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虚无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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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世界的边缘
在世界的边缘，驻跸虚无之君。他伫立在零点，他凝思在零点，他息食在零点，他运行在零点……他使零受孕──他使零成为任何最大可能的数。
零是最丰富的数，零是最本根的存在。
虚无，数之母，存在之父。
虚无之君是虚无的主宰，他主宰虚无，因而填充了虚无！他游漾虚无，因而破除了虚无！
虚无之君，是一股魔力，这魔力富于弹性和渗透的功能，是那“宇宙以我为中心”、“天地自我而剖始”、“万物因我而分类”的伟大汇聚点。就这样，他是──空间的坐标，时间的基准，万物的造名者。
他说──我是神秘的。我是天机永泄的。我是圆（〇）。对正数，我是期待的始点；对负数，我是可敬的终点。我是正数世界里的低谷中的低谷，以至于无；我是负数世界里的天外之天、峰上之峰，以至于无。世界上还有比“无”更富有的吗？
对于焦虑而有所求的人，我代表宁静的虚空，对于灰心而无所求的人，我代表炽热的冲动。对四大皆空者，我是酒、色、财、气；对于征服者，我是一个耻辱、一个失败的记录；对羡慕朴真的人，我是一个图腾、一个启示──对有者我是无，对无者我是有。有者厌惧我，无者爱悦我。
伟大的虚无之君这样说──
我不“参与有”，故对“有”我只是“无”。加、减、乘、除；世间一切的准则、方式、规律、本质──对我的作用何在？在我面前，它们成为幻影，成为伪善的把戏，不复“存在”。
伟大的虚无之君这样说────
我是无父而生，也将无子而亡，我的悲哀将和宇宙相始终，我就是始终，我就是五德，我就是万象，我就是八卦，我是时间之父、空间之主，我是那永不熄灭、永不溃散的孤魂，悲哉，我的灵魂将弥漫宇宙。
这是在生命的彼岸所能发出的最大最惨的呼号？即令是草木，是鱼虫，是禽兽，是王化未及的倭寇凶徒、教化未浸的日尔曼蛮族！
凡有血气者莫不如是悲叹！自我而后，将不再有这一类型，这一展现，将不再有这一汩汩而动的形态！
啊！是无父的孤儿，没有渊源，无所师承，得不到大树的荫庇，也无山麓可以凭靠，没有上流的汇集也没有天雨的资助，风华影响将消匿在沙漠的酷热中，但愿它能滋润一代沃土，天成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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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设之，地造之
天设之，地造之；他先天地而在。他正是如此（此时、此地、此情、此义）被派到他的殒命之所和殉难之地──那极高、孤清的人迹罕至之处，那耸峙在祥云之上的山巅祭坛。他和他的仆人们，将是新型的“山顶洞人”，日尔曼蛮子红胡子菲特烈及其随从一样，长眠在他们的堡垒中？等候复苏之机？
谁是不假人为的天成之子？他无需“教育”、“熏陶”这类专给五好战士和半开化部落看着玩的“文明棍”，猴戏只是要给猴子们看的，怎能在大尊面前舞文弄墨？
“教育”、“熏陶”如此，更遑论种种所谓“现代化的训练”？训练的活动，也许可以炼得一群优良的仆人，但决不可能得出一个未来潮流驱使者。本末不能倒置，所以“训练”只能维持和发扬，不能扭转和开创？所以，天成者虽然需要工具，但他却不是任何意义的工具，“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不论是普鲁士式黑格尔的、日本式的军部野兽，犹太式的马克思、贝督因式的游击劫匪、婆罗门式的土地主，都是器，都无法创造太一，生生不息的创造之心。惟有天成者，拒绝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他是一片空白、一片沙漠。这荒漠之底汩动着灌溉整个历史、滋润全部文明的浑浊之泉！
这空白不是真的空白，他只是否定以往的传统和习俗，他的颜色与生俱来，且永远如此，是自然的季节所依赖的凭据，他降临了，预示历史季节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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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伟大的虚无之君
伟大的虚无之君！
你只是凭着你的天性与天启以行事。天性与天启，是你全部的意义和依据。你的乐趣、你的节奏，自你“天性”中大成，涌溢而出，永远“不假外求”。你的希世珍宝对以往的历史和传统是清算，是“零”；而以往的传统和文化对于你又何尝不是一个“零”？在这里，你与以往的历史、传统平分秋色了！
你注入历史，使之有活性；传统环绕你，使你有荣耀。你与彼，如此依存，绵延不息。
啊，你的内在节奏与宇宙的节律、世界历史的节律、民族命运的节律、文化消长的节律，传奇式地合符，构成雄浑的交响。
“春江水暖鸭先知”，虚无之君如宇宙的感应，以空无，应答世界的万有实存，处万变而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因为在他的身上，潜伏着秘不示人的宇宙消息，这就是他作为“零”的真相。
即使是残废的人，即使是卑劣的人，只要拥有此伏彼起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意志，使这世界彻底臣服的心，终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伟大的虚无之君，你是多么孤独，你是多么充实，尽管，没有人能看见你，没有人能倾听你，没有人能思虑你，没有人能谈论你，你仍是孤独而充实的。
伟大的虚无之君，你来无踪，去无影──这不仅是神奇，且是命运献给你的苦涩，它使你不得与人为伍，它使你永远浪迹在无形的夜郎之邦。
你没有渊源。你没有师承。你没有任何楷模。你最多最多只是有一点点前兆而已。你因此遭到空前的排斥和歇斯底里的毁折，毫不奇怪，他们说你是“野狐禅”，他们嫉恨你的狂草，害怕你掀起的“人性革命”，将注入历史以一泓新鲜的空气，文化的新血成为你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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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哀哉！他将没有子嗣
哀哉！他将没有子嗣。他将没有后代。他将没有继承人。项羽、亚历山大、恺撒、丰臣秀吉、拿破仑、希特勒……都没有子嗣，或是早夭而绝种。后裔绝无者即从来没有的，如项羽、恺撒、希特勒，比之后裔仅有者即有过却没有传下来的，如亚历山大、拿破仑、丰臣秀吉，更深刻地体现了生命的精髓与绝望。上述仅有者的后裔，结果是供人耍乐和杀戮的，亚历山大、拿破仑、丰臣秀吉的儿子，不就是这样的可怜虫吗？如果这些可怜虫竟然没有死掉，还活了下来，那还不如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是笑料，是小丑，是流放北大荒配于军人为妻的奴婢，难怪明代末帝崇祯要亲手杀掉自己的爱女，不让她配种给准备爬上小姐牙床的无产阶级。
虚无之君的命运之链，既不像哈里发的权能转移那样安稳，又不像活佛灵魂转世那样偶然，没有一部人间的法典、一套神圣的习惯，足以使他的心灵方向得以延续，更遑言“发扬光大”了！他那难以捉摸的思绪与业绩，像是行云流水倾泻，又像无字天书费人猜疑。
他将无子而亡！不会留下遗言、不会留下遗迹、不会留下供人凭吊的遗址。看起来，生命界最阴郁的命运就要笼罩在他的头上……他为何依然欣喜若狂？看植物们竞相开花结实，把种子播扬到远方的山麓和肥沃的芳甸……动物们殚精竭虑、追逐异性，把基因射入未来时间之海……人们汲汲于利禄、显身扬名，把“意志的渣滓”如地位、财货、名声、权势……统统填鸭在子孙的心魄中，使灵僵死……只有虚无者在虚无中自在，销魂在沉默间，不为世人所知，不被历史──那是他的作品所累？
伟大的虚无之君！从零中来，又回到零中去──他如是走完一个奇妙的圆。
伟大的虚无之君！从无中来，又回到无中去──在这里，他是生命界的终极象征，是无尽时光的永恒见证，和全部缩影。他既不为“没有父亲”而羞惭，也不为“没有儿子”而哀伤……因为他既是“父亲”又是“儿子”，他既是“过去”又是“未来”──他既已经圆满，何必他求？
在他空无一物的身上，业已预示了一切物、一切事、一切人、一切文。一切时间性，在他的圆寂中均告消解。所以，将有许多盗贼前来剽窃他，希图割取他的一块心灵甚至一片血肉，他们没有捞到，他空灵的玄妙、日新的盛德、升华的潜能，岂是他们可以追踪？最终，他们的窃取无非是传播了那永恒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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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他是无罪而遭罚的
他是无罪而遭罚的！因此，他命中注定要使这个无情无义的世界连降整整一个世代的六月雪。
他被视同虚无，比浮云和雾气还要空虚的虚无，被世界遗忘，不再有一双人类的眼睛能够看见他，不再有一颗人性的心灵能够容纳他，不再有人的步履能够追踪他……不再有一束思想能够击中他。他浪迹在比天涯还远的荒原上，无名的天命与他为伍，星辰的冷光为他伴奏，与他相应成趣。这个世界无情无义，他的使命就是复仇，为一切值得复仇的记忆而流血。从他的宇宙悲哀，涌出泪血，泪滴是圆的，像天体闪闪发光，这光无色，无味，纯净得使人发憷，仿佛宇宙的胚胎。
──没有爆竹声声作为粉碎性的力量，新的一年将一筹莫展？虚无！零！圆！空灵圣境！自在的球形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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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佛陀的“得大自在”
佛陀的“得大自在”，湿婆教的“大自在天”，康德哲学的“自在之物”──都是你的垃圾。你是不自在中的自在，是使奴役变成自由的真宰。你的自在自由，使人忘却你的本相，从此，人称你为虚无之君。
“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然而运动又是什么呢？运动只是过程，只是形迹，只是轮廓，只是弃置了运动体的无穷之“道”的过程和“道”的瞬间轨迹，有什么呢？恍兮惚兮的名目，姑且称之为“虚无”……称之为“虚无之君”。
无上的虚无！让我们重新学会顺从！
我们是新一代的、恢复了原始天性的中国人？而你，势将兴起为，中国的新魂。只有像你那般虚怀若谷，方能复兴如此凋敝的造物。
你不是实存。你是那广大无垠的虚空。但你包含着实存，孕育一切，分化实存。你不是古代诗人所说的空灵之境，无穷的实存、迷离的体相，飘逸的声色、奔驰的犬马，是从你也只有从你才流溢出来！人们的一切欢乐和悲哀，其实都是以你为前提的！
你，什么也不“是”！还没有一种可羡慕的范畴足以囊括你，还没有一个可尊敬的名号足以冠冕你。正如零，什么也不是。还没有一种雄奇的巨量足以填补零，使零充实起来。
哪里是你的储秀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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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他就是一个宇宙──黑洞
他就是一个宇宙，他就是一个天地，一个洞天和黑洞的交融，深藏无尽的珍宝，密储无尽的神符。
从“零”开始──这是命运。从“虚无之君”开始──是对命运的认识。对命运的认识，比命运本身──有着更多的宿命性。
“太不值得”，曾经是虚无之君赠给这个世界的绰号，也是他赐予万千生活的封爵。小小的悲伤、小小的愉快，琐屑的成就、琐屑的失败……身受世界的围困和生活在陷溺之中的虚无之君，若不化育健全一套双重的生活态度，又岂能在物我之间存活下去？
他一面对这世界怀着淡泊、无动于心；一面却倾洒热忱和大力于他所击中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他的事业”。他击中的世界有无穷的珍异和瑰宝，且只在虚无中自生自灭、孤自幽赏，只为他的心眼所窥见、只为他的脉息而愉悦……
虚无之君并不无畏地浪散心智和情感于世界的虚无之中，他不惰怠其锐气、降格其高贵，和光同尘是他的座右铭？他出污泥而不染，行凶恶而至善，不以“玩世不恭的态度”驱遣寂寞，而以“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来应付生活，以把自己的大能与真相，深藏在乌有之乡的梦中。他的大梦，将化出明天的世界。为此，他等待他所等待的信号，静候他所静候的日子。他是为此而表里不一、判若天壤？
在那粗鄙的掩护下，有一股沛然的生机崛起了……苛刻的批评家们说对了：他正是虚无本身，这虚无是带有惊叹号的一个劫数，在时辰未到时，看不见、听不见、触摸不着，他脱出我们今日最大最野蛮最放肆无忌的幻想之外。然而，一旦“应时”、“奉天”、“承运”──他就闪电般地君临到每一个活人的头上并刺入每一颗亡灵的心脏：成为令人生畏的零。这命定的数只能用布满恐怖意味的“〇”来表示。〇──就是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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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
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又是一个沛然的开启！它是关键、它是锁钥、它是命运的枢纽，它是悬于混沌之上的宇宙纪念品。
虚无之君对世界既不爱也不恨，他仅只超然而已。他的内心深海，与一切俗缘，业已尽行绝缘？他自成一体（“〇”），自给自足（“〇”），他自我完善（“〇”）──他的“内无”与“外在”，分属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世纪，但却共同构成他的完美。
有些人眼看不清，所以说有渠道沟连着内无与外在，使之通体豁然，仿佛秘密的信息是由此播送的，因而不是“缘”，因而不是平行的、对等的关系。
其实，那不是人凭己智可以弄清的。尤其因为，虚无之君没有成见，没有习惯，不信规律，也不遵循人类意义的语法，所以他的语言是启示。他是文盲，是天真末凿的奇玉，因此成为一切形色都可以藉以自我展现的巨大空白……他为我们牺牲，于是他的肢体化生出了人、万物、宇宙。他是“永恒的零”，是一切数与方程都可以藉之运转的轴心。
这永恒的零之所以永恒，在于他永远不会失去，无所畏惧、无所挂牵，因为他从无任何既得利益。这永恒的零，因此不可毁灭，无法阉割，无法曲解，转世轮回，往复君临，在救苦救难中创造了新的苦难、新的传奇。
一团神奇的雾──〇
一团微笑的雾──〇
他是轮廓清切的空灵之境──〇
人们可在其里邀游飞翔，却无从占有或固持他，他能启迪人的天性，却不会倾注人所阙如的点滴清泉，请改变一下老人的恶习吧，不要向他祈求什么，而要向他献出所有，这样，人将从很穷很穷变得很富很富，这样，人不会因为奉献自己的天性而枯竭而虚脱的，而只会因不断地“受启──奉献──再受启发──再度的奉献”而荣获丰盈裕如、长青不衰的幸运，因为他是绝对的零，他既能赐人以深刻的负数，也能赐人以高耸的正数，但人不要期待正数，而专注于负数的迷人，就会变得格外强大。
但愿这“泊”无准则、无拘束的精神──〇，仅仅执“一”而变易，并用变易来增殖内在的野心──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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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他的荒漠底里
在他的荒漠底里，蕴藏着黄金与石油。他在世俗生活中形同荒漠，但这个世界的一切动力和能源，正隐藏在他的荒漠之下──〇
“〇”──应当成为虚无之君的徽号，因为，作为他无上盛德的最佳象征，万物之始与万象之终的〇，是当之无愧地合二为一的！他因此从不渴求占有，在这世上，他无意于永占一席之地，一如无意于永保身外之物。虽然，这些劣根性也正是一切生命的特点之所在，既是优点也是弱点。如植物之占有阳光、土壤、水份；动物之保有天空、地盘、食物、异性；人之对待财产、家园、理想和优越的感觉等等……但他，摒弃了生命的这些顽冥的特性，甚至，到了无意“维持”他孑然一身的地步！
──他的命运就是孤独的别名？他的命运，在凝寂中独悬于宇宙的深处……上不接天、下不着地，他的命运，像是一个圆满的星球。
“〇”──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界限，又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超限。
在零里面，有一个世界；在零外面，有一个世界──尽管零也像一切界限那样是可以渗透的，他向外输送光辉刺目的反压制力，他默默承受了滞重阴郁的压制力量……他因此象征拒绝，作为“不承认主义者”，他拒绝“正有”，从而为“负有”的来临奠定基始，他不承认“正有世界”的模式与风俗，向“有之世界”宣战。
他又象征肯定，在适当的时刻适当地固执某种东西，即使这东西是一片虚空也罢，依傍空灵而陶醉，就像踩踏着实在的世界，他以毫无保留的热忱，悄悄祝福尚未来临的世界。
〇──中央民族的新的图腾。中央民族幸而尚未诞生，得免于空前可恶的现代文明的侵蚀污染！这样的〇，不是万物有灵式的动物图腾甚至植物图腾，而是几何形式的现代图腾的典范。现代各小邦，即使连美、苏这等超级大国，在全球政治的洞彻下，也终究不过某种未来意义的小邦而已，这些小邦的国旗与国徽，多是这类几何形式的图腾，如美国的白色五角星，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红色五角星。其实，这类图腾的最早样板，在易卦图象中就有了。
而“〇”，就是最富永恒性的易卦图腾，太极与无极的征象。混一宇内，融通宇外，让这浩大的无言之征，成为未来的中央民族的最高誓言！
让这无限之无，成为中央民族的八达之路！让我们心怀这民族的精神家园，皈依其道！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悲哉！他甚至来不及停顿一下，略略玩味自己的创造。他的艺术不为自己赏心悦目而发。他不孤芳自娱，也无人能够参透他。于是，他没有读者、听众和观客，他像是一部无字天书，无人问津，不为世知。他沉潜幽深奇特的洞府，原始自然地封存着……以待来世。岁月匆匆、一切都不常驻……辽阔的悲哀此起彼伏、浩荡不已，幻化出世界史的景致。宇宙的无言之歌，就这样为他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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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〇”的故事
“〇”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〇”是我们最大的绝望。
让我们把希望之火变成绝望之灰，再从绝望的死灰中出生希望的树木来！
据说──
1，“〇”在《诗经》上的古义是“暴风雨来了的小雨滴”和“暴风雨过后留在物体上的球状雨滴”。
2，古代结绳记数是对“有”的记录。“〇”在对“有”的否定中必然出现。本意是“没有”。
3，早在1700多年以前，魏晋数学家刘徽注《九章算术》，把“〇”作为数字写得很清楚。古历中有以“初”（起初）、“端”（开端）、“本”（本末）表示“〇”的惯例。筹算有“凡算之法，先识其位”的说法，珠算空档，是筹算空位作“〇”的痕迹，古书里缺字都用“口”表示，后来，文字记“〇”也用它来代替了。至于由“口”变为“〇”，这是因为我国用毛笔画方时，一块变成按照顺时针向画“〇”。“〇”叫金元数字，含有“珍贵”之意。
4，古代印度在《太阳手册》里用“·”表示空位。直到十六世纪，欧洲才逐渐取逆时针方向画“〇”即“〇”。
但上述这一切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的“〇”，是一面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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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整体性
据说──整体性是自然界中固有的、强大的自我创造原则，它使事物在组织、复杂性和一体化方面达到更高水平。
只有把事物理解为富有活力的、不断发展的、创造性的整体，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世界。在这种意义上，事物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要比事物的各个部分自身更为重要。科学家已经证实了，自然界这种凝聚各种因素和创造意义不断扩大的结构的性质。
他终于不再愿意看到他田地里的情景：土地板结，难以耕种；而且，只有更多施加昂贵的农药和化肥，才能保住收成不减。于是，他用混合肥料和豆科植物代替了化肥。为了控制虫害和杂草，他开始对庄稼实行轮作，采用更新的耕种技术，并着手于机械除草。
像他这样主张所谓“另一种耕作法”的农民，曾经被认为是古怪的人，但他们的队伍在壮大，而且产生了政治影响。替代传统的耕作方法开始受到广泛的支持，对食品安全的关心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关心他们的健康，关心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和土地的长期生产能力，因此，他们在寻找另外的选择。与此同时，传统耕作方式造成的水污染、土壤侵蚀及其它环境损害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由于一些害虫产生了抗药性，化学农药对他们已经无济于事。此外，灌溉使得一些蓄水层枯竭并造成一些地区土壤中含盐量增加。精耕细作、风和水每年要侵蚀掉惊人多的表土，这样的损失和浪费的代价高得惊人。昆虫学家估计，因为实行传统耕作法而付出的代价，包括对健康的影响、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难以估算。
一心一意推行“另一种耕作法”运动的人特别喜欢用“持久”这个词，因为他们主张采取不会拼尽资源或损害环境的耕作方式。他们希望采用的技术不需要那么多矿燃料之类的非再生资源，不污染环境或使环境退化，不那么依赖日益昂贵的技术，而且将使农村经济得以繁荣。他们认为，“今后，农业必将是在经济上可行的并对环境没有损害的。现行的传统耕作法是不能持久的。”
“另一作耕作法”需要利用农田里自然的生态关系。提倡者说：“我们正在设法改变环境，使之不利于害虫的生长但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土壤。”实行“另一种耕作法”的农民采用多种作物轮作的方法，而不是年复一年地在大面积土地上只种植玉米或小麦之类少数作物。家畜和豆科植物成为肥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诸如作垄耕作之类的特殊栽种技术和机械除草也得到普遍应用。实施作垄耕作，不会将前一年种植的作物的一些根茎犁出来。在结合采用这些做法之后，可以少用农药和减少侵蚀百分之五十以上。
上述农业革新为什么不能推广在人自身的社会与文化发展中？并对人自身实施一种“人的自然耕作”呢？
生物链，也是一个〇。一个圆（“〇”）。一条无始无终、藏头隐尾的天龙。他没于无始无终的神烟秘雾中，但却是一切运行和一切循环的无上象征，也是一切循环和一切运行的最高主宰！
神秘的“〇”！──他，即使在操纵着最大规模的屠杀与生育、指使着最为彻底的毁灭与建设时，仍然以虚、以静、以无、以圆的心情去。他还把这一心境，化为一个圆满慈悲的战略！这战略以无为本，以虚为治，以仁（圆形的同化功能）为本，以义（方形的向化态度）为治。他虚怀若谷、君临天下。
零点。世界已是一片废墟和无际荒原。零点。历史还是一片空的和无层的迷雾。零点。文化刚刚伊始。零点。人类方才诞生。零点──永恒者。
“如果把永恒理解为‘不是无限的时间的持续，而是无时间性’，那么，现在活着的人，就永恒地活着。”──这话说得多好啊。让我们把“无时间性”即“对时间的解脱”作为生存的唯一指归吧？
零点的钟声起来──永恒者来了……
〇，该是永恒者身分的天然标志。
〇，该是永恒者神格的崇高象征。
〇，该是永恒者人格的奇妙隐渝。
〇＝永恒。所以不能以“认识”来剥宰他。所以人们只能用零式的期待来赞叹他。
老子，曾用“道”表述它。可又嫌“道”不够明确（“非常道”），于是，又用“无”来形容它。
周敦颐，他在宋明诸子中的地位，一如老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地位。其作用甚至风格都与老子颇为近似，他则用“无极”表述“道”，可又嫌“无极”不够有力──作为有限存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玄之又玄的“无极”──于是，再用“诚”来将之人格化，以便世俗的耳朵可以消受这至深德育……
只是，这些概念似太陈旧了，仿佛不足以激发现代人对那新鲜润泽、活蹦乱跳的“零的世界的想象”。于是，我们对那个硕大无朋、自在自满的本体世界──用“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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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
是的，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在“〇”中互相抵消了，形成一个不偏不倚的零。罪孽与神圣的互相抵消。
“零”是虚无的象征。──它表示“没有”。要么是尚未诞生；要么是自己已经毁灭？──这就是“没有”的具体含义？
不，零要比没有还要过之而无不及：“毁灭”从来都不意味“零”；而仅意味着“废墟”（“墟”有“零”的意思，指土木建筑的形式已被破坏；但“废”则意味着曾经“有”过：虽废犹存）。而“诞生”，在现代人的理解中，不过是意味着能量的“转化”而已，并非无中生有，所以，“零”是表示远比废墟与毁灭更深状态的“没有”。
然而，一切“有”都从这“没有”中产生出来，有，以没有为出发点和存在的依据，有以没有为其存在的边界。
“一切”可以被分别理解为“正有”和“负有”。“正有”是现在的实存；“负有”是过去的或尚未来临的实存。“正有”是确实的有，“负有”是可能的有（已经消失的和必定来临的）。
数学上用“正数”和“负数”来表述“正有”和“负有”。“正数”和“负数”的边界则是“零”点，以它为存在与反存在的依据。对正数来说──零点，低谷中的低谷；谦卑，灾难中的灾难：以至于“没有”，《老子》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
对负数来说──零是天外天、楼外楼，是巅顶，是狂傲中的狂傲──以至于“没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权贵们所谓的“否定之否定”，而是“正有”和“负有”之间的永恒运动，这运动不断自我推进，自我更新，以至于零。“负有”驱逐“正有”的运动锐进不已──以至于零。
在零之前，是一个逐渐变得陈腐不堪、恶臭四溢的旧有；在零之后，是一个逐渐变得新艳可人，祥光普照的新有。而“零”呢？零，这是一片未经开凿的非物质，反物质，既非存在，又非反存在……一片永远自我否定的虚无，是超越了虚无观念与虚无主义的全然虚无，宛如超神之神，游漾在神秘的边缘。
“零”是一个“数”吗？
“永恒者”是一个“存在”吗？
零不是一个数。但却是一切正数的出发点和临界线。从这意义说。“零”不失为一个最最重要的数学观念。
零的出现表明了的智慧之清晨，业已伊始。没有零，便没有完整的数学系统。
永恒者不是一个存在。但却是历史和反历史的双向护育者，是文化和反文化的双向裁判者，物质和反物质的双向显示者，精神和反精神的双向晓谕者……是一切纷纭之象的根本分界和重新出发。在这意义看，永恒者是一切历史界、一切文化界、一切物质界、一切精神界之一切坐标系统的最重要的原点……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滴泪。一个零。一个“〇”，一个世界，一粒种子，一匹精华，他使大地受孕，他令百代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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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
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在我们的后面，是一片废墟，在我们的周围，只有鲜血、脑浆、泪水和精液混成的生命遗物……血是身体的泪，是人体的精华。脑浆是思想的血、泪是信息的精髓。泪是心灵的血，是表达爱与恨的精液，而精液则是种族之血，爱情之泪，是创造新思想的精髓！唉，爱哭的孩子！孤独的心灵！种族命运的承载者！你完全无依无靠，只能靠你的孤独，或是，上帝。
“〇”，这是一个大圈的结束，又是一个大圈的启始。
一切从“零”开始，一切到“零”结束。“零”，是最根本的，是“第一性”的；其他一切的数、物、象、人，总和起来才构成区区“第二性”。
在零的世界里，没有恶，只有善；没有善，只有纯净；没有纯净，只有虚空；没有虚空，只有命运；没有命运，只有超神之神。
一切卑鄙龌龊的恶，一切琐屑无聊的善，都化在圣洁浩渺的纯净中。
但在零的世界里，又潜隐着丰富的存在。它们彼此对立，互相抵消；相依为命，相扑为乐……她们在互相消灭的邪恶忌妒中，达到生生不已的创造。
在“零”的世界里，“恶”并不存在。它，只是“恶之人”或“人之恶”的表象，和幻想，是一种作为“恶之花”的顽强冒尖的“恶意”，而并不像古来的宗教家和近来的理论家们所宣称或所痛斥的那样是什么“实在世界的本质”。
“零的世界”──既没有恶也没有善。如果强为之说，那就算只有善而没有恶吧！这是一个大善的世界，一个洋溢着“一切皆善”的世界，一个不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世界，而且“存在的就是善”的世界！当然，那世界的存在、世界的善，也因此而成了不合理的、邪恶的，甚至充满罪孽的。
如果撇开上述必要的前提，说“世界只是充满罪恶”──那岂不只是恶意者的诽谤？这是一种藉以为自己的不得意的生存状态进行肆意辩解的毁谤之辞。所以一切无产阶级暴发户全都乐意如是说，如果暴发户成了老迈的权势者，则渐渐有了一些善意，或曰“是经过伪装的更大恶意”──称道世界的完全合理性。
但这些蛆虫般的阶级斗争，这些你死我活的粪土战士，这些具体的善意与具体的恶意，岂不都是执一不化？它们仍在零的世界之无限海中，自怨自艾，自得自喜，星星点点。
而“零”，不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把倚天而立的标尺或“无形之剑”……零已经构成了超越神明的实有之源！它从此成为先于“物质”、先于“精神”、先于“反物质”、先于“力”──压制力与反压制力──的超生命实有。正因为他等同整个生态，所以他终于超然于生物的可能性，而作为生物的人便消失了──形成一个非此非彼的“零”。爱和恨抵消了，欲求与忏悔抵消了，进取与隐遁抵消了，“发现”与“反省”抵消了，创造与毁灭抵消了，“这一切”和“那一切”抵消了──得出灿然硕果，不是古代哲人津津乐道的“太一”，而是一个圆圆的“零”。
德国乐师贝多芬，凭其天才的直觉就发现了这一实存之母。在《第九交响乐》中，通过受难、净扎、彷徨、反思、斗争、升华等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生物性活动及其仪式，最后迸发出了自我否定的“欢乐之颂”！
这是超神性的大彻大悟。难怪贝多芬写的弥撒那么不成功。他著名的《mass in
D major,OP123》和莫扎特的弥撒简直没法比，支离破碎，勉强成篇，毫无气韵。所以贝多芬再是拼了老命也要让弥撒进入交响乐，终于挣扎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第九交响乐》，勉强和莫扎特的《安魂曲》一争高下。
然而，贝多芬的“欢乐”，不过是件欧洲式的异教化外套。在“一切人类成兄弟”的文雅说辞下，流涌是的原始、纯朴并略带一点“日尔曼蛮族气息”的对于“〇”的礼赞。和欢乐女神相比，我更喜欢意大利作者Pergolesi（1710-1736年）《圣母悼歌》（Stabat Mater），那是短命的天才死前两天写完的，所以充满了对于死亡的深刻理解，而不是对于生命欢乐的徒劳无益的“肯定”。
骄傲的蛮族，汪达尔人的后裔，站在罗马城外，所发出的对于“零的世界”的期盼和衷心礼赞，是什么？是老伽图“必须毁灭迦太基”的吼声，终于被“必须蹂躏罗马城”的冲动，淹没了。“为了基督的缘故，永恒的城市必须灭亡！”生命是从死亡开始的！
一切分歧与斗争，苦难与升华──在“零的边疆”，在毁灭和缔造的分水岭上，得出了它们最后结果。
宇宙。历史。文化结构。以及一切人间事物。──不断的增熵趋势。“历史因素”的不断积淀、增益，使一切创造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日益高昂，对创造者的报应也越来越惨烈。然而，还是要反抗。反抗是特大福音！这福音不仅体现了不甘沉沦、泯灭的超然英雄气，而且本身就是在安然忍受一切苦难的高贵宿命！所以，一位个体的伟大程度，即他的绝对值，是以他反抗增熵也即加剧增熵的量，来计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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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他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〇是生命蛋，又是休止符。
这个神奇的蛋，这个咒语的休止符，象征以下两种状态：
A、一次劫灰之后，不再生出新的结构与秩序。
B、某种结构及其秩序强大到了完善的程度，从而阻碍了新的生成与活动。
这两种状态都意味末日式的黑幕。前一种状态被叫做“毁灭”，后一种状态叫做“乌托邦”。
它们的共性在于，前此的状态带来过量的力与惰性，故一经改道便无以为继了。道是要改的！“不变”的神话，不过是未经改道之前的一厢情愿罢了。
人的生机，其实潜伏在上述两种状态之间的一阴一阳、一成一毁中。
有两种希望。一种是希望之火，一种是希望之木。当你说“我对中国的命运充满了希望”时，你指的是希望之火；当你说“中国充满了希望”时，你指的希望之木。
作为妓女和演员的希望之火是常有的、人性的一部分；作为婴孩的希望之木则不常有，因为它不属于人性，而是神的作为。
从希望之木到希望之火，是从诞生到死亡的道路；从希望之火到希望之木，是从死亡之境到再生之境的“灵魂转世”──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〇……美丽纯净的劫灰……
〇不是一个简单的“既济──未济”。〇是对一切“既济──未济”的千万相的描述。
“既济──未济”的可能的危险在于：它的每一个轮，可能加重增熵的每一个级，而增熵到了极限，就会打破并从根本上毁掉“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的秩序，永劫不复的无底黑洞于是敞开了。所谓“混乱”、“无秩序”甚至“毁灭”等等，无非是阴阳互致的“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秩序的组成。“阴阳的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秩序，本身也包含着最终的非秩序，包含着“以反秩序为形式的新秩序”，它因此可以被称作：“历史”，即，以不同形式重复着的过程。听！如此这般的不断增熵，在伴奏中掀起雅颂风格的圣乐之潮。这样“既济──未济”中因此没有两个雷同的两个回合，没有两个雷同的两个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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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增熵趋势的加强
增熵趋势的加强……伴随每一轮混乱的间歇时期而来临的，只是更大的压制，个体自由度或许进一步萎缩。混乱、偶然与自由，仿佛是为新的奴役状态作准备，甚至，大能者对于增熵趋势的反制，也不过是开启了新形式增熵运动的又一个源头？他伟大到什么地步，就只能把历史折磨到什么地步。
新的潮汐，情绪的高涨与低落，智慧的丰满与亏损，意志的坚挺与疲软──这一切都中和在一条若隐若现、飘移无定的水平线上。
心智以外的“中和之纪”也并非超自然的、神秘的，“中和之纪”生成于“万象澄明”间，是在万物的消息盈亏里，被认识的。中和，就是零。中和了，“〇”就形成了。
“〇”是一个概念，而非一件实存。到处都是“〇”，但到处都看不到“〇”。世界并不是受到“〇”的规范的；但是，要是没有了“〇”，世界将是一堆无法识别的模糊。
焦虑，是破毁“〇”之心境的一大狂魔？心境破坏之后，“〇”的生态环境亦遭横祸，现代社会的生态灾难、环境污染，皆由此焦虑起。
由于这些运动造成了心灵的苦恼和生存的动荡，所以反倒产生了对“〇”的精神需要。“〇”──不仅是安慰者，而且是平衡者、中和者、再生者。
每一座天体，都是“〇”形的。每一个人心，都是“〇”形的。人心就是生命的天体，天体就是宇宙的人心。
宇宙的本原是这笼罩一切、侵吞一切的大圆？它既可被古来的圣贤表述为“元”，也可由现代的数学表述为“〇”。
“元”就是“零”（〇）；“零”就是“元”（〇）──周敦颐似乎有点领悟了这个道理，正是基于这小小的、常遭忽略的基本事实而不是“基本教义”，他赫然宣布，“太极本无极也。”
宇宙的本原是“零”，零是起点也是终点。对正数，零是起点；对负数，零是终点。对正在统治的“正有”，它是下葬的丧钟；对未受承认的“负有”，它是诞生的礼炮。
“零”表现为数字观念上的“无”。
“永恒者”表现为一切世俗意义（社会学和历史学）和群众意义（包括它们的哲学、宗教）上的“无”。
“永恒者的虚无”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这虚无之君是一切物、一切理、一切存在与非存在的所赖与所依，是它们的永久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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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永恒者”
“永恒者”，既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与归宿，又是一切存在的消解，他的徽号因而是那无始无终、无来龙亦去脉的“〇”。
“〇”的启迪是万物有灵，或万物无灵？但人的有灵恰是足以表明万物的有灵？世上的万事万物，均有自己的意志？哪怕是无意识的意志？哪怕是寓藏在身体内底的意志？协调与妥协，因此成为宇宙的第一要义。
如果不是“万物有灵”──那么整个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天然性的超智状态，该如何解释？
生态环境的超智状态及其不可超越性，仿佛为古老的“万物有灵观”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注解。
文明的悖论也许难免，哲学与生态的悖论亦然？因为人生的基本旋律“生──死”，岂不就是一切心智都无法消解、难以回避的悖论？
一，归宿感仿佛是心的陷阱，它在你虚弱之际悄然滑到你的足下，等待你自动投入：
1，归宿感是这样一种“欲望”：满足它，使人安详、麻木、幸福；不满足它，则令人空虚得几乎飘离起来，身心分裂了一般。
2，满足归宿感的努力，可以令人奋不顾身，而不计代价地行动，就构成了归宿感的首要价值。
二，归宿感的功能是：
1，获得归宿感的心灵，可以容忍最难耐的困境。
2，未获归宿感的心灵，对哪怕“有魅力”的生活也会失去热情。
三，归宿感是创造力的休止符：
1，它对未达目标的人是有害的。公子重耳尚未返国称霸，是不该陷入归宿感的。
2，它对已达目标的人是镇静剂，免得他徒劳无益地奔波。对毫无创造力的人，归宿感并无害处，甚至有其必要的，他们若无归宿感，反倒缺乏良好的工作状态。
四、归宿感的使命指出了归宿本身的虚幻性，因为归宿感的意义仅仅在于提供了心的庇护，和继续行动的支持力量，因此它对疲倦者有益。
五，在疲倦者看来──归宿即天堂，无归宿即炼狱；但精力充沛者则反之而视，他不知责任为何物，“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〇”──压制与反制的平衡。
“〇”──濒于虚无，终于实体世界之间的平衡。不是虎头蛇尾，而是善始善终：是以蛇尾始，是以虎头终，他显示风暴式的巨大涵养，他预示宁静中的无边生机。
“〇”──是心力与物力的平衡，是物力与心力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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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
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因此，飓风的中心仿佛一点风声都没有……风力的核心部分往往是风力的虚无？但是且慢，那只是“好像没有”，实际上还是有的，不仅有，且是“大有”（参见《周易·大有卦》），且是双边意义的大有。
所谓双边的有──即不仅在“有”的意义上有，且在“无”的意义上有，在“零”的意义上有，因此双边的有反倒与“无”在表象上非常近似。双边的有，是生生不息、日新不已的有，是“〇”。
“〇”──是心力意义的自在平衡。
零是心灵的宁静，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出发与归宿，也许它产生过风暴，也许它正在积累岩浆、酝酿地震，但就此时此地的它而言，确是被那称之为各种力量之均势的“〇”，包揽无遗了。
存在，并非可以被那空空如也的“有”字，一举概括的。存在，是压制力与反制力的交媾之果。因此，存在就是“〇”，“〇”因此是存在的终极象征：
首先有了存在（生），然后才有了负存在（死），最后，“〇”作为二者的一个中介面产生。
生活就是〇的进程，作为存在与负存在的中介，生活并不是存在与负存在的逆心扩张，而只是存在和负存在的向心延伸，亦是其观念之光环。这环及其向心运动，这向心运动及其环，恰是“中段的象征”。人，正是宇宙的中段──无限大与无限小的中介，宇宙之环的生命焦点。
这样的“〇”──不是禅宗的神秘的果子。这样的“〇”──是晚期工业时代的垂死之光，是后期现代化的文化陷阱，人们走了一圈……疲惫了，厌倦了，但还是走回来了。除了一些印象与体验──这是无法被他者拿来“客观地验证”的──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来，然则，人们也并没有失去什么，他毕竟“完整地归来了”，也许还带回来一些断残的印象、感受和一个新的心境？有幅题为《浪子回头》的油画，就恰到好处地再现了这一场景？
“〇”──没有那种肤浅而固定的方向性，零点哲学，没有那种充满了青春时代之盲动、鲁莽与转瞬即逝的方向感。
“〇”与“零点哲学”──因此是全方位的，它们被来自宇宙深处的旋风鼓舞着，宛如生命之帆饱满在现象之海上。
它们，是晚期文明的标志，它们，是暮秋的宁静的风暴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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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零点哲学”的研究对象
“零点哲学”，亦即“永恒者所思”，其研究对象，不是“实存”，而是作为一切实存之命脉及现象之出发的“永恒者诞生的宇宙机理”。
从这种意义上说──“零点哲学”体现了不失为“超级的虚无主义”，正因为这是对“超级虚无主义的所说和赞美”，所以，零点哲学反对虚无主义。
“一切从零开始”──并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希望或犹太巫师的咒语，它不是一缕主观的愿望，而是一座客观的事实。不是谁在强求“从零开始”，而是自然过程必定会“从零开始”。历史在“循环”中，“既济──未济”。有“螺旋”现象，不过，用“螺旋”来描述“上升”却只是哲学科的精神病人藉以自慰的一厢相情愿。既然螺旋，为什么不是“下降”呢？螺旋者，其下降的可能当然远远大于上升，或干脆既不是上升也不是下降，只是平行变化而已，所以“既济──未济”才是不偏不倚的描述罢。
例如我们最为常见四季节律，就既不是螺旋的下降，也不是螺旋的上升，而只是平行变化而已，是在“既济──未济”中。
一个循环，一个“既济──未济”，也就是一个“从零开始”，一个从四季开始的轮回──就是任何一点都可冠以“从零开始”的神秘之圆……“既济──未济”。
什么是“革命”？革命不是野心夺权的暴乱；不是阶级仇杀的造反；也不仅仅是一些小老婆养的多余人男女的互相发泄、痉挛和屠宰。革命是轮回的萌动，革命是四季分明的曝光，革命是循环过程的较激烈的阶段，革命就是“从零开始”……是“既济──未济”。
革命宣告了以往许多价值和许多机体的死刑判决，尽管历史上没有一场革命是完全彻底的──但历史进程已经藉助于革命的突变重又开始了自己的循环，重又铺陈了自己的四季，这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对世界的命运抱有其它什么奢望呢？
──一切又重新“从零开始”，“既济──未济”！
“从零开始”，并非那个老去的世界对这个年轻世界的诅咒，或是这个年轻的世界被禁止从那个老死的世界借取甚至“偷盗”某些东西，尤如普罗米修斯之盗火、鲧之盗窃息石息壤、撒旦诱惑人类等等而言；此刻的“从零开始”，是就这年轻世界所意欲创造的广大无垠之境而言、也是就它自身斗志昂扬、目空一切的饱满状态而言。
“零”，是正负绝对值的批判者。因而，“零”反倒成为绝对值之无限性的唯一坐标？就这样，我们的哲学之核，只是一个无意义的“〇”？
这个空无一物的圆，闪耀着无法形容的光，因为它不企图教导人们去怎样生活，它根本不为生活下定义，因此，它的人民才可能是自由的，要知道，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灌输的，因为人不是家畜，人的生活不习而能、不教先知，人们的天性中含有生活的种子，并不等待专政机器的铁血师表，全面专政的军阀不可能是一位慈善家，他的怜悯只是伪装，从未兑现过“根本改善人民生活”的弥天大谎。这足以解释，为什么一切理论骗子们的粉饰坟墓全都败露，原来到头来，并不是人民的生活属从于他们的坟墓，而是他们的狂吠被淹没在人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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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深沉的“〇”！
深沉的“〇”！你是一面玲珑巨大的明镜？辉映出现代工奴的破碎心境。在你什么也没有的光里，“既济──未济”的寻梦才成为可能！
你弥合了工农兵奴隶的灵魂分裂？你抚慰了知识分子横遭摧残的精神，你圈走了盲目流浪的自我意识，使改革开放中的野人自觉进入“跟着感觉走”的沉沦。人们欢呼即将到来的颠乱，为你的零点式的降临，喜悦、颤栗！
你不是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也不是禅宗乞丐们的明镜，那些激动人心的天人之语，曾以《新约》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在陈腐的犹太世界……你要映照的，不是哲学的宁静世界；而是全面专政下亿万绝望的工农兵学商的阴影世界。这是没有了悲剧气氛的、死一般寂静的凄惨世界……
但愿你，博大的“〇”，能起死回生，零，你才是精神的太阳！昂然升起在全面专政过后的一片人类废墟上！晚期工业造就的一片灰暗而阴沉的天际，这才是二十世纪的精神污染，比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更加有害！在精神毒气的四溢之下，互相残杀的人民被迫萎缩成一点可怜的“物质”。兵营的头目很懂得这一点艺术，他们用人皮造出了漂亮的灯罩。这才是讲求世纪的实干家！这些以科学社会主义解剖人体专家学者们。从这里看，他们并非“要强迫人们回到中世纪”，而是真正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视人命如草芥。但还有比他们更清醒也更持久的屠夫，这些黑─马主义专家的唯一专业是腌制人类的活精神、活思想，他们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活思想”一露头，即遭立刻扑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一切居民沦为人质，并被彻底编成机器唯物主义的小小配件，他们已经完成了庞然大物的历史使命。精神屠夫们早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开始了前无古人的毒化工作，太多的精神毒气窒息了一代又一代的身体标本，还有精心烤制的许多心灵标本。──悬挂在半希腊式半墓穴式的半大屋顶的殿里。
然而“〇”的澄明，责无旁贷地来了──精神的太阳！用零式，穿透了这些精神与社会的迷嶂，使其剽剥人性的绞肉机，在晨曦中，露出青面獠牙。
精神的太阳！终于刺破了败落中的“新社会”，在什么也没有说的无聊中，好像又告诉某些平凡的道理，使得“新社会”的牺牲品们，得以较为镇静地面对无法脱逃的厄运。
只有“〇”，可以拯救失去了上帝的灵与肉。
“〇”是最富有的！
“〇”代表一切方向与一切形式。“〇”没有负担与拖累，“〇”还没有学会掩饰、疲塌和拒绝。
“〇”还没有确凿的方向，“〇”甚至连具体的方位的暗示也不存在，在“〇”的深圆中没有突兀，也没有开凿的迹象，“〇”把那些受人赞美的强力表现，看作衰败的印记。
a、“〇”不表示“毫无可能性”，相反，“〇”包含着一切可能性。
b、〇度不是没有温度，相反，〇是一个中庸的温度，一个无所不在的临界线。
c、〇不是毁灭，而是浑圆；不是废墟，而是生命之卵。
d、〇是终结，但更是启始。
e、〇代表宇宙间最基本的节律。
f、〇代表虚无，〇不是实存；〇是虚无之君，也是实存之敌。
g、“〇”是“句号”──但句号并不否定以往，只是结束以往，开始下一个句子。
“〇”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大通”状态。同于大通，则可以忘却存在（庄子的说法）。因为同于大通，意味消解了观念；而存在却总是受缚于观念（这是我们的理解）。
在上述境界里，追思与展望是并行不悖的，且融为一体。向前与向后、向左与向右，在大通之境，具有等量齐观的同一性──这是对执行者而言。而对思想者来说，向生和向死、向善与向恶──又何尝不有这同一性呢！
“〇”，是全方位的生命形态，它并不先期划定一个规范，所以它没有羁绊，它能把阻力转化成助力。
“我唾弃了一切。我跺下脚上的尘土。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挂念，更无分秒的眷恋，我走了，但我还会归来的！驾驶凯旋的战车，进入一片预期的新状态。”“〇”说。
“虽然时光隧道绵长，仿佛只是一个开端，但毕竟我比他们整整多体验了一个时代的开端，因此，我已经知道来世的故事。”〇说。
白日下昆仑
发光如舒丝
徒照葵藿心
不照游子悲
折折黄河曲
日从中央转
汤谷耳曾闻
若木眼不见
奈尔铄石
胡为销人
羿弯弓属矢
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
讵教晨光夕昏
（李贺诗）
“〇”不仅是天体（日、月、星辰），且是天体所表象的“圆形自然”。圆形的自然命中注定要显现巨大的轮转。在这轮转面前，人显得可怜，畏惧、无奈和顺从，是其常情。
诗人的特质在这里也像在一切地方一样，不是违拗常情，而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常情！太阳在黄河的环曲中旋转──多么惊心动魄的宇宙之图！而“令久不得奔，讵教晨光夕昏”的梦，正是窥见了此图之秘的诗人，面对宇宙之图发出的浩叹。这浩叹无异最深刻意义的祈祷，堪称人与自然乃至超自然之间，轻快的乃至沉痛的对话。
时间是圆形的──〇！
如果说，作为一点个人或作为一线的“人类”无法追踪、体认那“作为整圆的无边时光”，那么，时间毕竟还是向智人，显形为──圆的轮转：〇。
这个巨大魔盘──〇，万珍俱备，但仅瞬息而过；它创造万物，又销毁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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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只有宗教能驱散虚无主义
肯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宗教，否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怀疑论（或曰虚无主义），折衷的答复形式是为“科学和理性的批判”。如果说，世界的混乱构成了对人的一种“压制”，而人又生而无力消除这一压力──那么我们能怎么办呢？
前面所说的“简单的感情”，正是在此不得解脱的困境中，升起的一颗心星：一种是“并非答复的答复”，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于是，人的全部文化与观念系统从中派生，智能复杂的“百巧拼图”，竟然源于如此“原始的动机”。简单的感情，不是简单的头脑──头脑要复杂，心却要简单，这就可以治愈现代的病。现代的病症在于，人的头脑越来越机械化，但感情却充满冲突，疤痕累累或曰“矛盾重重”。难怪现代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现代的最大难题，正是“难题在自我繁殖中”这一怪胎！
简单的感情，不仅仅是“力求简化的意志”，也非这意志的演化，它比这意志更原始，因而更坚执、更广泛──也就是说，更为“无意识”，更接近人的生理性而非所谓理性！是从简单的感情中，派生出力求简化的意志的。
亲爱的人们，永远也不要迷失在细节之中。细节，以及对细节的过分奢求，这是一切高级文化的致命伤，尤其对于原创性的文化，这更是“堡垒内部的最危险的敌人”。在这一点上，禅宗尤其是惠能为祖师的南派禅宗，曾是较好的阐释者──但愿不要因此把他们沦为“楷模”和“典范”。他们的阐释，使人的天性可以从文明与魔障这二重表里的黑暗中苏醒过来。
永远不要结茧自缚。永远不要固执于自己的工具与道路。相反，请怀着“爱顿悟”胜于“爱习惯”的心！一颗“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心，它一定能助中华精神复国运动渡过危机，完成星际之旅！
饥渴的中国人！成就伟业的时辰就要来到！正像《孟子》所断言的，因为受苦受难而臻于强盛的日子，就要来到，因为饥渴状态，激发了热烈的渴望！前来解渴这热望的，是“简单的感情”──是受苦受难者的德音！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伟业必不同于佛教两千年来所传扬的非业之教！因为中国血液中奔流的天性，与热带丛林里的印度人是那样不同。中国的使命必不同于寒带的俄罗斯人和其他争雄于二十世纪的欧洲小邦，因为中国曾经超越民族的发展阶段，胸间有一颗属于天下的心。
简单的感情和简单的生活！──以便把更多的精力抽炼出来，供奉给智慧的“王者之业”的神坛，这是被一切挺进中的生活，一再证明了的：智慧越丰富越好，感情越简单越好，事业越是热气腾腾，生活方式就越简化……这样才是健康的平衡。智慧中的感情线索越是单纯，事业里的繁文缛节越是简洁，人的天性奏鸣就越是能轰动宇宙，照耀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千年梦想。
更深入一层──智慧应当成为一种排除了情绪干扰的纯粹，一种“不枯燥的理性之光”。事业的神坛呢？则在抗拒繁文缛节与过多装饰的坚持中，走向真正的生命纪念碑。
对一个混乱时代的灵魂修士来说，他仿佛在为“复国”的来世锻铸灵魂，不是个人生命的来世，而是“民族生命的来世”，历史的来世。他的感情是一种智慧，他的生活则是一个碑记。
这就是他的“生存状态”，只有“把革命当作一种生存状态的人”，才算“真正的革命者”。正如只有“把行善当作生存状态的人”，才算“真正的善人”。真正的诗人、学者、武士、企业家、工程师也都是如此，“把事业当作生存状态，把生活当作事业的祭品！”
“要简单的感情！”这是衰世的呼声。这是渴求中华精神复国的嘶鸣，这是“满蘸着返朴归真情意”的号角。……
文明的衰颓，来自情绪的日趋复杂，巧言令色日甚一日；飘浮无定，泛滥失节，以致终于无所归属，因而流入虚伪不真了。感情的泛滥有如感情的枯竭，是同一事体的两面相……看起来泛滥在前，枯竭随后，实际上，枯竭的虚脱恰恰隐藏在泛滥的狂热中。泛滥与枯竭，并非“因果”，而是并蒂莲。
民族的衰败，来自对文化积尘的过度尊崇。把文化的服饰偶像化，其患无穷。对社会习惯和文化成规的战战兢兢地恪守，这是一切人为灾祸的因。理论家们喋喋不休的“主义”和“情欲”，是以颠倒的方程式，解释了文明衰亡的“机”。
他们说，“人欲导致衰亡。”其实，简单的人欲并非衰落之因，而是兴起之兆。导致国家灭亡的，是那种追求新奇主义的复杂感情，是那些分化得过于细腻的口味和偏颇得奇离的嗜好，它们自相冲突，乱成一团，致使国民的生存险象环生。
“天理”太复杂，却不够真纯。“人欲”太平庸，却不够精彩……我们要的是“那道混成天理和人欲的算式”──这就是“简单的感情”。它既不像人欲那样分歧，又不像天理那样呆板，它向着一个目标，却又调动各种力量，消泯乱世乱象，呈现鹤发童颜的微笑。
简单的感情，诞生在心灵的隐居中，在这个数典忘祖甚至崇洋忘我的劣等殖民地，号称独立自主而实极自主仰人鼻息的国度世界上，难道就没有国魂的一席之地吗？“不”。他说，“我还会回来的。我总是会回来，以便促成那生命之圆。”他好像北魏的巨型石刻与细微雕像，饱经风霜，铮铮铁骨；又像踢腾的婴孩千骄百态，游刃有余。
北魏！这是一个富于当前中国象征性的文化之婴，上承秦汉，下启隋唐，而自身却是荒凉的。也许，中国二十世纪史的命运早就注定了，北魏的多重特征的再现，所以“新文化”的生长速度，竟然是要取决于“对知识分子的歼灭幅度”！也许早在战国末年，中国就曾面临这一困境了，所以，韩非书写了他的《五蠹》。晚至南北朝，中国又再度进入此境，所以有“六镇的起义”，反对当时的现代化即汉化，仿佛惟有历经此劫，文化的步履才可能再度前行。于是新的隋唐士人，终于再执中国的权柄，激励新的文明。
反观当今全球整体秩序的形成，毫无疑问地正从中国的世界智慧中吸取灵感。随着统一趋势的增压，这种吸取必将变得更为猛烈，甚至会应用某些重要的中国政治原则，以培育一大批俯首帖耳、机灵聪颖的政治动物。但是我预感到，推动这一历史运动的主角，必非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充分吸取了中国《书经》以来思想精华的一群非传统主义者。他们是文化上的尤其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野性的人”，故出污泥而不染，排除亡国奴性，从而具有充分的政治能力以致整合能力，能把中国业已浑浊不堪的内陆河流，开拓为一片蔚蓝色的世界之海。
正是这一“逻辑上的矛盾”，给予中华精神复国的创造潜能以更为充分的余地，也许我们永久地失去了祖国，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中国！正是这一逻辑上的矛盾，包含一种广阔的、来自相反维度的力量，这种复杂处境确能化解当今不可能化解的困境！
在民族命运的折磨中，有一种“精神上的无业游民”逐渐渗入有机的社会生活。我们无以名之，只好暂且这么称呼他：“文化盲流”。他们，已经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特殊景色，而且，越来越茂盛，越来越怪诞，越来越远离生活的常规。他们日夜游遁在功利性的、“必不可少的社会结构”之外……中国如何消化他们？如果有人问他们，“你的职业是什么？”他将如是答道，“妇女所不能从事的活动。”妇女不能从事的活动？女人有什么不能干的呢？
“思想！”
为什么在人类一万年的文明史上，竟没有一个女人是思想家，是精神世界的开拓者？哪怕这思想是诉之于音乐、绘画、文学甚至情诗等一系列女性颇为擅长的文化形式……难道，思想和首创精神真是某种激素的特产？比如说雄性激素？然而为什么绝大多数男人也终生没有这种激素呢？看来，用“激素”之类的物质主义概念，去解释人类命运中最奇特的谜──创造性那不可思议地诞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尤其，当这“激素”是作为一个生理学的概念被理解时。如果我们充分扬弃了“激素”的现有涵义，而从它确实资助过创造力这一点着眼（如男人确比女人更有爆发力，有些男子则有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则发现它的这一特性与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的“乾元”极为相似（见《易经》的《彖辞传》和《系辞传》）。可以这样说：乾元是宇宙的激素，激素是人类的乾元。──这是就“激素”概念的非物质主义层面而言的。
真的，未来的世界，将由今日的思想孵化出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一天──灵光，又会重新环绕在中国，迷惘的心灵沙漠，变为丰产的文明温床，甚至是世界秩序的策源地──而不再是我们当代的“瘟床”：像蒙古铁蹄和苏联坦克那样，把文明贬为“老九”……
那一天，灵光初透：文化的中国，复活的中国，我们欢迎你！
一个“〇”。一个本体。一个世界之雄所生的蛋。
中国人的精神故乡，这片简单的感情。
二十一、我们不是智慧海
我们，不是智慧海
只是百川中的一川
冰山间的荒凉河流
欲滴末滴的一灵泉。
无数个我们交汇冲撞
下一个世界的智慧海。
中国人的精神祖国在哪里？
我们还是不是古代中国人的真的后裔？
尚未复国的我们，还能不能被称作“中国人”？
“身分危机”，已从我们的生活态度蔓延到我们的文化特性了。现在，又从文化特性扩散到了全部的社会存在！现有的意识形态如阶级分析、社会发展阶段之类的梦呓，完全无力对此做出回答。
封闭的大陆内部的中国人正在寻找自己的精神故乡，尤如海岸线外的中国人正在寻找家系意义上的故乡。
寻找精神故乡，表明了存在着心理上的亡国状态，因为所有“精神故乡”在各种历史背景或社会背景中，都是祖国的代表！它不仅代表“未来”，也代表“过去”，代表“子孙”也代表“祖先”。
亡国状态造就了无归宿感！这种悲哀已经成为现时代现社会的最大流行病了。其病乱不仅在于我们的文化之根，已被当作垃圾彻底拨掉，且在于我们重新培植文化之根的努力，被视同犯罪行为而受到打击和摧毁。没有根，便要寻根；禁止寻根，便要复国！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之根又被迫吞咽他者的文化之根，便会产生无归宿感，产生虚无主义。──这就是我们诊断出的“现代中国的病因”。
“精神祖国”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不是“同后回转”而是“向前挺进”的阶梯！它以“回归”，为前进的号角。
A，“中国的过去”不是中国人的精神故乡。不论这“过去”曾经多么灿烂。不论其为秦汉成为庸宋，甚至更渺远的“成康之治”，或最晚近的“驱逐鞑虏”。
B，外国的精神，也不可能构成中国人对之膜拜作态的精神故乡。不论它们的吓人真理一度激起多么强烈的海啸。佛教不是，天主教不是，进化论和以之为基础的各种十九世纪的空想也根本不是；代议制的民主不是，苏联式的样板更不是。外国的东西再好，也不是我们的。外国的景观再美，对于中国人毕竟是靠不住的。因为二者的根系是那样互相离谱。所以，一百五十年来的中国经验已证明：“外国的好思想、好东西一传入中国，就变形变质。变得不那么美好，甚至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好的思想与实践，只能由自己创造，并在创造中不断修改。外来的东西没有内在的制衡，终将成为灾难。
我们已经产生了新的觉悟：
中国人的精神故乡就在，我们的脚下！哪怕我们脚下踩踏的是荒原，只要你在不断跋涉，这荒原必定成长为民族新家园！
“中国的心”在哪里？它就在，我们的胸膛里跳动。哪怕这心的体积如此微不足道，这心却必定铸成未来千万年的历史。
当中国人重建了自尊自信，就会毫不踌躇地大声喊出：“我们所抱的希望，就是中国历史的苦难之果。我们所行的路──就是通向中华精神复国的精神故乡。”这声音，将让死去的祖先睡得更安宁。“从我们的心胸，将跳出一颗包容中国的心，照亮世界的中央一如照亮自己。”
在本世纪（指二十世纪）剩下的时间里，中国人的地土上也许还会响起“世界文化万岁”的呼声。但更大的可能却是，在世界主义的呼声后面，却埋伏着另一个坚执的趋向：中国人正以形形色色的目光，搜寻自己的“精神故乡”，那充满活力与珍奇的内心世界。中国的居民也许麻木不仁，但中国的良心并未泯灭。中国的良心只是在冬眠中，迄今低估了中国复国力量的人们须要警惕，中国的灵魂、“强有力者的感情”，一旦苏醒并汇集了足够的豪杰之士，就能促使中国的居民革面洗心，风下之草即将远征！一条令人惊讶的新路，将使穿新鞋走老路的套数，变为穿旧鞋走新路的魔法。
也许西方精神可以为中国的符号注入活力；但救中国者，必定只能是中国人自己洗练的符号。挽回中国颓势的，必非西方的施舍。
西方的符号与制度，在其本土，也许是健康的；然而，做了中国的主人，却不仅自己变质还让中国染病。中国人的心肠，如何消化吸收西式的糕点、大菜？至于那些名为“中国化了的”西式糕点、大菜，实为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它又岂能“有生命”、“有效率”？最终只扰乱了国人的肠胃甚至心思。食谱如此，难道更高级的符号与制度，能不如此吗？当我们粮荒饥饿之际，需要引进食物；但当灾年过去，必定还得回复自己的食谱。这就是精神故乡的真实含义，这就是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理由。
到那时，一切拂拂扬扬、熙熙攘攘的洋泾浜，终将飘逝。显露在中国的意识面前的将只有一个消息：“我们”不是“他们”，我们的精神不是他们的精神。西方的真理，不过是中国的毒药。
这消息，将荡平中国的思想泥泞。熙熙攘攘拂拂扬扬的泥泞，终将杳无踪影。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凄凉浅滩上，一块顽石再度凸起：
“百王之无变，可以为道贯。”
中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中国。我们怎能不是一个义无反顾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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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
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而且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原创论！
虚无主义说，“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
零点哲学说，“‘一切都是假的’与‘一切都是真的’同样可疑！真假相对：‘一切皆假’，无异于‘一切皆真’的新表述。什么都可以做吗？不。人实际上只是做他的天性许可的事。‘什么都可以做’的信条的唯一价值及唯一的真实性，仅在它破除了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对天性所施加的魔法与诅咒……但零点哲学决不停留在这虚无主义中。”
在人生舞台上尽情表演的多种形象，其实是被许多有形无形的“线”给牵制的一些傀儡罢了，尽管是些自动的、有意识的傀儡。他们与木制的傀儡的不同之处在于：
A，受到多条交叉的外部之线的牵引；此外，还受内在之线的牵制与支配。这些线，有尚未被察觉的，有永远不会被发现的，有被人故意涂上了臆想彩色的。人们多少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傀儡半傀儡处境，从而急于摆脱这不自由的感觉──但摆脱的努力，反而进一步证明了“线的存在”，挣脱的行动，也会进一步抽紧“线”对人的控制。这一切有机性质是如此富于人性！因为这一切都是人的天性的产儿！
B，离开了尽性原则的生命，是没有自由的，也是没有价值的。动物的生命，首先意味着迁徙的自由，觅食的自由，传种的自由。对于人，还要加上思想的自由与创作的自由。思想的与创作的自由，尤为人的标志。一个人，如果已被剥夺了行动自由，但只要保持着精神的自由，就还算保留着人性，如果精神也受到了支配，人的天性也就泯灭了。
裴多芬为了自由可以牺牲爱情与生命的提法，并不是诗人的肆意夸张。──失去了自由的人，是根本得不到完整的爱情的，所以他也就更无从具有“完整的生命”──“传种的权利”被剥夺了。
零点哲学反对市场价格来代替生命的价值！若是失却生命的支持，前者市场的价格又从何谈起？近代中国苦难的预知者龚自珍，如此表达了人人尽其天性的期待：“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不拘一格的人材，是正反两个方面的人才，是杰出的强盗与残忍的警察之间的对垒，是优秀的破坏者与建设者之间的完美结合──而如此宏伟的史诗般场景，显系“人尽其性”的自然结果。
“尽性”需要力量。“尽性”需要反抗。“尽性”是对沉沦的抵制，所以它并不是“水往低处流”；而是意味着“人向高处走”……“尽性”的和谐，是需要搏斗的撕裂来予以成全的，因为它立足于抗衡整个环境。大自然把灵魂射入人的躯体中，然而又授予非人的环境以截然相反的东西──为的是洗炼人的毅力，为的是等着观赏，那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对垒、风起云涌的抗衡……
“尽性”须有“权力”，权力因此成为外在的至善。“止于至善”──因此成了“唯利是图”！谁能提出“权力滥用的批判声明”？卡尔马克思以犹太人特有的方式赞赏伊壁鸠鲁式的快乐主义，尽管那是尽性意义上的罪大恶极，因为这样的快乐显然不利于“强力的凝集”。“权力的善意”，决不在“快乐”上；正如感官的善用，不在于使自己沦为玩具。而伊壁鸠鲁与弗洛姆之辈的享乐姿态，恰恰是发挥了权力的恶。这终致疲软的哲学，把人生当作冶游场，而把人的尊严贬到了玩具的地步。声色犬马之徒，孜孜谋利之辈，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天生的犹太人（甚至像某些作者所说的是“东方犹太人”、“黄种犹太人”），就是如此以经纪人的眼光，误解了人生和人体，结果把人体的一种功能冒充为全部的功能，以人生的一项美德遮盖了所有的美德。
而绝对的解脱则意味着游漾在感觉、观念、符号之外，因而这是“不可能的”。无匹的鲲鹏也有无匹的悲哀，太小，受制于外物；太大，受制于自己。太大的“自己”已然是内化了的“外物”……所以只有把尽性当作解脱之径者，才不迷惑。我们达不到，但永远朝向它……尽性的世界，是真和谐的世界，是现实的理想国，是唯一能物化的乐土──不仅作为心灵的安慰，且是事实的“畅行无碍”──捧来圆满的生命之光，它照亮爬行者的脑部，它剥离负重者的驮子，它处决伟大的导师，它宣告一切伟大的灵魂，都是尽性的灵魂，它以天性之笔，描绘“如何驾御物质存在”的胜利喜悦。
毫无权力的尽性，是不可能的，毫无尽性的权力，是无意义的。尽性不仅是“纵欲”，尽性也是纵情地反对纵欲！因为纵欲，只是一种“性”，并非一切“性”。“性”不是“欲”，更不是现代意义的所谓“性欲”。纵欲是一种尽性，但不是一切尽性──有的尽性导致纵欲，有的尽性却导致禁欲，有的尽性导致兼爱，有的尽性却导致屠杀并对不限于人体的万事万物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整合”。
尽性者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无与伦比的精神护符告诉他：“天绝人”的时刻也会降临──那时意识成为废物，而过期的符号作为垃圾，功能尽失，将被逐出语言的王国。不。它是根本未来进入王国的城府。于是，“天无绝人之路”，又将是永远活生生的。被天所绝之人，将不再是人；被天所弃之性，将不再是性。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神。有的贵，有的贱，有的顽强，有的脆弱；有的仁厚，有的刻薄；有的笑，有的哭。但每一个人体垃圾也都有自己的命星，与自己的守护神？
“如果上帝抛弃了你，不要害怕孤独；恶魔一定会接纳你，成为你忠实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他的星辰。他的星辰与他的天性是如此对应，配合默契──当宇宙的玄机斡旋起来，光明充溢每一个瞬间，无数的天性，对着无数的星辰，爆发出痛快的笑声！他们的呐喊响彻诸天。众星座因这个宇宙的音乐欢欣地颤抖……诸天、众星座、每一个天性……于此都捐弃前嫌，在玄机的强磁下，斡旋合一。
有天堂，“现在”就是天堂；有地狱，“现在”就是地狱！其余一切，都是想象、希望，可能是美好的导索，也可能是灾难的蓓蕾。天堂和地狱，是同一的！──它不仅就在你脚下，而且永驻你胸间，在你最精细的感觉中。
“不假外求”，说出天堂与地狱的最大秘密！“外”，不仅指“外物”，也指“现在”、“当下”以外的一切“过去”、“未来”诸相！“不假外求”之所以深刻，是在于“外”的虚幻性若不借助于你内在的感受性与想象力，是完全无法转化为世界的实在性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曾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哲学史编撰者们（如侯外庐等人）说成是“廉价的许诺”。这是因为，唯物史编辑们几乎像老牌的佛教徒一样深信，屠刀与成佛是对立的，不能统一。禅宗认为，屠刀与成佛间转化的契机，可以是十分短暂而便捷的，对此，注重阶级斗争和社会成分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现了他们应有的愤怒。
可是在零点哲学看来，即使禅宗佛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也只是道路和方法上的：他们信仰的人本主义逻辑，却是何其相似乃尔！
屠刀与成佛之间的对立？在零点哲学看来，这一对立上并需要转化也不存在。即，可以有一位持刀的佛，临在这个充满武装力量的混乱时世。在佛的无穷业绩里，为什么不能允许其中有小小的一项是挥舞刀剑呢？哪怕是为了让人也成佛的良好意愿？换言之，在佛的无穷业绩里，为什么不能允许其中有小小的一项是斩除佛头呢？如果佛头能够作为救世的药引？
不错，佛是绝对禁止杀生的，不论为了什么崇高而辉煌的理由。但佛教的净土和天国并不是非得强令众生接受的（如马列主义那样），所以最广义的“佛”即人生各种净土和天国的各种主人，是不必受到佛教教义的规约的。更何况还有萨倕太子以身饲虎的典范在先呢。
例如，零点世界的主人，相信“现在就是天国”、“你站立的地方就是圣地、净土”的思想。在他看来，人只要虔诚就好。只要虔诚，不论你干的事是什么，那事就必是善的，那业必是乐的，那时就属于永恒。
天国就在你脚下，而且根本无须迈出一步！
只要你虔诚，坚信你的极限使你不可能企及虚无的天国而只能脚踏实在的大地──这大地能不是你的归宿与天国？
从今以后，你要干什么，就请去放开手脚地干吧！从今以后，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去体验一下那样的生活吧！──再也没有道学先生来诅咒你！只要你确确实实储存了大自然赋予你的那份天性！
试一试自己的命运，让自己的天性显影吧……
祝你成功！但愿不要还未动手，这种言语就从你的嘴角斜淌下来：“我，不是那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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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要歧路，不要羊
“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耶稣说。“以暴易暴兮，曷有其极？”伯夷悲歌。但宇宙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被卷入了一场以暴易暴的革命（压制──反制──再压制）。对此感到震惊的人们称之为“恶性循环”，但对更为坦荡宁静的灵魂，那恶性循环就是塑造了我们心灵中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万般存在的“永恒者”。
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井中！人们追求井，而后又厌弃它；人们梦想井，而后又惧拍它；人们跳进去，而后又跳出来……
有时候，爱是一个陷阱；有时候，恨是一个陷阱；人们辗转在爱与恨之际。不入这井，就入那井；不做井蛙，就批评井蛙。再没有一个其他地方，人性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在井边表达得那么充分、流露得那么浅显……
理论上的是是非非，是随着饥肠辘辘的转换而涌现出来的，各色需要与时推移，理论本身，作为“对世界的概括”，是被正在策划行动、正在采取行动的人们不断捏造与变幻着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在为行动或行为计划制造烟幕的。就此言，“指南”和宪法，不过是些印刷出来的烟幕罢了。
死人的阴魂，就这样无孔不入地透进活人的意识，无处不在地纠缠活人的生涯，亡灵那深刻入骨的眼睛──不断地从画像框中、照片集里，从固定的雕塑、从忽闪忽闪的想象中：紧紧盯视着活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关怀”我们每一个微笑、每一滴眼泪：他们挑唆每一个爱情、每一个仇杀！真是令任毛骨悚然！
原始的意识曾把人的世界一分为二：活人的世界和死人的世界，这很有道理。但一分为二还远远不够，事实上，死人的世界老在干涉活人的世界，活人的行为老是被困扰在死亡要素的阴影中。亡灵们，通过别有用心的活人和利益攸关的半活人，大肆渲染他们的余威：一遍遍举起那僵硬的手指，无言斥责胆敢冲撞历史神话（“光荣传统”）的创造者们。
“传统”，这是寄生在活人身上的一群霉菌，它的肆虐，与其说是古人的余威，不如说是今人病态式的需要。
是时间美化了逝去的一切！并给灰飞烟灭的往昔镀上了一层人造的金色。于是，在个人生活中，形成了对童年和往日的“甜蜜回忆”，形成了恋旧癖的痼疾。而在民族生活中，则形成了被尊为“传统”的种种情结。据我们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一个实存之物，而是某种恶劣的习惯，如随地吐痰之类。被奉为“传统”以诱骗后代子孙的那套大大小小的磁铁，并非原先就是铁打江山，而是被后人的幻觉与吹嘘给夸张起来的！我们那些“美好的童年”其实并未实际存在过，而是饥饿与恐怖的混合体。只是我们回忆的幻觉，美化了饥饿与恐怖的岁月，并创作了那些由之生出的意象。啊，童年，那么阴暗的生活，都能够令人留连！
尤其考虑到，能够掌握政权的往往是些低能的白痴，他们在创造者生前盘剥之，榨取之，等创造者死后，还要嘬其骨而寝其皮。尤其在盘剥成性的极权社会里，许多冠以“文化人”或“社会名流”的大虫，其实就在这些白痴的手下谋幸福。
用道德程式去分解历史，当然应该指斥这些害虫。但同时，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巧取豪夺，才使创造性的文化得以流通，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硬通货。若是失去了他们的挤压作用，创造者的内在动力，也许还难以恰到好处地发挥到那些令人愉悦的外在层面上，难以取得如此纯净的形式，尽管其内里包含着过多的辛酸……压制和剥削，把创造者的坦荡灵魂──劈、剁、雕琢成了可以实用的佩饰，它们变得小巧玲珑，散入寻常人家。原先巨大刺耳的天才之声，弱化为精细悦耳叮咚声。“过度活跃”的创新精神──被纳入习惯、传统的轨道……这岂不令人扫兴？但舍此途径，白痴又如何得以滋润，得以进化？
和白痴相映成趣的，有一种能量更大的啄食文化创造者及其产品的令人作呕的动物──那些黑翅足以蔽日的“超级兀鹰”。他们酷爱把文化的精品当作果腹的美味佳肴去吞食、销毁。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空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肯定有生命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在人类文化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身披人皮，却行使着兀鹰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方法──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辟开空间。
文化结构的坍毁，与文化精品的裹入腹中──同步而行，以实现能量的宏观转换。当此之际，创造文化的人，变得渺小；铲除文化的人，变得高大。“铲除一切高于我们的东西”、“实行三同”、“革命化”──成为一种精神的时尚。这大恐怖之所以得以出现，推其主因，实埋于以往传统的过分堆积，久已压制创造的本意；结果弊端丛生、活力日减。这终使铲除文明的行动披上了“化腐朽为神奇”的革命衣冠，衣冠禽兽令人耳目一新、心情一振，成为针对文明的绝命报应。不幸的是，在血腥盲动中，也含有自杀的危险：蛮横的压力，代替了灵巧的反应，而压力本身又会遭到成比例的反抗。于是，新一轮的“阶级报复”运动，重又开始。
在各个“信仰破灭时代”如我们这个时代，“神圣的偶像”和“世俗的偶像”全都死且破碎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本能的偶像”──人们竞相把生活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官能上。在上述三个偶像中，人不可能一个也不要，但又只能选取一种。
由上述三个偶像可以区分两种宗教与信仰：
A，行使压制功能的宗教与信仰，这是精神世界已经成熟透顶并且趋向没落的东西。
B，行使反压制功能的宗教与信仰，这才代表了一个精神世界的巨大复苏。
上述两者即使同寓在一个名号的蝉壳如“儒教”、“基督教”之下，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实。再举一个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有其行使压制功能和行使反制功能的两段历史，而列宁主义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则只有行使压制功能的历史，而没有行使反制功能的历史。
关键不在于“是什么宗教”或“是什么信仰”；而在于这宗教这信仰是否堕落到了掌握政权的地步？在于这宗教这信仰是强健得足以反抗压仰，还是衰老到了必须压制他者以维持自己的地步？
把握这一分际，我们就找到了启开蒙昧之门、通向历史之路、登上精神堂奥的金钥匙。
上述所言，当然是严肃的历史研究的一个使命。不是掌权者们豢养的那些哗众取宠、淆乱名实的理论分析家们，可以明白的。被豢养者们，只习惯于服从权势，所以只能从一个宗教的自我意识、一个信仰的自我宣言去解说它──而全然不能顾及其文化功能，不能顾及其功能不断转换着这一文化实体的内质这一事实。
其实，学说、理论，不过是一层皮，要害不在皮，甚至不在骨骼不在内脏，而在隐于皮层与骨骼之间的“腺体”，在其具体的“内分泌功能”──这就是“压制与反制”。
而控制着各个社会的各种权势者，本能地利用各种社会规范去拓展自身的权益，并巧妙使用公认的准则去限制权势圈外的生活天地：以此炫耀自己的优越与他人的卑贱。他们因此得以“从心所欲”但并不“逾矩”，因为规范这东西从来就不是普遍的、无碍的，它永远是“片面”而富于特限、特许精神的。庸碌之众被慑服了，势孤力单者被折服了。但是，即使在最为恶劣的社会气候的压力下，也还是有一小批个性突出的人，毅然走出自己荒漠，不论那在无意识中是否一度认可过并蛰居其间。他们要在规范的废墟中，辟开自己的路。他们的道路，成为新文明的典范与象征。拿破仑的名言是：“天才创造规律”──这论断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并不适用；但在对人文领域和艺术洞天，则能说明问题；至于社会规范与价值准则等领域，就更完全如此了。历史表明，以辟开自己的路，而去创造了社会规律和社会规范的行为，是在“无意之间”为未来世界可能拥有、普及的新范型，提供了“样品”。
如此看来，“歧路亡羊”对现代意识的巨大启示即在于此：只有“歧路”还是实存，至于“羊”，则早已消亡了。因此对当代渴望洞悉宇宙本原的灵魂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去追觅那已然虚无飘渺、难以复得的已亡之“羊”，而在于，在众多的歧路中选择一条较有魅力的“路”，复归“太初之道”。这条路，虽不能指向业已消亡的“羊”，却能给行走其上的人类，提供新的归属感。尽管，对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心灵而言，更能带来快乐与安慰的具象之“路”，是各相歧异的，甚至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但它们的功能却有惊人的一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周易·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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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
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必然论的危险在于迷信固执，因此豁达而合理的是“二元态度”：既包容了现今偶然论者的清醒，又收揽了现今必然论的拘执。清醒的认识和不拘的力量相叠，使我们豁达而合理的“二元态度”得以成立──既避免了偶然论者的玩世不恭，又避免了必然论者的迷信固执，从而实现了最高的生活艺术：锻炼弹性的力量。
唯物主义认为，人只有把自己沦为物，精神才能得到解脱。这种观念在技术上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人被沦为物的时候，他还是人吗？他的“精神解脱”与“精神死亡”还有根本区别吗？有各种各样的必然性，而决非仅有一种必然性，有“纵”的必然性，自然也有“横”的必然性，有“正向的必然性”，自然也有“反向的必然性”，有这一部分人的必然性，自然也有那一部分人的必然性──各种必然性提出的权利要求往往还是针锋相对的。历史，只是融汇了、调和了各种幻想的必然性，并把它们铸成段段光彩照人的“艺术品”；它的显影怎么可能恰巧相叠于这种必然性的权力要求呢？历史，是不会走极端的，尤其不走意识形态的极端。所以，意识形态的狂热在历史上都不持久，以意识形态主导历史发展，至多只是一时的变奏，用以反衬那更伟大的交响诗。
“人的必然性”当然不同于“神的必然性”。
试就生命而论，神的必然性只向世人显象一种面貌：“死亡”（死亡本身当然也暗含着生的循环）。但人的必然性却各式各样：它们沿着各式各样的道路走向各自制定的目标归宿。在神的必然性看来，人的必然性不过是一种强调得过分的“可能性”而已。人的可能性说，“一切都是可以想象并予以制造的！”神的必然性却说：“一切都是预定的、无可回避的。──哪怕你事先一点都未曾发觉，事后一点都不能了悟。”
神的必然性也许更接近宇宙的真情，但我们却十分遗憾地不能接受它，至少不能无条件地全盘接受它。我们只能接受属于人的、具有二元态度的必然性。它承认世界的不可创造性；同时，又具有创造世界的自信力。正是在那种意义上，连神子耶稣也自称为“人子”！他以这种自信来宣告自己就是神的同在……
我们的来临诚然是他力的、命定的，但我们来临之后却要自行其是，实现梦想；实现多少就算多少，前进一步再倒下，总比一步不前就倒下，要好些。
──这“积极的宿命论”，难道没有给人的创造力戴上了神化的面具？又向那本无人格的大自然投注了人的热情。
这，就是零点时分的“方向感”。
人，难道不是始终陷在自己的方向感里？有时自得其乐，有时苦不堪言。被天罗地网笼罩着、拖曳着，他看不见其广大无边，却处处感到它无所不在的影与光。他们经验只使他的心眼和他的幻想──他的精神之脊椎，才使他看到整体的趋向和宇宙的和谐。
方向感，从此成了人的翅翼，当然它又是人的囹圄。
安居这囹圄或突越这囹圄，就交织成人的生活史的经与纬。
除了安居的必然和突围的偶然，我们还知道什么有关必然与偶然的故事？
偶然论最强大的堡垒是科学。必然论最强大的堡垒是宗教。
科学以推翻定见为功德；宗教则以推翻定见为罪恶。科学最忌恨的是习惯式的“传统”的束缚；宗教最忌恨的是异端式的“零点的突破”。
但科学与宗教又是暗通的。科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渗入宗教并改变了宗教的历史。正如偶然论通过人的经验不断注入必然论、侵蚀必然论并改变了必然论。现在的必然论，往往包容着或“回答”了过去偶然论；正如现在的宗教，往往吸收了过去的科学成就。宗教和科学，必然与偶然──就是循着此路“之”向前的。
正是在宗教与科学的交接处，所发生的戏剧性十足的沟通，产生了两种诡辩论，一种担当了宗教向科学演化的角色；一种完成了科学向宗教的回归。科学的偶然论和宗教的必然论──在诡辩论那儿汇合了，正如在怀疑论那儿同时受到拷问。前一种诡辩论，在必然论的面具下兜售着偶然性的私货，“泛神论”是其典范。泛神论中的“神”──与经验和科学并无冲突（斯宾诺莎的学说，即其显例）；后一种诡辩论，在偶然论的遮掩下隐藏着必然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是其典型。尤其是经济实用论如马克思主义所包藏的“必然性”，全以压迫人的生命能动为最终指归。它们尽管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但这是一种说服科学世界的修辞。在实际运用中，在它们铁一般的“定律”的致命钳制下，相对自主的人生、充满创造热忱的精神世界，是不被允许独自存在的──结果，所谓“用”和“利”，其实才是它们所奉持的“必然”，它们及其臣民无法逾越这片髑髅地，它们的存在就是让高尚的人们跟随他们一起堕入九死之地。
尤其所谓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和咒语相似，是一柄足以导致心理与行为两极分化的锋利叉子；它使有为者锐意精进，又使无为者随波逐流。它越能使前者相信自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饿鬼，也就越能使后者认定自己“应该受到改造”。必然性的信徒认为，我们能否在一件事功上获取成就，在根本上是前定的。人的努力也许会改变一些轨道与时间，但这些改变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努力和这些改变的幅度也是受制于异己力量的。例如对于一个肯努力的人来说，“不努力”比“努力”更困难；而对于一种不断改变的生存状态来说，“不改变”比“改变”更是不可思议。凡此，都是在异己力量的推动下，使人的心性安于被动的例证。
对必然性的信徒来说──
任何事物的诞生，任何状态的来临──都有其千万年的伏线和千万年的余波。有时人们察觉了，但往往人们本能察觉。未被察觉的，往往是更深刻地支配着人的。已被觉察的，反而只是那未被觉察的事物的边缘部份。
人，也许自诩为能动性最强的存在。但即便是人，也还是被割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可奈何”成了他的口头禅。在这境况中，一个人将成为怎样的人，并不像是马克思造反主义（区别于“马克思统治主义”）即某种无政府主义所宣传所肯定的那样，是可以自主的。恰恰相反，一个人对自己能是什么，几乎无能为力。他的“生物存在”当然是不由他选择的，他的生身父母以及上溯到无数时代的祖祖辈辈早就替他“选定了”。这就是自由意志的真相。
他的“社会存在”也不由他选择，他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怎样的时代、社会、阶层、家庭。他的境遇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那个无比复杂机体的小小片段……他的“命运”其实不知操在“谁”的手中，但确定无疑地不是操在他自己手里！
表面看，仿佛是操在这个人或那个集团的手中，但实际上，是极错综、难辨明的关系网，在操纵他以致决定他，甚至是这网中的“偶然因素”造成了他的幸运与他的灾难！凡此这一切，与斯大林主义名为唯物主义实为虚无主义的神汉神婆们徒年复一年灌输给我们的大道理是多么不同啊！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苦难的责任推给受苦的人，而免除造成了这庞大而非人性的关系网络的罪责！
在个人的命运中，偶然已经分化为必然了，如生物存在、社会存在等等，而小的偶然才被认作“偶然因素”，如临时的事变，意外的机遇等等。但流俗的这一区分是令人起疑的──因为人的总体命运业已显示，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的区分实际上是多余的，仅仅对于诡辩论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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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
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文化或文明步入圆融境地时必定流行的思潮，有如熟透了的果实阶段。作为透辟彻底的理性所必然面临的深渊状态，虚无主义的社会伴生现象，是家庭和社团的解体、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未来不信任的情绪激增等等。因此，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虚无态度，对首先是一种生物的人类、对首先是“实践的产物和工具”的人类社团──都十分危险。
这是文化的大规模流感（传染性极大的流行性感胃）它的物化表现，是普遍的、大剂量的吞服麻醉剂。在古代，多以“饮酒作乐”（以祛除虚无之感），如罗马帝国时代和魏晋时期，在近现代，则以鸦片、大麻、海洛因、可卡因以致入工合成的麻醉剂。后来居上、青出于蓝──但目的都是为了配合虚无主义的纵横天下。
魏晋时期的玄学，南北朝时代的佛学，皮浪的怀疑论，以及二十世纪大行其道的现代主义──都是虚无主义的不同样式。伊壁鸠鲁式之流的享乐主义幸福论，也是以虚无主义思想为根据的！佛教中的“欢喜佛”形象，比释迦的一切教义有着更多的绝望。而当这些“精神慰藉”不够用的时候，就得诉诸药物手段了。于是便有了“魏晋风度”与“药”及“酒”并称的风尚。这哪里是什么风尚？这是精神风暴！于是便产生了“精神的暴徒”──各种破坏性理论的诞生。
虚无主义是一种“真理”，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所谓“根深蒂固、不可缺少的错误”。像一切文化现象一样，它是人的智慧的产物，终究也以天性（或曰“人的本能”）为归宿。它们只能一时压制人性，却从未能根本“改造”人的本能。──这道理很简单，人的本能属生物领域，用文化手段改造它是本末倒置，纯属徒劳。
这使得理想家们为之泪下、肠断以致疯癫、寻求短见。“寻短见”这一中国式的短语，包含了多么“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韧性！自杀是一种“短见”即忘了生命的蒂本是苦的！急于自杀的人们仿佛感到自己毕生的事，白费了，感到“上帝”、“命运”欺骗了自己（其实，只是其自我暗示失败了），感到人类是不堪教诲的，而“世界和生活突然之间失去了光彩，变得毫无意义”（这一觉悟实在是过分迟到了一点）。总之，感到末日临头了。于是，与其坐毙，不如自杀！
使理论家绝望的东西，正是使人类获救的东西，人类在千万年的奔波与苦难中培植起来的本能与良知，它高超而不可名状，卑下而元所不在，恒定而万世如一，变幻而朝朝莫测……虚无主义这种文化形态，同样无力泯灭它！相反，虚无主义正是源于这深渊中的本能，它教导人类撇弃明天的垃圾。
纵观历史的陈迹：虚无主义所摧毁的，只是目的论的世界观。这类世界观的崩溃（及再生）常常是周期的──宛如昆虫和爬行动物的蜕壳似的。仿佛万物生长时的痉挛。婴孩就常常这样不由自主地运动，并在这“无目的的运动中，实现了他的生长。
目的论的世界观，其功用原在保护生长中的文化社会实体，而非终究束缚它。尽管各类世界观都提供了终极性的理性（“建中建极”或“乌托邦主义”），但无非是作为精神上“以攻为守的武器”注入生活的──以气势汹汹的权利欲，掩饰受到恐怖感惊吓的心理。归根结底，有关理想社会的万般描绘，大略可以归诸一种修辞手段，用美的渲染来诱惑愚弱而不加思索的心灵。它们的荒诞也是滥用修辞学的结果，为“强调”计，竟不惜把一时的工具吹嘘为万世的圭臬。因为修辞的滥用，乌托邦里的“流行性感冒”是害人的诡辩法，它虚伪的目的论比古代的神话更为武断，它迫切需要强权的支撑。
古代的神话和现代目的的论的世界观，对于群众的精神健康（以至对“有识之士”的心理稳定和“社会的净化”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没了目的论，也就没了归宿感。归宿感对巨人的、探索的心灵，是有害的休止符。但对一般民众的安定医院里式的清平生活，都是支柱。
很少有人具备这一能力，这里显示了真确的认识和有效的实践之间的矛盾的，哲学和生活之间的对立怎么办？明确意识到人类面临的这一双重任务（真确的认识和有效的实践），更少有人具备承担这一任务的勇气和智力。既要头脑清楚地了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又不使生活重新降至动物的水平，这多么困难！这一任务的沉重性在于，它超出普通人的意志和智能水平。
人们习惯于黑白两分法的“非彼即此”论，和从它派生出来的“认识──实践一致”论。他要么是浑浑然地用目的论来保持高昂的士气，并使生活避免于沉沦（其结果会使人的生活和文化趋于僵化，从而危及更广阔的自我发展的各项潜能），要么被无归宿的苦恼和绝望折磨。这样，目的论的枷锁是卸下了，但得出的结果，不是更有冲力的人生和更有弹力的文化，而是心灰意冷的世纪性创伤。这创伤不住的流血，使社会文化陷入虚脱。
由于未能找到胜任这双重任务的强人，由于这双重任务终于成为双重的负担──“人类的历史命运”（即“文化史的样态”）一再飘摇于过度的禁锢阴郁和过度的放浪形骸之间。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灾难，要求一种“健康的虚无主义”（或它的同义语──适度的、工具性的目的论），以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们，摆脱周期性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呆傻与颓废
要从生物必要性的角度去检视我们的文化和观念系统！以便发现它的消化不良或心肺病变。相反，若从既定的文化前提来为人的本能与良知“量尺寸”，不过是自己检查自己的产品而已──你能查出任何“质量问题”么？正如“自我监督”永远只是骗子集团的空头许诺一样，“亲属的回避”也是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考虑，我们的哲学界朋友却还昧于这样的事实！他们心里难道还不明白──自己首先是一头动物，这动物有着从最原始的祖先那里承继来的全部兽性和更低级原始的生物性！正是这一渊源，供给他思考的动力。
行动要坚定。不要抹煞本能与本能中的良知（“原罪”），因为它太顽固，根本抹煞不掉。要用人的全部知识和技术来为本能辩护和“提供服务”……这并不是什么“创见”，相反，千百年来的有识之士，早就自觉不自觉地这么做了。他们正是以此为基地，建立了全部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早就这样宣布了：
世界和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有声有色、充满节奏感地活下去，这就必须为世界和生活创造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借口，并以此说服自己和他人，共同勇进！
身心健康时，觉得世上的一草一木都有意义，身心衰弱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极其空虚，关键不在“世界”（外物），而在你自己（主体）。
正因为世界和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才认为它充满了意义！否则，我们就会被无意义的现况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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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而最高的“对话过程”就是“祈祷”。
A，救主
救助的主宰，拥有救助的力量，发挥救助的功能。它是超渡苦海的舟船，它不必是宗教的，它可以是各种形式的。
教主所包含的“主宰性”，使它染上了一层人格的色彩，并从人格演化而来的神格意味。“救主在你心里”，因此是对的；但“救主是你的心”却是一种谬误。
必须排除对教主的两种误解：A，救主不是“汝自性”；B，救主也不是外物、外力。
“汝自性”如果离却外物、外力，则无以生成，更无以体现。而外物、外力，若离却“汝自性”，则将不复存在，即便在逻辑的推论或经验的伸延中，它可以被假设存在，但那也是与人无干的，“离却意义的假性存在”。假定的事物，没有意义与功能，那意味着什么？
汝自性与外物、外力，均不能单独构成救助的主宰，因为它们无法孤立。因此，存在的前提是此二者的交感；所以，救助的主宰也只能由此二者的感应中发生。
B，“是”与“一个”
当人们说“甲是乙”的时候，在较少的情况下，甲与乙的感念外延完全一致，例如，“人是脊索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的动物”，“姬昌是周文王”。而当人们把“是”与“一个”并用的时候（如说“甲是一个乙”或“蚂蚁是一种动物”、“姬昌是一位国王”），则甲的概念外延必定小于乙的概念外延。当我们说“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的时候，则意味着“救主”的概念外延必定小于“对话过程”的概念外延。换言之，“对话过程”可以是“救主”，也可以是“恶魔”，还可以是其它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观念。
“是”，不是“等于”，“等于”，不等于“是”。“是”，只是实在的或性质的（即语言关系的）规定。
C，对话
有两种对话，一是语言的对话，一是行为的对话。
人们通常把第一种对话叫做“对话”，而把第二种对话叫做“反馈”。
认为语言的对话侧重于“汝自性”的依据而行为的反馈则侧重于外物或外力。
因此有了误解，以为语言的对话是依据，“汝自性”做出反应，而行为的反馈则是依据，外物、外力做出反应。这种误解，抹煞了两种对话过程的同一性。
任何一种对话类型（语言的或行为的）或任何对话风格，都是为了达到同化的目的而生成的，生成时不为人所见，体现时才进入感觉的世界。
对话不是发话，也不是受话，而是在二者之间往来不息的一种协调。发话（如作品）既是受话的因，也是受话（如阅读）的果。受话既是发话之果，复为发话之因。发话、受话的因因果果是没有穷尽的循环之圆。
追求救助的魅力，是救助模型的原动力，但这内力必须借助一个对象化的外物才能生成并体现。“我”与对象的关系是变动不居的，我可以成为对象，对象也可以归化为我。我与对象，主体与客体原不可分，这浑然一体是在对话过程中彼此增生的。
E，过程
过程是一切。
过程有短长。
短的过程无法包容长的过程，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常识还认为，长的过程可以包容短的过程，这却是一个谬误。其实，长的过程只是在形式上甚至在结构上包容了短的过程，它实际上无法理解短的过程。严格地说，长过程已扬弃了甚至遗忘了短过程，两过程相存不相知。在长过程看来，短过程简单而原始，在短过程看来，长过程复杂而不可靠。
如果把救主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偶像，那么短过程的教主，是执一不变的，而长过程的救主则生生不息。生生不息者，意味着既抛弃救主又归化于救主。若果真如此，则长过程又断裂为短过程。“生生不息”的终极含义成为片段的过程环环相续，甚至环环相融，就像石子落在水里产生的波纹那样。你既不能说是中心的波纹产生了四周的波纹。小的与大的，中心的与周边的，实际上是那样的不同，它们因此只是在人的印象与观念中，才获得了同一性！这种同一，即救助力和救助功能的同一！
世界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过程”。
事实只是某个过程把世界强行引入自身，从而把自身等同于世界，从此把世界变成了“一个过程”。这样的过程，当然只能是观念性的。只有观念性的过程，才能被人理解。过程是理解的产物，而理解则是对过程的追寻。从此，人们高谈对象的同一，实际上，他们是在同一的语言中藏着不同的货色。
F，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为了寻求救助的力量，为了享受救助的幸福，人们不断地进行试探。虽然《圣经》上说，“不可试探你的主”，但这则禁止试探主宰的诫命，却恰恰证明了人们是多么热衷于进行试探，哪怕使自己沦为功利狂和机会主义者也在所不惜。在此，他恢复了自己的原始属性，裸露了自己追寻救主的原始出发点──“得救”！救主不在生活中显现（所以人才去试探）。“救主是永恒的”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从人们不停顿地寻求救主、找到救主、抛弃救主并重新寻求救主……的经验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但这一“永恒性”的命题的假说，又可以被人们不停顿地对话过程所否决。
人们是在物我之间的对话过程中发现并确立自己的救主的。严格意义的心灵对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心只有通过物才能感觉，所以心灵之间无法绕开物的媒介来对话；“对话”一词的基本含义中也就不言而喻地包含了物的作用。对话是通过声波或物体（包括身体）的媒介实现的。也只有通过物的媒介才能记录或传播。这也是科学主义、客观主义的诸假说得以风行世界的一个依托。
灵魂是不会说话的，因此灵魂无法从事“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的严格裁定？
智慧的作用是当习用的对话方式出现障碍或告一自然段落时，揭示了有关救主的崭新意象。所以人们便情不自禁地看到，救主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并未映现，而唯独等到对话过程终止之际才突然诞生。
他的心在淤积的闷闷中，萌发了异样的光。
遁世可以无闷，但找不到确定性，却令人窒息！
没有救主的时候，他喘息；而等到救主降临，他才获得了宁静。但他的力量和他的平衡是那样脆弱，所以他无法长期保持救主，保持宁静，无法永远保持内外力量的平衡。一切都变动不居，不断流失、不断萌生。但物我间这角逐、这交融，给生命以延续性，当然这也包含了生命的暂时性。因此，他使格外需要救主来凝固连续性，也用救主去圣化那暂时性。
在神话中，人受命不言。语言的禁忌告诉人们：必须无言。否则，你就会在关键时刻招来灭顶之灾──或引发洪水，或使自己变成一根石柱。这不失为一个深刻的“生存真理”。洪水滔天意味着外力、外物对主体即“汝自性”的泛滥；而变成岩柱，则意味着“汝自性”的彻底板结──二者的归宿是同一的，这就是失去了救助的力量，永远地离开了你的救主。
以此，人们不禁发出撕心裂胆的呼号：“伊利，伊利，亚拉萨巴各大尼！”这是耶稣在临死前喊出的最后一句亚兰语口号的译音，它的意思是，“我的主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耶稣临终的怀疑论，代表了人性中终极的绝望和透彻的智慧，冰冷的寒彻骨髓的智慧！
人们的灵魂，即使飞翔得再高再矫健再优雅，也还是得落到平芜的大地上，这时，不再有透明的天穹。
失去澄明之天穹，而仅仅拥塞着一切之“蔽”的大地！
在此大地上，人类发现自己失去了救主，因此他需要不断地跋涉，历尽磨难，寻求救主──尽管彻底的怀疑论者把这寻求叫做“创造”。
灾难的起因（导火索）是人们放去了无言的禁忌──他们在不应该说话时，却开口说话了──因此便受到了神的毫无保留的惩罚，被剥离了救助之力，与自己的救主永远隔绝开来──且受到喋喋不休者的酷刑。
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对话的过程使人与救主隔绝？还是这一隔绝产生了对话过程并使人把对话过程变成实际上的救主？我们并不真的知道！
惶惑不安的人啊，假如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喋喋不休，从而斩断语言的对话过程，那么，是否就能在宁静的观照中，照见救主的本体了呢？
这是否又是另一个幻想──
人，可以抑制自己的语言对话，这只要抑止人作为文化的那一面相就够了；人却无法终止行为的对话（如反馈所示），因为人无力终止自身（这已扩及整个的类，即人科动物）作为自然属性绵延不已的那一面相。即无力终止反馈之链。
就完整的意义而言，就这两种类型的对话及其所有风格而言，救主只能是一个怀疑论者的对象！
他们说“没有救主，因为到处都是救主”，这充分披露了一个多元时代的青天霹雳，“多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字眼。“元”这意味唯“大”、唯“一”；不是数理的一，而是世界景观的一。
而“多元”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世界是多么需要反动啊──尤需对反动的反动！
反动，不就是对话过程吗。
反动，得以构成理解之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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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一切哲学都是“贫困的”
哲学都是“贫困的”！
一切哲学之所以贫困，就在于忽略了“人”（更精确地说，是“我”即说哲学者）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他，只与外界进行一些对其生存、发展、扩张、遗传──必不可少的交换活动。物质交换。“精神的交换”──说到底也是形式不同的“物质交换”：一些能量（力）的形式的转换，其他“实质”是没有的。即使有，人也难以智解之。
要使一种哲学“站立起来”成为“普遍的真理”──首先得打破人这个相当封闭的循环系统。但这种努力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一切哲学只得流于“自说自话”，“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H.G.伽达默尔）或者，干脆“用大炮说话”。
论证哲学命题，需要诉诸理性和逻辑。
但理性和逻辑，从根本上说并不全然说尽了人性。它们并非人性不可缺少的一个部份，更非人的心理链条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在我们看来，原始人既无理性又不讲究逻辑。所以，各种高级文化和意识形态奉行各自不同的理性和逻辑。人们只是在有闲情逸志的时候，只有当余兴未尽的时候，才尊崇理性、耍弄逻辑。一旦事情变得急迫，一旦生存的需要感到（往往还没有实际受到）了威胁──理性和逻辑马上就像腐物或赘疣似的被“扬弃”掉了。或者，迅即换了别一种──“他换掉一个女人，就像换悼一件衬衫一样；他扔掉一个救星，就像扔掉一块抹布一样。”
人，早在其前人阶段的生物发展中就学会了，“生而抵制一切‘异己’的即‘非我’的东西”。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认识到了异己之物或非我之人对“我”这样一个封闭系统，确实具有某种价值之后，人才逐渐习于交换与交流，让步与妥协。但归根结蒂，这种文明礼貌，还是为了促进这个封闭系统的内部力量的增长与扩张。
哲学，只在这种调节意义上才“有用”。所以，哲学的实际效用，并非哲学家们幻想中的本来样态。如黑格尔之流所言的所谓“头足倒置”即以思想先于行动之类。所以哲学的运用，无一不意味着“走样”：这个封闭系统的分泌物，若不经历改头换面以致脱胎换骨大变形，就无法被另一些封闭系统（人）所接受，就无法形成所谓的“精神纽带”。
人们相互说话，但是并不理解。他们热心地交谈着，自以为明白了，实际上只是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的误解。谈得越多，误解越深；深到了以为彼此理解的程度，但是最终却是反目成仇或是剑拔弩张。而欲靠“眼神”与“感觉”来传达某种信息，却只能停留在原始的，动物般的交流水平上。这在男女调情、求食厮斗等活动中兴许管用，但一当触及高级文化的领域，就无能为力了。这种不幸的状况，在哲学活动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读哲学，于是成了和猜谜差不多的行业。而且，“哲学之谜”终究并无谜底──连哲学家自己的心中也不一定有可靠的“把握”！尽管他们装得很有把握把握。读哲学和写哲学，成了一桩世间最偷懒但也最艰苦最渺茫的差使──当然，其中最有情趣的是那种冒险的快乐。
明白了哲学的利与弊，就有可能减少哲学的贫困程度？越能留给人们以想象之空档的哲学，贫困程度就相应的小些？反之，越全面，因而越固定的哲学体系所受到的牵制的内容越多，用以调和的努力就越拙劣，其贫困程度也就越深。最好的哲学，于是就是那“说辞并不板结的意向哲学”。它反对“哲学大全”的谆谆教诲。它深深知道，“哲学教程”一类的东西，是衰亡的标志，是活脱脱的人的生活的死敌。哲学教材无一例外地只能塞满僵硬的言语。这些东西在特定条件下，对某个封闭系统来说，也许有其真实的价值。但随着条件的改变和个体的移动，它就成了虚妄不实的“金字塔文”。它不能超度亡灵，而只能祸及生民，把人们有限的存活，沦为无休止的苦役。
研究哲学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增强对各种苦役“理论”的心理免疫力！一个懂得人道的学者，从此使自己再也不至于动摇生活的信念。这生活信念是他从亲身经验中得出的，且是一切哲学的硬邦邦的核心！
研究哲学的终极目的──就是“弄通哲学”；其含义是不再使哲学羁绊生活，而要哲学为你的生活走马效劳？所以，一个成功的哲学家，其最后工作就是抛弃哲学研究本身。生活的要求是强大的；哲学不过是达到一种高尚的（“高级的”或“高贵的”）生活的途径，它使生活免于沦为“油盐酱醋柴”。
要达到“哲学上的虚无主义”这样一种苍茫无际的“强有力者的显著标志”，于是高尚的生活摆脱了习俗观念这种地平线上的玩具的控制──然后荦荦大端地展现在勇毅者的脚下……这才算是“弄通了哲学”？
“弄通”了哲学，就是终于达到了哲学的虚无这一“无有无不有”的神境。
“弄通马列主义”，无非就是达到了对那主义的虚无认识。“弄通”，就意味着搁置甚至取消。“弄通马列主义”──也就是说学会任意剽剥那个主义，从而实现对这一主义的彻底玩弄。这是完全彻底的投机态度！当然，这要从“看书读报”始。但是，却不可以“看书读报”终，因为那已不能再局限于“主义”的范畴之纸，而进入真枪实弹了，它的使命是“猫爪刺破青天”，即毁掉一切可能优于“猫”的存在。
啊！还有谁不明白这一切纯属纯粹的偶然？世界之所以如此，既不因为这个原因，也不因为那个原因；而是“因为”它如此，所以它如此！只因其然，所以其所以然。其中哪有什么“道理”可循！本无“规律”（叫“规矩”兴许更合乎中国人的习惯），人自造作。拖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长长的、绵软而冷冰的规律，不正说明当代人的神经十分疲弱，因而需要一根人造的脊椎予以支持吗？
这也许是脊椎动物很自然的神经症状？百般无奈之下，哪怕是一条软脊椎也是好的！
人们捧出一个“硬道理”给我看，并说“看吧，这就是世界的真相！而你们看到、听到、吃到、闻到的其它一切，都是它的皮毛。这是一切工作的灵魂”……但是，说这话的人知道什么是灵魂吗？
若然，他那灵魂又是什么质地的呢？
若不然，他说的灵魂又是什么形态的呢？
为什么，“世界的本质”老以压迫不幸者为其职能呢？
为什么，真理总是要活人做它鲜血淋漓的祭品呢？
为什么“随着历史的发展”，真理的胃口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了呢？
为什么，“世界的本质”越来越单调刻板、越来越与常识格格不入了呢？
为什么，“历史”越来越酷似一场未经宣判的无期徒刑？
为什么，“生活”越来越成为一出见不得人的秘密审讯？
许多理论在解释这些“怪现象”（理论为了神话自己──竟指责事实为“怪”！这真是八怪而不为世所怪呢），但没有一种理论解释得通。许多理论能诅咒世界（他们把诅咒说成是“解释”或是“希望”），但没有一种理论能改变世界。宣告能够改造世界的理论，只是糟蹋了宝贵的资源，浪费了许多不能再生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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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又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个永恒的困境起源于：人们用纯属个体的精神照见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所有，但我们却以为有这个世界。两个世界的差距越人，人就越和世界格格不入；生活也就是充满狂涛。
我们之所以假定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是因为误认为世界上有众多的“精神个体”的存在，误认为每一个人（即主体所看见的具有人形而和我们外形相似、能与我们的身体作各种交际的生命循环系统）都有一个“精神”，而且这“精神”还与“我”的形态、性质庶几雷同。然而，这观念恰恰是古代万物有灵观的残余。
这种有灵观的余孽，是一种“现代化的泛神论”！它假定一种抽象的“精神”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体的身上，犹如泛神论假定“神灵”、“神质”、“神性”（前者是多神的泛神论；后者是一神的泛神论）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物体中！区别仅仅在于，古代的泛神论是从多神观念中孵化出来的；现代的泛神论是从一神观念中孵化的。然而，后者要比前者更狭隘、更世俗、更浅薄，是一种丧尽了神秘与虔诚的市井伪宗教！它假定有许多“精神”，犹如有许多神；并假定精神之间可以交媾而“激起火花”，犹如诸神有男有女，且能婚配，生儿育女……
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偶像崇拜的现代版！它最著名的宣言之一就是莎士比亚在其《暴风雨》一剧中对“人”的那种近乎宗教颂词的咏叹调子。“人道主义”的种种理论和一套套天经地义的假设──不过这是一原始的偶像崇拜，在论证真确然性时所搬用的神学系统罢了。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假定每一座神像（即每一个人体）都有“不可抹杀”的灵性（用它的术语说，是“精神与意识的功能”），都有其确确实实的超自然力（用它的术语说是“意志”、“主观能动性”、“人的觉悟性”）。但这颇可怀疑的偶像即神的理论是否经得起认真而诚实的推敲呢？令人失望的现实是，每一个现代偶像崇拜论者，都活在自己的幽闭状态中。他们并未得到“偶像即神”所许诺的沟通！原来，并不是每一躯体，都有他所企盼的“精神”的。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大肆讥笑拜金石土木的偶像前身，斥之为“迷信”，但都视人体为至圣，为神圣不可侵犯。它在政治上崇拜集体形式的人肉，如“国家”、“民族”等等，它的圣仪不仅有新形式的活人祭祖，还加上了纵欲祭祖，以供奉那不知餍足、消解了羞耻感的肉体与感官。从此，“跟着感觉走”成了这个时代响入云霄的淫滥口号。
但愿人道精神、民主政治、自由主义，不要流于这种形式的偶像崇拜！
除了“我”和“我的属性”之外──人从哪里去感受什么“精神”？“精神个体”即使存在，它们也不能沟通，因为还没有一条“精神遥感”的途径可供攀援。所谓“精神交流”必须藉助于某件非精神的工具──它怎能摆脱这一工具的限制与异化，从而达到真正的、直接的交流呢？“精神交流”因此成为一句动听但虚假的许诺。如果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感到了某种精神”或“他的精神打动了我”（译成古代偶像崇拜的表述方式，“我看到了神”、“神赋予我以神力”）──那就表明他已可悲地沦为这一许诺的牺牲品了。
既然精神交流不可能，那“我”又怎么能知道其他“精神个体”的存在呢？这表明，纵情谈论“我”之外的什么精神──是一种过于大胆、盲目的冒险。这种有害的假设，结果沦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一种现代人特别欢呼着的流行性虚伪！
我看不见精神；我只能看见一些形状、一些色彩、一些符号……。
我听不见精神；我只能听见一些风声、雨声，一些乐器的碰撞，一些人口、乌舌的磨擦，一些录音薄膜的震荡──研发出的某种声波。
同样，我已摸不着精神、唤不着精神、吃不着精神──我只能摸着、嗅着、吃着一些东西；据说这些东西可以刺激我的感觉，可以让我生出精神。
宗教家们的宗教，艺术家们的艺术，思想家们的思想，甚至科学家们的科学──一言以蔽之曰，为自己的存在（生存状态）辩解、开脱。安慰自己的处境，是为自己有限而平凡的一生，镀上一层无限幻梦之金的技艺。有生物意义上的局限。有社会意义上的局限。还有个性意义上的局限。肯定并承认第一种局限的人，叫做“不可知论者”。看穿了第二重局限的人，是“怀疑者”与“批判家”。
而力图补救并使“社会”感到这一努力很有吸引力的人，就成为所谓的“创造者”。
谁能理解它们？“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他们的理解之圆，就是他们的自我理会！
哲学反生活。生活反哲学。
就哲学而言，虚无主义是直道；不可知论是至理。就生活而言，者却太不恭敬，大谬不然了。生活、战斗、创造和一切高贵的值得珍视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的东西”）来说，──恶劣的信仰，比之慈悲的虚无主义更好；狭隘的误解比精深的不可知论有用得多……
在这种意义上，请记取我们气象雄浑的生活之教言吧：
（它来自被压迫世界的底层）──宁要“错误的信仰”；不要“正确的虚无洞识”；宁要顽冥的成见，不要浮动的灵感。
1，即使整个文化世界已经毁灭，和整个文明习惯（说得好听点是“秩序”）已经崩解──人，还是得要活下去。而且，不见得就获得不那么好。
2，人的极深极强的适应能力，并不是文明的功效，而是从几千万年的进化逐步培植起来的本能。从最初级到最精微的，从最顽冥的到最浮动的……历史表明，这些本能要比任何文化之物和文明精神对人更有助力，它宛如一股长青、长绿、喧腾不已的活泉……指导人的思想，滋润人的生活。
3，对人生而言，文化并非缺如的东西。关于文化和“秩序”的迷信──实为现代人最可笑的陋习之一，这仅仅是因为，人们都患了软骨症，忘了人本来是世界上耐力最强的驮兽之一。
启示与理性，在这方面，实际上难于调和。欧洲人托马斯·阿奎那和印度人商羯罗（Shri Adi
Shankaracharya，788—820年）在调和启示与理性上的失败，并非偶然的巧合。尽管他们的尝试是有益的，表明印欧思辨语言发展的极致状态……难怪有人把后者叫做“假面的佛教徒”，正如前者是假面的亚里士多德。
其原因几乎是一目了然。启示是基于自然感情的圆融会通，而理性则基于文化概念的方块分析。欲二者调和，无异于“方枘圆凿”。
中国人的智慧，早就洞悉了此方与彼圆──实分属两个世界。二者的基点不同。它们的归宿岂不反驰？故启示型的心灵崇尚自然，理性型的心灵崇尚概念；启示的心灵产生哲学家，理性的心灵产生哲学研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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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
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却日益走向青年。
只因越来越失去了对某物（如青春）的把握，你反倒越来越能够深入体认它；而只有新的体认，方能结束过去，开阖未来。
许多伟大的宗教与哲学，都充满了对青年的零式期望。
耶稣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模样，断不能进天国。”
老子则对“婴孩”的浑厚生命力，颂扬备至。
甚至连孟轲老夫子，也对“赤子之心”充满敬意。
在世俗生活的领地中，“有”是一种财富，任何财富都必定体现为“有”；但在精神生活的神圣中，“没有”却是比“有”更重要。“没有”可以变出“有”来；而“已然之有”却常堵塞了通向“未然之有”的新路。在此，“有”比“没有”更危险！
我看到，许多有希望的生活，不是断送在“没有”的匮乏中，而是断送在“有”的充实里！例如，疯狂的工业文明之“有”，打乱了人赖以存活与幸福的生态系统；而唯独消解这无耻之“有”，方能免除人的最大危险。
新的创造，已经成为精神人物的别无选择的希望与出路。
就此而言，“失败的试验”、“无意义的创造”、“疯狂的发明”、“令人诅咒的真理”──都是具有丰富意义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间会使失败本身，变成胜利的象征，甚至是胜利事物的本身（这种领会比之“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提法要深刻百倍）！它使无意义的失败，变成满是含义与影响力的体验！它令疯狂的堕落，变成升华的前奏，甚至那令人诅咒的恶魔，也因人生的流易，而化为吉祥天女！甚至雨神的唾液，也成为农人不可须臾离之的甘霖……
天才之慧，在常人梦想不到的时刻，熟落在常人梦想不到的地点：开出常人梦想不到的花，生出常人梦想不到的果实。
请不要用“现在”去否定“未来”及其一切可能性吧。在这点上，欧洲人在两百年前已经很有效地教训了“满大人”的野蛮朝代──那些当时看来无用甚至有害的“宗教”、“科学”、思想自由──终于化作“坚船利炮”，一举轰开了沉重压制的清廷大门……
对艺术而论，“新颖的就是好的”。潜在的价值则要高于已经验证的价值。艺术的表现是如此，就思想的运动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学术的研理又何尝非此呢？生活、体验、科学、制度、战争、和谈、幻想、爱情……哪一样不是潜在的价值要大于已见的价值呢？
多一层新颖，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可能，就出示了一条道路！
新的道，自有新的景观；新的气象，自有新的刺激以致新的生命。
思想，也是一股气；思想家，就是一个气场？
一切创造能力的共同命运是：它源于自我──即某种特殊的性格──又回归于自我；它仿佛一个征服世界的无敌勇士，绕了地球一圈又回到了故乡。啊，这是精神闪闪的故乡。
一切创造能力又都有其先天的局限──它是特殊性格的外射──因此归于自我是无可回避的。否则，它本身就会变得前后矛盾、支离破碎。为了自我的完整性，它不得不囿于自我：它是一个无所突破的“圆”，一个自我封闭自言自语的系统。
如果文化、社会的整体要继续前进、随时代而易进的话──就必须保护这种从自我到自我的循环！以便超越这一循环、整合这些循环。
创造型人格是历史的导火线。创造，不是为了无谓地烧掉导火线，而是为了显示人格后面的支持性力量，以宣泄宇宙的幽愤！
历史上一切虚无主义学说的最大谬误，不在于他们宣说了“世界是虚空”──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什么“虚无主义者说世界是空虚的，因为他们自己是空虚的”之类，全系悖论。实际上，这位牧师的儿子要说的本不过是“恰恰是人──即创造者──填补了世界的空虚”，但他的表达却把他的思想给毁了！
虚无主义的真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虚幻的前提上：“世界是实在的。只是由于我们完全无法把握它，所以世界终究是虚空！”
但谁曾深入思考过，使人悲哀、颓唐的并不是“世界是虚空”的结论，而是“世界是实在”这一前提，以及由这一前提而暴露出来的推理过程：“由于我们完全无法把握世界。”是的。这才是致命的一击。这一击揭示了人的软弱和人的处境的根本无望，也揭露了历史上一切虚无主主义的谬误：如果世界之空虚仅仅由于人无法把握世界的实在性，有关“虚空”的命题岂不纯属主观的臆测？！
由此判断，虚无主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羞羞答答的实在论；因此，它实际上很不幸地使自己堕入了自暴自弃的颓废和沉沦。
打倒虚无主义？但虚无主义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我们的零点哲学，建立在与虚无主义相反的基础上：世界的实在性是自相否定的“〇”，是既有正值又有负值从而达到既无正值又无负值的平衡态：“零”。
我们生在零之废墟上，我们埋在零之废墟下。
除此之外，我们只有自己而已。
生存状态！──因此成为人生的第一要义？
所谓生存状态，也即活得是否健旺，是否充满一种本能的美。
宛如动物的皮毛在阳光下闪光？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自足的，仿佛进入了无我之境，因而很难干扰了。
但是，竞技状态作为人生的又一要义，却是靠不住的。
所谓竞技状态，不仅指生理的，也指心理的，它是马在临战前的扬鬃奋蹄，是猛兽在草丛中虎视眈眈。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受外界激发而产生的“心潮逐浪高”。因而，它可以被扰乱。
生存状态是内在的，竞技状态是外在的；二者仿佛不同轨道，但还是分离、对立，并互为补充的。如生存状态不好，则提高竞技状态以补充之；而生存状态好了，竞技状态可能反倒一般化了，平庸了，乃至进入麻痹之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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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零点并不是中庸
零点并不是中庸，但也不是反对中庸，零点只是顺于自然而已。中庸是一人为的零点（“伪零点”），零点是一自然的中庸（太极之神）。
每个民族的文化观念无一例外地首先投射在它们的历法之中。也就是说，投射在对天体和自然律的感应之中。历法因此浓缩着人对天人关系的观念。为什么各个民族都在它们的历法中把新的一天的启始定在夜半时分呢？显然，这已经包含了对“零”的无限生育力的巨大期待。包含了“有生用于无”认识，某间自然浮现出有关最生与死自觉意识。这意识宣布：死亡是生命的开始！
零是子宫。
零不是生命，但它孕育生命。
少女的死亡当然是令人悲泣的故事。
然而，少女若不变成妇人，新的生命又从何诞生呢？
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学会体外受精和试管婴儿的时代，况且，它的观念比它的技术更缺乏准备，人体以外的孕育。所以，新生命的降临无一例外地要牺牲掉“诗人之恋的对象”。为了义无反顾地前进，勇敢地牺牲掉“对过去的留恋”吧！
只有婴儿才能理解垂死的老人。所以，老人特别喜欢婴孩，他多渴望重新变成一个新生儿呀。
告别了浪漫时代的文明，是这样一种山谷状态：没有语言与歌，只有受伤者的嚎叫，绝望者的哀鸣，胜利者的狂笑与喊杀……尽管这些太嘈杂也太刺耳，但显然仍与动物世界的声音截然有别──这毕竟也是一种文化呀！我们的人类的高明设计师与建筑师们，伤佛在做着砂土游戏。砂土游戏和摩天大楼的建造甚至和真正艺术品的完成，需要类似的动机和相似的能力，不同的只是它的“社会效益”只是“零”。
但是，难道这“零”真的等于“毫无价值”吗？不。砂土游戏是一种宣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训练！它是巨大设计的助跑，是人类理想的晨曦？──你能用一种行为的社会价值去圈定它的全部价值吗？你该以成败论英雄吗？
人们都盛赞分娩，说这是新生命的诞生，然而，谁又曾看到这种分裂（尽管它是“生长中饱分裂”）带来的“两无之境”呢？──旧有的一块，在分娩或类似分娩的运动中永远破坏消解了；而新的生命，却还在沉睡之中，仿佛永远也醒不过来似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在捕风！”这虚无主义之歌，用来形容分娩或类似分娩的历史撕裂与文明抽风，再是恰当不过了。因为它所成全的，是那么遥远，而它所毁弃的，却如此切近。
悬浮的列车是最快的；悬浮的心却是最慢的。
你想让一个人的思想张力达到空前水平吗？那么，请剥夺他思想活动以外的一切活动！
当人们高声颂扬业已作古的英雄人物时，有多少人会在片刻间想到英雄们临死前的痛苦呢？！
人们需要的是用一尊偶像来克服自身的软弱；于是便把英雄的苦难变成了有用的美德。教徒需要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自己的罪孽，于是欢呼十字架上的救恩；在这样的信仰里，是否隐藏了人性中最卑鄙的利己性？
不论是神性英雄还是凡夫俗子，他们勇于牺牲的动机不是由于胸怀更大的目标，就是由于逃避严厉的惩罚──来自神的或来自人的──结果，其行为的后果却消解了目标的载体和惩罚的受体，这真是不无讽刺意味。英雄的冒险与儿童的冒失，难道真的没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吗？
他所进行的事业越是巨大，他实际参与的那个神话也就越是被夸张得无以复加。在如此规模的瞒天过海之下，他的幻灭之际也就越被延迟，他被证明为无能和无助的日子，也就越是推向遥远的未来……这种心理需要，正是许多伟大的发明赖以诞生的内在基础。──“向着伟大的目标，以便躲避琐屑的人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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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玛雅人与中国人
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玛雅文明在其科潘时期（公元前1000──后800年），第一次发现了“零”的概念。
这种创举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是与玛雅人杰出的天文、历法、数学成就等最齐观的。但问题恐怕并非如实证家们的推理（他们的大脑因久已弃置不用已经丧失联想性功能了）那么简单！在天文、历法、数学的发展上早于玛雅文明的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以及最具连贯性的中国文明，为什么对“零”的发现却如此迟钝呢？我想，这里肯定潜伏着另一种“密码”。是什么呢？我们并不能确知。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的衰颓、消失像它的出现、崛起一样神秘”的林莽文化。这也是一片文化的林莽，因为它已渺无传习的人迹了。
这里确实有一种启示？
首先发现了“零”的观念并运用“零”这一高度智慧之滴，来镌刻自己命运的民族，也以它的诞生与死亡所构成的神秘之图，栩栩如生地论证了“零”的内涵！
这种静默，惊心动魄。
谁能仁立于玛雅遗址前而无动于衷呢？这种静默激起的震惊，正是有灵性的人，在面对“零”所启示的人及宇宙命运时，发出的那种难以自制的颤栗。
玛雅人不止发现了零的观念，更用他们的文明提出了那般浩大壮观的一个谜：生与死、活力与窒息、喧腾与沉默、创造与毁灭的刺目反差，何以并存于一身？
据说，玛雅人曾在林莽生活中找到一个解决森林土地贫瘠问题的办法！他们发现，沼泽森林的某些部分有肥沃的土壤，但不巧被淹没在水中。玛雅人修建了凸起的农田，每块有两三英亩大，周围挖有沟渠。在雨季到来时，这些土壤被冲刷到沟渠里。雨季过后，人们把沃土从沟里挖起来，堆回农田里，这样，这些土地许多年间都可以保持肥沃的力量。
这些凸起的农田、加上这个地区灿烂的阳光和充足的水源，构成了理想的耕种条件。玛雅人正是基于这种才能，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惊人稳定的文化。然而，自此形成惊人反差的是，玛雅的文明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
啊，如此惊人的故事仿佛诉说了人的命运几乎必定是个首尾相续的圆圈，是如圆圈，是如宇宙泪滴那般不可违拗的“●”（实心的“〇”），这实心之〇，正是浑沌的徽记：无中生有，有归于〇。
如果说，“〇”代表无中可以生有，代表诞生前的孕育；那么“〇”则代表有复归于无：这个无不是虚无，而是代表完满、丰硕与死亡。明哲之士在玛雅遗址前，不是来凭吊，而是起来瞻仰。看一看智慧的自我否定吧！看一看死所呈现的终极之善吧！
玛雅之零（〇），你死而不亡，留念千载。
实证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推论玛雅文明只能终结于某种外部的、自然的原因：哪里会有一种“正常的人”自甘放弃如此辉煌的业绩！但我，却持有另一所思。难道玛雅人真的不会出于某种内心的、宗教的原因而离开他们业已圆满的圣地吗？正如勤勉的园丁，充满虔诚地摘下那业已成熟的果实？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不可以设想：他们的宗教肯定发源于某种星相知识、宇宙智慧，某种“零的哲学”呢？事实上，古代许多民族的大迁徙（这导致他们离弃了发祥的“圣地”），正是源于对先辈圆满业绩的虔敬，也即源于对亡灵的深刻恐惧。这种已被人类学的研究所揭示的事实，表明“零的意识”是那么根深蒂固地植于人性之底层！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思索“通向零点的归途”，它就发出“抹抹掉一切，从头开始”的欢呼！
零点意识，决不如功利之徒所臆测的，仅是一种“创造冲动”，事实上，那是发轫于面对宇宙圆周运动时的认识！是对地球上春生、夏熟、秋收、冬藏──这一环形运动的皈依和礼赞。
玛雅人和中国人曾经有过广泛的联系。早在史前时期，白令陆桥和后来的白令海峡冰道，就在太平洋之东西两岸这两大黄种人类集群之间，分享某种共同的种族遗产，分享不绝如缕的联系。进人文明时代以后，许多迹象表明，这些联系进一步步增强了，间接的陆路加上直接的海路，形成了双轨制交往。现在，为了深入研究这些联系，甚至设立了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问，叫做“泛太平洋文化研究”。研究者们提出许多证据，说明太平洋两岸早在哥伦布之前两千年，在《山海经》时代，就有了文化上的深刻互渗。有的学者更指出，中国古籍中的“扶桑国”，即指墨西哥与玛雅文明。而“扶桑”，则被推测为仙人掌类植物。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开始形成了一个新概念：“玛雅──中国连合体”。学者们还把这个原始时期就已形成的连合体，与文明时代以后形成的“两河──希腊──西欧连合体”作了比较。指出后者是在某种世界规模的、普遍的“玛雅──中国连合体”类型的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只是由于后者独特而顺利地完成了由神权政治向世俗政治、由农业灌溉文明向商业交易文明的转化，才开出新世界的雏形。而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知识，玛雅文明似乎更与中国的殷商近似,也与周代的文明相远；位居东海之滨的殷人，不正是某种半海洋性的居民吗？他们不同于来自西北内陆腹地的周人，他们是“太平洋之子”。只是，玛雅人用以表达“零”时概念的符号，却成了问题：他们所采用的贝壳图像，该是死亡的标记，而非生命的象征（如蛋形的“〇”）。而贝壳起作为符号在古代中国，却是表示“财富”和通货的。
玛雅文明的地缘，一边是加勒比海，一边是墨西哥湾。它像〇一样伸出并孤立在茫茫海上。这种地缘，与希腊半岛颇有相似。而与它隔海相望的古巴，像克里特岛一样拱卫着它，大安的列斯群岛像爱琴海诸岛一样星罗棋布……无独有偶，在玛雅文明流布甚广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与商代文明的发祥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日本同源的东夷民族的聚居区），在地缘上也不乏相似。对渤海来说，朝鲜尤其是日本就像古巴和克里特对美洲和欧洲那样重要。
玛雅人历史悠远。在古老的传说中，他们的历史纪元可以追溯到最后一个洪水时代的末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113年。我们注意到，这比连接中国历史纪元之初（夏启时代）的最后一个洪水传说时代（鲧禹治水年代）的下限公元前2205年。还要早出908年！
玛雅虽无中国这样丰富的文字记载，但它的石雕与建筑却在那里，指示着一种现代人特别匮乏又特别需要的精神。
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雨神和土地保护神恰克，是至关重要的主宰力量。恰克神与通天的宇宙树关系密切，在这种关系中，所呈现的五色主五方的观念，与中国人的五色五方观念是颇为相似的：
红色恰克位居东方，东方是红色宇宙树。
白色恰克位居北方，北方是白色宇宙树。
黑色恰克位居西方，西方是黑色宇宙树。
黄色恰克位居南方，南方是黄色宇宙树。
青色的宇宙树矗立中央。
在四方宇宙树上住着四位恰克。
他们那里各有一个巨大的水罐。当恰克将罐中之水倒下，世上就下雨了。而在中央青色树的树荫下，则有一天堂，居住着天堂之神伊什塔布。
这与中国式的“东为青龙，西为自虎，南为赤雀，北为玄武，中为黄土”的宇宙模式，仅有方位与颜色的配置上的错位,却在大致上相似。这体现了,宇宙就是一个五色海的思想.
“玛雅──中国”的自然世界观，正可以医治骚动失序的现代精神之痼疾？
古代玛雅人发现的“〇”，将在第三期的中国文明（区别于东汉以前的纯粹的“中国本土文明”也就是第一期中国文明和魏晋以后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明”也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之中，成为哲学,从而成为一个巨大的空间,容纳基督教文明的全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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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拷问《传道书》
传道，就是用“道”去征服比自己更优越更年轻更美丽更聪明更富有的人。在这一点上，只有耶稣基督是个例外。
《传道书》是《旧约全书》中一部特殊的经典。《传道书》给这部以虔诚著称的“人与上帝的契约”，注入了一股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的世俗性智慧。若是没有了它，《旧约全书》反而会失去许多有智和爱智的读者。
《传道书》可以使《旧约》升格。从大众的粗鄙的信仰，变为少数精华的哲学。与《诗篇》、《箴言》、《雅歌》一起，《传道书》构成了《旧约》中的“智慧文学”。是“史记”（从《摩西五经》到《历代志》）到“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玛拉基书》之间的桥梁。这四部经典所代表的，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彷徨无定。
如果说，《诗篇》（大卫向上帝的祈祷）；是神圣庄严的《雅歌》（相传是所罗门的情诗）；而《雅歌》则是世俗快乐的《诗篇》的话，那么也可以说，《箴言》是一篇充满了道德肯定的《传道书》；而《传道书》则是怀疑成癖的睿智《箴言》。《箴言》是写给大众看的，《传道书》则是精神奢侈品。《箴言》中的布道能使人驾驶生活的骇浪，而多吃了《传道书》中的箴言，则会败坏你的生活欲念。
《传道书》的作者起来，宣布他所体验的真理时，以色列人的命运已呈衰兆了。一个机能旺盛的民族，是体会不出《传道书》那么透辟的周流中旋还不已的人生奥义的。精妙的思想涡流，永在键全的生活磐石之外。繁荣昌盛的社会，或是忙碌的，或是快乐的，或是兼而有之，但偏偏不会是善思的、自制的。《传道书》的犹太，正如柏拉图的雅典、孔墨的中国、《奥义书》的印度、阿赫那顿的埃及、泥版图书馆时代的巴比伦──亚述、琐罗亚斯德的波斯、《可兰经》定版时期的阿拉伯、金字塔铭文时代的玛雅……那样一个“过了临界线而趋向分水岭另边”的半瘫痪者。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成熟的思想消解了有力的行动，雅致的装潢窒息了原始的活力──神秘的宇宙被抽象进而被肢解成串串观念和篇篇言辞，然后悄悄纳入凡人的絮语中。这是多么残酷的屠杀啊。但它却不能像创世神话中的大屠戮大肢解那样，化生一个新的宇宙。因为它虽勇于思虑，毕竟是怯于行动的？
正如“〇”对世界的不可理喻性进行了空前成功的免疫性处理（这正解答了《传道书》第八章中提出的那个问题：“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它解释了世界的不可解释，以此，它既保持了世界的荒诞性使其免遭人类理解活动的攻击和破坏；又保护了人的理智，使其免于在荒诞的存在压力下趋于崩溃。
──“〇”是调解世界与人间致命关系（一如在当代世界文化中所示）的一大救方。归顺“〇”，可以获得心灵的宁静，反叛“〇”，难免进退失据的困境。“〇”，从此成了解脱灵魂的“超神之神”！
超神之神，超神的上帝，也就是超越了一切现有宗教和可能信仰的终极奥秘！超神的奥秘，也许是现形为“〇”的上帝，这并不是对每一个入都可以显现的。
所谓“读书多，容易疲倦；著书多，没有穷尽”的《传道书》名言，是出自一位饱读诗书的人？因为对人而言，最可怕的处境就是精力过剩而无从宣泄。在现代，最廉价的宣泄方式就是“读与写”，它比饮酒、吸毒、赌博、游乐，都要便宜百倍。所以，被生活抛弃的人，回到你的内心世界中去！回到读与写之中！这既可使你的存在状态断然有别于一只动物，同时，又消解了你在重压下的愤懑与无奈。
让我们来拷问《传道书》吧！不是出于鄙视，而是出于尊敬──尊敬可使暴行变得温和、节制，甚至成了侠义之举。
让我们来拷问《传道书》吧！清理它最后的功利主义残余，透视它反世俗的偏颇之辞，乃是超神之神的启示。它的反世俗，是立足于功利主义残余之上的，所以它称人生是无益的、徒劳的，它说日光下的一切都是“捕风”，但它并未赋予“捕风”以积极的意义。“捕风”在功利上虽是徒劳，却有锻炼人体的功效。“捕风”虽不指向任何目标，却包含着丰富的过程意义！这就是“捕风”的可嘉之处？
谁能认识这一点，谁就算参透了终极之圆──这虚无的却又无所不包的捕风之神，用以狩猎宇宙万物的巨型围场！
让我们拷问《传道书》！拷问它的一切真诚和一切虚伪，拷问它隐伏在冰冷智慧后面的生命之爱。
《传道书》的作者不知是否意识到，他的道是可传而不可受的，是多数人无力消化的？
他的道，是一种内心智慧的袒露，而不是用来欺世盗名的。所以，他的书只能私人收藏而难以成为公众的教条。但《传道书》竟也列在《旧约》之中，真令人惊叹不已：超神之神确实是不可规范的。在中国的经典中，也有一部类似的智者书，《庄子》。
这表明不同文明的内心，其实相差不多──都悄悄地渴望某种怀疑论。同时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正统思想（四书五经）比犹太人的诫命（旧约全书），似乎更少兼容性！传道者，这是你的幸运呢还是你的不幸？
人人都畏空虚，不顾一切地追求实在。生命的本质在于感觉，“空虚”之所以可怕，即在于它是“丧失了感觉”。世界的真理是：唯有实在，方能激发感觉。……但是我要告诉人们：是最大的虚空，生成了最大的实在；是最大的实在，生成了最大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固是不错，但虚空又何尝不是凡事（之一）呢？其他的虚空还有忙碌、混事、欺世盗名……
没有不散的宴席？然而，散了不要紧，“曾经有过”也许更加使人动心。
在一切最激烈的否定中，首先包含的恰恰是无意识的肯定与最诚挚祝福。
人的一切劳碌，他在日光下的所有作为和“事业”，到底有没有“益处”？若有，这益处究竟何在？
西方来的福音教士说：没有，因为一切都不过在循环、重复而已。但中国的新的德音已经鸣响：这益处是自足的而不是寄生的；它就在劳碌之中，而不在劳碌之后的报酬；它就在行为和事业本身，而不在目标和彼岸。外来的和尚也许会念经，但那是建立在我们的无知上面的；其实呢，比念经更重要的是目标与彼岸！也就是我们的劳碌！
获得的报酬终究会落空；任什么也是“金玉满堂，莫能葆之”，谁能抵挡时间的流失、生命的流失呢。
而目标与彼岸，却成为一副引导你生命热情的诱饵，激励你生气勃勃。但谁又能说诱饵比生命更贵重呢？
零点哲学，是反对虚无主义的零点哲学。虚无主义说，什么也没有了，世界是一片虚空，人生是一片荒漠……“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这日光下的劳作，有什么意义呢？”虚无主义，像《传道书》上犹太晚期文明的智者一样，向我们喋喋不休地传“道”。
零点哲学起而反驳：“与其说‘什么也没有了’，不如说'什么都已经完满'。”贪心，这是现代危机的全部症结。而自以为“什么都有”的精神症状，倒是十分类似于“什么也没有了”的处境。例如，最具“现代无产者心理”的人们，往往反倒是那些令人侧目的豪富──常人不理解这一点，才说这些豪富“精神空虚”。其实，精神空虚正是物质充实引起的！
世界不是一片虚空，而是过于庞杂，过于自相矛盾了。这已不是荒漠，而是荆棘丛生。过犹不及……因为过分的东西已经相互抵消了；正值变成负值，幸运化为灾难。于是“冲突”才成了规定当代世界生活日常运转的“规律”。
日光下的劳作，意义在于维系我们的生机。是我们使这世界生辉，是我们使生活充满情趣、充满意义。说劳作毫无意义，无异于自我否定。而即便最彻底的自我否定论者，也该是为自己的存在留下一席价值与辩护之地。所以，还是趁早收起你言不由衷的“无意义”论吧。
虚无主义说：“到处都是阴沉沉的天。没有希望之火。没有确定的明天。我们创造不了什么──正如我们也毁灭不了什么。我们保留不了什么──正如我们也开辟不了什么。”
零点哲学说，“历史之天正如自然之天，有晴有阴，有暗有明。问题不在于天空和海洋是什么色彩、有多大亮度等等──而在于我们如何感受它。问题不在于大地和山岳有多少曲折和多少险阻──而在于我们怎样行走，怎样飞驰。”
希望之火永远潜伏在人的生命力之中。即使我们真的创造不了什么，我们也还是创造了自己。创造了我们独特的天地。更何况，不创造，也许正是大创造的流程。
日常的营生，是迫于无奈。而在自然的骚乱和自然的和谐面前──尤如爝火之于日月。为什么要刻意制作？刻意制作的小家子气，岂不是贫乏的标志？以“零点”为象征的“历史之圆”，并不需要这小贵族的家徽！
我们看到含而不露的“天然之流露”，在“未经乔饰的素朴”中，在其自在中……
人类思想终究还是重复的，因为人们的生物基础相似：
认识到“一切都在循环”，是人类思想最沉重的精神遗产。“安分守己地过一辈子，这是令人绝望的”──这种厌恶循环的思想，不是产生于物性的倦怠，而是产生于心性的疑惧。
这种恐惧源于人类命运的“反思”，源于深刻的记忆，所以，治疗厌世症的最佳方案，就是让患者“健忘”。
失去了记忆力，也就重获了新奇感！──最玩世不恭的人，都是记忆力天生贫弱的人。而安眠药的镇定作用，不仅在化解了焦急，且在模糊了往日印象的清晰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意识异常清晰的西方，麻醉毒品的泛滥已变得不可收拾：人们需要从往事的重压下解放出来！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记住了，便想说。记得太深，便有满腹的心思意欲倾诉。如果不记也不说，万事就无从厌烦，如果忘掉了你在循环（你被掀入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进程，且是这进程的儿子与祭品），你的厌烦就会突变为创造的喜悦。如女人与孩子的关系，就是这样。被强暴的女人如果保留了她的孩子，也就饶恕甚至爱上了施暴者──这就是人心！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这正是被精神遗产之重负给压垮了的精神，发出的吱哑声。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要别人来纪念么？这样，就太沉重太异化了。人活着仅仅是因为他活着，所以才变着法子活下去，于是活得不那么难受，成了生活的第一要义。而纪念，则是那种很少有人能从容消费的奢侈品；所以它不该也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准则。
创业之主并不用“智慧”来考究一切世事，他只不过依其天赋高贵的本能去行事罢了。盛世之王也不承认世人之所经历的，不过是了无意义“极重的劳苦”。他还有余力去玩味人生的风波，并在其中发明乐趣；他还没有被末世之轮给磨毁──他在整人的意义中殖入了一颗喜悦的心。
耶路撒冷的王啊，你祖先的粗犷，在你手中已过于柔弱、细腻了；你祖先的本能，已由你淘空、断送。所以，你才从贵族退化成僧侣，从武士退化成诗人，从征服者退化成思想者！你难道没有看见，还有多少土地等待你去探险、征服？还有多少强敌正环伺在旁，静候你的疏忽？你不明白？“彼岸”是为了“此世”的更舒坦更自然而被发现的？你不明白，“目标”是为了“过程”而创设的？你还不明白，一切外物，都是为激活你的潜能和欲念而存在？
弯曲的为什么要变直？缺少的为什么要足数？自然有它的本性，甚至“〇”也有它的价值！弯曲的，自有弯曲之美，弯曲之用以及弯曲的必要和它的不得不弯曲。如果世界的弧度都变直了，那世界成了什么？如果万物的曲线都变直了，那生命和多样性又何在呢！尽直，不如无直。尽直，就是死亡，是坍毁，是沙漠。可是，甚至连沙漠也有它的弯曲度呢！而沙漠之美很大程度上正来自它的曲线，它的反复无常所显示的神秘。
正因为世界的秘密在于弯曲，人心才产生了“直”的概念。所以，完美的直，不论在自然、在文化、还是在人性中都不存在。“直”的价值仅仅在于，它表达了一种非存在，一种虚无，一种对现象世界的反叛。而《传道书》却据“直”以谴责“弯曲”，这无异于，据虚无以谴责世界的本性、生命的特征、人文世界的中庸之道。这谴责道出了多么沉重而无奈的精神晚景啊！
什么叫“缺少”？什么叫“足数”？人心没有餍足的时候，哪怕他得了消化不良症，也还是意欲着摄取；只要他还剩有一丝可以从事意欲的力量（哪怕早已没有付诸实行的能力了）！所以连八十岁的老太太也想娶一个年方二八的小伙子！老太太觉得自己还和年轻时相差无几，所以她渴望小伙子，来唤醒她沉睡的本能。因此追求足数的、制造更多的缺少。正如知识越多，发现的无知就越多。如果人心足数了，就会生出新的不满；如果世界足数了，就会走向衰颓、崩解。──足数之后，将是浩劫。
世界与人心，正在这永不止息的运动中，日新不已。犹太人也许不解此中智慧，他们不能理解，甚至连“风”也是一种实在！“捕风”有什么滑稽呢？有什么徒劳呢？捕风为何该受谴责呢？人生本来不就是一场捕风运动？世界本来不就是一阵风吗──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年轻的，衰老的，上升的，沉沦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没有意义。因为人生正如宇宙，是一个“〇”。
而“〇”的意义就在于：它除了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有表达。
〇不求全责备，也不追寻完满；因为〇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完满的封闭的超然的系统！
〇，超神之神。
难道你的骄傲一定要在于你的智慧之声远播天涯，超过你同时代的全部噪音？不是这样的。要知智慧是不可比的。正如生命不可比。世界、时代、社会、文化也不可比（个性就更是如此不可比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幸运的个性”和“不幸的个性”，而无法说“好的个性”与“坏的个性”）──区别只是状态不同。状态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因为不同的状态本不在一条轴线上！
一切智慧的价值可以相互补充，却实无必要相互否定（除非是从否定形式出现的补充）。事实上，也无从真的否定，人的文化与智慧注定要由单一走向繁多，由片面整合全面。一切智慧，正像酝酿了它的那些生命一样，是独特的，是在独特中互为显映的。让我们祈求“更多的智慧”，而不是“更高的智慧”！
“多有智慧的，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此中智慧与知识，是中智、中知，而非大智、大知，所以俗话有云“深刻如同面临深渊”。大智大知则常出以破坏增期的形式，所谓“人智若愚”、“大知闷闷”是已。这是一个零点，一个“难得糊涂”，一个相克相生。而中智中期招来的愁烦与忧伤，不也与它所携来的颖悟透彻得失相抵、互相平衡吗？
为什么怕见烦愁？烦愁实生于莫大的智慧！为什么要惧闻忧伤？忧伤实是一种透辟的知识！没有心乱如麻的烦愁，智慧之门，从何启迪？而五内烦愁，知识与忧伤──这也合成了一个零，一个意味深长的循环，一个自始至终而周而复始的圆。这圆，包含了心路和履历的酸甜苦辣辛。
世俗快乐的另一种功能：全力以赴的喜乐、嬉笑，用酒使肉体舒畅，既是一种享福、狂妄，也是一种沉沦。但它并不品无意义的。沉沦，可以陷身心于必要的麻痹与彻底的休息，尤如动物的冬眠；而狂妄则强化自信、美化感觉：饮酒以致酗酒，不仅是某类人物的生理所需，甚至还有娱神献祭的动用！只要全力以赴的事，就值得嘉奖！
这一点道理，《列子·杨朱篇》在有关郑子产兄弟分别勤政、纵酒、湎色的寓言中说得再透辟不过了。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肆无忌惮地纵欲不失为良方，它为下一步英雄行为提供了义无反顾的动力。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少年时代放荡不羁的文文山，到了壮年竟有那般壮烈坚忍的牺牲。
大兴土木、修造园林、奴婢成群，牛马满山、积蓄财宝、女乐嫔妃──这不仅为古代人喜爱，同样也是现代人汲汲求索的。不仅“喜爱”、“求索”，而且达到执迷、疯狂之境、“鸟为食亡，人为财死”，此之谓乎。《传道书》以其犹太式的智慧扫荡了这些心上的红尘，诚然廓清了这一成见，所有犹太人都是吝啬到了财迷心窍的程度。犹太的智慧当然要比没有智慧好上百倍。这些原始人和文明人共同欲求的目标，在经历过、体验过、占有过的人看来，当然是“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但对未曾“尝过”的人，却是比生命还贵重，似乎很值得以生命为代价去进行一番拼搏、交易。所以，世界上便有了那么多的骚动和叛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尽管持有各种堂皇的藉口以为烟幕弹，目的无非是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或为重新分配，准备道路。
基督徒式的唾弃尘世，虚无党人的天翻地覆，似乎与此世俗的期盼毫无瓜葛，然而那又何尝不是以此为基础、出发点？人啊人，你几曾“超越过”？不是在内心的分秒顿悟，而是在你一生的行事中！庄子超越了吗？超越了，他又何必写书。写书这一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他的哲学！佛陀超越了吗？超越了，他怎会再干普度众生的无聊之举。普度这一行为本身，难道没有反叛涅槃的理想？
但这些毕竟不是“虚空”。这是人在尘世中的挣扎。尽管这挣扎并不能带来挣扎以外的更多收益，但毕竟可让人多喘一口气，多体味点生命的韵，多一点希望的温暖──这世界毕竟太荒凉了。当一个溺水者死死抓住手边最后一根稻草时，你是谴责他，还是怜悯他？无论如何，你这时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讥笑他，除非你自己先跃入水中救起了他！当然，我也知道智慧者的难处：可以救人脱离深渊，却无法救人脱离人生；甚至“救”得了别人，救不了自己。──因为人类命运中生与死这一对死扣，早已注定人生的根本荒谬，这个奇异得百思不解的“矛盾”！所以，还是去尽力抓住那抓不住的、四下里飞扬着的红尘吧。抓住“〇”，总比两手空空要差强人意？
“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下所行的事我都认为烦恼。”海德格尔等战败者们大肆鼓噪的“烦”，在“圣经”时代就已死死缠住犹太人的死魂灵了。但细细想来，你的烦恼又何尝不是一个“〇”？
智者和愚公的差别，是作为“人”的差别。等他们一死，就都被永远踢出人境之外，成为没有归宿的野鬼（原先负有收容审查他们使命的上帝与诸神，已被现代科学精“神”给肢解了）。这时，作为人的差别，自然消亡。智慧者的智慧只在生命之内，不在生命之外。生命完了，智慧也就完了。如果此一智慧想超越此一生命，也必得借助另一生命以为媒体。智慧并不能无限延伸探求，它不是线型的，而是圆形的，是自足的。它的传播与启迪也只能借助另一图形，另一自足。在这里，《庄子·养生主》上关于“以薪传火”的隐喻，当比基督教关于灵魂脱离肉体之说，更易为现代的肠胃所消解。智慧者以此而珍重生命，哪怕不是为了生命，而仅为了智慧。──“〇”框架一切烦恼，消解一切烦恼，因为在它透视之下，烦恼本不存在，本来就是杞人之忧。
“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为分。”──看来，生物世界的“食物链”，在人的社会文化中也同样有力地绵延、活跃着。有创业者，就有败家子；有劳动者，就有剥削者；正如有宿主，就会有寄生虫一样。谁好谁坏呢？谁是必要的谁又是多余的呢？纳粹领导人希姆莱曾经指着犹太人说：“这些人只配死！”但要是犹太人都死光了，你们希姆莱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事业又何所依托了呢？唉，日尔曼的智慧看来并不高于犹太的智慧。
社会由系列庞大复杂的食物链组合：“仁义道德吃人”固是不错，但不要忘了，人也偷偷咬食仁义道德以便活得更洒脱呢。有权者剥吃无权者的血肉固是不错，但无权者也变着法子反击他们呢。创业者的辛苦，到了末代子孙那里成了催腐的培养基，这仿佛是“可悲的”，但不要忘了，即便是狮子口中的食物，也常常被食腐动物所掠！笨蛋多有继承遗产、承接关系网的福气，而其先辈的勤勉，就成了这等低能者的乐土。老前辈们殚精竭虑所获得的掳物就被这样“糟蹋”了吗？不。且听我说，这也是“一绝”：疯狂的积攒、搜刮，和疯狂的挥霍、浪费：相加！这种鲜明的反差，比温吞吞的日子显然更多浓情密意的生活气息。
说起“浪费”，则人生何往而不是浪费？“浪费”这以功利目的为准则的概念，在生活之流的苍茫无涯中业已丧失了应有的方向。谈恋爱、生孩子不是一种浪费？那爱情总会颓败的、那孩子终会死去的。建功立德不是浪费？那功德迟早荒芜如尘土，哪怕秦汉帝国的辉煌到头来也不过荒冢累累！至于“金玉满堂”更是“莫之能葆”了。所以商纣临死，以那么完满的哲学家分风度焚毁了他的鹿台！他的金玉被“浪费”了，还是被“超级消费”了？他的“俱焚”是私欲的恶性膨胀，还是一个庞大野心的最后一次搏动？
当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的解说者声称，公羊、公牛、公鹿之间的性决斗“既热火朝天又荒唐可笑”时，他想到过自己吗？他想到过人间盛行类似的动机和略为矫饰的举措吗？这种迟早落空的种族还债，真是一阵可笑的痉挛吗？据说，德国蠢材康德这样向学生谈起自己的初夜：“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动作。”其实，这些“可笑行为”的意义，正在它本身体现了生命可能的力量，并宣泄了生命曾经拥有的热情。舍此而求他，才是奢侈的希望。
美国小说家弗·斯各特·菲茨基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年）在其《崩溃》中写道，“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看他的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其处世行事。”
你能吗？
生孩子的报应：生孩子的目的，其实并不在于这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座价值连城的伟人，就像比维多利亚女王的印度更有价值的莎士比亚那样。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以对自己孩子毫无根据的期盼甚至“肯定”，来安慰自己扶养孩子的辛苦罢了。越辛苦，期盼就越高。所以我们看到，寡妇（和现代特多的“单身母亲”）对孩子也就特别苛求（特别是对男孩，这还与“性感”有关呢！）。而多年不孕的妇女，一旦怀胎之后就忘乎所以，她的狂热把她的孩子夸张为一个神童──即使这神童是个侏儒。好多父母，其实是想在孩子身上兑现自己的末了之梦。所以他们向孩子施加了与自己的能力并不相称的压力。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简直荒唐！如果“种”不行，那孩子再努力又焉能创造奇迹？更何况，他有没有后劲去“努力”不也是一个种属特征吗！
生孩子的目的，仅仅在于生孩子，完成一桩（作为有生殖力的人最容易、最自然能完成的）自我实现。正如，养育孩子的正当（即永远不会落空的）目的，在于体验养育孩子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趣味和新奇──而决不在于希求“回报”。因为回报是无从把握的，而要求回报则得付出新的辛劳、争执、别扭；只有现在的乐趣，才是无从剥夺的！你的努力的意义，只在于你，而不在于“他”。
聪明的创业者的遗产和愚笨的继承人的挥霍，其中的奥妙也是如此。
功利主义者不仅仅是“追求功利的人”，而且“把功利价值当作唯一的标准”。他是功利目的之信仰者，是商人，他可以出卖一切。特别像犹太人这样精于计算的民族，当他反问人生的劳心以致“夜间也不能安眠”到底“得着什么”时，就冒出了冲天的傻气。若问人生究竟得到了什么，那是复杂得难以回答的。人生劳碌累心只是得到劳碌累心，有人评断这为苦，有人在其中发现乐。其实，你的劳累只是得到了疲累之后的歇息！以及你在过程中获得了打岔、宣泄、运动，获得了“给人生充气”的途径。正如英国小说家毛姆所说，如果作者把稿酬当作写作目的，他一定得不偿失，世间挣钱（意同于“获得快乐”）的办法有的是，何必出此下策？──在毛姆看来，写作的最大报酬，就是作者从写作过程本身所获得的那份快乐。那种无奈的（因为它只能是间接的！）宣泄，那种煞有介事的打岔（仿佛它自身已成了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似的）、那份充溢和那份狂喜──都是无以复加的！
这确是接近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后的新思维”（“新教”其实是“基督教向犹太教的退却”！）中，确立起来的那种“神赐的犒赏”！──除了在过程中获得的舒畅和发泄之外，这个世界是很少向你提供终极报偿的。否则，你就难免沦入叔本华式的佛教：在人生炽热烫足的环形跑道上拼命奔跑，想找个清凉的乐土，但可惜那片片凉点（这对普遍冷感症的当代人──因而倾心“热点”──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太狭小，还不容惯性前冲的人生竞技者收脚，已被逾越……而为了捕捉下一个歇息之地，竞争者们又得以加速度继续狂奔……好一幅荒诞之图，可悲可叹的顾此失彼，或是为了竞争而牺牲休息，或有为了休息而被击败。而人，总是要休息的；而心，总是想竞争。要摆脱叔本华式的魔道（同时也就摒弃了他所张扬的涅槃之帜）只有在过程的劳累中找到上帝。
“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而这运动，到头来只是环形的、是自相否定的、是只为自身颤栗与快乐而不需任何其他理由的，是一个永远高悬的明镜、一个零。
这个世界所行的报应，超出了人的理解力。一切哲学、道德和宗教，都那么勉强吃力地论证着它的报应观；但他们繁锁的宝库在生命的湍流中很快就被冲走了。诺斯替派所发现的那位终极之神，是以践踏人间律法、善恶之界为最大乐事的？他当也蔑视以神的名义所营建的法老巨陵。科隆大教堂，圣彼得的广场，在他看来与林中的蚁冢和蚁穴间的空地，差别是有限的。
《传道书》以它的宿命论指出了二十八种“定时”、“定期”：仿佛天地是为人生而设，世界在为神的宠儿效劳。其实，这种充实感正是大自然在引诱人们进行“种族还债行为”的诱饵！它是人的罗网，是心的机关，是生命的陷阱。我们在它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犹如一滩稀泥。瘫软的人们啊，但你们是否就因此灰心绝望？“进一步，世界很窄很窄；退一步，世界很宽、很宽。”“出门即有碍”──那是因为你的心气太高，不肯俯就万物啊。高贵者解不开的难题，谦卑者却应付自如；因为他无耻，而世界喜欢卑下之物。正是顺从、瘫软和无能为，才孕育了持久的生机。生命正遵循此道而渡过天涯冰期，一睹艳阳的风采……为此，世界需要一种“爱的哲学”，在你真心相爱的人面前，你不常常顺从、常常瘫软、常常无能为力吗？！这种无能，恰为接续另一种能力，一种抗拒时间之磨的韧性，人们在异性的隐秘处发现的，正是这种力量的交合。人们在孩子身上倾注的，正是这种顺从。
无奈中的从命，比无奈中的抗命，更能赢得时间之神的青睐。
以下这神思想有助于人开脱他为自己设置困境：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理。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天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在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好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好恶。……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一样。……都是出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否入地呢？
自视高贵的人，为自己设置了一座搬不动的道义之债台！
如果人敢于退一步，而把自己与万物等量齐观，确认“自己”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零（就像自己眼中的“万物”那样），那么，他过于膨胀沉甸的忧患之驮，就会悠然轻松了。难道因为我们的生活已被前人和禽兽重复过亿万次了，我们就放弃生活吗？难道我们的语言毫无创新之处，我们就缄默不语吗？这也许聪明，但这份聪明我们却无福消受得起……如果这样，婴孩无从出生，少男少女的造爱尤如腐尸亲吻，而成年人也失却了渡过余生的勇气。
孤明征兆！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只有你独自在荒原中跋涉。所以你大可不必怆然涕下。泪，本是希望之水。人们以泪宣泄、送走绝望之情，每一滴泪，都埋伏着一个新生。既无古人亦无来者的孤客！你的哭涕是多余的，你的泪是一种浪费。你既已丧失一切希望，你的绝望也无所依附了。
既无古人，亦无来者，旷无回响，何必怆然？
欺压和被欺压，只是“恶事”么？它难道不也是一种力的交流、势的回环么？未曾出生的，真是至福者么？难道天日与大海就那等邪恶么？有幸目睹罪孽的，总比盲目不见的要好；有幸经受苦难的，总比麻木无知要好──因为人降生在世，总不能自走一遭；最终总会安息的一日，何必不在有生之年饱经忧患与喜悦呢？北极光的神秘，热带雨林的危险，会令陌路人感受恐怖，但充满恐怖地活着还是强如早已死去的人。无力承载磨难的人啊，你总有一天会死而安息的，何必现在就这样急于归西呢？
欺压者和被欺者，都有平起平坐的一天，这一天且不会十分遥远──那时，力的交流、势的回环趋于了结，万种风情终归于寂。
优越感和嫉妒心，一个折磨人，一个被折磨。每个人都有优越感，每个人都有嫉妒心。每个人都有折磨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被人折磨的时候。可是，恰恰极少有人终其一生都能保持心境平安，既不折磨人也不受人折磨。──如此唾手可得的幸福，竟被人们轻易地甚至嫌恶地遗弃了。这真是天下第一大怪事。人们都不满足。嫉妒者不满。优越者更不满──因为，“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还有强中手。”优越感一旦碰上更优越的对象，马上就粉碎了，而且化为嫉妒的青烟！而人的优越又实在没有固定的准则，有时还会相互冲突的：如财富与智慧，爱情与权利，青春和知识，高贵与大能──都如此抵触、不合。要寻觅一种完满的优越，比九星会聚还难。所以，平衡优越与嫉妒，将之持平为一种罕见的“零度”，是心境艺术的最难技巧。
孤独的处境，被现代哲学目为完美人性的出发点；但在古代的犹太智慧看来，却是“极重的劳苦”，是使人“容易折断”的祸根。无疑，两者所指不尽相同：前者说心路历程，后者言社会关系；二者亦相沟连。在社会关系上一帆风顺的人，很难认识生活的真面（如晋惠帝、李后主、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等“亡国昏君”，皆属此类），更别说问鼎思想圣殿了。而一位圣人若无“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的祸患，又从何涉其伟业呢。
即便在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成帮结伙也不比独往独来更占绝对上风。谁会忘掉“祸起萧墙”的往事？谁不曾读过《庄子》关于“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大宗师》）的教训？然而，成群结队有成群结队的好处，拉帮结派有拉帮结派的难处，那就是“一根绳栓着两只蚂蚱”。“党锢之祸”在中国史上几乎成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传统，一个心气的死结，一切清浊都被一锅端掉的大倾覆。波兰杂种尼采说得真是不对，他竟认为“波斯人曾是最早对历史有广泛深入之理解的民族。”他不会想到一个中国思想家读到这席高论将会泛起多么洒脱的嘻笑！早在居鲁士大帝之先五百年（这年限正是中国意识中的“王者纪”[《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有别于西方世界[从波斯到基督教世界的]“千福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就盖过了宗教意识，而铸成了国家哲学之冕（如《周易》与《洪范》所示）。正是如此觉醒的中国思想，指出了事物的两重性，不是波斯式的善恶之战，而是中国式的阴阳化合、吉凶相倚。所以，孤独的处境，既不如现代哲学颂扬的那样美，也不如犹太智慧拒斥的那么苦。
孤独，使人得以成为个人，无助然而却清醒的个人。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谅下愚昧王。……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然而）在他（指少年人──引者）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
犹太人的智慧已触及现代人称之为“代沟”的那种社会现象，但他的“取消主义结论”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为什么行动者大都跟从少年，尽管他贫穷卑微？显然，这些是他的同龄人，同龄人之间有种自然的默契。而王之所以愚昧，是因为他过于耄老，业已脱离时代的主流，与大多数社会成员格格不入了。他的同龄人、当年的随从，业已凋亡殆尽了。这就在金字塔尖与广大的基座间，造成了深深的裂痕，这足以分崩社会，粉碎一切信赖之心。
时过境迁，代代轮转。当新兴的少年人也不被后来者喜悦时，并不说明虚空真是笼罩了万国，而仅表明少年人已老了。权力腐蚀了他，高位眩惑他，奉承的言语使他迷失了方向，忘了自己的真实份量。于是，他变得和昏庸年迈的老王一样，成就又一代历史祭坛的大年。这怎是虚空可以概括的呢？怎是捕风呢！如果他不再昏庸，他的事业就不是捕风。如果他不再年迈，他的心就不是虚空。但代沟之势却长存，不仅是代文化的底蕴，而且深植在整个动物世界的命运中。在猿类的群体中，不也有着老一代公猿与年轻一代的较量吗？在狮群和许多动物社会中，这样的戏目也被一代又一代地上演着。这不是无聊，这是生命的节律！
新文化、新意识的徽号是，〇！
这孤明之徽的含义，已由不断激励二十世纪中国人的那句谶语点破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从宇宙学、生物学、人类学的观点看，这句谶语好像具有梦魇般的永久魔力。它预示中国的运祚将以出人意外的异蜂，迭起。实际上，此语的源渊或可追溯到《易经》的行列中：“既济”之后仍是“未济”。宇宙之运如是展开，生物之命如是绵延，人类之性如是生生不息。这与《传道书》所表达的，原始宗教衰微而高级宗教未立之际的矛盾心境，都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的彷徨呻吟。你看它，还是对神殿施行原始的虔诚注目礼，要人们蹑手蹑脚地前往参拜；它又在敬神的语言上（如许愿与祈祷）比在祭神的贡品上，投入更大的价值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耶和华喜爱虔诚胜于喜爱贡品……）所以，喜爱《传道书》的人，就需要拷问《传道书》，以便把其中的沉渣挤压出来！
“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语言要寡少。”──这种典型的原始宗教把势位看得高于一切，而高级宗教却总是申明，“神在你心里”。既然神在你心里，可以支配你的意志，那为什么就不能支配你的语言？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有的天才（这是希腊的观念。用犹太人的观念说是“先知”。中国人则称之为“圣人”。）确是灵媒，神借他的口，向人间传递消息。这样的语言岂能寡少？果不其然，《传道书》结束了整整一个文化时代：在它之前，是《史记》时代；在它之后，是《先知书》时代。继寡言少语的传道书而起的，是滔滔不绝的先知以赛亚。明智与审慎，让位给狂热地宣示神谕。
空虚的澄明让位给大地的丰盛。事务多，就会令人作梦；言语多，就显示出愚昧。……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历史表明在两种宗教转型之间的文化缝隙中，常常生长着一种理智主义、实证主义、分析精神。战国时代、希腊化时代以及《传道书》时代，都是如此。这种精神把梦幻简化为一种谵妄，对诗的语言进行无情地审讯和拷打，迫其理性化。战国时的惠施、公孙龙们，干的就是这个行当。但是，神却不会因为人传达了他的声音而发怒。神以先知为赎罪祭；貌似残忍（《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其实是一种眷顾。先知的语言像瀑布般倾泻，不是愚昧，而是扫荡。显现在先知梦中的异象，扭转世界历史的航向。
“人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的日光下有什么事呢？
让我来回答这切近终极性的问题吧！其实，对你来说，你身后日光之下的事，远远不及你身后在黑暗中可能遇到的事，也不及后者更能吸引你的心！因它更难测度，无从想象；因它关系到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或是毁尸灭迹永归于无。这样它揪你心的程度要胜过一切世间的灾祸苦难……至于你死后的世事，那倒不难测知，人性不变，世界犹在，世事又能变到哪里去呢？人人都在代代循环中过活──“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下并无新事。”《传道书》开篇处已经说得如此明白。
“影儿”一词真生动！想不到犹太的斯多噶还颇得柏拉图理念观的神韵呢！“影儿”刻出了人在世间的真实景况，甚至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之盛况，到头来也与一枕黄粱何异！时间会飘走一切的，旧貌换新颜，新颜旋又沦为尘土。“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卧春风”。──其实桃花也要凋零，甚至比人面更易摧颓！只是人不知道，人只觉得自己重要。一切都是影子。看得见，摸不着，摸得着，抓不住。即使连最实在的东西，也会像水一样从指缝中流走。一切都是“写在水上的”。英国诗人济慈真真写出了人之眼目中流淌着的世界。
犹太的斯多噶啊！你既然通晓了“影儿”就是这世界的本性，知道人生无论如何打发，终究只能是一种“虚度”，你又何以令人不解地叩问“益处”？益处，不也是一个影子？饱揽益处难道就能逃脱终将虚度的命运？犹太的斯多噶呀，你的思虑到底还是缺了一块！缺了一点庄周式的通达。庄子笔下的智者，甚至放弃哲学的洞天，去回家为老婆煮饭抱孩子──因为他悟通了伟大和渺小这两者的同质性！
“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到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这对中人、下愚不失为教益，但对上智、通人，却只是累赘。这是《传道书》因过于执着而不及《庄子》通达的证据。“齐生死，等万物”的哲理，方是为上智与通人所准备的。甚至，仅仅齐生死还不够，不足以说服在本能上恋生惧死的思考者──把常识颠倒，把“生”看作太虚幻境，而把“死”看作幻境的破灭，看作人又复归于“实在”（即“万物之母”、现象之母）这样才能免除惧怕。生为梦，死为醒，梦虽美，不足为凭；醒虽平淡，却是反归于本真。──这当高于《传道书》刻板的“丧礼哲学”？
这话说得多好啊：“忧愁强如嬉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听智慧人的责备，强于听愚昧人的歌唱。”因为智者的责备，可以锤炼人的智性；愚昧人的歌声，可以娱悦人的感官，各有其用，无从定优劣。正如忧愁与喜悦各有其时，无从偏废。线型哲学只执一端，偏从其善；以其是，是其所是；以其非，非其所非；终未领悟世界之圆，终未参透宇宙是零──正数与负数相抵。
《传道书》又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这种不可知论，明智，是对世界的流动本相的参悟，是从偏执中解脱的征兆。说穿了，“先前的日子”不过是对先前日子的“记忆与想象”而已。它怎可与如今的“日子”作比呢？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吗？不尽然。终局与起头各有其时，各有其用。两者相周衔，才构成事情之圆。还是以下这些话流露了更多的宇宙意识：“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是什么事。……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那个也不要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人心里知道，你自己也屡次咒诅别人。……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
万事之理在哪里？就在你心理！它不在万物之中，更不在万物之上。“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秤，就是他的万事之理。那秤砣，就是他的“良心”，那秤杆，就是他自幻收受的教化。每个人都是杆秤，随时准备与世衡量；每个人都是一个秤砣，随时准备砸在别人头上。所以，要知道万事怎样，就先知道自己怎样吧；要探查万物，就先探查自己吧。有人采取另一种途径：从万事之象入手去探查万事之理，这也未尝不可。只是须牢记，不可过于执。不可误以为你在从事客观的发现与研究。因你在探查万象以先，心里已有衡量；否则，探查会变得盲目，成为听凭感觉摆布的灾难。这也是从自己的秤秆，去建立万事之理的体系。人的秤，是物理世界、生命世界、社会与心里世界诸层压制综合而成，预先植入你的身心之圆。
从邪恶到屈从──
为什么古代的圣人、先知都那么起劲地诅咒女人呢？从中国的“祸水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到犹太的“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有等妇人，比死还苦；她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她；有罪的人，却被她缠住了。”甚至连哲学家柏拉图，也把女人逐出了他的精神之恋的圣殿！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因为这些圣人、先知、哲学家都是男子，而且是受到佛洛伊德意义上“压抑”的男子？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女人头发长、见识但不幸的是世事常常被女人不幸而言中了”──女人与男子的生活目标却有差异，这无可讳言。这差异源自生理上的“种族分工”。尽管现代涌现了许多以模仿男性世界为务的“男性化了的女人”，但她们的模仿还很不到家，更别说有所创造了。她们的进退维谷，正是源自这种的处境。她们的身心分裂，造成的痛苦比男子更深。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古代精神对妇女的谴责就正确无误了。实际上，他们还是站在男子的立场上谴责妇女，而不是站在女子的立场上谴责因而成为方形的、线型的，它不能把心智引导到种族之圆内部的分工上，而把人导向遥远无尽的生命之外、枯燥的理念方程式上去。──男子不应该盲目地谴责妇女，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她们。男子应该重新学会像自己的“老祖宗”（如某类业已灭绝的古生物、“海猿”）那样去保护妇女！使之免于脱离种族之圆的优雅曲线，沦为生硬而干瘪的现代股份！
对女性的憎恶、对祸水的疑惧，是发自阳刚之气对阴柔的沉沦力量的反抗。“女人的罪恶”和“女人的顺从”实为同体。不顺从，则没有沉沦，不沉沦，便没有罪恶。所谓“正直人”，就是敢于抗恶的人，敢于逆溯沉沦大势的人，敢于说“不”的人。而此阳刚之性，在男子中尚不多见（依《传道书》的说法，一千人中仅一人而已），何况阴柔的女子呢！在这种意义上，女子当然不能像长出“胡须之德”（反抗的、自立的意志）那样，生出正直来。胡子三德是内在的特性，一个男子哪怕胡须稀少也敢于显示胡子，一个女子哪怕汗毛浓重也要极力掩饰──其区分在于胡须之德的有与无！
“邪恶”乃是“屈从”的笔名！
在原始劫夺中，战胜的一方杀死战败一方的成年男子，而把女人和孩童沦为自己的掳物。在这种“蹂躏”之下，屈从保全了生命，但也创造了“卑贱”和“邪恶”的观念！古代中国妇女之自称“贱人”，大约就起源于此。
对权力的顺从，对强大的邪恶势力是丧服，仅仅出于怯懦呢，还是更高意义的“顺乎自然”？这个疑难，这正是困扰《传道书》第八章的核心问题。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是在这“事情的解释”面前彷徨、夷犹了。第八章展现的是思索的过程，如欲握其精髓，那么，在读它的时候，该像阅读展示思索过程的书那样，从后往前读；而不能像一书预谋好了的、先做好结论而后用“伪思索过程”（实际上只是设计巧妙的论证过程）那样，去蒙骗多数“软耳朵者”的人，哄骗他们由前往后去读。
“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下所作的一切事，……就是智慧者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义人所遭遇的，反照罪人所行的，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战争，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邢行邪恶的。”
“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作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辩明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吗？”这个世界充满了报应。世界的报应和人据以破译它的那些逻辑，却断然不同。非理性的报应之环，不过是由偶然的“机遇”和必然的“力的转换”临时决定又随时更改的，所以《老子》说“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它对理性的报应意识，是多么地陌生啊！人要查考天下之事，不仅在智力上做不到，且在精力上不可能。不仅个体受到无情的局限，作为总体的“人类”又何尝不然。人只能知道他所能知道和需要知道的那个“碟大的天”。除此之外，他仿佛“睁眼瞎”，更何况要去目击在他视野之外的事事物物呢？──世界对人的报应，只被那“人是人的存在（或观念）──神”所掌握，这是对人的存在（或观念？）的多大讽刺啊！
世人最喜欢絮絮叨叨一句话：“人比人，气死人。”这是说心理感受上（而非社会发展上！）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疾，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苦与气。然而，可以安慰气死者的是，一旦你死了，你也就跟一切最荣耀、最富足、最傲慢的人平等了。人与人，只有在死亡面前才有同等的机遇、同等的归宿。正是出于对这一点过分深刻的洞察于理解，古代的贵人与帝王才热衷营造巨伟的陵墓，企图掩盖在他们的极欲蹂躏下残存的最后一点真理。因为生死之战，尽管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肯定没有一个“最后的胜利者”！
正是这个前提，使人变得怯懦即“顺乎自然”。王的邪恶，可以毁灭抗拒邪恶的人，但并不能拯救王自己！这就是一切世俗权利的极限，不可逾越的极限。──即便一切大都听凭邪恶，那邪恶也将不可逆转地消亡的！而你的抗命，除了自毁以外。有时并不能抗阻恶的膨胀。这便是传道者的困惑。
这时，我们是多么需要倾听天命的声音啊。
这是一个顺世之道：
“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死去的人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的（！）。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洁净人与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俗语，还有比“苟且偷生”更深一层的含义，随着时间的逝川，“好死”中的“好”迟早总会流失的，而留下的无非是那不可挽回的、铁证如山的“死”。而根据同样的原理，“赖活”中的“赖”也是可以被洗磨掉的，留下来的“活”甚至可以转败为胜，变赖为好──即便退一万步讲，“赖活”毕竟还是留下了一条余地，“好死”的机会也还是存在的。最终一次的好死，不就可以勾销掉以往的一切的赖活吗──斯巴达那一位温泉关残余的勇士，不就是这样做而赎罪的吗？
这段颇类自省的言辞，出自大卫王之子、犹太的哲王之王，是令人惊叹的：“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
这仅仅是等级意识强烈的“反革命观念”呢，还是领悟了人间权力的消长节律？仆人骑马而王子步行，仿佛《楚辞·怀沙》所谓“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的犹太版，实际上却不尽相同。《楚辞》之比，在与阐扬“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的世道混浊。而《传道书》之喻，却在指摘掌权者的错。权力腐蚀人，权力的性质就在于吸引愚昧人，并把愚昧人推上高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性质就在于排斥内心富足的人，并迫使他沦入低位。所以说，“死苍蝇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这种微渐中显现的真理，是由权力的性质决定的。远离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甚至“科学”与“艺术”的权力），能增进人的智慧、美德与内应力；亲近权力，则反之。就此而论，所谓“祸患”正是权力的苦涩果与恶之花。
“贫穷的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所罗门王，作为奸情与谋杀的产儿，心中似有一种广大无垠的悲哀四下弥漫开来，在孤独中，另一种声音轰击了他的耳鼓。使他看到有所依托的人们无从睹见的异象。最深刻意义的贫穷者，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与家园的人。而那种无法救济的贫困，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感觉。”
每个人都依偶在自己的洞穴中，仿佛依托着世界之最。每个人都对生活的细节充满感觉，精神饱满地蝇营狗苟。
只有他，永远无法固定下来，他是这个世界的弃子，是文明社会里的浪人。他生活在都市中就像生活在丛林中，就像在牢狱间。不。他不是隐士。他厌倦隐居的虚假宁静。他不像本华那样，把世界看作自己的表象（所以才产生了论证这一意见的需要并产生了有关的煌煌巨作），世界就是他的表象！他只感觉自己，尤如人们只感觉环境；他就是自己的感觉，尤如人们就是社会的角色。所以他常萎顿有如庄生笔下的思想帝王、秘境贵人。他的感觉浮出他的价值，他的价值感却反过来抑制了他的感觉，使他成为一个失去家园的圣人。他的智慧，正是他贫穷的根源；他的贫穷，正是他智慧的标志──这一切都是无法以常理衡断的！
亲爱的传道者呀，你看到了人的局限和世界的不可知，你说得那么中肯，多能安慰尘世间的失意者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于当时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既然人智如此，又怎么预知“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呢？真是的，《传道书》中最多诸如此类的逻辑谬误，我们姑且称之为“线型的交叉”、“智性的错误”；这可以是理性的分析的线条批判所最为中意的靶子。但我此刻思考的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我在它矛盾百出的说教中发现了一种“圈型的整合”、“灵性的逾越”。这种超越逻辑的表达（仿佛“超一切理”），实可说是《传道书》的最深刻处。
人王的儿子啊，你不该拥有这般丰盈的智慧！难道，柏拉图的“哲学家帝王”的梦想真是取范于你？统治的权柄固有的滞重原会磨毁思想的锐利，你又是怎样使它们免除对垒，反而相得益彰的呢？这是圆形的一半：
“早晨要撒你的神，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狂，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它倡导辛勤与劳作。
这是圆形的另一半：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它倡导享乐与纵情。
这是对人生之圆的总体消解：
“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所以，一切世事说到底“都是虚空”。
“圆”本身，别无一物。
以致除了过程之外，别无一物。
这是世界的末日：
“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悼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
这是思想的末日： “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
从世界的诞生到思想的朽灭，巨灵划出了硕大无朋的圆。
世界从虚空中诞生！无形的思想像永恒的神一样，也会朽灭。众神来往憧憧，各有其时。
多么令人惊叹的奇迹！有那在生生灭火的故事中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圆，将轮转不己。
《零点哲学》──一部倒映着《传道书》的书。它说，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一切都是意义……
因为这一切就是你的生命本身。你别无选择。
（另起一页）
三十三、余论
如果承认，道德建筑是一种非个人的东西；而道德的规范作为社会生活的准则，与个人内心深处的所谓“良心”（等等的道德准则）必不等同；进而，如果承认道德规范是控制人的社会行为的意识系统，那么，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各种富于革新力量的大艺术品，多是“不道德”的！
各种创新不已的大艺术家，都是“反道德”的！
这就是根据我们对艺术史的缜密观察与彻底反思，得出的可怕结论。
艺术家的“良心”，是纯粹地属于个人的。良心，诚然是在社会规范的框架、压力下生成起来的，但良心与规范却并不等质，更不等同。相反，内在的良心与外在的规范之间常有剧烈的冲突发生，故规范得以更新不腐。个体的牺牲，促成群体的进步。不错，可以认为各种大艺术品，就其气质而言，大体上都有劝善的意向。它是引人升华的，而不是诱人沉沦的。它们没有挑唆读者去杀人放火、偷鸡摸狗。没有教导人们去干残忍卑劣的事。但这说明它“有道德”吗？说明它“恪守道德规范”吗？
我们要说，不。
要问理由，是因为上述的劣迹在根本上是违背艺术家的良心的。大艺术家，是以自己的良知良能主动地否决了这些坏事，而不是迫于社会规范而被动表态。
后汉历史学家班固，在他著名的《离骚序》中，如此评价了楚国诗人屈原的人格及其艺术：“今若屈原，扬才露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以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离骚序》）
班固是著名的《汉书》作者、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代枭雄泰斗，其历史眼光不可谓不深不远。但为什么，这个伟大历史家碰上那个伟大艺术家时，却发出了如此之深的非议？在他的评论之下，被我们目为艺术典范的屈原竟是一个不合法度、背离道义的狂人！这是使人震惊的。也是令人深思的。如果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后仅仅作了个离经叛道、放弃社会责任（出家）的隐逸者（和尚）；那么，屈原则走得更远，不仅自绝于社会人民，而且自绝于宇宙的正常秩序──以人为的造次，放弃了天设地造的生命。他用死来表达了最深刻的怀疑精神（屈原在精神文化世界中的“死亡”意向，在其《天问》的无所不疑中，已有明显的流露）。如果放在基督教世界里，这种以自杀体现出的怀疑精神，是大罪与极恶的象征，以至死者连安葬仪式都不能“荣膺”！
很明显，在班固与屈原之间，有世界观上的深刻分歧。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应该说，恐怕没有一个简单到“这是”或“那是”程度的答案。
如果承认相对静态的群体道德（就其纽带功能言）与相对动态的个体艺术（就其创新意志言），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两种基本要素，那么，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眼光就能变得犀利、敏锐一些。我们就能从文化史的潮汐中，去把握两个精灵的不同脉搏。
这一分歧的关键在于，二者的范式不同。班固，是从历史家的、道德评判者的范式去框架屈原的艺术的。道德自然容不下（这还不是主观好恶上的“容不得”）艺术。艺术是个人的，道德却是群体的。道德的声音说：“君子道穷，命矣。”（《离骚序》）。
其潜台词是让作为君子的个人，服从群体的沉沦之运：“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式的自我放逐与和光同生，被奉为格守道德的表率。但艺术的冲动，却反其道而行之，偏爱“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以至走上了“忿怨不容，沈江以死”的绝路──这有什么办法呢！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正是注意到了有必要去区别不同的范式，但班固的道德热情，却使他跨越了自己的范式，莽撞地冲大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洞天艺术。其后果可想而知。
道德家的理想动机，也并不是纯净无暇、浩然无私的，他奉为至贵的“既明且哲，以保真身”（《诗经·大雅·烝民》）为的是“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离骚序》）。
也就是说，服从社会规范限制的大多数，其初衷并不出自对道德宣传的真信仰，不过是为逃避规范压力的集中打击而已。为此，特别需要去表白自己多么合乎道德。
还有一点不可不察，屈原是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文化环境的艺术见证者。班固则是生在秦汉大一统帝国中兴之世（东汉初年）的道德代言人。这种历史处境的不同，不可能不左右他们各自的精神表现。《离骚》与《离骚序》的差别也基于此。以道德批评艺术，用庸人（这是大一统帝国大量生产出来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处世准则去规范天下（天才盛产于“文化的乱世”）的心灵活动（这活动注定要超越各种已然的规范），表明班固虽是个杰出的历史记载家，但却是个糟糕的艺术哲学家。
艺术与道德的战争──
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他的血脉中、细胞里和心灵的深处悄悄隐伏着两大精灵：艺术与道德。艺术与道德的比值、比例、力量对比，决定了心灵和人的模式。如果这两个精灵处于不同深度的睡梦中、陷在各式各样的自我迷失状态里，两个精灵的具体宿主（即某位人士），就表现出“庸人”或“良民”的种种特征。
如果这两个精灵已然苏醒并跃跃欲试，但却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它们的宿主就常在行为上心理上表现出矛盾彷徨、苦痛疑虑的交错特征。常有酷烈的内战；爆发于他的生命场与心理场中。只有当这两大精灵业已崛起，充分焕发出各自的潜能与魔性，展开了决战，使一个败北屈服，另个戴上王冠，并开始行使支配的权力，牢牢把握着宿主的活动方向时，只有到了此时此刻，它们的宿主，才得以荣膺艺术家或道德学家的美质！败北的一个精灵并未死去，它只悄然隐退，等候着复兴的时机。它潜入冬眠或偷渡到另个精灵的血液中。
我们由此知道，大艺术家与大道学家都是某种精灵的化身。他们若不献身给“上帝”或“撒旦”（这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分别来自波斯的善神与恶神，因此，当同属一个更高的本原，是一个更大的宇宙之神的两面相），就不可能拥有他们已经拥有和可能拥有的各种业绩。而且，只有当一个觉醒的精灵已经扼住另一个觉醒精灵的脖子，并彻底征服了它、占有了它．支配了它的时候，大艺术家与大道德家才会诞生。
当被扼制的精灵拼命反抗的时候，胜利的精灵就会爆发出宇宙的笑声，这声音迸发着创造的光芒或消灭创造的死光。人类所做出的每一项成就──不论是艺术的创造还是道德的克制──都是这种意义的自我征服的结果！这正是《老子》所说的“自胜者强”？
一片郁郁苍苍的汪洋，里面有多少精灵分成两造在隐隐晃晃！它们厮杀着，它们角逐着──在决定人的未来。对人生悲观的人们，说什么孤独、虚无；叹什么幻灭、无常！请看这幻丽的精灵世界，以其磅礴万千的气度，喷出斩不断的欲念──哪怕是道德的胜利，也是一种欲念的胜利！是一种欲力克服了另种欲力的结果；而不是，没有欲力或欲力的贫乏。所以，它虽满是疼痛，但也充溢欢欣；在奔流曲回的运动中，有着如诗的思想。当它暂时平息，好像失去了力，落下一片无上的宁静。这空寂之美，宛如悠长深遂的哲学之歌，汇集着历史的烟雨。
艺术与道德，是心灵的两极、欲力的两极。它颇似希特勒的同乡、恶魔心理医生所说的“生命本能”（善神）与“死亡本能”（恶神）……在人的文明中，艺术抱有“阳”的恶的要素，道德负有“阴”的善的功能。艺术是文明之父，道德是文明之母。人的文化，就在这两个精灵的追逐、交合、婚配、离异中，超渡漫漫飞光，完成生之旅程。艺术，“非道德”。一切奔涌着性灵之真的艺术，总是通过对道德规范、既定秩序、各种常识的谋逆、反叛甚至篡位、杀害，来展开自己喧嚣的流程。那些除了自己的艺术之外，不愿正视一切的大艺术家，人们完全可以送给他们一个绰号：“那个时代传统道德的砍伐者”。
“初创的道德也曾是一种艺术！”
这生动说明了，艺术与道德的“对流关系”。要是失落了这层关系，大艺术家（特别是像是画家凡·高和音乐家穆索尔斯基（Modest
Petrovich Mussorgsky，1839—1881年）那样精神变态的天才）一定有理由去指斥传统道德的卑劣虚伪、商业功用。但道德的原始真诚也是极为感人的──哪怕这意味着它的渊头与虚构的神话甚为相近。
“伟大的艺术总有一天会转换成普遍的道德（价值准则）”──
这句话若被恰当地理解，可以使聪明的道学家更容易谅解狂放的艺术家，也可以使有灵性的艺术家，为新道德（价值洞天）的创立，自觉工作。在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天河上，架起一座周期性的鹊桥；在“文化的大年”中，一年一度超渡那些企盼历史会师的心灵。
对艺术之真的最大威胁，不是以宗教教义（或其他世俗教义──商业的或政治的）挂帅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蒙昧主义者（因为这在目前已经不受信仰了）；而是以形形色色的科学的名义对艺术进行伪科学分析的艺术理论家。他们用“文艺的理论”去代替“艺术的规律”；又用“艺术的规律”去顶替“创作中的艺术”；再用“创作实践的销路”去掩蔽“艺术的性灵”──从而为活生生的艺术划了一些使人望而却步的圈子。
这些圈子，除了理论家自己似是而非的解释外，本是令人莫名其妙的。这种虚假的科学，比以往直截了当的迷信更有害，因为在当代，迷信已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可是许多人又还不具备独立思考的意识，于是，伪科学就乘虚而入，夺占了旧有迷信的崩解所留下的思想真空。
折衷主义的艺术理论，是对艺术生活（“艺术实践”所透现出的艺术性灵）进行压制和毁灭的有效途径之一。它不是去探索并用理论之光去再拓艺术的形迹世界，而是去褒贬并用理论之刀去切割艺术的心灵世界。艺术与理论，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好的理论富于艺术的、探索的精神；好的艺术暗合着哲理的思索与观照：这原是不错的。艺术和理论应该各行其是，互相独立；这样，它们才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及必要。
艺术的冲动和理论的意志，性格各异。二者的方向不同，形态亦不同。要求它们合一，是困难的，也是荒诞的。
人之所以“爱美”，决不是因为他的心灵落入了某项艺术理论的模式或美学思辨的套子里（理论是后于感觉产生的：是事后总结而非事前指导）。而是因为“美”之为物，具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功能，激发了人们充满主动性的“爱之欲”。从这“爱之欲”出发，人们才看见了那令人倾倒的美之洞天与美之奥秘。这种投射，什么时候变成了“客观的美”的不朽论据？
但“爱之欲”是独特的，而“美物”却得到相对普遍的接受──此中秘密在于“美物”内容复杂但又单纯得恰到好处：既以复杂的内涵与暗示激起了多种爱欲，又单纯得不至于使它们感到纷乱和迷惘。正是由于爱欲本身具有的这种能动作用，对任何事物，你只要正视它，就不难发现它具有某种美的要素（至少是潜在的）。
对艺术来说，理念是个难以捉摸的虚无。它也许是有的，因为不论创作者还是接受者，在整个审美过程中，都能感受到某种热浪的袭击，以此“热浪”作为理念的原型，似乎可谓理念存在。但是，这种因人而异的热浪，谁能确切把握之？
当有人问米开朗基罗，他何以能雕出如是完美的造型杰作时，这位大师机警地回答：“石头中原有一尊完全的圣像，我不过去掉了多余的部分。”此等机智，不愧为意大利式的狡黠与文艺复兴式的辩才，但却是一个唬人的虚构。石头中并没有艺术的原型！既没有一个，也同样没有潜在的一万个。但米开朗基罗的俏皮话，为什么能使一些糊涂的听众和艺术理论家信以为真？原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真的存在一个艺术观念上的“原型说”──艺术的石块中预先埋藏着一个理念的维纳斯圣像！他们认为，随着艺术过程的展现，圣像迟早必会显现出来。更有甚者，还会进而推断，正是这纯属子虚的圣像原型，成为石块存在的原因和理由──“上帝创造花岗岩，是为了让人们制作圣像！”
这种先验而超验的理念主宰艺术说，对艺术创作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它只为评论家们的推诿与懒散，提供了烟幕，但却把艺术的真相搞得格外糊涂了。
没有什么超然能够解脱我们。唯一可能的只是用些振奋感觉的伎俩来转移你过于紧张的注意力，达成一种医学上称之为“麻醉”的效果。这种振奋，得靠行为和感觉的协调一致来实现，哪怕是虚假的、专为自欺而设的协调一致。不得解脱的解脱，得靠无穷无尽的琐事把你搞得精疲力竭，于是厌倦了，于是也就和谐了。
人生多么飘忽不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时间之流比什么都无情──它不仅自身无情，还具有使一切存在都趋于麻木不仁的超级功能。人们常说“回顾往事，恍若隔世”；于是理论家前来指陈人生的虚无性质；诗人也来悲悼“人生如梦”……其实，人生比梦还要飘忽，比梦也更悲苦。人有时还能支配自己的梦境，努力用意识去变幻着其中的镜头；但他却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更无法干预“自己的命运”。“我们的命运”一语代表了一种根本的误解，也犯有严重的语法错误，因为“我们的命运”并不是“我”所有的，它并不归属于“我”；“我”根本无力支配它。他必须二者择一：要么全盘接受，最多只能捞一点“回扣”；要么被逐步窒息，以至走向灭亡。他必须过一种自己深恶痛绝的日子，他没有抵抗的力量，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和谈判的资本，甚至一个呻吟的处所和抹泪的角落都找不到……
“人生如梦”这一格言的真实性──尤其对我们这一代“孤儿”和“断子绝孙者”，潜伏着比梦更多的危机和陷阱，充斥了比梦更难捉摸，更费解，更难控制，更无所作为……人为什么不能决定自己的前程？甚至无从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时仅仅是一点无伤大雅的嗜好与选择！历史业已表明，文明的发展，是以牺牲自由和毁灭天真为代价的！尤其当一种社会结构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它就要转嫁危机、推卸责任，把高贵的个人、灵性的存在贬为一颗丧尽良知、甚至丧失了独立的感觉系统的“螺丝钉”，以便用这不可能之事来障眼，来传播一种瞒天过海的神话！
出卖（推销、售卖）基督的传教士教导我们说：“人世间一切都不可靠；唯有上帝可以依靠。”《国际歌》则告诉人们，“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按，那个“自己”也就是《国际歌》作者的自己）。为什么真理越来越多而我们却越来越贫困？为什么真理的颜色很不相同，但它们的药性却永远“不二”？为什么真理给人的地位越高，而陷之于人身依附关系的罗网里越深？
我想起了梵蒂冈教皇的赎罪券。那是以俗人的金钱来增进天国的财富。而现代的神汉却更聪明，讲求更大的实惠──他们是用不幸者的眼泪来填充自己的护城河，用细民的软弱和愚昧来打下新型金字塔的基座……然而，这就是历史的正义论，也就是历史的无私与仁慈──分配给不同人等的不同角色……要顽强地发展自己。要做一个有人性、有健康感受能力、有野兽般的独立精神的人！他全然不怕被孤立，因此拒绝牺牲价值，拒绝牺牲优越的想象力──以换取甚至“乞求换取”（即“受施”）一种可怜的、虚伪的、哭哭啼啼的附庸地位。
不做螺丝钉。不做一架现代机器（无怪有神教徒们称之为“魔鬼的玩意儿”，而无神的进化教徒则称之为“反动的东西”）的部件。不论从虚荣的角度看那会是多可羡慕。人的高贵天性（不论它有时表现得多么“不道德”但却决不是“势利的”），与其做一颗黄金制成的螺丝钉，还不如做一只到处流浪、饱经忧患的荒原狼。为了和自然亲近，为了对得起自己的一生，总得付出饿狼应该付出的代价吧。螺丝钉虽然免于残酷的勒索，但它毕竟是为趋炎附势而活着。
人生是没有实际“目的”的！
形形色色的“目的论”无非是用来说服自己或别人信奉那个虚无飘渺的“目的”，以抚慰自己或别人心中的惶惑之情。抛弃了目的论，也就获得了人的最大自由，尽管这自由会使不善驾驭它的骑手感到无所措手足。
集体主义，不过是世俗化了的宗教观念。它们的目的，在于强化个体的被统治程度。以便让种族的本能、他人的控制，来成功地压制个人的自由。“集体”并不比“上帝”高明。事实上，集体性再强的集体，也还是要由一些个体来做“代表”甚至主宰。从代表到主宰，只有一步之遥，其变化的轨迹在于：把集体重新沦为特定个体的财产！为人民服务，不过是统治人民、奴役人民的说辞。
民族的图腾、部落的神、氏族的主神──以及全人类的上帝……不过是些递增着、累加着种族本能的投射。“上帝”和“爱情”一样──是人的种族本能的抽象化或“异化”！
种族之链的联接是性与生殖行为──关“爱情”什么事呢？
“爱情”本来只是选种活动。我们所喜悦的异性，多数是富于生殖潜力的，并符合我们生儿育女之标准梦想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但爱情的独断状态却要垄断性与生殖行为，正如“上帝”要垄断人的精神生活领域。
爱情是种族习惯的“超文化”。人把爱情以外的文化财富搬来，堆在求偶对象的面前，作为一种被奉献的彩礼，去赢得对方的欢心，也文饰自己企图诱骗、攫夺、霸占性资源的原始动机。如果转化得美好，可算一种“结晶”；转化得极恶当然也是另一种结晶。上帝则是人的自恋情结的“对象化”。人把对自己的赞美和热爱积攒下来，喷射出去，异化为一个偶像或观念之柬，仿佛由此而攀登上了永生的天柱。
人的意识总是把自己看得较为高尚和极为重要。这本是一切生命形态的内在基础。这种“迷误”本意是要促进人的种种活动并有效地保障其最低限度的存在──否则，人就会因“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而过于自卑，并伤心地死去了。
自我感觉的这一虚境不仅强烈表现在个人感觉中，也强烈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意识中。不这样，似乎社会的活力就会削弱。所以一切初生的社会都盲目地相信自己，而对自己的存在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一切，进行反省、分析、怀疑、批判的社会，是已步入其晚景了，即处于深刻的衰落中。在这种意义上，当今的西方世界却是陷入深刻的衰落之中。所以，自信不仅是生命的必要，而且是生命的必然。它带来安定感、安全感；有效节约能量并引来圆满的光。
但自信和自我中心、盲目的自尊，也会反过来危害人的生存。过度的自我意识带来致命的压抑感，消耗了本应用以更灵巧地维持人生的能量。它本身这时却变得不再生育。
渴望不死的焦灼感就是一例。面临死亡时的惊恐本是动物的本能；但将之升格为一种意识甚至理论，并企图找到妙方以使生命永存──就是人所特有的了。在埃及人那儿，我们看到了极端的情况──人活在世上的主要目的好像是为了找到一条通向死亡的康庄大道。这样，生人只是死人的培衬，那里因此迷惑着压制的神秘。而到头来，这种气氛只能抑制生命的真正冲动──使整个社会的高级神经活动趋于麻木不仁。
什么成败利钝，都是就目的至上主义者而言的；对于运动至上者而言，一切成败利钝根本不存在，或根本不重要。成败利钝的唯一作用，实乃对下一周期、新一回合的运动，具有刺激功能。
在上述的新哲学面前，只有化为虚无，一片茫茫的神烟秘雾中只有一条游龙穿梭其间，以编组关于“目的”的神话……这条游龙就是“追求运动”。用欧洲人的话来说，是“浮士德精神”。
古今文化大师，以柏拉图对文化的理解堪称一绝。他不仅洞识文化创造的一面，也深察文化破坏的一面。他具有两面之神的透视型眼光：他因此说该尽烧德漠克利特的全部著作以谢世人；据说他还身体力行，搜求各种版本的“德著”，予以销毁。 这是嫉妒呢？还是秦始皇？
破坏文化，似以焚毁典籍为最。始皇帝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这个超级暴君的焚书之举，不仅是中国史上的第一个人，也是世界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君王。在他之后的中国，董卓、侯景、梁元帝、形形色色的军阀（“农民起义”）和新式的“伟大领袖”──都扮演过效颦者。在他之后的地中海区，查士丁尼、伊斯兰圣战和蒙古、突厥的蛮族，以及“雅利安主义”的大使徒（阿道夫·希特勒）也实行过类似的暴行。但秦始皇并不先进。在他之前一百多年的一万公里之外，柏拉图已在其静谧的书斋里（而非血肉横下的战场上或庄严压制的祭仪中）悄悄构思并以行动宣布了！而柏拉图其人却是被两千年来的欧洲学术界公认为开山大师的，可见文化破坏的重要性，决不亚于文化的创造。
实施“焚书──文化破坏”工作的人士，要可分为两类，一是由于纯粹的破坏欲，如董卓、侯景、以及文明社会面对的各种内外蛮族；一是由于某种新精神的鼓励，如始皇帝、大领袖；查士丁尼、穆斯林、希特勒等。唯有柏拉图不同寻常。作为新社会的立法者和新时代的预言家──他至少与韩非同样激进、比马基雅维里更富于实践的勇气。形式上，柏拉图的贵族共和国（“理想国”）比韩非的皇帝专制国（“至治之世”）更完整，但要求内封闭式的历史变革的倾向却又同样鲜明。……人类，也许是世间唯一爱好“火”的哺乳类动物。越热爱“火”的人，越富于人性，就越富于破坏性和创造性。没有革命，便无以革新。
创造一个东西（或是事物或是观念），比重复、师承一百个东西还难。创造的事业不仅需要殚精竭虑、难见成效；而且还得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不得好死，且死后蒙受轻蔑与恶名。
聪明的现代人已把“学习”简化成一种“培训”了。学习的原初目的是造就一种人格，而培训的目的则是造就一件工具。在急速膨胀的城市机器文明（“现代化”，“工业”）中，人格似乎反倒成了一个累赘；机器需要的是“非人格化的工作人员”即一个机械化的、规范操作者。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要，新的制造业（目的是“造就人材”）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不断的培训与“学习”。在这种现代压力下，我们诚然不能说培训式的学习有什么不对，但我们能说它的唯一正确和最大必要的吗？它真能成为一个检验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原始生活与野蛮生活不同。原始生活特指物质生活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与落后，而野蛮生活除了物质生活方面倒退于相对原始的状态外，还在精神生活的空虚贫乏中，弥漫着崇尚迷信气氛。“野蛮”是“原始”对“文明”的反攻倒算，所以“原始”更多复仇性和残忍性。“反文化”是一种后文明的野蛮，而不是前文明的原始。
野蛮生活的本质是一种充满恐惧、耽于乌托邦幻想、用迷信的黑暗代替生活光明的全社会的蒙昧。
如果有人认为，“野蛮生活”仅仅是“原始生活”代名词，那就过于乐观了。野蛮之所以野蛮，是因为它用人类的现实生活作为牺牲品，来向古的或新的偶像献祭，以求博得这些虚无之物的假想欢心。它把巫术误作万能的灵丹，把神学教义当作解脱苦难的坦途。这就是“黑暗时代”的特征。野蛮是一种文化上的巨大运动，它把精力投于繁琐的观念丛中和幻想田（“试验田”）里，其必然结果是闭锁了生命的精华于伪造的金字塔中。它在社会表现方面的倒行逆施，堪称超级的守旧派，它纵任人的本能去歼灭文化的库存。
我们把曾经创造文明社会而后倒退于野蛮状态的民族叫做“野蛮民族”； 把从未创造过文明社会的民族叫做“原始民族”。
原始民族是初生的现象，野蛮民族是倒退现象。野蛮民族所开出的文明系统，属于“复兴式”的“第二代（或第三、四代）文明”，如古代巴比伦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五胡乱华以后中国文明等。
由原始民族创造的文明系统，属于“自发式”（并不排除种种来自外部的“诱因”）的“第一代文明”。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先秦文明、古印度文明等等。
在倒退现象造成的文化废墟上“复兴”起来的、由野蛮民族创造的“第二（三、四）代文明”，往往会结出较之“第一代文明”更美丽、更灿烂的文化硕果。道理显然，不论“野蛮状态”（文明状态的“再度原始化”）多么猖獗、盛行一时，毕竟不可能把已然的文明影响一笔勾销。说穿了，文明不是一件偶发的、断裂的事故，文明是人类历史的连锁反应。所以它可能一时衰竭、甚至中断，但不会不留形迹地消失掉。它的结构可能被“蛮族入侵”或社会动乱毁掉，但它的“建筑材料”作为“文化遗产”会流传下去（通过口头传习、文字记载的形式或经由建筑遗迹、生产工具等多种符号），并被后人（同族的甚至异族的）从新的角度予以消化，再度放出光彩。成为在新结构中重获生命的古建筑材料……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区分“第一代文明”或“非第一代文明”是重要的。前者较后者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和自发性；而后者较前者显得更成熟并包含较多的继承性。第一代文明可能借鉴并嫁接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但是它的基本文化是出于自己的创造，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特点中十分明显。有的学者怀疑六十进位制的干支记数来自巴比伦，有的学者认为早期中国文字与巴比伦文字有些瓜葛，并在中原铜器与北部中国或西部中国铜器的特点之间寻寻觅觅。有人认为甲骨文、金文和殷商青铜器是得自对某个先进文化的仿效。而这种语言文字方面与器物制作上的继承性特点，在希腊文化与更早的米诺斯──迈锡尼文化之间，则是更为鲜明的。正因为希腊文化和周的文化都不是第一代文明，所以它们的继承性特点较强。希腊不但有米诺斯──迈锡尼的渊源，而且广泛吸取了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希腊雇佣兵在埃及的活动是著名的，他们把埃及丰富的神话传统和古老的宗教观念“顺便”带回自己的祖国；就像后来的十字军把近东的物产与文化带回了西欧。而人们总还记得，希腊的诗史与相当一部分神话传说，如觅取“金羊毛”的故事等──正是发源于小亚细亚，而公元前八、九世纪的小亚细亚，正是由于亚述帝国的大扩张，才使得两河流域文化（“巴比伦文化”）也成了它的统治文化。
所谓“世界文化”，从来都不可能起源于“世界主义的文化”，而只是来自“世界帝国的文化”。马其顿帝国造就了“希腊时期文化”。秦汉帝国造就了“中国文化”、孔雀帝国造就了“印度文化”。哈里发帝国造就了“阿拉伯文化”。相较之下，基督与佛的“工人无祖国”文化，最后形成的只是观念与教派的分裂，而不是卓有成效的民族文化体系。
每一种世界文化，都是一次剧烈而残忍的文化兼并运动的果实；而不是单纯的宽容态度一蹴而就的！
海洋──大陆──苍穹：各种文化体系或各文化圈的历史，大都经历着三种阶段：“海洋时期”、“大陆时期”、“苍穹时期”。这正如生命：起源于海洋，发迹于陆地，翱翔于苍穹。
a，海洋时期是一个充满动态、活力和神秘感的时代。大地上只有日落日出，海洋还有潮汐的壮观和永久的黑暗。海洋时期文化，受两种对立原则的交织影响，强大的外在压力以及为抵抗这压力而产生的内在力量的稳步（因而是定向的）增长。在各种文化和各个文化圈的生命伊始，都充满了内在的好奇（它能更有兴趣地抵抗外在压力）和热切的无目的感：这推动它去创造目的。它自以为全部的运动正导致一个终极目标的来临（或接近）。全部精力，被设想为正在奠定某种永恒的东西。这是“航程上的文化”。它陷在险恶（因而充满机会）的、无依无靠（因而也更自由）的原始海洋里，但向往着“彼岸”。海洋时期文化犹如挪亚的方舟──它包含一切种子，洋溢在原始水中，驶向遥远的、也许是“命定的”星座。为什么古老的天文学，总把人的命运和星相联结起来？很可能它被目的论的热忱鼓励着？自以为正在接近永恒的实体。
b，大陆时期是一个趋于稳定、功利和形式化的时代。当遥远无期的折腾，似乎得到一个明确结果（“世俗成就”），人们以为抵达新界。盲目的乐观成为各种流行思潮的基调。这时，动态让位给静态，在大陆文化中，自身性质已占上风，传统变得日益重要，人们越来越务实，成为经济动物。从海洋时期的“本能的人”（或曰“意志的人”）演化为纵情享乐的“感官的人”──确定性成了大陆时期的重要标志。文化的相对性被忽视，一切色彩都要被调和在一个盘子里。它的热情衰退，它把好奇变为贪婪的占有。它不再寻求永恒的星座，而是埋头于即刻的气氛。大陆文化把海洋文化的种子发育成株，但它自己却无所创制，它成了固定的育儿器。
c，苍穹时期是一个空灵的、超脱得近似乎透明的时代。这是宗教衰颓和怀疑情绪、虚无主义盛行的文化季节。海洋时期有宗教情感，大陆时期有宗教组织，苍穹时期的宗教流于仪式。但这又是一个以金碧辉煌来掩饰其内在贫弱虚脱的时代，万神之殿精心树立起来，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苍穹时代没有生殖力，人口出生率下降。它的哲学理性得近乎残忍，它的诗歌充满铜臭，它的人民以玩世不恭来自相标榜。
海洋文化是基因库。大陆文化是育儿器。苍穹文化是金字塔。
我们播种，你们耕耘，他们收获。这就是公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释文身为：“在人体上绘成或刺成带颜色的花纹或图形”──这仅及文身的现象层次而未人其功能层次，可谓粗浮不精；但却也在不经意间反映了社会上对文身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了解状况。
从文明人的立场看，文身带有某种自戕的意味。这种有计划地刺伤皮肤以至使之发炎、变色的原始艺术和原始巫术的混合体，展现了人类精神现象学和人类精神史中的复杂内涵。
现象与功能不同，前者是一种存在，后者则是对存在的解释。在读者就要接触的这本小书中，作者除去向人们展示了文身世界的种种现象之外，还介绍了对文县功能的五种解释：美饰说、尊荣说、吸引说、巫术说、标志说。标志说是较为后起的一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前面的几种解释。本书作者也是人体赞同此种解释的。泛泛地说标志，则标志仍是现象层次中的存在物；只有揭示了（即解释了）文身标志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才能进而确认它的社会和心理功能。因此，关键不在于文身是一种标志，而在于文具是什么标志？──通过对各种文身现象的综合分析，我们将看到，文身是生活信念的标志。
在原始民族物我浑一的图腾制中，在文化民族区别等级身份和社会集团（如许秘密会社）的智性努力中，以及在费拉民族亚文化的职业群体和个人爱好中──无不贯穿着一根谱线：它向人倾诉着文身者形形色色的生活信念。倾诉了文身者为体现这种信念而忍受的巨大痛苦──这种忍受痛苦的能力本身也就是一种信念使然。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信念，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曾在岳飞的背部刺下了“精忠报国”四字，勉励他从事以身许国的卫国战争。这是一项典型的中国式文身。岳母采取刺字的方式而不是文化人惯用的题赠方式，当然和岳飞母子出身于社会下层有关；但也表明，直接刺刻在人体上的符号比之印在身外之物上的符号（如写在纸上的墨迹），对当事人具有远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力。岳飞母子的文身活动，揭示了文身现象确实具有的普遍功能：社会的与心理的“言志”功能。以此，文身成为生活信念的自白。
通过文身，人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符号。通过约定的含义，他被附加了一种象征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象征力量是通过其内在力量的节流而获得的。而内在力量的节流，是通过英雄考验式的磨难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文身活动在古代往往也是和成年仪式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以之为轴心的。它从童年开始，在青年时代达到高潮，贯穿人的整个前半生，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奇异的人体符合系统。应该说，在任何一种文县样式及其具体解释下（美饰的、尊荣的、吸引的、巫术的……），都展开了同一个现实：作为文身者的当事人，受到了某种外来力量的干涉，并在此力量的控制下心甘情愿地、身不由已地驯服于归化的精神。对归化精神的不同类型，人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做出多重的、甚至是相互交叉的解释。
我个人的解释是，即便是那些显得毫无生活信念，完全以娱乐为目的的现代文身者，也还是通过文身活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尽管你不妨把这种信念叫做“追求感官刺激的”。否则，你就很难设想他会忍受巨大的痛苦以换得文身之美，更难设想他仅仅是为了单纯的自虐而施行文身。为了“好玩”而进行文身，则他的生活信念则是追求“好玩”；这也许可以被斥为玩世不恭，但你却不能否定这也是一种生活信念。作为一种直接铭刻在身体上的符号，文身沟通了人的灵与肉。通过文身，人们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生活信念，还显示了社会归属的趋向。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年）曾经指出，在世界历史上缺乏任何联系的不同地区和民族中，在他们各自文刺身体时所运用的纯粹的装饰画和线条画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形成。（《艺术心理学》第二卷）对此，可以提出两类解释：
A，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即人类文化是由一个源头散布开的，所以即使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民族文化（文身是其一种表现）之间，也必有相似。人类学家索勒斯（William
Johnson Sollas，1849—1936年）在《古代的猎手及其现代的代表》（1924年）一书中早就这么主张了。
B，人类生理心理的相似性，即认为基本的装饰图案在感觉原理上是以本能为基础的。艺术理论家巴恩斯（Albert
Barnes，1798； died in Philadelphia, 1798—1870年）在《绘画的艺术》中就此写道：“这种装饰美之所以有感染力，大概因为它能满足我们自由而愉快的感知活动的一般要求。我们的感官需要适当的刺激，什么刺激都无妨，……装饰就能迎合并满足运用官能以寻愉悦的需要。”（第29页）
无疑，这两种穷本追源的解释，都不失为十分深刻并且富于哲理意味的。我们希望，人类知识有一天能进展到足以验证上述两项假设的程度。但如果我们后退一步，也许现在对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这就是，暂且搁置一下虚无飘渺的发生学或起源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即便是纯粹装饰性的线条画，其相似性的基础，依然是社会集团的划分！艺术史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尽可以找到看起来互无交通的地区间的“相似形式”，但常识却告诉人：这些“相似形式”毕竟只是问题的一面，不足以抹煞区域与民族间精神表象相异的另面。相异，就是集团化的直接结果；而文身的一大功能，恰恰是区别人类集团──就像是现代人的制服和标志一样：而这一区分的功能，也正是支持人们去施行文身的强烈动机之一。集团化的生活，构成了人类意志的一项动力。至少是为人的意志，提供了一个有形的规范。
人体，尽管对自我而言高于一切，对他者而言则不过是一个符号的体系。所以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可以在《存在与虚无》中断言，“他人”只不过是“我的地狱”。人体不仅是创造符号的物理媒介，而且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身体语言，如发情，手势，舞蹈，自古以来就渗透了人们的生活，影响人际关系，迄今不衰。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人际关系的物化程度已经多么深刻。美国学者苏珊·朗格（Susan
Knauth Langer，1895—1985年）在《情感与形式》中写道，“现实生活中，姿势是表达我们各种愿望、意图、期待、要求和情感的信号和征兆。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意地控制因此可以像声音那样被精心编入一套确定的和紧密相联的符合体系中，这是一种真正的推论式语言。语言互不相通的人们，往往凭借这种简捷的交流方式，表达他们的主张，问题和判断。因为，姿势（即身体语言）已构成生活行为的一部分，对他者而言，“它是一种可见的运动，但不是一种物体的运动，不是周围的滑动、波动、旋转，而是被当作生命运动看到和了解的。”（以上见该书第11章：《虚幻的力》）
身体语言比起声音语言来，在阐述理性方面虽有不及，但在传达意志上，却有过之。因为人的视觉比所学更发达，诉诸视觉的形象语言当然就更接近本能的层次。
也许由于职业眼光的定格作用，符号学家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人是符号的生物”，因为很显然，人的思想（这体现为人的语言，包括直观的、造型的语言），是通过符号即对世界进行符号化，去认识世界（包括自思和自我观照中的自我）的。于是，人的创造物在这里获得了较人为高的本体性。人反而沦为此等本体的附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在说它自己。”透现在文身活动中，人称施行了文身术的人们为“文身者”即“文身的人”，于是，“文身”也就成了他的本质。
人到底是不是“符号的生物”？
我们说，不是；因为其他生物也有自己的符号。从直接意义上，人仅只握有符号而已，但他并未变成符号。但从间接意义上，握有符号本身，也使人自身多少有些符号化了。这就是“异化”，是人的符号化，是在使用工具的同时自身的工具化。而文身，则是符号化、工具化的具象体现，一种不乏美感的体现。
人原非隶属于符号的生物，但由于文明，由于集团化，由于经济的压力──他所行、所思甚至所欲、所惧的一切，都与符号结了缘。这比文身运动更为广泛，但又不乏有趣的相似性。当人们看见一个妇人长得很顺眼，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她具有某种美好的性格；而当丑恶的嫫母被纳入符号化了的视觉模式，人们就会想到这是资质平庸的形象化。其实，这两项判断或解释，常被经验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生活是无法遵循任何一种形式逻辑的。符号化的视觉模式，近乎“成见”。在这里，姣好的或丑陋的面容，不同的身体与风度，都被理解成了一种符号，成了推理程序中的数据，成了类似文身图样的那种据以判断入的外在依据。
身体语言是一项形象语言，而如文身或服饰之类则是附着于人体的另一类形象语言，是固定于活动着的人体而本身却相对稳定的形象语言。但文身的、服饰的语言，毕竟以其不断更迭的丰富性，构成了一套无所不包的符号系统。
一千年之后，当人们回顾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将会为服饰时尚的迅速变幻而感到眼花缭乱。时装变化双轨交错：一是不同文化集团的服饰在空间上呈现的变化；一是同一文化集团在时间上呈现的变化；最后则是两种变化的大规模交汇。这些变化是如此迅速，结果，撇开质地与裁剪的水平不谈，现代服饰在样式与颜色上已超越一切阶级与集团甚至民族与国家的分野。嬉皮士、雅皮士、牛仔裤，代表的只是一种文化的倾向，却不仅仅是集团化的社会势力。这就是现代文化的奇特性，这就是现代文化语言的结构化。
服饰本无意义，但习俗给服饰以意义，这意义对人生做出了规定。人通过服饰使自身的意义明显起来。服饰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礼记·王制》篇说，天子的使命之一是“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给服饰以国家典礼、历法、法律、礼乐制度同等的位置，可见重视程度。《王制》篇还把改革制度和服饰的尝试，看作叛逆一种行为。（“革制度、衣服为畔，畔者君讨。”）《礼记·月令》篇记载，天子的服色还必须与季节的变化相一致：春季着青衣，夏季着朱衣，秋季着白衣，冬季着黑衣，而黄衣则是常服。显然，天子服色的规定，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示范的功能上，而是扩及与宇宙节律的终极协调。这种神秘观念，赋予服饰以宇宙法则的言语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天子用服饰的语言，对自然说话。
与文身相比，文明社会中服饰的社会规范性更强，因为它在公众生活中更为可见，意义遂更明显。随着文明化，文身越来越成为一项私人的“言志”象征或小集团的归化标志。原始社会（图腾制）中的文身功能，让渡给了封建社会（等级制）中的服饰功能。“正服色”成了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的重要方面。这也正是改朝换代社会政治变动，必与“易服色”的文化改革相联系的心理基础。
例如，随着大一统长城时代的衰落、解体，中国服饰的意义也起了变化：审美内容被突出了，并被逐步推向首位。我们不再因为不肯穿满人的服装就被杀头了，这就是“时装运动”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也是以“好玩”为动机去实行文身活动的历史大背景。例如，我们注意到，在西欧社会的传统时装中心巴黎，时装大潮的争奇斗妍，是在反等级制的人权大革命之后开始高涨的；而法国革命前流行于贵族小圈子以内的时装竞赛，也对封建制度的瓦解给予了一臂之力。当然，这是封建贵族们始料不及的，他们是身不由已地加入这一历史的行列的。
人权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分权的基础而非政治专利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大变革不可能不影响人的服饰观。所以，现代社会的来到，也就表现为服饰制度的解体，表现为时装热潮滚滚而来。
两个社会两种服饰观，表明服饰确如文身一样，是人的语言。可以脱下的服饰表达了各种的文化精神，正如不可脱下的文身图式同样表达了多重的文化精神。文身世界，悄然广延在身体与服饰的语言之间。与身体符号和服饰符号所拥有的功能相比，文身这个符号体系及其功能在现代文明中多少有些秘而不宣的味道。这是因为，这是一个退化中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被服饰取代了的世界。但即便如此，文身活动毕竟还是凝缩着人的生活信念，这使文身世界从时间的意义说构成了一部“信念的活史”。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文身活动，诉说着各自的生活信念，飘载着各自的生活形态。只要你深入到文身世界中去，就会发现那些图样和装饰决不是缺乏意义的。最起码，这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勇毅和悠久的传统。而经过恰当的转化（解释），它就能变为另一种动力。
文身活动不是突发的或一蹴而就的心血来潮。尤其是全身型的文身，它必须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仅从毅力的角度看，它毕竟不失为惊人之举。它不仅是艺术，不仅需要技术，而且还需要稳定的信念作为支撑，去完成这一工作。不论你怎样评价文身这一现象本身，你都不得不承认，这种有计划刺伤人体的原始艺术，对人的意志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没有信念，谁能忍受一种长期的、周而复始的痛苦？像是文身那样？
这是从积极方面去看待文身。
若从消极方面分析方向的功能，则发现“异化”的悲喜剧，早在史前时代就开始了。文身，不就是人的非人化象征吗？刺上龙纹，不就是祈求人为龙子吗？刻上凤凰，不就是念祷己为禽王吗？文身所造就的，正是一种原始文化意义上的“符号人”。
“符号人”可以有两解，一是“对人进行符号化”，一是“符号化了的人”──这分头体现了“符号”一词的动词性和名词性。前者具体落实为文明的进程、节律；后者则为文明的结果。因为这种因果联系，这两种状况都可以构成理性批判的对象。因为主要产生于文明社会的理性批判的锋芒，向来都是指向文明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恶果（它并不是简单指向原始的淳朴或“野蛮”），仿佛一种自体免疫系统，以此抵消或平衡自体的弊端。
但现在发现，“符号化”的意向早在文明社会诞生之前就有了。这将为现代思想家们提供一些什么启发？
分析一下文身现象和造成它的心理基础吧，“把人变成符号”、“符号化了人”的根源，并不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压力下，不在文明社会分工的细密化进程中；而在原始人类的集团化的压力下，在神话与巫术意识的古老躁动中。神话与巫术的意识，渴望无止境地提升入，最后把人提升为超人即非人。这就是原始文化中的异化冲动，是古代一切宗教的基本冲动。
现代文明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外表，与神话、巫术和宗教是大不相同的；但在要求无止境地提升人并把人集团化即把人类区别为分割为对立的集团方面，则有着精神上的一致，它同样在不顾一切地渴望提升人的活动中，把人改造（而不再仅仅是“幻想”）为超人即非人。
这就是现代文明中的异化冲动，是各种冒充科学的非理性狂热，各种披上了学理外衣的妖术。──它的历史性进化，是从观念的幻想世界跃变到了实存的改造涡流。道路与方法变了，目标与真理则一。
对文身这个奇特的世界，你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去看。它就展现在那里，说着无声的故事。这些故事，对现代人类的求知欲是既感遥远又很切近的。在古代神话里，有一种灵活的人可以懂得鸟语兽言；而现在，通过努力，你即将通晓文身的图案与形象所包含的讯息，并理解它。
英雄时代伴随着文明的生长而循环反复地有节律出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因此可能成为一个英雄。每一个英雄时代，都伴随着一个事实上的文化革命运动。后人正是透过这一运动的若干文化沉淀（“结晶”），去体察这些英雄时代的存在。真正的英雄时代，是有生育力和繁殖力的，它是新文化的被裸。英雄并不是一个溢美的封号，不是力士与忠仆，而是文化的教父──“绝后的英雄时代”即等于虚无。
各个英雄时代有个共同的业绩：突破隔离。
军事征服是突破隔离的一种方式；文化革命则是突破隔离的另一方式。
它们面临着的共同挑战就是：如何突破隔离？至于它们的应战方式则各各不同。
有的文化机体如犹太社会的英雄时代，是从宗教信仰下手去突破它的局促状态，从而完成了一神教革命。
有的则从军事征服下手，如亚述人的英雄时代，从而完成了世界帝国的建立。
有的从经济贸易下手，如古典希腊和近代欧洲的英雄时代，从而完成了产业革命和技术革新。
有的则把政治地理、文化表象生活领域整合为一，如秦汉中国的英雄时代（殷末周初）；从而形成世界史上最庞大、绵延最长的政治文化的共同体。
在世纪生成过程中，各文化共同体又面临能走多远、能克服隔离多久的问题。英雄时代终会逝去，扩张的精神趋于衰退。它的突破隔离的效率，总会慢下来，它的“新边疆”形成新的隔离之势。
这时，英雄时代无上自信的热情。会让渡给审慎、冷静的务实态度；以信仰为基础的勇往直前，会让渡给策略性地试探发展。同时，英雄时代最宝贵的品质、它的原创性，则被“后英雄时代”模式与走势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