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天下”与“族天下”之辨——评余英时前辈《戊戌政变今读》]（2009-06-23 芦笛）報道：
近读余英时前辈的《戊戌政变今读》一文，受益良多，然对主要论点不敢苟同。
如我理解不错，该文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是满清王朝的特殊性使然。清廷实行的是“外在普罗（external proletariats）的专政”，“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这种“族天下”不可能发生在汉人皇朝中，却与今日的“党天下”类似，显示了所谓“历史演变的异代同型”。
余先生此论，钱穆先生早就说过了，只是他用的术语是“部族专制”而非“外在普罗专政”：
“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支持。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去。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钱穆：《清代政治浅析》）。
这就是说，在“部族专政”之下，没有改良可能，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革命。
可惜这与事实不符。
如所周知，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改革并未失败。清廷后来推行的新政，无论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中国社会的转型基本上是在这短短的十年功夫完成的。如此大幅度的全面的社会改造堪称空前绝后。民初不过是萧规曹随，把晚清奠定的政治格局沿袭下来罢了，并未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后来孙中山、蒋介石辈更实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民国改为党国，首创“党天下”，逆转了已有的良性改造。毛共上台更造成社会全面倒退，使得中国彻底丧失根本性改革的可能。
因此，与故钱大师的说法相反，革命非但没有达到改良的目的，反倒腰斩了本来前途无量的改革。
愚以为，此说之所以完全无法解释历史，是因为论者有“刻舟求剑”与“倒放电影”之嫌。所谓“刻舟求剑”，是指将清初与清末的政治格局混为一谈；所谓“倒放电影”，则是用后世的“党天下”去类比完全不同的“族天下”。前一个错误其实是从后一个衍生而来的。若能辨明“党天下”与“族天下”之别，即可看出晚清与清初政局的显著差别从何而来。
“党天下”与“族天下”的第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有无外在标志（apparent mark）。广义说来，这就是种族政权与共党所谓“阶级独裁”的区别。凡是种族政权，都有无法改变的明显外在标志。例如在前南非，生为黑人即不可能变为白人，从而获得与白人同等的政治权利。旗人与汉人之间也有着无法改变的外在标记——是否关外移民后代。凡是自东北入关者的子孙，不管实际上是哪一族，都是“旗人”，都是 “长征老干部”，都是“自己人”，都是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凡是关内的人，不管实际上是哪一族，都是必须时刻警惕的“汉人”。
这个特征确定了“部族政权”的封闭性（exclusiveness），由此又决定了它易遭攻击的先天缺陷（vulnerability）以及人才库（elite pool）的有限容量，最终决定了它难乎为继，必然要被汉族稀释，最后变成空头政权，而这就是从清初到晚清发生的实际演变。
这发生机制显而易见：因为满汉有明显的区分标志，所以，满人若想全面把持政权，就必然要招来绝大多数国民的反感，要如元人一般，绝无可能长治久安。满人正是吸取了元人的教训，在入关之初便标榜“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朝廷官吏满汉各占一半，只敢偷偷摸摸搞实质上的以寡御众，绝不敢彰明较著地宣布“党领导一切”。在基层更是只能依靠汉族士绅集团维持统治，这点马士早就指出过了：
“十七世纪勃兴的清朝皇朝，主要是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的；但即使在他们赖以完成征服事业的军队里，由汉人组成的队伍，同那由常胜的满人弓箭手所组成的队伍，在数量上也是相等的，只不过汉人的队伍是由满洲军官统率并且受着满洲军队的督策。在民政方面，清朝皇帝和他的满洲大臣们也深知他们的本族人民，既然没有文化，一向又没有统治本领的训练，要他们来筹设一个本身能够站得住的行政体系，是不能胜任的；所以在一开始，在标志着他们军事进展的兵火余烬还没有冷熄之前，就不但承袭了前朝所使用的制度和方法，而且笼络了中国臣民中的士大夫阶级来和他们一同进行行政工作；至于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却仍旧保持不变。清廷在若干军略要点上都驻防了军队来保持他们的征服事业，在中央政府又保留若干官职专门位置满洲的贵族和领袖人物，并且还设置了若干‘聚敛’的官职以便搜刮各省的财富，宫廷、满洲贵族以及在北京和其他各地的满洲驻防军就都靠那从各省征到的貢赋来维持。除此之外，国家的行政权落在中国人手里的就比较在征服者手里的要多，并且文官一向是‘选贤任能’的。统治势力对于他们的本族人必然要加以偏袒，在选官授职的时候，满洲人多少总有一些优先权，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从这部历史所记载的最初时代起，即自一八三四年以来，就可以看到许多奉派去约束外国人的高级官吏都是满族人；但是由于满洲人在思想上和教养上已经越来与同化于中国人，这种任用官职的偏袒现在已较过去少见了，并且近年以来，各省膺受钦命的满洲人所占比例，一般都没有超过五分之一，就是许多因近代情势需要而增设的额外重要官制，也很少由满洲人担任。”（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3-4页）。
马士准确地观察到了这个“部族政权”被汉人大量稀释的过程。它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清初所有高级将领，除了岳钟琪一人外，全都是旗人（“入满洲抬旗”的安徽人年羹尧不计）。但到了慈禧当国、恭亲王“议政”后，政局就完全改观了：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统领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官员悉归节制；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此外还任命了大量汉人作各省的布政使。南中国各省军政大权悉入汉人特别是湘人之手。同治二年，全国总督共八人，湘军将领任总督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得任其七，“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若当时汉人联合起来发动“种族革命”，则清政权早就给推翻了，也用不着等到辛亥。
之所以发生这个变化，原因很简单：“族天下”不是“党天下”，它具有地域赋予的封闭性，族人的总数限制了它的人才库。当清廷处于危急存亡之秋，靠本族人才再也无法应付，便不能不开放官僚机器，从汉族人才库中大量汲取才俊来救命。这头乃是肃顺开的，他的名言是：
“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恇知要钱耳。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清朝野史大观》卷七，47-48页）
这虽然是野史记载，但确实符合肃顺的施政方针。正是他打破了咸丰对汉人特别是对曾国藩的猜忌，说服了咸丰以曾国藩督两江；也是他救了左宗棠之命，使其得以脱颖而出（薛福成：《庸盦笔记》，14-15页）。慈禧虽然是肃顺的政敌，在重用汉人的政策上却与他毫无分歧，这才造就了“同光中兴”。
汉人占据要津，大量稀释“部落政权”的趋势，越到后来越甚。到了辛亥前夕，所谓“部族政权”基本只剩下帝室，不但军政大权基本由汉人掌控，就连财权也被汉人为主的资政院控制了，1911年的国家预算就是资政院审核通过的，与西方民主国家并无两样。这不可阻挡的趋势触发了载沣的恐惧心理，他抛出个所谓“皇族内阁”来试图补救，然而那内阁从来也就没能掌握实际权力，其唯一功能就是为排满分子提供借口。未几资政院就颠覆了它，选出了袁世凯为总理的责任内阁。资政院更废除了政府禁令，开放了党禁，通过了中国唯一可行的第一部民主宪法《十九信条》，这些都是在“党天下”根本不敢梦想的。
一言以蔽之，辛亥前的中国在实质上已经成了汉族政权，所谓“排满革命”只不过赶走了一个鞑子皇帝。如果真是从中央到地方政权都牢牢控制在满人手中，革命哪能那么容易成功？有限的几个战役都是汉人与汉人打的，哪有满人什么事？整个北洋六镇都是汉人领导指挥的武装，这算是什么“族天下”？
实际上，满人在辛亥中扮演的角色，不是拼命捍卫“族天下”的困兽，而是延颈以待屠宰的羔羊。据李提摩太说：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先在武昌爆发，随后蔓延到其它政治中心。满族官员端方，刚被任命为四川总督 ，被残酷地杀死。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15，000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被屠杀。在太原府，满族人居住的满城的大门洞开，以为那些想逃跑的人提供方便。在福州、杭州、南京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很多满族人被屠杀。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的上空都飘上了共和的旗帜。”（李提摩太：《亲历晚清45年》）
其实早在发匪暴乱时，满人便已落魄至此可怜地步了。马士认为，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彻底摧毁了旗军，“从那个时候以后，他们就再不成为一个战斗力量，只是听说他们被太平军从躲藏的地方搜索出来并加以屠杀”（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25页）。我并不同意马士的解释，认为八旗丧失战斗力主要是被汉人烂污生活方式腐蚀的结果，但他观察到的现象确实是事实。连军队那最重要的专政工具都没有，谈何“部族专政”？
遗憾的是，钱先生无视后来发生的重大变化，用清初的情势来论证“部族专制”，并进一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犯了有倾向地选择史料的错误，不足为法。余先生墨守师说，未能细察，良足惋惜。
熟知“党天下”的大陆人应该不至于犯此错误，毛共实行反动的“阶级路线”时倒确实有点像“族天下”，但现代中共并无此类自限性外在门槛。因此，它和满清不同，可以公开搞“四个坚持”，并不会因此招来大众不满，用不着装模作样地搞“满汉平分秋色”的联合政府，官员清一色是党员。更重要的是，它能放手将才俊吸纳入既得利益集团中，pre-empt了潜在的反叛精英 。这就一石二鸟，同时取消了改良与革命的可能，于是国家就只会一天天烂下去。
“党天下”与“族天下”的第二个重大区别，是前者组成了一张无所不在的网络。它自上而下，从宏观到微观，延伸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了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而“族天下”只是点“漂汤油”。旗人入关后因为人数太少，始终生活在“变天”的巨大恐惧中，因此历来实行与汉族的种族隔离，集中居住在比较安全的“满城”或“旗营”中，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皇室可以藉以提纲挈领地操控全民的组织网络，实质上是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寄居蟹”，哪像我党的支部建在全国每个工厂车间、农村乡镇、军队的连队上，构成了全社会唯一的神经网络，操控了每个社会细胞？
在这点上，国民党的“党天下”倒还有三分像满清式的“族天下”。两者都缺乏草根性，因而也就缺乏对全民的如臂使手般的如意操控。货真价实的“党天下”是苏联老大哥发明的，历史上并无先例。国民党历史包袱太重，没学到家，所以其组织虽然远比满清“族天下”严密有效，与共产党相比仍有天壤之别。正因为此，以后辈愚见，共党只可能因内讧垮台，绝无可能以暴力革命推翻之。
“党天下”与“族天下”的第三个重大区别，乃是后者经过孔教彻底改造，因此君王享有绝对权威。皇帝既是神圣的天子，又是族长，族人只能绝对臣服。无论皇帝怎么胡来，族人都毫无办法。例如慈禧尊重现实，把东南半壁河山全部委托汉人掌管，在当时也曾引起满族亲贵的极大惊恐，纷纷上奏提醒慈禧提防曾国藩，建议裁其军而削其权，但慈禧并没有听从，他们也无可奈何。又如慈禧后来被载泽说服，毅然推行新政，预备行宪，同样有满族亲贵反对，但改革照样推行不误。
相比之下，党皇就根本没有这种宗教式权威，绝无可能一意孤行推行触犯官僚集团利益的改革。哪怕是毛泽东那样权势熏天的创业之主，也斗不过官僚集团。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就发动政变，全面废除了他一系列反动的社会改革措施，甚至把他的爱妻和侄子以及所有亲信全部抓起来。这种事在传统社会根本就无法想象。
传统皇帝与党皇的另一个区别是，传统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可以发动损害后者但有益于自己的改革，这点载泽早就向慈禧说清楚了：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比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扰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自之私利而已。”
“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74页）。”
慈禧之所以最终同意立宪，正是因为她终于明白了其中关窍。
这种好事在党天下就再也没有了，盖党皇乃是全靠官僚集团拥戴的利益总代表，既无心发动损害官僚集团利益的改革，也不具备足够权威去一意孤行。这结果就是党天下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只会满足“黄宗羲定律”，具有秦晖教授所说的“尺蠖效应”。
因此，钱先生完全说反了，所谓“族天下”，恰恰具有主动推行实质性政治经济改革可能，而革命造出来的“党天下”则消除了这种可能。
以上所说，当然不是想否认满清因入主具有庞大人口的中原造成的不安全感，而这种恐惧确实起到了多次阻碍满清改革的作用。据李提摩太披露，俄国公使曾问恭亲王奕是否看过李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恭亲王答曰，他读过那书，对中国来说那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公使竟说，他觉得恭亲王没有抓住该书的实质，“它宣传以民主对抗权威。如果书中那些观点在中国被广泛接受，那么4万万中国人就会通过投票对600万满洲人取得压倒性胜利。你们就只好回老家了”（李提摩太：《亲历晚清45年》）。
因此，恭亲王反对戊戌变法的谣传即使是真，我看那也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他厌憎翁同龢的人品（翁确实不是什么好鸟，没法不让人讨厌）；二是他听进去了俄国公使不怀好意的挑拨，对彻底西化产生了戒心。而慈禧之所以先同意光绪变法，后又变卦，我看原因不外以下几条：
1）废除科举、改革官制、裁撤冗缺的大手术，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鼓噪，特别是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让慈禧觉得光绪浮躁轻进，势必引起政局动荡，不能不出手制止。此前她就注销过同治罢免恭亲王和其他军机大臣的上谕。不过同治既是她亲子，又不是她一手立起来的，自然处理分寸也就不同。
2）恭亲王临死遗言说翁同龢是小人，不可信任，而翁又成了变法中枢人物。这大概就是她罢免翁的直接原因。
3）康有为小人得志，器浅易盈，过份张狂，开罪了大批大佬特别是慈禧深为仰重的荣禄，又一心想贪天功为己有，一手包办改革，把重臣一概屏诸门外，实行“关门主义”，使得改革成了马士说的“倒置的金字塔”。
4）康提出的聘请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作改革顾问、开懋勤殿等主张，不但引起死硬派的强烈反弹，也触发了慈禧内心深处对满人亡国、“匹马不得出关”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在我看来，这些就是她决定“恢复训政”的基本原因。在她三度垂帘后，康有为发动兵变杀害她的密谋被袁世凯举发，使得她极度愤怒，不但因此处死了所谓六君子，还囚禁了皇帝。此后她完全由感情支配，彻底倒向保守派，甚至为废帝纵容拳匪祸国，引来八国联军入侵，几乎亡国之余才痛定思痛，最终同意实行远比戊戌变法更彻底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
总而言之，我觉得法国历史学家高第的论述最中肯：
“维新派的最大错误就是要在太短的一个时期内使中国全然改观，要同时把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抓在手里，要一举而肃清所有的弊端。……在日本，虽然有封建制度需要打破，但是没有若干世纪的传统要推翻。”（高第：《中国与列强关系史》，413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三，164页）。
戊戌变法与晚清新政不同的结局，证明了激进与稳健确实是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同样是废除科举，在光绪操作下与在老袁操作下的反应就完全不同。
“族天下”的悲剧还不止此。中国历史上唯一愿意实行还政于民的政权，恰好是一个所谓“部族政权”，此乃中华民族的大不幸。它成了皇室和满族亲贵的心病，而这心病又不断被革命乱党刺激起来，形成恶性互动，导致皇室亲贵出于恐惧而对改革三心两意，甚至想开倒车，所谓“皇族内阁”出台就是这种恶性互动的结果。
更致命的是，它为日本人欺骗玩弄中国“精英”（等于或小于“知青”），唆使支持孙黄等革命乱党进行所谓“排满革命”提供了绝佳借口。孙文所谓“驱逐鞑虏”其实来自于日本人发动甲午战争的号召。中国“精英”们天生就是让异族愚弄利用的祸国炮灰，先让日本人牵着鼻子“排满”，后让俄国人牵着鼻子“反帝”。所以，为全民面子计，这“排满革命”的蠢事最好还是别当成光荣事迹。限于篇幅，我只能在此略提一下，以后再专文介绍中国人民被日、俄帝国主义尽情玩弄的百年史。
最后想指出，余前辈使用的梁启超对戊戌政变的介绍很靠不住。近年研究已经表明，所谓慈禧欲借天津阅兵之际废黜或甚至杀害光绪，乃是康梁的弥天大谎；余先生引用的所谓“朱笔密谕”更是康氏的无耻捏造。袁世凯在《戊戌日记》里讲的基本是真话，梁启超已经在袁回乡“养足疾”时给乃师的密函中交代了：
“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盖投鼠忌器，今两宫皆殂，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写信入都，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以开脱孝钦，而事易办。师为何如？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为叩！”（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版，860-861页。转引自杨天石：《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载《寻求历史的谜底》，46页），
这通密扎坦承了梁启超篡改乃师《上摄政王书》的考虑。由此可知，康氏在得知袁世凯被黜后，以为可以乘机落井下石，向摄政王举报袁当初曾向慈禧举报康梁“围园杀后”密谋。梁启超却知道摄政王决不能接受“光绪弑母”这种不可思议的大罪，因此劝告乃师“必当隐讳”他们的“戊戌密谋”， “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袁）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以开脱孝钦（慈禧），而事易办”，他还要康氏以后和他保持统一口径，“以免异同”。据此，梁氏写的一切有关戊戌政变的文字，都蒙上了“隐讳”反诬之嫌，起码不足以据之立论。
《“党天下”与“族天下”之辨——评余英时前辈《戊戌政变今读》》共6件评论
金唢呐的评论
November 26th, 2008 at 7:56 pm
简单扫了两眼，忍不住笑了。这个什么“芦笛”真是一个无耻网痞，而且对历史完全无知，在一个帖子里写一两句胡话不难，像芦网痞这样，句句都是和事实相反的肮脏谰言，确不容易啊。
芦烂货是网上最丧心病狂的满清遗孽，它极力否定满清的族天下性质，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满清的确是族天下，钱穆余英时等先生对满清族天下的定性完全正确，打中了芦烂货这种满清遗孽的痛处。但芦烂货面对余英时先生的名声和充分展现学识的文章，又不敢断然否定，只好假惺惺的先说“受益良多”，再加以无耻否定，“然对主要论点不敢苟同”。烂货就是烂货，你“对主要论点不敢苟同”，还有什么“受益良多”，真是一个无耻的白痴。
匿名游客的评论
November 26th, 2008 at 10:57 pm
好文！但余先生的也沒錯。
杨子的评论
November 26th, 2008 at 11:41 pm
对于认真读书，思考后写的东西，我都表示敬佩。
本人没读过晚清史，所以无法评论。从博主的叙述看，似乎并没有否定余英时的论点。如果皇室是个汉族政权，改革的互动发展会大有不同，这是肯定的。
是不是如果改良派不激进，改革就会成功？有可能。
是不是如果不是部族皇室，改革就算激进，也会成功？也有可能。
lianjianlen的评论
November 27th, 2008 at 11:29 pm
1楼,你除了漫骂,能表达一下自已的学识和底功吗?或者,只要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成,能吗?
匿名游客的评论
November 28th, 2008 at 12:38 am
枪毙1楼。我并不主张暴力，但对苍蝇，蚊子之类的共产分子就无法容忍了。
匿名游客的评论
November 28th, 2008 at 11:53 am
你先看看杨佳案中的程序问题，改良你个头！
你再看看陕西死刑犯游街的公然违宪。
败类学者！
谢选骏指出：人説網民芦笛是個滿人，如果確實，也是難爲了他。因爲滿人寫作漢語不得不委曲求全，結果難免詞不達意了。不僅滿人後裔如此，其他少數民族的歸化漢語者或多或少也是這樣。這在各國的歸化外族的寫作者之中，也是一個極爲普遍的現象。例如流寓各國的猶太人就是如此充滿了扭曲的意識。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