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曹雪芹是个汉奸后代

《曹雪芹（清代学者）》报道：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1]，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祖籍存在争议（辽宁辽阳、河北丰润或辽宁铁岭[2]），出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1]，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3]。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4]。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保母；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康熙宠信。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1]。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后，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

人物生平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时任江宁织造的曹顒在北京述职期间病逝。康熙大帝恩旨，以曹顒堂弟曹頫过继给曹寅，接任江宁织造。是年三月初七，曹頫奏折：“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此遗腹子即曹雪芹[3]，于四月二十六日（公历1715年5月28日）[5]生于南京江宁织造府[6]。

曹雪芹[7]满月后数日，六月初三，曹頫奏折：“连日时雨叠沛，四野沾足。”此即曹雪芹名“沾”的机缘，天时地利人和均占[5]。“沾”字取《诗经·小雅·信南山》“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有“世沾皇恩”之意。“雪芹”二字出自苏轼《东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8]

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保母，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主政江宁织造达五十八年，家世显赫，有权有势，极富极贵，成为当时南京第一豪门，天下推为望族[1]。康熙六下江南，曹寅接驾四次。不过，曹雪芹晚生了几年，本人并没有亲历康熙南巡盛事。《红楼梦》第16回可以为证，原著写到比贾宝玉年长的凤姐都要听赵嬷嬷等长辈的口述去了解那段历史。[5]

秦淮残梦

曹雪芹早年托赖天恩祖德（康熙帝之恩，曹玺、曹寅之徳）[9]，在昌明隆盛之邦（康雍盛世）、花柳繁华地（南京）、诗礼簪缨之族（江宁织造府）、温柔富贵乡（西园）享受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公子哥生活[5]，日子过得心满意足，“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只在园中游卧，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他终生都对这段幸福生活记忆犹新，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中亲切地呼曰“梦幻”[4]。

童年曹雪芹淘气异常，厌恶八股文，不喜读四书五经，反感科举考试、仕途经济。虽有曹頫严加管教，请了家庭教师，又上过几天家塾，但因祖母李氏溺爱，每每护着小曹雪芹[4]。幸而曹家家学渊深，祖父曹寅有诗词集行世，在扬州曾管领《全唐诗》及二十几种精装书的刻印，兼管扬州诗局。曹家藏书极多，精本有3287种之多。曹雪芹自幼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富丽的文学美术环境之中[1]，接受父兄教育、师友规训，博览群书，尤爱读诗赋、戏文、小说之类的文学书籍，诸如戏曲、美食、养生、医药、茶道、织造等百科文化知识和技艺莫不旁搜杂取。[4]

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皆与曹家连络有亲，李煦且兼任两淮盐政（治所在扬州，曹雪芹祖父曹寅生前也曾兼任此职）。曹雪芹小时候走亲访友时多次游历苏州、扬州、杭州、常州等地，对江南山水风物十分钟爱，友人敦诚、敦敏诗作谓为“秦淮残梦”“扬州旧梦”[5]。

家遭萧索

雍正五年（1727年），曹雪芹十三岁（虚岁），十二月，时任江宁织造员外郎的叔父（一说父亲）曹頫以骚扰驿站、织造亏空、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入狱，次年正月元宵节前被抄家[10]（家人大小男女及仆人114口）。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

刚回北京时，尚有崇文门外蒜市口老宅房屋十七间半，家仆三对，聊以度日[12]。可是为了偿还骚扰驿站案所欠银两，以及填补家用，不得已将地亩暂卖了数千金，有家奴趁此弄鬼，并将东庄租税也就指名借用些。再后来，亏缺一日重似一日，难免典房卖地，更有贼寇入室盗窃，以至连日用的钱都没有，被迫拿房地文书出去抵押。终至沦落到门户凋零，人口流散，数年来更比瓦砾犹残。曹雪芹为着家里的事不好，越发弄得话都没有了，“虽不敢说历尽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4]。

广交名流

雍正末期，曹雪芹一年长似一年，开始挑起家庭重担，渐渐地能够帮着曹頫料理些家务了。因曹頫致仕在家，懒于应酬，曹雪芹就出来代为接待，结识了一些政商名流和文坛前辈，在他们的影响下树立了著书立说、立德立言的远大志向，把少时那一派迂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为了家族复兴而努力奋斗，一度勤奋读书，访师觅友，多方干谒朝中权贵。[4]

虎门晨夕

乾隆元年（1736年），曹雪芹二十二岁，谕旨宽免曹家亏空[14]。

乾隆初年，曹雪芹曾任内务府笔贴式差事，后来进入西单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旧称“虎门”）担任一个不起眼的小职位。曹雪芹在宗学里具体的工作，有助教、教师、舍夫、夫役、当差等说法。[13]曹雪芹北京朋友圈不乏王孙公子，如敦诚、敦敏、福彭等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曹雪芹得以领略北京王府文化。

乾隆九年（1744年），曹雪芹三十岁。敦诚（1734—1791）十一岁，敦敏（1729—1796）十六岁，入宗学。兄弟俩十分敬仰曹雪芹的才华风度，欣赏他那放达不羁的性格和开阔的胸襟。在漫长的冬夜，他们围坐在一起，听曹雪芹诙谐风趣、意气风生的“雄睨大谈”，经常被曹雪芹的“奇谈娓娓”“高谈雄辩”所吸引、所折服。敦诚《寄怀曹雪芹（沾）》诗云：“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记录并深切回味这段难忘的日子。

曹雪芹大约于本时期写作《红楼梦》的初稿《风月宝鉴》[5]。

燕市狂歌

乾隆十二年（1747年），曹雪芹三十三岁，大约于是年移居北京西郊。此后数年内住过北京西单刑部街，崇文门外的卧佛寺，香山正白旗的四王府和峒峪村，镶黄旗营的北上坡，白家疃（西直门外约50里）[15]。此一时期，曹雪芹住草庵，赏野花，过着觅诗、挥毫、唱和、卖画、买醉、狂歌、忆旧、著书的隐居生活，领略北京市井文化，一面靠卖字画和福彭、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亲友的救济为生，敦诚《赠曹芹圃》诗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1]曹雪芹长恨半生潦倒，一事无成，“在那贫穷潦倒的境遇里，很觉得牢骚抑郁，故不免纵酒狂歌，自寻派遣”，其正邪两赋而来的真性情愈加鲜明。[5]

著书黄叶

曹雪芹“补天”之志从未懈怠，友人敦诚《寄怀曹雪芹（沾）》还在安慰他：“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意思是因罪臣之后的身份及其它原因，曹雪芹的个人奋斗遭遇艰难险阻，敦诚劝他知难而退，专心著书。[1]曹雪芹亦不负所望，在隐居西山的十多年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将旧作《风月宝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了巨著《红楼梦》[5]。

重游故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曹雪芹四十五岁，约在是年南游江宁。南游原因不明，可能是去看望离散的族人，也可能为其他家务私事（传曹雪芹曾于此时前后任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僚）。南游期间，阅历山川，凭吊旧迹，听话往事。张宜泉《怀曹芹溪》一诗当作于这一时期。[14]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曹雪芹四十六岁，初秋，敦敏作诗《闭门闷坐感怀》云：“故交一别经年阔，往事重提如梦惊。”可能是指曹雪芹南游、经年未归而言。此次南游历时一年多，于重阳节前后回京。节后不久，敦敏在友人明琳家养石轩偶遇曹雪芹，做《感成长句》以记之。[14]

贫病而逝

曹雪芹南游回京后，仍在继续写作《红楼梦》。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年），曹雪芹四十八岁，因幼子夭亡，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大约于这一年的除夕病逝于北京[17]。敦诚作《挽曹雪芹》，敦敏作《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张宜泉作《伤芹溪居士》。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曹雪芹去世十七年，敦诚作《寄大兄（敦敏）书》怀念曹雪芹。

主要功绩

曹雪芹最伟大的贡献在于文学创作。他创作的《红楼梦》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情节复杂、描写生动，塑造了众多具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堪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曹雪芹为中华民族、为世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不仅对后世作家的创作影响深远，而且在绘画、影视、动漫、网游等领域产生了大量优秀衍生作品，学术界、社会上围绕《红楼梦》作者、版本、文本、本事等方面的研究与谈论甚至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

文学特点

“生于繁华，终于沦落”。曹雪芹的家世从鲜花着锦之盛，一下子落入凋零衰败之境，使他深切地体验着人生悲哀和世道的无情，也摆脱了原属阶级的庸俗和褊狭，看到了封建贵族家庭不可挽回的颓败之势，同时也带来了幻灭感伤的情绪。他的悲剧体验，他的诗化情感，他的探索精神，他的创新意识，全部熔铸到《红楼梦》里。[18]

热爱生活又有梦幻之感，入世又出世，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矛盾。曹雪芹并不是厌世主义者，他并不真正认为人间万事皆空，也并未真正勘破红尘，真要劝人从所谓的尘梦中醒来，否则，他就不会那样痛苦地为尘世之悲洒辛酸之泪，就不会在感情上那样执著于现实的人生。他正是以一种深挚的感情，以自己亲身的体验，写出入世的耽溺和出世的向往，写出了耽溺痛苦的人生真相和希求解脱的共同向往，写出了矛盾的感情世界和真实的人生体验。[18]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有两篇作者自序。在这两篇自序里，曹雪芹自述写作缘起、写作经历和心得体会，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原则。[5]他首先批评了那些公式化、概念化、违反现实的创作倾向，认为这种创作远不如“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创作的作品“新鲜别致”，那些“大不近情，自相矛盾”之作，“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他既不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作品“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从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中，显示出那种富贵之家的荒谬、虚弱及其离析、败落的趋势。他所写的人物打破了过去“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使古代小说人物塑造完成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曹雪芹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使作品婉约含蓄，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他不像过去的小说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写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心理、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18]

人物评价

周汝昌：曹雪芹的一生，是不寻常的，坎坷困顿而又光辉灿烂。他讨人喜欢，受人爱恭倾赏，也大遭世俗的误解诽谤、排挤不容。他有老、庄的哲思，有屈原的《骚》愤，有司马迁的史才，有顾恺之的画艺和“痴绝”，有李义山、杜牧之风流才调，还有李龟年、黄旛绰的音乐、剧曲的天才功力……他一身兼有贵贱、荣辱、兴衰、离合、悲欢的人生阅历，又具备满族与汉族、江南与江北各种文化特色的融会综合之奇辉异彩。所以我说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形象。[19]

胡德平：英国人讲，宁愿失去英伦三岛，不愿失去莎士比亚。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一样，用文学的火把给人以真情，给人以温暖，给人以诀别旧制度的勇气。[20]

蔡义江：曹雪芹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比之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都毫不逊色。[21]

曹青：担当哲思的意志，如奋的曹雪芹。[58]

张庆善：曹雪芹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值得中国人民缅怀、纪念。因为他是《红楼梦》的作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因为有了曹雪芹和《红楼梦》，中国人面对着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等世界文学巨匠，而不会不好意思。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其深邃的思想、精湛的艺术和永恒的魅力，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学经典相媲美而毫不逊色，它永远矗立在世界文学的珠穆朗玛峰上，是中华民族的骄傲。[21]

参考资料

1.《红楼梦》考证（改定稿）.7，8，9，11．新浪网．2007-09-28[引用日期2015-01-03]

2.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M].花城出版社,2009.

3.胥惠民.20世纪曹雪芹研究概述[J2].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01：18～26

4.曹雪芹．红楼梦（校注本）．北京：北京师大出版社，1987-11：258，378，1740

5.朱楼梦剑．朱批红楼2.红尘醉[M]．合肥：黄山书社，2014-01：197，205

6.第四节江宁织署．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5-01-10]

7.5月14日曹雪芹其人其书（上）周汝昌．百家讲坛[引用日期2017-06-06]

8.黄冈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黄冈县特产辑览,黄冈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04,第42页

9.曹雪芹关外祖籍铁岭十证．语文网中网[引用日期2017-06-06]

1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

网民嚎叫：

曹雪芹是不是标准汉奸后代？各位也太敏感了吧，我只是说他是汉奸后代，错了吗？你们何必为尊者讳？

谢选骏指出：黄俄汉奸们何必为尊者讳？因为黄俄头目毛贼东和汉奸后代曹雪芹，猩猩惜猩猩、猴子爱猴子，还把《红楼梦》封为黄俄汉奸红学教科书！因为曹雪芹不仅是个汉奸后人——他们曹家还是满汉杂种，真是腥膻满门，太太太臭了。但是在狗汉奸泽东看来，这可是一大优势，值得他这个湖南瘪三喝一壶的。

谢选骏：戴震不知《孟子》的首恶

《戴震哲学思想的重新审视——以<孟子字义疏证>中“如有物焉”为线索》（2021-11-24 曾海军）报道：

摘要：戴震对理之“如有物焉”的反对，不只涉及对理本身的理解不同，同时涉及心、性、情一系列问题，相关理解也变得极为不同。根据《孟子字义疏证》所论，戴震主张的“以情絜情”，没有了格物致知，连正心诚意都付之阙如，却让情自带一种天然的“不爽失”。他以“人无有不善”反对程朱之“性无有不善”，坚持的并非性善论，而是人善论。他又反对荀子的礼义在外，将礼义收归人性，看起来是想维护孟子内在化的路线，实则将礼义世界坍陷于人心之中，而人心又陷溺于血气之中。由此，传统儒家丰富的心性工夫论，被戴震一笔勾销，只剩下血气之情欲落到了实处。所谓理一以贯之，也掏空了实质性的内容，仿佛一切都只是为了防范“如有物焉”。

戴震哲学思想的最光辉之处，一向被定位于严厉批判程朱理学的封建纲常。虽然未必都认同“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学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1]这种评价，但戴震以情言理的原创性，批判程朱理学抽象的道德原则，对人性善的解释更具实践性乃至使得传统儒家思想接引现代性，等等，依然是许多学者对戴震思想的共识。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对于戴震思想的哲学史意义和批判性价值不应有疑，但若就哲学思想本身的深刻性、牢靠性和完备性而言，戴震对程朱理学的诸多批判，恐怕还有不少值得仔细辨析的余地。譬如其最负盛名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无疑能开风气之先，影响后世的思想潮流，只是这种意义恐怕远远大于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力量。毕竟有学者早就指出“其学说不够深刻”，乃至认为“戴震最好称之为考证学派之大师，远甚于他之为一哲学家”。[2]只是基于这一思路的研究还不多见。

《孟子字义疏证》读下来，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一戴震在批判程朱理学时总喜欢论一句“如有物焉”云云。戴震谴责程朱理学最有名的说法当推“以理杀人”，所谓“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所用理据正是“如有物焉”。[3]戴震认为，以理为“如有物焉”，必然外在于人的性情而发生强制作用。这好比将理当成不同于人之性情的一样东西，拿这样东西强制人的性情，与拿着刀架在人的脖子上没两样，由此导致“以理杀人”。戴震对程朱理学的这一批判，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成功将程朱理学塑造成残忍而彪悍的反动形象，开启了此后长达300年的批判模式。虽然戴震本人对程朱理学亦不乏同情之理解，却未能改变程朱理学长期笼罩在“以理杀人”的阴霾中这一命运。戴震就像给程朱理学施了一道魔咒，而解开这道魔咒的钥匙就在其论“如有物焉”几个字。本文试以《孟子字义疏证》中的“如有物焉”为线索，重新审视戴震哲学思想，认清其理论的脆弱性，则所谓“以理杀人”的谴责或可不攻自破。

一、从“以理杀人”论起

从思想传播的角度讲，极具震撼效果的话最容易广为流传，“以理杀人”便是。因其既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又有传达情绪的痛快感。而从思想本身分析，“以理杀人”这种命题并不符合基本的思想逻辑。戴震声称“人死于法”，人何以死于法呢？若有人犯下死罪，其罪当诛，依法处死，这是戴震所言“人死于法”吗？显然不是。犯下死罪之人便是该死，法只是提供该死的条文，该死就还其一个死，肯定不能说“人死于法”，而是死于其罪孽，即通常所言罪有应得。人若未曾犯下死罪，却被法判为死刑，本不该死却因法而死，此时方属于“人死于法”。戴震所言正是此意，故而才有人怜。这话能成立，还基于恶法的存在。法非但不能伸张正义，反而制造新的冤屈，便是恶法。然而，法有良、恶之别，理却不曾有此理。该死之人还其一个死，这个“该”字便是理，合于这个理便是良法。若本不该死却被法处死，法既判其死罪，又何以得知本不该死呢？因为在法之上还有一个理，本不该死是依理而言，本不该死却判为死，就不合于这个理，故而为恶法。良法、恶法之别依于理，良法因循理而锄恶，恶法悻逆理而行凶。可见，理作为法的标准自身不可能如法一样再有善、恶之别，不能像理解恶法一样被解释为以恶理杀人，不然在理之上还得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而理也无法保障自身为一个标准。理即全善，恶理就像说恶善一样自相矛盾。依理而杀人必为该杀之人，人并非死于理。若杀了不该杀之人，不但不可能依理而杀，不该杀本身恰恰需要依理评判，“以理杀人”从逻辑上根本讲不通。

没有这种精细辨析，并不容易察觉“以理杀人”的表达有什么问题。这并非戴震的思想逻辑不过关，而是基于立场的缘由，乐见于某种表达，便难免缺乏善加体察的用心。比如今人常说的“道德绑架”，尽管已成为人们熟悉的口头禅，却没有人善加体察，发觉其中的问题。很多人觉得没毛病，只因早就不觉得道德有多好；道德就是那么回事，能不能绑架人，无关痛痒。一个在乎道德的人，仔细体察和思考之后，肯定能发觉，说“道德绑架”就如同说“真话欺骗”一样，意思上根本说不通。欺骗的意思就是用假话忽悠人，在逻辑上排除了真话的可能性。绑架的意思就是以不道德的方式强迫人，在逻辑上排除了道德的可能性。说真话欺骗人或道德绑架人，不符合思想逻辑。“以理杀人”亦然。生活中虽有“歪理邪说”这一说，且歪理邪说肯定能害死人，但“歪理”并非“理”，歪理邪说害死人，不能当成“以理杀人”的一种情形。理本身就包含了正的意思，不正就肯定不是理了。戴震其实也很清楚，所谓“以理杀人”，不过是错把意见当理了。按他的说法，说是理，却“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正所谓强辞夺理。以意见当理只是夺了一个理，那就属于以意见杀人，本就与理无关，而不该把罪责推到理上。“今虽至愚之人，悻戾恣雎，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4]症结找到了，就是以理为“如有物焉”。那么，理本身究竟是否如一物呢？

“以理杀人”除了有立场上的冲击力，还将理“如有物焉”的意思刻画出来了。理何以能杀人？仿佛拿着一样东西对人击杀，理就充当了这样凶器。将理说成如同一样东西，这是戴震倾其全部的思想能量要加以反对的。从《孟子字义疏证》中可以读到一种判断：理但凡有成为一样东西的可能,就不可避免沦为杀人的凶器，惟有将理还原为天的文理、人的伦理、物的分理或事的条理等，才能釜底抽薪杜绝“以理杀人”的可能性。戴震断言：“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故，凡以理为“如有物焉”，则必然以意见当之。戴震不遗余力地反对理的这种可能性，就是确保理之为分理的面目。由是他一开篇就声称：“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可以说,《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全部的意思，就在于破理为“如有物焉”，并将理一一落实为各种分理。理与万事万物的关系，并非“如有物焉”之理散在事物之中，而是不同事物有不同之理：“故视理‘如有物焉’，不徒曰‘事物之理’，而曰‘理散在事物’。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理散在事物，于是冥心求理……”[5]说到底，戴震忌讳的是“冥心求理”，对理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对心认识理的理解发生变化。戴震对理之“如有物焉”的反对，不只涉及对理本身的不同理解，同时涉及心、性、情一系列问题，相关理解也变得极为不同。也只有结合戴氏对心、性、情这方面的论说,才可能认清其不遗余力地反对“如有物焉”的理意味着什么。

二、以情絜情

理之“如有物焉”，表现在情的方面，即“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哉”。[6]以理为如有物，必定导致理外乎人之情欲而强制之，这是戴震的基本逻辑。根据程朱理学对天理与人欲的判分，认为理构成对欲的强制，这大致不差。用戴震反复批判的一句话说,“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程朱理学存在对理与欲之间判然二分的问题。就批判的矛头所指而言，不算是无的放矢，程朱理学严判天理与人欲，可谓尽人皆知。如二程所言“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皆天理”；[7]朱子更有“于天理人欲之际，已判然矣”“遏人欲而存天理”“天理人欲，不容并立”[8]等。但这是否意味着“道学家把欲和理对立起来，认为政治的作用就是用理压迫老百姓，使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9]这种论调显然失之粗疏。除了表达得更为精细和学理化之外，很多学者依然声称戴震更肯定百姓合理的欲望。基于对这种理与欲相判分的痛恨，戴震断定程朱理学无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因为程朱“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存之于心”，导致对于人间苦难一律视为人欲而不予顾及。在程朱理学之前则不这样，“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10]可实情并非如此,“宋明儒从未如此的谴责情与欲，仅谓情欲之私与过甚，而于戴氏所称情欲之爽失，并无不同”。[11]亦即，就肯定百姓合理的欲望而言，程朱理学与戴震并无二致，甚至戴震也未必就肯定得更多。当然，就具体的历史经验而言，戴震的控诉自有其时代背景和真实情境。与此同时，程朱理学式的天理在历史经验生活中，可能出现“遮蔽具体个体的不同处境和情感需求”的现象，这就需要思考如何才能保持让道德“增进人们的幸福感而不是抑制人的情感去符合道德原则”，这就是戴震认为“需要改变的”。[12]这种思考和诉求亦有思想上的合理性。不过，戴震只能致力于人之情欲上求理，以此为关怀百姓苦难的不二法门，根本还在于思想力量上的不足。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若判分理欲难免有弊，于情欲上求理则恐怕弊远远大于利。

戴震致力于情欲上求理，很迫切地一开始就对“理”作出这样的定位：“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若就情与理的关系而言，这种表达并无不当，关键在于不能当作对“理”最高的定义。理可以表现在“情之不爽失”处，却绝不可以“情之不爽失”定义“理”。可戴震的用意正在于此，他由此提出“以情絜情”的说法：“以我絜之人，则理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戴震为了防范理成为情欲之外的“如有物焉”，采取的策略就是高度推崇情本身的作用，以至于陷入以情吞没理的危险。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说：“问：以情絜情而无爽失，于行事诚得其理矣。情与理之名何以异？”“曰：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戴震自己也意识到，按照他的理解，情与理之间到了几乎难以区分的地步，真可谓名虽异而实相同。为了表达对以理为“如有物焉”的痛恨，他不惜简单粗暴地说：“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见，则谬;使人自求其情，则得。”[13]任其意见则谬，这个不多说；自求其情则得，却未免有些不可思议。一个任其意见的人，恐怕不能指望自求其情则得。不妨比较一下，理与意见之间、情与冲动之间，若理常常成为意见的装饰品而沦为祸首，则情更有可能滑向本能冲动而与欲壑难填划不清界限。一个人身上不同的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如《孟子》中的齐宣王，既有不忍杀牛的恻隐之情，也有忍心兴兵的杀戮之情。戴震将理全说成以意见当之，而将情全说成以天理当之，其间偏颇一目了然。

当然，戴震所言“以情絜情”，或者“自求其情”，对“情”自然有要求，并非认可所有的情。比如其云：“常人之欲，纵之至于邪僻，至于争夺作乱，”[14]看起来对情的判断并无特殊之处。情还是那个情，情的好坏之分可能也基本一致，根本不一样的是对情的定位。简言之，对于什么样的情才合于理，这种区分不会有太大出入，但对于合于理的情，究竟将情理解为理，还是将理理解为情，其思想旨趣就完全不同。在戴震那里，情有一种天然“不爽失”的状态，这如何可能却未加论证。有人为了解决“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得其平则理明，却令人费解”的问题，辗转引用“伽达默尔所谈论的‘共通感’和‘同情’”来理解戴震所论“‘心之同然’与‘以情絜情’的共同基础”。[15]笔者以为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远比西方哲学中的“共通感”或“同情”要丰富和直截得多，合乎儒者“与天地万物旁通统贯、合体同流的根基情绪、基调”。[16]戴震坚持认为情有一种天然“不爽失”的状态，其实默认了孟子以恻隐之心论说人性善的传统。这一点特别不现代：戴震认为情有所失才是私的，有私则无理可言；现代学人更为熟知的是，情一开始就是私的，因为有私才相互约束，制定规则，才有理可言，由私才能达成公。戴震更为反现代的恐怕是承认“圣人之欲，无非懿德”，若情欲在先，情欲之为“懿德”的根据何在？戴氏默认情欲自带一种天然的“不爽失”，在这个基础上，集中阐明了如何才能保持这种“不爽失”而不至失于私，这就是他特别推崇的恕道。他说：“圣人顺其血气之欲，则为相生养之道，于是视人犹己，则忠；以己推之，则恕。”[17]顺血气之欲为何就会视人犹己而非拒人如敌，其中的关键只是默认了性善论的传统。戴震对于“忠”始终未加留意，与其忽视这种根据义密切相关（后文再论）。戴氏致力于恕道的阐明，又与其推崇情的地位相吻合。《论语》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恕道，《大学》以絜矩之道详言之，戴氏综二者而论：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言治国平天下，不过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以长于我与我长言也；“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以等于我言也。曰“所不欲”，曰“所恶”，不过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尽于此。惟以情絜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18]

戴震由此提出的“以情絜情”，不过是《大学》所言絜矩之道的翻版，算不上特别的创见。将絜矩之道理解为以情絜情是可以的，亦可见戴震对此体察颇深，心有所得。然于《大学》八条目中特别标举一个絜矩之道，转成“以情絜情”的戴氏命题，高举这一面旗帜而不及其余，问题就很大。没有了格物致知，连正心诚意都付之阙如，全在一个情上做工夫，这于儒家传统根本就不可思议。戴震声称“《大学》言治国平天下，不过曰”云云，好像治国平天下只需要以情絜情就够了，完全无视《大学》本身三纲八目的结构。他将《论语》言“所不欲”和《大学》言“所恶”，都付诸人之常情,而理则尽于此。其对情信任如此，与对“如有物焉”之理的忌惮，恰成一鲜明对照，充分说明偏好大于说理。《大学》中的絜矩之道的确体现儒家对情的体察有独到之处，笔者也撰文有过专门的讨论，而戴震所谓“以情絜情”之所以可能，取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上的大段工夫。[19]缺失了这种在先的工夫，情根本不可能自带一种天然的“不爽失”，“以情絜情”就会成为一项高危事业。戴震却对这种恕道特别执着，《中庸》第十三章云“忠恕违道不远”，《孟子•尽心上》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都被他注意到，与孔子所言“一以贯之”、曾子所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一道，表明忠恕足以代表儒家的一贯之道。其云“盖人能出于己者必忠，施于人者以恕，行事如此，虽有差失，亦少矣”，纵使有失也差不太多，仿佛自带保险一样，而圣人之仁且智，也不过是“忠恕至斯而极也”。[20]且不说忠恕在儒家学问中能否具有这种地位，关键在于戴震的忠恕还只有恕，其于“忠”则罕有论说，此与其对性的理解有关。

三、性善还是人善 

戴震有一大段论说《乐记》中的引言，其云：

《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灭者，灭没不见也。又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诚以弱、寡、愚、怯与夫疾病、老幼、孤独，反躬而思其情，人岂异于我！盖方其静也，未感于物，其血气心知，湛然无有失，故曰“天之性”；及其感而动，则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之）〔所〕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恶既形，遂己之好恶，忘人之好恶，往往贼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理。[21]

所谓“反躬而思其情”，具体而言，以多欺少者，若自己是那个少数，还会欺负吗？以智诈愚者，若自己是那个愚人，还会诈骗吗？或者自己是那个老幼孤独者，还忍心让其流离失所吗？等等。此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之意，仅凭这个就能令“情得其平”，戴震未免过于信赖恕道的力量。而其对忠的论说却付诸阙如，唯一句“血气心知，湛然无有失”，就没有了下文。若无忠的保障，恕的作用便没有必然性；或者忠得不到阐明，恕必将落空。戴震何以乐于论“恕”而疏于论“忠”，原因在于他推崇情而看轻性，进而言之，他不得不看轻性，因为稍一看重，性就难免如同理一样“如有物焉”。他说“湛然无有失”，与说“情之不爽失”如出一辙。失则为私，所谓“贼人以逞欲”，意思很清楚，但无失究竟为何种情形则很不清楚。此未明，“忠”就暗昧不清。

对于《乐记》所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戴震未能揭明是什么，却肯定排除了仁义礼智。戴震明确声称，“古贤圣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别如有物凑泊附着以为性”，是仁义礼智言乎欲之中，不离于血气心知而言，则不可能言乎欲之前的“人生而静”之时，而且仁义礼智也不是性。虽然《乐记》明确“人生而静”为“天之性”，戴震却十分淡定地断言“古人言性，但以气禀言”，“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他不顾《乐记》对“人生而静”与“感于物而动”的区分，论理、论天道、论性、论仁义礼智，一律只能在“感于物而动”上言，留给“人生而静”的只能是“湛然无有失”这句不着边际的话。令人惊讶的是，这并未妨碍戴震坚持孟子的性善论，其云：“欲者，血气之自然，其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戴震用血气与心知之别区分耳目口鼻之欲与心之能，根据孟子所云“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由是将心好懿德与血气之欲并论，视为一样的自然。但这显然有问题，血气之自然属于本能，不必加以论证，心好懿德则属于孟子所言之良能，与本能根本不一样，其自然之义有待揭明。如此十分艰深的哲学课题，却往往被戴震轻巧地一笔带过。其解孟子云，“举声色臭味之欲归之耳目鼻口，举理义之好归之心，皆内也，非外也”，以理义为内而反驳外在说；又云，“孟子明人心之通于理义，与耳目鼻口之通于声色臭味，咸根诸性，非由后起”，[22]以理义为先天所有，与理义内在说一起属于坚持性善论的表现，这都没问题。问题在于，戴震之论性善不过是将良能化作本能，良能与本能打成了一片：良能获得本能的自然，完全不证自明；本能获得良能的善意，往往不检自正。这也就不难明白，戴震何以如此信赖情欲，因为他像信赖良能的可靠一样信赖本能；又何以如此坦然于根据义的缺失，因为他像依赖本能的自然一样依赖良能。按说，戴震的这种处理，在孟子那里有一道明显的关卡过不了。孟子在区分性命之别时有云：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明确将耳目口鼻归于命，而将仁义礼智归于性。耳目口鼻虽未必不是性，但君子不谓性，孟子的态度毫不含糊。戴震会怎么看呢？果然，他又开始在字义上做文章：

不谓性非不谓之性，不谓命非不谓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谓性，即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于安佚之为性；所谓人无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逾之为善，即血气心知能底于无失之为善；所谓仁义礼智，即以名其血气心知，所谓原于天地之化者之能协于天地之德也。[23]

“不谓性”还不同于“不谓之性”，这个字义未免令人费解。可戴震的用意再清楚不过了，即孟子还是说耳目口鼻之欲属于性，就如同心之好懿德属于性一样。所谓心好懿德，必定不会别有一个懿德可好，而表现在心能知血气之欲的界限，不逾越即为善，仁义礼智也就是在血气心知层面上的这种分寸或界限。问题在于，心之所好为懿德，其与耳目口鼻那种有分寸的不逾越，无法和谐地保持一致。耳目口鼻之欲虽未必为恶，荀子也是这个意思，但相对治耳目口鼻之欲而归于善，这个力量一定是异质性的，所以荀子的礼义与耳目口鼻之欲决不相染。戴震却批评荀子“知礼义为圣人之教，而不知礼义亦出于性”，[24]这在荀子的思想框架中完全不可思议，两种完全异质性的东西不可能直接消融在人性当中。

戴震一厢情愿地认为他坚持了孟子的性善论，其人性内涵却改造自荀子，接受了荀子以耳目口鼻之欲为性，并将在荀子那里完全异质的礼义归并到性之中而以为善。就此而言，戴震声称“宋儒立说，似同于孟子而实异，似异于荀子而实同也”[25]的判断，实可奉还其本人。戴震的思想有一个基本的旨趣，即力主“人无有不善”，看起来好像跟性善论传统高度吻合，但他的“人无有不善”是在人的形气、形质、气质、气禀等，或者他更喜欢的血气这个层面上表达的。他严厉谴责程朱理学关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认为这将导致人在气质的层面上除圣人之外都失其善，所谓“形气皆大不美”。他论道：

况如其说，是孟子乃追溯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时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时，已是人生以后，已堕在形气中，安得断之曰善？由是言之，将天下古今惟上圣之性不失其性之本体，自上圣而下语人之性，皆失其性之本体。人之为人，舍气禀气质，将以何者谓之人哉？是孟子言人无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无有不恶，其视理俨如有物，以善归理，虽显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离人而空论夫理。[26] 

若按程朱的理解，孟子的性善论言人物未生之时其性为善，而人物已生具有形气之后，性善为形气所污坏，岂不又成为恶了吗？因此戴震声称孟子言人无有不善，而程朱不过言人无有不恶。戴震的思想旨趣很清楚，即反对程朱“分理气为二本而咎形气”，[27]直接为人的形气皆美张目。此其最具现代性之处，足以成为后世张扬个性和情欲之渊薮，故多为现代学人所亲近。然而，无论戴震或现代学人，恐怕没有意识到他坚持的不再是性善论，而是人善论。他以“人无有不善”反对程朱之“性无有不善”，表示完全不能接受人物未生时之性善，可见“性”在他那里丧失了形上的根据义。程朱理学精深的形上性学系统被放倒之后，戴震只能平平地就人而言善，其思想品格降低了无数个段位。现代学人理解不了程朱，只能在戴震这里拾牙慧，实在不见得高明。戴震由情而言性，性也只是情，由于性并无实质性的内容，性善只能以心知懿德而言。因性的根据义落空，性善之论几乎变得无足轻重，理论的重心完全倒向了心知这一边，心知又是否能在戴震的理论中担负起力挽狂澜的重任呢？

四、有血气则有心知

因失去了性在根据义上的保障，戴震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善如何可能。他说“凡血气之属皆知怀生畏死，因而趋利避害”，这完全是荀子的论调。可荀子笔下的趋利避害是“争夺生”“残贼生”“淫乱生”的景象，到了戴震这里却画风突变，变成了“己知怀生而畏死，故怵惕于孺子之危”，“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戴震似乎并未意识到这种突变，但他有自己的论说方式。其云：

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神。声色臭味之爱畏以分，五行生克为之也；喜怒哀乐之惨舒以分，时遇顺逆为之也；美丑是非之好恶以分，志虑从违为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故有喜怒哀乐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然后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知之失为蔽，蔽则差谬随之矣。不私，则其欲皆仁也，皆礼义也；不偏，则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则其知乃所谓聪明圣智也。[28] 

情与欲在戴震的思想中多不作区分，两者对应血气，知则对应心。以上描述在“故有喜怒哀乐之情”之前，均无大碍；自“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始，皆让人生疑。有欲有情则欲得遂、情得达，遂己之欲而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而能达人之情，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人的形气由是大美。与荀子笔下全然不同的完美世界来得未免有些轻易，仅仅因为“又有知”，这个知小能尽美丑、大能尽是非，然后就够了。戴震说，“理义者，人之心知，有思辄通，能不惑乎所行也”，又说，“恃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还说，“孟子言‘人无有不善’，以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之为善”，[29]等等，从禽兽的弱肉强食到人世间的“道德之盛”，人的心知足以改变一切，而且“不惑乎所行”就够了。戴震当然明白人世间不可能一帆风顺，他也有提到欲之私、情之偏、知之蔽，只可惜很快就以“不私”“不偏”“不蔽”带过去了，仿佛这其实无伤大雅。传统儒家丰富的心性工夫论，就这样被戴震一笔勾销。由于知对应心，这意味着戴震将善的全部保障都押在了心上。

戴震的思想充满着批判性，大概可以说自孔孟之下，无一不批判。他最常用的批判武器是天下惟血气心知之一本，所有批判的对象或者析血气心知为二，或者在血气心知之外增一本。其云：

天下惟一本，无所外。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一本然也；有血气心知，则发乎血气之知自然者，明之尽，使无几微之失，斯无往非仁义，一本然也。苟岐而二之，未有不外其一者。[30]

他虽分说血气与心知，但心知的确亦由血气而来。在儒家传统中，心以精爽著称，但心之精爽究竟属形上之体还是形下之质，其实微妙难言。对于戴震而言，心之精爽没那么复杂，“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巨细不同”，或者“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31]很明显，心与作为血气而言的耳目口鼻只是精爽程度不一样，心在本质上也属于血气，故曰“有血气，则有心知”。合血气与心知为一本，没有比这更彻底的了。但心毕竟大不同于耳目口鼻，戴震有云： 

盖耳之能听，目之能视，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为也，所谓灵也，阴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辄通，魂之为也，所谓神也，阳主施者也。主施者断，主受者听，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则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时，及其无蔽隔，无弗通，乃以神明称之。[32]

血气之精爽成就了耳目口鼻之能，心之精爽成就了思，心无蔽则无不通，故以神明称之。由血气之欲到心之神明，可谓一气呵成，差别仅在于精爽程度不一样。固如是，戴震言，“人之气禀气质异于禽兽，心能开通，行之不失”，“所谓人无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逾之为善”云云，[33]皆因心与气禀、气质本就一体，无有冲突，故得如此轻易。

戴震既然反对“理宅于心”，主张理在事物之中，那么心如何可能认识事物之中的理？如其所言，“今谓心之精爽，学以扩充之，进于神明，则于事靡不得理”，是心之精爽在学的配合之下，會g识事物之理。为了阐明心的这种认识能力，他将其比作“如火光之照物”，并详解之曰：“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谬也，所不照所（斯）疑谬承之，不谬之谓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远，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远近也，光之及又有明暗，故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疑谬之谓失理。”戴震以火光之大小与明暗不同，解释心对事物之理的认识有多少与得失之别。其以火光为喻，清晰体现心与外在事物之理的关系，但这一比方本身更透露出心认识事物之理类似于目之视物。所谓“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34]心之能思与目之能视同构，符合从血气到心知一气呵成的思维定式。然而，一个思想家本该致力于将人心之能与耳目口鼻之能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属于本能，人之为人需要揭明根本不同于本能之处。戴震为了反对程朱理学的“如有物焉”，却沉迷于糅合二者，由此导致人心识理与目之视物都无法区分开来，更遑论其余。

有学者认为，“说戴震义理是以情絜情的，其实并没有真的把握住戴震的思想”，但是否意味着“真正赖以建立起价值世界基础的其实是他依赖的经学传统”，恐怕还不一定。至于说，“圣人所作的‘仪文度数’即是圣人有见于天地之条理，而为天下万世立的法，是圣人由此来治天下之情的。所以，无论是学习经验世界的条理，还是训练血气心知以达于智，都需要学”。[35]这种分析固然不错,只是与荀子的思路显得很一致。不妨对两者略作比较，或许能看得更清楚。戴震对心的理解的确与荀子相近，其论心对耳目口鼻而言属“阳主施者”，而“主施者断”“以神明称之”，与荀子所言“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荀子•解蔽》）高度类似。尤其在心的认识上，荀子以“虚壹而静”著称，其为论心何以知道，云：“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荀子•解蔽》），亦清晰呈现心与外在万物之道的关系。与戴震的火光照物之喻相比，荀子的心更像镜照万物，心所达到的大清明境类似于镜子不受任何干扰，原原本本地朗照万物。戴震强调心之失在蔽，更与荀子以蔽为心术之公患而专注于论解蔽如出一辙。荀子劝学堪称经典，戴震声称“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极，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则圣人矣”，对学的推崇毫不逊色于荀子。但戴震终究不是荀子一路，相似度再高也抵不过一处根本差别。荀子以礼义为外在而出自圣人，此最为戴震所诟病，却正是荀子心论得以成立之本。荀子以极大的思想能量阐明圣人制礼作乐而成就人间秩序，有了这个保障，人心通过“虚壹而静”而认识礼义世界就有了可靠性。戴震不承认礼义外在于人性，所谓对治天下之情，就难免滑向“以情絜情”的思路中。他彰显的“学”，也达不到荀子的那种力度，在“以情絜情”的影响下，总是变得很轻易。戴震将礼义收归人性，看起来是维护孟子内在化的路线，实则将礼义世界坍陷于人心之中，而人心又陷溺于血气之中。在这种局面下声称“仁义礼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极其量也”，[36]实属空口无凭，一个复杂的礼义世界不可能如此轻易被打开。戴震的心知终归有负自己整个理论的重托，人心完全陷溺于血气之中，根本支撑不起儒家的礼义世界。

五、理一以贯之 

戴震的心、性、情皆因反对理之“如有物焉”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性消解在情之中，心又陷溺于血气，整个心、性、情的系统只剩下血气之情欲，理也不过是情欲中的某种尺度。在人的形气、形质、气禀、气质层面，既失去性的保障，又没有心的工夫，自始至终皆血气之情欲，理还能呈现一种怎样的面目呢？程朱理学原本通过对《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分判出阴阳为形下之气，所以一阴一阳者为形上之道、之理，并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一语获得印证，天理一以贯之的形上存在方式十分醒目。戴震毫不含糊地针尖对麦芒，反对形上形下之分，反对理气之别，反对太极两仪之辨，总之就是反对天理的这种存在方式。他对“之谓”“谓之”作出别解，对“形而上”“形而下”作出曲解，对“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作出歧解，以达到破形上之天理的目的。戴震坚称，“一阴一阳之谓道”中“之谓”是“以上所称解下”，故阴阳即道；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谓之”是“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故并非以形上形下言道器，而以道器别形上形下之实。他接着将“形”定义为“已成形质”，然后将形而上、形而下曲解为“形以前”“形以后”，由此阴阳因尚未成形质故称形而上，而器具则有质可见故称形而下。对于《周易》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易•系辞》），他坚持“以太极指气化之阴阳”，连汉唐期间常以太极指阴阳未分之前的元气或混沌都不能接受，而反对“后世儒者以两仪为阴阳，而求太极于阴阳之所由生”。[37]“两仪”只能指阴阳二爻，“仪”不是“匹”的意思，而指模拟。对于戴震而言，“两仪”一旦指阴阳，就给了“太极”以阴阳之所由生的可能，免不了指向“如有物焉”的天理，而以太极指阴阳二气，就杜绝了这种可能性。戴震对于天理的防范,对于“如有物焉”的忌讳，所费心思之深，令人惊叹。而在有的学者看来，可能更令人尴尬，因为程朱理学并未视理“如有物焉”，分歧只在于，“他们分辨形而上者（如理）与形而下者（如物、器），但戴震不接受这种分法”。[38]这表现在他对“形而上”“形而下”做出全新的字义疏证。

失去了天理一以贯之的保障，各种具体事物的分理又会是怎样的面目呢？戴震举孟子论孔子集大成时谓“始条理”“终条理”，后引《中庸》（三十一章）“文理密察”、《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并郑注云“理，分也”及许慎的字解，其义皆同。万事万物中有各种不同的分理，这自然不假，阐述这种种分理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阐明万千条理存在一个一以贯之呢？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旨在解决这个难题，戴震却说，“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矣”，将矛头直指程朱后儒不但言分殊，还言理一。分殊之理很分明，但其条理一贯性在程朱理学之前一直不够明晰，有待揭明。这才有明道所称“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条理的一贯性由此灿然分明，却被戴震当作“如有物焉”猛烈攻之而后快。戴氏将其全部思想能量都放在如何破“如有物焉”的天理上，若如其愿，万事万物中纷繁复杂的分理丧失条理一贯性，其引《周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这个“易简”将如何理解?[39]孔子作为集大成者又如何可能？认识事物的道理在于不被纷纷扰扰的事物所羁绊，并让事物按不同的关联呈现一种清楚的秩序。是道理让不同事物之间发生关联，而道理何以能起到这种作用，在于道理本身一以贯之。明白事物的道理，就能不被纷繁复杂的事物所牵引，同时因道理本身的贯通性，随着明白事理的积累，道理自身的贯通性得以彰显，人就不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未知事物之中。否则，必然陷入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的困境中。

戴震以“如有物焉”的名义反对程朱理学的天理，并非放弃了理一以贯之的主张。令人吃惊的是，戴震不仅主张万事万物之理一以贯之，甚至嘲笑程朱理学之心具众理以应万事，是“一事之来，心出一理应之；易一事焉，又必易一理应之；至百千万亿，莫知纪极”，[40]恰恰缺失一个一以贯之,所以才提出“理一分殊”的说法。戴震居然不认可程朱理学“理一分殊”系统本身的一以贯之，这很不可思议。他的理由是，“理一分殊”体系属于“以一贯之”非“一以贯之”，由于天理的存在“如有物焉”，仅以外在的方式强加于事物之间而获得贯通。戴震这一理由的依据来源于他最为擅长的字义疏证功夫，通过仔细辨析《论语》中两言“一以贯之”非“以一贯之”，断言前者表达不同事物之间的道理本来就可以相互贯通，后者则强加一个外在的“理一”贯通万事万物之分理。若单从字义分辨上看，似乎也不为无据。但戴震想要清楚地阐明不同分理何以就一以贯之，离开“理一”还能有什么办法吗？为了论说事物之理一以贯之，他一方面说，“精于道，则心之所通，不假于纷然识其迹也”；另一方面又说，“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两个方面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心精于道，全乎圣智，自无弗贯通，非多学而识所能尽；苟徒识其迹，将日逐于多，适见不足。”[41]明白事理离不开多学而识，却并非徒识其迹。事理有豁然贯通之时，一旦心无不贯通，那就不是多学而识所能比的。戴震此论与程朱理学的“理一”论差别在哪里呢？就两者想要达成的贯通义而言，其实并无二致，差别就在于是否愿意将这个“理一”给揭明了。

不同分理之间存在一个一以贯之，这个“一”戴震明确表示认可，但如何理解这个“一”呢?程朱理学以“天理”之名揭明这个“一”的存在方式，使得不同分理一以贯之获得了明确的根据。戴震以为如此必然导致“如有物焉”的后果，决不能赋予“一”这样一种存在方式，“一”显然不以任何方式存在，却能被心所理解。所谓“心之所通”“一事豁然”“无弗贯通”等，既讲“同归”于“仁至义尽”，亦讲“一致”于“心之明尽乎圣智”，这种理一以贯之的意思看起来特别清晰。就抵达这种一以贯之的效果而言，其与程朱理学的“理一”思想相比，并不能看出在字义上以“一以贯之”与“以一贯之”所揭示的那样悬殊差别。但要为这种理一以贯之提供可靠的根据，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就是儒家思想内部的逻辑必然。戴震屡屡指责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未能摆脱佛老思想的影响，拿一个类似于老子所言“抱一”强行加在分殊之理上，说明他看不出这种思想的内在逻辑。戴震声称：“语知之约，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42]程朱理学的“理一”就是一个“空指”，只能让人冲着这个理去知、去求而不知权度事情。程朱理学有没有这种理论风险呢？也可以说有，但批评必须基于提供一种更好的理论系统，至少要显示出风险更低。程朱理学为了阐明理一以贯之而开辟艰深的“理一分殊”体系，戴震却将道理本来就相互贯通付诸不证自明。不以任何方式存在的“一”却又能被心所认知和理解，这究竟如何可能，戴震并未为此作过任何论说。不作任何根据上的阐明，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理论风险。所谓理一以贯之，又一次掏空了实质性的内容。可以说，戴震在心、性、理这些核心问题上，对于其中最关键的论说都付诸阙如，仿佛一切都只是为了防范“如有物焉”，从而使得其全部理论根基十分脆弱，只有血气心知上的情欲落在了实处。戴氏一句“夫人之生也，血气心知而已矣”，[43]真实地透露其思想之整体风貌。

若一定要肯定“戴震从文字训诂出发，挖掘《孟子》的思想蕴涵，将宋儒悬空的理学，下落到人伦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将儒家理欲之辩引导到了一个新的境地。这使得他‘以情说理’解读孟子获得了原创性极强的思想史地位”，则恐怕难以避免陷入“儒家原典自身的思想蕴涵与社会蕴涵，在原有文本中的经历，已经走到头了”这种悲观局面。[44]基于一种现代性启蒙的立场肯定戴震，必定回过头瓦解戴震这种传统解经的方式，乃至否定经典解释本身。毕竟，源自现代西方文明的启蒙叙事已经够宏大和完备了，实在没有必要回到中国传统经典中，通过各种解释为现代性启蒙寻求一些注脚。由是，基于传统的思想脉络而非现代性的启蒙视野，重新审视戴震的哲学思想，或许能为避免这种颠覆性的传统虚无主义提供一点思考。

注释：

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9页。

 

2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86、585页。

 

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何文光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页。

 

4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4页

 

5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4、1、54页。

 

6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0页。

 

7 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4页。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219、254页。

 

9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第328页。

 

10 以上所引参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53、59页。

 

11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第586页。

 

12 参见干春松：《“心之所同然”：戴震的“人性论”与实践解释学》，《船山学刊》2021年第1期，第54-68页。

 

13 以上所引参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2、4页。

 

14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8页。

 

15 陶清：《戴震哲学思想研究——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个案》，《孔子研究》2016年第5期，第131-139页。

 

16 参见陈立胜：《恻隐之心：“同感”“同情”与“在世基调”》，《哲学研究》2011年第12期，第19-27页。

 

17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8页。

 

18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4页。

 

19 参见曾海军：《论好恶之情》，刘小枫、甘阳主编：《经典与解释》第52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180-193页。

 

20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55页。

 

2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2页。

 

22 以上所引参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29、6、25、18、6页。

 

2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38页。

 

24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32页。

 

25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34页。

 

26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34页。

 

27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5页。

 

28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40-41页。

 

29 以上所引参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28、29页

 

30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9页。

 

3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5、6页。

 

32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5页。

 

3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37、38页。

 

34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5、7页。

 

35 盛珂：《经学与理学之间的戴震》，《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第61-67页。

 

36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6、28页。

 

37 以上所引参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22-23页

 

38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第594页。

 

39 以上皆引自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页。

 

40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54页。

 

4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55页。

 

42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56页。

 

4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第19页。

 

44 参见任剑涛：《经典解读中的原创思想负载一一从〈孟子字义疏证〉与〈孟子微〉看》，《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第41-50页。

谢选骏指出：戴震穷尽一生研究《孟子》，纠缠于细枝末节，却始终不知《孟子》的首恶——那就是篡改十伦为五伦，砍掉了中国宗教的头颅，使得宋朝以后奉他为宗的儒家，变成了无神论者的无头僵尸。由此可见，乾嘉学派有眼无珠，明秋毫而不见舆薪，此之谓乎！后来学者，更不及此，可悲。

谢选骏：赵翼是个典型的汉奸文人——赵家的基因有问题

《乾嘉文人贵夷贱华跪舔满清：请汉奸碑列入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炎黄之家 2019-01-24）报道：

乾嘉时代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经学史地位一向为人瞩目，但其思想史地位却十分低落，乾嘉文人扬州学派汉奸贵夷贱华跪舔满清当婊子，与清朝统治者的牌坊一唱一和。

“异端”的正统论：乾嘉文人扬州学派汉奸贵夷贱华跪舔满清

自章太炎、梁启超以来，治清学者通常将乾嘉汉学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而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多被归入后者。较早将扬州学派作为乾嘉汉学的一个独立学术流派来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张舜徽。[1]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观点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一般认为，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汪中、王念孙、焦循、阮元、凌廷堪、王引之、刘文淇等。

扬州学派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经学方面，而对于史学则几无建树可言。不过，扬州学派中的某些人物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史学观念——尤其是其“异端”的正统论，却值得我们做一番认真的探究。其中最为典型者，自非凌廷堪莫属。

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凌氏早年主要活动于扬州，以经学名家，尤精于《仪礼》，被视为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凌氏一生没有史学著作传世，但据与其交谊甚笃的江藩说：“君读书破万卷，……于史，则无史不习，大事本末，名臣行业，谈论时若瓶泻水，纤悉不误。地理沿革，官制变置，《元史》姓氏，有诘之者，从容应答，如数家珍焉。”[2]他的史学观念主要散见其诗文中，因此很少引起后人注意，直至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及其史观，并以“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为之定性，此后凌氏异端的正统论始广为人知。

在凌氏《校礼堂文集》中，有多篇文字显示了他对宋、金双方的政治倾向。如《金衍庆宫功臣赞并序》、《书金史太宗纪后》两文，就完全是站在金朝的立场上，对女真君臣极尽溢美之辞，对南宋则屡加贬斥，并为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不用宗翰之言，遣师南伐而停止对陕西用兵，坐失灭宋一统之机深感惋惜。[3]凡涉及到宋金和战问题时，凌氏总是一味地主和反战。如宋孝宗隆兴初张浚锐意北伐，遭到丞相史浩阻挠，明张时泰《续资治通鉴纲目广义》因称史浩为南渡大奸，凌氏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隆兴北伐之失败不可避免，“幸而金世宗厌兵息战，仅以称侄纳币得免。否则，光尧（乾隆）、寿皇（孝宗）不为昏德（徽宗）、重昏（钦宗）之续者几希矣”。[4]其主旨是为主和派史浩辩解。

在《读宋史》一文中，凌廷堪甚至有这样的高论：“靖康之时，不幸而用李伯纪（纲）之言，而东都旋亡；绍兴之际，幸而不用胡邦衡（铨）之言，而南渡仅存。”[5]即认为北宋之亡国是李纲坚持抗战的结果，而南宋能够幸存则是因为没有采纳胡铨反对绍兴和议的主张。显而易见，这是在替秦桧翻案。对于元、明两朝，凌廷堪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也极为明显，他慨叹元顺帝不能重用扩廓帖木儿，“遂令明祖坐大而有天下也”。[6]看这口气，分明是偏向元朝的立场。

最能明确反映凌氏夷夏正统观念的文献，是他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一首《学古诗》：

史以载治乱，学者资考究。胡为攀麟经，师心失所守。拘拘论正统，脱口即纰缪。拓跋起北方，征诛剪群寇。干戈定中夏，岂曰无授受？蕞尔江介人，弑篡等禽兽。荒淫无一可，反居魏之右。金源有天下，四海尽稽首。世宗三十年，德共汉文懋。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构。奈何纪宋元，坐令大纲覆？兔园迂老生，永被见闻囿。安得如椽笔，一洗贱儒陋。[7]

这首诗意欲全盘颠覆传统的夷夏正统观，凌氏所针对者是在中国史学上极具争议性的两个问题：第一，南北朝正统之辨。自东晋南北朝以来的南北正闰之争，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成为历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否承认北魏王朝的国家法统，乃是南北正闰之争的焦点所在。凌廷堪一反前人的夷夏正统观，强调拓跋魏授受有自，力主北朝正统论。第二，宋金正统之争。南宋与女真王朝的正统性之争，自始就是与种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因此成为元明清时代反复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虽然历来颇多争议，但无非是独尊宋统说和南北朝说两种观点的分歧而已。而凌廷堪则主张独尊金统，他举出宋乾隆曾向金朝称臣一事，以否定南宋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凌廷堪的这些诡异论调，大概平日在朋辈间早就有所表露，故就在他写出这首《学古诗》的前一年，阮元为他离开扬州而作的一首送别诗中，对他的正统观已有这样的评价：“读史魏金进，论统晋宋削。”[8]即指凌氏进北魏、金朝于正统而斥东晋、南宋为偏闰，这与《学古诗》的夷夏正统观恰好可以相互印证。阮元与凌廷堪结交于乾隆四十七年，两人很快成为过从甚密的挚友。[9]阮元在这首诗中对凌廷堪表现出十分赞赏的态度，且有“具识无差池，持论少迕遌”之语，似乎表明两人的见解很接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因为阮元也是扬州学派的一位重要人物。

在凌廷堪为数不多的史论作品中，倒有不少涉及夷夏正统观的内容。看得出来，他所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汉族政权与异族政权相对峙的历史时期，而他的政治倾向和文化立场则总是偏向异族王朝，难怪乎被钱穆称之为“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

无独有偶，在扬州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焦循的笔下，也可以看到类似于凌廷堪的异端正统论。

焦循（1763—1820），字里堂，甘泉（今江苏扬州）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乾隆六十年秋，焦循赴金陵参加乡试时，时为山西布政使谢启昆幕宾的胡虔赠给他一部《西魏书》，此书题为谢启昆撰，实出于胡虔之手。成书于北齐时代的魏收《魏书》，以东魏为正而西魏为伪，故不载西魏事，《西魏书》即由此而作。但当时有人对此书的义例提出批评：“正统之传，自汉、魏而晋、宋、齐、梁，以至于陈。作《西魏书》，是无梁、陈也。”这种意见代表了自宋以后已成主流的南朝正统论。然而焦循对此却颇不以为然，遂作《西魏书论》予以辩驳：“夫魏，自晋世开基，历年永久，与有河洛，视梁、陈以篡窃得国，短促偏安，有以过之，岂梁、陈所得而统之乎?亦犹辽之承于唐，传金及元，非宋所得而统也。”[10]焦循强调北魏王朝的正统地位，倾向于北朝正统论的态度，与凌廷堪的观点可谓吻合无间。

不仅如此，焦循对辽朝的正统体系也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在他晚年的一部笔记《易余籥录》中，就此做了更详细的阐释：“辽太祖以春正月即皇帝位，是年夏四月丁未，朱全忠废其主自立为帝，是天以辽继唐也。与其以朱温继唐，不若以辽继唐。”[11]根据《辽史》的记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唐天祐四年（907）正月称帝建国，[12]而同年四月朱温废唐自立。在焦循看来，如此巧合，岂非天意？可知辽之于唐乃系一脉相承。这就是他提出的“以辽继唐”说的理据所在。按照这一逻辑，自然会得出“辽之承于唐，传金及元”的结论，于是宋朝的正统地位就这样被一笔抹杀了。反观前代，金朝虽以异族入主中原，却自认其正统源之于宋而非辽；元初的金朝遗民虽有意偏袒辽金，也充其量不过是把两宋和辽金视为南北朝而已。[13]“以辽继唐，传金及元”的正统体系，惟独出现在乾嘉时代。可见焦循夷夏正统观的基本倾向，与凌廷堪并无二致。

乾嘉时代最为极端的异端正统论，大概无能出乎黄文旸之右者。黄文旸（1736—？），字时若，号秋平，江苏甘泉人。工诗词，通声律之学，尤精于词曲，曾任扬州词曲馆总校，辑有《曲海》二十卷。因其主要贡献和影响均在戏曲领域，不以经学见长，故不入乾嘉汉学家之流，也从未有人将他列入扬州学派。不过考虑到黄氏身为扬州人，且与扬州学派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皆有师友之谊，其学术旨趣也比较接近，故不妨将他与扬州学派诸士人视为同道。

黄氏著作今存于世者，仅有《扫垢山房诗钞》十二卷，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撰有《通史发凡》一书。乾隆四十六、七年间，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词曲馆，检校词曲中字句违碍者，黄文旸被聘为扬州词曲馆总校，凌廷堪任分校，两人曾在一起共事两年。[14]黄氏《通史发凡》大约就作于此时，凌廷堪《书黄氏〈通史发凡〉后》介绍了此书的情况：“《通史发凡》四卷，甘泉黄君秋平撰。黄君将为通史，属草未竟，此其例目也，秘不示人。乾隆辛丑夏，余在扬州，借而读之。”[15]此文写于乾隆四十六年，当时《通史发凡》尚未完稿，凌廷堪看到的是一个仅有四卷的“例目”。后来嘉庆七年阮元为黄文旸《扫垢山房诗钞》所作序中也提到此书：“谈者谓秋平为诗人，不知秋平者也。秋平研穷六经，融贯诸史，……尝苦古来正统之说纷然莫定，撰《正统通志》若干卷，吾友凌次仲好之而为之叙。”[16]很显然，此处所谓《正统通志》就是指《通史发凡》，书名之异则可能是阮元记忆有误。据成书于乾隆六十年的李斗《扬州画舫录》说，黄文旸著有“《通史发凡》三十卷”，[17]所记最为确凿。

《通史发凡》一书今已不存，但根据凌廷堪的介绍，可以对此书的义例及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专为改造历代正统体系而作。该书以汉、曹魏、西晋、后魏（即北魏）、北周、隋、唐、辽、金、元为正统，“凡十代，以正统系之，外此诸国，悉目之为僭盗”。如蜀则曰益州盗刘备，吴则曰江南盗孙权，皆附于《魏纪》后；东晋则曰江南盗司马睿，宋、齐、梁则曰江南盗刘裕、萧道成、萧衍，皆附于《后魏纪》后；陈则曰江南盗陈霸先，附于《周纪》后；北宋则曰汴州盗赵匡胤，附于《辽纪》后；南宋则曰降将赵构，附于《金纪》后。黄氏独创的这一正统体系，就连凌廷堪看了之后都觉得有些过分：“世固有矫枉过正如是者乎！……自宋人正统之论兴，有明袭之，率以私意，独尊一国，其余则妄加贬削，不以帝制予之。黄氏矫其弊可也，乃于昔人所推尊者，皆斥之为僭盗，为降将，岂非过正乎？”[18]

乾嘉文人汉奸跪舔满清认贼作父

乾嘉时代士人的上述种种堪称诡异的正统论，在当时人眼中也许不以为奇，但在后人看来却不免有怵目惊心的感觉。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等人身为汉族文人，为何会持有那样一种近乎偏执的文化立场和历史观念？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些论调背后的心态和动机？

很简单，跪舔献媚满人统治者而已。把这个问题复杂化的，要么心肠坏，要么脑子蠢。

从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等人整体的历史观念来看，都无一例外地偏向于异族政权。譬如对于南北朝正统之辨，他们均主张北朝正统论，强调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对于元、明两朝，凌廷堪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也极为明显。至于黄文旸《通史发凡》所创立的正统体系，更是刻意要以历代异族政权来取代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以至于被内藤湖南称之为“戏谈”。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谈及凌廷堪的史学观念时，有“反民族观念之历史论”的评价，且谓“其治史之意，所为深异于船山、亭林、梨洲诸老而适成其为乾嘉之学者，则又深心治史之士所当引以猛省深惕者也”。[27]凌廷堪本不以史学著称，晚清以来，他的那种不合时宜的夷夏正统观几乎已经不为人知，经钱穆揭出后，方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蔡尚思对凌廷堪的史学观念也有类似的评价：“就主观与情感方面来看，固未免太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28]直至近年，王文锦在《校礼堂文集》的点校前言中仍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凌氏当汉族饱受欺压奴役之时，读书论古，每每为异族统治者着想，是非颇谬于人民，诚可谓无民族观念者矣。然民族观念淡薄乃乾嘉学者之通病，又不独凌廷堪一人而已。”[29]

萧公权在其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凌廷堪的史学观念有如下一段评述：

凌氏于异族政权每加拥护，异族功臣每加赞许，而六朝以后之汉族政权一致加以蔑视诋毁。如五胡十六国之“汉奸”张宾、王猛均受赞许，南宋主和之秦桧、史浩悉为翻案。惜金不灭宋，叹元亡于明。凡此惊人之贱华贵夷论，清世宗《大义觉迷录》对之当犹有逊色。……纵非有心取媚满人，而“认贼作父”，究为其学识之一玷。夫以一时名家如凌氏者犹不能脱清廷奴化政策摧抑士气之影响，则专制政府之压力诚深远可畏。[30]

此书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据作者自述，知其成稿于1940年。萧公权斥凌氏“认贼作父”，认为他“取媚满人”。

简又文在谈到清代民族主义思潮源流时，对凌廷堪加以痛斥：“更有伪儒辈，不惜曲学阿世，取媚时君，……若乾嘉间之凌廷堪，其始作俑者乎！”最为其深恶痛绝者，仍是凌氏之异端正统论：“其论史则讥宋儒之主严辨正统者为‘贱儒’，及盛倡贵夷贱华、外夏内夷，一反《春秋》大义之说。……其最为颠倒是非、荒谬绝伦而遗臭后代者，则为其所作之《学古诗》。”[31]这是今人对凌氏最严厉的批判，并将其反传统的夷夏正统观明确指向“取媚时君”的动机。

这种解释不仅仅针对凌廷堪一人，同时也被推及于其他乾嘉士人。如台湾学者何泽恒在分析焦循主张“以辽继唐”说的动机时，就曾推测“里堂（焦循字）之于辽金元，岂亦有任公所谓‘为时君计’之意存焉乎？”[32]是亦以为焦循有“取媚时君”之意。又如朱维铮对钱大昕有这样的评议：“据说他是为考证而考证的典型。……但翻开《潜研堂文集》，见到他所谓秦桧非汉奸辨的文章，却不由得吃一大惊，难道他竟然把考据作为迎合清统治者心意的手段么？”[33]所谓“秦桧非汉奸辨的文章”，是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八“宋季耻议和”条，此乃朱氏记忆偶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说法与前人的“取媚时君”说显然也是同一种思路。

满人统治者试图用虚伪表态篡夺华夏道统：以满清乾隆为例

乾嘉时代汉族士人坚持异端正统论，满清统治者却表面上坚持华夏正统文化立场，以此扭曲盗取华夏道统，满清乾隆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很像当下，在统治者数十年鼓励下，很多大小文人都在侮辱“新中国红朝和毛主席”，不如此怎能投机升官发财呢？看似荒谬的是，统治者却表面上依然把太祖头像挂在城楼上，还定期开放着广场上的纪念馆，为什么他们内心痛恨，表面上又打着太祖旗号呢？无他，担心自己丢掉这个威力无穷的道统后，会被其他人拾起来消灭他们。所以，立牌坊当婊子实属无奈，总不能直接挂婊子牌坊吧，他们自己也知道，见不得人。

例证之一：有关宋金和战及岳飞、秦桧的评价问题。

乾嘉史家对于宋金和战的评议，以钱大昕、赵翼二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钱大昕曾论及绍兴和议之得失：“宋与金仇也，义不当和，而绍兴君臣主和议甚力，为后世诟病。厥后张浚、韩侂胄志在恢复，讫无成功。及金人为蒙古所困，真西山奏请绝其岁币，嗣是金人索岁币，连岁犯边。以垂毙之金与宋决战，宋犹未能得志，其国势积弱可知矣。然则从前之主和，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39]这段话的主旨是认为绍兴和议“义不当和”而不得不和，意谓权衡宋金双方国力，和议实为上策。民国以后，钱氏的这一观点颇遭史家非议。柴德赓质问道：若照钱大昕的说法，岂非主张抗金的岳飞乃是不识时务者，而秦桧等人倒是有先见之明了？[40]王锺翰则称钱说“为后世抗战必亡的投降派论调之先声”。[41]朱维铮甚至怀疑钱大昕“替秦桧翻案”是在刻意迎合清朝统治者。

赵翼对宋金和战的看法，与钱大昕的上述观点完全同调且犹有过之，《廿二史劄记》卷二六“和议”条云，当时反对和议者乃是“知义理而不知时势”之辈，徒然空言误国，而只有与金朝议和才是保全南宋政权的惟一正确选择。这样的言论自然更不能为后人所接受，故仓修良谓此说无异于为民族败类张目，[43]以至于有学者将赵翼的这段史论痛斥为“汉奸哲学”。[44]需要指出的是，钱、赵二人的史学观念与凌廷堪辈一味倾向北族王朝的异端正统论固然有很大区别，但显而易见，他们在讨论宋金和战问题时是没有什么民族观念可言的，这就是他们的上述言论招致后人批评的原因。

关于宋金和战及岳飞、秦桧的评价问题，明代丘濬就曾贬岳飞捧秦桧。明王鏊《守溪长语》“丘濬阁老”条曰：

濬，琼州人，学于子史，无所不闻，而尤熟于国家典故，议论高奇。人所共贤，必矫以为非；人所共否，必矫以为是。能以辩博济其说，亦自恃其才，故对人语滚滚不休，人无敢难者。其论秦桧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与和亲，[45]南宋再造，桧之力也。论范文正则以为生事，论岳飞则以为亦未必能恢复。其最得者，黜元不与正统，许衡不当仕于元，亦前人所未发也。[46]

丘濬的这些言论见于明代中后期的多种史乘笔记。明代中期骆问礼《震泽长语论丘文庄》一文指出，《世史正纲》谓韩世忠、岳飞等虽极一时之选，然“藉此诸人，制虏人之死命，长驱中原，以复祖宗之境土，恐亦未必能也”，据此可知“武穆未必能恢复之说，是诚有之”；又谓“论范文正则以为生事”句，“其所谓多事，或专指一事，则人非尧舜，安能毎事尽善”云云。[49]另外，“黜元不与正统，许衡不当仕于元”之说，亦见于丘濬青年时代所作《许文正公论》。

针对丘濬的上述言论，满清乾隆曾写下一段史评文字予以驳斥，见于《评鉴阐要》卷一一：

论古贵有特识，固不当剿说雷同，亦岂可独徇偏见。丘濬谓岳飞之未必能恢复，论虽未当，尚从南渡时势立言。若范仲淹处置西夏，苟且许和，其失在于畏事，而并非多事。所见殊为枘凿。至于秦桧误国之罪，妇孺咸知，而忽许其有再造功，颠倒是非，实足骇人闻听。濬学问尚称淹贯，所补《大学衍义》，自诩其可见施行，何不近人情，乃至于此！[51]

乾隆三十六年编成的《评鉴阐要》一书，是将乾隆历年为《历代通鉴辑览》所写的御批汇集而成的。“始馆臣恭纂《辑览》时，分卷属稿，排日进呈，皇上乙夜亲披……”，后来收入《评鉴阐要》的御批多达七百九十八则。[52]今检《历代通鉴辑览》卷一○六弘治八年二月乙卯“武英殿大学士邱濬卒”条下有小注云：“（丘濬）性褊隘，著书议论亦多偏激。尝讥范仲淹多事，谓岳飞未必能恢复，秦桧有再造功。闻者无不骇其言。”[53]上面所引乾隆御批显然就是针对这条注文而写的。可能正是在看到乾隆的这条御批之后，四库馆臣在为《大学衍义补》所撰提要中，对丘濬的上述言论进行了批评：“濬闻见甚富，议论不能甚醇。故王鏊《震泽纪闻》称其学问该洽，尤熟于国家掌故，议论高奇，务于矫俗，能以辨博济其说。如讥范仲淹多事，秦桧有再造功。”[54]

对于丘濬的这些与众不同的言论，自明以后，“士人有信有訾”，[55]虽以批评者居多，但像满清乾隆这样对之大张挞伐者却是前所未有的。最不能为乾隆所容忍的，是秦桧于南宋有再造之功的说法，故斥之为“颠倒是非，实足骇人闻听”。反观乾嘉史家对于宋金和战以及岳飞、秦桧诸人的评价，其间表现出来的巨大反差令人印象深刻。

例证之二：由元代杨维桢《正统辨》一文引起的夷夏正统之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围绕着杨维桢《正统辨》的评价问题，曾发生过一场意味深长的争论。元至正间所修宋辽金三史，采取了“三国各与正统”的纂修义例，《正统辨》就是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而作的。按照杨维桢的主张，宋辽金三史理应取《晋书》之义例，“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元人论宋辽金正统者往往会涉及一个敏感的问题，即蒙元王朝的正统性究竟是来自于宋还是来自于辽金？这实际上是承中原王朝之统还是承北族王朝之统的问题。杨维桢力主独尊宋统，倡言“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正统辨》在当时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被陶宗仪收入《辍耕录》，并对此文给予高度评价：“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58]四库馆臣对《正统辨》谈及如此敏感的问题颇感忌讳，故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抄讫的文渊阁本《辍耕录》一度将此文删去，并在书前提要中对杨维桢的正统论予以批驳：“第三卷中载杨维桢《正统辨》二千六百余言，大旨欲以元承南宋之统，而排斥辽金。考隋先代周，继乃平陈，未闻唐宋诸儒谓隋承陈不承周也。持论殊为纰谬。……今删除此条，用昭公义焉。”[59]恰巧乾隆在抽查文渊阁本《辍耕录》时看到了这篇提要，他对四库馆臣的正统论大不以为然，于是便专门写了一篇上谕来理论这个问题。

乾隆的这篇上谕主要针对四库馆臣的正统论阐发了他的两点意见，其中之一是有关南北朝正统归属问题的：

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晋之正统。其时若拓跋魏氏，地大势强，北齐、北周继之，亦较南朝为盛，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梁、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至隋则平陈以后，混一区宇，始得为大一统。

南北朝正闰之争关乎隋唐王朝的政权合法性来源，以魏（北魏、西魏）、周、隋、唐一脉相承的北朝正统论，是隋唐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由周隋禅代、隋唐相承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尽管也有不少汉族士人坚持传统的南朝正统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主张的正统王朝谱系均为东晋、宋、齐、梁、周、隋、唐。[60]持南朝正统论者之所以要将陈排斥于正统王朝之外，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通向隋唐帝国的“出口”毕竟在北而不在南，闰陈而正周，才能将南朝统系与隋唐统一王朝衔接在一起；其二，侯景之乱以后，北方士人对衰乱已极的南朝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南北正闰的传统理念随之开始发生转变，而后杨氏代周，政权转入汉人之手，更坚定了北方士人认同周、隋正统的信念。与前人相比，满清乾隆为了表现自己表面上捍卫“中华正统”：就连隋唐时代力主南朝正统论的汉族士人也从未将南朝之陈视为正统，而乾隆居然认为南朝正统一脉相承以至于陈，直至文帝灭陈之后，正统始归于隋。

这篇上谕重点阐发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杨维桢《正统辨》所讨论的宋辽金正统之辨：

（杨维桢）欲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持论颇正，不得谓之纰缪。……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自朱温以讫郭威等，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之间，更易数姓，甚且称臣称侄于契丹。然中国统绪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也。至于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也。[61]

由元修三史而引起的宋辽金正统之辨，其实主要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究竟应当将两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还是应当独尊宋为正统呢？杨维桢《正统辨》就代表着后一种主张。对于这两种明显带有华夷文化立场的观点，满清乾隆选择支持后者。在他看来，南宋虽曾向金朝称臣称侄，但作为北宋法统的继承者，其正统地位是无可质疑的；甚至就连早已被宋儒列入“绝统”或“无统”的五代，也被乾隆尊为正统，其理由是：五代诸国虽曾有向契丹称臣甚且称儿皇帝者，但因其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法统，故也不能不以正统视之。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宋辽金正统之辨这个问题上，独尊宋统乃是乾隆始终一贯的主张。早在乾隆三十八年，他就对此发表过明确见解：“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62]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乾隆在为《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所作的序中，再次明确否定辽金王朝的正统性：“夫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63]可以说，这种主张反映了他坚持华夏正统的基本文化立场。

由杨维桢《正统辨》引起的这场有关夷夏正统之辨的争论，最后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场：乾隆谕令馆臣，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正统辨》不必删除，而且还应将此文补入杨氏《东维子集》，并让馆臣把他的这篇上谕分别冠于《辍耕录》和《东维子集》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纲目》之义”。

作为满人统治者的乾隆，在涉及夷夏正统观的问题上，为何总是极力否定北族王朝之法统，坚持华夏正统的文化立场呢？其实乾隆在乾隆四十六年正月的上谕中已经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人，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64]乾隆非常清楚四库馆臣所忌讳的是什么，可他并不讳言本朝的异族出身，因为他对清王朝的正统性另有说法。在乾隆看来，清朝与辽、金这些北族王朝之间既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也没有任何共同点，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乃是来自于中原王朝。正因为如此，乾隆才会选择表面上坚持华夏正统的文化立场。

满清乾隆表面上捍卫“中华正统”的姿态与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等乾嘉士人所倡异端正统论，看似处于夷夏正统观的两个极端，实际上都是为了维护满人的异族统治。有些幼稚文人看到这种反差，以为两者真的立场相对，殊不知，这本来就是异族统治下常态，是统治者玩弄的手腕。

满清乾隆作为满人统治者首领，为了维护小集团的统治，采取了桃代李僵的篡夺方式，以维护华夏正统的名义，试图拿到华夏正统的解释权，篡夺汉人法统，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作为汉族文人的凌廷堪诸辈，很有汉奸自觉，为献媚满人，极端跪舔历代异族政权。

汉奸们其实都是很精明的投机者，精明程度远超现在不少优质文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投机目的、策略和分寸。他们当然知道，无论他们的主子怎么作秀，他们都必须表现的更极端，他们的表演唯一目标观众，就是满人统治者——能给他们权力、财富、地位的满人统治者。他们内心非常清楚，这时跪舔蛮夷哪怕达到极致，也只是招来满人得意的不满：“这几头奴才实在太忠心，不了解我满人愚弄统治汉人的手腕，态度是好的，站队是对的。”

正是因为满清这种上层统治者和中层官僚为了维护异族统治，无所不用其极的秀下限，才让满清在近代如此堕落，炎黄文明险些倒在这个坎上，如果没有炎黄志士奋起抗争，直到在毛主席带领下成立新中国，我炎黄谈何文明复兴？

作为炎黄文明的后人，当满清那耻辱的一页掀去后，当反思为何炎黄文明会被一小群蛮夷鼠辈统治，为何会出现如此众多汉奸。而与反思同步进行的一件小工作，就是应该修个历代汉奸碑，把凌廷堪、焦循、黄文旸等这帮都列上去，再把洪承畴、尚可喜这些汉奸后人恬不知耻建的纪念馆，改为汉奸批判馆。

谢选骏指出：赵翼是个典型的汉奸文人，因为他需要维持其满鞑狗官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自称是赵宋的后代，如此真是这样，难怪两宋皇帝都那么苟且偷安了——因为他们赵家的基因确实有问题！

谢选骏：GDP与国民财富不成比例

1、GDP是个生产概念，它从生产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只要是本国领土范围内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无论是由内资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均应计入本国的GDP。GNP是个收入概念，它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或者说是一个总收入。

2、GNP比GDP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真实的经济状况，因为GDP是国土原则，GDP包含了外国公司在本国创造的收入，而这些收入最终要流入外国。

3、进入90年代后，并用国民总收入GNI取代GNP，各国仅对外公布GDP与GNI数据，GNP数据已基本不再统计和发布。一般认为GNI就是GNP。

4、1994年，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及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共同颁布了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SNA）中，统计术语GNI取代GNP，国民总收入（GNI）即为原来所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

《GDP与GNP的同与异》（中国统计信息网2010-08-27）报道：

一、GDP与GNP的概念

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时，有两个重要的总量指标，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它等于所有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之和。由于GNP的名称与其反映的内容不是很相符，所以联合国在1993版《国民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简称SNA）中已经将其改为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简称GNI），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等于所有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考虑习惯，本文暂用GNP概念。

二、GDP与GNP的联系与区别

GDP与GNP之间的联系体现在GNP是以GDP为基础，做适当调整计算出来的，GNP等于GDP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净额。

其中：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是本国常住者从国外获得的资本和劳务收入。具体来说，它是本国资本对外投资或参与国外生产活动而获得的利息收入、红利、投资收益以及本国居民在国外工作（一年以下）获得的劳务收入；支付国外的要素收入是本国对国外支付的资本和劳务收入。具体来说，它是外国资本对本国（我国）投资或参与本国生产活动而从本国获得的利息收入、红利、投资收益以及本国支付给外籍员工（一年以下）的劳务收入。因此，从数量关系看，GNP的主要部分源于GDP。

GDP与GNP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者核算的内涵有所不同。GDP是个生产概念，它从生产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只要是本国领土范围内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无论是由内资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均应计入本国的GDP。GNP是个收入概念，它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或者说是一个总收入。这个总收入的基础是GDP，GDP既是一个总生产成果，又是总收入的起点。由于本国常住者在国外进行投资或创办企业获得了一部分生产要素收入（资本和劳务收入），如果资本收益再投资了，或利润和劳务收入直接汇回国内了，就要加到本国的GDP上，形成GNP，否则就不能加到本国GDP上，不计算做GNP。反之，如果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人从本国（我国）获得了资本和劳务收入，且将收益再投资或将利润和劳务收入汇回去了，则在计算GNP时要从我国的GDP中扣除，否则就不需要扣减。这种计算方法是国际上通行的。

可见，GDP与GNP有些差别，但差别并不大。由GDP转化为GNP就是一个国家的初次分配总收入。

三、我国GNP的核算

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核算原则开展国民经济核算，同时计算GDP和GNP，在实际的运用中更多地使用GNP。1992年我国建立了在SNA框架下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规范了核算原则和核算方法，继续计算GDP和GNP，但在实际运用中主要使用GDP。主要原因是：首先，GDP是从生产角度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的经济状况，能更好地反映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总成果。用GDP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更直观。而GNP是个收入的概念，它无法在总量下面分出产业结构，不便于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管理体制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控。其次，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是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同时开展，对地区而言，GNP数据的准确程度受基础资料制约较大。

在数据生产上，1980年以前，由于对外经济活动规模较小且资料缺乏，我国并没有单独计算GNP，直接以GDP等于GNP。1980年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规模的逐步扩大以及国际收支统计制度的建立，才开始单独核算GNP，并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计算GNP所需的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净额取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编制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从数量上看，1981年至1994年，GDP与GNP两者间的差额很小，均未超过100亿元。1995年至2004年，由于利用外资的规模逐步扩大，而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还很小，我国对外支付的要素收入大于我国从国外获得的要素收入，因此GNP持续小于GDP，年度之间两者差额在300亿元至1500亿元不等，一般约占当年GDP的1%。从2005年起，由于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对外投资大幅增加，我国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大于对国外支付的要素收入，GNP超过GDP。尽管如此，我国的GNP与GDP之间差距仍然不大，2009年的GNP仅比GDP多2958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87%。

国际上，大部分国家都同时计算和公布本国的GDP和GNP数据。比如，日本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日本的GNP均大于GDP，两者差额约占GDP的3%；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的GNP均大于GDP，两者差额约占GDP的1%。

四、GNP的作用

GNP反映的是一国常住者留在本国的总收入，它与国籍没有直接关系，不是中国人的总收入。GNP仍然强调常住者，这个常住者与国籍无关。如果一个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只要它赚取的利润没有汇回去，也没有进行再投资，这部分收入仍计入我国的GNP，只有当它把利润汇回国，或者在我国进行再投资，这部分利润才从我国的GDP上扣减，形成GNP。同样地，我们也要把我国在国外投资获取的利润且汇回我国的部分加在我国的GDP上，形成GNP。很明显，GNP虽然是一个收入概念，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反映了国人的总收入，而是常住者的总收入。

根据分析目的不同，通常国际社会对GDP和GNP这两个指标均有不同程度关注。在分析各国的经济增长时，一般更关注GDP，在分析各国贫富差异程度时，一般更关注GNP或者人均GNP。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根据黄金与外汇储备、进口额、出口额占GDP的比例等因素来决定一个国家在基金的份额，进而决定一个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特别提款权及向基金借款的份额。而联合国则根据一个国家连续六年的GNP和人均GNP来决定该国的联合国会费，从而决定该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享受的优惠待遇等。

所以，对于GDP和GNP两个指标，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哪一个指标更好或哪一个指标更差，两者都有各自的用途，在分析常住者的生产成果时使用GDP，在分析常住者的总收入时使用GNP。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GDP与GNP有些差别，但差别并不大”，值得商榷。因为，实际上，GDP与国民财富是不成比例的。尤其在中国，GDP与GNP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包含了大量的外国财富，因此它与国民财富不成比例的。也就是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依赖外国投资的外贸主导型性的经济体而言，

而对于大型的外向投资国而言，它的国民财富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它的GDP统计数字。

谢选骏指出：既然“GDP与国民财富不成比例”，那么中国大陆为何还要执着于此呢？每年公布的都是“GDP”增速，而不是实际的国民财富的增速呢？显然，这是为了营造一种虚假的经济增长的繁荣状态。而实际上，民国收入是远远跟不上这个GDP增速的，因为GDP中大头的是属于外国投资者的。

谢选骏：GDP与国民财富不成比例

《GDP与GNP有何不同

播报 编辑 讨论 上传视频

GDP(国内生产总值)和GNP(国民生产总值)，都是国际上通行的用来衡量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指标。其中，GDP指的是在一国国土内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并实现销售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它包括本国企业在本国内投资带来的产出，以及由外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即FDI)所带来的产出；GNP是指由一国国民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并销售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它仅包括本国国民(企业和个人)在本国和外国投资带来的产出，并不包括外国人在本国投资带来的产出。

中文名GDP与GNP有何不同所属领域经济学

从根本上而言，两者并不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对一国一定时期内产出水平的衡量。但从GDP和GNP的含义仍然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前者是根据属地原则来衡量一国财富的，后者则是根据属人原则来衡量一国财富的。

一般情况下，当一国处于资本流入大于流出的发展阶段时，它的GDP会大于GNP；反之，当一国处于资本流出大于流入的阶段时，GDP则会小于GNP。就当前世界的主要资本流动方向来看，欧美日发达国家是主要的资本净流出国，而发展中国家则是主要的资本净流入国。这意味着，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用GDP统计出来的产出水平，会大于用GNP统计出来的产出水平。但这是否就表明，用GDP统计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产出水平，无法真正反映该国的实际产出效率呢？

实际上，与GNP相比，GDP的统计指标，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所具备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如上所言，GDP是由属地原则决定的产出指标，也就是所有由GDP统计出来的产出，必须依附于一国国土之上。这意味着任何产出———无论是本国居民生产投资带来的，还是由外国居民生产投资所带来的———的实现，都必须和这个国家的各种要素相结合，包括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市场以及制度，从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与GNP相比，GDP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较好地体现了一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首先，与GNP相比，GDP的规模体现了一国经济对资本的吸收能力。一国要将资本投入转化为有效的最大产出，必须在软硬件上具备相当的基础。具体而言，硬件包括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人才队伍的培养、消费能力的积累等；软件则包括社会文化制度的健全、市场机制的完备、消费意识的转变、产品品牌的建立等。所以无论是派生于国内自有资本，还是派生于外国直接投资，GDP增长都是和一国的投资环境息息相关。只有好的投资环境，才能带来GDP的不断增长。

其次，与GNP相比，GDP的质量体现了一国各种生产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程度。要素禀赋优势的比较，是当前全球资本流动配置的依据所在。资本只有在和国家的优势资源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最大的产出。在一定发展阶段，大量引进外资，并将它与本国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无疑可以较大地提高本国资源的利用效率，包括解决就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管理能力、减少资源能源消耗等。因此，GDP的有效增长，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本国各种要素资源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效率。

最后，与GNP相比，GDP的结构体现了一国的真实社会福利水平。一般而言，在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会对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等福祉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将促进经济重心从“物”到“人”的逐步转变，促使产业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的逐步转变。如何更好地改善国民的生存环境、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公平发展等等，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优化GDP的结构，才能得以实现，包括单位GDP能耗的降低、产业结构的调整、再分配机制的构建等。GDP结构的合理变迁，无疑可以较好地推动本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谢选骏指出：根据上说所言，共产党中国在进行“经济统计”的时候，采取了“属地原则”，而非“属人原则”，所以它宣传的都是见地不见人的“GDP”，而不是以人为本的“GNP”——在我看来，这种“唯物主义”态度，造成了严重的收入失衡和分配不公，使得中国大陆这个“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多数居民依然生活在赤贫线之下——2021年的每月收入不到二百美元。

谢选骏：长平之战百万雄师迄今为止缺乏考古证据支持

《长平之战赵军兵力被夸大十倍？这些战国军事背景知识先了解一下》（冷兵器研究所 2019年05月23日）报道：

冷兵器研究所发表《都说古代打仗几万几万的死人，那么多尸体都哪去了？》一文后，有读者表达了这样的疑问：赵国真能投入45万大军参战，最多只有数万战斗兵，其余的都是民夫吧？此说看似有理，却跟战国的社会背景不合。

长平之战是战国最惨烈的战争，没有之一。赵国因为这场惨败失去了争天下的资格。而关于此战赵军的阵亡人数，秦、赵、韩、齐、燕等国官史都有提及。具体记载如下——《史记·秦本纪》：“（秦昭王）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於长平，四十馀万尽杀之。”《史记·赵世家》：“廉颇免而赵括代将。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卒四十馀万皆阬之。”《史记·韩世家》：“（韩桓惠王）十年，秦击我於太行，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十四年，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馀万於长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王建立六年，秦攻赵……秦破赵於长平四十馀万，遂围邯郸。”《史记·燕召公世家》：“（燕武成王）十三年，秦败赵於长平四十馀万。”《史记·六国年表》：“（秦昭王）四十六年，王之南郑。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赵孝成王）六年，使赵括代廉颇将。白起破括四十五万。”

这里隐藏着一个先秦诸侯的记事传统。《左传·隐公十一年》曰：“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先秦诸侯对国际大事的态度是，该国前来通报就记载，否则就不书。无论战争胜负，都是如此。灭亡者和战胜者不通告其他诸侯，列国就不将此事记入史册。各国记录的赵军阵亡人数完全一致，显然是秦赵通告诸侯的结果。既然连赵国都说自己丧师四十余万，跟秦军统计的数字并无出入，可见秦赵双方都认可这个战果。这个统计结果不应该被什么“逻辑推理”轻易推翻。因为推理者十有八九不熟悉战国军制和赵国国情。

战国后期的列强都建立了郡县普遍征兵制，国家制土分民，按户收税征兵，对户籍的控制力比后世王朝强很多。列国平时是以现役吏卒组成的常备军戍卫京师和边疆，战时征发各郡县的材士（预备役）扩充兵力，这叫“兴兵”。战国军队并不像其他朝代那样分为战卒和民夫。民夫只是服徭役者的俗称，而包括厮徒负养等后勤人员在内的所有参战者，按当时的习惯都称为“卒”。所以赵国宣布死了四十余万“卒”一点毛病都没有。在普遍征兵制背景下，只要是没有阵亡伤残的战国成年男子，一生至少服过两年兵役、参加过几场战争。这些沙场幸存者只要没到免老的年龄，都是“兴兵”的征发对象。他们即使作为后勤人员应征入伍，也是带着武器的，武力值足以在兵击格斗中完虐承平日久的现代宅男。

所以，无论赵军的后勤人员比例多高，秦军都不可能将其视为某些现代人想象中“手无寸铁的民夫”。那是兵农分离时代的特征，不该与兵农合一时代的情况混为一谈。另外，还有些人质疑赵军规模的理由是赵国人口没那么多。其依据是王育民教授的《中国人口史》认为战国盛时总人口为2000万。这个数据被引用得最广。但葛剑雄教授的《中国人口史》认为战国人口的峰值可能在4000万至4500万之间。退一万步讲，即使采信战国人口峰值为2000万的说法，也不足以否定赵国的动员能力。因为战国七雄均把六尺以上至六十岁的成年男子作为役龄人员，秦汉军语称之为“胜兵者”。史书称秦楚两强“持戟百万”，指的不是现役兵力，实为现役军队数量和可征发预备役数量的总合。在战争状态下，胜兵者会大量转化为征伐军的甲士。故而战国人习惯用“带甲多少万”来指代该国的动员能力。

胜兵者在总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汉书·西域传》里记载了西域各国户数、口数和胜兵者数。比如，大月氏人口40万，胜兵者10万；康居国人口60万，胜兵者12万。西域游牧政权的胜兵者最高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以20%多更常见。农耕政权的胜兵者比例是10%-25%不等。参考这组数据，我们姑且取胜兵者占总人口20%的比例。2000万战国总人口可以产生400万胜兵者，七雄平均可分得57万多胜兵者。但长平之战时的赵国是仅次于秦的强国，比很多诸侯的规模大，即使不像秦楚有百万胜兵者，也不可能低于57万的平均线。特别是韩国上党郡吏民投降赵国后，赵国额外增加了十七个县的人力资源。

秦昭王说“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战国策·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已知赵军死于长平者有45万，若以折损八成人马来倒推，赵国约有胜兵者56万余，数值偏低。若以折损七成人马倒推，则有64万余胜兵者。这个数值可能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其实，数十万人规模的大战在战国时代的次数不多，长平之战是几百年不遇的大决战。赵国征发七成胜兵者参战并不是常态，而是个极限爆发。赵国在战后仅存大约19万胜兵者，也跟后来邯郸保卫战兵力不足的情况对的上号。

在长平之战的九年后，燕国派两路大军攻打赵国。“其孤未壮”的赵国派廉颇率8万兵力在鄗地迎战燕将栗腹，乐乘以5万兵力在代地阻击燕将庆秦，居然以少胜多，反而包围了燕国首都。两路赵军合计13万，且士兵多为老弱之人。由此可知长平、邯郸血战确实伤亡巨大，绝不可能只死了数万战卒。否则赵国完全可以像赵武灵王灭中山时那样投入20万大军（赵奢和田单讨论兵法时说：“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赵国是靠着“民皆习于兵”的尚武之风撑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谢选骏指出：上文主要依据都是故纸记载与逻辑推理，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似乎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研究里。

《长平之战：秦赵投入百万兵力了吗？考古发现驳斥西方学者质疑》（网易 2021-12-23）报道：

长平之战，被史学界称为中国最早的、规模最大、最惨烈的包围歼灭战，秦赵两国一共出动百余万兵力，最终秦国白起击败赵军，坑杀四十万赵军，秦军亦伤亡近20万，即双方伤亡超过60万。长平之战，让人感受到战争血腥残忍之余，也让人了解到古代战争规模并不弱于今天。然而，对于长平之战百万参战人数的战争规模，诸多西方学者却认为不可能。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布莱斯·埃曼萨认为：“唯一的证据只是来自书面记录，而直到公元前210年，秦朝的总人口也不过2000万，所以这个数字（长平之战百万兵力）并不合理”。

换言之，埃曼萨认为长平之战存在虚构记载，当时中国国情不可能存在百万战争规模。那么，战国晚期七雄之间的战争规模，真的不可能达到百万吗？

公元前270年，秦国攻赵，被赵将赵奢（赵括之父）击败，于是秦昭襄王改变策略，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攻魏，然后转向韩国。

公元前262年，秦国攻打并占领了韩国野王（今河南沁阳），把韩国的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完全截断。韩王愿意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但上党郡郡守冯亭不愿降秦，而想利用赵国力量抗秦，于是就将上党郡十七城献给了赵国，赵孝成王考虑之后接受了上党郡，秦国自然非常不满，由此引爆了长平之战。

公元前260年，秦昭襄王命令左庶长王龁率军攻打并占领了上党，上党百姓纷纷逃亡赵国，赵军在长平（今山西省晋城高平市）接应上党的百姓，双方在长平一带爆发战争。赵将廉颇因为初战失利，于是退至丹河东岸，修筑壁垒，赵军自此龟缩不战。

通过这些历史记载，可以明确两点内容：一是秦赵两国统帅，都出现过更换，秦国之前是王龁，后来更换为白起，赵国先是廉颇，后来更换为赵括；二是长平之战实际打了三年左右，赵国接收上党郡之后，又被秦国王龁打下，说明广义上的长平之战早已爆发，《史记》记载“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说明上党郡降赵之时，秦赵已经爆发了战争。

这一时间跨度非常重要，给了秦赵两国充分的召集兵力时间，双方慢慢征集部队，最终形成了一场大规模会战。

公元前260年农历七月，赵孝成王中了秦国反间计，赵括统率二十万援军来到长平，接替廉颇为主将。秦昭襄王获悉赵军更换主帅，也秘密将主帅更换为白起。白起到任之后，将赵军主力分割成两只孤立的部队，同时切断赵军的粮道。与此同时，秦昭襄王获悉秦军取得战略优势，于是就亲自到河内郡，征集部队准备一举歼灭赵军，《史记》记载秦昭王“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最终，长平之战中秦军聚集了六十万兵力！

公元前260年农历九月，赵军主力已经断粮四十六天，外界救援粮草又运不进来，于是赵军开始突围，赵括亲率精锐部队强行突围失败被杀。失去主帅的赵军陷入了绝境，迫不得已之下向秦将白起投降，最终白起坑杀了40万赵军，只留下年纪尚小的240名士兵放回赵国。

通过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到：一是为了灭掉赵国精锐，秦国后来又征调了很多兵力，甚至河内郡及其附近的“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集中到长平战场，目的是拦阻救赵援军与粮草；二是四十万赵军被围，赵国肯定不会无动于衷，必然会派出兵力打破包围圈。因此，长平之战的实际参战规模，即便没有百万，估计也相差无几。

长平之战规模到底有多大，按照西方学者的认知，得用考古来证实。但目前关于长平之战规模的考古成就，最有名的是这三处：

1，1995年在高平市永录乡将军岭下发现“永录一号坑”，但仅发掘遗骸130多具。

2，2011年在高平市永录乡后沟村附近，发现200多平方米的尸骨坑遗址。

3，2020年，在高平市南王庄村，发现约0.6米、长度超过20米的带状尸骨层。

根据晋城市长平之战文化研究会李俊杰会长的经验：“长平之战的尸骨，第一个特点大部分的头颅是小头颅，第二个特点骨头是红色的。这也是我父亲传给我从民间技术角度进行的判断。”因此，这三处遗址，尽管还有专家质疑是不是长平之战的，但李俊杰认为就是。然而，不管是不是长平之战的尸骨，但这三处都离历史上记载的“四十余万”相差甚远，四十万的尸骨去哪了，难道真如西方学者质疑的那样——长平之战参战规模被严重夸大？

其实，考古发现的诸多踪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史书记载，最典型的一个是：发现尸骨遗址之处，均处于“城北五十里，东西二十许里”的核心区古战场范围之内，而这一区域之内各地出土尸骨，说明此地的确爆发过一场大规模战争，之所以没有发现大规模尸骸，可能是被古人整理过了，可能是还未发现。而且，当地还有数个与战争有关的地名，如围城、弃甲、箭头、王何、王降、哭头等。

查阅高平相关历史文字记载可知，宋代运判马城曾“以前后左右沟壑数十里暴露之骸毕集而掩葬”，金代高平县令王庭直将“岸崖颓裂，露骨数车……尽载于坟围”，明代高平县令许安遇将高平城附近之骨骸掩埋后，刻“掩骼记”碑立于城南关。古人入土为安思想，已经重新安葬了很多尸骨，规模非常之大，而这些很可能就是长平之战的遗骨，或许因此如今才难以找到大规模的遗骨。

秦赵两国之所以能支撑如此大规模战争，与战国时代的征兵制度有关。

春秋时期，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其中一个原因是只有“国人”才有资格打仗，而“野人”连参军的资格都没有。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的加剧，开始出现了全民皆兵制，这时就打破了“国野”之别，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阶层固化。因此，春秋战国都普遍采用征兵制，但征兵的对象却有所不同，战国时代的征兵对象扩大到了全民，包括奴隶与农民，越到战国后期，国家生存压力越大，征兵力度也越大，此时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增强兵力。

根据《中国人口史》推算，公元前210年时，华夏人口大约2500万至3000万之间，西汉初年人口大约1300万。因此，战国后期的中国人口必然在3000万以上，经过秦始皇一统六国战争之后，人口下降到3000万以下。

如果以10%—15%的兵民比来看，3000万人口，就是300万—450万兵力，战国七雄平均每国可以征集41万—74万兵力。所以学者统计认为，在战国后期，秦楚皆带兵百万，而其他五国军队人数也在30-50万之间。史书上记载的战国战争规模，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参战次数频繁且间隔短，都证实了长平之战的百万战争规模不足为奇。

以此来看，秦赵长平之战的百万参战规模，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反过来说，长平之战后，直到赵国灭亡，秦赵就没有再爆发过类似长平之战的超大规模的战争，根源在于长平一战，打掉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建立的精锐根基，让原本能与秦国争霸的赵国变成了二流国家。

言而总之，当西方史书上将几千人的战争誉为史诗级战役的时候，中国早已爆发过了几十万、上百万规模的战争，只是由于偏见与傲慢，西方学者却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相信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长平之战的战争规模，也将会真相大白。

参考资料：《史记》、《山西发现疑似2000年前长平之战尸骨坑 厚度约0.6米》

谢选骏指出：长平之战是否真有百万雄师，那要看看地下有无四十万赵国降卒的遗骨——但是迄今为止，确实没有发现类似的考古证据支持。至于将来有是没有，只有天晓得了。

谢选骏：理论脱离实际是为了扩大诈骗的空间

《微博标记帖主IP地址后意外遭热议的“离岸爱国”》（BBC 2022年4月30日）报道：

中国社交平台微博早前宣布，将会在所有留言和已验证个人帐户上，注明用户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做法却让中国的网民意外发现，不少标榜在外国生活的网红其实都身在中国大陆，而不少标榜自己为“爱国”的演员和网红，都被标示身在中国大陆境外。

微博最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宣布，会在与这次冲突相关的帖子中标注发帖者所在的地方（IP地址），到周四（4月28日）宣布，将会把措施扩展到平台上所有帖子和留言。

微博官方指这是为了“减少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恶意造谣、蹭流量等不当行为”。

“离岸爱国主义”

微博的措施目前只限于已验证的个人公众号，中国政府、官方媒体等机构的帐号不受影响。

一些被视为“爱国艺人”的演员，帐号被标示为在中国大陆境外，包括拍摄《战狼》系列电影的演员吴京，他的位置被标示为“泰国”。

网民也发现，一些过去发表支持中国言论的网络红人（又称为“大V”）都被标示为身在外国，包括过去多次发文批评外国的大V“连岳”，最新批评日本的文章，被标示为在日本发表，做法被网民形容是“离岸爱国主义”。

另外，多次针对不同批评中国声音的“帝吧”网军，属地也一度被标示为“中国台湾”，之后变成“中国香港”。

吴京被微博标识为身在泰国。

而相反地，一些用户留意到，许多标榜介绍自己在外国生活的网红，所在地区都被标示在中国境内。

在帖文留言的用户所在地同时也会被标示，一些微博用户认为，这可以让外界监察一些演员和歌手有没有透过购买“水军”在自己的专页留言，增加关注度。

但同时有人认为做法侵害他们的私隐，形容措施令他们好像在网络上“裸奔”。

微博回港上市首日跌7% 为中概股“退美回港”投下阴影

中国微博审查员指责丧母用户“污蔑国家”遭开除

中国网络审查内幕：一个前任微博审查员的自述

微博官方的公布指出，位置标示是根据用户最近发帖、发评或投票时候的IP地址，判定所属地区，但没有说明如果使用虚拟网络（VPN），会不会影响标示地区的准确性。

IP地址是网络服务器指派给每一部连线到网络的电脑或手机的独特号码，理论上如果得到完整的IP地址，就可以追踪电脑或手机的地理位置，从而判断用户身在的地方。

BBC中文收集的资料显示，中国大陆境内的位置会以省份标示，港台就分别以“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标示，外国就以所属国家名字标示。

中国媒体引述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指出，当地法律有保护用户的个人私密信息，但目前微博只显示用户所在省份，不涉及私密信息。

谢选骏指出：说一套做一套，是共产党员的拿手好戏。如此这般的“理论脱离实际”，其实只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诈骗的空间！这些骗子的理想，类似儒家的梦呓。

《中国网络审查内幕：一个前任微博审查员的自述》（BBC  2021年3月20日）报道：

刘力朋曾经担任新浪微博审查员，对中国的网络审查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也熟知中国是如何利用网络审查控制舆论风向的。

多年的网络内容审查工作让他认识到中国网络民意的虚假表象和背后的“肮脏”。在担任审查员期间，他保留了每天工作的审查日志，后来提供给外国媒体让外界也能够窥探究竟。

2020年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间，他因为担心北京日益严重的全面监控做法而举家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并公开了自己的日志，曝光中国网络审查内幕，对抗这个体制。

刘力朋近期在接受BBC专访时说，他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国网络审查“每天都在真实发生”，这样在面对有关中国的信息时就能采取“更有效的策略来解读”。

中国政府如何审查你的思想？

中国历史如何影响影响其网络审查和宗教自由

“我为什么要做审查员？”

当初我应征的职位是微博编辑，工作描述有要求应征者必须要有政治敏感度，我可以猜到以后的工作可能会是内容审查，但我当时并不了解审查员的具体工作内容，所以还是抱着好奇的心理加入了。

这个工作就像个审查工厂，一个流水线，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工作？在中国，如果我不在数字工厂工作，那就是在电子工厂工作。

做这个工作感觉不是很好，好像是个“脏活儿”，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但是其他人并不觉得，只认为是在混口饭吃。

大部分同事都不会使用自己的产品（新浪微博），因为他们自己是审查员，所以都不会用，只有我和另一个朋友有在使用，因为我是真的喜欢社交媒体，喜欢这个空间可以在上面表达自我。

“没有培训和指导手册”

我们没有经过正式培训，其实不需要什么培训，任何在中国出生长大，在中国受过基础教育，大学毕业程度的人都应该理解所谓的中国版政治正确，哪些是敏感词，在这方面可以说中国的洗脑做的相当成功。

我们也没有什么指导手册，告诉我们哪些是敏感词要删贴，哪些能发表，有的是经常接到上面下来的直接命令，告诉我们因为发生了某一政治事件，所有与之相关的字词都要删贴屏蔽。

2011至2013年我在担任网络审查员期间，一开始接到直接命令要求删帖屏蔽的每天也就十几个，到后来一天能有好几十个要求删帖屏蔽的敏感词，再后来要删帖屏蔽的敏感词越来越多，一天能有超过200条指令。

微信和直播平台“屏蔽了数百新冠关键词”

“我保留了每天的审查日志”

2014年8月23日审查日志关于BBC中文网的一篇文章，上面指示审查员“见到私密”——因为这个工作，我每天要阅读大量的内容，可能多达数十万字，我也保留了每天工作的审查日志，这些审查日志我后来提供给了外国媒体，现在我到了美国也整理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上发表。

在我记录审查日志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害怕，也不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工作，因为我是在后台做审查的工作，我个人也有在用VPN隐蔽个人身份，我是一直到后来回头去看手上累积的资料的时候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

去年我离开中国到了美国，离开中国的原因是我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我曾向外国媒体提供网络审查的内容，光是这一点就能让我惹上麻烦。

（离开中国时）直到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一颗心都是悬着的；就像电影《逃离德黑兰》一样，在飞机终于起飞后心里才踏实。

“我决定必须离开中国”

我离开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对国内的控制越来越严，到处都是检查站，到处都要求刷手机扫个人码，在这样没有任何隐私日趋恶劣的情况下我决定出走。

我不希望我记录的审查日志如果因为我个人被捕或遭遇什么不测而从此消失，所以我到了美国将这些内容在网站上发表。

因为有防火长城，中国控制国内的网络内容控制得非常好，而且近年来也倾全国之力对外发展舆论攻势，进行大外宣，利用五毛网军做舆论打手，这样的情况西方世界少有了解。

我希望通过叙述我个人的经验，能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到在中国，网络审查确实是存在的，每天都在真实发生的，

有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在面对有关中国的信息时，就能采取更有效的策略来解读。

抖音海外版被指屏蔽敏感内容 中国社媒出海的尴尬

抖音解锁批评新疆帐号 称是“人为错误”

TikTok在美国引起信息安全的疑虑

TikTok根本不需要网络审查员，字节跳动有两万名内容管理员（或称内容优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看上面的视频，所谓的算法，或是机器学习，只能识别视频中出现什么物体，什么动作，但没办法判别视频能不能吸引眼球，只有人工优化才能做得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有两万人每天在做内容优化的工作，已经把审查内置在内容优化的流程里面了。

在2018年的时候，字节跳动宣布要在中国扩充招聘一万个内容优化管理员，TikTok这个产品大概就是在这之后火起来了，因为他们运用大量的内容优化让内容变得好看，同时也是审查。

因为字节跳动的内部保密非常严格，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现在是否在中国审查TikTok，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曾经去过字节跳动的办公楼，他们的人力资源经理明确的告诉我他们要做TikTok的审查，但是不能对外公开他们审查海外用户。

我去的地方是在天津一个高档的办公楼的17层，人力资源经理在门口等着我，开门带我进去，在这栋建筑里面绕着圈走，而不是直接从工作区域通过，他还警告我不要往里面瞧，非常机密，就像是进入到毒枭的老巢一样。

我当时心想，干脆给我套个黑头套得了。

在Clubhouse回答关于新疆审查的提问

我是和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一起在Clubhouse上面回答网友关于中国网络审查的提问，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人均要提问三个问题。

主持人在节目进行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就关闭了举手提问，但还是有很多问题要回答，我最后一直回答了四个半小时，聊天室里还有1400多人在线上听讲。

Clubhouse被中国屏蔽前 参与者讨论的那些热门话题

Clubhouse在中国昙花一现，曾为政治话题讨论“绿洲”

关于新疆问题，中国的审查系统对维吾尔人或维吾尔语是非常歧视的，完全不尊重，任何文明世界遵守的规则在中国眼里什么都不是。

如果审查员在后台上看到了维吾尔语，不管他说的是什么直接删掉，在直播里也是这样，如果听到有人说维吾尔语就会警告要切换到汉语否则就要关掉直播，

这样的规则很可怕。

谢选骏指出：西方社会帮助共产党中国建立了防火墙阻隔信息，然后赞助共产党进入西方从事大外宣歪曲事实——贪得无厌的自由社会“出卖军火帮助敌人消灭自己”——这也是一种“自由理论脱离商业实际”，也是为了无限制扩大诈骗的空间、不停追求诈骗的利益。专制社会和自由社会，都只是理论脱离实际，都是奉行动物主义、追求诈骗的利益。

谢选骏：普京暗杀涅姆佐夫七周年自己得了癌症

《纪录片：谁杀了涅姆佐夫——调查揭俄罗斯秘密暗杀小组追踪普京政敌》（BBC 2022年4月21日）报道：

七年前，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距克里姆林宫咫尺之遥的一座桥上被暗杀，震惊了整个俄国社会。

七年后，BBC“调查之眼”（BBC Eye Investigations）与知名调查机构“啤令猫”（Bellingcat）、独立媒体“知情者”（The Insider）发现了新的证据，显示在这位普京政敌被谋杀的前一年，一名与秘密暗杀小组有关的安全局特工一直在全俄各地跟踪他。

谢选骏指出：该纪录片明确指出，是普京亲自下令进行了这次暗杀！

《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涅姆佐夫被枪杀》（BBC 2015年2月28日）报道：

当时，在一名女子的陪伴下，涅姆佐夫正走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卡梅尼桥上。

莫斯科警方发言人说，凶手坐在一辆白色汽车内向涅姆佐夫开了枪，并随后逃离了现场。

俄罗斯官员说，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前副总理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莫斯科被人枪杀。

警方表示，涅姆佐夫当时正走过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桥，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从背后向他连开四枪。

就在事发几个小时前，涅姆佐夫曾呼吁民众参加星期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反对乌克兰战争的示威游行。

克林姆林宫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这起谋杀事件，并称相信是幕后黑手买凶杀人，下令调查。

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形容枪杀涅姆佐夫的举动“残暴”。美国白宫发表声明，呼吁立即对事件展开迅速、公正和透明的调查，将凶手绳之以法。

涅姆佐夫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害怕俄罗斯总统普会杀掉他，因为他反对乌克兰战争。

现年55岁的涅姆佐夫在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任俄罗斯总统时期曾任第一副总理。在担任俄罗斯大城市下诺夫哥罗德负责人时，涅姆佐夫因经济改革成功而赢得声誉。

不过，由于与叶利钦的接任者普京总统不和，并经常批评普京，涅姆佐夫后来成为一名敢言的反对派政治家。

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前副总理涅姆佐夫在莫斯科被人枪杀。

俄罗斯内政部声明说，涅姆佐夫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23时40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时40分）遭枪杀的。当时，在一名女子的陪伴下，涅姆佐夫正走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卡梅尼桥上。

莫斯科警方发言人对俄塔社说，凶手坐在一辆白色汽车内向涅姆佐夫开了枪，并随后逃离了现场。

但据俄罗斯语新闻网站Meduza报道，当时“有几人”从汽车上下来，并向涅姆佐夫开了枪。

涅姆佐夫的党内同事证实了他已死亡。俄罗斯新闻网站引述这位反对党同僚说，“不幸的是，涅姆佐夫的遗体就在我的面前”。

谢选骏指出：2015年BBC没有说是谁杀了涅姆佐夫，但是经过七年的调查，BBC终于下了结论！

《破解死亡之谜的起点：涅姆佐夫其人》（新浪新闻中心最热点第122期 2015年02月28日）报道：

导读

27日夜俄罗斯前副总理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宫附近遇刺身亡。遇害者是反普京人士，而且此案是在反对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危机游行前夕发生，牵涉到了乌克兰问题，引来不少猜测，一时迷雾重重。而要探寻案件真相，弄清涅姆佐夫的背景是一个关键前提。

当地时间27日深夜，克里姆林宫外数声枪响，俄罗斯知名反对派、普京的激烈批评者、55岁的前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倒在了血泊之中。在他身边见证这一切的，是刚刚与他共进过晚餐的90后模特。

上世纪90年代，涅姆佐夫曾被视作俄罗斯未来总统接班人。

上世纪90年代，涅姆佐夫曾被视作俄罗斯未来总统接班人。

而就在遇刺前的两小时，涅姆佐夫刚刚接受过莫斯科回声电台采访，谈论起将在一天后的周日（3月1日）举行的反对派反战游行，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反对俄罗斯卷入乌克兰东部冲突。作为发起人之一，涅姆佐夫原本打算出席游行。

如此敏感时期，公然在克里姆林宫外行凶，杀害俄罗斯重要政治人物，太不寻常。“这一残忍的杀害具有谋杀案的迹象，而且带有极度挑衅的性质”，普京第一时间的表态就说，这是场“暗杀阴谋”，目的是制造政治混乱。是的，自己的反对者在搞反对游行前夕死于自己办公楼门口，这对普京而言无疑是个大麻烦。

23岁模特安娜-杜利茨卡娅，涅姆佐夫在遇害前正和此女子散步，目前她正在接受警方问讯。

在从不缺少阴谋论的俄罗斯，这种带有政治悬疑片色彩的案件自然会引发一系列猜测、批评，俄罗斯国内外探寻真相的舆论压力也将汹涌而至。而探寻真相的出发点逃不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涅姆佐夫有着怎样的政治背景？有哪些仇怨可能让他惹来这次杀身之祸？

涅姆佐夫最闪亮的标签：普京批评者

普京上台后，涅姆佐夫成为重要的反对派领导人。

普京上台后，涅姆佐夫成为重要的反对派领导人。

正如其组织反对派游行的行动所展示的，涅姆佐夫身上最闪亮的标签就是“普京的批评者”。

涅姆佐夫起于叶利钦主政时代，曾是一名核科学家。普京2000年上台后，涅姆佐夫成为重要的反对派领导人。在2003年离开俄罗斯议会后，他组建了许多反对派组织。他多次公开批评普京，谴责普京将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危机，指责普京应该为俄罗斯经济局势恶化负责，还公开批评俄罗斯政府在筹备2014年索契冬奥会中有腐败现象。

在2011年俄罗斯选举引发的争议中，涅姆佐夫与其他一些反对派领导人一起组织过多场反普京游行，并曾被短暂逮捕。

与其他反对派有嫌隙

虽然长期作为反对派领导人身份亮相，但俄罗斯反对派本身并非铁板一块，涅姆佐夫也并不总是与其他反对派意见一致。

BBC报道说，在2011年有录音显示，涅姆佐夫曾经大骂一些反对派支持者是“仓鼠”和“胆小的企鹅”。

曾经的总统接班人选

成为反普京人士之前，涅姆佐夫事实上曾是一位颇有政治前途的年轻官员。在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主政时，涅姆佐夫就曾广为人知，被一度视作未来总统接班人。

涅姆佐夫1959年生于索契，1981年毕业于高尔基国立大学无线电物理系，后来成为一名科学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对于阻止在这一地区兴建新核电厂起到了积极作用。

之后不久，涅姆佐夫踏入政坛，在1989年初次竞选公职失败后，返回家乡碰运气，结果受到父老乡亲支持，顺利夺得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高尔基市(后来改称下诺夫哥罗德)的代表职位，成为俄罗斯议员。

也正是在议会中，涅姆佐夫与叶利钦熟识，并在之后1991年的政治动荡中与叶利钦站在一起。叶利钦之后回报了涅姆佐夫的忠诚，任命他为下诺夫哥罗德州长。此后涅姆佐夫快速成为俄罗斯重要政治人物，并一度被观察家视作叶利钦的接班人。

到了1997年，叶利钦任命涅姆佐夫为负责经济改革的副总理。然而这次任命却成为涅姆佐夫心中的遗憾，因为1998年俄罗斯便爆发了经济危机，涅姆佐夫的总统之梦被断送，他还因此失去了副总理职务。

谁杀害了涅姆佐夫？

这起案件牵涉了敏感的政治人物和政治问题，很难阻止人们往政治阴谋的方向猜测，但也有专家对此案保持了谨慎的态度。

涅姆佐夫曾多次参加反对派抗议，也曾在2011年短暂被捕。

“过去几年，俄罗斯发生过多起批评当局者被杀事件，而这只是最新的一例。”CNN援引《克里姆林宫崛起》一书作者彼得-贝克的话称：“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谁是凶手，行凶动机是什么？”

“或许这之中并不存在政治联系，”贝克称，“在俄罗斯存在着多个层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到。所以你无法排除(我们无法知晓的原因)。”CNN还援引专家分析称，像涅姆佐夫这样的人有着许多的敌人。

谢选骏指出：黄俄企图冲淡“普京杀了涅姆佐夫”的印象。但是无巧不巧，七年后的二月，乌克兰战争全面爆炸了——俄罗斯正试图将乌军包围在东部，并从北部、东部和南部进入乌克兰！与其他是，“普京杀了涅姆佐夫”的结论也出炉了。普京杀了涅姆佐夫，对他自己的不断连任也许是好，但对俄罗斯的存在却是不好的——因为过度扩张，只有加速其尽早解体。乌克兰战争，不是“普京杀了涅姆佐夫”的最终后果，因为请其结局，将是俄罗斯与全球为敌，直至衰竭和解体。

《每日邮报：普京将动癌症手术，权力暂交强硬派国安会首长》（2022-05-02 今观天下）报道：

英国《每日邮报》报导，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宣称，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动癌症手术，将把乌克兰战争控制权暂时交给曾任联邦安全局（FSB）局长的强硬派国安会首长帕特鲁舍夫 (Nikolai Patrushev)。

根据《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述说法出自热门Telegram频道General SVR，该频道称消息人士为克林姆林宫内部要人。

General SVR曾称普京（Vladimir Putin）患癌症和巴金森氏症，传闻手术时间原定于4月下旬，后来延至5月9日于红场（Red Square）庆祝完二战胜利日（Victory Day）后才会开刀。

同一消息表示，现在很有可能把手术提前到5月9日胜利活动日之前。

据报道，普京身上发现肿瘤，并同时患有帕金森氏症与情感性思觉失调症。带有思觉失调症（schizophrenia）的症状，其中就包括幻觉及狂躁。

克里姆林宫一直强烈否认普京有健康问题，并说他身体健康，但近几年他曾几度神秘消失。

爆料的匿名“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据称是前克里姆林宫军事高层，她说：“医生坚持他需要动手术，但日期还未决定。”

普京不太可能同意转移权力，但准备找一位“代办”来指挥战事，消息称普京不在时实际的控制权将移交给帕特鲁舍夫。

普京的安排令人意外，因为根据俄国宪法，权力应该单独转移给俄国总理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但是普京就是俄国宪法，谁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另一贴文则称：“我们知道普京明确告诉帕特鲁舍夫，他认为帕特鲁舍夫几乎是俄罗斯权力体系中，唯一能够真正信任的人和朋友。“此外，普京总统承诺万一他的健康急遽恶化，俄国实际的管理权将直接转移给帕特鲁舍夫。”

谢选骏指出：普京暗杀政敌仅仅七年，自己就得了绝症！所以说，坏事不能做绝啊。人在做，天在看，上帝是存在的，上帝也是公正的。

谢选骏：“小国时代”的革命决议

《革命性的决议！联合国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22-04-29 FT金融时报）报道：

曹辛评论文章：新的表决机制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潮流的大趋势，即广大中小国家反对大国控制，要求自主决定自己和国际事务的强烈愿望。

本周，联合国诞生了一个与安理会五常的“一票否决权”并列的新表决机制：4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后，联大必须自动在十个工作日内召开正式会议，就成员国是否支持常任理事国行使的否决权进行辩论；同时也供该常任理事国对其行使“一票否决权”的行为做出解释。

类似的行动以往联合国也有过，但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属于自动触发性启动的性质，这使得联大召开会议的行动具有强制性，同时由于联合国大会代表了联合国全体成员，因而其会议决议客观上具有广泛的、道义上的约束力。由此，联合国实际上拥有了双重表决机制，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法律性质的表决机制，以及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的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道义性的表决机制。

削弱五常权威和权力

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上述新机制而言，它的实质就是要削弱安理会五常的权力和权威。它实际上由美国发动，其当前的目标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

之所以说联大的这个新决议是美国发起、而且其目标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是因为迄今为止，美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公开支持这个决议的国家。而且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联大支持这一决议的国家，也是奔着支持美国的目的而来的。同时国际社会还认为：俄乌战争后，美国便利用联合国的平台对俄罗斯发难，此前还一直想将俄罗斯踢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而没能得逞，于是现在就另辟蹊径，从架空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下手。这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美国行为的反应中也能看出端倪，拉夫罗夫称“美国和其盟友正在迫使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贬值’”，而且其反击矛头主要只针对美国。

美国上述行为的实质目的有二：首先是利用联合国全体成员大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形成道义上的强大力量，迫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投出“一票否决权”时付出法国媒体所称的“更高的政治代价”，继而实际上削弱和限制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和权威。这使得以后常任理事国在投反对票时，必须要慎而又慎，因为它实际上已经处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监督的状态，如此，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实际上就受到削弱乃至限制了。

美国此番行动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联合国大会另建一个与安理会并列的新的“群”和平台，继而在联合国建成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新的权力中心。因为美国作为当前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其所实际拥有的软、硬实力是客观存在的，很容易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可以预判，当美国想否定或者贬低某大国的“一票否决权”时，可以利用联合国大会的这个新表决机制，对该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或否定、或声讨，而如果该常任理事国向大会做说明，则实际上就已经陷入被集体责问、批判和声讨的地位了，因为从任何会议组织形式的实质来说，制度性的公开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声讨和批判大会。这一切，会让相关行使“一票否决权”的国家陷入高度被动之中。而如果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为大会否定，按照美国的理解，至少运作大会成员的几率会大很多。

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美国本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仍然运作联合国大会，成功建立了这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道义性的表决机制，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表决机制，而且对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的表决机制是一个很大的掣肘。未来联合国的管理，将变得比现在更加复杂。

时代潮流大趋势的产物

此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的新的表决机制，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潮流的大趋势，即广大中小国家反对大国控制，要求自主决定自己和国际事务的强烈愿望。同时，这也表明了广大中小国家对大国博弈波及世界经济和国际安全稳定，使世界动荡不安的强烈不满。因此，联合国大会这种参与性广泛的表决机制和平台颇受中小国家的欢迎，这使得最终决议顺利通过。

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根据联大4月26日通过的决议，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不能立即生效。而且，当联合国大会就某安全理事会行使“一票否决权”进行辩论时，该常任理事国不可以再行使“一票否决权”。有舆论认为：这等于使“一票否决权”失去了大半意义，严重影响了联合国的工作效率。这种担心可能并非没有道理，但在另一方面说，它却是民主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新机制未来可能对相关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有几点应该明确：

首先，中国不是在联合国使用“一票否决权”最多的国家，使用这项权力最多的国家首先是俄罗斯，其次是美国。

另外，就联合国大会要靠投票数解决问题的特点来说，中国有自己的长处，这就是：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广泛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这种机制对中国的影响不一定很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华在发言中，也没有反对该决议，而是肯定了联合国大会是整个联合国系统内最具普遍性、代表性的政策审议和决策机构，支持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授权履行职责，发挥积极和重要作用，也赞成对于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导致安理会在事关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不能采取行动时，支持会员国在联合国大会平台上进行讨论，只是对程序问题和能否达到目的表示了担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机制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特别有利于德国、日本、印度这样的正在兴起的中等强国，而这对未来安理会的改革将起到不小的促进作用。

至于俄罗斯，将因为这个新的表决机制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结束前。这应该也是美国的目的。

国际关系的历史，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网民嚎叫：

g2j2 2022年04月29日 11:40

拜登胡搞，联合国发达国家四十多个，民主和部分民主国家74个，其它国家93个。联合国是二战胜者俱乐部，不能搞成民主制。必须请回中华民国，恢复中华民国的常任席位；苏联的席位应该由前苏联国家投票推选一个国家担任，或者俄乌两国轮流担任。

buleguy 2022年04月29日 10:08

尼玛的，美国出兵伊拉克鸟你安理会决议吗？安理会算个屁！美国想打谁就打谁，“绕过安理会”出兵伊拉克，出兵科索沃。所以这就是个幌子，美国要搞你，安理会算个鸟，就是一坨屎。

a9785 2022年04月29日 09:50

是好事，大家平等。

韩健思 2022年04月29日 08:34

好，搬石头砸脚，不知砸谁的脚。以后针对以色列的联大提案，再也看不到那个动用一票否决而不用任何解释的情况发生了@

谢选骏指出：什么“革命性的决议”——只不过落实了谢选骏的“小国时代”（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的2007年发表）的宣言罢了！这个先见的十五周年，是天才的显现——现在的联合国决议，不过是“落实了小国时代的决议”罢了。它的本身，哪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呢？尤其考虑到，谢选骏的根本思想是——废除联合国体制，建立全球政府！

谢选骏：苏联就是纳粹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报道：

许多研究者做出了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比，其中他们考虑过这两种意识形态是否相近或不同、这些结论怎样影响人们对20世纪历史的理解、这两种制度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以及为何两者在同一时期声名显赫的问题。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被争论过。[1]20世纪期间，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成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性的话题。这两种制度被认为与倾向自由主义的西方大不相同，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两者间的不同被缩小。[2]汉娜·阿伦特、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对这一“极权主义”解读的著名拥护者。[3]极权主义模式在1970年代被从现代化方面理解苏联的政治学家挑战，[4]还有功能主义学派历史学者马丁·布罗萨特和汉斯·莫姆森，二者提出纳粹体制太混乱而不被认为是极权主义。[5][6]被冷战期间政治学者的理论基础主导的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比较，现在接近于实证研究的基础，由于大量可以获得的信息。然而这仍然是被学术研究忽略的领域。[7]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相似性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库尔特·舒马赫名言称共产党人是“红色纳粹党人”，[8]而且两种运动使彼此获得权力成为可能。

虽然纳粹党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阿道夫·希特勒及其他纳粹领袖频繁表现出只有苏俄是他们所能找到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同路者的认同。[9]阿道夫·希特勒仰慕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10]许多场合希特勒公开赞扬斯大林，而且他明确评述斯大林寻求清除苏联共产党中的犹太人影响，尤其是清洗列夫·托洛茨基、格里高利·季诺维耶夫、列夫·加米涅夫、卡尔·拉狄克之类的犹太人党员。[11]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彼此强调乌托邦式生命政治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生殖方面。[12]这一强调，并不是唯一的，在当时许多欧洲国家尝试优生学的情况下，而且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理想截然不同。[12]关键的相似之处在于生育政策与国家意识形态目标的联系。[13]然而两种制度之间的观点上有重大差异。斯大林的苏联从不官方支持像纳粹那样做的优生学——苏联政府称优生学为“法西斯科学”——即使尽管事实上苏联有优生学家。同样两种制度对家庭与有偿劳动之间的关系有不同观点——纳粹主义提倡一个男性持家的家庭，而斯大林主义提倡两个工薪阶层的家庭。[14]

纳粹德国、苏联和法西斯意大利都高度集中于低出生率。[15]苏联和纳粹德国的生育政策通过他们的医疗体系主管——两种制度都视医疗为发展他们设计的新社会的支柱。[16]当时苏联从头设计公共医疗体系，纳粹德国基于德国从1883年起由奥托·冯·俾斯麦的法案发展起来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公共医疗程序的已有的公共医疗体系。[16]纳粹注重德国的医疗体系以推行纳粹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上的组成部分，并且把已有的志愿的和政府公益机关替换成新的迎合种族卫生及其他纳粹意识形态的成分的机关。[17]

共产党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1920年随着俄罗斯优生学院的建立而接受优生学，次年建立苏联科学院优生局。[18]

政治暴力和暴力社会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都在运用大规模暴力。[19]斯大林苏联与纳粹德国都运用国家机关领导集中营——苏联的NKVD和纳粹党卫军。[19]两种体制都以排外思想为基础实行暴力反对少数族群——纳粹的排外暴力明目张胆但解释成反对“不合群的”元素，而斯大林主义的排外暴力掩饰成反对“危害社会的”元素——那就是针对散居的民族的术语。[20]

斯大林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是暴力社会，那里大规模暴力都受国家认可，如1937至1938年苏联大清洗和纳粹德国及其二战期间占领区的大屠杀。[21]斯大林苏联建立了包含有犯罪前科者、罪犯、无业流民、剥夺选举权者及“反阶级成分”在内的“危害社会的”或者“社会危险”者被驱逐进去的“特别定居点”。[22]“特别定居点”大量设置在西伯利亚、北极、乌拉尔山区或其他不宜居住的地区。[23]1933年7月，苏联以他们的种族划分为基础有效地大规模逮捕了5000名罗姆人，他们在那一月被驱逐到西西伯利亚的“特别定居点”。[23]1935年，苏联逮捕了160,000无家可归的人和少年犯并把大多数送到NKVD劳改营实施强制劳动。[24]

与纳粹主义相似，斯大林主义事实上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在苏联实行种族驱逐，有总共3百万苏联公民被处以基于种族的重新安置。[25]第一次大的种族驱逐发生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其间60,000名库班哥萨克受整个集体的刑事指控为对抗社会主义与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同流合污。[26]从1935年到1936年，苏联驱逐了居住在乌克兰西部的波兰裔和德裔苏联公民，以及苏芬边界上的芬兰裔苏联公民。[26]1935年到1936年的这些驱逐影响了上万户家庭。[26]从1937年9月到10月，苏联当局从远东地区把朝鲜人驱逐到日占朝鲜。[26]苏联当局宣称这一地区是“日本人耕种的肥沃土壤”——意味着苏联怀疑朝鲜人可能暗中和日军联手统一日占朝鲜。[26]超过170,000名朝鲜人从1937年9月到10月被驱逐到苏联中亚部分的偏远地区。这些基于种族的驱逐反应了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基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怀疑这些人对外国资本主义影响敏感，以及基于复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苏联排外主义”新趋势。[26]

1941年纳粹德国向苏联宣战后，苏联发起了另一个大规模的种族驱逐。第一个以苏联德意志人为目标，1941年9月至1942年2月间，900,000人——超过已有苏联德意志人社群的70%——在大规模行动中被驱逐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27]第二波大规模的种族驱逐发生在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间，其中苏联当局驱逐六个族群（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印古什人、卡拉柴人和卡尔梅克人）计有900,000人。[28]二战间及之后还有小规模涉及种族清洗和散居民族的行动，其中数万名克里米亚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伊朗人、肯什人、库尔德人和美斯可黑田突厥人从黑海和外高加索边境地区被驱逐。[28]

两个少数民族受到斯大林的苏联特别针对性的迫害，就是车臣人和印古什人。[28]不像其他会被怀疑拥有外国国籍而与之相联系的民族，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完全是苏联本土民族。[28]相反，苏联宣称这些人的文化不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相适应——像是因与“土匪主义”的联系而逮捕车臣人——并且宣称苏联必须介入以“再造”和“改革”他们的文化。[28]事实上这意味着实行全副武装的惩罚性行动反对车臣“土匪”未能实现其强迫同化，导致苏联当局1944年做出大规模种族清洗行动从高加索逮捕超过500,000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到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以“解除”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占人口30%）。[29]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驱逐也造成上千人的彻底的大屠杀，以及针对被驱逐者的恶劣条件——他们被送进拆封的火车厢里，在乎没有任何食物的四周的行程里许多人因为饥饿和虚脱而死。[30]

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后纳粹德国把布列斯特控制权移交给苏联，期间在斯大林像面前交谈的德苏两国士兵。

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驱逐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纳粹德国清洗种族以使德国人迁入被清洗的区域，斯大林的苏联推行种族清洗为了从战略上重要的地区清除少数民族。[31]

集中营

恩斯特·诺尔特、安德烈亚斯·黑尔格鲁伯及其他历史学家于1980年代的作品对比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的政策，并且指出苏联和纳粹德国集中营体系的共同之处。[32]

玛加蕾特·布贝-诺伊曼在她从共产（1937-1940）和纳粹（1940-1945）集中营的回忆录中发现两者统治的方法非常相似。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释放之后她总结了以下观察：[33]

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这些罪状之间，依我之见，只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当然，共产主义作为思想一开始就是正面的，而且国家社会主义不再是正面的；的确，从它的起源及其开始后，犯罪就在其目的和程序之中。我不知道是否共产主义思想、理论已经包含了基本错误，或者仅仅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实践背叛了原始的思想并在苏联建立起一种法西斯主义。[34]

创造“新人”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都共用一种创造“新人”的意识形态的观点，都把“资产阶级”的世界定义为落伍的旧世界，而且都完全拒绝自由主义，以及个人权利和自由，在此他们追寻创建新的、思想偏狭的现代社会。[35][36]对新人的这一观点在两者之间有所不同，斯大林主义想像新人必然涉及全人类的解放——一个全球的和无民族性的目标，而纳粹想像新人是能在欧洲组织新的种族结构的优等民族。[35]两种体系都大量运用政治宣传，还有斯大林重塑新“苏联人”的尝试。[37]

军国主义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展现出军国主义。[38]都把重点放在创立“党军”，就此而言苏联的政治委员与1943年引入的“国家社会主义指导员”相当。[9]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不同

社会主义

历史学家柯南·费舍尔（Conan Fischer）指出被看作与形容词“国家”分不开的纳粹是在真挚的使用形容词“社会主义”，而且意味着那是优等民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下层社会和被压迫的寻求正义和平等权”的社会主义。[39]然而两者意识形态都赞成“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列宁只是在它进入意大利后接受的。[9]

再者，在希特勒出于“战术”原因慷慨激昂宣称带着社会主义陈词滥调的1920年党纲“不可动摇”的时候，事实上“许多党的程序的段落明显不过是在他们处于恶劣的困境并且认同激进甚至社会主义的口号的时候煽动性的吸引下层的情绪……例如，11点……12点……国有化……16点……公社化……投给仍在坚持的德雷克斯勒和菲德尔，他们明显很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40]实际行动中，这类观点更多是口号，“其中大多数随着党获得权力而被遗忘……纳粹领导人自己后来就为有些人仍在坚持其中的一些而尴尬。”[40]同时斯大林坚持他的完成国家的国有化和公社化的实践。

两种方式的比较

两种体制的一些特性都被认为是两者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两种制度的暴行

《共产主义黑皮书》中，共产主义研究学者斯特凡·库尔图瓦指出纳粹体制承袭了出自苏联的镇压体系，尤其是从古拉格体系，以及苏联肃反时期与纳粹政策相似的地方。库尔图瓦认为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是略有不同的极权主义体系。他声称“最近，试图把纳粹的大屠杀定义为唯一的暴行的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专注已经阻碍了其他发生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可比较的级别的事件的评价”。库尔图瓦声称“对‘阶级’的清洗很可能相当于对‘种族’的清洗，而且在苏联饥荒中孩子的饿死”“等同于”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儿童的饿死。[41]

库尔图瓦的的观点受到安妮特·维维奥卡的反驳，他宣称库尔图瓦试图以共产主义的纪念替代纳粹罪行的纪念，并且取代纳粹暴行的解释。[42]历史学家阿米亚·威拿（Amir Weiner）反对库尔图瓦的解释。他指出“第三帝国的四年灭绝机器，仅仅因为战败而终止，仍然超过其他任何灾害，即使在牺牲人数成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时候”，而且俄国的农民“没有像纳粹世界的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类型那样的完全成为灭绝的目标”。威拿宣称纳粹和苏联的比较是有瑕疵的，因为“在斯大林的继任者打开古拉格的大门的时候，他们允许3百万囚犯回家。当盟国解放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时候，他们发现上千瘦骨嶙峋的人苟延残喘等待着他们被不可避免的处死”。[43]

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研究学者斯蒂芬·罗斯非尔德使用术语“Red Holocaust”作为表示共产党政权镇压的术语。[44][45]

有关这一比较的历史和学术成果

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被相互比较有着很长时间的传统。192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党魁赫尔曼·米勒的领导下，接受了“红色等于褐色”的观点，也就是说共产党和纳粹党表现出了对自由民主制的相同的威胁。[46]1930年代，库尔特·舒马赫极好地评述了两种运动使彼此获得权力成为可能。他指出立场坚定的斯大林主义的德国共产党是“涂成红色的纳粹党”。[47]这一比较被苏联政府高度发展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包括德国共产党）影射，根据这个理论，社会民主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许多形式的一种，还有纳粹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48]

《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描述并分析了20世纪的两大极权主义运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她总结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极权运动，寻求清除所有对国家权力的约束。[49]

研究机构

有多个研究机构集中于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的分析，以及对比性的研究，包括德国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所、捷克极权主义政权研究所和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

在现代政治中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长期引起政治争议，[50][51]，并导致1980年代德国历史学界的纠纷。[52] 这一争自从苏联的倒台及欧盟向前苏联国家扩展以来仍在继续，产生了诸如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及诸多与此相关的宣言，主要受到大多数受过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欧盟成员国支持。

东欧剧变后，像欧盟和欧安组织之类的欧洲实体越来越把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或者有时是更广泛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看作是极权主义的两种可比较的形式。越来越多的努力把两者在纪念馆、公共纪念碑以及纪念日、纪念活动中联系起来。

2008年捷克政府发起并由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人签署的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被称作“关于极权主义统治，尤其是共产主义统治罪行的共同接近方式”以及用于“全欧洲达到认识纳粹和共产极权统治都通过他们自己在他们系统性运用极端形式的恐怖、压制所有公民和人权自由、发动侵略战争和消灭和驱逐整个国家和人口中的群体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政策中的骇人听闻的功过判断为毁灭性的；而且由此应该被认作是摧残20世纪的主要灾难”。[53]

希腊共产党反对布拉格宣言并批判为“欧盟理事会、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政治人员主导的新升级的反共癔病。”[54]不列颠共产党认为布拉格宣言“是反动历史学家的持续性的鞭尸尝试来给苏联共产主义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画上等号，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和罗伯特·康奎斯特旧的诽谤遥相呼应。”[55]

“承认纳粹大屠杀唯一性”的欧安组织（OSCE）维尔纽斯宣言，称“20世纪欧洲国家经历了两大极权统治，纳粹和斯大林主义，带来了种族清洗、人权及自由的侵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56]《经济学人》指出“虽然俄罗斯抗议，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邪恶”但是指出“辩论不会改变世界：议会仅仅是欧安组织56个成员一边的空谈俱乐部。其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57]

2009年起，欧盟官方纪念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58]2008年由欧洲议会宣布，[58]并于2009年由欧安组织批准，[59]并被一些国家官方称作黑丝带日（包括加拿大）。[60]

欧洲议会议长汉斯-格特·珀特林指出“两个极权主义体系（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相提并论且骇人听闻的”。[61]

在一些东欧国家否认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罪行已被明令禁止，而且捷克前外长卡雷尔·施瓦岑贝格指出“极权主义制度被相同的标准衡量存在根本上的忧虑”。[62]然而，欧盟委员会拒绝了欧盟范围类似的法案请求，由于缺乏成员国的一致认同。[63]

欧盟建立了最初由布拉格宣言提出的教育计划欧洲纪念和良心平台，以推进欧洲范围内对极权主义罪行的平等评估。一些欧盟成员国建立了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评估极权主义罪行的工作，描绘出了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或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平行线。这些包括捷克极权主义政权研究所、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立陶宛纳粹及苏联占领统治罪行评估国际委员会和匈牙利恐怖之屋博物馆。欧洲议会所有党派参与的团体欧洲历史和解组建立以推动欧盟范围内公众了解所有极权主义统治的罪行。

俄罗斯立法机关接受的一份声明称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是“对所有反法西斯运动的老兵、纳粹大屠杀殉难者、集中营囚犯和上千万人……为了反抗纳粹反人类的种族理论的斗争中牺牲的生命的亵渎”。[64]

参见

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

极权主义

党国体制

苏维埃的故事

血色土地

参考文献

引用

 Geyer (2009). p. 18.

 Geyer (2009). p. 16.

 Geyer, p. 4-9

 Geyer (2009). p. 7.

 Geyer (2009). p. 5.

 Lorenz, Chris "Broszat, Martin" pages 143-144 from The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Volume 1, edited by Kelly Boyd,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9 page 143; Kerhsaw, Ian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London: Arnold Press, 2000 pages 45-46; Menke, Martin "Mommsen, Hans" pages 826-827 from The 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edited by Kelly Boyd, Volume 2,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ing, 1999

 Geyer (2009). p. 19.

 Giangreco, D.M and Griffin, Robert E. (1988) Airbridge to Berlin --- The Berlin Crisis of 1948, its Origins and Aftermath section reproduced in the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accessed 24 Aug 2013.

 Payne (1983). p. 103.

 François Furet. Passing of an Illus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Illinois, USA; London, England, UK: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9. ISBN 0-226-27340-7. Pp. 191-192.

 François Furet. Passing of an Illus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Illinois, USA; London, England, UK: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9. ISBN 0-226-27340-7. Pp. 191.

 Geyer (2009). p. 87.

 Geyer (2009). p. 88.

 Geyer (2009). p. 90.

 Geyer (2009). pp. 83-97.

 Geyer (2009). p. 98.

 Geyer (2009). pp. 98-99.

 Geyer (2009). p. 102.

 Geyer (2009). p. 133.

 Geyer (2009). p. 135.

 Geyer (2009).Pp. 135, 139-151.

 Geyer (2009).Pp. 139-140.

 Geyer (2009). p. 140.

 Geyer (2009). p. 141.

 Geyer (2009). pp. 157-158.

 Geyer (2009). p. 158.

 Geyer (2009). pp. 158-159.

 Geyer (2009). p. 159.

 Geyer (2009). pp. 159-160.

 Geyer (2009). p. 160.

 Geyer (2009). p. 161.

 Thomas F. Banchoff. The German problem transformed: i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1945-1995.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1999. p.118

 Margarete Buber-Neumann. Under Two Dictators. Prisoner of Stalin and Hitler. 2008. ISBN 978-1-84595-102-3.

 原文：Between the misdeeds of Hitler and those of Stalin, in my opinion, there exists only a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To be sure, Communism as an idea was originally positive, and National Socialism never was positive; it was, since its origin and from its beginning, criminal in its aims and its programme. I don't know if the Communist idea, if its theory, already contained a basic fault or if only the Soviet practice under Stalin betrayed the original idea and established in the Soviet Union a kind of Fascism.

 Michael Geyer and Sheila Fitzpatrick. "The New Man in Stalinist Russia and Nazi Germany" by Peter Fritsche and Jochen Hellbeck, Beyond Totalitarianism: Stalinism and Nazism Compared. New York, New York, USA: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9. Pp. 302.

 Heller, Mikhail. Cogs in the Wheel: The Formation of Soviet Man. Alfred A. Knopf. 1988. ISBN 978-0394569260.

 Kolakowski, Leszek.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he Golden Age, the Breakdow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ISBN 978-0393329438.

 Michael Waller, Andrew Linklater. Political Loyalty and the Nation-State. London, England, UK; New York, New York, USA: Routledge, 2003. Pp. 76.

 Conan Fischer, The Rise of the Nazis, 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0-7190-6067-2. p. 53

 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3 ed.,1960).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41 [30 August 2011]. ISBN 0-671-72868-7.

 Courtois, Stéphane (编).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9. ISBN 0-674-07608-7.

 Richard Joseph Golsan. French wri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licity: crises of democracy in the 1940s and 1990s. JHU Press, 2006. p.150

 Amir Weine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32, No. 3 (Winter, 2002), pp. 450-452

 Möller, Horst. Der rote Holocaust und die Deutschen. Die Debatte um das 'Schwarzbuch des Kommunismus'. Piper Verlag. 1999. ISBN 978-3-492-04119-5.

 Rosefielde, Steven. Red Holocaust. Routledge. 2009. ISBN 978-0-415-77757-5.

 Adelheid von Saldern,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German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1890-1960,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0-472-10986-3, p. 78

 Richter, Michael. Die doppelte Diktatur. Erfahrungen mit Diktatur in der DDR und Auswirkungen auf das Verhältnis zur Diktatur heute. Besier, Gerhard; Stoklosa, Katarzyna (编). Lasten diktatorischer Vergangenheit, Herausforderungen demokratischer Gegenwart. Mittel- und Ostmitteleuropastudien. Münster: LIT Verlag. 2006: 202. ISBN 3-8258-8789-8.

 Horst Ehmke, Mittendrin: von der grossen Koalition zur deutschen Einheit, Rowohlt, 1994, ISBN 3-87134-089-8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chocken Books, 1951

 Kershaw pp3

 Fleck, Christian.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publics: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Ashgate. 2008: 112. ISBN 978-0-7546-7540-2.

 Lévy pp76

 Prague Declaration - Declaration Text.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on the Crimes of Communism. 3 June 2008 [28 January 2010].

 Statement-condemnation of the escalation of the anti-communist hysteria by the EU. 希腊共产党. 2011-02-03 [2011-05-16].

 CP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ague Declaration. 不列颠共产党. 13 February 2010 [2011-05-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5-16）.

 Vilnius Declaration of the OSC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and resolutions adopted at the eighteenth annual session (PDF).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PA). 29 June to 3 July 2009 [2011-05-14].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6-12-30）.

 Partners in crime. 经济学人. 9 July 2009 [22 January 2012].

 President Jerzy Buzek on the European Day of Remembrance for Victims of Stalinism and Nazism. 欧洲议会. [2011-05-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5-13）.

 Resolution on Stalin riles Russia, BBC

 Daniel Proussalidis. Victims of totalitarianism remembered. Toronto Sun. 2011-08-23 [2011-08-23].

 Baltic States opened Western Europe's eyes on Soviet Union totalitarianism -- EP chairman in Vilnius. BNS. 2009-04-28 [2011-05-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5-14）.

 Czech Foreign Minister: Denial of communist crimes like denial of Nazi crimes. Romea.cz. [2011-05-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5-10）.

 Phillips, Leigh. EU rejects eastern states' call to outlaw denial of crimes by communist regimes. London: The Guardian. 2010-12-21 [17 May 2011].

 Russian MPs call on world to suppress attempts to revive Nazi ideology. Russia Today. 2010-10-24 [2015-04-13].

来源

书籍

Přibáň, Jiří. Legal symbolism: on law, time and European identity. Ashgate. 2007: 154. ISBN 978-0-7546-7073-5.

Kershaw, Ian; Moshé Lewin.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7. ISBN 978-0-521-56521-9. doi:10.1017/CBO9780511815775.

Furet, François; Ernst Nolte. Fascism and communism. U of Nebraska Press. 2001. ISBN 978-0-8032-1995-3.

Rousso, Henry; Richard Joseph Golsan. Stalinism and nazism: history and memory compared. U of Nebraska Press. 2004. ISBN 978-0-8032-9000-6.

Geyer, Michael; Sheila Fitzpatrick. Beyond totalitarianism: Stalinism and Nazism compared.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0-521-72397-8. doi:10.1017/CBO9780511802652.

Farmer, Sarah. Symbols that Face Two Ways: Commemorating the Victims of Nazism and Stalinism at Buchenwald and Sachsenhausen. Representations; Special Issue: Identifying Histories: Eastern Europe Before and After 1989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5, (49). JSTOR 2928751.

Lévy, Daniel. Sznaider, Natan (2005) The Holocaust and Memory in the Global Age 天普大学出版社 ISBN 978-1-59213-276-8

查论编

欧洲1989年以后的去共化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

官方听证会、决议及声明

欧洲理事会第1481号决议 (2006)极权主义政权罪行欧洲公开听证会(2008)关于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2008)欧洲议会2008年8月23日声明--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受害者纪念日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的欧洲公共听证会 (2009)欧洲议会关于良知和极权主义决议(2009)欧安组织维尔纽斯宣言 (2009)共产主义罪行宣言 (2010)欧盟斯德哥尔摩计划 (2010–2015)欧盟华沙宣言 (2011)

Anticommunist Logo.svg

纪念与教育

欧洲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受害者纪念日-8月23日欧洲记忆和良知平台（2011）

立法

共产主义罪行(1998提出)共党政权非法性及对其反抗法案匈牙利2011新宪法乌克兰去共产主义化

关键概念

除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比较

机构

共产主义罪行记录与调查办公室极权主义政权研究院国家记忆研究院共产主义罪行信息学院恐怖之屋史塔西档案联邦专员柏林-霍恩申豪森纪念馆欧洲历史和解集团爱沙尼亚调查反人类罪国际委员会立陶宛大屠杀与抵抗研究中心立陶宛评估纳粹与苏联占领政权罪行国际委员会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罪行调查院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院

媒体材料

《共产主义黑皮书》 (1997)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纪录片) (2004)苏维埃的故事(纪录片,2008)《赤地-希特勒与斯大林时期的欧洲》 (2010)

谢选骏指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列宁主义的产物，希特勒曾经加入过德国共产党——苏联就是纳粹的起源，纳粹是苏联的继续。所以希特勒和斯大林才会缔结同盟协议，一起瓜分了波兰和东欧。而英美竟然容纳了这个强盗协议，不仅把东欧分给了斯大林，而且还搭上了蒙古和中国！这都是罗斯福的瘸腿和邱吉尔的烟枪给害的！

《二战时期，希特勒如果不先攻打苏联，是否能改变失败的结局？》（2020-02-11 搜狐）报道：

插进肉体中的刀子可以拔出来，可插进心中的恐惧却难以根除。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 世界人民却还是无法忘记对希特勒以及法西斯国家的恐惧。

在很多人看来，在二战期间，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之所以会失败，是由于希特勒的战略失误，不该同时和西线东线同时作战，不该先招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才导致德国军队深陷苏联泥潭，精兵损失殆尽，整个欧洲战局向着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最终走向覆灭。

但事实上，打苏联其实并没错。以当时德国际环境来看，这是非常正确的战略选择。除非希特勒放弃扩张，放弃侵略，主动求和。

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初因为《凡尔赛条约》的制裁，不仅让德国失去了大片土地，而且承受了太多的赔款，导致德国经济受到重创，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

在此背景下，希特勒对德国民众说，让我干吧，我不仅可以给你们面包，给你工作，还能给你们自由，拿回德国在一战后失去的一切，让德意志民族当欧洲老大。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经济真的复苏了，起死回生了。主要原因就是扩军、备战刺激了经济发展。但由此带来的增长是短暂的，要长期保持经济增长，必须要继续战争以保持经济增长，对外才能开拓市场，攫取资源，换言之只能靠对外侵略。

谢选骏指出：纳粹进攻苏联，不是无端侵略，只是落实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中承诺过的事项——

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苏维埃政权终止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状态；

2、苏维埃政权军队全面复员，海军军舰驶回海港并解除武装；

3、苏维埃政权承认芬兰王国、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并有义务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立即缔结和约；

4、苏维埃政权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库尔兰（今拉脱维亚西部）、俄属波兰等地割与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上述各地今后之政治状态，仅德奥二国有权决定；

苏维埃政权将沙皇俄国于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占领的阿达罕、卡尔斯、巴统等地区归还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5、苏维埃政权拆除阿兰群岛上所有防御工事，其未来地位由德奥瑞芬四国共同决定。

6、此外，在1918年8月27日时于柏林所签订之补充条款中尚规定苏维埃政权需给付德国60亿马克赔款，分五期偿还。

由于苏俄后来背信弃义，食言而肥，这些承诺没有兑现，就像苏俄答应归还从中国侵夺的领土和其他利益一样。

而英美却极其愚蠢，帮助苏联去攻打纳粹。因为丘吉尔和罗斯福不懂“苏联就是纳粹”。其实英美该让的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就像苏联的宣传那样。

《俄罗斯宣战的乌克兰“纳粹和民族主义者”是谁？》报道：

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军方称乌克兰领导人为“纳粹和民族主义者”，并称战争针对的是他们。

塞夫万·朱莱格-基辅 On 2022年3月21日

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俄罗斯官员一直在重复提及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称这是对俄罗斯公民存在和身份的主要威胁，特别是对几周前莫斯科承认其“独立”的乌克兰东南部顿巴斯分离主义“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公民，以及南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公民的威胁。

但在与乌方谈判时，俄方却不提这些“激进的纳粹分子”，而主要关注中立地位、解除武装的条件和要求，以及讲俄语者使用“俄语”的权利。

谁是乌克兰的“纳粹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存在真相以及对该国当局及其军事和安全结构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在谈判桌上不提及他们以及他们所构成的“危险”？

橙色革命后的班德拉

俄罗斯对“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谈论始于2004年至2005年橙色革命事件发生后，这是乌克兰向亲西方主义的第一次切实转变，特别是时任政府追授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称号。

班德拉（1909-1959年）是“民族解放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该运动包括反对波兰在乌克兰西部影响的民族主义者，之后该运动转向反苏联，将其视为“占领者”，并呼吁乌克兰独立。

苏联禁止和反对该运动，指责它与纳粹德国结盟反对苏联和叛国，然后班德拉在德国慕尼黑被暗杀。

橙色政党下台后，2010年至2013年底，亲俄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政权撤下了班德拉的“英雄”称号，以平息苏联继承人莫斯科的愤怒。

俄罗斯人眼中的“纳粹”

2014年，乌克兰的“自由和尊严革命”爆发，或者莫斯科认为的“政变”发生后，“英雄”的称号又回到了班德拉那里，许多街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俄罗斯，“纳粹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描述适用于所有参与“革命”或“政变”或支持它的人，以及所有反对“吞并”克里米亚或后来杀害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东南部）亲俄分裂主义者的人。

此时，某些政党和运动比其他力量更加活跃，例如“右翼”运动、自由党以及后来加入乌克兰军队参与对战分裂主义者战争的志愿军事团体“亚速”营。

莫斯科以打击这些人、保护国民和少数群体为名，吞并克里米亚，支持分离主义者，直到承认分离主义者的共和国独立，并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战争。

纳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乌克兰语作为掌握人数最多的语言，是国家机构中唯一的官方语言，各党派势力和民族运动否认自己对讲俄语者和有俄罗斯血统的人有纳粹主义、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行为。

曾担任“右翼”运动政治局局长的尤里·门杜克告诉半岛电视台，“我们在议会中有代表，我们在乌克兰东部有一个与分离主义分子作战的营，我们当中有讲俄语的人，优先考虑的是对国家的忠诚。”

他补充说，“这是俄罗斯的误导性宣传，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辩护。所有民族主义政党都输掉了2019年的议会选举，之后输掉了大部分地方选举，他们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俄罗斯的宣传仍在继续，因为这能在俄罗斯实现其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或许就能理解美国体育影星阿诺德·施瓦辛格在几天前录制的一段视频中所说的“乌克兰总统是犹太血统”，显然是在否认乌克兰存在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现象的指控。

供国内使用

今天大多数乌克兰人几乎一致同意，将他们标记为纳粹是为了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宣传，动员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对乌克兰采取的措施。

曾在乌克兰国营UATV频道担任通信和卫星广播主管的米科拉·什卡拉班告诉半岛电视台，“俄罗斯在其人民周围营造了媒体光环，其中充满误导性宣传，不允许不同观点传播是因为害怕意识传播，所以我们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在俄罗斯媒体空间被禁止。”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巴利说，在上世纪40年代，对班德拉支持者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指控是叛国罪，不是因为他们与纳粹合作，而是因为他们反对苏联。

他补充说，“对鞑靼人的指控是为了占领克里米亚，在再次占领乌克兰之前，俄罗斯人提到的关于纳粹和（班迪里支持者）的讨论不会停止。”

意志之战与“罗斯主义”

大部分乌克兰人认为俄罗斯对他们国家的战争旨在消除他们的意志和国家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

自由党前议员（俄罗斯媒体描述的极端分子）尤里·列夫琴科告诉半岛电视台，“俄罗斯当局正在与乌克兰意志作斗争，而不是纳粹主义，它知道纳粹主义是一个很大的谎言，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战争和谈判中寻求消除国家权力的表现（中立和解除武装），而不是钻研谎言。”

他补充说：“所有这些谎言不会欺骗世界和乌克兰人，即使是在讲俄语和有俄罗斯血统的人中，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武器的谎言总有一天会消失。”

列夫琴科还说，“在俄罗斯对我们的战争中，罗斯主义（俄罗斯纳粹主义）这个词传播开来，它的表现体现在普京的行动和决定中，他下令轰炸、杀戮和破坏，就像希特勒以前所做的那样。”

谢选骏指出：乌克兰人错了，他们只知道自己不是纳粹，却不知道苏联就是纳粹，而现在的俄罗斯就是“苏联纳粹”的残余部分。

谢选骏：疫情改变中国化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一《「回不到从前」 亚裔最受伤》（记者唐典伟／纽约 2022-04-27）报道：

佛州迈阿密机场熙熙攘攘，多数旅客都不戴口罩。

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随着感染人数持续下降和绝大多数州不再运行强制口罩令，疫情好转已见曙光。这场疫情共导致美国近百万人死亡，在全球所有国家中最多，超过旧金山、华府或波士顿的人口；全美累计确诊人数达8100万，相当于每四个人中就超过一人确诊。可以想像，这场疫情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和深远的。

尽管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和各种新冠药物的开发使用，疫情终会获得控制，但疫情爆发期间人们的生活已有深刻的变化。

本报今日起推出「疫情改变你和我」系列报导，希望通过时代大潮中的众多小人物的故事，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让读者看到疫情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并帮助读者适应这种变化。

两年多来社交距离的扩大，使人们的社交方式变了，新冠疫情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疙瘩，让彼此间的信任感降低，在社交生活中怎样克服彼此心中对对方的恐惧，要不要握手，要不要拥抱，要不要跟陌生人共餐、派对，彼此应有怎样的肢体语言等，都会让人犹豫。

搭乘邮轮出游曾是十分浪漫的旅行方式，但在新冠疫情爆发后，邮轮成为不受欢迎的「瘟神」，每到一处都被拒绝靠岸，即使现在邮轮旅游已经恢复，搭邮轮也仍被许多人看成疯狂的想法；与此相对照的是，三两家庭结伴揪团出游成为潮流，RV房车出游更受欢迎。

新冠疫情也带来职场的变化，除在家工作盛行外，医务人员短缺、教师短缺、卡车司机短缺等现象十分突出，一些人在原工作做了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不再找工，宁愿待在家中；老龄员工面临退休者，加快离开职场；移民来美工作的许多渠道被切断，也使多达数百万个富余工作，等待填补。

疫情让更多人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和左邻右舍相处，好处是家人之间接触更密切了，坏处是相处久了，相看两相厌，烦恼反而变多，争吵频繁了，甚至一言不合，便闹着离婚。

疫情对亚裔的冲击更大，各地涌现的针对亚裔的非难和暴力，让亚裔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

当然疫情也带来一些正向的改变，例如迫使人们无论长幼，都去学习和利用新的信息技术用于交流，中文学校教学多改为在线，ZOOM、Google Meet成新宠；餐馆点餐也多采用电子菜单，取代服务生逐桌询问和记录。越来越多过去都须亲往现场的活动，如参观大学，举办讲座，医生看诊，甚至逛博物馆、风景区，现在都用上了虚拟实境。

这些变化可能成为生活的新常态，即使疫情好转，恐怕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孟默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民调说，70%的民众都希望生活重回过去，但丕优(Pew Research)民调显示，多达91%的民众都认识到，疫情已或多或少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如何学会与病毒共存，适应疫情爆发后形成的种种新常态，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

谢选骏指出：没有独立人格的香蕉，还想回到从前，过过无忧无虑的浑浑噩噩。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二《地铁惊魂 「谁是原住民？」疫情挑动最敏感的种族神经线》（记者张晨／纽约报导 2022-04-29）报道：

在从夏威夷回到纽约的第一天，颜庭珊激动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张自拍。

今年3月5日，纽约女孩颜庭珊终于能从夏威夷回到纽约家中；这是新冠疫情爆发近两年来第一次和家人团圆。

颜庭珊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戏剧，当晚看完一部由韩裔导演执导的舞台剧后，和朋友搭上一列回皇后区的地铁列车，回家看望父母。

地铁白男叫嚣：「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的华人」

「我心情好极了，因为整部剧的制作堪称完美，但这时，一个声音忽然打乱了我的思绪。」34岁的颜庭珊说，那个声音是那样刺耳，觉得就像脑袋被人打了一闷棍，空白到无法思考。

「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的华人，他们真应该快点滚回自己的国家。」这个不断重复的声音愈来愈近，愈来愈高；像箭一般射向特定族群。

颜庭珊循声，看到一个白人男子，对着两名年轻亚裔女子大喊：「你为什么在这？你快些滚回家去吧！」

亚裔女孩挺身 ：「我不站出来，谁会站出来？」

「我当时真的不想介入。」颜庭珊回忆说，她想继续保持愉快的心情，和许久未见的父母吃个饭是他最想做的，「但我若不站出来，谁会站出来呢？」

于是，她和朋友站起，无声地挡在白男和亚裔女子之间；颜庭珊背对白男，试图和这两名年轻亚裔女子说话，但二人显然被吓坏了，一看列车到站，就马上起身快步离开了车厢。

整个过程中，白男对亚裔不断的咒骂声，在这一节列车中尖锐地回响。

紧接着，另一名亚裔乘客上了车，白男像是找到新目标；大步走到那名乘客面前，继续着他的种族歧视言论；包括「抢占社会资源的傻X」，等极具侮辱性的咒骂。

拿起手机拍摄 女孩被呛「所有亚裔都该死」

「你觉得拍我很骄傲啊？你知道吗？这是我的言论自由。我有权说我想说的，这不违法。」白男发现颜庭珊拿手机拍摄，对着她啐说，「我觉得所有亚裔都该死，我觉得他们都应该立刻、马上去死！」

「你当然可以说你想说的，我这么做只是在保护自己，你在攻击我的族裔，拍摄也是我的权利和自由。」视频中的颜庭珊反击道，「你是美国原住民吗？你的祖先又为什么移民到这？」

白男未理会而继续骂道，「为什么你们移民到这，却没有美国人移民到你们那里？我生在这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亚裔不是来自亚洲？你说你来自美国？别当我是傻X！」

颜庭珊回到纽约首日，就在地铁上遇到里斯本凑近大喊「亚洲人都该死」的嘴脸。

白男跳针叫骂：「我只歧视亚洲人」 爆发扭打

颜庭珊说，在这近五分钟对话中，七、八名乘客开始站到她身边以示支持，而当车停在42街时报广场时，车门打开后未再关闭，因为显然有人已经报警，随后有更多乘客站到了白男的身后，把他围了起来。

而该白男仍不依不挠，手握一张卷曲的白纸，好像演讲稿时不时低头查看，然后高声说道，「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是我只歧视亚洲人，因为是他们让这里变得拥挤不堪……」

话音未落，该男子突然被「吸」出了车门外，众人走出车厢发现，是月台上一名忍无可忍的乘客，一把将白男揪到车外，二人扭打成一团。

视频留言伤人 「这算什么犯罪？伤害亚裔感情？」

颜庭珊事后把视频放到网上，不少人留言表示，「这算是什么犯罪？伤害了亚裔的感情吗？言论自由并无不妥，警察有比照顾你特权更重要的事情做。」

对此颜庭珊请律师给出了回应声明，以纽约州刑法为准定义了该案的仇恨犯罪性质；案发不久，颜庭珊特来信告知，市警仇恨犯罪小组(Hate Crime Task Force)的探员张栋志已经联系她，并通过她的视频逮捕了该白人男子里斯本(Rodrigo Lisboa)，里斯本有多次骚扰、侵犯亚裔的前科。

疫情带来改变？ 「心怀种族仇恨的人，始终在那」

若非目睹过去两年，「亚裔」、「被攻击」等新闻头条，渐渐变成了「亚裔」、「女性」、「长者」、甚至「死亡」等关键词，颜庭珊当时不会有勇气为自己辩护。

「我绝不会将这称之为疫情带来的改变，因为心怀仇恨的人，始终在那。」父母从台湾移民美国的颜庭珊说，疫情扩大了种族仇恨这团迷雾(mist)，愈来愈多的人对此也感到无力，她盼迷雾终能散去，亚裔不再成为仇恨的标的。

谢选骏指出：在“西方的没落”百年之后，欧裔美国人感到了灭顶之灾，他们的突出代表就是妓院老板的孙子川普总统，所以他们吸毒发疯了。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三《疫情下「我的跨国婚姻走向终点」》（记者郑怡嫣／纽约 2022-04-27）报道：

罗希在协议离婚期间，为调剂心情，离开纽约旅行了一个月，在厄瓜多尔尔。

「半夜醒来，我发现他坐在楼梯间，握着酒瓶。」来自北京的罗希叹口气说。

罗素有饮酒的习惯，罗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2017年春天成婚，夫妻生活两年有余，2020年三月底，随着新冠疫情扩散，纽约几近「封城」，罗素不间断饮酒，愈饮愈上瘾。

醉入封城 相处更难：前夫酗酒 我也因此染疫

疫情中，许多人的酗酒问题加重，从而影响了家庭关系。

罗希接着经常发现罗素回家时浑身酒气，口齿不清，语义重复，身旁堆栈着数只一升大的空酒瓶；半夜里醒来，发现他不见了，有时坐在楼梯间独自小酌，有时辗转附近仍然开张的酒吧，还因此把新冠病毒带回了家，她也跟着中招。

新冠疫情除了造成无数人染疫甚至病故外，也有另一场与其并行的「大流行」(Parallel Pandemic)：慢性病得不到根治，精神疾病变得普遍，人的情感关系也由此变得脆弱、微妙、错综复杂，如同张爱玲「倾城之恋」所描述那般：有的情侣因疫情或战乱「成全」了一桩婚姻，也有的夫妻因此由爱生恶，分道扬镳。

这正是罗素和罗希的疫情写照。

纽约市刚宣布居家避疫令时，吸一口空气仿佛都有中毒的风险，街头杳无人迹；起初罗希也以为，酗酒只是罗素对疫情可以理解的「应激反应」。他把酒瓶藏在微波炉里，五屉橱上；她叫他不要喝、不要藏了，他看似恳切地答应，一次次地承诺，但最终，大酒瓶幻化成了一堆堆更好藏、更数不清的「小酒瓶子」，她总也能找到它们。

于是，他们开始争吵了。

跨国婚姻 出现裂痕：「我可以把妳驱逐出境的」

争吵变得频繁，因为他的酗酒，也因为二人的各种歧见。以前的日子没有什么特别欢欣的期待，但也不用担惊受怕。但如今，稀松平常的生活又间杂难以调解的争端。

「我感到婚姻在把我往下拉。」罗希说，「往前走两步，向后倒退一大步。」她感到她已止步不前。

在这段跨国婚姻中，还有权利关系的不对等；2021年7月，一次争吵后，罗素冲动恶言：「你知道，我是可以将你驱逐出境的。」

罗希随即把婚姻绿卡甩给他：「你爱告不告，美国本来就不是我特别想待的地方。」

她当天就搬到朋友家，从此再未回两人的小巢。2021年9月底，她向罗素提出离婚。

2016年夏天，25岁的罗希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到纽约攻读硕士，不久便遇到来自纽约上州的美国白人罗素，那是一个溽热的下午，她帮她的朋友搬家，他帮他的朋友搬家，他们俩的朋友是一对夫妻，他们在一辆货车前相遇。

不同党派 常见矛盾：发现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和许多来美不久的留学生一样，罗希曾认为政治是政治，生活是生活，有着「勿论国事」本能规避的心理；但经过疫情期间一次又一次与罗素的争吵，她才发现政治与生活息息相关。

「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选择与对待生活与身边人的方式。」罗希说。

许多两性情感问题专家总结，那些在疫情期间选择结束一段关系的爱侣，多是源于长久处于一室、家务与养育孩子的压力、精神健康及经济负担等问题，但未被充分讨论的身分政治(status politics)，也称得上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据美国家庭调研(American Family Survey)，在2016年，隶属不同党派的「跨政治婚姻」占比30%，夫妻一方为民主党、另一方为共和党的婚姻占9%，到2020年，二者的数据分别降到21%以及3.6%，越来越多的夫妻，因政见无法弥合，而无法再朝同一方向成长。

2020年，美国社会风起云涌，曾经潜伏的社会矛盾都随着疫情激化，变得明目可见；而当工作停摆，每日置身在如此动荡的环境下，又无可避免地观看、收听与讨论这些大事件后，罗希发现，罗素的党籍虽为民主党，却滋生身为白人男性无可名状的有关身分的失落感，也变得像许多共和党人一样，更轻信阴谋论。

「他会没有来由地猜测，病毒是武汉的研究所制造并释放的。」罗希说，「这不是说我是中国人，向着中国，而是他的很多猜测，都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同年5月底，非洲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明州警察以膝压颈致死，引发全美抗议浪潮，当身在纽约的罗希也准备上街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时，罗素却笑她愚蠢。

「妳被利用了」，他说。

那时，罗素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认为若是同等岗位，身为非洲裔却能得到更好的待遇，有不敢明言的愠怒与职场的压力；同一时期，他也会在家中，强行给罗希播放反疫苗主义者、被指有种族歧视的自媒体人罗根(Joe Rogan)的播客。

族裔与压力 渐行渐远：无法面对问题 过得艰难

此外，罗素认为许多政治社会问题根本是子虚乌有，而为了让少数族裔相互厮杀，民主党创造了这些问题；就像他们争吵时，罗素也认为她在夸大其词。

「他虽然身为白人，但从未体会被系统性优待的特权。」罗希说，罗素高中学历，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童年生活支离破碎，「与另一部分落在后排的白人男性一样，他们拒绝成长，看不清受到父权社会伤害的其他人等，甚至是反感他们。」

这也使罗希觉得与罗素越走越远，不再具备与之可以探讨与共同面对问题的基石。她对这个男人感到失望。

在搬出他们位于纽约皇后区阿斯托利亚(Astoria)的租房后，罗希一度过得非常艰难，像是不得不突然拿起一把刮骨刀，一刀刀将他们五年的生活挫骨扬灰；罗希有过死的念头，也曾记起与罗素好的吉光片羽，而忘记坏的瞬间。

生日同一天 命中注定？：「前夫小哥」也有很多优点

回到2016年，罗希去上州参加朋友的婚礼，与罗素第二次相遇，「像周围晃着的一只小忠犬。」罗素的眼神扫过罗希，不时从她身边走过又迂曲折回，就像是命中注定，两人还惊奇地发现，彼此的生日是同一天。

自此后，他们便折返在曼哈顿与上州之间约会。那时罗希的父亲被查出罹患癌症，罗希每月回北京探望父亲，在医药行业工作的罗素为她检索治疗病情的前瞻动态，又次次从上州至机场与她送别。

2017年3月，他与她回国探望病重的父亲，父亲去世两天后，他向她求了婚。

「事实上，‘前夫小哥’也有很多优点。」时至今日，罗希用这四字来称呼罗素，她说他体贴、爱干净，把家里弄得井井有条。

这些都曾在她脑海中不断放大，2021年8月，已经离家的她走入一家超市，忽然被过去与罗素的生活击中，感到无力、眩晕，身体正在解离；她买了一堆从不会买、也不存在于她和罗素生活中稀奇古怪的食品，比如冻披萨、酵素茶，尽管离家仅三个街区，但她觉得寸步难行，叫了一辆车回家。

要找到一个不能让她联想到罗素的世界很难。协议离婚以后，她也尝试通过社交软件约会其他男性，可当与他们外出时，她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她非常忌讳这种影子，吃饭时焦躁不安，脑袋放空，只想赶快回家。

一场恰到好处的风暴？如果没有疫情 或能长久

罗希如今的卧室，虽小但温馨自由。

回顾这段因疫情终止的婚姻，罗希觉得如果没有疫情，或许两人的关系能够长久，但也无异于「温水煮青蛙」，疫情添柴加火，搧一搧风，使这浑水煮得更快、更沸；也无怪乎新冠被处理离婚案件的律师们称为「一场恰到好处的风暴」(perfect storm)，要不直面挺过，要不摧枯拉朽，作鸟兽散，没有不浮出水面的暗涌，也没有中间尚可以将就的形态。

根据一家大型法律合同咨询网站统计，新冠大流行期间，其基本离婚协议的销售额增长了34%，而如罗希一般、提出离婚的女性数量也显著增加，76%的离婚案由女性提出，与往年相比更是增加了16%。

2022年2月，罗希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散心旅行回到纽约，将最后一份离婚文档处理完毕，搬到布鲁克林区布希维克(Bushwick)，与三位不同族裔的年轻人同住。她的房间不大，但身心已逐步恢复到安稳自由的状态。

罗希从事音乐演出行业，疫情间的工作量骤减；重回单身生活的当下，她给自己定下三大目标：重新找一份工作；发出声音，引起共鸣；重拾心劲，自我投资。

「要对得起自己受过的教育。」罗希说。

谢选骏指出：相爱容易相处难，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不仅仅因为金鱼和渔夫的故事。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四《疫后在美处境恶化 留学生动了回国的念头》（记者和钊宇／纽约 2022-04-29）报道：

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行为，让不少华裔民众压力巨大。

新冠疫情不仅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行为，更让不少华裔民众压力巨大；部分留学生目睹甚至亲身经历了歧视事件后，觉得在美中关系急转直下的大背景下，留在美国已经不是留学生最佳选项，但也有人担忧回国后的工作环境难比美国，迟迟下不了决心。

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文静表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压力主要来自担忧自身安全；她说，2014年来美国初期，原本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发展，但美国在新冠疫情中荒腔走板的表现、疫情以来美国社会一些人对亚裔的仇视，再加上在地铁上遭言语攻击的经历，让她下定决心，毕业后就回中国。

「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可以说圆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刚来前两年，我的计划是毕业之后在美国找到教职，然后定居。」张文静说，「毕竟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讲，美国的科研环境比中国更好。」

社会撕裂、民粹可怕 美国灯塔形象在她心中崩塌

但张文静表示，前总统川普上台后，让她看到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和民粹主义的可怕，美国在她心中的灯塔形象开始崩塌；让她彻底对美国失望的，是疫情开始以来美国社会的反亚裔风潮，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不断发生，她本人也成为这股风潮的受害者。

张文静说，反亚裔风潮出现之初，她并没有太大感觉，但去年12月14日傍晚，她从学校回家，在地铁站附近，目睹一位坐在路边的非洲裔男性，突然朝一位亚裔中年妇女拳打脚踢，持续十多秒；旁边一名白人男性大声喝止并劝阻后，非洲裔男子才停止攻击并窜逃。

张文静表示，她在地铁上曾遭到白人种族歧视攻击。

这件事让张文静至今心有余悸说，「如果那天我稍微走快一点，走到前面，被攻击的人就是我。」

但张文静接着说，一星期后，她在地铁上就遭一名未戴口罩的白人男子怒目对她说，「妳这中国白痴滚回中国，不然我就让妳完蛋！」

「我没有理他，他就继续盯着我，重复他的种族歧视语言，却无人阻止。」张文静说，她势单力薄，只好走开，还好他没有跟过来继续骚扰；这个人穿着正常，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不像是游民。」

张文静说，她一直不敢把这两件事告诉在中国的家人，毕竟家人在国内已经够担心了；她计划今年快点毕业，赶紧回国和家人团聚。

工作压力、居家更惨 「要随叫随到，加班比疫情前多」

已经毕业并顺利进入华尔街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的马越也说，疫情以来他不仅遭遇过针对亚裔的仇恨攻击，还要应对不断增加的工作压力。

他说，虽然疫情后转为居家办公，但工作压力比以前在办公室要大很多，「因为老板要求随叫随到，加班甚至比疫情前还要多。」

在2020年4月第一波疫情爆发时，马越和室友开车出门采购，遇到堵车，「就有一个白人男性摇下车窗朝我们竖中指说：Go back to China! Go fxxk yourself!，还朝我们的车吐口水。」

张文静说，在美中关系敌对短期内无法缓和的大背景下，亚裔尤其是华裔在美国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华裔在美国的处境恶化，让他也动了回国的念头；之所以迟未下定决心，除疫情导致不方便外，他也担忧中国的职场环境不如美国，担心自己回国可能无法适应。

「我在国内的朋友都吐槽，国内内卷(内部竞争)太厉害，相比美国，国内职场的人事关系更复杂。」马越说，在美国只要按时完成工作就可以，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回国还要照顾各种关系，我担心自己适应不了。」

此外，美国有相对比较优质的教育环境，也是让他迟疑的原因，「如果因为我回国，而我的下一代没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怨我？」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精，到美国来混，就是想来捞便宜，可是没有一点点“殖民主义者的精神”，怎能持之以恒呢？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五《种族化「厌女现象」达高峰 亚裔女夜逛纽约心惊惊》（记者张晨／纽约 2022-04-29）报道：

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行为，让不少华裔民众压力巨大。

反亚裔种族歧视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其与女性地位的复杂联系；根据「#停止仇恨亚太裔」(Stop AAPI Hate)组织在疫情后收到数千份仇恨犯罪案件报告中发现，超过三分之二是施加在亚裔女性身上，而众多亚裔女性所受到的伤害还尚待统计，针对亚裔女性的种族化厌女现象(Racialized Misogyny)达到了顶峰。

2021年3月在亚特兰大发生的亚裔水疗馆枪击案中，枪手称自己「并不是受种族主义情绪驱使」，而是因为「性成瘾」。

华裔女权活动者方源远说，一个涉及亚裔女性受害者的攻击案发生，人们开始讨论这到底是针对女性的厌女举动，还是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但如果两者都是呢？」

杜鲁门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女性移民研究员令狐萍表示，亚裔移民向来被置于劳动力与商业的语境分析，性别问题未被重视；针对亚裔女性的性别歧视与暴力有着很长的历史，也发生在包括亚裔男性的各个种族男性。

亚裔女性背上了顺从的性别刻板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被认为比其他女性更抢手，也因此被抹除个体性，不符合这种预期就要吃苦头，选择了非亚裔伴侣又要被指指点点。

小绵羊刻板标签 亚裔女更易被攻击

临床心理学者、哈佛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后杨意表示，在疫后的一些心理对话中，亚裔女性几乎都表达，在疫情中承受多于常人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独自走在纽约街头，已不再是安全的夜间消遣，小绵羊的刻板标签，使她们更容易遭受袭击。」但在此之前，被认为沉默顺从的亚裔女性，在女性权益的争取中并不是主角。

她指出，亚裔女性的特殊处境并没有得到有效处理或统计，因为在这些涉及性侵犯的案件中，种族问题往往被忽略不计；亚裔女性在女性问题和种族问题的夹缝间，同时被边缘化。

方源远表示，从亚特兰大枪案到曼哈顿华埠李尤娜遭人尾随入室杀害，色情化亚裔女性必定是诱因之一，且因为疫情变得更加突出，后疫情时代的亚裔女性将很难驱散这样的思惟。

谢选骏指出：“疫情改变你和我”，其实就是“疫情改变中国化”——在2020年武汉疫情传入美国之前，美国的“中国化”过程如火如荼，红二代红三代在美国趾高气昂……但是疫情扭转历史的方向，疫情改变了华人的处境，因为疫情改变中国化的走向。

谢选骏：银行内鬼防不胜防

《布碌仑华人区爆发多起身份被盗案，报警后，警方说：我们的身份也被盗了…》（2022年04月28日 新闻）报道： 

纽约市布碌仑羊头湾华社最近爆发多起身分盗窃案，受害者银行被盗走数千至数十万元，连警察也成为受害者，其中多为大通银行(Chase Bank)用户。

当地警方指出，辖区内的攻击、抢劫等严重犯罪发生频率不高，但涉及金融财务的身分盗窃案持续增加中；包括华人在内的多名受害者因个人数据外泄，遭到不法分子利用这些数据向银行注册新的银行卡，再通过网络或手机提款、购物，令受害者欠下卡债。

警方表示连分局内也有警察沦为受害者，一名警员的40万元积蓄瞬间被清空，感到相当无奈；根据分析，大多的案件受害者都是大通银行用户，目前还没有查到相关连系，而警方也坦言此类案件调查起来经常受阻，民众平时要多加注意、小心个资被窃取，才是预防成为受害者的最佳方式。

当民众网络购物时，切记要使用合法的网站以确保安全性，然后才提供信用卡、银行卡数据，同时可以经常更换银行密码，不让窃贼有机可乘；最后应时常检查银行月结单、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查看余额，注意是否出现不寻常交易，并指示银行当侦测到不寻常提款时，立即通知当事人。

有一名华男讲述自身经验，数个月前银行内一笔3万美元数额被人盗走，除提款外，对方也申请了一张银行卡四处消费；他后来通知银行，但工作人员指示他向警方报案后再将纪录交给银行调查，但是过程非常麻烦。

一开始他未能取得报告纪录，警员只提供一个报案号码，指示他转交给银行处理，但银行又坚持一定要书面报告；无奈之下他寻求华康会协助，最终才向警方取得报告有了后续的处理，数周的奔波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同意赔偿他一半的款项。警员回应道，通常民众需要向市警总局亲自索取这些报告，办理时间约四至八周。

谢选骏指出：不仅大通银行如此，花旗银行也是这样——这些大银行靠着美国政府的插管刺激勉强存活，到处滥发奖金，骗取客户资料，结果使得内鬼横行。

《银行为何“内鬼”不断？又该如何防范？》（2021-01-13 开伟思考）报道：

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最近，网曝山东聊城农商行两位员工采取盗用村民身份证信息冒名贷款问题，一个支行行长张某庆利用职务便利，将他人名下的贷款挪用给本人使用，共挪用贷款419笔，共计6120.2万元，且至今未归还，构成挪用资金罪。一名信贷业务员张某广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191笔，合2550.8万余元，至今尚有约2386.5万元未收回。两人分别被以挪用资金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被贷款”的74名村民贷款合同被撤销，不良征信记录将被删除，农民请律师打的这场官司终于获胜，农商行也明确表示不再向他们主张还款责任，让“被贷款”村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近年各地银行发生居民“被贷款”案件不断出现，尤其是农村中小法人银行机构发生的村民“被贷款”事件更是屡见报端。民众想不明白的是，现在银行内控制度也是够严格的了，可为何还会发生这种技术含量并不高的“被贷款”案件？

这话也算是问到点子上去了，银行这类“被贷款”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制度执行不到位，一些制度形同摆设，也不过是不长牙齿的“纸老虎”，有制度而执行不到位、或者有制度而缺乏监督执行的有效手段，后果是十分危险和可怕的。可以说，山东聊城润昌农商行这两起案件已发生多年了，而一直没有被发现关键就是平时对贷款检查流于形式，使得心怀鬼胎的支行行长和业务员能够成功作案并隐藏较长时间没有被发现。还要看到，银行“内鬼”能准确施展“被贷款”的伎俩，也没有将岗位轮换执行到位，使得一些银行基层管理人员或员工能够有恃无恐地作案而盖子一直被捂着而难以暴露。

事实上，这些原因还不是最根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现在银行系统新进的员工思想教育引导工作跟不上去，一些基层银行对员工教育工作松懈，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抓存款、贷款、利润和各类中间业务上，一切以业务挂帅，“一岗双责”意识麻木，甚至觉得抓员工思想教育工作影响业务发展，把做思想引导工作放在业务发展的对立面，使得不少基层银行员工缺乏正确的人生导向，“三观”扭曲，不少丧失遵纪守法意识，为各种“内鬼”不断出现提供了思想氛围。如果思想教育引导工作跟不上，“内鬼”将永远无法绝迹，而且可能会不断增多。

此外，加上目前金融生态环境并不理想，银行并非真空，受到社会“崇尚”金钱等思想影响较深，使得一些银行员工在金融面前产生了贪婪心理，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身份或权力去捞钱，于是发放贷款变成了一些贪图奢靡银行员工“权力变现”的有效途径。

还有一个诱发“内鬼”的原因就是现在一些地方中小商业银行薪酬分配机制不合理，高管、中层与一般员工收入之间的差距相当之大，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员工不满思想情绪，也加大了一般员工心里不平衡，一些员工没有办法就从平常掌管的信贷权力中牟取私利，不惜违法犯罪，铤而走险。

很显然，银行“内鬼”敲响了银行管理尤其是内控制度执行的警钟，需要银行对“内鬼”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于如何防范农村中小商业银行未来连续出现“内鬼”案件，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加强员工思想教育引导，让员工保持职业操守，增强对法纪的敬畏意识，树立正确“三观”，提高防腐拒变能力，斩断银行“内鬼”滋生的思想根源。同时，扎紧制度防范篱笆，将相关内控制度执行到位，尤其是在信贷领域严格把关，建立银行放贷与贷款人直接见面联系机制，堵塞贷款暗箱操作空间，将贷款全过程置于阳光监督之下，消除“被贷款”滋生的一切土壤。此外，定期轮岗和工作异地调动，实施定期信贷审核和离任审核，不给“被贷款”以机会，也将“被贷款”消灭在萌芽状态。

谢选骏指出：银行内鬼防不胜防，因为有个制度原因——各国政府放弃了“监管裁判”的职能，而变成了进场赌博的赌棍，直接操盘。如此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能不导致内鬼横行吗？

《银行“内鬼”为何屡禁不绝？ 》（2015-04-15 一家之言）报道：

最重要的原因是，银行系统内监管缺乏外部推力，无法摆脱“老子”监管“儿子”的“窠臼”，使管理人员碍于情面，对发现的一些问题多以“内部消化”为主。

银行存款“被盗”案近期频发，1月酒鬼酒、泸州老窖数亿元银行存款“失踪”余波未平，1月底杭州联合银行42名储户又被盗9500余万元，而据媒体昨日报道，武汉银行系统连续7年、近5亿存款丢失案近期开审，再次将银行存款安全推上了风口浪尖。

综观银行系列存款“失踪”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存款被盗案背后，都闪现着银行“内鬼”身影，他们与犯罪分子里应外合，通过伪造金融票证、私刻存款单位银行预留印鉴、假扮银行工作人员等非法手段轻松盗走存款。且银行“内鬼”在其中充当极不光彩角色；如果没有银行“内鬼”提供作案“绿色通道”，即使再高明的犯罪分子也无法实施犯罪预谋，银行存款也不会“不翼而飞”。

银行“内鬼”屡禁不绝，根源在哪？是银行内控机制严重缺失、还是平时没有开展相应监管？应该说，银行各项内控机制相当健全，且各种形式稽核和检查并不少见。那么为何还是阻挡不了“内鬼”疯狂进攻？

最重要的原因是，银行系统内监管缺乏外部推力，无法摆脱“老子”监管“儿子”的“窠臼”，使管理人员碍于情面，对发现的一些问题多以“内部消化”为主。甚至部分中高管为了不给自己业绩“抹黑”，对一些员工犯罪苗头或倾向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方式，大大降低了违法犯罪成本，对银行员工违法犯罪缺乏震慑力。如武汉建设银行江岸支行已发现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但支行负责人并未报警。

此外，监管部门监管方式存在问题，监管履责多倾向银行风险和高管操守监管，对商业银行安全防范关注不够，尤其商业银行发生客户资金失盗案件，对高管追责不到位。而银行存款利率管制与社会融资之间形成巨大价格差异，在社会金融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情况下，加之银行之间存款竞争激烈，甚至靠拼关系、拼回扣等恶性金融竞争，为银行“内鬼”犯罪提供了先决条件。

因而，想要遏制银行“内鬼”作案高发势头，除继续加强银行内部系统监管和监管部门监管之外，应引进外部监管力量，即打破银行现有垂直管理现状，实行地方审计、纪检部门监管与银行上级行双重监管相结合方式，并完善社会立体监管体系，聘请社会监管员，把银行一切经营行为置于全社会公开监督之下，让银行经营全过程“阳光化”，营造健康、良性、有序的金融竞争环境，铲除银行“内鬼”滋生土壤。

从制度上来看，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也能够减少不透明议价空间，破除社会融资与银行存款利率之间双轨制，消除利益寻租空间，使银行以“贴息”、“佣金”等形式开展的不正当存款竞争行为寿终正寝。

谢选骏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迫使世界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政府救济银行。这表面上“大资产阶级专政”，其实是“社会帝国主义”。于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了。不是银行内鬼防不胜防，而是银行内鬼控制了政府！

谢选骏：肺炎疫苗变成了肝炎病毒

《多国出现儿童急性肝炎病例，家长应了解这些关键信息》（CATHERINE PEARSON 2022年4月29日）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四向全国医生发出警告，通知他们一些健康的幼儿中出现了一批严重且无法解释的肝炎病例。

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阿拉巴马州有九名一至六岁的儿童因急性肝炎入院；有两名儿童需要肝脏移植。

类似的病例也出现在北卡罗来纳州和欧洲。自2022年1月以来，英国卫生安全局报告了100多例10岁以下儿童突发性肝炎病例，其中10例需要肝脏移植。

以下是我们对这些肝炎病例的了解，以及父母应该注意的症状。

什么是肝炎？

肝炎是一个宽泛的术语，用来描述肝脏的炎症。肝脏每天承担数百项基本功能，从帮助消化到清除血液中的毒素。当肝脏发炎或受损时，许多任务就无法完成。

“急性”肝炎是指相对较快的炎症，持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它可能会很严重，导致肝功能衰竭，阿拉巴马州的几个孩子就是如此。但肝炎也可能相对比较温和。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全国儿童医院肝脏中心主任亚历山大·魏曼博士解释说，在简单、不复杂的病毒性疾病过程中，患者——尤其是儿童——出现肝脏炎症并不罕见。

父母应该注意哪些症状？

肝炎症状广泛，并与许多常见疾病重叠。患有肝炎的儿童可能会出现发烧（低烧或更严重）、疲劳、关节或肌肉疼痛、食欲不振或恶心、腹泻和呕吐。

魏曼说，儿童也可能出现腹部疼痛或压痛，尤其是在右上腹，也就是肝脏所在的位置，因此，一旦触摸儿童的腹部出现剧烈疼痛，就必须立即寻求紧急医疗护理。医生可能会考虑腹痛的其他可能原因，如阑尾炎。一些孩子可能出现深色尿液，或苍白或粘土色的粪便。

黄疸，或皮肤和眼睛发黄，是肝炎的一个标志——然而一些明显的肝脏炎症也可能没有黄疸的迹象。

“第一个变化发生在眼睛：眼白部分开始发黄，”魏曼说。

他指出，肤色较深的孩儿童可能更难发现黄疸，所以父母应该认真对待颜色的细微变化。

“通常情况下，直到肝脏炎症或功能障碍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人们才会看到‘明显的’黄疸，”魏曼博士说。

是什么导致了最近的肝炎集体暴发？

患肝炎的原因有很多，从自身免疫性疾病到某些药物的副作用。通常，病毒性肝炎是由五种肝炎病毒（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肝炎）引起的。根据类型不同，病毒性肝炎可通过接触血液和其他体液或粪便传播，或食用生肉或未煮熟的肉类传播。但最近美国和国外暴发的儿童肝炎，已将病毒性原因排除。

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怀疑是腺病毒所致，不过卫生官员提醒，调查仍在进行中。腺病毒有50多种，往往会引起轻微的疾病，如感冒和发烧、红眼病或呕吐和腹泻。

在阿拉巴马州，所有九名儿童的腺病毒检测均呈阳性。在进行基因测序的五个病例中，所有人都携带41型腺病毒，这种病毒通常会导致呕吐和腹泻。在英国，大多数受感染的儿童，也被检测出腺病毒呈阳性，虽然不是全部。

“令人关注的是，我们只在10岁以下的儿童中看到这种情况，这意味着大多数10岁以上的人对腺病毒有免疫力，可能正因如此，这种肝炎只在幼儿当中出现，”纽约市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中心的儿科传染病专家和医院流行病学家詹妮弗·莱特博士说。

但是医生和卫生官员已经知道腺病毒感染会导致肝脏炎症。这并不新鲜。不寻常的是，原本健康的儿童突然患病，这就是为什么公共卫生官员将这一消息广而告之，并继续调查其他可能的潜在原因。

父母能做什么？

虽然卫生官员不确定腺病毒是导致最近肝炎集体暴发的原因，但父母可以采取措施防止传播。腺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是通过呼吸道飞沫或接触带有腺病毒的表面。应该鼓励儿童经常洗手，尽可能避免触摸自己的脸和嘴——许多措施都和防止冠状病毒传播的措施一样。

家长们还应该记住，疾控中心的警报不是呼吁采取行动或发出警报。一个原本健康的儿童突然发展为严重肝炎的总体风险仍然极低。卫生官员只是想提醒儿科医生和其他可能看到年幼肝炎患者的卫生保健提供者，现在应该筛查腺病毒。

治疗方法因儿童所患肝炎的类型而异。魏曼说，对于某些类型的病毒性肝炎，有药物可以抑制或消除病毒。但对于绝大多数病例，比如同时患有肝脏炎症和腺病毒的孩子，医生关注的是预防及处理并发症。

“这通常就足够了，因为肝脏的自愈能力真的很强，”他还说。

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沃尔夫森儿童医院传染病和免疫学主任莫贝·拉托尔说，如果孩子的嗜睡、疼痛、皮肤或眼睛颜色变化等症状令你担忧，请立即联系孩子的儿科医生进行评估。

“父母持续关注孩子的样子。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拉托尔说。“我不相信，如果孩子的肤色发生了变化，父母会说，‘哦，没关系，我们再等等，看明天会怎么样。’”

翻译：晋其角 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看来，“肺炎疫苗变成了肝炎病毒”，不仅如此，肺炎疫苗还造成了大量血栓，激发了致命的心血管疾病……以及形形色色的后遗症——因为疫苗就是某种意义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