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报：北京人的“礼貌差距”令人难忍受》（环球时报 乔什·格林 2008-12-07）报道：
美国《旧金山纪事报》12月7日文章，原题：小心北京的“礼貌差距” 北京不是个适合于“人群恐惧症者”的地方。在这个拥有1500万人口的城市里，无论白天黑夜，街上总是挤满了人。而且，“礼貌差距”有些令人难以忍受。
我曾试图去比较东西方大城市之间礼貌行为的不同。后来，我意识到，这就像是在拿荔枝与桔子作比较。中国的经历和历史与我们完全不同。对北京人来说，我的“礼貌观”可能是外来的，而他的“礼貌观”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在北京一条繁忙的街道上，我看到一位妇女试图将自行车停靠在角落里。后来，她不小心从车上掉了下来，我赶忙跑过去帮她扶起自行车并看她有没有受伤。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唯一这么做的人，周围有数十人经过，但他们甚至都没瞧她一眼。
在北京排队能更明显地感到礼貌差距。排队的概念在中国发生了改变，成了一大群人挤向一个点。当我在北京站乘火车去西安时，这种感觉让我很痛苦。进入安全入口时几乎被挤碎。总有人会插到前面去且不打招呼，只是因为他们动作更快、身手更敏捷。我们把这称为是粗鲁，而他们则把这叫做机会最大化。
这里行人必须屈服于汽车和自行车。别指望几条人行横道或小小的绿灯就意味着什么。随心所欲地按喇叭不算粗鲁，而是保证生活质量的必需。
所有这一切让我感到，北京的生活并不是有礼貌的。但我知道这并不正确，人们很容易落入基于一个游客的有限观察就做出错误文化对比的陷阱。可是，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为什么除了我，没一个人帮助推婴儿车的妇女？地铁里，为什么我的鼻子要贴到其他乘车人的腋窝处？为什么中年男子在夏天可以光膀子走在大街上？我知道天气很热，但真热到这个程度吗？随它去吧！下次挤地铁，我也用胳膊肘去挤。
冷战时期有关中国是个顺从、有序的国家的陈旧观念也许从来就不是真的，起码现在肯定不是。与其他美国城市相比，北京是有组织的混乱。在未来10年中，北京可能会变得更加现代、更加混乱。我们这些寻求建立更紧密关系的人应试着去理解北京的生存技巧。但我希望，那些光膀子的人在访问旧金山时能穿上衬衫。（王晓雄译）
（二）
《“封口费”事件：中国媒体全部噤声》（大公报 2008-12-07）报道：
中国山西省爆出矿难报道“封口费”事件，引发了全国传媒界的一场大地震。山西省委宣传部于上月底启动针对辖内媒体的“百日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结果使得当地传媒生态急速向“官方钦准”的方向敛缩。新闻媒体，尤其是非主流媒体自主采访社会新闻受到有形无形的限制。
按照“百日整治活动”的口径，要严厉打击不仅是“假新闻”，更重要的是“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
“假记”形同刑事犯
有关方面强调“依法”取缔“擅自设立”的各种记者站、工作站、办事处、联络处、调查中心；打击以各种手段进行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强买强卖、拉取赞助的“假冒记者”，对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涉嫌非法经营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公安部门。
有关方面还提出，建立宣传、新闻出版、广电、纪检、纠风、公安等部门联合监控体系，建立各市、各有关单位间的信息通报制度，及时交流案情和案件线索，发现线索，联合行动，防止“假记者流窜作案”，“压缩假记者的活动空间”。动员群众踊跃举报“四假”，形成全民打假的浓厚社会氛围，做到“有报必接、有报必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所谓“假记者”，有很多其实是属于“通讯员”性质的传媒从业员。众所周知，报社的正式记者，不可能对发生在全省各地的大小事情都赶到现场作深入采访，尤其是稍纵即逝的突发事件，很多是依靠各种“线人”报料。非主流媒体因为人员编制上的限制，更不可能有很多正式记者去做现场采访报道。
就连揭露“封口费”事件的《山西时报》记者戴骁军，也曾在事发后被其《山西时报》高层否认是该报记者，更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也就是说，按山西省百日整顿的定义，他也是“假记者”，也应在被严打之列。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假”，必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记者认识一位为媒体工作但确实没有官方记者证的“假记者”郭×，他告诉记者，他所附属的传媒已让他放假，避过这一阵风头，“单位给放了假，要求明年三月之后再来行动。”
郭×来自四川，之前曾在煤矿做“包工”，负责把老乡介绍给煤矿做挖煤民工。后来在煤矿多次接触过记者后，渐渐成为“线人”，知道哪里发生矿难便向记者提供线索，同时收取一定的报料费。因为在煤矿民工中人面熟关系广，之后便算是加入媒体，成为“假记者”群中的一人。据他介绍，山西省很多突发性事件报道都是他们这些“假记者”的功劳，因为“正规媒体的信息渠道没有那么灵通。”
新规成拒采访藉口
山西省新闻出版局的“暂未领取新闻记者证的新闻工作人员，必须在正式记者的带领和指导下开展采访工作。”这条规定，已经成为一些部门避免揭黑的挡箭牌。山西展开“百日整顿”后，一些地区、单位便动辄查问“有没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记者证？”令当地的许多媒体，除了出席官方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之外，要自主采访其他社会新闻都受到很大阻力。
是次整顿行动虽然不针对“海外、境外媒体”，但这类媒体同样感受到了因整顿行动而带来的影响。山西省寿阳县工商局企业股股长霍某涉嫌私自携带、更改、销毁寿阳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企业变更档案，造成该企业内部混乱和40余员工的部分失业，继而引发抗议和官司。本月3日，大公报记者前往当地采访当事人霍某。该县新闻中心主任陈某查阅了记者的相关证件之后表示：“按照规定，你们没有任何采访权力，你们的证件不属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我们有权拒绝接受你们的采访。”该主任还质问记者：“山西新闻界‘百日整治’活动你们不知道吗？”
讽刺的是，此前在山西举行的一些官方活动中，香港传媒一直受到邀请。当地部门还常常在致词中特别提到：“我们本次活动有幸邀请到香港的媒体。”但在港媒自主采访新闻时，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便成了拒绝采访的最方便理由。
一位不愿具名的当地媒体记者批评说：“报道的真实性重要还是记者证的名头更重要？不是记者就不能揭露真相？这次媒体整治为一些屁股上不干净的单位和个人阻挠记者正当采访提供了最好的藉口。”
谢选骏指出：人説——北京人的“礼貌差距”令人难忍受……中国山西省爆出矿难报道：中国媒体全部噤声；我看“从北京到山西到處都是野蛮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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