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的凝视”，反过来又使“自我”成为“他者”，这就是“异化”的开始——这种“心理异化”，比“社会经济的异化”开始更早。
异化是指人的创造物同创造者相脱离，不仅摆脱了人的控制，而且反过来变成奴役和支配人的、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例如专制政治就是一种高度异化的力量，专制政治不仅奴役和支配被压迫者，最终也将奴役和支配压迫者。
“他人的凝视”，使“自我”成为“他者”，这就是“异化”的开始——这种“心理异化”，比“社会经济的异化”开始更早。
存在主义攻击本质、规则，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种本质和规则的延伸；当“存在主义”出现的时候，“存在”就变成了“主义”，“存在”就被“主义”异化了甚至消融了。
谢选骏于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中国的四季》（原名《五色海——王者之言》）中，曾有三十五个段落谈到异化，兹援引如下：
（01）
现代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近代文明的骄傲。这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因而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我想说，人的异化亦非机器之罪也，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这是很难从根本上转折的。
（02）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所以他们被称为“智囊”，也就是聪明的酒囊饭袋。于是，历史在鼠目寸光的智囊们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难理解的非人的构造。现代的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命运或诱骗顾客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规律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就这样，“历史”与”人”绝缘了，成为异化的力量。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成了奴役的根源，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为推行极端政策的借口，不仅支配专政权力，甚至也已经渗透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体现为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它们有些不同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是建立在非宗教的自然主义和非世俗的人文主义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当然，这与欧洲近世以来的世俗人文主义所主张的，对立人与自然、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是根本不同的。
人们称古代中国文明为“史官文化”认为它是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在古代无异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能使人们较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正如一切人间事物，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而导向僵化的功利主义，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这种习惯正是加剧中国社会僵化、文化沉闷的要因；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民族性”，遂使事情不可收恰。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历史教化，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成为所谓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信仰崩溃的的西方信徒。当然，这表明欧洲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功利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们日益空洞的心灵。
二十世纪的西方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来。西方人，已经学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给历史以崇高的本体地位。这得多多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思想，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理论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某些著名人物），深深受到“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皮相，而且常常遭到他们的多动症观念的曲解。但毕竟，这些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人那里起作用了，十九世纪末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在事实上的“改宗”。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宣称“上帝死了”，后来被尼采夸大为时代的最强音）；它的崇拜对象从犹太式的清教徒们的“上帝”，一变为中国式的“历史”。（如卡尔马克思们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上帝的意志”。）
由于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区别，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是创造的而非引进的。在内容上，它也暂时从“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神话里。这主要是自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哲学的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影响。欧洲人也因此自诩创造而非引进了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历史崇拜──史官文明──的欧洲变种）。
但这只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可以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这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也有鲜明的表现。这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尽管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下），只有封建的精髓；它和社会主义的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完全背反。它崇尚的是竞争，它蔑视的是中和；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的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唯物史观”仅其一种），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表面上看，自称基督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一切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了。甚至，连基督教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纷纷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一种新的什么“史观”了。
（03）
社会的健康，难道要以个体的病态为代价？它在现代社会的表现，主要是要求个体实现所谓的“部件化”。即，把本来“五脏俱全”的人，强行阉割为执行某种单调任务的工具。这在所有“自由世界”、“民主社会”，表现得也相当彻底，而且理比所谓“极权社会”还要无孔不入……因为它动员的是“经济细胞”，并动员社会部件们主动参与，以“自我实现”？即，为了异化者的利益而“自我实现”！这也就傅斯年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一文中所赞扬的西方人和西方狗。
在极权社会，这一“强行”经常以“威胁”的形式出现，有时辅之“感化、诱导”──但性质上都要求其工作对象的最后屈服！否则，就将其作为“反社会份子”立即逮捕法办，予以消灭。在民主社会，这一“强行”更经常地是以“利诱”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辅助手段则以“失业、流落街头”──极权社会残忍（“热情得可怕”），民主社会冷酷（“自由得恐慌”），这是它们生存的必需。在这些地方，社会的健康，甚至要以牺牲个体价值、毁灭个体存在，来维持。也许有些不错的折，也许有些调和的努力，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完全协同，说到底是个梦；社会利益的借口，流于极小一部份人的变相利益，大多数人总是被轻蔑地抛在一旁。至于说到“社会需要”与“个人兴趣”的正好一致，那真是偶然中的偶然、理想国中的理想国，即使可能出现，也只昙花一现，岂能长驻不变？
如果牺牲实实在在的个体健康，去饲养空洞不真的“社会需要”（如前所述，它始终只是某些个人意志的变形），也许说不上是“罪恶的”，但又岂能名之为“神圣的”？除非，各人根据自己的处境（“阶级地位”），分别称之为罪恶的或神圣的！以贯彻社会的分裂。贯彻这一切“蔽于现实的渐进而不知历史的绝情”的荒唐闹剧。
如此看来，个人的兴趣与社会的需要，尽管并不协调，却同样重要。如无个人的广泛兴趣，只有社会的刻板需要，历史会停滞不前，人就会沦为一堆无生气的活化石。而过度追求个人兴趣，不顾社会需要（即胜利者的意志）──人间秩序也会解体，陷于无序的骚乱，成为可怕的屠场。
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对富有集体感的个体来说，独善其身，难。因为他怀有的的作为个体的解脱，是需要到集体解脱的洪流中方能获得的。他的这个倾向实际包含两个极端：“奴隶性格”和“英雄精神”。
所谓“奴隶性格”，是把自己解脱的希望，寄托在集体的解脱（由自己领导或由他者所代表的集体解脱）上；所谓“英雄精神”，则是在促使集体解放的奋斗中，加剧实现自己的解脱。英雄，也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因为“独善其身”是与“英雄”的定义互相矛盾的。
有感宫的解脱手段，也有心理的解脱手段……
上藤架抢摘葡萄──这便是感官的解脱手段。
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这便是心理的解脱手段。
而后者在现代心理学中，被“科学地”表述为“心理卫生”！
（04）
“动物庄园”的寓言可以这样理解：“福利国家”虽是“理性精神”的有意识产品，却与人性并不切合。因为所有的人性都企图在福利国家的大饼中，切出一块比较大的留给自己：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它的最佳缩影无非是──现代化的养鸡场、畜牧地。当然，在更让现代人自豪的“自然保护公园”中，也有更多的“自由”和“新鲜食物”。谁说以上看法是对现代文明的诬蔑？
当然，上述看法有一项重大的遗漏：养鸡场与畜牧国的目标，是杀鸡宰羊获取其肉和其皮毛。福利国家的目标则为保证政治上的稳定，也就是保证选票按计划落入那些权力集团的囊中。至于美学方面的趣味，养鸡场和福利国家颇为相近。养鸡场的缺点在于，还缺乏动物保护主义之类的装饰品。
你要抱怨生活的贫困？但如果生活并不贫困，你又哪里会去创造什么呢？哲学家们，尤其是希腊意义或中国意义的理想（而非现代的哲学教授们的生计），一言以蔽之曰，“抵抗‘人为财死’这一生物世界的定律。”哲学家想抵抗这本末倒置、矫枉过正的反常，但现代文明和福利国家却把这反常推到了极致……现代的哲学教授正是为这反常进行辩护的进行不遗余力的文化奸商。他们拒绝从那些非人的、异化的市场中解放，拒绝挣脱“过度的文明”；相反却卖身为奴，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甚至教会学校都在拒绝性灵之真……因为他们只是教书的，不是思想的。
庄子所说的“外物”，本为促进人的健全生态而利用的手段，但现代社会却把这东西升为目标而日趋把人贬为手段，这是人本主义伦理上的破产。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生命的活动和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附加物（或是它们的表现形式）……从这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在上帝的创造面前人人平等──一切平等。”但这决不是“人本主义”或“人类至上”的可怜附注。人并不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人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然之物的“重新排列”。世界的基本元素就是那样，万物之所以分歧，仅仅在于构造及元素的比例不同。──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认定“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用来解释既成的世界十分省力，但却过份缺乏热情了。这似乎是思想的衰兆，一种精神没落的标记。
创造本身到底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对它的看法。这项规定同样可以用于世间万物：它们本身的性质是一回事，我们对它的看法是另回事，且是更关键、更影响我们生活的另一回事。
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是生存的标识，这种标记预示我们正在兴起，还是趋于没落。因此，并不是“世界观”或“知识”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命运决定了我们将选择并获得怎样的世界观和怎样的知识……“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
人对人造系统是具有敌意的。这样的敌意导致文明的分裂和再生。有时，这一再生也体现为，人对人造系统的抵制、损坏甚至全面破坏。
每当人感到人造的系统正在威胁“自己的真正幸福”时，就会毫无不踌躇地这么“再生”。这时的社会与文化，多是“停滞”、“退化”的，实际上，这仅是假象。因为文化的真谛乃在于“协调”：协调人际社会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社会革命的目标），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科学革命、技术革新、观念进化的目标），协调人对人造系统（这甚至是文化积累、生活传统、社会习惯、知识结构的目标）的关系。协调的努力，艰难而痛苦。协调之后有大长进，大长进又会带来更大的大不协调……协调时期，往往被目为繁荣时代，但这是旧事物衰亡与新事物酝酿的“无定河边”。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
（05）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乔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湖南变种毛泽东思想必须扬弃。否则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只能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而中国精神的智慧，原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天柱”之间的微妙平衡，拒绝全面专政的偏执。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化的道德；或道德化的政治。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我们无意于评判十九世纪欧洲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禅宗以外的佛学不计在内）的优劣高低。我们只是指出这两种哲学的根本不同，难以准切类比，更难以互相附会。它们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哲学与文化上的异化时代结束了。中国哲学，应在哲学世界占有它理应占有的地位。中国人，不应自行放弃这一地位。
中国人，要是放弃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哲学地位，就等于变相放弃了自己在世界竞争中的现实地位。哲学是生活的第一步，而确立自己的哲学本位，则是民族生活全面振兴的开端。偏重认识的哲学，只知道唯物与唯心的分际。但懂得伦理并尊重伦理的哲学，却用“压制”和“反压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去体验宇宙的潮汐、文化的升沉。这，就是中国的心灵之光。这，就是中国的精神之眼。任何外来的强力都不可能长久压制它。你看它跃跃欲试，好象在告诉世界，总有一天，它会发出那旷世的呐喊。
（06）
一切创造性人物，一切“精神之花”的栽培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总在希求着什么“非分之物”……他们的内驱力不是无谓的，而是微妙的反压制力。不自觉的心理反压制力，这就是内驱力。这就是使他们不同凡俗的根本魔力。
即使绝情弃智的佛陀与庄生，超凡入圣的耶稣与心思缜密的柏拉图，不也在希求着什么朦胧之象、空明之境？尽管他们追逐的客体，是某种远远出人意表之外的本原，是某种不生不灭、超越善恶、不拘形迹的虚无之君……但那追逐，毕竟是一种希求、一场执劫、一个至死不渝的定向努力。精神之花的主人！有着独特的“心理场”：他们的创造因而举世无匹，始终占据其生命活动的支配地位……这是精神之花的前提。他们对人类的生活给予强力的指导与启示，唯独如此，他们成为人类渴求的精神甘泉。
他不寻觅追随者，却有参差不齐的大量信徒蜂涌而至。他的内在力量，构成了强大的人格力──这是反压制力异化成为压制力的显著例证。
（07）
各种唯心主义者（尤其是被称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纯洁派人士）都是这样一群“一元论者”──他们把不同的界域混为一谈了。心理的界域升格为主宰的界域。其实，它本是诸界中的一界而已。究察一元论的主因，在于他们的心过于敏感。敏感了，就过于推崇感觉；就过于认定某一元素的主宰性。但一无的绝对观念，又使他们的智慧，洞察到感觉世界的虚幻性，发现了人的感觉在大千（即诸多）世界的冲突挤压下，是飘忽不定的……出自幻灭的深刻悲怆，出自安慰心灵的无能为力，他们起来宣传，其余的世界才是飘浮无定的，因而形同子虚；只有把得救之道，寄托在心理界域的构筑上……
诸如此类的一元论，其基础是有关“唯界域”的大胆假设；此等假设，以繁多的名目、自相标榜的对立，流行于世。公平地说，这可算是文化人类一大通病。表现为唯心主义的那种一元论，并不是糊涂或蒙昧的结果！而是过于自我中心、又过于明敏的心理产物。唯心主义看到心理世界对哲学和生活的某种重要意义，于是便将之绝对化了。力图用心理世界，去代替并主宰其他世界，从而陷入新一轮的迷误。这在根本上无助于文化人类直接增进自己在其余世界界域的生活优势。唯心主义的理想精神和功利主义的狭隘精神，就这样构成了生活态度上的缺陷。这一缺陷，来自生存上的病态反应。
实际上，人对其他生物的优势，不仅在于他有“一颗心”；而且在于，这颗心又是人的社会性需要的曲线投影和生物性需要的隐蔽所。
心是切实有用的。它不是观赏品或供奉之物；它是人在面对（与自我对立的）诸个世界（社会、生物、无机等世界）时，千锤百炼出来的一点灵犀。这灵犀起着判断环境、指导生活的功利．作用；同时，也通过宣泄情感来实现自我平衡。心的这种有机能力很难分析。电脑发展的前景，在今天看起来几乎是无限的。但很难设想电脑时程序，能顶代人心的变化而替人设计生活的目的。
没有必要把“心”和“理”混同起来。心是理的原生态，理不过是心的一时一地的表现。用理去研究心，是现代学术界的一项时尚；它用科学的方法和语言，去捕获科学语言以外的东西，以便在各个精神领域，确立科学的绝对秩序。用这种方法（“心理学”）固可弱化心、理之间的不和谐音程，但也潜伏着一个隐患：用一时之理去框架万世之心，用文化的素养代替了本能的素质；用社会性去平衡生命性。
什么是灵魂？灵魂是高于心智的某种东西。那么，既然灵魂高于心智，就是我们的心智完全不能理解的了；因此也就是我们无从谈论和认识的了！
任何决定，包括科学的判断在内，都难以尽除感情的作用。感情的深化与异化，导致意志的改变和观点的转移，以及行为上的重新抉择。人的心理场本身，被迫在各种条件下，成为《老子》所说的“为道日损”的实验场地。
（08）
在文明史中，往往是随着社会反差的萎缩和社会活力的日益低落，作为各种社会器官的社会组织也不免日渐退化，它们的功能趋于衰竭。每到此时，以往的高级文化无一幸免地遭受平庸的理解，动人心魄的精义只引起平淡甚至近乎麻木的反应。随之而来的是，活跃着的精神文化被偶象化了──化作或恶或善的泥塑。社会生活的极端停滞，与独立精神（及其扩大的投影团体精神和民族主义）的失落，一同降临到由于过度的垦殖、收获和过度的禁止施肥催化，而变得越来越贫播荒芜的文化土地上。就中国历史而言，这一进程在秦汉帝国、元明清帝国，各自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紧随其后，魏晋南北朝与二十世纪初的文化混杂、价值错乱的精神状态继之而起。在这两个社会系统崩溃的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自体的没落，而非他山之石的敲打、撞击。甚至个体的心理性征也会随着文明结构的衰落与解体而被夷平！男不男，女不女，两性的异化成为文明败血症的日常表现。极度的专制，诚然有把君王之外的男子都变成太监的危险，但雅典的民主也同样培养了大批的男妓和同性恋者。文明的困境同样困扰着置身其中的人民。对个体而言，这近乎一个宿命，但对思考的人来说，这却是和社会细胞（个体）的职能消解同步出现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已经到了父亲暴戾、儿子叛逆的地步，那么，整个社会机体的有机过程，就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我们听到过“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历史叹息声。历史的反思打开了有关“散沙”的秘密：国民性中的“一盘散沙”，是来自个体特征的日渐磨灭。大家在恶霸皇帝面前都一样地丧失了人格，那社会的结构也就夷平了，社会的职能也就瓦解了。大家都“平等”了，反文化的风潮也就涌起了。文化史的废墟时代，也就在毁灭个性、倒置构架、颠倒历史的运动中降临了。
当文明的锐气衰颓了，社会内部正常的反差、活性及其创造力，会突然间急剧下降。如果观察家来到这个时刻、这个季节的文明社会中，他将发现，此社会因其弊病太深，再也经不起活力的冲击了。充足的创造力，给它带来的不再是以往的福音，而是突如其来的灾祸。社会自卫的第一个冲动当然是“遏止它”。作为心理防卫机制的一个本能表现，文明社会及其芸芸众生，会十分省力地转嫁危机与责任，转而诬告创造力不洁净、诬告创造者破坏了社会平衡。制造动乱──这已成为大海沉船时刻的普遍真理。走投无路、动辄获罪的生灵们开会学习，尽其一切卑劣的、暗示的、拙劣的手段与言辞，向创造力宣战。这是一个日趋封闭日趋猥琐的时代。
当文明衰颓了，社会内部的反差趋于弱化，反差激起的力量对比日渐萎缩。岩石的棱角日益磨平，个性流失于无形的群体。有活力的等级差别，被社会的元秩序腐败取代了。而为了抵消无序的破坏，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面暴政就会应运而生。所以，法国大革命带来了罗伯斯庇尔与拿破仑──他们的长处仅仅是比法王路易十六更野蛮，也更善于激发群众的歇斯底里。新的专制，成为对旧的等级模糊的一种报复，一个令人吃惊的回答。就这样，历史等于说：“平等”与“暴虐”、“无视权威”与“专横无忌”，是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交织为一头反文化的怪兽。它不仅蚕食文化之果，也吞食人性之真。它赞美新的原始状态、新的浑浊。它把有灵性的人，贬到病态、麻木的陷井中。它吞吐的雾气，成为新野蛮冲动的预兆。这野蛮，并非真能退回淳厚静止的原始时代；其结果，只不过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法王路易十五的名言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他死不久，洪水真的来了。──祖宗欠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路易十四的光辉与暴戾、路易十五的奢侈与放荡，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所幸的是，洪水退后，留下的不仅有荒芜的败草，还有一个重新分化、重新生长着的饿狼充斥的新世界。
陷入了此种轮回宿命的文明社会，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危险之所在。反会担心合理的反差，将招致社会的分裂。这好象是一个神经衰弱患者，不知道自己需要合理的休息，反而拼命用脑以求疲劳，暂时摆脱失眠的困境。他用这盲目而可怕的临时陶醉，戕害着自己的生机，迸一步打击了业已憔悴的神经系统，从而进入更深的病态。当一个衰弱的文明社会已抱定成见，认为任何休生养息只会加剧自身的危机，那么，它的病灶深层只会加速溃烂。
（09）
把反压制视同为“暴乱力量”或宇宙无政府（出人意外的混乱）状态的普遍肇因，是曲士的偏执之见。混乱与无序状态，本是不可描述者“……”的庐山真面目。真正的暴乱者不是反压制和升华势力的具象、实体，而是那一片看不见摸不着松散弥漫混一宇内的阴性暴 君。她沉着、发粘，具有古神话中的“弱水”式的奇能，在她的诱惑下，鹅毛、灰尘也沉入黑色的水底，永劫不复……
排斥力、舍弃力、毁灭为──是反抗她的压制力量的异化形式。排斥、舍弃、毁灭并不等于“增熵”，假如它们继之以吸取、获得、创造。
反压制力，要是最终不升华为创造性的冲动，就等于半途而废。破坏的反抗，始终属于很低水平的运动；高级的反抗，必出之以创造形式。继之以毁灭的，不是那荒芜，而是再生。文化的命运、民族的历史、个人的体验，无不如此。极多的具象与实体，都不会半途夭折，它缺乏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能与力──并非无此趋向。这就是反压制力的宿命！正如，“沉沦”是浑沌的基本趋向。
“充满义愤的反抗者”，实际上是创造者。根据经验，即使要逃避（哪怕是暂时的远离）那阴性暴 君的无底洞，也需要超常的智慧。而逃避的途径，则为十分艰辛、形态万状的生命之路、自由之路、原创之路。
“顺引力场方向”和“逆引力场方向”，都不是挣脱的捷径。只有既非零度又非一百八十度的离心倾向──无规则地选取乱七八糟的途径，才能收取挣脱的最为灿灿之硕果。以哲学的套语做个比喻：直道的“继承”（顺向）与“批判”（逆向）都不会生下壮实的孩子。唯有在离心运动中独辟新径者，才别开生面，得为天下法。精神上的挣脱，哲学上的逆反，文化上的升华，都是非程式化的结果。但它开辟的新程式，渐渐地也会以此压人。程式与规则，是死者的遗迹与活人的祭仪，是人的头脑对外在强权的攀附、谄媚、合理化。人类的文明越是进步，就是越深地卷入精神上的奴隶社会？（仿佛自主的国民，其实是精神上的亡国奴！）
还是换一个角度吧！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遥远的星系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经验的判断告诉我们，若干光年之前，一次重大的毁灭降落在这气数已尽的宇宙身上。但对更大的宇宙而言，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转换。当此局部的毁灭之际，一个甚或几个新的星系从宇宙的其它角落里走出来，以其涓涓再生为大宇宙的代谢注入生机。你能说这个过程的开场处，仅仅是个毁灭？或是个“悲剧”？陋哉！
（10）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它是对宇宙命运的物理学表述。压制也是不可逆的。沉沦也是不可逆的。万物命定于趋向“中庸”、“非存在”。场的作用也是不可逆的（逆，最终也只能构成一个圆的回归，然后导向进一步的异化）。增嫡趋势──同样是不可逆反。
不可逆？不可逆。若说确有宿命，不可逆才是最根本的宿命。
但我们（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终究还是要趋向于“逆”，否则，又怎能维持存在呢？逆，就是反压制。逆来顺受，则压碎、沉沦、吸住、热寂的“待遇”，将会一把抱住我们，那死神的手臂！而逆，才是存在、生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仅是生活的真谛，也是物理世界的实情；不仅是感情哲学，也是“自然哲学”。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反压制、升华、挣脱（自由）、减熵──归根结蒂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作为一种无机、有机、社会、心理的混和存在，难道肯让虚无主义攫住翅翼，肯让阴沉的浑沌扑灭最后一线希望──灵魂的火？
在此矛盾的山谷中，一个启示应运而生，正是“不可逆过程”提供了“壮丽的机会”，它给各种存在以显示力量的不可推辞的使命。肃穆阴沉的“回归运动”──也抹煞不掉这一使命的曾经存在。这一启示对我们有两层价值：
1，它赞许并鼓励跟从命运、抓住机会的雄心。
2，它不被雄心所限，以至沦为“人为财死”的事业家。
它清醒地看到努力后面的无限虚无，从而调节了过度的行为。
（11）
文化宿命论时时刻刻占据着程式化的头脑。它以当时而无视历史，以多曲而否定通衢，以人造之物（如经济生产力）去论断人性与人格。文化宿命论，还认定文化受着人所能认识并把握的必然性力量（除了在神话的语言中，这个命题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律背反）的指使，这样或那样，不这样或不那样地……只能按照单线条地发展着。文化宿命论还以特定的独断的断言：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的人格、个性，根本无缘。它荒谬地断言，人格、个性虽是文化的创造者，却是冷酷的经济力量手中的傀垒。这种非人的异化力量据说有着无限的审能，它能随意地泡制个性、造作文化奇迹、生产“精神产品”──就像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成批成量地生产货物一样。文化宿命论还出奇地假定：如果某个文化天才、精神巨人不幸夭折；那么定会另有一个类似的天才、巨人横空出世，填补他所遗留的文化真空、精神空白，创造出与夭折者可能创造的极为相似的文化业迹──因为，那决定一切文化特征、精神风格的经济力量，要求这样！
文化宿命论是机器时代的人类卑琐心理的一种分泌物。人在机器的压力下，感到了自己的卑微。所以，他便象原始人崇拜控制着自己命脉的恶魔（拜物教）那样，崇拜起机器和机器的力量来。在哲学上，他学会了把对神能的依附心理，转移到了对机器能力（生产力）的依附上。进而把人的精神活力贬低到了机器能力的附庸位置。研究机器之力的科学，取代了研究恶魔之力的神学。现代人和原始人在这一点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共同意见：忘了恶魔之力与机器之力仅是人的智慧之力的派生物。贬低了智慧之力的机器文明，等于堵塞了自己的活泉，从此走上了僵化与衰竭的自戕之途。
文化宿命论，是文化的桎梏。它为文化的动态发展预先划定了一条条“不可逾越”的静态鸿沟。敢于逾越这些钦定界限的探险者，会因此获罪，被打成大逆不道的文化歹徒。因为这些“犯罪分子”的精神跋涉，都是“未经批准”的！──哥伦布的远航美洲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事先得到了西班牙与卡斯提尔国王“经济力量”的赞助和批准！但这并不等于那个“经济力量”后来会因此而轻轻放过他。没有哥伦布其人，也会有同一个人在同一天（至少是同一个时期）去美洲探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力量这样要求。──文化宿命论者们几乎这样宣说。他们这样说了，真正有活力的文化也就完结了。这一完结，说明了人格对历史的巨大作用力。
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能，就能察觉这类理论的虚幻性。因为它把人的历史幻化成一条条由机器的科学、传送带的逻辑、电脑的语言等系列的锁链的组构成的规律了。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不过唱主角的变了，由上帝变成了“生产”。由于经济力量成了压制文化最方便的藉口，因此，经济力量便需要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以便从根本上遏止文化创造可能造成的社会变革。──这种观念本身才是需要加以变革的！
这种狭隘、瘦削、以致到了刻板干瘪程度的假定，使因果律在无形中被倒置了过来：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势必出现的文化天才与精神巨匠，已从实际上的创造者，变成了假想中的“谋杀者”。既然天才与巨人的出现成了经济力量的被动结果，因此，创造源不再是新颖的人格、奇特的个性；而是那个没有人格、抹煞个性的非人力量。这样一来，一些天才、巨人的出现，反倒在理论上阻遏了另一些天才、巨人的崭露头角。甚至从根本上堵死了这些潜在的创造源的出现。因为一定度数的经济力量只能允许一定数额的创造者出现。所以，这些创造者就夺走了那些创造者的机遇和地盘。以致从根本上“谋杀”了后者。
（12）
自从文明社会开始前后，人类已经在扮演着“理性动物”的角色，推算下来，少说也有几千年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又有一门学术开始冒尖：“符号学”。据符号学的追溯，甚至在史前时代，人们就开始产生了符号意识，因此，符号学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字产生之前的数万年。
但是我想，这种科学式的追认，和现代兴起的“各种学科史”一样，都还是以现代意识为基础的，其图景去古之远是必定的。符号学兴起的大背景也是如此。十九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竞争的白热化，致使人们狂热地追求效率，而抽象化以及定性定量的方法，则更能保障效率的实现。在现代生活中，对事物即研究对象的分类能力，几乎被看成是一个人的智能标志，例如某位学者对分类和转述的技术掌握得越娴熟，就越被认为是学识渊博的。这是因为人们面对的现象太纷繁了，简直没有精力去思考它们，急切需要的倒是首先把它们“档案化”，于是全球化的世界首先是一个被档案分类的法则给窒息着的世界。
通常人们评价一个人“是一个符号”的时候，就含有轻蔑的意思，但在实际生活中，情形恰恰相反。人们把某人评价成一个符号是在极度尊敬他。不仅嘴上说，而是从心底里把他看作一个象征，还不够，在把他彻底当作一个符号以后，他的价值才会成倍上涨。犯人畏惧警察，不是畏惧其个人，而是畏惧他的符号力量，即他的“警察身份”。而在身份面前，人的本身价值也就默然失色了。例如一个富国的护照可以使乞丐成为穷国的贵客（许多来华的欧美人士就是如此），而一个穷国的护照则能让任何天才人物被各国驱逐甚至押入移民监狱。
与其说是“科学将人符号化”，勿宁说是社会的集约压力和生产管理上的效率需要，对人进行了符号化。管理一个越复杂的机构，就越需要对机构的各部分加以符号化，尽量排除人性的因素，尽量抹掉其本来具有的特性，将之顺利按入模式、以便推动“更有效的管理”。
在人们批评这种不幸时，谁又曾考虑过，为什么这种倾向得以流行并跃居为一个时代（例如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倾向呢？仅仅是一种“迷误”吗？其实，符号化的潮流并不是源于对科学的盲目崇拜，而是基于竞争的压力。不是冷酷的科学把人变成了符号，而是贪婪的人们把同类变成了符号；不是科学征服了人，而是人自已屈服于科学的管理──不是倾心崇奉，而是一心利用。更严谨的说法应该是：人自己把他者变成了符号，以便更简单、更有效地去对付他者。
和“外向的”态度相反，人们在内心却尽量避免将自己符号化。这从人们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对“异化”的议论和恐惧，可见一斑。强调保存自己的精神特性和非符号存在的价值，似乎构成了人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只是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对外对内采用的是两种标准。
这个符号化的时代，当然不像考古学和恋尸癖学者们所想象的那样，业已由来上万年，而是近两百年内才开始逐步强化起来的。甚至即便在这个最近两百年内，符号的标签也并不是始终都在统治一切的。符号无法杀死、固定人的精神，符号无法削弱人对人的占有欲。相反，符号不过是人类行使自己的贪欲时所运用的工具而已。符号化的表现，仅限于推动群众对他人施行异化或诱惑强者异化整个社会的野心。但符号化不可能是彻底控制人性，其表征之一就是心情的冷漠会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开来，它使人孤独、窒息、厌恶生活，而这，则会反过去破坏对符号化的极权统治的基本信赖。
符号化与工业化、都市化的压力一起来临，形成一种人际沙漠，导致现代人在内心深处的孤独，无法缓解的绝望症，使得每个人都渴望自己非符号的那一面，得到他者的承认、尊重和同情，这甚至构成了各种卖淫行业的勃兴，从影视明星到发廊小姐，都在从事所谓“理解万岁“的活动。这一口号的社会背景和心理根源，就是都市化带来的极端冷漠。然而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希望尽量少花费力气去对别人作出“理解”（其实是谅解）。于是，人人都在叫喊孤独，但人人又都不肯去为别人解除孤独。
结果能在符号化、概念化的操纵以外去认识社会，只是极少数智者的专业。与此种心理倾向相合，每个人都梦想获得自由，同时又情不自禁地想要限制他人的自由。现代中国人所理解“自由”就是喧宾夺主；现代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就是造反有力。例如毛泽东主义者一心一意要限制整个社会的活力，以便把垄断的权力留给自己。同时，他却强求整个社会容忍并支持他“限制社会自由的自由”。
这听起来矛盾极了，近乎不可思议，但却是自我中心这一生命本能在工业污染时代的特定体现。其实正如前面所说，对人进行符号化，决非科学之过，而是人本身的贪欲所致，这一贪欲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就体现为滥用符号，这一贪欲就像原始人对待神灵与自然那样，来对待科学与社会，在将外物绝对化的同时，外物却显出了它的虚幻性。但这种科学的偶像崇拜，并非神灵与科学之过，而是人自身的态度所致。例如“杀死了上帝”的，其实不是科学。
（13）
一个事物的“精神价值”，是与这一事物“未被认识的程度”，密切相关的。在各种以往的宗教与哲学中，无不给予过生命尤其人的生命以颇高的评价。但那是出自古老的神秘感，出自对生命诞生的不解和幻想。可是在现代科技活动中，人们不但解释了生命的形成，且能透过实验方法做出来给你看，如试管婴儿的诞生，不就和牛马的配种完全一样吗？甚至更不自然，更可以操纵。你说，面对如此具体可见、可以重复制造的生命，还有什么神秘感可言呢！还有什么和“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呢！
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神秘感只能寄托到另外一些不可见的因而是超越生命的观念上去。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实存的生命的意思。相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现代当然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恢复对生命这尊古老偶像的原始崇拜哪怕再多给它几顶文明的桂冠，恐怕已经绝了路。即便求助于类似柏格森所谓“生命之流”式的玄虚狂想，恐怕也是枉然。因为生命的神话被生命的科学取代了（而不是杀死了）。已经破灭了的神秘的大生命，却没有途径下凡来，超渡身处异化绝境的具体生命。
“伦理观”到底意味什么？用一句老套的话，它是一个“目的”呢还是一个“手段”？它是一个促进人生幸福的杠杆呢还是一个应该无条件为之献身的偶像？即使独裁者能在新的时代恢复旧的伦理，他能使复活的旧伦理再度复活其原有的功能吗？如果能够，独裁者就不需要集中营与劳改农场来强制推行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反动运动了。
在新的多国条件下，旧的一国规范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说，这种名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国规范还有一点什么价值的话，那也只是心理意义上的，为研究旧人类缅怀旧事物的反动能力，提供了活生生的当然也是血腥味十足的素材。孔子式“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绪兴许是高尚的，因为那只是思想家自己的高兴，对社会却说不上有害。但是专政者就不同了，他手中的刀枪使他的喜怒哀乐可以变成“十年浩劫”和“百年孤独”。而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并不是一种正在消亡的东西，而是一种反扑回来的东西，例如，袁世凯没有做成的“窃国大盗的事业”，毛泽东却做成了，而且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14）
“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其实来源于“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某人受到某组织的压迫并感到痛苦时，他才会投靠其它组织或自行建立一个组织，以图对策。他于此寻求抵抗力量并取得保护。正是这种“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某组织内部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是残酷，一个组织的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越是残酷。因此，要探讨个人与某组织的关系问题，就要先到该组织以外的社会关联中去考察。换言之，组织与个人关系的形成史，不能局限于组织内部，因为这一关系的起源与动机，都是来自组织以外。
任何“神圣的组织”，都是起源于个人自保的动机，然后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日益增强的、来自其他组织的挑战。这时，组织成员要么退出组织，使自己处于更无防御的处境，要么使自己日益异化，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而人身依附关系的日渐加深，是与组织之间斗争的白热化程度成正比的。除非组织之间的竞争受到法律约束或合理限制，否则个人对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既无法缓解也无法改善，最后只有沦为雷锋那样的奴隶主义标兵。文革的红卫兵其实就是发扬了“雷锋精神”：“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而对于一个战壕里的同伙，这个冷酷无情的家伙也要“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当某个组织自己感觉受到其他组织威胁时，会加强对本组织成员的人身控制，黑社会、地下组织尤其如此，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行走在法律之外。它们用恐怖手段先从组织内部加强抵抗力量，以便强化抗衡其他组织的外部压力。如果组织之间的对立与竞争达到竞相兼并的程度，并成为组织关系的流行模式，那么也就迎来了该组织与其内部成员关系史的悲剧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共战争之后，连退居台湾的国民政府都“搞起了白色恐怖”，因为不如此，就抵挡不了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并且吞没了整个大陆的“红色恐怖”继续前进，吞没台湾蕞尔小岛。而主导白色恐怖的蒋经国其人，原来就是苏联共产党员，是斯大林亲手训练过的，他后来选择同样共产党出身的李登辉担任继承人，也不是偶然的“失误”。这仿佛说明，只有被“红色恐怖”训练出来的干将，才能领导吓得发抖的人们，通过“白色恐怖”去自我保护。
若把这样的关系叫做“异化”，还是好的，正如承认“白色恐怖”确实存在，说明此人还有良知。如果把恐怖活动看作正当，甚至奉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说明此人异化程度之深，已经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完全成了组织的附庸和奴隶。
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异化与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联系起来，看作近代世界的一大特点，因此是正常的。按照这样的逻辑，个人异化为组织的杀人齿轮，异化为雷锋式的奴隶主义份子，作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的精神现象，作为“文革”的预演，作为社会被异化为黑五类与红五类的奴化过程，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看法是过于孤立了。它忘记了放肆的“理想主义”故意不看这样的悲剧发生，其实是有重大的个人因素，那就是“战场效应”，那就是从战场上提刀还乡的屠夫，如果没有更高权力的监督，肯定会把刚刚用在敌人身上的“手段”，重新用在百姓身上。如秦嬴政杀伐六国殆尽并不满足，接着杀伐百姓，贪得无厌，残暴寡恩，没有能力进行追本溯源地反思，终于陷入异化的悲剧而不可逆转。毛泽东不如秦嬴政但模仿秦嬴政，他在“内战”、“镇反”之后，并不放下屠刀，而是“继续革命”，镇压同路人（反右）、整肃全民（文革的全面专政），结果血洗整个中国大地。他好像忘记了，秦嬴政就是由于这样“继续革命”而成为全民公敌，最终灭亡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并不是毛的发明，而是所有草头王的通病，例如洪秀全对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的杀害、驱逐、疏远，结果毛泽东一死，他的家奴反戈一击，使其家族成员被彻底清算，自相残杀的结果，使得继承人后来也沦为俘虏。
个人的异化是组织硬化的结果，而组织的硬化则是组织之间残暴行为的结果。如果忽略时代的嗜血倾向，一味局限在某组织内部著手改善组织与个人的关系，甚至提倡组织内的个人独立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那是枉然的，所以党内改革从来只能被“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封条，奉命闭嘴。
这是因为，“组织对他组织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个人的独立性。组织的意志既是个人意志的俘虏，也使个人的判断受到组织行动的扭曲。长此以往，构成了一种病态的关系：组织的决定具有充分的盲目性，但却受到了偶像崇拜式的服从。
本来，组织是由个人组成，当然可以说个人存在比组织构架更为宝贵，更何况组织的智慧归根结蒂还不是个人的智慧？病态的关系来源于：组织与组织之间展开白热化斗争的现代，个人如果不是依附甚至寄生在某组织内部，也就永远无法出头，即使商人，也要依附商业系统、寄生在金融系统内部，方能财源滚滚，实现自己的贪欲。除非你一心想当个流浪汉，否则不论党政军学商工农，无一不为五斗米折腰。况且现代人不怕折腰，就怕折了腰还得不到五斗米。这不用害臊，因为第一个折腰者，而且是“竞折腰者”，就是自称“人民大救星”的人。
这种严峻的现实，彻底粉碎了个人的灵性比整个组织还要宝贵的良心判断。因为这个崇尚暴力行动和物质利益的时代，是个灵魂意义的睁眼瞎，这个时代看不见五米 以外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个人价值的降低，还是组织扩张的结果。即某个组织内部人口越多，则每口人的价值越低。给个人以较高地位的，多是些小规模的城市国家，或是高度自治的联邦国家。古希腊的城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邦，以及近代以来欧美的联邦，都是如此。中国先秦时代的区域性国家，由于其规模较小、版图不过今天的一两个县，人口还不到今天的一个小城市，所以还能给予个人较高的地位。当然，随着秦汉建立了长城，监禁了整个社会，放下了铁幕，个人就被淹没了。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上第一个建立铁幕的，不是格鲁吉亚的
斯大林，而是陕西的秦始皇，其铁幕就是长城。而坚持“四大伟大手”的人，自己承认不过是斯大林的学生。
（随着铁幕长城的矗立，个人的独立地位消解掉了。所以谢选骏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提出的长城批判，其实就是铁幕批判、义勇军进行曲批判。而1988年写作的《河殇第一稿》所批判的“黄河心理”，指的就是“延安精神”，正如“舞龙”指的就是扭秧歌。）
人数的增多，尤其是随着“统一”而来的剩余人口的大量涌现，使个人的价值受到了蔑视。独裁者既然没有了敌人，他也就自然不再把人民视为人。因此无论是自封秦始皇还是被谥汉高祖的家伙，都有足够的理由和机会表达了他们对个性的厌烦和对独立人格的羞辱。
（15）
未来的人们当比今天的未来学家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因而能更准确地创造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如果说今天的未来学家们还多少能够预见到未来，那也只能是在今天已显露端倪的问题上而不是在全部问题上。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和解决未来的问题。今人不必替他们操心。
人们需要规划未来，仅仅是因为人们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这就是渴望把握现在，而现在又是在流变之中。因此，探索未来的秘密就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说到底，现代人无法包办人类的未来或未来人类的命运，他最多只能在自己的未来学理论中提出或试图提出一些设想而已，如果他想用这些设想去“指导”未来的生活，那么，一个理论越是完善，反而越难承受其细节与常识的不相吻合所造成的破坏性压力。正如一座建筑越是精巧，那么拆掉其中若干关键部位，也就越容易从结构上摧毁它的存在。例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过于完善而趋于崩溃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对未来的设想已经过于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这与现代城市文明发展得越来越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的趋势，有惊人的一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明社会，使得任何一个小小的措施失误，都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任何一个局部的更变，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全局性连锁效应。因此，当这些局部的改变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自立的时候，就会遭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强大反抗，经常不得不被迫终止。大凡成熟了的文明，都会面临这种结构化的困境。人在这个结构之中，却已经无法改变这个结构，更无法脱离这个结构。因而，“异化”的观念弥漫开来。人感到了自身的渺小、脆弱和无力。人面对自己造出的文明实体，变得束手无策。特别是现代文明，不仅已经成熟了、结构化了，而且还变得自动化并已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格局中，要推行那样一种方案即把人口大规模的从城市迁到农村去，其压力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都无法长期承受的。在“文革”期间，失业过久的老农毛泽东由于年老体衰而突然怀念自己的童年种地生活，于是命令城市青年下乡垦荒，使得中国倒退半个世纪。如此小规模预演了“返回农村”，尽管还是半途夭折的，已经使得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6）
人为什么会自杀？自杀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
这些问题实际上导致了以下问题的提出：人为什么要生存？生存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
这种连锁的问题，使自杀现象获得了哲学反省价值。通过对自杀心理的揭示，人们将得到理性的启迪，得到比各种马列主义党校哲学教科书更为真实的人生醒悟。
古典式的看法认为自杀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因为它可以把动物的自杀简单归到“魔鬼附体”的名下，而中国传统的鬼怪故事如《聊斋志异》也描述人的自杀与鬼魂急于投胎有关。但现代生物学的大量观察，却提供了很多不合鬼魂投胎解释的例子。研究表明，小至老鼠，大到海豚与鲸，其集体自杀的数量是巨大的，鲸类的高智能，并不能阻止它们窜上海滩等待死亡的来临。
动物集体的自杀行为，使自以为人类才懂得“生存尊严”因而懂得实行自杀的人们，不禁为之发呆，因为生命的常态毕竟是“追求生存”。人们知道诸如此类的集体自杀是不正常的，即罕见的、因而是变态的”。因此按照古老的说法去简单指控它们魔鬼附体、精神错乱，也不失为简单有效的。
但显然，这不是什么精神错乱。很难想象一大群动物会突发性地同时传染上了精神错乱症。除非，这不是指生理的病，而是指心理的反应。人类也有集体自杀行为的记录。和对动物自杀的了解相比，我们还是对人类的集体自杀行为的动机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七十年代末，对发生在南美洲的美国“圣殿人民公社教派”集体自杀事件的调查表明，自杀的动机，虽有宗教上的理由，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现实生活的超负荷压力，而为了结束生活中不堪忍受的屈辱、烦恼、压力等等，自杀是个简便的方法。
由此可以想到，集体自杀与个体自杀其实还是有某种区别，而集体自杀更便于我们解析自杀的性质。它可以否定古典式的解释，即认为自杀是疯狂消极的行为。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个体的精神错乱是可以接受的，但说一个群体突然从生理上同时发生了精神错乱或不可控驭的病理心理，则令人难以相信。哪怕这个群体不是人类，而是前述的动物。
特别需要考虑的是，自杀行为尽管与生命的本能冲动的方向相反，但它的出现本身依然是这一本能的某种延伸状态。尽管从常识判断这种延伸具有非常变态的一面，以至异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例如，自杀只是行为表现或行为后果，如果从动机看，导致自杀的动机其实还是为了活得更好一点。这种更好一点至少有如下两种形态：
第一，怀抱逃避苦难的动机去自杀。
第二，怀着追求永恒的动机去自杀。
对一个远处的旁观者来说，要从自杀行为的结局去区分上述原始动机并推导其心理差异，虽然相当困难，但毫无疑问还是应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动机。
更有甚者，在有些刑事案件中，自杀者实施自杀行为，是为了栽赃复仇，其动机无疑是为自己的生命力量寻求出路，尽管这是最后一搏。这与出自对生命完全绝望而实施的自杀，是不同的。可见自杀行为和对自杀行为的看法，还是要以每个时代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倾向作为轴心，甚至连自杀的方式也像流行病一样受到榜样的驱使，例如某些追星族模仿偶像的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风俗与自杀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表面的、外在的。要透彻地理解自杀问题，必须盯视自杀中的哲理：生命反对生命；生物自行结束自己的行程。
还有的人从“安乐死”这一特殊角度去看待自杀问题。这种角度受到现代福利主义影响，使我想到是否由于自杀含有这类福利贪图安逸的倾向，原始基督教才极力反对自杀。基督教的基本人生态度是殉教式的，而不是福利主义的。但奇特的是，基督教对现世的蔑视虽和普通的自杀者外观相似，但精神的动向却绝然相反：蔑视现世的宗教反对自杀，而贪图今生的哲学却支持安乐死。
殉教与自杀，貌合而神离。具体说，安乐死的含义是把死亡当作人生的终结，追求安乐死的倾向，虽会导致自杀，却表明自杀者对现世看得很重，这与殉教的冲动完全相反。
再如，当一个人进行自杀时，旁观者出于慈悲的动机而砍掉他的头颅以减轻他的痛苦，这种他杀并不等于安乐死。因为有些为了承担责任而进行的自杀，其动机并不是在追求安乐死。好像武士道精神的实践者，是以认输或是谢罪的自杀为美为荣耀的。而为减轻其死亡痛苦的断头力量，也并非来源于其自身。这些自杀者的心境，决非出自西方福利主义的考虑，而完全是东亚文化的产物。如先秦中国的贵族也是如此对待人生的。这种人生观，不同于世俗的福利主义，也不同于基督教教义，甚至背离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观念。
安乐死是一种最消极的自杀。而其它许多自杀则出自与安乐死完全不同的动力。比如说最常见的一种是兵败自杀，是为了负起责任。殉道性自杀也不是逃离苦难，而是为了肯定自己的价值信念。如诗人屈原的自杀，不仅出于绝望而且意在到另一世界去证明他在此世界已经破灭的信念。屈原是相信另一世界的存在的，他自杀可能是为了去“打官司”。因此，这种死是殉道式的。陆秀夫和南宋末帝的投海自杀，为的是抵抗蒙古铁骑的俘获，以保持中国人最后的上邦尊严。这一尊严的消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后死亡。这种自杀，不是去追求安乐死，而是为肉体以外的尊严去牺牲肉体。
还有一种自杀，我们可以称之为承担或迷避责任的自杀，过去读《清鉴》、《清史稿》，看到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情节时，常能发现许多满清官吏在成败失地之后，就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开始我对此甚感吃惊与迷惑，心想，一个腐败的异族王朝，怎会有如此忠心的汉官为之献身呢？照理说，假定它有这么多忠心耿耿的官吏，又怎会招致如此的腐败，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呢？但细想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满清官吏的自杀，是为了逃避他将为失败而承担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严酷惩罚，按照满清的律条，如果与敌交战不利而失去守地者，不仅必须赔上身家性命，还将面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妻子儿女沦为奴碑、充军边疆。但如果他事败后自杀了，那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尽职的官吏，一个烈士，甚至被追封什么烈士的尊号，家属老小当然可以免遭囹圄之祸。中国有句俗语叫“畏罪自杀”，在满清的事例中，它获得了生动的注解。畏罪自杀，为的是逃避比个体死亡更可怕的灭族命运。正是这种制度造成的僵死力量，才使得那批颟顸无能的“满大人们”竟然获得了“杀身成仁”的勇气。而在文革中，情形恰恰相反。
与满清同样起源于东北地区的林彪集团，横扫民国军队，直下海南，建成新朝。但是他们却把“畏罪自杀”视为更大的罪过和罪名，自杀以后的共产党干部，不仅家族不能赦免，还将进一步受到镇压。但即使如此，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还是自杀者层出不穷，多过满清千倍。何以如此呢？因为压力更大，即使株连家属也在所不惜了。因为共产党的目的不仅在于追究现行责任，而且在于追究历史过失，所以把自杀行为的受害者叫做“死有余辜”。
（17）
现代全球文明所产生的规模空前的扩张，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和焦虑，因此要求作为神明而被供奉起来的科学符号保持同样的张力，以便这个世界不被拦腰折断。
许多思想家都承认，现代文明将人异化的程度超过了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在无所不在的压力下，人不再是人，而成为工具，人不再是自己，而沦为一种编码，就像狱中囚犯，被称之为“xxxxxxxxx号”。在发达国家中，人与人生已经成为计算机中的“信息”……叫做“社会安全号”；在落后国家中，人与人生也已成为国家监控的“对象”……叫做“身份证号码”。正是在这种焦虑中，信息时代也将是一个传统面临全面解构的时代。
用符号去代表并描述存在，是人的智力创作，它大大推动了“增产节约”的集约化过程；但，要使描述“符合于存在”，在哲学上则是一个不大可能的事。因此，我们只有从“否定语的层面”去理解这一代表性，才能比较细致地看出它的时代内涵，因为只有从它的“无意义”性的角度，人类才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其中的符号化的陷讲，因为他实在没有能力接脱这一陷阱，只是由于它多少意识到这一陷阱的致命性质并试图摆脱它，就能“得救”。
（18）
经过一百年徒劳无益的“国家与革命”（这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僭主，“伟大的列宁”的一本纲领性著作的书名），经过把国家当作战争机器的“总体战”疯狂，欧洲人终于明白，人类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环境代价，于是环境保护和绿色和平运动兴起了。他们认为，“错误的宗教就是那种允许牺牲人以外的自然来满足人本身欲望的信仰。”按照这一逻辑，那么整个人类文明也就等同于一个错误宗教的剧目了。说到底，那种“为满足人的欲望，在道义上有权利用宇宙的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神教所哺育的“科学主义信仰”的特性，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核心，是潜伏在人的自然性格（基因）中的一项贪婪的本能。因此，这种思想也必定在各种多神教的信仰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存在。哪怕是在以合理主义或务实态度相号召的中国儒佛道诸派学说那里，也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这种意识。
即使西方的种种“人本主义”，不也是以“为满足人的欲望有权力利用宇宙的思想”作为内核？即使绿色和平运动，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并不是以大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人类毕竟还没有进化到宇宙代表的程度。人本主义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可能是与科学主义别无二致的。甚至可以说，科学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借科学主义之手火中取栗，这正是所谓“早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晚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这里的区别根本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么“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因为反省并赞同“异化理论”而遭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整肃和清洗，但那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斗，无碍大局。正如九十年代又冒出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提倡马列主义的内部改良。这种“早晚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企图在“反对革命”的时髦中让马克思借尸还魂。
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导演的“农业集体化”和“极端工业化”所造成的人命损失、环境破坏、道德瓦解、社会沙漠化相比，倒是以神权主义特征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表现得缓和一点！因为，原始基督教以及流行于整个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东正教，在道义上毕竟是以抵制“人的欲望”为宗旨的，并且否认人有权力为了世俗的生活而滥用宇宙的资源。说基督教的一神倾向天生地包含以人类的欲望为中心而去滥用宇宙资源、牺牲宇宙万物的倾向，那是陷于现代唯物主义泥沼中的心灵所作的最后的挣扎，是一种超历史的“反思”，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19）
把上帝说成似乎仅仅是自然本身，也就是说那种产生、安排、维护宇宙每一组成部分的自然影响力……它不再是至高的“天帝”，不再是公正的、全能的群神之首和万物的仲裁者。在中国人的著作中，人们见到的只是精心炮制的无神论和所有宗教崇拜的异化。（引自李明：《中华现势续录》第二卷第181页）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哲学”！
“可见的天与作为万物之理的天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体、用概念间时关联，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基督徒区分创造主与被创造物一样，带有根本性的意见。”（J·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
──从这种意义看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当断其为中国文化之衰与基督教文化侵袭的结果！因为，张氏把不可分割的体用，给分裂了。
“中国人对创世毫无所知，不相信灵魂永存，分不清人的灵魂与动物的灵魂，除了想象后者要迟钝些和前者精神些。他们不承认天使和单纯的圣灵，只承认物质的和肉身的……他们不承认天国和地狱，不承认来世的惩和赏，因为他们相信都会灭绝，他们对任何东西既不恐惧也不抱希望。”（利安当：《论在华教团的若干重要问题》第76页）
中国哲学不是“不知道”和“分不清”，而是“拒绝承认”，是“相信另一种原理”──依据那种与万物合一的神人观念，他们“既不恐惧也不抱希望”。
这就是零点的所悟！
而希腊文化则过份夸张了这种违背零点哲学精义的思想：它向听众指出人生面对的巨大选择──永久惩罚或永久幸福，其后果之严重实际上没有一个凡人可以担戴得起。基督教就利用这不知所措的状态（人人都愿意追求快乐，但又怕承认快乐之后的严厉惩罚）来加强人的焦虑，使人要么遭到肉体的幽闲，要么受到良心的威胁。结果是把尘世的快乐变成了尘世的磨难；再以此与天国的永福作比，来增强人的由衷不满。最后，通过宣布人的灵魂与人的肉身的两重性，戏剧性地分裂了人格本身！
与此相反，零点哲学是来指出人的现时性、共时性与混一性的。它拒绝对“现在”作出超乎现在的说明和许诺。它明晰：任何许诺永远都只是“现在的许诺”而已：“兑现了的”许诺不再是许诺，且无一合乎原先的许诺！它不仅拒绝从时间上分裂人；而且拒绝从空间上分裂人，如把人分裂为“灵魂”、“肉体”或诸如此类。它也将撇开现代流行病──把人集团化（阶级化、民族化、种族化、优劣化等等），并据此加以异化；而直接洞悉人、理解人以致最终地爱人如己。只有混一了人，才能爱人如己？
（20）
人除了是他自己之外，什么都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大，以致互相攀比除了是一种心理的和言语的游戏之外，几乎毫无意义。但异化了的世界与文明却向人作出了无限的许诺，使人产生极度的错觉、以为自己什么都是，甚至是一切，是一切美丽绝伦之物的集大成者！而且是永恒的，可以像基督（那样也就是像上帝）那样美丽的！
这样，每当他看到别人万一真的优于自己的时候，就好生不乐，就格外“敏感”！原以为天下之美之幸运之能耐尽在于己呢，现在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焦虑生焉！
人啊人，甚至连看到野生动物的快乐，他都极欲分享，都会嫉妒眼红呢。他既要人的文明，又要动物的逍遥，还说什么逍遥是什么文化的模式呢！真是一篇动物庄园里的领袖寓言。这厮既想毫无保留地攫取欲望，又想获取他人的美誉──这个幻想着面面俱到的宠幸之星！这样的错觉，怎能不使这人沦为可怜的东西？
但实际上，他除了是他自己之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
（21）
道家尚圆儒家尚方。谁更好呢？
须知，“存在”与“意识”也不是分裂的！而是构成一个更人之圆的两个横断面。这圆形之神被一些智力刽子手杀死并肢解为西半，他们把这一半叫“存在”那一半叫“意识”。但这一切五光十色、纷坛无尽的客观存在──究其实际，它们的本原都是创造了“心”与“物”的那大圆园。“心”分化为“心流”、“心波”、“心潮”、“心灵之光”，在我们内心深处光鉴四表的大明彻中，曾把易化视为主观的客观投射……它作为一个“异化了的我”，实际上，A的儿子B并不是A，也不是A的另一个儿子C，C与B同为A之子，它们仅仅是A之子或C与B！
必须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一旦越过──思想者就会堕入自我中心论的迷蒙泥沼中……这一限度就是，必须承认“太极”、“易化”本来是一“超级实有”，是从可能出现的思想中涌现出来的极品！毛病仅仅在于，我们所谈论所感觉的“太极”及“易化”，可能是扭曲的。即我们的心的属性。即C于B。它们免不了要渗入我们的幻觉，从而失去A的特性，而只是A的“影子”了，即，仅仅是C与B。
须知，易运、易化、易道之秘，并不之是我们的“心流”、“心波”、“心潮”、“心灵之光”，而是高于我们心灵的那大圆的属性。是我们的心与那大圆的奇妙化合。因此，不同的心所照见的“易运”、“易化”、“易道之秘”是大不相同的。有些“心”，则根本无所照见，只觉得一片混钝。甚至比单纯的混吨还糟，是自以为明彻无生的大混吨。这样的“心”，是业已塞了本绝了源的浮渣。世界上这样的心居多；这种状况，正是哲学的用武之地。
和那些挂着唯物主义羊头的哲学肉铺不同，我们并不把习俗认可为“正常”的一切视同“真实”。
真的不必正确，正确的不一定真！人的感觉之表象和人的要求之表现，本身就处在永不固着的迁化之中，“正常”的服饰可能一变为“反常”的装束；“正确”的磐石可能一举化为“错误”的烟云。但“真”却不会蜕化，它不会沦为假的，除非它原先就只是流俗心目中的仿真。
人们只需要“正确”（知）与“正常”（行），因为需要生活上的便利。尤如人们为了更有秩序地生活，也需要一顶帽子（知）和一双鞋子（行）。帽与鞋固是人所不可少，但其款式却不是固定不易的！旧去新来，一切常流，才不腐朽。──聪明的市民郡知道，时装的常新机制在于它的周而复始性──一个新的款式，对相隔了几代的更古老的款式，也许只有些微的改进，时光仿佛倒转。其实，高级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旧去新来，变化无多，其秘密在于“周流”二宇。
人的认识的变易，并不仅仅表明“知识的进步”；更重要的，它意味着人们需要的变化和与之相应的观念更新。想从“文化积淀”的角度去说明所有一切文化潮流的演变，那该是多么荒唐：是人的需要使人的认识升格为“真理”，而不是这真理在事实上或在后人心目不再荒诞不稽。
人类把“持久需要”化做了“永恒真理。
（22）
唐人李翱曾在他著名的《复性书》里刊布了许多陈腐的说教迷雾。但是，此人有一点功绩却不容抹煞，他肯定了人的天性自有其高贵的、无法“净化”的气质。进而，他且视恢复这些天性──去掉遮蔽它的尘埃，而不是“改造”其本身──为人世间最有价值的事。这是新文化的至上功德！我们尽管可以不同意他对人性的理解，更不同意他关于普遍的良善的人性之假设（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关人性分析的腐臭前提，应该终止了），但还是被他的诚挚深深打动了。
复性，在李翱的笔下也许已经被误用为一个推进沉沦过程的借口（他那道学化了的“性”，是多么接近空想社会主义式的沉沦啊！），但我们如果有力量接过他有关“复性”的思想火炬，又何尝不能树起表彰人性、反抗沉沦、剔除（至少是淡化）异化的旗帜！社会主义不该在历史法庭上成为沉沦过程的辩护律师，所以，复性是要复自然天性，而不是复道德人性。
对于一个强有力的人生──沉沦不必是其固定的命运。
沉沦，也许是万物运行的趋向，是难以逆转的“物”的规律，但正因为如此，“灵”会起来反抗的！万物也许并不都有其灵，但有灵的人却不甘于物的命运！他对俄国人说：“我看到你们的上帝是强大的，因为他把我们的神从天上撵了下来。但是，我们的神终会起来反抗的──即使再被推下来！”
反抗沉沦──就是恢复人的自然天性，某种完全不同于物性的灵性，他要求“逆境的美德”，它呼唤为，仅仅为了一步上坡之路，舍弃十步下坡之景也是值得的！
这种意义的复性，该是最高的人性价值所在，如果人性还有任何价值的话。诚然，这晶莹动人的思想之滴流中，包含着多少数不清、道不明的但却明白无误地呈现着的真德。
有限的人，本该拒绝讨论无限的东西。相对存在的人，本该拒绝探索绝对自在的东西。人与神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说神，不是在“讨论”，而是在“瞎猜”。庄子早就以“有涯随无涯”而断之以“殆矣”的诊语，明确指出了这种以小测大的虚妄性质。诚然，这种“殆
（23）
“我”是多么孤独！比寒夜的孤星还要形只影单！星火还可以相互辉映，而“我”却没有对应者，可以互辅光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吗？不。这个“天地精神”难道能不是“我”的一种异化或一枚定时炸弹的爆破烟云吗？它完全是待我而存在的……“独与”者，不过是自我和影子之间的自相陶醉罢了？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思想难道是人生的真谛吗？或许，它描述的恰是人的本来状态（本来状态，像“天要下雨”一样自然）──人生的寂寞就此又横添了一分寂寞，人生的孤独于是变成了近乎绝对的“无言”。“谁也不理解我”这句生活中的牢骚，得到了哲学上金科玉律的证实！它仿佛一瓢透心的凉水，浇在一颗没有屏障、毫无防御的心。难怪古代诗人开口闭口地乱叫“孤魂”……“孤魂”──好一个生龙活虎传神的汉语词组！
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的精神”是根本不存在的子虚之谈。
只有个人的精神、特殊的独立的感觉体系，以及“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精神世界的自生自灭。
精神的世界永远是寂寞的。有无数的鸿沟横亘在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之间。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超渡彷徨其间的心灵。只有当人被引向误解和迷途的海市蜃楼──那么飘渺、那么动人心魄，充满无限的活力、生气勃勃──降临时，我们才悠然发现，它实在要比世界的真象所能给予我们的印象更深、比现象世界更能直接激发人的观察力、想象力、爱慕之情。
心永远孤寂。所以它时不时为自己开辟一小片繁华的、充满假象的菜地，为的是逃避命中注定飘荡着“智慧之苦”的人生之野。它时时引来一些“同调”──其实他并不了解他们，不论是最粗扩的还是最细腻的。为的是躲避他的处境、逃避人永远是孤寂的这一事实。
无怪先哲们总是告诚说，“知道”与“理解”是不一样的。“澄清真相”比“创造发明”更难，因为它永远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而所谓“理解”，无非就是“我的发现”，是我所创造的神明！这当然它带有不可避免的主体色彩。所谓“理解”，无非就是“把我投放到事物中去”，以构成一个雄奇壮阔、绵延不已的“精神世界”。这精神世界是被虚构的──其目的在于“安慰我的寂寞”、“陪伴我的孤独”。它本是“实用主义”的，尽管给自己涂满了浓妆淡抹的油。所以，哲人们说，他的学问（“哲学”）是生命之光──是给孤独黑暗的意识世界送来一点宽慰和温暖的。
我们假定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是因为我们仿佛能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并在这精神中照见了一个“世界”，一个初而陌生与恐惧、继而或恨或爱的、终而意欲夺取与占有的空间。这真像神奇的照妖镜里突然映现了遥远时代里“陌生而无法理解的妖魔”。我们的精神就是这样观照我们的对象！仅仅属于我们的对象！我们怎能不热爱这仅仅属于我们的神奇莫测的尤物呢？
（24）
除了“我”和“我的属性”之外──人从哪里去感受什么“精神”？“精神个体”即使存在，它们也不能沟通，因为还没有一条“精神遥感”的途径可供攀援。所谓“精神交流”必须藉助于某件非精神的工具──它怎能摆脱这一工具的限制与异化，从而达到真正的、直接的交流呢？“精神交流”因此成为一句动听但虚假的许诺。如果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感到了某种精神”或“他的精神打动了我”（译成古代偶像崇拜的表述方式，“我看到了神”、“神赋予我以神力”）──那就表明他已可悲地沦为这一许诺的牺牲品了。
既然精神交流不可能，那“我”又怎么能知道其他“精神个体”的存在呢？这表明，纵情谈论“我”之外的什么精神──是一种过于大胆、盲目的冒险。这种有害的假设，结果沦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一种现代人特别欢呼着的流行性虚伪！
我看不见精神；我只能看见一些形状、一些色彩、一些符号……。
我听不见精神；我只能听见一些风声、雨声，一些乐器的碰撞，一些人口、乌舌的磨擦，一些录音薄膜的震荡──研发出的某种声波。
同样，我已摸不着精神、唤不着精神、吃不着精神──我只能摸着、唤着、吃着一些东西；据说这些东西可以刺激我的感觉，可以让我生出精神。
（25）
近代中国的杀戮，是否表明文化的更新必以民族的衰亡作为代价？至少，得列为一个前提性条件？
在一切古国，能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唯有印度和半个中国，而能在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同时，又保留民族独立与政治统一方面的连续记录的，则一个也没有。巴比伦、埃及、希腊、印加，不是亡国火种，就是文化异化、种族混杂了。阿拉伯、日本、俄罗斯、欧洲诸小邦，都是在西元后五、六世纪新兴的，要察看他们的这两种能力又还为时过早……而中国凭借汉字，确实维持了意识上的一贯性，在这样一个外表下，文化异化、种族混杂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难怪中国的稳定是立足于压制个性和文化大发育之上！且是政治性的联锁压制！
面对这样一个残花败柳的中国，力欲民族复兴者，其唯一保留的条件、唯一保持的方同、唯一保证的冲动，就是复活一千年来遭到外来奴役和钳制的中国精神，复兴一千年来遭到内部压制和奴化的中国本能！──为此，我们愿为任何一个能满足这一历史性要求和宗教般渴望的力量效劳！愿我们乐此不疲。
必须反对宗主外来文化的殖民地恶习，必须抵抗民族价值感的堕落趋势，必须祛除“学虎不像反类犬”的邯郸风尚！这是我们唯一的呼声！中国民族需要聆听思想领域的“救亡进行曲”！再也不能就此沉沦做洋奴，遥步埃及人、印加人的后尘了。在这个鼓动种族本能的时刻，一切良知未泯的中国人准备好了没有──为了自主地位而驱逐外来的多毛偶像！一切可以想象的奋斗与牺牲，也许是必不可免的！
至于上述历史方向可能选择的路线、所配置的色彩、所寻求的形式、所运用的口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不拘一格的，它怎样搜索其燃料、劫取其材料，就更是信手拈来了，批评家们不该抱有过多的挑剔和事后的聪明。一切既成的方法或是“文化产品”（请宽恕这个产业时代的病态词语谓语！）的崇拜，是压制创造精神的，是压迫人性的天然流露。一切权威的文化产品，或多或少都是消极的！它们在依循自己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不真正切合人性的实际；但它们却根据自己的惰性强迫人性服从这一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无形结盟的暴虐统治──直到新的革命突发，以同样的暴虐，强迫法律作出剧烈的改变。诚然，光荣传统以其“中央的权威”，威迫利诱着一切软骨头与依附鼓动狂，逼使他们服从死亡的规范。活人，怎么能崇拜人的理论呢？因此，中国若非决心灭亡，就一定会出击，讨伐那些供奉外来政治文化的尸位集团者！
尸位集团一度号召革新精神并以“个性解放”自我标榜，但由于他们心存不良，最终掌权后即以各种规范和传统结构，去限制、钳制以及控制了个性，他们的理由仅仅是“不合规定”！谁的规定可以一笔勾销中国民族的生命？何况一切习惯不过是清流之下终年积累的淤泥而已！只有人性的真情流露才是潺潺汩动的清流本身！习惯多不合理，不漂亮，也不仁慈──习惯本身作为一种基本消极的遗留物，是被历史之流给冲刷下来的游离物，现在却反过来压迫本应是它主人的创造天才，岂不谬哉！──这一谬哉，才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行径。
（26）
史家曾经论说，“罗马的信仰危机”是由于大批东方移民的涌入造成的，后者带来了完全不同于罗马──希腊文化的“东方的宗教文化”（如波斯的和犹太的）。所以这种意义的“对外开放”，反过来对罗马造成的“衰亡作用”，比学者们已经认定的还要多而广泛。与“世界的罗马化”同步，“罗马也世界化”了。罗马因此逐渐失其特性──“罗马人的美德”，完了。
类似的“文化异化”所引起的革命作用，要胜过文化内部的自新运动所可能拥有的革命作用十二倍以上。所以，西方世界的文化革命成功了（其结果是一千年之久的“中世纪蛹体”），而犹太世界的文化革命反而失败了（基督教革新犹太教的失败）。古代中国（魏晋以先）的文化革命成功了（其结果是儒佛道混一的唐宋元明清），而印度世界的文化革命反而夭折了（佛教与耆那教革新婆罗门教之不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日本与苏俄的影响（包括他们的殖民活动，经济侵略的与政治控制以至输出革命的煽动……），先后发生过巨大的作用。下半叶以后，随着二十年孤立主义时期的结束（一九五一/一九七一），美国的影响又取而代之。
在文化异化以外，一个民族当其由原始进入文明的“转折时代”，所形成的偶然性极到大的传统，对此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根性作用和持久的暗示力。事实上，一个文明的民族实难改变自己的传统，以长期蛰伏在某种外来的宗教或是政治的控制之下。尤其像中国这样具有独立起源的庞大民族。当然，中国现代化的完成，终究得靠自己的内力，并沿着自身的逻辑前行；就像罗马的衰亡，也终究是由于内力不济。
罗马帝国的信仰改变是与大量东方奴隶的移居同时进行的事实，有助于说明，何以罗马帝国终于接受了基督教为国教，然后蛮族入侵，国家瓦解。其实，不是基督教瓦解了罗马，而是移民（先是东方移民，后是北方移民）瓦解了罗马。而更有效地保持了本国人口数量的中国，才能最终同化五胡、融化佛教。
南北朝时，中国涌入大量北方民族，但他们都是尚未文明化的，这与罗马的高度文明化“东方奴隶”性质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偶然性”，再加上汉字强记方式比罗马字拼音方式具有更强的同化力，终使中国被“保存”了下来，步入类似于东罗马帝国的快速复兴。这正是佛教的大不幸，也是东正教的大不幸。
国际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剧烈竞争，中国必须主动进入（否则就“被动进入”──如塞涅卡说，“跟着命运走，否则就被命运拖着走。”而这一竞争（其途径是通过自新，重新退回到区域牲国家的立足点上！）的态度，仿佛在呼唤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国人，必须打碎传统的全盘。而不仅仅是“和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传统，来自各种渊源──不仅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不仅有“国学”的，还有“西学”的……如果有人问道“什么是传统？”我们将答道，“就是那些死去已久并对活人的思想和生活进行控制的文化模式！”
只有打碎“全盘的模式”，将之还原为砖石土木等建筑材料，新的思想才有用武之地！才可能以现有的质料去体现新的设计，实现一座中国之殿的营造。
（27）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生命界整个趋向于“中庸性格”。“寻求伟大者”，若无相应的内力──就会因超常的压强而夭折。真正的伟大者，像一只孤独觅食的鹰──他必须攫取猎物以充实自己，以便飞得更高、更远。而对猎物，这一循环便意味着牺牲──所以伟大者，带来伟大的压力。力量的转换成为生命的大艺术。“节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而投机取巧、选取捷径、不择手段、寡廉鲜耻──从绝对值的角度去看，竟也一变为成功的前提。因为它们最无顾忌地发挥了生命的内在潜力……
平均主义、中庸之道、中国式的“做人”──是生活波澜之敌，它力图使河水变为井水；再使井水变成淤泥。使流动于两端的生命之水变成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样板，它是老化者的理想之石？但却压得青年透不过气来。青年还有着很强很强的反压制活力：这是生物的年龄特性决定的：个体在早期的发展，有助于整个物种的自保、适应与发展──他们还没有衰落到甘于“持平”的地步。因为丧失了冲力的“持平之‘平’”，不利于他们的长期发展，只对行将就木的朽败者有利。精神上的青年，渴望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天平和法码，也渴望那种能够保障自己生长的和平，从速降临。为了新的平衡，他们也许首先需要攘扰和骚动；为了新的和平，他们也许先要诉诸战争。这战争之无法回避──尤如新陈代谢之轮的不可逆转，尤如长江后浪之击碎前浪……
诚然，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穿上了小鞋，甚至不惜为此涂上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从而用一种类似原始宗教的方式，把科学和人道主义推到了“对人进行异化”的深渊边缘。而在小心翼翼的仰视者看来，这深渊却是一座神圣的悬崖──灿灿夺目、高不可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就是如此仰视悬崖的庸俗透顶的功利者──以便吸取创造力的一部分结果（同时排出“多余”的即“超出一时之需以外”的），以养活自己的“系统”。
人的总能力是有恒量的。在这方面消耗得多些，留给那方面的就相应少些。同时，特化的表现，对其他方面的表现则潜隐着牵制甚至是抵消的作用。时候一到，就会表现出来。有人讥讽运动员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批评了一桩十分自然的事：精力都流淌到肢体上去了，批发给头脑的也就所剩无几了。
同样的道理，失落感是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丧失与背离，还意味着回归与再生！大的创造，总是崛起在一个失落感特强的时代。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并不表示世界真的要完结了；而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洞天快要开辟了。从相异而相近的另一现象看，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领域内失落感特强的时期，也正孕育着新王国新秩序的悄悄临近。失落感，多少实体从中奔涌出来！
（28）
世界上概有两类天性，它们偶由大自然先天根植人心之中：一种是人身上的天性，一种是人身外的天性即“自然规律”。这两类天性趋向于人，汇归于人，并在和谐与争斗的交替中，给人以更高的和谐。于是，只要人们愿意和谐，和谐就和欲望一样垂手而得。只是人们不要和谐，而想从破坏和谐的“斗争”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所谓“天性”，不是粗糙的本能、欲望本身，而是由本能、欲望产生出来的、不可遏止的“言行特征和本能趋向”，因而可以把宗教、艺术和科学都归结为“人类天性的体现”。个人的天性，有时体现为神秘的灵感，有时体现为激情与热忱的如献身精神，有时体现为老成持重的诡诈与阴险。但无论如何，天性在根本上是反抗异化的。
要知道，大自然早就把第一类天性（人身上的天性）的良种，播撒给我们了，只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分歧不定，种子迄今发育不良。有朝一日我们除去了文明的伪善和野蛮的陋习，伟大的发育就能兑现。不信吗？试看第二类天性（人身外的天性即“自然规律”），大自然的有条不紊，不急不躁，显示了多么强健的天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多少圣哲从中取法，返思，并获启示，因而恢复了被日常的经营所遮蔽的天性。大自然，不论是阳春明媚、仲秋清新，还是疾风暴雨、闪电雷鸣，都不失其有条不紊，不过给人的印象、好恶各有不同罢了……谁若不能体会这和谐而目之为“错乱”，那就说明其自身的生存状态陷入错乱罢了。这正如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反以为世界是分裂了……错乱者不认识自己身上的第一类天性，甚而曲解、蔑视那支配了万事万物的第二类天性即“自然规律”。生存的压力、生存的私欲，蒙住了人的眼晴，使人们看不见天性的黎明，反把人造的黑暗当作自己的文明。仿佛黑暗更能荫蔽自己的罪恶？这与天性顽抗的文明，令人心硬、愚昧，于是在者沉溺于人造的赝品，仿佛坚强、自足，几乎无所不能。然而如此，则“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况且，“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老子·四三章》）。例如，道德律的基础，是确保生民之利益，后来，人们把道德的教条神化了，道德因而僵化了。其实，道德的框架该是随时迁化，以期映合各群落、各风情的生存之流。世界在变，有活力的道德亦随之而变，并不坚硬。世界的本体静而不变，道德的不变本体即是维护人的天性，不受物欲的戕害。清除多余的纷争，协调分歧的利益──时而以和平，时而以战争。
道德的天性之存于人心其实是同等的，在这意义上，不妨说“人确有同质性”。尽管人们善于造作道德说辞以证明一己的私利，致使各种道德横生抵触，但人们的自我防卫机制由何尝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极为自爱，更重要的，每个人都“以恻隐之心来保卫自己的安全边界”。所以，哪怕天性中深受颂扬的恻隐之心，也是永远指向“利之所在”。天良，不是对贪欲的否定，而是对贪欲的牵制、肯定以及更根本的成全……因为只有适度的克己，才能常胜；由于长期的利益所在，才形成了习惯与情感。而权威与圣者的光彩，也无不源于情感、习惯、利益。结果造成了“道德的起源”──也就是说，道德源于天性中的贪欲。也就是说，由于违离了自己的天性而趋于极端，造成一边倒的贪欲，结果，贪欲堵塞了贪欲，造成痛切的反思、刻苦的用功，形成了限制贪欲的贪欲──道德。
（29）
人的“中期目标”常常是以牺牲短期目标并改变长期目标为代价。结果会发生两种情况：
1、中期目标支配了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人异化为目标的奴隶；
2、中期目标偷偷被提升为长期目标（特别当你力量所限，一再推延中期目标的达成），结果使人“玩物丧志”，把手段变成了目的。
人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生灵，所以，他不仅能为自己的处境镀金，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人生来注定就是要流血的：红的或黑的，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以这种藉口或以那种藉口。
（30）
人到底是不是“符号的生物”？
我们说，不是；因为其他生物也有自己的符号。从直接意义上，人仅只握有符号而已，但他并未变成符号。但从间接意义上，握有符号本身，也使人自身多少有些符号化了。这就是“异化”，是人的符号化，是在使用工具的同时自身的工具化。而文身，则是符号化、工具化的具象体现，一种不乏美感的体现。
人原非隶属于符号的生物，但由于文明，由于集团化，由于经济的压力──他所行、所思甚至所欲、所惧的一切，都与符号结了缘。这比文身运动更为广泛，但又不乏有趣的相似性。当人们看见一个妇人长得很顺眼，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她具有某种美好的性格；而当嫫母被纳入符号化了的视觉模式，人们就会想到这是资质平庸的形象化。其实，这两项判断或解释，常被经验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生活是无法遵循任何一种形式逻辑的。符号化的视觉模式，近乎“成见”。在这里，姣好的或丑陋的面容，不同的身体与风度，都被理解成了一种符号，成了推理程序中的数据，成了类似文身图样的那种据以判断入的外在依据。
身体语言是一项形象语言，而如文身或服饰之类则是附着于人体的另一类形象语言，是固定于活动着的人体而本身却相对稳定的形象语言。但文身的、服饰的语言，毕竟以其不断更迭的丰富性，构成了一套无所不包的符号系统。
一千年之后，当人们回顾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将会为服饰时尚的迅速变幻而感到眼花缭乱。时装变化双轨交错：一是不同文化集团的服饰在空间上呈现的变化；一是同一文化集团在时间上呈现的变化；最后则是两种变化的大规模交汇。这些变化是如此迅速，结果，撇开质地与裁剪的水平不谈，现代服饰在样式与颜色上已超越一切阶级与集团甚至民族与国家的分野。嬉皮士、雅皮士、牛仔裤，代表的只是一种文化的倾向，却不仅仅是集团化的社会势力。这就是现代文化的奇特性，这就是现代文化语言的结构化。
服饰本无意义，但习俗给服饰以意义，这意义对人生作出了规定。人通过服饰使自身的意义明显起来。服饰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礼记·王制》篇说，天子的使命之一是“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给服饰以国家典礼、历法、法律、礼乐制度同等的位置，可见重视程度。《王制》篇还把改革制度和服饰的尝试，看作叛逆一种行为。（“革制度、衣服为畔，畔者君讨。”）《礼记·月令》篇记载，天子的服色还必须与季节的变化相一致：春季着青衣，夏季着朱衣，秋季着白衣，冬季着黑衣，而黄衣则是常服。显然，天子服色的规定，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示范的功能上，而是扩及与宇宙节律的终极协调。这种神秘观念，赋予服饰以宇宙法则的言语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天子用服饰的语言，对自然说话。
与文身相比，文明社会中服饰的社会规范性更强，因为它在公众生活中更为可见，意义遂更明显。随着文明化，文身越来越成为一项私人的“言志”象征或小集团的归化标志。原始社会（图腾制）中的文身功能，让渡给了封建社会（等级制）中的服饰功能。“正服色”成了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的重要方面。这也正是改朝换代社会政治变动，必与“易服色”的文化改革相联系的心理基础。
例如，随着大一统长城时代的衰落、解体，中国服饰的意义也起了变化：审美内容被突出了，并被逐步推向首位。我们不再因为不肯穿满人的服装就被杀头了，这就是“时装运动”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也是以“好玩”为动机去实行文身活动的历史大背景。例如，我们注意到，在西欧社会的传统时装中心巴黎，时装大潮的争奇斗妍，是在反等级制的人权大革命之后开始高涨的；而法国革命前流行于贵族小圈子以内的时装竞赛，也对封建制度的瓦解给予了一臂之力。当然，这是封建贵族们始料不及的，他们是身不由已地加入这一历史的行列的。
人权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分权的基础而非政治专利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大变革不可能不影响人的服饰观。所以，现代社会的来到，也就表现为服饰制度的解体，表现为时装热潮滚滚而来。
两个社会两种服饰观，表明服饰确如文身一样，是人的语言。可以脱下的服饰表达了各种的文化精神，正如不可脱下的文身图式同样表达了多重的文化精神。文身世界，悄然广延在身体与服饰的语言之间。与身体符号和服饰符号所拥有的功能相比，文身这个符号体系及其功能在现代文明中多少有些秘而不宣的味道。这是因为，这是一个退化中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被服饰取代了的世界。但即便如此，文身活动毕竟还是凝缩着人的生活信念，这使文身世界从时间的意义说构成了一部“信念的活史”。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文身活动，诉说着各自的生活信念，飘载着各自的生活形态。只要你深入到文身世界中去，就会发现那些图样和装饰决不是缺乏意义的。最起码，这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勇毅和悠久的传统。而经过恰当的转化（解释），它就能变为另一种动力。
文身活动不是突发的或一蹴而就的心血来潮。尤其是全身型的文身，它必须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仅从毅力的角度看，它毕竟不失为惊人之举。它不仅是艺术，不仅需要技术，而且还需要稳定的信念作为支撑，去完成这一工作。不论你怎样评价文身这一现象本身，你都不得不承认，这种有计划刺伤人体的原始艺术，对人的意志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没有信念，谁能忍受一种长期的、周而复始的痛苦？像是文身那样？
这是从积极方面去看待文身。
若从消极方面分析方向的功能，则发现“异化”的悲喜剧，早在史前时代就开始了。文身，不就是人的非人化象征吗？刺上龙纹，不就是祈求人为龙子吗？刻上凤凰，不就是念祷己为禽王吗？文身所造就的，正是一种原始文化意义上的“符号人”。
“符号人”可以有两解，一是“对人进行符号化”，一是“符号化了的人”──这分头体现了“符号”一词的动词性和名词性。前者具体落实为文明的进程、节律；后者则为文明的结果。因为这种因果联系，这两种状况都可以构成理性批判的对象。因为主要产生于文明社会的理性批判的锋芒，向来都是指向文明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恶果（它并不是简单指向原始的淳朴或“野蛮”），仿佛一种自体免疫系统，以此抵消或平衡自体的弊端。
但现在发现，“符号化”的意向早在文明社会诞生之前就有了。这将为现代思想家们提供一些什么启发？
分析一下文身现象和造成它的心理基础吧，“把人变成符号”、“符号化了人”的根源，并不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压力下，不在文明社会分工的细密化进程中；而在原始人类的集团化的压力下，在神话与巫术意识的古老躁动中。神话与巫术的意识，渴望无止境地地提升入，从而把入提升为超人即非人。这就是原始文化中的异化冲动，是古代一切宗教的基本冲动。
现代文明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外表，与神话、巫术和宗教是大不相同的；但在要求无止境地提升人并把人集团化即把人类区别为分割为对立的集团方面，则有着精神上的一致，它同样在不顾一切地渴望提升人的活动中，把人改造（而不再仅仅是“幻想”）为超人即非人。
这就是现代文明中的异化冲动，是各种冒充科学的非理性狂热，各种披上了学理外衣的妖术。──它的历史性进化，是从观念的幻想世界跃变到了实存的改造涡流。道路与方法变了，目标与真理则一。
（31）
挪亚的方舟也是隐喻了人与文明的载体（方舟）。
集团化的压力在文明与野蛮交界之际就造成了人的异化，从此，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求助于某种异己的力量。这是就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言。若就人与自己的创造物的关系来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合构而成的生存工具（也是“依据”）越发达，人的本能力量就不免越是弱化，人对自己创造物的依赖就越深；人不再是独立的而是和他所创造的文明环境融为一体，正如没有马，牧马人就寸步难行。这也是一种异化──人被自己的创造活动给对象化了。
在工业文明中，人的这一宿命越来越显明起来；但这一宿命绝不是自现代文明始，而是在最古老的神话就得到了最深刻的隐喻。《旧约·创世记》：“上帝对挪亚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灭绝地上的一切。……你，要选用上好材料为自己造一条船。”
──这船就是“方舟”，这方舟救助了人类，随后又禁锢了人类。
人们的身体虽然离开了方舟，但他们在文化上、心理上再也离不开方舟，离不开这个避难所而兼囚牢的奇妙圣地。于是，他便发明了各种替代物以弥补挪亚的方舟遗留下的真空，这就是被称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部人类创造物。在这种意义上，人已“异化”为“方舟中的旅客”。
挪亚和方舟──人类和他的文化。
“上帝对挪亚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灭绝地上的一切。……你，选用上好木材，为自己造一条船……”──《旧约全书·创世记》
挪亚的神话表明，人类文化有两种功能，一是用来应付自然，改善物质生存的环境；一是用来联络人类，通过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增强人的能力。前一种功能被人叫做“自然科学”；后一种功能被称为“人文科学”，或“艺术”、“宗教”、“哲学”……
这个古老的事实，早在《圣经》时代（公元前十至前七世纪）就被发现了。著名的洪水神话挪业的故事，就用神话的语言，概述了人类对文化双重功能的朦胧理解。
挪亚是个神话形象，是人类文化之创造者的象征。《创世记》上写道，他是古代地中海东区三大种族──闪族、含族和雅利安族──的共祖。
这个神话有历史的影子：三个种族在古代和现代都有密切交往，埃及科普特人、北非柏柏尔人同为含族后裔，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为闪族后裔，而欧洲人、波斯人、印度人，则被视为古雅利安族的分支。而他们之间不论友好往来，还是互见兵戎──都促进了地中海区文化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只是“高加索人种的故事”，言不及义（不及其他人种）……
传说，“上帝”对人类违背他的意志（神话语言称之为“罪恶”）感到震怒，下决心发动大洪水以毁灭整个人类。但挪亚是个好人，于是心情矛盾的上帝启示挪亚造一条巨船（方舟）以自救。获准与挪亚一起登舟的还有他的整个家族（他的儿子闪、含、雅利安等族的祖先）。挪亚在“上帝”的启示下，为逃避大洪水的灾顶之灾，造了一只133公尺 长、22公尺 宽、13公尺 高的“方舟”，装载着他的一家人以及世界上的各种生命。持续一年的大洪水，毁灭了方舟以外的一切生灵……在希伯莱话中，“挪亚”的意思是“安慰”。他是文化的创始者（亚当则是人类种族的始祖），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创造者群像的缩影和代表。文化助人抵御自然，故团结众志并创造文化的人，即为人类的“安慰者”。
洪水，是凶暴无情的自然力的化身，它恣意侵吞缺乏文化准备的原始人类。“方舟”是文化的象征，人类除非获得文化，否则只有毁灭。在“方舟”里渡过了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的各种生灵，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人类文化的洗礼，它们不再是大自然的纯粹产儿。大洪水退后，上帝与人类和万物“订立契约”……从此不再毁灭人类，而世上的万物都要“惧怕人类”，“归人类管理”。人类文化史的晨暖就这样出现了。
（32）
有机的封闭系统，普遍具有排它性。但是，这种封闭，是种族存在、延续的前提；也是个体发展、转化的条件。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个排它的大小宇宙，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圈子，一个个你要么被同化（以便换取一张入场券）、要么被排斥（自由的代价是孤独，的“场”。生物圈、文化圈在功能上都是一个“场”，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杠杆，是近乎力学原则的那种“吸引”、“排斥”；近乎生物学的“同化”、“异化”；近乎文化学的“融和”、“消解”……
本能上的封闭和行为上的开放；原则上的利己和策略上的利他──是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安身立命、寻求前途的两面相。为了促进本位的壮大，不仅需要移动和交流，以便和宇宙能源进行交换；还需要适度的群体隔离、自我孤立——这是被人类升入反思领域的大智慧。移动、交流，被叫做“自由”；群体隔离、自我孤立，被视为“独立”。人们把自由和独立并列，并不是出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由于人在本能上酝需这双面的本能。
追求自由的冲动和热爱独立的意向，在生命的总体运动中交互地推向高潮。生物场和文化场的开放与封闭，因此构成人在宇宙中的行为交响乐的两个基本的主题变奏。而自由的基础则是独立，是自己存在。死亡者固然与自由绝缘，依附者也只能仰望自由的星空，尽管有人谬把死亡与解脱、自由等同了起来。生命，是在隔离中生长起来的，文化亦然。──“隔离中的生长”这一命运，是与“有机系统”这一存在始终伴随着的。隔离中的生长，具有多种形式：如地理性的，超地理性的，时间意义上的。“人类”受到多层的分割，彼此孤独。但是这却在不意之间为文化的多元发展，为文化的丰富性，提供了最大的保证。
（33）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记住了，便想说。记得太深，便有满腹的心思意欲倾诉。如果不记也不说，万事就无从厌烦，如果忘掉了你在循环（你被掀入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进程，且是这进程的儿子与祭品），你的厌烦就会突变为创造的喜悦。如女人与孩子的关系，就是这样。被强暴的女人如果保留了她的孩子，也就饶恕甚至爱上了施暴者──这就是人心！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这正是被精神遗产之重负给压垮了的精神，发出的吱哑声。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要别人来纪念么？这样，就太沉重太异化了。人活着仅仅是因为他活着，所以才变着法子活下去，于是活得不那么难受，成了生活的第一要义。而纪念，则是那种很少有人能从容消费的奢侈品；所以它不该也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准则。
（34）
爱情是种族习惯的“超文化”。人把爱情以外的文化财富搬来，堆在求偶对象的面前，作为一种被奉献的彩礼，去赢得对方的欢心，也文饰自己企图诱骗、攫夺、霸占性资源的原始动机。如果转化得美好，可算一种“结晶”；转化得极恶当然也是另一种结晶。上帝则是人的自恋情结的“对象化”。人把对自己的赞美和热爱积攒下来，喷射出去，异化为一个偶像或观念之柬，仿佛由此而攀登上了永生的天柱。
人的意识总是把自己看得较为高尚和极为重要。这本是一切生命形态的内在基础。这种“迷误”本意是要促进人的种种活动并有效地保障其最低限度的存在──否则，人就会因“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而过于自卑，并伤心地死去了。
自我感觉的这一虚境不仅强烈表现在个人感觉中，也强烈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意识中。不这样，似乎社会的活力就会削弱。所以一切初生的社会都盲目地相信自己，而对自己的存在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一切，进行反省、分析、怀疑、批判的社会，是已步入其晚景了，即处于深刻的衰落中。在这种意义上，当今的西方世界却是陷入深刻的衰落之中。所以，自信不仅是生命的必要，而且是生命的必然。它带来安定感、安全感；有效节约能量并引来圆满的光。
但自信和自我中心、盲目的自尊，也会反过来危害人的生存。过度的自我意识带来致命的压抑感，消耗了本应用以更灵巧地维持人生的能量。它本身这时却变得不再生育。
渴望不死的焦灼感就是一例。面临死亡时的惊恐本是动物的本能；但将之升格为一种意识甚至理论，并企图找到妙方以使生命永存──就是人所特有的了。在埃及人那儿，我们看到了极端的情况──人活在世上的主要目的好像是为了找到一条通向死亡的康庄大道。这样，生人只是死人的培衬，那里因此迷惑着压抑的神秘。而到头来，这种气氛只能抑制生命的真正冲动──使整个社会的高级神经活动趋于麻木不仁。
（35）
一切文化和社会上的种种建树（包括充实经济力量的要求和精神文化上的定向努力）──其渊源都在于人性的两重构造。人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在社会与个人、文明程序与生物本性上──求得某种切实可行的妥协及其平衡。
两种基本力量，体现为社会性与个体性；或是文明秩序与生物本性──它们的本质是压抑力与反压力──它们互相消长，彼此渗透。它们的力量对比，永远不固定：它们之间地关系，有时一致，有时歧异。
而“社会生物学”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勉强的一元论倾向。它企图把上述两股力量混为一谈，人为将它们拧成一股。这样，反倒使自己的努力，陷于矛盾的纠葛中。而把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渊源，都归结到他的生物性上去，有使生物本性横遭文明化的危险。这一倾向，使人的生物本性冒着被曲解、被伪造的危险，使得人自己身上本来已经虚伪不堪的生物本性，进一步异化掉了。
反过来，鼓吹人的生物本性，来为他的社会行为作出“最深刻解释”，结果不免流于“最硬性的规定”──这无异给形形色色、互相抵牾的社会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上“生物”（尤如古代的“神圣”）的外衣。这样，有混同人的“兽性”和“神性”之嫌。毕竟，人的万年文明史已经证明：人的“神性”比人的“兽性”，更稀罕，因而更珍贵。而“社会生物学”却步精神分析学的后尘，把它们等同起来，结果是单独取消了神性，使现代人沦为不折不扣的一群畜生。
这也是生命的大出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