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论斯宾格勒

谢选骏论斯宾格勒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在《历史研究插图版》第四十九章《同时代文明互相接触的心理后果》里写道：

 

“在过去五百年间，西方表明自己有能力震撼世界上其他地区，使之从昏昏然中惊醒过来。……西方能够激发活力或造成破坏，但是它不能造成稳定的统一。……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之日起，到今天已经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时间，西方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就我们所知，任何其他文明都没有这么长久地陷入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另外，西方的政治分裂还因为宗教分裂而加剧；自工业革命以来，阶级冲突比前工业社会中农民与‘权力机制’之间的冲突更激烈，从而加剧了政治分裂。

 

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的政治和精神统一将不会通过任何西方力量来完成。但是，很显然，世界将来〔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或通过某种力量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因为西方的技术已经制造出核武器，并且造成了不可替代性资源的消耗、人类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人口爆炸，所以政治上的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我毁灭的唯一选择。

 

……

 

如果要使被西方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变得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求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

 

而汤因比的先行者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在《西方的衰落》的第四章《世界历史的问题》中写道：

 

“高级文化的历史向我们显示了三种国家形态的例子，在那里，关切的要素是显而易见的：埃及人的甚至在古王国时代〔自公元前3000年开始〕就存在的行政管理；中国人的周朝〔公元前1169—前256年〕的邦国，《周礼》描画了这一小国寡民的图象，可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相信那本书的真实性了；以及西方的诸侯国，在其着眼于未来的特征的背后，有着卓越的对未来的强烈意志。而另一方面，我们在另外两个例子中──即在古典世界和印度世界中──可以看到一个根本上缺乏关怀而屈从于当下时刻及其偶然性的图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从斯多葛主义和佛教身上可以看到〔它们是这两个世界的古代倾向〕，可它们在否定历史的关切感，蔑视热情，轻视组织力量和责任感这些方面，是一样的；因此，不论是在印度的朝廷，还是在古典世界的集市，都从不为明天的事操心，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阿波罗式的人的‘及时行乐’〔carpe diem〕也可运用于阿波罗式的国家。”

 

为了总结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的历史哲学中有关中国部分，我下面首先摘录了谢选骏各种论述里有关“西方的没落与中国的命运”主题的三十三节文字；然后摘录《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涉及中国的论述134节，以供参考和思考。

 

2012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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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谢选骏有关“西方的没落与中国的命运

”主题的评述，写于1981年──1993年，主要部分为1988年前后。

 

 

 

〔一〕

 

读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有一种坐在世界历史〔而非“欧洲史”〕的群山中遥观日落景色的生动感受。你也许不能按其本来样态理解其逻辑与意义、但你能呼吸到一股远离逻辑尘嚣的“气”。

 

〔二〕

 

1、照斯宾格勒的文化分期法、则人类的精神历程可分为原始灵魂──文化灵魂──费拉灵魂。

 

2、费拉灵魂就是费拉民族〔fellah-peoples〕的心灵，很少受到〔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人的心神曾经受到的那样强烈的压抑──这要以我们这一代心灵定型的七十年代最为富于惨痛的戏剧性。

 

3、描写它的体验、即写出了全部费拉灵魂的隐秘。

 

4、个人与民族是不尽一致的──前者受到后者的规约、压制、逐渐被定型为沧海中的一粟。尽管他本来是完整而有活力的。这就是费拉人〔fellah-peoples〕的悲喜剧。

 

5、当代的线索；全方位的背景。生活的线索：自由意志〔仅此而已！〕的背景。

 

6、文化的没落：个人压抑的线索，追求解脱的背景；社会压抑的线索，费拉民族的背景。

 

 

〔三〕

 

有了许多“限制”，才有许多“条件”，这样，才有了生命据以起源的种种可能。生命的可能性，并不寓于“自由”之中，而是寓于追求自由的奴役中。

 

“条件”对人的严格限定，在达尔文的学说中被美化成了“适应”；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授以“适应者”的桂冠。这是十九世纪炮舰政策和强权政治思想的生物学版。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被承认，生物学中单线直道进化的观念也被扬弃了。这是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和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等人的历史研究推进的。欧洲的霸权中落，使欧洲的思想主流放弃了绝对主义。但即使最狭隘的欧洲思想，也还变相承认了生命是“对压力和限制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拘一格，但各有价值各含力量。欧洲人已被迫承认的文化无优劣观念，中国人更加没有理由加以拒绝。

 

 

〔四〕

 

在我看来，所谓主张舍弃自我的人，不过是因为他觉得“既然注定我被毁灭，还不如转而寻求不容易毁灭的”；而主张自我扩张的人，则是“虽然我终归毁灭，还是要紧紧抓住毁灭之前的瞬间，抓住时间和空间，狠狠抓住它──在我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它爱毁灭不毁灭！”二者的不同，其实是反应方式的不同。所以，主张扩张的人有勇气，而自我舍弃的呢，则转换了一个形式，带上了一种仪式的味道，因而显得有智慧。

 

受尼采感召的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中，完全排除了神的干预，而把神理解为人的精神，他因此对这两种人格进行说明：把主张舍弃的人，称为“僧侣式”的；把主张扩张的人，称为“贵族式”的。而在我们看来，僧侣中的扩张分子实在不少，许多人根本就是为了生计委身的，这不仅在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的《红与黑》里，描写得栩栩如生，在我们身边也司空见惯，这些混迹的僧侣被称为“神汉”“巫婆”。

 

至于斯宾格勒，他先把贵族式的猛吹了一通，又把僧侣式的贬损了一通〔他和尼采一样，真以为有这种自我克制的人格〕，继而又觉得不妥，于是又转而赞叹说，只有具有雄健之力的人，才能克制自己甚至牺牲自己。

所以，斯宾格勒也承认了，并不是只有扩张者才有勇气。真正能做到舍弃自我的，哪怕是在很短的时间、很有限的空间里， 都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持，因为这不仅违背人类的自然性格，也乖离了动物的本性，它要求一种超常的力量，在绝望中生存下去的力量，甚至“如何自主地与宇宙结成关系”。

 

上述区别不仅是个哲学和宗教的课题，同时也是每一个人在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生活回答着的问题。

 

 

〔五〕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合称“新三十年战争”〔前一次三十年战争发生在〔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之间〕。这次战争类似于古希腊史上分裂了希腊文明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同样是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不仅毁灭了众多的物质财富，而且撕裂了西方精神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短暂的休战期间发出的“西方文明已经没落”的惊叹，就使得那个时代所有的心灵，都受到了震撼。这次较之地震和火山爆发更为剧烈的社会震撼，动摇了许多根基式的信念。对西方文明可以不断生长的能力，开始了怀疑。

 

正如历史上周而复始的情况一样，有病的文明肌体困于自己的危机，开始向外寻求出路，出路不仅是物理上的，还采取了精神上寻求药方的索取形式。这样，西方的实证主义开始向东方的神秘主义接近。这种对话带有历史性的含义。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对话”的明显结果。因为它仍在持续，它的建设性还未显露出来。但其破坏性，却引人注目了。这种破坏性，表现为“从实证主义向直觉主义的转折”，甚至在科学实证论与宗教直觉论的矛盾中徘徊，而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这种夹缝中的心理处境，使得“多元论”和相对主义风行。多元论来源于多神教，它的流行对于一贯奉行一神教的西方社会来说简直是不祥之兆。

 

 

〔六〕

 

宗教应该是“纯粹理性”，原是一种扎根于本能中的东西，是人出于恐惧与希望等原始感情而产生的“肯定性假设”。如果说，肯定的态度是一种善至少是一种积极的态度的话──则一切宗教都是善的；如果说肯定的态度是一种恶的话，那么一切宗教就都是恶的。

 

把宗教贬为“工具理性”是不幸的。

 

宗教潜伏着某种非自觉的、无意识的肯定。当某人对外标榜自己是某某信徒的时候，他实际上已对此宗教失去了信仰，不过在强制自己免于信仰的崩溃而已。或者更为下贱的是，利用宗教来为自己的肉欲作出安排，甚至为世俗的权力效劳，使得宗教功利化、世俗化，并背离了它原初的样子。我记得在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一书中，把对宗教的这种态度，或把这种态度下的宗教，叫做“第二信仰”。

 

汉代董仲舒的学说，把天命再度人格化了，也属此类。他也许并非真信人格之天，不过是要这虚构的神，来为人的政治效劳。罗马帝国时代前基督教的的国家宗教，像奥古斯都时代官方奉行的那种强制信仰，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它试图利用宗教去“巩固政权”，把宗教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实践理性”的工具，去达到现世的而非彼岸的目标。这就是“第二信仰”，是宗教的真正死亡。

 

当以“追求稳定、秩序、克己的说教等为任务”的第二信仰出现的时候，实际上是宗教内在衰落的时候，这时的“宗教复兴”其实是假象。现在西方世界则流行类似的时髦，将宗教的活动作为一种游戏来处理。狂欢节、复活节甚至伪造的圣诞节……哪里是在举行仪式，分明是在那里做游戏，把娱乐奉为新时代的大众偶像。

 

这是一尊“令女性化了的现代世界神魂颠乱的神像”人民需要它，不是为了献身，而是为了取乐：“主体”移位了，宗教或沦为一种习惯，比如他生为一个某某教徒，或为了与他人保持一致，成了一个人对社会进行妥协的标志，无神论者因此诅咒宗教是一个骗局，造就了“伪装的好人”。甚至两千年前的耶稣已经批评当时的犹太人是“粉饰的坟墓”。

 

除了把宗教活动作为游戏以外，甚至连宗教神像都成了世俗欲望的发泄对象。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从何面反映了日本佛教的悲惨局面，很值一读。

 

 

〔七〕

 

不论是《旧约》中的先知还是《新约》中的使徒，为了信守他们与上帝达成的协约，为了在精神世界中采取主动的攻势，就不期而同地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了被动的守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真是“不像一个男子”！仿佛是些第三性的、无性的人物。这正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所分析的那种“僧侣型人格”。他们与顶天立地男子汉式的“贵族型人格”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恰是世俗生活的宠儿和征服者……贵族是女性世界的征服者，僧侣是女性世界所拒绝的。所以，管理世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贵族型人格的身上，但指导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任务，却得由僧侣型人格来负荷。

 

先知啊，你的含义是孤独，所以你必须学会孤独。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为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奇迹，为了一个民族的生死，你必须安贫乐道，信守你早已立下的誓言。

 

 

〔八〕

 

中国如何学习西方？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失去控制，西方社会的道德因此沦丧，其历历过程昭然若揭。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西方的有识之士如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业已在其《西方的没落》书中提出“西方没落”的历史总结。

 

然而，二次大战后，由于欧洲的西方社会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海外殖民地，反而由于收缩内敛而减缓了自身的衰落势头。尽管他们还保留着南北美洲、大洋洲、南非等处地盘，但即使这些地盘，也已经从欧洲的母体独立出来。西方文明就这样，还在持续的衰年中，闪动最后的动人之光……在某些方面，这些殖民地〔如北美〕甚至取得了比它们的原宗主国更大的发展，俨然变成了西方文明的中心，有如古代的马其顿取得了希腊世界的中心地位。西方的霸权地位虽然大不如前，但比之东方黎明前的黑暗，还是更能愉悦现代人的耳目……要是没有西方的过去，我们迄今还在帝国时代的衰颓中安之若素；要是没有西方的现在，我们又怎能理解西方的过去和它伟大的盛世呢？

 

要不是西方的侵略，中国也许还在满洲人的政治奴役和自己的文化傲慢中，醉生梦死呢，所以，清醒的中国人并不憎恨西方，并且从此不忘：中国，不能再度与世隔绝；中国事务，从今只是国际事务的一部分。而中国的转机，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世界形势所提供的机会。

 

西方文明尚未死亡。在未来的百年中，尽管它将在经济与政治上日益衰落，但在文化和思想上还将充满活力。不信请看，秦汉的关东六国和罗马帝国的希腊化东方，虽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文化优势始终不渝。在这意义上，像伊斯兰极端组织那样毁灭西方的企图，就像罗马人当年毁灭迦太基、科林斯等文明中心那样，是罪恶的。其恶劣程度，较之德国人企图毁灭波兰、俄罗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后者是打击野蛮的“文明开化活动”，就像欧洲人入侵美洲那样。而前者却是打击文明的“野蛮卷土重来”。

 

 

〔九〕

 

秦的经验从反面证明，世界统一的过程，决不仅仅是大量屠宰文明的有生力量的过程，否则哪里会有一个长治久安的世界呢？事实上，使秦与罗马得以统一当时世界的，是它们的“法”〔秦的“变法之法”和罗马的“罗马法”之法〕治，而不仅是它们的强大军团。事实上，他们的军团也正是高度宪政和法制的结晶。所以，无法无天的蒙古铁骑很快就瓦解了，而罗马与秦汉的统治却绵延不已。合理的统一，立足于经济的整合、文化的趋同，武力和政治压力不过是其剑与盾而已。如果只有剑与盾的杀戮，而没有经济整合与文化趋同的需要，那伟大的庖丁又如何解牛呢？

 

至于现在，仍然没有走出帝国时代阴影的中国人，还在邯郸学步、拙劣地“东施效颦”西方文明。东施效颦造就不了东方文明。因为东施不能真正把握西施的步态和风韵，正如现代中国人到现在依然无法理解西方的精神。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的心灵而不是大脑来说，还是没有根基的魔术，于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生搬硬套、强作解人，在华人社会里面蔚然成风。我们还不拥有北欧式的海盗精神，而没有这种穷凶极恶的精神，便无法理解基于这种精神的现代科学技术文明，因为正是这种精神发育了这种文明。所以我们还不具备北欧海盗的后裔们〔如欧美人〕的能力，无法企及新大陆的殖民者、俄国的哥萨克、美国的牛仔……于是，我们流浪到天涯海角，依然是不齿于人类的劣等民族，仅仅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得西方的海盗精神。

 

现代中国的领袖们，根本没有吃透这个起码的道理。他们总是企图用农民的乌龟精神，来驱动现代化的海盗机器；他们是想用现代技术的法宝，来点缀黄土高原上的梦魇。

 

 

〔十〕

 

未来中国的政治领袖，并不拒绝西方，而是敞开吸管从西方身上吸取可嘉的营养，正如西方强盗以及西方强盗的学生日本倭寇、俄国哥萨克等次等帝国主义，以前通过贸易榨取、战争赔款等吸管，从中国身上吸取了足够的营养。未来的中国民族因此并不闭关锁国，因为它渴望广大而丰饶的世界资源。尽管出于生长的需要，它必须学会拒绝西方的诱惑，在相对的独立中发展自己的生存之道，以自己的世界观去进入世界。

 

这样，有两条分歧的道路横在未来中国的面前：

 

1、全面接受现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并使自己的全部生存适应这一文明。进而，以整个民族的欲望和想象，贡献和扩展这一文明。这是俄罗斯和日本曾经走过的道路。

 

2、有选择地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仅仅保持“不被它完全甩出现代生活轨道”的发展速度。同时，保持相对的朴实，以待世界潮流的转向──那时，中国就以“得风气之先”的条件，领导世界新潮流。这是秦与罗马的道路。

 

不论中国未来选择哪一条道路，现在都必须铲除僭主政体。不论中国最终走上哪一条道路，都必须和划地为牢的自我满足，进行彻底决裂。不决裂旧我，就无法面对奇妙的新世界，不拥抱新我，就无从进行更深刻更广泛更持续的社会总动员！

 

 

〔十一〕

 

现代文化既然在根本上是一种“青年文化现象”，现代文化的核心就是与二十世纪青年造反运动紧密相连的。不难看到，各种现代主义文化的创始者和勇进者皆为青年。他们以敏感与直觉挣脱传统模式的桎梏，以本能的冲动取代文化的创造。现代主义文化不重师承、摒弃门户之见，重要的现代派人物甚至连自身的发展方向也从不固定。用老派的眼光看，这种新潮文化是失范的，以失范作了新规范。这种现代主义必定体现为一种锐进的反传统型：宣言了的或不宣而战的。尽管现代艺术并无一定之规，但只要从反规范即反传统这一点考察，就能把握住它的络脉。而“出奇制胜”正是现代艺术的灵魂。这正如原始人之造出可与现代宇宙创生论相媲美的“浑沌”观念，全在于他们极敏锐地把握了一个要点：对一切有形的世界反其道而思之。

 

这确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一书中所言，现代城市文明正在培育一种新的原始人──“城市游牧民”。这种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正需要现代艺术来作为自己的“伪宗教”。现代主义文化形式上引人注目的探索性和性质上令人惊愕的不稳定性，正是青年人特征的某种外延！不稳定性是由青年的身心特征决定了的，而这又是贯穿在整个青春期的一种“动态平衡”：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热衷于“语言的游戏”，而语言游戏的本质则是青少年们急于表现自己的冲动，这与艺术和文化的创造性是相关的。在语言游戏──艺术文化这一过程中，青少年不仅令人惊愕地创出新的语言现象，还极大丰富了人的文化视野。无可讳言，人类的语言与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恐怕还要归功于这种无意识的游戏语言。青少年们固然很难说出成年人满意的那种程式化语言，但是他们在操作过程中的那种探索性和不稳定性，则是语言与文化发展的要素。而成年人认为这种游戏威胁了既定秩序与观念，也不无道理。

 

相比之下，我们不妨把古典文化看成是一种“中年文化现象”，它稳健、典雅、含蓄、善于藏拙，而耻于直露赤裸裸的本能。古典文化显然反映了一个更稳定的社会现实。再往前推，我们不妨把原始公社的文化看成是“老年文化现象”，它似朴素无华，但却充满神秘气息，它知畏天命，但却压制探求新颖。老年文化充满了禁忌，青年文化则专门破除禁忌。老年人指责青年人的破戒行为是“造孽” ；而在古典文化看来，现代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

 

〔十二〕

 

每个文明系统都曾经有过它自己的“人本主义时代”。例如在中国，春秋战国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显例，隋唐两宋则是另一个显例。非道德化的现世精神──是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人本主义是这种意义的桥梁：既是隔断了但又连接着两个信仰时代。例如春秋战国隔断并连接着西周礼教和南北朝佛教，隋唐两宋隔断并连接着南北朝佛教和明清政教。

 

德国人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曾概括两个信仰时代的精神气候为“原始信仰”和“第二信仰”……在我们看来，如果两汉宗教是殷周宗教的第二信仰，明清政教则是儒佛道混合的第二信仰。原始信仰较多天然的本能，第二信仰则更为理智化。而联系着它们的人本精神和现实主义，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跑道，这人本主义的跑道仿佛是园形的。例如，启蒙运动是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化，即把“贵族的东西”普及为“大众的东西”。当今欧洲人的折衷主义倾向，〔尢其是文化上价值法则上的折衷倾向〕，表明了欧洲人的精神衰落。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体，当其强盛之际，总是满怀着对“异邦人”的蔑视。像先秦、秦汉或隋唐时代的中国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阿育王时代的印度人；莫不是如此。

 

在欧洲，直接的人类中心思想和赤裸裸的人本主义，它在审美方面的突出表现是肉体崇拜、人体崇拜。古希腊的和犍陀罗的艺术〔Gandhara Art，也称希腊式佛教艺术，公元前后成形于现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南部和克什米尔一带的犍陀罗地区而得名〕就不去说了，就拿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来说，它先是假托圣灵圣母圣子以及众多圣徒的人形肉体；后来则移其全部的兴味于市民尤其是演员们或体育明星的肉体；最后它更要求直接接触甚至作贱人形肉体：不仅在审美意义上，而且在生活意义上……这一切，无非是为了那个欧洲雅利安肉体崇拜的习俗，这习俗也许是在草原上的放牧生活里养成的，所以雅利安人还酷爱和动物发生恋情……不仅古希腊人和古印度人这样，据说不少游牧民族都有这样的爱好。将裸体的人形与精神的至美，混为一谈，是性感而不是美感。虽然静态的裸体不如动态的那么色情，但裸体并非通往“美”的主要途径。如果说人在自己肉体部位如四肢、臀部、胴体中找到了“美”的源泉，而这种“发现”竟然与性感毫无关系，那不是欺人之谈吗？美术学院的教授为什么不能依据同样纯洁的道理，在牛羊骡马的身上揭示同样“深刻的美”呢？难道就因为人是“灵长类”？显然，这种文绉绉的狡辩，不能解释人肉崇拜者们的动机，更无力辩护，尽管这种解释把“教授”和“叫兽”区别了开来。应该公平地说，在这个领域里，印第安人和埃及人也比现代欧洲人更为高明：他们至少还懂得：崇奉石刻和木雕的神像，比崇拜肉做的人体，恶果还要少得多！

 

希腊的人本主义和现世精神毁灭了。问题不是出在马其顿的野蛮和罗马的残暴上，而是因为人不能完全依靠自己得救。谁说“心灵是无法奴役的”呢？统治现代人心灵的历史表明，“精神”也和肉体一样──处于某种形式的压抑和奴役之中，且常常比肉体更深更不自觉地落入陷阱，还认为这是什么“意志自由”的结果！文艺复兴以来日益露骨的人本主义，以前曾给欧洲人带来扩张的好处，但现在它正把整个世界和全球居民，推上悬崖，面对无底深渊。这悬崖就是“繁荣”、“发达”、“进步”，那深渊就是“环境破坏”、“生态危机”、“瘟疫蔓延”、“恐怖威胁”。相对的人类中心感觉──这是人的本能习惯；绝对的人类中心思想──这是人的意识迷误。现代世界疯狂追求权能的灾难动作表明：人类为自我中心的哲学已经付出了并将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导致道德上的惟利是图；正如股票市场证明背叛与出卖是合理的。道德上的唯物主义也就是惟利是图，导致生活上的全面唯物主义化──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真正含义！生活的全面无产阶级化，足以开辟一个残虐挂帅、物欲横流、肆无忌惮的暴力时代。

 

生活的全面无产阶级化，不仅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盛行于共产党国家；而且在西方生活中也具有压倒优势，所以欧洲人在许多正式场合不再穿礼服，而美国总统竟然以牛仔裤为正式服装！这意味着，全球意义的刘邦〔流氓皇帝〕，开始登上万众欢呼的戏子舞台。刘邦的成功，就是“做事没有底线”的范例；后来两千两百年的中国领袖，越没有底线的越容易成功。他们因为不受束缚而比较自如，更能发挥凶狠毒辣的力量。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也雇用一批理论家，大力鼓吹“做人要有底线”，甚至要“兴无灭资”、“斗私批修”。

 

 

〔十三〕

 

受尼采感召的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完全排除了神的干预，而把神理解为人的精神，他因此对这两种人格进行说明：把主张舍弃的人，称为“僧侣式”的；把主张扩张的人，称为“贵族式”的。而在我们看来，僧侣中的扩张分子实在不少，许多人根本就是为了生计而“委身事奉”的，这不仅在法国小说家司汤达〔Stendhal[Henri Beyle]，1783─1842年〕的长篇小说《红与黑》里，描写得栩栩如生，在我们身边也司空见惯，混食于各种宗教中的僧侣以及“神汉”“巫婆”，其实不该称为“人生的舍弃者”。而具有雄健之力的人，才能克制自己甚至牺牲自己，不是“扩张者才有勇气”。真能舍弃自我的，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持，因为这不仅违背人类的自然性格，也乖离了动物的本性。所以它特别要求一种超常的力量，在绝望中生存下去的力量，甚至“如何自主地与宇宙结成关系”。

 

 

〔十四〕

 

早在1980年代早期，在中国大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双方既是朋友，又是论争的对手。争论的中心是围绕着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撰《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出版〕，因为作者在书中提出，布尔什维主义违背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所以不可能持久。作者甚至预言，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政权，其寿命不会超出二十世纪。1980年代，当时苏联集团势力强大，咄咄逼人，派出古巴侵入非洲，驰援世界革命；派出大军侵入阿富汗，还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因此斯宾格勒的这一预言看来十分遥远，丝毫不切实际。但是我们之后争论不多几年的历史却超乎一切活人的想法，而让久已谢世的历史学家窃喜：苏联奇迹般地瓦解了！当然，世纪初的这位德国历史学家完全没有意识到，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终结，实际上还是欧洲殖民体系在全球范围的“历史的终结”，而不仅仅是“西方的没落”。当然他更无法预见到，国际布尔什维主义覆灭的前后还有国际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回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覆灭。

 

 

〔十五〕

 

二十世纪“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分裂自杀，斯宾格勒等人的反省，《西方的没落》出现……

 

2、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非欧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欧洲海外殖民帝国逐步萎缩。

 

3、1975年葡萄牙革命，最后一个海外殖民帝国宣告瓦解。1979年伊朗革命，近百年来，第一次成功的以非西方来源的革命思想为指导的社会政治及文化革命成功，表明欧洲文化对非欧人民的控制已经衰退。

 

4、阿富汗战争和苏联解体。

 

欧洲没落已甚，竟然由两个典型的边区文化─苏联和美国，分头做了代表！就像古典希腊世界，让马其顿和罗马做了代表。或像古典中国，由楚国和秦国做了代表，秦楚相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然而楚国也不是中原的正宗，可见中原文明在战国末期的可怜处境！一如二十世纪末叶的欧洲。非欧民族的灵魂，就此仿佛从几百年来的迷梦中获得了苏醒，意图开始自己的独立意识，把海盗商人的舶来品驱逐出去。如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发生动摇，难免会像以前选择苏联模式而遭到飞来横祸一样，再度进行错误的模仿，从而再度陷入某种虚假的理想主义的困扰，甚至，那将以另一形式付出同等的甚至更大的代价。

 

欧洲文明就其顶点即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殖民时代而言，诚然是衰落了，这表现为，欧洲政治军事势力已从非欧各国撤退或遭到驱逐；但另方面，欧洲文化还控制着各国的社会生活，甚至还有其生气勃勃之处，它还在不断的挣扎和自我调整中，似乎还有生长的活力。正因为这样，欧洲文化对非欧国家还有相当的吸引力。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欧洲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日益深刻地嵌入非欧各国人民的命运。政治军事的硬性控制力虽然被文化风俗的软性控制力取代了，但是软的控制更为深刻。结果欧洲的衰落及其对非欧世界的软性渗透，就迎来了一个新时代：文明交融的全球化时期。如曾经风行一时的“环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就是主张东亚和美西，在浩翰的太平洋进行历史性的汇合。

 

然而“环太平洋共同体”即亚洲东部与美洲西部的交流、趋同甚至汇合，却注定无法一帆风顺。这不仅由于太平洋的阻隔，而且因为主权国家的对峙，偏偏这两个主权国家还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从长远看，中国最终无法接受美国化，正如中国以前接受不了苏联化。尽管中国的执政集团在五十年代曾经自觉沦为苏联的卫星国，但内在条件的差异，迫使它不得不离开苏联的道路。现在，这同样一个执政集团即使甘愿钻入美国模式，又能维持多久呢？

 

 

〔十六〕

 

斯宾格勒如此论“文化间的关系”：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中，多从文化移植过程中产生的“走形”、“变质”，从而形成人文世界的“假晶现象”的角度，探讨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传播所造成的后果。例如他认为，“没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运动，而只有印度佛教徒的丰富的表象中的一部分为具有某种宗教倾向的中国人所接受，形成了一种对中国佛教徒且仅对中国佛教徒有意义的新的宗教表现形式。”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认为，没有人类的共同历史，只有文化的自身历史。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但是人却不能过于武断地决定什么是“文化”。在我看来，有所接触的人类集团，在某种程度上都构成了一种文化势力。例如，轮子的发明，马镫的发明，各种作物和工具的发明，都传播得很远，都决定性地影响了所及地区的人类──他们虽然并不同属一个“文化”，但都被包括在了一种“命运”之中。

 

从时间上看，旧大陆上的古典文明及其后续发展，都强烈的同步性，这暗示它们的彼此关联及其互相渗透。1492年以后，美洲人也被这一旧大陆的“命运”给包围、包抄了，结果不就落入了同一个“文化”了吗？斯宾格勒如果没有细究这些，就把不同的文化一刀切开，就割断了许多复杂微妙的联系了。其实在我看来，在彼此有所接触的人类集团之间，还是形成了某种“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的。例如蒙古人就曾影响了旧大陆上的几乎所有人类，而哥伦布、麦哲伦则影响了所有的人类──他们真的创造了“人类的历史”。

 

斯宾格勒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观念，把居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民称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费拉民族”〔fellah-peoples，即“后文化民族”〕。这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创见，其中的“费拉”是指一种社会人类类型〔Fellah type〕，很接近现在人们所说的“后现代社会”。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费拉”的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帝国时代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例如，汉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Fellah -peoples〕，而且也是形成于汉代帝国的。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其实，在中国文献中，类似的分类早就出现了。例如，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生女真与熟女真的区别，就是依据女真人的汉化程度来划分的，汉化程度深的，就是熟番；汉化程度浅的，就是生番。宋、辽、金人把漠北的蒙古等部称为“黑鞑靼”或“生鞑靼”，漠南的汪古部称为“白鞑靼”或“熟鞑靼”。那些能够入主中国的“番人”，是熟番程度开始超过生番程度的，如鲜卑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清人、日本人、苏联人。而彻底汉化了的，就不再是番，而是汉了。这也就是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这在台湾历史上也是显而易见的：明代称台湾土著为“东番”，清代称“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称“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清代书中指那些处于生番和熟番之间的半开化民族为“化番”。文明的进展使得生番渐成熟番。熟番被称为“平埔番”，主要分布于台湾西部平原及宜兰平原。平埔族原为南岛语系民族，和中国人种悬殊很大,但正是由于汉化的作用，早在明清时期就被称为熟番与化番。生番归化、生番的区划与隔离、从消极隔离到积极利用熟番的结盟政策，都是统治者以番制汉、以熟制生的策略运用。

 

在我看来，生番相当于原始民族，熟番相当于文化民族，汉人相当于费拉民族〔fellah-peoples，即“后文化民族”〕。对历史过程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生番火候未到，没有力量扩张；汉人火候已过，没有意志扩张；唯有熟番兼具力量和意志，火候正好。熟番往往具有活力十足的奴隶制度，如中国文明圈内部的秦国、鲜卑、元朝、日本，以及欧洲文明圈内部的近代殖民国家，包括废奴运动之前的俄国和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农奴制度的俄国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

 

李零认为，“宋元明清，中国挨打，教训很深刻，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对华夏优越论持批判态度。如明人谢肇淛说，‘夷狄之不及中国者，惟礼乐文物稍朴陋耳。至于赋役之简，形法之宽，虚文之省，礼意之真，俗淳而不诈，官要而不繁，民质而不偷，事少而易办，仕宦者无朋党烦嚣之风，无讦害挤陷之巧，农商者无追呼科派之扰，无征榷诈骗之困。盖当中国之盛时，其繁文多而实意少，已自不及其宁静，而况衰乱战争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故老聃之入流沙，管宁之居辽东，皆其时势使然。夫子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者，其浮海居夷，非浪言也。’〔《五杂俎》卷四〕。”

 

身为熟番而比较接近“生番”的德国人斯宾格勒，在评判古代文明时也许更具客观性和中立性，而且更能体会原始民族内心世界；所以他如果读书够多，肯定不会同意谢肇淛的看法。因为他明确指出：内涵是不能转移的，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的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例如印度人和中国人在那些日子里双方都自觉是佛教徒，他们在精神上依旧离得很远。相同的经文，相同的教仪，相同的信条──但是两种不同的心灵，各走自己的路。

 

在这里起作用的已经不是各种形式的“原始意义”，而是各种形式本身：它们把观察者自己的创造力，灌注到对象之中。他斯宾格勒进一步追问道，那么，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永久征服”结果又会怎样呢？他解释说，人们三番五次地听到“希腊哲学如何到今天还继续存在着”，但是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夸张而已，“希腊哲学的各种概念本可以构成一个长长的目录，它被采取得愈多，则被确定的残存部分的比例也消失得越来越小”。他举例指出，现代人的习惯仅是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柏拉图的理念说、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宇宙五十二个凹型的天球等概念作为偶然的“错误”忽略过去，好像自己真的能比已经消逝的希腊人自己更好地理解了它们的意义！其实呢，“我们实际上而不仅是表面上所掌握的希腊哲学的总体，实质上等于零。”

 

斯宾格勒再举例说：“据说，文艺复兴完全受了古典艺术的‘影响’。但是多里亚式庙宇的形式、爱奥尼亚式的圆柱、关于肖像配置、瓶画、剪嵌细工、蜡画法的种种原理、雕像的构造因素等等都怎样了呢？为什么这一切都未曾发挥‘影响’呢？……某个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意欲表现的东西，其实是他身上先天具有的东西，从他所面临的一系列过去的形式中，他真正看到的只是少数他想要看到的形式，并且当他需要它们的时候才去看它们──换句话说，与他自己的意图一致，而不与原始创造人的意图一致，因为从来没有现存的艺术认真地考虑过那种意图。你可以试着一个因素接着一个因素地去了解埃及雕刻术对初期希腊的‘影响’，那么结果你将发现：除了希腊人的追求形式的意志从较古的艺术储藏中吸取了一些它无论如何都会在某种型式中为它自己发现的特征以外，并没有什么‘影响’存在。在古典的景观的周围，有埃及人、克里特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波斯人、腓尼基人正在工作，或已经工作，而且这些民族的工作──他们的建筑物、装饰品、艺术品、祭仪、国家形式、字体、和科学──希腊人了解得很多。但是从所有这许多工作中，古典的心灵又选用了多少东西作为它自己的表现方法呢？”

 

斯宾格勒认为，不仅艺术上如此，法律上亦然：“我们可以把罗马法当作一种体系的例证，这种体系显然历两千年而未改变，”，其实这是假象即假晶现象，例如，在希腊罗马世界中，“本国”和“外国”之间的界限位于两座市镇之间，而在闪族世界这一区别则位于两个宗教社团之间。“异教徒”一词在中东地区，就正如“敌人”和“侨民”在罗马人和希腊人中间的含义。恺撒时期取得罗马公民权对于高卢人和犹太人的意义，就像加入回教对于一个被征服的部落那样重要──他们可以因此进入主流文化和领袖民族〔就像后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那样〕的行列中，而不必再承受额外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所以，“同样的”罗马法其实在三种不同的文化〔希腊罗马古典文明、阿拉伯─回教文明、近代欧洲文明〕中，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完整的演变过程，而在每一文化中又各有其完全不同意义。……罗马法之所以变为卓越超群的，只是因为罗马作为一个单位城市获得了──如同在其他条件下亚历山大里亚也会获得的──支配古典世界的最高权力，而是首先通过罗马的政治胜利，随后又因为罗马独占了大规模的实际经验。

 

相比之下，“希腊文化从未用希腊语形成一种法学，结果人们就忽略了希腊法和罗马法在时间上不是平行的而是相继的这一事实。罗马法是较年轻者，并以较古者的长期经验为前提条件；事实上，罗马法创制得很晚，而和它以前的希腊范例相比，却创制得很快。深刻影响法律观念的斯多噶哲学的全盛时代，继希腊法的全盛时代而起，先于罗马法时代。”

 

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的浪潮显然像自然界的浪潮一样旋生旋灭，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无法重复完整地继承理解。在文化的这种特性之下所合成的更大范围的世界〔如“全球”〕，会有怎样的特性呢？

 

 

〔十七〕

 

斯宾格勒认为，在衰老的后文化民族的精神死海中将兴起一些“教族”，这就比他的效颦者汤因比一味强调“教会”的作用，更能触及普遍的意义。因为教会是特定的，而教族却比比皆是。中国近千年来的历史也预示着“教族”时代的来到：白莲教、天理教、回教、太平天国诸教派以及近代世中国之青洪帮、国民党、共产党的党争党国一党专政，无非是把“教派”的分裂性发挥到“教族”的极致罢了。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教族”，而不仅仅像“八旗”那样主要是个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当然，教族也是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但它首先是个信仰组织和生活组织，就像经典的教族──穆斯林那样。教族和它寄生的“文明世界”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它先是分裂了文明，然后又改造了文明，最后形成了混合文明。

 

显然，汤因比的“教会”是从斯宾格勒的“教族”转化过来的，恕我直言，这一转化并不高明，反而有些弄巧成拙了。汤因比为了独出心裁，和斯宾格勒区别开来，反而把问题模糊化了。应该说“教族”是中东地区的特有现象，而“教会”却经常是普世的。中东的教族〔基督教会〕传到欧洲，形成的却是民族国家；中东的教族〔伊斯兰教会〕传到中国，形成的只是一个回族。

 

文明的内核是秩序，教族的内核是信仰，而人生的运行始终要依靠秩序和信仰这两条腿走路。秩序维持人际关系，信仰维持自我定位。人必须相信自己的生存具有这样那样的意义──即使“没有意义”也是作为“一项意义”被提出来的！

 

这就是新教族的真理观：一群来源各异的人们，在新信仰的纽带下结成一个民族，被热切的希望动员起来，以恒定的自信从事着“不朽事业”。教族的内核是信仰但文化的出发点却不是信仰，而是疑惑：有怀疑而后有不满，有不满而后有欠缺，有欠缺而后有需要，有需要而后有创造──路上的星光和奇异的恩典。创造来自贫乏，光来自寒冷。新的力量是从母体的死亡中出来的，痛苦的出发，指向奇妙的新世界。如果比喻文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信仰就是他所由蹦出的那块千年顽石。文化最后发现了自己的派生性质，重新回到母亲崇拜的陶醉中。

 

当一个教族式微了，它的信仰本质才暴露出来，到了末路的教族，除了自我尊崇已经别无选择。我曾经研究神话，不是为了学术和饭碗，而是因为神话研究本身的迷人──神话研究并非“找出来”的勾当，而是“塞进去”的事情，它运用充分的联想方式所从事的研究，可以给暮气已深的民族，注入生命的兴致。在进行神话研究时，需要进行田野调查，而相关的民族学考察却显示：欲恢复一个长期专制社会的活力，就需要对其民间文化开禁。开禁初期当然免不了某些混乱，但可以发挥教派的力量予以引导，教派的基础来自人民，相反，中国的特殊党派政治倒是从俄国引进的，而这个俄国却是欧洲国家的倒数第一，只是由于俄国离亚洲最近，又霸占了大量蒙古和中国故土，所以对中国的渗透性反而更强。欧洲的东西，并不太适于中国家族形式的社会，所以中国要西方化就需要首先摧毁自己的家族系统，并以教派统治的不断兴替，给中国地区带来生气。结果，“中国党派”这些中国特色的教族作为中国居民的“先锋队”和精英人物，就自然凌驾在百姓之上。

 

如果这些想法有道理，那么人们就需要为这些“教族”提供教义，这些教义需要立足中国的土壤及传统，如果照搬欧洲的教义，显而易见是难以持久的，我们的研究将综合，并使“找出来”成为“塞进去”的结晶。

 

 

〔十八〕

 

论宽容精神的全球含义：

 

只有奉持着宽容精神的半开化民族，方能成为整合世界的人。帖木尔和文革的始作俑者都是既不够宽容，也过于矫情，虽然他们都怀有征服世界的企图，但世界总是一再从他们的指缝里溜走。同样，秦人崇拜法家思想到了革命般的狂热地步，与苏联集团崇拜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相似的偏执性──这使他们缺乏政治家的远见与气度。他们过于偏狭地以为自己的极端努力可以“传之万世”、“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结果犯下了自我孤立甚至自我封闭的错误，其代价是整个统治民族的结构化为灰烬。

 

相形之下，罗马人的成功除了得自他们的兵团战术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意志，同样得自他们严明的法律和富于人性的宽容精神。其实，这宽容精神隐藏着更为强烈的同化作用。“宽容”结果成为心理征服的有效手法。秦人拥有罗马人的严刻但缺乏罗马人的变通，故不免于“滞”，滞则朽，朽则败。

 

英格兰人之善于构筑帝国结构使得蒙古人都不免相形见绌了，其主因也在于他们相当宽容。这种新型宽容甚至达到了地方自治和代议制的形式，否则，一千几百万英格兰人，怎能胜任世界帝国殖民事业？怎能在北美独立战争和印度土兵暴动那样的叛乱之后幸存下来？

 

在楚汉之争中，尤可见到宽容态度的决定作用。汉人至少在表面上或暂时的较楚人为宽容，因此得尽宣传上的便宜就像英国人比德国人、美国人比苏联人，在战略上争取了更多的主动。这种宽容态度更能成功地愚弄一批唯利是图的冒险家，他们原以为刘邦比项羽更好说话，到头来却上了大当；国民党的许多叛将到头来也因为这样的误判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可见，宽容精神至少是宽容态度，并不是一种富于诗意的古风或雍容华贵的仪态，而是一种机敏的政治本领，《老子》第七十八章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正是政治宽容策略的最好注解。

 

为什么要宽容呢？“半开化的蛮人”本来最少宽容的精神，他们保持宽容的态度，主要是迫于某种需要，所以他们的宽容当然不会过度，从而走向疲弱，不像“文明民族”久受毒化，早已失去健朴之质。其宽容也只是无力的表现，不见得发自政治自觉。例如秦人，处于中国的边区，号称虎狼之国，是地道的半开化民族。本来楚人也具有这一野蛮优势，所以对败于秦人之手实不甘心，声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罗马人，处于希腊文化圈的边缘，也属半开化民族，他们因此能兼收文质史野，开创世界格局。英格兰人，处于西欧的边缘，和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荷兰人、西德人相比之下，无疑也具有更多的野蛮气质，这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能独排欧陆诸“史”，使半开化的岛国从“野蛮的海盗”一变为“文质彬彬的痞子”。希特勒临死前喟然长叹：“未来是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的！”他不具备斯宾格勒那样的历史直觉，没有预见到俄国“胜利解体”的命运。无疑，他已在东方的俄罗斯那里看到了一个半开化民族；他原本误将俄罗斯视为一个未开化民族的，他为这个错误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

 

相比之下，还是东方矮人斯大林比较懂得“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的道理。据《蒋经国自述》，1945年苏联对中国进行割让外蒙古的谈判时，斯大林很正经地对蒋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他所以坚持占领外蒙古，是因为以下顾虑：“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美中不足的是斯大林好像忘了，他这位新沙皇竟然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在他的高跟鞋底下，俄国其实已经完了。

 

从上述观察不难看出，作为世界统治者的候选者，未开化民族甚至也比已开化民族更有希望，俄罗斯这样的半开化民族或许还有机会，而已开化民族如德国反而永远失去了这一优势。历史昭示我们：从未开化向半开化〔如蒙古人〕以及从半开化向已开化〔如罗马人〕的征途中，一个民族会释放出它的最大能量。至于那些过早释放了精力的民族，也许是不幸的，尽管他们也创造了文化硕果，却只能留给后起之秀前往摘取了。这个“后起之秀”，正是以世界统治为其天职的半开化民族，他们恰逢其会，像罗马人和秦人一样，不以文明的修养和艺术的能力见长，而是善于安排一种储藏文明的新秩序，而所谓“宽容精神”，正是他们安慰已开化民族和怀柔未开化民族的“弱水”。仿佛古代神话中的“弱水”，会使鸿毛都沉溺其下的。在宽容精神方面，秦国由于嬴政的私生子情结而大打折扣，结果旋即覆灭，汉人吸取了秦国的教训，在吕氏专政之后恢复了中原国家的宽容传统，终于建立了卓有成效的东亚世界的秩序。

 

 

〔十九〕

 

领袖是无法培养的：

 

斯宾格勒说得不对，领袖不可能像他所说那样是被训练或被培养出来的，领袖只能是“自然形成”的；是大自然偶然造就了命运之子。尤其“伟大的领袖”，难有继承人，否则非死即伤，非痴即愚。不仅开国领袖，就是某个教派的领袖，其实际继承人往往倒是他的敌人或阴谋篡位者，只是在这些蛀虫的卵翼下，慢慢才可能出现较为稳定的继承系统和政治传统。领袖的出现和繁衍，其实遵循着不同的规则甚至造成了双重标准和双重现象：一方面，他本人是“坦荡无私”的自然之子，另方面他却需要用阴谋的人工方法，去训练、培养、制造出一批他的目标所需要的臣民，恰如牧人选择狗和羊的良种那样。如果天才领袖本人就是被训练和被培养出来的，那么请教一下：到底谁在肩负这至高无上的“教育使命”呢？“帝师”─“王者师”吗？笑话，那只是现代“智囊”一类的摆设或咨询机构，因为真正的帝师，除了上帝或是自然以外显然无人能够。那么“传统”是否可以充任“王者师”呢？我们不要忘记，“传统”与领袖的天性往往并不相宜，因此他往往是“传统”的反面因素。

 

从反面的角度看，党徒的作用往往类似传统，经常帮倒忙，具有反过来支配领袖的潜在危险。即使是强有力的主宰意志，也难免受到党徒的胁迫和影响，甚至成为宫廷阴谋的牺牲品。因此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结构中，不是党徒选择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学会选择党徒。选择党徒是一个领袖首先的考试，不能通过这一考试的人，往往被自己身边的伙伴出卖。为了避免未来的麻烦，领袖不仅需要色调一致的人们，尤其需要忠实可靠的人。如果一个领袖准备改变自己的战略目标甚至背弃初衷，他的第一着险棋就是毫不留情地“清党”〔类似于“清理阶级队伍”〕。否则，忠实的老党员就会向这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开战，迫使他走向失败的深渊。恺撒就是这么被理想主义者们干掉的，所以他的继子屋大维〔Octavian Augustus Caesar，前63─后14年〕就不再招募独立的人才，而只要效忠的奴才。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也可以做类似的比较。显然，二十世纪的人民革命〔无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纳粹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还是回教原教旨主义的〕最终都以个人崇拜代替了党性原则，就是由上述“领袖选择党徒”的“逆向民主制”决定的。这个制度还用“苏维埃”、“人民代表制”来推广“政府选择人民”的做法，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真正民主”去和代议制争夺国际舆论的支持。

 

这种做法其实十分符合人性，古代英雄项羽说秦嬴政〔前259─前210年〕“彼可取而代也”，幼年的亚历山大就幻想成为阿基里斯一样的英雄。……这些美而虚幻、狂放而不着边际的思想一直激励他们不断冲向前去……然而有一天，历史突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们终于得以落实了早年的英雄迷梦……那样奇妙的历史并不遥远，它一再重演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无法以成败而论的是英雄，因为成败和英雄之间毫无因果关系。英雄是一种是与生俱来的气质，是无法通过人为的标准予以检验的 “天品”。

 

我曾经以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其言论有：“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苟富贵，无相忘”、“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三句话代表三种人格，让我的女儿来猜测三人的成败。结果小女竟然猜中刘邦胜而陈、项败。她在纽约读中学，对中国历史极为陌生。我问她何以知其然？她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是小人物争取权力的欲望，最多位极人臣，无法君临天下。〔验之“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苟富贵，无相忘”、“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等，确然。〕“彼可取而代也”有独裁帝王之志，可是却以对方〔秦始皇〕为参照系，以“取代”为目标，不免受到掣肘甚至封顶，无法超越对方。“大丈夫当如是也”虽然粗鄙贪婪，但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可以任意耍弄领袖权力。我不得不承认她的“Common sense”有理，也许两千年前，正是这种普通人的普遍感觉造就了刘邦的胜利？

 

一个开创者如果只对历史作狭隘的理解，即便是深刻而独到的理解，那么他的事业就只能享祚短暂，尽管可能是辉煌的和崇高的。他既然把历史简单化了，历史也就把他作为一个变数而非恒数来处理了，这种根本意义的“报应”大概是丝毫不爽的。例如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年〕作为极端的达尔文主义者片面强调了〔作为阶级斗争翻版的〕种族斗争的观念，于是所谓“消灭劣等民族”〔如同“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闹剧就此开场了。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劣等种族，而是纳粹自己；正如在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后来以共产党的形式更大规模地发展了起来，远远超过“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由此可见，实际支配权力的、具有深刻政治本能的领袖，如果他真的准备完成集团性的使命，他虎视眈眈注视的并非理论，而是宣传和欺骗。他所真正关心的不是文字和理想，而是权力与现实。希特勒在战争后期兵员奇缺的情况下，被人要求动员妇女出来工作，可是他说，“为了胜利而牺牲我们宝贵的理想，这个代价太高了。”从而拒绝了这个挽回颓势的建议，所以他只能失败，只能作为旧欧洲小邦贵族的最后一人，而不能作为新全球超级大国的最初一人，载入史册。

 

一种较能体现政治现实的理论，在一个充满危机并急需改革的时代，却号召牺牲或至少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试问这样“真实的理论”，能够博取多数人的支持与皈依吗？一个政治家面临的局面越是复杂与困难，他就越有必要依赖“宣传”，而非“理论”。明显可见，希特勒理论的必然结果就是使得多数国家对德国产生敌意，这样只能制造阻力而非克服阻力。相比之下，斯大林就比他狡诈，用“解放”的名义控制东欧和远东，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希特勒征服的胜利成果。实际上是希特勒缔造的权力真空造就了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这表明他一度离胜利多么接近。但希特勒不是那种富于特色的政治家──我指的是那些拯救危机、扭亏为盈、决定或影响未来数百年历史潮流的人。拿中国的例子相比，希特勒更接近项羽〔前233─前202年〕而不是刘邦〔前256─前195年〕，他的暴行和意气用事，他的贵族遗风甚至和美人一同自杀的情节，都与项羽惊人的相似……而更能迷惑人的刘邦就不同了，那往往需要独具慧眼的阴狠、独出心裁的随机应变，而临时改变战术目标和永远不改战略野心，才恰恰是“奉天承运”、“合乎历史需要”的同义语。这“借力使力”的无赖行为一方面来自他的性格与本能，另方面又得之于他的“缺乏理想”。缺乏理想的积极功能，就在于避免了束手束脚，被以往历史所限制。项羽式的理解狭隘，诚然能提供某种因狭隘而变得强大的力量，但并不足以塑造未来若干世纪的“人类生活的主流”。狭隘的方向性及其狭隘的理解，自趋枯竭，越走越窄，迫使理想主义的力量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消耗殆尽。所谓“人类生活的主流”一词，暗指“被排除这种生活之外或执意不加入这一生活者，就不再属于人类，而成为一些不足挂齿的侠客、鸡零狗碎的精神”。

 

 

〔二十〕

 

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

 

以前的迷信告诉我们：同操一种语言的、有着相似文化背景和历史起源的居民，才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它的补充规定是：民族成员还要在自然地理或政治地理上的互相接近和精神生活方面的互相凝集。可是，全球化的发展迟早会将这种陈旧的观念远远甩到自己的身后，现在的人们，用手机和远在天边的伙伴喋喋不休，对周遭的肉体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人群和民族已经明显地分裂为小块、再小块，主权国家的旧瓶已经不能再装全球时代的新酒了。

 

种族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只从或主要从人的外部特征或生物特征区别人们，即使种族主义还包括了一般意义的心理特征，但从种族角度去寻求人类命运或文明秘密的努力，也正如从阶级角度和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去寻求人类命运或文明秘密的努力一样，也注定一再落空。

 

民族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只从或主要从人的行为特征或社会特征区分人们，即使民族主义包括了一般意义的社会特征，从社会角度去建立某种持久架构，也是转瞬即逝的；即便民族主义者自称找出了长生不老的要素也是枉然。

 

国家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把“国家”这个人造形式视为某种本质，圣经的《撒母耳记》早就斥责过这一谬误了。把国家这个工具视为堂而皇之的偶像，其危险性在于，把非本质的东西本质化了，从而毒害了人的命运。事实表明，在现代人类十几万年的生活历程中，国家的存在还不到一万年。而这个一万年的价值到底何在还是众说纷纭的事。

 

就宇宙的即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的发展而言，一个高级的国家形式，远远不及一个低级的灵魂来得重要，因为国家无非是肉体的集合，而且是拙劣的、经常是伤天害理的集合。同理，任何国家的生活，也无法超越天文、地理、生命的法则，正如任何文明的规律无非灵魂的或是“基因”的派生物。

 

社会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把不同质的存在例如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形形色色的生活，拔到或贬到同等的高度，这样，人为的平衡是达到了，但社会发展却被阻止了，生命因此死掉了。生命发展的前提就是竞争以及不平衡，哪里实现了社会主义，哪里的发展潜力就没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死亡与丧失发展的主义”。有人说，以前的苏联集团并未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对的；因为那个集团还在发展，没有丧尽一切活力。就此而言，还是应该为这些虚假的社会主义制度鸣锣开道。若是它们真的成了“社会主义”的，那就真的没有活力了，如北欧国家那样。而丧失活力就是腐化的开始、万恶的渊薮。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的共同毛病，就在于它们的狭隘性，它们不合时宜，请看今日的世界：种族已经混杂，种族特征消失，种族主义即使再度抬头，但不复具有世界历史的积极功能。民族呢？也越来越失去自己的传统及特性，不论发达或不发达国家，民族的意义日益模糊不清，民族主义成为一小撮别有用心者的宣传口号，因为作为单元的民族，早已被阶级、宗教所分裂，国家主义的花花理想，迫不得已让位给“党天下”和“政治正确主义”“平权法案”的单调现实。这是一个地球范围的世界，这是一个国际融汇的时代，在新的动力不断驱策下，现有的种族、国家、民族、社团的界限将进一步打破，固守它们既不可能，也无意义。社会主义只是注意到一个社会内部的自治自足，社会主义者们对于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其怎样才能既保持有益的竞争、又避免有害的战争等问题，完全缺乏看法和解决办法，甚至未能集中必要的注意力。而历史的经验则说，某社会一旦解决了它的主要社会难题，马上就会感到身轻如燕，情不自禁地要向外伸手、汲汲于扩张政策。亚述、马其顿、秦国、罗马、蒙古、英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它们的历史都充分表明了这一共同点。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若不从其它社会那里获取某种形式的可观“剥削”，就无法真正维持它内部的福利政策。有如对一群没有觉醒也不想得救的人民强行“解放”，是注定会演变成更深的奴役状态的，仿佛“揠苗助长”。“人不自救则无药可救”，对暮气沉沉的病夫而言，“安逸”才是最宝贵的。为了“安居乐业”他们可以忍受任何牺牲，可以接受任何苛刻条件。除了安居乐业，他们唯一的奢求就是“希望工程”，只求不在他人面前丢脸，最好还能稍稍出人头地。对这些安静吃草的羊群来说，差强人意的救助不啻外加的酷刑。他们本无获救的愿望，也不觉活在罪恶和受苦中。如此一来，多余的干涉反而提示了他们的苦难。为什么要去打破这些安居者的迷梦呢？为什么要把光与热浪费在拒绝者的身上？为什么要把另外的属性强行粘给他们？

 

马克思的“无产者”、尼采的“种姓”、斯宾格勒的“教族”、汤因比的“教会”，这四者具有实际的相似性，作为一种新的“选民”，不仅是犹太式的部落宗教的“选民”，而且是回教式的世界信仰的“选民”，尽管犹太教徒和回教徒这二者都是“闪族的”。

 

尼采的思想被希特勒在混淆下夸张了，结果“一个新的种姓”被解释为“一个新的种族”，优秀人物被等同于德意志民族，这种误解的荒谬贯穿在所有政治领域。例如，“新的统治种姓”在社会学上可行，在生物学上也成立，可是“新的统治种族”〔如特殊的德意志民族〕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学上是没有功能的。举一个例子：两河流域种族统治的典型是亚述帝国，其强劲崛起和迅速覆灭无疑给西亚各族留下极度震惊，甚至在《旧约》也留下了印记。突出一神论的《先知书》并非偶然出现，而是强调因信称义：“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创世记》15:18─21〕经过一千多年的混乱的外部入主，闪族人再度崛起，但亚述的种族统治终于让位给了阿拉伯的信仰统治；而种族统治和信仰统治之间的过渡形态有迦勒底型、波斯型、马其顿型、萨珊型等等。

 

对于教族来说，信仰是一切文化的核心和种子，离却了信仰的文化，只是“知识”，充其量只是“学问”，对信仰者来说，单纯的知识与学问，犹如是脱离了生命的碎片。文明不是静态存在，“文明”甚至不是纯粹的名词，而暗示某种萌动或影响，具有相对的动态性。任何一种文明，不论其建筑如何雄伟、基石多么广大，其最初前提总是建立在这样或那样的“信念”之上，它并不能无止境地回答“为什么”，尤其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或“实证”的材料确切无疑地回答这些“为什么”。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都是如此。

 

 

〔二十一〕

 

印度的《摩奴法典》〔The Laws of Manu，约前600─前200年〕认为：首陀罗奴隶，即使已被自己的主人解放，也不能免去服役的义务，因为服役对他是与生俱来的，谁能使他由此解放？相反，国王应使吠舍与首陀罗劳动，如果他们逃避自己的义务将会使世界动摇。另外，刹帝利无婆罗门则不能幸福，婆罗门无刹帝利则不能昌盛，婆罗门与刹帝利巩固地结合起来，则无论现世或来世都将幸福。……这个说法很容易勾起中国人的回忆，文革副统帅林彪的教条是：“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就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同样，婆罗门与刹帝利的二分法，还很像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提出的“僧侣与贵族”二分法，显然，近代德国受到古代印度的诸多影响，于此又添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而中国通过俄国输入的德国犹太人思想“马列主义”，正是源于使中国亡国灭种的白人至上论和西方真理论。

 

为了保证这类“两杆子专政”的白人至上论和西方真理论，《摩奴法典》规定了严格婚配格式，来维持出身的标准：

 

 

〔二十二〕

 

人们普遍认为，十八世纪初期的英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时代，尤其海外冒险的机会展示了“美好的新世界”。散文家艾迪生1711年在《旁观者》日刊〔第69期〕的一篇文章里把伦敦交易所描写成“世界公民”友好交往的场所，他说英国不必扩展疆域就能以贸易为手段“增添一个帝国”。同一年，喧嚣一时的“南海公司”成立，但这家公司仅仅九年以后就暴露出过度的投机行为给社会整体造成的巨大危害。1720年头八个月，南海公司的股票行市在如同泡沫般越吹越大，泡沫破灭后股价狂泻，很多投资者损失巨大，有地产的郡中世家甚至不得不变卖不动产。著名小说家斯威夫特在1720年年底创作讽刺诗《泡沫》，也把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比为口中不断叫“变！”的魔术师、吞食大鱼小鱼的鲸鱼、专在礁岩上抢夺沉船物资的“野蛮的一族”。整整一百年后，兰姆还在回忆南海公司的散文即兰姆《伊利亚随笔》中的第一篇《南海大厦》。里提到当年“专吃公司账簿自肥的蠹虫”。英国政府见公众利益受损，迅速采取行动严办相关的涉案人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播下了种子。看看这个标题，就知道它肯定直接激发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

 

从“人民生活”的角度来看，至安之世也许是是幸运的；但从文明史的动态看，就会认定这“记年之牒空虚”的至安之世是个荒凉的沙漠。看来，生活与创造，人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竟是如此矛盾，多少不免令人震惊吧。但这却是事物的真相，只有明白了这个真相，我们才取得了历史的入场券……一切具有历史眼光的人都不得不作如是观。

 

我认为，韩非对“至安之世”的讴歌，不能证明这“至安之世”的价值之高，只能证明先秦文化已步入绝境了。所以《韩非子》的注释者们大都怀疑这不是战国的作品，而是西汉的思想。无论如何，至安之世的乌托邦，也像一切乌托邦一样，是消极的，偷“安”的……是乱世的白日梦与幻象。很明显，至安之世在历史中的分量真是微乎其微，它在历史渺杳无际的时间沙漠中，只是几处寥落的“绿洲”。这就是为什么至安之世得到了某种推崇的原因，对于人类〔作为类的人们〕而言，生活显然比创造重要，人民显然比文化重要──创造和文化，仅仅被视为生活和人民的工具。

 

从“平衡”的角度视之，至安之世最得平衡之妙，一切发展几乎停止，直到这黄金时代的尾声。四平八稳的平衡不是衰落的体现与征兆？紧随平衡而来的不是“复兴”，而是衰朽，是新的混乱时代。至于复兴，那是在长期混乱的时代之后才姗姗来迟，而不会在混乱之前，也不会紧随至安之世。可以说，至安之世只是两个混乱时期的间歇，所以至安之后将有大难。

 

个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创造者，对“至安之世”感到厌倦是十分自然的。依我的理解，至安之世一定是座热闹的坟墓和华采的僵尸，缺乏活气、没有生命──这就是“至安”的代价！所以年轻人本能地不喜欢“至安之世”。也许因为我们有幸没有生于“至安之世”，因此先验地讨厌它。

 

韩非的思想其实是把社会置入某种紧急状态，如《显学》说，“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这仿佛宣告了政治挂帅动物的兴起，他的唯一目标是“治”，至于治死了还是治活了，他就不管了。不论是君子文化中的“贤智”，还是人民生活中的“安适”，都不在他的计量之内。这些东西之所以值得考虑，唯一原因是还能为“治”发挥一些工具作用。要是这类辅助作用也消失了〔或减弱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就可毫不犹豫地摧毁之。中国最近八百年来不断亡国于异族铁蹄的悲惨遭遇，不正好为此作出了耐人寻味的注释？

 

然而，政治上的“独尊”毕竟是文化的致命伤。所以，韩非出而先秦文化绝；马基雅维利兴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熄；列宁、希特勒崛起而欧洲文明根本变质。对新文明的创造者而言，不宜独尊自己的政治，不论这政治多好；惟有旧文明的埋葬者需要急迫的独尊。思想上的独尊与官学──同样意味着受到某种固定模式的限制；于是，生命的斗争就沦落为可怜的“路线斗争”。遵从某某某思想，就意味着屈从生命之流的一个结果，而非扣问生命的本原。这和“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气度相去太远了，势必流于僵化与退化。

 

 

〔二十三〕

 

对于汉代社会的解体，可以作出三层解释：

 

高层理论：“文明的失去内在的动力及其凋谢死亡”。这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文化形态史观”主张研究的。

 

中层理论：中央与地方、固有权力结构与新兴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协调现有的社会冲突，例如“士族现象”所凸现的。这是经验主义的学者特别关注的。

 

低层理论：经济问题、土地兼并、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及其恶果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津津乐道的。

 

斯宾格勒的方式〔比较形态学或文化形态学〕的方式，对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文化及其文明做出比较，找出它们在各自的生命周期中各个表现形态上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他把人类的存在划分为原始文化时代和高级文化时代。在原始文化时代，部落和氏族是仅有的生气蓬勃的存在物，在高级文化时代，文化本身成了一个存在物。高级文化一旦产生，真正的历史就开始了。每一文化大约拥有千年左右的历程，其中可以分为：前文化时期、文化早期、文化晚期、文明时期，相当于精神上的春、夏、秋、冬四季。显然，这一分类就是“东方影响”的结果。例如在中国，从麻将牌到历史哲学，都关注“四季”现象。

 

前文化时期精神上的特征是乡野的和直觉的，没有政治和国家，只有部落及首领。人们东奔西跑地在生活道路上摸索前进。农业的出现使人们有了土地和故乡，从中产生了一种纯自然的从而也完全不具有特殊人格的心灵，它是形成文化的先决条件。农民是无历史的神秘的原始民族，是创造城市中的世界历史的血液来源。

 

文化早期的特征是市镇的出现。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高级人类是被市镇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市镇心灵的诞生，为自己形成一种可见的实体，在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一个成长着的，具有一种面貌、内在结构及历史的整体。文化产生了成熟意识，形成独特的风格及特殊世界感情的民族集团。贵族和僧侣成为两个原始等级，一切有效的历史都从他们开始。

 

文化晚期的特征是大城市取代乡村城堡边的小市镇，资本战胜地产，第三阶级摆脱封建势力，崇尚自由至上和理性万能。

 

文明时期的特征是出现世界性的大都会。世界上广大地区的全部生活集中于一座城市，其它土生土长的存在则枯竭了。寄生于城市的居民没有传统，没有宗教，只顾事实，机智，不结果实，看不起乡下人……这是走向无机结局的一大步。处于这些辐射圈外的整个地区的命运就是变成“行省”。群众取代了第三阶级，他们满怀憎恨地走向无形式的极端，消灭一切等级差别、财产制度和知识体系。精神创造力消失，艺术沦为奢侈、享乐和神经刺激〔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消费主义〕。他们为暴力政治扫清道路，暴力政治逐渐取代金钱政治即民主政治。极端的个人权力开始威胁整个社会，世界陷入比以前任何战争更可怕的私人战争状态。原始人类状态逐渐取代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历史和生命就彻底结束了。

 

埃及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死去的文明。

 

晚出的汤因比为了和斯宾格勒有所区别，区分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前者模仿对象是老一辈或死去的祖先，因此传统习惯占统治地位，社会是静止的。而后者模仿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社会则是变化、生长着的。那么，文明社会的创造精神从何而来呢？

 

他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式，用种族和环境来解释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他提出“挑战和应战”的解释模式：产生文明〔汤因比的“文明”相当于斯宾格勒“文化”〕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困难构成挑战，激发人的努力，迫使人们发挥创造才能。第一代文明的挑战主要来源于自然环境，而其亲属文明更主要的挑战是人为的，即人们以一种觉醒的精神力量来摆脱垂死的文明，克服垂死文明的压迫。

 

挑战不能超过人们所有承受的限度，也不能小于刺激人的最小程度。一个文明诞生之后，它的生长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人们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再没有力量控制它的周围环境，并组织新的发展，只有维护低水平的生存。因此，挑战不仅要刺激人们成功地应战，而且要刺激人们积聚最大的力量继续前进，从一次成就走向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新的问题，形成一种不断发生的有节奏的运动。

 

文明的生长有内外两个方面。外部表现为对环境控制力量的加强，如技术进步、军事强大、地理扩张。内部表现为精神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的增长。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外部力量的强大，环境的挑战就减轻了，不断增强的力量本身会变得无法控制，可能由此导致军国主义、物欲横流，反而造成文明的停滞或衰落，例如埃及人为征服尼罗河而组织起来的力量被统治者用来建造金字塔，终于导致了自己的崩溃。因此，汤因比认为文明生长的关键，是要由对外部的应战转移到内部的人格精神的增长之上。他还认为，今天西方工业文明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之中──即由外在的技术领域转移到内在的道义领域。外部的挑战降到次要的地位，挑战越来越来自于成功的应战本身，一次成功就决定了下次挑战的方式，从而也预示了下次应战的可能范围。这样，社会发展就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人们不断走向自决的过程，文明的进步成为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社会整体，而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个人或团体。他们先是退隐，脱离社会生活，以领悟根本性的精神原则，然后再复出，启发自己的同胞。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以及各古典文化大师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极少数人的创造带来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模仿，整个社会以此保持一致，成功地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文明就这样生长起来。

 

文明的生长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斯宾格勒式的固定的生命周期。当应战不敌挑战时，就可能在生长的某一点上衰落下来。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外在的、物质的──如技术衰退、外敌入侵、环境恶化等，而是内在的、精神的──少数创造者沉溺于过去的成就里居功自傲，丧失创造能力，仅仅成为统治者，或者多数人不再支持和模仿创造者，或者社会整体失去了统一。而即使多数人的模仿也还是一种一知半解的、三心二意的而非心甘情愿的行动，它可能导致社会生活和行动的教条化、机械化。这会造成文明的僵化和衰落，最后到了失控的程度。文明解体的突出特征是社会分裂为三个部分：

 

一是由少数创造者蜕变成的统治者，他们失去精神感召力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便建立统一的国家机器，以暴力维护权力。二是内部的精神无产者，他们由诚心服从到离心离德，退出社会，并形成自己的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机器相抗衡。三是外部无产者，他们对中心文明由归顺、模仿和效法，变为失望、敌视、觊觎，形成蛮族军事集团，威胁解体中的文明。

 

在解体过程中，更严重的分裂是灵魂的分裂。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付腐朽时代的生命考验，放纵与克制，随波逐流与殉道，迷恋过去与企盼未来，流离感与罪恶感，单调感与混乱感，交织在一起，都找不到出路。

 

专制的统一国家常被视为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目的，然而这表面显赫的统一国家是少数统治者在垂死的文明过程中的最后手段，他们主观上是想保持社会的活力，以保存自身。然而，这种消极的状态决定了它只能暂时地制止文明衰落时的动乱，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结局。不管内部怎样交替着动乱与重整的节奏，却再也创作不出新时代的序曲来。

 

不过，这种统一国家在为内部无产者创立和传播高级宗教提供着地理、交通、语言、文字、货币、组织、制度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沟通方便。汤因比肯定这种统一教会的意义，这样形成的高级宗教是新旧文明之间的“蛹体”，它在旧文明崩溃和新文明产生的间歇时期存在，保存了宝贵的生命胚种，因而使活着的文明种籽继续传递下去。不仅如此，这种高级宗教还通过统一的神的力量，引导人类不断从小型社会走向世界大同，从对亲属、邻居的爱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的爱。

 

如此则需要对人们崇尚科学、排斥宗教的态度提出警告。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之外的自然的支配力，对于人来说远不比人对自己、对同胞、对神的关系那样重要。宗教在一切知识的范围内必须让位于科学，因为这些领域根本不是它的本分。宗教的本分是引导人们去认识神、崇拜神，培养泛爱的情感，帮助人们克服文明社会中由于简单模仿而导致的机械化和文明活力的丧失，因为模仿上帝不像模仿俗人一样使人失望，也不会因此而1造成难以驾驭的无产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精神疏远。

 

解体的文明则与周围的蛮族之间有一条互相隔离的军事界线，它是一道拦洪坝，蛮族则是一座蓄水库，他们愈来愈多地学会了文明中心的军事技术，并且构成对文明中心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这道大坝会要崩溃，蛮族将涌入文明中心，全社会堕入黑暗与痛苦的深渊，道德和纪律荡然无存。旧文明彻底灭亡，蛮族本身也同归于尽。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里，只有内部无产者创立的统一教会成为孕育新文明的母体。在旧社会的阶级战争的挑战中，统一教会的创造力重新开始应战，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建设新社会。

 

汤因比并不认为自己的文明兴衰理论是斯宾格勒式的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大同的一个个曲目。人类在文明衰落的痛苦中取得的经验，可能是进步的有效工具。他和斯宾格勒都认为，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文明除了西方文明外，不是完全死亡了，就是衰落了。但他并不像斯宾格勒那样认为西方也一定会衰落，他肯定西方文明在废除奴隶制，发展民主和教育，处理内部矛盾，以及控制自然力量方面的空前成就，认为只有吸取以往文明的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挑战面前表现出足够的明智，就有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

 

然而印第安文明的遗址却向人们反证了──谁说社会一定会向前发展，而不会中止、倒退甚至灭绝呢？在汤因比作出上述结论时，是否感情取代了理智、希望取代了预测？

 

 

〔二十五〕

 

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实践：

 

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理论去观察中国的三国时代，两汉的经典性文化已告间歇。但无论怎样动乱的社会，都还是需要一种文化形态来维系社会群体生活，哪怕这种文化看起来采取了是“退化了的形式”。如欧洲中世纪就仰仗基督教会保留的古典文化遗存等“退化了的形式”，实现了自己的文化再生。同样中国的“中古时代”也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上升阶段也是如此：秦汉帝国的文化间歇继之以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再生。但这一再生的机制是怎样的？

 

我们找到的答案也许使平民社会的人们感到惊讶：士族集团是文化的保存、重组、光大者。是士族间的角逐，使已被秦汉四百年的一元文化压制住的精神空前活跃起来，使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魏晋南北朝，成为继春秋战国而起的最富文化活力的时代。也就是说，正是社会的混乱与解体，使得士族在不期然中肩负了文化间歇与文化再生的双重使命：那就是作为武士的军阀集团和作为文士的衣冠世族。

 

在我们看来，高级文化的形态、流行性文化的趋向，根本上都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制约，是权力结构这一无形的轴心的产物。它即便不是为后者辩护的，也是在后者许可的气候下产生的。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架以内，只会产生皇权主义或反皇权主义，而决不会产生三权分立思想以及以此国轴心的种种思想文化。

 

世家大族具有各自的自卫武装，其组织的要对稳定，为社会无政府状态提供了一种代偿。正是基于此点，魏晋南北朝的士族组织发挥了类似欧洲中世纪教会的文化功能。士族的坞垒，不仅是经济的庄园、政治的王国、也是文化的细胞，特别是第一期中国文明过渡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细胞。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主，不少是从目不识丁的蛮族首领转化而来，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分散北中国各地的武装汉人庄园主则以保持本土文化的士族为核心。这一重大区别，直接促成第二期中国文明仅仅用了不到三百年〔304年──589年〕就迅速崛起，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却用了一千年〔476年──1492年〕。

 

随着新文化的再生和新国家的重建，“统一”的格局促使士族政治趋于式微。时在初唐与盛唐之际。武媚之推行科举，无论怎样耐人寻味，其结果不啻给士族政治以最后一刀。士族政治的没落也使得社会正直没落了；社会正直的没落，自然给武媚带来了恶名。

 

我们记得，许多作为正史的南北朝史籍，是在唐代完成的，如《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以及著名的《南北史》等。这等于是用士族政治衰落时代的眼光，去反观其鼎盛时代，其间的距离，当超出一般意义的时距。

 

如果回到五胡十六国起始的西晋建国，当不难发现，西晋大封同姓诸侯王，并给予领地与军队的实封，这种做法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已经倒退四百年，回到了西汉初年汉初到。亲王出镇，综领军政民事大权，这就直接揭开了南北朝动荡改组的序幕──其意义是划时代的。惠帝时，汝南王司马亮掌权，赵王、楚王、齐王、河间王、东海王、成都王、长沙王先后登场、卷入混战，号称八王之乱，像八国联军毁灭了清朝一样，毁灭了刚把三国拼接起来的脆弱的西晋。混战中，诸王勾结蛮族参战，五胡由此得以轻易入关，从事剧烈的“野蛮化工作”。这相当于现代南北朝的“阶级斗争”、“翻身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

 

 

〔二十六〕

 

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作为这道“南北朝曙光”的发现者和总结者，我们依然受到生命的局限。我们的学说既然先于这一时代的结束而完成，就不免会有种种“事先愚昧”的缺陷，不比事后聪明者那样求全责备。但我们既然做了发现者和总结者，就准备让后来居上的人们可以从我们思想、行为上踩踏过去，从而帮助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越过这个时代的深渊巨壑。因为我们填平了或仅仅试图填平这一现代南北朝的巨壑深渊，而感到一种满足。

 

中国文化精魂的惨遭废弃、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瓦解，导致中国生活的全面紊乱，它的最为意义深远的恶果，则是中国文化阶层的凋零破落。──然而，这一切的一切“背后的那个罪魁”又是谁呢？是野蛮主义吗？不是！因为野蛮主义的狂风，只是在那些早已破败的废墟上空盘桓旋舞的，而不是它造成了废墟！狂风的作用，最终只是摧枯拉朽、扫荡废墟、打开新基地，它并没有破坏城堡、折断广厦的能力。

 

很明显，“背后的罪魁”乃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或曰“中国对现代世界的不适应性”。多年来，我们仅仅把这罪魁叫做“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不公正的。为什么不想一想，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对日本起不了作用？很明显，因为日本适应了，中国却没有适应，而且做了日本的垫脚石、“适应对象”。所以，我们的灾难变成双重的：被西方打败了，被日本比败了。现在，当西方的衰落迫使他们降低了侵略性的时候，中国的不适应性却增加了：名落孙出的中国，人均产值和生活水平被排到了“世界的一百二十几位！文明失败了，我们只有祈求新的野蛮主义！

 

在野蛮主义看来，精魂的游离、结构的崩溃、生活的混乱、文化阶层的解体，不失为“千年一次的巨大机会”。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革命的唯一结果，即为国家权力的不断强化”，就丝毫也不会感到吃惊了。和野蛮主义互为表里的革命运动，无异于一架超级绞肉机──其使命是，扫平强国之路上的一切障碍！唯其如此，我们才不致幼稚地指责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种种“变态的疯狂”……而毫无作为。

 

相比之下，两汉与明清都是成熟了的文化国家，它们称道伦理、淳化风俗，建立了统治的官学〔两汉儒学；明清理学〕和稳定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绝对的真理是会腐败的！伟大了数百年的帝国，以人为的方法冻结了社会的发展，其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外来的春潮以其野蛮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人之后，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和平友爱的教条终于被彻底封存，盲目的破坏以狂乱的形式四处蔓延。“无辜”一词从字典里删除，超级罪犯升华为社会的“指路明星”。

 

真的，为了适应“西方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施行的打击，一切“正常的努力”都先后失败了，除了用“野蛮”来回答“文明”之外，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希望，希望随着世界压力的增长，中国的内应力也要增强。否则，中国“单方面的维持”的愿望，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内应力的增强，难免通过对于个人自由和“非整体性权利”的剥夺，来实现。正如孙中山所说，在中国，不是个人自由太少，而是个人自由太多！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都是依靠“自由散漫”，来对抗“专制独裁”的。所以，人民极其缺乏“健康的自由必定拥有的对应体──自律”。缺乏自律，使中国的事情常在“专制独裁和自由散漫之间”徘徊，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是也。

 

所谓“费拉居民”是指一种人类类型〔Fellah type〕，而费拉社会就是由这种人类类型组成的社会。“费拉”〔fellah〕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在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运用的一个术语，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汉人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在该书的第六章《城市与民族〔丙〕原始人、文化民族、费拉》中，斯宾格勒写道：“在这一水平上，所有的文明都进入了一个历时数世纪之久的惊人的人口减少的阶段。文化人类的整个金字塔消失了。它自其顶点开始崩溃，首先是世界城市，接着是地方性的城市，最后是乡村本身，乡村的最好血液已经毫无节度地倾注到城镇之中，然而也只能支撑一时。最终，只剩下原始的血液尚留存着，但也已被剥夺了它最强壮、最有希望的因素。这一剩余物便是费拉类型〔Fellah type〕。”

 

有一天，当西方世界一觉醒来，发现“一个异样的妖魔”正在虎视眈眈地盯视着自己的时候，一定不要感到愤怒和不可思议，是他们的自命不凡，把“自在的中国”逼上了擂台，结果不免要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道义的乃至刑事的责任。

 

现在，还没有全球意义的“东方”。也就是说，“世界的太阳”尚未兴起、发光。“东方”，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作为文化，它是那么遥远，谁说“我们是生长在世界的东方”呢！

 

现在，东方多么暗淡！一切黑黝黝。这不是因为，“太阳还没有从东方升起”；而是因为，“东方还没有找到太阳”！是的！并不是太阳抛弃了东方，而是东方抛弃了太阳！太阳！太阳！！精神之太阳！权力之太阳！！他，从没有落下的一天；他只是在永远流浪，看看哪一双智慧眼能够将其窥破，看看哪一位强力者，能够将其攫获！

 

东方腐朽了，再也无力抓住太阳！于是太阳飞驰而去，东方沦落于无边的黑暗。于是西方人夸下了海口，散布了无知：“根本就没有过东方，西方就是全部的世界！”然而，我毕竟看到了东方！我在西方的残阳里看到了东方的将来──西方的太阳即将成为东方的太阳，即将成为无私的光芒！东方人，就要攫取属于他们的太阳，于是重新有了东方，有了东方的太阳！东方的美德、东方的人杰、东方的历史……闪闪发光。

 

我们面对的这个“现代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黑夜之一。当它破晓的时候，将有“惨白的曙光”令人诧异。是的。长期的沉沦使我们麻木，突然的苏醒会带来震惊──但是相信吧，新的太阳已经在地下滚动！我们曾经做着一相情愿的好梦，相信好运的自动降临。但一声阴阳怪气的炸雷，千百万人头落地。命运注定我们要来承受苦难，将荒芜人烟的惨白，染成鲜红鲜红的红太阳！──不是用旭日，而是用鲜血。静默不语的人们！我们是被这伟大庄严的景色迷住了？还是被这深刻的恐怖震慑住了：我们是由于个人的感情而准备做飞毛腿？还是要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勇士？

 

够了！中国的故事已经够长、够长的了。难道中国的古装戏，开得还不够多？难道在中国上演的“犹头马脸”的化装舞会，开得还不够滥？冬天的，太冬天了！冬天的压迫、因应该让位给春天的、夏天的、杀气腾腾的战斗！苍白的逻辑、娓娓动听的道理，应该让位给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青筋暴起的手臂！

 

这都是因为，中国已经身染沉疴，以至于正在心甘情愿地沉沦，并在这丧尽天良的无耻中怡然自得地陶醉。……它的堕落成了它唯一快乐的源泉！每一个中国之子啊，不要再自命清高、以洁身自好的埋怨来谴责“中国民族的无生命、无血色”！我们要扪心自问：“我还有生命吗？我还有血色吗？如果没有，那么答案显然不过了：“我，作为中国民族一员的生存权利，已经不复存在；我已经把自己存在的道义基础，亲手毁灭了！”──这不是“自虐”，而是“自救”！对于自身灭亡的道义责任，当然要由自己来担当！佯装天真、推诿罪责，只能令人更为厌恶。

 

为此，我们需要一位“忘我，并因忘我而变得不可一世的超级道德之化身”──他把命运的力量紧握在手，把中国拖出日益没顶的灾难深渊。一个超道德者，而不是一个丧失道德的人；一个忘我者，而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这就是再造中国的唯一动力，这就是未来中国的本体？他不“光复旧物，而要“铸造未来”！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真理残存，那无非就是：“若想自救，就必须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不要问他毁灭了什么、牺牲了什么，而要问他创造了什么、赢得了什么！”

 

这是“性恶学说”洪水滔天的时代，芸芸众生以终于恢复了兽性的野蛮而为最高的荣耀！这场声势浩大的“深挖土”〔它的比较文雅的说法是“净化”；它的比较诗意的说法是“凤凰涅槃”；它的比较通俗的说法是“穷人翻身”〕，往往持续好几个世代，并以互相倒错的表现形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伶忽热、忽硬忽软、忽紧忽松、忽而残暴忽而博爱、忽而严酷的压制忽而散漫的无政府……由浅到深、由局部而全面──“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也要来关心你！”──遍及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

 

这种野蛮化运动的推动者，是一些堪称〔以前此的“帝国准则”和后此的“文明规范”来衡量〕十恶不赦的地痞、蛮族、盗匪、军阀、古代的“帮”以及现代的“党”！当然，前此的帝国准则这时失灵，后此的文明规范尚未形成；于是，强盗逻辑、乱党理论，成为一切还想活下去的人们“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些形形色色的集团置集团利益高于一切，因为“国家”〔如秦──两汉者，已经飘逝；“民族”如盛唐气象，还未形成。

 

这些不顾死活的战士集团到处冲锋陷阵，他们分裂社会、驱使群氓、销毁高级的文化。他们把这一切胡作非为列为“党性原则”；并把它提升到帝国时代“勤王”的高度，或美化为文明时代“得道”的深度。然而，这只是一个过程。随着势力的扩张，分裂的力量，迟早有一天转化为寻求统一的力量：地痞变为绅士，蛮族化得文明，盗匪成为义士，军阀出落得一表人才，黑道帮会荣升为“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并集于〔原先的匪首〕一身。只是在他们一统天下的拼命争夺中，才日益体会到文明的价值，于是，便日益渴望扮演一个文化保护者的角色，于是，反文化者重新成为文化的温床；只是，这时的文化已不是以往的文化：新文化的破土，只有到了此刻才来迟姗姗。“是需要决定了文化的命运，是暴行替文化的茁长廓清了天地、打下牢固的根基。”──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二十七〕

 

关于民族的思考：

 

迄今探讨中国近代命运的各种学者，大都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民族差别：

 

西方社会是从一千年来的欧洲小邦政治向大规模的近代世界政治过渡。如十九世纪欧洲的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如英、法、德、意、西等等〕，都经由更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如意大利的城邦、德国数百小国、法国英国的贵族领地〕，几百年演化而来。

 

经过两次大战，欧洲受两翼边缘制约的战略形势就更明显，以此形成大规模的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这种演变使得欧洲小邦日益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新的世界地位。欧洲文明内部正日益趋同，而这一趋向又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壮大同步。

 

这耐人寻味。这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是道德理想或经济制度，而且是世界型政治的伴生物。正如民族主义是中等规模列强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封建主义则是小邦政治的意识形态。在列强秩序走向超级大国的进程中〔这距离统一的全球帝国还有一步之遥〕，出现“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吼叫，不是偶然的。它是要求冲破国界，完成超国家的世界政治的组合。

 

但反观中国，不仅置身这一世界潮流之外，而且成为它的受害者，因为中国近代以前的大一统社会与欧洲的封建主义相反。现代欧洲文明走向趋同，中国恰恰在这同化压力下趋于分裂，这意味着一种退化，美其名曰“再生”也可以：因为中国早在秦汉时代已形成自身的“天下一统”，自身趋同运动早在两千年就完成了。在古代技术所能允许的条件下，中国形成自己的“世界型文化”。

 

战国六雄与其说是被秦国的“始皇帝”一举荡平的〔二不是什么“统一”〕；还不如说是被法家鲸吞“统一”的。商君〔卫鞅〕奠定了新秦国的基础；而李斯们又为这个新秦国〔其实是法家唯一成功的实验基地〕的扩张不断地提供动力。而韩非们则成为这个法家圣地的立法者与宣传家。春秋与战国的区别：春秋的核心内容是区域争霸；战国的核心内容是灭人之国。战国是总体战的时代，而其开端的“吴越争霸”则是“用春秋之名行战国之实”；名为争霸，实来灭国。吴越的先后灭亡，说明血腥的转折已经来临！

 

战国七雄，近似欧洲的七国列强；春秋兼并战争，近似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最后统一于秦，与现代文明正经历的世界趋同之地球村，又很近似。所以孙中山曾经夸口说，古代中国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无政府主义理论，尽管他和康有为相似，是以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去“发掘”古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脉络，有点托古改制的意思；如把《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天下为公”等观念，解释为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其实《礼运》是对西汉盛世即类似于罗马屋大维“黄金时代”之世界帝国的理想描述，而不是对于古代中国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的反感。《礼运》和社会主义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正如《水浒》、《红楼梦》、“儒法斗争”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秦汉以来的中华世界这一政治结构，绵延两千年颠扑不破，作为全球历史上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的政治奇迹，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应该列入联合国的保护目录，甚至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经历下依然令人自豪。但事实却一再说明，如继续坚持这一世界主义的结构，中国民族就无法立足于民族国家列强并争的国际社会，更遑论在其中成为发达国家？

 

不少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甚至一些自命为“自由派”的撰稿人提出，中国传统应该对中共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失败负责，他们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义的分析，指出所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感到忧虑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封建力量，联合起来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这样粗糙的分析即使流行于十九世纪的西欧社会，但怎么还能在如今精密的电脑时代迷惑人心呢！东欧和亚洲，同为蒙古帝国的遗产，它们在二十世纪先后同时沦落社会主义的试验中，有迹可循。苏维埃俄罗斯操纵“共产国际”，毁坏中国传统、削弱瓦解中国，以扩张俄国的远东势力，从瓜分中国进而鲸吞中国。为此，他们用俄国的僭主理论列宁主义替中国制造了两个党──1924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和1927年发动游击内战的中国共产党。

 

在列强可以一直从长江口开到重庆的国际环境下，保护中国种族、发展中国文化，就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俄、日等“系列强盗国家”〔列强〕是何等不同，这甚至决定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需要恰巧与它们相反。中国的这一特点，造成中国的以学习西方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不充满坎坷。但不论如何，中国日益坠落的趋势必须扭转，重振颓势需要一种新型的政治观念；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过程中，再造中国。

 

按照斯宾格勒的分类法，西欧民族和日本民族当属“文化民族”。而印度、中国、犹太、伊斯兰人当属“费拉居民”。费拉居民的内在凝聚力已失去文化民族的动态，流于形式化的静态。在现代世界中，“费拉居民”的首要任务，是通过革命式的自我净化，重新“退化”为“文化民族”，以便参与世界各“文化民族”的角逐。为世界各“原始民族”和“文化民族”兼并为新的“费拉居民”，“贡献”自已的先天力量。

 

在这方面，犹太人通过其史无前例的复国运动，走在最前，并取得卓著的成就。其次，就是伊斯兰世界正在酝酿的“复兴”，它正在伊斯兰费拉中灌注新文化的、动态的精神。

 

中国人曾经有过公益心和团体精神。因为，中国民族曾经是文化民族。那时，约当西元前二世纪之前。秦的一统天一，使中国演化为费拉。满洲人是刚从原始民族脱胎出的文化民族，他们因而轻易征服了中原的费拉们。五胡、鲜卑、辽、金、元的历史，也都是“初起的文化民族”蹂躏与刺激“垂暮的费拉民族”的历史。

 

过去，费拉居民都只能由别的民族来收拾，如“埃及民族”、“巴比伦民族”、“希腊──马其顿民族”、“波斯民族 ”、“罗马民族”、“拜占庭民族”、“大食民族”……但以色列人的“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似乎开创了一个先例，表明费拉居民的“倒退──自新”是可能的。

 

西汉以后诞生的“汉人”，生来就是一堆费拉居民，因为汉人是秦汉帝国以后的产物。汉人不是普遍意义的民族，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内的全体居民的集合称谓。汉人来自世界帝国高压之下的各个民族的兼并融合，这些民族不仅是“诸夏”，也是荆楚、百越、巴蜀、苗蛮乃是赢秦这些并非诸夏的“夷狄”。

 

夏、商、周，秦、齐、楚、燕、韩、赵、魏以及吴、越……等政治实体，既是统治集团，又是国家民族，还是文化范围──它们都是文化民族；但后来由它们合并而成的“汉”族，却是大一统帝国专政下的费拉居民的集体称谓。汉化人群的与埃及、巴比伦、亚述、马其顿、罗马、印度〔孔雀、笈多等〕、波斯、阿拉伯等“世界帝国”管辖的费拉居民，具有惊人的相似。因此，秘密帮会组织，是与“汉人”的历史同步出现的。这是社会分裂的结果，也是费垃民族业已形成的标记。

 

还没有一个“中华民族”，没有一个作为文化民族而不是帝国居民出现在历史晨曦中的“中华民族”，那么现在通用的“中华民族”概念，只能包容着一个典型的费拉居民的内容。

 

创造一个以现代中国的全部版图为其活动空间的文化民族，这是一个梦想。但也是一个不一定就兑现不了的梦想。实现这一梦想，将是中国所能体现的最大、最根本的创造性。随着这一创造的壮举，千万种文化上的具体创造将不难应运而生、破土而出。人们又会看着中国说：这是文化的国土。

 

中国与日本的分歧，并不起源于现代。陈涉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语一出，“封建时代”终矣。反观日本，直至明治维新之前，“种”的因素都是社会结构的“第一原理”，所以，日本吸收了秦以后中国的无数文化，惟独没有吸取其最重要的一项：科举制度。偏偏巧合的是，现代文明所源自的西欧，也是类似于日本的“世袭贵族社会”，而不是中国式的“官僚选拔社会”，难怪日本进入现代化过程顺理成章，中国进入现代则举步维艰。由此看来，毛泽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和它的反现代化倾向殊为一致，就不足为奇了。陈胜吴广毛泽东只能造就平民的集权政治，不能造就精英的分权政治，而所谓民主，显然是基于分权而不是集权。

 

在年轻时代进不了北大校门的湖南民工毛泽东，所发出的陈胜吴广式的怨言“造反有理”固然值得同情，但作为治国理论显然大谬不然。果然，“现代陈胜”毛泽东一旦大权在握，就封闭了所有大学、制造亿万下乡知青：他虽然不能改变知青的城市出身，但毕竟把这些城里人赶到乡下去，让他们重新野蛮化。这个成就被他自封“伟大”，一个还嫌不够，还要四个伟大。与此同时，他在中南海里尽量实践如何做一个“没有种的王侯”。毛泽东现象说明，现代中国的痞化程度之深入：深入到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观中了。

 

 

〔二十八〕

 

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都是运用减法〔打倒、屠杀〕而不是运用加法〔生生、不息〕。

 

反省一下加法和减法的区别，不难发现盛行减法的社会多文明衰落的社会,盛行加法的社会多是文明兴起的社会。就先秦时代来说，徐偃王的灭亡、宋襄公的败落，就是减法时代的降临，其实说明先秦文明的内在精神趋向衰落。精神首先沦丧，社会解体随后来临。乱世之末端“法西斯”即将兴起──法西斯不是近代俄国、意大利、德意志、日本的创造发明，不是古罗马的元首卫队，而是一切陷入内在危机的文明共同经历的“少数人专政”。少数人专政当然是减法而不是加法。甚至美洲的玛雅人也经历过这种意义的法西斯征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亦然──古代的亚述帝国和近代德意志帝国、“大日本帝国”都是这种文明死亡前夕的法西斯强权。

 

在中国，秦始皇则是类似法西斯征服的代表人物。相比之下，中国官僚社会主义或官僚国家主义的两大代表王莽与王安石虽然同为极权主义的改革家，但又都不能算作法西斯人物，因为他们身在治位，不是承乱而起，这就妨碍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革活动”可以用一种如狼似虎的方式进行。按照中国历史的内在弧度，可以合理地推测，即使没有外族入主，宋以后也会出现一个秦朝那样的法西斯王朝；它与朱明多少会有些不同，而更加像是汉朝；因为朱明残暴，还多了一层深受元蒙影响的因素。

 

孙叔通说汉高祖曰：“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一语道破了儒学的本质：在文明衰落的困境中，抑制法西斯倾向，保留文明的种子。儒学，因此成为两汉帝国和明清帝国的有机构成，尽管在文明活跃的春秋战国、唐宋，儒学并不具有垄断地位。其实，即使在两汉帝国和明清帝国的尊儒背后，也隐藏了其卑鄙的霸术一面：“儒术加霸术”才等于“王道”。这就是王者之言的本质。当然，为了弥合儒术与霸术的分离倾向，王道还需要一个使得儒术和霸术可以加在一起的贵质：仁。

 

在绝境中，儒术和霸术尽都消亡，只有“仁”与“正气”可以存在。陆秀夫、文天祥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体会到无依无靠的仁与正气，才是超越儒术和霸术的终极盼望。在英雄业迹溃败无遗的地方，仁与正气成为鲜血谱写的历史颂歌。后来的中国志士，在孤独中学习陆秀夫的气节，效法文天祥临危不惧的镇静。

 

但从整体上看，毕竟“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有人提问：“崖山之后无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事件中国历史课本上没有呢？”原来，崖山之后既无中国，自然要小心掩盖这一事实。这表明在蒙古灭亡南宋崖山的一役这个外族入主整个中国的形势之下，中国的文化命脉和民族自尊丧失殆尽，以致不再敢于面对真实。

 

 

〔二十九〕

 

从明末何心隐──李贽的时代到现在将近五百年了。他们的时代是减法时代的开端，以文明的彻底没落与社会的彻底腐败与堕落著称的。本来，如果没有满族侵入，当时中国文明在汲取基督教及其文明的过程中，也许会建立新社会与新文明。可是，由于明朝社会太腐败了，使得“蛮族的入侵劫掠”化为“有步骤的统治”。满清的统治在本质上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蛮族入侵的一个特点，就是并不是来摧毁先前的文明社会的，而是用一种更加腐朽的方式延续了它。满清皇帝甚至住在明朝的皇宫中，这个旷古未有的奇观，说明它既不同于晋宋之间的五胡，又不同于辽金元的霸主，满洲八旗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刺激了中国人，使中国社会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消极抵抗，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没落。

 

龚定庵〔1772──1841年〕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沈论》，《定盦续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确为至论。毛泽东深知如此，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去中国史”，迫使中国人背诵《联共［布］党史》、被迫洗脑并屈服在苏联的淫威下。史官乃是一个民族的“骨干”，所以外来征服者及其代理人一直忙于消灭中国抵抗者中的“反动骨干”。毛泽东和他的苏联主人都知道，历史意识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骨干，没有什么比历史业迹与历史教训给人的影响更为深远的了，消灭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就可以迫使中国像没有历史的民族如印度诸族那样，丧失自己的权力中心。

 

同时，历史学家──史官的贬恶扬善的社会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它对发扬民族精神，达到天子的期望，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广义地说来，史官还是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多种知识的伟大使臣。真正的史官正如真正的天子一样，不是古时的皇帝与太史吗？而是新时代的天？？与历史命运的伟大代言人、预言家、先知、圣人。有人吹嘘曾国藩〔1811──1872年〕，说他可称为中国士人的典范，说他学问、修养、家事、政事，样样兼通，且善执中庸之道。只是在我们看来，可惜曾国藩没有宗教感情与道德情操，只懂趋利避害。难怪崇拜他的蒋介石会一败涂地、失去中国。谁誉曾国藩为“中国士人最后一人”且说他“保有国粹”者，谁就将步其后尘？我观曾氏之修养，实为人生之修养，非人性之修养。人生之修养者，人之处世及生活之修养者也。人性修养，提高人性的品质者也。中国一般士人以人生修养为日课，而完全不顾及人性之修养，曾氏即此辈之代表。

 

曾经留学英国、创办《国闻报》、翻译出版发行《天演论》、担任开平矿局华部总办、抵制美货运动、 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参与南北和谈、执掌北京大学、民国初年依附袁世凯复辟的严复〔1854－1921年〕，几度峰转路回之后，曾如此评论西方文明：“不佞垂老，亲见脂那〔即支那、中国〕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进化，只做到‘杀人利己，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因为“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雄所见略同！这也是德国人斯宾格勒发出“西方的没落”这一哀鸣的同一年。

 

早在1916年，严复给熊纯如的信中提及的一件事情值得注意：“此番英使朱尔典返国，仆往送之，与为半日晤谈，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绠，朱见慰曰：‘严君，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未必非所以玉成也，君其勿悲。’复闻其言，稍为破涕也。”严复又有言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 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扬淘炼而已。”“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之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足下记取吾言，可待验也。”“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上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谁能料到，这正合于六十年后的我，在1975年开始的思想转变。不过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孔子之书并非“耐久无弊”，而是“堪救当代世界之弊”。严复晚年的所思必不同于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极左思想”的七十年代的青年──他生当乱世之始，但愿我们生当乱世之终。1921年10月27日，中共成立前后，严复去世了，他的遗嘱写道：“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三十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一穷二白的毛泽东时代。毛的故事从反面告诉我们：中国的财富，不是土地，不是人民，不是物产──相反那都是中国贫弱的条件。中国的财富，是它的历史感。这正是严复所说的“一线之命根”。中国当代的出路即在于复兴“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至于严复所归咎的“人心之非”的危难，已经被1921年以来发生的悲惨事实所证实了。这并非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结果不是别的，而是“新民”，即改变中国人固有的观念，心理、意识、品性等等，这才是中国复兴的现实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回归“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中国其由兴乎？

 

整个1970年代，我都痛感：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用传统的伟大力量来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动力，而不是用有限的革命力量去破坏传统，从而两败俱伤，无有余力以从事建国的伟大动力。只有用革命的力量与传统的力量凝成一股有机的伟大精神力量，才能为中国民族所亟需的团结与振奋提供一种聚合力及兴奋剂。

 

新的中国需要新的精神支柱，新的道义，没有这些新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国家生活始终都是文化的外现。没有新文化的萌芽，新国家是不可能的；关于“新国家”的梦幻，常常是一种“新文化”的萌芽。同理，新的“国家哲学”常常是新的国家之预诰……而新的国家则是新的国家哲学之物质化及外在化……如此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具有最伟大的创造潜能的时代──我们虽然无法着手创建新国家，却在着手创造新国家观念，而这比直接创造新国家更有意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步，即在于建立新的国家哲学，更新民族的精神……这不是“唯心主义”，因为哲学的复兴往往是社会复兴的前奏。

 

精神上的净化，可以构筑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的契机；精神上的净化，可为一个垂垂老矣的民族注入动力甚至活力；动力能保证它持续前进，活力能保证它自我调节的能力。“精神上的净化”不是空谈，而是最为现实的复兴战略──尽管一个孤独的旅人提出了这一预想，但我们不想为一个民族或整个天下规定什么具体的发展途径，其实也规定不出来一个合适的途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把一个民族或整个天下推上一条新的道路，其余的就让“希望”去成就它吧。希望……希望……希望！！我们的心多么痛苦，为了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并不相干的事情”。

 

为了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并不直接相干的事情”，在我看来，具有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事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属于谁，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历史事件本身。从全球主义的观点看，这一历史事件本身远比是谁在这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更为重要──不论谁在这场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对全球化的进程来说，只有色彩的差异而没有性质及方向的不同！

 

为了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并不直接相干的事情”，我们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唯有合力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解决中国问题。

 

 

〔三十〕

 

马基雅维利是个历史家，但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能够写出著名的《佛罗伦萨史》，却写不出《意大利的衰落》，写不出斯宾格勒那样的《西方的衰落》。我之所以说马基雅维利是一个不懂得历史学的历史家，是因为他始终不能明白：历史是周而复始的。马基雅维利赞扬罗马的共和制，却不懂得元首制的必要性；马基雅维利鼓吹无限战争的竭尽全力，却不懂得有限战争的精确价值；马基雅维利嘲笑宗教道德，却不懂得宗教后面的力量如何巨大。总之，马基雅维利这样的历史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现代历史的发展，虽然逐渐证实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预见性，但也暴露了他的历史眼界狭隘的弱点。代议制在世界的衰落以及寡头制的代兴、有限战争代替无限战争重新流行起来、宗教精神的再度燃烧──这一切都强烈暗示着“一个新纪元的来临”。一个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时代。

 

新纪元的支柱也许不是关于“神明”和“天命”的精神催眠，而是一些威力巨大的物质毁灭手段。但无论如何，这些手段的严峻性质，都会造成某种精神催眠的效果，迫使人类不得不稍事收敛一下疯狂的欲望，尝试过一种较为理智的生活。

 

如此一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就要被堆进尘封的博物馆了；除了少数专家之外再无人来问津……因为理性的黄金时代和唯物主义狂暴而萧瑟的秋天早已过去了。就像随着战国的终结，伟大的韩非终于被人忘却，并被学者们逐渐误解，以至面目全非。这是我在1980年写作研究生论文的时候发现的。

 

 

〔三十一〕

 

中华不是国家而是文化：

 

“中华”，不应退化为一个国家概念，而应还原为一个文化概念！

 

一个作为文化体的中华而不是作为国家的中华，方能展示未来一轮全球文明，而不是古典意义的“世界帝国”！它的雏形，不在官方推行的“孔子学院”、“中文学校”，而在世界各地的流亡团体中。

 

中华，不应沦为某类餐馆的别名，而应还原为一种生存方式。一个作为有机体而不是作为元素的中华、一个精神符号胜过粉脂交易的中华，也许更能济世除弊。

 

我们如此述说三个中华论：

 

1、“政治中华”是现有版图；

 

2、“文化中华”是汉字文化圈；

 

3、“地理中华”是喜马拉雅山和唐古拉昆仑山直到美洲的全部黄种人土地。

 

我们如此处理三个中华的事务：

 

1、政治意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恢复汉人统治；

 

2、文化意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弘扬汉字文明；

 

3、地理意义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则是重建支离破碎的黄种人家园。

 

新概念：

 

1、斯宾格勒氏所谓“费拉民族”〔fellah-peoples，即如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等“后文化民族”〕，实际上是奉行着世界主义的人们，所以，他们在当今的国家主义时代，举步维艰。

 

2、所谓“文化民族”如现代欧洲诸国〔除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等半费拉〕以及日本实际上是奉行着国家主义的人们，所以他们在当今可谓如鱼得水。但是他们今后正在“后现代主义”的名义下走向“费拉民族”。

 

3、原始民族进化为文化民族易，文化民族进化为费拉民族也易；但费拉民族退化为文化民族则难，文化民族退化为原始民族更难──除非，有罗马世界的崩溃和中世纪的黑暗那样惊天动地、脱胎换骨，否则费拉民族何以革面洗心？

 

4、当代费拉民族的变数有二：退化为国家主义的文化民族很难，等候国际环境的费拉化、文化民族的费拉化则交易。例如现在欧美诸国和日本、澳洲等文化民族，正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名义下“走向费拉民族”！

 

5、“后现代化社会”，很可能就是整个文明世界随着自身的成熟，而身不由已地跌入费拉状态的坠落过程。“世界的后现代化之路”，将与“天子的新王国”，一同成为我写下的“第二个三部曲”，因此不仅是走向世界秩序的过程，也是走向“无形式”的过程。“凯撒主义”将作为“个人自由的补充”而出现。所以孙中山那帮人曾经说过，传统的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其实比欧美人还要丰厚，以致到了“一盘散沙”的地步。

 

一切都在变，甚至我的思想，这个难变中难变的存在都在变呢！

 

以前我认为，以历史角度来看，虽然革命是善的，但如果避免它而走改良之路就更好了，能够实现政治改良的社会，说明它拥有自我调整的能力。

 

现在我认为，革命就其功能而言，在那些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的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应该革命的时、位、所，却逃避革命而坚持走改良之路，是一种延误治疗的恶，与极端反动者在一唱一和中加害于历史发展。

 

我认为一切善恶都需要从发展的、创造新生活的角度去判断；因此，积极是最大的善；消极是最大的恶。当然从哲学的角度说，积极与消极正如“阳”与“阴”，是互补的，需要配合，因此阴阳互补、动静相济才是最大的成功。

 

我的意思是，在“能够以改良来解决问题”的时、位、所，比“只能以革命来实现新政治”的时位、所，精神与物质的破坏都会更小。但破坏较小是否更好？这要看破坏较小是否可行。只有命运的结局来到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可行的“更好”！所谓“盖棺论定”，只能是事后聪明。

 

中国人很早就不知道民族与国家为何物了，因而也就忘却了积极建设的价值与意义。笼罩万有并渗透一切的亡灵和大片废墟、连串传说──这就是中国历史遗留下的遗产？民族与国家，原本只能在与外敌的对峙中产生并发展的；民主与法治则是命运给这样“与外敌对峙”的民族与国家的恩赐。罗马共和国消灭了一切外敌，结果是自身走向衰颓，民主死亡、法治败坏。

 

而近代欧洲人则是在相反的趋势中，在与外敌的对峙中，开始了“封建化”过程、确立了民族意识与国家本位，民主与法治的传统，是在民族意识与国家本位中成形的。因此，近代欧洲人的历史视野是局促，因为被民族意识与国家本位挡住了！他们只知道这一特种的历史形态，而不知任何一种历史形态，都被春夏秋冬所分割……

 

我们拥有的世界主义也就是中华主义的历史眼界，将有消除民族意识与国家本位所造成的这一虚妄性。中华主义的历史眼界明言：自己只是为某一历史形态的某一季节准备的。

 

现代中国人却渴望民主与法治。可是民主是不可能从乌合之众里产生的，正如法治不可能产生于社会组织力的病态所造成的无序状态中。通向民主与法治的路，应是坚硬的、强有力的。相反，泥沼式的路，恰恰通向独裁与专制。

 

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既然不是内生的，就无法自下而上获得，而只能仰赖一个手握绝对权力的人转接过来。他自上而下、有外而内，结束国人的苦难，从一种前所未有的途径来结束这苦难。

 

问题是：既然他大权在握，那么有什么力量能限制他不用独裁权力为非作歹，一如二十世纪的僭主？有什么力量能保证他遵循“功成身退”的古训？有什么计划能用专制的权力开通生命的隧道呢？这就在于他的一念之间。他需要一种新的道德观念，例如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样，不把政治权力视为第一。他需要一种放眼于生命哲学的种族脉搏，这道德的脉动说服他，把自己的人欲引导向一个更高的层次，这道德鼓励他把中国的宪政当作自己的和宇宙的作品，载入中国历史……

 

欲建立道德，必先建立神话──因为一切道德都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如果一种神话体系被“启蒙主义”给摧毁，由它而兴起的道德体系、社会体系亦将一一濒临崩溃。

 

人群不能不组成社会，社会不能不基于秩序，秩序不得不仰赖道德，道德不得不从神话的精髓中派生出来。所以，神话不仅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根本命脉，也是一切文化频以诞生、成活、长育、发扬的坐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文化，一旦从神话的活壤中解放了出来，它的气数就将尽了，它的枯萎只日可待，它将成为失掉血气的木乃伊。

 

道德不是“主义”，不是任何榜样、典型、模范、政治理论。道德乃是一种不以环境的变迁而苟且的独立行为，是这样的生活方式的体系。相反，政治理论〔主义〕及其榜样、典型、模范，只是建立道德的工具，而绝不是道德本身。用政治理论来代替道德，只能带来严重悲惨恶劣的恶果。喧宾夺主不会长久。

 

 

〔三十二〕

 

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至高境界是“仁”，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至高境界是“涅槃”，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至高境界是“进步”。

 

仁义礼智信是“仁”的境界的具象，致良知和立地成佛是“涅槃”的境界的具象化，“进步”的境界的具象化则是进化与运动，“现代化”不过是其表面文章。

 

谭嗣同的失败，就在于他是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仁”〔《仁学》〕，去推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进步”，最终力有不逮，半途而废。后来者，都是以“运动家”的方式去从事活动，甚至在追求仁与涅槃的活动中，也是如此。

 

那么，在这所有的“三期中国文明”之间，有没有共同之处呢？细细捉摸之下，也许还是有的，那就是汉字所呈现的道统、官本位体制、连续的历史感。也许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所说的：“然而，还有另一种文化，虽则在最基本的方面与埃及文化全然不同，可其中也有一种紧密关联的原始象征。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及其具有强烈的方向原则的‘道’。但是，与埃及人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性踏上通往预定的人生终点之路相反，中国人是徜徉〔wanders〕于他的世界；因此，他走向他的神或他的先祖的墓地，不是通过石头构筑的、两边是毫无差错的平整的石墙的沟壕，而是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像中国人这样让景观变成如此真实的建筑题材。‘在这里，在宗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所有建筑物所共有的伟大的合规律性和统一性，这种合规律性和统一性与严格保持一条南北向总轴的原则相结合，使入口的建筑、旁侧的建筑、正堂和大厅在同一的同源设计中始终结合在一起，并最终导向了一种宏伟的设计，一种对地面与空间的绝妙支配，以致人们完全有理由说艺术家们是在用景观本身进行建造和思考。’墓地不是一个自足的建筑，而是一种布局〔lay-out〕，在那里，山、水、树、花、石，全都具有确定的形式和布置，与门、墙、桥和房屋同样的重要。这是唯一的将园林艺术视作一种伟大的宗教艺术的文化。在那里，花园是特殊的佛教教派的反映。能够说明建筑物的营造术及其平展的广延的，就是景观的营造术，且只是景观的营造术，其重点在于强调屋顶实际上就是表现性的要素。如同在建筑中要穿过门户、越过小桥、走过环绕山丘和院墙的曲径，最终才通向终点一样，绘画也会把观者从一个细部引到另一个细部；相反地，埃及的浮雕则支配性地把观者的目光集中在一个设定的方向上。‘整个画面不会被一览而尽。时间的连续以空间要素的连续为前提，眼睛通过这些要素游走于其间。’埃及人的建筑是统摄着景观，相反，中国人的建筑是借景。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深度的方向都是将空间的生成当作一种持续在场的体验维持着。”

 

这是“中国的自然主义”，而非“西方的环境保护”：但愿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总结，也是全球未来的写照。但愿这可以和现代的环境保护论结合起来，给未来的世界增加一点生机。

 

在我看来，所谓历史比较的学问，不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也是通过对于历史周期现象的认识，来比较不同时期的历史过程，从而得出某种切合实际的感悟和尺度，进而可以相对预测未来历史的走向。

 

历史比较学的基础，不但基于人性的古今相似，也是基于社会形态“虽然演进但却有其不易的一面”这一事实。

 

1、历史比较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新钥匙，可以称为“历史现象的感悟”，尽管它拒绝“历史科学的总结”这类伪科学主义的说法。

 

2、追溯中国政治实体的分合之势，可以思考两个框架的存在，分别构成了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

 

［第二期中国文明］五胡十六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殷商诸方国

［第二期中国文明］唐代藩镇──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西周封建

［第二期中国文明］五代北宋──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春秋诸国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吴越、闽国、南平、楚国、吴国、南唐、南汉、北汉、前蜀、后蜀。北宋与诸国：辽、金、西夏、大理、土蕃、南诏、高丽、日本］

［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宋诸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战国诸国

［南宋与诸国：金、西夏、大理、土蕃、南诏、高丽、日本、元］

      

［第二期中国文明］元的征服──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秦的征服

［第二期中国文明］明的统一──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汉的统一

［第二期中国文明］清继承明──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后汉承汉

［第二期中国文明］两个现代中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古代南北朝

 

我将以上称为“谢选骏发现的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框架”……正是在这个基础构架的完整结构上，古代南北朝的出现作为二者之间的一个必要环节，被发现了。紧接下来，我们发现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终结：现代南北朝。于是我们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可能性：立宪时代继君主时代而起。君主时代囊括了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王国时期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期；而立宪时代将打开第三期中国文明。无论古代南北朝还是现代南北朝，都大量吸收的不同的外国文明，从而连接了不同时期的中国文明。

 

古今两个南北朝构架相似但内容不同，其节奏受到影响也充满差异。这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讨论，每个层次下面还可以再分出几个相关的问题来进行比较。

 

第一层次：古代印度的挑战与现代欧洲的挑战，都是作用于秦两汉与元明清之“统一帝国”的背景。以佛家为先导的印度挑战和以科学为先导的欧洲挑战，分别是在两汉之间和明清之间大举进入中国的。对比一下近代日本，则发现近代中国的解体不是由于技术失败造成的，而是由于内心瓦解造成的，这种内心瓦解在明末就已经非常明显，否则偌大的中国不可能被小小的满洲所征服。如果中国没有陷入这一内心瓦解，那么完全可以像日本那样，通过技术进步来避免亡国危机，而且如果没有内心瓦解，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亡国危机。再观察一下古代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就更加明显了：那时中国和西域、印度、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根本就没有技术差距甚至还有技术优势，中国为什么会失掉半壁江山、陷入南北朝的危机、南朝并且最终被北朝征服？我们的答案是：那时的中国陷入了内心瓦解的危机。其实隋朝征服南朝和秦朝征服六国、蒙古征服南宋、满清征服南明的性质，十分接近，都是野蛮民族对中原民族的征服。看看魏晋时代所发生可怕事件就足以明白，那是中国的内心瓦解造成的，而不是中国的技术失败造成的。所以，再引伸一下，洋务运动和戊戍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失败，也都是由于内心瓦解造成的。

 

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还有几个相似性可资比较：

 

1、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官学周期：两汉经学，从西汉到太平道，前206至后184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官学周期：明清理学，从明朝到太平天国， 1368－1850年。但是官学的统治，无论在第一期还是第二期，都造成了艺术的僵化和社会的停滞。而魏晋志怪萌发，到明清小说大盛，可算是第二期中国文明一头一尾两个收获。

 

2、官学窒息下形成的“革命组织”如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太平道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太平天国，都是在一元化社会〔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东汉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朝〕的压力下出生的；但又在内力与外力的双重交互压力遭到扼杀。例如，第一期中国文明下的南匈奴单于羌渠派儿子于扶罗入关增援汉军镇压黄巾军，臣服于匈奴的鲜卑独孤部也随从作战；第二期中国文明下的盘踞上海的华尔洋枪队和常胜军则支援清军镇压太平军。

 

3、外来思想的征服：第一期中国文明结束时的大乘佛教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结束时的马列主义；外来武力的征服：第一期中国文明时代的五胡部落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时代的八国联军，后来居上者则是日本军阀、苏联党棍。本地社会的瓦解：古代南北朝的中原士族流亡江南，现代南北朝的大陆难民逃往港台。

 

4、新型的政治实验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古代是外部无产者入侵建立了“蛮族国家”，现代是内部无产者翻身建立了“人民政府”──二者共同的背景是内部贫乏的思想和外部庞大的武力。

 

第二层次：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都是触发于“人民起义”的危机，以印度佛家为引信的太平道和以欧洲基督教为引信的太平天国，分别是在后汉末期和“后明”末期爆发的。清朝连宫殿都是从明朝窃取的，这在中国历史是上可是史无前例地“不怕晦气”，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满清就是用旗人取代了太监进行统治的“后明”。难怪满清能够通过直接统治或藩属形式来统治中国文化和中国影响所及之地，因为社会统一及精神统一的双重成熟已经来到，得以形成魏晋南北朝以来最全备的帝国。同时作为“熟透了的苹果”，也就丧失了任何生长和调节的能力，故其末期朽木可雕，不堪一击，实为“福兮祸之所倚”的例证。这并非因其满人主宰而故意贬抑它，很显然，后汉也是如此：瓦解后汉与“后明”［清朝］的这两个“太平革命”［太平道与太平天国］，都不仅引起全面内战，而且导致社会解体，把全社会变成了“太平间”。

 

太平道与太平天国的起义造就了后来居上的军阀，军阀最后完成了起义者的未竟之业，不是“战争引起了革命”，而是“革命引起了战争”。两个不同时代却有同样一个戏剧，其中的角色与个性可作以下的比较与思考：

 

1、［第一期中国文明］太平道张角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太平天国洪秀全；

 

2、［第一期中国文明］后汉灵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后明道光；

 

3、［第一期中国文明］镇压者皇甫嵩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镇压者曾国藩；

 

4、［第一期中国文明］篡逆者董卓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篡逆者袁世凯

 

5、［第一期中国文明］汉末三国魏晋时代的“部曲兵”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清末以及两个中国时代的“领袖部队”：袁大头兵〔北洋军〕、蒋匪军〔国民革命军〕、猪毛部队〔解放军〕。

 

现在让我们反思一下：汉代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崩解，是可以避免的吗？清代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崩解，是可以避免的吗？宿命论的回答是不可避免。事实上，斯宾格勒就持这种观念。如果我们反对这一假设，那么就需要指出：

 

第一、如果避免这一崩溃？

 

第二、需要一些什么条件才能实现这一避免？

 

第三、这些条件是否可能出现？

 

用现代人的观念［当然，我们只能用现代人的观念而无法用当时人的观念］，来尝试解答上述问题，那么──

 

1、要解决绵延了四百年之久的汉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在结构与力量之间日益增长的的紧张，途径是“让地方代表甚至商人代表进入中央决策机构”，以利协调。但是，汉末的形式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表明，这可能只会引起革命，而无法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2、采取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建立大规模的、有效率的社会救济与失业保险制度。按照《礼记·礼运》的概念，建立某种社会民主制度。

 

3、为不断积累的商业资本寻求新的投资领域，以避免“流动性过剩现象”，防止社会游资向奢侈、腐化与土地兼并方面转移，结果形成的爆炸性局面，迟早会摧毁人各一个巨大的帝国，不论它是两汉还是明清。

 

明眼人可以看到，不论上述这些“避免文明社会走向崩解”的方案，在当时条件下是否可行，其实行结果其实都会“导致固有权力结构的结束”。因此上述方案其实无法自圆其说。它在理论上的好处，十可以避免一个全面崩溃的暴乱结局，使社会文明的破坏程度大为降低；但是它在实际上，给既得利益者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也许比世界末日还坏，因为这不是共同毁灭，而是单方面的剥夺。从既得利益者的“狭隘观点”来看，玉石俱焚的结局也要更加好些；何况还可能不是玉石俱焚，因为他们的经验一再说，无权者被牺牲的可能远远大于他们。既然从来如此，这次一定仍旧。谁知，这次压断了骆驼背的那根草，出现了。

 

第三层次：作为分裂者和重建者的中外压力集团：

 

〔一〕［第二期中国文明］“蛮族”与［第三期中国文明］“洋人”

〔二〕［第二期中国文明］新兴的士族和世族与［第二期中国文明］革命的政党与组织

〔三〕［第二期中国文明］外来王朝与［第三期中国文明］外来党国

〔四〕［第二期中国文明］士族政治与［第三期中国文明］党派政治的双重面目：1、专政与腐败［“清浊分别”、“成分好坏”，近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2、文化因子遭到粉碎，流离分散到各个角落，造成整体的混合重组，社会荒漠化悄悄完成了结构的更新，兼容并蓄的文化机运终于出现。

 

综合上述三个层次，可以得出有关第二期中国文明和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什么结论呢？它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又预示了一些什么呢？

 

 

〔三十三〕

 

中国主导世界、形成天下政治：

 

1、彻底根除国际无政府状态──这意味着强制削弱各国的主权。从而削弱各国发动无谓战争的潜力。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文明的老化──战争作为一种国际交往的手段：已经越来越不可取了。

 

2、世界大盟主采行新的政治原则。这原则要求实行“间接统治”。古代中国对“间接统治”的表述是“王道”这一概念。

 

3、对“礼”的理解：习惯法。“礼制”要求──将卓越的、随机应变、因地制宜的优秀个人统治、建立在各国各地各种背景的习惯法的深厚基础上。

 

4、对各大文明赖以生存的各类礼制的考察：它们的利弊及其背景的关系。

 

5、天子是文明的解毒剂。天子革命是历史得以起死回生的转机。

 

6、天子如何掌握一个乃至几个富于活力的民族──以实现自己的世界性目标。

 

7、“民族”的新形式：“枚斋民族”〔“教族”〕的启示……

 

8、以天子的强力方向为凝聚的“民族”──对传统民族的有效利用。斯宾格勒关于天民族的想法──明显受到阿拉伯──闪族文化的影响、以及锡克教族及拜火教族、摩尼教族的事实启发。

 

9、“天秩”与“人序”之辨：教团的作用；宗教的作用；“选民”的真实含义。

 

天秩与人序的历史性妥协：对“中庸之道”的又一理解──这是一切礼制的基础。

 

天秩，就是自然环境的影响、种族素质的作用、生活方式及世界观的决定性因素等。

 

人序，就是现存社会关系。

 

新礼制要对现有的人序作一定程度的损益、有时是革命性的。

 

天秩高于人序。为天秩有必要牺牲人序；这也是一种“进步过程”。即历史的意志及文化的方向逐步显露自己的过程！

 

10、礼制的天下秩序与王道的神权国家──伟大的统一。二者互为表里：礼制的天下秩序是其表；王道的神权国家是其里。

 

〔上述三十三节，摘自谢选骏的各种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