助下组建、1948年2月成立的朝鲜人民军,有几千名经苏联培训的军官、及苏联提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每个师约配有15名苏军顾问。至1949年6月,朝鲜人民军的步兵共有3个师和1个旅。1949年4月,苏联情报认为在5月美军撤离后,韩国准备在6月北伐。斯大林在给予朝鲜军事援助的同时,建议朝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兵员上的支持[95]。朝鲜向中共中央请求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在中国大陆参加国共内战的朝鲜族回国,得到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同意。从1949年7月至1950年8月,在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族部队近5万人先后返回朝鲜加入人民军。[注 33]到战争前夕的1950年春,朝鲜人民军规模约13.5万人,装有苏制T34坦克和重型火炮[98]:26。到6月战争爆发前,朝鲜的总兵力扩充到10个师、1个坦克旅、1个摩托车团、1个炮兵团和1个高炮团,共17.5万人[96][97]。人民军的核心力量为从苏联和中国大陆返回的官兵,日本陆军和满洲国军队出身的极少[93]:10。


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间要求联合发动战争“解放韩国”,根据苏联解密档案,在金日成再三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林彪部队将朝鲜族的2个师的兵员包括其最基本的轻装武器交给访问中国的南日大将。这些兵员是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时期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族;此前由于解放军攻击金门失败,林彪的部队原先准备南下作战,这批朝鲜兵员拒绝服从南下命令,因此被单独抽调并编组。回到朝鲜后,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由于这些兵员本身具有的作战经验,最终凭借其战斗能力和经验,成为金日成进攻韩国的主力部队。


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和韩国的驻军后,朝鲜与苏联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99][100]。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日后在其著作中称,1950年5月中旬,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当时金日成被迫按照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的要求,向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通报对南朝鲜开战的意图,而毛泽东认为此时打仗时机不好。[100]斯大林随后也给毛泽东电报,希望他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防于安东-沈阳一线。毛泽东则同样要求苏方提供几个师的武器。斯大林回复称,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中国大陆尽早布置兵力。师哲称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并未事先得到消息[100]。但何清涟等人认为,自90年代以来,美国和俄罗斯解密朝鲜战争的资料,其中一些资料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扮演的角色并非如此。而当时朝鲜并未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规划,毛泽东无法知道精确的进攻日期和进攻计划,导致战后双方关系陷入不稳与摇摆,这点还是可以肯定的[101]。


1950年5月,韩国进行新的一轮大选。李承晚的政党只保住210个席位中的22席。1950年6月7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向朝鲜半岛南北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在8月5日至8月8日在全朝鲜半岛举行大选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并且号召为此目的于6月15日至6月17日在海州市召开协商会议。6月11日,北方的三名代表越过三八线,打算向韩国各政党领导人递交和平统一国家的呼吁书,被韩国政府逮捕。随后三名代表因拒绝发表变节声明而被处决[102]。


战争爆发前,朝鲜和韩国方面的军事力量对比为:兵力2:1,火炮2:1,机枪7:1,半自动步枪13:1,坦克6.5:1,飞机6:1,朝鲜人民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99]。


战争爆发经过


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5日至9月15日的进攻


一队美军士兵驻守在釜山环形防御圈的洛东江河畔,准备阻止朝鲜人民军的进攻

朝鲜人民军南攻


在苏联支持下,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在三天之内攻下韩国首都汉城。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凌晨,在猛烈的炮击准备后,朝鲜人民军全面攻击三八线以南的大韩民国国军。四小时内,朝鲜人民军的坦克和步兵突破韩国国军防线,直趋汉城[98]:27。金日成为掩饰战争是由朝鲜一方所发动,于是在广播中声称是韩国侵略朝鲜:李承晚政府“在美国操纵下”突然向三八线以北地区全面武装侵犯,朝鲜人民军是在反击“强盗卖国贼李承晚”的挑衅[103][104][98]:26。而事实上,当时韩国国军不但装备贫弱,又在三八线的军队约二分之一尚未进入战备状态(四个师中,每师只有1个团2个营进入战备),也缺乏对全面战争的准备。这同时导致韩国国军在战争初期遭受重大损失,战线快速南移[105]:21。


美国参战

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于1950年6月24日深夜收到美国驻韩大使馆的报告[98]。于6月2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82号决议[106][107],“断定”“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施行武装攻击”,“构成对和平之破坏”,“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促请北朝鲜当局即将军队撤至北纬三十八度”(从1950年1月到8月1日,苏联因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加入联合国而联合一些国家抵制安理会,缺席并弃权[98]:30。)。6月25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授权在朝鲜半岛北纬38度以南地区出动美国海军、空军部队攻击朝鲜人民军,沃尔顿·沃克将军奉令率美军第八集团军阻击[98]:31。


虽然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不会防卫台湾[108][109][110][111],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讲也不把台湾列入美国防卫圈之内[112][113]。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改变政策。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出兵朝鲜半岛和台湾:

对韩国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它无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发布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尔摩沙[注 34],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 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尔摩沙的任何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呼吁在福尔摩沙的中国政府停止所有针对大陆的空中和海上行动。第七舰队将确保其得到执行。福尔摩沙未来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与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114]


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到朝鲜,进攻朝鲜人民军[115]:110;同时杜鲁门命令美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98]。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八十三

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3号决议,“鉴悉联合国韩国问题委员会报告书所称北朝鲜当局既未停止敌对行动,且未将其军队撤至北纬三十八度,是以极需采取紧急军事措施,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传悉大韩民国吁请联合国立即采取有效步骤,以保持和平与安全,建议联合国会员国给予大韩民国以击退武装攻击及恢复该区内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需之援助”[116]。


6月28日,美军作战飞机进入朝鲜半岛投入战斗[98]:1。该日凌晨,在未发布公告的情形下,汉江大桥即在韩国陆军工兵队爆破下摧毁,500至1000人遇害;上午,朝鲜人民军攻入汉城,汉城国立大学附设医院内共700至900人遭到朝鲜人民军虐杀。6月29日,杜鲁门授权部队对北纬38度以北地区进行海空打击[98]:34。6月30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陆军参战[117]:6。


7月1日上午11时,由驻日本九州的美军第24步兵师第21步兵团第1营的两个连组成的史密斯特遣队经空运抵达釜山附近的机场。这是战时首支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半岛[98]:6。7月2日,美军在釜山登陆[117]:6。7月5日晨,史密斯特遣队在汉城以南爆发的乌山战役中阻击朝鲜人民军主力第4师南下的坦克部队。这是美军地面部队在朝鲜战争中的首次作战[98]:8。


史密斯特遣部队抵达韩国大田,准备抵抗南侵的朝鲜人民军

联合国军参战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组织统一司令部之决议,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117]:6。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115]:111。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建议………会员国将此项部队及其他援助置于美国主持之联合司令部指挥之下”,“请美国指派此项部队之司令”,“授权联合司令部斟酌情形,于对北朝鲜人民军作战时,将联合国旗帜与各参战国旗帜同时使用”[118]。


7月8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115]:111。6天后,李承晚将韩国国军指挥权交给麦克阿瑟[98]:32。


此后几个月,来自18个国家的军队陆续到达朝鲜半岛援助韩国[98]:33。其中英国首相艾德礼于7月24日派遣一个旅的英军前往韩国,并于7月30日发表支持美国的声明[119]。当时美国有9个师在朝鲜战场,而欧洲只剩下6个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上说,他“特别担心西欧常规防御力量岌岌可危。俄国至少有80个步兵师,西欧只有12个,俄国有25个到30个装甲师,我方只有两个。”[117]:101


在朝鲜挥军南下的混乱中,朝韩双方都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朝鲜的政治人员有系统地逮捕、处决韩方的公务员、军警及反共主义者,而韩国国军也在溃败中大规模屠杀被认为有通敌嫌疑的左派分子,被统称为保导联盟事件的全国级屠杀中的受害者据信在20万人以上[120]。


中苏双方的回应


巡逻中的中国东北边防军士兵正向鸭绿江对岸瞭望,此时鸭绿江朝鲜一侧正遭受美军轰炸。

苏联在1950年6月27日发表公报,表示苏联不会在朝鲜半岛与美军对抗[121]。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认为这是“针对中国领土的武装入侵……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122]。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称:“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15]:111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115]:111在7月初,得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消息后,周恩来明确向斯大林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东北集结9个师,如果朝鲜人民军被打败,会迅速派遣部队入朝帮助朝鲜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作战。7月,毛泽东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115]:111。7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南军区将兵团调鸭绿江边,改编为东北边防军,以保卫东北地区安全[117]:6。7月7日和7月10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115]:111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要适当选择,不能不准备;同日毛泽东审阅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之报告,报告称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115]:112。8月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115]:112-113。


9月25日,聂荣臻称:美军过三八线中国决不会置之不理[123]:11。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报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15]:11410月3日,周恩来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话:“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15]:115


联合国军进攻(1950年9月–10月)


联合国支援韩国国军在1950年9月15日至10月24日的进攻

仁川登陆

主条目:釜山环形防御圈战役和仁川登陆


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陆成功

朝鲜战争初期,韩国国军节节败退,朝鲜人民军不到1个半月时间,就占据朝鲜半岛百分之90以上地区和百分之92以上人口[117]:6。1950年6至7月间,韩国国军接连失守汉城、大田、木浦、晋州。韩国及联合国军退到釜山附近洛东江一带[124]。朝鲜挟连胜之余威,放言“要在8月15日的解放周年纪念日完成祖国统一”,于8月初对联合国军的釜山环形防御圈发起8月攻势,9月初又再次发起攻势,但朝鲜军此时已因连续作战耗损严重,因此攻势钝挫。


为解釜山之围,麦克阿瑟将军提出在仁川进行登陆计划[125]。9月15日,美军7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115]:113。美军在麦克阿瑟指挥下,在仁川港大规模登陆,朝鲜人民军大部被切断在朝鲜半岛南部,损失严重,被南北夹击[117]:6。两栖部队向仁川进行攻击,成功登陆[126]。此时朝鲜主力几乎全集结在釜山前线,对美军的侧面两栖攻击全无招架之力,转瞬溃败,9月25日,联合国军重夺汉城[127]。朝鲜人民军主力退路被切断,被迫战略退却[115]:113。


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参见:平壤-元山战役

9月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总统杜鲁门都同意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的建议,但是总统要求麦克阿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主要军队都不会参战的情况下才可进行[128]。10月1日,韩国第一批部队终于进入朝鲜作战[129]。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联合国军在韩国已经集结33万兵力[115]:114-115。10月3日下午,美国国务院称:周恩来讲话缺乏法律和道义根据;10月4日,美国国务院称: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123]:11。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376号决议案,呼吁朝鲜半岛统一[130][131]。然后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授权打开越过三八线的绿灯[132][133];10月9日,美军第一骑兵师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129]。10月19日,美军进占平壤,朝鲜政府迁往江界市[134]。


1950年10月18日,在元山港附近韩军扫雷艇中鱼雷发生爆炸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1950年10月–12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1月8日的进攻


美军支援韩国155mm自行火炮,当时联合国军跟中国大陆、朝鲜联军相比在装备上有绝对优势,火炮比例为40比1

联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半岛局势逆转,北京几乎每天都通过广播警告美国,如果跨过三八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出兵。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协国庆大会上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10月1日,韩国第一批部队进入朝鲜。同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致信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出兵援助朝鲜的请求,金日成在信中指出:“目前战况极端严重,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135]同日,斯大林向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你们如欲支援朝鲜,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指挥员统率。”[136]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10月4日召开扩大之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115]:117。


虽然不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认为共和国成立仅一年,国内百废待兴,无力参与大规模战争[137],但毛泽东支持介入,周恩来亦同意[138]。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出兵援朝[139][140]。同日,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把挂帅出兵之重任交给彭德怀时,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115]:121。10月8日,根据朝鲜政府要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出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之命令,命令中宣布“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7]:6。同日,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10月11日周恩来林彪联名致电毛泽东,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飞机、坦克、大炮,但是苏联空军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115]:123。毛泽东电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139]。因为美国飞机轰炸丹东的文物市场,中国大陆领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美国空军不断侵入领空,轰炸边境城镇[117]:6。但朝鲜如被美军占领,将会更直接威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65]。


当时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41]。中国人民志愿军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改编而成[139]。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和彭德怀汇报后,最后敲定志愿军入朝作战时间,当晚9时电令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115]:126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率先从辑安(今集安市)渡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战争初期,这一名称让联合国军误以为这不过是一支小规模的志愿者队伍[81]。后来联合国军弄清志愿军是建制的正规部队,只是使用完全不同的番号后,也默认“志愿军”这一名称,以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避免将战争升级。10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115]:128。同日毛泽东致邓华等电:“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115]:12810月23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第13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德怀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115]:129


美国一直认为中国不会出兵。10月3日凌晨,美国部队大规模进入朝鲜前,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潘尼迦,要他转告美国政府:“若美军跨过三八线,侵略北朝鲜,我们不会坐视不顾”,杜鲁门不相信他。[142]。10月15日杜鲁门在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再次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和苏联出兵干预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在东北有30万军队,只有五六万人可以渡江作战。如果中国人试图推进到平壤,他们一定会遭到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伤亡”,麦克阿瑟说他希望能在圣诞节之前撤回第8集团军。但实际上中国初期出兵达到30万[143]。


第一次战役

主条目: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

参见:温井战斗和云山战斗

1950年10月19日晚,以彭德怀为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安东(今丹东)、河口(即宽甸县长甸镇河口)、辑安(今集安)等多处地点秘密渡过中国大陆与朝鲜界河鸭绿江。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在1950年10月25日打响。当天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在北镇对联合国军发起突袭,用了一个多小时夺回温井。10月25日,志愿军1个团歼灭南朝鲜军1个加强营大部(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该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144]);11月1日至11月3日,志愿军围歼美军第1骑兵师第8骑兵团大部于云山[115]:130[145]。


联军并未料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会在联军越过三八度线进入朝鲜的情况下发动进攻,而且此前联军也没有收到任何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跨过鸭绿江的情报。联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全面撤退至清川江以南。11月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11月5日,毛泽东覆电同意,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之指导思想[115]:131。11月5日,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电:“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115]:13111月6日起,“联合国军”开始进攻试探;彭德怀要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示弱,丢弃破旧枪械;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115]:132。


在撤退的过程中,由于李承晚政府与军方将领的贪渎侵吞物资,40万以上的韩军于缺乏给养的寒冬中撤退,演变成一场死亡行军,导致9万军人于沿路上因饥寒而死[68]。


第二次战役

主条目: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长津湖战役后由兴南港撤退的美军摧毁无法带走的物资和港口设施

发生于1950年11月25日-12月24日。11月25日,在西面战线,志愿军第13兵团于清川江战役攻击并击退韩国国军,然后击退美军第2师。 [146]联合国指挥部、美国第八集团军在土耳其旅掩护下成功撤退。11月27日,在东面战线,志愿军第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突袭美国北极熊团(3,000士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12,000-15,000海军陆战队员)并一度加以包围;但美军仍在空军和第10军掩护下成功突围循海路撤退,此战美军战死、失踪、受伤及冻伤约15,000人并迫使其展开大规模撤退,但未能达成歼灭美军的目标,同时志愿军第9兵团20、27军各师也在美军优势火力与后勤不继之下遭到重创,死亡近五万人,其中冻死冻伤减员高达9000余人(多数是因为缺乏御寒装备),20、27军战斗力丧失,不得不回国休整,再也没有回朝鲜参战。对志愿军的后续攻势有不利影响[147]。麦克阿瑟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12月3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115]:133-134。12月24日,全部从兴南港以193艘军舰装载军人、平民和大量武器装备运达南部的釜山。


11月30日,美军第八集团军被志愿军第13兵团驱离朝鲜半岛的西北部,至12月中旬,退回三八线以下[148]。12月6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115]:134。12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115]:134-135


12月23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上将死于车祸[149],美国委派李奇微中将接替任第8集团军司令。


围绕38度线的战斗(1951年1月–6月)

第三次战役

主条目: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

1950年12月31日,中朝军队全线进攻,突破联合国军防线,使其于1951年1月2日全线撤退;中朝军队1月4日进占汉城,1月5日渡过汉江,1月8日占领仁川[115]:137。至1月2日,志愿军已突入联合国军防御纵深15至20公里,将联合国军部署打乱,联合国军被迫全线撤退。由于志愿军与人民军的进攻,联合国军于1月3日15时开始撤离汉城。1月4日,第39、第50军及人民军第1军团各一部进占汉城。至1月7日,联合国军已退至三七线南北之平泽、安城、堤川、宁越、三陟一线,作战过程中大批韩军和少量美军因撤退不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歼灭,而联军的重兵集团却并未遭歼灭;彭德怀认为联军是在有计划地南撤,企图诱敌深入,重演仁川登陆故伎,故命令志愿军停止追击,战役遂于1月8日结束。


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提出停战建议,但毛泽东认为志愿军有能力将联合国军逐出朝鲜半岛,他在给彭德怀的指示中称现在停火“将给政治面上以很大的不利”,要求趁热打铁,统一朝鲜半岛。但由于军需紧缺,志愿军已难以即刻推进[150]。


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在讨论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停战建议的答复后,有24国认为它等同于要求“联合国放弃联合国宪章,间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没有侵略,联合国安理会与大会决议防卫韩国是错误的”。委员会在1951年1月30日否决12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关于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远东问题召开7国会议”和“包括志愿军在内所有外国军队退出朝鲜半岛,公开选举民族自决”的提案和苏联的修正案。


联合国大会在1951年2月1日以44票赞成,7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第一委员会草案,成为第498号决议[151],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是侵略行为,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对抗联合国军,退出朝鲜半岛。


1951年2月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操纵联合国,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且在超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的情形下,通过美国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该提案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并呼吁美军停止侵略朝鲜的行为,声称要将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底。


此后不久,双方再次在朝鲜战场陷入大规模交火状态。


第四次战役


1951年美军155mm自行火炮在向汉城北部开火

主条目: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

李奇微中将接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后,着力提高士气,增强情报工作,采用阵地战步步为营,发挥空军炮兵的装备优势,不以夺取领土为最终目标,而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主[143]。他于1951年1月25日发动上任后首次攻势“霹雳行动”,志愿军被迫撤退到汉江以北。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进攻;中朝军队开始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115]:147。1月28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115]:1472月,联合国军组织23万人和大批飞机、坦克、火炮,向志愿军全线进攻[117]:12。2月11日晚,志愿军发起横城反击战,牵制住砥平里的联合国军,计划进攻横城西北的韩国第八师,由此打开缺口,向原州的美军防线进击,志愿军取得胜利。志愿军利用横城反击战迫使韩国第三、第五、第八师以及美军第二师一部和空降一八七团开始后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志愿军在整个战场上面临的压力。横城反击战后,除了砥平里的联合国军,东线联合国军出现全线动摇的迹象,并开始不同程度的后退[152]。


2月13日,志愿军发起砥平里战斗。温玉成将军指挥志愿军第39、第40、第42军五个师中的八个团约6,000人,向横城以西砥平里美军第二步兵师23团(弗里曼团)发动猛攻。弗里曼团有团属坦克中队、一个野炮营及法国步兵营[153],兵力约4,500人,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装备火力方面的优势,志愿军的八个团遭受重大伤亡,至少是联合国军伤亡的两倍多,进攻失败[154]。美方资料美军伤亡301人,42人失踪,美军称砥平里战役为“朝鲜战争的盖茨堡战役”“第二次仁川登陆”,对美军士气鼓舞极大[155]。


1951年3月7日-4月4日,美军进行撕裂者行动。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几百架飞机支援,全线进攻中朝军队;中朝军队节节抗击,3月13日主动撤离汉城,到3月底移到三八线以北,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115]:150。在3月14日晚上至15日,韩国第1步兵师和美军第3步兵师重占汉城,标志着1950年6月以来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该首都易手。


由于缺乏现代化空军编制,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没有所谓前线与后勤的区别,整个战线曝露于美军的猛烈空袭之下,只能利用夜战突击,并在夜间以大量民工抢修道路与桥梁,随炸随修,修复后又再遭炸毁。严苛的环境逼得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曾在2月20日搭机返回北京,排闼直入毛泽东住处,进言前线之困难。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156]


第五次战役

主条目: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1951年4月,联合国军开始掌握一定的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国内增援兵团于4月16日陆续抵达后,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总兵力首度超过联合国军,在数量上处于上风[157]。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4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五次战役[115]:151。4月22日,志愿军以20万兵力[158]发动第五次战役至29日攻势结束,志愿军再次向南进攻至汉城附近。5月16日黄昏,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9个军兵力突破联合国军防线,开始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经过5天激战,击溃韩国国军第五师和第七师,歼敌1.7万余人;志愿军180师在这次作战中担负穿插任务,只带7天干粮和部分弹药[117]:7。之后,志愿军进一步打击韩国国军。志愿军1个军只有198门火炮,不及美军1个师(476门)一半;志愿军仅有800辆汽车,已被美军飞机炸毁600辆[117]:8。5月20日,美军和韩国国军凭借高度机械化,很快堵塞志愿军打开之缺口,5月21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并指示各部队停止追击;美军待志愿军“礼拜进攻”(进攻一星期左右)后,就用“磁性战术”大举反扑[117]:8。在志愿军的全面攻势结束后,联合国军开始发动攻势,逼进铁原、涟川,志愿军63军奉命坚守铁原,减缓了联合国军的进攻速度。最终,志愿军全线撤退约40公里后在铁原一线拼死阻止住联军的进攻,联合国军第二次跨进三八线,美军的弹药量是平常五倍密集炮击,被称为“范弗里特弹药量”,单一炮兵营在24小时内就射击12,000发以上进行无间歇炮幕,志愿军奉命孤军断后的第三兵团60军180师陷入重围,损伤过半,剩余5,600余人突围至三八线以北[159]。由于师党委会通过全师分师分散突围[117]:8-9,师大量官兵牺牲,数千人被俘,占朝鲜战争中全部志愿军被俘人数1/3以上[117]:11。6月10日,第五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15]:153。6月中旬,毛泽东告诉邓华,要他负责传达新指导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115]:1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战役结果统计是歼灭联军8万2千多人,为五次大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志愿军伤亡是8万5千多人,尤其是后期的撤退行动中,伤亡达1万6千人,其中损失最惨重的是第180师,负伤、阵亡和失踪的总数字为7,644人[160]。联军方面的战役结果统计是,4月攻势期间歼灭敌军75,000人[161],韩国方面的统计则是五月攻势期间歼灭敌军100,000人,总战果超过20万人。


麦克阿瑟被解职

主条目:杜鲁门总统解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与李承晩

杜鲁门政府与联军前方指挥官麦克阿瑟的意见产生很多冲突。美国国务院起草杜鲁门总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举行谈判之建议声明,开始同其他参战国磋商,并于1951年3月20日通知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但是,麦克阿瑟在3月24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敌方现在一定痛苦地知道,联合国军如果决定放弃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境内容忍努力,而扩大我们的军事行动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地基地,这就使中国遭受军事上即将崩溃的危险。”[117]:101-102。杜鲁门希望避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苏联产生直接冲突,不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62]。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言人发言藐视麦克阿瑟,杜鲁门得知麦克阿瑟声明,认为:“这是对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而发布的命令的公然违抗。”“实际上,麦克阿瑟的举动等于用最后通牒来威胁敌人,等于说盟国的全部优势力量可以用来攻击赤色中国……在我们的盟友中果然马上就发生了这样的影响。世界各地的首都所发出的询问函电纷至沓来。”[117]:102麦克阿瑟则以军事上的胜利为优先,在朝鲜半岛的行动很多都未得到华府的首肯,有些甚至违背华盛顿的决策[163]。4月10日,杜鲁门总统责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给麦克阿瑟发出照会:“我以总统和最高统帅官名义,非常遗憾地免去阁下的驻日联合国军司令官、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美远东军司令官、远东地区美陆军司令官职务。请阁下将指挥权立即移交给李奇微将军。”[117]:1024月11日,这项命令是麦克阿瑟在无线电广播中与全世界民众一起知悉的[164][165]。被解职以后的麦克阿瑟在全美受到英雄式的欢迎[166][167],1951年4月19日,麦克阿瑟在国会大厦发表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168]。但是这股热潮并未持续到1952年麦克阿瑟参与共和党总统初选。


1951年5月18日,为了制止朝鲜侵略,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提出的联合国大会第500号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对中国大陆与朝鲜实行禁运[169][170]。


相持与谈判(1951年6月–1953年7月)

第一次停战谈判


双方举行第一次停战谈判

经历一年的大规模冲突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顾问、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以私人身份单独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117]:103,于1951年5月31日与6月5日两次秘密会面,双方都表示希望停火[171][172][173]。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建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军队撤离三八线[115]:160。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之《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里发表演说,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停火谈判,双方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117]:103:


“目前最尖锐的朝鲜武装冲突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几乎同时发表声明表示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日《人民日报》中发表社论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则在田纳西州参加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说表示美国“愿意参加朝鲜半岛和平解决的谈判”。


美国官方文件显示,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应相对谨慎但很迅速[174],在确认马立克是代表苏联官方立场,并得知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大使均一致同意谈判后,28日,召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CS)和国务院联席会议,会上,助理国务卿迪安·鲁斯克建议由李奇微通过广播向对方发出派代表参加和谈的邀请,除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上将表示反对外,这一提议得到JCS其他成员的支持,第二次JCS-国务院会议很快批准广播稿并发给李奇微,29日,修改后的广播稿被总统批准后,立即被发给李奇微。美国政府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在当邀请朝鲜与中国大陆代表磋商停战谈判之可能[117]:103。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人民军和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在停泊元山港之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会谈[115]:160。6月30日早8点整(东京时间),李奇微向志愿军与人民军发表广播声明: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希望举行停战会议,以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获得贵方愿意的答复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愿提议此会议在元山港一只丹麦医疗船上举行。”[117]:103

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覆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谈判地点为三八线以南之开城[115]:160。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于7月1日通过电台答复道[175]:


“你在本年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授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117]:103

美国政府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115]:160。毛泽东和周恩来准备谈判,决定由邓华、解方为彭德怀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鲜[115]:160。7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军队在三八线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115]:160。7月5日,李克农率领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前赴朝鲜,行前李、乔冠华与毛泽东长谈;7月7日,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115]:161。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指导谈判准备工作,亲自起草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致李奇微多次覆函,亲自审阅修改准备谈判接洽之新闻稿,草拟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关于停战协定之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和斯大林;并关照准备谈判会议场所、双方代表宿舍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中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具体时间等[115]:161。


7月8日,双方提出正式代表名单:韩美方面为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官特纳·乔伊中将(美),远东空军副司令官劳伦斯·卡迪·克雷吉空军少将(美),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迪斯(亨利·霍治)陆军少将(美),参谋长阿利·伯克海军少将(美)和韩国国军第一军军长白善烨少将(韩);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为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第二集团军长南日大将(朝),人民军李相朝少将(朝)、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中)、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中)和张平山(朝)[117]:103-104。7月10日11时,在朝鲜开城,停战谈判正式开始[117]:104。会议开始后,双方就议题交换意见,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一、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在此线南北各十公里以内建立非军事区;二、协商战俘遣返问题;三、在短期内撤走朝鲜境内的全部外国军队[117]:104。韩美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要求将停火分界线放置在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的地区,并要求其将军队撤至当时的实际控制线以北的金城、金化、市边里、伊川、洗浦里、淮阳、通川一线,给予联合国军方面1.2万余平方千米的土地作为“海空优势补偿”,遭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176]。第一次谈判破裂[175]。7月26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115]:168。


双方妥协


联合国军在1951年1月9日至

为获得停战谈判的有利条件,联合国军和韩国国军于1951年8月18日-9月18日和9月29日-10月22日分别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分别进攻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西线和东线防线。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转入防御,同时还遭到洪水灾害,很多防御工事被毁。经过两个月的激战,联合国军占领646平方千米土地,平均每个月推进约2公里。10月25日,联合国军代表同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重开谈判,地点改在位于开城东南8公里之板门店[115]:171。10月30日至11月下旬间,志愿军发起局部反击战,占领280平方公里土地,并巩固开城地区的防御。11月27日,双方就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地区。如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之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双方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175]12月11日,开始谈判战俘问题,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称“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115]:173。12月12日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提出全部遣返双方战俘之方案,但联合国军方面3个星期不予答复;1952年2月,朝鲜和中国大陆方面又建议全部战俘被遣返后不再参加朝鲜战争,以便让他们回家过和平生活[117]:115。


由于双方的条件悬殊,停战谈判整整进行两年。1952年5月7日,格洛克将军在随从参谋白纳特中校陪同下,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准备接替李奇微将军担任美国远东军司令官、联合国军司令官[117]:138。5月12日,李奇微将指挥权移交给格洛克将军[117]:149。王树增提到:“在这两年中,在双方的防御线上,密集地部署着200多万人的大军,构筑世界战争史上最漫长的、最复杂的、最坚固的防御工事。联合国军的防线由部署严密的火炮阵地、坦克群以及步兵组成,数层阵地使其纵深达300公里,每一层防线都构筑永久性的工事和堑壕,每一层防线都制定周密的空军支援预案,形成一个火力强大的立体防御网络,这条防线被称做‘一道不可逾越的死亡深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防线上,数十万官兵开始建设世界上最浩大的地下防御工程,其土石方总量能开凿数条苏伊士运河、沿着对峙线自西向东,数百公里的防线上,深埋在地下的永久式坑道和交通壕蛛网般四通八达,由于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在联合国军拥有空中优势及火炮优势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采用广泛的地下工事群保存了部队,并有效的阻止了联合国军尝试北进的企图。[177]5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双方达成协定;至此,只剩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115]:173。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谋求战俘问题解决,两次提出折中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7月13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80%左右,遣返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32%[115]:174。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森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中断板门店会谈[117]:208。


喋血岭与伤心岭

主条目:朝鲜战争1951年夏秋季战役

在1951年8月18日-9月18日的夏季攻势中,为了确保休战后获得更为有利的阵地线,自8月18日起,韩国国军第1军对丁字峰、美军第10军对喋血岭和昭阳江东岸地区同时开始攻击,这是夏季攻势的前期作战。进攻比雅里西南方的983高地和773高地的韩国国军第1军第5师第36团(临时配属美军第10军第2师指挥),遇到朝鲜人民军将领方虎山的坚决抵抗。朝鲜人民军与大韩民国国军在983、773高地的反斜面上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血战,几天下来,整个山顶都被鲜血染红了,看到这种凄惨战况的美军记者,不由得喊出“Bloody Ridge”(喋血岭)这个名字。到8月27日,韩军被迫撤退,所夺取的各个山顶又被朝鲜人民军占领。联合国军改由美军第2师第9团接替韩国国军第36团攻击喋血岭,该团于8月31日和9月1日从正面攻击,仍然没有成功。朝鲜人民军躲在反斜面的坑道内,在美军将要前进到山顶阵地时,突然予以猛烈射击,因此每次美军都遭到重大损失。9月5日喋血岭终被美韩联军攻下,在从8月18日到9月5日攻击喋血岭的3周时间内,联合国军所受的损失是战死326人、负伤2,032人、失踪414人,共计2,772人。依美军第二师估计,中国大陆、朝鲜共伤亡15,000人[178]。


范弗里特上将在喋血岭的攻击开始陷于僵局之时,就设想在中、东部战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作战,以求停火后有一条更加坚固的防线。但是喋血岭的损失报告却给了他很大震动,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实施,将会遭到的损失和物资消耗是无法承受的,于是美第10军转为夺取喋血岭正北方的851—931—894高地群,此高地群从主脉向东西延伸出的无数支脉会使人想起鱼的背骨而感到毛骨悚然。目击这个山峰战斗的美军记者喊出“Heartbreak Ridge”(伤心岭)这个名字。美军的攻击从9月13日凌晨5时30分开始,先进行30分钟的攻击准备射击,然后美军第2师第23团开始前进。中午时分,美国人发现他们“闯进黄蜂的窝巢里”,朝鲜人民军在之前一直静静的山背上同时喷射出交叉炮火,美军第23团突击连受到机枪交叉射击和手榴弹攻击,还受到火炮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第23团两个营除退到山谷间避开直射火力,挖战壕防身外,别无他法。直到黄昏,第23团也没有发现一个朝鲜人,只是被打的抬不起头来,官兵们直言是“重蹈喋血岭的覆辙”。9月16日,美军第23团詹姆斯·Y·亚当斯团长派出预备队从两翼同时攻击,以减轻正面部队的压力,但这次攻击也被朝鲜人民军“像铁桶那样的火网”所阻,一步也未进展。9月20日新任第2师师长罗伯特·N·扬格少将下令参加过喋血岭作战的第9团夺取位于伤心岭两侧的1024和867两个高地。1024高地被夺下,但因其距离伤心岭有7公里远,因而对朝鲜人民军反斜面的坑道战术的压制效果不大,而且新换上来的朝鲜人民军第15团顽强守住867高地。扬格师长仔细地研究这次攻击,作出结论报告说“这是一个大失败”,并于9月27日决定中止这次攻击,待10月初在新的构想之下再攻击,自联合国军于1月转入反攻以来,困难的攻击是不少,可是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也没能夺取阵地,以致停止攻击,还是第一次。此时朝鲜人民军也受损过度、疲累不堪,匆匆将阵地移交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便撤走休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向采取灵活、多变的运动战,反对死打硬拼,后来为了迂回作战,主动放弃这片高地。此役美军第2师伤亡3,700多人,美方估计中国大陆、朝鲜此役伤亡25,000人[179]。中国大陆估计整个朝鲜战争1951年夏秋季战役作战中,中国大陆与朝鲜共毙伤俘联合国军16.8万余人,自身则伤亡3.3万余人。这次作战,迫使美方不得不恢复停战谈判,并放弃其原来的要求。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中创造的马蹄形工事是坑道工事的雏形,为以后建成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提供了重要经验[180]。


上甘岭战役

主条目:上甘岭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

1952年10月14日凌晨,联合国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发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之战。美国在上甘岭地区发动空前激烈之“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之铁路枢纽,因而是攻势中必争之地[115]:175。双方在表面阵地上进行拉锯战。多次反复争夺的结果,两方面皆死伤惨重。前后历时43天,在3.7平方公里的地区,共发射炮弹超过230万发,岭上泥土平均被炸翻出至少3米。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队伤亡情况遽增,不过仍倚靠有系统建设的坑道工事阻止美军的攻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统计,志愿军阵亡4,838人,伤6,691人[181]。根据联合国军方面统计,联合国军阵亡1,461人,伤4,700余人[182][183](另一说是伤亡9,000余人)[184]:318。


夏季进攻战役

参见:朝鲜战争1953年夏季战役和金城战役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格洛克致信金日成与彭德怀,建议双方交换伤病战俘[117]:211。3月22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格洛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〇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115]:181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覆函格洛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115]:182。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政府共同研究之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115]:182-1834月6日,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方面联络官朝鲜人民军李相朝少将与联合国军方面联络官美国约翰·C·丹尼尔海军少将就双方遣返伤病战俘问题举行会谈,4月7日双方交换伤病战俘估计人数,4月11日完全达成协议[117]:212[185]。4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115]:183。4月23日,毛泽东对邓华关于举行夏季战役反击之几点意见批语:“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115]:1834月24日,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之任何协议,他就决定将韩国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将继续单方面作战[115]:184。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恢复,南日将军之提案遭到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哈里森拒绝;5月7日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再次提出解决遣俘问题之八项提案:一切坚持遣返之战俘,予以直接遣返,其余不直接遣返之战俘,全部交给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五国组成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117]:215。双方因战俘问题再次在谈判桌上陷入僵局。5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夏季进攻战役,目的是“消灭敌人,配合谈判,吸取经验,改善阵地。”[117]:216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20兵团第19兵团和第9兵团在火炮掩护下从西线、中线、东线、三路出击,从正面突破联合国军地下坑道防御工事,经激战,除个别支撑点内的联合国军守突围外,其余均为志愿军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声称先后毙伤俘联合国军4,133人,志愿军伤亡1,608人。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5月25日基本接受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之提案,夏季反击作战第一阶段结束[115]:184。


5月27日起,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原定打击美军为主,改为打击韩国国军为主[115]:184。志愿军第19兵团、第9兵团、第20兵团及朝鲜人民军先后对韩国军团以下兵力防守的51个支撑点进攻作战65次,共歼灭联合国军41,203人,志愿军伤亡19,354人。志愿军突破联军阵地正面达12公里,纵深达6公里,为第三次进攻创造有利条件。至6月中旬志愿军共毙、伤、俘敌军4.5万多名,突破敌阵地正面达12公里,纵深达6公里[117]:216。


6月6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115]:184。6月8日,美方接受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关于战俘遣返问题之方案,朝鲜停战谈判之最后一项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并公布于世[117]:216。6月15日,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分军事分界线工作即将完成[115]:184。志愿军和人民军发布命令:“从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115]:1856月16日,李承晚覆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115]:185。6月19日,韩国扣留2.7万名朝鲜人民军战俘[117]:216。6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115]:1857月13日至27日展开第三次进攻,即金城战役,这次进攻以打击韩国国军为主。志愿军和人民军于7月13日发动金城战役,几天内歼敌5万人[117]:216。志愿军在朝鲜金城以南地区,对韩国国军防守的坚固阵地实施的进攻战役。此役志愿军第9、第19、第20兵团及人民军对韩国国军作战45次。在7月13日展开进攻至16日转入防御,仅3天时间便将战线从正面向前推进192.6公里。联合国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出动8个师兵力反击1000余次,但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至27日金城战役结束前仅占领巨里室北山一个阵地。中国大陆宣称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予韩军汉城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联合国军3个师,共歼灭联合国军52783人,志愿军伤亡2.3万人。7月19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韩国施压;随后韩国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115]:185。7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1953年7月25日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电报稿上加写:“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愓,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115]:186


通过夏季战役,向南扩展阵地240公里,将战线拉直。整个夏季进攻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志愿军伤亡5.3万余人,志愿军毙伤俘联合国军12.3万余人[186]。联合国军声称在七月联合国军伤亡29,629人,志愿军伤亡72,112人[187]。


空战

主条目:朝鲜战争空战

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远东地区44个中队共657架飞机参战。朝鲜人民军仅有20架战机,很快就失去作战能力[188]。当时中国大陆空军和海军初创,无法与美军抗衡,美军完全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117]:8。8月,斯大林派遣苏联空军138架飞机进驻沈阳,如此可以迅速飞往朝鲜,出现失利也可以飞回中国大陆境内躲避追击[189]。


苏联秘密介入

主条目:米格走廊


涂装朝鲜空军标志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亚利桑那州空军纪念博物馆收藏。[190]


美军F-86A战斗机

1950年11月1日,先期进驻沈阳的苏联空军米格-15战斗机在鸭绿江上空朝鲜境内与美空军首次交战。苏联空军歼击航空兵独立第64军,辖2至3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独立夜航歼击机团、2个高炮师、3个探照灯团以及1个航空工程兵师、其它保障部队和分队。每个部队自抵达战区后平均8至12个月换防一次。该军的平均人数为26000人。有不少来自总参、各军兵种机关的军官因在此军工作积累经验。自1950年至1953年,第64军总共轮换了空军和苏联国土防空军的12个歼击机师(26个团)、2个独立夜航歼击机团、4个高炮师(10个团)、2个航空工程兵师、3个高射探照灯团和2个海军航空兵歼击机团,以及部分保障部队。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顾问斯捷潘·阿基莫维奇·克拉索夫斯基空军上将指挥,1952年7月。第64军承担保卫鸭绿江和中国大陆与朝鲜边境线以南75公里以内战略目标和交通线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美军参战的飞机(含作战飞机及非作战飞机如运输机、联络机等)已经达到14个大队、1100余架飞机,机数虽多,但大部分为螺旋桨式飞机,喷气式战斗机仅有平直翼的F-80,性能上远远不如苏联空军的米格-15。11月8日,美国空军司令范登堡下令派遣F-84E和F-86A各一联队至朝鲜半岛参战。第4战斗机联队的F-86经海上运输,大部分进驻日本,仅以一中队进驻汉城附近金浦机场,在12月15日第一次执行任务[191]:246-248。以双方需要飞行的距离来看,美军的F-86在米格走廊平均停留时间在20分钟左右。12月,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进驻丹东,直到1951年1月首次参加空战[192]。


在1950年末至1951年初,在朝鲜半岛的西北部,从鸭绿江以南至清川江之间的空域,苏联空军的米格机对联军飞机造成相当威胁。美国飞行员开始以“Mig Alley”称呼这个区域(此名为中文媒体翻译成米格走廊),认为进入这个空域就要展开宛如后巷(英语:back alley)中的混战[193]。米格走廊中最神秘的力量是苏联飞行员,斯大林命令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负责向中国大陆派遣航空兵师,苏军参战人员一律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194]。尽管斯大林要求严格保密,要求飞行员在无线电交谈中避免使用俄语,但作战时并不实际,联军其实自苏联加入空战的行列之后,很快自监听无线电通讯当中知道苏联的介入,不过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联军方面也选择缄默的态度,以免战事扩大。当时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从远东视察回国后公开宣称:“共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空军力量之一”,将空中对手名义限制在志愿军空军内,以免暴露苏联飞行员大批参战的真相[195]。


苏联空军认为米格-15初战对美军轰炸机的威胁使1950年11月美空军炸毁6座鸭绿江战略桥梁和10座朝鲜城市的目标未能实现[188]。美空军认为是由于地缘政治的限制,让轰炸机不能飞入中国大陆境内以及攻击来自中国大陆境内的防空炮火,造成执行任务的困扰。但在后来的持续轰炸中仍陆续将大部分桥梁炸毁[191]:220-230,并对修复的桥梁重复轰炸。米格走廊的有限区域以及大多数空战都集中在这个范围之内,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南下建立前进机场的意愿也不高,主要目的是阻止联合国军轰炸。中苏并不想用有限的战机资源与联合国军战机拼消耗,而是以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轰炸机主力B29为首要目标,击落或迫使其放弃任务提前投下炸弹返航,同时又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掩护攻击战机。从战果上来看,美军无法确保朝鲜半岛制空权,1951年4月12日,3-4个中队36至48架B29在近100架F80与F84掩护下,试图轰炸位于安东的鸭绿江桥梁,遭遇30架米格15攻击,3架被当场击落,7架严重受损,轰炸任务中断。经此“黑色星期四”,美国空军暂停了近3个月的大型轰炸机轰炸。1951年10月23日“黑色星期二”,联合国军再次组织了21架B29分2队在约200架F80、F84、F86和英制流星喷气式战斗机掩护下,试图轰炸朝鲜北部新建的野战机场,遭遇近150架米格15拦截,约50架米格突破护航战机防线;其中一中队9架B29因护航战斗机迟到4分钟,在米格15围攻下,6架被击落或坠毁;另一中队12架B29尽管有战机护卫,亦有损失。22日至27日6天之内,5架B29被当场击落,6架严重受损,返航中坠毁或降落后报废,另有10余架受弹。10月22日至27日的大规模空战影响到其后数十年的美空军战略布局,10月28日,美空军司令部越过各级指挥系统直接向前线的B29飞行员下令,停止大型轰炸机集群日间战略性轰炸,部分机组是在朝鲜时间凌晨于跑道上等待起飞时接到空军司令部的直接命令:后将轰炸机使用改为夜间小批量战术支援,将战略攻击力量的重心由轰炸机集群转向核武器威慑,并开始重视载弹量较少但更灵活的对地攻击机和多用途战机的作用。在朝鲜,美军试图以轰炸切断中国人民志愿军运输线的战略企图,最终未能实现。


中苏空军自1951年起配合作战,最初由有经验的苏联飞行员与美战机缠斗,掩护志愿军飞行员攻击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200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前司令员王海在其自传《我的战斗生涯》中写道:“朝鲜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196] 随着经验积累,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有效发挥自己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统计,志愿军空军在战争中共出动起飞2457批26491架次,有212名飞行员击落击伤过联合国军飞机。整个志愿军空军宣称共击落联合国军飞机330架,志愿军空军被击落231架飞机,116名飞行员阵亡[197]。据苏军总参谋部统计,第64航空兵军战斗出动共64300架次,参加空战1872次(有6462名飞行员对敌射击),击落飞机1106架,其中“佩刀”651架;另外还有153架飞机,其中40架“佩刀”被地面炮火击落。苏方军官亡142人(其中飞行员126人)、士官和列兵亡133人,飞机被击落335架,被击毁火炮6门、探照灯1部,在朝鲜战争中参与轮战的苏联军人为40,000人。美国方面的资料宣称一共布署647架F-86到韩国战区[198],总共损失231架,其中有飞行员本人或编队其他成员证实于空战中当场坠落的确定空战损失73架,不明原因34架,以及其他包括故障等原因的损失。考虑在作战中受损而未能回到基地的情况,如重伤后迫降损毁记作损失,重伤后于机场迫降损毁记作技术故障,因而空战损失的数字必会高于73架[199]。 F-80美国流星式总共损失277架,占参战总数的约1/3,其中确定空战损失14架,确定空战战果17架。 F-84雷电战斗轰炸机亦承担了战术攻击任务,总共损失335架,确定空战战果8架。


美方最初称在朝鲜空战中击落484架MiG-15,被击落48架F-86,近代重新统计后改为确认空战被击落103架F-86,其中92架是被MiG-15击落,确认空战击落379架MiG-15;MiG-15:F-86空战交换比在60年代媒体中一度宣称为14:1,后在数十年中定为10:1,后改为7:1,近代改为约4:1。[200][201][202]因联合国军机群通常处于数量优势,且MiG-15以拦截轰炸机为首要目标,主要战术以较少的MiG-15冲入联合国军机群,扰乱其队形,迫使其放弃轰炸任务。极少出现规模接近的MiG-15与F-86机群纯粹消耗性空战。战后美方成立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通称Top Gun),专门加强缠斗训练。


由于苏联空军受到的命令是不可以南下远离鸭绿江的地区作战,因此苏联空军绝少有战术性对地任务。志愿军后来还是用刚刚创建不久的空军和海军掩护陆军攻占朝鲜西海岸的大和岛、小和岛等十多个岛屿,并在这一过程中三次轰炸大和岛,其中第二次是人民解放军空军首次夜间轰炸。这是志愿军空军规模较大的战术性对地任务[203]。


核武威胁

1950年7月下旬,朝鲜战局对美极为不利,美国为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派遣10架未带核武器的B-29轰炸机到关岛,并将消息通过《纽约时报》广泛传播开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核威胁,但最后美国因国内外压力将B-29轰炸机调回国[204][205]。


1950年10月1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建议着手研究对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核打击的目标问题。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会上答问,美国会采取一切步骤围堵共产党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包括使用原子弹[206][207]。12月初,美国飞机模拟核袭击朝鲜首都平壤。1951年4月,9架B-29轰炸机携带核弹头派往关岛,继而飞至冲绳岛,并举行公开的核战演习。6月初,美军侦察机侵入中国东北和山东上空,收集关于空袭目标的情报[205]。


1952年12月2日至5日,刚当选美国总统之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回国后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115]:176-177。12月,毛泽东对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之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之方针任务报告之批语:㈠“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㈡“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㈢“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115]:17712月20日,毛泽东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115]:178。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又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核威胁,声称为结束战争,不惜扩大战争和使用核武器[205]。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第二天同参加联合国军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封锁中国;4月底,在毛泽东指导下,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构成纵深防御[115]:179。2月11日,美国开始计划对朝鲜开城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最终由于战争结束而未实施[205][208]。


停战板门店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117]:217。同日22时生效[61]:5210。主要内容:划定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并从规定地区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停止自朝鲜半岛[注35]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武器和弹药;协定生效60天内,双方直接遣返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召开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事项[61]:5210。双方签署《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209][210]。协定附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附件[61]:5210。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在三八线附近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由于参战双方签署的是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因此从国际法上来讲,当时这场战争尚未结束。


2009年5月27日朝鲜军方发表声明,宣布朝鲜退出朝鲜停战协定,将不再受军事停战协定约束[211]。2013年3月5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于声明中宣布,朝鲜将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212]。


2018年9月18日,大韩民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签订《平壤共同宣言》,事实上宣布战争状态结束[213]。


伤亡情况


1953年3月23日,第一批遣返的被俘美国军人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早期的统计50万余人次,阵亡、病故171,687人[214],2010年10月26日,中国抗美援朝纪念馆经过10多年全国走访查实,朝鲜战争期间全国志愿军战士阵亡共183,108人[215]。2010年6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朝鲜战争六十年暨半岛形势研讨会”上表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4,084人,负伤383,218人(因包含两次以上负伤而存在重复统计);患病后送入院治疗455,199人(因包含多次住院同样存在重复统计);战场失踪25,621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在战争中共死亡183,108人[216]。2014年10月29日,中国大陆民政部、总政治部清查确认,将尽可能多的士兵列入烈士后,得到抗美援朝烈士为197,653名,卫生勤务保障战线共救治伤病员838,417名,其中伤员383,218名,治愈归队217,149名。[46]


空军方面,参战的苏联空军10个航空兵师共损失米格15和La-11战斗机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苏联4个高射炮兵师和2个探照灯团共68人牺牲、165人受伤、损失高射炮6门和探照灯1台。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共损失231架飞机和126名飞行员。


联合国军方面,美军伤亡约14万人次。其中阵亡美军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次,扣除多次负伤后的负伤人数不详。“美国战役纪念碑委员会”在美国华盛顿“朝鲜战争老兵纪念碑”上刻有54,246的总死亡数字,包含因车祸等原因死亡的1万余人,现在这组数字依旧刻在纪念碑上。联合国军总共死亡628,833人,受伤1,064,453人,失踪470,267人。其中美军死亡54,246人,受伤103,284人,失踪8,177人[217][注36][注37]。据1955年美国国防部报告,美军7,190人被俘,其中93%(6,656人)是陆军。[218]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数据,运动战时期志愿军毙伤美军91,503人,俘6,319,降149人;其它联合国军6,136人,俘1,238人;韩国国军50,654人,俘29,278人。阵地战时期志愿军毙伤美军198,352人,俘749人,降1人;其它联合国军20,343人,俘250人,降2人;韩国国军304,966人,俘8,254人,降283人[219]。志愿军共击毁击伤坦克2,006辆,汽车3,165辆,装甲车44辆,飞机10,629架,各种炮583门。缴获坦克245辆,汽车5,256辆,装甲车51辆,飞机11架,各种炮4,037门,各种枪73,262支(挺)[219]。


战俘处理

主条目:朝鲜战争的战俘遣返问题


至1951年6月,联合国军共俘虏朝鲜战俘152,500人、志愿军战俘21,300人。共产党将战俘仍然看作战斗人员,在战俘营中成立了严密的组织,与联合国军进行斗争。[220]战俘最初一起被送往釜山收容所混合关押,后来由于两方之间发生矛盾,联合国军就将战俘按照国籍分开[4]。釜山战俘收容所是美军1950年下半年动工修建,主要关押伤病战俘,共有9个战俘收容所和2个战俘监狱及水牢,每个收容所可以关押1,500名左右战俘;居住环境比1951年4月和1952年5月修建之巨济岛战俘营和济州岛战俘营好[117]:27。


1951年5月30日,大批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开始被移往巨济岛战俘营[4]。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1,400人被俘,被俘人员中连排级军官有600人左右、营级30余人、团级5人、师级1人,主要被关押在巨济岛等地。[221]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2万多人被俘,有6,673人返回中国大陆,有1.4万多人到台湾[117]:3。战俘主要被关押在巨济岛、釜山,后来又大批转运到济州岛。在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的营地内,普遍爆发反共和亲共战俘之间的要求遣返和拒绝遣返的血腥斗争,得到美军以及韩国、中华民国政府支持的反共战俘首领最终占得上风。1952年4月8日,美军对战俘的去向进行“甄别”。朝鲜战争老兵冉宏图称,在甄别前夜,反共的战俘首领以挖心等方式杀害多名倾向于遣返的战俘。张泽石在其《战俘手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叫李大安的战俘带着一批台湾特务、变节分子残害亲共战俘,李大安用匕首挑着挖出来尚在跳动的心脏到处去恐吓其他战俘。最后,14,000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没有在甄别时选择遣返。冉宏图回忆,其实许多人内心并不愿意去台湾,有战友不想去台湾觉得被刺了字也不能回中国大陆而绝望跳海自杀。[222]1952年5月7日[117]:139,亲共战俘发动巨济岛事件,绑架战俘营长官杜德并迫使他承认虐待战俘后加以释放。美军战斗部队随即镇压这些营地,造成大批战俘死伤的惨案。亲共战俘在联合国军战俘营内也建立组织,使用包括活埋在内的手段处决妨碍斗争的战俘。[223]1953年4月20日,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开始交换伤病战俘,至4月27日美方共遣返志愿军伤病战俘1,030人,人民军伤病战俘5,640人;朝鲜、中共方面共遣返美军、英军和韩国国军等伤病战俘684人[117]:213。除了战俘之间的血腥斗争,另有数千名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死于传染病。从1953年8月5日至9月6日,联合国军共遣返志愿军战俘5,640名[117]:225。


联合国与韩国的被俘人员

参见:大韩民国国军战俘

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靠近中国边境的碧潼选址建立战俘营。碧潼战俘营位于位于鸭绿江和支流形成的一个半岛上,三面环水。开始只收容管理韩国国军以外的联合国军战俘,1951年3月之后,鉴于朝鲜人力物力的困难,韩国国军战俘也由志愿军管理。4月,志愿军政治部成立志愿军战俘管理处,下设4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其中2个俘管团收容管理韩国国军战俘,另2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收容管理美、英、法、土耳其、菲律宾等10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战俘[224]。至1951年6月,碧潼战俘营共有美军战俘2000余人,英军战俘800余人,土耳其战俘200余人[225]。由于严寒、极度的物质匮乏以及美军战俘中普遍的心理崩溃,在1950年至1951年的冬季和春季,战俘营内的美军战俘死亡一千余人,而其他国家战俘则少有死亡[225]。随着志愿军空军开始保卫后方交通以及停战谈判的开始,战俘营的物质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志愿军纪录大规模的战俘死亡在1951年夏得到遏制。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碧潼战俘营举办了一场模拟奥运会,参赛运动员皆为联合国军战俘,之后对此进行了宣传。


战俘遣返

1953年,交战双方达成《停战协定》。7月成立战俘遣返委员会。8月5日,交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117]:217。至1953年9月,人民军和志愿军方面向联合国军交还重伤病战俘684人、直接遣返的战俘12773人(其中韩国战俘7862人、美英法等国战俘4911人);联合国军向人民军和志愿军方面交还重伤病战俘6670人(其中志愿军战俘1030人、朝鲜战俘5640人)、直接遣返的战俘75,823人(其中朝鲜战俘70,183人、志愿军战俘5,640人)。9月9日,由印度、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波兰、瑞士五国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正式成立,印度中将蒂迈雅中将当天到达朝鲜半岛任主席[117]:225-226。按照朝鲜停战协定,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设立之“中立区”中看守,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派人向战俘进行90天解释工作[117]:226。余下的不直接遣返的22,604名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其中志愿军战俘14,704人、朝鲜战俘7,900人)与359名联合国军及韩国战俘(其中美军战俘23人、英军战俘1人、韩国战俘335人)被转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在中立国监督下,战争双方派出代表对战俘解释,由战俘自己选择去向[184]:514。


解释期间,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被送往北营。在战俘转移到中立区的第一天,反对共产党战俘就当着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军主席蒂迈雅(K. S. Thimayya)中将的面,几乎把两名向印军寻求遣返的战俘活活打死。被彻底震惊的蒂迈雅意识到,这些战俘首领将以严酷的纪律阻止任何人在解释期间遣返[226]:122。反共的战俘首领通过暴力恐怖严密控制绝大多数战俘,成功抵制解释工作。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直到10月10日才正式开始对战俘之解释工作[117]:229。到90天解释期结束的1953年12月23日,仅有10天时间被用于解释。22000余名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中经过解释的只有3166人,这3166人中仅136人要求遣返,但同期却有数百名战俘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营地要求遣返,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因此认为,“战俘在表达愿望时所必须采取的这种不正常方式,使人们很自然地怀疑到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个人。”[227][226]:199反共的战俘首领们从韩国和中华民国政府获得指令,设法“肃清潜伏匪谍,提防分化阴谋”[228]。在印度军队看管期间共有38名战俘死亡,其中多数因为被怀疑有遣返倾向而被反共战俘杀害,其中最著名的是谋杀张子龙案。据遣返的战俘控诉,反对共产党战俘挖出张子龙的心脏以恐吓希望回国的战俘[229]。美国记者极力否认此事,称其为共产党的污蔑[230]。在解释期满后,中立国委员会又为战俘摆脱反对共产党首领的控制提供两次机会:1953年12月31日,印军对战俘“点名”,131名战俘趁机提出遣返;1954年1月20日至21日,在印军向美军移交战俘时,又有104名战俘抓住最后的机会逃脱战俘首领的控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其提交的报告中认为,未寻求遣返的战俘并不都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们被在战俘营内长期灌输的恐惧所控制。蒂迈雅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226]:205。而那些要求遣返的战俘,毫不意外地被美、台的宣传机构贴上“共谍”的标签[231][230]。


1953年12月23日,联合国军单方面终止对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的解释工作。尽管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强烈要求延长解释期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主席也认为延长解释期限是合法和必要的,并承认绝大多数战俘尚未经过解释程序,但由于联合国军拒绝协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投票决定对战俘的解释工作结束,并将剩余战俘移交给联合国军[232]。联合国军方面战俘经过解释后,有224人拒绝遣返[224]。1954年初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命运分别为:志愿军战俘440人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14,235人前往中华民国,12人前往印度;朝鲜战俘188人返回朝鲜,7,604人前往韩国,74人前往印度;美军战俘2人返回美国,21人前往中国;英国战俘1人前往中国;韩国战俘8人返回韩国,325人前往朝鲜,2人前往印度[184]。


返回中国大陆的7000多名志愿军战俘中有6064人被集中到位于昌图县金家镇的归国者管理处。至1954年3月,92%的战俘被开除中共党籍、共青团团籍、解放军军籍,其中约4600余人只被承认被俘前的解放军军籍,30多名干部和少数伤残人员转业,其他战俘则全部复员,复员的战俘的档案中被注明“控制使用”[233]。1980年,在返回中国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向全国人大申诉后,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80)74号”文件即《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中国大陆官方开始对志愿军战俘重新审查、正确处理,如战俘张泽石得以平反、恢复党籍军籍,还成为2011年感动中国候选人[234][235]。


抵达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在台湾被称为“反共义士”受到隆重的欢迎[236],中华民国政府专门划出“义士村”供他们居住,政府还将1月23日定为“自由日”进行纪念。欢迎之后,由蒋经国主持、谷正纲办理,对来台战俘进行思想改造和审查,包括自我清查反省,刺血字、写血书、举行向蒋中正宣誓效忠仪式等。[237]被清查及自首的4410名曾加入中共党团的战俘被注记档案后交接编单位,其中被认为情节严重的15人被移送“感训”。[4]在战俘营时,中华民国方面曾向战俘承诺去台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则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238]。战俘们被逐个审查后,补入国民党军基层。[222]据去台战俘赵英魁回忆,到台湾之初,有的战俘因不愿意当兵而遭到干部的不断纠缠而自杀,还有的战俘抱怨“国民党不守信用”,遭“政治战士”检举,被捕后以“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的罪名被判死刑或徒刑[239]。1958年8月28日,金门炮战爆发,有前志愿军战俘带枪浮水游到厦门。冉宏图也想逃跑,但由于企图早被发现而未果。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使国民党当局又针对战俘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冉宏图就曾被要求参加国民党,但他拒绝了。[222]


除去返回大陆和前往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以外,在中立区解释结束后,有12名志愿军战俘选择前往中立国印度,其中2人后来返回中国大陆。[240]


战争罪行

对朝鲜平民的屠杀

韩国学者金荣范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唯一没有屠杀平民的队伍,而朝鲜战争中其他参战方,朝鲜、韩国和美国都有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行为。根据屠杀者的身份,对平民屠杀可分为三类:右翼(韩国国军、警察、右翼团体)对本国平民的屠杀、左翼(朝鲜人民军、游击队及左翼团体)对本国平民的屠杀,以及美军对朝鲜半岛平民的屠杀[241]。


“据报有大批的平民要么全部是朝鲜人民军,要么由朝军控制,正试图渗透我军阵地,军队已经要求对所有难民人群扫射”。(韩国及原南朝鲜军政厅)


1950年,保导联盟事件

参见:保导联盟事件、济州四·三事件和江华岛屠杀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南方和北方被美苏分别占领。南方在处于美国军政的时期,出于政治对立原因的大规模屠杀已经开始。如美军犯下的南原屠杀,1946年10月数千民众遭到屠杀。1948年4月,南朝鲜劳动党在济州岛发起的起义遭到南方军警镇压(济州四·三事件),韩国国军在全岛的大屠杀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结束,美军也卷入其中,至少3万无辜平民遭杀害。韩国国军以“讨伐共匪”的名义,对劳动党的支持者和被怀疑为“通匪分子”的平民展开屠杀,而被左翼游击队认为反共的平民也会受到报复。双方的对立在战争爆发后进一步升级[241]。


战争初期,韩国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对被认为“通匪”的人士展开屠杀,对象主要是保导联盟成员和政治犯,目的是预防他们加入朝鲜。韩国国军在保导联盟事件中屠杀10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与共党关系极浅甚至毫无关系,保导联盟事件是韩国当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事件[241][242]。


仁川登陆后,韩国国军在收复的本国领土以及随后占领的朝鲜城乡组织“治安队”、“灭共团”等组织,对朝鲜劳动党党员和被怀疑为亲共人士的平民进行大规模的清查和处决。在智异山一带,人民军残留部队与韩国国军之间作战时,很多居民被双方以“反动份子”或“通匪份子”的名义杀死。尤其是韩国国军在“坚壁清野”计划下的“敌性部落”焦土化计划,为屠杀平民提供借口[241]。


战后韩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其屠杀行为,直到1980年代及90年代其政府结束军事统治,才开始承认在战争犯下屠杀平民的暴行[243]。


朝鲜及原北朝鲜人委

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的两三个月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大部分地区期间,在各地甄别,对韩国政府官员、军官、警察、宪兵、资本家、商人及相关人士侦察和审判,屠杀了12万9千名右翼人士、军警家属、公务员等。被屠杀者中很多人是被认为是右翼人士而被杀害[241]。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8日攻陷汉城(中文今译作首尔)当日,即发生了韩国平民、伤兵及医生遭到人民军部队集体虐杀的汉城国立大学附设医院屠杀事件,700至900人遇害[244][245]。


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在撤离的过程中也多次犯下集体屠杀的罪行。例如,朝鲜人民军撤离大田时,曾大肆屠杀平民[注 38][246]。


朝鲜人民军还绑架了43,000名韩国平民,其中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其目的是利用他们在战后从事建设以及消除反共份子[247]。


美军

参见:老斤里事件、信川郡大屠杀和朝鲜战争细菌战

韩国学者金荣范将美军在韩国地区内的屠杀事件分为三类:在交战地区对平民枪杀、炮击;将正有平民通行的桥梁炸毁或放毒;对平民的轰炸和扫射;交战中的机枪乱扫[241]。


1950年朝鲜战争中遇难的朝鲜妇女

美军屠杀行为中最为人知的是老斤里事件,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部队在老斤里屠杀近300名难民(韩国政府在2005年发表的数字是163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不久后又在倭馆和马山真北面先后杀害数十名难民。美军的解释是,为了防止难民群中可能混有人民军,上级下达“可疑的避难民,无条件射杀”的命令。美军为了防止人民军坦克部队跨渡洛东江,炸毁倭馆桥,当时桥上的数百名难民大部分被炸死或被淹死,幸存的难民在游向河岸时遭岸上美军机枪扫射,很多人丧生。美军炸毁庆尚北道高灵郡的德胜桥后,军机立刻对洛东江边和村庄里的避难人群展开轰炸和扫射。美军步兵和战机多次扫射平民,造成无辜的死亡。例如在昌宁郡的草幕村,在马山的一个村庄,在马山的珍北面梨木里,都有大量平民被杀。[241]


2001年韩国有议员展示40年前国会调查报告显示,美军曾在朝鲜战争初期屠杀大批无辜平民。[248]美军在韩国境内盲目的空中轰炸与机枪扫射,造成平民的大规模死亡。金荣范认为,虽然有的轰炸可能属于误判,但根据后来公开的资料,有些轰炸是有意为之,因为发现有人民军潜伏在百姓当中。朝鲜政府指控仅1950年7月,美军在韩国的13个市、道共屠杀42008人。[241]2008年,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经过两年的初步调查,要求对美军1950年至1951年期间在韩国制造的超过200起屠杀平民事件展开调查。[249]“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说,委员会成立2年多来,已收到数百人提供的线索,要求对美军1950年至1951年期间制造的超过200起屠杀平民事件展开调查。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又译“追求真相和解历史整理委员会”)历时2年半,根据解密档案文件资料和目击者讲述,完成针对美军在朝鲜战争初期多次屠杀无辜平民的首轮调查,揭开历史真相。美国军方在压力之下对此展开16个月的调查。五角大楼最终承认大屠杀事件,称“老斤里事件”是“一桩悲剧”美联社3日公布部分调查结果。“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说,委员会将敦促韩国政府代表受害者向美国索赔。[250]


1950年9月10日,美军仁川前向月尾岛用凝固汽油弹轰炸。[251]


朝鲜方面报道,美军在1950年10月中旬到12月底的“北进期”,共屠杀17万多名平民。[241]例如黄海道信川郡的屠杀。朝鲜指控这个郡里美军屠杀三万五千余人并说美第八军司令向士兵号召“朝鲜人,哪怕是个幼儿,老人,你们的手也不要打颤,杀呀!”。[252][253][254]


1949年的《日内瓦第四公约》[255][256]规定:处于冲突一方权力下的敌方平民应受到保护和人道待遇,禁止破坏城镇、乡村(第五十三条指出:但为军事行动所绝对必要者则为例外)、杀戮、胁迫、虐待和驱逐平民[256]。战后1977年《日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257],首次明确禁止大规模轰炸平民[258]。美军在朝鲜大规模空军轰炸和海军炮击[241]。据朝鲜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952年5月,有18000名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联合国军的轰炸[259]。1952年夏,为了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屈服,美军从7月11日起发动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除了军事设施,城市和乡村也成为轰炸目标[224]:250。7月11日,联合国军出动战斗轰炸机1200架次、B-29轰炸机52架次轰炸平壤,平壤电台称轰炸造成1500座建筑被毁、6000余居民死伤[260]。到8月中旬,持续的轰炸已造成1万多平壤平民死伤[259]。8月29日,联合国军又对平壤发动更大规模的轰炸,出动飞机1403架次[260]。除了平壤,其他77座朝鲜城市也遭到轰炸。朝鲜方面说:“从平壤到农村,所有的城镇都变成废墟”,“任何还能被破坏的东西都没有了”,“每天伤亡的人数比争议中的遣返人数还要大”[261]。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等国政府多次谴责美军对朝鲜无辜平民的轰炸,称其为“违反国际法与人类道德常规的罪行”[26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方指责美军在两国边境地区进行细菌战,说细菌战致使大量的平民死亡。[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中外历史学者对细菌战是否属实,看法并不一致[272][273][274][275][276][277]。美国则全盘否认细菌战的指控。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多次否决由国际红十字会或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提案[278],而世界和平理事会及受到中朝邀请的六位六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进入北朝鲜和中国大陆调查,则认定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279][280]。


对战俘的罪行

美军

中国大陆、朝鲜战俘指控美军拿战俘进行化学毒气和细菌原子武器试验,后来爆发著名的“巨济岛事件”。[281][页码请求][282][283][284]。联合国军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军官控制了部分战俘营,制造暴动,据联合国军称仅使用催泪气体。[184][285][286]。


中国大陆记录的美方罪行还包括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两国红十字会代表的人身安全,如用枪撞击和殴打他们。最终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奈德林宣布解散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协调组,终止联合访问[287][页码请求][288][289]。


美国是1941年《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但美国国会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才批准此公约,因此战争期间公约对美国并没有法律约束力[290][291]。朝鲜声称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从未履行过日内瓦公约。


美军曾对女性志愿军战俘强迫脱光检查、脱光衣服电刑、性骚扰、强奸。[292]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导到1951年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战俘死亡总数就已达13,814人。在板门店接收战俘时看到的景象触目惊心[288][289],归国战俘还描述美军派出台湾特务潜入战俘营,在战俘营内成立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据称对战俘刺字,用罚爬、罚跪、吊打、往肛门里灌辣椒水、裸体塞进装碎玻璃的汽油桶里在地上乱滚、甚至生生掏出其他战俘心脏逼迫其他战俘吃掉等酷刑虐待不愿接受“转化”的志愿军战俘。在甄别前夜,72号战俘营的战俘林学逋号召回国并高呼“毛主席万岁”,被李大安割下刺字处的皮肉后又被剖心而死。第71号战俘营在巨济岛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开枪。美方禁止志愿军战俘在1952年8月1日解放军建军节和8月15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升旗仪式,还枪决不服从管理的部分战俘。10月1日清晨6时,巨济岛战俘营中同时升起10面五星红旗。美军用包括坦克在内的武器向战俘营进攻。最终志愿军战俘死亡56人,负伤10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致谴责美军虐待战俘[281][293][294]。美国记者引用国际红十字会报告,宣称: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弗雷德里克·贝里(Frederick Bieri)在战争期间多次访问联合国军战俘营,有时没有事先宣布,以监察联合国军是否遵守日内瓦公约。他询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战俘对战俘营待遇是否满意,并察看战俘饮食与在医院接受的医疗。国际红十字会将他的报告送往朝鲜政府,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战俘抱怨受到任何虐待[295]。国际红十字会表示:从1950年7月到1953年8月,国际红十字会共访问韩国的联合国军战俘营160余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宣称会遵守日内瓦公约,而国际红十字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多次请求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仍然拒绝依日内瓦公约,让国际红十字会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的战俘营[296][297]。


1950年绞杀战期间,美军飞机将防护薄弱的战俘营作军事打击目标。多次轰炸位于中国大陆与朝鲜边境通往中国人民志愿军关押联军的战俘营补给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报道造成80%以上的补给毁于联军轰炸,甚至直接空袭战俘营[298],将炸弹投入战俘营内,造成伤亡。[298][299]美方指出这是由于朝鲜拒绝明显标识战俘营,或是给出战俘营的准确经纬度,所以无法避免[300]。


朝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联军战俘被遣返后报告大量虐俘案例。联合国大会于1953年12月3日通过804号决议,称:对于朝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多次使用非人道手段对待联合国军及朝鲜平民之行为之报告与消息深表关切。

对于谋杀、残害及虐待战俘与平民或犯其他暴行之政府当局一律予以谴责,因此种行为破坏国际法之原则,违反人类品德之基本标准,有损人权及人格尊严与价值。[301][302]

朝鲜人民军有屠杀美军战俘的记录。包括1950年7月的斗满屠杀事件和8月17日的303高地屠杀,45名美军战俘双手被反绑后,被朝鲜人民军用机枪射杀[303]。1950年的顺天隧道屠杀是在平壤将失守前,朝鲜人民军将180名美军战俘用火车向北运送,其中68人于10月30日在顺天隧道被朝鲜人民军分批射杀,其余战俘则死于疾病与营养不良[304]。


1950年冬至1951年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中43%的美军士兵死于饥荒和疾病[305],有联合国军战俘则认为,“战俘营都在鸭绿江旁,很易取得补给,管理方是故意少发粮食造成饥荒以为共产主义宣传作准备”[305]。麦克劳林少校第一个冬天在战俘营体重减了66磅,他估计那一年有1700名战俘死亡[306]。有英国战俘指其煮食野草,全身浮肿得“站起来时脸是瘦的,手和下身都肥肿起来”[307]。《韩国暴行!:被遗忘的战争罪行1950-1953》(Korean Atrocity!: Forgotten War Crimes 1950-1953)一书则指控美军战俘在战俘营中被饿饭和殴打的事例。美方《敌军工作史料》中指出,美军战俘“在碧潼每天死亡三人”、“晚上没有被子盖”。据费席尔的回忆,他被人夜以继日地拷打,以强迫获得细菌战的供词[308]。


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对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俘遭遇到的暴行举行听证会,美国战争罪行调查组长陶德中校作证称,在1953年11月底之前,依保守计算,美军战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战争罪行而死亡的人数是5639人。美方埃伯特(Abbott)中校作证称,“军医将美军战俘受伤的手臂缝入鸡肝,再缝合伤口,声称这会帮助伤口愈合。而他看到的是多数战俘因此伤口溃烂,痛苦不堪”。听证会的报告,列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犯下的战争罪行与危害人类罪,指出对于美国战俘遭遇到的暴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政府同样有罪,应该负责[309]。英国战俘德里克·肯声称因在战俘营多次越狱逃跑,被捕获他的志愿军军官殴打,单独禁闭,威胁要杀他。直到停战协定签订前一天,因为他要求与访问战俘营的国际红十字代表见面,被威胁不遣返他回国。英国女王因为他对敌人坚决不屈而授勋给他[310][311]。美国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曾前往看管美军的战俘营采访,作报道称“比得上瑞士度假村”[312]。有回国的联军战俘批评威尔弗雷德·贝却敌的言论,并且有战俘声称贝却敌直接协助对战俘的审讯[312]。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战俘进行洗脑”,到1953年时,7190名美军战俘中有70%批评美国参战,而不合作的战俘则遭到殴打、被迫跑步、跪在雪地里被泼冷水等惩罚[247]。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回忆录《朝鲜战争》正面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善待俘虏,和朝鲜人民军虐待甚至射杀俘虏完全不同[313]。停战后的1953年8月,双方互访战俘营,据中国大陆报导,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军代表参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营后表示:“超乎预想,提不出太多的疑问”[314][3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认为在志愿军战俘营中的美军战俘死亡是因为美军在朝鲜与中国大陆边境进行细菌战,致使战俘营瘟疫爆发;空袭战俘营,导致物资短缺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责,是试图将美军袭击战俘营和细菌战造成的后果,栽赃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316][317]。此外,美国总检察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曾经公开说过:“美国战俘在朝鲜囚禁期间,如与共产党合作,将面临可能执行死刑的叛国罪的指控。”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参议员小理查德·罗素写了一份声明称:“那些与共产分子合作的、在假口供上面签字的人,应该迅速被清除出军队,而不是给他们以荣誉。”除了美国政府和军方制造的威胁与压力外,战俘还要承受使其家人蒙羞的巨大心理压力。这被认为是许多美国战俘指控“中国虐待战俘”,或者回国后推翻其此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说法的原因。[318][319]


影响与纪念


韩国经济在战后遭到严重破坏,李承晚在战后仍然以统一为目标,不重视经济发展,不断计划随时再和朝鲜方面开战。四一九革命后,李承晚总统下台,局势依然并没有缓和。此后朴正熙总统执政期间更出现“实尾岛事件”,双方敌对的气氛并没有因领导人转换而改变。朝鲜和韩国的领导人进行过几次会面谈话,但碍于双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根本差异,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进展。


韩国在1994年于汉城(现已改名首尔)开放韩国战争纪念馆,展出包括朝鲜战争在内的历次韩国战争史料。2009年的朝鲜战争纪念日,首尔清溪川广场悬挂联合国以及世界各个出兵参战国的国旗以感谢其在朝鲜战争时期对韩的大力援助,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国旗,以感谢中华民国当时的援助(中华民国国军当时愿意派兵参战,被美拒绝[320],转以非战斗方式援助)[321]。


2020年10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表示“韩国战争分明是南侵战争”,“是(北韩)受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唆使后侵略南方的战争”,“联合国军在危急关头拯救了我国。”这是韩国高官就韩方所认为的中国大陆歪曲历史事实首次作出的表述[322][323][324][325]。韩国外交部则提及联合国安理会曾发布要求朝鲜立即将军队撤回38线以北的决议[326]。JTBC记者走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展览时,注意并提出展览未提及金日成发动战争之事[327]。


朝鲜


1958年11月22日,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政治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

在这场战争中金日成得到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帮助[196],虽然朝鲜在战前希望达到的统一祖国和其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328],但正是由于这场战争,金日成得以继续统治朝鲜。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朝鲜政治稳定,外交上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经济发展创造所谓“千里马速度”,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优于韩国。但由于朝鲜经济是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环,结构单一,缺乏可持续性,故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宣告结束之后日益艰难,人民生活质量不升反降。1990年代朝鲜经济崩溃。在金日成死后,他的儿子金正日独裁权力巩固。朝鲜人民的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国际社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不断对朝鲜提供经济援助。


过去60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双边关系虽然曾经出现过多次矛盾与纠纷,例如金日成在1956年同时肃清朝鲜劳动党内亲华的延安派与亲苏联的苏联派,而在1960年代,朝鲜在中苏交恶后在敌对的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左右逢源,来回摇摆,保证自身的最大利益[329],但总体上两国关系仍然是较为稳定的友好关系[330]。同时尽管朝鲜与前苏联也有过多次矛盾,但双方关系总体上也较为稳定[331],直到苏联解体前夕苏联与韩国建交导致苏朝断交[332]。


为了纪念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帮助,朝鲜政府于1953年8月建立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原在平壤市中心区解放山洞,后迁至西城区和普通江区交界的普通江畔,再迁至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塔园区。该馆有80多个陈列室,展示自抗日时期至朝鲜战争的有关文物及史料,1959年10月25日志愿军赴朝参战9周年纪念日朝鲜政府建成友谊塔。该塔坐落在平壤市区牡丹峰西北侧的山岗上。1984年10月25日扩建。塔高30米,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塔身由1025块花岗岩和大理石砌成,象征着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纪念日。塔身正面嵌有“友谊塔”三个朝文镏金大字,每字重40公斤。塔顶有一铜坯镀金五角星,重500公斤。塔正面镌刻着纪念碑文,两侧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两国军民并肩战斗的石雕。


2013年7月25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军委委员长兼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为建于平壤荷花池洞的参战烈士墓剪彩。27日,朝鲜政府在平壤金日成广场组织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纪念停战60周年,中国大陆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为首的几名政府官员陪同朝鲜领导人观看,中国大陆和朝鲜双方还各自安排一些战争老兵参加。阅兵式上出现一些身穿朝鲜战争时期军装的方阵和战争老兵车队,后面的群众游行队伍还举出志愿军参战时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在2018年7月27日,根据朝鲜央行相关消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政令,宣布发行《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币。《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币分为金银铜镍币。纪念币正面是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及纪念塔图案,外环郑重的刻着“1953-2018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1953-2018”字样,以及防伪珠点等。背面中央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徽,上方写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下方写有“主体107(2018)年”字样,金银币左右两边和中间分别标有纪念币纯度、重量和面额。金币为999纯金制造,发行量65枚;银币质地为999纯银,发行量650枚。铜币发行量1000枚。镍币发行量1250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 逃亡者

主条目:脱北者和越北

自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朝鲜人民中不断有越境逃至韩国的难民。1990年代以来,由于朝鲜经济困难及迫害,形成北方逃南者的趋势。从朝鲜逃亡至韩国或其他地方的人又称为“脱北者”。自从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超过九千名朝鲜民众逃到韩国。2007年初,这个数字突破一万。韩国统一部的发言人表示,从1990年代以来,逃亡难民大批增加。仅2002年到2006年,就有七千名朝鲜民众逃到韩国。很多朝鲜人先是偷渡到中国或俄罗斯(少部分为蒙古),然后转到韩国或其他国家(少部分为日本)。


美国


在朝韩非军事区的美军军官

美方纪录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阵亡33,686人、受伤103,284人和被俘4,714人,共约14万人[30]。中国大陆方面声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阵亡、受伤和被俘共397,543人[25]。美国虽然没有达成韩国统一的目标,但是达成捍卫日本和促成北约合作的目标。朝鲜战争鼓励美国采取冷战围堵政策,为美国进一步扩大亚洲防卫圈铺路。这些冷战政策最终导致美国企图阻止越南落入共产主义手中。战争也使改进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变得复杂,两国相互隔绝长达25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才得以改善[333][334]。


朝鲜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五星上将布莱德雷说,假如按照麦克阿瑟的战略计划,把在朝鲜的战争延伸到轰炸中国东北和封锁中国海岸,那将会是在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335][336][337]。


1995年华盛顿特区建立朝鲜战争纪念碑。经历越南战争洗礼之后的美国人,几乎已将这场战争遗忘,故此朝鲜战争又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The Forgotten War)。


2013年7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朝鲜战争结束60周年之时发表演讲,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最后赢家是联合国军:“那场战争并非平手,而是韩国赢了。当5000万韩国人生活在自由、强劲和民主与世界最蓬勃的经济体之一时,朝鲜的落后、镇压与贫穷与其形成鲜明而且强烈的对比[338]。这就是胜利,这就是前人留下的遗泽[339]。”[340]


此外,战争促进美军内部的民族融合,有超过10万名黑人士兵加入军队至朝鲜半岛作战,这是美军首次大规模地将黑人与白人士兵混编于同一单位[341]。


美国至今仍在韩国驻有两万八千人的军人。(参见:驻韩美军)


苏联

战争对苏联的影响十分复杂,一般认为苏联是最大赢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成功逼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对抗美国等盟军,也借此出售大量二战剩余军事设备赚取资金物资,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65年才清偿完所有欠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战后又“用英语抱怨”苏联是“死亡贩售商”(merchants of death),在朝鲜战争期间出售大量劣质枪炮弹药给中华人民共和国[342]。而对于整个冷战格局而言,苏联成功地将美国的注意力一定地吸引至远东地区,从而使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对下降;同时也造成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经济实力有所降低,为苏联实现两国之间的“平起平坐”提供契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联通过朝鲜战争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资本主义阵营、尤其是美国战斗到底的决心[344],打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的顾虑[345][346],从1952年起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大陆建设全面的工业基础,这些援建项目以及1954年定下的几十个工业项目被合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大陆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国大陆打下冶金、石油、矿山采掘、煤炭、发电、电力装备、机械制造、纺织、造纸、制糖、航空、航天、交通铁路、国防兵器制造等全面的科研生产基础,中国大陆从此开始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建设道路,并最终自主研发核武器。1954年,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华谈到关于旅顺港交还中国事项,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毛泽东因刚刚停战,最初曾对苏军在当时要撤走表示犹豫,担心美国人可能会利用苏军撤出之际发动进攻。后得到赫鲁晓夫的若发生敌对性进攻行动,苏联会提供帮助的承诺后同意苏方撤军。同时在谈判后苏军对中方人员进行了大量培训并移交了大量海陆空三军设备[347]。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的抗美援朝纪念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屡次陷入惨败或极其被动的局面,朝鲜战争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大大增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就此形容:“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348]朝鲜战争也大大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英国的大卫·斯科特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站起来了:中国与国际体系》中援引众多发表于1950年代的评价。其中提到,约翰·G·斯托辛格称,“1950年以后,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变成敌对的,威胁性的,始自朝鲜战争”;肯尼斯·杨格称,“几乎没有疑问的是,朝鲜战争提升了红色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的声望”;美国托派伊罗生总结道,朝鲜战争使人“震惊”,“带来中国作为战士与敌人的新形象”。理查德·L·沃克称,“朝鲜战争的重要结果之一,是红色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声望就此建立起来”[349][350][351][352][353]。同时,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一线作战部队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意志亦曾赋予高度的评价[354]。


参加朝鲜战争对于朝鲜的意义在中国大陆包括志愿军老兵及其后代中在停战几十年后开始出现激烈争论,中国大陆和朝鲜两国对待此次战争认知方面的分歧在21世纪开始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而逐渐凸显。2000年,一批志愿军老兵访问朝鲜,回来后表示看到“他们仍然在水深火热中,很痛心。”[355]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经历过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老兵、军事史作家刘家驹在结合自身经历和研究后认为朝鲜战争是“在斯大林的指导下,毛泽东的参与下,满足金日成吞并韩国的野心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为了金日成‘火中取栗’的‘侵略战争’”,“我们中国人给他挽救了半壁河山,也留下了祸根。”在围绕中国大陆因朝核问题而制裁朝鲜引发的两国论战中,中共官方媒体一改往日隐去朝鲜发动战争的做法,由《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17年5月点明“如果不是金日成要统一半岛,半岛怎么会爆发战争?……中国承担了朝鲜当年‘任性’与妄动的大部分成本”[356]。新华社网站2020年10月刊登的署名文章陈述:“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两个有联系却有区别的概念;朝鲜战争是世界上对朝鲜半岛上发生的那场国际局部战争的称呼,抗美援朝战争则是中国对自身参加朝鲜战争的定义。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本不应该打(这却不在中国控制能力之内),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根据战争爆发前和战时苏、中、朝三方往来电报和一些内部文件,“深刻地说明了新中国入朝参战是反侵略和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357]


2020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金银纪念币1套,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1枚[358]。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仍健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359]。10月23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了讲话。[360]。习近平表示,“抗美援朝战争”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扩张”[361]。同时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表示朝鲜战争是内战,是因为“美国的介入”而演变成国际战争。


中华民国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曾于6月29日致电给麦克阿瑟,表示愿意出兵三万三千人和三十架战斗机支援,但受到麦克阿瑟的拒绝,时任中央日报董事长董显光表示麦克阿瑟也曾有意接受中华民国的提议,但是因为英国及英联邦军队不愿与中华民国国军合作而被参谋部拒绝(英国已于更早之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在《麦帅回忆录》和《蓝钦使华回忆录》里则透露,麦克阿瑟于7月31日曾访台两天,并且发现中华民国军队多素质不高:陆军平均年龄超过四十岁、多用一次大战时期的武器、且大多是文盲,难以熟悉新装备的使用;空军有一半左右的飞机必须待料检修,油料和弹药大约也只够战时的一两个星期使用;海军舰艇有半数失去作用,基隆的码头甚至有一舰艇改为“水上招待所”对外营业。认为中华民国政府自顾不暇,遂打消此念头。[362]


对于当时迁移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而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以防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进攻台湾,或是中华民国国军反攻中国大陆,这也致使台湾地区分治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直接导致中(共)美关系破裂,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国际长期孤立;美国同时认识到当时仍在联合国并代表“中国”保有安理会席位的中华民国对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重要性,因此将台湾重新纳入防御体系。日后美国主张协防台湾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台湾决议案》即是基于朝鲜战争的影响。美国也因此改变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态度,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以及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直到七十年代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升温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为止。


朝鲜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曾多次提议派中华民国国军前往朝鲜半岛参战,亦曾获得麦克阿瑟支持[363],但遭到联合国、美国和韩国李承晚反对,然而中华民国仍有进行物资援助[364][365],且因朝鲜战争的缘故获得美援。许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在选择遣返目的地时选择台湾,鼓舞了国军士气,他们抵达台湾的那天也被定为一二三自由日[366]。


后来朝鲜战争被一些史学家称为“国民党的西安事变”,意思是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朝鲜战争救了国民党[367]:770[368]:263。


日本

美国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扩张,对日政策转变为将日本变成美国的强大盟友[369][370]。日本表面上并未参战,但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秘密派遣扫雷舰参加战斗,而日本与朝鲜战争最明显的关系是战争期间美军在日本大量的物资采购,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复苏产生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奠定日本之后成为经济强国的基础[371]。驻日盟军总司令也中止原本支解日本财阀的计划[369][372][373]。同时,由于美国对日本战争期间的物资供应的依赖,不得不重新任用战前日本国内各行业的领导者。很多二战战犯都相继复出,重新扮演日本政商各界的重要角色[374]。


英国


2014年12月揭幕的伦敦朝鲜战争纪念碑

英国是反共阵营的重要国家,再加上身为美国的盟友,在若干议题上(例如马来亚爆发的反英运动)需要换取华府方面的支持,因此在外交及军事上都采取对抗朝鲜的行动。1950年7月,英军进入朝鲜半岛,此后赴朝鲜半岛服役的英国军人共计超过9万[375]。


10月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这种政策受到挑战。对外,伦敦担忧与中国大陆的敌对会危及英国在华利益,甚至使共产阵营对香港等远东殖民地构成威胁;对内,二战后元气大伤的英国因为武装政策及军费开销而使国库吃紧,冲击民生及社会福利预算。而在韩国总统李承晚公开指责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派兵国“影响麦克阿瑟遭到撤职”[376],之后英国民众对李氏及韩国第一共和政权的腐败、专制产生极大反感,舆论立场也逐渐转向反战。


工党及艾德礼内阁的朝鲜战争政策失去民心,党内也因为舆论压力及预算问题爆发分裂,这些因素使得工党在1951年的国会大选中落败。而选前抨击工党将英国拖入朝鲜战争泥淖的保守党,则在丘吉尔的带领下取得执政权。丘吉尔重新上台后,迅速改变立场,推动停战政策,使英国得以从朝鲜半岛的难题抽身而出,同时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不再支持美国[377]。


战后的英国是联合国军组成诸国中最后一个于首都立碑纪念者,伦敦朝鲜战争纪念碑在2013年11月奠基,2014年12月3日进行揭幕典礼[378]。


撤军问题

撤军问题其实从1951年7月双方开始谈判之前就提出。本来中共是想将撤军问题也纳入谈判议程,但是美国方面坚决反对。为了尽快停战,毛泽东经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后,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再谈判解决,而不将其作为停战的前提条件。但是1953年7月停战后,原定应在三个月内召开的高一级政治会议(解决撤军问题、统一问题、和平协议等重大问题)却未能召开。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朝鲜问题也是无果而终。1958年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决定于当年年底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3月15日,撤军开始。10月22日,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率领志愿军总部官兵撤军回国。10月26日,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379]。


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

从1945年到1961年间,美国与联合国向韩国提供了3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为韩国经济提供投资融资,保持国际收支逆差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以重建世界经济和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美国对大韩民国的经济援助,最初是由朝鲜政府成立后不久于1948年12月10日签署的一项条约发起。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成立了一个名为联合国韩国重建局(UNKRA)的新组织,该组织于1950年12月1日成立,并通过美军采购了食品,向韩国平民提供了大量援助。到了1954年,援助金额已达到4.5亿美元。援助的物资和细节各不相同,包括旧衣服、面粉、毯子、床、米、盐、荞麦、卫生盒、橡胶鞋和焦糖。在美国的援助物资中的玉米面袋,背面都用韩文写着“美国人民捐赠”。这些援助由美国国防部于1953年7月1日至1955年6月30日成立的对外活动办公室(FOA)和1955年下半年接管的国务院国际合作办公室(ICA)监督。从1953年到1961年,该援助总额为17.4亿美元,占所有援助的最大份额。在首尔成立了由韩国和美国政府的一位代表组成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后,该委员会就整个经济问题与韩国政府进行了磋商,而韩国政府有义务接受委员会的建议。


韩国经济得以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复苏,主要得益于美国和联合国的免费援助。1953年,经济援助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达到10%。在195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最高13%。当时,有90%的投资资金来自外国援助。战后至1960年代,韩国经济实现了4-5%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援助力量,而韩国获得的援助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多[380]。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毛泽东这头蠢猪,上了斯大林的贼船,瘟病得的不轻,从此药不能停了——毛贼不仅在朝鲜死了唯一健在的儿子,导致他后来的接班困难,和文革预防性的清算内战……而且由于韩战的爆发,使得中共趁机展开各种抽风一般的政治运动,整整屠杀了三十年,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才告一段部落。所以我可以总结说——抗美援朝揭开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序幕,用战争来掩护屠杀,不仅是共产党“阶级斗争”的伎俩,也是纳粹党“种族清洗”的伎俩——正如“二次大战揭开了希特勒灭犹运动的序幕”。区别在于,纳粹党杀的是外国人,共产党杀的是本国人。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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