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相对静止的、逻辑的。
文化：生成中的、非逻辑的。
书，是载体－－超越了时空与自我。一本好的书，具有采纳中外、贯通古今的风度，它能诱使人的精神日新不已，是步出一已封闭的讯息库，是通往无垠世界的中继站－－读书，从此成了开发智慧海的通用方法。
在古代西亚的圣典中，上帝对虔诚的信徒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再过七天，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洪水，带给人类多重的挑战；方舟，是人类超越洪水的载体。人生旅途上的书籍，尤如洪水中的方舟，－－它与世浮沉、与时推移，但却矢志不渝地指认着自己文化超渡的使命。
在经验的世界中，令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正是凭藉了书舟的超渡力。
一本书，堪称一座小小的方舟，一个助人跋涉于艰难时世的精神飞行器；它又沟连多人的心思，作成群体的纽带。
一套丛书，就是一连串精神方舟的系列；它透视现心灵的漩涡，脱开紧闭的茅塞，是个无形的共济场。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认为，读书者对书，“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
“深思”的目的，在本文的意蕴；“慎取”则在于求索主体的需要。二者无一可以偏废。弗兰西斯·培根则更在《新工具》中，以近代化的思索点破了二者（人与书）间的复杂关系，对人类智慧构成的“洞窟作用”。即，当人们失慎于书时，它就难免对人构成可能的危害。史称梁元帝“读书亡国”，是为殷鉴，是为迷于书海之无穷而忘却书舟之超越的殷鉴。
书的功用，不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模式，而在展示了幅幅动态的流图。一本书的论证方式可以因时间的流易而变得陌生，其结论也可以渐渐化为陈腐，但它所呈现的精神活性及其流线，却同样可以是常新的：活力比结晶更长久。
动态化的书籍观，以强健的时代获得了明晰的方向感，它无意“退藏于密”、膜拜坚硬不变的真理，而是前来与读者们同解生机盎然的文化之谜。
就我们的丛书而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际上朝向同一的方位。这，就是通过精神领域的运动、转形与升化，去实现一个复兴中国的伟大梦想。
“面向”的主体并非他人的文化结晶，而是我们自已的社会需要。这需要召唤已被大一统体制抑制了的民族活力，催促坚韧的中国民族再度跃进到世界文化的前沿地带。
一百五十年以来，那些担荷着苦难与再生命运的“中国的脊梁们”，正是努力这么做的。通过对现代知识和民族精神的双向性认同，通过把握开放与自强间的最佳交叉点－－我中国民族，正在日益逼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抚今追昔，在古代中国的灵性洞天中，就曾以易形无穷而永葆其神的鲲鹏，去象征中国的心，去象征中国精神那勤于探索、不知疲倦的主体活力：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为飞，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地也。
正是这本体的活力，才使我们在面对浩瀚无已的新潮文化时，不知惶惑、不知退缩。中国的心，在远东舞台曾经“水激三千里”，取得过“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煌煌成就。
可惜，一统沉寂的专制窒息了百年激荡，反又奇迹般地促使鲲鹏之力趋于复活。火中的鲲鹏，更有力量——它把那巨大无匹脉息，投射到我们的丛书中－－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198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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