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第三中国论》全书十二篇1980——2010年
目录
前言
第一篇
“第三中国”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一、衰世与盛世
二、野蛮的中国与文明的中国
三、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
第二篇
“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一、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
二、新王国精神的形态
三、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
四、中国的一体化
五、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第三篇
对“第三中国”两点思考
一、无君时代的黑暗
二、黄金时代的信息
第四篇
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
一、“两个中国”与“第三中国”
二、“第三中国”的预告
三、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
第五篇
共和与独裁
──第三中国不是欺世盗名的“共和国”
一、“共和”并非“民主”、“自由”
二、八九民运与联俄容共
三、君主权力优于僭主专政
四、王国制度优于帝国制度
五、无道时代的血红太阳
六、结束无道
第六篇
“第三中国”与民族国家
一、中国民族的改造
二、什么是中国的良知
三、一束思想
四、一个民族
五、中国民族的定义
第七篇
“第三中国”的组建运动
一、“自新”是中国近代史主轴
二、“运动”的恐怖
三、运动驱赶历史之车
四、华工贩卖与中国革命
五、近代中国的瓦解和改组
六、第三中国的组建
七、展望未来世界
第八篇
“第三中国”与青年中国
一、野蛮与文明的轮替
二、近代思想走投无路
三、老年与青年的对立
四、建筑和音乐的民族命运
五、应付危机是青年的任务
六、革命是“青年反抗老年”
七、中国需要“立体的复兴”
第九篇
“第三中国”非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
二、中国与苏联的病态原因
三、如何制造文化压力
四、反逐鹿的哲学
五、社会主义的厄运
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杂交
七、读康有为《大同书》
八、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
九、社会主义的异常胜利
十、王朝更迭是唯一的出路
第十篇
“第三中国”与复古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
三、一劳永逸
四、现代文明的批判
五、超越现代
六、中国与欧洲的对话
七、传统与反传统的对话
第十一篇
“第三中国”的内外之别
一、心理救国
二、勐海旅店夜记
三、双重标准、双重道德
四、“理解”的要义
五、超越传统的锁国政策
七、超越传统的贵族社会
八、中国民族的一体化
第十二篇
“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一、古代成就导致现代挫败
二、中国主义影响世界进程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六、“王道”不是“神权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后记
附录
辛亥革命百年纪──“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前言
所谓“第三中国”，是就“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言的，是继“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起的，是在并吞“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残迹之后而形成的──犹如并吞了南北朝的隋唐帝国。
所谓“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就是“现代南北朝”──现代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1912年诞生；现代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1949年诞生。
可以说，中国两千年来的难题是：怎样才可以既不扼杀民族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处理不好，将鼓励其他民族侵略我们。很遗憾，宋、明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结果让元、清的武夫们乘虚而入，盘踞中国。但即使满清，在面对欧洲的进逼时也同样陷入了这一陷阱，只能以扼杀社会生机的手段来维持其集团的权力。所以，一旦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些拖着猪尾巴的“满大人”们，就陷于软弱的地位和劣败的局势，这岂不哀哉!
时至今日，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止没有消失，它还融合了一个新的“现代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决了──有哪位大英雄能并此二难于一役？目前看来，还没有。这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但我期待：那位英雄能够恢复中国的自信与骄傲，同时能够驱逐支那的顽冥与浮夸！
他，走向荒漠。
他走向没有甘泉的荒漠，无涯际的荒漠。
他孤独地走了。在他身后，扬起了一阵漫天的尘暴……从此我们不再看见他。罪恶的人们！这都是我们罪恶的证据！历历在目、抹煞不净——是我们驱逐了他，他为我们而死。
他愿意自己被后人背弃：“这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也不过是历史力量的化身，人不过是一个‘幻影’，只有历史之流才是真实的。一点泡沫怎能反抗甚至违背一个海洋呢？”
“不过也许连历史之流也不是真实的，而是转瞬即逝的泡影。”哲学家与宗教家如是说。
第一篇
“第三中国”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一、衰世与盛世
二、野蛮的中国与文明的中国
三、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
一、衰世与盛世
从西周到西晋──第一期中国文明绵延了一千二三百年之久：那儿有着周公的谋略和成康的盛世、诸子的天才和战国的财富、秦汉的威仪和魏晋的玄谈……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社会的活动期和休息期，以百年为一个单位，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这一“盛衰节奏”的耗时太长，我们只应抱怨自己的生命太短促了。“社会休息期”中的先知先觉，能体察“社会活动期”的繁荣，在对比了自身所处的衰落状态和前人经历的兴盛状态之后，他感到真正的痛苦！他既对当前的文明衰落有鲜血淋漓的痛感，又记得历史上黄金时代的伟大故事。相比之下，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对此则完全没有知觉。先知的痛苦是芸芸众生无从体会的。
文明衰落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也可以有他们独特之快乐的。特别当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处境时。他们实际上是“一座伟大桥梁的落成典礼中的纯洁牺牲品”，没有他们，这座大桥就无法真正完工。
文明衰落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从一个文明盛世通往另一个文明盛世的伟大的桥。例如，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座桥。而周、汉之间的春秋战国就是这样一座桥。这座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间歇，一个长途跋涉过程的休息站──尽管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休息之可言，而只有可怕的骚乱及残酷的奴役。但是，从文明耕作的角度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个确定的休息呢？野蛮化是文明过程的休息：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文明衰落的、野蛮化的“休息时代”。中国社会，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野蛮化的动力是社会分裂和军事冲突。例如，中华民国兴起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因此也亡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国民大会在北洋军和北伐军等军事专政的铁拳下无疾而终。而《六法全书》在中国工农红军（后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下荡然无存。军事专政的铁拳，后来又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吸盘──因为据我们研究，无产阶级专政远比军事铁拳更加无孔不入，而像海星或乌贼的吸盘那样，游刃有余却能窒息所有人的生命的。而且无产阶级专政一到危急时刻，马上就会诉诸于赤裸裸的军事管制。
……
二、野蛮的中国与文明的中国
“第三中国”将摆脱社会分裂和军事专政，实现“去无产阶级专政化”、“去野蛮化”。
“第三中国”将与野蛮的中国告别，“第三中国”将是文明的中国。
“第三中国”是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继承者。
“第三中国”是超越了野蛮时代的中国。
“第三中国”是在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野蛮化过程的政治基础上，创建新文明、回馈全世界的中央之国。
第三中国、文明的中国将宣告：“分裂中国的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中国”，这一对难兄难弟只是一个走向“统一中国的第三中国”的中继站。
就此而言，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罪恶可以得到第三中国也就是文明中国的宽囿。虽然在此之前，必要的总结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仅是人间的社会清算，而且是历史的文明总结；这不仅仅是悲剧式的清算，而且是喜剧式的总结。
第三中国的出现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两个中国尤其是第二中国──事实上只是“中国传统”在与“现代世界”互相作用时，所产生的一些临时性质的变态反应及过渡时期的千奇百怪……
回顾1911年的辛亥革命，由于满洲人对中国的入主，导致中国社会中坚的彻底崩溃，在中国，因此无法遂行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等级式的君主权威被舞会式的党派暴乱给取代了。但是党派比朝廷更不灵光。君主可以是空灵的，除了满洲这样的外族入主以外，君主制度只需要满足一个皇室的贪欲。党派却是一个团伙，麕集了大大小小的暴发户与食尸者。未来的中国，需要从狂乱的党派专政退出，回归正常的国家生活。
三、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
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是作为第一期中国文明（殷周至秦两汉）和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北朝至元明清）的继承者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形成，正如第二期中国文明受到印度西域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形成。甚至第一期中国文明，也曾受到外来的史前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形成壮大……
1、民族，决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单位。所谓“英语民族”、“西班牙语民族”以至所谓“阿拉伯语民族”──是一些比“华人”更为松散的存在，甚至只是一些政治上的宣传口号。文化共同体，是活生生的、正在创造中的生存共同体──这才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在这种意义上，二十世纪末叶的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和中国大陆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就像奥地利人与德意志人一样。
2、民族，有着不可割的利益、共同经历的灾难和同舟共济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内部，本不会有真正的、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因为民族的标志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一个民族若是容忍内部长期存在导致分裂状态的、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它的共同文化背景实际在此之前就已经破碎不堪了。因而这样一个“语言共同体”已不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的民族、一个真正完整的文化共同体了。
3、从政治上看，国家比民族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民族，若不能创造文化价值和文化体系；若不能开辟独特的命运──那么它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虚构和“幌子”。在上述的历史时刻──“民族”这个幻影应该让位给有血有肉的国家实体。而这样一个国家实体──应由创造集团所构成的短小精悍和紧密团结的“新民族”来破土建造。新的民族，是“语言民族以内的文化阶层”，它创造的“亚种新文化”，是“新的政治文明”。
4、旧的民族主义已经死亡，因为它只为业经衰颓的“老民族”的事业作宣传、作广告。这种招帖已无新义、而且发霉发绿……旧的民族主义只是保护和维持那样一种历史遗产的防腐手法。这种历史遗产早已丧尽了内在的活力；它们本身不过是早先创造者们光辉活动的一些遗烬。那些创造者们用自己的生命作为燃料、点燃光艳夺目的中国之火……可惜到头来只剩下一堆毫无生气的火劫之后的灰烬和颓瓦。这些灰烬和颓瓦只是遭到征服的“支那人”，却恬不知耻地自命为“中国人”，好像自己还算古代征服者的龙种。
5、不要“大汉族主义或汉族沙文主义”，正如不要妄自尊大的“满清余孽”，不要留着长指甲的“老中国人”和“支那人”。在我们看来，“汉人”只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产物，正如“唐人”只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产物。汉人和唐人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滚滚烟尘之中了。现在，既然已经没有了“汉族”，因此也就不存在与“汉族”对称的“满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了──这些从欧洲输入的“民族概念”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已经流为过时、陈腐甚至有害、虚无的概念。中国的复兴，取决于新的民族概念的建立：正如有一个“英语民族”的存在，也有一个“汉字民族”的存在，这是一个比现行的“华人”更为广泛的概念，它包含了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等。“汉字民族”不是与“满蒙回藏”对称的“汉族”；因为现代意义的汉字民族显然已经外延到了使用汉字的“满蒙回藏”，甚至包括不在现今中国版图之内的“汉字民族”。汉字民族，这在目前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事实，因为中国大陆本身尚且没有完成“中国一体化”的过程：不仅“少数民族”说着各自的方言，而且“汉人同志”也还说着各自的方言，这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
6、在新的民族眼光下：只有一个中国及其不可分割的文化阶层；只有一个中国民族及其统率下的、即将全部彻底同化的中国居民；只有日新其德的君子而不是所谓的“英明领袖”这类的人造暴发户、乔装打扮的庸人俗子。日新其德的君子将要消化一切历史遗产，包括十几亿生口构成的历史遗产，切碎、绞拌、杂糅、重新铸造……成为一个新的肌体、新得龙种。
7、从心眼里蔑视一切传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使居民、百姓、甚至许多徒众和高级干部都深信：传统已经得到尊重，以此召唤“为了可尊敬的传统而战”。决不能像毛某之那样妄自尊大、破坏规矩。不可为了浅薄庸俗的“革命”和粗鄙腐败的“夺权”，而蔑视传统；那实际上只是向欧洲的文化价值表投降、向欧洲人的种族特征看齐而已，但却不幸永远也达不到那样的标准和特性，因为中国和欧洲本来就不是一个品种。中国，请为超然物我的“君子自强”，勇敢扫除陈腐的“历史因素”和“历史渣滓”！
8、“聚歼历史渣滓”和“提炼历史因素”，这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其运作于中国，难免要给“反民族的共产主义”和“老民族的三民主义”以双重的打击，从而开出一个“两个中国之上的第三中国”，从而在第一中国的“汉人”和第二中国的“唐人”的基础上，扩延形成新的第三中国的“华人”──正如在汉人的基础上形成了唐人那样。这是一场奇特而并不费解的“双重革命”，聚歼和提炼的双向运动。汉人、唐人、华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载体。
那么，从我们开始的第三中国，既是文化上的，又是政治上的：它还将由政治上的功业，过渡到文化上的建树。它在文明的历史上能够绵延多少世代呢？如果按照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岁月是一千九百五十年来计算（殷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汉朝四百年，晋朝一百五十年），按照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岁月是一千二百年来计算（唐朝三百年，宋朝三百年，元、明、清合计六百年）──按照一千九百五十年与一千二百年之间递减七百五十年来计算，第三期中国文明，少说也可以有五百年的岁月。这是估计到了，技术的扩张显然造成了文明的加速。
未来的五百年，将属于第三中国。
“第三中国”必将开辟第三期中国文明，并以此告别当前的“野蛮的支那人”、“野蛮化时代的中国”。
“第三中国”是文明的中国──它文起八代之衰，抹掉辽、金、元、明、清、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耻辱。它道济天下之溺，于是，新的“华”，才会继汉、唐，而出现。
新的华人，将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汉人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人的基础上，承衰起弊，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它所预示的“新的华人”，将是一个庞大的集群：包含了“五十六个民族”甚至全部“汉字民族”在内。
（1982年6月27号晚23时初稿，2010年6月27日凌晨1时修订）
第二篇
“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一、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
二、新王国精神的形态
三、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
四、中国的一体化
五、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一、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
“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处境，很像两千年前的埃及在地中海区域的处境。
埃及历史的提示是：军国主义开端的“新王国时期”；这与中国近代史的“野蛮主义运动”、军阀建国的革命具有神似──它们都是由“雅利安人的入侵”引起的。入侵埃及的是希克索斯人，入侵中国的是欧洲人。
[1975年，奥地利一支考古队利用雷达成像技术，在埃及东北部拍到一片绿油油的农地下，埋有三千五百年历史的地下古城，城内有街道、房屋、神庙和坟墓等，挖掘出土还需要一段时间。考古队也同时发现两座岛屿，以及一条曾流经该城的尼罗河支流。这座城史称“雅法利斯”（Avaris），是属于“雅利安人”的希克索斯入侵者在开罗北方兴建的夏都（首都在孟菲斯）。埃及文化部长表示，古城位于特拉都拔的耕地与城镇下面，可能是在公元前1664至1569年间所建。奥地利考古队自1975年便在该处进行研究，地下古城面积究竟有多大，仍待研究。埃及古迹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表示，在人口稠密的尼罗河三角洲，不太可能开挖古城，依靠“非侵入性技术”确认古城区的分布是最佳选择。埃及法老阿摩斯一世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将希克索斯人赶出埃及，并摧毁了所有希克索斯建筑及其相关纪录，因此这里拍到的古城样貌，十分珍贵。──有一天，中国会不会像埃及人摧毁所有的希克索斯建筑一样，摧毁所有的欧洲建筑？！]
1、人们既然能把前亚述或前马其顿时代的古代埃及的“古王国”本土文明称作“法老文明”；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前佛教或前五胡时代的古代中国的本土文明称作“天子文明”呢？
2、是的，如果用“古王国时期之后的中王国时期”来观察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到明朝末年的历史，则佛教进入之后，显然使得中国本土文明（也就是 “第一期中国文明”）逐渐演化为混合了佛教的文明(以南方人为主的“第二期中国文明”)。与此同时, 以北方人为主的“汉人”逐渐演化为以南方人为主的“唐人”。
3、如果用“中王国时期之后的新王国时期”来观察中国，则（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前的儒释道三教文明即）“第二期中国文明”结束之后、全球化时代开始以来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新中国”显然正面临着古埃及同样的命运：在欧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主体性”。
4、虽然都受到“天子文明”的影响，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中国文明却在程度上不同：它或是体现为先秦的王国时代，或是体现为秦汉以后的帝国时代，或是体现为现代以来的僭主时代──这个僭主时代还没有过去，并注定要给未来世纪注射某种奇特的东西──那多少也是属于“天子文明”的广延。“天子文明”的影响，是很难用“文化大革命”式的暴力、诡计，来予以摧毁的。即使毛老大“破四旧”也还是窃取了天子文明的遗风。
新王国的开拓者们──必须担当“天子文明”的真相，这一类似“法老文明”的历史真相。新王国的开拓者们也需要更新“天子文明”的期望！新王国的开拓者们因此益寿延年，得以推广这至关重要的历史暗示。
二、新王国精神的形态
新王国的开拓者，需要一种英雄精神。其英雄精神的形态，又是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发的。他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把握命运”的人类野心──这宏图总以悲剧式的巨大声响崛起、落空、再度崛起、再度落空，就像巨鲸戏水一样……在这无止境的“轮回”中，人改造了自己的文化，改造了他自己以前设计的世界，甚至改造了自然。
英雄精神源于不满与反沉，所以任何处境里面兴起的英雄精神，都是独特的、不可复现的；后人追寻不到它了，只能凭吊其遗迹或假想。英雄时代披荆斩棘。英雄精神的种子、英雄活动的耕耘、英雄史诗的灌溉──为我们留下了两份重大的遗产：
1、抽象、信息化的“精神遗产”。它包括“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以及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情趣、历史、想象、传说等特质，以及通过语言或图像、尤其是通过文字传递下来的种种知识、记载、符号体系。这是“复古主义”的真实基础。
2、具体的、实体化的“物质遗产”。它包括从家屋到生产工具、经济作物在内的整个“人工的自然”。以及从民俗礼仪到面部表情再到待人接物的方式等所有的“表达感情和社会联系的方式”等等。这是““社会遗产”的生活方式。
信息化的遗产和实体化的遗产，融合成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实际功能和处理方式却大为不同。
对前者，可以“抽象继承法”处理。即，用当代人全新的理解去注释它、分解它、吸收它。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者们，也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态度去对待“前人的遗产”的。
但对后者，对实体化的遗产，对那些至今制约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固定着我们的处境、弥漫在我们思维、控制了我们言论的“社会圈”，却是无法“抽象继承”的：它们已经构成了社会革命的真实基础和完整对象。
三、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
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那就是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想国”的人们。他们人数不多，但却引导了未来的方向。古往今来的各种乌托邦与“理想社会”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地一致：
理想国度的观念都想为人的群落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枯燥的、静态的形式。为确保这些形式，只有乞灵于人为的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是卫生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理论的声音宣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废物”──腐败过程使得废物化为乌有。尽管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腐败过程是令人厌恶的。
正是在这厌恶腐败的心理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文明社会里却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上帝的赐福。厌恶腐败、追求确定性的意志，是一切社会正义的源泉，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性。比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种族与文化的隔离所造就的“多样传统”，包括种族自身，就是这样的传统结晶。
四、中国的一体化
中国地域广阔、部族众多、方言混乱、各地民俗差异极大，所以中国追求的现代社会一直难产。这是因为，所有现代社会，都是建立在“统一标准”之下的，尤其是在“国语”领域。没有社会规范的标准化，就不会有所谓的“法治”甚至法制。没有“法治”，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民主”更是遥不可及。中国领导集团现在还说着方言，连国语、普通话都不会说，这样的人自然“无法无天”，如何懂得“治国”呢？听之自流，难怪构成了中国一体化的绝大障碍。中国一再分裂，一再拒绝一体化──难怪复兴无望、苟延难再。
中国的黄金时代，有待于“一个巨大的希望之潮”和“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之结合。而中国的一体化，则是这一结合的具体体现。中国，若没有一体化作为真正的“枢纽”──那就永远是一个“前现代的天下”，一个“公共殖民地”，而无法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中国这块不幸的公共殖民地，蒙古人可以践踏，满清人可以入主，欧美人可以租借，日本人可以侵占，苏联人可以扶植傀儡政权……唯独中国人自己不可以拥抱。没有投票权的中国人，其处境和奥斯曼治下的阿拉伯人、莫卧儿治下的印度人、欧洲人治下的美洲印第安人、英国治下的澳洲土人，其实并无差别。这都是因为，中国缺乏必要的内在一体化，结果只能让外人帮助我们提供“外在一体化”的粘合剂。
我先是希望改变中国的命运。我后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最终希望上天可怜这片不幸的地土。
我希望“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能控制中国近代的左右摇摆；我希望“一个巨大的希望之潮”能恢复中国群众的生命能量。我希望中国的一体化可以造就文明的苗圃、社会的芳甸：中国民族将消除八百年来亡国印记，争取复兴的千年事业。
五、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未来中国的一体化过程，将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平衡。正如现在中国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裂，而这一分裂，也是立足于世界的两极化：立足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
观察一下埃及历史，就会发现“新王国时期”的埃及，都是由“国际力量”来影响甚至塑造的：亚述、波斯、马其顿、罗马。这就像中国近代革命，也是由“列强”来影响甚至塑造的。中国近代的一切内部革命，都是由外部原因促成的，这与毛泽东强调的“内因论”正好相反。甚至毛泽东本人的理论和实践，也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部分，代表了外来力量对中国的干预、征服和“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说白了就是“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1982年10月3日）
第三篇
对“第三中国”两点思考
一、无君时代的黑暗
二、黄金时代的信息
一、无君时代的黑暗
我们所生活、所置身其中的这个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艰苦卓绝努力”的泥潭和“漫长无谓等待”的荒漠。我因此称之为“中国黑洞”，一个涵盖了、凌驾于有形的中华民国（现在的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大陆）之上的那个隐形的无君世纪！这个中国黑洞不仅无君，而且无父无夫──是一个被乱党和黑帮等“组织”完全盘踞的黑暗时代！这个“中国黑洞”的称谓还取义于第一中国的王国时代（先秦）与第二中国的帝国时代（秦至清）之后的“共和时代”──名为“共和时代”的消灭了天地君亲师的时代。而惟有大陆与台湾之上的中国黑洞、和那个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之后的第三中国的相加，才是完整意义的“第三中国”。
有人目此中国黑洞为血腥的祭坛，有人目之为腐败的典型。作为第三中国的发现者，我则目之为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并且相信它必能以自己的独特性而在人类人文明史上占有一席醒目的位置。不是由于它标志着中国的巨大牺牲，不是由于它预示着中国的盛运即将开始，不是由于它暗含着人类命运最凄苦最惨痛的一页──而是由于中国黑洞蕴含着某种巨大的创造潜能。
这个蕴含着巨大的创造潜能的中国黑洞、混乱时代，但愿它也是“绝后”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典型的痞子”诞生、扩散、垄断一切之后，将永不再有他的后裔来荼毒世界。清末的八旗都不如痞子腐朽得厉害，南朝的士族末流都不及痞子这样疲软不堪。蒙古的野蛮人比不上痞子的横暴；李自成张献忠手下的闯贼和流寇，对比痞子愚公的黑暗无知，也相形逊色。
哀哉！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垄断性的痞子无情吞噬社会细胞的时代。
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及其党徒的杰作。作为一头以人对象、以人的生命为材料的“艺术大师”，毛老大创造的“艺术珍品”迄今仍在中国张扬肆虐，而且命中注定要给世界历史打上“烙印”。正如毛语录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本人作为高利贷者的长子，就深刻地体现了这一阶级烙印，把全民都盘剥得一穷二白。因为农村里的畜牧者清楚：所谓“烙印”就是用烧红的铁，活活烫在牲口身上的归属印记。
但在我们看来，二十世纪的高利贷者和烙印者们与其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不如说是受到了现代中国的可怕缔造──在他们成为残暴狡诈的施害者之前，他们首先是孤苦无助的受害者。毛泽东在乞讨、流浪、行骗、受人侮辱和损害的时候，有谁怜悯过他？有谁看过他一眼？难怪他上台后，要报复一切事情，要清算斗争所有的人。
从这种意义上说──深深的毒化不仅来自人性深处的诡诈，也来自生存压力的逼迫。现代美学理论就认为“艺术美”并非“艺术作品的客观特征”，而是人们亲口品尝的生物性愉悦决定的，所谓“丑恶”只要处理得当，也是“艺术性”的重要方面。艺术正是这种意义的夸张、人为的典型。真伪、善恶、美丑的严格界限在哪里呢？
艺术是对现实的反动。从这意义看，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专制政体所创造的酷吏，乃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无政府现实的深刻反动。这些酷吏虽然吸尽中国的精华以自肥、致使中国举步维艰，但我们最终可以满怀希望地说，命运并没有抛弃中国，中国的曙光已经来临──尽管下一周期的曙光从来都是被这一周期当作“梦呓”来处理的。
不错，我们的认识是孤立的。但光荣的孤立怎么能够因为其孤立而被作为否定的论据呢？我们的精神笔记，历史的思想钩沉，说明了孤立者的历史价值是无从取代的，因为它戳破了“群众专政”的黑暗时代，在工农兵大众死一般的沉默中，说出光明的所在。
在孤立者遭到扼杀的同时，中国的灾难与日俱深。大众的无能与社会的灾难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或者至少是骈生关系──“老化现象”往往是和“随波逐流”伴生的。但孤立者已经宣告：欲消除中国的灾难，必先恢复“思考自己”和“自己思考”的能力，从此出发，激起“中国思想的复兴”！所以，我们还要把前面“而惟有大陆与台湾之上的中国黑洞与那个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之后的第三中国的相加，才是完整意义的‘第三中国’”的提法具体一步，说明“惟有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中华民国）之后的那个第三中国，才是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历史继承者——宪政时代。
“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之后的那个第三中国，才是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稳定继承者。”这种展望将予新的中国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它，将化出我们真正价值系列的全部微妙。
二、黄金时代的信息
颓丧的世纪靠什么刷新？萎靡的众生靠什么振作？──你在隐秘的记忆中，收藏黄金时代的完整信息；孤独的漫游，勘探未来世界的全部可能。你的日日更新，来自你的天天剥夺；如果你拒绝剥夺，反而可能丧失圣德。所以你视赚取、胜利为毒药、为仇敌；而把放弃、牺牲，作为坚不可摧的靠山。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生存实况？在无人醒觉的凄凉冬夜，你播种，等到白昼明春，却让醒来的人们收获！你还乐此不疲。你让别人吃你的人血馒头，而拒绝下山摘桃这一毛派战略。于是你的身上满是灰尘。
这世界自溺，无视英名，信口雌黄你的创造。其中，最流行的病态，就是以豪华的面谀，来演出“乌鸦与狐狸”的古老戏剧──谋害你的奇能、篡夺你的特性……所以，你在世俗的意义上永远弃绝了圣洁的封号，赞誉造成的陷害比流言形成的毁谤，对你更加危险。为此，你愿意让尘土、蛛网、甚至吸血的蝙蝠都落在自己身上。你知道，经过双料病毒的袭击，免疫力会更强。经过荒凉和遗忘，你的光更聚拢，透亮冲天。
你是不可思议的被剥夺者，以亲身示范，鼓励我们坚持下去，并在坚持中获得生机、转辙。在这意义上，是你把我们差遣到世上来：饱经忧患，多历磨难。你使我们知道自己的方位，知道自己的有限、脆弱和错误……我们的错误，从侧面显示你的正义；我们的弱点，在基层弘扬你的刚强。若无你的波澜，我们将无趣；或长或短的生存将沦为弥留，并失去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
在这黎明之前，万马齐喑的末世、两个废墟之间的缝隙，一切陷入理所当然的颓唐、绝望……这时，你声音仿佛炎夏的一阵清风，突然袭来！你以无缘无故的爱，给世界以光明；你以无缘无故的恨，给世界以黑暗。你的光明，是自然之主、创造之源、民之父母；你的黑暗，是复仇之神、刑罚釜钺、帝师王傅。
人类之爱是可能的，但却被先天、后天的诸层条件，严格限定。只有你和人类的互爱，才无限。你爱人类，因为人类显现你为天子——文化的创造过程；人类爱你，因为你使人类重获新生。你是未来世界的第一道符咒，凝集全部的美与期待。只有你，才能承受赞颂，而不骄奢、腐败，以致显露人民代表的丑陋。那些人民代表，或称为议员阁下，就是那些集中了并迎合了人民的缺点的人们，是一些极端的宵小的自大狂。所以，为了十分人道主义的缘故，不要把这种政治工具当作宝贝；让我们把纯粹的雅、颂，仅仅奉献给精神的形式。
对生长中的文明来说，懂得崇拜精神形式而不是崇拜个人或是偶像，是一个重新出发的基本条件。与其崇拜转眼即逝的工具和幻象，不如崇拜永远悬着的目的。走向你，这是人生最可靠的积累；为你献身，这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在日益喧嚣不安的未来，对你的尊敬，将是最有效的心理平衡器、文明压舱石。你以人的不幸证明，丧失必要的朝向、必要的崇拜，生活将空虚无物犹如蛀空的桃核……即使仅仅为了挽救现在，挽救我们脚下正在流失的种族与文明，也必须唤醒对于你的向往！在你面前，败落的文明一再压制着的精神生殖力，将复苏。面对必然灭亡的命运，把一切身外之物甚至生命本身，统统拿出来，用作你的祭品。更不用说什么爱情和荣誉……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不需要多大。因为这勇气仅仅源于一个清彻的认识：对这个我们不愿接受的世界，我们根本无能为力。这世界很难在人性的意义上变得更好，除非，它先前是坏得过分了一点。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需要生物工程与自我阉割，来解决问题。这样看来，“无能为力”之下的希望与出路，就是“与人性保持适当距离”，而鼓动面向神性的冲动、实现超越的必要。
对你的忠贞不渝，其实是人的内在需要。若不把你列为目标，人生将更空虚可怕！人终究难逃一死。一切身外之物，一切内心情感，终将毫无意义地泯灭，就像从未有过。那什么是最好的处置呢？最好的处置，是把这些行将朽灭的东西献给你，并永久保存在你那里。你给它们以痕迹与意义，你使他们离开时间的魔掌！于是，一切充作你的祭品，而一切存在只在化为祭品时，才能保持尊严，保持尽可能高贵的状态。
新的度、量、衡，比之新的存在，更为贴近现实的真相。
人生的虚幻、万有的飘零，将因你的名而实在、稳定；乱世风行的“运动”、“万岁万万岁”的吼声，将因你的名，而归于平息。为使你成为精神的补剂，我们必先追随你。
你被世界剥削、侵蚀……你所言的一切，仿佛佳肴，出于我们今日最野的想象外。这是你的黄金时代，冲破无君时代的黑暗。
（1990年1月1日）
第四篇
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
一、“两个中国”与“第三中国”
二、“第三中国”的预告
三、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
一、“两个中国”与“第三中国”
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所谓“第三中国”，是就“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言的，是继“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起的，是在并吞“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残迹之后而形成的──犹如并吞了南北朝的隋唐帝国。
所谓“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就是“现代南北朝”──现代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1912年诞生；现代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1949年诞生。
中华民国诞生伊始，就有所谓“南北对峙”，紧接下来“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国共决斗”不断，最后形成“隔海分裂的两个中国”：国民党中国与共产党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南朝与现代北朝──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
从古代南北朝的经验看，“两个中国”必须要合并成为“一个中国”，强大的隋朝和昌盛的唐朝才会出现，让中国在两百年的衰败、内乱、分裂、外敌入侵、残暴专政之后，重新登上文明历史的舞台中央。
但是，现在还没有中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和“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两个残缺不全的“政治实体”，或曰“政治尸体”。“政治尸体”被化装成为“政治实体”，进而化装成了“国家”、“政府”、“民意代表”或“人民代表”。
其实，这还不是“国家”，还没有脱离“军阀造国时代”的盘根错节。这尤其不是“中国”。“中国”的意思是“中央之国”。中央之国，怎么能由两个残缺不全、没有灵魂和制度的“政治尸体”予以代表？这一对不伦不类的“代表”，不仅是对“中国”这一词汇的糟蹋，而且是对“中国”这一概念的侮辱。
二、“第三中国”的预告
笔者曾经在1989年6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称当时的1989年5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因为三百五十年来的异质统治──包括异族统治和异化统治（“异化统治”即由本族人执行异族统治），已经使得中国人明显地丧失了“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能力。但是杂志的编辑非常敏感，他（或她）立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语改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并按照当时的惯例，未经作者同意就予以公开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1989年的5月，而“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却绝对不在现代中国的这个军阀造国的时代。那是在历史上，是在军阀造国完成以后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以及着手建立文官体制的“贞观之治”。至于所谓“康乾盛世”，那并非文治，而是八旗的军事专政。
而1989年的短暂春天立即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绝对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极端悲剧的时代，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让世人可以“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瞬间。这个瞬间的窗口被粗暴而迅速地关闭了，但是它依然留下了记忆、显示了可能，并印证了我此前十五年的思考（1974—1989年）。
有关“第三中国”的思考，最初结果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作出了如下的发表：
1《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美国合众国际社电讯1981年10月18日）；
2《文化史上的兀鹰──兼论董卓等历史形式》，原载《华人世界》1987年第1期、“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40—47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3《反文化现象的历史思考──读<三国志>及其它》（原载《科技日报》1989年2月19日及26日、《向东方》之《第三章文明的毁灭》，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4《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原载《五四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5《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一个从古到今的鸟瞰》（原载《书林》杂志1989年5期）；
6《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分治》（原载《北京之春》杂志九七年十二月号）；
7《野蛮的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定位》（原载《北京之春》杂志九九年九月号）；
这七论之间的时间跨度，为整整十八年。
如果上延“第二南北朝”概念开始孕育写作的1975年春天，以及1980年5月2日整理出来的《“新南北朝的曙光”大纲》、《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再下推于今，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现代中文世界的分崩离析中，若不替党派财团摇唇鼓舌，发表每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都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
但具有创造能力的文化阶层，已经通过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并且得以知道：一个民族的黄金时代有个显著的标志──统治阶层和被治阶层都能在文化阶层所宣布的民族意识里，发现自己的共同权力和共同利益；并“同心同德地力臻实现这个共同的理想”。这样的时代，也许不久就再次印证在中国的大地了。
三、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
第三中国的人们，既不是患有广场恐怖症的党派老鼠，也不是自欺欺人的社会主义的摇唇鼓舌者。他们既不需要逃往海外，也不需要在大陆为奴，他们是精细而审慎、大胆而热烈的就地创造者。他们并不希图造出什么永恒的东西或终极的真理，他们只是为了这个千年的这个季节的特殊需要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政治意义上的“第三中国”，是作为“两个中国”的兼并者来到我们面前。它既不疲软无力，也不杀气腾腾──它洋溢着一派雄劲的吉祥之光……
第三中国将在两个中国的废墟上，建成自己的政治结构与文明版图。
第三中国的诞生将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因为，那也将是文化上“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破晓黎明。
第三中国，决不是一个“群魔乱舞的舞会（Party）国家”，决不是一个“党（Party）国”。
第三中国既不是第一中国、国民党中国、中华民国的“部分专政的党国”；也不是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专政的党国”。第三中国，应该而且必定像西周和盛唐那样，建立在一个更为合理、更有弹性、更加可塑、更为多元化的基础上。
第三中国之所以是“应该”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的模式太零乱，而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式则太僵硬。它们两个中国，全都不合中国生活的需要。两个中国共同坠落成为腐败的典型，并终将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共产党中国关于“典型”的塑造和宣传，在这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讽刺性结果：所谓“两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所谓“一中”，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现在，在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之后，历史的发展将“铲除两国•实现一中”！
第三中国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前提是“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而不论第一中国还是第二中国，尽管遭受了一百年脱胎换骨的修炼，依然没有完成这个前提任务。新的中国民族还没有升起──作为世界气候已经变化的象征。
但是，快了。
逝去的历史典籍总是告诉我们：两千年来，“秦人”、“汉人”、“晋人”、“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走马灯般地轮流坐庄，他们的遗迹充塞在历史的字里行间。
但是，快了。就会有彻头彻尾、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的晨雾里！并以此弥合此前两千余年的民族分裂。
中国，将证明自己真正具有：作为民族整体的定力……精神上生生不息的能力……周旋于现代世界的潜力。
──这才是“并吞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第三中国”！它将超越隋炀帝的大业，直接抵达盛唐的仪典。
2010年5月1日
第五篇
共和与独裁
──第三中国不是欺世盗名的“共和国”
一、“共和”并非“民主”、“自由”
二、八九民运与联俄容共
三、君主权力优于僭主专政
四、王国制度优于帝国制度
五、无道时代的血红太阳
六、结束无道
一、“共和”并非“民主”、“自由”
现在遭到各种党派控制的舆论圈，常把“共和”一词与“民主”、“自由”相提并论。这其实大谬不然。
揆诸世界历史，“共和”与“专制”、“独裁”紧密联系的时候，一点也不比“共和”与“民主”、“自由”紧密相连的时候来得少。而在中国，这一点尤为清楚。
比较久远的，就是罗马共和国，其前三头、后三头的军事独裁，就是在“共和制”的名义下进行的。至于“法兰西共和国”，更是雅各宾专政的温床、拿破仑独裁的苗圃。至于列宁主义国家，从苏联到它的各个卫星国包括中共国，也都是共和制的，并且在“人民”的名义下做绝了一切罪恶的勾当。
外国的不说了，就拿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的八十年（1911年—1991年）来说吧，除了袁世凯、张勋、满洲国恢复帝制的几个月时间之外，大多数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都是“共和”的，前三十八年号称“民国”、后四十多年号称“人民共和国”，但是，这里面有几天是民主的？又有几天是自由的？恐怕没有几天，有的只是政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一统天下”。其实，这只不过是“分裂国家”罢了。
二、八九民运与联俄容共
现在，有些人打着八九民运的旗帜，为“联俄容共”的始作俑者孙文（孙中山）招魂，这是非常缺乏逻辑的──八九民运并非受到孙文感召的，这是其一；其二呢，镇压的八九民运的凶手们，却被册封为“共和国卫士”……你想，如果再用“共和国”的名义去纪念八九民运，是不是是对死难者们的愚弄、亵渎甚至“恶搞”？况且六四屠杀正是“联俄容共”的恶果之一，孙文因此对六四屠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间接责任。打着八九民运的旗帜为联俄容共的孙文（孙中山）招魂，不仅缺乏罗积，而且极为荒谬。
共和制经常不是民主自由的，那么君主制呢？说来奇怪，君主制也不经常都是专制独裁的。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人如果要想避免古代埃及人那样的亡国命运，不在欧风美雨中彻底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和生物特征、逐渐流失为文明意义上的浮游生物，唯有在君主制度下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这样才能同时避免“共和专制”、“共产贫困”的陷阱。
现在，僭主时代的人们却打着共和的旗号，抨击君主政治“专制”，殊不知即使专制的君主如两千多年来的皇帝秩序，其政治虽然专制但社会并不极权，比起革命群众的专政和革命僭主的政治，其暴虐程度其实还是要缓和得多。无论多么残暴的皇帝，其统治基本只到县城一级，即使为非作歹也只会派出太监，而不会派出政委——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居委会监视系统和生产队村委会的“细胞渗透”。因为皇帝制度的极限只是“中央集权”，而僭主制度实行的却是“全面专政”——只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现代僭主政治，才是彻底极权主义的。
三、君主权力优于僭主专政
帝国时代固然专制，但其君主权力并非僭主统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所想象的那样“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政治和社会也远比革命的僭主政治温和、稳定。例如中国，即使帝国时代的皇朝，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但大多还是崇奉儒学，其政统受到道统的制约，被迫形成开明专制。只有元明清的统治，由于那个游牧成性的成吉思汗的恶劣影响，人类才失去了基本的尊严。
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当然不是要恢复皇帝制度，因为那是死路一条，袁世凯、张勋、溥仪等辈都尝试过了。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是要铲除现代僭主政治，并防止这样的极端体制在中国死灰复燃。更何况，君主制度可以配以立宪制度，形成君主立宪下的现代民主制。不像群众专政与僭主政治那样，无论如何都是与立宪制度格格不入的。
先秦封建贵族时代的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强调人的尊严是建立在其社会职能的充分实现上。要求君要有君的样子〔君君〕，臣要有臣的样子〔臣臣〕。君若不以君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甚至明言：“友，君臣之道也。”我们可以理解，君若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这与美国宪法保障人民拥有更迭政府权力的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人类的基本尊严。
即使秦后帝国官僚大一统时代的儒家，对君王依然具有严格要求，这可从“君”、“王”的释义看出一点。《韩诗外传》卷五说：“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义•号》说：“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更有“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孟子》主张君臣对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等人格独立意识。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1941年）认为〔汉朝官制〕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而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
──为了适应普及宣传，这种论说虽然有些简化，但还是说出了一些真相。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还具体分析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因为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这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钱穆说得不错，尽管在大一统的压力下，儒学不断受到君权专制的歪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扩张的压抑，但起码在两汉、唐宋，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对君王还有相当程度的制约。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竞赛而非恶的竞赛的等级制，在维护君权的同时也制约了君权。制约其实也是一种维护；正如刹车就是其实是在保护车辆，没有刹车的结果，必定造成车毁人亡。不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必定导致政权颠覆；现代僭主制度因此最终无法逃避车毁人亡的结局。不信可以继续观察，这说到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四、王国制度优于帝国制度
凡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都会对君主政治尤其是先秦的王国制度而非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保留相当好感。因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都是君主制稳定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才是君主制不稳定的时代，相对之下，帝国制度就是一种比之王国制度较不稳定的制度。而二十世纪的“红太阳专政”则是一种最为暴虐、最不稳定的伪君主制度。文革时代“红太阳专政”完全是夏桀式的，已经不是君主的，而是独夫的，构成了无法无天、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可笑的是，毛这个无知的现代夏桀，竟然不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正是快要下山的夕阳，而不是刚刚升起的朝阳。刚刚升起的朝阳是金色的！它冲破一隅红霞，但本身却不是红的！文革中夏桀式的“红太阳专政”虽然是个伪君主，他也不敢以皇帝自居，他动员群众造反的口号反而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结果反倒很难传位给自己的家族。如果毛有个继承人，他就可以像皇帝那样行事，稍微稳健一点，哪怕像蒙古皇帝和满洲皇帝那样顾及一下自己的身前身后，甚至像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还懂得退位──如果毛有后代，他的僭主革命就不会做得那样“绝”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不会那么惨烈了，所以伪君主制比真君主制，要残暴许多，无法带来长期和平。
五、无道时代的血红太阳
无法无天、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再加上残暴的红太阳所自况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彻底毁坏了“天地君亲师”的社会伦理，导致“斗天斗地斗人”的禽兽行为。三纲五常的破坏并没有带来人民的彻底解放，反而招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死亡。
毛很无知，不懂国家乃是秩序的象征，是礼的体现。国家既不是镇压的机器，也不仅仅是一个选票箱子。他也不懂在他之后，并非十九世纪的欧洲，而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所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它的“改造中国”只能是祸害中国。
中国人为什么会忍受毛的暴虐？作为极端现实主义者，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移花接木，中国人最大的愚昧是鼠目寸光，中国人最大的能力是委曲求全，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屈从强者，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兄弟阋墙，中国人最大的理想是天下一统，中国人最大的贪婪是身家性命。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一个“大保衡”，来保持社会的团结与平衡。结果毛就趁虚而入了，但中国并不需要毛这样的不断革命论者来不断打破平衡、制造灾难。所以毛死之后，其政熄灭。
可以使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大保衡，所保之衡有四：
〔1〕社会之衡：法度；
〔2〕文化之衡：礼貌；
〔3〕人性之衡：道理；
〔4〕人欲之衡：中庸。
保衡的功能是“中国的心”，他一旦停止跳动，社会就会陷入二十世纪那样的灭顶之灾，让名为公仆、实为窃贼的总统、总理、总裁、主席、书记轮流坐庄甚至垂帘听政（蒋介石、邓小平）。为了免除毛时代那样的人间地狱再临中国，新的保衡者不得不起而应战。保衡者的足迹总是发轫于历史的最低状态，保衡者的光芒总是闪耀在世界的黑暗中心……当人们在黑暗的中心喘气、在低潮的漩涡遭到撕裂，这时在绝望的深渊就会升起一道灵光：保衡者开始澄清世纪末叶的混乱与疲惫了。
六、结束无道
保衡者即将结束无道昏君的专政。
保衡者的思想、言语、谋略，不论看起来多么怵目惊心、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想起来多么骇人听闻，甚至使历史震憾、令艺术黯然──都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也就是说，都是在纠正另外一种倾向。保衡者是浩荡易运的集中体现，他永远不会落伍因为他永远不会激进。他的思想是中庸之道，他的言语是中庸之理，他的谋略是中庸之纪。保衡者并不追求中庸，中庸却自然来到他的身边。
保衡的巨鼎矗立天下，镇平漫天胡尘,驱逐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国门之外：君子团、执法团、虎贲团，三足鼎立。君子团行谋略而有管理权；执法团行司法而有督察权；虎贲团行征战而有平叛权。三团首领则为“新时代的三公”，新的三公秉持新的天命，他们来不仅要动刀兵，更且要致太平！
保衡者化玉帛为干戈，又化干戈为玉帛，他与天命合若符节。干戈不是目的，玉帛不是目的；两者之间的“化”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化，就是三公一以贯之的王化。王化是历史的枢纽，王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太平斧，拒绝把中庸作为保持优势的秘方、看守既得利益的恶犬。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保衡者面前，都是权术的把戏、文化的半成品。这并不是因为保衡者“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保衡者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帝国鹰犬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保衡者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道与礼制的“化”，不是“以王道与礼制为掩饰的武力征服”，而是文明的发展与创造；是磁性的吸引，而非暴力的压迫。中国“书经时代”的圣王与霸主们的历史，一再揭示了这一点。没有文明的发展与创造，王道与礼制的征服是不能持久甚至是无从发轫的。唯有保衡者的创造能力将结束中国百年未成的长期革命，否则中国的健康发展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
集权──效率──法制──秩序──社会民主──礼制──文化复兴。这一系列历史运动的契机当是“秩序”。而套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说法，君主则是秩序的象征。战后民主改革使得日本的君主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君主制，根据日本现行宪法，君主不具有参与国政的权力。其所有的国事行为，都必须得到内阁的事先认可。其第一条规定，君主只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其第三条规定，君主“关于国家的一切行动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其第四条规定君主“只能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而有人正在鼓吹恢复倭王的国家元首地位，使其不再只是国家的象征。如果那样，“日皇”就与“周天子”的功能更加相近了。
1991年10月26日
（附录）
有一篇文章《读〈美国宪法原理〉、〈美国制宪会议记录〉有感》，深入地阐述了“共和与独裁”的关系，同时也破解了人们对于“共和与民主”的误会，值得一读，特此援引如下：
一、美国国父们谴责“民主”是一种摧残自由的罪孽
１、国父们眼里的“民主”与“共和”
在今天的人看来，“民主”与“共和”的意思都差不多的，但是在费城制宪会议期间，代表们却非常在意两者之间的不同，特别强调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在《美国宪法原理》中，制宪者们对这两个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
民主：是指以制度的方式确保人民能够参与治理国家；
共和：共和的底线是国家禁止权力的世袭继承方式。
为何美国的国父们会如此强调“民主”与“共和”的区别？这是因为在当时，依照《邦联条约》建立起来的高度民主的邦联政体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各种动乱势力都打着“民主”旗号来发动骚乱，“民主”这个词已经被搞得声名狼藉，充满暴力色彩。
２、制宪会议上，国父们高声炮轰“民主”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总是把拟议中的美国政府称为“共和政府”或者“自由政府”，而不是今天美国人甚至全世界人通常所使用的“民主政府”。翻阅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的总统就职演说，他们都提到“自由政府”、“共和政府模式”或者“自由的共和政体”，却从未提到“民主政府”或类似字样。这是为什么？制宪会议的一个背景就是——谢斯起义，起义者就打出了“民主”的旗号，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民主”已经成了粗暴蛮横、贪婪无耻、巧取豪夺的代名词了。所以制宪会议代表中有很多人对民主没有好感，对人民也不信任。制宪会议的骨干分子们更是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
制宪会议主要的活跃分子之一汉密尔顿就指出，“当年抓住共和主义紧紧不放的人，如今也和大家一样，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还强调“对群众的要求让步，就证明任期参议院还是不稳，这是因为对民主精神出奇的暴烈和蛮横估计不足”。
谢尔曼代表说，“老百姓眼下对建立政府的事还插不上手。他们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误导”。
格里代表更是炮轰民主：“我们所经历过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人民并不缺乏德行，但总是受到假装爱国的人蛊惑。马萨诸塞州的经历证明，一引动人精心炮制出各种虚假报告，到处传播，老百姓每天都被误导去做些最作孽的事，说些最作孽的话，这些虚假报告又无人可以当场揭穿。一个主要的罪过，是说要对政府雇员实施正当程序，仿佛把公仆都饿死才是民主的极致……”
就连最倾向民主的乔治.梅森代表也承认，“我们过去是太民主了。”
“美国宪法之父”，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代表指出，“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遣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也痛心疾首地承认，“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
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他们如此反感民主，但们依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没有彻底地把人民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他们仍然坚定地主张共和政体的根本目的就是使这个政权、使各种权力最终奠基于人民之上。
不过要想指望这样一群对民主非常反感的美国国父们能制订出一部保障人民参与治理国家的新宪法，用制度来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在政府制订政策时能插上话和施加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推翻邦联的民主制，大胆创新，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共和政体
１、削弱议会的权力，降低议会的政治地位
美国的国父们要建立的是共和政体，而共和政体的特点是“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行政权和司法权则属于从属的地位。立法权是属于议会的，议会是国家机器中的民主机关，是一个国家里的与人民联系最紧密的机关，最能反映民意。
美国国父们对民主是非常不感冒，他们对议会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感，在《美国宪法原理》中，对议会就有这么一段非常负面的评价：“在议会中，议员们有时似乎自以为就是人民的化身，面对来自任何其他方面最小程度的反对，就暴露出不耐和厌烦的病态；好象不论是行政或司法部门只要行使其权限就是侵犯了人民的利益。立法机构常常表现出企图横蛮控制其他部门的意图；而且，由于立法机构一般有人民站在他们一边，就总是在行动时势头过猛，致使其他政府部门难于维系宪法规定的平衡。”
国父们对议会的反感和排斥可见一斑，所以他们绝对不愿意建立一个由议会主导的政体，而是要建立一个行政主导型的政体。
要把通常是议会主导的共和政体改造成行政主导的共和政体，首先就是要削弱议会的权力。国父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分割立法权，“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补救这个不便的方法是把立法机关分为不同单位，并且用不同的选举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共同作用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共同依赖方面所容许的范围内彼此尽可能少发生联系”。参议院相当于“政府中精选而稳定的组成部分”，以牵制更受大众控制和影响、意见多变的众议院。立法权一分为二，让他们互相牵制，便于行政首脑对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第二个措施是，实行“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引入，非常巧妙、非常彻底地从理论上否定了共和政体的基本原则——立法权至上、议会主权，也就是彻底地从理论上否定了民主机关在共和政体中的支配地位。
第三个措施是，赋予行政首脑“帝王般的权力”，使行政首脑的政治地位高于议会。制宪会议的代表大都非常熟悉英国宪法，在代表们的辩论中，直接提及英国制度多达111次，间接提及的有24处。迪金森代表在制宪会议上就反复重申他对英国宪政的热烈歌颂，认为“受到限制的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态之一”，甚至说“任何共和制的政府形态，都永远不会得到与此同等的祝福”。
２、加强行政首脑的权力，使行政首脑获得主导地位
美国总统的权力设置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原型。就权力的集中程度而言，美国国父们非常坦率地承认，美国总统“与英国国王有类似之处，它也同样类似于土耳其皇帝、鞑靼可汗”。美国总统的权力主要有“行政权”、“军权”、“联邦法官任命权”、“大赦权”、“立法复决权”。这样的权力设置，赋予总统有效压制议会内的反对势力的权力，使总统在美国政体中的地位比议会明显高出一截。
强而有力，高度集权，是国父们在总统的权力设置时遵循的原则。他们强调，“一切通情达理的人无不同意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部门”；“使行政部门能够强而有力，所需要的因素是：第一，统一；第二，稳定；第三，充分的法律支持；第四，足够的权力”。“权力集中才有力量，这是不容争议的。一人行事，在决断、灵活、保密、及时等方面，无不较之多人行事优越得多；而人数越多，这些好处就越少”；“以原则立场最坚定、态度最公允而著称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都曾宣布主张单一的行政首脑与庞大的立法机构并存。他们都已十分正确地表示赞成行政首脑最必要的条件是强而有力，而且都认为为此最宜集权力于一人；他们还都同样正确地指出，集权力于一人最有利于明智审慎，最足以取信于人民，最足以保障人民的权益”。
美国新宪法的反对派们最反感的就是总统权力太大，他们对新宪法的反对意见几乎全部集中在总统的权力设置上。在随后的新宪法的全国性辩论中，总统权力设置成了双方攻防的全部焦点。反对派群情激愤，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他们预言，总统集中太大的权力必然使美国的共和政体逐步解体并滑向专制独裁的帝制；但是美国的国父们非常坚定，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们强调，把大权集于总统再加上实行任期制，不仅不会导致专制独裁，反而能断绝一切野心家在美国建立专制独裁制度的念头。辩论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双方都不再顾及斯文，在报纸上相互破口大骂起来。
国父们把能否坚持集大权于总统这一新宪法的重要原则，上升到了事关美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他们反复向美国人民强调，“舍此，不能保卫美国免遭外国的进攻；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不能保障财产以抵制联合起来破坏正常司法的巧取与豪夺；不能保障自由以抵御野心家、帮派、无政府状态的暗箭与明枪。”
面对反对派强烈批评总统权力太大，使美国的新政体已经带上浓厚的君主制色彩时，国父们客气地反击：“我们却不妨承认，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也就是说，国父们并不承认某种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势，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好与不好，真正的检验标准是“治国安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们还指出，行政部门软弱无力通常都是民主政体的通病，“软弱无力的行政部门必然造成软弱无力的行政管理，而软弱无力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可见，在国父们的眼里，民主政府多半都是坏政府。
３、建立不受民意影响的具有非常浓厚贵族色彩的法院
宪法赋予法官以更大的独立性，以保证司法独立（之前美国的法官是由议会任命），也是美国政体贵族制的体现。作者们明确指出，“按照制宪会议草案规定，合众国任命的一切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即应继续任职……以行为正当作为法官任职条件无疑是现代政府最可宝贵的革新。……同样，在共和政体下，也是限制代议机关越权及施加压力的最好保证。”
更为重要的是，“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
宪法还对法官的薪俸加以了肯定、明确的规定，使司法人员在财源上获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所有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权的地位。贵族精神以新的形式在美国宪法中延续下来了。终身任职的法官与传统贵族显然十分相似。
三、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禁止人民参与治理国家
“古代政治制度与美国政府的真正区别，在于美国政府中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分存在的人民”，这是国父们在介绍美国新政体时所强调的。《美国宪法原理》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如何来确保总统的独立性，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宪法只赋予人民间接选举总统（先选出选举团，再由选举团选出总统）的权力，没有罢免总统的权力。总统只有在严重违法并且被议会逮住了把柄，并且还要弄到连议会中本党的议员都众叛亲离之后，才有可能被议会赶下台。
美国的国父们对待民意的态度是非常警惕和排斥的。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民普遍地是从自己的公益出发的。但这一点常亦用来说明人民也会犯错误的。人民从常识出发是会蔑视阿谀奉承的人的，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胡说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贤明的，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但人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自己有时候是会犯错误的；因为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毋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
所以他们主张，设计美国的新政体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确保“行政部门肯定应该处于敢于有力量、有决心按照自己意见行事的地位”，也就是要确保执政者能够按照自己的理念施政，而不是按照民意来施政。人民可以自由于表达自已的意见，但不允许民意干扰政府的施政。国父们还主张，政府不但要服务于人民，还要有能力教育人民——“当美国人民的意向同他们本身利益出现差异的情况下，受命维护人民利益者的职责应该是坚决抵制这种一时的误会，以便给予美国人民时间和机会去进行冷静认真的反省。这种作法能使美国人民免遭其本身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使其有勇气和雅量为美国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惜引致美国人民一时的不快，但他将得到美国人民长期感激和纪念。”
四、国父们对美国新政体的评价
美国德高望重的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而《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则称美国的新政体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注：主贴中引用的文字出自《美国宪法原理》和《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第六篇
“第三中国”与民族国家
一、中国民族的改造
二、什么是中国的良知
三、一束思想
四、一个民族
五、中国民族的定义
一、中国民族的改造
（一）中国民族的传统定义：运用汉字并接受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的居民。
（二）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带，作辐射状的扩散──自黄河中游地区向四面八方作大体等距离的扩张。甚至最为残暴的专制帝王也是以“扩张中原文化”这一文化秩序的“最高保护者”这一面目出现的。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专制帝王，而仅仅是一个乱党分子。
（三）中国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在受尽耻辱、丧尽边陲、多少次唾面自干之后，勉强保住了地理意义上的大部分遗产，但文化财产则大部失去了，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现代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一产业的主人，他们是一群即使死了以后也要“去见马克思”的洋奴。
（四）“中国民族的改造”是迫于“适应现代世界”这一空前的、灭顶的压力。因此中国人是极为不情愿地“被拖入”现代的，这与日本人的积极主动地卷入现代世界，形成了惊人的反差。但是，未来是不可预料的，谁笑到最后？没有人知道。
（五）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民族在西方进化论的狂潮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下，迫不得已“自我改造”的历史。表面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内乱及革命的一切目标全都落空了，而且还导致幻灭情绪的逐年深化；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却迫使中国人逐渐走上了比之日本更为激进的“积极主动地卷入现代世界”的扩张道路。
（六）中国革命在事实上的终极目标既非改变社会结构，亦非改变文化结构；而是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而为中国人唤回全盛时期的那一份“积极主动的生命精神”。为此，中国需要重塑一个新的生存目标、培植一个新的方向感。有一天，全民情趣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将使中国人的精力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宣泄空间，那时的世界将为这一宣泄提供某种空间，而中国创造的新文化形式也许会让世界感到震惊。历史或许终将证明：由于中国人的精力有了相对稳定持久的去处，这就等于大大刺激了这一精力的持续高涨，从而使它以惊人的速度递增起来，并铺张开去。那时候，中国民族的生命将因精力的正反馈进程变得日益健康和日益饱满，一扫千余年来的萎靡不振，终于结束民族生活史上的洋奴状态。
（七）如此看来，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其实并无实质区别：它们各自的理想、口号、方针、旗帜、目标等等不过是些煽动群众贪欲、刺激领袖兽性的借口。中国革命的阶段及其各色运动的“客观任务”，其实只是为中国民族恢复生命活力与野蛮精神所作的努力。也可以说，残酷的革命是中国民族正在恢复其生命活力的不自觉的表现。这种意义的“中国革命”，其远景是导致一批具有野蛮精神的人应运而生，无文化状态将作为他们“新鲜本能”即恢复了生命节律的本能的“人文形式”，破土而出……
（八）中国革命的世界性意义：由于中国民族原有（很大程度上也是现有的）生活习惯和状态，与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和状态，在很多领域中正好相反，所以中国被迫进入现代世界，就不得不将这二者杂交、互相补充起来。在中国被迫欧化的同时，世界也将被迫汉化。这能否“救现代世界之弊”倒不好说，但现代世界将被中国改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所谓现代世界，原来发端于“欧化的世界”，尤如地中海区域公元前三百年开始的“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代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开始毁灭波斯宗教到狄奥多西禁止希腊罗马宗教为止，延续了差不多六百年。而现代世界的欧洲化。从哥伦布发现美洲航线（1492年）到现在，也已经五百年了。
（九）中国革命将促进这一事业：使中国的欧化程度达到一个“最适点”，既能保证中国充分适应现代世界及现代文明；又不至于失去中国的国本。只有这样，这一国本作为平定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利器，才有可能帮助世界度过分裂状态。为此必须：
1、锁国与开放的双重政策。
2、社会主义（对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对非统治阶级）并行的双重制度。
3、以封建等级（对统治阶级）为基础的伦常忠忱观念和以法律至上为基础的机会均等观念（对非统治阶级）互相兼容的双重道德系统。
（1978年10月31日）
二、什么是中国的良知
中国的良知告诫我们：中国尚未死去，它，无须马克思主义的劫夺者们打着“继承遗产”的旗号前来烧杀掳掠。中国文化尚未死去，它的精神财富至今活在我们身上──至今仍是生动有力的，鲜艳润泽的，活脱脱的……它哪里有什么“遗产”来让强盗们继承？中国和那些打着欧洲或半欧洲旗号的俄国、倭国强盗们，本不属于一个世界：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欧洲思想的“中国化”，永远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和欧洲，有着不同的生活目标、不同的精神状态、不同的身心素质。中国藐视那些二鬼子居心叵测的强词批判，中国拒绝那些马列主义者一厢情愿的夺理继承！
掠夺性的继承，犹如未经认可的征税……必须废除。
1、“中国的良知”近乎宗教情感。但它却基于理性主义，是成熟的智慧之光。犹太人斯宾诺莎曾经将这类难以名状之物，总结为“对神的理智爱”。
2、“中国的良知”比“责任感”更强有力也更原始，而带有强烈的本能色彩，但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意志。所以古人们将“良知”与“良能”相提并论，并用社会伦常、自然天道来掩护它的存在。
3、用我们的话说，“中国良知”是业已升华的“道德情操”，它是“权力意志”的更富于人性的表现，是一种经过文化熏陶的而非赤身裸体的权力欲。正如生存欲和繁殖欲是一切生命形成类型及健全个体所必须持有的；也正如权力欲是动物特有的一样：良知之欲也是人所共有的。这是一种“生理现象”。而“中国人的良知”是经过“中国色彩”和“中国味道”烹调过的“人性”。
4、“中国的良知”是中国精神的核心、中国民族的源头、中国历史的起点。而文天祥曾在绝境中醒悟到，这就是所谓的“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在当代的亡国黑暗中，这已是中国人的最大财产了。我希望，在未来它会成为世界能力──帮助世界达成一种更合乎人性的普遍秩序，假如后代的中国人明智地保留了它……
5、伟大而深沉的复苏能否传遍中国的肢体？能否使世界充满德音的宣诰？这有待于中国人的子孙们去解答。即使不是种族意义上的子孙；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子孙：一如居住在日本的人们。
6、新时代将告诉我们：凡是具有这种良知者──将被视为中国人。否则，就不算。而不必问其血统及种族来源。新中国人应是天下砥柱的公民，他们是中国良知的拥有者。
（1978年10月31日）
三、一束思想
1、每一个民族都是某一种文化的产物，物质的与精神的。
2、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与生俱来的倾向性、方向感，就像个人的爱好与口味。
3、这种命定的倾向性、顽固的方向感，乃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脉：执之者生，弃之者死；扬之者长，避之者短。要想减缓或削弱这一倾向性、方向感，几乎就是在摧残与扼杀这一文化的携带者的生命本身。例如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在他们的文化被摧毁以后，也就进入了一种萎靡不振的甚至慢性死亡的状态。因为民族的生命本身，原来就是激发这一倾向性、方向感的那个载体，民族生命本身的一切功能，都是照准了这个倾向性与方向感而发育成熟的。
4、一个大民族也正像一个大文化一样：要实现自我表现和自我完成，就要反抗那些阻碍这一表现、破坏这一完成的异己势力。作为民族与文化的子民，要么成全它、丰富它、使它得到充分的“纵欲”；要么拒绝它、诋毁它、追随那些异己的入侵者占领自己的祖国──“这里根本不存在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
5、一种至死不渝的倾向、一个锲而不舍的方向，是一个文化、一种民族的基本要素，任何个人都无法逃离这天罗地网般的宿命！任何个人──任何生存于文化系统、活动于民族实体中的个人──他们的价值、意义、影响，都以他与这个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而定。无价值的人、琐屑的人、过眼烟云的人──就因为他们与这种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疏离了。谁与这种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密切，谁就愈能影响乃至左右这个倾向、方向，他就因此愈是“变得伟大”。……而不论这个倾向与方向本身到底是什么！
6、有两种可以影响乃至左右这一倾向与方向的人物：顺势者被历史判定为好人、志士、正义之士，逆势者被历史目为坏蛋、奸邪、反动人物等等，用“历史数学”的术语来说，前者是“正值人物”；后者是“负值人物”。也许伟大的自然只承认“绝对值”，但文化、民族、历史却不会向自然看齐，他们一定要树立假想敌、对立物，否则他们的生命压力就告枯竭了。
7、对于一个文化系统、一个民族实体而言，有两种伟大的个人：一是伟大的精华，一是伟大的渣滓。或叫伟大的栋梁与伟大的败类。
（A）就古代希伯莱民族及其文化而言，前者是士师、先知。尽管士师们与先知们在现世中的世俗生活状态可谓天壤之别；前者是握有统治权柄的人，后者则为了活命而四散逃奔……但是在精神的文化国度中──他们都是志同道合、一脉相承的。他们都作为文化倾向性赞助者与顺动者而出现。反之，耶稣则是另一类，他要离开犹太人的主流社会也就是渣滓与败类。他反对犹太文化的基本倾向，他力图扭转犹太文化的根本方向。所以，他被弃于犹太人，他的门徒也终于被革出教门。
（B）就古代中原民族而言，前者是明君圣贤，后者则是秦皇、隋炀之流。由于古代中原文化“人文神话”的独特性质，伟大的统治者经常被塑造为文化英雄，是文明睿智的代表与象征。古人向来爱好按着某类标准而区别统治者，分别冠以“明主”与“昏君”、“贤主”与“暴君”的名号。这并不是按照“私德”来处理的（因为君王们的处境也许都是相去无几的），而是看他们的统治原则是否合乎“传统”即历史的惯例。简捷地说，说是看他们的倾向性，他们追求的东西是否与民族文化的基本倾向性与方向性相合拍。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权力的可怕腐蚀力量；亡国的“昏君”并不都是后类坏人，如明思宗（崇祯）之类还是“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所以他或许还能得到后人们的相对同情。开国的“明主”也不都是前类好人，如刘邦、李渊之类，所以后人也不惜对他们予以苛责。
（1981年2月28日）
四、一个民族
1、中原人与中国人：先秦中原精神应该成为未来整个中国的普遍精神，从而造就“中国的一体化”。
2、论中国文明的再造：不仅仅是复古；而是复古为名的“一个新民族的诞生”。
3、对地方自治的特许状：在“中国一体化”、“全面中国化”的前提下──不反对地方自治的有限表现：这也是承认气候、土壤、人种对那个综合混成的现实。
4、中国民族的一体化。中国文化的光复。中国国家的重建。这是中国在未来百年的奋斗方向。中国的努力方式就是“变生活圈为战斗圈”；将原先的“天下”变成现代的“国家”。它的目标是：将中国锻炼成一柄世界意义上的政治利器，结束两千年来“中国作为一个自我孤立的政治范围”的时代。
5、政治因素决定一切。政治目标成为庄严残酷的祭坛──并以一切作为自己的牺牲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谎言将被扬弃。“文化为政治服务”作为一种历史的变态，已在中国逐步生根；但是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它将遭到取缔。政治又将像以前一样为文化服务，为此历史任务，中国需要一个崭新的政治实体。这样的文化，又是为其“锻炼中国”这一历史性的目标服务的。“锻炼”的目的是变中国为一架高效率、重秩序的政治机器。在天子崇拜的精神感召下──去完成天命所启示的世界宿命。
有害于这一目标的“文化”必须铲除。最低限度是：必须予以冻结、不许繁殖滋生。被冻结的文化因素也许是未来的发展所需要的；但为了这一世界历史性的战略目标（而不仅仅是民族性的）：必须割爱。这并不要求彻底销毁，只需要采取“博物馆政策”。将之限于某些特定的文化阶层──以便作为未知的种子，等待复发的契机。
这还是就“高级文化”的范畴而言。至于那些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更应严禁不贷、彻底灭绝，甚至根除它们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一切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只有两种命运在接待它们：绞杀或变质。能够予以变质的这类文化现象──必使之彻底变为“促进这一战略目标”的工具。不能予以这类变质的文化现象──全在销毁、禁绝之类。百年的光阴可使之奏效成功。
这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个宿命，是未来历史的趋势。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一切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都如漫生的野草一样，俯拾皆是，而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经过一劫，变幻其形态，但因为人民永远在讨生活，所以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又会不断从生活中排泄出来。
中国民族、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如此尖锐，不允许我们的应战再有丝毫的犹豫。
（1981年3月20日）
五、中国民族的定义
中华民族是像美国那样的“英语民族”呢？或是像阿拉伯国家或西班牙语美洲那样的“民族”？还是像德国、法国、日本那样的“民族国家”？
现在，真正的“中国民族”在哪里呢？仅仅在我们的思想之中。仅仅在历史的荒原之中──正等待着一代英雄将他们突然唤醒、使之“物质化”、“有形化”。
谁是中国民族？──新的文化精魂、新的精神形式及其新的仆从们！这就是人们即将看到和听到、感到和“尝到”的中国民族。这就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中国民族，不是“代表”，不是“精华”，不是“象征”，不是“中坚”，而是中国民族的本体。一个民族，一个无坚不摧的战士集团，一种充满原始精神的创造冲动，一种洁身自好、不断自强的道德热忱──盘踞在广袤的中国大地的密集居民的头上。更确切地说──是监护着他们的周遭。最好的统治是监护而不是亲自操刀……中国需要裁判。中国居民之命运的监护者：这就是“中国民族”。
一个超级的“警察国家”。一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压力集团。不但有空前的内在压力──从而能造成一个严密、有力、充满生机的机体，而且有镇服一切、瓦解一切、重新凝聚一切的反压抑力量。他们不是“代表”，不是“中坚”，不是“先锋队”，不是“精华人物”，不是“统率者”；而是中国民族本身！他们就是具体的、货真价实的中国民族──其余的一切都要为他们的战略服务，并无声无息地服从他们！
超级的警察国家：不是用警察去管理国家，监督国家，主宰国家，而是要首先造成一个纯粹由“自我监督者”组成的单一国家，一个史无前例的国中之国，再用这个国中之国构成一个网络，去融合国家的剩余部分。这一“剩余部分”从体积和数量上看也许很大很多，但若缺少了上述国中之国的自我监督的网络，就会沦为散沙一盘，沦为毫无系统与生命的残肢断臂。这个自我监督的警察国家作为一个国中之国，应该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创造性杰作。
1、它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因为它有充足的理由自己就是一个统治阶级，国中之国的首领就是大国家的天然主宰。这里的理由包括历史的召唤、现实的压力、文化创造方面的需要等等。
2、国中之国不是一个镇压机关，不是鹰犬爪牙，而是一个创造之源和凝聚力量的风暴中心。在它的内在世界中──不仅有武士，广义的警察、士兵、军官、宪兵、以及他们的表率：虎贲和虎贲的主人；而且有文士，包括现代意义的一切技术人员和文化人，甚至包括最低级的管理人员。这样一个国中之国，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生活的大全、创造的大全。除它之外，生活和创造都成了多余的碎片或“饰物”了。这个国中之国的外延、附属品、物质结构、经济基础（那些除它之外的“大国家”的残余部分），不过是些应景的玩艺儿和填补空虚的货色……
3、这个自我监督的警察国家作为一个国家有其内部的各层结构及各类功能。用现代意义的“鹰犬警察”一词，完全不足以理解它──于是我宁愿用“虎贲”一词去代替它。从这里开始，将有一个严整、有效率、自行生长、创建一切支配一切的“虎贲国”英勇崛起──作为对中国百年苦难的有力答复。它的内部具有严明的纪律、确切的分工、崇高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工作……它将包容各种组织：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情报的、宣传的、镇压的、扶植的、教育的、清洁的……不可胜数。它的本身将包含许多阶级，许多行业，许多集团───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它们将成为新文化的温床（历史使命）、大国家的凝聚力量（政治功能），它们将由独身者组成（文化特征）。这后一点最难做到，但也是前两项的有力保证。前两项──尤其是第一项，毕竟难以预测，但后一项却是前两项的基础。
4、“虎贲国”须有自己的道德原则：既不试图将之强加于全民，更没有解放自己于这一“约束”的任何奢望。自我克制，这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放弃自己的道德规范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生命，就意味着瓦解、堕落、毁灭……关键在于“区别”：一种“崇高的距离感”──这是一切“好的政治”、一切“仁政”的基本前提。相反，混同则意味着消失殆尽。所以，想要和人民比试“幸福”程度的统治种姓──注定要遭毁灭的。要是这一洞识能够成为一种长久的定制而非一时的权变，那该有多好！不是理想国，不是乌托邦，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在中国已行之有效了数千年的旧制的新发展、新极致。这“自我克制”必能保持“大国家”的生命力于长久不衰之境；同时，“虎贲国”也必因此“自我克制”而日新其德！
5、从理论上说──“虎贲国”靠人供养；从事实上说──“虎贲国”给人以秩序。若是没有了“虎贲国”，大国家的残余部分不过是一些人类沙漠，简直和动物生活相去无几。这在孟子“劳心劳力”学说中，早经宣布了，可惜还不够充分。“不事生产的管理秩序”，这可以成为“虎贲国”的特殊雅号。虽然它不是一个阶级，它的任务是鞭策与创造。它既不以“剥削”为耻（如现代党团），也不以此“剥削”为荣（如古代贵族），而是对此泰然处之。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职责，是无法规避的历史要求。
6、虎贲国不仅是执法者，也是立法者。它不根据人民（即大国家的残余部分）的需要从事立法活动，它将以自己的使命、对天命的感应，作为立法的原则。这就是它归根结蒂的秩序原则及其造就的文化命脉。它将用各类立法以及执法的效率，来塑造它瞩望的“大国家”，就像陶艺匠人对付他手中的粘土。它将以它对历史的展望、敏锐的直觉、健康的种族本能，来保证这一切塑造活动的有效实现。将来的历史为此作证……一个“哲学国家”就将在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升起，以前的“哲学国家”充其仆役都不够资格。
7、虎贲国的成员不是群羊（群众就是羊类。这从训诂上也可看出。“君”为表音，“羊”为表义），也不是饿狼──而是肩负使命的牧者。他们不事生产，不产乳不产肉，甚至也不产毛、产角、产骨……但他们给予这一切以最终的保证。他们有时也要参与生产活动，但其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为了锻炼，为的是不要荒疏了自己的能力。他们既不是劳动的蔑视者，更不是劳动的敌视者，而是劳动的珍视者，他们用“超越劳动”来证明自己的珍视！他们用艰辛的试炼来砥砺自己的优秀品质。只有懂得劳动并经过劳苦煎熬的人，才有权支配劳动者；只有娴熟于劳动的人，才有应用劳动的艺术才能。虎贲国的成员是焦渴慕义的使徒，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适可而止。他们是不断挺进的坦克！只要他们还存在，“大国家”就不会趋于衰朽。他们的命运是“鞭子”，为了使这鞭子的功能长此以往，它必须凝成一个有机体，一个“国中之国”、一个“有着内在生命的独立实体”。
8、虎贲国是真正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民族。其余的中国居民只有与这样的中国民族结合起来，才获得了文明的意义。虎贲国若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而与一般居民杂交混合，后果将是文明的颓废。唯有这样拒绝颓废的“中国民族”，才能使“中国居民”得以振作起来。中国民族是从中国居民的精华中酝酿出来的，这是一种新精神的儿子们，这新的精神就是天子崇拜，天子崇拜成为“中国民族的哲学”。至于对付中国居民，在宗教事务上则应以传统的办法“听之任之”，甚至不惜鼓励各类低级迷信──用作一种心理上的羁縻政策、驾驭手段，这就叫“分而治之的方略”。
中国革命的道路之所以充满坎坷──就是未能认识上述道理。现在这一道理经过发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里程。它不主张用暴力改造全民，因为这种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它仅仅满足于让这一“负有裁判权的虎贲”监督一切──使全民在它制定的文化原则和政治原则下，得到规范化、文明化。
这就是中国国家的双重结构：这就是中国革命最后成功的唯一锁钥。它禁止官员享乐，正如它禁止商人干政──要是不实行这一“二元化”，或使这一“双重政治”的性质遭到破坏的话，中国民族的前途就将陷入泥潭，中国居民也就无法“现代化”与“文明化”了。
（1981年4月12日）
第七篇
“第三中国”的组建运动
一、“自新”是中国近代史主轴
二、“运动”的恐怖
三、运动驱赶历史之车
四、华工贩卖与中国革命
五、近代中国的瓦解和改组
六、第三中国的组建
七、展望未来世界
一、“自新”是中国近代史主轴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事实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是在自新运动中，不断成长壮大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切潮流、波折、动荡、革命──都是围绕着“自新”这个轴心来转动的；中国革命的种种努力──归根结蒂都在推动中国民族的自新进程。换一个角度，中国革命所遭遇的种种停顿、挫折、失败、反动……到头来不过“加强了革命的势力并激化了革命的努力”。结果，“弯路”的概念反倒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幻觉。这幻觉后面显然隐藏着一种无知，这无知将“曲折的必由之路”看作“可以避免的弯路”。但是没有走过“弯路”的人却不能理解：命运决不会把“走过弯路”的人与“一帆风顺”的人等同视之，因为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能量，在困难面前游刃有余，在挑战面前坚不可摧。
如果我们面前只有一条道路，但这条路又是弯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勇敢地走过来了。事后聪明者悲凉地叹息说：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弯路！要是不这么走，而是……走的话，我们早就找到幸福的目的了。然而他们所说的“……走”的道路，其实并不存在。
“历史总是不堪回顾的”，因为它排除了许多“不重要”的东西。可是在发展中，正是这类好像“不重要”的东西决定着事态的进程！它们是命运可靠的见证和神秘的引导。
至于“错路”──既然中国只有“自新”这一条路可走：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我们仅仅知道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只要是新的，那么我们走过的一切道路，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探险,又有什么“错处”可言呢？“错”与“对”是就“可选择性的范围之内”而言的。一旦过到“可选择性的范围”这一界限，而落入宿命的汪洋中──“错”与“对”的界限就统统泯灭了。唯一的正确的就是尽力挣扎到彼岸，而不再顾及“错”或“对”，因为这时候“寻找新航线”的努力，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命令了。
（1982年9月17日）
二、“运动”的恐怖
“斗私批修”、“集体生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劳动改造”等等斯巴达或清教式的努力，之所以在前不久一度支配了中国的社会生活，是因为中国的民族性中，太缺乏公益心了。公益心不是仅供玩赏的奢侈品，而是“现代化”必须的民族性心理素质。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斗私批修”、“集体生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劳动改造”等等作为斯巴达或清教式的努力，又是“伪斯巴达”和“伪清教”式的，因为它是只对下而不对上的，完全缺乏“国家主义”或“信仰至上”的专业精神，最后都流于“领袖纵欲”或“权力至上”的党棍末流。由此可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一种比喻确实很难贴切，因其来源是那样的不同。
影片《芙蓉镇》末尾那疯子敲着锣，声嘶力竭地高呼：“运动喽，运动──”确实再现了毛恐怖时代（1949年──1976年）的主旋律，体现了那里的社会生活的精髓，就是“整人运动”。
“运动”这个词汇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但是，“运动”这个概念却是由日本输入的，那是指社会主流往往还是当权者强迫多数居民追随党魁、牺牲自己而发起的社会行动。“运动”所表达的含义古今之所以截然有别，是因为古代中国并无现代中国（包括日本）这样的“社会变革”、“文化革命”。因此你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解说现代中国的“运动”，他定然茫然无所解。这是因为“运动”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中仅指“疏通上下”、“打点关系”甚至“行贿受贿”。这种私人性质的“运动”和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运动”，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在生活中扮演着几乎相反的角色。
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易经》上的那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大约算“运动的极致”了；但在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这种自省式的、独善其身的活动，不能和天翻地覆、触及每个灵魂的“扒皮运动”相提并论。《周易》如此颂扬“变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不穷。”但需要明白，此“变化”是自然性质的，而横行现代中国的“运动”却是人为性质的。此中差别不可谓不大。
对“动”的这种不同解释。实际上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内在性质，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外生性质之对比。对传统中人来说，人的文明是自然生成的，与天地万物同一根源；但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文明状态却是别人迫使我们接受的：前者是文化与文明的主人，后者却是文化与文明的客人有时甚至沦为仆人。对于自然生成的文明文化来说，节奏和闲暇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优裕的心情反倒能促使它的良好发育。但在摹仿与攀比的文明文化中，节奏被打乱了，闲暇根本谈不上，优裕被焦虑取代了，这好比邯郸学步者的急不可耐，对别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步态，对他来说却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在现代的处境正是如此。现代文明对我们来说是无所师承的舶来品，它的出现，太突然、太迅猛也太纷繁了，原先我们是自己文化的主人，这时却成了外来文化的客人，我们目不暇接、手忙脚乱，这种手忙脚乱便成了有意识的“运动”，一种整人运动。
（1985年5月18日）
三、运动驱赶历史之车
1、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由运动驱赶着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叶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等暂且不去说它，姑且从二十世纪开始说起。本世纪伊始，中国就发作了一场史称“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痉挛，这是对欧洲文化势力（如教会的布道活动和社会的科技传播，再如采矿、修铁路等等活动）的非理性反抗，为什么说它非理性？因为它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不知道应该发明一些替代品，使得这种反抗成为有效。当时中国的南方省份虽因置身事外而避免了这一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义和团招致的八国联军入侵和“中央政权”的权威破产，却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南方诸省亦莫能外。
2、义和团运动刚刚平息，“中央”政权归还不久，立宪运动就风起云涌。原来，立宪运动乃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报复。这层姻缘关系，迄今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故此略表一二。例如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有志者纷纷逃往海外藏匿，被满清被视为叛逆，因此反动势力一时甚嚣尘上。那拉氏集团和八旗顽固派，为自己的反动政策寻找理论根据，就把维新活动和卖国行为划上了等号，恰巧维新者师承的那个“新”，具有外国的来源，正是这层复杂的关系，使得反对变法维新的活动，仿佛具有了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色彩，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伪民族主义”。
3、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以反对科学的面目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十年后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民族主义，恰具完全相反的社会功能，因此这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而且还是一种愚昧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上层逆流的默许和鼓动下，民间的会道门势力以一种极其悬殊的落伍行式开始了动乱。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惊天动地，没有官方的赞助是不可想象的。以前中国革命的历史，反抗当局的行动总是在边远地区、薄弱环节开始发生的。1900年义和团却一反常态，表明后面有官府力量的支持；与六十多年后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极为相似。而在义和团和支持它的那拉氏集团遭到失败以后，维新势力再度崛起，迫使“中央”政府同意采取措施，召开立宪会议。
4、立宪运动的始末，最能说明中国事态的悲剧性质。中国的改革，总是来得太晚又进行得太慢，最后就成了一种满大人式的敷衍和推诿，成了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这是老人政治的最怕痼疾之一。维新运动经历义和团运动的反击而成为立宪运动之后，正是如此这般地成了一种点缀品：其关键在于社会精英的背离。社会精英们总是敏感地看到症结所在，他们转而采取革命的立场。这就是1905年以后同盟会力量空前剧增的社会动力。所以继立宪运动之后，辛亥年间的革命运动就星火燎原了。辛亥革命运动之后又有倒袁运动和二次革命。
5、1916年袁世凯死，中央政权从此丧失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达三十三年之久。但运动的精灵并未随着中央政府的垮台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剧增起来，弥漫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方域。运动的样式在不断翻新，性质也不断变化。例如袁世凯死到蒋介石打赢北伐战争，这期间席卷中国大地的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运动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社会文化，还第一次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揭开近代中国“不断革命”之先河。
6、新文化运动为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通路，而国民革命运动最后又引出了北伐战争。它把中国现代史中“运动”的意义，空前鲜明地凸现了出来；运动是一种不流血的社会战争，而战争不过是一种激进形式的社会变革罢了。
四、华工贩卖与中国革命
事实上，从太平天国之乱以来，伴随着华工的贩卖、南人和北人的交通、满洲的汉化、以及中日战争期间的巨型移民运动、对西藏及新疆的殖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大规模人口的重新配置工作（它的结果之一就是许多家庭的破裂及夫妻被迫分居等等）等等一系列历史性运动，一场新形式的“民族迁徙”活动就已经揭开了它的序幕并逐渐地转向高潮。
是的，只是“转向高潮”──因为真正的高潮尚未来到。在我的意念之海中，那个高潮正在凝聚其压抑力量，并正在为它惊世骇俗的怪诞形态作暗中的准备。
在中国命运的下一个回合之中，这场新形式的民族大迁徙不仅是“无可幸免”的，而且还是愈彻底愈好。一场重新配置人口的伟大运动已是为时不远了───我为什么这么预测呢？因为：若没有这么一场空历史之前超巨型移民活动，中国的重建是不可思议的。这不论就其涉及的人口数量，还是就其剧烈的程度及时间的紧迫而言，都是如此。
这种超巨型的移民活动（其中包括对大量人口的“政治镇压”与“科学处理”），无疑将对中国新文化结构的形成，都发挥了一种直接的促进作用。我丝毫也不怀疑，通过几十年来的深切苦恼，一种新的文化精魂已在枯荒的中原上产生并开始发出或即将发出它灼人心肺的光芒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之“物质化”，如何“使文化精魂衍化为文化结构”。
在我看来，这种超巨型的移民活动（虽然它现在还仅在于我的意念之海中）就是建立新中国文化结构的第一个战略部署──确实，这不是“人部署”，而是“天部署”──用世俗的眼光看来，它可能会带来许多之人间的不幸，可是为了新文化结构之建立，为了中国已经终于“站立起来”（没有一种新文化结构，“中国的站立”是不可能的）──这不算做很高的代价，而且，也是必须的。
这就是我所预见的“新形式的民族迁徙”。
把各大都市按“区”予以彻底分割。然后除保留一个以外，其他各区均迁往新城市──就是这一迁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必须彻底重新配置。就像配置土地、财产与家畜那样。唯有如此：物质意义上的新中国才成为可能。这一重新配置不会损害中国的远大前途。相反，它是来保证这一远大前途的。因此：“不求眼前之利；而求万世之福”势应成为这一运动的座右铭。总之：这一重新配置的目标是缔造一个虎虎有生气的新民族；而不是着眼于商业上的利润。必要时：完全可以损害后者；但必须保障前者。
中国民族的一体化完全仰赖这一空前的历史运动了。
五、近代中国的瓦解和改组
当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面临根本转型的时候，它不得不在以下四个项目中选择一条，作成自己的组合，以构成自己独特的转型方式：
1、内生型的、外生型的；
2、有组织的、无组织的；
3、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
4、内部无产者（如帮会）领导的、外部无产者（如苏联）领导的。
那么中国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根本转型，到底属于哪一类组合呢？
我认为是外生型的、无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外部无产者（如苏联）领导的。
我还认为，上述两组四项因素是任何一场文化转型同时兼备的；例如日本走的就是另外一种组合：外生型的、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内部有产者领导的。其中除了第一项与中国相同以外，其他三项都与中国不同。
下面做一点简单的分析：
首先，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在政治上体现为中国革命，完全是外生型的───这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彼得改革，与苏联的十月革命，土耳其的共和革命等同样具有由外部势力触发的“外生型”特点。而这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的宗教战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朝换代的“内生型”特点根本不同。在这种意义上，罗马共和国向帝制的转变，罗马帝国向无政府状态的转变，也属“内生型”的。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走的是无组织的路线，与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甚至罗马由共和向帝制的革命，相似。而俄国的彼得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致走的是有组织的路线。诚然“所有的成功的改良都走了有组织的路线”，但“所有失败的革命却都走了无组织的路线”。有组织，也即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某种有组织的合法力量成了社会文化转型的原动力。例如在最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的会议即国民公会就是这种有组织的路线的代表，尽管它后来失败了，结果导致无政府状态和拿破仑专政。明治维新中的天皇和拥戴他的谋臣、武士们，也是这种有组织力量的代表。
第三，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最终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无组织方式，即乌合之众的革命方式，它与自上而下的改良与革命不同。而康梁等反革命分子在世纪初期就曾断言：共和式的无组织革命将使得中国陷入比法国更长的、长达百余年的动乱，这被迄今为止的历史所证明了。但我们不要忘记：“共和革命将导致长期混乱”并不是一项公理，关键在于中国和法国都缺乏一支凝聚全国的力量，当年美国革命却拥有这样一支力量，那就是议会制度。相比之下，土耳其虽然没有议会，却通过“凯末尔革命”、依靠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较为迅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没有陷土耳其于长久的社会动乱之中。
第四，中国在近代的文化转型中，内部无产者基本上瘫痪了，这与中国历史上汉唐两大文化高峰之间历时四百年之久的文化转型中，“借助外部无产者的力量实行转折改轨”，很是相同。同样罗马帝国到欧洲中世纪之间的社会文化转型，也是借助外部无产者的力量。虽然中国文化转型的诱因和革命形势的创造者都是来自外部，但革命的主力却不是直接来自外部，而是通过外部力量转化、训练内部无产者，触发全面的社会动乱、社会解体、社会改组。
以上四个因素中的第四项（内部无产者基本上瘫痪了）和第二项（无组织的路线）紧密相关时，文化转型就采取了彻底的无组织状态，内部无产者作为外部无产者的附庸、毛泽东作为斯大林的跟班，就像吴三桂作为多尔衮的前锋，才能登上主导的舞台。
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不仅仅是事实上的组织，而且是这种组织是否为法律所接受，是否被纳入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例如，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地下党、黑社会，在社会文化的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恰恰是典型的“无组织力量”。这样的政权一旦掌握了政权，当然就会废除所有的法律。
当欧洲的狂风烈浪终于把“中央王国”的文明自信击成破片，于是各种互相对立的思潮像是灭顶漩涡，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泛滥成灾。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遭到这场世界历史上都属规模空前的思想漩涡的激荡、跌宕、碰撞、粉碎……它为中国平添了多少屈辱的记录。
难道这场“历史性的灾难”能够无止无休？难道这场历史性的灾难还会继续发展？难道现在不是结束它的时候？
但是这一结束需要奠定一种新的中国民族的意识。这是因为中国的灾难是根源于自身的腐化与迟钝。只有结束自己的腐化与迟钝，民族复兴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才会到来。新的中国国家只能与新的中国民族一同兴起并互为表里。没有“中国人民”的主动参与──新的中国民族的形成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新的中国国家的复兴，中国民族生活的重建、中国文化的再放光芒，统统都属梦想。
六、第三中国的组建
第三中国的组建，需要一个公民社会的诞生。
公民化的进程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可能和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共产党的“学雷锋运动”的走过场相似，沦为华而不实、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公民化不是要造成某种表面的、轰轰烈烈的“风气”，而要扎根，要实现社会准则的优良化和行为规范的标准化。这不是凭掌权者的好恶来笼统认定，要是依靠法律的授权实行量化的裁定。公民化过程，就是要把法治国家的理念，落实在每一位居民的公民化的日常生活中，落实一点，授权一点，落实一批，授权一批，不能落实，不能授权，完全依法推进。不求多，不贪快，各以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中国居民的公民化。而决不能像共产党的政治运动那样，希求以三五年时间来大功告成，结果过不了七八年又一次全部推倒重来。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行为，不能再度尝试了。君子的做法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
官员流动制是一种抑制官员形成私人势力、抑制官场派系发展的强力武器。不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军事机构、教育机构、经济领域，均应实施此制度。帝国时代曾经实行过这种制度，效果总体上是好的。当然，此项制度也容易造成官僚的不负责任。例如，官员轮换制会使官员对所属部门的下级不够熟悉。不过这可能是多此一虑。官员其实能够很快适应新环境，他的阅历愈多，其见识与经验也就愈丰富，才能为进一步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官员流动也并不是换得越频繁越好，而是要杜绝官员过久地在某一地区某一部门工作，从容营造“独立王国”。调动才能使得水流不腐。官员轮换不但应该成为制度，而且应该不断淘汰腐败和不称职的官员，以保持政府的纯洁与活力。
社会的公民化过程，与新文化阶层的重建过程，实际上一致。社会的公民化，也就是国家的法治化、政治的文明化。这不是抽象的“道德教育”，而是具体的“社会训练”；不是奴化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成全人的“教养优化活动”。在这样的社会成员之间，陌生人不再受到排挤，因为熟人不再受到袒护。社会运转不再阻碍重重，因为裙带关系不再营私舞弊、阻碍社会的运作……这些，并不是由于人们“道德高尚”了，而是由于社会结构变了。建立在人情之上的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终于让位给团体精神、法治精神，支配国家的乃是尊重地方自治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人，将再度焕发祖辈的活力、保持祖辈的秩序、在自治中发出文明扩展的辐射。
不错，欧洲人打开了中国封闭千年的“魔瓶”，这不是中国人请求的解放，而始于欧洲人贪婪地“掘宝”，因此他们注定要付出代价。现在这整个故事才刚刚开了一个头，远远没有接近高潮。百年来受害的是中国，但历史的报应将会指向哪里，现在却没有人知道。
中国法治国家要收拾魔咒（如作为对欧洲入侵进行“应急反应”的僭主专政）、抵御贪欲（如打开魔瓶的欧洲海盗），带领中国走出历史的困境──现在的夹缝状态！它的左边有一座大山，右边有一座高峰。它的左边是父辈传统中紧紧依靠的皇权，这一轴心在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中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却不合于现代意识，不合于未来世界的压力；它的右边是欧洲政治生活中紧紧依靠的法治，这一轴心在社会运作和发展战略上适于现代化压力但却不符合中国的民间习俗，即，不符合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之间的乘积。但是，只有这左右两线作战的成功，才能解救中国于绝境，引导中国走出两座大山之间的谷地。
法治国家仿佛黄帝垂拱、无为而治；而从人治权威过渡到法治权威的前提，则是先行人格的功成身退。功成身退的新权威，他知道时代召唤：“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要真正地比肩秦皇，只有超越秦皇，彻底废弃秦始皇政治的遗绪，而不是像毛泽东集团那样狗尾续貉，发扬秦始皇最恶劣的政治遗产。在“中国历史创造者”这一名义的激励下，“功成身退”，因为“还政于民”是他成就千秋功业的必要环节，“没有后继者”才是《老子•道德经》所预言的大圣人的证明。
从人民的立场看，这一证明也是中国新理性所设计的“赎买计划”：用两千年一次的历史地位，赎买他手中握有的独裁权力：这就是终结中国现代僭主专政历史阶段的“法治战略”。人治于此转型为法治，临时约法的独裁权力，分化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中国得以立信、立法、立德——我们立足于先秦那样的文明，立足于王国时代的礼制精神及其仁义礼智信。这就更容易促成法治国家的“先行人格”，并实现人治权威向法治权威的转移：
1、先立信，仅仅仿照商鞅变法时立木为信的故事，是不够的，因为被共产党僭主彻底破坏的社会信任，难以如此简单古朴的方法，重新建立。要如李世民亲政时，先从监狱里释放犯人回家团聚过年，等囚犯过年完毕主动返回牢狱，李世民宣布大赦天下，如此取得社会互信的初步。
2、法治国家的先行人格，要接受一个合法的全民授权程序，如全国成年居民的信任投票，以授予他从事新的改革与立法。并以此使得今后他的全部政治决定，变得有法可依。
3、政府各级官员，应该是合格的中华新公民，并且作为中国公民化过程的表率参与社会生活。
4、他们必是守法、护法的模范。最后，他们必须做到行政中立，不卷入党派之争，不参与特权利益。
5、在历时三十年的“公民化过程”的初级阶段，开展广泛的、制度化的成人法治教育，从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始，连续养成新的公民习惯。
6、配合公民化过程的推进，举行渐进性的地方民主选举，从乡──县──市──省，推向全国。与公民化过程的完成同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普选，法治国家的先行人格，全面融入国家生活，于此化出法治国家。新的公民社会，立信、立法、立德──回归祖辈精神，立足于先秦文明，建造新王国。
7、如《周书•立政》篇所阐述的，健康的国家主权，应该由常伯、常住、准人等“三宅”鼎助、制衡。“常伯”负责敦促礼治，类似现代的立法机构；“常住”负责国务管理，类似现代的行政机构；“准人”负责监察审判，类似现代的司法机构。
中央政府三宅鼎足而立、分权制衡；再配合地方自治、公民自律，中华文明将再度焕发青春。
七、展望未来世界
在这充满残酷斗争的世纪，“刚”是一大时代特色。二十世纪可说是个“群刚乱舞的世纪”，如果这还不算是“群魔乱舞”的话。但一切暴乱终究都会平息的，天命带来充满“柔性”的麻醉剂，将用它奇妙的同化力，来制胜群刚──大地母亲会再度受到尊敬……
举一个例子：核子武器的发展以及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极大破坏力，使得克劳塞维茨以来的欧洲兵学理论所鼓吹的无限战争变得可疑，而以孙子兵法为表率的中国兵学理论所鼓吹的有限战争，获得了战略复兴的基础。
在科学技术的综合发展方面也存在类似的趋势：用技术发展来对抗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其实是“无限战争”、“人定胜天”思想的延伸，是一个南辕北辙的一厢情愿。
首先，现代技术系统是否可以无限发展，是大有疑问的。我认为，技术系统无法像它的对立面“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那样无止境地扩展，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科学前提和社会前提的先天制约。
其次，现代技术和原始技术在这一点上毕竟还是一致的：它们都不是独立自在的，而是受人操作的。它们的发展同样取决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随着技术堤坝的日渐高筑，人的承受力日渐不支，文明系统一旦溃决，后患将是一个新的“洪水时代”的降临。
综合以上，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在于恢复被打破的生态平衡，这需要中国认真考虑以下各项：
1、恢复自然生态，实行空地运动。
2、恢复人口生态，废除供给制度。
3、恢复社会生态，实行宪政制衡。
4、恢复文明生态，容忍多元文化。
“生态危机”是中国最深刻的综合病态，消除生态危机，是“中国病”痊愈的标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其他国家作为一个参照系，来看一看中国生态遭到破坏的程度，然后就能觉悟到：生态破坏是上天给中国的一个机会，迫使中国改弦更张。
为了恢复中国的生态平衡，首先需要照奸、图强，然后才能却敌、治世。为了恢复中国的生态平衡，首先需要实现中国的政略与军略的复兴。需要建立新王国。
为了恢复中国的生态平衡，一场民族大迁徙运动就要在中国展开──不是漫无目的，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并受一个最高权力中心的支配而展开的。
为了避免野蛮主义的民族大迁徙，中国需要某种“文明的迁徙”。在“城市化”的同时，实现“合理的布局”：
1、一个富于团体精神的精英组织所策动的、自上而下的、建立新民族的努力。
2、中国一体化。民族国家的扩大还原。中国以新的身份、新的功能，投入世界主义的潮流。
3、35％的中国人口，完成“世界性疏散”，向人口比较稀少的国家有组织地移民。
4、恢复生态平衡。森林，河流，澄澈的天空！建立大面积的自然保护区、无人居住区。适度工业化，而非极度工业化，关键在于建设一个成熟的文明，确保中国“不被甩出发展的轨道”。
5、中华民族的基础是“昆仑人”，这不仅包括蒙古人种，也包括马来人种、印第安人种，还包括那些混有黄种人血统的吉尔吉斯、突厥人种。蒙古人已有汉姓的趋势，应使西藏、新疆人民也进入此种趋势。全国的少数民族汉化、汉人文明开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新文明的推进者应以积极手段消除旧势力的抵触，以完成“建国大业”。
1986年12月25日
第八篇
“第三中国”与青年中国
一、野蛮与文明的轮替
二、中国近代思想走投无路
三、老年与青年的对立
四、建筑和音乐的民族命运
五、应付危机是青年的任务
六、革命是“青年反抗老年”
七、中国需要“立体的复兴”
一、野蛮与文明的轮替
在欧洲历史上，野蛮主义之对文化结构的摧毁及更新，都是通过“蛮族入侵”来实现的。或者，用日耳曼蛮族颇为自得的子孙们的特定术语──“民族大迁徙”来实现。这到后来都促成了某种“社会年轻化”，“文明的青春”得以再度降临。当然在中国的帝国时代，也通过“农民起义”这种“内部蛮族”的活动，扮演了相似的角色。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文明结构”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某种定型甚至定性作用，结果造成个人的异化、社会的特化，使其发展通道日益狭隘，整体活力趋于降低。这个时候，较少文明的个体、较多野蛮的社会，就会在竞争中逐渐取得上风，从而导致“野蛮化现象”的发生。伴随着野蛮主义一同兴起的，则是一场“民族迁徙”的人口流动，造成阶层布局的大移动、居民群落的大混杂等等，例如近代中国就经历了这种意义的全面改组。
正因为这样，所以历史的观测者不难发现：作为“文化精魂的天子”，往往以年轻的人形出现在人民面前。天子代表着未来，所以他毕竟不会是老者，他还具有“生殖的能力”。未来属于这样的青年！用过去的成例去限制未来的创造，这只是老头子老太婆们垂死的阴暗心理；他们是巴不得世界和自己一块儿入葬的。这也是毫无希望者们的唯一希望；因为生命已渐渐离开了他们，他们就憎恨生命的活动、生命的表现、生命的精华。
中国之所以落得今日的可悲下场，就是因为老人政治在糟蹋中国文化的精魂。中国文化的精魂是什么？就是对于“天子”的深切信念和永恒的期待。其余被人称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东西：不是它的附庸、它的皮毛；就是对它的误会及曲解。
为什么暴君到了晚年特别残暴？因为他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但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他就怪罪年轻人，企图把年轻人一网打尽，压在十八层地狱里，“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例如，在著名的“文革”中，许多暴行其实都有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背景”。
人的“社会性”之基础，其实是其“生物性”。即使“社会革命”也是出自“生存需要”和“生物适应”。一个新的社会变革也像一个新的种族突变一样，是在一点首先突破导致基因改变，尔后一系列较小的演化随之而来，以此来保持基因平衡、社会均势。在这一点上，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显然注意到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实。先天的、偶然的突变，其实还是要依靠后天的、持续的运用来强化的。因为突变并非神秘，它与社会变革一样，都是受到自然节律的支配的！
二、中国近代思想走投无路
中国近代思想一再陷入无能、仿徨、自相分裂、走投无路……结果思想界不能领导社会前进，反而“被命运拖着走”，被“摸着石头过河”的盲人骑瞎马牵着鼻子走。
我们要记住：思想不是归宿。世界不是为世界观服务的。但是，思想毕竟是走向“创世运动”的中继站。这“创世”不是一次性的神话，而是每个民族每隔数百年就要“重来一遍”的“革命行动”。没有这个生动也许惨烈的全民运动──集体的生命势将腐朽；个体的活力也将槁败。
标语与口号──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强有力形式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相当成功地改变了中国民族的心理状态。它的作用，相当于图腾在缔造一个原始民族过程中的那种作用。尽管标语显得“抽象”些──但其“血性”与 “杀气”似乎并不比图腾稀少。
好的思想，也就是说“有生命力、能推动历史进程甚至决定文化样式的思想”──并不是任意一种法规或某些特定理论能够炮制出来的。它只能从民族生活的洪流中、人民天赋的本能中、文化深刻的倾向中以及天子神秘的冲动里──涌现出来。只是在有了这些前提之后，好的思想作为一种似乎独立的东西，才得以影响社会，乃至支配历史。
从较为深入的意义上说，思想的流行，这也是由上述的“宿命条件”决定了的，个人的努力到头来只是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个人的意义──在于发现这一宿命并顺从这一宿命。除了发现和顺从，最多就是推波助澜，其余都是谈不上的。尽管你可以将这一顺从贴上“反抗”的标签，但其实这一“反抗”只是“顺从”的另一种形式，仅此而已。
不要试图为未来的人们设计什么“确定的蓝图”，尤其不要设计牵涉许多细节的“行为规范”，只要指出一个大致的方向足矣！否则就是体现了文化机体的神经衰弱。先行者最多只能涂抹一种色彩、指点一个方向、提供一种精神、发出一阵叫嚣而已，过度的行为反倒是有害无益、自缚缚人的。这样一来，谁的影响愈大，谁的这类自缚缚人的行为也就愈为有害。
应当相信未来的人物层出不穷。应当相信他们健康的本能及其具有活力的主动精神。应当相信未来的刀子──能够斩开纠缠未来的乱麻。
历史在不断翻新。我们能用我们的“蓝图”去阻止它吗？我们能使这些“蓝图”完全适应它吗？若要历史的翻新来适应我们的“蓝图”──那就是十足的狭隘、自私、堕落、衰弱，那就成了“永不变色的毛泽东思想”了！因为任何漂亮的蓝图也不过历史翻出的花样而已，它们只是皮毛，根本没有独立的价值、永存的可能。
我们不停挥洒着看不见的血汗──灌溉滋润一个看不见的中国及其文化……没有人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没有人知道我们花了多少不计报酬的力气：连我们自己也选择了遗忘或是本根就不知道。
在别的时代，别的民族、别的社会、别的人们看来是那么轻易的事情──我们要做成它却必须花上一倍的智慧、十倍的努力和百倍的勇气。一些最简单不过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是那么复杂；一些最平常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难得；一些最可怜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珍贵。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无中生有、无所师承的原创者？
一种深深的悲哀，甚至给我们的“成功”也罩上了阴影──这“成功”的代价多么惨烈多么艰辛！只有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生活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牺牲异乎寻常──凡此种种，后人是难以理解的！
（1982年2月19日晚间）
三、老年与青年的对立
误解者们夸夸其谈的“中国文化”其实只是“老年文化”，甚至仅仅是“老化”：它把无力的病态，吹捧为至善至美。它把文明理解为忍让，把智慧理解为圆滑，把教养理解为伪善，把道德理解为合群，把政治理解为权术，把生活理解为应酬，把艺术理解为周旋……
误解者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强烈特征，就是“压制青年”。这是在祖先崇拜的假面下，以孝道的借口展开的……未来的中国必须摆脱这一梦魇！这是因为：中国的精魂并不包含“压制青年”这一因素。相反，它一直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子，往往以年轻的人形出现在人民面前。天子代表未来，所以他毕竟不会是老者。
未来属于青年！
用过去的成例去限制未来的创造，这只是马列主义老太太们垂死的阴暗心理，她们巴不得世界和自己一块儿入葬的。这是毫无希望者们的最后希望，因为生命已渐渐离开了她们，她们就憎恨生命的活动、生命的表现、生命的精华。
这正与欧洲的海盗精神正好相反。现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化了的欧洲海盗精神，这些海盗的精神很是年轻，所以他们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力的崇拜”，例如说“知识就是力量”。
弗兰西斯•培根以来对知识和科学的推崇，只是力的变相崇拜。它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浮士德的故事，实际上一篇“关于力的寓言”。这个家伙野心勃勃，想穷尽天下之能力但终因精疲力竭而死去。于是，尽管“人力”升华到“神力”那里去了，但归根结底还是“力的崇拜”。
这样的“老年与青年”的对比之下：东方型的老年社会也就在一般意义上较西方型的青年社会“远为有害于创造的心灵”了──除非青年掌握了东方社会的命运，并以此向“老年控制的西方社会”进行挑战！这时，就会有“怵目惊心的圣火”，冲天而起！
不过现在，严重的贫血症还在困扰着中国。青年垂死挣扎在基层、农村，而老年却盘踞在中南海里消费淫乱。这样一来，整体意义的中国都被陷在梦魇般的磨难之中──“一穷二白”的厄运，降临大地。
中国人何时放弃短浅的“实用主义”和狭隘的“务实精神”，而投身于远大的“为了征服而征服的情愫”，用掷地作响的精神，敬畏那些积极服从的骑士？中国需要一种骑士的精神，没有骑士献身精神，任何伟大的建筑都是无法持久的。
中国人何时能够抛弃老人的偶像并摆脱他们沉重的外来梦魇呢？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背向家园、捐弃身家性命，争取自己的高贵性质──那时候，世界历史的又一个大变局就在不期然中降临了。世界将惊奇──比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末叶看见西方时的惊奇更为剧烈的惊奇，当然也暗含着恐惧，然后是投身于新事物的空前欣喜。一种重新年轻起来的欣喜，振奋的欣喜！
中国要想积极进入现代生活，而不是迄今为止被动地卷入与拖进，就必须放弃老人心态，放弃“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放弃“以无力为高尚”的老年世界观。
对统治者的弱民政策来说，无力也许再好不过。但对一个即将诞生的新文明以及创造它的新民族来说，“崇拜无力”太危险了！它会使新的天地，夭折在荒芜的摇篮中……
柏扬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指斥的“恐龙型人物”诸特征，不仅是他那一代中国人的行为素描，且是一切老化个体的心灵摹本、没落民族的生态素描。青年中国不再会为“柏扬人格”而感到惊恐万状，而应该让其宁静下葬。
当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灵，重新把握了自己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当青年中国再度确认了自己的独创意志：我们就会兴高采烈地披上民族的战袍和头盔，穿上民族的礼服、撑开民族的华盖，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大声说话！
老一代的死亡和新一代的生长：这是我的思想被人理解的条件。这条件等于要我们以全部的生命作为新陈代谢的交换……我们象征的思潮，终将在我们身后涌起，把我们变成咄咄逼人的象征。
老一代的死亡和新一代的生长：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完全一样：同样不可理喻，同样抱定了自幼形成的习惯和自幼感染的思想气氛！
四、建筑和音乐的民族命运
a，从建筑想起的
欧美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几乎与他们的国家同时兴起的。它们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特色……日本也是这样，甚至印度、阿拉伯、东南亚……
只有中国不然，它的许多伟大的建筑都在八国联军以及后来的内忧外患、两个中国的绞肉机中被毁灭了，中国再也没有即刻重建的希望。现在中国的建筑，不论是平民公寓还是暴发户们的别墅，却都是洋式的、粗制滥造的低劣模仿……中国的心灵被欧洲文明的劣等货色，挤压得透不过气来──这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建筑上获得了最为鲜明的印证……
中国建筑的演化里，暗含着中国文化的密码甚至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的心灵被欧洲文明的劣等货色压挤得透不过气来……中国正从“欧洲的跑马场”，变成“欧洲的垃圾筒”。
在中国的惨淡现状中，我看到了一线光明吗？没有。难道中国还能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不是主义与教条的奴仆，而是自己的骄傲、人类的希望？
如果说现代欧洲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那么中国是否会兴起于二十一世纪、成熟于二十二世纪？中国在二十世纪所遭受的苦难，于是都将在此化为前进的动力。尽管这可能是无意识的。如此一来，我们不需要恢复过多的古代建筑，而是要创造未来中国的新建筑：我们就是一座通向未来的桥！后人们也许会说：“中国历史新篇章是在二十世纪揭开的”，也就是我们受难的世纪揭开的。
b，音乐起源于
音乐起源于什么？起源于那个文明的本质。
在希腊，音乐起源于悲剧精神；在印度，音乐起源于宗教精神；在中国，音乐起源于政治精神；所以人们说音乐乃是一个民族或曰一种文明系统“灵魂深处的闪光”。
就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而言，不仅有形式与风格之差异，而且有趋向之差异。例如，中国音乐的趋向是周旋的，这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是一致的；西方音乐的趋向是向上的，这与西方人的生活态度也是一致的。当然，现在的西方音乐不再向上了，而是沉沦了，这也是与他们的生活态度相一致的。在西方世界，“蛮族音乐”已经取代“古典音乐”，风行二十世纪……黑人音乐所向披靡……欧洲的、伊斯兰的甚至泛灵论者的哀号……混合溢出，泛滥成灾。中国对此也亦步亦趋，这表明了中国民族的精神空虚。要重振中国民族的精神，必先扫荡颓废的价值，包括颓废的艺术……和颓废的音乐。而这有待于一种新的生活热忱──谱写一种新型音乐，和谐有力的交响乐队，用自己的双足击出铿锵的节奏，令人眼花缭乱的精灵之舞。
不同的耳朵能从同一个乐章听出不同的曲调和音色；不同的大脑能激发不同的幻想和意象；不同的教养能体察不同的思虑和不同的“本体”……所以他们创造了与众不同的世界──不！应该说他们的出现，就是疯狂颠乱时代的终曲，就是神秘创新的序曲！
为了新的文明，我们需要创造一种“世界政治”的精神及其不朽的雅乐！
五、应付危机是青年的任务
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机。“一切都要脱胎换骨”，已经成为普遍的信念。如此一来，一切都将脱胎换骨，就将成为顺理成章的历史大势。
应付危机是青年的任务。老人只配坐享其成。老弱妇孺受保护的状态一贯如此。用肉麻吹捧的“尊敬”来危害老年的幸福、用强逼上马的“平等”来暴露弱者的缺陷、用男女平等的“号召”来糟蹋妇女的肉体、用危言耸听的“教育”来毒害儿童的心灵──这样的“社会主义时代”将一去不返。
新的一代不需要这样！他们不再争当外来者的贱民模仿者，而是成为民族复兴运动的使者！他们要的是一个“青年中国”！一个不仅在精神上非常年轻、充盈着活力的民族，而且在生理上非常年轻、在社会结构上非常年轻的中国！它以生气勃勃的朝气，向垂死的世界秩序大胆挑战。它的粗暴吼声不仅“振聋发聩”，且将惊动历史、回响宇宙。
一个由青年组成并由青年统率的中国！
一个反抗文明世界老年化趋势的中国！
它将把中国的劣势变为优势，贫穷与年轻的结合，将是所向无敌的。它要责问现代世界的种种腐败、伪善和衰弱；它要拷打人类物质身上的层层锈蚀；它要切除蔓延在动物庄园里的艾滋病。
要为中国解除危机，必先仰仗青年并进而催促他们！他们的精力，必能填平中国大地上深深龟裂的鸿沟！他们使中国民族实现精神上的统一；他们使中国国家实现政治统一。而使中国文化死灰复燃，也许并非一个不可捉摸的海市蜃楼。
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与青年人执掌政权的广度成正比。一个社会的进步速度和青年人对这个社会影响的深度成正比。所有历史上的和现在正发生的事例，都足以证明这个论断。现在，我们需要的唯一条件只是：青年中国的兴起！
青年们精力过剩、蠢蠢欲动；不让他们为善，他们就要作恶：因此，限制青年的发展，就是对社会的最大犯罪，必将遗患无穷。
青年，拿出全部的精力来解除中国面临的空前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人口危机、文化危机……都要解除，让一切危机去见它们病原体：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六、革命是“青年反抗老年”
所谓“革命”就是“鼎革天命”，也可以叫做“天命的转移”。天命的转移，往往体现为青年对老年的反抗，或是青年集团对老年集团的反抗。一般说来，“反革命分子”都是老人。如果一个社会的“反革命”大都是年轻人，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病了，它其实是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在“镇压革命”。这个病态的社会，现在要靠镇压年轻人来维持自己，这个社会的领导者就很难善终。“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革命，虽然需要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来落实并且“予以物质化”，但是一场革命的的可能性及其压力，其实早已储存社会之中了。所以，革命决不仅仅是破坏，因为革命在“革除旧物”之外，还有“新的生命”：革命是“两部曲”：它由破坏、毁灭、革除旧物为开端；以创立、建设、鼎立新命为结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必须同时完成破坏与创立双重任务。而不能以“不破不立”为借口，大肆破坏一切。所谓“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完全是马夫的语言。
革命真是一个怪物！谁“赢得了”革命，或在革命中“占了上风”，谁就可以主宰一切！而这种胜利，这种占上风，又是非常微妙的、变幻莫测的，有时是莫明其妙的，好像“命运捉弄人”。人们往往把这种胜利、这种上风的赢得，笼统地称之为“对于形势的把握及利用”。而“形势”这个玩艺儿却更有些叫人摸不着头脑，因为这几乎是“一切因素的总和”，类似于“风潮”！这几乎等于一个“未知数”，所以，从来都叫那些想要预料它的人们大失所望。
“形势”和“风潮”还往往取决于偶然事变，事后说起来当然头头是道，但当时的人们想要弄清，却比登天还难。什么失策啊，错误啊、疏忽啊、骄傲、命运啊，甚至“没有见好就收”啊，如此这般。可是究竟那是怎么一回事？连事后聪明的“战略家”们自己也不大清楚！
不过我还是不大甘心，总想探究一下“政治”、“斗争”、“形势”、“胜利”等等角力的实质所在。
我认为，这一切奇特而费解的现象其实是基于“避害趋利”、“投机取巧”的人性，尤其像中国居民这么首鼠两端的人，更把“形势”和“风潮”的惯性发挥到了极致。
首鼠两端的俗语说：“人心是肉做的。”即谓人心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随时准备投机钻营、瞬间可以变幻万端的。“形势”与“人心”互为振动及变易。一旦一方“得势”，众人就会归之，一旦他方“失势”，多人必将弃之。此“人心摇荡”并非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却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因为中国人特别容易见风转舵。不了解“人心动摇”，就无法理解中国政治的秘密。换言之，中国政治的艺术家们的权术，即在于“掌握民心的艺术”。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意思不是说“民心可靠”，而是说“正因为民意如流水，所以要善加利用”。抓住、利用、镇摄人心的方法，非常接近“水利学的方法”。它视人民为没有灵魂的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好的水手不和人民发生感情关系，仅仅发生“水利关系”。
可谓：政治的成败是由形势造成的，“时运”是一种“水文现象”。项羽不懂人民的这一（非人的）水性，所以失败了；刘邦懂得利用人民（非人的）水性，结果大获成功。他知道：形势是由摇荡人心造成的，风潮反过来又造成了形形色色之“人心”；政治的结果是由社会现实造成的，社会现实又反过来促成了政治的结果，政治家的策略在于：把握各处条件，造成有利的水势，并“以己之长、击彼之短”，用黄河的河水去淹没对手；避免“以己之短、趋人之长”，所以决不扮演“救人的闹剧”──此之谓“中国功夫”，也就是所谓“韬略”。它懂得悬壶济世者，只能一贫如洗，唯有厚黑者飞黄腾达。
它懂得韬略有三略：
上略：创造及促成社会心理，“兴修水利”。
中略：把握及利用社会心理，“因势利导”。
下略：遭到社会心理的淹没，“抗洪救险”。
如果说，不能或尚未造成一种社会心理，还不会招致灭顶之灾，那么，背离现行的社会心理行事，而不是推波逐流，则难免会收获血的教训。造成社会心理者，有宣传功夫、突发事件、强行战胜等多种方法，但不论以何种方法，能造成自己亟需的社会心理者，即为“上略”。
权谋是有限的，光有权谋不行，如果没有强行战胜的能力，结果反倒可能被自己的权谋所害。善于运用权谋者，必须具备强行战胜的能力，且有完善的组织作为工具，方有成功之望。
七、中国需要“立体的复兴”
一个崇拜武士而非崇拜戏子的时代，就要被恩降在中国了。让我们为它祈祷！
新的武士阶层的特征不是在身体上披铠载盔──而是在心理上全面武装：组成强大的精神防御。孔夫子关于“四勿”的伟大教言──就要在他们身上应验！一种新道德的曙光就要洞彻中国大地。
新的武士阶层──不以枪矛冲锋陷阵：更无须舞弄新式武器，他们最有效的兵器乃是一种冲锋陷阵的野蛮精神。一种渴望着新文化的原始适应性。一种强烈的好奇。一种磅礴的热情。新武士阶层的精神徽记是神秘图腾……他们不是“禁欲主义者”，所以他们不是防御性的禁忌；而是进攻性的图腾。他们不是一手拈经、一手执剑的强盗，他们要赐给中国一种新的秩序：他们前来“议礼”、“制度”、“考文”。和武装夺取政权相比，“议礼”、“制度”、“考文”更是考核一次革命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议礼、制度、考文”，就是中国革命的完成。
一千年来，最后一个纯粹的中国英雄，是死在北京的文天祥。北京，由于文天祥历时三年的殉难，而不再那么野蛮与肮脏了。奴性的中国，由于文天祥气节得以平视世界的征服者，而不再一无可取。
有人说，当陆秀夫背负南宋幼帝投海于崖山的时候，中国士人的气节就划上了句号，“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从那民族灭绝的日子以后，就连中国的民族英雄，也带上了蛮族特点，而且还少了一点蛮族的野性！蒙古的野蛮化、满洲的奴才化，像幽灵般困住了中国，到今天我们还在吞咽他们的余毒。于是，中国没有了主心骨，国人仿佛是流离颠沛于山谷的蚁蝼，山洪一来，随波逐流。国人的眼中充满惶惑，东张西望，察言观色，时刻准备投机取巧甚至流窜逃亡……丧失廉耻的生活，繁殖在阴暗的夹缝，幽深不见天日的大峡谷，代替了《诗经》中的精神家园。……
这是否表明，中国民族国家因为无法师承自己的父辈，而无所依托、步履维艰？从而迫使民族国家的奠基者们不得不在死亡边缘去开创属于自己民族的新王国？不能从满清的大汗帝制向新王国有效转化，却先后追求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最后却分头落入僭主政治的绝境。这一系列的不幸经历仿佛告诉我们：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存在状态而不是从洋人的教条那里，学得生命的真道。
秦汉之文、唐明服饰、先秦的古朴、魏晋的风流、唐诗宋画，元清古玩、两千年的权谋、四千年的光荣历史……这一切值得回顾。这一切异常珍贵。我们可以将之“置诸明堂”，当作稀世之宝来玩赏、来供奉、来追忆、来吸取灵感，甚至再度定鼎中原。但我们知道，新的明堂，是中国文明与中国心灵的明堂，不再是一家一姓的明堂。
我们决不允许古代的幽灵捆住我们的手脚、缚住我们的创造。他们只是我们的“先驱”和“前兆”，不能成为我们的“典范”和“榜样”，更不能成为“高山仰止”的对象。
要有这样的勇气：为了开创未来的历史、塑造未来的世纪，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背过脸去，咬紧牙关将心爱的东西付之一炬！看着它们灰飞烟灭，我们也决不动摇，甚至满心欢喜——新生活、新文化、新民族、新国家，将在灰烬中诞生。
中国需要“立体的复兴”而不仅仅是“全面的复兴”，中国的“立体复兴”，亟需一座“包容一切的汪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心灵！
（1987年1月17日—2月9日）
第九篇
“第三中国”非社会主义
一、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
二、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
三、中国与苏联的病态原因
四、如何制造文化压力
五、反逐鹿的哲学
六、社会主义的命运
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杂交
八、读康有为《大同书》
九、社会主义的可能胜利
十、王朝更迭是唯一的出路
一、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
1、把民主和自由当作礼物送给并不准备为之而战，甚至仅仅是付出一些财政上的代价都不愿意的人民，是危险的。因为这样的厚礼反倒会成为一颗定时的社会炸弹，会成为“金元政治”甚至“军阀政治”、“党魁政治”的温床。这种滥用人民名义的做法，也是北洋政府（“金元政治”）、国民政府（“军阀政治”）、人民政府（“党魁政治”）得以崛起的关键。三个政府轮流坐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特色。
2、一党专政的确切定义是：“由党对社会实行全面专政。”如张春桥“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即是其宣告。凡是“非党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也即“民间社会的”。然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忽视了一党专政的另一面相：“应该在对社会实行专政的同时，实行党内民主，就像罗马共和国在对世界实行专政时，对罗马内部实行民主。”否则，那就不是一党专政了，而是寡头统治或独裁统治了。这样看来，真实的而非虚矫的一党专政，应是向全民民主过渡的一种临时状态。其时间不宜超过“一代人”（如佛朗哥政权），否则，就有沦为世袭的或委任的寡头统治的危险（如勃列日涅夫政权）。
3、社会精英对社会的临时性专政，所由的途径类似“罗马公民权的扩大”。最后，是全体居民上升到原先的精英水平，这就为民主政治铺平了道路。
4、“精英党”的吸收成员，类似“罗马公民权的授予”。依据是，制度化了的精英标准；尤如科举取士一般，当然，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其中也包括“劳动模范”。而如果没有了这一制度化的吸收，则沦为“武大郎开店”。
5、一党专政原来的使命是革命。所以现代的专制政府并不仅仅独裁，而且极权。专制政府可以是集体领导的，独裁政府则是个人统治，极权政府则是全面专政。布尔什维克不是通过苏维埃来控制国家，而是通过专政工具“契卡”，也就是秘密警察“肃反委员会”。苏维埃本是民众组织，即多种政治派别组成的会议。但是苏维埃后来却成了独裁者斯大林的橡皮图章。
6、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总之，引导向了一场社会的总体革命。然而，一切革命都有极限的，而不可能是“继续的”甚至“不断的”，所以，当革命的一党专政失去其革命对象时，党的腐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这时，革命的利器被弃置不用之后，就沦为锈蚀的、腐败的温床。而随着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性的社会改造的完成，这几乎是个必定要来临的“时间问题”。
7、在古代，没有一种专制政体能够兴旺发达百年以上，它无法调节社会关系，使社会长期保持繁荣昌盛。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频率加速，所以专制政体的有效性都难以保持三十年以上。即，随着王朝创立者这一代的消颓、死亡，专制机器也就失灵了，甚至以大量的血也难以“润滑”它了。相比之下，专制对比民主拥有的优势即权力集中带来的高效率、低费用，也就丧尽，而不可控制的腐败却增长起来。以权力或超级权力去惩治腐败，其后果将是腐败更甚。这并不令人费解！实际上，是因为惩治腐败的权力和制造腐败的权力，源出于一。在反腐败运动中扩大并膨胀起来的反腐败权力，当运动的势头（“风头”）逝去之后，迅即转化成为下一轮更大腐败过程的滋生温床。
8、一党专政若与革命对象的消失同时宣告解体，则可以避免社会僵化与政治腐败；为此，需在解体之前预先铺下多元制衡之轨。总之，新权威专政的时期，决不可超过“一代人”。“一代人的专政”将作为自觉自律的创举，载入史册。他因此与秦始皇而非秦皇之末流的韶山大王并驾齐驱。那位决心在中国确立民主政体的大能者、独裁官，将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感为其殊荣：他将获得德侔五帝、功盖秦皇的历史角色：秦始皇在中国确立的大一统专制政体，只是经过他（确立民主的人）的手才被完全消弭、埋葬的。因为，不确立一种新秩序、新制度、新文化（“议礼、制度、考文”）就不可能消除旧秩序、旧制度、旧文化。“社会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而不可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因为社会制度的真空状态是无法想象的。为了这个殊荣，确立民主的人必须剥夺野心家们梦寐以求的“继承权”。
9、民主的确立者有必要宽容宗教的活动以至鼓励宗教的感情。它将在一切文化领域和社会方针上“反专制政体之道以行之”，以便为过渡到社会民主的新阶段铺设钢轨。它将大力利用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布下瓦解专制政体本身的树种，以便在自己退出中国舞台之际，阻止旧的或新的专制政体卷土重来，使中国进入又一轮的动荡改造、任意妄为。中国不可成为一个堆满了尘封的蓝图的国家！
二、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
1、有两种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社会主义。
2、理论的社会主义基于民主主义，实际的社会主义基于征服战略。
3、理论的社会主义基于对人性的十九世纪式的分析，实际的社会主义基于对人性的二十世纪式的控制。
4、理论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有理性的优势；实际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具有“野蛮的优势”；二者构成强弩之末的优势，足以镇压人民的反抗。
5、实际的社会主义，十足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所谓“总体战”的尚武思想，是人类历史迄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它本来命定要结束人类的发展的。但核武库的出现和洲际导弹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社会发展的进程”。
6、回顾一下：原先，两次世界战争表明，世界正趋向统一。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五十年后只剩下两个超级大国还在舞台上了。但全面毁灭性的核武器一旦发明出来，就使得任何一场总体战“将不再有胜利者”。阿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之战以及其他的“代理人战争”都被排除在总体战之外，所以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了。由此可见，正是致命武器的出现，使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得以避免。虽然出现了“冷战”，但也毕竟获得了伴随着局部战争的“总体和平”。对社会主义比较不幸的是：冷战造成的战略对峙，完全改变了社会主义原先的战略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极权主义获得的；同时也逐步削弱了社会主义原先的理想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挂羊头卖狗肉”而获得的。
7、很显然，在核威慑之下，常规军备的作用降低了。而奉社会主义之名进行专制独裁的那些总体战国家，比纳粹主义的“要大炮不要黄油”尤甚，“八亿人民八亿兵”就是其实践。军费过于庞大、社会管制过于严格，这在常规战争时期都是“优势”；但到了“武装和平”的冷战期间。则大大削弱、限制了国力的发展，从根本上破坏了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社会主义就这样走向了自杀的末路。
8、总体战国家既牺牲了社会文化、民用经济的长期发展，又无法把集权获得的庞大军力投入一场新的世界战争（“解放全人类”），结果就是徒然浪费资源，而无法获得战利品，这样就使自己的存在陷入了一个悖论。
9、在另外一个极端，日本、德国这些前战败国，却因为均被禁止军备竞赛而发展成为新技术国家，并且因此祸而得福，因“节省军费”和“社会自由”这两项常规战争时代的“劣势”，而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10、这就是1980年代中国被迫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原因。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力图沿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原路退回去，以致退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半封建半殖民地”。但实际上，此路并不真通。
11、为了求得一条通达之道，我们需要区别社会主义伦理与社会主义实践──前者在中国几乎是一种传统；后者只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革命时代偶然出现（秦始皇、王莽、张鲁、王安石、洪秀全、毛泽东等）：而且都以惨败告终。它们最终只是作为“变态反应”的事例存在于历史教训之中。
1985年5月22日
三、中国与苏联的病态原因
中苏两国的社会现象甚至“规章制度”，都有极大的相似性，历来的论者多将原因追溯到二者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看法有道理，但比较肤浅。如更深一层透视，这个问题会油然而生：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使得同一种意识形态在中苏两国跃居庙堂？尽管这两个国家的民间意识形态差别极大？例如苏联以东正教为主，中国以儒释道为主。如果认为，中国和苏联先后落入马列主义的掌握仅是一系列“偶然政变”等“因缘际会的巧合”所致，那么，又何以解释一种意识形态作用于两个社会时，竟会发生社会效果的近似？例如，两国都在共产党掌权后十年左右爆发大饥荒，然后又在十年后爆发大清洗。可见，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现象之间，确实还是具备某种“有机联系”。
我们记得，中俄两国在历史上有过一段共同的遭遇：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中国经受了一百三十四年（1234─1368年），俄国经受了两百四十一年（1239─1480年）。日本得以远离蒙古铁蹄践踏之外而东欧未能，所以1950年代日本得以远离苏联铁蹄践踏之外而东欧未能。值得注意，继蒙古人势力从中俄的消失，首先来到中俄两国的是著名的恐怖统治：中国的朱元璋和俄国的伊凡三世（伊凡雷帝）。这两个人都是心理病态的虐待狂，结果把中俄两个社会都变成了精神病院。由此可见，蒙古统治在中俄两个社会的发展上，都留下深远的病态影响：
1、比较一下明清时代中国社会与汉、唐、宋时代的差别：君主专制的制度化与严格化。
2、比较一下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的社会与文化与基辅罗斯的差别：自由气氛的稀薄及“亚洲传统”的影响等等。
3、中国领有云南、西藏、青海，是蒙古统治的重要遗产之一。而内外蒙古与满州，也在汉蒙争斗中日益汉化。
4、俄国向东方（伏尔加流域、克里米亚、乌拉山以东的大平原、外高加索、中亚西亚、西伯利亚、黑龙江流域）的扩张，也是对蒙古统治的反应：由于蒙古统治，沙皇自认具有可汗式的统治草原民族的“权利”……
5、中俄的分界，终以瓜分蒙古游牧部落而告一段落──外蒙古的“独立”是这一势力划分的活化石。
6、在与欧洲国家的交往中，满清统治者自觉与沙俄统治者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及彼此了解。这是因为，他们都有蒙古统治这一“中介”，且都为大陆帝国。
7、东欧和亚洲大陆曾经同为蒙古帝国的遗产，所以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才可能一同进行“社会主义试验”，苏维埃俄罗斯所操纵的“共产国际”正如蒙古大汗的“汗国联盟”一样，旨在毁坏中国传统，削弱中国，以扩张俄国的势力于远东，以便进一步瓜分中国。为此，他们用俄国的僭主理论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半吊子知识份子洗了脑，造成中国长期附庸于俄国、迄今积弱不振的局面。
8、在炮舰列强强加给我们的国际环境下，保护我们的种族、发展我们的文化，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俄、日等辈是何其不同，这甚至决定了我们改造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应该恰巧与他们相反。中国的这一处境，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坎坷，但不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扭转中国的堕落趋势，重振国威，我们必须准备迎接一种“新型的政治权威”观念，那就是法治权威；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历史遗产的过程中，再造中国。
四、如何制造文化压力
1、中国的“社会隔离”政策的后果，比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还要严重，因为具有双重的恶性：在国内的人与人，具有“阶级隔离”的性质；在国内的人与国外的人之间，具有“国际隔离”的性质。
2、中国各行各业的居民，都彼此尽量在隔离状态下生活，不敢进行“多余的串联”，更不敢越过雷池一步。因为监视者的耳目无处不在，迫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成为社会主义秩序的信条。在中国，甚至旅游都是非法的，因为它促进了社会交流，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
3、社会主义是社会隔离的元凶，社会隔离被目为保持社会稳定的方法。这带来生活方面的诸多不便，但却使得观念的发展得以深入──如果在一个自由社会，我们的思想肯定不会这么深刻的！社会隔离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深刻”文化力量！它迫使人向深度发展，与这一结果相比，隔离的痛苦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不是“得失相当”，而是“太值得了”！
4、一个厉行社会隔离政策的社会──必然会形成所谓“双重道德标准”，乃至“多重道德准则”。对于“统治阶层”──肉食动物的道德是天经地义的（“进行政治运动”）；对于“被治阶层”──草食动物的道德是符合身份的（“提供经济基础”）。最好，还有超越这两个阶层之上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应当奉行大和尚们的道德戒律！
5、“文化阶层”其实不应该“为政治服务”，因为文化高于政治，文化阶层从本质上说应该独立于政治，这样才能促进一种更好的政治。相反，“政治阶层”应“为保证文化阶层的存在而存在”。“经济阶层”则应为这两个阶层提供养料而存在，尤其是为文化阶层。我的这一说法是否有点种姓制度的味道？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实行自己的种姓制度了：什么黑五类、红五类、二十五级干部、八级工资制、城乡户口、党员与群众……但愿这只是短暂的变态，不要像埃及和印度那样永远世袭下去。毕竟，中国自从孔子以来已经废除了这种身份等级制度了。
6、从人数上说，文化阶层──政治阶层──经济阶层：这样一个倒金字塔似乎有其合理理由。似乎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尤需在其各阶层之间维持一个势力均衡及合理的比例，并以世袭家族来决定阶层的归属。为政治服务的人士、经济专家──属于政治阶层；为文化服务的人士、经济专家──属于文化阶层；为经济服务的人士、政治人士──属于经济阶层。“从一而终”不再是女人的道德，而且应当成为“稳定社会”的普遍道德！
7、对女人是这样；对男人也是这样！女人应服从她们的夫主──直到骨消形灭。男人应服从他们的人主──直到牺牲殆尽。这种崇高而坚毅的道德──成为第三中国最强固的国本。忠实于自己的初衷──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即使效忠对象已经变化、不复昔日之面目──但效忠的热情却不稍逊：有如永不殒落的心星！
8、新的中国人若能固守这一坚实的道德基础──就能在支离破碎、朝秦暮楚的现代世界：建起一座惊人的大厦。新中国人！──愿你们谨慎地捍卫自己的效忠对象，愿你们珍视自己的初衷，而不要管别人如何看待你们！
五、反逐鹿的哲学
中国一定不要参与现代世界的“强国逐鹿”。这不是从力量上考虑──有一天中国变得很有力量了：它也不这样做。这不是从道义上考虑──有一天中国变得寡廉鲜耻、唯利是图（这几乎与“强盛”、“握有大权”是同时来到）：它也不这样做。这是由于战略上的考虑。
中国不应由于受到这类“称霸”的诱惑而改变自己的用力方向。中国不应为了“接受现代世界之邀请”而败坏自己文化的性质。中国不能因模仿列强而放弃自己的创造活动。
时候还没有到……中国像是一头卧龙。时候一到……中国“飞龙御天”的本来面目才突然暴露，让世界猝不及防──中国不是要建立世界霸权，而是要确立世界主权。
社会主义伦理，反对商业主义。
几乎一切高级文化都或多或少地都带有反商色彩。即便是在一个商业社会、一个经商的民族、或一种交易生活中生长起来的高级文化──也不例外。这等金光灿烂的寄生虫当其一旦能够自立时──便会毫不犹豫地反对它的宿主。
在高级文化看来：它的宿主是一种耻辱、一个堕落的里程碑。所以它决计不顾一切地反对它──即使这意味着自己的垮台也罢。
历史表明：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反对或支持，而在于分寸；不在于倾向；而在于程度。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不是别的──正是欧洲基督教高级文化对欧洲商业社会及其发展趋向的一种反抗之果。从这点上说──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必然的。它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更为流行的东西──这本身就是高级文化的一种内在需要。而离开了高级文化的凝聚力──一切社会都趋于瓦解。
社会主义伦理反对商业主义；却不致力于取消商业主义。这正是它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区别。它贬斥商人、诋毁商业活动、污蔑商业生活──但它却决不去毁灭它们。因为它知道那样就会瓦解自己的基础。它既要充分利用人们的商业本能；又要将之屈辱地置于下风。这就显示出了一种伟大的政治本能。它集远大的政治眼光与灵巧的政治策略为一身──为实现一种崇高的政治道德而效劳。
我已梦见了未来的中国，盛行这种“社会主义伦理”、这种“反商业主义的道德政治”。它并不像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极端作法那样，取缔一切真正的商业活动；它也不把商人变为工奴、不把商业活动变成一种下流的操作……它将在中国大地上恢复商业活动、恢复商业阶层──取消“社会主义实践”。但同时──它将从政治上抑制商人及过度的商业活动；从道义上调整商人和过度的商业活动；从法律上限制商人和过度的商业活动……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商业传统的社会来说，这也许是不得不然的。也就是说，它不“杀鸡取蛋”，而是养鸡取蛋，但并不允许家鸡成为独立的野鸡……
六、社会主义的命运
追述社会主义的历史及现状，预言它的未来，再来看一看天下精神的历史气候！
现在满天下的人们都称道社会主义。这说明什么？这一方面说明它的生命力旺盛，另方面足以说明它已衰朽；社会主义已经包容过多，患了消化不良症，甚至得了胃癌……它的原则已经过时，沦为反动的教条：社会主义的动机，社会本位的平等学说，其措施只不过加强了国家权力，使国际间的斗争更加热化──“社会主义的实践”正是国家至上的利维坦互相厮杀的无耻借口……不信就看看，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这三个“社会主义弟兄国家”，1979年都干了一些什么自相残杀的勾当。
社会主义的沦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虽然资本主义先它而亡──是的，在天下精神包容万象的宽洪大量中也将有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部分存在……天下精神正是这“两条疯狗互相撕咬”现象的终曲。天下精神的狂飙，就要风行整个天下。社会主义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但天下精神却与日俱增，由于天下精神尚未落实的纯洁性质──我们目前还无法评判它。
如果说十八世纪末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期，那么，整个十九世纪则为这种运动的发展期。无论如何到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已面临一个转折。这一转折实际上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种种花色的一些象征……
我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这个世纪是社会主义的“实践期”、“堕落期”、“衰落期”。有许多事例可做我的佐证……有多少罪恶血腥，是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布施的！现在，一圈之轮回已经毕业……我将预言“社会主义”的凋零和“天下观念”的兴起。
二十世纪末将有一个预兆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中它将风行于全天下，二十二世纪将成为天下太平的世纪！无论这一预兆多么微小暗淡，我们的视野又是多么狭隘，可是我毕竟看见了，而且周围也只有我！我孤独地望着茫茫历史，我看到了“二十世纪的迷误”。
我们不是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是二十一世纪全球秩序的展望者。
索居的孤客，要解放中国民族于“心理上的殖民统治的严酷压迫”之下！为了中国民族天理也就是“心理健康的生长”，可以适度的压制人欲；但这决不能成为摧残人欲的借口！一切人间的举措，应以天理为依归。但天理，也就是“我们的心理”，一如万事万物，也不是固定的、终极的东西；而是生成变化有如朝阳……若天理之发扬需要压制人欲，则压制之；若天理之发扬需要刺激人欲，则刺激之：完全没有定规可言。这就是“第三中国的德音”。
除此之外，任何主义的统治都是对民族创造力和社会再生力的一种限制……任何主义的统治都是对文化生命力和历史内驱力的一种阻遏……只有发展已到尽头的民族，社会主义才像惰性的毒素一样油然而生。只有分化到了僵硬地步的文化、历史──“主义”才作为一种衰朽的标记孳生出来。“主义”，本是对“过度”事物的制约，它的本质是“禁忌”。而新生的民族、新型的社会、新创的文化、新开的历史──还处于焦渴般的“不及”之中，它拒绝接受“主义”的限制，更加拒绝“主义”的役使！
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杂交
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a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tily）的区别！我们所见的，无非是短期的工具理性和长期的工具理性、皮相的工具理性与骨相的工具理性的区别！因此，要把不同的“工具理性”（如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和“价值理性”（如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调和一处的尝试，是无益的、徒劳的，甚至是祸乱之源。类似的错乱，在每一个王朝末日几乎都发生过，这次也不会例外。
为了价值理性去牺牲工具理性，本身就是掩耳盗铃。因为各种理性主义的共同基础就在于：对语言的信仰。例如知与行，语言与仪式。
有人认为“知易行难”，有人认为“知难行易”。这是因为：“知易行难者”重仪式而轻语言，“知难行易者”重语言而轻仪式。而中国人所谓的“伦常”、“实践”，带有强烈的仪式性，就像人死之后亲属要雇用一个哭丧队伍来带动葬礼的气氛，这里显然带有现代经验思想无法理解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方式”等神秘性。不理解这一点，何足与论“中国文化”？
每个“一贯之道”的确立，就意味对其它思想体系的某种否定。当然，这并不排除它利用它们的“合理部分”；即对它有用的某些碎片。
他们能够懂的“哲学”就是“三段论”，就是“辩证逻辑”，就是“数理逻辑”……他们懂的“哲学”就是“对世界的认识”，无怪乎“椅子的哲学”、“养猪的哲学”大行其道！“经验的结晶”，使得当今的“领袖哲学”大行其道，每个领导人都要“搞出一个思想理论”。其实，这种“哲学”几千年来甚至几万年来并未有过什么“进步”，因为那本是“行动的指南”，是“战略任务”……是类似狼群出击的围猎战术。
但真正的哲学却不同，那本是一种囿于个体，尤其是优秀个体的感受。真正的哲学往往不可言传。庄子，对这一点曾有过极为精辟的说明：“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
真正的哲学，不能为人理解，尤其不能为“他人”理解……我们来，与其说是建立一种新哲学，还不如说是驱散关于“哲学”的传统神话……
老一代的死亡和新一代的生长──这是我们被人“理解”的条件。这条件无异于要我们以全部生命作为交换……我们象征的思潮终将从我们的身后涌起──把我们变成咄咄逼人之象征。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完全一样：同样不可理喻，同样抱定了自幼形成的习惯动作和自幼感染的思想气氛！
八、读康有为《大同书》
相传《大同书》这部“现代中国空想主义的开山之作“写于1902年。这颇有象征性，先是《大同书》和孙文的1904年的“军政府”思想，都是1900年八国联军的后遗症。说《大同书》在各个方位上都“开了现代空想主义的先河”，是溢美之词，因为它也是迫使现实压力的。现代空想主义，渴望在不改变人的生物性质的条件下用教育救国，并创造一类新人，结果却造成了“文革”那样的浩劫，使全国人民都变成了赤贫的“无产阶级”，当然除了中南海里的那几个大地主之外。
文革破废了大量的禁忌，不仅毁了“文物”，还毁了人们心中的圣物，这哪里是什么“封建主义”！这明明是列宁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白种蒙古人的野蛮入侵。文革是在“与苏联决裂”之后开始的，表明上反苏，其实是沿袭了斯大林时代的原教旨，且变本加厉。
文革的“破四旧”，一方面固然是“打死老虎”、“杀鸡给猴看”式的暴力展览与虚声恫吓；但另方面，也说明“四旧”还对群众心理深有影响。破坏行为的出现，说明人们要摆脱破坏对象的原有魔力。这种心有余悸加剧了“革命”现象，也从反面表明中国社会在其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困难的深度。
一个被农村势力的卷土重来所窒息了的城市化进程，已无法采取自然的、和平的转型，只能诉诸“以传统的农村方式破除传统的农村文化”的手段了。其结果，是在农村的荒漠化之后，继之以城市的农村化。
文革的动力分析：
1、“社会精神病”的蔓延！犹如欧洲的“抓女巫运动”。
2、怀疑狂们以“左倾”为安全保护；导致互相迫害的过程日益扩大。
3、共产共妻压抑下的人性，终于爆发为大规模的“造反行动”。
4、有“斗”、“批”，而无法“改”，最后的“改”极为戏剧化地落实为林立果的“反毛”与邓小平的“非毛”。
5、“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回到文革前的整肃模式中去了。
6、礼崩乐坏的极端时刻：礼，是文化秩序的象征；乐，是心理和谐的状态。而日益左倾的毛派就是不能忍受别人的一点快乐。二十世纪的中国，被迫沦入礼崩乐坏的深渊。19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与七百年前蒙古帝国版图有惊人的巧合，这仅是一种偶合吗？
俄共革命的进程是：思想──社会──政治。中共革命的进程则与此相反，是政治──社会──思想，所以俄共是通过“思想改造”而夺权，中共是夺权以后再“思想改造”。这区别始于：中国革命是借助外力来推动和完成的，而俄国革命则反之。共产党在中国的掌权与共产党在俄国的掌权，意义也不相同：前者为改造中国，后者为加强俄国；因而掌权以后的命运也必不同。而西方共党与这二者之历史使命又有不同，所以干脆就无法上台执政。
如此看来，中共的历史任务主要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等中国的国家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社会走上了正轨，中共就无须继续生存了。这就是他的历史宿命，犹如秦与隋，与其他共党不同，结局自然也异。
现在这历史时期即将过去，新时代来临可期。现在的中国，虽然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并未完成，但思想革命已经开始。不过按照中国的惯例，思想革命都结束于社会革命之开始，这之后将会是一种“信仰的重建”，一种作为政治工具的信仰。治病须各种医药与多种方法，循序渐进，方能奏效。
九、社会主义的可能胜利
社会主义的可能胜利，就是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列宁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对此，今天已是有目共睹的了），只源于这样一个悖论：它在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即政治上凯撒主义），建设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即发达的贸易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
悖论的存在，不仅使其手段低效，也使其目标矛盾（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因此，越是经济发达的列宁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的手段就越趋解体；凯撒主义和经济繁荣之间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反比。
列宁主义的失败，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消解。事实上，在传统上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欧甚至美国，社会主义的因素是日趋强了，而不是日趋弱了。
以上两种情况表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功能是用来抑制生产力的“过热发展”的，而不是用来“解放生产力”的！福利国家的命运，提供了良好的说明。
列宁主义的世界在版图上，它恰巧是七百年前的成吉思的世界：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当列宁主义的世界发生动摇的1990年，我发出了“社会主义终将取得世界历史性的胜利”的预言，似乎费解。但我想指出：“社会主义”概念在它走向世界性胜利的过程中，将发生“质变”，从而形成一种“后工业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前工业社会主义”，如“封建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极力追求工业化”、“极力攀比经济繁荣即资本主义目标的社会主义”等等。
现代社会已经太复杂，太“系统化”了。因此，任何伟大人物若仅凭自己的体能去改造社会、塑造历史已属枉然，“力拔山兮气盖世”过时了，甚至，仅凭个人或集团的势力去纵横捭阖、发动文化的革命也已徒然。唯一的出路在于：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宗教、一股清新的哲学风，或是二者兼有的“新意识形态”。破坏已经够了，现在需要创新了！而在“创新”之下，人口资源不再是中国的财富而成了负担。人口问题在满清及民国时代均非严重问题，为什么时至今日却成为中国的严重问题，需要“一胎化”的一刀切来予以解决？这其实是节外生枝的悲剧……
为了掩盖政府的失职，就要以“使人民免于饥饿”的借口，“以法律手段控制人口的增长”？也就是说，“为了人民免于饥饿就必须牺牲其繁殖后代的权利”？这岂不是有如“为避免人群互相残杀，就必须预先监禁所有的人”？这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这大错特错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说“应该有一种使人人平等的法律”，而是说“人人都应当平等地服从那个确保人人不能平等的法律”！
对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误解，使得环境资源惨遭破坏，勤劳的美德也败坏了；古老的传统也粉碎了，中国成了无所依靠的国际孤儿、世界浪子。在我看来，新意识形态、新的国家哲学、新的宗教文化──才是中国摆脱这一尴尬处境的秘方，是第三中国得以成立的内核，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石，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强身资源，是中国通往复兴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说“应该有一种使人人平等的法律”，而是说“人人都应当平等地服从那个确保人人不能平等的法律”！
凡此种种，还需要和环境保护意识、绿色和平运动，结合起来。对于朽木怎么办呢？只有把他充做燃料？朽木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其不可雕也的性质似乎正是朽木的特性。但是“枯木前头万木春”，说明枯木与病树还是有些用处的。特别是在一个繁荣社会，更需要枯木与病树来做点缀，体现多元化与文明化。要因势利导，因情设施、“把成见进行到底”，才是切实可行的社会法则。
后工业社会的来到，将解除“过量工业化”的人为紧张状态。它不要进一步刺激生产、刺激消费，反要抑制不必要的生产与消费，以缓解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它要降低竞争而不是加剧竞争。它拒绝列宁主义式的悖论：“手段上的降低竞争”（如“吃大锅饭”）和“目标上的刺激竞争”（如“五年计划”）；而是在手段和目标两方面同时抑制竞争──以实现逻辑上的内在一致，这才能实现一个平稳的世界秩序，它体现为经济状态上的零增长。而这，只能“与一个世界政府同步实现”。
只有世界政府，才能以理性的通盘考虑，解决“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除非它是“追求极度竞争的和增长的‘社会法西斯主义’”。
十、王朝更迭是唯一的出路
解决中国的问题，终究要用中国的办法。如，和平的、渐进的、协商的社会改革，在中国从来没有一次获得过成功；而唯有烽烟四起的王朝更迭，才是唯一的出路。
孙中山没有建立他的王朝，所以他失败了。
袁世凯建立了一个失败的王朝，所以他臭名昭著。
蒋介石有自己隐蔽的王朝，但是他的王朝未能使中国本部获得统一。
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并非一次巴黎公社会式的人民起义，也非布尔什维克的武装集团暴动，而是一条中国式的王朝更迭之路。
中国人民不喜欢造反。即便活不下去而走上造反之路，也总是希望有一个英明领袖带领自己走出困境。这种臣民心理，使得中国人民只有看到了新王朝的气象时，才会以王朝更迭的信念开始支持造反，而结果出现得并不是欧洲意义的“革命”，只是中国意义的“治乱相循”。
毛泽东的“愚公移山”和汪兆铭的“精卫填海”一样，其实也是绝望的企图、失败的努力。人类不是上帝，人的移山只能是地面的作业，例如，移山的第一步是平掉土石方，第二步才是移动土石方，毛泽东平掉了旧中国，却建立不了新中国，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一穷二白。毛的废墟和荒漠，呼唤一种宗教的重建，第三中国才能随之形成。
唯有精神的厘定，才能导入新王国。这种滞后性，使得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三代而是五代，这也表明了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及复杂性。中国革命将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一次最残酷、最剧烈、最彻底、最大规模的调整。它如果成功，中国民族的前途是不可限量；它所做的努力，将是人类空前未有的努力。
1990年8月25日
第十篇
“第三中国”与复古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
三、一劳永逸
四、现代文明的批判
五、超越现代
六、中国与欧洲的对话
七、传统与反传统的对话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
1、现代中国，像是“一块发了霉的蛋糕”，弃之可惜，食之有毒，不食饥饿，奈何奈何？
2、现代华人最少公益心，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他们甚至把贪污盗窃、行贿受贿当作“和气生财”。他们早已失去了汉人（第一期中国文明）和唐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规矩，在这样的人群中推行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无疑会造成典型的“欧洲错觉”。结果很清楚：不论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南辕北辙、事倍功半。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资本主义也救不了中国。
3、现代中国之“改造”与明清中国之“教化”，同为政权对人性的抑制：一为激进攻击的暴力、一为渐进压制的暴力；“改造”以“矫枉过正”为方针，“教化”以“长治久安”为目的，都是要限制民间的活力、巩固中央集权的贪心。
4、谁说民族没有古老与年轻之分呢？谁又说一切民族的起源都能够追溯到渺远的远古呢？许多民族是最近一千年内组建的，但中国民族却已经衰老了。而且就在最近几百年间，它丧失了年轻民族具有的许多活力，这是千年以来的“高压帝国”及其愚民政策、“弱民政治”的苦果。数也数不尽、理也理不清的“历史因素”──像一座座无边无际的坟地似的，压在中国的身上，压在我们的心上！而我们竟然能够忍受！由此可见，中国民族的衰老，不仅是社会结构上和文化上的衰老，而且是生物构成和种族上的衰老。于是，我们不得不指望一种彻底的革命，一种带有摧毁意味的变化──来挽救我们衰疲的社会文化和积弱的民族生命：使中原恢复生气、使中国民族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但命运却让万千声的注血呼号付诸无言。
5、也许种族有着“无尽”的源头；即使民族不是这样。我们确实知道：民族的命运有兴衰，民族的寿限有定数。许多民族在历史洪流中消失了；许多民族在历史风暴中兴起了。消失者并未在种族上完全消灭，只在文化与社会上遭到抹杀。兴起者也并非从虚无中制造了一个种族──它，只是创造了一种文化模式与一个社会形态。
6、种族生活与民族生活的差异显示：社会主义其实一种复古主义，但中国去古已远，人心早已“不古”，因此社会主义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只有傻瓜和别有用心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再如二十世纪的“人民公社”，很大程度上是激进运动中涌起的一种选择性产物，是一种复古情绪的强制措施。譬如中国，有如先秦哲人面对绝世的礼崩乐坏之际，所产生的那种有关“井田”的理想，也有如王莽在汉代体制无以为继的劣势中，复活《周礼》及井田制的冲动。“人民公社”其实就是“人民井田制”，就是“人民政府的井田制度”，就是“苏联卫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井田制”。
7、但在现实中，实的复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除非那是依托某种“虚的复古主义”即“宣传上的复古”。而在实践领域，却必须吸取新式的适应，方能有效地“继绝世”。继绝世，也就是“复兴”。尽管所兴者和被兴者，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东西。这是一种“披着复古外衣的未来主义”！而未来主义的本性不仅是专断的，而且它那种目空一切的试验狂，最易招致社会文化的大紊乱。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
1、有人说，中国的科举制很好，欧洲的文官制度据说就是参照中国的科举制发展而来的。科举制是选贤与能，比贵族的世袭制更现代化。比方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它学了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一千条、一万条，就是不学科举制。为什么？因为贵族主义的日本是不能选择平民做官的，只能是选贵族子弟来继承爵位与统治权，所以它学不了中国的建立在平民政治上的科举制。但是，吸取了科举制度的欧美文官制度却也没有贴上“中国皇帝恩赐”或“中国官僚主义”的标签。同时，这也并没有阻止西方向中国不断发起战争，反而使得这种战争规模更大、更有效率。
2、科举制的选贤与能，是为欧洲文官考核制度提供了原型，但它也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因为科举制说到底是为大一统的集权帝国服务的，而大一统迟早会导致社会僵化。例如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成为民主国家之后，文官制与官僚主义很快就兴起了。尤其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私人的进取精神即因此而衰退了。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开始时是私人企业经营殖民地，后来却被英国政府接管，非洲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十九世纪英国官僚体制的稳固与大英帝国的成熟和停滞几乎同步，这时它就自然地把中国的科举制“学”过去了。事实上科举制只是一种技术系统，作为社会操纵系统，是任何一个大一统的官僚政府都可能创造来的。但无疑，中国在这方面最为成功。
中国科举制的长处在于，采取了一种重视人文精神的立场，因为中国精神向来反对武人专政，是重文治而轻武功的。而在较为黩武的社会中，也有某种类似科举制的“武官制度”运用着，比如说土耳其的禁卫军制度即是这样。它的能力标准是选择骁勇善战、武功超群的人做官，而不是选文官。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埃及的马姆留克奴隶王朝，统治阶级全由奴隶组成，在近代以前的人类史上实属罕见。它早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预言和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八百年，就奉行真正的“无产阶级统治”、“奴隶掌权的政治”了。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政治实体规定，它的统治阶级成员不能结婚，不能有后裔；即使隐蔽地组织了家庭，有了私生子，也不被社会所承认，更不能获得继承权。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要补充自己的有生力量，就到市场上购买幼年奴隶，进行训练，培养成为战士和政治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王朝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十三世纪时抵抗住了当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蒙古铁骑的大举进攻，使埃及人免遭北方蛮族铁蹄的蹂躏。从此以后，这个制度就仿佛获得了历史必然性的证明，一直保留了五百多年，直到十九世纪才被一个名叫阿里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给摧毁了。他的办法非常残忍，就是把所有的马姆留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大概只有百人苟且偷生，逃出埃及。这个前现代的“无产阶级政权”就这样消灭了。
从阿里铲除无产阶级专政所使用的手段之暴烈残酷，也可以证明这个古代无产阶级政权的顽强性，所以，非此不足以克服它，而阿里之前一切想推翻它、但方式比较温和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个军事的、奴隶的“科举制”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即在于它非常遵守制度，决不假公济私，决不把政权交给高干子弟去把持玩弄，这就有效防止了腐败势力的渗透。正是这种“大公无私、胸怀全球”的风格，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获得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生命力。
3、 “党天下的举孝廉”如“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彻底失败，是整个旧中国也就是“帝国时代及其尾声的僭主时代”，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漫漫长夜之后，新王国其兴乎！此时，我们看到：“非世袭的等级制度”与“社会民主”并不矛盾，而且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择优而仕的社会等级制度，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民主！而中国在帝国时代之所以能推行非世袭而以资历取胜的科举等级制度，就是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平民社会：平民可以当皇帝，也可以当宰相和任何高级官员、饱学硕士。
4、社会民主不是一种空洞的理想，也不是一种一时利用而事后反悔的战斗口号，如列宁主义的平等学说。社会民主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兴盛的唯一基础。它是切实可行又有发展前途的“科举等级制度”、“资历等级制度”。也许“等级制度”这个词容易激起不好的历史联想吧，那么我们可以改称之“社会择优制度”。“学而优则仕”与现代文官制度、资格考试制度，非常接近的。社会主义不够精确，社会择优才够精确。只有社会择优了，社会才能兴盛。否则，“社会民主”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是堕落为廉价的、低效率的宣传。
5、为什么，现代中国的国际交流，竟形成了“向欧洲寻求真理”的可悲深渊？为什么，中国人的“学习”非得沦为一种宗法式的膜拜？并打上了“马列主义”的宗派印记、甚至“毛牌救主”的个人印记？这个是因为，中国文化已经沦为一种弱磁文化；这还因为，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已经陷入亡国状态。未来中国，一定要在现代化的同时祛除自卑，未来中国，一定要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坚持中国本位──这倒是我们该从欧洲人的历史所学到的第一要义。
三、一劳永逸
1、“一劳永逸”、“长治久安”曾经作为一个高明的战略而受到我们民族心理的赞赏。在这里，“劳”被目为不得已的苦差；而“逸”才是生活的可爱目的。这里透溢着一种虚胖的荡妇哲学的余韵。这种可怕的风骚甚至可以把“肥”与“美”生拉硬扯到一处，组合一个“肥美”的永逸世界。但是，中国人要使自己的文化充满活力，并使自己变得矫健，就得首先拒绝这些粘满了惰性的格言。
其实用一种冷静的眼光看一看自己的好古与复古主义的热忱，就会发现，我的此种倾向都是某种社会病症之表现。何谓也？由于民族之没落，人们都堕落了，我就像盲瞽一般看不见光明，我寻求又寻求不到，更无法看见欧洲文明的光芒。虽然欧洲自己已经没落，但它的光芒还将影响后世，甚至数十百年，乃至于更长。于是我只能转向远古的想象，那是被我理想化了的。否则，我们当代的黑暗生活就是令人不能忍受的。
2、说穿了，不是我们“被古人束缚”，而是“要古人为我们作证”。从经学家而非史学家看来，近人顾颉刚一类的“疑古派”，甚至走得比清人章学诚更远。在他们的眼中，《六经》甚至连史料也不是──只是一篇篇神话、一堆堆层积物。他们甚至认为，这些经典多是出自政治考虑的创造，科学意义的“伪造”──古代生活被他们充分“现代化”了。
1960年代，有一个政治上的庞然大物和一个精神上的可怜侏儒毛泽东，作为“疑古派”的精神私生子──竟把这一“民族自贱心理”推向了极致：他说，中国文化除了一部《红楼梦》，什么也没有。他还发狂地推销那部私人小说《金瓶梅》，发给高级干部阅读，他的手下陈云说他“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衣冠禽兽”。与此同时，毛却把中国的圣典打入“唯心主义”、“剥削阶级”的地狱，从而打开了中国文明的黑夜。伴随着“雄鸡一唱”的嚎叫，精神沉沦了……“疑古派”的后继者，就是这些所谓“批判继承派”。他们哪里懂得什么“继承”──连“批判”还没学会。
中国人的良知告诫我们：中国尚未死去，它，无须劫夺者们打着“继承遗产”的旗号──前来剽掠烧杀。中国文化将死而复生，中国精神的财富至今仍是生动有力的、鲜艳润泽的、活脱脱的──它哪里会有什么“遗产”来让俄国训练出来的国共两党们来“继承”的呢？
3、我们，是超越于国共两党两个中国的第三中国。我们，是经过文革恶火焚烧的一代火眼金睛者，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品攻心，因此具有了史无前例的免疫力。我们和那些打着欧洲或半欧洲旗号盘踞中国的第一第二们──本不属于一个世界。他们是以“强制解放”的名义前来奴役我们的外国代理人。他们和我们“不是同一民族”，和我们第三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目标、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完全不同的心理素质──所以我们藐视他们那些居心叵测的“强词批判”，我们拒绝那些一厢情愿的“夺理继承”！第一中国掠夺性的“批判继承”；第二中国未经认可的“强制征税”……必须停止。第三中国即将崛起！
4、中国二十世纪变风大盛，形成了两个中国。1980年代开始，变风重来，力图把漫长的近现代史在一夜之间重演一遍，这一“演习”必将诞生第三中国。康、梁当年断言，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多年（1789—1870年），中国比法国复杂得多，如果中国发生革命，非得大乱百年不可。这似乎不够深刻。在我看来，不是大乱百年，而是大乱几百年，直到新的文明成熟起来。康梁的错误，在于他们只有“政治史观”，缺乏“文明史观”。狭隘的视野使得他们无法洞悉事情的全貌、未来的走向。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中国在近代遇到的危机深重，是用传统的、“化”的方式解决不了的，所以它才像一个溺水者那样，手忙脚乱地、一个接一个地“变”。其幅度之大足以令欧洲国家眼花缭乱、瞠目结舌。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搞”了三百年，最后才搞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中国从康梁变法才半个世纪，就开始仿效，速度是俄国的六倍。比西欧的变化频率更是大得许多。西欧社会还保留着文化传统，从建筑到各种仪式，远比中国丰富得多，但这并未破坏它们的现代化事业。至于日本，在现代化方面虽然“进展神速”，明治维新不过七十多年就可以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向欧美各国宣战；但在社会结构上，其变化可能还不如现代中国。
上面这几项“中俄”、“中欧”、“中日”对比，很值得中国当代的反传统主义者思考。现代中国对传统的破坏无与伦比地大，但并未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立地成佛”。如再增加一个“中美”对比就更能说明问题：美国虽然“最年轻的国家”，却有“最古老的宪法”。美国宪法已有二百年之久了，美国人还保持他们的法治传统，可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哪有二十年寿命的传统？连两年不变的规矩都没有。可怜的中国，哪里有什么“超稳定结构”，连“不稳定的结构”都没有，完全是一穷二白的荒漠！
四、现代文明的批判
1、我们看到中国的时风，不禁为之震惊。中国固有的道德崩坏了，不但新的道德建立不起来，就连“欧洲虾夷人”的道德标准对“现代支那人”都成为高不可攀的灯塔（马列主义是中共的灯塔）。虾夷们，干了一些在我们看起来相当恶劣的事情，但他们可能并不会因此完全“堕落”，因为他们的种族特性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干了，就会完全堕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东西。
2、虾夷人的喜欢裸体，并不说明他们开化与文明，而只标志他们愚昧和野蛮。古代的芬兰、爱沙尼亚、日本人都是喜欢裸体与男女混合洗澡的，但他们原来并不文明开化。这种习俗是某些原始部落的特殊习俗造成的。而我们中国民族由于数千年的礼制文明，已经很难适应这种野蛮的习俗。尽管不少中国艺人也随波逐流玩弄裸体，但他们内心对此还是充满罪恶感，无法像白人、黑人甚至日本人那样“彻底放开”。至于多数民众，对裸体文化就更难适应了。
3、考虑到这一种族特性，将来为中国立法时，要注意订立“礼法”。古代的“法”，实际只是刑法，古代的“礼”才是民法。我们要复兴中国，不但应改革刑法、订立民法，还应损益礼法，使之成文，以立教中国，泽被世界。
4、我们的理想，在于缔造一种注重社会治理、具有政治重心，而且精神支柱与文明重心互相合一的，或至少是相辅相成的国家体系。“用新的精神在新的基础上复兴汉唐帝国”，并冠之以周礼的“制度精神”。
5、“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精神贯彻新的手段──以复兴一个更大规模的汉唐帝国。“这是我们的计划。不过我们要清醒，严格说来──“复兴”只是煽动群众本能情绪的一个有力口实，“开创”才是它的真相。可以说，这才是中国近代史日益接近的那个目标。“汉唐帝国”──这是一个现象还是一个本体？答案无疑曰：一个现象而已。那么，在中国近代史的全部挣扎中──有个支配一切、塑造一切的本体吗？答曰：有的。这个本体就是：建立新王国也就是第三中国的努力。近代中国的一切事变、革命、破坏、建设──都是围绕这个本体旋转的：要么是直捷建立它的尝试；要么是出于无奈与绝望而拚命去清除它命中注定的拦路虎……尽管，这些努力都流产了，但是，朝向它的历史运动依然无法逆转。这本体在它实现之前，是不会消失的。最后它很可能集中体现在一个人格的身上。这个人格将被我们尊为非凡……为了这样的奇迹，历史可勾销、传统可毁弃：一切都可作为牺牲。有些是太牢，有些算少牢，有些只是微不足道的祭祀。
6、但我们还如此真诚地希望：保护传统资源、尊重那曾经留存过的一切！我们热忱地祈祷：宽恕并尽量利用历史的纪念品。愿我们巧妙借用传统的顽固力量，以完成中国革命，而不是通过摧毁传统来进行革命。愿我们能够巧用世界历史的趋向，来建立至少是开创一个“世界秩序”。否则，知道中国的动荡不会止息。换言之，除非世界范围内的新秩序已昂然确立，否则新王国也就是第三中国是无法全然成功的。而这，至少还得一百年！
五、超越现代
1、我的理想是：借助于中国传统的力量来完成第三中国的秩序建立。这样无疑就改变了百年革命以来的习惯与走向，也必将改变了几十年以来的社会结构。几十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成见，似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毁灭传统及其文化的“革命努力”之上，于是一场愈演愈烈的毁灭与破坏便开始日益深入了。可是到头来，这场愈演愈烈的毁灭与破坏，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都是失败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它破而不立。破而不立的厄运，隐藏了中国的独特命运。难怪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这表明我们需要于“革命”相反的努力，才能符合中国的实际。
2、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唯一结果，只是“改造了中国民族”──使之从“天下世界的臣民”变为“民族国家的公民”。当然这一公民化过程迄今远未最后完成。但百年来的历程也说明这一公民化过程，实际上是所有“改造”的前提。中国百年来，在其他方面的建树实在太可怜。可以断言，在二十一世纪某个十年，中国在物质及文化建设上的成就，将会远胜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全部成就。然而在倒霉的二十世纪，我们毕竟成就了一番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心理革命”，而心理革命将是一切物质建设可能成功的前提保证。这一改造与这一心理革命的结果，就是一种新理想及新哲学的诞生……我们就是这种理想与哲学的宣诰者。
3、我们将怎样使中国的传统来为第三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建成而服务？第三中国怎样使传统的力量化为革新的动力？尤其是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即建设性的议礼、制度、考文阶段──第三中国如何建立新的秩序与新的文化？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达成一种认识、一种变化不断认识，一种相对环境的认识。这种认识会把中国伟大而独特、曲折而离奇的命运讲给人们听。于是我们终于能够理解：我们这一代愈来愈“离谱”的人，正是中国传统的“相反相成”意义上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是中国之道不折不扣的体现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些反传统者，甚至可算是中国传统的发扬者。第三中国的革命，决不是辱没古代圣贤：古代圣贤的精神与光荣，不断召唤第三中国前进，激励第三中国在新的基础与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意识与新的技术，复兴古代圣贤的精神与光荣！
4、也许我们将为父辈的罪孽而偿还沉重而惨痛的债务；也许我们将为子孙的幸运而预支鲜血淋漓的牺牲……历史对我们有所微词，俗人对我们横加指责，不过这些又算什么呢？只要我们自己问心无愧、不辜负自己的道德良知，就可以了。
5、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他不喜与众人交际，他的喜好也与众人大相经庭，他不能理解寻常的幸福，他视之为幸福的东西也被人们视为痛苦……那么，他的道德良知就不再是习惯与惰性的产物了，而是发自灵魂的一种分泌物。他之所以不为众人所理解，是因为他们太缺乏理解力与想象力了。蠡不能测海、管不能窥天，但是他却知道众人，正如他知道并理解自己的童年时代一样──但愿他不要高估了众人的存在。他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他的心与天相通，他的性命与天命相连。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多么奇特，他的命运多么神奇，他的精神何其旺盛，他的思想何其飞扬！可是他却心若死灰而形如槁木，好像他的生命力已完成了。其实他的生命力不过转移到一个个更高的运动场所。他要使生命垂于不朽──他珍视的生命的力。这样一个人！他是生物学上的突变类型、易学上的卦主，他预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人类进化的需要。他是一枝火柴，毁灭了自己却点燃了圣坛之火……
6、不错，许多国人憎恨“欧洲带来的腐败与堕落”；但就第三中国的灵魂而言，那早已不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了。你看这满腔热忱就会相信，欧洲的，尤其是日耳曼精神，那才是现代世界的出发点。第三中国爱自由，爱大海，爱太空，爱幻想，好冒险，想过动荡的生活，想过驰骋奔放的生活。然而我们生为一个中国人，看到民族现状，自由的天性却激起了一种反响：拒绝自由。于是想象中的往古，金色的赤县神州……开始浮现。这很矛盾？但这可能就是我们毕生的矛盾。然而，矛盾归矛盾，我们必须干下去，为了第三中国的意志与理想，或是说“为了历史”，“为了文明”！第三中国喜爱欧洲却恨其堕落，第三中国喜爱古代却恨其奴性：这不是可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语带过的！
六、中国与欧洲的对话
1、现代欧洲的世界性扩张，不但根本改变了其余各大文明的发展线索，也已深刻改变了西欧文明自己发展的线索。例如严格说来，没有“美洲的发现”，就不会有近代的欧洲文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若无美洲的荒野和沃壤作为欧洲的园地，西欧文化决不至于如此飞黄腾达的。这个相互作用运用到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同样的：如果没有中国作为日本的拳击对象，日本也是无从兽性大发、迅速发达的。从长久来看，日本是中国的一个危险邻居，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能把“伦理”与“技术”协调得这么好。西欧文明呢，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已经进入末期，现在看起来，欧洲的命脉是要靠他的两大块殖民地俄国与美国来延续的。若把世界作“一揽子观察”，则施宾格勒所谓“西方的衰落”确实是其夫子自道。
2、尽管与此同时，内在的“衰落”也许还能经历一个历时数百年的“第二期民主时代”呢，如苟延残喘的宋代那样，一个世界性的专制时代还可望而不可即，在它来临之前，文明还将持续繁荣一段时间。若要使这个“后期民主时代”、“后工业时代”、“后现代社会”成为事实，切不可照现代工业社会的模式而采取“放任竞争的丛林主义”，而须代之以唐宋时代式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识贵族制”……
3、正是所谓的“欧洲化”的特殊功能（相当于历史上的“希腊化”时代），使得“后期民主时代”成为可能。纳粹主义是被欧洲之外的英语国家联盟给击破的──这难道不是富于启示性的吗？等到“现代世界文化”的潜能被消磨殆尽之后，世界性的君主时代就要来临了。这就是我所预言的“礼制的天下统治”──我们为这“第三中国的扩大时代”立法：如孔子为汉帝国立法然。
4、一个要“顺守天下”的政治学说决不应当是轻视妇人之用的。它与“逆取天下”的政治学说不同，因为一种善良的“妇道”、“妇德”是稳定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这文明礼貌全然崩溃的现代，却最容易产生一种偏激的哲学，他们挑动性别战争，来达到分化社会的阴险目的。这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如果欲以此“人道主义”或“新新人道主义”来统治一个繁荣的社会，则不啻张冠李戴矣。须知“妇道”、“妇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结果，它是社会成熟的深入体现。例如，许多民族都有“处女情结”，它是制约人的动物性的，它是对人性的一种胜利、一种征服、一种攫取。所以类似的自我控制，必定要通过教化来实现，而不是“自然过程”的结果。
5、中国要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必须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入手。这种“观念”，既非欧洲式的自由主义或专政主义，亦非传统中国式的——它要根据第三中国在国际间的处境逐步形成的。但愿它不是预先订做出来的，否则它就像“毛语录”那样，很难成活。如果采用最为简化的表述，可以这样说：“以一元专制化之名，行多元自由化之实；以中国复兴之名，行现代化之实；以乌托邦之名，行扩张国势之实。”
七、传统与反传统的对话
现代中国人常在传统主义与的反传统主义之间徘徊不已、痛苦万分。这是因为，他们始终未能听到这个神秘而有感染力的声音：“能复兴中国伟大传统的人，必须是个勇于反抗中国习俗的人。”
这个声音费解吗？并不。须知，要使中国再有荣耀，必先扬弃中国的俗气：“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中国的古代智慧如是说。而在寻求中国复兴的方案中，难道我们不需要从正反两个角度，来听从这智慧吗？相反或许相成，相反者带来的刺激量，有时会在相同者之上。
1977年11月10日──1988年10月5日
（与《联想与印证──对中国思想的重新理解》[1994年，东方出版社]同时写作、修订）
第十一篇
“第三中国”的内外之别
一、心理救国
二、勐海旅店夜记
三、双重标准、双重道德
四、“理解”的要义
五、超越传统的锁国政策
七、超越传统的贵族社会
八、中国民族的一体化
一、心理救国
心理救国、树立民族精神，是“建设一个民族国家的必要基础”。
心理建设，也是人类社会与动物庄园的重大区别之一，心理建设的成败，因此也就决定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兴衰。
中国近代命运之所以坎坷，首先是因为国人心理建设的落伍，心理建设的落伍对我们构成的挑战迄今犹在。这一落伍，使得冠冕堂皇的“中国革命”，一一沦为“自觉不自觉的逃亡路线——为躲避心理建设的失败而采行的逃亡路线”。
在我们看来，心理建设的历程并非“勿走极端”，而是“尝试各种极端，最后回归于中庸”。这种意义的心理建设，乃是“心理救国”的唯一胜算。
“心理救国”如此理解中国事务：
1、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中兴”的前例。朝代也像是一个生命个体，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
2、而一切被人称道的“中兴”其实都是刻舟求剑，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实质意义。如太平天国以后的清朝中兴，其实借满人之尸还汉人之魂；名为复辟，其实维新──封疆大吏主导的洋务运动成为社会主轴。
3、中兴的力量决非已往的统治势力：如东汉的中兴、蜀汉的中兴，东晋、南宋的中兴，诸如此类，皆非已往势力，虽然他们在名义上还顶着前一个朝代的“血统”。甚至唐朝在武媚篡权立周以后的中兴，多少也是个假相──开元、天宝的盛世，不旋踵而冰泮瓦解、藩镇割据正式形成。不用讳言，其实武媚老娘早已摧毁了唐朝，她是朱温的开路先锋，正如毛泽东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但也葬送了马列主义。
4、近代中国的劫难是“党国”。近代中国的“党”，不仅是秘密会社，而且是八旗那样的军事组织。满清的内核是“八旗”，党国的内核是“党军”，二者的功能都是“军阀决定论”：孙中山的军政府、陈独秀的造国论、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5、中国革命的诸大“阶段”，其实并无多少实际内容。它的各自理想、口号、方针、旗帜、目标等等，不过是些诱惑群众、刺激领袖的借口。尽管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阶段”及其“运动”，也是为中国民族恢复生命所作的一种努力。也可以说，这是中国民族正在恢复其生活节奏和生存节律的一种表现。这样，中国革命的远景无非是导致一个新的民族应运而生，一种新的文化将作为本能的体现破土而出……
6、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由于中国民族原有的生活状态与欧洲人的生活状态在很多领域中正好相反，所以它们互相补充，便可以解救现代世界之弊。所谓现代世界，无非是“欧美化的世界”──尤如地中海区域公元前后多之百年的“希腊化的时代”……
7、当前中国局势之鸟瞰。我们如何因势利导地面对上述局势？不是心理战，而是脱胎换骨；不为统治权，而为文明化；不要复辟之名，而要法统之实。
8、重新组合中国社会……对这一远景的展望如下所记。
（1980年1月13日）
二、勐海旅店夜记
──坚持就是胜利，因为绝对的胜利是没有的。生命的原理就是如此，正如不朽的生命其实虚无一样。所以，多活一天都是好的。所以，一种思想、一个事业，能多维持一天的优势──就算得胜利一分；正如一个病人能多存活一天──也就算得胜利一分。
人们常说时间能毁灭一切；在时间面前，一切存在都等量齐观地脆弱。正因为如此──能拖延时间的，就是胜利者。一个城寨虽然注定要被攻陷──但坚守的时间的短长，肯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造就不同的命运。
对个人、对城寨的命运而言是如此；对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命运亦复如是。抵抗是持久的，抵抗具有永恒的价值。对任何存在物、尤其对生命体而言：抵抗乃是最高的、最终的、最根本的命运。文化、民族也属于生命范畴的延伸：抵抗还是一切生命的最终源头，是文明的起源。
英勇地、顽固地抵抗──也许不能挽救最终覆灭的结局，因为最终覆灭毕竟是一切存在物及生命体的归宿：但抵抗覆灭的活动本身，就足以创出一个新局，这种抵抗的本身，就含有莫大的力度、莫大的价值……一种事物抵抗的力度愈大、抵抗性愈强、抵抗时间愈久、涉及的范围愈广──这种事物对未来的影响也就愈伟大。它的抵抗不是失败的标志；而是新事物的种子；它的抵抗不是过去的坟墓；而是未来的摇篮。所以：中国民族及中国文化对外抵抗的时间愈久──其价值也就随之而高：不是作为“过去光荣”的化石；而是作为“未来文明”的先声。
要“现代化”还是要“新文化”？按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品格──我们的抉择无疑是后者。如果没有新文化，所谓“现代化”无非是一道毫无生命的拼盘、一堆充满噪音及污染的杂烩：这是与中国文化的精魂格格不入的。更何况“现代化”之于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一种精神上创造的产物；而是一种文化入侵的病毒感染，是苦痛的民族性溃疡及其生拉硬扯的植皮──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文明疗法”，使得中国大乱却无法达到天下大治……
现代化的鼓吹者为了蛊惑人心，常常把“现代化”与“富足的生活”画上了等号。富足的生活使人羡慕……富足的生活也使人软弱还使人堕落。如果不是为了新文化，现代化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绝不健康。新文化则有双重功能：一，它包含着“现代化”的种种要素；二，它能解救“现代化”带来的危机，不论精神危机、社会危机，还是文化危机、经济危机。远见告诉我们：为了新文化的实现，我们宁肯“推迟”现代化的种种好处、甚至“牺牲”现代化的种种好处。而在新文化的光芒下──“现代化”的来临终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还谈不上会有富足的生活。富足生活的灿烂阴影，还没有笼罩在中国的头上。这也许是“不幸其表、大幸其里”，因为中国并不需要这种富足生活；中国不能要这种生活；中国要抵制这种生活；中国甚至要反抗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并对趋向这种生活的倾向，展开残酷的斗争。
这就是百年之内中国历史仍要铺展的基调。
对人民来说──富足的生活是唯一的“理想”，即欲望的乔饰。但对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中坚而言──富足的生活并不是必须的，它仅仅是实现高级战略目标的一个手段。但愿新兴的统治集团不要屈从人民的欲望这一压力；尽管这压力显得很强大，毕竟是可以“引导”的、即可以“移情”的。但愿新兴的统治集团──更不要使自己陷于富足生活的泥淖之中。不让人民富足，但更不能让自己富足：这是真正的强国健身之策。否则，腐化日深，不旋踵而灭亡。要想不使富足的生活腐化人民，首先不能让富足的生活软化自己。这里的“更”与“首先”──当然需要远大的眼光、伟大的魄力、巨大的勇气、强大的耐力……等等。
等到中国有效完成了“自我更新的运动”；等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代新文明的真正发源地；等到中国已是新世界的凝聚剂时──再让人们忘掉我的这些“病态时代的呓语”吧！
（1981年5月13日）
三、双重标准、双重道德
变革中国社会的人们将这样促进一个事业：使中国的欧美化程度达到一个“最适点”：这一最适点既能保证中国充分适应现代世界及其文明；又能不失中国的国本、不让中国自己融在欧化的浪潮中，就像古代埃及融在希腊化的浪潮中，最后走向亡国灭种。
这一“历史性的坚持”十分困难，但值得去尝试。毕竟，中国的体积大于埃及的十倍，多些胜算的可能。更进一步看，未来的中国还有可能使得自己的国本得以复兴，并作为“平定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利器，出现在全球舞台。
为此中国不妨实行：
1、锁国与开放的双重政策。
2、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行的双重制度。社会主义的本意是约束统治阶级，但后来却便成了放纵统治阶级去危害人民。
3、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封建等级为基础的伦常忠忱观念，而对待非统治阶级则实行法律至上为基础的机会均等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互相兼容的“双重道德系统”。
4、中国必须坚持内外之分。坚持不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与欧洲文化妥协、订立可耻的“和约”。我的意思是，欧洲文化的势力有一天不衰退到疲弱而难以自保的地步，中国就应当有一天不与它真正和解。一直要抵抗下去。一直要坚忍下去。决不被欧洲表面的荣华与富足所诱惑，正如不被它的武力与恫吓所屈服一样，而步其后尘，成为它的精神仆役。譬如围城，即使终将陷落，但由于时局的不断演变，多坚持一天，就意味着最后的待遇可能有所改观。文天祥终于死亡，可是他的牺牲尤其是他的坚持，他的冥顽不灵、他的忍而耐精神，不是在历史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注定将对无数英雄施行有力的催眠、从而延续了中国文明甚至促成了汉人复国吗？
5、考虑实行一种新的、积极的锁国政策。对外鼓动骚乱，促使欧洲文明及其世界秩序（现存的世界格局是由欧洲文明酝酿而成的）不断地、更深刻地走向颓唐与瓦解；对内厉行礼制，重新唤醒中国精神，即“文化创造者”的观念。这样，中国对外就可形成一种强大的反压抑力量，对内就可形成强大的压抑力量。这是被我称作“内外之分”的两面政策。
6、有一天，中国人的子孙们发展了他们祖宗的优势，弥补了或是克制了自己的劣势的时候，他们就可能成为天下秩序的奠基者，因为他们的祖先具备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而他们自己也习惯于世界统治而超越民族的政治。“中国人的子孙们”，或是种族上的子孙，或是文化上的子孙，后者的可能性及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了前者。
7、在世界统治而非民族政治的两千年训练之下：
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伪善。
中国人最大的能力是──忍耐。
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残忍。
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阋墙。
中国人最大的理想是──一统天下、八纮一宇。
中国人最渺小的理想──身家性命，生儿育女。
他们最光荣的野心──上等华人应该具有统治种族的高尚品质；他们将放弃亡国时代最卑劣的野心──委曲求全、见缝插针。
（《淮南子•坠形》：“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纮。”高诱注：“纮，维也。维落天地而为之表，故曰纮也。」《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遍览八纮而观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
8、为一统天下、八纮一宇，必先贯彻一种积极的锁国政策。只有等到力量对比，已由这种忍耐、等待及两面战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只有等到欧洲文化的世界秩序格局已从根本上被淘空、而中国新文化的内在结构已卓然确立并意气风发之际，新中国才能结束新锁国政策，才能开始与世界真正混同。不过，那时的混同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被动混同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那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不是被同化，而是去同化。
9、中国人万万不可忘记一统天下、八纮一宇这个瑰灿的国宝，它必能赐福给中国与世界。新锁国政策的推行，需要一个信念明确、意志坚定、道德高尚、手段严酷并具有最高的纪律性的统治集团，需要它根据具体情况的制定并调整战略方针。其目的，就是避免在不利的情况下被欧洲腐蚀，且要选择、等待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来同化整个天下万国。为此，不必顾虑中国在物质上的贫乏及科学上的幼稚。这些都是鸡毛蒜皮，总有一天，世界会为中国提供这些技艺与装备的。看看罗马人的历史，这一点就不喻自明。当然，中国为了加强及巩固“两面战略”，也必须适当发展这些皮毛，但切切不可为这些皮毛而损害甚或放弃至高无上的“两面战略”。否则中国的血就白流了！世界性的危机就无以挽救了！
10］“内外之分”的两面战略──这是中国走上世界舞台的“罗马法”。在这方面，满洲王朝曾有突出的表现，和西周王朝同样成功，尽管汉人因此而怀恨他们。这种两面战略的精神内核不仅是罗马法意义的“公民精神”，而且是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天子精神”。这两者听起来互相矛盾，但如果成功结合为一体两面，就将震惊世界。
……
四、“理解”的要义
1、想要创造外物，必先创造观念；想要创造观念，必先创造自己；想要创造自己，必先创造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向上爬”是一种创造，“改变环境”也是一种创造。
2、永远不要忽略：真正的理解、透彻的理解是在浴血奋战中完成的……理解，从来都不是消极的、刻板的、苍白的；理解，应该是而且永远是积极的、生动的、鲜红的！理解，就意味着行动。
3、思想之间的伟大搏战往往体现为思想本睡呢的淡忘、思想原则被弃置一旁……这时，占上风的只是行动至上的原则、效率第一的精神。但是，思想并未消亡；是思想在支配这些残酷、顽强、充满韧性的角逐。斗争的结局，决定着未来的人们将生活在哪一种思想神髓的风靡之下。这，就是“理解”的历史。
4、汉武帝使中国人得以“理解了”孔夫子……若是没了他，孔子是什么？那不过一束发黄的竹简而已，也许还化成了灰烬。阿育王使释迦牟尼成为佛祖。要是没有众多殉道者的鲜血和君士坦丁大帝的翻案，耶稣基督还被看作死在十字架上的刑徒。
5、《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来世不可待；往事不可追”：前句否定了一切神学和宗教的真实性，后句否定了一切现实甚至现象的真实性。二十世纪所谓的社会理想和理想社会在其洞彻之下，都露出了虚假和伪善的面目；尽管二十世纪用虚幻的未来取代了虚幻的来世。楚狂接舆《凤兮歌》的后句，还否定了一切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真实性，对所谓的“历史科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讽刺。
6、生命的意义，其实就在于“无常”。生命的意义，也就是不可重复性。可以重复的，就是缺乏价值的？但是现代中国的暴发户们，却在“集体主义”的幌子下重复发泄自己的兽欲、摧残中国民族的天理，杀害天理的使者……使者们的鲜血，渗透了已无生气的中国大地，也使这垂暮的大地呜咽不已。使者们的尸体，乱掷在荒郊，精神界的万人坑！这可不是什么日本侵略者的罪过；而是文化汉奸们的“精卫填海”、意识形态汉奸们的“愚公移山”等惊人杰作。但是对于他们的“改造中国”，暴尸荒野是一种深刻的幸福！那是与天地同在，以天为被、以地为褥……
7、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但不幸也是汉奸卖国贼比例最高的民族。民族败类执政掌权、丧权辱国，使得国耻日深一日，民族良心唯有在社会的底层痛心疾首。但愿中国不被任何异族灭亡。中国几千年的连续传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如此看来，精神倾向很重要。武士也有陶醉于声色醇酒之时，逃兵也有慷慨激昂之日，但由于二者根本精神不同，其结果亦不一样。誓死不回的迟钝，和临危而惧、望阵而逃的聪明，不可同日而语；和认贼作父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更是南辕北辙。
8、我怀着一种深深的悲观──注视、思想这一切“阴阳颠倒”对未来中国文化的毒害将是多么深刻！未来的中国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背上这一段僭主政治的孽障；并以此潜移默化自己的文化特征！但愿中国人“健忘”的劣根性能减轻二十世纪的流毒。如果真能这样，这似乎又证明“中国人的劣根性具有何等的优点”！
9、百年之内，中国还没有走向世界霸权的资本；而中国的居民更缺乏一个“统治民族”所必备的优秀品质。所以在此之前，妄谈世界霸权者，该斩。命运最终是否将这种资本与这种品质赐给中国？必须承认：还是一个未知数，虽然，有些希望的征兆。百年之内，中国不应在“对外斗争”中消耗它的有限力量；而应在“对内斗争”中加强它的薄弱力量，这两个方向决定着中国新型的文化君王、一个不要“身家性命”的精神主宰──为在中国重建“文化创造”而不是“市民娱乐”的秩序，他将无情地厮杀、流血、舍命……文化的命运，将在无文化或反文化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决定──这似乎费解，但却是令人悲哀的历史常态。
10、中国人的“三分钟热度”是举世闻名的。你可以争辩说，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无法给予并不稳定的人性以稳定的支持。你也可以争辩说，这是由于中国人久久看不到可靠的希望，包括看不到一个有权威的人格。总之，子民们对这个被官阶窒息了一切生机的社会，只有报以沉默与消沉。偶尔，报之以沉默与消沉的另一面相：怒吼与暴力。中国社会，这是一个“人的语言无法发挥高级功能的地方”。所以，动物式的圆滑和沉默，以及同样是动物式的暴力与怒吼，就成了交替出现的社会痉挛。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造成了“一盘散沙”，而中国人的“三分钟热度”，就是“一盘散沙”的典型特征。“一盘散沙”、“三分钟热度”，其另一面相就是高压的专制。
11、自然力量对文明力量的这种显而易见的支配，培养了一种顺民兼暴民的双重人格。他们的驯服不是基于自律以及“高贵的效忠”，他们的反抗不是基于人格的独立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小人德草”迄今仍是我们的国民性，因此“风潮”成了决定一切的社会机制，其破坏性也因此发挥到极致。
12、在这片人类草原上，要长起一颗参天大树来是那样困难：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要来一场破坏性的“星火燎原”，却又是那样容易。结果中国经常是十年树树，百年树人，仍然不免于毁于一旦。中国的“薛尔曼将军”不断革命，前来布置这一血肉纷飞的大会演。薛尔曼将军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军的著名屠户，但却是作为“正面人物”载入了联邦历史的教科书的。但在中国，这种角色却数不胜数，而且远超薛尔曼将军。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连坐法、族灭法的历史复兴……这里将上演中国革命戏剧中最后的壮烈画面，最后高潮的惊人涌现。
（1983年4月7日）
五、超越传统的锁国政策
美国的“分期付款制度”和中国的“大办红白喜事”──具有同等的社会功效，这就是从物质上把群众牢牢束缚，在事实上使他们沦为负债累累的可怜虫、一天到晚为了还债而委曲求全地生活着，被迫从心理上和身体上沦为依附者。
上述制度的控制者们，永远胜券在握，他们用舆论迫使人们“消费”：使信贷制度得以实现的，是成功激起一种对物质的渴望；使红白喜事得以实现的，是一种宗教上的胁迫和心理上的攀比。信贷制度是积极的扩张，红白喜事是消极的应付，但同样都使得群众变成债务奴隶。只有这样，社会的控制才更为简易。
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1585—1642年），曾任路易十三的宰相，他说牧民就像养狗，不能让人民吃得过饱，也不能让他们太饿。人和狗吃得过饱都会缺乏生活动力，太饿则会缺乏捕猎的能力。黎塞留不是等闲之辈，他首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思想之先河，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他的饥饿理论，像光辉的灯塔一样照亮了历史的方向。
为了国家利益，必须使群众负债累累──但不要逼债过急；也不要让他们失去还债的希望。否则会逼使人民铤而走险、举行暴动。如果群众一旦武装起来，就会导致改朝换代的闹剧重演了。对于这个真理，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寡头国家，同样精通。
与此同时，千万不要使人民因欠债而失去对生活的依恋与热情，要使人民对生活充满兴味。为此，文化创造者和他的模仿者们应该过一种够得上“苦行僧标准”的日子。他们摒弃生活的一切诱惑；他们在生活之外建立自己的快乐源泉……但对人民群众却要实行另一重标准──务必使他们充分享受生活，以致变成生活本身的附庸。而人民群众的生活节拍，则完全操在“拒绝享受的苦行僧”手中。这样一来，社会、文明、民族的主宰，才可能较为持久地“通过操纵生活而操纵了人民”，但是他们本身却逃避了腐败的命运。
为了保证这样一个新文明的诞生，需要某种程度的新锁国政策。……新锁国政策──不是要把中国带回满八旗及共产党的老过去；而是要把中国带到新未来：世界舞台的中央。于是，“中国”的传统地位得以恢复。
中国若欲作为现代文明的闪亮登场：势必经过百年闭门的苦修。对于中国：这是隐退；对于世界：这意味着更好地复出。
新锁国政策意欲建设一个保护机关、实行某种程度的文化隔离政策。其目的在于保护新型贵族社会，不受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污染。
一切新兴的、年轻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来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它要求“内外有别”；它渴望一定程度的“文化隔离”；它追求本质上的“不同于人”、与众不同甚至标新立异。它还没有汲汲于追求“同化别人”这一优越感──“输出革命的传教士精神”，因为它还没有自满，也不在乎异己势力的致命威胁……它还有余暇，在养精蓄锐中孤芳自赏、玩味自相愉悦的美感。
只有走向衰落中的社会才是“开放”的。开放的社会吐故纳新，吸收一切病毒，满带一切走向没落的症兆。它已否决了严谨的自我约束力，而这自我约束才是强劲生命力的表现。从此，开放社会也就失去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威慑性和吸引性──极为内在的神秘魅力，因为伟大的生命从来都是“含苞待发”、内敛而不露的！
尽管“文化创造者”和他的仆从们如此这般地蔑视生活、嘲笑生活──但他们确有必要使人民热爱生活。要使人民深深地陷入生活的罗网──不但在情感上和理智上；而且也在事实上和概念上。要使人民陷入欲望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要使他们因此处于一种依附状态。不但在事实上与概念上处于一种依附状态，而且从此在情感上和理智上也愈陷愈深。
这固然需要世间头等的大手笔和一种超级的艺术能力来推动、营造；但更需要“文化创造者”作为“民之父母”的仁爱胸怀。他知道人民群众一旦陷入了生活、像没头苍蝇一样义无返顾──他们就无法再度构成破坏性的力量，而只能在偿还债务的希望中，心甘情愿地默默劳作。
“文化创造者”及其仆从有必要克己复礼，切记“双重标准”、“双重道德”的有效性。
“内外之分”──不仅适用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也适用于“文化创造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1983年9月17日）
七、超越传统的贵族社会
为了保证一个新文化的诞生，某种“贵族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而一个贵族社会的健康发展，才能有效防卫由它而兴起的新文化不遭毒化；为了凝聚新的世界秩序，第三中国还要超越传统的贵族社会。
历史上的三大类型的贵族制度；从时间上讲：既是相继而起的；又是相互渗透的：
（一）独身的贵族制度
1、由独身者、“不顾家庭的人们”统率的社会。
2、两种独身贵族：劫贼、海盗、冒险家；先知、圣人、僧侣。
3、独身状态为常人所难，没有特殊禀赋者很难做到──因此独身者生来就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尤其当他以宗教的名义这样做……
（二）非世袭的贵族制度
这种制度实在构不成一种“制度”──因为它常存在一切人类社会组织中。强有力者、有统治能力与胆魄的人，常居上风。
（三）世袭的贵族制度
这是一种深刻衰落的表现。真正贵族制度的精髓是与这种“大人世及以为礼”的风尚背道而驰的。
上述对“三类贵族制度”的描述也许失之于“宰割历史”，但却可以提示我们，“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可能被人为地任意胡说。
我之所以如此提法，是因为我有一种历史的预感：未来的中国也会经历这三个阶段。
社会的最大活力其实来自第一种贵族及其强有力的表现，“独身贵族”将成为“文化创造者”的有力臂膀。
第二种贵族仍然能够成为新文明的有力开拓者与宣化者，但他们的表现形式在自己生命的末期已有衰落之兆。
至于第三种贵族──历史一贯对他们嗤之以鼻，称之为“蠹”。甚至今日中国已被无数之“蠹”叮满，尽管他们不叫贵族，而叫“公仆”。
“新锁国政策”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辅之以“社会隔离政策”。如此双管齐下，一个新的文化民族的曙光，才会冒出地平线上。
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第三中国的自新运动，在各个领域，共同奉行这一金玉良言的座右铭。
按照同样的逻辑，在中国境内要实行民族平等；在中国境外要实行种族平等。一切人类在“文化创造”面前平等。承认文化创造者的，就是新中国人；不承认文化创造者的，就不是新中国人。不论他们原来的种族背景如何、文化背景如何。而这一“承认”，决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还是一个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甚至是一个“生命的决定”。承认文化创造者──就意味着全盘接受“创造的文化”。这是毫不含糊的。
不应排斥“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创造的文化；不应排斥“外国人”积极参与创造的文化。否则，一个崭新的中国民族就难以形成。新中国民族决不是现存中国居民的花色翻新或改头换面，而具有全新的形态、全新的功能、全新的质地、全新的心灵。全新的心灵要求全新的质地──否则，仅从“现存的中国居民”这堆原始混杂的材料中，很难锻炼出足量的上等货色来。
八、中国民族的一体化
中国的一体化：中国民族的同一化；中国文化的重新振兴；中国版图的再度复原……以及一个新民族的诞生等等──可能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但却是道德的象征、法律的体现。这就是第三中国的曙光。
政治之作为艺术与道德的交汇点，是建立在二者互相调和的基础之上。但其表现形式──在特定的时与地，只能有一个占居上风：艺术或道德，而不是“鱼与熊掌兼得”。对现代中国而言：道德比艺术更重要。艺术往往只是个人的独占品，道德却是民族兴起的必要前提。人人努力去促成并恪守新的道德，社会就能通过合力，实现新的生活及新的文明。
中国民族的自新运动，说到底是一种新道德规范、新行为方式的体系诞生。其最终结果是“第三中国的出现”。
这一诞生：使得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文明创造的营垒，在文明史上具有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那样的位置。罗马共和国类似秦国，罗马帝国则类似汉朝，其中，元首制（Principate）时代二百多年，相当于西汉，君主制(Dominus)时代二百多年，相当于东汉。罗马与汉朝的例子表明，军事并不与文化格格不入：二者虽然有时相克；但也常常相生。许多文化上的创造活动，甚至还是迫于军事需要而兴起的。例如哥特式教堂的样式，就来自于突厥人的营垒样式；而突厥人的营垒样式，我觉得很像是来自于中国的烽火台。
（阿诺德•汤因比在其《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六十六章《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中写道：“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这种建筑式样实际是从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那里传入的。今天，人们有幸仍能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所有国家看到的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遗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理想。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这些建筑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
而缺乏文化的武力，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像蒙古人那样，给自己的后代带来的不过是“反弹力量的灭顶之灾”。
在未来中国这个庞大的营垒中──道德、品格、效率、秩序……以及对于天子的崇拜：理应成为文明教养的标志，甚至化为普遍的风尚。这个“文明的营垒、创造的营垒”，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而只是一个工具：它的目的在于推进世界的礼制化，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它给予飘摇动荡的现代世界一个稳定的压舱石，使它在文明史的风暴中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1983年9月17日）
第十二篇
“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一、古代成就导致现代挫败
二、中国主义影响世界进程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六、论“王道”与“神权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一、古代的成就导致现代的挫败
我发现，“成功是失败之父”，一如“失败是成功之母”。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巨大成就，导致它在近代的严重挫折，以往的经验阻碍了新的探险。
如此看来，中国民族两百年来走过的道路并非“错路”。进一步说，甚至连“黑路”也不是；虽然这条道路上没有灯光，没有掌声；甚至很少星辰，只有嘘声。这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暗淡的状态。但是既然这条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就不能再被叫作“黑路”了。
有谁，先我而发现了这个至理？有谁，不是纠缠于斤斤两两的政治是非而喋喋不休？
据我所知：还没有过一个人，不因中国的近代史而羞耻。同样，还没有过一个人，在这羞耻中看到重大的启示。
有谁，敢于肯定这部中国受难史？有谁，不试图在这部受难史中谴责别人？又有谁，不以谴责某些势力、某些党派、某些个人为乐事？又有谁，不企图把中国的灾难归给某些人──视他们为罪恶与不幸的肇因？
什么人都只能说：没有谁。还没有这样一个人。
然而我来了。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发明了一件空前强大的心理武器。我得知中国两百年来没有走过一点“错路”、甚至没有走过一点“弯路”。换言之，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必须的”、不可逃避的甚而是“必要的”、“良好的”、“至善的”。
这样断言是不是过于动心忍性了？
《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所以上天将要降落重大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一定要道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一切表现到脸色上，抒发到言语中，然后才被人了解。在一个国内如果没有坚持法度的世臣和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患，便经常导致灭亡。这就可以说明，忧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
“成功是失败之父”这样的断言，实在合乎历史的启示并可验合于切凿的事实。
可以说，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向这个民族的灵魂所提出的真正难题是：怎样既不扼杀民族的内在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很遗憾，不仅宋元明清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现代中国甚至忘了来回答这个传统的悬而未决的中国难题了！结果鼓励了外来侵略的威胁。元明清的武夫们只是以扼杀民族社会的方法来维持秩序，所以一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它们就陷入软弱的地位、劣败的局势，岂不哀哉。现代中国的理想家和蓝图画家们则企图把这个关乎民族命脉的大文化问题简化为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政治制度”的问题。以此思想之网去接合万有之实，徒令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始，以形形色色的败局宣告结束了。联邦制的鼓吹者也不能逃此厄运。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但没有消失，它还融和了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了。有谁能并此二难于一役？
由于中国的伟大成就和奇异的命运（成功），它在近代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严重失调（失败），就成为“无法逃避的报应”。正所谓，“祖宗造的孽，要由子孙来偿还。”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沮丧、绝望。要知道，想从一种坚固的传统、强大的惯性中挣脱出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更何况这种传统与习惯曾经取得伟大辉煌的持久成就。我在这里指的成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历史连续性所体现的富有生命的发展潜力。且中国社会拥有一种奇特的凝聚力，难被异族所消灭、瓜分、蚕食，但这一特性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中国人特别地泥古不化，很不善于吸收新的知识。中国虽然内部动乱层出，而不彻底分裂，也是由于这一泥古不化的特点起了作用。这使中国在对抗异族压迫的时候，自然也体现为持久的抵抗力，所以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像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甚至半个印度文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那样，遭到回教的融化。
不。中国没有走“错路”，甚至没有走“弯路”。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这个“死不认错”，中国还将经历许多牺牲与困苦，那也同样必要；因为这都是中国走向“世界命运争霸之战”这个决定性战场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的事后聪明，不过是失败者的无奈叹息。据此我宣布──中国进程的“弯路”正是所谓的“曲线发展”，就像生命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出错”中演化发展的。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
历史的目的正在“弯路”中显现！
（1987年12月29日）
二、中国主义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1、文化的扩张遵循三个途径：辐射式（传教式）、渗透式（殖民式）、凝聚式（中国式）。中国文明的历史进展采取了凝聚式，而且凝聚式也比较合乎黄种人的保守特性，较为和平亦较为耐久！凝聚式的特点是所谓“处乎中庸”：既无辐射式之羸弱及容易蜕变，亦不似渗透式之横暴及易招反击。但凝聚式容易造成泥古不化，而凝聚式的进展则缓慢，无法实施西方殖民者那样的“跳岛作战”。
2、毕竟，中国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史官文明，在公元前千年就采取人文主义的思想，用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政治概念的力量来代替神秘的宗教，取代了一般的宗教即对神的崇拜，其结果是造成了中国的悠久政治传统。我把基于古代“史官文明”的政治称为“真政治”，因为它的着力点在“治理社会”；我把基于现代“政治挂帅”的政治称为“假政治”，因为它的着力点在“夺取政权”。前者是天命精神的王者在人间的实现，后者是唯物主义的军阀在争夺食物。
3、史官文明的真政治，其基本倾向可用十六个字概括：“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见《唐会要》第四十九卷。）这既有功利务实的用意，又不乏对永恒者的观照。这里，显然包含着对异教的宽容在内。甚至，含有对“本教”的消解。这种倾向与犹太系宗教的强烈排他性，可以说是毫无共同之处。在这里，宗教是一个教育，而不是一个真理。我们不妨把这种精神的兴起，归结为“对黄河斗争的副产品”。黄河凶猛、善变、难以预测，比海洋更为危险，因为人们无法躲避。在这种条件下生存的人民必须同心同德，否则无法应付洪水的挑战。
4、中国近代重新适应世界潮流，把中国从大一统的文化世界、自成体系的天下变成一个区域性国家，变成一个更大的社会格局（如“地球村”）的一部分，从此，中国不再是孤立的、自成一体的世界；而是成了更大世界之一部，这就需要同其他国家重新调整关系。在中国过去的传统下生活，中国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尽管一些少数民族也控制过局面……但文化还是以中国为主。在文化冲击方面，也遇到几次比较大的挑战……如公元前后开始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八世纪时阿拉伯人和中国冲突，随之而来的回教对中国的入侵。这一切虽然改变了中国的格局与命运，但还不足以融化中国，因此中国国民性还可以“依然故我”，仿佛化石一样泥古不化。但近代以来的欧洲压力，却迫使中国的态度发生根本逆转。
5、中国人从前是自我中心的世界主义者，现在欧洲的压力下，被迫重做一个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即“现代人”。这在文明史上是一个退化，但在政治意义上则是一种再生：从老的天下主义者重新变形为新的国家主义者。我认为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革命”的根本方向。同时，也是鲁迅等人恶毒攻击“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动因。他们所批判的，恰是在大一统的父辈传统社会中有系统地培植起来的那种社会适应性与文化适应性。但在世界竞争的新格局下，这种社会适应性与文化适应性，变成了文化的不适应性与社会的不适应性。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来改造中国国民性、推动文化革命的基本工具，是从欧洲舶来的，即所谓“向西方寻求真理，。实际上是借外力来“改造”中国人的千年惰性。但现在百年革命过去了，他们所借用的外力本身也已经走到了尽头。从洋务运动的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到了维新时代的政治决定论，再到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社会革命万灵论，再到共产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无休止运动……不断用越来越激烈的方法以寻求解脱。越来越多，越来越眼花缭乱，直到最近的大量“新方法”、“新观念”的引进，似乎是新一轮的西学高峰，但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反倒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大量的向外取经活动并没有达到“复兴中国”的预期目的。
6、中国中心主义与中国一统主义始终都是中国人心理的一大要素。这种要素予中国历史的进展以巨大影响，所以中国的国家意识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没有发展得像近代这样充分。尽管在政治学的其余方面，“中国”的概念那时已相当完备。从源头而言，中国中心主义及中国一统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不断发扬光大，全在乎中国的地理要素具有以华北平原为核心的合抱之势，还有相对隔离于世界主要文明中心的地理位置。也在于中国的种族与文明的某些特殊要质，例如单音语言、汉字系统的存在及发展，以及它对于中国人种的凝聚作用。
如此形成的“中国中心主义”势必将给世界历史的进程，以深刻影响。
汉唐帝国不但刑政略宽而不猛，破坏法纪现象也相对较少。而位于它们前面的那两个短命的秦隋帝国则不然；从最高统治者开始就“不按牌理出牌”。这是因为，长期纷乱与礼崩乐坏，使得人们无所措手足，临时性的措施，不顾前途的“干了再说”、不顾后果的“先斩后奏”，占了上风，“急用先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左右狂摆哲学”居然占据了统治地位，连自订的法纪废弃不顾了。
（1987年12月15日）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对于历史的思索，使我们想到，历史不可能永远在我们一边，即使我们是历史运动的推助者，是天命的忠实仆人。历史超越善恶：不像恶人所说的那样是恶推动了历史，但也不像善人所说的那样是善推动了历史，历史只有“易化”，无形的易化，易化于无形。
在人类思想的原始时代，“万物有灵”论曾流行一时，这在今天看来多么可笑；在人类思想的未来时代，“历史善恶”论也会变得可笑：把历史人物视为“有灵魂的人”岂不也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现代翻版？我们努力祛除这种可笑的迷信──可爱的人或可憎的人，并不能瓜分历史。
一个观世者。一个仅仅如此也甘于如此的观世者。他从世界观察中吸取灵气、酿成救世的良方。不论这良方能否“行得通”，反正它提供了一剂精神的补药！风水、利禄、宗教、裙带关系、审美情趣……作为人民生活的种种“不谐和状态”──经常会使精神形式感到侮辱。人民生活应该充满愚蠢的快乐和琐屑的平和；伟大的战争和痛苦的智慧──应由创造者们承担起来。可现在一切都颠乱了：人民在冒充精神，精神却遭到放逐。
其实事情应该反过来：“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沉沦命运的主宰者饿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献上我们的筋肉；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破落命运的主宰者渴了──我们责无旁贷地献上我们的鲜血”……只有这样，历史荒原中的“中国民族”才会突然醒来、并且“物质化”，虚空的虚空才会变得货真价实：
1、中国民族的定义：接受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的居民。
2、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东亚大陆上作凝聚状地扩散，自黄河中游地区向四面八方作大体等距离的扩散。扩张的“中原文化”，其最后表现形式即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即使“专制皇帝”也是以这一文化秩序的最高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
3、中国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在受尽耻辱（多少次的“唾面自干”）和丧尽边陲之后，勉强保住了地理意义上的部分遗产。但“文化遗产”则失去了。“现代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份产业的天生主人，但这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笔资产。
4、“改造中国”是迫于“适应现代世界”这一空前的压力。甚至是迫于“苏联的亡国奴”这一卑贱的身份。
5、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民族“自戕自害”、“自我改造”的历史。表面上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乱及革命的一切目标，全都落空了，而且还导致幻灭情绪的逐年深化；但事实上，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既非改变社会结构、亦非改造文化结构，而是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而为中国人唤回全盛时期的那种精神；重塑一个新的生存目标、培植一个新的方向感。
6、中国全民的情趣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将使中国人的精力拥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宣泄空间，并为这一宣泄提供某种极富魅力的文化形式。历史终将证明：由于中国人的精力有了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去处，这就等于大大刺激了这一精力，从而使它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并铺张开去。如此，则中国民族的生命将因“精力的有效新陈代谢”，变得日益健康和饱满，一扫千余年来横遭压抑造成的萎靡不振、结束民族生活史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牛马状态。食草动物只会自相残杀而不会攻击肉食野兽，即使它体形巨大如牛也不会主动进攻。而食肉动物则全然不同，连杂食的小老鼠都敢于咬人。中国人要从“改造食谱”入手，去强化自己的生命力量。
7、黄河的不肖子孙们，已经丧失了祖辈的可贵品德，只在父辈的因循守旧中苟延残喘，并在西方真理所带来的毒害中、在马列主义的专政下奄奄一息了。“圣人出而黄河清”，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圣人能够保护自然环境，因为天生圣人、为民作则。中国文明的每一个进展，都体现为对于黄河的一个超越；中国的未来只有消除了黄河的弊害，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复兴、民族复兴。如果不能根除黄河之弊，我们就不能称为中国圣人的继承者。在这种意义上，南水北调之类的“工程”，只会火上浇油，加剧中国的衰落，而无助于中国的复兴。
8、古代中国并不比近代日本更少自我调节能力与对外应战能力，黄河并不比日本的小溪更为逊色。中国文明是在黄河流域的艰苦环境中，在抵抗严酷气候和糟糕地理的条件下诞生的！正是在困难的包围中，它产生了礼制文明。礼制文明照亮了黄河，也照亮了中国，也许还能照亮整个世界……但为了礼制文明的复兴，我们需要回到民族的原点、重新出发。如果我们不能回到黄河流域、解决那里的生态问题，我们就没有能力用礼制的秩序解决世界问题。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一）定于一尊
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愈来愈强烈地呼吁我们：中国唯有定于一尊方能得救。
不是汉武帝那样一元化的定于一尊，而是西周和盛唐那样多元化的定于一尊，多元与一尊的有机结合，能够开创新的中国文明。不是偶象崇拜；不是人体崇拜；不是权势崇拜；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折服与心理上的归顺。
中国唯有在精神上定于一尊；世界唯有在心理上定于一尊──才能走出它们在二十世纪共同囹圄其中的血腥杀戮与无边沙漠。当然，这个沙漠对于生态业已全面破坏的中国已是更为致命的陷阱，因此目前的中国比世界更为亟需救助者：中国需要首先得到自己的救助者，然后才能救助世界。
中国革命的一切空前破坏──实际上在为这个至宝来到扫清障碍。中国革命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宰──剥尽人皮、烧光书籍、彻底掠夺生产资料与生活必需品的全面专政……把人们误解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皮毛”与“文化时装”也一同剥除了：从而为“一尊”的真相大白，无意之间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正是在一穷二白的现代中国，文明的创造者才来到了我们中间。
那些被不肖子孙误解为“文化”的东西──只是一些人民生活的风俗和知识阶层的习惯。这是些没有灵魂的浮游物，它们粘附于某个本体，并非具有自身的生命。可惜国人对此知道得太慢也太晚了。为这迟钝付出的代价是亿万人民的枉死！不肖子孙先是误解了祖辈的意图，然后遗忘了黄金时代的精神，最后失去了自己的创造能力。现在让我们反过来：活动一下自己的创造力，然后就会想起黄金时代的精神，最后就能理解“祖辈的意图”了。
“救世主受难的时代，就是他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这决非夸夸其谈，司马迁不是说过了吗：“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绝境中的创造”，这体现了“生生不已”的“周易原理”。能使中国文明死灰复燃、焕发史无前例的光芒、照亮世界人心的，就是“德音”。
（二）天子
两千年来的中国，皇帝及夷酋、土匪与流寇都自称为“天子”，他们完全篡改了“天子”这一“文化创造者”的“文化英雄品质”，而让政治控制取代了文化创造，正是中国文明趋于僵化硬化的关键所在。现代中国因此遭了报应与天谴，专制政治和异族奴役这个压倒一切的双头恐龙，使得中国社会丧失了抵抗欧洲文明的内在创造能力。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不那么堕落的人们也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古董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具智慧的人们也只把四书五经、百家诸子（包括宋明诸子）、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外延、附庸、皮毛血肉而已，决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因为它们都是“文化创造的产物”，而不是“文化创造的源泉”。在我看来，所谓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文化创造的可能性，而决不是因此杜绝了文化创造的一切可能。
至于更为根本天子崇拜，就更是如此了。天子源出“文化创造的信念”，天子观念应该继续成为这一虔诚敬意的表达。有关天子的其余说法，不是“政治的滥用”、“科学的胡言”，就是“理性的亵渎”、“神秘的欺骗”！至于天子带来的“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不过是一些文化创造能力的一些外在证明罢了。
中国传统最重要的“历史”，也是我们一切思考系统的出发点和一切行为系统的核心。“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感应”，曾被董仲舒神秘化地说成是“天人感应”，但这显然只是为了投合西汉人的风尚和口味。
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定向发展中，基本方向被简化为“归本于治”，但在我们来看，这就造成了单调与贫瘠，造成了开发过度和板结的土壤！在溯本追源的探索中──我们才赫赫发见了“天子”本是“文化创造者”！例如赫赫有名的黄帝，一个著名的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创造者。黄帝名为“轩辕氏”，顾名思义，他是造车的。他的妻子嫘祖则是蚕桑的发明者。黄帝还是医学的鼻祖，著名的《黄帝内经》说明了这一传统的纪念。黄帝手下有很多名臣和能人，他们每人都有发明创造。黄帝的阵营就是一个典型的天子集团。
在“创造者”的概念里，我们发见了中国文化的精魂，而非区区的方向。后来的方向，是从这创造的精魂中得出的……但我们不该让方向扼杀了创造，因此在必要的时刻不该拒绝调整自己的方向。为了生命的创造，不该拒绝调整自己的具体目标。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中国”的意识形态，后来形成了“国家宗教”的主要基础：
1、坚信中国是“天下”的“中心”。
2，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自然生出了最为杰出的生灵，给中国带来了秩序与活力、从而也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与福祉。
3、这个最为杰出的生灵就是“文化创造者──天子”，他和他领导的创新集团，必能起来主宰中国的命运。
4、中国人民的幸福终究要通过与替天行道的“大能者”的互动，来实现。
5、溯本追源，中国的一切：它的国土、它的人民、它的财富、它的资源、它的精神、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光荣……还是从这个“大能者”的圣德中派生出来；并受到这一圣德之消长的左右而不断运行于盛衰兴亡的大道。
6、上天给中国最大的惩罚就是令这“大能者”从中国隐退；上天给中国的最大恩赏，就是令这“大能者”重归于中国民族。
7、新的“文化创造者──天子”将从民族的原始土壤中兴起，而不是来自统治阶级衰弱猥琐的小圈子中。
8、“文化创造者──天子”是新文化的最高象征；天子的新文化及其创造过程，是人类生活得以忘我超我的出发点。
9、“文化创造者──天子”是“智慧海”，是智慧的活泉。“文化创造者──天子”应当成为新民族的凝聚剂！一切现在意义上的“中国人”或“非中国人”──都可以在同一标准的测度下重新确认：他们对“文化创造者──天子及其文化”的态度是朝向还是悖逆。
10、中国人民对“真命天子”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的永恒期待，是不会落空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真挚的、孩童般的赤子之心中涌现出这种情感──能够改变天地！他是中国文化活的灵魂。只要这一期待继续存在──即使晦暗不明、柔弱无力、不绝如缕、奄奄一息──中国民族的生命力量还没有衰竭。
11、“真命天子”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他是强有力的精神凝聚剂：一种不可毁损、难以抑制的生命引力。他凝聚五光十色、参差不齐的人类物质──他分泌一代振聋发聩的新文化，造就一个空前未有的新王国。
12、“文化创造者──天子”一旦从人间退隐，他的文化系统就趋衰退和分解。苦难深重的人民！他们等待什么？──“等待真命天子”也就是“等待真正的文化创造者”。他们希望什么？──希望这惊动世界的横空出世会创造超越理性的奇迹！人民永远在真诚等待，具有“真正中国”的百折不挠与耐心十足，永远都怀着最动人的希望，特别是在这暗无天日的无君世纪，这个让中国备尝屈辱、不幸、兵荒马乱、流离颠沛的世纪！中国人民的期待若不落空，真命天子就要降临──把真正的天命兑现出来给世界看！
天命的仆人兴起发光，天命之子只听天命的呼唤！效率至高的工具，摒弃一切囿于自我的错觉、幻想，只看天命的图腾！
六、论“王道”与“神权国家”
从欧洲本位的论点看问题：当代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因为世界迄今为止仍被欧洲及其俄、美两翼的影响力所操纵，从而被迫卷入了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是从拿破仑到希特勒，于是全世界各个角落逐次进入了“欧洲的战国时代”。冷战开始，尽管战事在欧洲已经大体平息，但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却是刚刚开幕。全球情况非常复杂，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和欧洲相差一个阶段，相比之下，日本倒与欧洲比较接近，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甚至也比中国现代一些。
要使现代化之前的国家主动投入战国旋涡，真比登天还难。而只有等到这些国家全都自觉地投入了战国的怀抱，世界的统一才会开始。
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前景，还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统一帝国如秦汉、罗马、元明清、奥斯曼帝国那样；我们所面临的不过是一个“纽带”色彩更重的、西周或唐朝式的“世界共主联盟”。不错，这是一种真正的国际秩序，但它既不像统一帝国那么残暴，又不像真正的“世界文化”那么丰富多彩。是的，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衰颓沉沦，但这只是风靡世界的欧洲文化的衰颓──世界文化还没有真正地诞生！既未诞生，又怎么谈得上衰颓与沉沦呢！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文化”（第一期中国文明）或盛唐时代的“中国文化”（第二期中国文明），作为当时的“世界文化”，具有“共主地位”。我希望未来的第三中国，也能形成这样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格局。
我用这种崭新的历史观，送给世界两百年的和平。像西汉或是元首制罗马那样，把世界从战国时代的恐怖中打救出来！
这个“中国本位”历史观也许使得现代世界的欧洲中心论者们觉得很不中听，可是它却可能是真实的，它可为世界带来一个黄金时代，就像奥古斯都或文景之治。但其前提，未来的世界要承认第三中国为共主，而不只是仅仅承认欧洲及其美俄。
新的“天下”将不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也不再是唐盛时代的“中国”，而是当今意义上的“地球”。
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说，要实现“统一全球”的希望还渺茫得很。仁德的西周，耀眼的盛唐，会在中国重现；但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它不会重演一次，因为世界需要的是实质的统一。需要实现一个“等视天下万民的王道”。
“王道”是什么？尽管千百年来对于它的解释纷纭无比，层出不穷；但是集合了许多解释之晶，我在《王道论》中已经把它阐明了──“王道”就是“间接统治”。王道的一切良政、一切善举，都不是出于善意的“仁慈”，而是发自“间接统治”的内在逻辑。所以，要想达到“王道”的理想，必先施行间接统治；要想保持“王道”的光荣，必先保全间接统治。
“王道──间接统治”，这是一种绝顶的艺术，也是一种危险的艺术；既是巨大赌注的艺术，也是重大收获的艺术！一种“柏拉图式＋孔子”的艺术！
间接统治并非一付万灵仙方，间接统治时刻面临着直接统治的贪欲、威胁及挑战。在历史途程中，间接统治只是一站，是一条长链的一个片断，所以西周会没落，盛唐会瓦解，教会的统治终于结束。
“王道──间接统治”，也不能逃避万物的共同归宿：灭亡。“王道──间接统治”这种统治艺术乃是一种益寿延年的艺术，但无法永葆青春；“王道──间接统治”这种统治艺术乃是一种走钢丝的艺术，但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他们的手就伸得太长了。
但王道毕竟有其伟大的收获，那就是文明的涌现！王道的奇特艺术是“文化创造者──天子”的独家技艺，其艺术的结晶与表现形式就是“神权国家”，而不是“神职人员的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1、各个时代、各种国家的“国家宗教”──它们的形态及色彩；宗教仪式及艺术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致力于创造一套关于这个国家及其必要性的种种神话，以便形成“具有活力的神权国家”。
2、尽管中国先秦的国家宗教具有“天地崇拜”的性质，但在汉朝以后却被儒家的“历史崇拜”等“非宗教的宗教”削弱了。对于“文化创造者──天子”的崇拜，却巧妙地把“天地崇拜”和“历史崇拜”组合了起来，从而糅合了神秘感与历史感，达到了人文主义与神灵崇拜的双重效果。
3、中国文化的这一精髓很可能为未来世纪──提供一种类似于“罗马法”的稳定要素和心理上的凝聚剂……中国色彩和中国样式的新型宿命论──很可能由一个“远东的斐罗（Philo，前20年—后50年）”传布于整个地球……
4、“中国文化的精髓”推崇“文化创造者──天子”；而不是“罗马法”框架内的“保民官”或“凯撒”。中国文化的精髓奉“历史教”为国家宗教，同时兼有保护自然的天地崇拜退居其次，这是因为，随着文明的进展，社会对人的影响已经日益超过了自然对人的影响。这是一种类似历史上儒教那样的双重教化；而不是罗马人的原始多神教或宗教无政府状态。相关的一个证据是：即使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东西，之所以能在中国猖獗一时，也是因为它投合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化的胃口。
5、考察一下历史：罗马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罗马法这一罗马权力的根基逐渐失去了高级宗教的精神支持，由于不能提供一种适当的神格，由于不能提供一个普遍的神。最后，这种空白只能由基督教来填补；而基督教的教理却是反对罗马这个杀害耶稣基督的帝国存在的。
6、中国新型宿命论──历史教──的精神内核，则将不会枯竭，因为那就是“文化创造者──天子”！它有能力逐渐脱掉古来宗教的残破时装；而使新的教义符合这个科学时代的特征：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将比其他民族的“神秘教”，较能与科学合拍。同时，历史教也有神秘教的部分功能，无论历史教与神秘教的形式和表象有多大差异，它们内心深处毕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多少都能满足人们超越自我的灵魂需要、在崇拜中获得自我意识的净化。人人都可以通过“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的由衷崇拜，使自己在这一崇拜里分享超级权能，从而达到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秩序”。这一安宁和这一秩序有助于建立人的内、外平衡，即使人与环境的相对和解成为可能。
7、任何宗教的时装总会破旧雕敝、陈腐过时，因此需要产生新的宗教，用新的理性时装加以包装──为那颗不朽的灵魂提供一个新的居所，并得到新风俗的认可、新习惯的支持……在文化创造者──天子来到世界之后，中国的宿命论将这样逐渐麻醉全球文明。
8、以核武器的出现的标志，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它意味战争的政治化，有限战争成为主流，穷兵黩武的全面战争愈来愈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中国近千年来最擅长的正是这种游戏，所以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势必将进一步抵消中国文化的承受者们的“文弱”特点而使他们的“智谋”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机诈传统的文化集体，由它来主持“科学的世界秩序”也许不会窒息人类的创造精神。中国人具有协和自然的生物本能，而较为容易避免唯物主义的世界悲剧。
9、我多么欣慰于拯救了中国的两次世界大战！要不是有这两次“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同室操戈”，中国的前途将危殆矣。命运及时拯救了中国，尽管这种拯救现在看来只做了一半，还没有帮助中国从苏联的残余影响下完全解脱出来。但毕竟把中国从最危险的悬崖边挽救了过来……与此同时，也为“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甚至是“历史的需要”。这一发展对中国也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天下统治传统”及“适者生存文化”的社会，由这个民族前来“主持这种世界秩序”，是顺理成章的。众所周知，中国人在“斗力”方面是远不如“斗智”方面的。所以，科学技术的惊人进展将为中国这一老朽民族提供一股巨大的复兴动力。世界历史、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既给中国的复兴提出了动力，又给它登上世界舞台铺平了道路：让我们抓住这一机会，施展这一用武之地，发挥“自己的文化素质”和“传统的历史因素”。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愿我们都不要违抗自己的主要价值。
10、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创造了这一强大的心理武器：
中国的命运已被证明为不可选择的宿命，众多的尝试业已失败，但命运演变的线索却日益现出它的宿命轮廓──中国走向世界政治那个巨大的背影。这个背影必将笼罩全球，把世界历史驱入一片新的荒野，为人类文明开辟一块充满原始气氛的处女地。这个背影──乃是中国此前两三百年的牺牲、动乱、神经衰弱、精神崩溃……的历史报应。这个背影所笼罩的世界将是安宁的乐土，这是中国的牺牲所换来的千年至福。
（1980年6月19日）
2010年8月整理修订
后记
经过三十五年的思考（1975年—2010年），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惟有“铲除两国”，方能“实现一中”──是所至盼！
所谓“两国”就是“现代南朝、中华民国在台湾”和“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所谓“一中”就是并吞了现代南北朝的“一个中华”、“第三中国”。第三中国，才能让中国在几百年的衰败、内乱、分裂、外敌入侵、残暴专政之后，重新登上文明历史的舞台中央。
随着冷战的结束，一极平衡很快建立起来──中国的现代南北朝似乎不同于周前与唐前的分裂状况；因为古代中国孤立于世界文明中心，现代中国则是现代世界的有机部分。现代世界的分裂、国际无政府状态，多少和周以前、唐以前的中国本身的分裂一样，是作为一个互相交往的整体世界的分裂，而不是不同世界之间的互不往来。联合国、世界政府的雏形，迟早会像一个“周天子”或“天可汗”那样君临文化多元的统一世界。尽管这交往意义的“统一”只是新的政治实体的前奏而不是其本身。只有等到这个前奏完毕，政治的统一才会出现。
而只有等到政治的统一实现已久，文化的黄金时代才会像春秋战国、南北二宋那样降临。
2010年7月1日
2012年3月9日星期五
2011年11月11日星期五
谢选骏◆仰望基督、受苦的上帝◆第一章基督复活
（2009年2月28日电脑文本改定，2009年8月26日纸上改定）
神秘是无法谈论的。这里所谈论的不是神秘，而是我们对于神秘的想象：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为主打开中国的大门。
自序
“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何西阿书》十二章10节）
我用百页窗的形式，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先知们的比喻：主的启示像是阳光，而圣经则是用人类语言记载下来的“特殊启示”之光，我们打开圣经阅读圣经，就像是打开窗子，让阳光透过窗子照进了人的屋子里。而不同的人们住在不同的屋子里，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心灵，于是就有了一百个屋子、一百个心灵，就有了百叶窗。
这里的许多文字，都折射了一次属世的绝望，也都记录了一次属灵的苏醒。愿我在主的保守中，常常记念耶稣基督的恩，永不反悔自己真的相信。
这是“属灵的书写”，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放弃写作”。现在如果进行类似以前的“属世书写”，只能使我焦虑，并且引发更大的空虚感。现在只有“属灵书写”能使我平安，因为那是出自更大的平安——因为这里书写的，不是神学，只是感恩，是我自己对于福音真理的揣测，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对于比喻的理解和折射。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马太福音》十三章10—35节）
感谢主带领我度过幽谷，感谢主使我皈依：“每一扇窗子闪耀的阳光，都是来自同一位圣灵；每一个人身上的良善，都有耶稣救恩的十字架。”
感谢主挽回我，让我能够做了主的仆人。感谢主允许我继续受苦，并在罪恶的生存中仰望主的圣洁。让我感谢主的鞭打，使我灵命不断增长。感谢主让我铭记恩典，赐我属灵的平安。
1996年9月13日——1999年12月
◆仰望基督◆
●谢选骏
1996─1999年，纽约
（此笔记始于信主后的1996年5月2日的飞机上）
第一章基督复活
第1节基督显容
第2节十字架
第3节基督生平
第4节复活
第5节爱战胜死亡
第6节救赎
第7节门徒
第8节被救者
第9节此岸与彼岸
第二章上帝与人
第1节神国
第2节福音
第3节悔改
第4节祷告
第5节恩典
第6节运动
第7节世界
第8节灵魂
第9节上帝
第三章人本主义
（不分节）
第四章神学思想
（不分节）
第五章思想神学
（不分节）
第六章中国道路
第1节犹太人的恶行与悔改
第2节犹太人的前车之鉴
第3节耶稣作为犹太人的王
第4节中国基督徒的归属
第七章追随基督
（不分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仰望基督◆
第一章基督复活
第1节基督显容
第2节十字架
第3节基督生平
第4节复活
第5节爱，战胜了死亡
第6节救赎
第7节门徒
第8节被救者
第9节此岸与彼岸
第1节基督显容
（001）
耶稣复活，是亘古仅有的奇迹，我虽未逢其时，却得以蒙恩，穿越时间隧道，亲赌其圣容。
基督来到我临终的床前，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我感到他的灵体透亮，他的仁爱融化一切壁垒，他的平安征服一切野心，他的荣光托起流离颠沛的浮萍。
当基督降临，一切紧张的气氛突然消失。当基督触及我，世界不复存在。当基督融化我，我的身体如气，如水，穿流无碍，飘逸无踪——暖流是与基督合一，不再有自己。平安是从此没有危险，可受攻击的我已然虚化……我看见自己躺在雪白的床上，一派柔和朦胧的光毫无锋芒的，笼罩宇宙。
当基督临在，我不再有任何欲念，却充满“一切欲望都被满足的超然快感”。爱的极致不能与之比拟，世间的狂喜无法与之附会，寂然无动，无往不胜，仿佛涵盖一切的本体，行经我身。柔和超然的圣灵，洗净了岁月、储存了往日，寂然无动，无往不胜，追随他我能够穿流一切。
基督的爱是光，永恒如天穹。天地都会废去，基督的恩典不会止息，山水、草木、人物，无一不在基督之爱。基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
那美好天国，曾向我洞开，慈爱的天父，属灵的使者……从此我不再惧怕人的生死，不再忧虑明天的挑战。法利赛人的诡诈，不能动摇我对神的忠忱，圣殿里数钱的声音，不能使我怀疑圣经的真理。主看望过我一次，我会追随主一世。求主赐我这样的力量。
如果离开这样的基督，人生将多么空虚、无益。如果基督离开了我，孤自一人的坟墓，将是唯一的归宿，死亡将是终极的毁灭。活着，再不能离开基督，死了，更不能让基督离开我，人要紧紧跟随基督，像忠心仰望的宠物，这样才能得救，这样就是得救了。
即使将要下降地狱，那也不要紧，基督复活的灵体已经给爱主的人类，指出永恒的盼望、实际的出路：死亡线已被越过，地狱的痛苦，也胜了死亡的虚无！因为主也曾在地狱里，不是因为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主使地狱，获得了永恒的意义，而唯有意义的虚无，才是人生最可怕的经历。
基督的生平彷佛告诉我们：没有遭到逮捕，就不算获得了完整的人生；没有受过鞭伤，就不知英雄的业绩；没有濒临死亡的感觉，就无法接近永恒的生命；没有上过十字架，就无从得见上帝天国。
（002）
为什么，我现在经常热泪盈眶？每当我想起基督——他为我舍己，我哪配领受？然而，甚至两千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已经领受。而我哪能回报？所以便感怀，伤心，在孤独中想着：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实在超过我曾经历的一切不幸。基督，我的赞美不能回报丝毫，即使为主而死，也不能充分回报主十字架上的舍己。
那么，怎样才算“为你而死”呢？首先，我必须经得起测谎仪检验：是否能像亲眼目睹那样──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已经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审判活人死人。
这是因为，如果不信耶稣基督真的复活，我们就没有力量挣脱这个世界的捆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程度，是与我们信心的程度成正比的。如果一方面不是太信耶稣复活——只是嘴上相信或只是头脑相信，但感觉上却不大相信，不像亲眼目睹的样子——从而使得我们的浮生归入他的永生中；另方面，却又不得不接受信条和教规的束缚，不啻“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这样的日子可能持久？这样的信仰生活能够避免虚伪和沉沦？
（003）
我愿所有的门徒都能得到耶稣的恩典：就像亲眼目睹那样，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这现代科学家们很难承认的不可思议的奇迹！愿我们不仅相信，而且就像自己亲眼看见一样确信无疑。只有这样的确信，才可以使我们接通上帝无限的能源，使我们和永生的上帝可以发生随时交流的通讯……从此，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使我们那么烦恼、忧虑、恐慌或压力重重的了。
感谢上帝，基督的临在使我们战胜了恶魔。虽然我们仍然被魔辖制，但我们已经得以与天父上帝和好，得以在魔掌中大声赞美基督！撒但，从此只顾坑害我吧。可我就不谄媚他，就不和他的奴仆同流合污。基督，请不要离开我，主已经在我身上，打下了永恒的标记。基督，主的爱已经永远留存，我记得主的灵体是我灵魂的导游。
第2节十字架
（004）
人类史的根本转折，发生在施洗的约翰屈辱地斩首、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基督徒的勇敢殉道，是追随主的典范，迎接他们的是天国开启的光。从此，人类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征服了死亡与苦难。
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是基督，而非基督徒。以基督为荣者，并不需要自加的痛苦。上帝爱我们，而我们只要默想基督的恩，就归在基督里了。因为救赎要靠上帝的恩典，而非依赖我们自己的行为。基督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展示救赎的过程，从此我无法怀疑主的存在和他的慈爱。
撒但不再诱惑我了，不再怂恿我向上帝祈求非分的东西。因为我的罪性，已有太多属世的负累，现在我求主帮我卸去这些累赘，让我轻装前进，进入属灵征战的境地。
（005）
太阳不是光源，月亮不是光源，列星不是光源。基督才是光源，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消解时间、审判空间。当我感到被主解放，一种逐渐游漾的、移往自由的浑一，使我知道“死在主的十字架上”，是多大的福分。
愿我的生命，是对神的献祭，愿我的生命从此“向上”而不仅仅“向前”。以背十字架的姿势、在祭坛上写作：写下“与主交流”的心得，写下“沉思主的精神”。这样的写下，可称为“十字架前的临终忏悔”？
慈爱的天父、耶稣基督，我的主。十字架的奇迹穿透了我，使我知道，一切企图代替天父与基督而主宰我的，都是暂时的，因而是不配的。天父与基督的圣灵必将克服这样的不配，使我仅仅称颂那应当受到唯一称颂的唯一至上者。
永生的圣子耶稣基督，为救赎世人的罪而流出宝血，为此我们不能再向这万恶的世界妥协了。在任何艰难困苦、孤立无援的绝境下，我们都不能背叛基督的名，不能出卖基督的荣耀，不能愧对十字架的救恩。
信永生独一全智的上帝和他的圣子耶稣基督，信他在十字架上所启示的终极真理，即得救赎——即得神的特别赐福和特别保护。因为这信本身，就是救赎，而不仅仅是荣获特别祝福和特别保护的确凿证据。
我们沉痛地看到，主在民众的欢呼中、门徒的逃跑下，走上十字架。这样的欢呼和逃跑，不仅是耶稣复活的属世基础，也是耶稣复活的属灵确据，这一亘古未见的奇迹，体现了救赎恩典的必要性。
主的复活，使得罪恶的世界还有净化的可能。主的复活，赐给门徒能力，门徒的能力，是世界的光，是世界的盐。
在杀害基督的欢呼与颂扬基督的欢呼间，在背叛基督与效死基督间，其实只有一条界线：耶稣复活并证明他的神性。在背十字架赴死的路上，圣子耶稣曾经“三次跌倒”——这不仅体现了超量的痛苦是如何加诸人子身上，而且也显示了人的软弱和神的力量是如何克服这软弱的。如果人不软弱，上帝又如何彰显他的大能呢？上帝的救赎正是基于此。
（006）
主在十字架上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二十三章34节）然而，谋害主的犹太人却有祸了，杀害主的罗马人从地球上铲除了，犹太人则沦为人中渣滓——他们的语言业已成为死亡的标记。我由此想到：遭到世界审判并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这一事件本身，本身就意味着基督复活的前提。仿照耶稣的话，“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路加福音》十七章20—21节）“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也许比“神的国就在你们你们心里”更加贴切——因为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注入了人的罪性、原罪的天性，永恒性注入了暂时性，这就是救赎。这样的救赎，是原罪的“逻辑结束”。
（007）
用“羊”与“牧人”比喻信徒与主的关系，最为恰当。领袖与人民是同类，因此互相争夺食物与配偶而神与人并非同类，好牧人为羊舍命，但伟大领袖却不肯出此“下策”。基督的门徒并不与基督同类，我们永远都只能是基督的异类，所以，奉基督为“领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只是基督的家产，连“奴仆”都不配。
（008）
十字架是空的，正如主的坟墓是空的。要记念主的受难，更要记取主的复活。要记念主为我们赎罪，更要记念主应许的永恒生命。因此圣子耶稣基督不是遥远的异邦人，而是与上帝同在也与我们同在的最亲密的奇迹。他的爱绝对而无条件，足让我们逾越千山万水，抵达上帝的国度。
今天有许多教派（尤其是所谓新教和新派）的十字架是空的，正如主的坟墓是空的。这表明他们的信仰更多侧重于主的复活而不是主的受难。圣子耶稣那永在的灵体，已超乎万名之上、不在我们的世界中。主的受难虽然早已被主的复活所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切记主的受难，我们又怎能体会其复活的意义呢？如果我们不能体会其受难与复活的完整性，我们就会逐渐失去约束，逐渐滑落到那些拒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罪人的行列中。主的仁慈还被他们的恶，也被他们行列中的我们的恶，继续钉在无形的十字架上。于是主的能力要在人的身上复活，消灭这些恶势力。赞美主。如此的消灭，是最好的赞美。
（海牙国际法庭前面四根“四维布列”式的纪念石柱，是否即是显现了这样“中空的十字架”镶嵌在苍穹？不论其设计者自己的创作意图是否具有这样的意蕴，我毕竟可以进行自己的理解。）
（009）
自从使徒保罗（St. Paulo，Apostle Paul，10—67年）以后，我们对十字架的奥秘有了认识但也有了误解，因此，今天我们需要澄清的是：世界上有三个十字架：
第一个十字架是钉死救主的，它因为宝血而成为神圣属灵的。
第二个十字架是钉死那位悔改认主的，那与耶稣同受钉刑的强盗。
第三个十字架是钉死那位不肯悔改的，与耶稣同受钉刑的强盗。
A、我们每个人迟早得钉上一个十字架，不论人与耶稣的关系究竟如何。
B、我们包括我们的祖先所钉的十字架，不是耶稣所钉的那个，而是罪犯所钉的那两个之一。
C、“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并不必然得救：“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阿，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选择耶稣身旁两个强盗之一的十字架，不仅是每个人临时的任务，也是他一生的不可逃避的标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圣子耶稣面前显出了强盗或窃贼的本相。只有口中承认圣子耶稣，心里相信基督奥秘，才使得十字架成为再生的保障。而基督的奥秘，其要义就是主的复活。
“基督十字架的道路”因此可以含有三层象徵意义：
A、个体命运的、英雄式的、视死如归的；
B、社会历史的、反败为胜的、围魏救赵的；
C、灵魂得救的、做神喜悦的事、与神合一的。
总之，基督十字架的道路是“继绝世”的唯一道路；如果背个实体的架子“只在今生有盼望”，那不过只是罪人的第二种类的十字架。这第二种类的十字架虽然没有出息，但还是比第三种类的十字架好一点。出卖耶稣、售卖福音、贱卖上帝的“伪装的十字架的道路”，应该被归类为第三种类的而非第二种类的十字架道路，那是相当典型的“狐假虎威”，是“披着羊皮的狼”所遵循的强盗战略。
人终有一死，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悔改不悔改──我们迟早都得钉上某个十字架：或是第二种类的悔改者的十字架，或是第三种类的拒不悔改者的十字架。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而不是在教会组织的权威面前、商业活动的金币面前、乌合之众的掌声面前、世俗当局的暴力面前，让我们选择悔改者的十字架而拒绝拒绝悔改者的十字架吧。尽管我们青春时代是如此赞赏列宾（Ilya Efimovich Repin，1844-1930年）的画作《拒绝忏悔》、《宣传家被捕》——但即使列宾，也没有忘记画出《基督在人们面前出现》的精彩。
十字架，不仅是基督救恩的法宝，且是人类命运的象徵。所以，哪怕仅仅为了自己，为了迎接我们注定的毁灭，也需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吧。“被领着走”，总比“被拖着走”，要好一点。让我们在预定的审判面前，保留一点起码的尊严、风度和主动精神吧。
（010）
耶稣基督受难受死的十字架，那不是珠光宝气而是血迹斑斑的十字架──是我最后的避难所。只有在这里，失去国家、骨肉分散的流亡者，才得以安然入睡。否则各种梦魇就会进入我的梦，惊醒过来，怀疑主是否已经弃绝我，心怀无名的空虚。
“王”的图像，好像上下封顶的十字架，好像是局限人间、封闭通往天堂与地狱的十字架——“王”把人的活动局限在今生，“王”因此是属世的凯撒。所以耶稣说，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
“十”字架，则是拿掉上下封顶、贯通宇宙的“王”，故号“万王之王”的救赎象征。十字架的上端指向天堂，下端指向地狱，“十”不具有“王”的垄断性、强迫性，“十”全然开放，“十”独一全智，“十”是超越这罪恶世代、堕落世界之上的至高审判者。“十”比“王”更为“传神”，“十”表示救主不是自我中心的封闭体，而是与世界交流的融合者。人所面对的是，随时随地“天堂或是地狱”的抉择，让你自己作出选择性。然而，除了信靠主的宝血与宝血激活的福音，人要想得救其实是别无选择的。救主向世界转送他的救恩，得救的人于是活在他的恩典里，并与他连成一体。
（011）
十字架具有驱魔的功能，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是“人生末路”、“事情已经坏到极点”的标志，既然事情已经坏到了极点，魔的一切恫吓与利诱也就不再起作用，“债多不愁”，“既然已经输光，一切也就不足为惧了”。
所谓“人生坏到了极点”盖有两层含义：一、人心坏到极点以致把上帝的化身钉在十字架上。二，人生的苦难在耶稣上十字架这一事件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我们有谁，可以在基督面前妄称自己是孤独的呢？因为基督为救赎我们的罪，最为孤独地死在十字架上，甚至遭至其亲族的质疑和其追随者的背离。我们又有谁，可以在基督面前宣称自己是无罪的呢？
在基督的“无罪的孤独”面前，我们的“有罪的苦难”被洗掉了，一如我们的罪被洗净。我们现在既然痛苦万状，难以自拔，但将来回过头来看，这样的“痛苦”何尝不是“神的赐福”，也许是为着要叫我们得着更多的属灵装备、属灵恩典、而为我们在预备更多的属灵福气。
基督卸下我们的劳苦重担，不是叫我们从此可以挥霍无度，而是让我们与他同背十字架，他催促我们不要再为日常生活而去劳苦卖命，而要设法去赢得十字架上的复活。对于必死无疑的人们，这就是福音，就是救赎，就是天国。所以耶稣说“天国就在你的心里”。这就是说，处境再坏的人，只要面对圣子基督的受难事件，也将足以低头沉思，免除了多余的抱怨。这样的天国进入了他的内心，他也就在天国里了。
犁庭扫穴的击打，是主的恩典：若无国破家亡、民族迁徙的连根拔起，十字架上的救恩，又如何通过福音、燎原世界、收割万国？基督的光，如此穿透国破家亡的悲剧，使之预备了主的道路，“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
第3节基督生平
（012）
基督生平：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落入了魔掌，遭到犹太人的追杀。他在流亡中长大成人，热爱和平却横遭压制，不得不与罪人的社会发生冲突。这些冲突，使他在属世者们的眼中看起来，像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但实际上他并不是社会改革家，他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改造社会的——所以他号召放弃这个不可救药的世界，以便挽救迷途的羔羊，仁慈的主，要使徒彼得去“喂我的小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15至17节记载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么’，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主是灵，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耶稣要救一切信他的人脱离这罪恶的世界，而不是要“改善这个世界”，结果倒使罪恶的惯例得以绵延。
基督，永生的圣子，也不免受到这个魔鬼统治的世界的残害，不能免除永生的上帝定意的苦杯？因为主以爱而不以恨征服世界，主用良善来征服统治世界的魔鬼。
魔鬼的诱惑不能使基督动心，魔鬼的恐吓不能让耶稣丧胆，因为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圣子。于是魔鬼转而对人类下手：挑动猜忌，企图动摇人的信仰，尤其动摇人对神的信靠。
基督耶稣为实行救赎的计划，下降到尘世的苦难和罪恶中。这样的爱出污泥而不染，这是因为他是神。若非因为他是神，就无法抵抗肉体存在而产生的恶。充满紧张与运动的生命世界，缺乏善良的容身之地，物质的存在必定造成非人的压力。撒但曾诱惑圣子耶稣，许以统治万国的权柄。可见，魔鬼的势力确实控制在“这罪恶淫乱的世代”中载沈载浮的世界各国。但道成人身的人子基督，断然拒绝这属世的成功而选择了十字架的艰辛。我们由此知道，属世的成功往往是魔鬼的诱惑与陷阱，而非上帝的赐福与救赎；人要维系自己的信仰，就要“排除魔鬼的干扰”。
199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从山上高速公路飞驰的车上，看山下的德国斯图加特市区的万家灯火，领悟到主在山上的孤独中，却拒绝了撒但万国荣华的极度诱惑，确实内含超人能力以外的神秘。圣子耶稣一眼看透撒但许诺“这世界”的虚幻性，人子穿透世界之雾、世界之幻，投入永生上帝的属灵真实。坚守上帝的正道，实属超然之举，只有上帝的圣子才能如此。我们仰望主的典范，却无力按照主的规矩行事，因为主的典范和规矩远出我们的能力、罪性的限制。但也因如此，主的典范和规矩，刺入人的灵魂。
弥漫世界的灵，较之世界本身更为真实：他是普遍的且颠扑不破的。超一切理者，唯有基督。而“在基督里”，就“凡事无所不能”：最矛盾的事体受到综合，最极端的观念受到中和──凭基督是神的话语，故能以神的奥秘，表达人的理性无法理解的上帝之国。相反，经常标榜“超一切理的佛教”，倒是理性主义的或至少诉诸理性主义的论证方式的。异教的诸神都已衰颓老去，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亘古常存。他扣击人的灵魂，永不衰竭。每当神像破碎、教堂倾倒、神职人员败坏，福音却又开始注入愚人的心田，长出通往神国的参天大树。
（013）
耶稣基督具有赦罪的权柄，而且他的仁慈还使他接受那些杀害他的人们及其子孙后代的祈祷，并求天父赦免他们的罪行，甚至免除他们应受的惩罚。但一切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切不可忘记：我们是人而不是基督，因此我们并无权柄赦免那些杀害基督并至今仍然敌视上帝的人们。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爱自己的仇敌，但是不可爱上帝的仇敌。耶稣基督确实说过“爱你们的仇敌”，但他并没有说“爱上帝的仇敌”。遵循主的教导，我们应该释私怨，但不可懈公仇。耶稣基督说要“爱人如己”，而我们自己所得到的最大恩典就是信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圣子，因此基督徒对他人最大的爱就是促使不信主的人们信靠主的救恩。这正如我们自己已经完全杜绝了的罪恶，才可以去敦促别人弃绝。万万不可出于“嫉妒罪恶的心理”，而斥责别人的罪恶，以便迫使别人把犯罪的机会留给我们自己——尽管那是人之常情，但却与基督的爱不能相容。
“爱人如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也是主给我们的的爱护。试想，世界上的痛苦，多数是因为不能做到爱人如己才会发生的。当我们被人损害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做到爱人如己，就不会有什么痛苦了，因为我的损失岂不就是他人的收益？
“爱人如己”的一个更深入的理解是：对自己要严厉。换言之，唯独对自己严厉者，才有对人严厉的资格；他的严厉才是爱，否则他的严厉就是嫉妒与虐待。爱人如己，就是把自己视为珍贵美好的东西给予他人，而不是把自己不要的东西硬塞给别人。有的人只管向别人推销福音，却不愿意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不帮一个最小的忙——这是假基督徒。当然，爱人如己也不是要求一个人“对别人要比对自己好”，否则就是矫情了；爱人如己是要求一个人把别人看得和自己一样重要。
耶稣基督，是圣子而不仅仅是圣子，是人子而不仅仅是人子，他因此有权要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路加福音》十四章26节）因为“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十四章27节）这样看来，人若不在属世的道路上走入绝境，就很难开启属灵的国度的。因此“恨自己的性命”是与“恨自己的亲人”等列，而不是“爱自己的性命”与“恨自己的家人”并存。另外，在主之外的他者，谁有资格与权柄，能以基督的名来要胁别人、并要别人为自己献出一切呢？有些神职人员，利用主的名义却堕入犯罪的深渊，要别人养活他们像“侍奉神”那样尽心尽力。其实他的肉体并不比别人的高明或圣洁，他们让别人来养活了自己的肉体甚至养活了自己的家族成员，怎能不玷污自己的灵魂呢？
（014）
在亚伯拉罕以前就自在的、犹太王大卫所求告的主基督，当然无法在种族上简单定义为“大卫的一个子孙”，更无法定义为“一个犹太人”。即使退一步谈文化，即使退一步谈文化，耶稣也不是迦南地区的产物，而是广采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等各处素材，具有世界性的比喻、象徵、意义——如“避祸埃及”的事迹、“东方三博士”的巴比伦与波斯背景、“登山布道”疑为希腊式的依山而建的巨大圆形体育广场。最重要的“上帝的独生子”和“我们的父神”的称谓，显然也不合犹太人的习俗，反而近似巴比伦、希腊的“神的儿子”与中国的“天子”。但在巴比伦、希腊、中国的社会里，天子是世界的统治者而非颠覆者与审判者，而耶稣基督却是世界价值的分别者，所以圣子是无可比拟地尊贵。
上述区别，不仅构成《新约》和《旧约》之间的飞跃，也使耶稣基督从加利利走向耶路撒冷，也使福音从以色列传布希腊、波斯（巴比伦）、罗马、埃及，最后成为全球范围的救赎。实际上，这“外邦人的光”并非“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所造成，因为早在耶稣基督的诞生（甚至诞生之前的预言）、成长（避难埃及）、受洗（区别于旧约的标记割礼，是普世性的新约标记）、诱惑（魔鬼许以天下万国而非犹太一国）、传道（希腊演说式的）、死亡（罗马的钉刑，而非犹太的石刑）、复活（同样不合犹太思想传统，而似埃及与波斯的宗教理念），嘱咐信徒传道世界（超越祖先崇拜的部落性质，而有高级宗教的世界气象）的系列事迹中──上帝之子的这部超然史诗，就以福音的形式展现出来──奉耶稣的圣名祈祷。阿们。
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但是耶稣却一再“逾越律法”，破坏安息日、纵容门徒拔麦穗、接触不洁者、行犹太人眼中的“不义”……为什么？因为耶稣的“逾越、破坏、废除”，乃是更高意义的“成全”。耶稣基督的到来本身，就是成全。基督耶稣成全了一切的圣名。基督来不是要致太平，乃是要动刀兵，但基督的动刀兵就是太平。基督何须废除律法和旧约，因为基督来，赐予旧约以新约的完全，从此，旧约时代结束，世人的心不再活在犹太人的黑暗权势下，不再受到罗马人的摧残与辖制。
为什么是犹太人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群杀死了耶稣基督？因为上帝要通过这一事件中断他先前赐予犹太人的选民地位、宣告各个民族一律平等的普世福音时代的降临？
犹太人通过耶稣受难这一事件被证明为罪恶重大超过其他没有受过上帝“特殊恩典”的民族，所以必须受到特殊处罚。上帝通过耶稣受难这一事件，证明了他对全人类的普遍眷爱。
耶稣基督出现在犹太社区，或许是偶然的；但基督耶稣作为人类的救恩，则是必然的。永生上帝的圣子道成肉身，落在犹太人中而不是落在埃及人、希腊人、中国人中间，这是依据当时的普及救恩的需要，而不是永生上帝对犹太人本身的偏爱，否则，就无法解释犹太人为什么会产生背叛上帝的行径，以及犹太人为何精心策划巨大阴谋，以杀害基督。
基督就这样被交在新约时代的外邦人──犹太人手中，被外邦人──拒绝基督的犹太人鞭打、处死……基督多么孤独！祖国、亲人、朋友、门徒，全都背叛了基督，弃主而去。因为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圣子，罪恶的世界容不下圣子的真光。犹太人处心积虑地扑灭圣子，但天父却预定圣子在第三日复活，并获得审判世界的权柄。
（015）
除了基督耶稣以外，没有人能预测并执行自己的死亡，并为杀害自己的凶手祈祷，请求神的赦罪。
我们都感谢耶稣宝血的赎罪功能，但是在这种感谢后面，是否隐藏着我们的险恶、诡诈和巧言令色的罪？我们难道不是企图通过耶稣的受难，来为自己牟利？
基督的复活仅仅是一种“胜利”吗？当然不这么简单。否则基督的受难岂不成了一个“失败”？上帝之子本来就是永生的，因此复活是必然的，哪里需要类似复活这样的胜利？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是上帝在显明我们的罪，并给我们机会，以信仰、顺服来取得赎罪的可能。基督的复活，是他“本相的呈现”，是当然之事而非意外之举。如果那是作为对于失败的一个“胜利”，则总是含有再度失败的可能的。
《约翰福音》结尾处写道：“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这潜在之书的全部，超越了“福音书”以致整部圣经以及全部可以理解的基督教。由此可知，人们对上帝和救恩的见证，不是上帝的全部启示，不是上帝的全部存在，更不可能是上帝的全部存在。
多遍拜读《约翰福音》这被人称为“最具希腊神学性的福音书”，依然发现其信息没有超过《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在平凡中见神奇，让我们在“人子耶稣”身上，看见“圣子基督”，是如何从伯利恒的马槽，走上各各他的十字架的。
第4节复活
（016）
当我席地而坐，人类显得多么高大，甚至像是莎士比亚笔下那么完美的人物如天神。然而，当我屈膝在十字架下，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一切人事终于变为尘土。属灵的基督，你的灵无远弗届，你的爱渗透顽石，你的生命贯穿生死：不论天上的、地下的、还是地底下的。
此三界本相通：天上的灵体堕落地上成了肉体，地上的肉体堕落地下沦落为泥——这就是人的犯罪宿命。只有基督的爱，可以抗拒这一宿命的堕落，使被选并因被选而爱上帝的人们，得以重返上帝的国。
在基督复活的激励下，我渴望不断向西方飞行，每一天都被延长。
在基督复活的激励下，我渴望不断向东方飞行，每一天都被加速。
在基督复活的激励下，我更渴望在原地，以灵性感受主的存在，向上飞行，溶解其中，随他而去。在身体的飞行中得到主的赐福、主的鞭笞，以无垠的宇宙作为我家。
（017）
世间的万神都是要人们去供奉他、献媚他；只有耶稣基督不是，基督是流自己的血为世人赎罪，并把自己的身体赏赐门徒为圣餐：“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吗哪，还是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51—58节）
人本身就是神创造的，真正的神当然不需要人的献祭，甚至不需要人的赞美，真正的神是爱我们的，仅仅是出于爱，才帮助我们；而不是为了换取献祭与赞美。我们不仅从理性而且从经历知道：基督不同于异教的神。后者需要人类奉献的祭品，基督则把自己的血和身体，赐给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约翰福音》第三章16—21节）凡得此灵性注入的葡萄酒与饼者，就与基督同在，并分享主的荣耀与永活的生命。
基督所望于人的唯一反馈，不是物性的祭品，而是灵性的信心。此信心使人得以“在基督里”。“我们的神是活的、仁慈的，而且令人敬畏。他干预我们的生活，当他特别爱我们的时候，就会医治我们，以致击打苦待。”当有人轻慢地说“上帝已经死了”，这个人的灵魂就完全死了，能进疯人院，已经是神对他的厚待。上帝要他如此这般地“活著”，替神向世界作见证。
愧疚感，于是使我们得以亲近基督。因为我们的天性倾向于作恶，靠自己的努力，行不出由衷的善来。只有面对永生上帝的纯洁圣子所产生的内心愧疚，才使我们有可能变得稍微良善一点。
无论在特定场合，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行动有时也是一种行动，也许是更超然的行动。拒绝行动，才拥有完善的观察力和观察角度；而卷入某种活动，则无异削弱观察的中立和敏锐。属灵之事与属世之务也是如此，唯有适当拒绝属世之务，属灵之事方能突现与成就。
物性如水而趋下，人性亦如是而堕落。只有永生上帝的儿子，拒绝人性的堕落，物性的趋下：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追随灵性以致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从此之后，人类身上尚未彻底灭绝的灵性，因基督的勇毅之举，得到救赎。
是的，在耶稣的福音中，得到基督救赎的，并不是“人类”，更不是国家民族这些人类自己的创造物，即，不是取死的身体。得到基督宝血救赎的，实际上仅是“灵性”，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日常生活的那种“违背动物本能的反常行为”。人的灵性也就是“对上帝的无条件的信仰和爱，以及放心地依靠”。在这种意义上，个人在上帝眼中，可能比整个的国家民族还要宝贵，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而国家民族不过是人自己创造的！
（018）
圣子耶稣复活后，只向信徒显现，不向非信徒显现。这是因为，不信他的，已经注定灭亡，罪无可赦。这个世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得救，否则上帝的公义何在。基督也是要带走一个，留下一个，免得让那些投机钻营之徒混水摸鱼，骗取救恩。而唯有信他的，不被灭亡，反得永生。
基督──耶稣复活，已经把人类历史的全部意义表明了出来。这就是对历史本身的超越、否定和清算，轻装前进，拿走一个，留下一个，以死亡线分割一切，审判一切，把前所未知的恩典赐予那些没有被历史所毁灭的灵魂。因为我们面前的历史像是一个无情的屠宰场，它砍下那些无用的橄榄枝，扔到火里烧掉。
复活后的圣子耶稣，通身是灵体，并光耀形体，甚至镀而化之物质世界。而人即使是伟大的圣徒，死后也仅得“灵魂一缕归回天国”。拒不悔改的罪人，则由于彻底堕落而消解了灵体的残余，与物质世界一同毁灭。其形态宛如火星四溅而终归殒灭──除非，有来自更高光源的救赎与融一。
（019）
为什么必须承认圣子耶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才是一个“好基督徒”？因为所有的人类的罪性已经预先注定？如果主不行复活的神迹，世人还是不会承认圣子耶稣就是基督。尽管主一再告诫“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结果还是要被人性来“检验”，只有在经历了复活事件之后，才被这个世界的罪性所承认，并被决心悔改的罪人奉为永生之主。
对主的崇拜，正是如此这般地建立在我们的罪性之上，所以，对主的崇拜本身，并不能救赎我们甚至不能赦免我们；而能赦免并救赎我们的，只能是圣子耶稣基督白白赐下的恩典，即人类原本不配得到的救恩。
（020）
《新约全书》的二十七卷中，有二十三卷预言耶稣会再来，保罗书信每五节就有一节提及耶稣必快再来……这种经久的仰望中，是否隐匿著人的某种怀疑、推诿和怯懦？
如果主不再来了，我们的信仰就可以动摇吗？如果我们的信仰无论如何都不可动摇，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反覆强调呢？是信心不足，因而需要“吁天”以为支持？
圣子耶稣的再来，是来审判并毁灭这个万恶的世界。这很重要，这种前景使得受到诱惑的大众，可以和罪恶的生活保持距离。而只有不再盼望能在生前晋见再来的主，同时保持对主的忠贞的人，方能面对福音书作者和使徒保罗没有面对过的诱惑与陷阱，即在西方人的“文艺复兴”以来所开辟的现代罪恶中，保持距离因而也就保持了平安。
现代科学可以否定主的复活、他的再来与他的审判？这也许可以动摇古人，动摇那些对现代文明的超级污染缺乏免疫力的人。但对我们，这已不再重要，问号并不是否决的论据，而只是超然飘逸的“神的奥秘”。
基督复活，不会再给罪恶的世界以机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要来审判并毁灭这罪恶的世界。由此可见，基督之后的殉难者，只能是基督徒，而不可能是基督。基督不会再给世界以第二度杀害他的机会。所以，一切企图或是正在自立为王的“洪秀全主义”可以休矣：宇宙间只有一位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父上帝的独生子，因著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使徒信经》）除此之外的一切救主（如洪秀全和许多正式受洗的神职人员等），不是虚妄的，就是冒充的。因此他们只能受难，而无法从死里复活。
（021）
在基督的神性面前，甚至，谁宣称自己完全“理解了耶稣基督”、“掌握了耶稣基督的精神实质”，我就会怀疑他的脑浆，是否够用了。
耶稣基督和他的奥秘，是我们可以全然“理解”的吗？不。我们这些罪渍斑斑的尘土，最多只能“猜”他的话语（作为寓言和预言），而那谜底，永远握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彷佛眩目的七色光。
第5节爱战胜了死亡
（022）
爱战胜了死亡：自从基督──独一真神的独一之子──来到世上，死亡的性质就改变了。从此，死亡不仅是作为“对罪的惩罚”而且是作为灵魂升天的门。基督不仅与我们一同受苦，而且比我们“更苦”，并征服了这苦和最终把死亡变为灵魂的考验（灵性的洗礼）。这就是开启了新约时代的福音：爱战胜了死亡。
这就“是”救我们脱离魔鬼辖制的基督受死这一事件中的意义。
“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约翰一书》第三章14节）“因为神就是爱。”（同上第四章8节）上帝不仅是爱的源泉，而且是光的源泉。尽管并非只有光和爱才源于上帝（否则我们就成了奥古斯丁信主之前那样的摩尼教徒了）。尽管灵是分成各层级甚至分成善恶，如圣灵与邪灵等。但是耶稣基督的能力，确实来自圣灵与善。耶稣基督的能力不仅来自他的受难与复活，而且来自他的爱，来自他先天的圣子身份。基督的爱是人所不能的，但在神却是无所不能。基督的爱，来自他对我们这些根本不值得被爱但又渴望被爱的人们的爱，来自他对我们这些渴望被爱但又吝于爱人如己并斤斤计较他人回报的罪人们的“完全无私的爱”。他是上帝的圣子，却为我们的过犯受苦、受死，被我们的罪孽所压伤，被上帝遗弃，交给阴间三日，承受人间最大的苦难。
正是由于基督的爱，摩尼教徒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亦作Augustinus Hipponensis，354—430年）得以成为拉丁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
拉丁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亦作Augustinus Hipponensis，354—430年）曾经是一名摩尼教徒。但由于极为聪明，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依然不仅是天主教的圣人，也是新教的榜样。这位反覆三次的改宗者出生于北非，在罗马受教育，在米兰受洗。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论美与适合》等书。他把哲学和神学调和起来，以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
原本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奥古斯丁，成年后却改宗二神论的摩尼教共有九年。但是到了公元380年，罗马君主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颁布赦令，禁止基督教会以外的任何宗教活动，并焚毀所有异教作者反对基督教的作品，这一年奥古斯丁二十六岁，这以后他面临信仰的选择因为坚持摩尼教就意味着触犯法律了。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六年以后，386年秋天，三十二岁的奥古斯丁再度改宗基督教。
392年狄奧多西一世再次公布法律禁止在任何场所向异教神祇献祭，同时规定基督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因此，这一年一般被看作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开始。而在此前一年，聪明的奥古斯丁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专业神职人员……后来还积极参与整肃“主张教会纯洁”的多纳特派信徒。
在《狄奥多西赦令》之前六十年，公元321年的《米兰赦令》所宣告的宗教宽容，为迫害基督教的历史运动画上了句号，基督教赢得了贵族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支持，但是在罗马帝国，信仰还是自由的，所以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可以背离他从小的基督教信仰，改宗摩尼教。但是公元380年以后坚持摩尼教就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了。
这个发展自然使得识时务的奥古斯丁怀疑摩尼教的能力了。于是他去见摩尼教的一个领袖，结果这个领袖在教理上也难于自圆其说，这使得摩尼教徒奥古斯丁陷入失望。后来他读到新柏拉图派一位哲学家的传记，看到那人也是在老年归向了基督，于是受到触动，相信基督教的上帝不但是一切良善之源，也是一切真实之源。后来他听米兰主教安波罗修（Sanctus Ambrosius，约340—397年，四世纪著名教父）讲道多了，又对教会的权威留下极深的印象，而这位安波罗修出任主教的时候据说还未受洗礼。最后征服奥古斯丁的心的，则是埃及的修道士，他们高尚圣洁的生活，使见异思迁的奥古斯丁自惭形秽为情欲捆绑。一天他悲痛自责，奔向花园，伏在树下痛哭。忽然仿佛听到儿童的声音说：“拿起来读吧！”他抑制着眼泪，拿起《圣经》打开，这段经文落入视线：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圣子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十三章12—14节）
“特派传福音的使徒”保罗的书信，使奥古斯丁心里获得了平安，他感觉上帝而来的能力可以胜过自己的罪恶。奥古斯丁再度改宗成为基督徒。这正应了主的话语：“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9节 ）
奥古斯丁最为流行的作品《忏悔录》，就是这一极为复杂的生活历程的“说明”。他不得不向世人解释他的信仰改宗为何发生得如此巧合于政治气候的转变。《忏悔录》原名“Confessiones”，拉丁文“承认、认罪”。
卷一记述作者出生至15岁的事迹。卷二、三，记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卷四、五，记述他赴米兰前的教书生涯。卷六、七，记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卷八则记述他一次思想斗争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卷九是他皈依基督教后至母亲病逝一段事迹。卷十是分析他著书时的思想情况。卷十一至十三，则诠释《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神六日创世的工作，在歌颂中结束全书。
可以说，《忏悔录》是一篇诗意浓厚的长篇祷文，也是一个背叛上帝的罪人在世人面前卸下自己“秘密”的记录，他向上帝吐露自己的言行和思想，也是为了向教会里的敌对派系交待自己改宗的由来。奥古斯丁表现得很像一个灵魂解剖家，把灵魂放在上帝的祭坛上，做精密而彻底的解剖，只是所解剖的不是别人的灵魂，而是他自己的灵魂。当我们阅读这个“隐私”时，其实在阅读一本改宗说明，看见一再悔改的人怎样不断地抵抗上帝的过程：“我在淫乱中， 勇往直前， 满溢着、四散着、沸腾着。”
《忏悔录》其实并非自传，也不是思想回顾，因为那些都是不堪回首。奥古斯丁说：“我愿回忆我过去的污秽和我灵魂的纵情肉欲，并非因为我流连以往，而为了爱上帝。因为我喜爱上帝的爱，才这样做：怀着满腔辛酸，追溯我最险恶的经历，为了享受你的甘饴，这甘饴不是欺人的甘饴，而是幸福可靠的甘饴；为了请上帝收束这支离放失的我、因背弃了独一无二的上帝而散失于许多事物中的我。”
奥古斯丁再度改宗基督教，难以回避社会的压力、功利的考虑。所以他的选择充满那样的痛苦，那是一种“叛徒特有的烦恼”。奥古斯丁这种人，和圣保罗、圣彼得那种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人。奥古斯丁是“追随胜利者的人”，而圣保罗和圣彼得却是“追随正义者的人”。如果说圣保罗和圣彼得是“神的仆人”，那么相形之下，奥古斯丁首先只是“人的仆人”，然后才看情况决定选择哪一个神。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奥古斯丁是一个见风转舵的投机者，实际的奥古斯丁要复杂得多，显然对上帝也还是怀有热爱和崇敬的：
“我问大地，大地说：‘我不是你的上帝。’地面上的一切都做同样的答复。我问海洋大壑以及波臣鳞介，回答说：‘我们不是你的上帝，到我们上面去寻找。’我问飘忽的空气、大气以及一切飞禽，回答说：‘安那克西美尼斯说错了，我不是上帝。’我问苍天、日月星辰，回答说：‘我们不是你所追求的上帝。’我问身外的一切：‘你们不是上帝，但请你们谈谈上帝，告诉我有关天主的一些情况。’它们大声叫喊说：‘是他创造了我们。’我静观万有，便是我的咨询，而万有的美好即是它们的答复。”
上帝具有无限的大能，为了彰显这种奇特的能力，
“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6节）正因为奥古斯丁在书中所流露的痛悔前非，且对自己的邪恶行动和罪恶思想作出了深入分析，《忏悔录》才最终成为晚期拉丁文学的代表作，成为为西方文学的原创名著。后来的卢梭、托尔斯泰等人的模仿之作，再也无法体现出这样的切肤之痛。
（023）
基督！基督！！基督是上帝与人所定的新约！圣子是新约的上帝形象！这新约就是爱。基督是爱的第一推动力。基督在创世的时候就与神在一起了：“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歌罗西书》第一章15—20节）
受难，是这个万恶的世界对基督之爱的极冷酷的答复：而复活，则是上帝对世界判决（这是由罗马总督签署的犹太人指令）的答复。受难与复活，是基督之爱的尘世命运。受难与复活的神迹，是基督的荣耀与表象，他的本质则是爱。爱是基督的动机、动力，是他行事的准则。哪里缺少爱，哪里就有了基督的光临在。
（024）
世界上有两种光：自然之光与基督之光。这两种光都不是人所能创造的。人最多不过是借光、反射光、行出光来，但无法成为光的源。所以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变得像是基督一样”。因为这不在人的能力范围内，尽管人在特定条件下，有时可以“行出基督的样子来”。
人们都渴望爱，但谁也不愿走出第一步。就像谁都喜欢钱，但谁都不够慷慨大方地花钱。“挥金如土”、“花钱如流水”，不过是叫花子的想象。在感情上也是一样：因为恐惧，怕被拒绝、怕被误解、怕没有回报、怕遭到遗弃；同时，也怕控制不住自己、怕卷入世俗的纠纷、怕陷入魔鬼的圈套——所以世界上便没有无私的爱，猜忌、冷漠和恶意与恨，最终占了上风。在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前提下，上帝与人的旧约已被瓦解，但新约却无法建立，于是世界只能落入魔掌之中。
这时，基督来了：他不畏拒绝、不怕误解、不要回报，准备好被遗弃、被交在魔鬼的手里，他因此成为不可战胜的主。基督不受魔鬼的诱惑，他能控制自己，为了彰显上帝的爱，基督不怕卷入世俗的纠纷，不怕进入死亡的陷阱──他是爱的第一推动力，他以无私的爱，把人的“EQ”也就是人类的感情从“动物水平”提升到“神的儿女的境界”。
（025）
欺骗人的人，遗弃人的人，或都是由于他先受过欺骗、受过遗弃，或是干脆他具有欺骗者与遗弃者的基因——欺骗者与遗弃者的命运，因此可以称为“欺骗的循环”、“遗弃的循环”。世界由此陷入恶的循环、罪的报复，落入“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魔鬼圈套中……基督来，就是要以身试法、破解魔鬼的圈套、还原上帝之爱。基督是爱的第一推动力，基督是爱的化身；他示范：尽管爱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能战胜魔鬼、彰显新约、荣耀上帝者，唯有爱。
我们彼此之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只有基督对我们的爱是完全没有先决条件的。所以当我们被这个世界的苦难所压倒，被世界的欺骗的循环、遗弃的循环给碾压给粉碎的时候，除了在基督的光里重获爱，以解除欺骗与遗弃的魔法外，别无他法。爱，就是效法基督，爱人如己，就死摆脱欺骗、遗弃的循环。
基督的爱，像是征服心灵的剑，具有世间最为锋利而且无远弗届的光芒。足以破除一切魔法，一切犹太人的诡计。基督的剑就是爱，足以从内部攻破最为坚固的城堡。而上帝的城却不是建在这个世界上，而是矗于天国的磐石──基督不是废去乃是成全，因为基督的废除乃是根本的成全。
“世人若恨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福音》十五章18──19节）由此可知，1、凡前来就光的，可以被光洗涤而不被定罪；2、凡前来就光的，相形之下也是恶行较少，比较容易得赦免的。
（026）
道成了人身，活泼泼地来到我们中间……
这道，本是语言、理性、逻各斯；而一旦成了肉身，便不再是语言、理性、逻各斯，而是对语言、理性、逻各斯的完成。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其重点在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6节）道路和真理，已被基督的生命所超越。反理性主义，在基督的肉身中，重新变为真光、真理之光、唯一理性之光。
（027）
我们不是由于追随基督才变得孤独，而是由于极端孤独才追随基督──这就是我们“罪的本相”。孤独。被世界抛弃。与祖国、文明、家人和朋友的彻底分离……不知自己为何物，快忘掉自己的名字，不再记得以前的业绩……这样的日子，正是你的皈依基督的时辰。那十架上的基督的爱，已是你与这世界的最后的有机联系。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失去家国的人们所预备的最后晚餐；而且是免费的、自助的、恩典式的晚餐。当犹太人亡国之际，福音诞生了。当罗马人亡国之际，福音广布了。当中国人亡国之际，福音东渐了（明末）、播种了（清末）、扎根了（从苏俄开始支配中国的1924年直到如今）。
犹太人拒绝了基督，因此无法复国（现今的犹太复国是在没落的西方的同病相怜下进行的人为抽疯，或许将因缺乏上帝的恩典而夭折）。
当欧洲人在福音帮助下重建家园并日益壮大后，却背叛上帝、亵渎基督。现在五百年过去，终于艾滋病流行、同性恋猖獗、吸毒成风、盗匪横行了……上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惩罚”，但失去了上帝的恩典，人就无法再有平安。除非通过认罪、悔改，再度获得平安——拥有平安的人，方能重获上帝的恩典，并以基督的救赎，脱离内在的刑罚。
（028）
人只有在属世的绝境中，即在一切属世的支持尽都断绝的极端状态下，才能赫然望见属灵的生命——他这时醒悟过来：只有圣子耶稣基督爱你，只有他在支援你，并救赎你永劫不复的罪。
而当人在尘世力量的支持下怡然自得的时候，他实际上是陷在罪的捆绑中。因此，在这个属世的世界上最大的，在上帝的属灵的国度里，必沦为最小的，以致不得其门而入。
当我们彻底失去一切外物和对外物的倚靠时，就能份外清晰地体会到什么叫做“凭忍耐与信心活着”：对世界的忍耐和对基督的信心。因对基督的信心，活着并跃过死亡线，从肉体变为灵体，全然仰赖属灵的恩典。
“耶稣爱我，我爱耶稣”：当你被一切亲友背弃、被一切社会抛弃、被一切国家放逐、被一切政府通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只有耶稣是可以信靠的，你永远毋需担心失去他的爱。这样一位无私舍己救赎世界的主，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爱耶稣来赎罪，以重新蒙得上帝的喜悦，并因此敞开心怀让新的生命进入自己。然而，圣子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却又不是对等的，否则便不可能实施救赎的功效。所以，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主的爱，是净化，是点石成金，是人的爱不能企及的。主从世界之尘中，找回堕落的天使。要是主不再来，我们与注定朽灭的尘土何异。这也是“神圣避难权”的开始。
（029）
爱有内心的满足。基督对人类的爱和赎罪是无条件的，所以反过来，人对基督的爱则是可在尘世达到并保持的“最完满的内心满足”，这样的爱具有一种“天堂般的感觉”。人在尘世可以获得的物质之爱虽如黄金一样宝贵，但都是不完满的，不能像黄金那样持久和兑现，更加无法提供完满的内心满足。唯有人对基督的爱，可在尘世达到并保持“最完满的内心满足”。
耶稣基督的爱具有无与伦比的中介性：人子与神子相加的圣子。基督的爱是助人超越生死的不二法门。没有爱的灵体。就不能帮助人；没有灵体的爱，就不能超度人。唯有爱的灵体──舍身救人的基督耶稣，方能引导人的灵体重返家园——超越了虚无主义。
（030）
“爱”是宗教精神的抽象表达，同时又是信仰过程的具体落实；“爱”还是宇宙创造的原动力，是使万物得以“如此这般”地存在的普遍机制，“爱”也就是“道”、“理”、“法则”等等抽象之上的至上者；同时，“爱”又是人类的涤罪剂——是出死入生、行进永恒的属灵恩典，是由上帝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所表明出来的智慧。“上帝就是爱”，这爱的奥秘在于：爱是抽象信仰和具体启示的交融。所以有爱的宗教都生生光大，无爱的宗教都付诸东流。
但上帝不仅仅是爱。以任何尘世遭遇的“公正”与否，反过来“衡量上帝的旨意”，不仅毫无依据，而且亵渎神明。上帝拥有绝对主权，不仅是立法而且执法，上帝在自己所立的宇宙法则之上，拥有无限的绝对自由。我们如何衡量他？
人能够增添上帝的荣耀吗？不能。教会的使命是证明甚或加增上帝的荣耀吗？当然不是。加尔文的荣耀论也许比他的预定论更不济事，而且南辕北辙、自相矛盾。既然人自身的命运是“预定”的，那么有人参与组成的教会，还有什么自由意志？又如何能够证明、改变或是增益自己的创造主呢？
如果说，被拣选的人分享了上帝的荣光，那么他主要是荣耀了自己，如月亮以阳光照亮了自己。被拣选的人无法荣耀上帝，如月亮不能照亮太阳。加尔文说“人可以荣耀上帝”，这可比说月亮可以增加太阳的亮度，还要荒谬。何况上帝的灵性与人类罪性之间的歧异，还要大于太阳与月亮之间的差距。
人如果可能通过“效法基督”而接近上帝，那么与佛教通过效法佛陀而达到涅槃，有何区别？既然上帝高于涅槃，神性的基督高于人性的佛陀；那么在基督徒看来，主权就在上帝手里而不在修道者手里。基督徒之得救，是蒙拣选的，而不是儒教的修齐治平、佛教的禅静涅槃、道教的炼丹飞仙；所以，基督徒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随时仰望上帝的怜悯，并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紧紧追寻主的脚踪。
儒教的行不逾矩、佛教的无上正觉、道教的修炼湛深，但是，它们在面对死亡时皆成无用。平常不逾矩者，面对死亡时，也会变得行为错乱；沉思无上觉者，面对死亡时，也会变得神智慌乱；专精修炼者，面对死亡时，也会变得表情聩乱；──唯有信仰者，依赖比自己更高的存在、坚信死后的出路更好，面对死亡时方能平静安详下来。因为这样的人，所面对的死亡不是一条绝路，而是一条归途：堕落的天使，已被恩准“浪子回头”了。
（031）
灵体的爱，溅落尘世，激起万丈尘埃──化身为拿撤勒人耶稣的基督：和散那归于在天上的父！
爱与灵体的高度结合，就是人神一体，这显明为救赎的恩典。而“缺乏爱的灵体”，则是撒但的特点，是敌基督者。
（032）
运动中的感觉，免除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所以静止中的生存，比运动中的死亡更令人窒息，因为“静止中的生存”更加接近死亡的本质。基督为什么与永生的上帝同在？不是因为他静止，而是因为他运动：他从高贵降为卑微。变动不居的圣灵，永远“运行在水上”。这样的灵，赐我们以永恒的生命：位于死亡线那边的“另一种我们现在还无法想像的生命”。
面对基督的爱的福音，人的理性要么承认这正是神的默示，要么把耶稣判断为人间的“异类”。然而，如果耶稣是错的，那人世岂不是太空虚了？人的理性从此必将直面无限的黑洞，或是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就像一片树叶一样，那样死亡就像是落叶一样自然了──但那也许不是人的理性所能承受的。所以，即使为了避免理性本身的贬值和崩溃，也请承认耶稣是神！以此让我们得到最终的盼望！
（033）
皈依耶稣基督之后最大的内心变化，就是从“反抗死亡”到“接受死亡”，尤其因为肉体的死亡似乎成了灵魂与基督永远合一的前提。只要肉体活着，感官的作用、肢体里犯罪的律，总要经常反覆地诱使我们背离基督、背离十字架上的救恩。唯有一了百了地超越死亡线，方能最终抵达上帝的国。
主真是有求必应──只要我们祈求的内容是对的。例如，我求主把我从魔鬼的捆绑下解开，结果外在的奇迹就出现了。再如，我求主让我恢复久已失落的爱心，结果内在的奇迹就出现了。主怎么可能不在干预我们的生活呢？主的干预，甚至能使我们恢复青春！
我似乎知道了：如果上帝在属世的领域祝福并帮助了我们，一定是推动我们走向属灵的道路，得到属灵的生命。反之，如果我们在属世的领域得到神秘力量的支持和推动，以致获得成功，但结果我们却因此而离开上帝的灵，那么这帮助和支持，就是来自魔鬼的诱惑而非来自上帝的祝福。
（034）
这个世界是无法用人力来救药的，而只能仰赖神恩的救赎。这就是上帝的爱，也就是战胜了死亡的爱的福音。属世生命的要义，是如何寻求一个适当的“下场”，“为属灵的生命开辟道路”。这样就能“漂亮地脱离这罪恶满盈的世代”——不是逃世，不是“君子遁世无闷”，而是走向一个全新的而且前所未见的领域。
第6节救赎
（035）
救赎的含义是“救主的恩典”，“救主的恩典”之含义接近中文里的“救赎”而不是“拯救”。如此看来，有一些“文化基督徒”创作了“拯救与逍遥”这样的标题，却无意中泄漏了其作者对于相关的问题有些“望文生义”，在其“由东方到西方”的过程中，仅仅是以“东方游客”的身份到“西方宗教”中进行观察，结果不能得到西方居民的心得，更是远离了福音的本意。一言以蔽之，“拯救”只是华人基督徒对于“救赎”的一个误解。
拯救，只是“拉人一把”；救赎，则是“舍己救人”——拯救，则是基本上无需牺牲而且代价可以不大的援助，是无须十字架上的极端苦难就可以实现的。救赎，体现为十字架的流血、受难主的荣耀。救赎是典型的基督专有行为，由此赎罪所引领的是朝向永恒的属灵生命的终极皈依：由亚当夏娃的犯罪而堕落的灵体，由此获救。相对于救赎，拯救则是属于普遍启示的领域而非属特殊启示的领域，因此“拯救”也可以是异教式的概念。因此也可以说，“救赎”与“拯救”的区别，乃是福音与异教的最本质最精致的分野所在。
把“拯救与逍遥”相提并论，说是分头代表基督教世界与大中华世界的两种主流精神，更是大谬不然——因为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就算“拯救”代表了基督教世界的主流精神，但“逍遥”却无法代表大中华世界的主流精神，可以代表大中华世界主流精神的是“整合”而不是“逍遥”，而类似“逍遥”的精神其实在基督教世界也存在，那就是“科学”。所以我们说，在欧洲和中国可以对称的精神，是“拯救与整合”或是“科学与逍遥”。另外还要注意我们一直作出的这一区分：福音的基本精神也不是“拯救”，而是“救赎”。
让我们纪念并爱戴十字架上的救赎吧！我们要对得起这“出自爱”的赎罪。我们如果不想让基督的血白流，就需要明白我们的获救不是无代价的──而是属于宇宙史上最昂贵的一项计划：独一全智的父神因为如此厚爱我们，如此看重我们，以致让他一体同在的圣子来到我们中间，并为我们的罪受死：这就是救赎的代价。
在这样沉甸甸的爱面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屈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不放弃自己的傲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良善的人，要知恩图报、领受上帝的救赎。
（036）
回顾自己的救赎史，使我对属灵的生命充满了盼望。尽管这个“盼望”意味着，我经常怀疑属灵的生命是否确实存在。但是我知道属灵的生命台美妙了——有如卸去千斤重担，把滞碍一扫而光。一扫而光属世的滞碍，迎来光明充盈的宇宙，永远平安的世界，不可言传的松弛，像水一样柔软，在基督里而不是在自己的感觉里，会合宇宙之流，迎迓上帝国度的降临。
面对救主，我常自问：我真的配得今天的饭吗？但主却如此厚待我，赐给我每日三餐的饮食，更重要的是，赐给我们能够饮食的健康、让我吃得下去，又保守我一切平安。这并不是所谓“自然律”的作用，因为我们周遭的相反事例太多太多了，那些也都是属于“自然律”的范畴。所以我只能说：“活着乃是一个奇迹，而不仅仅是一个概率；活着乃是一个恩典，而不仅仅是一个偶然——愿主的灵，常怜悯我，并保守我在主所喜悦的正路上。“这样我便知道了：谦卑并不是为了讨主的喜悦而作出的外在姿态；相反，谦卑是内在的，是一种“充满感恩、因此充满平安、因此获得喜乐”的生存。
主的恩典──
主的恩典实际上已经降临在每一个人类成员的身上，不论他是否意识到或是承认这一点。自从主为我们殉难、赎罪的那一刻，救赎的恩典就已开始了。但异教徒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在知道了这一点以后还是拒绝承认，这就是罪的方程式。拒绝认罪、拒绝悔改，也就是拒绝救恩。在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我终于切身体会到：主的恩典在那些拒不承认主的罪人身上，甚至更为显著呢！以致那些拒不承认主的罪人们误以为，拒绝主的恩典也可以幸福平安、自然得救──可见主一直多么保守我们——那就是“太阳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而拜倒于主的圣名之前的人们，却会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恩典的剥夺”。说来惭愧，正是这一剥夺而非前此的赐予（“太阳也照不义的人”），使得我们醒悟到自己原来一直都是依赖主的恩典才活着的。这是在这一醒悟之后，我们才懂得“你们应警醒，免得入了迷惑”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的内心才开始接纳主，开始祈求赦罪并重获恩典。而这一“朝圣过程”，则必须从“知罪认罪”开始：浪子如果不能知罪认罪，就不会回头，当然也就无从回到家里、获得平安。
在这种意义上，我称意识到恩典并知罪、悔改、感恩之前所得到的恩典，为“原始恩典”或是“不义者的恩典”；而称意识到恩典并知罪、悔改、感恩之后所得到的恩典，为“救赎恩典”或是“算义者的恩典”；“救赎恩典”或是“算义者的恩典”更多属灵的成份，是基督的信徒所能拥抱的“宇宙之间最大的奥秘”。而“原始恩典”或是“不义者的恩典”也有属灵的成份，否则就无法过渡到“救赎恩典”或是“算义者的恩典”了。
“算义者的恩典”不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可以强求而获致的。例如禁食、祈祷、沐浴礼拜等仪式或“内心虔诚”、“行为得体”，是否就可以影响、修改甚至左右上帝的意志呢？对此应该大大地加上一个问号才对！而且，一个人如此热衷于“利的祈求”（求神给我……）而非“义的祈祷”（我愿为神……），是否可以称为“虔诚”，更应该受到极大的质疑。如果一个人为了逃避惩罚的不作恶、如果一个人为了获得奖赏而行善……上帝就不会额外报答他了，因为耶稣说过，那人应得的赏罚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给过他了：“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有古卷作必在明处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马太福音第五章46—第六章5节 》）
“救赎恩典”或是“算义者的恩典”，就是“活在主的恩典里”这一事实本身……“救赎恩典”或是“算义者的恩典”明白：即使我们如此罪恶累累，主依然没有嫌弃我们，甚至仍然爱我们，依旧赐予我们属世的福利。主这样做，并不是在继续纵容或是败坏我们，而是期待我们幡然悔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站立起来，不要错过最后一班救赎的列车，不要漠视生命的再次机会，不要滥用基督的怜悯：属灵世界的门，到目前为止还为一切罪人敞开着。但是人自己必须像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否则就无法获得解脱、领取救恩。
（037）
主为什么迟迟不对这个罪恶的世代，进行毁灭性的最后审判？主为什么一再容忍犯罪？是因为他不能惩罚罪恶吗？是因为他无法兑现承诺吗？也许他是爱每一个人，包括不可救药的人。也许他要救赎那些不可救药的人，他不愿走失命定的一只羊，所以他竟撇下同样命定的、没有走失的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失落的一只……所以我们应该思想：能够信靠这样的主——耶稣基督，该是多大的福份！信靠这样的主，就无疑是和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缔结了盟约”。
一个人如果因为获得遗产（比喻基督的救恩）而在银行里拥有存款一百万美元（基督信徒的恩典）却不知道（没有听见过福音）或是别人告诉他了（听过布道）、甚至银行都通知他了（参加过教会活动）——他却始终不能相信（接受福音），并且终始不敢去银行提款（领受福音），也就不可能把这款项用来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得救）──谁会不觉得这个人十分愚蠢，并为他的贫穷深感惋惜吗？可是，这正是许多拒绝接受耶稣为主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
相反，如果我们真能信靠主，我们就与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缔结了盟约，我们的所有行为方式肯定会发生惊人的改变化，正像一个“暴发户”！能想象一个百万富翁还像一个穷人那样度日如年吗？不能。但愿每个人都成为灵魂意义的暴发户，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因为获得遗产（基督的救恩）而在银行里拥有存款一百万美元（基督信徒的恩典），自己却不知道（没有听见过福音），而当别人告诉我们（听过布道）之后、甚至银行都通知他了（参加过教会活动）都始终不能相信（接受福音），并终始不敢去银行提款（领受福音），也就不可能把这款项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得救）！
如果我们真能与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缔结了盟约，就不仅能涤除罪性、承受赦免，而且能比较坦然地面对死亡。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又为什么害怕面对属世的敌人和这罪恶淫乱的世代呢？
（038）
有许多“基督”（比喻为“银行”）包括假基督，但只有一位基督耶稣（比喻为“上帝给我的银行帐户”）：有许多耶稣（比喻为“许多帐户”），但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比喻为“上帝给我的银行帐户”）：他是我的活水源泉，十字架是他的印记（比喻为“银行密码”）。但愿我们认准他的标记，这样我们才能进入上帝应许我们的银行帐户！
对圣子耶稣基督所赐救恩的信仰与体会（比喻为“大胆提取属于自己的存款”），使我们的生命进入一个新的国度（比喻为“全面改变自己的生活”），从此，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遍布前所未有的珍奇，新的发现比比皆是！我们不仅期待，而是已经体会，在没尝死味之前，就可能已经看见了神的国！
（039）
上帝并不遥远：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他的形象，他真爱世人，把自己的独一儿子降生为人，分享人类的苦难，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歌者祈求上帝，这样的祈祷永垂不朽：“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腓利比书》第二章6—11节）
否认以上的真理并不难，难的是我们如何应对否认之后的无限虚空？有人说，如果有上帝而自己却不是上帝，这是人的自尊心无法接受的。但是年轻气盛的的他忘记了，如果他自己就是上帝的话，那么当他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还有谁能来救他呢？正因为如此，《诗篇》中呼求主耶和华的歌声说“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二十二章11节 ），具有打动人心的永恒力量。
甚至无往不胜的大卫王也是靠着主的怜悯才能存活的。《撒母耳记下篇》和《诗篇》十八章都记载了同样的祈祷，是大卫向耶和华的吁求：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阿，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战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察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耶和华阿，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争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作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以先，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争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服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争竞，保护我作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事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服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阿，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
相形之下，《士师记》第一章19节则记载了另外的情况：“耶和华与犹太同在，犹太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某些圣经学者据此分析，这样的耶和华岂是全能的上帝？难道上帝耶和华真的“不过是原始希伯莱游牧人部落神”？至高无上的神秘，真的连铁车部队也对付不了？其实，《士师记》与《诗篇》作于不同的时代，自然体现了启示的不同方面。就像老师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设置的课程也有不同。对待圣经里面“互相矛盾”的许多地方，我们都要从这一角度加以理解，免得自己入了迷惑。
（040）
施洗的约翰被人卑鄙谋杀，而圣子耶稣却起来主动寻求献身！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表明，作为人子，耶稣基督是踏着施洗约翰的血迹前进的——而他所取得的人间最辉煌的胜利，也是在宝血之上完成的。即使人文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却在四百年后摧毁了罪恶的罗马！而窃据了主的圣名帝国教会，代表叛教者镇压完了多纳特纯洁派之后，罗马城也就在410年遭到洗劫和攻陷。罗马的这一沦陷是一个让叛教者的代表、神学家奥古斯丁主教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件，其实答案就摆在这个鼓吹杀害纯洁派基督徒的神学家面前：那就是帝国教会流了义人的血，所以必须悔改。所以只有在蛮族入侵以后，新的教会才由大格利高里于590年左右建立起来。而缺乏蛮族入侵这一洗礼的西亚、北非和东欧，在拜占庭帝国的控制下，最后不得不遭到阿拉伯人（北非）和土耳其人（小亚细亚和东欧）先后征服。但耶稣所传的福音，还是从蛮族入侵的一片荒野中，开辟了当今的全球文明。我相信，主以后还会让伊斯兰教的蛮族入侵继续鞭打腐败的基督教文明，以便让救恩临到每一个人头上。
在这种意义上，相信灵界的存在，相信灵界超然于属世事物的生生灭灭──并不是诺斯替主义，而是基督耶稣的真传。为了属灵的国度而摒弃属世的国度，这就是属灵的基督与属世的弥赛亚的区别，他们争战的国度是不同的；这也是永生上帝的独生圣子，与所有先知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这种意义上的耶稣基督的灵体，是我们永恒的堡垒，是我们回归灵界的中介，那是超乎“天人之际”的无限风云，这个上帝的国，与我信主之前“以普遍启示的方式表达的‘阳’和‘反压制’”，是不同的，是特殊启示，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天人之际”。只有基于这种特殊启示的末世论，人才可能为属灵的国度，而舍弃属世的国度。
（041）
圣子耶稣说过许多刺耳的话，不仅如此，许多话语在人的日常语言和逻辑、理性听起来甚至十分矛盾或极端相反……然而，这才是上帝的亲在，上帝的话语！福音是如此超越于人和人的日常语言以及所谓的逻辑、理性之上，因此福音才是上帝的奥秘，因此才是发自天庭，可以对人进行终极审判的“上帝的话语”。
福音的奥秘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在审判上帝，而是上帝在审判我们。尽管我们每天都在以自己的罪性和罪行在偷偷摸摸地试探上帝甚至反过去掂量上帝是否公义……但最终呢，上帝还是以他的公义来审判了我们的罪：或放逐、或赦免，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到底是放逐还是赦免？那是上帝的权柄，我们是无权过问的——这不是什么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受造的，因此我们必须服从宇宙秩序、“客观规律”。
（042）
耶稣基督不是“救世主”而是“救赎主”。也就是说，他并不拯救世界，他只是救赎个人；他的救恩不是针对物的世界，而是针对灵的个人！
这当然并不是说，圣子耶稣只与接纳其救赎的个体发生关系，而不改革社会；也并不是说，圣子耶稣的福音只是个人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等等。关键是，圣子耶稣是属灵者的救赎者，而非属世的拯救者；因此，他的救恩是救灵魂，而尘世的获救成为上帝之国降临，也是通过普世灵魂的得救而实现的。
从使徒保罗的信主皈依的事件来看，不是某人要信耶稣为自己的救赎之主，而是耶稣基督不容分说地“掳获”了他。世界上没有人具有这样的力量：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耶稣基督。这正如一个遭到抢劫的人，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拒绝警方的保护，哪怕他以前一直不能信任甚至素来憎恨警察。除非他自己就是一个匪徒，担心警方的介入调查会揭露他自己更为重大的恶行。人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力量与意志，拒绝上帝的安排？
不能信靠三一真神的人们，唯有吃尽了苦头才能知道其中的奥秘。因为这是完全无法预测、不可自我设计的命运！例如我自己，就从来都不曾设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可笑的基督徒，甚至在死亡面前，我都拒绝成为基督的信徒来获得医治。因为我对“教会的腐败”和“基督徒们的伪善”深恶痛绝。但是上帝嘲弄了我，向我揭示：我要比较会更坏，比基督徒更加不可救药……上帝以他的大能轻而易举地折服了我，迫使我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曾坚定地说，“宁死也不做一个基督徒”，然而主是全知的又是仁爱的，他偏偏要我这个讨厌的人做一个谦卑的基督徒，击打、磨难，关爱、成全，在在显示神迹，尽我所能承受地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我就注定“沦为”一个基督徒了。这就是救赎灵魂的工作。感谢主，这样厚待了我。使我此生再也无法背弃主，直到永远。阿们。
（043）
先舍己还是先皈依基督？
依据人的罪性，是无法“保持精神──心理──行为的空白期”的。所以，自己若不先皈依基督，如何去舍己传扬福音？如果不是为了基督的爱，一切征服和超越，不过是纸上谈兵，甚至只是为了张扬自己，如此，则十字架道路又是从何说起？舍己的动机动力既然一概没有了，那么所走的，也就必非十字架的道路。
圣子耶稣说，“凡跟从我的必当舍己。”
是的。"心的舍己"是"灵的皈依"与"体的跟从"的中间一步，是心理性（“魂”）的，正如皈依是精神性（“灵”）的，跟从是行为性的（“体”）。
在皈依与跟从之间，绵延着基督信徒的余生！
愿主带领我，以舍己的心愿，保持朝向十字架的方向，保持服从、贞节、贫穷的心志，终不迷失在自我的罪性中。
第7节门徒
（044）
为什么，圣子耶稣复活后，连相当亲近的门徒都不很容易辩认他？
复活后的圣子耶稣，显然已不仅仅是受难前的拿撒勒人了。人子已恢复他本来的神子面貌：白色的光体。他超然于犹太人的势利，得到莫大的荣耀，天上地上的所有权柄都授予他了，这是使徒保罗亲见的宇宙之主。
圣子耶稣基督接见过使徒保罗一次，保罗则为主驱策终生：这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差别关系，圣子耶稣并不像“远东广播公司”那样的“非营利机构”所宣传的那样，仅仅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基督耶稣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令人敬畏的主”。他是在那么令人震撼的场合，以那样令人恐惧的方式，“接见”保罗的。这是保罗这个恶棍的福份，也是基督的平安与使徒的归宿。
如果我们因为生活的颠簸而逐渐远离了主，我们就可以回到最初信主的情境下，我们于是想起主当初怎样恩待了自己——天主一次恩典，够人永远怀念。
是的。保罗甚至比耶稣的十二门徒更有福份，因为他唯一所见，乃复活之后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之后的耶稣。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还只是远远看见天门开了，人子在上帝的右边，而保罗欲是如此切近的，并看到如此非人格化的主。相比之下，多马他们所见的复活之后的主，多少还是升天之前的、较为人格化的主。为了朝拜这样的主，承受一生的痛苦甚至一度误入歧途，都是值得的。而为了主的亲临寒舍，我自己也曾在纽约这罪恶之都，煎熬了将近两年。那是在“九一一恐怖袭击”（2001年）之前的五年（1996年）。1996年之后的五年，2001年，在纽约世贸大楼废墟的“零地”（Groud Zero）中，赫然发现了一个铁十字架！“和散那归于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十字架！我又想到，在这之前的八年，1993年12月26日，圣灵曾经造访我，带我去接受洗礼，可惜我那时没有认识他，结果错失得救的良机。
（045）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阿，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马太福音》第八章21—22节）主不同意门徒埋葬父亲以后再回来跟随自己，因为圣子耶稣就是上帝的临在。也许在他看来，属世的生命与死亡同样，毫无意义。相形之下，属世者所谓“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们的尸体，踏着他们的血迹吧”等豪言壮语，并不可靠。它怎能和神的启示相提并论呢？属世者的豪言壮语不仅是即兴的创作，而且是存心的欺诈，是属世者们沉沦在撒但的陷阱里的时候，所发出的无耻呻吟——因为连属世的宣传者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谎言；而且属世的战士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就是因为他们从战场上逃跑了。
我们还是要顺服上帝：且仅仅顺服是不够的，必须像耶稣那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无奈的顺服是消极被动的，唯有存心的顺服才是主动积极的——“存心的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道路。这不是心理医生们所谓的”自杀倾向“的结果，不是”故意让人杀害自己“，而是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的开始。
救赎的计划不是人的发明，而上帝的预定，所以这要求人们存心顺服，还必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二章8节）。至于神的回报，也许并不在这以后，但肯定是在这中间。保罗如此叙说十字架的因果：“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同上9—11节）这样的荣耀当然仅归耶稣基督，而不能泛指甚至挪用——因为耶稣以外的他者，既然都是有罪的人，怎能奢求上帝的额外回报。
（046）
把基督的圣灵等同于末世的道德楷模──这是一种明火执仗的亵渎呢，还是罪人在企图偷偷提升自己？
基督的圣灵并不仅仅是拿撒勒人耶稣，而是住在人里面的神。何况拿撒勒人耶稣，也不仅仅是道德楷模，是道德楷模的粉碎者。所以耶稣并不痛斥妓女和税吏，而是痛斥神职人员，痛斥文士和法利赛人为“粉饰的坟墓”、“毒蛇的种类”，痛斥犹太人是“魔鬼的子孙”。
这表明，只有彻底认罪、悔改──我们方能更新自己，迎纳神的启示。在个人意义而不是在社会意义上，在灵魂意义而不是在文化意义上，在亲族意义而不是在政治意义上，完全悔改──因为社会、文化、政治的关系，早先已经因为个人、灵魂、亲族的关系，而完全败坏了。亲族化的政治、世俗化的灵魂、个人化的社会，成为主流。
（047）
如果传道人在售卖上帝、推销福音的时候，自我吹嘘说他“把耶稣看得很亲，就好像自己家里人一样”……接下来他就像”对待家里人“一样，玩起欺骗和愚弄的把戏。你配吗？弟兄？要知道这不是赞美，而是亵读。不要忘记神和人之间的无限距离。耶稣不是你家里的人，耶稣要你抛弃你家里的人去追随主；如果你企图把耶稣基督变成你的家庭奴隶，你是不会有好结果，你的家庭会爆炸，因为你那肮脏的地方绝对容纳不了主的圣洁。
至于我自己，我知道我不配，我的丑陋变形如同尘土般的存在，怎么与耶稣基督的永生明亮的灵，相提并论？我的家人够纯净吗？可以比拟耶稣基督？中国的血缘崇拜千万不要和基督的圣灵崇拜，混合到一起！混合主义的污秽，必须清除。
人怎么可以“成为基督的兄弟”呢？除非是洪秀全那样的恶棍，才敢于冒充基督的家人，并把耶稣基督当作他的”大哥“——华人的风俗一旦混合上了加尔文式的“基督教要义”可以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所以基督要中国，不仅要被人们否认，还会被人们歪曲，被这个罪恶累累还妄图称圣的世界变成“另一个耶稣”。但愿我们不要以基督的名义推行萨满教，不要把传道人变成巫师，不要把教会变成恶棍们的”拜上帝会“和其他种类的”迎神赛会“。
传道不是宗教殖民主义，传道不是扩张政治制度，传道不是道德习俗训练，传道不是诡辩艺术表演，因此抬高传道人，其目的至少其后果将很糟糕，无非是在贬低上帝。正如抬高文盲大众为国之栋梁的“文革做法”，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让一个中专生成为伟大导师、让一个师范生成为伟大的统帅，然后用这一文一武的哼哈二将，集权于一身，张扬物欲、消解尊贵。
（048）
“回到耶稣”是个单纯的口号，但它很容易引起误解，仿佛我们这些罪性的浮尘真的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和选择行动，进入纯粹的神内。须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最多只能“回到臣服耶稣的状态中”。也就是归队到“主仆的行列”──而不再以某某伟大传统的“圣徒”自许。我们应该拒绝这样的诱惑：通过口称耶稣是主，通过“回到耶稣”的口号，把自己打扮成神的代言人，从而使自己变成神汉。无论如何，张扬个人，都是出自丑陋的人欲。
“直接回到耶稣”如果可行，固然很好，但就怕若无相应之德、“法力阙如”的话，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因为自我崇拜而毁灭了自己，且将冒犯基督之灵、玷辱基督之名。信徒尤宜慎之，真的信徒首先是寻求主的十字架，而不是寻求主的荣耀。
（049）
耶稣的十字架使我认识了主。从今无论我陷入多大多久的逆境，我都不再会怀疑主的存在：主的十字架是真实的，主是活的并干预我们的生活。主也是仁慈的，主的圣灵，无法被世界证伪；在主面前，尘世的证明反而像尘土一样转瞬即逝。
人是地球的病，天才是人类的病。为了拯救人类，有时必须牺牲天才；为了拯救地球，有时也不得不牺牲人类，这正如现代绿色环保运动所提示的。两全其美，既不牺牲人与天才，又能拯救人类与地球，当然最好，可惜非人力可为，只有求助神的恩典，求助那显明在十架上的道路、真理、生命。
（050）
说到”下放“，宇宙史上最严重的”下放“该是发生在降卑为人的耶稣基督身上：他作为圣子竟堕落为人，并生为卑微的人：在马槽中，在客旅里，又被犹太人列为罪犯和最大的说谎者，以最耻辱的方式，遭到处死在十字架上的酷刑……然而，正因为他“自甘下放”，我们才得到救赎。他不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这位真诚的人子是以身试法、设立神的新约。所以高傲者屈膝，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并把荣耀归于独一全智的父神。阿们。
圣子耶稣是“鲜血淋淋的上帝”，而非被美化的、虚假的神。他流的是自己的血，而不是像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牺牲别人甚至牺牲自己的家人，来博取自己的富贵功名，还美其名曰”为革命贡献了多少亲人“云云。所以千古风流人物死灭殆尽，唯有耶稣基督迄今活着。我们的生活已经证明：只要生命的血腥一日留存，主耶稣就不会退出世界，他的恩典直到世界的末了。
为什么基督的圣灵，也给人带来“世界的赐福”？而基督却又让人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在我的理解之中，世上的平安，是要保持门徒的健在、鼓励门徒的自信，并让我们知道，父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奉耶稣基督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理论上都可以得到，因为上帝的权柄是无限的。世界的赐福可能还是要告诉门徒：我们并不低能，只是不屑和世人”竞争“。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不择手段，谁都可以战胜这个世界的某些部分。但是如果用邪恶的手段这样战胜了，在神的国度里就是失败了：你已经成为你所反对的那种东西。好在由于主的救恩，我们可以不必像世人那样堕落，并因堕落而获取”杰出成就奖“。
基督的灵由此彰显他的大能大德，他不是作为失败者的首领而是作为胜利者的表率，进入上帝的国度。基督徒虽然是弱者，但基督教并不是弱者，至于基督则更是超强的。基督的灵由此告诫我们：面对这罪恶累累的世界，不要退缩，更不能“通过胜利而进入彻底的失败”，例如像”新民主主义者“那样，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禁止别人发言，结果自己堕落成为专制政权的奴隶。
基督常会赐给我们属世的福份，用以巩固我们属灵的盼望。他知晓我们人性的全部软弱和所有底细，知道我们克服不了罪恶的根性，知道我们”凡事都问一个为什么“，因而最容易受到诱惑、遭到拐骗，结果我们“需要证明的确据”、“渴望奇迹发生”……等习性，恰恰被狐狸所利用，一句谎言就骗走了乌鸦的全部食物。而基督赐予的属世福份，为了表明神并不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而是恩上加恩：这不是迁就我们的罪，而是怜悯我们的痛苦。
（051）
对于基督的怜悯要有信心。要相信上帝的果子是不朽的。要相信我们终将宇宙的圣灵所悦纳。——这样才能得救。这样就是得救了。有信心就是得救的证据。有信心就能超越平常的生活。否则就便无力接受上帝的恩典。“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路加福音》第六章30节）世界上许多人在抢劫犯手里遇害，就是因为不知道主的这一教导。从血气而生的人们，恐怕“咽不下这口气”；只有从应许而生的勇士，才能靠主得胜——不是忍气吞声，而是做主悦纳的事。从应许而生的人，也就是已经从上帝得到不可置疑的担保、确据，并在基督里与圣灵会合的人。
去掉虚骄，降尊为卑，像家畜一样安静地臣服于主，就能获得每天每时每刻的平安。这样的三百六十五天，是多么美好而纯净。世界使我骄傲，主却令我谦卑。我知道这世界的一切哪怕最出众的创造，也永远只是复制！复制，复制，巧妙的复制！变形易态的复制！唯一的创造者和毁灭者其实只能是主，并且，主的能力最终使我们谦卑，不得不把一切荣耀归给看不见的神。
在这样的对比面前，我们真的可以按照主在世的那样，把主当作能够为自己洗脚的仆人吗？请他为我们擦干眼泪？向他索取各种供应？而目的仅仅是安慰自己堕落的灵魂、养活自己日益腐败的躯体？我们真的可以这样？正像有的人真的如此充满虚荣，甚至连认罪的时候都要自称“罪魁”，仿佛自己真的是很重要……？──其实这恰恰表明，人们已经卑微到毫无价值的尘土境地。
这些卑怯的生物，除了一心一意或三心二意地苟活之外，还懂得什么呢？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才转向上帝，企图重获光源，也就是企图重行恢复青春，甚至再度扩充自己犯罪的本钱。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点愧疚都没有，还无耻地念念有词：“人的道路的尽头，就是神的道路的开始”。我们有没有反躬自问：难道这真是神的道路吗？
（052）
卑鄙的道路怎能达到纯净的真理与永恒的生命？罪恶的道路，必会玷污真理，使之混浊；只能毁坏生命，使之死亡。故，欲生命永恒者，必先寻找通往永恒的道路；欲真理纯净者，必先亲近通往纯净的道路：这就是无罪的耶稣基督，把荣耀归于充满爱与创造能力的父上帝。阿们。
律法、善行救不了犹太人，信仰、悔改也救不了我们。因为我们之利用信仰来牟利、利用悔改来宽慰自己，一如犹太人利用律法和善行来遮掩自己的罪行。唯有基督的印记、上帝的怜悯，可救我们，除此之外，基督徒比犹太人毫无可贵之处。基督徒的信仰与悔改，不过像是“名牌产品的商标”，这是上帝之约的记号，好让基督的印记、上帝的怜悯，便于识别我们。
人怎能和自己、和自己的明显利益或感情作对呢？人怎么可能反对自己呢？正如人无法自己举起来。除非傻瓜才相信“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举起地球”之类的谰言。所以，只要是人，就不可能真的能与上帝作对。他不信，只是因为他不懂。
耶稣基督爱人如己，且比众人更加懂得如何才算对人们更好，所以耶稣基督比我们自己更懂得如何爱我们。所以我们自己经常出尔反尔、朝秦暮楚，唯有基督始终如一，始终不渝，甚至不惜为羊舍命，为救赎而受死。
试想，反对基督的人，如果不是出于误解和迷信（无神论者），那么一定是出于坏的见证人（反教会者），否则便是无法理解的疯子（心理变态者）。
无神论者往往是把凶暴的自然力，当作崇拜对象。无信仰者往往是把自己当作崇拜对象。然而，自我崇拜是比恶魔崇拜更低级也更不可靠的信仰方式，因为那仅仅是巫术时代的遗留。
无信仰者既然崇拜的是自己，那么当他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尝到了苦果、或早或迟地遭遇挫败，就极易自甘堕落，或变得玩世不恭，沦为“油子”。油子较之痞子更为不可救药：痞子主要表现为方法、手段、道路的堕落，无高贵性；油子则连同目标、真理与生命一起沦丧，彻头彻尾地贱民化了。
我曾经是一个无信仰者，因此我们知道：即使在无信仰者中间，只要还有一点廉耻，这人也无法成为“杰出的油子”、“彻底的贱民”，因为油子最为远离高贵，较之痞子更加不可救药。例如，毛泽东其人，年轻时还只是一个痞子，到中晚年则成了一个油子，甚至“油到了最高境界”，成为一根老油条：不仅发出”最高指示“，而且具有“三痴大全”，就是“文痴、武痴、花痴”之“三结合”：他年轻时装成一个文痴，中年混入武痴的队伍，晚年露出花痴的本相。唯有这种“三痴领袖”，才能够把“无原则”当作“最高的原则”。把背信弃义的小人行径当作成功人士的必由之路——毛在扮演油子角色时，甚至达到了“严肃”的程度，充满了恶作剧的愉快，耍尽天下人而自己却窃笑不已。“严肃”的油子，才更加能够欺世盗名，进而瞒天过海，因为他得以践踏更广的领域，把破坏活动推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毛的演技甚高，甚至被张国焘那样的政敌和前任同僚都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也帮助人们了解：张国焘自己的智商太低，以至于在毛的手下败得那样彻底。
（053）
愿主的无名之名响彻天涯海角，震憾宇宙的每一根神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那无名之名，也是那无名之朴救赎人类的爱的显现。他的爱，普遍化、现象化以后，就体现为“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正如《歌罗西书》第一章所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这个典故出自《尼希米记》第十章36节：“照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
圣子耶稣有弟弟妹妹，但却没有出卖他们，让自己功成名就；相反他却牺牲自己，救赎世人。圣子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子嗣，这是他与一切“教主”的区别所在。圣子耶稣是一切世俗权力的批判源泉，是永恒的审判者。仁慈的主曾经约定：在这世上最大的，在天国将是最小的。在这世上最小的，在天国将是最大的。这圣言同样适于这世上的基督教会。在末日审判的那些日子，许多“异端”、被削除教籍者甚至一直被教会闭门不纳的人，也许将坐在荣耀的主的身边，而教皇、主教、牧师等不少貌似“虔诚尊贵的人们”，也许反倒降尊为贱，甚至打入永恒的地狱。耶稣说过，“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36节）
并非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比山还大，而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心比山还大。这是我刻骨铭心地感到的。所以，别人眼中的我们的信心，其实是从基督的爱心和能力中转换和假借来的，是我们从基督里转借过来的。离开了基督的爱，基督徒什么也做不了，甚至什么也不能信不了。因为在信基督以先，他早已是一个“被社会弃绝的虚无主义者”了。
上帝在最卑微的拿撒勒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马可福音》十二章11—12节）不是“我们得了重生”，而是“耶稣基督怜悯了我们”。受到基督怜悯的人，曾是灾难最重的人，曾是不可救药的人，只有仁慈的基督不嫌弃我们，只有全能的天父有能力救我们。不是我们得了重生，而是耶稣基督可怜我们的不幸——我们本是万人中最不幸的人，基督要在万人中最不幸的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
（054）
有一段经文，涉及最后的晚餐，至关重要却被恶意延伸理解：“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阿，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作的快作吧。”（《约翰福音》十三章23—27节）恶意的延伸理解不仅指“就势靠着耶稣胸膛”的门徒动作暧昧，而且说是耶稣的蘸饼动作让撒但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
其实这段经文的引子在前面，要结合“洗脚”一节才能完全理解：“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阿，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约翰福音》十三章1—8节）
这里可见两点：1、是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犹大心里的；2、耶稣给所有的门徒洗脚，包括彼得。“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主的话语。
（055）
耶稣亲定的诫命有二：一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二是爱人如己，这近似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精神完全不同。
我的长兄谢遐龄在讨论这一金律时，有一段非常深入的话，援引如下：
【金律：“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第七章1──2节。Therefore，whatever you want men to do to you，do also to them，for this is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NKJ]）
与孔子所说“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比，耶稣所说要义长些。孔子说的是否定式，耶稣说的是肯定式。
然而关于“论断”的两节，特别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极为要紧。我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人格尊严之不同，在于：西方文化要求无条件尊重他人，中国文化则有条件地尊重他人。比如上句，放在中国，则须改为“如果他人不论断你，你就不必生事论断他人。”这就是说，如果他人论断了你，你须还击论断他。换句话说，中国文化中倡导的是，对他人尊重须以他人对自己的尊重为前提。耶稣在逻辑上十分明白：你用什么尺量人，别人也会用那样的尺量你。如果人人都不量别人，那么就不会有别人量你的事发生。
所以倡导每个人都主动采取尊重他人步骤。如果像中国文化中那样，须等他人尊重自己再考虑尊重他人，那么每个人都不主动采取行动，人格尊严就无从实现。为何鲁迅专门写了篇文章标题取为《费厄泼赖必须缓行》（费厄泼赖：fareplay之音译）？因为中国文化如此。】
耶稣的第一诫命相当于摩西十诫中的第一、二、三诫，而耶稣的第二诫命则包括了摩西十诫中的后面其余七项，又高出之，因为后面其余七诫的本意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爱人如己”的境界，更加具体可行。
（056）
“你的信心救了你”。圣子耶稣对信心不够但向他祈求援助的人，如是说。是的，在人身上，唯一值得得救赎并可以救赎的，乃是他的信心，他对上帝和基督的信心。一个人，就是建立在废墟上的一个信心，如果失去了信心，所谓“人”，不过仅仅剩下躯壳和废墟，人体的废墟、肉欲的废墟。
“如果基督是假的”，那么我的信仰就是迷信。如果基督是真的，否认基督、在不利的处境下否认自己是基督的门徒，就是背叛基督，就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罪恶中最大的一项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最大的罪的工价是什么，可想而知。
“愿走遍天涯海角，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基督徒。”
愿“基督徒”取代“男子汉”，在中文里面也成为对于杰出人格的最高评价。基督徒不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表里不一的胆小鬼，而是敢说敢做敢当的人，就像是耶稣基督那样，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敢于赴死。
（057）
罪恶累累的圣徒：“罪恶累累的圣徒”，也许是个悖论，但恰为生活的实况。不意识自己有罪，不承认自己有罪并愿为消除这种罪感，而匍匐在上帝和基督面前的人，如何可能成为圣徒？虽然他知道，消除罪恶本身，那是不可能的、超出人力范围的。
唯有放弃“追求”，“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方能抵达上帝的天庭。唯有虚己，舍己乃至忘己的状态，方能使人亲近宇宙之主，与之合一，并在“为奴状态”下，“分享主的荣耀”。
［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阿，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路加福音》二十二章39—46节 ）］
“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这有时也出自窃贼之口，甚至是直接从这种借口里行窃！“否认耶稣基督是主”的窃贼，也许还没有假借耶稣基督行窃的窃贼更为可恨？但可悲的是，信主如我辈者，有时却比不信主的人，更不虔敬，每日所思所行的事，说穿了与世俗之人并无二致，且更伪善。
［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同上47—48节）］
由此可知，单纯的祈祷、认罪、赞美甚至反复悔改，并不能救赎我们，所以保罗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
彼得和耶稣的其他门徒，背离过拿撒勒人耶稣，犹大甚至出卖了耶稣，但除去卖主者犹太已经先行自杀死亡而外，其余的门徒却无一背叛过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并因为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者，而分享了主在十字架上苦难——这被后来胜利的教会，评价为不朽的荣耀……这说明“主真的复活了”。
（058）
传教不一定是在传福音，传福音不一定是在传圣灵的生命。而属灵生命意义的“传教”，才是传扬生命之道。
“传教”是功利的事业，是社会活动、文化活动、教育活动、甚至商业活动。“传扬生命之道”则不是。毋宁说是相反的，也即建树“超越功利的事业”。这才是“羊的门”，然后以此窄门，进入永恒的属灵的生命。传教士鉴此。
第8节被救者
（059）
当我说，“求上帝救我脱离魔鬼的手”，上帝的作为就显现出来了。当我临终时呼喊“天父救我”，基督的十字架降临，他的能力使我卸下千斤重担。
基督，仁慈的主，一次显现，决定我一生的航向：认识了十字架上的基督，我就开始用一种“作义工”的方式来对待生活；并盼望带着神秘的标记，安然死在世界的手中。当基督出现的时候，一切苦难化为轻烟。唉，圣容的基督，在十字架中，伸展爱的手臂，救援绝望的祈祷者，灵的平安立即降临。
当基督出现的时候，世界已经被定罪了。无声无息的基督，如同无影灯般朦胧的永恒之光，融化灵魂，净化灵魂。
（060）
基督曾经来到我隐居的小屋，看望弥留中的我。上帝之子，不给我们世界的厚待，而给我们灵魂的飨宴。属灵的一次，超过属世的三千，我们终生无从回报你的造访，唯有面对魔鬼的队伍大声说：“杀了我吧！”杀了我就成全了我。
与基督一同受苦，并死在他的荣耀里，乃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最大恩典。上帝所赐的属世的福份与平安，是要我们这些愚味人睁开眼，看见灵的全能。如果我们因此陷在属世的福份中，迷而不返，那岂不是舍本逐末。
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第三章6节）肉眼只能看见肉身而看不见灵；唯有基督所赐的恩典，仿佛灵眼，可以看见灵。愿恩主保守这样的灵眼，让我得以在世界的手中，仰望基督；让我的肉身陷入世界的毁灭，同时，得以用灵眼仰望基督。
肉体还活着的人，灵性不免受到限制、压制、扭曲甚至消解。这时，人与基督的关系仿佛向日葵花与太阳之间的依从关系。是啊，我们的一生中，有黑夜，有黄昏，而且加起来还要长于白昼；其中阴雨和多云的日子，又多于完全的晴日照耀；冬天、早春和肃秋，更是长于短暂的夏季。……人性也是如此，被罪陷溺捆绑的日子，多于他悔改的日子；背离上帝基督的时刻，多于赞美感恩的时刻。
一边散步、奔跑，一边赞美上帝──堪称美好的灵洗。尽管，我们无法就此归入基督，但却能由此达到灵境的边缘，并在这边缘地带的思想中，获得灵的接触。朝向基督，奔跑中的想象，爱我们的上帝和上帝对我们的终极爱──是我们在这注定灭亡的世界上，可以达到的最佳和神秘。除了如此赞美上帝，并与美好与神秘合一，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持久的价值、持久的意义？
我的忏悔与赞美，因此仿佛是“圣灵在敲打这注定要粉碎的世界、注定要毁灭的瓦器时，所发出的声音”。
自我意识的瓦器是有限的、污秽的、不完美的狭隘，但瓦器的被敲打的时候却可以体现出无限的、圣洁的、完美的广延；瓦器遭到粉碎和毁灭的过程，甚至可以是灵魂的净化、再生、成长的过程。愿神让我们在这样的毁灭中，走向终极的成长。
（061）
由于我们以往的罪（包括祖先的罪）和现在放弃不了的罪（如每日的生活和心理的各种欲念所示），我们自距于上帝，也无从“全然归入圣子耶稣基督”。但如果我们最终能够接纳上帝的恩典，并“全心朝向圣子耶稣基督”，仿佛向日葵那样，我们就能活在对于太阳的朝拜之中，并在太阳光的爱里，得到绵延。所以圣经说“神就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8节），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提摩太前书》第一章5节）。尽管被爱的向日葵也会死，并将腐烂——但是他的生命却体现了太阳的能量。
耶稣基督的救赎并无条件。虽然神因此免了我们的罪，但我们对他人所欠的债，并不因此就免除了。如果有人借口自己已经“属灵”，不再涉及世事，从而赖掉他曾经欠下的债务，那他岂不等于加倍亏欠了神的荣耀？并为耶稣基督作出反面的见证？这样的人，和偷盗教堂圣物的窃贼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耶稣警告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马太福音》第七章15节）
有人因为看见假先知胡作非为，就悲观地认为“所有的信徒或多或少都是个假基督徒”。但这并不等于牧师的儿子尼采就对了，他说“只有一个基督徒，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其实，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是基督而不是基督徒。基督是完美的，基督徒不是完美的。这位牧师的儿子大概看见了自己牧师父亲的劣行实在缺乏好的见证，所以对耶稣基督的神性也失去了信心，更企图抹煞上帝的亲在。但我们已经确认基督的神性，“或多或少的假基督徒”一语的前提，是把基督徒多多少少偶像化了，因为世上并无一个完美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无论皈依多深多久，都无法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得救。否则，基督徒岂不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信仰”去指挥上帝了？那是萨满教，不是基督教。
说到底，只有每天承认自己或多或少是个假基督徒的人，才在无形中向着“真基督徒的方向”即“十字架的道路”，又迈进了一步。而口口声声教导别人应该如何如何虔诚进深、举目向天，仿佛自己那样的苟活就算是功德圆满、得救的门票已经在握了的“传道人”，最终只能沦为“吃洋教的米基督徒”（Rice─Christian），他们离开主的道路已经越来越远了。
圣子耶稣的信徒对上帝的顺服，不是“信教”，不是“做好人好事”，不是“雷锋式的战士”；而是“信耶稣”、“获得了新生命”、“上帝的奴仆”──当这生命进入我们里面，我们的全部思想行为就会更新。除此之外，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只有新的生命，能够赐人以义，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062）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一语的最高范例，体现在耶稣基督的“启示──受难──复活”所给予人类的救赎实相中。世人尤其是杀害耶稣的犹太人，无能接受如此浩大的天赐，继续迷失在罪恶中，因此承受了比之基督降生前更为巨大的苦难，他们只能苦熬着，等待末日审判。“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一语，合于《福音书》的恩典，不合于律法主义。
上帝的意志显出人类的无常，过往的先知讲述了神的话语，但神的启示却是新鲜活泼、万古长新的，他的恩惠、平安，常常出人意外，也不在律法之下。主的福音，是让咸鱼翻身、死灰复燃的生命力量。
如果我们承认了福音的前提，即，有一个上帝的国度在此生此岸之外，那么，人生就不再是希腊式的悲剧，不再是印度式的轮回，不再是中国式的自然。
原先，悲剧的要素有二：a、巨大的价值横遭毁灭；b、这一毁灭之不可挽回、无法代偿。
现在，如果承认了福音的见证即十字架上的救赎者是真实的，则死亡就不再是终极的悲剧、轮回、自然，因为耶稣复活、基督变容、永生圣子的位格，不仅挽回了拿撒勒人耶稣的死亡，且代偿其苦难，而绰绰有余。
神的国度和人的犯罪之间具有强烈对比，这使得“人生的价值”所剩无几而且很多现形为“在神面前犯罪”——属世的价值从此颠覆，人生的主要价值就成了“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了。（《诗篇》一百一十二章1节 ）而不能认识至高者，人生就是沉沦的黑洞。
（063）
犯罪有如吸毒，仅仅依靠忏悔，是戒不了毒的，更无从根治吸毒的后果。即使停止吸毒，吸毒的后遗症也将戕害人的一生。基督诚然以他的恩典为世人赎了罪，并叫一切接受这恩典的都能得医治──但是，我们真的信靠了他吗？我们的见证岂不经常都是信心的反证吗？尤其是那些假见证。如果真的相信，需要假的见证吗？
如果人在见证里撒谎、编故事，为了宣传效果挖空心思，自欺欺人——这不仅愚弄了听众，更重要的是企图欺骗上帝，而且等于在帮助外邦人、异教徒证明说“圣经也是如此不可靠的古代记录”。因此上帝若是信实的，绝不可能喜欢这样的谎言，绝不可能喜欢骗子手们，绝不可能喜欢神圣的的启示和骗子的谎言一起包装、一同售卖。
唉，我经常私下想，神可能宁愿不要赞美也不要阿谀。但我们的罪性如此深重，竟然拿得救的事情开玩笑或是混饭吃，甚至买卖那些根本赎不了罪的赎罪券。这样的赎罪与见证，不是安慰剂，而是卖假药，难道不是一种新形式的犯罪，难道不是地取笑上帝？
（064）
最持久的征服，来自基督的慈爱和平、流血受辱，而非凯撒的暴戾乖张、宣传伎俩。因为前者属灵，后者仅仅属世。
在属世意义上，以前我错误地认为：一个没有复活的耶稣，比一个预知能够复活的基督更伟大，因为他面对的是终极的死难。现在我知道了：假如耶稣没有复活，那么他只是“精神的”而不是“灵性的”。唯有从死中复活，才是圣灵的确据。这也是耶稣基督根本区别于一切“精神王者”、“文化英雄”的关键所在。
基督的行迹告诉我们：在这被污秽了的世界上，人是不可能生来圣洁尤其是无法保持圣洁的。正因为圣洁对于人们来说是“执者失之，为者败之”的神性，所以自认为最信上帝的犹太人偏偏最容不下上帝的独一圣子。因为犹太人虽然希望脱离污鬼的辖制，却不肯放弃自己的肉欲和僭妄。而在这世上最大的犹太人如祭司长，在上帝的国度里变为最小的罪人。
现代人和犹太人一样忽略了，耶稣在水上行走一事，并非普通的奇迹，而是他作为永生上帝的儿子的表徵。在创世之前，上帝的灵不就是在水上运行的吗？而许多现代神学家，竟然开口否认这样的奇迹，宣称它违反自然规律，例如瑞士人汉斯·昆在他那本厚厚的《论基督徒》的书里，就是如此“论述神圣”的，他还自称是个基督徒呢！岂不知，上帝的存在和干预以及超然无我的爱，在特别的时刻不难超越自然律，从而构成了“奇迹”、“神迹”。这不是任何人包括那些“吃宗教饭”或是“宗教学饭”的人们，可以否认的奥秘。
其实，把耶稣基督和他的思想、事业，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甚至提出要像“玩哲学”、“玩艺术”、“玩电影”那样“玩宗教”、“玩耶稣”，显然是对上帝的极大冒犯。“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么这样的冒犯相当危险！“假如没有上帝”，这样的的冒犯则相当下流。当然，仁慈的天主允许人们犯罪，也允许人们因此受到魔鬼的侵入。然而这样的犯罪和被侵入，究竟是“文士基督徒”（又称“文化基督徒”）们的悲剧呢还是闹剧？
（065）
圣子耶稣以其言行赐予我们十分清晰的启示：要靠信心，而不要靠施舍。
谁都知道讲道比传道容易，传道于人又比行道于己来得容易──而行道的第一要义就是拒绝出卖基督。而讲道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却需要某种买卖关系，他们为了“供求平衡”，不得不经常需要修改自己的讲稿。然而以金钱为“前锋”的“传道”，是不能持久的事业——福音派鉴此，社会福音派亦鉴于此。
从“超越生计”的方面说，为了脱离自己的贪欲，要在一切“并不利己甚至有害自己”的场合，为主作见证。要向一切“可能的”甚至“给我们带来极大麻烦”的对话者，敞开大门、为主作证。无论对方的反应如何，只要播下上帝话语的奥秘，那圣言的种子总有一天是会发芽的。我们相信这就是灵性的不可抗拒的渗透力。
要向激烈地反对福音的人们传福音，要让福音像刺一样扎入他们的内心，使之疼痛，使之发炎，使之溃疡，然后方有长出新肉的可能——这就是属世习惯的崩溃，属灵生命的成长。人们可能因此憎恨我们而不是喜欢我们，但圣子耶稣说了：“任
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马太福音》第八章）“你跟从我”──这是召唤，且是恩典，也是赐福。当上帝的恩典降临时，我们要有承受的耐力，才不致于拒绝或逃避。在主看来，拒绝跟从的人无异于死人。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让我们明确地追随基督吧！
（066）
圣子耶稣基督自己向我们所传的福音信息是什么？
1，天启的权利。即、人生而具有通过圣灵直接与上帝说话祷告并聆听上帝话语的权利。这一权利而不必经过任何圣殿祭司或教会神职人员的授权。
2，良心的自由。即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圣子耶稣的印记已经在蒙恩者的身上，只要我们认主、认罪并认真悔改，主的救恩就已经兑现在我们身上了。
3，代祷的有限。代祷如果是收费机构的一种业务，无论这种职业化的代祷之报酬是否叫做“奉献”，只要是在《圣经》上没有依据，本质上都是出卖基督，是某种异教侵入的结果。因为那很像和尚道士的“做法事”。这岂不是变相地售卖赎罪券吗？这岂不是变相地以神自居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十二章31—32节）
4，我们需要警惕：许多教会组织的活动和“查经指导”之类的课程，都在致力于“使人成为圣人”乃至于“像基督一样”。但是如果人可以像基督一样，那基督岂不成为多余的？如果人都可以成为天使，那么天堂和世界还有什么差别呢？显然，造物主所创造的，乃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多层次的世界。既然“上帝就是爱”，那么充满爱的上帝，就必定要使得生存空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生命，如病毒、细菌、藻类……我们面对的世界无非如此，上帝所要的，并不是神职人员喋喋不休的“干净的世界”，而是充满生命的世界。所以即使在沙漠里也有生命，即使是卑贱的、不合天使标准的生命，因为这是一个“生物圈的世界”：是各种生命互相依存、互相锤炼的世界。
5，上帝就是爱，因为宇宙的创造就是启始于爱的动机与动力。创造世界的爱，是“本体论的爱”，而不仅仅是“道德上的爱”。爱的本体论可以克服撒但的诱惑，可以克服仇恨、毁灭、堕落、纷争等撒但本性，帮助人们协调，重返上帝的国。由此可见，爱是宇宙的真理，而不仅仅是人类的感情；换言之，爱作为人类感情，是从宇宙真理派生出来的。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关系；换言之，爱作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派生出来的。
6，爱是属灵的道路，而不仅仅是属世的目的。爱是永恒的生命，而不仅仅是人间的表态。爱是贵人的胸襟（“仁者爱人”），恨是奴隶的积习。积怨，作为典型的消极情绪，不仅害人，终将害已。唯有独与造物者游的积极有爱，可与天地参，可以比于列星而效法基督。
7，涤荡社会的污泥浊水，靠言论远远不够，要靠爱的行动。“爱心”若不以力，则无效用。社会的污泥浊水，是因着仇恨、纷争而滋长的；同等剂量的污泥浊水，只有依赖同等剂的“爱的活泉”，方能涤除。铲除厚浊的污垢，要靠爱的累积与不懈的努力。基督复活是爱的丰厚体现，也是宇宙之爱本身的表象化。据于基督之爱，基督徒播撒爱的种子，才不会白费力气──有限的爱心源远流长，在社会之间循环相报，终于长成参天大树的文明。多一份“不求回报”的仁慈，就会多一份社会的净化。这其中的关系甚至可以用精密的数量化模型，予以演算，而只有等到“污浊的债务已经被爱的活泉清算”之后，新社会的曙光才能出现在地平线上。“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上帝”以及“爱人如己”：这种“无条件的爱”，可以承衰起弊，重拾那业已衰退的种族生机。
8，认主──认罪，是上述的良心自由的两面。不认识主，就不能认识罪；不认识罪，就认识不了主。认主与认罪──认罪与认主的过程往复深化，结出认真悔改的果子。悔改是传道的前提！如果连认真的自我悔改的经历都没有，那人所传的“道”能是什么道呢？是儒士的道？是道士的道？是和尚的道？还是某种意识形态的道？他所传的道，信众甚伙，但不能因此证明为真理，否则毛泽东岂不成了最大的道士（尽管他希望自己被承认为“导师”）。因为传上帝的道不同于其它，既不是生意又不是学识，更不是政治和虚荣——而是传达了罪人如何从上帝的道中悔改获救的事。传“另一种福音”、“另一个耶稣”的歹徒们需要记住：就是普天下都信了你们的胡言乱语，也是犹如文革一般的枉然，毛死之后红色江山一风吹，犹如天平天国的废墟。
（067）
“不要害怕”──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他门徒的指示。
“不要害怕”──也是天使在耶稣复活后对惊见奇迹的妇女们所说的话。
“不要害怕”──是神的话语。
神知道我们软弱，知道人的内心充满忧虑和恐惧，于是把神的能力通过“不要害怕”这样的话语，输入我们的灵，使一切劳苦担重担的，得到安慰。我们要把“不要害怕”这样的信息，传给一切人类，荣耀上帝，荣耀基督的受难、复活、升天，并预表他未来的审判，证实他的灵如今就在我们中间：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十四章18—21节）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圣灵的感动正是通过“不要害怕”一语而运行的。这对我们如此，对拿撒勒人耶稣亦如此。所以他有能力走上十字架，并复活，坐在永生上帝的右边。请在基督面前蔑视自己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充满罪恶且将与罪同灭。我轻视自己的生命但又受到它的捆绑，因为我知道生命常是重返天国的障碍。我现在欣赏自己的生命，只是因为我的生命使我认识基督并从此愿意超越自己的生命。
（068）
基督，我身上的罪性经常蠢蠢欲动，但我永远不愿背叛你。在最黑暗的时刻，我还是记得你曾经步步引领我、次次救援我。你的来临像是闪电，却能历久弥新，震撼我迄今为止的一切。愿我能始终仰望你，求你赐我力量，永远追随你。
我知道自己身上的罪性，使我承担不了所有的福音，而罪性越大的人，所能容纳的福音就越少，直到像是实心的器皿，一丝不能接收。因此，我们只是接受我们能够接受的福音，不是福音有限，而是我们的罪、自己的容量，限制了福音——“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翰福音》末句）“容不下”，这就构成了世界与福音的基本关系。
一，世界在容量上，容不下福音；二，世界在质量上，配不上福音。我们身上的罪与限制，是如此惧怕主的愤怒，所以罪与限制就经常拿我们作为人质，躲在天主对我们的怜悯里，利用我们的肉体作为盾牌，逃避主对罪与限制的审判和惩罚。
我们身上的罪与限制，百般阻挠我们的灵魂返回故乡──灵光闪闪的天国。所以，是罪与限制在动员世界里的纷繁现象，要把我们的“灵的本质”全都化为我们身体一样的尘土，化为垃圾，化为万国的繁华，化为千年的荣名，化为必朽之物——要让“拖泥带水”成为我们的宿命。
（069）
事前的压力，事中的磨难，事后看来许多都是“上帝的美意”。如果失去了压力，人就会无事生非；如果失去了磨难，人就会如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所说的，“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诽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这些自虐甚至自杀的末路人生，说明肉体的力量若不趋向于灵性的完美（尽管不一定能达到或体现这种完美），就会趋于堕落、破坏、自戕。
《马太福音》第七章记载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耶稣所说的“窄门”是千真万确的：只有脱离世黑暗的物质力量的控制，方能得到光明的灵性生命。而得到灵性的生命，即意味着在世的意义上被“杀”了──因为这样的生命与肉欲的贪婪，应该是无缘的。
“杀一儆百”的成语表明，大多数人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吓死的和骗光的。吓得他瘫软，骗得他无能，蒙蔽他，让他彻底丧失追随基督的行动能力，这要比杀了他还厉害——最后，还可以任凭特种机关任意摆布，榨取这行尸走肉的剩余价值。如此毒辣的手段没有被列入著名的“三十六计”，不能不说是中国权术体系的一个疏忽。
（070）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4──13:8）
以前我读这段激励人的经文，总觉得有些“隔”，又不希望从“受虐狂”的角度去理解“爱”。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了詹姆士王钦定版英文圣经（King James Version），明白原来这里的“爱”不是指“Love”，而指的是“Charity”，中文译为“慈善”、“慈悲”、“施舍”、“救济事业”，引申为“上帝之爱”、“基督徒之间的兄弟之爱”。我现在看来，这种“爱”不仅毫无“受虐”的意思，而是来自上面的施舍。相反，受虐、施虐，只是在同等水平之间的交流。因此可以说：来自上面的爱丰丰富富所以不缺乏，来自上面的爱的浩浩荡荡所以不小器，来自上面的爱的永恒自在所以不需要炫耀，来自上面的爱的一切公开所以不需要谎言、不需要文过饰非，来自上面的爱具有无限的能力所以不需要阴谋阳谋权术诡诈，来自上面的爱具有绝对完美的性质所以包容、相信、不懂得嫉妒，来自上面的爱具有真正高贵的风度所以不可能和劣等的一般见识。
兹引原文如下：
"Charity suffereth long, and is kind; charity envieth not; charity vaunteth not itself, is not puffed up, Doth not behave itself unseemly, seeketh not her own, is not easily provoked, thinketh no evil; Rejoiceth not in iniquity, but rejoiceth in the truth; Beareth all things, believeth all things, hopeth all things, endureth all things. Charity never faileth: but whether there be prophecies, they shall fail; whether there be tongues, they shall cease; whether there be knowledge, it s
hall vanish away. For we know in part, and we prophesy in part.
But when that which is perfect is come, then that which is in part shall be done away.
When I was a child, I spake as a child, I understood as a child, I thought as a child: but when I became a man, I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
第9节此岸与彼岸
（071）
基督是生命之主，不是生活之主。为了基督和福音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的人，能得到主所应许的生命。
（072）
耶稣基督殉难（被钉在十架）这一事件，仿佛是天父显明给人看的镜子，好叫人从其背面看到自己的本相是那样丑陋不堪。其实，早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年代，圣子的灵就被人类的罪行钉死在每个人的身上了。假冒为善的人经常故意忘却这血淋淋的事实，所以上帝派下独生圣子来，是向人揭示并证明人类罪行的确据：“看！你们是如何迎接你们的主的！尽管你们经常向他‘奉献’……”上帝是要我们直面基督的苦难，并用这无法回避的证明，迫人悔改。
圣子耶稣是如何仰望父神的？
圣子耶稣是如何祷告父神的？
圣子耶稣是如何信靠父神的？
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到。不仅因为我们个人的罪行阻碍甚至切断了与父神的属灵交通，而且我们从人类始祖遗下的罪性在血里，已经不容分说地夺走了上帝原先颁赐的恩典。
圣子耶稣则不然，没有从亚当、亚伯拉罕、大卫那里承受罪性；更无因罪性而生的罪行。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纯洁羔羊，是人类的赎罪祭：是从上帝而来又回到上帝那里去的。
圣子耶稣没有人间的、属世意义的父亲，木匠约瑟不过是大卫系统的养父罢了。基督这一基本存在，却被许多自命的“基督徒”有意忽略。因为人们多是世界的俘虏，是罪恶的沈沦者，无法理解“上帝在人间的圣子”虽是“人子”，却不相似于“人间之子”，而是上主对先知的特有称呼，甚至是上帝同在的象征。
圣子耶稣降生为人子的时代，妇女的遗传性质是不被意识更不被承认的。而圣灵藉助童贞女马利亚怀胎生下圣子耶稣一事，在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中，是说圣父通过圣灵传给道成人身的圣子耶稣以全部的神性。至于说到犹太人与耶稣的遗传性关系，从父系来说，约瑟只是耶稣的养父，奉圣灵的命令负责照顾圣子；从母系来说，根据主降生为人子时代的观念，耶稣是完全由圣灵借马利亚怀胎产生出来的，就像田里长出庄稼，但庄稼并没有从土地得到遗传，只是从土地得到滋养。所以童真女马利亚作为耶稣的生母，只是具有现代意义“养母”功能，而不会影响耶稣基督的神性，更不会把人类的罪遗传给耶稣基督。所以，圣子耶稣首先具有百分之百的神性，然后才具有百分之百的人性。至于百分之百的人性从哪里来？显然是从上帝的奥秘之中来，就像上帝用泥土造出亚当、夏娃。但显然，耶稣的人性不可能从马利亚的人性中遗传而来，更不可能从约瑟等“大卫的子孙”的罪性中遗传而来。
如上所言，耶稣虽是百分之百的“人子”，但却不是遗传学意义上的人，更不可能是犹太人——他的百分之百的神性与百分之百的人性，来自上帝的奥秘，不是来自犹太人的族谱。耶稣基督不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相反，其母系的族谱，反而是用来凸现基督之“天上的来源”，具有耶稣之“世上的渊源”。这正如《启示录》所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二十二章16节）
从文本上看，《福音书》中的妇女，经常有着重要的出场，但这并非女权主义式的，而是正好相反。只要留意，就不难发现，福音书中的妇女，是与税吏、官人、罪犯、病人等人类渣滓交替出现的弱者角色。这不但不表示妇女受到了重视，反而表明主的救恩无远弗届，能够救赎难以救药的人。福音，是一种相反于孔子“唯小人与女人为难养也”的声音。
（073）
当我屏息仰望主的灵光，获得被穿透的感觉，就明明白白看见自己身内的污秽，这不是以水能够洗净的皮肤污秽，而是血管骨骼以内的污秽，唯有圣灵的光可以洁净它。我憎恶这样的污秽，但没有办法洁净它，所以我期待可以洁净它的圣灵来作工。
圣灵经常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但是我有时会想到：
a、所谓“基督之言”，是对“福音”的拙劣译法；因为福音书里的话，除了“红字”之外并不都是耶稣说的。正如圣经上所启示的，但并不都是“上帝的话语”。
b、所谓“基督文化”，纯属子虚乌有。文化是人造的，基督无所谓文化，基督只有精神的方向，那是指向上帝的国，那是属灵的宝典而非属世的指南。
c、所谓“基督性”，则是“上帝亲在性”的世俗理解。
我有时会想到：基督徒要避开上述三重陷阱，就需要避开“文士”、“法利赛人”、“文化基督徒”的三个身份。基督徒不要别出心裁，而要遵循主的风范：
──这就是道路：众人都如羊走迷，被流蜜与奶的物欲所惑；各人都偏行己路，但“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通向污秽与死亡的大都会，罗马就是“世界绝路的尽头”。“超越罗马”的唯一方式，是认清十字架的道路乃是不可逃避的宿命；十字架位于人的属世的道路尽头。得救的人把灵魂交给上帝，从而遵循新约的、属灵的道路，得以进入属灵的世界。沉沦的人把灵魂交给魔鬼，从而拒绝新约的、属灵的道路，因而无从进入属灵的世界。
──这就是真理：虽然“人是万物的尺度”已是古老箴言，但这个希腊式的狡黠却认识不了真理有人造的与神造的两种：人本身从来就不是真理本身。惟独耶稣基督是真理，他本是道成肉身，从上帝生出。以后许多人出来，宣称自己也是真理（如穆罕默德）──从而把历史推入一个“多元”的即混乱的境界。
──这就是生命的本质：人的生命是个悖论，因为任何一个生命的篇章，都以死亡为句号。生命的史诗与歌，终于沦为自身的反讽。有悟于此，那在完美的时刻结束尘世的生命，主动替行将朽灭的生命划上完美的句号的人们，才卸下了死亡的负累，进入了永恒的生命。
（074）
圣父是万物的源头，圣子使万物获得意义，圣灵不断更新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永恒的价值。
如果我们不去感谢圣父创造世界的恩典，便无从理解圣子救赎的深刻意义，而这种感谢与理解正是圣灵带给我们的最大宝物。是否需要完全否定这个世界的价值，可能正是基督徒与诺斯替派需要划清界限的地方。如果完全否定这个世界的价值，那么十字架上的圣子的牺牲，甚至是与他同在的上帝本身的亲临现场、大殿上的幔子裂开……似乎都成了多余的、不那么急迫的了。如果完全否定这个世界存在的必要，那么圣子的道成人身、与我们之同忧乐，又有何必要呢？
（075）
按照耶稣基督在《主祷文》中的旨意，我们应该向父神祈求什么呢？
首先，求上帝的国降临；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类脱离罪恶权势的捆绑。
其次，求主赐给我们每天的饮食，尤其是今日的饮食：也就是求上帝不让我们积蓄财富，免得为明天的日子而忧愁。
第三，求上帝免我们的债，而其前提则是我们免了别人欠我们的债。
第四，不使我们受到诱惑，而不是沉溺于我们所受到的诱惑。
第五，让我们远离那恶者，而不是让我们追随那恶者，以便分得一杯羹。
除此之外的祈求，多是我们的非份之请。而在《主祷文》的范围以内，父神难道不是每天都在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
一位热爱上帝的人，一位因为热爱上帝和基督而学会爱世人的人，他在罪的捆绑中也会仰望基督。他知道魔鬼是通过“罪”来捆绑我们的，而在某种意义上，“罪”就是“不合上帝旨意的运动”，“罪”就是“运动的副作用和排泄物”。因此，欲抵抗魔鬼者，必先清除副作用和排泄物，以控制罪的范围和影响、克制那出于恶者的“运动”、克制那堕落的自己，也就是控制并非出于上帝的“运动”。
有些事，有些运动（如骨肉分离），不是我们自己乐意见到的，因此是“魔鬼的扰乱”而非“我们的罪恶”？但是细察其起因，却莫不是出于“我”，出于“我的罪”，出于“运动的副作用及排泄物”，出于“不合上帝旨意的运动”。
在罪的捆绑中仰望基督吧！魔鬼不仅是罪的后果，且是罪的起因，因此，仅凭自己的力量，我们战胜不了魔鬼，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罪。唯有乞求主的仁慈并独一真神的怜悯，我们方能得到解救；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坚持不懈的是：在罪的捆绑中，也要仰望基督。
罪人的祈祷说：“基督，我罪无可赦。我不敢乞求基督的赦免。尽管充满仁爱的救赎已经预先赐给每一个信主的罪人了。我求基督带领我赴汤蹈火，不要离开我。以前我是被罪的“Libido”、生命力、独占欲、性冲动……所驱使的，甚至愿意赴汤蹈火；今后我愿被消解罪的力量所带领，勇往直前。”
我凌晨进入科隆大教堂，离开弥撒的人群，孤自跪下，在基督受难的像前。我在铁栅栏这边，被带刺的冰冷的铁，挡阻。基督可望而不可即，远在世界的另端。我感觉自己永远无法得救了，泪珠滚滚，心怀绝望……但我还是爱主，主虽杀我，我也不能背离主；宁愿在信靠中，走向自己的末日。
“基督，你在世界的彼岸，我在世界的此岸，你远离而去，我被置于撒但之手。命运颠簸，一切都不可靠；朝令夕改，我依然信靠你──除了你，没有别的拯救，因为你在世界的彼岸。”
深深的叹息，发自人类的胸腔，生命的希望和生命的负累，压得尘土也难以喘息……谁不渴望拯救呢？但是，我这样的人是配得救药的吗？经过拯救的尘土就不再是尘土了？而成为混凝土了？有谁知道！跟随主，尘土固然也得到生命，但这生命到底是什么，那是上帝的秘密，唯有主知道。在基督受难的事件前，信主的人们除了自责，还能有什么别的请求？“先失去自己，后得到自己：但那后得的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不是别人杀了自己，是自己杀了自己。”
我们的罪行累累，仿佛筑造了一座堡垒，阻挡上帝的光，构成一个黑暗世界。不是仁慈的上帝把我们打入了地狱，而是我们的城堡使自己脱离上帝的管辖，我们胡作非为还自鸣得意。可怜的人啊，没有能力拆除，只有能力逃出这黑暗的堡垒：这逃逸就是肉体的死亡，或是灵魂的重生。
由于我的罪性罪行，而与基督分开；我已无可挽回地堕落，并落入黑暗势力的掌握，但我还是知道基督之爱，知道圣灵的恩典是我唯一的光。无论命运如何击打我，我还愿至死追随主，因为主的爱，超出一切人类的彼此相爱。
（076）
人可以穿着雨衣淋浴，却抱怨水竟然没有清洁作用吗？
水，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光；雨衣，是人的罪行所构筑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永不倒”
穿雨衣淋浴，就是人的祈祷、忏悔、甚至赞美上帝。──所以，不是“上帝死了”或“上帝退出世界”，而是我们在雨衣之下，触不及水，自然无从清洁自己！
仁慈的主，不是主抛弃了我们，而是我们以自己的罪与主隔绝。我是不可救药者，我是不可接触者，我是遭到放逐者，我是自我封闭者。没有主的恩典，我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超越这隔绝、重返圣灵的世界。不是主抛弃了我们，而是我们以自己的罪，与主隔绝。
我和主的距离远了！有时候对主的追思也淡了……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越是知道：我已经没有力量再离开主了！因为我不是在威力下屈从主的，而是在主的爱和受难下，折服的。我怎能反过来背对这样一位受苦受死的上帝而不是作威作福的上帝呢！我们怎么能在我们注定也要受苦受死的生命中，离开这样的上帝呢。
死亡超越了时间：一万年以前的死亡和仅仅是在昨天的死亡，并无区别。也正因如此，所有的死亡又都是新鲜的，仅仅除了在人的记忆中以外。耶稣基督的死更是如此，那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不再是鲜活、血淋淋的。尤其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也还都生活在“黑暗掌权的时代”。耶稣为我们而死，但不是为救我们的肉体，而为救我们的灵魂。基督的受难乃是显明了人的肉体世界的不可救药性，人还堕落到杀死上帝圣子的地步——不仅是在犯罪的心思意念上，而且是在肉体的实际行动中。这样堕落的人值得救赎吗？这样的救赎不是为了让人犯下更大的罪行，而是让人等待基督的再来，施行终审的判决？
（077）
国家、民族，是解决人的生活问题的，正如凯撒。耶稣基督是解决人的生命问题的，正如上帝。解决生活问题的，即为“属世”，哪怕牵涉及到“精神领域”甚至刻入或植入量精神的领域。解决生命问题的，即为“属灵”，哪怕它表现为一种“信仰”。表现为一种“信仰”但却并不仅仅是信仰：“不是我信了，而是我已得到永恒的生命。”
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可福音》第八章35—37节）这时，他不是凭藉拿撒勒人耶稣的肉身说的，而是凭着住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体里面的上帝说的。耶稣的肉身不是偶像，而是上帝的见证，是献上圣坛的活祭。我们爱耶稣，是因为他体现了“没有人见过的”上帝荣耀。愿这荣耀如今就活在我们身上。我们因此知道基督的圣灵是真实的，尽管这世上没有一人配得上圣灵，没有一人足以体现圣灵的存在……因为我们的基督乃是孤独受死、颠覆世界、死里复活的别名！这世上当然容不下耶稣基督的光，容不下耶稣基督的灵。正因如此，基督之爱才在人类身上显示了永远的价值。中国式的“德配天”的帝王神话破灭了，因此我们的见证，仅仅是为耶稣而作，而不为其他而作，因此我们的见证是真实的而不是作虚假的，是坚贞不渝的而不是作哗众取宠的——有这样的见证，才配永生圣子的美好、真实、坚贞不渝。
耶稣爱我，为我舍己，我虽杀身不足以报答。士为知己者死，而为那救赎我们脱离死亡的至圣者，我们该做什么？该是虚己。该是采取卑微的样式。因为虚己有时要比杀身更难，杀身成仁需要一时冲动，但是虚己却要经年累月地恬淡。尤其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反骨和逆鳞的“自由思想家”来说，我们真该在基督的真自由里，放弃自我至上的伪自由。
（078）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才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恩？正如耶稣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才回到上帝的国，并得到复活的荣耀，得到天上地下的所有权柄。勇敢无畏地流血吧！这十字架的道路，正是流血的道路，正是存储天上的财富，并回报永生上帝对我们的爱。
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使这样顽冥不灵的人、痛苦不安的人、走投无路的人、罪恶深重的人，得以平安。感谢基督的爱并所赐属灵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这真是奇妙。这样的爱使原来注定被魔鬼役使终生的人，得到了彻底的解脱、真实的自由。正如基督所说：“我是真自由。基督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还给了我们──从魔鬼的霸权以下。
认罪，悔改。一想到自己是不得赦免的罪人，而基督，从十字架的苦难中复活的耶稣，却是纯洁无辜的并且是真爱我们的时候──一种奇妙的解放感，就像电流袭来！正如基督所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第八章35—36节）基督给人真自由，而不奴役人。正是真的自由，使我们终于屈膝，口称耶稣是主。
（079）
我们生活在尘土之中，因为我们本从尘土而造……如果不是基督属灵的光照、恩典，我们已与永生的上帝隔绝了。是基督，使我们与上帝和解，走上了通往上帝之国的不归之路。是的，我们在世上有许多苦难，但圣子已经胜了世界；并使我们，这从尘土而生的人，成为属灵的人。小孩子不能就此直进天国，但成人若不能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则断不能进天国。成人如何能变成小孩的样子呢？靠奇迹、靠洗礼、靠圣餐、靠祈祷、靠忏悔、靠听道、靠感恩、靠上帝的属灵恩典。所以，变成小孩子样子的成人，并不是小孩子，也不与小孩子相同；而是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新造的人”，即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的人。
（080）
传福音的人就一定在“荣耀圣子耶稣”吗？耶稣基督需要这样的“荣耀”吗？基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马可福音》第一章11—12节）
传福音能荣耀上帝吗？
传福音能荣耀基督吗？
传福音，与其说是可以据此荣耀上帝、基督，不如说是为了清扫垃圾──也就是清洁我们自己！也就是从历史的垃圾筒里打捞我们这些垃圾一样的罪人。“在基督里”，因此并不等于所谓“拥有基督”。因为有限不能拥有无限，罪人岂能拥有上帝？
说“穷人因为拥有上帝而变得满足”，乃是误导。因为穷人的本性并不比富人善良。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马太福音》十九章23节），是说财富构成天国的障碍，而不是说富人的本性更坏。所以耶稣“又告诉”门徒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同上24节）至于贫困本身甚至自愿选择贫穷的决定本身，也并不能直接把人领到永生上帝的国度，只是为信靠上帝、进入永恒，卸下了重担、提供了条件。
神秘是无法谈论的。这里所谈论的不是神秘，而是我们对于神秘的想象：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为主打开中国的大门。
自序
“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何西阿书》十二章10节）
我用百页窗的形式，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先知们的比喻：主的启示像是阳光，而圣经则是用人类语言记载下来的“特殊启示”之光，我们打开圣经阅读圣经，就像是打开窗子，让阳光透过窗子照进了人的屋子里。而不同的人们住在不同的屋子里，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心灵，于是就有了一百个屋子、一百个心灵，就有了百叶窗。
这里的许多文字，都折射了一次属世的绝望，也都记录了一次属灵的苏醒。愿我在主的保守中，常常记念耶稣基督的恩，永不反悔自己真的相信。
这是“属灵的书写”，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放弃写作”。现在如果进行类似以前的“属世书写”，只能使我焦虑，并且引发更大的空虚感。现在只有“属灵书写”能使我平安，因为那是出自更大的平安——因为这里书写的，不是神学，只是感恩，是我自己对于福音真理的揣测，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对于比喻的理解和折射。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马太福音》十三章10—35节）
感谢主带领我度过幽谷，感谢主使我皈依：“每一扇窗子闪耀的阳光，都是来自同一位圣灵；每一个人身上的良善，都有耶稣救恩的十字架。”
感谢主挽回我，让我能够做了主的仆人。感谢主允许我继续受苦，并在罪恶的生存中仰望主的圣洁。让我感谢主的鞭打，使我灵命不断增长。感谢主让我铭记恩典，赐我属灵的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与上帝一起受苦。
礼拜堂的两侧镶嵌着一组壁雕，名为“十架苦路”，它有以下内容：
1、Jesus condemned （彼拉多在洗手）
2、The Cross （主背十字架）
3、The first fall （主第一次跌倒）
4、Mother and Son （圣母与圣子）
5、Helped by Simon （西门代背十字架）
6、The holy face （基督圣容）
7、The second fall （主第二次跌倒）
8、The holy women （圣女两位）
9、The third fall （主第三次跌倒）
10、The striping （主受鞭打）
11、The nailing （主被钉）
12、Jesus dies （主被害）
13、The descent （主下降）
14、Jesus emtombed （主埋葬）
这组壁雕讲述了一个奇迹：上帝的独生圣子来到人间，光明来到黑暗中，世界却拒绝这样的光，并用自己败坏的人性杀害了他。这个故事没有讲到耶稣叁天以後的复活、四十天以後的升天，中止在耶稣受尽孤独、屈辱地被害埋葬，所以呈现了最大限度的苦难。
后来，世界各地渐渐出现了不少“圣像艺术”，其主要内容大约有两种：玛利亚与圣子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尽管不同民族的人们刻出了不同肤色的母与子，但体现出的爱却是一致的，那是基督为了爱来到人世的故事，也是基督为了爱离开人世的故事。
如果我们承认了三位一体的奥秘，如果我们懂得三位一体的基督耶稣作为百分之百的人子，曾与人们一起受苦，并比绝大多数的人更加痛苦地生存和死亡，也许我们就能够理解，人类的痛苦可能包含某种宇宙意义：与上帝一起受苦。而与上帝一起受苦，人生就获得了非凡的价值。
基督教的苦难观不同于其他宗教。许多宗教认为苦难和罪恶有关，苦难是惩罚和报应，甚至是“前世报应”。而有的迷信更简单把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关系看作“前世债主”与“前世负债人”的关系。所以犯罪份子常常以为社会亏欠他了，对受害者声称：“你上辈子欠了我的债。”
耶稣对苦难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第九章1-3节）耶稣的仁慈不是态度上的，而是教义上的。每次我凝视“十架苦路”，都会产生感动：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家，而耶稣却流离失所，他自己描述自己的处境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马太福音》第八章20节/《路加福音》第九章58节）然而，这岂不正是上帝亲子的风范？这是比中国古代一切“大丈夫”和“圣人”理想的总和，还要巨大百倍的宇宙风声，是真正的神迹，正是这样的神迹，导出了基督徒的殉道精神。
许多人可能会询问，上帝为什么听凭人间发生许多苦难？
其实，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所行的事是出于爱，就知道上帝并非高高在上旁观人类的痛苦，而是以三位一体的方式参与了我们的受苦，并感到切肤之痛，例如，耶稣受难时，圣殿里的幔子自上而下地裂为两半，并且天昏地暗……（《路加福音》23章）尽管那时还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的主宰，足以颠覆杀害他的罗马政权和犹太圣殿。
世间的不幸与苦难，常以一定的比例呈现出来，车祸有一定的比例，病痛有一定的比例，遗传缺陷有一定比例，失业有一定的比例，各种事业的失败有一定比例，而衰老与死亡更是以百分之百的比例，辖制着一切人类。连使徒保罗都会问道：“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5:55 ）
上帝是否会把更多的重担分给自己的门徒？如此，则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一个人分担上帝的痛苦的程度，来看他在神面前的价值呢？“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2:3）因为“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同上2:4）
基督的精兵是这样的行事为人：“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提摩太后书》2:9-2:10）
1996年9月13日——1999年12月
◆仰望基督◆
●谢选骏
1996─1999年，纽约
（此笔记始于信主后的1996年5月2日的飞机上）
第一章基督复活
第1节基督显容
第2节十字架
第3节基督生平
第4节复活
第5节爱战胜死亡
第6节救赎
第7节门徒
第8节被救者
第9节此岸与彼岸
第二章上帝与人
第1节神国
第2节福音
第3节悔改
第4节祷告
第5节恩典
第6节运动
第7节世界
第8节灵魂
第9节上帝
第三章人本主义
（不分节）
第四章神学思想
（不分节）
第五章思想神学
（不分节）
第六章中国道路
第1节犹太人的恶行与悔改
第2节犹太人的前车之鉴
第3节耶稣作为犹太人的王
第4节中国基督徒的归属
第七章追随基督
（不分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仰望基督◆
第一章基督复活
第1节基督显容
第2节十字架
第3节基督生平
第4节复活
第5节爱，战胜了死亡
第6节救赎
第7节门徒
第8节被救者
第9节此岸与彼岸
第1节基督显容
（001）
耶稣复活，是亘古仅有的奇迹，我虽未逢其时，却得以蒙恩，穿越时间隧道，亲赌其圣容。
基督来到我临终的床前，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我感到他的灵体透亮，他的仁爱融化一切壁垒，他的平安征服一切野心，他的荣光托起流离颠沛的浮萍。
当基督降临，一切紧张的气氛突然消失。当基督触及我，世界不复存在。当基督融化我，我的身体如气，如水，穿流无碍，飘逸无踪——暖流是与基督合一，不再有自己。平安是从此没有危险，可受攻击的我已然虚化……我看见自己躺在雪白的床上，一派柔和朦胧的光毫无锋芒的，笼罩宇宙。
当基督临在，我不再有任何欲念，却充满“一切欲望都被满足的超然快感”。爱的极致不能与之比拟，世间的狂喜无法与之附会，寂然无动，无往不胜，仿佛涵盖一切的本体，行经我身。柔和超然的圣灵，洗净了岁月、储存了往日，寂然无动，无往不胜，追随他我能够穿流一切。
基督的爱是光，永恒如天穹。天地都会废去，基督的恩典不会止息，山水、草木、人物，无一不在基督之爱。基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
那美好天国，曾向我洞开，慈爱的天父，属灵的使者……从此我不再惧怕人的生死，不再忧虑明天的挑战。法利赛人的诡诈，不能动摇我对神的忠忱，圣殿里数钱的声音，不能使我怀疑圣经的真理。主看望过我一次，我会追随主一世。求主赐我这样的力量。
如果离开这样的基督，人生将多么空虚、无益。如果基督离开了我，孤自一人的坟墓，将是唯一的归宿，死亡将是终极的毁灭。活着，再不能离开基督，死了，更不能让基督离开我，人要紧紧跟随基督，像忠心仰望的宠物，这样才能得救，这样就是得救了。
即使将要下降地狱，那也不要紧，基督复活的灵体已经给爱主的人类，指出永恒的盼望、实际的出路：死亡线已被越过，地狱的痛苦，也胜了死亡的虚无！因为主也曾在地狱里，不是因为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主使地狱，获得了永恒的意义，而唯有意义的虚无，才是人生最可怕的经历。
基督的生平彷佛告诉我们：没有遭到逮捕，就不算获得了完整的人生；没有受过鞭伤，就不知英雄的业绩；没有濒临死亡的感觉，就无法接近永恒的生命；没有上过十字架，就无从得见上帝天国。
（002）
为什么，我现在经常热泪盈眶？每当我想起基督——他为我舍己，我哪配领受？然而，甚至两千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已经领受。而我哪能回报？所以便感怀，伤心，在孤独中想着：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实在超过我曾经历的一切不幸。基督，我的赞美不能回报丝毫，即使为主而死，也不能充分回报主十字架上的舍己。
那么，怎样才算“为你而死”呢？首先，我必须经得起测谎仪检验：是否能像亲眼目睹那样──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已经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审判活人死人。
这是因为，如果不信耶稣基督真的复活，我们就没有力量挣脱这个世界的捆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程度，是与我们信心的程度成正比的。如果一方面不是太信耶稣复活——只是嘴上相信或只是头脑相信，但感觉上却不大相信，不像亲眼目睹的样子——从而使得我们的浮生归入他的永生中；另方面，却又不得不接受信条和教规的束缚，不啻“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这样的日子可能持久？这样的信仰生活能够避免虚伪和沉沦？
（003）
我愿所有的门徒都能得到耶稣的恩典：就像亲眼目睹那样，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这现代科学家们很难承认的不可思议的奇迹！愿我们不仅相信，而且就像自己亲眼看见一样确信无疑。只有这样的确信，才可以使我们接通上帝无限的能源，使我们和永生的上帝可以发生随时交流的通讯……从此，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使我们那么烦恼、忧虑、恐慌或压力重重的了。
感谢上帝，基督的临在使我们战胜了恶魔。虽然我们仍然被魔辖制，但我们已经得以与天父上帝和好，得以在魔掌中大声赞美基督！撒但，从此只顾坑害我吧。可我就不谄媚他，就不和他的奴仆同流合污。基督，请不要离开我，主已经在我身上，打下了永恒的标记。基督，主的爱已经永远留存，我记得主的灵体是我灵魂的导游。
第2节十字架
（004）
人类史的根本转折，发生在施洗的约翰屈辱地斩首、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基督徒的勇敢殉道，是追随主的典范，迎接他们的是天国开启的光。从此，人类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征服了死亡与苦难。
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是基督，而非基督徒。以基督为荣者，并不需要自加的痛苦。上帝爱我们，而我们只要默想基督的恩，就归在基督里了。因为救赎要靠上帝的恩典，而非依赖我们自己的行为。基督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展示救赎的过程，从此我无法怀疑主的存在和他的慈爱。
撒但不再诱惑我了，不再怂恿我向上帝祈求非分的东西。因为我的罪性，已有太多属世的负累，现在我求主帮我卸去这些累赘，让我轻装前进，进入属灵征战的境地。
（005）
太阳不是光源，月亮不是光源，列星不是光源。基督才是光源，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消解时间、审判空间。当我感到被主解放，一种逐渐游漾的、移往自由的浑一，使我知道“死在主的十字架上”，是多大的福分。
愿我的生命，是对神的献祭，愿我的生命从此“向上”而不仅仅“向前”。以背十字架的姿势、在祭坛上写作：写下“与主交流”的心得，写下“沉思主的精神”。这样的写下，可称为“十字架前的临终忏悔”？
慈爱的天父、耶稣基督，我的主。十字架的奇迹穿透了我，使我知道，一切企图代替天父与基督而主宰我的，都是暂时的，因而是不配的。天父与基督的圣灵必将克服这样的不配，使我仅仅称颂那应当受到唯一称颂的唯一至上者。
永生的圣子耶稣基督，为救赎世人的罪而流出宝血，为此我们不能再向这万恶的世界妥协了。在任何艰难困苦、孤立无援的绝境下，我们都不能背叛基督的名，不能出卖基督的荣耀，不能愧对十字架的救恩。
信永生独一全智的上帝和他的圣子耶稣基督，信他在十字架上所启示的终极真理，即得救赎——即得神的特别赐福和特别保护。因为这信本身，就是救赎，而不仅仅是荣获特别祝福和特别保护的确凿证据。
我们沉痛地看到，主在民众的欢呼中、门徒的逃跑下，走上十字架。这样的欢呼和逃跑，不仅是耶稣复活的属世基础，也是耶稣复活的属灵确据，这一亘古未见的奇迹，体现了救赎恩典的必要性。
主的复活，使得罪恶的世界还有净化的可能。主的复活，赐给门徒能力，门徒的能力，是世界的光，是世界的盐。
在杀害基督的欢呼与颂扬基督的欢呼间，在背叛基督与效死基督间，其实只有一条界线：耶稣复活并证明他的神性。在背十字架赴死的路上，圣子耶稣曾经“三次跌倒”——这不仅体现了超量的痛苦是如何加诸人子身上，而且也显示了人的软弱和神的力量是如何克服这软弱的。如果人不软弱，上帝又如何彰显他的大能呢？上帝的救赎正是基于此。
（006）
主在十字架上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二十三章34节）然而，谋害主的犹太人却有祸了，杀害主的罗马人从地球上铲除了，犹太人则沦为人中渣滓——他们的语言业已成为死亡的标记。我由此想到：遭到世界审判并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这一事件本身，本身就意味着基督复活的前提。仿照耶稣的话，“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路加福音》十七章20—21节）“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也许比“神的国就在你们你们心里”更加贴切——因为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注入了人的罪性、原罪的天性，永恒性注入了暂时性，这就是救赎。这样的救赎，是原罪的“逻辑结束”。
（007）
用“羊”与“牧人”比喻信徒与主的关系，最为恰当。领袖与人民是同类，因此互相争夺食物与配偶而神与人并非同类，好牧人为羊舍命，但伟大领袖却不肯出此“下策”。基督的门徒并不与基督同类，我们永远都只能是基督的异类，所以，奉基督为“领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只是基督的家产，连“奴仆”都不配。
（008）
十字架是空的，正如主的坟墓是空的。要记念主的受难，更要记取主的复活。要记念主为我们赎罪，更要记念主应许的永恒生命。因此圣子耶稣基督不是遥远的异邦人，而是与上帝同在也与我们同在的最亲密的奇迹。他的爱绝对而无条件，足让我们逾越千山万水，抵达上帝的国度。
今天有许多教派（尤其是所谓新教和新派）的十字架是空的，正如主的坟墓是空的。这表明他们的信仰更多侧重于主的复活而不是主的受难。圣子耶稣那永在的灵体，已超乎万名之上、不在我们的世界中。主的受难虽然早已被主的复活所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切记主的受难，我们又怎能体会其复活的意义呢？如果我们不能体会其受难与复活的完整性，我们就会逐渐失去约束，逐渐滑落到那些拒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罪人的行列中。主的仁慈还被他们的恶，也被他们行列中的我们的恶，继续钉在无形的十字架上。于是主的能力要在人的身上复活，消灭这些恶势力。赞美主。如此的消灭，是最好的赞美。
（海牙国际法庭前面四根“四维布列”式的纪念石柱，是否即是显现了这样“中空的十字架”镶嵌在苍穹？不论其设计者自己的创作意图是否具有这样的意蕴，我毕竟可以进行自己的理解。）
（009）
自从使徒保罗（St. Paulo，Apostle Paul，10—67年）以后，我们对十字架的奥秘有了认识但也有了误解，因此，今天我们需要澄清的是：世界上有三个十字架：
第一个十字架是钉死救主的，它因为宝血而成为神圣属灵的。
第二个十字架是钉死那位悔改认主的，那与耶稣同受钉刑的强盗。
第三个十字架是钉死那位不肯悔改的，与耶稣同受钉刑的强盗。
A、我们每个人迟早得钉上一个十字架，不论人与耶稣的关系究竟如何。
B、我们包括我们的祖先所钉的十字架，不是耶稣所钉的那个，而是罪犯所钉的那两个之一。
C、“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并不必然得救：“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阿，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选择耶稣身旁两个强盗之一的十字架，不仅是每个人临时的任务，也是他一生的不可逃避的标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圣子耶稣面前显出了强盗或窃贼的本相。只有口中承认圣子耶稣，心里相信基督奥秘，才使得十字架成为再生的保障。而基督的奥秘，其要义就是主的复活。
“基督十字架的道路”因此可以含有三层象徵意义：
A、个体命运的、英雄式的、视死如归的；
B、社会历史的、反败为胜的、围魏救赵的；
C、灵魂得救的、做神喜悦的事、与神合一的。
总之，基督十字架的道路是“继绝世”的唯一道路；如果背个实体的架子“只在今生有盼望”，那不过只是罪人的第二种类的十字架。这第二种类的十字架虽然没有出息，但还是比第三种类的十字架好一点。出卖耶稣、售卖福音、贱卖上帝的“伪装的十字架的道路”，应该被归类为第三种类的而非第二种类的十字架道路，那是相当典型的“狐假虎威”，是“披着羊皮的狼”所遵循的强盗战略。
人终有一死，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悔改不悔改──我们迟早都得钉上某个十字架：或是第二种类的悔改者的十字架，或是第三种类的拒不悔改者的十字架。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而不是在教会组织的权威面前、商业活动的金币面前、乌合之众的掌声面前、世俗当局的暴力面前，让我们选择悔改者的十字架而拒绝拒绝悔改者的十字架吧。尽管我们青春时代是如此赞赏列宾（Ilya Efimovich Repin，1844-1930年）的画作《拒绝忏悔》、《宣传家被捕》——但即使列宾，也没有忘记画出《基督在人们面前出现》的精彩。
十字架，不仅是基督救恩的法宝，且是人类命运的象徵。所以，哪怕仅仅为了自己，为了迎接我们注定的毁灭，也需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吧。“被领着走”，总比“被拖着走”，要好一点。让我们在预定的审判面前，保留一点起码的尊严、风度和主动精神吧。
（010）
耶稣基督受难受死的十字架，那不是珠光宝气而是血迹斑斑的十字架──是我最后的避难所。只有在这里，失去国家、骨肉分散的流亡者，才得以安然入睡。否则各种梦魇就会进入我的梦，惊醒过来，怀疑主是否已经弃绝我，心怀无名的空虚。
“王”的图像，好像上下封顶的十字架，好像是局限人间、封闭通往天堂与地狱的十字架——“王”把人的活动局限在今生，“王”因此是属世的凯撒。所以耶稣说，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
“十”字架，则是拿掉上下封顶、贯通宇宙的“王”，故号“万王之王”的救赎象征。十字架的上端指向天堂，下端指向地狱，“十”不具有“王”的垄断性、强迫性，“十”全然开放，“十”独一全智，“十”是超越这罪恶世代、堕落世界之上的至高审判者。“十”比“王”更为“传神”，“十”表示救主不是自我中心的封闭体，而是与世界交流的融合者。人所面对的是，随时随地“天堂或是地狱”的抉择，让你自己作出选择性。然而，除了信靠主的宝血与宝血激活的福音，人要想得救其实是别无选择的。救主向世界转送他的救恩，得救的人于是活在他的恩典里，并与他连成一体。
（011）
十字架具有驱魔的功能，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是“人生末路”、“事情已经坏到极点”的标志，既然事情已经坏到了极点，魔的一切恫吓与利诱也就不再起作用，“债多不愁”，“既然已经输光，一切也就不足为惧了”。
所谓“人生坏到了极点”盖有两层含义：一、人心坏到极点以致把上帝的化身钉在十字架上。二，人生的苦难在耶稣上十字架这一事件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我们有谁，可以在基督面前妄称自己是孤独的呢？因为基督为救赎我们的罪，最为孤独地死在十字架上，甚至遭至其亲族的质疑和其追随者的背离。我们又有谁，可以在基督面前宣称自己是无罪的呢？
在基督的“无罪的孤独”面前，我们的“有罪的苦难”被洗掉了，一如我们的罪被洗净。我们现在既然痛苦万状，难以自拔，但将来回过头来看，这样的“痛苦”何尝不是“神的赐福”，也许是为着要叫我们得着更多的属灵装备、属灵恩典、而为我们在预备更多的属灵福气。
基督卸下我们的劳苦重担，不是叫我们从此可以挥霍无度，而是让我们与他同背十字架，他催促我们不要再为日常生活而去劳苦卖命，而要设法去赢得十字架上的复活。对于必死无疑的人们，这就是福音，就是救赎，就是天国。所以耶稣说“天国就在你的心里”。这就是说，处境再坏的人，只要面对圣子基督的受难事件，也将足以低头沉思，免除了多余的抱怨。这样的天国进入了他的内心，他也就在天国里了。
犁庭扫穴的击打，是主的恩典：若无国破家亡、民族迁徙的连根拔起，十字架上的救恩，又如何通过福音、燎原世界、收割万国？基督的光，如此穿透国破家亡的悲剧，使之预备了主的道路，“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
第3节基督生平
（012）
基督生平：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落入了魔掌，遭到犹太人的追杀。他在流亡中长大成人，热爱和平却横遭压制，不得不与罪人的社会发生冲突。这些冲突，使他在属世者们的眼中看起来，像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但实际上他并不是社会改革家，他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改造社会的——所以他号召放弃这个不可救药的世界，以便挽救迷途的羔羊，仁慈的主，要使徒彼得去“喂我的小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15至17节记载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么’，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主是灵，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耶稣要救一切信他的人脱离这罪恶的世界，而不是要“改善这个世界”，结果倒使罪恶的惯例得以绵延。
基督，永生的圣子，也不免受到这个魔鬼统治的世界的残害，不能免除永生的上帝定意的苦杯？因为主以爱而不以恨征服世界，主用良善来征服统治世界的魔鬼。
魔鬼的诱惑不能使基督动心，魔鬼的恐吓不能让耶稣丧胆，因为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圣子。于是魔鬼转而对人类下手：挑动猜忌，企图动摇人的信仰，尤其动摇人对神的信靠。
基督耶稣为实行救赎的计划，下降到尘世的苦难和罪恶中。这样的爱出污泥而不染，这是因为他是神。若非因为他是神，就无法抵抗肉体存在而产生的恶。充满紧张与运动的生命世界，缺乏善良的容身之地，物质的存在必定造成非人的压力。撒但曾诱惑圣子耶稣，许以统治万国的权柄。可见，魔鬼的势力确实控制在“这罪恶淫乱的世代”中载沈载浮的世界各国。但道成人身的人子基督，断然拒绝这属世的成功而选择了十字架的艰辛。我们由此知道，属世的成功往往是魔鬼的诱惑与陷阱，而非上帝的赐福与救赎；人要维系自己的信仰，就要“排除魔鬼的干扰”。
199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从山上高速公路飞驰的车上，看山下的德国斯图加特市区的万家灯火，领悟到主在山上的孤独中，却拒绝了撒但万国荣华的极度诱惑，确实内含超人能力以外的神秘。圣子耶稣一眼看透撒但许诺“这世界”的虚幻性，人子穿透世界之雾、世界之幻，投入永生上帝的属灵真实。坚守上帝的正道，实属超然之举，只有上帝的圣子才能如此。我们仰望主的典范，却无力按照主的规矩行事，因为主的典范和规矩远出我们的能力、罪性的限制。但也因如此，主的典范和规矩，刺入人的灵魂。
弥漫世界的灵，较之世界本身更为真实：他是普遍的且颠扑不破的。超一切理者，唯有基督。而“在基督里”，就“凡事无所不能”：最矛盾的事体受到综合，最极端的观念受到中和──凭基督是神的话语，故能以神的奥秘，表达人的理性无法理解的上帝之国。相反，经常标榜“超一切理的佛教”，倒是理性主义的或至少诉诸理性主义的论证方式的。异教的诸神都已衰颓老去，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亘古常存。他扣击人的灵魂，永不衰竭。每当神像破碎、教堂倾倒、神职人员败坏，福音却又开始注入愚人的心田，长出通往神国的参天大树。
（013）
耶稣基督具有赦罪的权柄，而且他的仁慈还使他接受那些杀害他的人们及其子孙后代的祈祷，并求天父赦免他们的罪行，甚至免除他们应受的惩罚。但一切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切不可忘记：我们是人而不是基督，因此我们并无权柄赦免那些杀害基督并至今仍然敌视上帝的人们。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爱自己的仇敌，但是不可爱上帝的仇敌。耶稣基督确实说过“爱你们的仇敌”，但他并没有说“爱上帝的仇敌”。遵循主的教导，我们应该释私怨，但不可懈公仇。耶稣基督说要“爱人如己”，而我们自己所得到的最大恩典就是信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圣子，因此基督徒对他人最大的爱就是促使不信主的人们信靠主的救恩。这正如我们自己已经完全杜绝了的罪恶，才可以去敦促别人弃绝。万万不可出于“嫉妒罪恶的心理”，而斥责别人的罪恶，以便迫使别人把犯罪的机会留给我们自己——尽管那是人之常情，但却与基督的爱不能相容。
“爱人如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也是主给我们的的爱护。试想，世界上的痛苦，多数是因为不能做到爱人如己才会发生的。当我们被人损害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做到爱人如己，就不会有什么痛苦了，因为我的损失岂不就是他人的收益？
“爱人如己”的一个更深入的理解是：对自己要严厉。换言之，唯独对自己严厉者，才有对人严厉的资格；他的严厉才是爱，否则他的严厉就是嫉妒与虐待。爱人如己，就是把自己视为珍贵美好的东西给予他人，而不是把自己不要的东西硬塞给别人。有的人只管向别人推销福音，却不愿意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不帮一个最小的忙——这是假基督徒。当然，爱人如己也不是要求一个人“对别人要比对自己好”，否则就是矫情了；爱人如己是要求一个人把别人看得和自己一样重要。
耶稣基督，是圣子而不仅仅是圣子，是人子而不仅仅是人子，他因此有权要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路加福音》十四章26节）因为“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十四章27节）这样看来，人若不在属世的道路上走入绝境，就很难开启属灵的国度的。因此“恨自己的性命”是与“恨自己的亲人”等列，而不是“爱自己的性命”与“恨自己的家人”并存。另外，在主之外的他者，谁有资格与权柄，能以基督的名来要胁别人、并要别人为自己献出一切呢？有些神职人员，利用主的名义却堕入犯罪的深渊，要别人养活他们像“侍奉神”那样尽心尽力。其实他的肉体并不比别人的高明或圣洁，他们让别人来养活了自己的肉体甚至养活了自己的家族成员，怎能不玷污自己的灵魂呢？
（014）
在亚伯拉罕以前就自在的、犹太王大卫所求告的主基督，当然无法在种族上简单定义为“大卫的一个子孙”，更无法定义为“一个犹太人”。即使退一步谈文化，即使退一步谈文化，耶稣也不是迦南地区的产物，而是广采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等各处素材，具有世界性的比喻、象徵、意义——如“避祸埃及”的事迹、“东方三博士”的巴比伦与波斯背景、“登山布道”疑为希腊式的依山而建的巨大圆形体育广场。最重要的“上帝的独生子”和“我们的父神”的称谓，显然也不合犹太人的习俗，反而近似巴比伦、希腊的“神的儿子”与中国的“天子”。但在巴比伦、希腊、中国的社会里，天子是世界的统治者而非颠覆者与审判者，而耶稣基督却是世界价值的分别者，所以圣子是无可比拟地尊贵。
上述区别，不仅构成《新约》和《旧约》之间的飞跃，也使耶稣基督从加利利走向耶路撒冷，也使福音从以色列传布希腊、波斯（巴比伦）、罗马、埃及，最后成为全球范围的救赎。实际上，这“外邦人的光”并非“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所造成，因为早在耶稣基督的诞生（甚至诞生之前的预言）、成长（避难埃及）、受洗（区别于旧约的标记割礼，是普世性的新约标记）、诱惑（魔鬼许以天下万国而非犹太一国）、传道（希腊演说式的）、死亡（罗马的钉刑，而非犹太的石刑）、复活（同样不合犹太思想传统，而似埃及与波斯的宗教理念），嘱咐信徒传道世界（超越祖先崇拜的部落性质，而有高级宗教的世界气象）的系列事迹中──上帝之子的这部超然史诗，就以福音的形式展现出来──奉耶稣的圣名祈祷。阿们。
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但是耶稣却一再“逾越律法”，破坏安息日、纵容门徒拔麦穗、接触不洁者、行犹太人眼中的“不义”……为什么？因为耶稣的“逾越、破坏、废除”，乃是更高意义的“成全”。耶稣基督的到来本身，就是成全。基督耶稣成全了一切的圣名。基督来不是要致太平，乃是要动刀兵，但基督的动刀兵就是太平。基督何须废除律法和旧约，因为基督来，赐予旧约以新约的完全，从此，旧约时代结束，世人的心不再活在犹太人的黑暗权势下，不再受到罗马人的摧残与辖制。
为什么是犹太人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群杀死了耶稣基督？因为上帝要通过这一事件中断他先前赐予犹太人的选民地位、宣告各个民族一律平等的普世福音时代的降临？
犹太人通过耶稣受难这一事件被证明为罪恶重大超过其他没有受过上帝“特殊恩典”的民族，所以必须受到特殊处罚。上帝通过耶稣受难这一事件，证明了他对全人类的普遍眷爱。
耶稣基督出现在犹太社区，或许是偶然的；但基督耶稣作为人类的救恩，则是必然的。永生上帝的圣子道成肉身，落在犹太人中而不是落在埃及人、希腊人、中国人中间，这是依据当时的普及救恩的需要，而不是永生上帝对犹太人本身的偏爱，否则，就无法解释犹太人为什么会产生背叛上帝的行径，以及犹太人为何精心策划巨大阴谋，以杀害基督。
基督就这样被交在新约时代的外邦人──犹太人手中，被外邦人──拒绝基督的犹太人鞭打、处死……基督多么孤独！祖国、亲人、朋友、门徒，全都背叛了基督，弃主而去。因为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圣子，罪恶的世界容不下圣子的真光。犹太人处心积虑地扑灭圣子，但天父却预定圣子在第三日复活，并获得审判世界的权柄。
（015）
除了基督耶稣以外，没有人能预测并执行自己的死亡，并为杀害自己的凶手祈祷，请求神的赦罪。
我们都感谢耶稣宝血的赎罪功能，但是在这种感谢后面，是否隐藏着我们的险恶、诡诈和巧言令色的罪？我们难道不是企图通过耶稣的受难，来为自己牟利？
基督的复活仅仅是一种“胜利”吗？当然不这么简单。否则基督的受难岂不成了一个“失败”？上帝之子本来就是永生的，因此复活是必然的，哪里需要类似复活这样的胜利？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是上帝在显明我们的罪，并给我们机会，以信仰、顺服来取得赎罪的可能。基督的复活，是他“本相的呈现”，是当然之事而非意外之举。如果那是作为对于失败的一个“胜利”，则总是含有再度失败的可能的。
《约翰福音》结尾处写道：“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这潜在之书的全部，超越了“福音书”以致整部圣经以及全部可以理解的基督教。由此可知，人们对上帝和救恩的见证，不是上帝的全部启示，不是上帝的全部存在，更不可能是上帝的全部存在。
多遍拜读《约翰福音》这被人称为“最具希腊神学性的福音书”，依然发现其信息没有超过《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在平凡中见神奇，让我们在“人子耶稣”身上，看见“圣子基督”，是如何从伯利恒的马槽，走上各各他的十字架的。
第4节复活
（016）
当我席地而坐，人类显得多么高大，甚至像是莎士比亚笔下那么完美的人物如天神。然而，当我屈膝在十字架下，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一切人事终于变为尘土。属灵的基督，你的灵无远弗届，你的爱渗透顽石，你的生命贯穿生死：不论天上的、地下的、还是地底下的。
此三界本相通：天上的灵体堕落地上成了肉体，地上的肉体堕落地下沦落为泥——这就是人的犯罪宿命。只有基督的爱，可以抗拒这一宿命的堕落，使被选并因被选而爱上帝的人们，得以重返上帝的国。
在基督复活的激励下，我渴望不断向西方飞行，每一天都被延长。
在基督复活的激励下，我渴望不断向东方飞行，每一天都被加速。
在基督复活的激励下，我更渴望在原地，以灵性感受主的存在，向上飞行，溶解其中，随他而去。在身体的飞行中得到主的赐福、主的鞭笞，以无垠的宇宙作为我家。
（017）
世间的万神都是要人们去供奉他、献媚他；只有耶稣基督不是，基督是流自己的血为世人赎罪，并把自己的身体赏赐门徒为圣餐：“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吗哪，还是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51—58节）
人本身就是神创造的，真正的神当然不需要人的献祭，甚至不需要人的赞美，真正的神是爱我们的，仅仅是出于爱，才帮助我们；而不是为了换取献祭与赞美。我们不仅从理性而且从经历知道：基督不同于异教的神。后者需要人类奉献的祭品，基督则把自己的血和身体，赐给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约翰福音》第三章16—21节）凡得此灵性注入的葡萄酒与饼者，就与基督同在，并分享主的荣耀与永活的生命。
基督所望于人的唯一反馈，不是物性的祭品，而是灵性的信心。此信心使人得以“在基督里”。“我们的神是活的、仁慈的，而且令人敬畏。他干预我们的生活，当他特别爱我们的时候，就会医治我们，以致击打苦待。”当有人轻慢地说“上帝已经死了”，这个人的灵魂就完全死了，能进疯人院，已经是神对他的厚待。上帝要他如此这般地“活著”，替神向世界作见证。
愧疚感，于是使我们得以亲近基督。因为我们的天性倾向于作恶，靠自己的努力，行不出由衷的善来。只有面对永生上帝的纯洁圣子所产生的内心愧疚，才使我们有可能变得稍微良善一点。
无论在特定场合，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行动有时也是一种行动，也许是更超然的行动。拒绝行动，才拥有完善的观察力和观察角度；而卷入某种活动，则无异削弱观察的中立和敏锐。属灵之事与属世之务也是如此，唯有适当拒绝属世之务，属灵之事方能突现与成就。
物性如水而趋下，人性亦如是而堕落。只有永生上帝的儿子，拒绝人性的堕落，物性的趋下：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追随灵性以致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从此之后，人类身上尚未彻底灭绝的灵性，因基督的勇毅之举，得到救赎。
是的，在耶稣的福音中，得到基督救赎的，并不是“人类”，更不是国家民族这些人类自己的创造物，即，不是取死的身体。得到基督宝血救赎的，实际上仅是“灵性”，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日常生活的那种“违背动物本能的反常行为”。人的灵性也就是“对上帝的无条件的信仰和爱，以及放心地依靠”。在这种意义上，个人在上帝眼中，可能比整个的国家民族还要宝贵，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而国家民族不过是人自己创造的！
（018）
圣子耶稣复活后，只向信徒显现，不向非信徒显现。这是因为，不信他的，已经注定灭亡，罪无可赦。这个世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得救，否则上帝的公义何在。基督也是要带走一个，留下一个，免得让那些投机钻营之徒混水摸鱼，骗取救恩。而唯有信他的，不被灭亡，反得永生。
基督──耶稣复活，已经把人类历史的全部意义表明了出来。这就是对历史本身的超越、否定和清算，轻装前进，拿走一个，留下一个，以死亡线分割一切，审判一切，把前所未知的恩典赐予那些没有被历史所毁灭的灵魂。因为我们面前的历史像是一个无情的屠宰场，它砍下那些无用的橄榄枝，扔到火里烧掉。
复活后的圣子耶稣，通身是灵体，并光耀形体，甚至镀而化之物质世界。而人即使是伟大的圣徒，死后也仅得“灵魂一缕归回天国”。拒不悔改的罪人，则由于彻底堕落而消解了灵体的残余，与物质世界一同毁灭。其形态宛如火星四溅而终归殒灭──除非，有来自更高光源的救赎与融一。
（019）
为什么必须承认圣子耶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才是一个“好基督徒”？因为所有的人类的罪性已经预先注定？如果主不行复活的神迹，世人还是不会承认圣子耶稣就是基督。尽管主一再告诫“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结果还是要被人性来“检验”，只有在经历了复活事件之后，才被这个世界的罪性所承认，并被决心悔改的罪人奉为永生之主。
对主的崇拜，正是如此这般地建立在我们的罪性之上，所以，对主的崇拜本身，并不能救赎我们甚至不能赦免我们；而能赦免并救赎我们的，只能是圣子耶稣基督白白赐下的恩典，即人类原本不配得到的救恩。
（020）
《新约全书》的二十七卷中，有二十三卷预言耶稣会再来，保罗书信每五节就有一节提及耶稣必快再来……这种经久的仰望中，是否隐匿著人的某种怀疑、推诿和怯懦？
如果主不再来了，我们的信仰就可以动摇吗？如果我们的信仰无论如何都不可动摇，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反覆强调呢？是信心不足，因而需要“吁天”以为支持？
圣子耶稣的再来，是来审判并毁灭这个万恶的世界。这很重要，这种前景使得受到诱惑的大众，可以和罪恶的生活保持距离。而只有不再盼望能在生前晋见再来的主，同时保持对主的忠贞的人，方能面对福音书作者和使徒保罗没有面对过的诱惑与陷阱，即在西方人的“文艺复兴”以来所开辟的现代罪恶中，保持距离因而也就保持了平安。
现代科学可以否定主的复活、他的再来与他的审判？这也许可以动摇古人，动摇那些对现代文明的超级污染缺乏免疫力的人。但对我们，这已不再重要，问号并不是否决的论据，而只是超然飘逸的“神的奥秘”。
基督复活，不会再给罪恶的世界以机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要来审判并毁灭这罪恶的世界。由此可见，基督之后的殉难者，只能是基督徒，而不可能是基督。基督不会再给世界以第二度杀害他的机会。所以，一切企图或是正在自立为王的“洪秀全主义”可以休矣：宇宙间只有一位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父上帝的独生子，因著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使徒信经》）除此之外的一切救主（如洪秀全和许多正式受洗的神职人员等），不是虚妄的，就是冒充的。因此他们只能受难，而无法从死里复活。
（021）
在基督的神性面前，甚至，谁宣称自己完全“理解了耶稣基督”、“掌握了耶稣基督的精神实质”，我就会怀疑他的脑浆，是否够用了。
耶稣基督和他的奥秘，是我们可以全然“理解”的吗？不。我们这些罪渍斑斑的尘土，最多只能“猜”他的话语（作为寓言和预言），而那谜底，永远握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彷佛眩目的七色光。
第5节爱战胜了死亡
（022）
爱战胜了死亡：自从基督──独一真神的独一之子──来到世上，死亡的性质就改变了。从此，死亡不仅是作为“对罪的惩罚”而且是作为灵魂升天的门。基督不仅与我们一同受苦，而且比我们“更苦”，并征服了这苦和最终把死亡变为灵魂的考验（灵性的洗礼）。这就是开启了新约时代的福音：爱战胜了死亡。
这就“是”救我们脱离魔鬼辖制的基督受死这一事件中的意义。
“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约翰一书》第三章14节）“因为神就是爱。”（同上第四章8节）上帝不仅是爱的源泉，而且是光的源泉。尽管并非只有光和爱才源于上帝（否则我们就成了奥古斯丁信主之前那样的摩尼教徒了）。尽管灵是分成各层级甚至分成善恶，如圣灵与邪灵等。但是耶稣基督的能力，确实来自圣灵与善。耶稣基督的能力不仅来自他的受难与复活，而且来自他的爱，来自他先天的圣子身份。基督的爱是人所不能的，但在神却是无所不能。基督的爱，来自他对我们这些根本不值得被爱但又渴望被爱的人们的爱，来自他对我们这些渴望被爱但又吝于爱人如己并斤斤计较他人回报的罪人们的“完全无私的爱”。他是上帝的圣子，却为我们的过犯受苦、受死，被我们的罪孽所压伤，被上帝遗弃，交给阴间三日，承受人间最大的苦难。
正是由于基督的爱，摩尼教徒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亦作Augustinus Hipponensis，354—430年）得以成为拉丁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
拉丁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亦作Augustinus Hipponensis，354—430年）曾经是一名摩尼教徒。但由于极为聪明，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依然不仅是天主教的圣人，也是新教的榜样。这位反覆三次的改宗者出生于北非，在罗马受教育，在米兰受洗。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论美与适合》等书。他把哲学和神学调和起来，以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
原本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奥古斯丁，成年后却改宗二神论的摩尼教共有九年。但是到了公元380年，罗马君主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颁布赦令，禁止基督教会以外的任何宗教活动，并焚毀所有异教作者反对基督教的作品，这一年奥古斯丁二十六岁，这以后他面临信仰的选择因为坚持摩尼教就意味着触犯法律了。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六年以后，386年秋天，三十二岁的奥古斯丁再度改宗基督教。
392年狄奧多西一世再次公布法律禁止在任何场所向异教神祇献祭，同时规定基督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因此，这一年一般被看作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开始。而在此前一年，聪明的奥古斯丁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专业神职人员……后来还积极参与整肃“主张教会纯洁”的多纳特派信徒。
在《狄奥多西赦令》之前六十年，公元321年的《米兰赦令》所宣告的宗教宽容，为迫害基督教的历史运动画上了句号，基督教赢得了贵族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支持，但是在罗马帝国，信仰还是自由的，所以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可以背离他从小的基督教信仰，改宗摩尼教。但是公元380年以后坚持摩尼教就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了。
这个发展自然使得识时务的奥古斯丁怀疑摩尼教的能力了。于是他去见摩尼教的一个领袖，结果这个领袖在教理上也难于自圆其说，这使得摩尼教徒奥古斯丁陷入失望。后来他读到新柏拉图派一位哲学家的传记，看到那人也是在老年归向了基督，于是受到触动，相信基督教的上帝不但是一切良善之源，也是一切真实之源。后来他听米兰主教安波罗修（Sanctus Ambrosius，约340—397年，四世纪著名教父）讲道多了，又对教会的权威留下极深的印象，而这位安波罗修出任主教的时候据说还未受洗礼。最后征服奥古斯丁的心的，则是埃及的修道士，他们高尚圣洁的生活，使见异思迁的奥古斯丁自惭形秽为情欲捆绑。一天他悲痛自责，奔向花园，伏在树下痛哭。忽然仿佛听到儿童的声音说：“拿起来读吧！”他抑制着眼泪，拿起《圣经》打开，这段经文落入视线：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圣子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十三章12—14节）
“特派传福音的使徒”保罗的书信，使奥古斯丁心里获得了平安，他感觉上帝而来的能力可以胜过自己的罪恶。奥古斯丁再度改宗成为基督徒。这正应了主的话语：“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9节 ）
奥古斯丁最为流行的作品《忏悔录》，就是这一极为复杂的生活历程的“说明”。他不得不向世人解释他的信仰改宗为何发生得如此巧合于政治气候的转变。《忏悔录》原名“Confessiones”，拉丁文“承认、认罪”。
卷一记述作者出生至15岁的事迹。卷二、三，记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卷四、五，记述他赴米兰前的教书生涯。卷六、七，记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卷八则记述他一次思想斗争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卷九是他皈依基督教后至母亲病逝一段事迹。卷十是分析他著书时的思想情况。卷十一至十三，则诠释《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神六日创世的工作，在歌颂中结束全书。
可以说，《忏悔录》是一篇诗意浓厚的长篇祷文，也是一个背叛上帝的罪人在世人面前卸下自己“秘密”的记录，他向上帝吐露自己的言行和思想，也是为了向教会里的敌对派系交待自己改宗的由来。奥古斯丁表现得很像一个灵魂解剖家，把灵魂放在上帝的祭坛上，做精密而彻底的解剖，只是所解剖的不是别人的灵魂，而是他自己的灵魂。当我们阅读这个“隐私”时，其实在阅读一本改宗说明，看见一再悔改的人怎样不断地抵抗上帝的过程：“我在淫乱中， 勇往直前， 满溢着、四散着、沸腾着。”
《忏悔录》其实并非自传，也不是思想回顾，因为那些都是不堪回首。奥古斯丁说：“我愿回忆我过去的污秽和我灵魂的纵情肉欲，并非因为我流连以往，而为了爱上帝。因为我喜爱上帝的爱，才这样做：怀着满腔辛酸，追溯我最险恶的经历，为了享受你的甘饴，这甘饴不是欺人的甘饴，而是幸福可靠的甘饴；为了请上帝收束这支离放失的我、因背弃了独一无二的上帝而散失于许多事物中的我。”
奥古斯丁再度改宗基督教，难以回避社会的压力、功利的考虑。所以他的选择充满那样的痛苦，那是一种“叛徒特有的烦恼”。奥古斯丁这种人，和圣保罗、圣彼得那种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人。奥古斯丁是“追随胜利者的人”，而圣保罗和圣彼得却是“追随正义者的人”。如果说圣保罗和圣彼得是“神的仆人”，那么相形之下，奥古斯丁首先只是“人的仆人”，然后才看情况决定选择哪一个神。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奥古斯丁是一个见风转舵的投机者，实际的奥古斯丁要复杂得多，显然对上帝也还是怀有热爱和崇敬的：
“我问大地，大地说：‘我不是你的上帝。’地面上的一切都做同样的答复。我问海洋大壑以及波臣鳞介，回答说：‘我们不是你的上帝，到我们上面去寻找。’我问飘忽的空气、大气以及一切飞禽，回答说：‘安那克西美尼斯说错了，我不是上帝。’我问苍天、日月星辰，回答说：‘我们不是你所追求的上帝。’我问身外的一切：‘你们不是上帝，但请你们谈谈上帝，告诉我有关天主的一些情况。’它们大声叫喊说：‘是他创造了我们。’我静观万有，便是我的咨询，而万有的美好即是它们的答复。”
上帝具有无限的大能，为了彰显这种奇特的能力，
“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6节）正因为奥古斯丁在书中所流露的痛悔前非，且对自己的邪恶行动和罪恶思想作出了深入分析，《忏悔录》才最终成为晚期拉丁文学的代表作，成为为西方文学的原创名著。后来的卢梭、托尔斯泰等人的模仿之作，再也无法体现出这样的切肤之痛。
（023）
基督！基督！！基督是上帝与人所定的新约！圣子是新约的上帝形象！这新约就是爱。基督是爱的第一推动力。基督在创世的时候就与神在一起了：“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歌罗西书》第一章15—20节）
受难，是这个万恶的世界对基督之爱的极冷酷的答复：而复活，则是上帝对世界判决（这是由罗马总督签署的犹太人指令）的答复。受难与复活，是基督之爱的尘世命运。受难与复活的神迹，是基督的荣耀与表象，他的本质则是爱。爱是基督的动机、动力，是他行事的准则。哪里缺少爱，哪里就有了基督的光临在。
（024）
世界上有两种光：自然之光与基督之光。这两种光都不是人所能创造的。人最多不过是借光、反射光、行出光来，但无法成为光的源。所以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变得像是基督一样”。因为这不在人的能力范围内，尽管人在特定条件下，有时可以“行出基督的样子来”。
人们都渴望爱，但谁也不愿走出第一步。就像谁都喜欢钱，但谁都不够慷慨大方地花钱。“挥金如土”、“花钱如流水”，不过是叫花子的想象。在感情上也是一样：因为恐惧，怕被拒绝、怕被误解、怕没有回报、怕遭到遗弃；同时，也怕控制不住自己、怕卷入世俗的纠纷、怕陷入魔鬼的圈套——所以世界上便没有无私的爱，猜忌、冷漠和恶意与恨，最终占了上风。在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前提下，上帝与人的旧约已被瓦解，但新约却无法建立，于是世界只能落入魔掌之中。
这时，基督来了：他不畏拒绝、不怕误解、不要回报，准备好被遗弃、被交在魔鬼的手里，他因此成为不可战胜的主。基督不受魔鬼的诱惑，他能控制自己，为了彰显上帝的爱，基督不怕卷入世俗的纠纷，不怕进入死亡的陷阱──他是爱的第一推动力，他以无私的爱，把人的“EQ”也就是人类的感情从“动物水平”提升到“神的儿女的境界”。
（025）
欺骗人的人，遗弃人的人，或都是由于他先受过欺骗、受过遗弃，或是干脆他具有欺骗者与遗弃者的基因——欺骗者与遗弃者的命运，因此可以称为“欺骗的循环”、“遗弃的循环”。世界由此陷入恶的循环、罪的报复，落入“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魔鬼圈套中……基督来，就是要以身试法、破解魔鬼的圈套、还原上帝之爱。基督是爱的第一推动力，基督是爱的化身；他示范：尽管爱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能战胜魔鬼、彰显新约、荣耀上帝者，唯有爱。
我们彼此之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只有基督对我们的爱是完全没有先决条件的。所以当我们被这个世界的苦难所压倒，被世界的欺骗的循环、遗弃的循环给碾压给粉碎的时候，除了在基督的光里重获爱，以解除欺骗与遗弃的魔法外，别无他法。爱，就是效法基督，爱人如己，就死摆脱欺骗、遗弃的循环。
基督的爱，像是征服心灵的剑，具有世间最为锋利而且无远弗届的光芒。足以破除一切魔法，一切犹太人的诡计。基督的剑就是爱，足以从内部攻破最为坚固的城堡。而上帝的城却不是建在这个世界上，而是矗于天国的磐石──基督不是废去乃是成全，因为基督的废除乃是根本的成全。
“世人若恨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福音》十五章18──19节）由此可知，1、凡前来就光的，可以被光洗涤而不被定罪；2、凡前来就光的，相形之下也是恶行较少，比较容易得赦免的。
（026）
道成了人身，活泼泼地来到我们中间……
这道，本是语言、理性、逻各斯；而一旦成了肉身，便不再是语言、理性、逻各斯，而是对语言、理性、逻各斯的完成。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其重点在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6节）道路和真理，已被基督的生命所超越。反理性主义，在基督的肉身中，重新变为真光、真理之光、唯一理性之光。
（027）
我们不是由于追随基督才变得孤独，而是由于极端孤独才追随基督──这就是我们“罪的本相”。孤独。被世界抛弃。与祖国、文明、家人和朋友的彻底分离……不知自己为何物，快忘掉自己的名字，不再记得以前的业绩……这样的日子，正是你的皈依基督的时辰。那十架上的基督的爱，已是你与这世界的最后的有机联系。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失去家国的人们所预备的最后晚餐；而且是免费的、自助的、恩典式的晚餐。当犹太人亡国之际，福音诞生了。当罗马人亡国之际，福音广布了。当中国人亡国之际，福音东渐了（明末）、播种了（清末）、扎根了（从苏俄开始支配中国的1924年直到如今）。
犹太人拒绝了基督，因此无法复国（现今的犹太复国是在没落的西方的同病相怜下进行的人为抽疯，或许将因缺乏上帝的恩典而夭折）。
当欧洲人在福音帮助下重建家园并日益壮大后，却背叛上帝、亵渎基督。现在五百年过去，终于艾滋病流行、同性恋猖獗、吸毒成风、盗匪横行了……上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惩罚”，但失去了上帝的恩典，人就无法再有平安。除非通过认罪、悔改，再度获得平安——拥有平安的人，方能重获上帝的恩典，并以基督的救赎，脱离内在的刑罚。
（028）
人只有在属世的绝境中，即在一切属世的支持尽都断绝的极端状态下，才能赫然望见属灵的生命——他这时醒悟过来：只有圣子耶稣基督爱你，只有他在支援你，并救赎你永劫不复的罪。
而当人在尘世力量的支持下怡然自得的时候，他实际上是陷在罪的捆绑中。因此，在这个属世的世界上最大的，在上帝的属灵的国度里，必沦为最小的，以致不得其门而入。
当我们彻底失去一切外物和对外物的倚靠时，就能份外清晰地体会到什么叫做“凭忍耐与信心活着”：对世界的忍耐和对基督的信心。因对基督的信心，活着并跃过死亡线，从肉体变为灵体，全然仰赖属灵的恩典。
“耶稣爱我，我爱耶稣”：当你被一切亲友背弃、被一切社会抛弃、被一切国家放逐、被一切政府通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只有耶稣是可以信靠的，你永远毋需担心失去他的爱。这样一位无私舍己救赎世界的主，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爱耶稣来赎罪，以重新蒙得上帝的喜悦，并因此敞开心怀让新的生命进入自己。然而，圣子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却又不是对等的，否则便不可能实施救赎的功效。所以，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主的爱，是净化，是点石成金，是人的爱不能企及的。主从世界之尘中，找回堕落的天使。要是主不再来，我们与注定朽灭的尘土何异。这也是“神圣避难权”的开始。
（029）
爱有内心的满足。基督对人类的爱和赎罪是无条件的，所以反过来，人对基督的爱则是可在尘世达到并保持的“最完满的内心满足”，这样的爱具有一种“天堂般的感觉”。人在尘世可以获得的物质之爱虽如黄金一样宝贵，但都是不完满的，不能像黄金那样持久和兑现，更加无法提供完满的内心满足。唯有人对基督的爱，可在尘世达到并保持“最完满的内心满足”。
耶稣基督的爱具有无与伦比的中介性：人子与神子相加的圣子。基督的爱是助人超越生死的不二法门。没有爱的灵体。就不能帮助人；没有灵体的爱，就不能超度人。唯有爱的灵体──舍身救人的基督耶稣，方能引导人的灵体重返家园——超越了虚无主义。
（030）
“爱”是宗教精神的抽象表达，同时又是信仰过程的具体落实；“爱”还是宇宙创造的原动力，是使万物得以“如此这般”地存在的普遍机制，“爱”也就是“道”、“理”、“法则”等等抽象之上的至上者；同时，“爱”又是人类的涤罪剂——是出死入生、行进永恒的属灵恩典，是由上帝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所表明出来的智慧。“上帝就是爱”，这爱的奥秘在于：爱是抽象信仰和具体启示的交融。所以有爱的宗教都生生光大，无爱的宗教都付诸东流。
但上帝不仅仅是爱。以任何尘世遭遇的“公正”与否，反过来“衡量上帝的旨意”，不仅毫无依据，而且亵渎神明。上帝拥有绝对主权，不仅是立法而且执法，上帝在自己所立的宇宙法则之上，拥有无限的绝对自由。我们如何衡量他？
人能够增添上帝的荣耀吗？不能。教会的使命是证明甚或加增上帝的荣耀吗？当然不是。加尔文的荣耀论也许比他的预定论更不济事，而且南辕北辙、自相矛盾。既然人自身的命运是“预定”的，那么有人参与组成的教会，还有什么自由意志？又如何能够证明、改变或是增益自己的创造主呢？
如果说，被拣选的人分享了上帝的荣光，那么他主要是荣耀了自己，如月亮以阳光照亮了自己。被拣选的人无法荣耀上帝，如月亮不能照亮太阳。加尔文说“人可以荣耀上帝”，这可比说月亮可以增加太阳的亮度，还要荒谬。何况上帝的灵性与人类罪性之间的歧异，还要大于太阳与月亮之间的差距。
人如果可能通过“效法基督”而接近上帝，那么与佛教通过效法佛陀而达到涅槃，有何区别？既然上帝高于涅槃，神性的基督高于人性的佛陀；那么在基督徒看来，主权就在上帝手里而不在修道者手里。基督徒之得救，是蒙拣选的，而不是儒教的修齐治平、佛教的禅静涅槃、道教的炼丹飞仙；所以，基督徒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随时仰望上帝的怜悯，并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紧紧追寻主的脚踪。
儒教的行不逾矩、佛教的无上正觉、道教的修炼湛深，但是，它们在面对死亡时皆成无用。平常不逾矩者，面对死亡时，也会变得行为错乱；沉思无上觉者，面对死亡时，也会变得神智慌乱；专精修炼者，面对死亡时，也会变得表情聩乱；──唯有信仰者，依赖比自己更高的存在、坚信死后的出路更好，面对死亡时方能平静安详下来。因为这样的人，所面对的死亡不是一条绝路，而是一条归途：堕落的天使，已被恩准“浪子回头”了。
（031）
灵体的爱，溅落尘世，激起万丈尘埃──化身为拿撤勒人耶稣的基督：和散那归于在天上的父！
爱与灵体的高度结合，就是人神一体，这显明为救赎的恩典。而“缺乏爱的灵体”，则是撒但的特点，是敌基督者。
（032）
运动中的感觉，免除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所以静止中的生存，比运动中的死亡更令人窒息，因为“静止中的生存”更加接近死亡的本质。基督为什么与永生的上帝同在？不是因为他静止，而是因为他运动：他从高贵降为卑微。变动不居的圣灵，永远“运行在水上”。这样的灵，赐我们以永恒的生命：位于死亡线那边的“另一种我们现在还无法想像的生命”。
面对基督的爱的福音，人的理性要么承认这正是神的默示，要么把耶稣判断为人间的“异类”。然而，如果耶稣是错的，那人世岂不是太空虚了？人的理性从此必将直面无限的黑洞，或是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就像一片树叶一样，那样死亡就像是落叶一样自然了──但那也许不是人的理性所能承受的。所以，即使为了避免理性本身的贬值和崩溃，也请承认耶稣是神！以此让我们得到最终的盼望！
（033）
皈依耶稣基督之后最大的内心变化，就是从“反抗死亡”到“接受死亡”，尤其因为肉体的死亡似乎成了灵魂与基督永远合一的前提。只要肉体活着，感官的作用、肢体里犯罪的律，总要经常反覆地诱使我们背离基督、背离十字架上的救恩。唯有一了百了地超越死亡线，方能最终抵达上帝的国。
主真是有求必应──只要我们祈求的内容是对的。例如，我求主把我从魔鬼的捆绑下解开，结果外在的奇迹就出现了。再如，我求主让我恢复久已失落的爱心，结果内在的奇迹就出现了。主怎么可能不在干预我们的生活呢？主的干预，甚至能使我们恢复青春！
我似乎知道了：如果上帝在属世的领域祝福并帮助了我们，一定是推动我们走向属灵的道路，得到属灵的生命。反之，如果我们在属世的领域得到神秘力量的支持和推动，以致获得成功，但结果我们却因此而离开上帝的灵，那么这帮助和支持，就是来自魔鬼的诱惑而非来自上帝的祝福。
（034）
这个世界是无法用人力来救药的，而只能仰赖神恩的救赎。这就是上帝的爱，也就是战胜了死亡的爱的福音。属世生命的要义，是如何寻求一个适当的“下场”，“为属灵的生命开辟道路”。这样就能“漂亮地脱离这罪恶满盈的世代”——不是逃世，不是“君子遁世无闷”，而是走向一个全新的而且前所未见的领域。
第6节救赎
（035）
救赎的含义是“救主的恩典”，“救主的恩典”之含义接近中文里的“救赎”而不是“拯救”。如此看来，有一些“文化基督徒”创作了“拯救与逍遥”这样的标题，却无意中泄漏了其作者对于相关的问题有些“望文生义”，在其“由东方到西方”的过程中，仅仅是以“东方游客”的身份到“西方宗教”中进行观察，结果不能得到西方居民的心得，更是远离了福音的本意。一言以蔽之，“拯救”只是华人基督徒对于“救赎”的一个误解。
拯救，只是“拉人一把”；救赎，则是“舍己救人”——拯救，则是基本上无需牺牲而且代价可以不大的援助，是无须十字架上的极端苦难就可以实现的。救赎，体现为十字架的流血、受难主的荣耀。救赎是典型的基督专有行为，由此赎罪所引领的是朝向永恒的属灵生命的终极皈依：由亚当夏娃的犯罪而堕落的灵体，由此获救。相对于救赎，拯救则是属于普遍启示的领域而非属特殊启示的领域，因此“拯救”也可以是异教式的概念。因此也可以说，“救赎”与“拯救”的区别，乃是福音与异教的最本质最精致的分野所在。
把“拯救与逍遥”相提并论，说是分头代表基督教世界与大中华世界的两种主流精神，更是大谬不然——因为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就算“拯救”代表了基督教世界的主流精神，但“逍遥”却无法代表大中华世界的主流精神，可以代表大中华世界主流精神的是“整合”而不是“逍遥”，而类似“逍遥”的精神其实在基督教世界也存在，那就是“科学”。所以我们说，在欧洲和中国可以对称的精神，是“拯救与整合”或是“科学与逍遥”。另外还要注意我们一直作出的这一区分：福音的基本精神也不是“拯救”，而是“救赎”。
让我们纪念并爱戴十字架上的救赎吧！我们要对得起这“出自爱”的赎罪。我们如果不想让基督的血白流，就需要明白我们的获救不是无代价的──而是属于宇宙史上最昂贵的一项计划：独一全智的父神因为如此厚爱我们，如此看重我们，以致让他一体同在的圣子来到我们中间，并为我们的罪受死：这就是救赎的代价。
在这样沉甸甸的爱面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屈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不放弃自己的傲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良善的人，要知恩图报、领受上帝的救赎。
（036）
回顾自己的救赎史，使我对属灵的生命充满了盼望。尽管这个“盼望”意味着，我经常怀疑属灵的生命是否确实存在。但是我知道属灵的生命台美妙了——有如卸去千斤重担，把滞碍一扫而光。一扫而光属世的滞碍，迎来光明充盈的宇宙，永远平安的世界，不可言传的松弛，像水一样柔软，在基督里而不是在自己的感觉里，会合宇宙之流，迎迓上帝国度的降临。
面对救主，我常自问：我真的配得今天的饭吗？但主却如此厚待我，赐给我每日三餐的饮食，更重要的是，赐给我们能够饮食的健康、让我吃得下去，又保守我一切平安。这并不是所谓“自然律”的作用，因为我们周遭的相反事例太多太多了，那些也都是属于“自然律”的范畴。所以我只能说：“活着乃是一个奇迹，而不仅仅是一个概率；活着乃是一个恩典，而不仅仅是一个偶然——愿主的灵，常怜悯我，并保守我在主所喜悦的正路上。“这样我便知道了：谦卑并不是为了讨主的喜悦而作出的外在姿态；相反，谦卑是内在的，是一种“充满感恩、因此充满平安、因此获得喜乐”的生存。
主的恩典──
主的恩典实际上已经降临在每一个人类成员的身上，不论他是否意识到或是承认这一点。自从主为我们殉难、赎罪的那一刻，救赎的恩典就已开始了。但异教徒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在知道了这一点以后还是拒绝承认，这就是罪的方程式。拒绝认罪、拒绝悔改，也就是拒绝救恩。在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我终于切身体会到：主的恩典在那些拒不承认主的罪人身上，甚至更为显著呢！以致那些拒不承认主的罪人们误以为，拒绝主的恩典也可以幸福平安、自然得救──可见主一直多么保守我们——那就是“太阳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而拜倒于主的圣名之前的人们，却会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恩典的剥夺”。说来惭愧，正是这一剥夺而非前此的赐予（“太阳也照不义的人”），使得我们醒悟到自己原来一直都是依赖主的恩典才活着的。这是在这一醒悟之后，我们才懂得“你们应警醒，免得入了迷惑”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的内心才开始接纳主，开始祈求赦罪并重获恩典。而这一“朝圣过程”，则必须从“知罪认罪”开始：浪子如果不能知罪认罪，就不会回头，当然也就无从回到家里、获得平安。
在这种意义上，我称意识到恩典并知罪、悔改、感恩之前所得到的恩典，为“原始恩典”或是“不义者的恩典”；而称意识到恩典并知罪、悔改、感恩之后所得到的恩典，为“救赎恩典”或是“算义者的恩典”；“救赎恩典”或是“算义者的恩典”更多属灵的成份，是基督的信徒所能拥抱的“宇宙之间最大的奥秘”。而“原始恩典”或是“不义者的恩典”也有属灵的成份，否则就无法过渡到“救赎恩典”或是“算义者的恩典”了。
“算义者的恩典”不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可以强求而获致的。例如禁食、祈祷、沐浴礼拜等仪式或“内心虔诚”、“行为得体”，是否就可以影响、修改甚至左右上帝的意志呢？对此应该大大地加上一个问号才对！而且，一个人如此热衷于“利的祈求”（求神给我……）而非“义的祈祷”（我愿为神……），是否可以称为“虔诚”，更应该受到极大的质疑。如果一个人为了逃避惩罚的不作恶、如果一个人为了获得奖赏而行善……上帝就不会额外报答他了，因为耶稣说过，那人应得的赏罚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给过他了：“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有古卷作必在明处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马太福音第五章46—第六章5节 》）
“救赎恩典”或是“算义者的恩典”，就是“活在主的恩典里”这一事实本身……“救赎恩典”或是“算义者的恩典”明白：即使我们如此罪恶累累，主依然没有嫌弃我们，甚至仍然爱我们，依旧赐予我们属世的福利。主这样做，并不是在继续纵容或是败坏我们，而是期待我们幡然悔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站立起来，不要错过最后一班救赎的列车，不要漠视生命的再次机会，不要滥用基督的怜悯：属灵世界的门，到目前为止还为一切罪人敞开着。但是人自己必须像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否则就无法获得解脱、领取救恩。
（037）
主为什么迟迟不对这个罪恶的世代，进行毁灭性的最后审判？主为什么一再容忍犯罪？是因为他不能惩罚罪恶吗？是因为他无法兑现承诺吗？也许他是爱每一个人，包括不可救药的人。也许他要救赎那些不可救药的人，他不愿走失命定的一只羊，所以他竟撇下同样命定的、没有走失的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失落的一只……所以我们应该思想：能够信靠这样的主——耶稣基督，该是多大的福份！信靠这样的主，就无疑是和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缔结了盟约”。
一个人如果因为获得遗产（比喻基督的救恩）而在银行里拥有存款一百万美元（基督信徒的恩典）却不知道（没有听见过福音）或是别人告诉他了（听过布道）、甚至银行都通知他了（参加过教会活动）——他却始终不能相信（接受福音），并且终始不敢去银行提款（领受福音），也就不可能把这款项用来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得救）──谁会不觉得这个人十分愚蠢，并为他的贫穷深感惋惜吗？可是，这正是许多拒绝接受耶稣为主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
相反，如果我们真能信靠主，我们就与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缔结了盟约，我们的所有行为方式肯定会发生惊人的改变化，正像一个“暴发户”！能想象一个百万富翁还像一个穷人那样度日如年吗？不能。但愿每个人都成为灵魂意义的暴发户，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因为获得遗产（基督的救恩）而在银行里拥有存款一百万美元（基督信徒的恩典），自己却不知道（没有听见过福音），而当别人告诉我们（听过布道）之后、甚至银行都通知他了（参加过教会活动）都始终不能相信（接受福音），并终始不敢去银行提款（领受福音），也就不可能把这款项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得救）！
如果我们真能与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缔结了盟约，就不仅能涤除罪性、承受赦免，而且能比较坦然地面对死亡。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又为什么害怕面对属世的敌人和这罪恶淫乱的世代呢？
（038）
有许多“基督”（比喻为“银行”）包括假基督，但只有一位基督耶稣（比喻为“上帝给我的银行帐户”）：有许多耶稣（比喻为“许多帐户”），但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比喻为“上帝给我的银行帐户”）：他是我的活水源泉，十字架是他的印记（比喻为“银行密码”）。但愿我们认准他的标记，这样我们才能进入上帝应许我们的银行帐户！
对圣子耶稣基督所赐救恩的信仰与体会（比喻为“大胆提取属于自己的存款”），使我们的生命进入一个新的国度（比喻为“全面改变自己的生活”），从此，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遍布前所未有的珍奇，新的发现比比皆是！我们不仅期待，而是已经体会，在没尝死味之前，就可能已经看见了神的国！
（039）
上帝并不遥远：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他的形象，他真爱世人，把自己的独一儿子降生为人，分享人类的苦难，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歌者祈求上帝，这样的祈祷永垂不朽：“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腓利比书》第二章6—11节）
否认以上的真理并不难，难的是我们如何应对否认之后的无限虚空？有人说，如果有上帝而自己却不是上帝，这是人的自尊心无法接受的。但是年轻气盛的的他忘记了，如果他自己就是上帝的话，那么当他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还有谁能来救他呢？正因为如此，《诗篇》中呼求主耶和华的歌声说“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二十二章11节 ），具有打动人心的永恒力量。
甚至无往不胜的大卫王也是靠着主的怜悯才能存活的。《撒母耳记下篇》和《诗篇》十八章都记载了同样的祈祷，是大卫向耶和华的吁求：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阿，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战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察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耶和华阿，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争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作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以先，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争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服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争竞，保护我作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事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服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阿，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
相形之下，《士师记》第一章19节则记载了另外的情况：“耶和华与犹太同在，犹太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某些圣经学者据此分析，这样的耶和华岂是全能的上帝？难道上帝耶和华真的“不过是原始希伯莱游牧人部落神”？至高无上的神秘，真的连铁车部队也对付不了？其实，《士师记》与《诗篇》作于不同的时代，自然体现了启示的不同方面。就像老师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设置的课程也有不同。对待圣经里面“互相矛盾”的许多地方，我们都要从这一角度加以理解，免得自己入了迷惑。
（040）
施洗的约翰被人卑鄙谋杀，而圣子耶稣却起来主动寻求献身！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表明，作为人子，耶稣基督是踏着施洗约翰的血迹前进的——而他所取得的人间最辉煌的胜利，也是在宝血之上完成的。即使人文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却在四百年后摧毁了罪恶的罗马！而窃据了主的圣名帝国教会，代表叛教者镇压完了多纳特纯洁派之后，罗马城也就在410年遭到洗劫和攻陷。罗马的这一沦陷是一个让叛教者的代表、神学家奥古斯丁主教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件，其实答案就摆在这个鼓吹杀害纯洁派基督徒的神学家面前：那就是帝国教会流了义人的血，所以必须悔改。所以只有在蛮族入侵以后，新的教会才由大格利高里于590年左右建立起来。而缺乏蛮族入侵这一洗礼的西亚、北非和东欧，在拜占庭帝国的控制下，最后不得不遭到阿拉伯人（北非）和土耳其人（小亚细亚和东欧）先后征服。但耶稣所传的福音，还是从蛮族入侵的一片荒野中，开辟了当今的全球文明。我相信，主以后还会让伊斯兰教的蛮族入侵继续鞭打腐败的基督教文明，以便让救恩临到每一个人头上。
在这种意义上，相信灵界的存在，相信灵界超然于属世事物的生生灭灭──并不是诺斯替主义，而是基督耶稣的真传。为了属灵的国度而摒弃属世的国度，这就是属灵的基督与属世的弥赛亚的区别，他们争战的国度是不同的；这也是永生上帝的独生圣子，与所有先知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这种意义上的耶稣基督的灵体，是我们永恒的堡垒，是我们回归灵界的中介，那是超乎“天人之际”的无限风云，这个上帝的国，与我信主之前“以普遍启示的方式表达的‘阳’和‘反压制’”，是不同的，是特殊启示，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天人之际”。只有基于这种特殊启示的末世论，人才可能为属灵的国度，而舍弃属世的国度。
（041）
圣子耶稣说过许多刺耳的话，不仅如此，许多话语在人的日常语言和逻辑、理性听起来甚至十分矛盾或极端相反……然而，这才是上帝的亲在，上帝的话语！福音是如此超越于人和人的日常语言以及所谓的逻辑、理性之上，因此福音才是上帝的奥秘，因此才是发自天庭，可以对人进行终极审判的“上帝的话语”。
福音的奥秘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在审判上帝，而是上帝在审判我们。尽管我们每天都在以自己的罪性和罪行在偷偷摸摸地试探上帝甚至反过去掂量上帝是否公义……但最终呢，上帝还是以他的公义来审判了我们的罪：或放逐、或赦免，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到底是放逐还是赦免？那是上帝的权柄，我们是无权过问的——这不是什么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受造的，因此我们必须服从宇宙秩序、“客观规律”。
（042）
耶稣基督不是“救世主”而是“救赎主”。也就是说，他并不拯救世界，他只是救赎个人；他的救恩不是针对物的世界，而是针对灵的个人！
这当然并不是说，圣子耶稣只与接纳其救赎的个体发生关系，而不改革社会；也并不是说，圣子耶稣的福音只是个人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等等。关键是，圣子耶稣是属灵者的救赎者，而非属世的拯救者；因此，他的救恩是救灵魂，而尘世的获救成为上帝之国降临，也是通过普世灵魂的得救而实现的。
从使徒保罗的信主皈依的事件来看，不是某人要信耶稣为自己的救赎之主，而是耶稣基督不容分说地“掳获”了他。世界上没有人具有这样的力量：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耶稣基督。这正如一个遭到抢劫的人，没有力量也没有可能拒绝警方的保护，哪怕他以前一直不能信任甚至素来憎恨警察。除非他自己就是一个匪徒，担心警方的介入调查会揭露他自己更为重大的恶行。人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力量与意志，拒绝上帝的安排？
不能信靠三一真神的人们，唯有吃尽了苦头才能知道其中的奥秘。因为这是完全无法预测、不可自我设计的命运！例如我自己，就从来都不曾设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可笑的基督徒，甚至在死亡面前，我都拒绝成为基督的信徒来获得医治。因为我对“教会的腐败”和“基督徒们的伪善”深恶痛绝。但是上帝嘲弄了我，向我揭示：我要比较会更坏，比基督徒更加不可救药……上帝以他的大能轻而易举地折服了我，迫使我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曾坚定地说，“宁死也不做一个基督徒”，然而主是全知的又是仁爱的，他偏偏要我这个讨厌的人做一个谦卑的基督徒，击打、磨难，关爱、成全，在在显示神迹，尽我所能承受地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我就注定“沦为”一个基督徒了。这就是救赎灵魂的工作。感谢主，这样厚待了我。使我此生再也无法背弃主，直到永远。阿们。
（043）
先舍己还是先皈依基督？
依据人的罪性，是无法“保持精神──心理──行为的空白期”的。所以，自己若不先皈依基督，如何去舍己传扬福音？如果不是为了基督的爱，一切征服和超越，不过是纸上谈兵，甚至只是为了张扬自己，如此，则十字架道路又是从何说起？舍己的动机动力既然一概没有了，那么所走的，也就必非十字架的道路。
圣子耶稣说，“凡跟从我的必当舍己。”
是的。"心的舍己"是"灵的皈依"与"体的跟从"的中间一步，是心理性（“魂”）的，正如皈依是精神性（“灵”）的，跟从是行为性的（“体”）。
在皈依与跟从之间，绵延着基督信徒的余生！
愿主带领我，以舍己的心愿，保持朝向十字架的方向，保持服从、贞节、贫穷的心志，终不迷失在自我的罪性中。
第7节门徒
（044）
为什么，圣子耶稣复活后，连相当亲近的门徒都不很容易辩认他？
复活后的圣子耶稣，显然已不仅仅是受难前的拿撒勒人了。人子已恢复他本来的神子面貌：白色的光体。他超然于犹太人的势利，得到莫大的荣耀，天上地上的所有权柄都授予他了，这是使徒保罗亲见的宇宙之主。
圣子耶稣基督接见过使徒保罗一次，保罗则为主驱策终生：这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差别关系，圣子耶稣并不像“远东广播公司”那样的“非营利机构”所宣传的那样，仅仅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基督耶稣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令人敬畏的主”。他是在那么令人震撼的场合，以那样令人恐惧的方式，“接见”保罗的。这是保罗这个恶棍的福份，也是基督的平安与使徒的归宿。
如果我们因为生活的颠簸而逐渐远离了主，我们就可以回到最初信主的情境下，我们于是想起主当初怎样恩待了自己——天主一次恩典，够人永远怀念。
是的。保罗甚至比耶稣的十二门徒更有福份，因为他唯一所见，乃复活之后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之后的耶稣。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还只是远远看见天门开了，人子在上帝的右边，而保罗欲是如此切近的，并看到如此非人格化的主。相比之下，多马他们所见的复活之后的主，多少还是升天之前的、较为人格化的主。为了朝拜这样的主，承受一生的痛苦甚至一度误入歧途，都是值得的。而为了主的亲临寒舍，我自己也曾在纽约这罪恶之都，煎熬了将近两年。那是在“九一一恐怖袭击”（2001年）之前的五年（1996年）。1996年之后的五年，2001年，在纽约世贸大楼废墟的“零地”（Groud Zero）中，赫然发现了一个铁十字架！“和散那归于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十字架！我又想到，在这之前的八年，1993年12月26日，圣灵曾经造访我，带我去接受洗礼，可惜我那时没有认识他，结果错失得救的良机。
（045）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阿，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马太福音》第八章21—22节）主不同意门徒埋葬父亲以后再回来跟随自己，因为圣子耶稣就是上帝的临在。也许在他看来，属世的生命与死亡同样，毫无意义。相形之下，属世者所谓“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们的尸体，踏着他们的血迹吧”等豪言壮语，并不可靠。它怎能和神的启示相提并论呢？属世者的豪言壮语不仅是即兴的创作，而且是存心的欺诈，是属世者们沉沦在撒但的陷阱里的时候，所发出的无耻呻吟——因为连属世的宣传者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谎言；而且属世的战士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就是因为他们从战场上逃跑了。
我们还是要顺服上帝：且仅仅顺服是不够的，必须像耶稣那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无奈的顺服是消极被动的，唯有存心的顺服才是主动积极的——“存心的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道路。这不是心理医生们所谓的”自杀倾向“的结果，不是”故意让人杀害自己“，而是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的开始。
救赎的计划不是人的发明，而上帝的预定，所以这要求人们存心顺服，还必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二章8节）。至于神的回报，也许并不在这以后，但肯定是在这中间。保罗如此叙说十字架的因果：“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同上9—11节）这样的荣耀当然仅归耶稣基督，而不能泛指甚至挪用——因为耶稣以外的他者，既然都是有罪的人，怎能奢求上帝的额外回报。
（046）
把基督的圣灵等同于末世的道德楷模──这是一种明火执仗的亵渎呢，还是罪人在企图偷偷提升自己？
基督的圣灵并不仅仅是拿撒勒人耶稣，而是住在人里面的神。何况拿撒勒人耶稣，也不仅仅是道德楷模，是道德楷模的粉碎者。所以耶稣并不痛斥妓女和税吏，而是痛斥神职人员，痛斥文士和法利赛人为“粉饰的坟墓”、“毒蛇的种类”，痛斥犹太人是“魔鬼的子孙”。
这表明，只有彻底认罪、悔改──我们方能更新自己，迎纳神的启示。在个人意义而不是在社会意义上，在灵魂意义而不是在文化意义上，在亲族意义而不是在政治意义上，完全悔改──因为社会、文化、政治的关系，早先已经因为个人、灵魂、亲族的关系，而完全败坏了。亲族化的政治、世俗化的灵魂、个人化的社会，成为主流。
（047）
如果传道人在售卖上帝、推销福音的时候，自我吹嘘说他“把耶稣看得很亲，就好像自己家里人一样”……接下来他就像”对待家里人“一样，玩起欺骗和愚弄的把戏。你配吗？弟兄？要知道这不是赞美，而是亵读。不要忘记神和人之间的无限距离。耶稣不是你家里的人，耶稣要你抛弃你家里的人去追随主；如果你企图把耶稣基督变成你的家庭奴隶，你是不会有好结果，你的家庭会爆炸，因为你那肮脏的地方绝对容纳不了主的圣洁。
至于我自己，我知道我不配，我的丑陋变形如同尘土般的存在，怎么与耶稣基督的永生明亮的灵，相提并论？我的家人够纯净吗？可以比拟耶稣基督？中国的血缘崇拜千万不要和基督的圣灵崇拜，混合到一起！混合主义的污秽，必须清除。
人怎么可以“成为基督的兄弟”呢？除非是洪秀全那样的恶棍，才敢于冒充基督的家人，并把耶稣基督当作他的”大哥“——华人的风俗一旦混合上了加尔文式的“基督教要义”可以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所以基督要中国，不仅要被人们否认，还会被人们歪曲，被这个罪恶累累还妄图称圣的世界变成“另一个耶稣”。但愿我们不要以基督的名义推行萨满教，不要把传道人变成巫师，不要把教会变成恶棍们的”拜上帝会“和其他种类的”迎神赛会“。
传道不是宗教殖民主义，传道不是扩张政治制度，传道不是道德习俗训练，传道不是诡辩艺术表演，因此抬高传道人，其目的至少其后果将很糟糕，无非是在贬低上帝。正如抬高文盲大众为国之栋梁的“文革做法”，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让一个中专生成为伟大导师、让一个师范生成为伟大的统帅，然后用这一文一武的哼哈二将，集权于一身，张扬物欲、消解尊贵。
（048）
“回到耶稣”是个单纯的口号，但它很容易引起误解，仿佛我们这些罪性的浮尘真的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和选择行动，进入纯粹的神内。须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最多只能“回到臣服耶稣的状态中”。也就是归队到“主仆的行列”──而不再以某某伟大传统的“圣徒”自许。我们应该拒绝这样的诱惑：通过口称耶稣是主，通过“回到耶稣”的口号，把自己打扮成神的代言人，从而使自己变成神汉。无论如何，张扬个人，都是出自丑陋的人欲。
“直接回到耶稣”如果可行，固然很好，但就怕若无相应之德、“法力阙如”的话，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因为自我崇拜而毁灭了自己，且将冒犯基督之灵、玷辱基督之名。信徒尤宜慎之，真的信徒首先是寻求主的十字架，而不是寻求主的荣耀。
（049）
耶稣的十字架使我认识了主。从今无论我陷入多大多久的逆境，我都不再会怀疑主的存在：主的十字架是真实的，主是活的并干预我们的生活。主也是仁慈的，主的圣灵，无法被世界证伪；在主面前，尘世的证明反而像尘土一样转瞬即逝。
人是地球的病，天才是人类的病。为了拯救人类，有时必须牺牲天才；为了拯救地球，有时也不得不牺牲人类，这正如现代绿色环保运动所提示的。两全其美，既不牺牲人与天才，又能拯救人类与地球，当然最好，可惜非人力可为，只有求助神的恩典，求助那显明在十架上的道路、真理、生命。
（050）
说到”下放“，宇宙史上最严重的”下放“该是发生在降卑为人的耶稣基督身上：他作为圣子竟堕落为人，并生为卑微的人：在马槽中，在客旅里，又被犹太人列为罪犯和最大的说谎者，以最耻辱的方式，遭到处死在十字架上的酷刑……然而，正因为他“自甘下放”，我们才得到救赎。他不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这位真诚的人子是以身试法、设立神的新约。所以高傲者屈膝，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并把荣耀归于独一全智的父神。阿们。
圣子耶稣是“鲜血淋淋的上帝”，而非被美化的、虚假的神。他流的是自己的血，而不是像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牺牲别人甚至牺牲自己的家人，来博取自己的富贵功名，还美其名曰”为革命贡献了多少亲人“云云。所以千古风流人物死灭殆尽，唯有耶稣基督迄今活着。我们的生活已经证明：只要生命的血腥一日留存，主耶稣就不会退出世界，他的恩典直到世界的末了。
为什么基督的圣灵，也给人带来“世界的赐福”？而基督却又让人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在我的理解之中，世上的平安，是要保持门徒的健在、鼓励门徒的自信，并让我们知道，父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奉耶稣基督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理论上都可以得到，因为上帝的权柄是无限的。世界的赐福可能还是要告诉门徒：我们并不低能，只是不屑和世人”竞争“。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不择手段，谁都可以战胜这个世界的某些部分。但是如果用邪恶的手段这样战胜了，在神的国度里就是失败了：你已经成为你所反对的那种东西。好在由于主的救恩，我们可以不必像世人那样堕落，并因堕落而获取”杰出成就奖“。
基督的灵由此彰显他的大能大德，他不是作为失败者的首领而是作为胜利者的表率，进入上帝的国度。基督徒虽然是弱者，但基督教并不是弱者，至于基督则更是超强的。基督的灵由此告诫我们：面对这罪恶累累的世界，不要退缩，更不能“通过胜利而进入彻底的失败”，例如像”新民主主义者“那样，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禁止别人发言，结果自己堕落成为专制政权的奴隶。
基督常会赐给我们属世的福份，用以巩固我们属灵的盼望。他知晓我们人性的全部软弱和所有底细，知道我们克服不了罪恶的根性，知道我们”凡事都问一个为什么“，因而最容易受到诱惑、遭到拐骗，结果我们“需要证明的确据”、“渴望奇迹发生”……等习性，恰恰被狐狸所利用，一句谎言就骗走了乌鸦的全部食物。而基督赐予的属世福份，为了表明神并不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而是恩上加恩：这不是迁就我们的罪，而是怜悯我们的痛苦。
（051）
对于基督的怜悯要有信心。要相信上帝的果子是不朽的。要相信我们终将宇宙的圣灵所悦纳。——这样才能得救。这样就是得救了。有信心就是得救的证据。有信心就能超越平常的生活。否则就便无力接受上帝的恩典。“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路加福音》第六章30节）世界上许多人在抢劫犯手里遇害，就是因为不知道主的这一教导。从血气而生的人们，恐怕“咽不下这口气”；只有从应许而生的勇士，才能靠主得胜——不是忍气吞声，而是做主悦纳的事。从应许而生的人，也就是已经从上帝得到不可置疑的担保、确据，并在基督里与圣灵会合的人。
去掉虚骄，降尊为卑，像家畜一样安静地臣服于主，就能获得每天每时每刻的平安。这样的三百六十五天，是多么美好而纯净。世界使我骄傲，主却令我谦卑。我知道这世界的一切哪怕最出众的创造，也永远只是复制！复制，复制，巧妙的复制！变形易态的复制！唯一的创造者和毁灭者其实只能是主，并且，主的能力最终使我们谦卑，不得不把一切荣耀归给看不见的神。
在这样的对比面前，我们真的可以按照主在世的那样，把主当作能够为自己洗脚的仆人吗？请他为我们擦干眼泪？向他索取各种供应？而目的仅仅是安慰自己堕落的灵魂、养活自己日益腐败的躯体？我们真的可以这样？正像有的人真的如此充满虚荣，甚至连认罪的时候都要自称“罪魁”，仿佛自己真的是很重要……？──其实这恰恰表明，人们已经卑微到毫无价值的尘土境地。
这些卑怯的生物，除了一心一意或三心二意地苟活之外，还懂得什么呢？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才转向上帝，企图重获光源，也就是企图重行恢复青春，甚至再度扩充自己犯罪的本钱。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点愧疚都没有，还无耻地念念有词：“人的道路的尽头，就是神的道路的开始”。我们有没有反躬自问：难道这真是神的道路吗？
（052）
卑鄙的道路怎能达到纯净的真理与永恒的生命？罪恶的道路，必会玷污真理，使之混浊；只能毁坏生命，使之死亡。故，欲生命永恒者，必先寻找通往永恒的道路；欲真理纯净者，必先亲近通往纯净的道路：这就是无罪的耶稣基督，把荣耀归于充满爱与创造能力的父上帝。阿们。
律法、善行救不了犹太人，信仰、悔改也救不了我们。因为我们之利用信仰来牟利、利用悔改来宽慰自己，一如犹太人利用律法和善行来遮掩自己的罪行。唯有基督的印记、上帝的怜悯，可救我们，除此之外，基督徒比犹太人毫无可贵之处。基督徒的信仰与悔改，不过像是“名牌产品的商标”，这是上帝之约的记号，好让基督的印记、上帝的怜悯，便于识别我们。
人怎能和自己、和自己的明显利益或感情作对呢？人怎么可能反对自己呢？正如人无法自己举起来。除非傻瓜才相信“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举起地球”之类的谰言。所以，只要是人，就不可能真的能与上帝作对。他不信，只是因为他不懂。
耶稣基督爱人如己，且比众人更加懂得如何才算对人们更好，所以耶稣基督比我们自己更懂得如何爱我们。所以我们自己经常出尔反尔、朝秦暮楚，唯有基督始终如一，始终不渝，甚至不惜为羊舍命，为救赎而受死。
试想，反对基督的人，如果不是出于误解和迷信（无神论者），那么一定是出于坏的见证人（反教会者），否则便是无法理解的疯子（心理变态者）。
无神论者往往是把凶暴的自然力，当作崇拜对象。无信仰者往往是把自己当作崇拜对象。然而，自我崇拜是比恶魔崇拜更低级也更不可靠的信仰方式，因为那仅仅是巫术时代的遗留。
无信仰者既然崇拜的是自己，那么当他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尝到了苦果、或早或迟地遭遇挫败，就极易自甘堕落，或变得玩世不恭，沦为“油子”。油子较之痞子更为不可救药：痞子主要表现为方法、手段、道路的堕落，无高贵性；油子则连同目标、真理与生命一起沦丧，彻头彻尾地贱民化了。
我曾经是一个无信仰者，因此我们知道：即使在无信仰者中间，只要还有一点廉耻，这人也无法成为“杰出的油子”、“彻底的贱民”，因为油子最为远离高贵，较之痞子更加不可救药。例如，毛泽东其人，年轻时还只是一个痞子，到中晚年则成了一个油子，甚至“油到了最高境界”，成为一根老油条：不仅发出”最高指示“，而且具有“三痴大全”，就是“文痴、武痴、花痴”之“三结合”：他年轻时装成一个文痴，中年混入武痴的队伍，晚年露出花痴的本相。唯有这种“三痴领袖”，才能够把“无原则”当作“最高的原则”。把背信弃义的小人行径当作成功人士的必由之路——毛在扮演油子角色时，甚至达到了“严肃”的程度，充满了恶作剧的愉快，耍尽天下人而自己却窃笑不已。“严肃”的油子，才更加能够欺世盗名，进而瞒天过海，因为他得以践踏更广的领域，把破坏活动推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毛的演技甚高，甚至被张国焘那样的政敌和前任同僚都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也帮助人们了解：张国焘自己的智商太低，以至于在毛的手下败得那样彻底。
（053）
愿主的无名之名响彻天涯海角，震憾宇宙的每一根神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那无名之名，也是那无名之朴救赎人类的爱的显现。他的爱，普遍化、现象化以后，就体现为“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正如《歌罗西书》第一章所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这个典故出自《尼希米记》第十章36节：“照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
圣子耶稣有弟弟妹妹，但却没有出卖他们，让自己功成名就；相反他却牺牲自己，救赎世人。圣子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子嗣，这是他与一切“教主”的区别所在。圣子耶稣是一切世俗权力的批判源泉，是永恒的审判者。仁慈的主曾经约定：在这世上最大的，在天国将是最小的。在这世上最小的，在天国将是最大的。这圣言同样适于这世上的基督教会。在末日审判的那些日子，许多“异端”、被削除教籍者甚至一直被教会闭门不纳的人，也许将坐在荣耀的主的身边，而教皇、主教、牧师等不少貌似“虔诚尊贵的人们”，也许反倒降尊为贱，甚至打入永恒的地狱。耶稣说过，“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36节）
并非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比山还大，而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心比山还大。这是我刻骨铭心地感到的。所以，别人眼中的我们的信心，其实是从基督的爱心和能力中转换和假借来的，是我们从基督里转借过来的。离开了基督的爱，基督徒什么也做不了，甚至什么也不能信不了。因为在信基督以先，他早已是一个“被社会弃绝的虚无主义者”了。
上帝在最卑微的拿撒勒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马可福音》十二章11—12节）不是“我们得了重生”，而是“耶稣基督怜悯了我们”。受到基督怜悯的人，曾是灾难最重的人，曾是不可救药的人，只有仁慈的基督不嫌弃我们，只有全能的天父有能力救我们。不是我们得了重生，而是耶稣基督可怜我们的不幸——我们本是万人中最不幸的人，基督要在万人中最不幸的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
（054）
有一段经文，涉及最后的晚餐，至关重要却被恶意延伸理解：“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阿，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作的快作吧。”（《约翰福音》十三章23—27节）恶意的延伸理解不仅指“就势靠着耶稣胸膛”的门徒动作暧昧，而且说是耶稣的蘸饼动作让撒但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
其实这段经文的引子在前面，要结合“洗脚”一节才能完全理解：“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阿，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约翰福音》十三章1—8节）
这里可见两点：1、是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犹大心里的；2、耶稣给所有的门徒洗脚，包括彼得。“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主的话语。
（055）
耶稣亲定的诫命有二：一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二是爱人如己，这近似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精神完全不同。
我的长兄谢遐龄在讨论这一金律时，有一段非常深入的话，援引如下：
【金律：“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第七章1──2节。Therefore，whatever you want men to do to you，do also to them，for this is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NKJ]）
与孔子所说“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比，耶稣所说要义长些。孔子说的是否定式，耶稣说的是肯定式。
然而关于“论断”的两节，特别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极为要紧。我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人格尊严之不同，在于：西方文化要求无条件尊重他人，中国文化则有条件地尊重他人。比如上句，放在中国，则须改为“如果他人不论断你，你就不必生事论断他人。”这就是说，如果他人论断了你，你须还击论断他。换句话说，中国文化中倡导的是，对他人尊重须以他人对自己的尊重为前提。耶稣在逻辑上十分明白：你用什么尺量人，别人也会用那样的尺量你。如果人人都不量别人，那么就不会有别人量你的事发生。
所以倡导每个人都主动采取尊重他人步骤。如果像中国文化中那样，须等他人尊重自己再考虑尊重他人，那么每个人都不主动采取行动，人格尊严就无从实现。为何鲁迅专门写了篇文章标题取为《费厄泼赖必须缓行》（费厄泼赖：fareplay之音译）？因为中国文化如此。】
耶稣的第一诫命相当于摩西十诫中的第一、二、三诫，而耶稣的第二诫命则包括了摩西十诫中的后面其余七项，又高出之，因为后面其余七诫的本意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爱人如己”的境界，更加具体可行。
（056）
“你的信心救了你”。圣子耶稣对信心不够但向他祈求援助的人，如是说。是的，在人身上，唯一值得得救赎并可以救赎的，乃是他的信心，他对上帝和基督的信心。一个人，就是建立在废墟上的一个信心，如果失去了信心，所谓“人”，不过仅仅剩下躯壳和废墟，人体的废墟、肉欲的废墟。
“如果基督是假的”，那么我的信仰就是迷信。如果基督是真的，否认基督、在不利的处境下否认自己是基督的门徒，就是背叛基督，就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罪恶中最大的一项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最大的罪的工价是什么，可想而知。
“愿走遍天涯海角，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基督徒。”
愿“基督徒”取代“男子汉”，在中文里面也成为对于杰出人格的最高评价。基督徒不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表里不一的胆小鬼，而是敢说敢做敢当的人，就像是耶稣基督那样，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敢于赴死。
（057）
罪恶累累的圣徒：“罪恶累累的圣徒”，也许是个悖论，但恰为生活的实况。不意识自己有罪，不承认自己有罪并愿为消除这种罪感，而匍匐在上帝和基督面前的人，如何可能成为圣徒？虽然他知道，消除罪恶本身，那是不可能的、超出人力范围的。
唯有放弃“追求”，“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方能抵达上帝的天庭。唯有虚己，舍己乃至忘己的状态，方能使人亲近宇宙之主，与之合一，并在“为奴状态”下，“分享主的荣耀”。
［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阿，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路加福音》二十二章39—46节 ）］
“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这有时也出自窃贼之口，甚至是直接从这种借口里行窃！“否认耶稣基督是主”的窃贼，也许还没有假借耶稣基督行窃的窃贼更为可恨？但可悲的是，信主如我辈者，有时却比不信主的人，更不虔敬，每日所思所行的事，说穿了与世俗之人并无二致，且更伪善。
［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同上47—48节）］
由此可知，单纯的祈祷、认罪、赞美甚至反复悔改，并不能救赎我们，所以保罗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
彼得和耶稣的其他门徒，背离过拿撒勒人耶稣，犹大甚至出卖了耶稣，但除去卖主者犹太已经先行自杀死亡而外，其余的门徒却无一背叛过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并因为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者，而分享了主在十字架上苦难——这被后来胜利的教会，评价为不朽的荣耀……这说明“主真的复活了”。
（058）
传教不一定是在传福音，传福音不一定是在传圣灵的生命。而属灵生命意义的“传教”，才是传扬生命之道。
“传教”是功利的事业，是社会活动、文化活动、教育活动、甚至商业活动。“传扬生命之道”则不是。毋宁说是相反的，也即建树“超越功利的事业”。这才是“羊的门”，然后以此窄门，进入永恒的属灵的生命。传教士鉴此。
第8节被救者
（059）
当我说，“求上帝救我脱离魔鬼的手”，上帝的作为就显现出来了。当我临终时呼喊“天父救我”，基督的十字架降临，他的能力使我卸下千斤重担。
基督，仁慈的主，一次显现，决定我一生的航向：认识了十字架上的基督，我就开始用一种“作义工”的方式来对待生活；并盼望带着神秘的标记，安然死在世界的手中。当基督出现的时候，一切苦难化为轻烟。唉，圣容的基督，在十字架中，伸展爱的手臂，救援绝望的祈祷者，灵的平安立即降临。
当基督出现的时候，世界已经被定罪了。无声无息的基督，如同无影灯般朦胧的永恒之光，融化灵魂，净化灵魂。
（060）
基督曾经来到我隐居的小屋，看望弥留中的我。上帝之子，不给我们世界的厚待，而给我们灵魂的飨宴。属灵的一次，超过属世的三千，我们终生无从回报你的造访，唯有面对魔鬼的队伍大声说：“杀了我吧！”杀了我就成全了我。
与基督一同受苦，并死在他的荣耀里，乃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最大恩典。上帝所赐的属世的福份与平安，是要我们这些愚味人睁开眼，看见灵的全能。如果我们因此陷在属世的福份中，迷而不返，那岂不是舍本逐末。
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第三章6节）肉眼只能看见肉身而看不见灵；唯有基督所赐的恩典，仿佛灵眼，可以看见灵。愿恩主保守这样的灵眼，让我得以在世界的手中，仰望基督；让我的肉身陷入世界的毁灭，同时，得以用灵眼仰望基督。
肉体还活着的人，灵性不免受到限制、压制、扭曲甚至消解。这时，人与基督的关系仿佛向日葵花与太阳之间的依从关系。是啊，我们的一生中，有黑夜，有黄昏，而且加起来还要长于白昼；其中阴雨和多云的日子，又多于完全的晴日照耀；冬天、早春和肃秋，更是长于短暂的夏季。……人性也是如此，被罪陷溺捆绑的日子，多于他悔改的日子；背离上帝基督的时刻，多于赞美感恩的时刻。
一边散步、奔跑，一边赞美上帝──堪称美好的灵洗。尽管，我们无法就此归入基督，但却能由此达到灵境的边缘，并在这边缘地带的思想中，获得灵的接触。朝向基督，奔跑中的想象，爱我们的上帝和上帝对我们的终极爱──是我们在这注定灭亡的世界上，可以达到的最佳和神秘。除了如此赞美上帝，并与美好与神秘合一，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持久的价值、持久的意义？
我的忏悔与赞美，因此仿佛是“圣灵在敲打这注定要粉碎的世界、注定要毁灭的瓦器时，所发出的声音”。
自我意识的瓦器是有限的、污秽的、不完美的狭隘，但瓦器的被敲打的时候却可以体现出无限的、圣洁的、完美的广延；瓦器遭到粉碎和毁灭的过程，甚至可以是灵魂的净化、再生、成长的过程。愿神让我们在这样的毁灭中，走向终极的成长。
（061）
由于我们以往的罪（包括祖先的罪）和现在放弃不了的罪（如每日的生活和心理的各种欲念所示），我们自距于上帝，也无从“全然归入圣子耶稣基督”。但如果我们最终能够接纳上帝的恩典，并“全心朝向圣子耶稣基督”，仿佛向日葵那样，我们就能活在对于太阳的朝拜之中，并在太阳光的爱里，得到绵延。所以圣经说“神就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8节），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提摩太前书》第一章5节）。尽管被爱的向日葵也会死，并将腐烂——但是他的生命却体现了太阳的能量。
耶稣基督的救赎并无条件。虽然神因此免了我们的罪，但我们对他人所欠的债，并不因此就免除了。如果有人借口自己已经“属灵”，不再涉及世事，从而赖掉他曾经欠下的债务，那他岂不等于加倍亏欠了神的荣耀？并为耶稣基督作出反面的见证？这样的人，和偷盗教堂圣物的窃贼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耶稣警告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马太福音》第七章15节）
有人因为看见假先知胡作非为，就悲观地认为“所有的信徒或多或少都是个假基督徒”。但这并不等于牧师的儿子尼采就对了，他说“只有一个基督徒，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其实，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是基督而不是基督徒。基督是完美的，基督徒不是完美的。这位牧师的儿子大概看见了自己牧师父亲的劣行实在缺乏好的见证，所以对耶稣基督的神性也失去了信心，更企图抹煞上帝的亲在。但我们已经确认基督的神性，“或多或少的假基督徒”一语的前提，是把基督徒多多少少偶像化了，因为世上并无一个完美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无论皈依多深多久，都无法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得救。否则，基督徒岂不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信仰”去指挥上帝了？那是萨满教，不是基督教。
说到底，只有每天承认自己或多或少是个假基督徒的人，才在无形中向着“真基督徒的方向”即“十字架的道路”，又迈进了一步。而口口声声教导别人应该如何如何虔诚进深、举目向天，仿佛自己那样的苟活就算是功德圆满、得救的门票已经在握了的“传道人”，最终只能沦为“吃洋教的米基督徒”（Rice─Christian），他们离开主的道路已经越来越远了。
圣子耶稣的信徒对上帝的顺服，不是“信教”，不是“做好人好事”，不是“雷锋式的战士”；而是“信耶稣”、“获得了新生命”、“上帝的奴仆”──当这生命进入我们里面，我们的全部思想行为就会更新。除此之外，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只有新的生命，能够赐人以义，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062）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一语的最高范例，体现在耶稣基督的“启示──受难──复活”所给予人类的救赎实相中。世人尤其是杀害耶稣的犹太人，无能接受如此浩大的天赐，继续迷失在罪恶中，因此承受了比之基督降生前更为巨大的苦难，他们只能苦熬着，等待末日审判。“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一语，合于《福音书》的恩典，不合于律法主义。
上帝的意志显出人类的无常，过往的先知讲述了神的话语，但神的启示却是新鲜活泼、万古长新的，他的恩惠、平安，常常出人意外，也不在律法之下。主的福音，是让咸鱼翻身、死灰复燃的生命力量。
如果我们承认了福音的前提，即，有一个上帝的国度在此生此岸之外，那么，人生就不再是希腊式的悲剧，不再是印度式的轮回，不再是中国式的自然。
原先，悲剧的要素有二：a、巨大的价值横遭毁灭；b、这一毁灭之不可挽回、无法代偿。
现在，如果承认了福音的见证即十字架上的救赎者是真实的，则死亡就不再是终极的悲剧、轮回、自然，因为耶稣复活、基督变容、永生圣子的位格，不仅挽回了拿撒勒人耶稣的死亡，且代偿其苦难，而绰绰有余。
神的国度和人的犯罪之间具有强烈对比，这使得“人生的价值”所剩无几而且很多现形为“在神面前犯罪”——属世的价值从此颠覆，人生的主要价值就成了“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了。（《诗篇》一百一十二章1节 ）而不能认识至高者，人生就是沉沦的黑洞。
（063）
犯罪有如吸毒，仅仅依靠忏悔，是戒不了毒的，更无从根治吸毒的后果。即使停止吸毒，吸毒的后遗症也将戕害人的一生。基督诚然以他的恩典为世人赎了罪，并叫一切接受这恩典的都能得医治──但是，我们真的信靠了他吗？我们的见证岂不经常都是信心的反证吗？尤其是那些假见证。如果真的相信，需要假的见证吗？
如果人在见证里撒谎、编故事，为了宣传效果挖空心思，自欺欺人——这不仅愚弄了听众，更重要的是企图欺骗上帝，而且等于在帮助外邦人、异教徒证明说“圣经也是如此不可靠的古代记录”。因此上帝若是信实的，绝不可能喜欢这样的谎言，绝不可能喜欢骗子手们，绝不可能喜欢神圣的的启示和骗子的谎言一起包装、一同售卖。
唉，我经常私下想，神可能宁愿不要赞美也不要阿谀。但我们的罪性如此深重，竟然拿得救的事情开玩笑或是混饭吃，甚至买卖那些根本赎不了罪的赎罪券。这样的赎罪与见证，不是安慰剂，而是卖假药，难道不是一种新形式的犯罪，难道不是地取笑上帝？
（064）
最持久的征服，来自基督的慈爱和平、流血受辱，而非凯撒的暴戾乖张、宣传伎俩。因为前者属灵，后者仅仅属世。
在属世意义上，以前我错误地认为：一个没有复活的耶稣，比一个预知能够复活的基督更伟大，因为他面对的是终极的死难。现在我知道了：假如耶稣没有复活，那么他只是“精神的”而不是“灵性的”。唯有从死中复活，才是圣灵的确据。这也是耶稣基督根本区别于一切“精神王者”、“文化英雄”的关键所在。
基督的行迹告诉我们：在这被污秽了的世界上，人是不可能生来圣洁尤其是无法保持圣洁的。正因为圣洁对于人们来说是“执者失之，为者败之”的神性，所以自认为最信上帝的犹太人偏偏最容不下上帝的独一圣子。因为犹太人虽然希望脱离污鬼的辖制，却不肯放弃自己的肉欲和僭妄。而在这世上最大的犹太人如祭司长，在上帝的国度里变为最小的罪人。
现代人和犹太人一样忽略了，耶稣在水上行走一事，并非普通的奇迹，而是他作为永生上帝的儿子的表徵。在创世之前，上帝的灵不就是在水上运行的吗？而许多现代神学家，竟然开口否认这样的奇迹，宣称它违反自然规律，例如瑞士人汉斯·昆在他那本厚厚的《论基督徒》的书里，就是如此“论述神圣”的，他还自称是个基督徒呢！岂不知，上帝的存在和干预以及超然无我的爱，在特别的时刻不难超越自然律，从而构成了“奇迹”、“神迹”。这不是任何人包括那些“吃宗教饭”或是“宗教学饭”的人们，可以否认的奥秘。
其实，把耶稣基督和他的思想、事业，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甚至提出要像“玩哲学”、“玩艺术”、“玩电影”那样“玩宗教”、“玩耶稣”，显然是对上帝的极大冒犯。“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么这样的冒犯相当危险！“假如没有上帝”，这样的的冒犯则相当下流。当然，仁慈的天主允许人们犯罪，也允许人们因此受到魔鬼的侵入。然而这样的犯罪和被侵入，究竟是“文士基督徒”（又称“文化基督徒”）们的悲剧呢还是闹剧？
（065）
圣子耶稣以其言行赐予我们十分清晰的启示：要靠信心，而不要靠施舍。
谁都知道讲道比传道容易，传道于人又比行道于己来得容易──而行道的第一要义就是拒绝出卖基督。而讲道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却需要某种买卖关系，他们为了“供求平衡”，不得不经常需要修改自己的讲稿。然而以金钱为“前锋”的“传道”，是不能持久的事业——福音派鉴此，社会福音派亦鉴于此。
从“超越生计”的方面说，为了脱离自己的贪欲，要在一切“并不利己甚至有害自己”的场合，为主作见证。要向一切“可能的”甚至“给我们带来极大麻烦”的对话者，敞开大门、为主作证。无论对方的反应如何，只要播下上帝话语的奥秘，那圣言的种子总有一天是会发芽的。我们相信这就是灵性的不可抗拒的渗透力。
要向激烈地反对福音的人们传福音，要让福音像刺一样扎入他们的内心，使之疼痛，使之发炎，使之溃疡，然后方有长出新肉的可能——这就是属世习惯的崩溃，属灵生命的成长。人们可能因此憎恨我们而不是喜欢我们，但圣子耶稣说了：“任
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马太福音》第八章）“你跟从我”──这是召唤，且是恩典，也是赐福。当上帝的恩典降临时，我们要有承受的耐力，才不致于拒绝或逃避。在主看来，拒绝跟从的人无异于死人。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让我们明确地追随基督吧！
（066）
圣子耶稣基督自己向我们所传的福音信息是什么？
1，天启的权利。即、人生而具有通过圣灵直接与上帝说话祷告并聆听上帝话语的权利。这一权利而不必经过任何圣殿祭司或教会神职人员的授权。
2，良心的自由。即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圣子耶稣的印记已经在蒙恩者的身上，只要我们认主、认罪并认真悔改，主的救恩就已经兑现在我们身上了。
3，代祷的有限。代祷如果是收费机构的一种业务，无论这种职业化的代祷之报酬是否叫做“奉献”，只要是在《圣经》上没有依据，本质上都是出卖基督，是某种异教侵入的结果。因为那很像和尚道士的“做法事”。这岂不是变相地售卖赎罪券吗？这岂不是变相地以神自居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十二章31—32节）
4，我们需要警惕：许多教会组织的活动和“查经指导”之类的课程，都在致力于“使人成为圣人”乃至于“像基督一样”。但是如果人可以像基督一样，那基督岂不成为多余的？如果人都可以成为天使，那么天堂和世界还有什么差别呢？显然，造物主所创造的，乃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多层次的世界。既然“上帝就是爱”，那么充满爱的上帝，就必定要使得生存空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生命，如病毒、细菌、藻类……我们面对的世界无非如此，上帝所要的，并不是神职人员喋喋不休的“干净的世界”，而是充满生命的世界。所以即使在沙漠里也有生命，即使是卑贱的、不合天使标准的生命，因为这是一个“生物圈的世界”：是各种生命互相依存、互相锤炼的世界。
5，上帝就是爱，因为宇宙的创造就是启始于爱的动机与动力。创造世界的爱，是“本体论的爱”，而不仅仅是“道德上的爱”。爱的本体论可以克服撒但的诱惑，可以克服仇恨、毁灭、堕落、纷争等撒但本性，帮助人们协调，重返上帝的国。由此可见，爱是宇宙的真理，而不仅仅是人类的感情；换言之，爱作为人类感情，是从宇宙真理派生出来的。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人与人的关系；换言之，爱作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派生出来的。
6，爱是属灵的道路，而不仅仅是属世的目的。爱是永恒的生命，而不仅仅是人间的表态。爱是贵人的胸襟（“仁者爱人”），恨是奴隶的积习。积怨，作为典型的消极情绪，不仅害人，终将害已。唯有独与造物者游的积极有爱，可与天地参，可以比于列星而效法基督。
7，涤荡社会的污泥浊水，靠言论远远不够，要靠爱的行动。“爱心”若不以力，则无效用。社会的污泥浊水，是因着仇恨、纷争而滋长的；同等剂量的污泥浊水，只有依赖同等剂的“爱的活泉”，方能涤除。铲除厚浊的污垢，要靠爱的累积与不懈的努力。基督复活是爱的丰厚体现，也是宇宙之爱本身的表象化。据于基督之爱，基督徒播撒爱的种子，才不会白费力气──有限的爱心源远流长，在社会之间循环相报，终于长成参天大树的文明。多一份“不求回报”的仁慈，就会多一份社会的净化。这其中的关系甚至可以用精密的数量化模型，予以演算，而只有等到“污浊的债务已经被爱的活泉清算”之后，新社会的曙光才能出现在地平线上。“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上帝”以及“爱人如己”：这种“无条件的爱”，可以承衰起弊，重拾那业已衰退的种族生机。
8，认主──认罪，是上述的良心自由的两面。不认识主，就不能认识罪；不认识罪，就认识不了主。认主与认罪──认罪与认主的过程往复深化，结出认真悔改的果子。悔改是传道的前提！如果连认真的自我悔改的经历都没有，那人所传的“道”能是什么道呢？是儒士的道？是道士的道？是和尚的道？还是某种意识形态的道？他所传的道，信众甚伙，但不能因此证明为真理，否则毛泽东岂不成了最大的道士（尽管他希望自己被承认为“导师”）。因为传上帝的道不同于其它，既不是生意又不是学识，更不是政治和虚荣——而是传达了罪人如何从上帝的道中悔改获救的事。传“另一种福音”、“另一个耶稣”的歹徒们需要记住：就是普天下都信了你们的胡言乱语，也是犹如文革一般的枉然，毛死之后红色江山一风吹，犹如天平天国的废墟。
（067）
“不要害怕”──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他门徒的指示。
“不要害怕”──也是天使在耶稣复活后对惊见奇迹的妇女们所说的话。
“不要害怕”──是神的话语。
神知道我们软弱，知道人的内心充满忧虑和恐惧，于是把神的能力通过“不要害怕”这样的话语，输入我们的灵，使一切劳苦担重担的，得到安慰。我们要把“不要害怕”这样的信息，传给一切人类，荣耀上帝，荣耀基督的受难、复活、升天，并预表他未来的审判，证实他的灵如今就在我们中间：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十四章18—21节）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圣灵的感动正是通过“不要害怕”一语而运行的。这对我们如此，对拿撒勒人耶稣亦如此。所以他有能力走上十字架，并复活，坐在永生上帝的右边。请在基督面前蔑视自己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充满罪恶且将与罪同灭。我轻视自己的生命但又受到它的捆绑，因为我知道生命常是重返天国的障碍。我现在欣赏自己的生命，只是因为我的生命使我认识基督并从此愿意超越自己的生命。
（068）
基督，我身上的罪性经常蠢蠢欲动，但我永远不愿背叛你。在最黑暗的时刻，我还是记得你曾经步步引领我、次次救援我。你的来临像是闪电，却能历久弥新，震撼我迄今为止的一切。愿我能始终仰望你，求你赐我力量，永远追随你。
我知道自己身上的罪性，使我承担不了所有的福音，而罪性越大的人，所能容纳的福音就越少，直到像是实心的器皿，一丝不能接收。因此，我们只是接受我们能够接受的福音，不是福音有限，而是我们的罪、自己的容量，限制了福音——“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翰福音》末句）“容不下”，这就构成了世界与福音的基本关系。
一，世界在容量上，容不下福音；二，世界在质量上，配不上福音。我们身上的罪与限制，是如此惧怕主的愤怒，所以罪与限制就经常拿我们作为人质，躲在天主对我们的怜悯里，利用我们的肉体作为盾牌，逃避主对罪与限制的审判和惩罚。
我们身上的罪与限制，百般阻挠我们的灵魂返回故乡──灵光闪闪的天国。所以，是罪与限制在动员世界里的纷繁现象，要把我们的“灵的本质”全都化为我们身体一样的尘土，化为垃圾，化为万国的繁华，化为千年的荣名，化为必朽之物——要让“拖泥带水”成为我们的宿命。
（069）
事前的压力，事中的磨难，事后看来许多都是“上帝的美意”。如果失去了压力，人就会无事生非；如果失去了磨难，人就会如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所说的，“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诽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这些自虐甚至自杀的末路人生，说明肉体的力量若不趋向于灵性的完美（尽管不一定能达到或体现这种完美），就会趋于堕落、破坏、自戕。
《马太福音》第七章记载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耶稣所说的“窄门”是千真万确的：只有脱离世黑暗的物质力量的控制，方能得到光明的灵性生命。而得到灵性的生命，即意味着在世的意义上被“杀”了──因为这样的生命与肉欲的贪婪，应该是无缘的。
“杀一儆百”的成语表明，大多数人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吓死的和骗光的。吓得他瘫软，骗得他无能，蒙蔽他，让他彻底丧失追随基督的行动能力，这要比杀了他还厉害——最后，还可以任凭特种机关任意摆布，榨取这行尸走肉的剩余价值。如此毒辣的手段没有被列入著名的“三十六计”，不能不说是中国权术体系的一个疏忽。
（070）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4──13:8）
以前我读这段激励人的经文，总觉得有些“隔”，又不希望从“受虐狂”的角度去理解“爱”。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了詹姆士王钦定版英文圣经（King James Version），明白原来这里的“爱”不是指“Love”，而指的是“Charity”，中文译为“慈善”、“慈悲”、“施舍”、“救济事业”，引申为“上帝之爱”、“基督徒之间的兄弟之爱”。我现在看来，这种“爱”不仅毫无“受虐”的意思，而是来自上面的施舍。相反，受虐、施虐，只是在同等水平之间的交流。因此可以说：来自上面的爱丰丰富富所以不缺乏，来自上面的爱的浩浩荡荡所以不小器，来自上面的爱的永恒自在所以不需要炫耀，来自上面的爱的一切公开所以不需要谎言、不需要文过饰非，来自上面的爱具有无限的能力所以不需要阴谋阳谋权术诡诈，来自上面的爱具有绝对完美的性质所以包容、相信、不懂得嫉妒，来自上面的爱具有真正高贵的风度所以不可能和劣等的一般见识。
兹引原文如下：
"Charity suffereth long, and is kind; charity envieth not; charity vaunteth not itself, is not puffed up, Doth not behave itself unseemly, seeketh not her own, is not easily provoked, thinketh no evil; Rejoiceth not in iniquity, but rejoiceth in the truth; Beareth all things, believeth all things, hopeth all things, endureth all things. Charity never faileth: but whether there be prophecies, they shall fail; whether there be tongues, they shall cease; whether there be knowledge, it s
hall vanish away. For we know in part, and we prophesy in part.
But when that which is perfect is come, then that which is in part shall be done away.
When I was a child, I spake as a child, I understood as a child, I thought as a child: but when I became a man, I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
第9节此岸与彼岸
（071）
基督是生命之主，不是生活之主。为了基督和福音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的人，能得到主所应许的生命。
（072）
耶稣基督殉难（被钉在十架）这一事件，仿佛是天父显明给人看的镜子，好叫人从其背面看到自己的本相是那样丑陋不堪。其实，早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年代，圣子的灵就被人类的罪行钉死在每个人的身上了。假冒为善的人经常故意忘却这血淋淋的事实，所以上帝派下独生圣子来，是向人揭示并证明人类罪行的确据：“看！你们是如何迎接你们的主的！尽管你们经常向他‘奉献’……”上帝是要我们直面基督的苦难，并用这无法回避的证明，迫人悔改。
圣子耶稣是如何仰望父神的？
圣子耶稣是如何祷告父神的？
圣子耶稣是如何信靠父神的？
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到。不仅因为我们个人的罪行阻碍甚至切断了与父神的属灵交通，而且我们从人类始祖遗下的罪性在血里，已经不容分说地夺走了上帝原先颁赐的恩典。
圣子耶稣则不然，没有从亚当、亚伯拉罕、大卫那里承受罪性；更无因罪性而生的罪行。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纯洁羔羊，是人类的赎罪祭：是从上帝而来又回到上帝那里去的。
圣子耶稣没有人间的、属世意义的父亲，木匠约瑟不过是大卫系统的养父罢了。基督这一基本存在，却被许多自命的“基督徒”有意忽略。因为人们多是世界的俘虏，是罪恶的沈沦者，无法理解“上帝在人间的圣子”虽是“人子”，却不相似于“人间之子”，而是上主对先知的特有称呼，甚至是上帝同在的象征。
圣子耶稣降生为人子的时代，妇女的遗传性质是不被意识更不被承认的。而圣灵藉助童贞女马利亚怀胎生下圣子耶稣一事，在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中，是说圣父通过圣灵传给道成人身的圣子耶稣以全部的神性。至于说到犹太人与耶稣的遗传性关系，从父系来说，约瑟只是耶稣的养父，奉圣灵的命令负责照顾圣子；从母系来说，根据主降生为人子时代的观念，耶稣是完全由圣灵借马利亚怀胎产生出来的，就像田里长出庄稼，但庄稼并没有从土地得到遗传，只是从土地得到滋养。所以童真女马利亚作为耶稣的生母，只是具有现代意义“养母”功能，而不会影响耶稣基督的神性，更不会把人类的罪遗传给耶稣基督。所以，圣子耶稣首先具有百分之百的神性，然后才具有百分之百的人性。至于百分之百的人性从哪里来？显然是从上帝的奥秘之中来，就像上帝用泥土造出亚当、夏娃。但显然，耶稣的人性不可能从马利亚的人性中遗传而来，更不可能从约瑟等“大卫的子孙”的罪性中遗传而来。
如上所言，耶稣虽是百分之百的“人子”，但却不是遗传学意义上的人，更不可能是犹太人——他的百分之百的神性与百分之百的人性，来自上帝的奥秘，不是来自犹太人的族谱。耶稣基督不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相反，其母系的族谱，反而是用来凸现基督之“天上的来源”，具有耶稣之“世上的渊源”。这正如《启示录》所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二十二章16节）
从文本上看，《福音书》中的妇女，经常有着重要的出场，但这并非女权主义式的，而是正好相反。只要留意，就不难发现，福音书中的妇女，是与税吏、官人、罪犯、病人等人类渣滓交替出现的弱者角色。这不但不表示妇女受到了重视，反而表明主的救恩无远弗届，能够救赎难以救药的人。福音，是一种相反于孔子“唯小人与女人为难养也”的声音。
（073）
当我屏息仰望主的灵光，获得被穿透的感觉，就明明白白看见自己身内的污秽，这不是以水能够洗净的皮肤污秽，而是血管骨骼以内的污秽，唯有圣灵的光可以洁净它。我憎恶这样的污秽，但没有办法洁净它，所以我期待可以洁净它的圣灵来作工。
圣灵经常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但是我有时会想到：
a、所谓“基督之言”，是对“福音”的拙劣译法；因为福音书里的话，除了“红字”之外并不都是耶稣说的。正如圣经上所启示的，但并不都是“上帝的话语”。
b、所谓“基督文化”，纯属子虚乌有。文化是人造的，基督无所谓文化，基督只有精神的方向，那是指向上帝的国，那是属灵的宝典而非属世的指南。
c、所谓“基督性”，则是“上帝亲在性”的世俗理解。
我有时会想到：基督徒要避开上述三重陷阱，就需要避开“文士”、“法利赛人”、“文化基督徒”的三个身份。基督徒不要别出心裁，而要遵循主的风范：
──这就是道路：众人都如羊走迷，被流蜜与奶的物欲所惑；各人都偏行己路，但“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通向污秽与死亡的大都会，罗马就是“世界绝路的尽头”。“超越罗马”的唯一方式，是认清十字架的道路乃是不可逃避的宿命；十字架位于人的属世的道路尽头。得救的人把灵魂交给上帝，从而遵循新约的、属灵的道路，得以进入属灵的世界。沉沦的人把灵魂交给魔鬼，从而拒绝新约的、属灵的道路，因而无从进入属灵的世界。
──这就是真理：虽然“人是万物的尺度”已是古老箴言，但这个希腊式的狡黠却认识不了真理有人造的与神造的两种：人本身从来就不是真理本身。惟独耶稣基督是真理，他本是道成肉身，从上帝生出。以后许多人出来，宣称自己也是真理（如穆罕默德）──从而把历史推入一个“多元”的即混乱的境界。
──这就是生命的本质：人的生命是个悖论，因为任何一个生命的篇章，都以死亡为句号。生命的史诗与歌，终于沦为自身的反讽。有悟于此，那在完美的时刻结束尘世的生命，主动替行将朽灭的生命划上完美的句号的人们，才卸下了死亡的负累，进入了永恒的生命。
（074）
圣父是万物的源头，圣子使万物获得意义，圣灵不断更新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永恒的价值。
如果我们不去感谢圣父创造世界的恩典，便无从理解圣子救赎的深刻意义，而这种感谢与理解正是圣灵带给我们的最大宝物。是否需要完全否定这个世界的价值，可能正是基督徒与诺斯替派需要划清界限的地方。如果完全否定这个世界的价值，那么十字架上的圣子的牺牲，甚至是与他同在的上帝本身的亲临现场、大殿上的幔子裂开……似乎都成了多余的、不那么急迫的了。如果完全否定这个世界存在的必要，那么圣子的道成人身、与我们之同忧乐，又有何必要呢？
（075）
按照耶稣基督在《主祷文》中的旨意，我们应该向父神祈求什么呢？
首先，求上帝的国降临；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类脱离罪恶权势的捆绑。
其次，求主赐给我们每天的饮食，尤其是今日的饮食：也就是求上帝不让我们积蓄财富，免得为明天的日子而忧愁。
第三，求上帝免我们的债，而其前提则是我们免了别人欠我们的债。
第四，不使我们受到诱惑，而不是沉溺于我们所受到的诱惑。
第五，让我们远离那恶者，而不是让我们追随那恶者，以便分得一杯羹。
除此之外的祈求，多是我们的非份之请。而在《主祷文》的范围以内，父神难道不是每天都在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
一位热爱上帝的人，一位因为热爱上帝和基督而学会爱世人的人，他在罪的捆绑中也会仰望基督。他知道魔鬼是通过“罪”来捆绑我们的，而在某种意义上，“罪”就是“不合上帝旨意的运动”，“罪”就是“运动的副作用和排泄物”。因此，欲抵抗魔鬼者，必先清除副作用和排泄物，以控制罪的范围和影响、克制那出于恶者的“运动”、克制那堕落的自己，也就是控制并非出于上帝的“运动”。
有些事，有些运动（如骨肉分离），不是我们自己乐意见到的，因此是“魔鬼的扰乱”而非“我们的罪恶”？但是细察其起因，却莫不是出于“我”，出于“我的罪”，出于“运动的副作用及排泄物”，出于“不合上帝旨意的运动”。
在罪的捆绑中仰望基督吧！魔鬼不仅是罪的后果，且是罪的起因，因此，仅凭自己的力量，我们战胜不了魔鬼，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罪。唯有乞求主的仁慈并独一真神的怜悯，我们方能得到解救；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坚持不懈的是：在罪的捆绑中，也要仰望基督。
罪人的祈祷说：“基督，我罪无可赦。我不敢乞求基督的赦免。尽管充满仁爱的救赎已经预先赐给每一个信主的罪人了。我求基督带领我赴汤蹈火，不要离开我。以前我是被罪的“Libido”、生命力、独占欲、性冲动……所驱使的，甚至愿意赴汤蹈火；今后我愿被消解罪的力量所带领，勇往直前。”
我凌晨进入科隆大教堂，离开弥撒的人群，孤自跪下，在基督受难的像前。我在铁栅栏这边，被带刺的冰冷的铁，挡阻。基督可望而不可即，远在世界的另端。我感觉自己永远无法得救了，泪珠滚滚，心怀绝望……但我还是爱主，主虽杀我，我也不能背离主；宁愿在信靠中，走向自己的末日。
“基督，你在世界的彼岸，我在世界的此岸，你远离而去，我被置于撒但之手。命运颠簸，一切都不可靠；朝令夕改，我依然信靠你──除了你，没有别的拯救，因为你在世界的彼岸。”
深深的叹息，发自人类的胸腔，生命的希望和生命的负累，压得尘土也难以喘息……谁不渴望拯救呢？但是，我这样的人是配得救药的吗？经过拯救的尘土就不再是尘土了？而成为混凝土了？有谁知道！跟随主，尘土固然也得到生命，但这生命到底是什么，那是上帝的秘密，唯有主知道。在基督受难的事件前，信主的人们除了自责，还能有什么别的请求？“先失去自己，后得到自己：但那后得的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不是别人杀了自己，是自己杀了自己。”
我们的罪行累累，仿佛筑造了一座堡垒，阻挡上帝的光，构成一个黑暗世界。不是仁慈的上帝把我们打入了地狱，而是我们的城堡使自己脱离上帝的管辖，我们胡作非为还自鸣得意。可怜的人啊，没有能力拆除，只有能力逃出这黑暗的堡垒：这逃逸就是肉体的死亡，或是灵魂的重生。
由于我的罪性罪行，而与基督分开；我已无可挽回地堕落，并落入黑暗势力的掌握，但我还是知道基督之爱，知道圣灵的恩典是我唯一的光。无论命运如何击打我，我还愿至死追随主，因为主的爱，超出一切人类的彼此相爱。
（076）
人可以穿着雨衣淋浴，却抱怨水竟然没有清洁作用吗？
水，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光；雨衣，是人的罪行所构筑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永不倒”
穿雨衣淋浴，就是人的祈祷、忏悔、甚至赞美上帝。──所以，不是“上帝死了”或“上帝退出世界”，而是我们在雨衣之下，触不及水，自然无从清洁自己！
仁慈的主，不是主抛弃了我们，而是我们以自己的罪与主隔绝。我是不可救药者，我是不可接触者，我是遭到放逐者，我是自我封闭者。没有主的恩典，我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超越这隔绝、重返圣灵的世界。不是主抛弃了我们，而是我们以自己的罪，与主隔绝。
我和主的距离远了！有时候对主的追思也淡了……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越是知道：我已经没有力量再离开主了！因为我不是在威力下屈从主的，而是在主的爱和受难下，折服的。我怎能反过来背对这样一位受苦受死的上帝而不是作威作福的上帝呢！我们怎么能在我们注定也要受苦受死的生命中，离开这样的上帝呢。
死亡超越了时间：一万年以前的死亡和仅仅是在昨天的死亡，并无区别。也正因如此，所有的死亡又都是新鲜的，仅仅除了在人的记忆中以外。耶稣基督的死更是如此，那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不再是鲜活、血淋淋的。尤其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也还都生活在“黑暗掌权的时代”。耶稣为我们而死，但不是为救我们的肉体，而为救我们的灵魂。基督的受难乃是显明了人的肉体世界的不可救药性，人还堕落到杀死上帝圣子的地步——不仅是在犯罪的心思意念上，而且是在肉体的实际行动中。这样堕落的人值得救赎吗？这样的救赎不是为了让人犯下更大的罪行，而是让人等待基督的再来，施行终审的判决？
（077）
国家、民族，是解决人的生活问题的，正如凯撒。耶稣基督是解决人的生命问题的，正如上帝。解决生活问题的，即为“属世”，哪怕牵涉及到“精神领域”甚至刻入或植入量精神的领域。解决生命问题的，即为“属灵”，哪怕它表现为一种“信仰”。表现为一种“信仰”但却并不仅仅是信仰：“不是我信了，而是我已得到永恒的生命。”
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可福音》第八章35—37节）这时，他不是凭藉拿撒勒人耶稣的肉身说的，而是凭着住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体里面的上帝说的。耶稣的肉身不是偶像，而是上帝的见证，是献上圣坛的活祭。我们爱耶稣，是因为他体现了“没有人见过的”上帝荣耀。愿这荣耀如今就活在我们身上。我们因此知道基督的圣灵是真实的，尽管这世上没有一人配得上圣灵，没有一人足以体现圣灵的存在……因为我们的基督乃是孤独受死、颠覆世界、死里复活的别名！这世上当然容不下耶稣基督的光，容不下耶稣基督的灵。正因如此，基督之爱才在人类身上显示了永远的价值。中国式的“德配天”的帝王神话破灭了，因此我们的见证，仅仅是为耶稣而作，而不为其他而作，因此我们的见证是真实的而不是作虚假的，是坚贞不渝的而不是作哗众取宠的——有这样的见证，才配永生圣子的美好、真实、坚贞不渝。
耶稣爱我，为我舍己，我虽杀身不足以报答。士为知己者死，而为那救赎我们脱离死亡的至圣者，我们该做什么？该是虚己。该是采取卑微的样式。因为虚己有时要比杀身更难，杀身成仁需要一时冲动，但是虚己却要经年累月地恬淡。尤其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反骨和逆鳞的“自由思想家”来说，我们真该在基督的真自由里，放弃自我至上的伪自由。
（078）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才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恩？正如耶稣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才回到上帝的国，并得到复活的荣耀，得到天上地下的所有权柄。勇敢无畏地流血吧！这十字架的道路，正是流血的道路，正是存储天上的财富，并回报永生上帝对我们的爱。
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使这样顽冥不灵的人、痛苦不安的人、走投无路的人、罪恶深重的人，得以平安。感谢基督的爱并所赐属灵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这真是奇妙。这样的爱使原来注定被魔鬼役使终生的人，得到了彻底的解脱、真实的自由。正如基督所说：“我是真自由。基督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还给了我们──从魔鬼的霸权以下。
认罪，悔改。一想到自己是不得赦免的罪人，而基督，从十字架的苦难中复活的耶稣，却是纯洁无辜的并且是真爱我们的时候──一种奇妙的解放感，就像电流袭来！正如基督所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第八章35—36节）基督给人真自由，而不奴役人。正是真的自由，使我们终于屈膝，口称耶稣是主。
（079）
我们生活在尘土之中，因为我们本从尘土而造……如果不是基督属灵的光照、恩典，我们已与永生的上帝隔绝了。是基督，使我们与上帝和解，走上了通往上帝之国的不归之路。是的，我们在世上有许多苦难，但圣子已经胜了世界；并使我们，这从尘土而生的人，成为属灵的人。小孩子不能就此直进天国，但成人若不能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则断不能进天国。成人如何能变成小孩的样子呢？靠奇迹、靠洗礼、靠圣餐、靠祈祷、靠忏悔、靠听道、靠感恩、靠上帝的属灵恩典。所以，变成小孩子样子的成人，并不是小孩子，也不与小孩子相同；而是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新造的人”，即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的人。
（080）
传福音的人就一定在“荣耀圣子耶稣”吗？耶稣基督需要这样的“荣耀”吗？基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马可福音》第一章11—12节）
传福音能荣耀上帝吗？
传福音能荣耀基督吗？
传福音，与其说是可以据此荣耀上帝、基督，不如说是为了清扫垃圾──也就是清洁我们自己！也就是从历史的垃圾筒里打捞我们这些垃圾一样的罪人。“在基督里”，因此并不等于所谓“拥有基督”。因为有限不能拥有无限，罪人岂能拥有上帝？
说“穷人因为拥有上帝而变得满足”，乃是误导。因为穷人的本性并不比富人善良。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马太福音》十九章23节），是说财富构成天国的障碍，而不是说富人的本性更坏。所以耶稣“又告诉”门徒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同上24节）至于贫困本身甚至自愿选择贫穷的决定本身，也并不能直接把人领到永生上帝的国度，只是为信靠上帝、进入永恒，卸下了重担、提供了条件。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