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奋斗》美国出版史：希特勒与美国作家的战争]（2019-01-08 | 徐悦东）报道：
2016年1月8日，德国新版《我的奋斗》的发布会。
出版宣扬极右翼思想的图书，是否会助长法西斯思想？是不是用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出版就没有问题了？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的美国出版史也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离奇的是，《我的奋斗》的美国版，还差点阴差阳错地摧毁了一名伟大的美国小说家。
在德国，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似乎是“第一禁书”。在二战后，拥有该版权的巴伐利亚州政府为了防止纳粹思想的传播，一直反对这本书再版。但是，在2015年巴伐利亚州政府的版权到期之后，第三方将无需获得巴伐利亚州政府的许可，就可出版该书。为了防止不负责的出版商因经济利益炒作，巴伐利亚州政府决定在2016年再版《我的奋斗》，但加上了带有历史学家的评论注解，其目的是为了让年轻人正确看待历史。
关于《我的奋斗》的是否应该出版，本身就携带争议：出版这种宣扬极右翼思想的图书，是否会助长法西斯思想？对此，美国有No Platform运动，即认为出版社不该成为宣扬极右翼思想的平台。这也跟《我的奋斗》在美国跌宕起伏的出版史有关。当年，《我的奋斗》也是用一种批判的视角出版的。《我的奋斗》的出版争端就曾差点摧毁一位伟大的美国小说家，这成为了美国出版史上的一段离奇往事。
受希特勒迫害的艺术家的名单很长——从茨威格到费利克斯·纳什鲍姆——但他们都没有像约翰·范特（John Fante）一样，跟希特勒似乎八杆子打不着。范特作为第一代意大利移民，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州生活写作，希特勒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范特在生前只受评论家赞扬，并不受读者欣赏。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约翰·范特因糖尿病去世后，他先前的作品才引起了热潮。那么范特是如何遭此“厄运”的呢？这都要从1933年，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出版商之一——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了《我的奋斗》讲起。
批判性地出版《我的奋斗》，背后却是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同谋
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是19世纪以来的“出版帝国”，它曾经也拒绝出版过一些被监禁的政治家的回忆录和奥地利政治强人的作品。但是，在1925年，希特勒通过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了《我的奋斗》的删减版。这是因为这书在德国卖得很好，引起了海外市场的兴趣。
在获得董事会的批准之后，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得到了《我的奋斗》的版权。那时，正好是德国国会纵火案后的两月，这个事件使得希特勒独掌大权。凭借这本书的独家经营权，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它也成为了希特勒控制下的德国出版社Eher-Verlag的合作伙伴。这两个出版社，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在慕尼黑，很快达成了这样一项独家协议：在美国每卖出一本书向希特勒支付50美分。1933年7月13日，英文版《我的奋斗》正式出版了。在发布词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领导罗杰·斯卡菲（Roger Scaife）说：这是德国独裁者第一次向美国人民讲话，他以自传的形式讲了一个伟大民族崛起激动人心的故事。
从发布词上可以看出来，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领导层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和希特勒接近。当时，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教科书就曾引起犹太人的抗议。罗杰·斯卡菲曾为此事写信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我有信心可以说，我们这本教科书没有惹出任何麻烦。只有数以百计的犹太人抗议而已，而不是所有人都不齿的事……我也很高兴，有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也赞同了我们的立场。”罗杰·斯卡菲的结论是：抗议是因为有一些犹太人……在美国政府担任重要的职务。
在出版《我的奋斗》时，罗杰·斯卡菲还对希特勒解释道，尽管受到抗议，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依然坚持我们的计划，希望这书能引起广泛的讨论。”而罗斯福总统早已看过《我的奋斗》的德文版，他说英文版的《我的奋斗》翻译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人们没准会错误地理解希特勒。”
事实上，不止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在1933年以前，很多美国公司都有着跟德国有着经济利益。1939年，德国纳粹党还在纽约麦迪逊广场举行“德美联盟”（German American Bund）的集会。不过，《我的奋斗》在1933年正式出版之后，卖得并不太好，在美国卖了4633本（那年全世界有一百万本的销量，大部分都是德国的）。在1937年，美国《我的奋斗》的销量减少到1723本。
直到1938年，欧洲的绥靖政策使得德国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美国人对希特勒的兴趣开始上升。所以，1938年《我的奋斗》美国的销售额超过了过去几年的总和，变成了“自由世界”的畅销书。
销量的上升，也跟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通过降价、改版和积极的营销有关。新版的《我的奋斗》，收录了被驱逐出纳粹德国的美国记者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的文字。“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我鄙视书中的任何想法，”她写道，“阅读这本书是我们生活在美好时代的人的责任，它提醒我们要珍惜民主自由，让我们知道文明的挑战是什么。”
最初，希特勒的代表对这种推广方式很不满，并要求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做出解释。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试图在一封信中安抚他们的德国伙伴，“这本书在原版印刷的销售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认为，为了确保书籍热销，新的促销方案是可取的。”这被证明是对的，在1938年，超过14000人买了此书。
当然，也许在那时，这本书畅销与否已经不在希特勒考虑的优先事项里，即使他靠《我的奋斗》在国内和欧洲赚了数百万美元。因为希特勒那时已经从德国总理成为了独裁者，并通过“长剑之夜”清除了许多政敌。并且在1935年，纽伦堡法律将犹太人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
倒霉“的范特和”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的失败
在1938年，约翰·范特才29岁，他在三餐不饱的情况下出了他第一本书——《等到春天，班迪尼》（Wait Until Spring，Bandini）——他是通过“斯塔克波尔与儿子”（Stackpole and Sons）出版公司出版的。
这是一本优美的小说，其中出现了范特大部分作品中都反复出现的角色：班迪尼。班迪尼的原型就是范特。班迪尼经历了来自美国人对意大利裔的偏见；他很自负、搞笑，是个妄想狂；他和范特一样，是一位有抱负的小说家。范特的小说混合了绝望和傲慢、希望和痛苦；他的乐观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本书出版之后，范特就跟“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的编辑威廉·索斯金（William Soskin）提出了写第二本书的想法，那本书就是《问尘情缘》（Ask the Dust）。
在1938年年底，威廉·索斯金写信告诉范特，他和斯塔克波尔——一战的英雄和出版社的老板，都非常想出他的新书。“由于第一本小说的出售的困难使得成功早早结束了，”他写道，“但这为他建立了相当高的声誉。”他们对这本书期望很高。“市场将会接受你这本书，”他写道。对于在贫困中的范特来说，这是最令人鼓舞的，信在最后写道， “祝你圣诞快乐！祝福你明年财源滚滚！”
索斯金和很多编辑一样，知道告诉作者他想听的东西。虽然《等到春天，班迪尼》受到评论家的欢迎，但在市场上并不成功。市场会欢迎第二部范特的小说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问尘情缘》证实了这一点，它只卖了8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4300美元）。根据出版社的估计，这笔费用只够支付范特写这本书时四个月的开销。但索斯金没有花太多时间，就让范特相信自己注定伟大。就如班迪尼，范特的另一个自我，会幻想他在文学万神殿的地位一样。
碰巧的是，当索斯金写信给范特时，他同时也在追求另一个自负的作者——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在1925年放弃了奥地利国籍，他是“无国籍德国人”。这也是“斯塔克波尔与儿子”也想出版他的书的原因之一：因为根据1909年的美国版权法，该书对公共领域开放。
“斯塔克波尔与儿子”打算与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一拼高低，出版《我的奋斗》。爱默生学院的唐纳德·兰基维茨（Donald Lankiewicz）教授认为，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快速回应，阻止了“斯塔克波尔与儿子”抢夺市场的行为。因为希特勒的经纪人在柏林收到了通知，并要求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限制“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的出版事宜。
可是，这并没有奏效。这两个出版社竞相把未删节版本的《我的奋斗》推向了市场，并且都卖得很好。于是，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想用法律手段来捍卫他们的版权。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起诉了“斯塔克波尔与儿子”。
尽管这两个版本都卖得很好，仅需几个月就能卖出11500本。但是，这场法律诉讼的费用很高。我们可以想象，跟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这样的巨头相比，像“斯塔克波尔与儿子”这种独立出版商的财务压力肯定很大。这案件最终上诉到高等法院。法官的判决认为，“斯塔克波尔与儿子”出版公司所“提出的关于原告版权的所有权和有效性问题不容置疑”。但是，这样的判决并没有让“斯塔克波尔与儿子”彻底胜利，它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情。
1939年6月，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在希特勒的帮助下，宣布驳回了这一裁决，并认为无国籍人士“有权享受美国版权法的利益”。这个判决宣布于希特勒入侵波兰的12个星期之前。1939年10月下旬，随着纳粹分子开始驱逐犹太人，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斯塔克波尔与儿子”要求继续审理此案的请求。
1940年，当英国军队在敦刻尔克准备撤退时，“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继续用法律进行抗争，但这似乎注定要失败。1941年，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入侵苏联时，实际上他已经授权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作为他的出版代理人。1941年8月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做出最终判决，宣布“斯塔克波尔与儿子”支付赔偿金。希特勒胜利了。
为什么《问尘情缘》在市场上失败了？
因为这场诉讼，“斯塔克波尔与儿子”破产了，这也使得范特的才华被埋没起来。就如《波士顿书评》的专栏作家尼尔·戈登（Neil Gordon）说：“‘斯塔克波尔与儿子’被希特勒起诉，因为他们出版了未经授权的《我的奋斗》。”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斯塔克波尔与儿子”在今天依然营业，变成了斯塔克波尔图书（Stackpole Books），并已经出版了上千本图书。这是因为“斯塔克波尔与儿子”并没有被希特勒彻底杀死。他们被一位美国出版商拯救了。
“斯塔克波尔与儿子”所出版的范特的书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并不会做营销。就如朱迪丝·施奈尔（Judith Schnell）——现任斯塔克波尔图书的编辑所说：“斯塔克波尔图书运作模式不需要什么公关或宣传，它不是这种公司。”
黑雀出版社（Black Sparrow Press）的出版人约翰·马丁（John Martin）——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出版了范特的书——说，虽然诉讼影响了范特一举成功的机会，但是不管有没有诉讼，他的处境估计都一个样。“我们必须要知道，《等到春天，班迪尼》和《问尘情缘》发表在大萧条时期。两者都是严肃的文学作品，不是流行小说。”
换句话说，即使没有《我的奋斗》的诉讼插曲，美国民众也很可能对范特的小说不感兴趣。范特在战争中为战略服务办工作，也无法继续写作。而其他以前被低估的作家，比如菲茨杰拉德，在战争期间却收获了许多读者。
范特的传记作者史蒂芬·库珀（Stephen Cooper）认为，《等到春天，班迪尼》得到了评论家正面的回应，而《问尘情缘》则评价不一，范特当时的失败不能完全责怪希特勒。
作家查尔斯·布可夫斯基（Charles Bukowski）把范特的作品带到了黑雀出版社，他在1977年的一次书面采访中认为，“看看莫扎特、梵高等人，人们当时没有准备好接受他们……大多数人几乎总是和当时最好的人物脱节，因为在当时他们从未有机会了解他们。”他认为，时间的流逝反而让范特的作品显得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品中有关于毒品、性和种族问题——这变得能以接受。
那么范特怎么看待希特勒在美国赢得的诉讼呢？他在1978年对一位采访者说：“的确他赢了诉讼，所以这花光了出版商所有的钱……《问尘情缘》的出版推广计划被取消了，因为他们有其他更重要的书需要出版。”
这或许是一位作家一厢情愿的想法。范特的妻子乔伊斯，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的妻子整理了范特的作品，并且保留了范特的版税声明。范特在1941年1月21日的版税声明显示，截止到1940年10月15日，《问尘情缘》出版后，他收回了800美元预付款的一半。这意味着他2200本书中卖出了1600本。
这证实了范特声称的，他的书销售状况良好。但是，这些数字和接下来就形成鲜明对比，在后面两个版税期间，《问尘情缘》仅分别售出15本和19本。毫无疑问，希特勒赢得的这起诉讼，对范特的小说销量影响颇大。
重新发现范特
毫无疑问，范特很倒霉，这场诉讼改变了范特的一生。“如果不是希特勒横插一脚，这将变得很有趣。” 范特纪录片的制片人弗兰克·斯波特尼茨（Frank Spotnitz）说，“这是完全偶然的事件，跟范特毫无关系……范特是受害者。”
但是范特的坏运气不太可能被战后的好运抵消。对范特来说，战后的岁月过得相当不错，但他没有写更多的小说。因为他当了编剧。范特的收入使得他能够支持他的家人和庄园的生活。1952年，他写了一部小说，叫《活力》（Full of Life），他把它归为班迪尼系列的延续——故事围绕着一位在洛杉矶苦苦挣扎的作家，一位怀孕的妻子，还有一位酗酒的父亲展开。范特承认这部小说很一般，这是因为他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写的。在那之后，他在经济上“成功”了，这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他还把很多短篇小说卖给了许多杂志社。但是，人们忘记他曾是一位严肃小说家。
根据史蒂芬·库珀的说法，如果说范特有什么不满的对象，那就是好莱坞，而不是出版界。“他的好莱坞生涯使他痛苦，”库珀说。这就跟福克纳一样。事实上，福克纳曾向范特多次表达了同情。在好莱坞，范特虽然从来没有被控制过，工资很高，但是他只是工作室雇用的一位一次性的作家而已。
直到查尔斯·布可夫斯基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看到他以前的小说，并爱上了他。此外，还有《洛杉矶时报》的撰稿人和诗人本·普莱森茨（Ben Pleasants）和剧作家罗伯特·汤（Robert Towne）都很喜欢他以前写的小说。这三个人都认为范特为美国文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1968年2月28日，范特终止了他和出版商的合同义务。1977年，他时隔25年后，出了第一部小说《葡萄兄弟会》（The Brotherhood of the Grape）。罗伯特·汤选择了改编它的电影版权，科波拉导演也很喜欢此书。
最有趣的是，范特为这本新书选择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来出版。他说，这跟以前不一样了，出版商和作者已经不会互相讨论了。这本书尽管受到极大的赞扬，但卖得并不好。“我认为作家必须避免的一件事就是痛苦，”范特跟本·普莱森茨说，“我认为，痛苦是能摧毁人的，这可以让人萎缩……我一生都在因此挣扎。”
在1980年，范特的版权再次被一家独立出版社掌握，这一次是为了实现1938年索斯金所承诺的梦想。黑雀出版社让范特的小说备受欢迎。1982年，范特的最后一本书《来自邦克山的梦想》（Dreams from Bunker Hill）出版，这时范特已经盲了，失去了双腿，这书是由他妻子根据他的口述整理而成。
自人们重新发现范特以来，范特的书已经在美国销售了几十万本，甚至在国际上广受欢迎。《问尘情缘》也被搬上荧幕。在2010年，洛杉矶还正式命名了 “约翰·范特广场”。意大利在阿布鲁佐还展开了约翰·范特音乐节。2018年，BookScan的数据显示，范特的《问尘情缘》卖出了更多本。2019年，这本书也庆祝了80周年出版纪念。
到底应不应该允许出版宣扬极右思想的图书？
在1941年12月，美国向德国宣战时，1917年的“对敌贸易法”有效地结束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后来，《我的奋斗》在战争期间再次成为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和美国政府的摇钱树。在关闭了外国人财产保管办公室之后，美国政府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瓜分了这笔收益。他们的合作关系维系到1979年，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以不到4万美元的价格从司法部门完全购买了这些版权。在1979年到2000年之间，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继续出售《我的奋斗》，净收入在300000到700000美元之间。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在2000年之后，宣布捐赠1979年以来，《我的奋斗》所得的利润，给大屠杀相关的慈善机构。
近年来，范特被重新发现，而极右翼图书该不该出版的问题也备受美国知识分子的关注。随着另类右翼的崛起，#NoPlatform运动也受到了社会活动家和评论家的欢迎。这意味着出版业不应该成为宣传极右翼思想的平台。比如，另类右翼者米洛·伊安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的书就被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取消了出版。
如果有更多的美国人看到希特勒统治蓝图的邪恶面，二战是否能被阻止？当时出版的版本是否能让美国人认清它的邪恶？对于当时的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来说，这本书是一本危险的宣传手册，每一分钱都与希特勒有关，沾满着鲜血。
几乎所有出版《我的奋斗》的出版商都说，他们出版是为了让公众提升意识，而不是受利润的驱使。如今天的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版本的《我的奋斗》，则这样描述：我们不能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或造成它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阅读《我的奋斗》，并要记得它是如何蛊惑人心的。这部作品似乎成了历史文物，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暴行中学习，以创建更光明的未来。
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世界上最出名的文学经纪人之一——认为，今天的出版商依然敢于发表很多政治强人的回忆录，他因此感到害怕。自希特勒去世以来，德国也出版了新版的《我的奋斗》。尽管它每一页都有着重要的评论，然而，《我的奋斗》再次变成了畅销书，还再版了九个版本。
如今，范特的书的确找回了他们的观众，岁月似乎战胜了希特勒的影响，尽管如此，这将是一个教训。史蒂芬·库珀讲，范特的遭遇和我们的时代紧密相连，因为它表明，从个体到全球化，从作家的战争到世界大战，这一切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右翼思潮崛起的时代，每一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
本文编译自Ryan Holiday的“How Hitler Nearly Destroyed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原文发表于 The Medium，有增减改动。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入侵奥地利以后，他的书才开始畅销——因为人一变坏，书就大卖。无独有偶，约翰·范特也是如此，只有低级下流，书籍才能畅销。出版奸商们似乎很懂这个道理，所以拒绝出版好人写的书，直到好人熬成了坏蛋，那时书就畅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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