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宪政”的说法实属欺世盗名

 

《中国的儒家宪政》（蒋庆，贝淡宁 2012年7月13日）报道：

周一，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蒙古发表演讲，谴责亚洲某些国家试图“限制人们接触观点和信息的机会，把发表个人言论者关进监狱，剥夺公民选择领导人的权利。”这是打在中国专制政治体制的一记耳光。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民主，但是，用民主和专制这样的术语作为辩论的框架掩盖了其他更好的可能性。

中国的政治未来更可能由儒家悠久的“王道”来决定而不是被西方式多党选举来决定。毕竟，民主既是一种理想但也存在着缺陷。其政治合法性仅仅建立在民众的最高权力之上，更具体地说就是授权民选代表组成政府。但是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只有一个的说法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民主在实践上也是有缺陷的。政治选择最终归结为选民的愿望和利益。这导致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多数人的愿望不一定是道德的，它可能喜欢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第二，当民众的短期利益和人类的长期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正如全球变暖中表现出来的情况，民众的短期利益成为政治上的优先选择。结果，美国或者其他地方的民选政府几乎根本不可能推行限制能源消耗的政策，而这本来是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的。 

在中国，政治儒家为另外一种模式辩护：王道的途径。政治合法性问题是其宪政思想的核心。这里，合法性不仅仅是人们选择自己的领袖；也是决定统治者是否有权进行统治的决定性因素。与西方式民主不同，合法性的源头不止一个。 

按照对儒家经典的评论——公羊传的说法，政治权力可以通过三个来源来辩护：天的合法性（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历史和文化的智慧）和人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政治服从）。

在古代，早期中国君主施行过王道。但是历史情境的变化要求统治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今天，民众的意愿必须通过过去所没有的机构形式体现出来，虽然它应该由反映其他两种合法性的机构性安排来限制和平衡。 

在现代中国，王道应该通过三院制国会来实施：代表天的神圣合法性的通儒院，代表历史文化合法性的国体院和代表民众的合法性的庶民院。

通儒院的领袖应该是个大学者。其议员候选人应该由学者提名并考察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知识和连续性的更多管理责任的政绩而选拔，类似于皇权时代选拔士大夫的科举制。国体院的领袖应该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其他议员应该是大圣人或君主的后裔以及中国主要宗教的代表。最后，庶民院的议员是公民投票选举产生或者行业团体的代表。

这种体制将拥有权力制衡。每个院都按自己的方式协商，并不干涉其他院的事务。为了避免三院冲突造成的政治僵局，一个法案需要至少在两个院获得通过后才能成为法律。为了保证儒家传统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通儒院应该有最终的独有的否决权，但它的权力受到另外两院的限制：比如，如果他们提议限制宗教自由的法案，庶民院可能提出反对并阻止它成为法律。

不是仅仅通过询问中国是否变得更加民主来评价中国的进步，用王道来判断政治进步或许更完整和更具文化敏感性。

蒋庆是中国贵阳阳明精舍的创立者。他和贝淡宁(Daniel A.Bell) 分别是即将出版的新书 《儒家宪政秩序：中国的过去如何塑造中国的政治未来》的作者和合作编辑之一。

谢选骏指出：王道是王道，宪政实宪政，用王道来说宪政，可谓欺世盗名矣！

《极简中国哲学史；从中道到中华文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传统文化哲学学习 2022-10-31）报道：

上次我们以“中道”为线索，推演了中国哲学体系。中道包涵了人心和道心，人心和道心包涵了天道、地道、人道。天道和地道今天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人道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

这次我们简述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国哲学史是一部中华文脉的传承历史。中华文脉也称为中华道统，“允执厥中”。

中国哲学从远古到今天，一脉相承。“允执厥中”来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更早要追溯到远古八卦的象数思想。世界的万事万物可以抽象为“象和文字”，并且可以通过数理进行计算。传说八卦由伏羲所作。《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由八卦发展而来，文王、周公作卦辞、爻辞，孔子作《易传》。《史记·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到了东周，古代文献形成了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孔子删述六经，序《周易》，作《春秋》，奠定了中国哲学“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学术主张一直延续至今。《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春秋战国时期，在六经的基础上，衍生出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等等。六经是诸子百家的经典，诸子百家起到了“羽翼六经”的作用。

两汉时期，沿着义理和章句两个方向，发展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关注义理的阐释和发挥，古文经学重视文字章句的解释。今文经学与谶纬学结合，谶纬学以阴阳学为基础，形成了宏大的解释体系。由于谶纬学荒诞不经，影响政治，后迅速衰落，屡被官方禁止。古文经学继承了孔子为经典注疏的传统，产生了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两汉完成了中国哲学的集成。

为经典注疏的传统从春秋一直延续至今，所有重要经典均有注疏，并为经典注疏进行注疏，形成了不断生成的文本。唐初孔颖达等主持编定《五经正义》，成为科举教科书。南宋绍熙年间，汇集唐宋之前“十三经”注疏单行本合刊，称为《十三经注疏》。清代考据学达到顶峰，号称朴学。嘉庆年间，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号为善本。

传统意指传承道统，从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形成了以延续中华文脉为使命的传统。孔子以此为使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司马迁以此为使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韩愈以此为使命，“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张载、朱熹以此为使命，“继往圣，开来学”；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等仁人志士均以此为使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义意指传承中华文脉是每个人的责任。

宋明理学以传承道统为使命，继今文经学之后开启了义理阐释的又一篇章。宋明理学对六经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将六经融为一体，尤其将“易学”发扬光大，成为六经之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士大夫的志向。王夫之《正蒙·序》曰：“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自朱子虑学者之骛远而忘迩，测微而遗显；其教门人也，以《易》为占筮之书而不使之学，盖亦矫枉之过，几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辂、郭璞、贾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持续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由于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清政府闭关锁国而停滞。鼎盛时期，近万部西方书籍传入中国，其中四百余部翻译成中文，《四库全书》收录评述了三十余部，包括天文历算、机械、农业水利、地理等，对西方科学评价甚高。《四库全书总目》：“欧逻巴人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均受到了西学影响。尤其西方的历法、数学、自然科学等知识，称之为格物致知和象数之学，被视为实学，纳入中国文化体系。黄宗羲深刻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和力量，视之为“往圣之绝学”，呼吁在科举中增加科技选士。《明夷待访录·取士下》“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黄宗羲：《海外恸哭记》：“欧罗巴精火器，所发能摧数十里，举国雠日本，驾大舶，置火器，向其城击之。日本谢罪，大舶始退。”

清初理学转向实学，反对空谈性命，追求“通经致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东西方文化开始融合，把西学视为“实学”，纳入了西方的历法、数学、自然科学等知识。《数理精蕴》是一部东西方数学家共同撰写，融中西数学于一体，内容丰富的数学教科书。1810年，阮元完成科学史著作《畴人传》，为自上古至嘉庆四年去世的天文、历法、算学家立传。其中包括外国人四十一人，“融会中西，归于一是”。阮元强调“算造根本，当凭实测；实测所资，首重仪表”，这正是科学精神的表达。阮元还把数学推为科学的基础，并把“实事求是”与科学联系起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

这一潮流一直影响到清末洋务运动，曾国藩、郭嵩焘、曾纪泽、左宗棠等提倡“实事求是”之学，左宗棠遗言：“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郭嵩焘：“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中国哲学开始进入近代社会。

谢选骏指出：“儒家宪政”的说法，大概是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说法而来，望文生义，却不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宪章，并非英国式的《大宪章》——如果由此推出“儒家宪政”，岂非实属欺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