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在1975年开始写作的《中国的四季》（原名为《五色海——王者之言》中有关“英雄”的三十六段论述：
（01）英雄已死
“人，是会死的！”这是多么令人震骇的事实。
尽管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事实，并以各种态度接受并至少默认了这事实。
但当我们沉静下来凝思默想，这事实就会激发一阵阴霾似的观念，令人窒息。当你感受并认识到这一点时，“英雄时代”就开始了，心理上的恐慌反应发生了。仿佛一只野猫在心目中乱抓乱挠，它把剧烈的震颤、极度的绝望，扩散到每一根神经和每一条血管、使人脸色惨白、眼目失神。这不就是屈原所谓的“肠一日而九回”？但要比那更深刻，因为这不是由于人间事务的压力，因而无法排遣！一切可见的东西都不能救你！一切人间势力都不能救你！一切人都不能救你！甚至连天神也不会来救你！生命的动机瓦解了！
在希望消泯的地方，只有空虚留下：世界恢复了它支离破碎的原貌。要知道，世界的整体感和所谓“秩序”，并非实存，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幻想所赋予的。“失去幻想的推动，也就失去了秩序”，正如失去了假设的前提，也就取消了科学验证的基础；而没有秩序，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将何所托付？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希望？但为了明天，我们必须再度确立民族的希望，不论称此希望为思想或幻想！
有人说，汉族是个缺乏绝望感的民族。其文化原因极为复杂，如果一言以蔽之，则曰：老化。由于老化，我们在整体上说，已经经受不住任何痛苦的真相。由于老化，我们看见了努力奋斗后面的无限虚无。我们已经老化到这种地步，以致任何危机意识，都无法真正激动群体的心灵。老态龙钟的汉族自以为历经诸多忧患，不会亡种亡国，故日益疲沓，不思振作。这种老化，已接近腐化，青年的腐化只是生活方式，老人的腐化却是生理现象，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但老化得进入腐化的民族，却不再产生具有危机感甚至绝望感的个体，因为我们还有源源不断的青年个体，可以像韭菜一样被一波一波地剪下！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痛感。但衰朽的结构，正是依赖精力充沛的个人，并吸取他们的血，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谁能说，这里没有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呢？
英雄已死，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也许不是的。一个尚未摆脱的危机、走出困难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的。这样的民族或由于幼稚或由于衰老，都离不开它的保姆。没有保姆，幼稚的民族无法长大，衰老的民族无法送终，没有英雄的今天，就没有民族的明天。所以，如果真的没有英雄，需要保姆的民族也要培育出自己的英雄来！和保姆不同的是，真正的英雄，在本能上是不受原则控制的──他拒绝“驯化”。但他善于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某个足资其驰骋的群体规范，并将个人情感皈依到能使群体趋于狂热状态的那个希望的焦点。
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790—816年）、尼采、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夭折命运的早夭者、能够避免发疯命运的大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的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耳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归功于聪颖、软弱、爱好激动的拉丁民族的精神所引发；不如归功于日尔曼人的粗率性格。近代欧洲精神，与其说发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等意大利文人，不如说发源于罗哲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年）一类的日耳曼野人。这类日尔曼野人的佼佼者，还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 beare 1564—1616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等人。他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勇于反抗但拒绝循规。力成为他们最高的善，如浮士德博士就是这样的“恶魔子孙”……
不同的高级文化，以其不同的核心，再加种种内外环境的影响，形成民族精神的形式。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各个中等国家，如二十世纪欧洲各国，在民族精神的形式方面也日益混同，这实际上为高级文化的世界规模的合并，准备了条件。另
（02）英雄时代
“历史经验”对人的稗益，应该仅仅是启迪性的，而不该是什么“样板式”的。要想靠着“样板”来模仿他人、外人和古人的行事而发迹的东施们，最后总不免弄巧成拙。无论他意欲“效颦”的对象曾是或现在仍然多么显赫、时髦、取得多么引人注目的轰动效果……“效颦”都不失为“刻舟求剑”。
从事“效颦工作”的刻舟求剑的学崽们似乎忘了──历史并不是一面光鉴四表的明镜，而只是一片茫无边际、吞陷生机的泥沼。许多勤工俭学的“效颦”不明此理，结果步入浩翰的资本论──被资本所陷，再也走不出来了。许多豪迈当年的勇士，则在他们的“效颦”与追随中粉身碎骨，化为无声无臭的烟尘。其闹剧的关键在于，他们只知道查阅文化的历史，而忘了自然的历史──例如自己的天性──就在自己身上，是更为珍贵的宝藏。
越年轻就越富于自我调节力以适应环境，越年轻生命的可塑性就越大。所以，创造新我的，不是买办走狗的国际支部，而是像马其顿人、罗马人、秦人、汉化了的鲜单人这些半野蛮民族，才能执那些衰颓了的文明世界之牛耳。但是，这些半生番，只是用文明传统中那些被粉碎了的碎片来武装自己，以便更顺利地走向他们自己的劫掠目标。生番可以吃人毁域，来一个天地翻覆，颠倒历史，但却无力创建新文化、缔造有机的文化新秩序。所以成吉思汗们的帝国尽管奄有四海，终于一朝而灭，不留痕迹。因为他们缺乏“遂行中庸”的“另一半能力”。
这另一半能力就是对文化“生吞活剥的恭敬”！结果，他们“质胜文”，和文明体系中过度陷溺的“文胜质”的人们相似──统统缺乏“君子气度”。而马其顿人、罗马人、秦人、鲜卑人却对他们攻占了的文明心向往之，于是，他们开辟了“希腊化时代”、“罗马的和平”、“秦汉帝国”、“孔雀王朝”、“北魏风骨”与“隋唐盛世”！
这无异告诉欲创造历史的人们：只在你们的意念和欲望里──“历史”才存在！当你们任性驰骋时，“历史”才存在！这时，“历史”作为一个有机而能动的画卷展开在你们脚下并活跃起来。因为只有在你们的思想天地中，世界才变得如此这般，世界才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多多少少人格化了的对象投射到宇宙背景上！
你们的天性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之宝！一切伟大持久的东西都是你们的天性的产品，根本上都是出自你们的工作。若是没有你们颠扑不破的天性作为凝聚剂，世界只是一个琐屑的垃圾箱，最多是充满了旋生旋灭之事的“万花筒”，作为死气沉沉和零乱不堪的“物质”，历史沦为一派荒唐的胡搅蛮缠。
一个好的复性论者，是一个知天命、尽天性的人。他摈弃一切虚荣、一切浮华，抵制“他人目光”的诱惑与压迫，他有能力冲淡和松动习俗与传统的板结，展开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去思想，去实现天性中蕴藏的宝物。现在，这种可贵的生活已被压制摧残到这种地步，以致我们的天性已被矫形、已被污染、已被窒息了……因此简单地“复性”只能激起扭曲之性、浊恶之性、死亡之性……要真的恢复人的天良，只有借助于“中华精神复国运动”，借助于一个“新的英雄时代”，借助于“生命与自由的还原“！这就要求人们从修身养性的斋室中走出来，走到旷野中，走到荒漠中。为此，需要一个心理支点，需要一股前进的勇气来复性！需要对一切污染我们天性的外国思想进行反击。以便为尽性创造一种社会的、文化的条件。
本能的欲望冲动，甚至更高级的美感要求，所隐藏的“实体”只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命力！在这里，生命力是作为反压制力量的闪电，破雾而出、照亮万有的。于是，有多强的下生命力便有多强的权欲和多亮的理念；于是，最优雅的诗情画意和最粗暴的欲望冲动，就获得了同一！
可见，人及其文明真正前途，并非取决于如何发达、如何分化的“智慧的头脑”；而是取决于本能深处本经分化的“适应能力”，这种尚未充分开发的“良知良能”，有一天会把人带入“超越头脑的智慧”的发展阶段……那时，人终于渡过“文明的灾厄”和”不够文明的灾厄”以及夹在这两种灾厄之间的鸿沟。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学会尊重这无法代替的资源吧！
（03）解剖英雄
一切活动，如果不能蕴育新的权力，不能加强反压制力量，则其本质只能是消极的；而创造的本质，乃着落于生命的积极抵抗……世俗的、政治意义的“解放”，则是着落于生命的消极消费──除非它以新的奴役创造了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能量！真正的解放而非名为解放实为奴役的文革主义，只能带来松懈、放纵、无序、堕落……而在文革这种群众专政过后，也会由于专制力量的过度消耗而逐渐的松懈、放纵、无序、堕落……因为解放的本质，就是使得一切反压制力遭到纵情的消耗。“解放”的颓废，还缓阻了新的反压制力量健康生长；于是反压制的力量不得不在克服了解放的颓废之后再行生长起来。
人为的解放状态，只能使反压制的力量趋于变态，不再对社会负有切实的责任，从而化为巨大的破坏行动。这与我们对历史的观察结果是不谋而合的：一切解放，作为对暴政的过激反应，必将导致新的也许更恶劣但更加生气勃勃的“暴政”。这就是“解放的价值”！
暴政作为一种强大的压制力量，一方面是对过度放纵及腐败的膺惩（并非人为的有意，而是属于“历史报应”的范畴）；一方面也在为的新的反压制力量即凝聚新的权力，准备必要的条件。例如，一种“解放”，若不带来新的压制与奴役，必定招致无穷的腐败与堕落。一种“好的解放”，本身就意味着“新的奴役”：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普遍的腐败与堕落，又只配招来更严酷的压制和奴役，作为报应──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归根结蒂，解放是奴役的前奏，奴役是解放的预演，“如此循环不已”。
“解放”是什么？是反压制活动取得暂时成功的状态。而断言“权力是天下的首恶”，并非出于心理变态的嫉妒与诅咒，而是基于人的心理正常（“罪性”）的事实，即，忠实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发展权力，要需要消耗大量的反压制力量；而权力作为这样消极的活动，怎么能够使得创造的梦想，不化为泡影呢？
如此看来，权力的运用，不能不导致人的软弱、优柔及精神的败坏。一切世俗权力的罪恶，概出于此。甚至精神的权力，也没有不导致最终的腐败与丧德。
掌权者为什么不能长葆“权力的青春状态”？因为运用权力，就意味进入颓废、衰竭、毁灭的过程。哪怕这个权力是“受到监督”的！更何况，监督权力的权力本身，也存在极大的腐败机会，如法庭、媒体等等，都是寄生虫最为理想的去处。
权力的罪恶本质在于它给欲望的满足提供了条件和方便；从而使得生命本身下流而不是上游。生命形式，沦为权力和欲望的附庸。
传说中魏朝的太祖曹操曾说（其实是东晋的逆臣桓温的语录）：“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也许为后代小说家们提供一个解剖天下英雄内心世界的口实。但翻开历史书一看，几乎所有的一切豪杰都是这么干的。作家李宗吾将此总结为“厚黑学”，其实很多豪杰们也都是吃足了苦头然后才被锻炼得如此凶恶的，并非天性如此邪恶。而不遵循厚黑学原则的英雄，即使流芳百世，也被碎尸万段。如伟大的项羽，其流芳百世不过是对碎尸万段的安慰罢了。而凡是遵循厚黑学原则的人物，如厚颜无耻的刘邦，在他们的早期生涯中，大多是社会下层的社会渣滓。如那位喜欢自比模仿秦皇但却毫无帝王风度的苗汉混血的“湖南乡下知识青年”──后来为了让所有人和他一样无知，就封闭大学、涣散中学，让一两亿城市知识青年沦为“胡男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原本或许不失为仁慈的天性由于敏感的自卑心，而不再能忍受欺侮（“天下人负我”），终于反抗，导致“我负天下人”。
当然，这种人物常常嫉恶如仇，表现出更多的生命力─扩张欲。他们的善恶标准是与贪图蝇头小利的人民全然不同的：不是窃贼般的维持现状，而是强盗般的进取未来。他们的道德观，也不像黔首乞活们的道德观那样知足常乐，他们拒绝统治阶级的灌输培育──他们的道德超自他们的贪得无餍，穷凶极恶。他们甚至有本事把这种贪得无餍、穷凶极恶描写成良知良能，其强烈程度，足以使得任何习惯势力都无法扼杀它，于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契机，就从这活泼的良知中，发动了。
由于他们的自信及反省，他们的价值与常人无法相提并论。──一杆天平如何衡量两种性质的质地呢？
这些领袖的内心，完全不关心“人民的生活”，他像人民一样自私、冷酷，但由于压力更大而更加自私更加冷酷──正如人类并不关心其他哺乳类的生活，甚至并不真的关心他自己作为哺乳动物和黔首那一面的生活。除非，他的贪婪的创造性的活动要求如此！他只关心如何满足创造性的贪婪冲动。就像一个淫棍仅仅关心如何渔色。
孔子的经验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如果有一位罕见的好德胜过好色的人，就将成为转变历史的创造者。如那位其“德”有争议，但确实好德胜过好色的奥地利人，后来成为德国元首的阿道夫希特勒──他不仅清除了六百万犹太人，而且瓦解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促成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做成了类似一百四十年前的拿破仑在欧洲做成的。
好德者其实是人行的高度扭曲：当他自己的生活和“人民生活”成为创造活动的材料和玩物时，他才真正感觉兴趣。别以为“这样的说法多么残忍、罪过”，须知，一切前进的历史，都是这么书写的！──并仅仅为此作证。
他终其一生都坚定行进在走向那个目标的征途上？他终其一生都是在这动人目标的阴影下活动、阳光中蛊惑……尽管，他仍然进行各色各样的游戏，来优哉游哉……最后却无一例外地为这目标而死去……这样的生活，“此中有真味，欲辩已忘言”。许多英雄，都如是了结掉自己的一生。
（04）群体英雄
人死后，化成另一种存在。他所经历的时间空间，必与生前不同。时间的扭曲，使得生者的一天，死者可能就是百年？弥留之际的孤独、恐怖，可能是巨大的。特别是，当死亡缓慢而不太痛苦地降临时。而当这样的孤独和恐怖，和“时间扭曲”、一天等于百年结伴而来时：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地狱”吗？
生活本身仿佛是一种解脱。但是，只有最愚蠢的哲学、最邪道的宗教，才会把生活本身当作最普遍、最有力的解脱方式。因为即使“最有生活意义的”纵欲状，也只能为思想提供麻醉剂，为本能提供宣泄法：而无法提供人生的终极解脱！
从解脱者的角度看，解脱感的获得，可以有个体的解脱与群体的解脱两种。但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却是：
A、最强大的个体解脱方式，是为群体的解脱提供道路；这是英雄。
B、次一级的个体解脱方式，是假借群体名义，以强奸群体来实现个人的解脱感；这是奸雄。
C、最差的个体解脱方式，是独善其身；这是“狗熊”。
而那些和现实社会几乎绝缘的天才（所以看起来好像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家伙），由于他们的思想、艺术和人格，为群体的解脱提供了道路，就依然是英雄而不是狗熊。天才人物的生活轨迹，因此成为人类解脱的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说。“耶稣的永恒性”在于：他不断以另一副面具再临人世，例如，不是作为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目前还不知名的民族成员；不是在公元前三年，而是在二十二世纪或是二十三世纪的某个时刻？
（05）奴隶英雄
更高的德，不以自己的苦难为苦难，不以自己的欢乐为欢乐；甚至，不以人类的苦难为苦难，不以人类的欢乐为欢乐。因为他反对“蔽于人而不知天”，他愿意突破人生形式，以寻太极、以爱太极。最高的德，则能保守终极的善，因为凡是终极的，必然是善的、绝对的，是不同于人间分歧的唯一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准备好了，接纳这一善。
分歧之善犹如歪曲的眼晴，往往把善恶看颠倒了。只有唯一之善，超过人的分歧以寻太极、以观永恒……它的否定因此不是消极的否定，而是积极的教化。“德化”，是个体化原则过渡到集体化原则的桥梁。个人之“德”，成为集体之“化”的先声。
（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当然可能由杀人放火的英雄来创造，或者，像我们当代似的，由巧颜令色的伪君子来创造；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由那些俯首帖耳的奴隶来创造。退一步讲，敢于创造历史的奴隶、痞子、贱民，就不再是奴隶、痞子、贱民了，而成为英雄或伪君子。）
（06）奴性英雄
人与人，“生来是敌人”？不但在同性间是如此，在异性间也如此。人与人，之所以结成友谊，成为互相需要的伴侣，主要是由于他们面对着更大的敌人、更大的共同危险。这样，社会的制度、文化的教养，促成敌人的和解、友人的结盟。人与人之间，一旦拥有朋友的关系，这“朋友集团”则将内部排挤出来的仇恨，全数甚且加倍地转移到它与另个“朋友集团”之间的关系上去，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根本没有消除，而且也没有减少：它只是被转移，而且是加倍地转移。说来可悲，迄今为止人类的仇恨，似乎还没有转移到人间以外，因此承受仇恨怨毒及惨祸的，还是人们自己。
人之所以充满仇恨，因为他本质上是个受害者，所以他需要仇恨来减轻他的受害感所造成的重压，来放松过于紧张的神经。在仇恨中，人可以感受到超常的力量，如愤怒时，人的激素和体力都会陡然上升，野兽也是如此。
人与人既然生活在一起，并在日益狭小的空间中求生存，就得互相妨害、互相构成压制（谁叫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呢）。这就是人间的一切仇恨故事的起源。仇恨未尝不是好事，强烈的仇恨造成强烈的力量，有多大仇恨就有多大力量，而人又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力量。唯一的问题是：仇恨所带来的力量，往往是破坏的力量；而迄今为止的人类也并没有形成“人类共同的仇恨”──结果，各种仇恨的结果，只是形形色色的人与人之间的个别的仇恨，所以分散的仇恨造成了的只是个人或是群落之间的残杀。
人们渴望和平，这正说明历史永远处于战乱中。如果“真正的和平”来临了，人们说不定会厌恶透了它，因为和平违反人们好斗的本性，而压制这好斗的本性，难免招致更大规模的报应，带来不可挽回的腐化堕落，以及一切健康力量釜底抽薪式的消灭。
这样的“和平”与全面专政下的“平等”一样，只有通过消灭人的创造精神、毁灭高等生物的的个性，方能达到。元明清三朝的黑暗历史，就是“和平与平等”的历史……这样违反人性的政治杰作，是通过普遍的社会疲惫，通过严酷的极权压制，才实现的。
从元明清黑暗政治延续而来的当代中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是现代人十分关注的题目。本来，个人利益加在一起才是集体的利益，而集体利益必将分散为个人利益。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利益”是明晰的、清楚的。我们可以很真切地看到它，不会对“个人利益”一词发生疑问。例如，这个人想吃饱穿暖，那个人想获得荣誉，第三个人则想受人爱恋──这些都作为“个人利益”的经常内容，跃入观察家的视野。但是，作为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各种集团利益和政党帮派的利益等等，则经常是模糊的、笼统的、含混的。因为它们很难和（控制这些集体的“龙头老大”的）个人意志分别开来。
“某某阶级的利益”到底指的是什么？“国家利益”指的又是什么？某某政党、某某帮派团伙的利益，究竟何所系之？……
这些“问题”往往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人各一词”的状态，结果使得答案的真实性，变得十分可疑。
离开了“个人利益“，哪里看得见什么“集体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帮派利益，如果离开了“个人利益”，则不仅空谈无益，且在事实上没有可能。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成了龙头老大的“更隐蔽的个人利益的幌子”。而“龙头老大的更隐蔽的个人利益”，则通过对所谓“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们个人的利益所进行的有系统的损害”，终于促进了他们自己的“命运攸关的大人物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就是这么一个可言而不可见、可传而不可受的无形妖怪！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促进个人利益！也就无形中促进了真正的集体利益。”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可以操作的集体利益。
社会的健康，难道要以个体的病态为代价？它在现代社会的表现，主要是要求个体实现所谓的“部件化”。即，把本来“五脏俱全”的人，强行阉割为执行某种单调任务的工具。这在所有“自由世界”、“民主社会”，表现得也相当彻底，而且理比所谓“极权社会”还要无孔不入……因为它动员的是“经济细胞”，并动员社会部件们主动参与，以“自我实现”？即，为了异化者的利益而“自我实现”！这也就傅斯年在《中国狗与中国人》一文中所赞扬的西方人和西方狗。
在极权社会，这一“强行”经常以“威胁”的形式出现，有时辅之“感化、诱导”──但性质上都要求其工作对象的最后屈服！否则，就将其作为“反社会份子”立即逮捕法办，予以消灭。在民主社会，这一“强行”更经常地是以“利诱”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辅助手段则以“失业、流落街头”──极权社会残忍（“热情得可怕”），民主社会冷酷（“自由得恐慌”），这是它们生存的必需。在这些地方，社会的健康，甚至要以牺牲个体价值、毁灭个体存在，来维持。也许有些不错的折，也许有些调和的努力，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完全协同，说到底是个梦；社会利益的借口，流于极小一部份人的变相利益，大多数人总是被轻蔑地抛在一旁。至于说到“社会需要”与“个人兴趣”的正好一致，那真是偶然中的偶然、理想国中的理想国，即使可能出现，也只昙花一现，岂能长驻不变？
如果牺牲实实在在的个体健康，去饲养空洞不真的“社会需要”（如前所述，它始终只是某些个人意志的变形），也许说不上是“罪恶的”，但又岂能名之为“神圣的”？除非，各人根据自己的处境（“阶级地位”），分别称之为罪恶的或神圣的！以贯彻社会的分裂。贯彻这一切“蔽于现实的渐进而不知历史的绝情”的荒唐闹剧。
如此看来，个人的兴趣与社会的需要，尽管并不协调，却同样重要。如无个人的广泛兴趣，只有社会的刻板需要，历史会停滞不前，人就会沦为一堆无生气的活化石。而过度追求个人兴趣，不顾社会需要（即胜利者的意志）──人间秩序也会解体，陷于无序的骚乱，成为可怕的屠场。
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对富有集体感的个体来说，独善其身，难。因为他怀有的的作为个体的解脱，是需要到集体解脱的洪流中方能获得的。他的这个倾向实际包含两个极端：“奴隶性格”和“英雄精神”。
所谓“奴隶性格”，是把自己解脱的希望，寄托在集体的解脱（由自己领导或由他者所代表的集体解脱）上；所谓“英雄精神”，则是在促使集体解放的奋斗中，加剧实现自己的解脱。英雄，也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因为“独善其身”是与“英雄”的定义互相矛盾的。
有感宫的解脱手段，也有心理的解脱手段……
上藤架抢摘葡萄──这便是感官的解脱手段。
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这便是心理的解脱手段。
而后者在现代心理学中，被“科学地”表述为“心理卫生”！
“感官的解脱手段”并不仅仅意味着“行动”。因为有人说了，“思想也是一种行动。”当然，那感官的解脱手段则必定诉诸行动。而且是看得见、有成效、具有实际后果（即物理后果或生理后果）的行动。而如，“尽管失败了，却引起人们的景仰并激发了后世的灵感”……则不在此列，除非，失败的震撼冲击了人们的神经，达到举世颠狂的地步，从而直接转折了历史。
集体性解脱与个体性解脱，尽管都是个人所需要的，但在形式与表现上，则大相径庭！现代的群众心理学，对此作过深入研究，取得很多成果，但并未达到问题的核心。例如，从集体意识的观点看，宗教和革命，是最明显的集体解脱的运动；而处在宗教大潮和革命运动中的群众，是恢复了他们内驱力的人，这时，他们摆脱了平时那种习惯的奴仆的身份，至少在自我意识中，不再麻木不仁。而集体性的解脱行为，并非人类仅有。在许多群居的哺乳类动物的生活史上，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现象。关于鲸群和老鼠集体自杀的报道、研究（《新约福音书》上还有关于猪群集体自杀行为的记载），生动揭示了一个动物集体的所有成员，是多么团结一致地奔向它们的共同死亡。虽然，这可能是共同受制于压力（如疾病或是饥饿）的结果。
那时，在共同感到的紧张气氛中，也许有一个敏感者突然改变了自己惯常的行为方式，成为“首义者”。于是，一个群体性的运动突然随之兴起。反对者称此为“脆弱”，而支持者赞许为“坚强”（中立地说，“坚强”也可以做“迟钝”解）的首义者，其反常行为或许是突然发生的，或许是久已潜伏；但只是基于那共同感到的强大压力，他所处身的那个集体，才会普遍接受其“示范作用”（这往往出于无意识，并使群众自认为共同参与了那个创造，从而得到傻瓜般的自我满足）──因而，在这特定的时空里，也仅仅在这特定的时空里，它才可能具有集体解脱的功能。
由此凸现了人生的三境界──
１，道德情操，是作为权力意志的升华，而展现并扩张；
２，求权意志，又是作为生存欲望的升华，而存在并扩张的；
３，争取权力的冲动，可以在必要时压倒对生命的渴求，求权意志这样运行，不是背叛生命，反而是发扬生命；寻求道德的冲动，在必要时可以压倒对权力的渴求，道德情操这样运行，不是背叛权力，反而是发扬权力。
道德情操是“恶之尤”？是的。虽然从表面视之，权力意志有时会压制生存的欲望（反抗舒适、厌恶满足），道德情操有时也会压制求权的意志（反抗占有、厌恶荣华）。这样看来，生存欲望＋权力意志＋道德情操──只是一条线索上的不同环节！它们之间，有时也发生互相排斥的现象，但是出于某种“向上的力”之错综复杂的作用，这种“力”把人不断推向他的宿命，甚至令遥远的星空也横生波折！所以，道德情操也就是“生存欲望＋权力意志”的综合的更高的形态。
求取权力的意志，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指向主要还是目的物之占有（而正如犹太人斯宾诺莎说过的：一切支配，都是消极的。）。而道德情操才更积极，因为它的指向已经是目的物之创造。道德情操的拥有者，是通过创造来实现其自我牺牲，通过自我牺牲来完成其最终创造。也许在他的自我牺牲与舍己创造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但《老子》的“为而不有，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的箴言，已经划出了求权意志与道德情操之间的界限。
“道德情操的化身”──就是所谓“精神化身”、“理念人物”。
为了他们的“道德”，他们是可以放弃生存欲望、甚至放弃权力意志的。
在他们看来：视生存高于权力者，即那些脱离了求取权力的活动仍可苟活下去的人，只能算作“生存者”而不能算作完整的人；视权力高于道德者，即那些脱离了道德追求仍可洋洋自得的人，只能算做“权能者”而不能算作完美的人；只有那些视道德高于一切，并不惜为之舍命、为之弃利者，才是完美的人！
求权意志，是生存欲望向道德情操过渡的中介。要达到道德情操的圣境，必须经过求权意志的熏陶，否则这道德情操必是伪幻的。然而首义的天子，不会让自己长久滞留在求权意志的尘埃中，“帝，出乎震”，他将继续升至道德情操之孤岭。不论那境域多么寒冷，他却以其不想的创造之火，点燃这里澄彻的天。这里的空气新鲜，这里的阳光刺眼，这里的风说着命运的语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世界历史可以被理解成：“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恺撒与命运之争！这是耶稣基督的命题。而哲学家们则称为“恺撒与耶稣之争”为“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之争。权力是一种道德──在世俗的恺撒的意义上。道德是一种权力──在神圣的耶稣的意义上。在欧洲蛮族的历史上，“皇帝属下的权力的道德”与“教宗属下的道德的权力”之分，时有争斗。在中国费拉的历史上，儒家正统也以其“道德的权力”向流氓皇帝们“权力的道德”断然宣战：名份战争、明君昏君之争、正邪之争，说到底是“道德的权力”与“权力的道德”之战。这战争的原动力，被那宁死不屈的文天祥，称作“正气”。由于这位孤独的中国费拉被成群结队的蒙古蛮族所激怒──不免产生了这种偏向：“正气”的矛头所向，不是没落的皇帝，而是新兴的皇帝，也就是，是指向那些更加流氓、无产阶级化的“蒙古皇帝”。
尽管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文天祥迄今还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人格极限，他的光辉超出“中国人”能够想象的亮度。但在“正气”的熏陶下，强暴的权力总会蜕化为平稳的道德；而沉默的道德，也有一天会张开血盆大口，喷出强权的火焰，作为对那冷酷世界的热爱。这是易经式的、历史的阴阳交替：权力（阳）向道德（阴）的演变，是衰落、沉寂；道德（阴）向权力（阳）的演变，是复炽、重新升起。──这就是奴性与英雄的双重变奏！
（07）英雄艺术
文明的同一危机，在不同艺术心灵中，有各异的折射。同一危机，触发各异的危机感。历史的压力，规范并选择了特定的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让它对后世文明发生较更为持久的渗透力。
在各异的文明环境中，历史压力对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的形态的淘汰标准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仅凭现有的智慧，是无法预先断定哪一种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更有生命力的。
对危机的感受，先天带有某种夸大，这就是“敏锐”的内在含义。危机感的表现，发自某种意向，这就是“魅力”的关键。伟大作家因此需要“变态”的人格，甚至“夸大狂”、“荒诞色彩”、“梦境情调”等等要素。此不寻常的怪僻被历史（古代希伯莱人称之为“上帝”）拣选后，就构成了超常的“典范”。这既是英雄艺术的显然特点，也是反英雄艺术的隐蔽特性。即便是最最“自然主义”的艺术家，也需要把他的艺术冲动、理想、规则、范式、表现手法等等，注入艺术作品。
危机感不仅来自危机的客观性（事实世界的危机），更来自危机的主观性（心理世界酌危机）──取决于某位灵性与危机的关系。危机感是个反馈中的混合体。
他不仅受着社会危机的刺激，还受着艺术家人格的塑造。艺术的直接来源，是危机感的形态。危机感形态的直接来源，是作家的性格。这是个“内因论”。因为，根本无法保证事实世界内的同一个危机，能在不同的心理世界中促发共同的危机感。
正如温度不能使石头孵出小鸡来──个性才是最终决定艺术的东西，社会是只能扼杀而从来不能制造天才。
就一个特定的文化圈（或为地理的，或为超地理的）而言，发展中的不平衡，带来了周期性的危机，也带来了周期性的灵性痉挛和宇宙艺术的洞天。
有春天的宇宙艺术──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往往直抒胸臆。这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主流。是《诗经》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史诗时代。古代希腊、印度的大史诗与中世纪欧洲各族的民族史诗，都是这个季节的产物。
有夏天的宇宙艺术──开始具有自我意识，表现手段如修辞等开始受到重视。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主流。是《楚辞》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古典文学”的时代。如希腊的悲剧时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巴罗克时代。
有秋天的宇宙艺术──自我意识压倒了一切，技巧至上、语言崇拜的来临。这是西汉辞赋铺叙的时代。是司马相如承楚骚遗绪而予特优发展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时代。如希腊化时代的喜剧主流。这时，艺术流派的纷纷割据与各自垄断日趋激化。理论开始侵入创作的领地。“文以载道”开始成为一项明确的纲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与新古典主义，都具有上述的秋天性格。有冬天的宇宙艺术──文明的自我意识开始衰退，让位给更“崇高”的东西。这是东汉经学抑制下的文学主流，刘向、扬雄、班固、张衡等学者哲人、史学家科学家，占领了文坛。这也就是各民族历史上都有的所谓“庄严文体”时代。如罗马帝国维吉尔的文人史诗《伊尼特》，被奉为国家的经典。二十世纪的纳粹运动，神化那位浪漫小丑瓦格纳的作品；而纳粹主义的俄国先师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则自创“钢铁式样”的“无产阶级的不朽经典”……它们的共同目的是涣散敌人的精神！现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性文明，是否也正在朝向这个政治正确主义的方位移动？
宇宙艺术的季节，启人深思。
（08）英雄精神
文化史的定律：
在任何文明的“阳面”的背后──都隐藏着它的“阳面”。文明的体系，文化的有机体──如同一幅凸版印刷品：它的阳面凸起有多高，它的阳面四下就是多深。这里生成着，与那些有关平等的伟大梦想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我们的理论，有必要重新思考世界和文化的内在特性。
就拿宋词来说吧，它与妓院的生活有这样密切的联系。就较广义的庙堂文化言──则与妓院、寺庙、宫庭、豪门大族的闲暇等一系列“寄生虫生活”和“罪恶的渊薮”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诸子的思想结晶，在很大程度上是“食客生活”的产物。没有那些慷慨的施主与独立的保护人，单靠奴才般的官吏和热衷科举的士子，深刻的思想要么夭折，要么禁锢瘐死……
宗教史显示：充满灵性的新教义，并不产自一个繁荣昌盛、“纯洁无瑕”的时代。恰恰相反，它往往是纵欲时代的产儿！纯洁化的努力，是社会危机的精神表现，是针对过份的社会放弛状态和文化解体状态的终极反抗，是“圣洁的恶之花”。正如伟大超凡的艺术，往往产自战乱时代并受到悲剧精神的激励而萌发；相反，那些向往战争的“边塞诗”，反而产自相对安全的盛唐时代。
──这些文化史上的事实表明：人心常常向往并渴求与事实世界相反的东西。
文明的阴面，在道德评价的眼光中，常被视为或需要掩饰或需要消除的杂音、“阴暗面”被视为“文明”无可奈何的副作用（例如“文明”一词，在中国的语文中，就含有某种“光明”、“反阴暗”的意味）──而且受到各种高度升华的精神文明的一致谴责。但是，这些杂音、阴暗面，却是真正的基础，若无它们作为“刺激”或“挑战”，哪里会有进一步升华的文化？正是在相反的、似懂非懂的半瓶子醋意义上，那弹丸之地日内瓦的“公民”、小邦法国的流浪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作出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导致道德的堕落”的论断。只是我们要指出：要是没有道德的堕落，科学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没有深刻的压迫，就不会产生壮烈的英雄精神；没有奴役的状态，就难以崛起追求自由的希望与意志──要是没有了阴暗面深陷下去的“不平”，文明的大厦在哪里立足？！人们只看见地平线以上的景观，却忘了地平线以下的地基。人们只是赞赏水平线以上的“成就”，却想消除水平线以下的“缺憾”。但缺憾与成就却是一对连体（好一个“对立面的统一”！）──它们是互补的，但首先是共生的。
──上述事物的共生的性质决定了：文明起源于“原罪”；也决定了，“原罪”常能推进文明的势头。而小邦之人卢梭的抱怨，恰在相反的方向揭示了一个机制，一个凭其小邦的阅历还不足以理解的文化机制。因为评价一种文化，尤其是判断一个文明，需要世界历史的眼光。而十八世纪的欧洲诸国，显然还不具备这种眼光。它们的启蒙主义的鼠目寸光仅能盯着文明、文化的阴暗面，望眼欲穿地看着它的幽深峡谷而痛快淋漓地历数其罪，是最简单不过，但也是最小气的。相反，那一边仰视文明成就，一边俯视文明罪恶的眼光，考察文明的整体命运，才是我们的任务。
洞察的艺术，是将射向成就与射向罪恶的两道眼光兼融起来，即足以穿透万丈壁垒。同时从两个角度、两个相反的方向，透视人的精神与失乐园后的文化奥秘。而这洞察的艺术，正有待于我们的思想家，去付诸实践，以完成精神领域无声无息的北极探险。
阴面的要素，是文化生长中的负因子，它伴随文明的扩张而悄悄滋生。这是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沉默无言的“罪恶”，声声切切，召唤新文明的创造者们，起来反抗。阴暗面每扩展一步──它所激起的新文明的反作用力，也就一丈甚至百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而，魔高一丈，道高又何尝不是百丈？如此循环，如此报应！各种“阴暗面”通过一定条件的转化，能够生出与它相应的“文明”──这是一条“文化史定律”。历史是充满活力的，不是机械的“一贯到底”。历史是有弹性的、多方位的、多选择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体。人的精神的能动性、反作用力──表现为文化上的“报应”。
（09）历史英雄
历史上英雄们的“最后的胜利”，无非是最后实现了他们的“初衷”！当他们一颗年轻的心初次跳荡幻想时，那支幻想之曲往往也就构成他一生的基调。在他一生中，也许参杂许多的变调，但这基调却不绝如缕，始终绵延……尽管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时粗时细，时出时隐，但却从未消失。
最初从他心中最初涌溢的对于世界的观感，往往就是他成熟的世界观的真正内核！在这从最初到最终的历程中，他也许改变许多，接触过繁杂的事物，甚至得过相反的结论……但过多的弯路，并没有阻碍他笔直地回到归宿、落入命运的圈套中。这归宿与出发点竟如此接近！像是黄河与长江的河源！这个最终的世界观的系统，竟和他睁眼看世界的第一观感如此契合！难怪康德要说什么先验知识。
令人惊异的巧合？也许。我们可以如此提出解释：第一眼得出的印象、心灵初次跳荡涌溢的幻想曲，都发自他的灵魂结构的深处，这结构的内在发育（再加上他生来陷入的社会情境），不难导出那最后成形的“世界观”！所以，“世界观”实在是他内在人格的有机部分……
人的理性和科学，现在也许似乎还不能对“最终胜利的是最初的”这一现象，提出合理的全面解释。我们只能询问这“最终”向“最初”的回归究竟是由于什么驱力的作用而无法提供最终的解答，但第一次出现的，往往毕竟就是宿命的。
第一次来临的，往往贯穿于整个过程中。
第一次的闪光，往往是整个结构的预兆……
人生的多数事件，都可以用上述三个“第一次”来交叉观察。
（10）英雄豪杰
历史有意义吗？从“历史即往事”的角度讲，历史毫无意义，犹如垃圾，它只表达一个业已破碎凋零的过去。过去的生活灰飞烟灭、无有遗孑；只有一些遗物或传说在似是而非地传播，往往还是在传播病毒……而这一切残余，也注定要消逝殆尽的！
历史的意义，其实在于现在。在于它对现在人们生活的作用。“历史的本来意义”，是永远有待活人去重新发现的无边虚无：它有待生机盎然的人们，以血腥的奋斗，不断填充。事实上，实在的、纯粹的往事，对活人并无价值，也激不起真正的兴趣。人们需要的仅仅是象征的概括，而非琐细的事实。然后，人们是用自己理解的概念去串解事实，人们并不需要印证不了自己价值判断的真正事实。因为人们都是用自己的历史感受，建立起一些概念，然后用以切割史实的。而“历史给人们的启示”，则是读者用自己的灵感，投到历史里。“历史的经验”，则是活人自己的经验披上了“历史事件”的盛装。
我们的“历史感”其实也并非来自历史的典籍，而是来自阴云密布的生活压力。我们用这灵感，来抵御压力、照亮黑穹，所以，我们一步步援引史例为自己作证，引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以为自己的同调……这种莫须有的“高屋建瓴历史透视”，是驱散真实孤独的唯一良方！天才的灵感，把历史当作一个巨型储藏室，而取用的本体则在周遭的环境。历史之海如此恣肆，任什么灵感都可以存放进去而不露印迹。无怪历史储藏的容量对个人几乎是无限的，它以那么多的时间度量、容纳那么多的回忆、幻想、评价，并鼓励人的智力，把切割下来的断片，重组为真实的整体……
啊，历史！是这么一个血肉横飞的屠场，一笼任人吹云嘘雨的天穹，一堆纵横捭阖的死亡判决书，一团光怪陆离的思想、一个自相矛盾的集合体……
如此历史，仿佛幻象的影集。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集群、每一有性格的“人”──都会按自己的热情重新涂抹、排列，然后阐释它，这新的涂抹、排列、阐释，要是传布开来，就构成新的历史之天的曙光。
健全的历史观念，排除了绝对论。“强调是可以的，执着却大可不必。”观念的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平衡作用，因此可以减缓世界弊病和时代偏差。生活中缺乏的东西，在观念世界里应得提倡，这有助于生活本身的健全，生活本身在不断变易，所以，观念的世界应向相反的方向流转易形；不是作为“反映者”或“镜子”；而是作为“补救者”或“锥子”！所以，只有“反动”的思想，才可能对生活起到互补的功能，才最能建立精神的价值！而“消除反动”，已经被二十世纪的革命证明，其实乃是建立暴政的借口。
哲学的观念、尤其是历史哲学的观念──从上述意义说，也只能是“反生活”的。不是反对生活；而是反抗生活中过与不及的弊端，以便更好地补充生活，推动生命。相对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正是生活本身的变幻不定性（从“纵”的角度看）和生活现象的复杂冲突性（从“横”的角度看）。在生活的液态面前，僵硬的绝对论，是进退失据、无能为力。
宇宙，无准的。天地，随时易。尽管为了更有效地对付生活、反抗压抑──我们制出了我们的准的、练出了我们的处变不惊……但这些能力却并不永远灵验。绝对论的错误，在于诱使细人们相信：这些能力会是不变的天纲地纪，或是什么万灵的仙丹……欺骗细民和白痴的各种绝对论，无一例外地要把人造的事物，神圣化，结果沦为偶像崇拜。这种偶象崇拜，只会使得我们的生活，趋于老化也就是程式化。
优秀的相对论者当然不会“绝对地排斥绝对观念”，显然，他们只是以相对的态度去反对绝对，以便使自己更强大、更灵巧，而不会在反对绝对的斗争中沦为无耻的绝对论者，从而中了绝对论者的圈套。所以，优秀的相对论者要象反对绝对的绝对观念那样反对绝对的相对观念！绝对的相对观念，像绝对的绝对观念一样，对开拓新生活的冲动，弊害无穷。因为唯一可能的绝对，乃是广大无边、空灵无碍、不具形式的“绝对”，即完全虚化的绝对，这样的绝对，才不致于对新的生命扩展，构成任何意义的掣肘。
（11）英雄主人
英雄创造了历史？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是历史需要、历史趋势、历史命运、历史精神的体现者；而历史的以上四种形态（需要、趋势、命运、精神）的造势者，则是英雄的主人！实用主义的缺陷在于：它仅仅鼓吹实用主义的原则，而不是说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人们，都是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原则在“生活”，也就是在“蝇营狗苟”……这哪里还用得着谁去鼓吹？因为这些受到遵循的“务实原则”像是病毒一样，是生命的低级本能，是不需要鼓吹而只需要抑制的。
现代实用主义者为了鼓吹自己的理论，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这是他们理论方式的缺陷。根本原因在于：地道的实用主义者都是受到商业主义支配的！孔方兄的经济决定论迷住了他们的眼晴，这是所谓的“犹太人性格”。实用主义没能摆脱商业主义的性格，习惯用些假惺惺的词句来建立论证。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理论也放在号称公正的唯物主义称盘上称一称？为什么要拐弯抹角地诡辩？还怪别人误解了自己！实用主义因此变得不那么“实用”了。一切带上了“主义”的东西，就变得虚伪起来──要做诚实的人，请先摈弃主义。
我们这个时代，不再需要抽象的思辨，空洞追寻“永恒真理”。因为世界，已不再是创业者的世界了，虽然中国正面临历史的三岔路口，但这个时代的中国，不需要乌托邦，需要的只是动员、动员、再动员！我们不是哥伦布，不需要谈论东方的神话，我们是麦哲伦，只要沿着已知的的方向前进，仅仅需要探知一条新的航道。
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都在演戏。并把人生看作“精采的表演”。这是时髦的。这是文明的。这是罪恶的。这是要遭到报应的。人的历史表明，历史过程是多数人模仿少数人的过程，甚至连姓、氏的起源也是这样：起先，只是贵族才有姓氏，后来人民模仿之。如果少数历史人物都是在无耻地演戏，那么多数人民将如何堕落！所以结束戏子统治的时代，必有革命。革命，就是用来自人民和底层的少数佼佼者，作为新的生物贵族，来代替已经腐败的社会贵族。只有这样用生命来更新社会的方法，方能使得革命修成正果。
建立一个新事物，比破坏一个旧事物，艰巨得多，同时，也有趣得多。当然，建设的影响，比破坏的影响，也要持久得多。请看赢政的血腥建设与文革的始作俑者的一事无成的破坏性！其间的区别，在于道德观念。嬴政好歹算个贵族出身（尽管有人怀疑他是个私生子），而文革的始作俑者不过出身于小经营者（还有回忆录说其父是个高利贷业者，其子最后大量发行不能兑换的印子钱，号称“人民币”，把全体大陆人民都变成了高利贷的借贷者）。而我们知道，出身贫贱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慈善家的；而盘剥高利贷的积习，更会让革命事业完全变质。
（12）足论英雄
成败不足以论英雄。难道历史的“定评”就足以论英雄吗？历史虽然由胜利者撰写，然而一切定评，仅仅适合于写作它们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又只是注定要朽灭的泡沫。
宇宙寂灭了，世界空虚了。只有尽头的黑暗与不停息的风……命运啊，你在哪里？一切的一切，都在这终极的、必然的善面前，静默融合，并获取新生？
人生与历史，其实际达到的目的，并不是任何一种伦理学预先规定的那个目的！
人生有目的吗？答案似乎只能是：深不可测。
A，人人各有其生活目标，歧异状况令人困惑，所以说“人类要有共同的目的”，那才是天方夜谭。“我要生存”这个目的，并不能团结人类，只能使人们自相残杀。
B，每个人的生活目标，随其死亡终不免落空。即使一度达到，最终也是徒劳。
综合上述两点，可以说“人生没有目的，只有一厢情愿”。至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生目的”──那该是“神的工作”，并永远包藏在天神的秘密中。
在宇宙尽头没有来到之前，人生的目的难以显明；结果，人只能以自己臆度的理由，强行理解无人知晓的“命运”。这更确凿证实了，没有人能够知道人生的目的及人生的去向，除非他说的只是假定。
可怕的远观：“背景”就是一切。“来历”几乎决定一切。对个人而言，有两种“来历”：生物遗传的来历与社会环境、机遇、条件、时代等等的来历。
对民族来说，也有两种“来历”：种族的来历（生物物种意义上的分化）和地理（自然地理和社会地理；社会地理又包括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如，与某几个文化实体过从甚密）的来历。
这些“大背景”决定了一切、垄断了一切，其余都不过是它的偶尔表现或注定了的形式……这是一种“相对的决定论”？由此观之，改造，有时比创造更难……它受到的掣肘与限制，何其多哉！所以，改革比革命，成功的概率更加微小。因为“改造”，意味必须遵循或至少承认某些业已僵死的前提。这些前提此刻已经豪无价值可言，完全堕落成生命的敌人。作为创造者，可以完全不顾它们，完全撇开它们去铺开自己的世界……但对改造者这却不行，他不得不在它们构成的狭窄圈子中活动。他的这些改造活动，从根本上说不会有长远的功效……于是他不得不陷在两面受气和两线作战的“进退维谷”之中。
“我宁愿献身给一个强人；不愿接受一个弱者的献身。我宁愿革命也不愿改革。”──但愿这成为新的中国民族的最高伦理！
（13）英雄想象
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兴起”过，更谈不上“强盛”，由于这样的人对痛苦过份趋避，因而总是“停下来”。这种人的一生，是不断衰竭的一生，这衰竭从他们发育成熟之日就开始了。他们的生存，实在有违“人”的定义！其实，“停下来”并非衰落、腐朽的肇因；“停下来”只是衰落、腐朽的预兆罢了。至于这种惰性的原因，迄今笼罩在生命的神秘之中。生命的定数，使得那一天，“停下来”的愿望，成为不可抗拒的诱惑：升腾的、光荣的帷幕，冉冉落下了！
如前所述，“美”，总是和某种程度的“停下来”，同一步骤的。因此“美”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某种的腐朽。我们大可不必为了女性化的现代社会的习惯而讳称这一点，毕竟，即使连最伟大的英雄，也是由女人抚育而成的！“美”的称号，就如此意味着某种女性化的陶醉，某种阴性的沉缅，某种充满表现欲的凝固：“停下来”，像模特儿一样展示……
尽管如此堕落，但诸如“美”、“和谐”这类精美的玩艺儿，却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道具呢。人需要休息，需要调剂……即使最顽固、最勇敢、最伟大的战士，即使“天神之子”，只要他是由人投胎的（“太子”），就不能幸免于难。如此一来，“美”与“和谐”这类的儿童玩具，就成为人生不可或少的调味品、装饰物，甚至“理想”了！
究其实际，“美”造成的舒适感，与创造力勃起时的兴奋感相比之下，就只是被动的感觉了，它较多取决于对象，而很少取决于自己──这是与创造力的唯我独尊，正好相反的。“美”只是丑恶之链的较为可爱的一环，“女性的美”是需要不断勃起的创造力，来予以鉴赏的。
日本俗语：“英雄和油画一样，要从远处观赏。”这岂不是说，“女性的美”也与英雄的本质，根本对立呢。所以，为了得到“英雄”的本质，就必须舍弃近处的“美色”。而所谓“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的那类英雄，也必须首先经历舍弃美色的考验，否则，他从哪里获得英雄本质呢？一方面，邻家姑娘、唾手可得，并不能满足英雄的想象；“美”包含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判断。另方面，距离及其造成的模糊，有助于“记忆的省略”；而“惊鸿一瞥”、“记忆省略”，则是飞升到“美”的双翼。
生命的秘密在于“抵抗”。投降固然灭亡，“无敌”也是灭亡。因为无敌，作为“独步古今”的公鸡式幻觉，会削弱抵抗的力量，所以是灭亡的前兆。
人，作为生物，有一点也像它种生物，须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不变性，生活才能延续不断。也就是说，某种程度的僵化和谬误、偏见和武断，就这样成为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不足为奇。既然是生命，哪里能缺少“生命的局限性”？然而，这得有个限度。“过犹不及”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随历史发展，历史因素日积月累，人的局限不断强化；人的文明，由于“尾大不掉”而遇到越来越大的危机。过度的局限就像没有局限一样成为生命的杀手。
（14）英雄之怒
有纯宗教天地，却没有纯道德天地和纯艺术天地。这是为什么？因为宗教是道德与艺术的妥协。宗教，和道德与艺术于一璧，熔禁忌与图腾在一炉。人世间，没有另外一个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充满惊人的自我矛盾、自相冲突。人世间，没有另外一种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满足形形色色、互相反对的人性要求。人世间，没有另外一种创造，可以像宗教那样，在光怪陆离中还能保持内在的完整与形式的纯一，还能通过某种神秘的恐怖，涌现高雅脱俗的风格。
纯道德的天地，失之枯燥；纯艺术的天地，失之放纵；所以碍难形成圆满的天地──以俘获各色人等的灵魂、肉体。主观的天神（如大乘佛教徒所崇拜的观音）或是“善”的，或是“恶”的（如中国民间所崇拜的魔怪）；客观的天神（如殷代《卜辞》或周代《大雅》中所崇拜的天神）则无善无恶。主观的天神，具有人性或人性的升华，如爱、慈悲、救苦救难等等。客观的天神则没有人性，更为远离希腊──日尔曼──印度等“雅利安神话”中诸神的荒诞放纵。
要人对一个事物（无论客体存在还是主观感觉）有所“认识”，必先要那事物对人已经构成某种压迫：也就是说，人们实际上没有能力去“认识”并不压迫自己或并不吸引自己的事物。在这种意义上，“吸引”也是一种压迫，甚至是更大的“压迫”。所谓“渴望”，不是出自认识，而是出自本能！但“渴望利用某物”，却是一种认识的结果。“渴望利用某物”的动机，还进一步推动了认识的发展。尽管它的原动力仅仅是，“对来自某物的压力感到烦恼、愤怒、敌视等等，进而需要把这些有害的情绪转换成为有益于卫生的反应，以便因势利导、控制环境。”
科学认识的对象，构成物理意义上的压迫。艺术认识的对象，构成心理意义上的压迫。对物理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科学家；对心理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艺术家。政治认识的对象构成社会意义上的压迫。宗教认识的对象，构成精神意义上的压迫。对社会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政治家；对精神压迫较敏感的人，可望成为宗教家！余可类推……总之，没有压迫，就不会有对应于压迫的认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认识”；有什么样的压迫，就有什么样的认识。
──认识的形色纷纭、时装各异，但，都是针对压迫而发的“某种反抗形式”。没有“客观的认识”，因为没有“客观的压迫”；在这种意义上，压迫，若不能化为“压迫感”，就是毫无用处的。因为那对“认识”的萌发与演化，可谓并无裨益。
──欲“提高认识”，必先“深化压迫”！
请听这首“哀兵之歌”：
为什么“哀兵必胜”？因为他们尚未被权力腐蚀！哀兵的元气郁积于衷、没有外泄──他们因此还能“惟精惟一”、竭尽全力。这样一来，胜利不用“夺取”，而是自动落入哀兵的掌中。
有朝一日哀兵们“胜利”了，伟大的哀戚和可贵的警醒，就削弱了──权力的毒素从此乘虚而入……真正的胜利反而变得再度遥远了。因为在这世界上，真正的胜利和最后的胜利，并不存在。所谓“胜利”，无非是一个漫无止境的进程，而非一个断然的终局。
难道我们的一生，就该忍气吞声？难道我们的生命仅仅朝拜别人的利益和别人的目的，而不是朝拜比人崇高、比人经久的存在？该是结束那些诱使我们火中取栗的荒唐说教与恶毒阴谋的时候了！那样，只有当我们朝向自由的象征，并激活不断的灵感，我们才拥有力量。但愿这就是我们的见异思迁、朝秦暮楚！
当我们朝向自由之敌，但以奴役集团为主人，生命的灵感会窒息，冲击的力量会递减，谁能谴责我们的由衷的厌恶！这时，我们希望走向旷野、到无人之境，去追踪落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主人是尘世的代表。所以，我们不仅仅对主人，而且对尘世间一切事物亦复如此：你是自由的象征还是奴役的工具？你是激发灵感者还是扼杀灵感者？──这是我们判断取舍之的基准。尽管永恒不变的普遍尺度，并不存在……
“她”永远在那里……“她”永远焕发青春的活力……“她”永远在激励你每一条神经……企图诱使你脱离轨道、背弃命运。“她”扰乱你的平衡、使你陷在矛盾的苦淖中。“她”要你。“她”要你去屈从“她”的一切奢求。从最细微到最根本的……“她”什么都要。“她”有她的世界；“她”和你不属一个天地。但“她”要你屈从、要你投降、要你变成“她”的仆从！神秘而却浅薄、动人而却危险的“她”……仿佛永远闲散，逍遥在那儿──对精神的探险者，构成致命的诱惑。
她们都酷爱暴露自己的肉体……用最精心的或伪装成最漫不经心的方式。最细腻的煽动和最高傲的冷漠，作为诱饵……最自相矛盾的举措和最言不由衷的语汇，以扰乱情欲猎物的心──尤如一条善解人意的野狐狸。她甚至用最复杂的迂回倒退，来摆脱坚韧不拔的猎人或使之落入死亡的陷阱……但对落入罗网的猎物，狐狸们却又是毫不留情的。她们都喜爱乔装自己的感情，用最相反的言辞，倾诉最使人陶醉的“蒙汉药”。这群历史的奴隶，不知反抗为何物，却要装作高傲的主人。但命运却给她们最奇特的随遇而安之能耐！以此，逼使那屈从她们的人，也沦为历史的奴隶。女人，就这样成了创造者的试金石。甚至连一个无畏的海盗，一旦被这些貌似主人实为奴隶的尤物羁縻住，也将立取败亡、死在断头台。所以使那位“英雄竞折腰者”，并不是分外娇娆的江山，而是上海滩头的娼妓（或用现代语言说，是演员）。难怪许多亡命天涯的汪洋大盗，为明哲保身起见，反都避女色唯恐不及。
她们是文化周折里的浮渣。浮了上来，引人注目；但却身不由己，听候摆布。作为明星，她们并不真的参与任何文化，因为她们脱离创造的意识和自觉的历史。尽管诗人们阿谀说，“她们才是创造之源。”是，她们挑起战争，如在特洛伊城；但并不参与战争，置身在史诗英雄的行列之外。她们激发荣誉感，但距离荣誉则遥不可及；她们刺激文化，但自身却并不包含任何文化的要素。
她们都喜爱暴露自己的肉体！因为这已是文明的末世。但逼使她们戴面纱、穿长袍、立牌坊、成“沙蒂”的时代，已经遥远但又已经不远……历史的钟摆又将摇向另一极端。因为在人类心灵的深处，总有两个完全相反的倾向在高喊“自由”……一道新自由的曙光，也就是恪守道德乃至恪守禁欲生活的曙光，已在地平线上跃跃欲试了？尽管那样带来的，依然不过是新一轮的无聊透顶。
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过一种养精蓄锐的生活、一种促进升华及生命转机的生活。有道德的、禁欲的生活，因此不是“消极的”，而是一切胜利者借以吐故纳新的，是他自己笃实力行的。如借用理论家的话，那是一种远离“畜群的”生活。
这样的胜利者欲使自己长寿，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不是集权主义的“集体”；而是文化集团和生命种族。人类欲使自己不朽，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久的存在。融于彼而不丧我，并以自己的特色去丰富那伟大集体和久远存在──这是文明意义的“长寿艺术”。
人类也罢，文化也罢，民族也罢，欲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必须具有超越自己的能力，它需要懂得，与久远存在（如自然界）协调的生命艺术。既然决心融于这大的存在，就需要适度放弃自己的利害和自己的是非，而直趋这存在，并以其节律为自己的归宿。个人的归宿，是集体和种族；集体和种族的归宿，是文明和生命，而文明、生命的归宿，则为自然或曰命运。自然与命运的归宿，是“终极的善”。我们也许无法用经验证实终极善的实在性，因为我们的经验太肤浅、太局限也太短暂了；但是我们经历中的浮光掠影，却可以证实终极善的或然性。既然没有人怀疑自身的“实在性”，那么为什么要怀疑自身实在性之上的终极善呢？即便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下，缄默了。既然“我在”，那必定有高于“我在”的终极：无论如何，“我”总有一个渊源，一个来处和一个去处吧？没有人会愚昧得认为人生可以永恒。既然人生不能永恒，那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既有来处又有去处的过渡状态。这来处与去处，这大于我们、久于我们的，可以证实终极的或然性。“吾身”的存在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之前之后的链条。谁否认这链条的存在，无异否定其自身、否定其祖先、否定其后代；既否定了种族的归属，又否定了文明的归属。即便这样绝对的否定者可以存活下去，他内心仍有最深的疑虑。因为他的否定只是愤世嫉俗的表现，他的本能和常识，并不支持这无端的、过激的否定。除非他是神经缺损的白痴。
（15）
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插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拿撤勒的耶稣似乎到了消除内心的压制，因为他背向着他那现实的虚伪的世界。他继续走下去──但这次社会不再容忍他（以前容忍了他的贫困），给他扣上狂热宣扬异端邪说的罪名，最后在十字架上，受了最残酷的报复。从心理的动态要求看，他的狂热具有充分理由：作为被征服社会中的非正统派，他的尊严遭到双倍的拒绝和蔑视。他怎能不为之动容、因之升华？在更高、更寥廓、更纯净的天地中，有他的圣父和归宿。那里可以满足他“内心的渴望”（这些欲望一度并不焦渴，也不纯然属于“内心的”），怪异的心理力量崛起了。君王之怒，流血千里；英雄之怒，天昏地暗；而当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发怒的时候（据《福音书》说，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的宗教开始显现了──“那时，人间就要发生很多变化”……
不利的心理状态，会使生理机能产生严重的障碍和紊乱。这是生理力量对情绪和意志活动的无声抗议。
意志经常无偿地掠夺肉体。它强迫躯干肢体劳累过度，逼使身心负荷力不胜任的事。因为意志最关心抽象的、被热情和幻想鼓动的“胜利”。许多神经病症，就是超常的心理压力对生理需要的过度干涉的恶果。失眠是最经常的例子。许多消化系统的疾病，也与心理力量的失去平衡有关。心力的滥用，会削弱心力的生理基础。这里，同样在上演着一出循环悲剧。
要说精神病主要起源于习俗的限制，及其对生理与心理所造成的压制，不免有些本末倒置。先有过头的欲望存在，然后才会感到特别的压制，以致精神失去常态。欲望本无所谓过度，所谓过度，是就其或难以实现，或得不偿失，或根本不可能等等。
生命的欲望本有护卫有机体的天生功能，它所以会“过度”，是因为欲望原先针对的那些压力源突然转移或消失了。例如，为某人所钟爱的一个友人或情人突然病故或不辞而别；某人所献身的书业突然失败、破产等等。这样一来，原先的强烈欲望，突然之间成了一支流矢在充满幻灭和百无聊赖的漫漫岁月中，他使开始渐渐流于自我戒害的病态。
进一步的压制当然是不行的，而与其用“疏导”之法无谓地耗费失去目的感欲为，勿宁用寻求新压制即新的欲求对象的方法，去重新取得内外之间的平衡。历史上的许多宗教、艺术大师，莫不精通此种转换之道。他们在生活的祭坛上重新找到了一个归宿──献身于某种理念的归宿。死亡触发了再生。对他们而言，苦行真是不苦，因为那里充满了内外平衡所含蕴的宁静。各个时代的托钵僧、自鞭教徒，并不是“迷信”的产儿，他们所以那样做，各有其深刻而隐蔽的生理需要。
“希望”也是如此。希望，这是人类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的一种心力。它为人类创建了无数个动人的宇宙──精神的宇宙，内心的太阳，想象的天地，梦幻的月色……同时，通过希望，人们还真的创建了各个作为实体的世界。希望，使人做成许多本来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希望中浓缩着最原始而未经充分分化的生命力量。
（16）一代英雄
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那种过份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1，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2，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而言。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却同时认定，某个勤勤恳恳工作以积攒财富的市民是贪婪的。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把贪婪和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对自己的危害要超过对他人的危害。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记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人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极力。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晴，他们把手段变成了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抑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人都是严格地身体力行、以侥幸廉洁的。
你想要毁灭一个人吗？──最阴险的方法莫过于鼓励他的贪婪无厌，诱使他跨越自己的极限。就像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阴谋家埃古，竭力煽动奥赛罗的“爱的贪婪”（疯狂的嫉妒），以此毁灭了一代英雄。人们都说狼是贪婪的，其实在这种评价中，又何尝没有寓言的成份和主体投射的影子？现代对动物习性的研究表明，狼并不象人们想象得那么贪残无比。贪婪是一种心理行为；人的心理分化程度远高于狼；人因此常常比狼更会克制贪婪的冲动，也常常比狼更加善于施展贪婪的阴谋。
狼的贪婪无论使人如何厌恶，但它毕竟是属于前面所说的第一种贪婪，这种贪婪作为一种生物习性，大体上有利于维持生命的存在，而人的贪婪则相反。如果说狼的贪婪是遗传的、集体的、正常有效的、本能的生存方式（只因这种生存方式与人类的利益相冲突，故而被称为贪婪）；那么人的贪婪则显然是习得的、个人的、适得其反的异态心理。狼的贪婪，对群体是有益的；人的贪婪对群体则是有害的。因为那意味着对他人的剥夺。只有一种贪婪对群体有利：即把自己的贪欲转换为创造与生产的力量。从而，把自己的身心变成贪欲掠取的对象，从而成为一个创造者。
（17）
星术家、相面者们说，从一个人的脸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命运，可以看到他以往的经历。任何一点生活的快乐和苦痛，都融刻在你的面颊上！每个人的遭遇和情绪，都是个代化的、不雷同的，它凝缩在内心世界，打成一个个感情的结。现代心理学，哪怕是习惯以普遍规律去以偏概全的精神分析学派，也越来越倾向于重视对人的情感变化作具体的研究。这是因为，他们终于开始察觉到了在心的世界中，个体化的原则是至要的。用齐一的理，去规划备异的心，难免陷入玄学的陷井中。如果，科学只是研究“一般的”；那么谁来研究“特殊的”？对特殊之缘（包括心象、情象、“情结”之象）的研究，须以相近的体验为基础，尽管这并不切合于科学的方法……
嗜好可卡因的犹太人弗洛伊德在《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的问题》一文中宣称：“我想人生的目的主要还是由享乐原则所决定。”但是由于“神在创造天地并没有设计‘幸福’这个字，一般人所谓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它只不过意指着一种‘暂时的’、‘过渡的’比以前较好的状态而已。因此，所谓‘现实幸福’，实是属于一种乌托邦心态。”这位动物主义者（以动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思想”，在这里显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即享乐原则与幸福乌托邦之间巨大的裂壑与空档。怎么填补这个深渊呢？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药方：“恋爱──我想这是一个比其他方式更好的（追求幸福的）方法。严格地讲，去爱人的行为本身亦是一种防卫机制，因这可以避免被爱的失败。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
这是种人生观？但许多人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充分指出过，这种追求幸福的方法并无成效。如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一文中，以剖析北京的官妓历史为引子，指出统治者设官妓以引诱天下英雄去追求弗洛伊德式的、动物主义者的幸福，结果却不能吸收并泯灭人的全部精力：“人生有此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这些代代出现的“一二豪杰”，显然是超越了弗洛伊德的动物行为学（犹太人称为“精神分析学”）的视野。其实，按照这位开脱一切恶行因而鼓励一切恶行的犹太人的说法，他自己的观点也说不上是什么思想，而不过是某种动物行为的引子罢了。
我们所注意的“感情纠葛”，不同于弗洛伊德基于心理的分析而使用的“情结”观念。我们的“感情纠葛”（以下简称“情纠”），是指具体个人“心态”而言──每人各有特殊的纠葛。而如“俄狄浦斯情结”、“拿破仑情结”等等范畴，却企图达到更大的概括性，它自认为是普遍的、超个体的。犹太人计划的集中论、决定论倾向，抹煞了人的个体独特性；而我们则更倾向于肯定个体的独特性。个体心理的体验完全可以告诉人们，人的具体行为是很难以类别来分析清楚的，你只能在宏观上、哲学上去“悟”它。同样，要想把具体个人的感情之结解析清楚，又不流于生搬硬套，不是犹太人的计划可以办到的。
“情纠”产生于对“综合的心理压制”的综合反应。它是在心理防卫体制的不断作用下不断生成着的。情纠，是无从纳入一些既有模式予以解剖，因为其样态决非固定不变，而随压制形态不断蜕变，这种变化即便是科学的分析也难以把握。情绪的变化，再加上情结的个体化，使实验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对之只能猜谜，却无法确切解谜，因为那是在不断改变自己谜底的系列之谜。
伟大的人格，则必有其特殊的情纠作为心理的支撑物。是情纠的波涛与浮力，为人格的出现，开辟了心理的空间。就像是神话中上帝的意志，为万物的生成，开辟了宇宙空间。什么是“上帝”？上帝就是向上的力量。伟大的人格，既是理智的产物，也是情感世界的一个个结晶体。这是由一系列难以分解的因而不可思议的感情纠葛，形成并变幻着的──他波澜壮阔、浮沉万端，满挟着历史的消息虚盈，悄悄来到人民之中──“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以力量重新塑造社会的良知！他不是用物质手段改造人，而是先用登山宝训去转折人们对生活、对世界、对他人的基本态度；而后，新的物质手段自然会从中涌出。新的态度，自会产生新的需要；新的人心，自会产生新的世界。他不用理智去造化人心，而以泣鬼惊神的超级情感──设立新的理性规范。新的理性不是靠说服别人实现的；而是来自更大的综合压力，和对此压力的群体反应。这个命运负载着伟大人格、伟大情绪的使命。
探索普遍规律的心理学，如何探测这洪波涌起的独特汪洋？伟大的人格，对心理学来说是怪诞的、不规则的；而心理学对他则是陌生的、遥远的。心理学家试图剖析伟大人格的结果，无一不是新观念的发明和新规律的发现。因为每一伟大人格都是新颖的──足供学者们从中总结出若干条新的“客观规律”。
心灵越发展，越难寻得同道。“曲高则和寡”──古老的经验早已点破。飞得越高，就越孤独。同样，越孤独，则飞得越高！他力图用质的提高，以弥补量的丧失。那么。当你面对一个经过特优发展的心灵时，一般的心理学方法是否依然适用？进一步说，用分解自然现象的普遍科学方法，去分解颇为特殊的人文现象，是否灵验？
越伟大就越孤独：因为可以与之匹敌的事物越发少了。越伟大的人格，就有越奇妙的感情纠葛，光怪陆离、五彩斑斓……这不是点缀品，而是动力之源；没有他的情纠，就无法照见他的世界，光怪陆离和五色斑斓的奇观。
他的心不是生来面对芸芸众生的。他不思俯视而更愿仰视。他仰观自己的天地之精，在他的往来观照中，有欢乐之源汩汩而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羡慕的酬劳呢？他宁愿流浪也不愿长驻，因为他所看见的世界秘密就是“流浪”，而不是恒定的滞留。在云游世界的秘境中，他谛听自然的节律。但越是这样，他就越是得不到理解，而只能受到“故乡日以远”的误会。
伟大的人格、超凡的天才之所以“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是因为他的“感情纠葛”具有新颖奇异的结构，已经与寻常样态的人类情绪格格不入，致使无法沟通。生活层面上的沟通，乃至心理层面上的沟通还是可能的，不过灵魂的对话却是太困难了！以至让人们怀疑“到底有没有灵魂”。
没有此种特异情纠者，又从哪里去就其本来状态地理解他呢？有的人说，天才往往在俗务上显得幼稚，甚至不近人情。这是因为天才与寻常人之间有道鸿沟──难以捉摸的天才情纠，使他面临一个世俗化的“障碍”。从此，孤独成了天才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子。他们生前被遗弃、遭扼杀，死后被捡回来，分解后，腌制起来。“这只风鸡味道美极了！”后人就这样品尝着他的遗骸。
世界那么广大，而他却倦缩在可怜的一角里，他能心甘情愿、泰然处之？宇宙之流滔滔，可他的生活却像死水（闻一多的《死水》歌颂过这一悲哀）一样，他能心安理得，听天由命？于是他要冲决这樊笼──投身“他应该前往的地方”去。他不喜欢这熟悉了的一切，而更憧憬那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类，在那里他或许可以扇动一下想象的翅翼……
世界虽然广大，但却是圆滑的。没有一个角落作为支撑，不去品尝某片死水，你就无法接近这圆滑的世界。于是你被迫牺牲自己的年华，等你巩固了你在某个角落里的地位，等你已经学会被这个狭小的世界接受的时候，你却成了这世界之角的一个部分，而不再是它的观察者、感受者和判断者了。就这样，改革者与再生者的候选身份，早已离开行尸走肉的躯体。
这就是“扩张者”和“理想家”的巨大悲哀？他必须作出让步，达成某种可以忍受的妥协，或者，是在一意孤行中化为一股无名的历史力量，一阵轻烟似的无名英雄。
无怪乎，怎样评价一个“超常”的历史人物（即“非常之人”），就是古往今来学者们聚讼纷坛的问题。而人们却更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人们不懂，失败者对历史的贡献经常远远多于所谓的胜利者。人们太容易被视觉的感受束缚住，我们因此要问一句：有没有一个人能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许多失败中，体现着极深的个体力量和勇于尝试的锋芒；而往往，在世俗的成功中，却陈列着连串的陷井与墓穴。
在那些创造历史的天才身上，时间像梦一样地流逝掉……心中荡漾开淡淡的雾……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哀伤？他是为自己的内心力量而满怀悲怆？一个谜团开始扣击他的心扉──世上还有哪一出悲剧，会比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为凄婉的呢？
他，也许不是什么英雄，但却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不断酝酿着、不断生产着反压制力量的人。他并不要求大规模战争的用武之地，但却梦想在自己的天地里试行着对抗压制。一个声音告诉他，心的力量若不能坚定地指向某个外在的目标，就会运转过来反对自己、障碍主体的有机生成。唐·吉诃德向风车开战而被人耻笑，但谁曾想过，这并非出自愚蠢，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敌对目标，以便保持自已的存在。他并不期待从这对抗中得到可见的利益，他是希望以此摆脱一种致命的窒息感，那种不能用其他方法加以驱逐的悲哀和绝望。
他并非无病呻吟。他的呻吟来自那隐蔽的灵魂疼痛。他秘密的苦难，源于他那边强的意志力量。这层压制要比外在的压抑更善于咬啮人心……只是别人看不见罢了。
在他的暗礁从中，闪耀着一朵冷艳的热情……他渴望走到很远很远的异地永不回头。
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早已厌烦透了。他已然沦为这一大片木头手下的木头。他坐在一间豪华的房子里，但是却成了这间房子的摆设，人们把这间房子叫作“主人”，而把他当作一幅风景画中的淡淡一笔油彩，尽管人们酒后茶余时而说起这一笔油彩十分传神……但毕竟是一笔无足轻重的摆设。
他要启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不知道那地方究竟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去。他只知道，他必须去，而且，即刻就要登程。
他并不期待奇迹。他没有幻想他能抵达理念的彼岸。他知道，即使在其具的宇宙中确有那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在他抵达那里以前很久很久，他就精疲力竭，虚脱而死了。更可能的是，也许在他启程之前很久很久，那个美妙的地方早已毁灭了，只是消息走得太慢。他需要孤身一人，死在很苦很苦的汪洋中央，没有一个心灵知道，没有一面镜子照见此事。
啊，他的遗体将是鲨鱼的佳肴，他的骨骼会变成某一类化石。到底将属于哪一类，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来者告诉他。他的命运无人知晓，他的意志不如一颗鹅卵石。
为什么远离已经熟悉的一切，迈入未知的茫茫夜雾？是哥伦布式的幻想在激励他？不是。哥伦布是为了钱财，为了虚荣，为了满足因一再延误而焦灼起来的野心……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在鞭策他？不是。他并不渴望统治世界。他怀里没有揣着建立一个宇宙帝国的蓝图，没有那种要为之死去的狂热荣誉感（谁说荣誉感仅是条顿骑士特有的呢？亚历山大和项羽才是更高的典范）……
一种热情，这是冷艳的热情，仅仅不想回来，并无“义无反顾”的雄壮。他的厌弃之感，是无人劝阻的热情。──他只追寻自己所依恋的。他宣布：即使对方是虚无，即使对方并无同感！
在他的爱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厌倦。唯其厌倦，所以去爱。他想用爱的热情，忘却厌倦之苦。他宣布了他的受，他收起了他的厌倦，于是他走了。他悄悄地不辞而别，也没有送行的人。他真的忘掉了曾经那么熟悉、那么眷恋的地土？
他知道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收容他的爱情。他知道一切地方都只能误会他的度诚。他的命运将是要么受到真诚的冷遇，要么遭到热烈的歪曲。各方的人们都涌来，阉割他，人们多么需要他啊！
尽管预知这些冷漠和不幸，他还是要去。他要证实他的不幸，他要体验他的苦难，他要让预感的东西成为已然的事物──因为他太热爱生命了。
当他熟悉了新的不幸，他的生命又撕掉了一页；他又厌倦了：世界太相似，不同的人类之间也是太相似了。正如他在一部讲述“超人”的书里看到的，却是到处充溢着“人”、“人”、“人”！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只是没有一个超人！哎！新新人类的嘴是超人族的，骨头却依然属于原始人类！
超人书里的超人还没有出生就死掉了了。被令人作呕的试管婴儿和残缺不全的复制人体取代、腌制。
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老人和少年，老妇和姑娘，走绳索的人和宣讲真理的人，半兽的人和擒兽的人……区别只在衣饰和相貌；而心地和气质却永远齐一。区别只在群体的风俗和个人的爱好，但到处都飘扬着各种样式的阴郁和压制。
以后他到哪里去？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于是，他想起了很古很古的书上有一句话，说是人生在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他悄然涕下。
（18）英雄业绩
现代世界正不可逆转地融为一个巨型的“全球社会”。日益密切的国际联系，导致国际约束力的加强。在向这整体秩序行进的步履声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文化群落的重要性都已并将继续有所降落。这与他们古老的自尊心和有关的光荣传统及其种种教育是相抵触的。因而对每个个体、每个群体的心理，这一转换过程都带来诸多的痛苦和彷徨。“未来的震荡”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就是变换迄今流行的基于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社会体制、价值观念、文化傲慢等一系列的既定观念。这一变换的动力不可能来自书斋里的教育，而是来自“国际社会趋于一体化”（“全球化”）的压力。现代国际冲突的剧烈，只是大规模整合各个横征暴敛的主权国家为一个至仁至爱的全球秩序的预演。
悲剧是否可以定义为，为了保卫一种注定要消逝的东西，而作出慷慨的牺牲？当然，这一定义与古希腊人和古典主义的悲剧观，也许不尽相合，但却合乎历史上充满慷慨悲歌和空前堕落的矛盾时代。为了即将胜利的事业而牺牲，这是新时代的正剧。而英雄般的业绩拒绝对即将消亡之事物承当义务，这是新时代的喜剧和黑色的幽默。但这两者都不如上述意义的悲剧那么有力，不如悲剧那样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与人的命运中的深刻矛盾与巨额反差。
当代西方世界，充满了此种悲剧。它在形式上有时很美，但内容上却不免流于呆板。为了自己的文化方式（包括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而战的武士们，也许恰恰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是为了挽救急剧消亡的往昔而战。为了夺回日益流失的主动，他们投入狂热的斗争，不惜动用一切技术手段，以致背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到头来，这反倒进一步加速了自己的衰败。例如，西方社会使用蔑视基本人权的测谎仪，正是这种衰败的迹象之一。这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的没落。
“测谎仪”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中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也许不应视为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效率与机器向人道和个性的宣战，是西方文明开始背弃其固有价值、信念的又一征兆。诸如此类的事件却在提示我们：科学正与它在中世纪与近代初期的母体“人本主义”不断分裂。人对机器文明的利用程度越深，自己的独立性也就越脆弱。随着依赖性的加强，人也就越来越不能无视机器文明对人的天性提出的一系列挑战。满足这些压力，对人性来说，意味着某种牺牲“有所得者必有所失”。古老的箴言再次表现了新的含义。
越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用来为一个反文化的目标服务，所造成的文化破坏也就越大科学的盲目性由此可见一斑。
（19）民族英雄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都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已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从压制与反压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那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
社会的压制力，是维系社会结构的主力，尽管它酌归宿是反抗更大的压制。古代中国人曾用“三纲五常”之类的概念概括过这些压制力量，并在各种经典中详细记载了这些压制的具体形式，他们称之为“礼”。与“礼”并称的“法”，也是社会的压制力。礼、法的本意，都在于制约人的行为，以避免社会冲突并把社会总体的力量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为在理论上促进这一点，古人通过大量的著述，详尽地阐述了他们为这些社会压制力所作的辩解。他们给这压制力披上了神圣而光彩夺目的道袍，并把它升格为不变之道与天地之极。这曾经是中国文化自我证明的装饰，它给了中国民族过去的生活以有力的启示与巨大的鼓舞。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他不朽名篇《正气歌》中，就以肯定的口吻谈古论今，并以极大的热忱推崇了这些压制性的社会规范。因为文天祥的不幸遭遇已经把这些压制性的规范，变成了反击性的楷模！“正气”已经不再是人的生物本能，不再是升华了的文化情绪，不再是带有特殊社会含义的特定文化圈内的生活指南，不再趋向某种形态的社会压力。所以，文天祥的正气称为文明世界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和无上纪纲。
素以思想激越著称于世的反满志士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却也给予这些压制性的规范以极高的正面评价，他们宣布丧失这些范畴比丧失个人的人格还要可怕。因为个人的人格被认为只能附属于这些规范。压制的规范、生活的守则，被目的化了，被升格为客观存在的“天理”。天理不再是人性的投射与运动对象，而成了人的绝对本原。严格说，这是由唐宋文化的衰落导致的哲学大迷误。应消除这千年误解，把主体放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上进行反省。
社会的压制，激起并促进了社会的反压制力。不愿盲信、屈从的个性，不思自弃、自损的个体，总是在寻求一个突破口，以求改变文化的流向。这是多元文化的内在基础。他们对压制势力进行的冲击，开始时并无明晰的方向，也无固定的方式。此时，他们只求摆脱压制，心智还处于困惑状态。只是随着反复的较量与试探，一条更合乎节能原则的道路被发现了！新大陆洞然开启，新的眼光射入了它。这时，可能性变为可行性，神秘之象变为神奇之事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开始了。
他们的心充满明净而豪爽的艺术冲动。这种冲动的本质是渴望新颖、渴望创造。而来不及顾虑这新颖与创造是否合乎已成的规范、既定的逻辑。作为社会的反思脱颖而出的新潮，是使各种世俗的历史得以再生，各种文化得以免除腐朽的神奇之事。
潮水上蒸为云雾，云层下落为雨雪。天地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分割，甚至没有一线固定的、公认的界限。近视如坠十里雾中，远视则漾溢着檬陇迷茫的美。有时候，正在上升的水汽与正在下降的水汽看起来竟是十分相似，不分彼此；尽管他们正在奔赴不同的宿命。唯独慧眼的人，方才有幸（或不幸）窥破此中的玄机。
社会的沉沦与反沉沦之间，也是如此纠缠、混做一团。没有截然两断的鸿沟，反有随时随地的转换。种种形势，被超乎世俗善恶之外的大力量左右着。局部力量的分合、升降，受着生成趋势与死亡趋势的牵扯，受着主仆关系的制约，受着爱与恨的交错。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反压制力成为新压制力，被驱于地下状态的沉沦力量，再度化作新生的来源或盟友……
（20）英雄断送
情欲，对动物的以至人的命运，起着主宰般的作用。很多英雄都是断送在美人的手下。情欲是个两面神。它既保证种族力量的连绵不断，成为种族之链中关键的关键；但又以其特殊的激情，把生命的命运推上一条又一条难以预测的航道。那里有危险和快乐。它因此对动物和人的激发力，常常大于其它欲望形式。而在人类的故事里，以性为基础的爱情内容，更使之得到了令人惊异的升华。与此相应，关于它所引发的悲惨情节也就布满了人类的经验或软闻的领域。在各种高尚的艺术或廉价的小说中，都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描写。
色欲伤人，情杀案件，结局悲凉的动人艳遇……都表明，本意在于延续种族的情欲，竟也能致人于死地。而且，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件。初看之下，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但这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反击力量的双重面目。殊不知，现代文明对情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视之为心理的乃至于躯体的“娱乐”。而过于严肃的看法，又把“性”看成人所承担的一项义务。
情欲活动，远远不是一项对每个人都具有同一含义、同一内容的行为。不错，它常常体现为主动的、外向的（不论男女在骨子里都一样急切地求偶），但其根源却是对被动状态的内在反应。爱慕的对象，无非只是触发了性的活动。因此它必然具有较异性对象远为广泛的反应领域。情欲，首先是种族延续的保证。遂行性欲而附带的快乐和遂行其它欲望时所附带的决乐，就其快乐的功能而言并无二致：大自然给予人和动物的循环之苦，以一种节律性的松弛和补偿，以此答谢有机系统的多重烦恼，并诱惑他进一步踏入性的陷阱……但文明的压力，有时也会使自然的次序乱了套。阴阳易置、主客移位的颠乱，在性的问题上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性的附属功能即性的快乐的一面，受到空前的注目；而其主要功能及其苦恼，反被忽视、抑制了。如，生育的功能，今日已在性生活中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性的狂热会强逼着有机体走上忘掉初衷的不测之途，使得具有更广泛使命的武士，沦为一个单项──性的祭品。有趣的却是，这种不幸的局面似乎分外加强了爱情的浪漫色彩，这里不乏刺激与冒险的韵味，也有危险的情调足供回味。性爱，就此从一个解放者变成了一个加倍的迫害狂。
这个迫害狂，有把生命变成祭品的专业化倾向。它像一个狡黠的大蜘蛛，以自己织造的粘湿阴暗的大网，罗致形形色色的牺牲品。这些牺牲品，也包括它的宿主在内。它的祭品不仅身陷囹圄，且在意志上完全屈从。动物世界里捕食者的严肃恐怖，被人类情欲中寻欢作乐的滑稽取而代之。
（21）英雄入彀
随着文化精神的逐渐本土化，知识分子们也十分奇妙地渐具一种新的身份：同时开始着手掌握社会的权力。
这一历史变革虽然是通过科举的推广而实现的，但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科举制度的确立者则是肤浅的。“科举制度”不过是统治集团在新文化势力的压力之下，所采取的一个收揽政策。
例如，五代时人王定保所著《唐摭言》记载，杀害兄弟夺取政权的“英明领袖”唐太宗李世民，有次微服视察考试进士的御史府，看到许多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音构，原来是张弓的意思，这里借用为牢笼、圈套及迫使就范的意思，“入吾彀中”就是“中了我的圈套”。《唐摭言》是一部记述唐代贡举制度及杂事的书，其中记述之详，一般史志所不及。
具有四分之三鲜卑血统的李世民，其诡诈程度甚至超过了汉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混血同样杀亲夺权的明成祖朱棣，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娴熟地玩弄新的文化势力，其目的，是在野蛮的统治力量与文化阶层之间，实行历史性的大和解，即，军阀武士阶层与文化知识阶层的再度协作。而在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暴君时代，则充满了权力与文化之间的过于残酷的斗争，用现代中国的政治术语说，就是“思想改造”。大和解的结果，是军阀们重新开始从民间广泛吸取统治的力量。因此科举制度的确立，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狭义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广义的知识分子。从此，松散的、负责运输文化业务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文化主角让渡给了有组织的、担负着社会文化创造使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推动中国文化再度进入一个高峰时期。
从直接的文化结果看，南北朝文化的原野似显荒凉。但从间接的文化效应看，即从文化的拓荒与土壤的耕耘看，正是南北朝为唐宋的多元文化乃至元明清的统一帝国奠定了一个长期的基础。唐宋元明清的诸多社会样式，都可以在南北朝时代的漩涡中发现其相关因子。而奠定文化高峰这一事件本身，则是和广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当代中国的意识，对此已经开始有所自觉，这是否预示类似南北朝的文明模式的转换，正在当代中国的荒凉历史上再度出现？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怀抱最后一线希望。这也许仅仅是一种信念的力量，然而它不仅在枯黄的史籍中，而现在就激荡在我们心中。
（22）英雄基因
遗传学虽是最新的科学之一，但人类的古老经验中就已包含着类似的模糊认识了。如果从上述角度去理解各个古代民族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所推行的“灭族”的惩罚方法，那就不仅是端报复心理的恶性膨胀，甚至也不全是基于“斩草除根以免后患”的策略考虑，而是获得了遗传学上的意义，那就是运用消灭整个家族遗传基因的措施，在生物学上有系统地降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用当时的道德标准看，这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下也许有其治世的道理，但毕竟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消极措施。人的遗传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尤其是通过一对两性的配合，可以产出很不相同的遗传后果。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同胞兄弟都具有很大的天生差异。至于其他较为疏远的血缘关系，两性结合所产生的遗传变异就多得不可胜计了。因此推行灭族的方法或株连家族，
从遗传学上看，既杀了潜在的疯子也杀了潜在的天才，完全没有必要。于是其作用就更多体现在心理方面，如有助于专政阶级培育俯首帖耳的顺民阶层。
但另方面，这也从根源上弱化了民族的活力，是一项拔本塞源的反动措施，极端不利于“人的进化”。
就拿中国的帝国时代来说，各个王朝尤其是辽金元清等定都北京的外来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竞相针对不甘屈服的人们实施屠杀，与此配合常常运用灭族的手段。其结果仿佛全民被迫吞食了麻醉剂，在社会“安定团结”的另一面，不仅损害了汉族原本极为丰富的英雄基因，而且使得中国无力对抗西方的入侵。
从这观点去重新审视清代汉官龚自珍的那首诗，“九州生气侍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不难在社会学的含义之外，找到遗传学含义，“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解为“抗议满清异族阶级专政镇压汉族、系统破坏遗传库藏的愚行和短见”。而在“专政条件下”万马齐喑的社会局面，也是不服改造的人物大量死亡的必然结果。
如果用专政观念去衡量这些不服改造的人，这当然是些“阻挡历史进步”的反动派，但历史不总是按照专政观念去发展的，不论是异族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23）英雄形象
基督教把欲望分为好的与坏的，佛教则排斥一切欲望，甚至达到执著的地步，结果把万事万物和诸般观念都往“佛法”上硬套，形成新的绝对主义倾向。尤其是中国和韩日流行的大乘教徒，为了配合这种绝对观念的佛法，不惜违背历史的实情，把后来发展出的北方佛教即大乘佛教，简单解释成“更近于释迦牟尼的原意”。而按照严肃的研究结论，南方佛教或小乘佛教，才比较接近更为原始的佛教哲学。断言后来产生、发展出来伪教义却更接近创始者的原始意念，这是利欲熏心的政治判断，而非独立智能作成的判断。
有的佛教徒对北方佛教（大乘佛教）教义的断言，可以简约为如下的公式：“涅槃（Nirvana）”──“察觉佛性”──“无限的慈悲”──“利他的欲望”。把这公式再省略一下，就成为“涅槃──利他的欲望”这个更简练的公式。
这难道是真的？很难设想，涅槃竟成了一种欲望！尽管给这个欲望加上了“利他的”一类修饰语，但欲望毕竟是欲望。涅槃的原始含义，按理说是“把火吹灭”即寂灭的意思。“火”就是欲望，涅槃就是欲望的消解。但欲望毕竟是欲望，消解欲望和加强欲望（哪怕是“积极的欲望”）怎能等量齐观呢？
欲望毕竟是欲望。不管给欲望加上什么修饰性词语，“利他的”、“利己的”，“善的”、“恶的”，“个人的”、“集体的”，“社会化的”、“反社会的”，“高贵的”、“卑劣的”等等，都只是评价。而所有这些被评价区分为两造的欲望范畴，都只是欲望统一体中的并存物，它们是同一个事实。而人与人之间不同体验与评价，无论如何不同，都不能改变欲望统一体的事实。
被一些人称为“善欲”，可能被另一些人称为“恶意”，因为欲望就是欲望。何况释迦牟尼的涅槃和佛教徒众的“利他的欲望”之间，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印度的佛教深受前雅利安时代的印度文明瑜珈精神的渗透影响，缺乏北欧海盗那样的“浮士德精神”，并不主张以暴易暴式的欲望至上。在佛教的基本概念里，用欲望抵消另一种欲望，是无济于事的，可能导致更大灾难。把涅槃变成一种欲望，这完全是是雅利安强盗部落的思路，或者干脆是个黑色幽默。
所谓欲望，是一个生命体内部，透露出来的一股生命力量，由于它带有强烈的生物性，所以不论演化出什么形式，欲望在本性上只能是“以自我为轴心的”。以利他主义的形式推出的善之欲，其所利之“他”毕竟只是“我的他”，而不是“你的他”，更不是“他的他”，所以，由爱生恨的事不胜枚举，利他主义者常相对立、彼此厮杀，就毫不奇怪了，这也就是所谓“思想斗争”、“宗教战争”、“信仰冲突”的生物性根源。所以我们看到，“越是‘利他’得厉害，就越是‘争斗’得厉害。”利他主义者“为了你好”而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这就是“利他主义”的代价：无意间加剧了争权夺利。
利己主义者最喜欢泛泛地谈“利他”的，如果不是为了利己的目的，夸张地谈论“利他”有何意义？虽然一切高级的宗教、哲学、意识形态，无不以利他的宣传招徕顾客，所以摈弃狭隘的利己主义，可以吸引更多的徒众。
另一方面，透视一下利他主义的空洞言辞和具体结果，就不难发现历史上有许多恶劣的行径，正是在利他精神的支配或文饰下干出来的，高扬的利他旗帜，团结了大规模的破坏力，破除了习俗中的禁忌与约束，肆无忌惮地遂行迫害与杀戮。在社会齐一化的口实下，个性与个体被消灭了。参考这些史实，对“利他”和“爱国”之类的词汇，使用的时候，最好慎重一些。
人的欲望的力量，具有一种奇妙的转换性能，碰壁之后它会转向，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极端利己主义的人，有时却表现出“利他的倾向”。通过“利他”这来达到极端利己的目的，号称“曲线救国”。其实，是由“欲望的自我中心本质”和“欲望与环境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由于欲望的强烈主体性和自我中心倾向，欲望不可避免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东西。而自我实现，又可分为两个层次：直接利己的层次和间接利己即利他的层次，应该说，后者是更加隐蔽更加深刻的层次。
由于人性的这一隐蔽而深刻的层次，各种利他主义之间的争斗一点也不比各种利已主义之间的斗争，稍有含糊。而利他主义对利己主义的斗争，相比倒是要温和一些。所以共产主义者把别的利他主义者叫做“反革命”，而把利己主义者叫做“小资产阶级”。而在“革命斗争”所制造的很多糟糕事例中，利他主义最后成了利己行为的仓库，“为了理想”成了谋财害命的借口。
例如，鼓吹消灭阶级区别、解放全体人类的利他主义宣传，在实际生活中却组织了空前残酷的阶级压迫。
精神活动的基本动力，不论形态如何都是欲望，涅槃的真切含义，因此不仅是降低肉体的活动水平，也是降低精神的活动水平──使活人脱出有我之境以入无我之境。而所谓的“大我之战”，终于演变成“欲望之王”，领导了规模巨大的集体坑杀。
这些显示了“人的言辞与行为之间的巨大鸿沟”，人们通常把这叫做“言行不一”甚至称为“矛盾”，在我看来，这没有矛盾，而是非常符合逻辑的食言而肥：“说尽天下漂亮话，干尽天下丑恶事”，文革中的对联如此写道，横批是“党委书记”。
其实，别说党委书记了，就是佛陀也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说教去做。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名实相睽已经构成了一个人性规律，一个反复出现的“身心关系的游戏规则”。
举例来说，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评论家们成群结队去寻找文学形象在生活中的“原型”，像十九世纪加利福尼亚河谷地带的淘金冒险家们不择手段地拔取金羊毛似的，他们评论家也企图在社会生活的滔天洪流中捞出几个“金子一样的心”，以供自己的马屁理论分析之用。这种努力多么可笑，因为它完全忽略了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完全是政工干部们捏造出来的莫须有，而人的尤其是政治动物的身心关系，就是“正话反说”，正如“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这种奇特的共生关系，使得言行彼此依存，各自承担了特定的职能，在互补中，提供对方欠缺之物。共生关系使言行互相掩护，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文学形象和生活现象的某些相关，造成的主因却不是“生活的原型”而是作者的“心理原型”，即“创作意图”意义上的文学模特。
（24）
如果承认“坏的宗教”（例如杀人献祭的宗教）确实存在，那么，它的坏处就绝不仅是一个教义的问题。如果仅是教义不好，还可以通过活人的重新阐释而得达到调整。如果问题出在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家自己身上，出在他们的利欲熏心上，那么，这些“活的教条”比“死的教条”更可怕，他们不把死的信条向好的方向去阐释，反而出于私欲而强化它的消极方面。不难发现，一种信仰体系越是在发挥其坏的作用，它的背后就越是有个落伍而顽固的信仰集团，在充任其后盾。
说到底，坏的关键不在宗教精神，不在信仰的体系，而在那些掌握着宗教权柄的人们，他们杀死了耶稣也杀死了布鲁诺，禁止了彼得和保罗的传道也禁止了哥白尼和伽利略学说。并不是耶稣和使徒保罗的宗教精神，也不是圣奥古斯丁的教父学，甚至不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在反对科学，而是由那批业已失去信仰，也不再为基督教义殉道的高级教士组成的教会法庭，在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脑满肠肥，罗马教宗如利奥十世身患梅毒，花天酒地，他根本不信基督，是个玩世不恭无神论者和大彻大悟的人文主义者。他曾嘲讽说，耶稣基督的伟大就在于能给教会（其实是教宗本人）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他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即宗教的组织破坏了宗教的精神，信仰的集团摧毁了信仰的真谛。
综合上述几个问题看，在很多场合下，人们受到了语言的愚弄。语言发明出来，既促进了人类的互相交往，又在某些关键时刻制造了混乱。这种情况给我们什么教益呢？
最大的教益是：宗教的绝对主义往往有害。“真理走过一步，就是谬误。”
当然，我们也记住：激发英雄主义和献身热情的，是具有崇高风格和巨大能量的那些精神范畴，却是属于绝对主义领域的。而相对主义的观点，虽然透彻却很难激起类似的精神力量。
独断的自信，比对审慎的怀疑，更能调动生命的内力。尽管我们知道，在科学的发现中，搁置判断甚至怀疑主义都是很有必要的。但当人面临深不可测的选择时，审慎的怀疑主义却成为有害的举棋不定了。
（25）
当人们高声颂扬业已作古的英雄人物时，有多少人会在片刻间想到英雄们临死前的痛苦呢？！
人们需要的是用一尊偶像来克服自身的软弱；于是便把英雄的苦难变成了有用的美德。教徒需要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自己的罪孽，于是欢呼十字架上的救恩；在这样的信仰里，是否隐藏了人性中最卑鄙的利己性？
不论是神性英雄还是凡夫俗子，他们勇于牺牲的动机不是由于胸怀更大的目标，就是由于逃避严厉的惩罚──来自神的或来自人的──结果，其行为的后果却消解了目标的载体和惩罚的受体，这真是不无讽刺意味。英雄的冒险与儿童的冒失，难道真的没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吗？
他所进行的事业越是巨大，他实际参与的那个神话也就越是被夸张得无以复加。在如此规模的瞒天过海之下，他的幻灭之际也就越被延迟，他被证明为无能和无助的日子，也就越是推向遥远的未来……这种心理需要，正是许多伟大的发明赖以诞生的内在基础。──“向着伟大的目标，以便躲避琐屑的人生。”他说。
（26）
方形的殷代大鼎，终于演变成后来的圆形“香炉”──这表明中国文明的精神是怎样对大自然进行妥协让步的。这一让步政策，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我们不是要评判其优劣，仅仅是指出这一事实。
崇尚方形的殷人或许还不懂得这一东方式妥协的价值，他们一味黩武，想穷尽那方形大地的神奇边缘（希腊史诗英雄和亚历山大们都有类似的精神状态）……其结果呢？连老巢也被那些懂得“圆形天命”的循环道理的周人，给倾覆了，即便那周人只是一些“半开化部落”。秦人和隋人，也都喜方而疏圆──他们刻薄寡恩的革命，后来都演为腐败的虐政。他们似乎都忘却了商纣的方形教训。
《周易·系辞》的作者说：“《易》之兴也，其当之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惧以终始……易之道也。”周文王在他的囚禁地，终于发明了宇宙自然之德。“惧以始终”──就是以“圆形哲学”去教人敬畏天命。无盛不衰，无危不平──一切人间的方都要归返自然的圆。深沉动人的易道，同人们展开了多么博大精深的笑容。
这，也就是《复卦》所呈示的“自知”之智。自知者，归返自然之知者，弃方从圆。
自然之物与人为之物的基本对立，大体可归结为圆与方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贯穿起文明史的基本旋律。《周易·系辞》是如此参透这个哲理的，它说，“蓍（自然之物）之德圆而神；卦（人造之物）之德方以智。”在它看来，人文性的智慧，大都是方形的；而自然性的神机则多属圆形。所谓“六爻之义易以贡”──那是指，以人的方智去体察自然的圆神，从而得出了圆形的易（指流变的圆形）变易为方形的义（指呈示的方形）的文化混合体。
这一混合岂不也是人的文明骚动不安的根源？
中国文化，在其可能的一切方面，都采取了与自然协调、向自然妥协的路。惟独在文字造型的发展上却大相径庭。中国宇，没有采取线型字的“圆化”拼音的发展方向，而是日益“方化”──最终铸下了“方块字”象形表意的雄确。所谓“日益方化，当指它在起步时还保留了较多的自然圆性，后来则日益弃圆以从方，凝结为不可动摇，难以通融的方块汉字。
从殷契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周宣王的籀文、以及春秋的大篆、战国的小篆、汉魏的隶书（它在北魏的汉化复古气氛中曾一度复兴过）、一直到唐宋时代的楷书──中国字走完了它日益“方化”的全部进程。最后，在“仿宋体”中──文字的方化形式，得到了最凝固、最彻底和最有力的呈现。与此同时，中国精神“求圆化”的强烈倾向，则以另一种方式有力干预了文字的这一方化进程：其表现，就是行书和草书的出现。
西方文字，却走着与此相反的途径，它是日渐圆化的。从埃及的类似甲骨文的象形宇，到腓尼基字母楞头楞脑的圆体、最后，在希腊字母娇柔的圆体中──完成了它的第一阶段。后来，罗马宇开始了反动：
它有方化的倾向。这在它的大写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它的手写体还是保留了完全的圆体精神。可是，这一反动被日尔曼式的奇特体给拦腰截断了。哥特体在现代生活中的式微，正是由于它的圆体性质，不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方形性格。但现代文明越演越烈的方形牲格，正开始被人们所厌弃，因此，拉丁字母多种样态的手写体，正具有日益圆化的趋势。这正是西方文明中“归返自然”的寻根热，在字体上不期然的流露。
（27）
当我们的灵思沉入宇宙的幽冥时，当我们剥开了“创造者创造了历史”这层薄薄的但使人安魂的虚假表象时──一个黑色的太阳就像一位不受欢迎的强盗一样跃入我们的精神视网膜。我们所做出的一切，都是“大命运”发放了通行护照的；我们所认识的一切，无非是“大命运”预先打烙在我们的“生理──心理构造”上并通过后天的形迹启迪了这些“先验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是交融难明的）的！──与其是“创造”，还不如说“发育”。而且，在“创造”一词的后面还隐蔽着一个“主语的错误”：不是“我们──它”；而是“它──我们”！而流俗的本能却硬以“我们──它”式的理解，去争辩“是谁创造了历史──英雄还是奴隶”！
现在，让我们秉承谦逊的“科学精神”，承认这个“为祸于今为烈”的错误吧！抛弃“英雄”和“奴隶”们共通的自大狂，以挽救我们遭到唯物主义彻底破坏的生存环境。
（28）
所谓创造，本是个性的主动行为；但就整体视之，这主动都是“被迫”的。单向的创造，一旦脱离历史之母、天命之水，即不能成活。困死英雄的悲剧之所以一再重复，即在于个体性的英雄没有遭遇天命，所以不能升格为群众性的天子。从美学的观点看，英雄之死很有悲剧价值；但就历史格局说却是无济于事的。
任何形式的创造行为，皆肇始于创造者的自我满足，但不同的行为，归宿则必异。个体的创造者不引起社会的反响与历史的共振，则其归宿仅限于个体而已。相反，有反响、有共振的创造，则宛如一股强劲的孤风，他的产生完全发乎特异的天性，个体化的原则在此高于一切。“集体智慧”也许有，但那只能起到普及与延续的作用，若将之套用在创造者头上，则大祸至矣。创造活动的“有特性”与“集体智慧”的“无特性”，生来矛盾，尽管离开了基础性的“集体智慧”，个体的创造与创造的特性既不会被发现，也不会被弘扬，从而丧失普天同照的机遇。但毕竟，“集体智慧”不可能是原发性的智慧，只有个体的灵感才是。孤风若不飞沙走石，如何显出他闪电王的生命？一个个原本自我封闭的“圆”，突然间被闪电沟连、打通，宇宙间的脉息贯穿如一，皆得道于风雷之运。
一个创造者不被另一个创造者取代并更新，集体就无法前进；因为创造的特性，就是“适时性的应变”。创造的表象，于是应因了世界之动。
他，首先是对过去的否定，然后是对未来的肯定，最后则是其自身之被否定。创造者的命运，不在于“永世的荣名”，而是简单的运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的运动，依循“生理──心理──天命”。为此，他备受预期的迫害（来自过去的势力），又受到莫测的褒贬（来自未来的势力）。尤其是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这个即将逝去的空前惨烈的时代祭坛面前，只允许“本国特色”、不允许本国品种的货色依然名躁一时，以致“西学为体”竟然成为时髦。谁想异议“外来宗主”，谁就是想在漫长的死亡名册上再添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名字或“号码”。站在晦暗无光的墓碑前，心砰砰跳出这样的言语：“我们不要这样的窒息！我们要在这些东施效颦的人造粉末之上，瞧见一座天然的民族精神的顽石！”
天然的民族精神的顽石不是站在人民背景的掩护下，对着或是顺着流俗的好恶说话，他既不是运动群众也不是群众运动，他是站在上天的苍茫面前，对着历史大声祈祷！他的祈祷，顺乎自然，合乎天性，配乎天命；他的祈祷，激起不可逆转的历史风潮。
（29）英雄败类
历史说，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最后解决”；所以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年）必败，“历史的终结”也必败。因为生命的力量实在大于意志的力量，以意志搏击生命无异以生命搏击地球（中国语言生动地称为“以卵击石”），所以尼采不得不疯狂。因为对于一个问题解决得越好，这解决本身就越能引起一系列新的问题。这就是所谓“成功的应战引起一系列新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问题越解决越多。在一个结构内部，问题越解决则解决新问题的难度就越大。相反，如果处之以泰然自若的态度处之，以庄子式的愚昧态度去面对问题，它有时仅倒“无事自息”了。这样，随时间的惟移，旧的问题完全可以不解自决、不处自理。随时间的展开，新的问题又发生了，并不因旧问题的“妥善解决”而止息。那种认为解决旧问题会对解决新问题有所稗益的想法，完全是想当然的臆断。那种认为问题越解决越少的成见──完全是由于孩子气。
问题本身在演变着。旧问题的自然死去新问题自然诞生。杀死旧问题，无异于催生新问题；催生新问题，近乎杀死问题！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另一个问题的形成；从此，“解决问题”的惯性及其连续行动就构成了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联。历史无非就是一批问题的涌现，代替了另一批问题的困扰。新的问题冲击旧的问题；新的注意力掩盖了旧的无能为力。能够胜任这新潮的压力者──就是英雄。否则，就是败类。除此之外，并无万全之良策。但这决不等于说──随着英雄的出世，幸福就会降临，平衡就会引成，和谐就会实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问题”这个恶魔，决不会放过困惑英雄的机会，一如不会决定百姓命运的机会──它要考验英雄。英雄深明此理，他的智慧与力量若不能以入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将听从天命与气数，以天的器度纵任问题！
知道了天人之际的这些情状，无异于接受了一种“健康的暗示”。──这使我们能对生活与命运采取较超然的态度。“无思无虑、顺帝之则”，就不再是“无可奈何的哀鸣”，而成了洞察大命运者所必历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人，不再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够伤害他。戒绝了无益的悲愁，也就将内力专注于自然给你安排的角色。这，正是大自然在其无言的肃穆中，向每一个人启示的“天命”──只要你能领悟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限”，对比，你真正“逾越”它。健康的人谨守自己的天命，“不越天性的雷池一步”──这样的领悟者，是乱世的人心所归处。
在中国思想中，这得天独厚的领悟者又名曰“圣人”、他的心思“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朱熹《周易序》）他是宇宙脉息的现身，“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天奉时。天且弗违，而况人乎？而况鬼神乎？”
我们是自然的宿命论者！
（30）英雄祭坛
各个民族的神话洞天中都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而从各种神话中派生出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观念系统，也都不自觉地承袭了这一禀赋──制造出各自的恶魔范畴。所谓恶魔，就是人在观念世界中力欲避开的那些诱惑。它曾如此强大，以致人们可能因此与自己的生存处境失去均衡。正是为了克服这一威胁，才会出现了对“诱惑”、对恶魔即对特强的内驱力的谴责。
人的群体内部的动力因素，则不断塑造因而不断改变改变了各个群体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的形态。这些群体的动力因素，通过个体活动表现出来，但比个体能量更持久。正是在群体生活中，作为动力化身的某些个体，才获得了他那“魔鬼”般的意义。在规范意识中，“动”常与“恶”被联想到一处，正如“善”常被与“静”等同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人心的惯性──他对习常之物给以赞许，而对新奇之事则充满疑虑。这种长城一般的心理，在各种神话中都获得了非凡的“道德表现”。
这就是被指为“不安定的因素”──撒旦的诞生。在希伯莱神话中，魔鬼撒旦引诱水性杨花的女人吃下了智慧果。魔鬼撒旦扮演着双重角色：
A，在人的心中，魔鬼是人的内驱力，否则，就产生不了对人的“诱惑”。事实上，夏娃和亚当，只能是先有了内驱力，然后才“发现了”“恶魔和他的引诱“。
B，魔鬼本身就是人的一个对立因素。即，撒旦不是别的种类，而是人类的诱惑者，他负有打破现有平静、从蒙昧状态中唤醒罪性的使命。在感官世界的维护者的崇拜者来看，魔鬼是邪恶的，因为恰恰是恶魔揭露了世界的虚幻性，而各种宗教组织的权威却是在拼命维持这虚幻的存在与神圣的观念，以便控制局面。
希伯莱的撒旦不是孤立现象。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类似形象──盗火予人的普罗米修斯神。他与撒旦的类似处，迄今被忽略了。原因在于道德观念蒙住了我们的眼：
撒旦是“坏”的，普罗米修斯则是“好”的。诸如此类。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A，他们都违背至高之神旨意、把神的秘密揭示给人。
B，他们都是人的文明的发动者。
C，他们都因此泄露天机的罪行而受到至高之神的惩罚，永劫不复。
撒且在诅咒中变成了无足的蛇，普罗米修斯则被绑到高加索的悬崖峭壁之上，听凭鹰鹫啄食他的肝脏……
中国神话中的“鲧”（大禹的父亲），也有类似的命运，他违背天帝的旨意，盗取神物“息石”、“息壤”为人类消除洪灾。这种创造性的“泄露天神秘密”的背叛行为，也受到了最无情的惩罚：他被殛杀，死在“羽山”，治水的宏愿化为泡影。
鲧的命运比撒旦和普罗米修斯也许更不幸：他不仅被杀死了，而且，他的牺牲也毫无成效。撒旦和普罗米修斯还都通过自己的受难，成功地改变了人的命运，但鲧则徒劳无功。而他被迫中落的治水的伟业，只是由那位从鲧的死亡中诞生的儿子禹（“鲧腹生禹”），在鲧死后用一种全然不同于堵塞的疏导方法，完成了治理洪水的事业。
这些雄浑的史诗场景，不是简单的“宗教呓语”，而是对文化史上确曾有过的动态，所进行的实况描写。这些堕落的故事无不充满了圣洁的牺牲，宛如一曲曲“创造之歌”的庄严合唱。
鲧──撒旦──普罗米修斯，以各自的魔鬼神性，在各异的环境中，走上了自己的英雄祭坛。他们一个比一个幸运。
鲧死了，撒旦遭到永恒的诅咒与放逐，普罗米修斯则在囚禁中被人类解放，在颂扬声中胜利归来。正因为他们故事的结局不同，所以希腊人的科学和发现征服了世界，希伯莱人的宗教和信仰影响了世界，而中国人则是用开饭馆和洗衣店的手艺漂流世界……但愿这样的玩笑早点结束。
这些神异的叛逆，为什么受到古代民族如此的注目？难道他们仅仅是些“自然力量在原始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不对。今天，谁也不会无条件地屈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断语了。实际上，这些神话是在说明，那些至高至上之神（中国的“帝”、希伯莱的“耶和华”、希腊的“宙斯”）的对立面（中国的“鲧”、希伯莱的“撒旦”、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实际上是：人的内驱力与创造精神。
“魔鬼”等神性英雄不在人类之外，就在人群之中！
“不安定的因素”不在社会层面，而是活跃在人的灵魂中和血管里！
──他要挣扎出来，他要“打破”现在、“开辟”未来。哪怕这未来充满了苦难、不安、牺牲、永远绝望等一系列的未知数！
这些超人式的史诗场景，是人类中的创造者命运的象征。
为什么鲧的命运最为悲惨？这很可能暗示着，生长在远东文化圈中的创造者们，所经历到的幽暗、曲折，最为突出。他的业绩只能在他的下一代的身上，获得成功。正如鲧的业绩只能由禹来“克绍厥绪”。神话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是很有深度的，它的深度来自它的复合与仿佛的矛盾。如果它一气呵成，反倒失去复杂的内涵与充沛的内力了。
例如，鲧、撒旦、普罗米修斯，其实又都不是简单的新神。用文化史研究的光，透视一下，他们竟比后来居上的“帝”、“耶和华”、“宙斯”诸神，还要古老！
鲧的形体是一只巨大的爬虫，撒旦则是著名的“蛇”，普罗米修斯则是前奥林匹斯神系（即宙斯家族）的提坦巨人族成员。因此，他们比后来居上的更为人格化的至上天神（帝、耶和华、宙斯），历经了更多的沧桑。推动他们“启迪人类”的，并不是纯净无私的动机，相反，他们的内驱力是最古老的“复仇意志”。──由于不甘屈居新兴的大神之下，他们要起而与之抗争，才与正在萌生独立意志的人类，结为盟友，以反对趋于稳定的神界新秩序。类似的事例，充塞了一部文化盛衰嬗替史，古枝与新芽嫁接，活水与死水交汇，孙辈之力与祖辈之愿相合，才得以迸发出“魔鬼般的活力”，以反抗父辈的专横。它不受规范、难以逆料甚至不可名状──旧的语言已不足以描述他，新的语言则没有为他成形。所以，在这黎明前孤寂中，人们就说他充满了“魔力”。
借用一句拿破仑·波拿巴特（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年）的话说：“天才创造规律，而不是规律创造天才。”如此说来，不是人类“受了诱惑”，而是人的内驱力“抓住了诱惑物”，诱惑物是专为内驱力而设的！
鲧为人类来了神奇的息石息壤，撒旦指点了可口的并激起连锁反应的禁果，普罗米修斯播下了火种……这些“诱因”的存在，只是标明了古代民族内驱力各自所指的方向，如中国人最渴望那不会流失的土壤。但经验告诉他们，这样的土壤是没有的。于是，他们就振起想象之翼，“创造出”一种甚至能自行生长的土壤。息壤的神话即缘此而发。希伯莱人所来自的两河流域的居民最渴望绿洲式的伊甸园，但这等无忧无虑的乐土哪里有呢，于是他们不甘心于此等寂寞，便假设这乐园是被人自己制造的意外事故给破坏了的。这使得他们对创造行为（“采摘智慧果”）既兴奋又充满罪恶感。希腊人最渴望航海的光明，最向往那足以照亮海上阴霾的灯塔，所以普罗米修斯的火，要到太阳神的神牛那里盗取，为此，普罗米修斯的惩罚是严酷的，他被囚禁在远离海洋和要道的高山之巅，让他永远看不见自己的胜利。
（31）英雄气
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在我们的后面，是一片废墟，在我们的周围，只有鲜血、脑浆、泪水和精液混成的生命遗物……血是身体的泪，是人体的精华。脑浆是思想的血、泪是信息的精髓。泪是心灵的血，是表达爱与恨的精液，而精液则是种族之血，爱情之泪，是创造新思想的精髓！唉，爱哭的孩子！孤独的心灵！种族命运的承载者！你完全无依无靠，只能靠你的孤独，或是，上帝。
“〇”，这是一个大圈的结束，又是一个大圈的启始。
一切从“零”开始，一切到“零”结束。“零”，是最根本的，是“第一性”的；其他一切的数、物、象、人，总和起来才构成区区“第二性”。
在零的世界里，没有恶，只有善；没有善，只有纯净；没有纯净，只有虚空；没有虚空，只有命运；没有命运，只有超神之神。
一切卑鄙龌龊的恶，一切琐屑无聊的善，都化在圣洁浩渺的纯净中。
但在零的世界里，又潜隐着丰富的存在。它们彼此对立，互相抵消；相依为命，柏扑为乐……她们在互相消灭的邪恶忌妒中，达到生生不已的创造。
在“零”的世界里，“恶”并不存在。它，只是“恶之人”或“人之恶”的表象，和幻想，是一种作为“恶之花”的顽强冒尖的“恶意”，而并不像古来的宗教家和近来的理论家们所宣称或所痛斥的那样是什么“实在世界的本质”。
“零的世界”──既没有恶也没有善。如果强为之说，那就算只有善而没有恶吧！这是一个大善的世界，一个洋溢着“一切皆善”的世界，一个不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世界，而且“存在的就是善”的世界！当然，那世界的存在、世界的善，也因此而成了不合理的、邪恶的，甚至充满罪孽的。
如果撇开上述必要的前提，说“世界只是充满罪恶”──那岂不只是恶意者的诽谤？这是一种藉以为自己的不得意的生存状态进行肆意辩解的毁谤之辞。所以一切无产阶级暴发户全都乐意如是说，如果暴发户成了老迈的权势者，则渐渐有了一些善意，或曰“是经过伪装的更大恶意”──称道世界的完全合理性。
但这些蛆虫般的阶级斗争，这些你死我活的粪土战士，这些具体的善意与具体的恶意，岂不都是执一不化？它们仍在零的世界之无限海中，自怨自艾，自得自喜，星星点点。
而“零”，不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把倚天而立的标尺或“无形之剑”……零已经构成了超越神明的实有之源！它从此成为先于“物质”、先于“精神”、先于“反物质”、先于“力”──压制力与反压制力──的超生命实有。正因为他等同整个生态，所以他终于超然于生物的可能性，而作为生物的人便消失了──形成一个非此非彼的“零”。爱和恨抵消了，欲求与忏悔抵消了，进取与隐遁抵消了，“发现”与“反省”抵消了，创造与毁灭抵消了，“这一切”和“那一切”抵消了──得出灿然硕果，不是古代哲人津津乐道的“太一”，而是一个圆圆的“零”。
德国乐师贝多芬，凭其天才的直觉就发现了这一实存之母。在《第九交响乐》中，通过受难、净扎、彷徨、反思、斗争、升华等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生物性活动及其仪式，最后迸发出了自我否定的“欢乐之颂”！
RIGHT！
这是超神性的大彻大悟。难怪贝多芬写的弥撒那么不成功。他著名的《mass in D major,OP123》和莫扎特的弥撒简直没法比，支离破碎，勉强成篇，毫无气韵。所以贝多芬再是拼了老命也要让弥撒进入交响乐，终于挣扎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第九交响乐》，勉强和莫扎特的《安魂曲》一争高下。
然而，贝多芬的“欢乐”，不过是件欧洲式的异教化外套。在“一切人类成兄弟”的文雅说辞下，流涌是的原始、纯朴并略带一点“日耳曼蛮族气息”的对于“〇”的礼赞。和欢乐女神相比，我更喜欢意大利作者Pergolesi（1710-1736年）《圣母悼歌》（Stabat Mater），那是短命的天才死前两天写完的，所以充满了对于死亡的深刻理解，而不是对于生命欢乐的徒劳无益的“肯定”。
骄傲的蛮族，汪达尔人的后裔，站在罗马城外，所发出的对于“零的世界”的期盼和衷心礼赞，是什么？是老伽图“必须毁灭迦太基”的吼声，终于被“必须蹂躏罗马城”的冲动，淹没了。“为了基督的缘故，永恒的城市必须灭亡！”生命是从死亡开始的！
一切分歧与斗争，苦难与升华──在“零的边疆”，在毁灭和缔造的分水岭上，得出了它们最后结果。
宇宙。历史。文化结构。以及一切人间事物。──不断的增熵趋势。“历史因素”的不断积淀、增益，使一切创造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日益高昂，对创造者的报应也越来越惨烈。然而，还是要反抗。反抗是特大福音！这福音不仅体现了不甘沉沦、泯灭的超然英雄气，而且本身就是在安然忍受一切苦难的高贵宿命！所以，一位个体的伟大程度，即他的绝对值，是以他反抗增熵也即加剧增熵的量，来计度的。
他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〇是生命蛋，又是休止符。
这个神奇的蛋，这个咒语的休止符，象征以下两种状态：
1、一次劫灰之后，不再生出新的结构与秩序。
2、某种结构及其秩序强大到了完善的程度，从而阻碍了新的生成与活动。
这两种状态都意味末日式的黑幕。前一种状态被叫做“毁灭”，后一种状态叫做“乌托邦”。
它们的共性在于，前此的状态带来过量的力与惰性，故一经改道便无以为继了。道是要改的！“不变”的神话，不过是未经改道之前的一厢情愿罢了。
人的生机，其实潜伏在上述两种状态之间的一阴一阳、一成一毁中。
有两种希望。一种是希望之火，一种是希望之木。当你说“我对中国的命运充满了希望”时，你指的是希望之火；当你说“中国充满了希望”时，你指的希望之木。
作为妓女和演员的希望之火是常有的、人性的一部分；作为婴孩的希望之木则不常有，因为它不属于人性，而是神的作为。
从希望之木到希望之火，是从诞生到死亡的道路；从希望之火到希望之木，是从死亡之境到再生之境的“灵魂转世”──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〇……美丽纯净的劫灰……
〇不是一个简单的“既济──未济”。〇是对一切“既济──未济”的千万相的描述。
“既济──未济”的可能的危险在于：它的每一个轮，可能加重增熵的每一个级，而增熵到了极限，就会打破并从根本上毁掉“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的秩序，永劫不复的无底黑洞于是敞开了。所谓“混乱”、“无秩序”甚至“毁灭”等等，无非是阴阳互致的“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秩序的组成。”阴阳的既济──未济”这一最终秩序，本身也包含着最终的非秩序，包含着“以反秩序为形式的新秩序”，它因此可以被称作：“历史”，即，以不同形式重复着的过程。听！如此这般的不断增熵，在伴奏中掀起雅颂风格的圣乐之潮。这样“既济──未济”中因此没有两个雷同的两个回合，没有两个雷同的两个乐章。
（32）英雄觅宝
人生最大的悲剧在于：生活与真理的冲突。
有人为生活牺牲真理。有人为真理牺牲生活。既有人过于执地在生活和真理之间划上等号，又有人过于执地视二者为不可调和的死敌。各种极端主义份子就是这样，其或为纵欲者，或为禁欲者，或为经验论者，或为教条论者。
“老老实实”享受生活快乐的人是不需要思想的，所以他们是线条的人，而不是圆满的人。圆满的人，是经历圆周并懂得圆周的人，是那种从生活的轨道上被剥离开的人。但他们并不止于被剥离状态，于是便经历了英雄觅宝式的自我膨胀，把整个地球沦为一个不成规矩的跑道。唯独那失去了线条式的感官快乐的人，才可能拥戴甜酸苦辣的思想之圆。
历史上那些身后令人惊羡的伟大思想家与伟大艺术家，生前却怀着这样的苦恼：“我能干些什么呢？什么都不行，我被人群排挤，显得笨拙而贫穷。人们都厌弃我，仿佛我的相貌丑陋，仿佛我居心险恶…… 一切社会都对我砰然关上漂亮的人门，连狗行旁门也冷眼看我。”
于是我知道了，根本就没有“开放社会“，因为社会就是封闭的同一语！“开放社会”是个矛盾的虚妄！是丧家犬的哀鸣。是犹太人流浪世界时刻的谵语。我踽踽街头，独行荒原……于是我向另一个世界寻觅知音与对话者，历史的世界或是属灵的世界……耗尽了如许年华，煞白了如许青丝──可是就连我的精神结晶，我唯一的儿子，也是不走红的！没有一个行尸走肉知道它，我好像活在真空中。呜呼！
他们告诉我，“文如其人……”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人死去了，书却留下；人遭辱没，而后思想崛起。
我是文化，他们是文明；文化创造了“核”，文明创造了“质”。核是“非系统化”，一个核就是一系统；质是“系统化”的，一套质才是一系统。
文化的核，要在中国复兴“语录体的时代”！这是春秋与北宋；这也是诸子与禅机的“死灰复燃”。本来的人类，将以自己的全部知识来诠释这些谶语式的神机；将以自己平庸祥和的质，来充溢这异峰突起的核。
以前他在阅读古书时灌注了自己的幻想。是他的生机，使古书生气盎然，使之展现一个妙不可言的新天地。这是他的新的生命体验，他使古书复活，让绝路在陡然间活了。是他，使业已逝去的古昔重又归来。他，于此施展了高超的唤魂之术。
可是他现在失望了。也许他再也不会满怀生命的充沛希望了。褪色的古书再也激不起他的感应了，甚至反应也没有了。
他终于确切地知道，那是一堆并无生命的符号，不过是些往日生活的残迹而已。那里没有神灵？甚至没有心灵！！真的神灵和心灵，只是在他自己身上──时而潜伏，时而出击，时而哀愁，时而高亢——而且，永远如此。
（33）英雄行为
难道你的骄傲一定要在于你的智慧之声远播天涯，超过你同时代的全部噪音？不是这样的。要知智慧是不可比的。正如生命不可比。世界、时代、社会、文化也不可比（个性就更是如此不可比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幸运的个性”和“不幸的个性”，而无法说“好的个性”与“坏的个性”）──区别只是状态不同。状态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因为不同的状态本不在一条轴线上！
一切智慧的价值可以相互补充，却实无必要相互否定（除非是从否定形式出现的补充）。事实上，也无从真的否定，人的文化与智慧注定要由单一走向繁多，由片面整合全面。一切智慧，正象酝酿了它的那些生命一样，是独特的，是在独特中互为显映的。让我们祈求“更多的智慧”，而不是“更高的智慧”！
“多有智慧的，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此中智慧与知识，是中智、中知，而非大智、大知，所以俗话有云“深刻如同面临深渊”。大智大知则常出以破坏增期的形式，所谓“人智若愚”、“大知闷闷”是已。这是一个零点，一个“难得糊涂”，一个相克相生。而中智中期招来的愁烦与忧伤，不也与它所携来的颖倍透彻得失相抵、互相平衡吗？
为什么怕见烦愁？烦愁实生于莫大的智慧！为什么要惧闻忧伤？忧伤实是一种透辟的知识！没有心乱如麻的烦愁，智慧之门，从何启迪？而五内烦愁，知识与忧伤──这也合成了一个零，一个意味深长的循环，一个自始至终而周而复始的圆。这圆，包含了心路和履历的酸甜苦辣辛。
世俗快乐的另一种功能：全力以赴的喜乐、嬉笑，用酒使肉体舒畅，既是一种享福、狂妄，也是一种沉沦。但它并不品无意义的。沉沦陷身心于必要的麻痹与彻底的休息，尤如动物的冬眠；而狂妄则强化自信、美化感觉“饮酒以致酗酒，不仅是某类人物的生理所需，甚至还有娱神献祭的动用！只要全力以赴的事，就值得嘉奖！
这一点道理，《列子·杨朱篇》在有关郑子产兄弟分别勤政、纵酒、缅色的寓言中说得再透辟不过了。在人生的某些时刻，肆无忌惮地纵欲不失为良方，它为下一步英雄行为提供了义无反顾的动力。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少年时代放荡不羁的文文山，到了壮年竟有那般壮烈坚忍的牺牲。
大兴土木、修造园林、奴婢成群，牛马满山、积蓄财宝、女乐嫔妃──这不仅为古代人喜爱，同样也是现代人汲汲求索的。不仅“喜爱”、“求索”，而且达到执迷、疯狂之境、“鸟为食亡，人为财死”，此之谓乎。《传道书》以其犹太式的智慧扫荡了这些心上的红尘，诚然廓清了这一成见，所有犹太人都是吝啬到了财迷心窍的程度。犹太的智慧当然要比没有智慧好上百倍。这些原始人和文明人共同欲求的目标，在经历过、体验过、占有过的人看来，当然是“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但对未曾“尝过”的人，却是比生命还贵重，似乎很值得以生命为代价去进行一番拼搏、交易。所以，世界上便有了那么多的骚动和叛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尽管持有各种堂皇的藉口以为烟幕弹，目的无非是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或为重新分配，准备道路。
基督徒式的唾弃尘世，虚无党人的天翻地覆，似乎与此世俗的期盼毫无瓜葛，然而那又何尝不是以此为基础、出发点？人啊人，你几曾“超越过”？不是在内心的分秒顿悟，而是在你一生的行事中！庄子超越了吗？超越了，他又何必写书。写书这一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他的哲学！佛陀超越了吗？超越了，他怎会普渡众生。普渡这一行为本身，就反叛了涅盘的理想。
但这些毕竟不是“虚空”。这是人在尘世中的挣扎。尽管这挣扎并不能带来挣扎以外的更多收益，但毕竟可让人多喘一口气，多体味点生命的韵，多一点希望的温暖──这世界毕竟太荒凉了。当一个溺水者死死抓住手边最后一根稻草时，你是谴责他，还是怜悯他？无论如何，你这时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讥笑他，除非你自己先跃入水中救起了他！当然，我也知道智慧者的难处：可以救人脱离深渊，却无法救人脱离人生；甚至“救”得了别人，救不了自己。──因为人类命运中生与死这一对死扣，早已注定人生的根本荒谬，这个奇异得百思不解的“矛盾”！所以，还是去尽力抓住那抓不住的、四下里飞扬着的红尘吧。抓住“〇”，总比两手空空要差强人意？
“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下所行的事我都认为烦恼。”海德格尔等战败者们大肆鼓噪的“烦”，在“圣经”时代就已死死缠住犹太人的死魂灵了。但细细想来，你的烦恼又何尝不是一个“〇”？
智者和愚公的差别，是作为“人”的差别。等他们一死，就都被永远踢出人境之外，成为没有归宿的野鬼（原先负有收容审查他们使命的上帝与诸神，已被现代科学精“神”给肢解了）。这时，作为人的差别，自然消亡。智慧者的智慧只在生命之内，不在生命之外。生命完了，智慧也就完了。如果此一智慧想超越此一生命，也必得借助另一生命以为媒体。智慧并不能无限延伸探求，它不是线型的，而是圆形的，是自足的。它的传播与启池也只能借助另一图形，另一自足。在这里，《庄子·养生主》上关于“以薪传火”的隐喻，当比基督教关于灵魂脱离肉体之说，更易为现代的肠胃所消解。智慧者以此而珍重生命，哪怕不是为了生命，而仅为了智慧。──“〇”框架一切烦恼，消解一切烦恼，因为在它透视之下，烦恼本不存在，本来就是杞人之忧。
“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为分。”──看来，生物世界的“食物链”，在人的社会文化中也同样有力地绵延、活跃着。有创业者，就有败家子；有劳动者，就有剥削者；正如有宿主，就会有寄生虫一样。谁好谁坏呢？谁是必要的谁又是多余的呢？纳粹领导人希姆莱曾经指着犹太人说：“这些人只配死！”但要是犹太人都死光了，你们希姆莱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事业又何所依托了呢？唉，日耳曼的智慧看来并不高于犹太的智慧。
（34）我们的英雄
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今人诟病他的论断，却不知他错在哪里。数量最多的浮游生物被称作“大众”，没有心灵感应能力，他把象山所悟的真谛斥为荒唐，却把象山沾染的错误奉为圭臬。
象山的错误，在于他把“吾心”与“宇宙”等同起来，而不在于他把“心”与“宇宙”划上了等号。个人的心并不是宇宙；但所有人的“心之集合”便构成了“人的宇宙”亦即“宇宙的心”。我们的心，就是“宇宙的心”，就是“世界的灵魂”。“我们”是人类的集合称谓，当“我们”瓦解时，一个宇宙便告解体，我们的心，是一个人类力量的结晶，当“我们的心”消融之后。留下只是作为分散的肉体而零乱不堪的现代浮游者。如果说，我们的心始于某个伟大心灵的冥想，那么，它也决不止于个人的所思──它必凝聚起零乱的行尸走肉，奔赴某个有魅力的诱饵。
“我们的心不仅是世界的灵魂而且是世界本身。”──这不是激进的思想，而是一切人类的认识和人类行事在不知不觉中必定遵循的轨道！有谁，在谈论世界的心或世界本身时，不是在谈论他自己的感受、处境和他周围那群人自己的心理状态呢？这不是个人的心绪，否则，这清谈又岂能被人收受并迅即传布开来？实际上，在人们追求“统一答案”的背后，是一个竞争和压倒对手的动机。所以关于世界的灵魂、本质以及世界本身的永恒之谜──人们并不真的需要一个统一的答案！假如那样，心的竞争消失了，人的生活就僵化了，文化也就完结了。当哲学家揭露说”语言的本质与其说是表达思想还不如说是掩饰思想”时，他肯定是指日常语言帷幕之后的高级语言。这语言是为了显示区别并促进竞争的，而不象日常语言只是为了显示同一并促进交流……世界的生机来自它的分化和”分裂状态”……为了保持世界的生气和文化的活力──让我们思想明确地摆脱强求统一的假斯文，而面向大自然的多彩多姿！
“我们的心不仅是世界的灵魂而且是世界本身。”──这不是激进的思想，而是一切人类的认识和人类行事在不知不觉中必定遵循的轨道！有谁，在谈论世界的心或世界本身时，不是在谈论他自己的感受、处境和他周围那群人自己的心理状态呢？这不是个人的心绪，否则，这清谈又岂能被人收受并迅即传布开来？实际上，在人们追求“统一答案”的背后，是一个竞争和压倒对手的动机。所以关于世界的灵魂、本质以及世界本身的永恒之谜──人们并不真的需要一个统一的答案！假如那样，心的竞争消失了，人的生活就僵化了，文化也就完结了。当哲学家揭露说“语言的本质与其说是表达思想还不如说是掩饰思想”时，他肯定是指日常语言帷幕之后的高级语言。这语言是为了显示区别并促进竞争的，而不象日常语言只是为了显示同一并促进交流……世界的生机来自它的分化和“分裂状态”……为了保持世界的生气和文化的活力──让我们思想明确地摆脱强求统一的假斯文，而面向大自然的多彩多姿！
我们不以“人类”、“社会”的空名自相标榜。我们驱逐了不属于我们的，也不容忍我们的陌生者。我们把这叫做“独立”、“自由”，并认定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宝贵的”。这对我们与陌生者也许都是福音？
强求的亲近与一致，既戕害别人也损伤自己──而适度的对垒与角逐、竞争与厮杀，反倒激发双方的活力。消灭差别的理想，正是源于差别正日渐扩大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它虽美妙动听，却不是真的！
初分之际是生长的乐土。“已分”则构成陷阱，它以“自我”为宇宙的归宿；“不分”则构成顽石，它以“人类”为宇宙的归宿。“自我本位”将瓦解一切秩序；“人类本位”或“社会本位”、“国家本位”……，将压制有价值的心灵。最佳的竞技状态，是以“我们”为宇宙的归宿。它不追求特立独行，也不使生活支离破碎。
随着自己生活的改变，我们便会坚信宇宙也在改变；为应对生活的挑战和求新的压力，人必须日新其德……所以，就连宇宙秩序的深处，我们也看到了“新陈代谢”……我们难道不是宇宙的心吗？
我们的膨胀，伙同着宇宙的膨胀；我们的衰颓，伴随着生活的沉沦！我们便是宇宙的心──这未经承认却被遵循的真道告诉我们：易化没有目的，归宿仅仅属于人意的范畴！人生的理想，是追踪永久流动的易化，而非恪守凝固的乌托邦！
《周易》的作者毫不踌躇地宣布了这“变动不居”的真理。他看到的神秘，毕竟是真实的；他悟出的离奇，毕竟是存在的。
“我们”，这是掷地作响、铿锵悦耳的唯一实存！除了“我们”，一切都是对象与虚空！我们的生活、文化，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的历史、英雄……我们的诗、音乐……宗教……信念……爱慕与恨恶……我们的哲学与科学……我们的血与地土……我们的真、善、美与希望、恐惧以及宇宙本身……都是我们的附属！唯有“我们”，腾入历史之天，体味天人之际的雄浑气韵。
个人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跃入历史。不由于他“微不足道飞个人的力量有时可以超过整个群体的力量。而群体力量若无个人意志凝聚，也难发生显著的作用，；而由于它难以直接被人接受。被群体理解并宏扬起来的“个人力量”是不存在的──除非当它将冲破历史的阴云，作为“集体力量”的变形出现在英雄史诗之中。“吾心”必须融入“我们的心”──否则便非可解意义的“心”。庄周与佛陀的力量，不在他们的独特性，而在其“吾心”可与世人通……
（35）英雄历史
天人关系，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以说明英雄与历史（或“趋势”）的关系──到底是天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天？
到底是历史（或“趋势”）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抑或这些根本就是一笔糊涂帐？
没有历史，英雄不可能凭空产生；但历史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离开了英雄则完全是无从解释的。
上述四种形式的交替，决定了文化史的节奏。
（36）英雄远征
茫茫的荒野中，天色微微发亮了。一切都仍不清晰，懵懵懂懂。
从山那边，跌跌撞撞走过来三个人。
他们结伴而行，并非始终如一。他们来历不同，去向各异。但他们现在却一起行走。
──“自由了！”他们激动地欢呼。
他们刚刚从一座巍峨的哥特式大教堂里逃了出来。那座圣殿久已衰颓，几乎倾倒。漫长的居留也使他们厌烦，继续呆下去，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们决计出逃。
他们不愿被人看做忘恩负义之徒，那教堂在他们走投无路时收留了他们。他们也不愿被当作逃兵，因为他们毕竟在那儿生活过、希望过。于是，他们便在出逃时分，炸悼那座摇摇晃晃的庞然大物。看庞大的教堂隆然倒下，他们心里有些懊丧，但旋即又被疯狂充满。从冒烟的废墟旁走掉，心中洋溢着未来的懂惯：这场冒险，是多大的人生乐事！
阴郁的往日，往日的罪恶，象是随这庞然人物的倾倒而烟消云散了。
现在，他们坐下来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们热烈争论，有时强辩，甚至互相咆哮，龇牙咧嘴，但最后达成了一顶协议：
“我们犯了破坏罪，炸掉千万群众心中的偶像。我们成了世界的罪人，十恶不赦。现在，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成为世界法庭甚至群众私刑的猎物！
为了自救，因此，我们必须：
A、宣传我们的主义；
B、说服群众并鼓动群众效仿我们；
C、唤醒人民的兽性，让他们在陶醉中忘掉我们的罪恶。这样，我们就将从破坏的罪人，变为创造历史的圣人。
听说，在大地的另头，有许多无首的龙群。我们要去征服它、统领它、催促它们开辟一个新世界、新纪元。时间紧急，我们不能再等待！只争朝夕，现在就出发！”
他们三人在晨曦迷茫中，消失远方……
这三个人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没有姓氏，谁也不清楚他们的来历。但热爱他们的后人，为他们编了一大段传奇，为他们取了名字，一个叫“人本主义”，一个叫“启蒙主义”，一个叫“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性情和顺，面色腼腆，常有不忍之心，对一切人和人造物，都怀有怜悯、同情。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给人带来“幸福”。
“启蒙主义”，性情沉静，但急功近利。他尊崇人类，在他眼中，人是次神；甚至简直就是神！“一切神不都是人造的吗？”他想，“人在实际上，还高于一切神呢！”他认为，宇宙应以人为中心，万物应为人民服务，人是一切的标尺──而人本主义的职责，就是给人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福利。
“科学主义”温文儒雅，好古博今，常有奇思异想，对一切都怀抱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他视人类为万物之灵，相信天造地之钟秀。他认为，他的最高职责就是赋予人生以“光荣”。
天色大亮了。现在他们都能彼此看清楚了。他们贪婪地彼此打量着，带着好奇、仰慕，夹杂着疑虑和信心……他们互相估量，静默无言地盘算……
科学主义第一个开口：“我们应当结成一个团体，这样才有力量。”“是的，我们应当结成一个团体，这样多么荣耀。”启蒙主义应道。“我们结成了一个团体！这样幸福！”人本主义说。
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成为一个新人，一个三头六臂的新人，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
“我们平等，我们互爱，我们自由。”
他们急切兴奋地发誓。
一个新的三位一体诞生了。不是印度教的三位一体（梵天、毗纽、湿婆），
而是新人的三位一体。
“我是圣父。”人本主义说。
“我是圣灵。”启蒙主义说。
“我是圣子。”科学主义说。
“我是梵天。”人本主义说。
“我是毗纽。”启蒙主义说。
“我是湿婆。”科学主义说。
“我们一同前进，死不分离。”他们赌咒发誓。
彼此彼此的命运便他们齐头并进。他们之间不再有龇牙咧嘴地咆哮。
他们共同感到互相依存的急迫。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是荣誉的保障。”
“团结永远指示幸福的方向。”
“团结！团结！！团结！！！”他们说。
他们经过了许多险阻。其中有胜利，也有失败。有勇往直前，也有怯阵规避。他们横越整片整片的大陆。他们从一个星球奔向另一个星球……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龙的大地，只找到一些蟒蛇。
渐渐，他们疲累了，而征程似乎无休无止，险阻越来越多。困难、劳累，使他们暴躁，于是他们干了许多残忍的事。他们想用残忍来克服自己、击败世界、征服宇宙。
有一天，人本主义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幸福。我们肯定找不到‘幸福’了。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为了找到它，我们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现在还不行，我受不了！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找到越来越多的痛苦，无穷无尽的苦痛。”
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急切地说服他：“我们还可以找到权力！我们还可以找到光荣！”
“那有什么用？要是没有‘人的幸福’──一切权力和光荣都是空洞的！”人本主义反驳道。
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怎么办。最后，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议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开除人本主义在“三位一体”里的平等权利，并立即驱逐。过后，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安全，于是，他们宣布判处人本主义以死刑──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
这样，人本主义被赶了出去，杀死了，遗弃在路旁。
剩下来的两个人又前进了，
谁知，他们遇到的阻力却越来越大；或是他们越来越衰弱了！尽管他们又干了许多残忍的勾当，犯下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但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干出更多更卑鄙的事来，卑鄙得令人作呕，连他们自己也暗皱眉头。
有一天，启蒙主义终于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光荣’。我们找不到‘光荣’了。我们离‘光荣’越来越远。现在我受不了了！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创造更多的卑劣、无穷的下贱！”
“你怕什么，我们还可以找到‘权力’呢！难道‘权力’不比‘光荣’好吗？没有权力，就没有光荣，有了权力，就能俘虏一切光荣！”科学主义宽慰他。
“有了‘权力’就有了‘光荣’？牺牲人格的‘权力’我不要！”
启蒙主义激烈地抗辩。
“那我就要开除你！”科学主义说。
“你无权！我和你都平等。一对一不能开除。”
“一对一怎么不能开除呢？还能判决呢！真理只有一个，科学有终审的权力。”科学主义说完，再也等不及对方同意，就把他一枪打死，扔在荒野里了。他觉得这十分过瘾开心，尤其合乎“科学至上”的精神。
现在，科学主义一个人勇敢地前进。他坚信自己就是神的继承人。他坚信这个世界有一张为他铺好的红色地毯，等待他兴高采烈地跳跃、践踏……
他不怕残忍，他不惜卑鄙，他只要权力。
他带着已有的权力，向新的权力驰骋。他运用自如，一度有希望扭转乾坤。然而渐渐地，他感到中气不足，慢慢不支了。在朦胧中他似乎感到，“幸福”和“光荣”也是一种“权力”啊……如果没有幸福与光荣，现实的权力显得那么空洞，那么不充实。
他好像有点后悔自己杀死了两个同伙的暴行。尽管那经过了“合法的、必要的审判程序”。然而，死者怎能复生？所以他不能再同情那位向往幸福的人本主义，也不能再怜悯那争取光荣的启蒙主义，他仅仅是为自己的权力而犹疑……
他精疲力竭地爬着，爬着……
天色渐渐沉暗下来……
他还在下意识地向前爬着。靠着习惯和惯性，机械地爬着。靠着对于权力的无限信念，他继续前进。
四下里一点声息都没有。他满意了。“我的权力征服了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属于我也仅仅属于我的人类服务的，因为承认我的至上权威的人类，才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宰。”
……那是什么？
他大吃一惊！
困惑中到处张望，怀疑自己是否看花了眼。眼花缭乱吗？不是，分明不是！
──在他前面静静躺卧着，他和同志们曾经齐心协力炸掉的那个旧教堂的废墟……原来，远征了多年，他又转回来了，围绕地球一圈──他被卷入全球化的时代，好像一个被诱骗而回头的浪子。他骇然了。他痴呆了。他麻木了。──这就是英雄远征的结果？
渐渐他苏醒过来。开始嘤嘤哭泣，就像一只绝望的小鸟。权力感消失殆尽，哎，那些永劫不复的回忆。空虚。太空虚了。
“人类在哪里？我又在哪里？同志们在哪里？宇宙在哪里？……”他嚎叫者。一百个天问，百问不得其解。
他暗暗察觉出，那片废墟对他已有全然不同的意义。教堂，不再是死一般的奴役，在那寂灭无声中，似乎隐藏一丝捕捉不到的生机……这样，他的情绪由蔑视转成畏惧，在嫌恶中化出虔诚。
“我就这样没落了？”他如是自问，并暗自承认。但他死死不愿丢弃权力，不愿放弃“人类中心的科学思想”。
他明白，这是他的本能，是人的力量源泉。
但现在，他对自己实现这一本能的方式，确实产生了怀疑，很深很强的怀疑。他觉得，那教堂也许是对的。他觉得，即使在那教堂深处的祭坛上，也渗透着很强很强的人本主义的灵魂。
他还有一点点力量。他多想重建那亲手炸掉了的建筑。但不要旧的，而要一个新的。一个散发着活力的教堂，一个拒绝远征，只要肃穆的新圣殿。这圣殿洋溢独特的风格，蕴藏无理的魅力──它以肃穆为远征。
但科学主义已经没有能力来行动了。他剩下一点心力，仅够思虑。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已悄然逼近。新圣殿，要留待新一代了。他们，是真正的建筑师。他们，是创造者，不是跋涉者。他们，有余暇回味自己丰功伟绩，并把这余暇作为最美的幸福，最高的荣耀，最大的权力。
新内容，要留待新形式了。旧形式已经式微、破裂。旧的精神也已死去，伴随着它的骨骸……
他停止了哀哭和希冀，归复到那似乎古老的宁静、似乎无边的肃穆中……
茫茫的荒野中，天色有些微微发亮了。一切仍不清晰，懵懵懂懂的……
“天啊！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二十一世纪！”科学主义的遗嘱如此说。
然而，他呼唤的是哪个“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