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王小帅：反抗审查制度“不得不接受的代价”》（袁莉 2024年3月27日）报道：
“我一直在追求想要在创作上是自由的，”王小帅说。“可是外部的环境又让你做不到。”
1989年王小帅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时，中国的电影行业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少数几家国有电影制片厂可以拍摄电影。
王小帅和一些朋友太想拍电影了，于是凑了5万块钱，借来一台摄影机，并说服一家公司免费提供胶片。他的导演处女作《冬春的日子》讲述了一对意志消沉的画家夫妇的故事，1994年在欧洲的电影节上放映。英国广播公司将其列入史上100部最佳电影。
但中国的电影主管部门对此并不高兴。他们将王小帅封杀，因为他未经许可就在外国的电影节上放映了《冬春的日子》。
像许多中国艺术家一样，王小帅找到了绕过禁令的办法，随着限制的放松，他成为了国内最受赞誉的导演之一。但上个月，历史再次重演。柏林国际电影节放映了他的新作《沃土》后，他的公司接到了中国审查人员的电话。他被勒令撤片，否则面临严重后果。
“我没想到30年了又绕回来了，”他在目前的居住地点伦敦接受采访时告诉我。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代价，”他说。“但是你不得不去接受和面对的一个代价。”
《沃土》探索了一个敏感话题：中国1950年代土改。
在日益严厉的审查制度下，中国电影行业的创作者们苦苦挣扎。令人窒息的限制让王小帅这样的资深电影人想起了共产党更严格控制言论和艺术表达的那些严酷日子。
随着中共加强了对公众所思所想的控制，许多创意行业都出现了这种倒退。出版商的出书阻力加大。音乐人和喜剧演员因为歌词和段子而遭到封杀，有时候不过是一篇发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所致。甚至连嘻哈音乐都必须反映正能量，不能有不幸或者负面内容。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14年宣称，文艺要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他说。“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习近平的指示为中国电影定下了基调。
电影的主管部门原本是政府机构，2018年划入中共的宣传部，使其实质上成为了国家宣传机制的一部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说：“对于很多电影导演来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可以识时务去拍宣传片，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他说道。“或者你放弃中国市场，然后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的导演，在海外工作。”
在大约15个月的时间里，王小帅接到了50多条修改意见，眼看着通过无望，他决定把《沃土》送到柏林。这部电影讲的是上世纪50年代土改时期一个地主后代的故事，这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数百万地主遭到了迫害或杀害，他们的土地被国家没收。审查人员要求王小帅删除所有跟这场运动有关的内容。
有时审查员似乎无缘无故地扼杀项目。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着各种被毙或上映被推迟或撤销的电影名单。当局从未解释过他们的理由。性和暴力显然是不行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敏感因素：犯罪、腐败、贫困、历史、迷信或仅仅是悲伤。即使是由警方和反腐败机构支持的宣传片，最后也可能无法通过审查，因为犯罪和腐败反映了社会的阴暗面。
“我一直在追求想要在创作上是自由的，”57岁的王小帅说。“可是外部的环境又让你做不到。”他说，他和同行经常讨论他们要拍的电影能否通过审查。“很多的时候我们聊天：‘哎，我要拍这个能通过吗？’这个想法已经时时刻刻不在阻挠你，所以很痛苦。”
白睿文说，在中国电影界，王小帅一直是个叛逆者。尽管如此，这位教授还是惊讶地发现，为了绕过审查机构，批评者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用暗语来指代《沃土》。
王小帅1966年出生于上海，两个月时随父母搬到中国西南部落后的贵州省。他们的搬迁是毛泽东在中国内陆地区发展工业和国防设施的一场运动的一部分，导致数以百万人的迁徙。一家人在贵州生活到他13岁。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作品。他说，他之所以关注这些人的生活，是因为他想展示他们的艰辛。他说，在这个过程中，他想解释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人。
王小帅的作品受到法国新浪潮影响。他和贾樟柯、娄烨等导演被称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第六代”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国有电影机构之外制作地下电影，很少遵守官方的限制。当被禁止在电影行业工作时，他们为海外市场制作独立电影。
王小帅的职业生涯始于一个国家对电影行业严格控制的时期，后来是一段较为开放的时期。“没想到30年了，又绕回同一个这个点上去了，”他说。
2003年，当局邀请王小帅和其他人讨论中国电影的未来。在他的记忆中，这是唯一一次电影制作人与监管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平等地坐在一起。政府希望这个行业更加市场化，并希望他们参与进来。
第二年，他有了首部在中国获得批准的电影。审查过程只用了两个月。他的电影票房从来都不好，但他一直在努力，每两三年拍一部。2019年，他推出了《地久天长》，讲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两个家庭的影响。它在柏林电影节和中国电影界最负盛名的金鸡奖上获得了重要奖项，这让他感到惊讶，因为金鸡奖越来越多地颁发给宣传影片。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与好莱坞之间曾有过一段蜜月期，2016年由张艺谋执导、马特·达蒙主演的电影《长城》将这一时期推向高潮。但是，宣扬官方情绪的“主旋律电影”日益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2022年，张艺谋拍摄了一部电影，讲述了一名中国狙击手在朝鲜战争中击毙和击伤200多名美国人的故事。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电影自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很受欢迎。
“我们不能把中国电影只做成主旋律电影的专卖场，”创作了《小武》和《站台》等经典文艺片的导演贾樟柯在2022年说。年轻导演制作的实验电影可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才能获得放映许可。“这样的不确定性，给行业带来非常大的忧虑，钱啊、投资啊就不会往这些电影上投了，我们的人才储备就会出现问题，”他还说。
“做电影的都知道，特别是这几年，就是审查和自我审查的变化，“王小帅说。“好像氛围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紧了。”
正因如此，他决定反抗审查，在柏林放映他的新电影——推动变革，即使这意味着要受到惩罚。
“我是做电影的，这是我的本分，”他说。“我只为电影负责。”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创作自由不是演出自由——你可以自己创作，但不能公开传播。1989年六四屠城之后，我被共产党追究创作《河殇》的责任。但我答复他们——“作为公民，我有创造自由，但公开传播的责任在于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他们当时叫好现在又来批判，到底哪个算数？好处和真理都让他们占全了，而我本人只拿到了两百人民币的稿费！”弄得对方哑口无言。因为连白痴都知道，创作的自由不是演出的自由，所以我在中囶的时候，都把文稿像机密文件一样秘藏，免得不断失去人身自由！那时候我最有同感的画作，就是俄国鬼子列宾所画的《宣传家被捕》——电影禁播，没有把人抓起来，这就说明还有创作自由。创作自由不是演出自由！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