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于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中国的四季》（原名《五色海——王者之言》）中，曾有四十六个段落谈到社会主义，兹援引如下：
（01）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所以他们被称为“智囊”，也就是聪明的酒囊饭袋。于是，历史在鼠目寸光的智囊们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难理解的非人的构造。现代的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命运或诱骗顾客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规律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就这样，“历史”与”人”绝缘了，成为异化的力量。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成了奴役的根源，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为推行极端政策的借口，不仅支配专政权力，甚至也已经渗透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体现为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它们有些不同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是建立在非宗教的自然主义和非世俗的人文主义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当然，这与欧洲近世以来的世俗人文主义所主张的，对立人与自然、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是根本不同的。
人们称古代中国文明为“史官文化”认为它是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在古代无异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能使人们较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正如一切人间事物，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而导向僵化的功利主义，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这种习惯正是加剧中国社会僵化、文化沉闷的要因；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民族性”，遂使事情不可收恰。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历史教化，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成为所谓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信仰崩溃的的西方信徒。当然，这表明欧洲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功利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们日益空洞的心灵。
二十世纪的西方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来。西方人，已经学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给历史以崇高的本体地位。这得多多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思想，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理论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某些著名人物），深深受到“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皮相，而且常常遭到他们的多动症观念的曲解。但毕竟，这些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人那里起作用了，十九世纪末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在事实上的“改宗”。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宣称“上帝死了”，后来被尼采夸大为时代的最强音）；它的崇拜对象从犹太式的清教徒们的“上帝”，一变为中国式的“历史”。（如卡尔马克思们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上帝的意志”。）
由于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区别，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是创造的而非引进的。在内容上，它也暂时从“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神话里。这主要是自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哲学的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影响。欧洲人也因此自诩创造而非引进了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历史崇拜──史官文明──的欧洲变种）。
但这只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可以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这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也有鲜明的表现。这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尽管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下），只有封建的精髓；它和社会主义的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完全背反。它崇尚的是竞争，它蔑视的是中和；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的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唯物史观”仅其一种），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表面上看，自称基督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一切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了。甚至，连基督教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纷纷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一种新的什么“史观”了。
无怪孙中山曾对此感慨地说，近代西欧战国时代的一切“主义”──在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早已有了它们的原型。是的。甚至现今的联合国（及其前身“同盟国──协约国”、“轴心国一同盟国”），也有古代的“连衡──合纵”为其前声。而这一切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就是历史本位的精神、历史崇拜的仪式。
误入歧途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命为“文明”（近来改换了“发达”一词）的欧洲蛮子，而是他们的中国效颦者。我们周围的“东施”（“东方的西施”）们亦步亦趋地祭起他们心目中的“西方法宝”，在中国大地上互相对垒厮杀、搞得乌烟瘴气。其中的敌对阵营，竟然都以“西式的史观”作为他们祸乱中国的武器，日益酷烈的内战，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血腥日课。
他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西欧新近改宗的历史本位，并非西方世界致强之道，而是西方衰颓之光。历史本位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以治为本的思想，是对西方文明的内在危机作出的补救式反应，这对平息西方的内乱（它体现为“阶级斗争”而非“封建割据”……）也许有用；但对中国的富强，却南辕北辙。
这些急功近利的东西，严重威胁中国文化的复兴，因而在根本上是中国致弱的文化先导。中国的复兴，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一切梦想相反，不是可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内率先实现的。中国的复兴，首先必须是人的复兴，是精神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只有人与精神与文化的复兴，才能激发社会的全面复兴。中国的命运一再证明了这一常识。尽管现代的东施们，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的估价。
（02）
历史的规律历史是什么？历史有“规律”吗，是必然的吗？或者，历史有“生命”吗？历史是偶然的吗？
最好的答案，是否定上述一切提问；像禅宗那样没有答案的应对，当然容易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中纷坛繁复的现象，往往以其重复或是偶然，体现出某种“规则”。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不同的观察眼光下，同样的历史现象可以用来证明不同的规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必然性”。好像是演员，完全可以适应完全不同的客人的特殊爱好。所以，用所谓“阶级观点”、“利欲熏心”，完全不足以解释它们的复杂性。
由人观之，历史是盲目的。由具有某种坚定立场的人观之，历史是可恶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人的情感无济于天地之事，尽管人事需要情感的润滑。历史在可恶之余，还有可爱之处，因为一切都可以反转过来。有时，历史也会顺着人们的心意发展，但不会持久。历史，背叛一切、出卖一切；历史不是人手中的如意，历史把人作为如意，玩弄于股掌之上。谁能“持盈保泰”？而苦难也会开花……中国的智慧就此评论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几十年的事情，都没有定论，何况百年之后、千年之际呢？
历史现象纷坛杂沓，就人的局限性，不具一定眼光和观念，便无法透视历史和领悟历史。可是，具有眼光者，则为眼光所累；观念反而成为进入实况的障碍。真正的洞彻，也只是瞬息的事：既难于保留又极易忘记。直觉与顿悟的局限即在于，既难传递更难存诸来世。这些特性，使越好的天品也就越是缺乏世俗的价值。
有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眼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眼光。有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眼光。有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眼光。更有文化论、人本论、宗教决定论或情欲决定论的历史眼光。以及数不清的、无以名之的、难以归类的历史眼光。
但“史实”却只有一个，同样的史实，可以被不同的眼光所引用。而且说到底：“史实本身就是矛盾的、暖昧不清的、难以把握的、无法归类的。”不妨把人的文化史，与社会和生物的“进化史”加以比较学意义的研究（但这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人的社会组织，虽带很大的有机性质（毕竟，它是由“有机体”而非由“无机体”组成的），但到底不同生物。社会不是个体，而是一个集体：它建立在超个体、超生物的基础上。因此，把二者比较研究，只是人为的“方法”，并非可靠的“真相”（流俗喜欢误用“真理”一词。其实真相不是评价，而是事实；真理则是一个评价。）。
（03）
工业化给高级文化带来的毒化作用，可能很快就要转变为相反的东西。工业主义以及为适应工业主义压力而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一切玩艺儿，就要毁于一旦了？殖民扩张和他的后裔代议制民主，大众化和他的后裔自我中心和理性虚无，将趋于式微。因为它们的基础也就是它们的父亲──人口密集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已经趋于式微了。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者们为之癫狂的那种道德败坏和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罪恶，应该得到一个历史性的清算。为此，甚至连世界人口也会日趋减少，直到恢复一个较合生态平衡的水平。那时，因为过度工业化而遭到破坏的不同种族间的人口比例，将恢复──白种人口将回落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如五百年前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例如，在殖民扩张前，欧洲的总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现在，却以病态的膨胀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一个健康的世界和美好的未来，有待于白种人口重新回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当前，西方社会的吸毒、颓废、爱滋病、低生育力，正与世界历史的这一健康趋势，相吻合。
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普及化，使低级大众成为真正多余的人。不仅从高级文化意义说，也是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上着眼。在未来的机器和信息统治的社会中，无创造性的大众要么等于不存在，要么沦为某种纯消费性的动物──比动物庄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园中的珍禽异兽还不如；因为后者尚不失其观赏价值、存种价值（作为生物基因库的价值）。那时，为不使多数人死于功利价值的压力（大众的存在，那时已无功利可言）和人本主义的悖论，亟需东方性的神道论（“神道设教”），来重新麻痹多数人的延髓。神本主义的神话，替代人本主义的神话。既然人是万物之灵的观念，已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新的世界秩序将在巨大灾难后形成，它的新文化不会靡烂悼，因为毒化文明的、人口密集的工业民主，已经式微。新的文化，将立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之上，一如古代文明立在战俘和奴隶的尸骨上。
未来世界的人，要么作为创造者而活着，要么就别再活了。例如事务性工作、日常的循环、替创造铺路砌墙的活动，本来是由习惯成性的群众来干的，以后将一一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而代之。这样的高级文化，将在未来的世界史中光芒万丈，产生史无前例的影响……我们面前展示一幅何等广阔的前景！许多未知的东西，正等待未来的探险家们！他们所寻到的东西，将大于哥伦布以来的西方海盗们……因为他们猎取的对象不是黄金与技术，而是整座整座的文明──全球文明，将席卷一切。
（04）
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回事，社会经济制度的风格又是一回事。
游猎的、游牧的、牧农的、农牧的、农──工──商的以及工──商──农的（再加海盗类型的、商业类型的等等）──这异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固有天壤之别，足以构成不同文明的基础。但，其中每个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又有多重风格。这些风格肇因于地区条件（偏重于地理自然因素）、民族性质（偏重种族和文化因素）以及许多偶然事变以至于伟大的人格特征的示范等等。
风格就是文化。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风格”。
试以当代的情势而论：现代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游猎型的到工──商──农型的，都是灿然大备。但无疑都向着那工──商──农的最后结局不断一体化。而工──商──农型的，被称为发达社会类型的内部，又可分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如美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苏联）两种。明眼人都承认，这两种制度正在互相接近甚至互相渗透，它们之间最终混同的结局，看来是注定了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后时刻，命运将昭示我们这一点。（上述文字写于一九八0年七月──著者。）
下述两种矛盾将减弱甚至消失：
A、不发达社会（它的典型并不是计划经济国家，而是所谓“南半球国家”，尤其是还没有发展到工──商──农类型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发达社会（现代工──商──农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对抗，将逐渐减弱以致消失。而所谓“南北之争”，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晚期的典型证据。
B、发达社会内部的自由经济型与计划经济型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将逐渐减弱以致消失。而所谓“东西方之争”，将作为政治垃圾被抛弃。于是，全世界将被大体同一的社会经济制度，统一起来。
但不要忘记，风格本身的差异却不会消失，文化不会消失，尤其精神文化方面的差异也许还会扩大。高级文化的容器和象征物，诸如宗教教派、哲学学派、艺术集团、大学城堡、科学壁垒……仍将有力存在，在漫长的、走向世界统一的过渡时期……而高级文化本身，尽管受到科学技术的市场压迫，甚至受到“全球争霸”这巨大诱惑的胁迫，而日益丧失民族特性，或是仅存形式……（但仍能呈现某种个性和创新精神）……否则，我们怎样设想还有一个未来的、并不乏味的世界呢？
对，即便同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大背景下，仍然会兴起多种不同的风格和个性的努力。在这里，也将像一切原始的地方一样，人的求新本能，仍将顽强地出头拔尖。
这风格就是文化。风格的色调，就是文化的形式。问题仅仅在于：哪一种文化及形式，将占全球的上风呢？
恐怖和希望，这是两帖新国家借以健全成长的心理补药。
恐怖：因为国家是无情与暴力的儿子，虽然强大的国家常常装得有情和慈悲，但这常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后患无穷。所以，恐怖不仅是新国家诞生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也是它借以摧毁旧国家的必要条件。
希望：新国家是文明得以再生的可靠温床。某种程度说，新国家本身就是新文明及其势力的表现形式，反过来它又进一步保证了新文化的继续膨胀和实现。所以新国家所激起的希望，就不仅是新国家的成功诞生的一个徐波或回响，它本来就是那孕育未来的新生命的表现。测量某个文明的内在力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它激发起来希望，到底有多么大？而它带来的实际恐怖又是多么剧烈？这种反差越大，一般来说，其文化的表现也就越是强力，社会的内在痛苦和内在力量，也就相应越大，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浮沉，也就越是波澜万状、起伏翻腾。
国家与革命的声音说：在危急关头，“盲目的行动”如果凭借优越的本能，虽不用算计，也能取得辉煌成功？但请注意，这行动必须和行动者的“天性”及“能力”十分相称，若无此神奇的“配套”，不以天性的能力作后盾，请放弃那非份、僭妄、逾越因而是“有罪的”行动吧。其实，“失败，这才是我们对‘有罪’的主要理解”……
（05）
“鲍吉亚（鲍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理想王子的原型）关于法军征意一役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只是手执粉笔前来画出自己的寓所，并不是使用武器来打开自己的进路。我也愿意使我的学说同样平平静静地进入那适于接受它和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之中。因为，凡分歧是发生在第一性原则和概念自身、以及甚至是在论证的形式的时候，驳辩总是应用不上的。”（新工具》第1卷35节）我们如此重视培根思想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他与我们在“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性。培根是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史的，而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人也是如此！（“文革”就是我们的“中世纪”。）虽然从培根到现代，西方文化已由弱小而臻于强盛；但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培根，却正适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例如，培根所倡导的近代学术方法，在西方世界已经由反击性的角色，变成了统治性压制性的角色。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它还没有获得统治地位。
全方位地看，西方文化的步伐，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画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实现了它的历程。如果说，培根的时代是西方文化系统的“起点”，那么，现代西方已到了接近“终点”的文化阶段。尽管，培根立足于他那时代的种种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的环境中，只要稍稍变换一下角度，就获得了格外深刻的启发性。
雾霭中冉冉升起……在这种深沉而激动的企望中，有着多少真纯、多少幻丽。我们没有权利、没有力量，去寻觅我们自己梦寐以求的精神故乡？
不。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是比康有为的佛教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更有活力的民族家园。而新的综合哲学，真正的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只能是“动力的综合哲学”。只能建立在对动态世界和动荡社会的观照上──因为它力图应付（即所谓“解释”）的当代的全球化世界，乃是一个信奉动力的世界，乃是一个被各色各样的暴力驱迫着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比浮士德博士还要狂热好动的没有心肝的世界。
然而，崇拜各种暴力的当前世界，本与追求宁静的哲学静观，互不相容。不是哲学的静观扭曲动态的世界，便是动态的世界碾碎了这一静观。在这之前的“综合哲学”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它不是凝固的体系，而是被某种强烈的幻想热烈激动着的“一片智慧海”。我们的五色海。它的狂涛将随着世界的统一而逐渐平缓──最后凝成博大精深的“综合哲学”？
（06）
“生物圈”里的生态平衡，仿佛是当今地球上至关重要的事。因为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一平衡态中，而且，没有“超脱”于它的真正希望。这一事实，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理解、接受。这是新希望和新哲学迅速崛起的有力前奏。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从绝对的现世主义及其绝对的权能崇拜下，解脱我们业已横遭毒化的心灵。如其不然，绝对的权能崇拜将进一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
“为子孙后代着想”将成为某种新的基本信念的内核──就像古代的祖先崇拜，曾经有力地支配了中国数千年的半文明史；对未来的希望、对后人的殷切关心，也将给这焦渴的世界遍施甘霖。否则，现代世界过度的紧迫感，它的权能至上的信仰，它尊崇暴力的习气，它“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善”的偏执狂，将通过无止境的军备竟赛和环境污染，沉沦性的道德原则和唯我独尊的人本主义，毁灭我们寄生的文明世界。
“生物圈是圆的”！
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周密的“绝对封闭性体系”中。既走不出去，也不会真正迷失掉。但是我们的精神还没有悟出这种处境的价值。我们的哲学，还没有找到一个与生物圈的现实，协调无间而又莫逆于心的新范畴。我们，还缺乏“圆融的心灵之光”。对生物圈这个包揽一切思想、文化、科学、生活以及人自身的“大圆”而言，方向是没有的。方位观念，本来起源于“大地是方形的”这一古老的信仰……人生的真正方向，从根本上说，不是“一次直线型”的，而是“不断回归型”的。是随右这“大圆”的自我运动而不停旋转的“反复其道”。《易经》的《复卦》，对这一真理作出过有力的阐述。
我们的哲学热望，是生发一种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大圆世界”、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相互匹配的新的“回归式再生。”不是用原始质料进行创造的物质化创造，而是用现代文明世界再创甘泉。这是非功利的、非权能的、非目的论的“回归运动”。
我们，并不来铺陈一套算卦式的“综合哲学”。决不像卡尔马克思的导师黑格尔那样用自然哲学去“推算”行星的运行或“指导”宇宙的秩序──“绝对精神”。我们所欲陈述的，不是一个封闭性的体系，而是四通八达、无拘无束的思想。这些思想也许不乏矛盾之处，但它是真实的。它不力图掩盖这个全球划时代日益混乱的世界状态。在这个商场原则和金币目的受到无限尊崇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诚实更罕见因而更可贵的呢？
在我们的梦中，我们悄悄看见：两个心灵纠缠一起……
这个是骚动着的、“艺术的心灵”……
那个是升华了的、“信仰的心灵”……
前者以后者为表象，后者以前者为动力。
这是二十世纪的最后综合，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最初闪电。
我们，难道不是这综合的最初闪电？
我们，不敌视科学也不拒绝科学；我们，来自对待科学的“人性化努力”。敌视科学、拒绝科学的心灵，是老化的心灵。青年的心，则在科学的基础上，力争摆脱各种现成之物（包括“现成科学理论”）的诱惑与束缚：它，向往着寥廓无际的自由时空，而不是那个被无祖国的犹太人规定好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王国”。
不断更新着的科学结晶是这两个心灵之间的媒介──是那多彩多姿、难以描述的“反馈通道”、“奇妙导体”。
我们的哲学是“星空的哲学”。
它明明暗暗、斑斑斓斓；它不系统、不规则，但却暗含着天生的系统、天成的规则。谁能说，伟大肃穆的天穹所映现出的众星之图，没有一种庄严的秩序在？谁又能说，在它忽闪忽闪莫测高深的微笑里，没有一道深刻的寓意在？
星空，无奇不有、万珍俱备，又空灵透彻、难以捉摸。
但是，在几亿光年之外看来是如此和谐与如此宁谧的众星世界──如果潜近其旁就会发现：那里同样遍布着混乱，矛庙、敌对、甚至暴动。那里有着更大规模的疯狂、更彻底的荒谬及不可思议的一切……甚至还有黑洞、白洞和超级太空。
我们的哲学也是这样：你要从远处来看它。
（07）
神经衰弱症的表现是：患上这种病的人，醒来以后仍然昏昏沉沉，睡入梦中却是飘飘浮浮。整个生活失去强劲的、等差分明的节律，处于半醒午睡的浑沌态中。宛如心电图的曲线，业已消失掉高峰与低谷的区别，生命也就近乎中止。你说神经衰弱患者得不到休息，但他却终日都在“休息”，无所事事。你说神经衰弱患者不在工作，但他却终日蝇营狗苟，不得片刻的安宁。这是人的大不幸之一。
而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也有它的神经衰弱时代。每到这时，社会、文化的反差不禁减弱，各种节律的曲线平板得索然无味。文化的精神，因而陷于半醒午睡之间的病态里。
没有种种罪恶的社会是无法存在更无以发展的。因为，是人的价值判断把社会生活的某些属性评断为善，而把另些打入了恶的另册。故而，人为地消除罪恶、即有意识地从评断的标准出发去消除社会生活的一些属性并扩充另些属性，只会促使社会的失衡甚至导向结构的崩解。一个强健的社会，当然有它习用的善恶准则，藉以运转生活之轮。但它也能正视罪恶，即承认罪恶可以含有积极的因素。罪恶与圣洁是孪生姊妹──罪恶生圣洁，圣洁生罪恶。历史上的大圣人，无不生于大罪恶的时代。
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名存而实亡。高额遗产税的发明，是自由企业精神的又一次胜利，还是象征了它的彻底衰朽？也许我们今天还无法对此论定。但有一点却是明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ianov［Lenin］，1870—1924年）的预言仿佛对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而来的帝国主义时代，已在二十世纪（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之不是分裂崩溃，就是发生了质变──资本主义的制度与精神早已面目全非了。资本主义遭到社会主义化了，正如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化了，二者正在趋同，这是工具理性的胜利？还是各种利益的妥协？
只有在茫无归宿的乱世、在骚骚然的兵荒马乱中，或在壮烈而残醋的战斗中，优秀的文化（即强健而清新的灵魂和震人心弦的精神）才得以显现出来。在习惯的坚土上构筑起来的壁垒中，它的灵眼只能被彻底埋葬。需要埋藏多少世纪？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要知道。只有藉着“因祸得福”的意外，文化的甘泉才得以奔流在人世的荒漠上。诗人们常悲叹生活的变幻莫测，富贵宛如浮云；但在文化精神的观照下，人生却显得过于稳定了。虚假的和平令人厌倦，因为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僵持状态。于是，世界上就起了争端。而那真实的和平却是来自胜利者的和平，是刚刚经历过大规模战争调整了的新和平。这是在喘息中度过的片刻宁静。它的静态、它的安定，只是各种力量之间一个耦合的均衡，一个富于创生性的交换。它与虚假的和平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后者在不生育的死寂中度过残年、没入沉沦；而前者却指向一个新的生成。
平等了，就结构意义而言，就是破产了。废墟比之庄严的庙宇，瓦砾场比之繁荣的商业区，体现出更多的“平等精神”。但那是一种怎样的平等？那是在荒凉、寂灭中期待着残阳的一个平等。深邃的哲理曾告诉人们，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一悲伤构成了宗教、艺术、爱情的永恒源泉与不朽主题。然而，用它去指导社会生活，却未免过于消极，充满太多的破坏性了。生活，难道真像是宗教督教义灌输到人们头脑的那样仅仅是在为死亡为来世为乌托邦为理想社会为“另一种生活”作准备？恐怕这只是没落者的弥留之际的幻觉。
（08）
在佛教的深层观念中，包藏着一种比之现代各种社会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马列］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再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及其各类亚种、变种，更为凶险的“平等精神”。在那充满了印度平原潮湿闷热气息的转世轮回观念中，雅利安人的野蛮性充分表现出来了。
雅利安人从来没有创造过文明，而只是掠夺、霸占、破坏、涂改各种文明！
在埃及（喜克索斯人），在印度（毁灭了帕哈喇文明的雅利安人），在巴比伦（赫梯人、波斯人），莫不如此。甚至在欧洲，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雅利安人也是入侵的野蛮民族。不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其创始者无一不是雅利安劫掠的受害者和至圣先师！
佛教也是在雅利安人劫掠帕哈喇文明的结果──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婆罗门教欺行霸市，制造等级，羞辱先师帕哈喇文明；非议的婆罗门教的佛教，因此把各种动物与人视为隔世的亲兄弟，而在旗人曹雪芹的《石头记──红楼梦》中，甚至连树木花草都与人获得了理念存在上的同等。据说，“石三伢子”其人惑于《石头记》的名字，十分重视《石头记──红楼梦》，并夸张地宣传说，《红楼梦》描写了一个阶级斗争造成的的衰世的场景。其实，《石头记》首先道出的是一种没落思潮。在这种以平等式的虚无主义精心包裹起来的衰亡里，预示着社会的解体而不是社会的革命，预示着文化中的反文化暗流，于是石三伢子的革命，就充分体现了周树人病态幻想的“阿Q革命”。高利贷业者的儿子一旦开始反对文明，野蛮的黑暗时代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无怪阿Q众多的现代中国，对“痞子革命”有种特殊的偏爱。
石三伢子所喜爱的轮回观念，对于生活在带丛林中的印度人，也许是个有用的大智慧；但对于生活在温带田野上的中国人而言，却有阴暗的消极意义。宋明诸子终于领悟到这种地缘上的先天歧异，他们吸干了佛教的精髓后扔掉了它的异域躯体。这个文化史上大规模的转形、嬗替，对我们的文化使命有无启迪？
平等精神与真正的平民精神又完全是两回事情：前者是一种暴民的无序精神的情绪化表现，而后者的主流，则是不甘自卑、强调奋斗、尊重同等的机会等等。总之，那是一种反压制升华。相反，平等精神则以深刻的自卑感作为自己顽强的劣根性。它以攻击他人的成就，去安慰自己的嫉妒心。以贪欲与懒惰替代了奋斗精神。析其成因，这是一种文明业已丧失了“同等机会”许久许久之后，方才兴起的社会心理上的痼疾。这痼疾反对有序的社会积累，足以把和平竞争的过程打得七零八落。现代国人简单地把平等精神称之为“东方式的嫉妒”，而把平民精神称之为“西方式的嫉妒”──从表面上看，这种称谓倒也无可厚非；但骨子里这却是大谬不然的。用地域的东与西，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固属皮相，用文化的形态去区分嫉妒的样式，又何尝不然。
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帝国末期的“西方世界”也曾大大流行过上面所说的“东方式的嫉妒”──卑贱者的平等精神。早期宗教组织恰恰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乘势崛起。因为“平等精神”是“暴政苛于虎”的伴生物。相反，在中国古代的“东方文明”最富原创力的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着的恰恰是“西方式的嫉妒”──平民精神。许多平民士人乘机起来，布满了文化的星空。后来，大一统长城时代（从秦到清的基本大一统时代，少数分裂期应是例外），中国文明的内在力量衰颓，故而兴起了阿Q式的破坏力十足的平等精神。对此，若要作个简约的社会学分析，则平等精神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殊不鲜明的专制社会（如中国大一统长城社会）中，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已经不自觉地揭示了中国式平等精神主导的社会文化土壤──费拉社会。但平民精神则主要流行于阶级分野比较清楚的贵族社会（如封建时代的欧洲或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以及随着贵族的没落而逐渐到来的初期平民时代。尽管这与他晚年对毛主义的屈服，似乎是矛盾的。
（09）
现代的批判意识常将传统的宗教的精神与迷信的态度等同起来，造成这倾向的缘由，盖有两种因素：一是传统宗教的退化，使对它的仪式和附属信念的虔诚为“迷信”。热情衰退后，留下的只是习惯。宗教僵死之后，留下的才是迷信。精神的习惯失去了博大精深的象征意味，因而变成可笑的迷信。二是现代唯理主义的精神领主，不惜曲解宗教的全方位性质，以便为自己的唯权力论扫清心理上和逻辑上的各种障碍。从马基雅维里到尼采，西方精神的整个世俗化过程，把权力崇拜推上了人类思想和社会心理的巅极。人们开始梦想着，去到诸神的精神尸骨上，建立人间的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是创建了一大批地上的巴比伦，这些权力中心──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到纳粹社会主义再到操纵南京大屠杀的倭皇社会主义──把世界投入了大战国时代的血腥漩涡。所幸世界和文明没有因此而毁灭，相反，反为被压迫的民族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夺回了自己的独立与解放。权力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它自己毫无预见的情况下，遭到了“历史机制”（压制与反击）的报复与嘲弄。
在战国时代滚滚的烟云中，在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浪中，已经透现出这样一个启示：单调的权力至上论和枯燥的拜物教，满足不了人类精神需要的丰富性。如果承认宗教包含着高级的精神活动而不仅仅是种低级的骗术；如果承认宗教的情感并非有意识的权谋的工具（如像周武王那样对待殷周之际的宗教），即能清醒地发现，它与权力至上和拜物教观念实属两个截然相别的精神层次，这就是耶酥曾以“上帝”与“凯撤”分别表象过的两个世界。作为人类精神的极度升华（有时“过份”了）的表现，宗教更深地扎根在人类情感需要（而非物质需要）的土壤里。更忘我地游漾在人类潜意识之梦的汪洋中──因此，有其难以简单替代（如以权能崇拜或拜物主义）的特殊功能。
（10）
生命主义和科学主义一样，没有能力统治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特别是类似近代西方从十九世纪的德国印欧学研究开始的、严重佛教化了的生命哲学（例如叔本华、尼采），甚至不能以比较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生命现象的两面性。例如尼采的生命观，由于受到“欧洲人新发现的”佛教─印度教教义和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夹击，狼狈不堪，原来的基督教背景土崩瓦解，变得浮躁不堪……
至于生命哲学以外的哲学系统，其概念面对二十世纪生命科学的主要成果，更是无所用心，这样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真的相片，因而并不能激起人们的活力，反倒使得生命的能力萎缩在思想的桎梏下面。一种可悲的状态，即在所谓“宇宙生命”的旗帜下，无情抑制著人的生命，这种精神表现是西方文明其敌基督的五百年长途跋涉的辛苦中，逐渐积累的疲劳所致，形象地说，每克服一个障碍，敌基督的力量不是增长一步，而是衰微一分，结果陷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困境，难怪西方文明的代言人尼采要把自己的最后著作命名为《敌基督》（《Antichrist》不应该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徒们那样翻译为“反基督徒”，而是“敌基督”的典型称号）。
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时代精神中透露出来的深深倦怠，这是一个“西方没落时代”的声音，一种尼采称为“欧洲的虚无主义”的声音，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这些虚无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异教、地理大发现的海盗精神，是完全相反的路向。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社会主义（包括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号召人们“守成”（和分赃），而不再鼓动人们去“创始”（和掠夺），仿佛他们知道，任何创始的行为，都得付出昂贵的代价。这对年轻人或许是一桩乐事，但对衰老者却是沉重负担，构成焦虑之源，难怪现代社会流行的是毒品。相形之下，守成却容易，既能宽裕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又不必冒险前往未知之境。但越是老牌的“主义”，就越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老态龙钟，就越是喜欢从伦理道德上为自己的衰老作出合理化的说明。文革的标兵鲁迅，早在文革之前半个世纪提出的“文革纲领”──小说《狂人日记》中，就提出了类似“破四旧”的主张，指控仁义道德“吃人”，从而为文革的所有暴行预先背书了。在那看来，“吃人”即是一切趋于衰朽的文化所作出的自我防卫或用文革导演毛泽东的话，是“垂死挣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代，经过十七年的全面专政，毛的统治已经失去一切模糊性和诱惑力，因此不得不像满清的仁义道德一样，开始使用明确的暴力，开始“吃人”。
它创作了各种道德的说教，比宗教的鼓惑犹有过之，为了突出伟大导师的前无古人，就需要烧毁一切前人的著作，鼓励了对于一个师范生的无条件信仰和无条件依赖。这位师范生仅仅因为自己考不上大学，就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后，逐步封闭了所有大学。
（11）
现代人是一种很容易感到上当受骗的生灵，因为他看到言不由衷的空头许诺太多太多了，可悲的不是死亡，而是为骗局献身，例如“打土豪分田地”、“消除资本家的剥削”等等骗局，牺牲了无数人命人权，结果只是造就一小撮官僚富豪。充当精致骗局的牺牲品，并不是“勇敢”，而是“智能低下”，如此看来“千百万革命先烈”其实被更为精明的权术高手所利用，做了智能较低的“基本队伍”。
“前人的帐要后人偿还”的债务循环，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的莫大悲剧，甚至构成了某种“法则和惯例”，“寅吃卯粮”控制了我们的生活，这难道是对各种被视为“因果关系”的思想，所做的一个“革新注解”吗？
人们已经习惯了“祖宗欠下的帐要出子孙们来偿还”的民族悲剧，所以人人逃避重复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你自己欠下的债必须由你自己偿还”的个人责任，无异让人重复还债，等于是加倍偿还。
只有当独裁者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个人责任，而不仅仅是模糊的“集体责任”（例如对文革进行所谓“集体忏悔”）和“历史责任”（例如对于大量血债仅仅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历史决议”就一笔勾销，从而逃避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只有当独裁者想到很快就得自己偿还自己的债务时，他才会比较审慎地歉债，而不会恣意修建行宫。如果当独裁者想到自己甚至要为债务付出高额利息时，他又怎会欺男霸女，纵情声色呢？那样一来，过度借债对他就将是一条畏途，就像沾染恶习的人对高利贷既依赖又憎恨。
前世报应或来世报应说，在现代社会中之所以低效甚至无效，是因为在科学主义的迷惑下，现代人已经被眼前利益引诱得发了狂，人们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甘愿一搏，何能顾及他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丘之貉，物质主义的工业文明显示了自己的真正内伤，那就是“缺德”，环境破坏、生物灭绝，使得传统的禁忌哲学成了杯水车薪，疯狂的“两头孪生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用羊骨头羊内脏来喂牛，结果使得“疯牛病”席卷全球。
两头孪生主义的怪胎（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两头怪胎”）的各个族系，无不想用“哲学改造生活”，然而其努力却没有一个是好的，要么无效（实用主义），要么昙花一现（纳粹主义），要么适得其反（斯大林主义）。
比哲学更有效的禁忌力量，往往来自生活本身。半开化的德国诗人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才是常青之树”，现代社会中，危害生命的东西甚至比生命本身更加清楚地说明了生命的涵义，例如爱滋病八十年代开始威胁人类放诞的自信，其世界规模令人震骇，比一切巨星更加耀眼夺目，但即使这样两头怪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依然对之视而不见，“埋头抓经济”，毒品和卖淫，堪称上述这两头怪胎的两条怪脚，疯狂滋长爱滋病的世界旅行。
即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会引起当事人始料未及的后果。
（12）
不论多么优越的哲学或宗教，最终都要依赖语言去传播，并“住在概念中”，以语言为自己存身的屋子，这是不可逾越的，说是“限制”也罢。而许多的“困惑”，就是从语言中产生的，就像古代神话也是通过语言的困惑产生并弥漫开来的。
例如，各个哲学和宗教内部的“教派之争”，其直接原因，就是对教主的“金言”存在不同的理解，其间接原因当然还是利益冲突。而在面对茫茫宇宙和生命波澜时，除了语义的歧异之外，还有感知的歧异和反应的多样。有人曾经指出，大字宙所以“仍为神秘的纱幕所遮盖”，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的感觉能力有限。就拿恩格斯所谓“通过感觉认识的物质是唯一的现实世界”来说吧，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有局限性。实际上，由于这个话题太古老，可以表达的基本观念差不多都被人们说过了，不同时代的人，只是用自己的语言再把前人的观念或祖述或重组一遍而已。尽管“新的配方”使之有了一个新的形象，但和原始人的拜物教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在受到马克思主义深度感染的中国“学术界”，虽然认识到了科学与伦理的差别，但奇怪的是，在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辐射下，人们却把这种差别用虚幻的“科学方法”掩盖起来，例如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西方自然科学中四五十年代产生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好像这样就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批判，但是，这种把人的活动等同于“物质活动”、例如用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停滞现象，难道不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见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其实质，都是欧洲中心论的，例如，书中所说的“封建社会”完全是拿欧洲历史模型来硬套中国社会，而书中描述的中国恰恰位于“后封建社会的统一帝国时代”，书中大谈特谈的“封建王朝”如秦汉直到明清的政治实体，其实恰恰不是封建的、更不是王朝的，而是统一的、帝国的，其制度也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与先秦的、欧洲的、日本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盛行在这些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之下的，不是世袭的贵族制度，而是考试的官僚制度，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经济”！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谈论“超稳定结构”，那欧洲拜占廷帝国不也是超稳定结构了？埃及就更显然是超稳定结构了？殊不知，历史上的所有文明都命定进入其停止时期，然后死亡，难道所有的文明都是被“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所主宰的吗？若然，则此概念（“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何新之有？岂不等于什么内容都没有的白话吗？自二十世纪以来，马列主义一类的西方中心论已经受到扬弃，西方的意识已经意识到“西方的衰落”，并且预见到西方文明正在步入其它文明早已步入的停滞和死亡，如此说来，难道，西方文明的闻名因此也变得像中国历史一样的“超稳定结构”了吗？荒唐。简直荒唐。这就是企图“把社会科学纳入自然科学轨道”所造成的荒唐。这就是企图“用科学来解释人文现象”所造成的荒唐。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那些“表面上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却实际上随时查看官方脸色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
人不是物质，人的活动也因此无法用物质活动来类比。自然科学在帮助人类认识和洞察宇宙方面已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何况是面对人类自身？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人的感知能力和观察基础上的，而人自身在自我观察并基于自我观察去研究社会演进时，怎样做到尽量客观呢？因为自我保护的生命机制，肯定会要求人们的“理论为实践服务”，演变为“理论为利益服务”，这其实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谈论“社会责任”时的真正所指。
所谓“社会责任感”并不一定是坏东西，但是它肯定不同于“科学精神”，因为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求真，而不像社会责任的本质是求善，求真就意味不断揭示科学本身的错误，并突破以往科学的限度，求善则意味着“止于至善”，以致于拒不承认自己受到人类感觉和知觉能力的束缚和分裂，而把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打扮成“真理”，因此，八十年代的“新三论”虽然羞答答地不太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教条，但其本质上和马克思主义一样犯了“科学主义”的错误，制造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赝品，是必须予以揭露的。上述两种科学主义的迷信，都不是科学精神而只是政治要求的产物，这些“学者”虽然在智性上看到了自己的有限，但在本能上却拒不承认，于是用自以为是的态度去确保自己的优越感，企图确立对于社会演进和历史规律的掌握，这是完全徒劳的，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不受物理规则的控制，更不受任何一种科学主义理论的催眠和奴役。
（13）
马克思主义者孤芳自赏，很自然地就把对象都打入了“物质”的另册。既然是对于物质，当然也就可以进行无机化的处理，所以杀人不算罪恶，强迫劳动不算奴役，只是一个计划罢了，就像是任何一个经济领域的“五年计划”那样自然而然，甚至“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口钢牙。在马克思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即使在人际交往里，人们也是首先把他者当作物质现象而非精神现象去对待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一词的恐怖主义含义，不过是把这种唯物主义的无机性质、非人性质的倾向，系统化了，并推向了“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一切人性残余”的极端。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精神无法把握精神，精神只能通过把握的物质来控制其他的精神，所以强迫劳动不仅是必然王国的，而且是自由王国的；也就是说，对他人进行奴役，乃是马克思主义意义的“自由”的必要基础和前提。就此言，难道艺术不曾把对象予以物质化吗？不首先物化对象，你怎能写出它？不首先把无产阶级当作非人，你如何对他们进行专政，从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把那位从无产阶级地位爬上来的独裁者终于统治了的所有人都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再对他们进行一概的全面的专政”。
只能这样。然后再通过物化形式去打动另一些精神，动员他们加入，一起参与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在这种“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的过程中，精神的个体性，不知不觉消失在党八股的规范化的表述中，这仿佛是可惜的。但若不如此，它岂不还是会被封死在某位个性的高贵灵田中？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万全之策安有哉？
（14）
科学绝对主义的危险，一点不比科学社会主义来得低，在把评价投向外在对象的同时，它自欺欺人地把这种主观的光感予以客观化，然后再把这种客观化了的光感予以神化，变成一个绝对尺度。其实这种尺度你搜遍全宇宙都不会找到的，因为它只存在于现代人的“科学思想”中！
绝对主义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都有其普遍的体现。例如，诗歌描述并咏叹了时间的流逝，宗教则创造把赞美了时间的凝滞，尽管宗教中也有诗歌，诗歌中也有宗教。
尤其是绝对主义的宗教，无论它是有神论的如亚伯拉罕系的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是无神论的如佛教和马列主义，应该说，它们作为人生在世的一个精神武器，是颇为锋利的，但锋利的东西，却不等于真诚的东西。绝对观念可以像浅航道上的浮标，向人们指出沙滩和暗礁，依靠它的帮助，人们获得了时间的凝滞所创造的那种信心乃至勇气，获得了某种自以为是的真理，这是与敏锐地感觉出时间的流逝、从而明白人生真实处境的诗歌一样的相对主义思想，完全不同的。但凝滞偏执的绝对观念，也是终究要人们为之付出高昂代价的：它禁止人们的重新选择，它会阻挡更新鲜的活泉涌到人们面前，它甚至保守那些业已失其效用而亟待更新的观念或是器物，因为绝对观念最担心的，就是更新的事物取代了自己。由于这种害怕被淘汰的末日感，它不惜抵制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代谢。
如果某种绝对观念本来的包容量就很小，例如马列主义的包容就远远比不上同样是无神论的佛教，人们就很快能够认清这个绝对主义确是一种可怕的东西，所以马列主义无法像佛教那样两千年来绵延不绝，而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寿命。
佛教和马列主义的共性，在于使得生命“不幸文弱化”，其途径是“禁欲主义”，在类似的在绝对的观念的压制下，即便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迷误。
例如，与同性恋相比，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慕亲近苟且以及混乱的关系，其罪恶性毕竟属于“自然”的范畴。在许多未受文明束缚的原始民族那里，流行着早婚习俗，那些刚刚发育成熟的少男少女就可以未婚先孕，等到生了孩子之后再举行结婚仪式，甚至，他们与她们在举行仪式之前，还进行过充分的试验性同居，以彼此测验性生活的能力，以致进一步测验彼此的生育能力，看对方能否胜任未来的夫妻生活……
甚至生了孩子之后也有因为索然无味，不再结婚而彼此分手。那并不被习俗视为罪恶。也许当代西方社会正在经历这样的再度野蛮化也未可知。也许未来的世界不再算这是一种罪恶？因为判断罪恶与否的主体，毕竟只是风俗而非哲学。所有这些被现代世界最后的良心看作是早婚早恋甚至是乱伦乱爱的堕落习俗，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它所绵延的时间亦非很短而是很长。
但愿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新婚俗，不要剥夺少男少女之间相互爱恋的机会，不要因噎废食。
（15）
所谓“文明社会”，常常就是“文饰社会”、“纹饰社会”，其特征就是广泛地运用象征，甚至以象征来指导、干预、控制生活。文明社会不仅充斥了贵族的纹样，也遍布了奴隶的烙印，高高飘扬的国旗下面是血迹斑斑的监狱，结果造成的“怪圈”使得人们的行为所追逐的是一回事，而人们的思想所煎熬的又是一回事，至于人们的言论则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幸的是，这种复杂的态度，在朴实的、口心一致地追求“吉利”的《周易》中，是看不到的。
回到刚才的话题上，人的原始动机是利害的选择，而不是善恶的选择。因此文明社会（纹饰社会）所显示的象征与分化，同样造成了其居民的灵肉分离甚至灵魂分裂（如果真有灵魂的话）。于是说教者们回避了行为的动机，而为粉饰行为的后果起见，他们启动一套套颇有逻辑性的推理，这些推理是些漂亮的象征，却远离事实真相。
道德规范之下，善恶选择和利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其实并不直接，而是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运作的，所以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常常得利。
法律也是如此，常常不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而各个社会的监狱都不约而同地成为“罪犯训练学院”。而且不同的社会还有法律观念方面的不同，如中国和西方对犯罪行为进行报复的观念就有天壤之别。西方社会认为，对于残忍而变态的罪犯进行同样残忍而变态的惩罚，是不妥的，违背了人道精神。但是中国社会的“国情”却相反，要求对于罪犯进行加倍残忍而变态的惩罚，而为了获得口供常常使用酷刑。其逼供信的酷刑依据在于：通过树立恐怖，去阻止犯罪，结果政府自己成为最大的恐怖集团。以类似黑社会的方式来对付政府不满的事宜，诚然可以通过“一打三反”、“清除精神污染”、“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但结果却使得政府沦为最大的犯罪组织。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刑法和刑具一样发达，而民法和民权一样薄弱。这与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欧洲大陆法学观念差别很大，更与英美法系注重人权的陪审制度不同，所谓“杀人者抵命”的血腥含义就体现了这一差别。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看来，仅仅用出于报复心理的惩罚理论去推动法律程序，也不能简单评断为“反人道”的，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是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不是力求公正的、像天平一样称量调和对立双方的工具。这么一来，至高无上的镇压之权，就获得了如何解释“人道主义”的权力。在斯大林的好学生、好儿子毛泽东看来，“人道主义”只是“救死扶伤”。其实救死扶伤只是动物庄园主人的善心，是如何使自己的家畜提高产量的技术手段，和人间的温情脉脉毫不相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严酷的训练、激烈的战争、残忍的迫害，都是体现了“更根本意义的人道精神”，那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其实，即使在传统的奴隶社会中，最残酷行为的动机，也是出自爱护和保卫某些人的需要，而不是反对一切人的。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以加倍牺牲另外一些人的生命来作为血淋淋的奠基石，那么它比奴隶社会的进步到底在哪里呢？况且，奴隶社会也已经懂得慈悲与仁政的重要性，所谓“轴心时代”的理性觉醒，都是在“奴隶社会”发生的。如此一算，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过于残酷了，那就比奴隶社会还不及，无异使人类文明倒退到新石器时代的茹毛饮血中了。
遗传学的研究显示，独裁者和惯犯一样，大多具有一种反社会的性格，甚至具有异常的生理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遗传特征。这些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和普通人之间，对人道精神”的理解，会因天赋的不同而相异。
这些人对利害的直接选择更强，而对利害的间接选择即善恶的选择较弱，甚至没有。因此，他们对人道精神的理解主要着眼于自身的利害，而对他人的幸福或是痛苦几乎不予考虑，所以能够勇往直前，甚至战无不胜。他们冷血心肠，没有将心比心的同情，这种人十分危险，如果听凭他们“改造社会”，将是社会的浩劫。
（16）
一个富于内部生长能力的社会，常常愿意保留自己的对立面。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人道精神”的问题，实际上，此社会恰恰是通过保留并“宽容”对立面的存在，以刺激与保持自身活力的。它明智地了解到，如果对立面被迫消失了，那么自身的存在基础也就削弱以致瓦解了。
而原初的人道精神，是一种生命的联盟，因此强健丰满，不像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样，以肢解敌对阶级、瓦解生命的联盟为宗旨。
实际上，阶级存在就像物种存在一样自然，阶级彼此依存就像物种彼此依存一样；要想消灭阶级差别，不过是制造了更大的阶级差别，要想结束阶级斗争，不过是制造了更残暴的阶级斗争，
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道精神”也患上了营养不良的贫血症。而唯有立足于阶级合作的积极意向的人道精神，才是推动文明继续发展的精神。
试想，未来是如此难以捉摸，谁全然知道明天的社会需要什么？谁全然知道未来的人们究竞走向何方？卡尔马克思说他知道，可是他连自己哪天死、如何死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世界的未来？他连自己的私生子最后姓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未来的世界信什么？因此，卡尔马克思及其仆从的“理论”全是在圆谎，他们是靠“梦想”的谎言存在的。
（17）
科学精神的首要敌人是科学主义，而不是信仰主义。因为信仰主义和科学精神本来就分属人类意识的不同范畴，分头满足不同的需要，可以互补，必要时可以互构。科学主义就不同了，它窃取科学之名，干的却是信仰的勾当，名不正，言不顺。科学精神的显著特征就是搁置判断，体现为怀疑的、不可知的存而不论。
这是科学主义最喜欢抛弃并掩埋的。例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它假借哲学、社会学、民族学、自然哲学、政治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结论，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实，他早在《资本论》写作之前几十年，就公布了《共产党宣言》，这说明他根本不是以科学精神来从事研究和写作的，而是一味为“改造世界”、“夺取政权”炮制理由。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偶像黑格尔所诋毁的孔子则比“普鲁士黑马集团”要“现代”得多：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不失为中国精神投影在全球智慧的一道光亮。
“中国教育家”孔子（前551-前479）比“希腊教育家”（“Socratic method”）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早生了一百一十八年，因此孔子的“不知论”比苏格拉底的“无知论”（“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至少也早生了 一百年，孔子到底有没有影响过苏格拉底？我们在此提出来，但存而不论，搁置判断。
不过既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及其学生可以被早期基督教哲学家誉为“说希腊语的摩西”或“犹太化的哲学家”，也就可以想见他们并不是独力创造了上述的搁置判断的范例。
（18）
在心灵死去之后，方法倒还活着。这似乎充满了讽刺意味。当今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处在注重方法而忘掉心灵的文化季节。人们已亡丧了“羊”，却还在“歧路”上自得其乐，羊就是“一元真理”，歧路就是“多元价值”。
科学作为一种“对万物和人都予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系统化方法”，当然既非真理又非价值，而只是工具。至于现代宗教则更是依赖人的心灵体验，而非客观的启示，所以有些基督教派竟然流行违反《圣经》的同性恋。科学是知觉和经验的延伸，宗教是感受（也可以称作“灵魂”？）和体验的延伸。而马克思主义者只强调前者而完全抹煞后者，结果是用后者代替了前者，形成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悖论。例如，当马克思强调“宗教是鸦片”的时候，他的虚拟前提是“没有经验以外的世界”，可是他这么一个血肉之躯怎么能够断言自己已经知道了宇宙的全部奥秘，“从而能够正确地断言什么存在，什么又不存在呢”？他这块腐肉又怎么可能“正确地预言”那个虚幻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实现”呢？
（19）
宇宙各部的相差不大，分布均匀，甚至接近某种无差别（或少差别状态），这难道不是死寂吗？难道不是社会主义者所期待的临终状态吗？在宇宙运动中，这种境界所体现出的能量转移的规模，是比不上力量中心那样剧烈的，只有在力量中心，才有自由。
这里借用了一些宇宙学、物理学的说法，来描述人类的意识和意志活动。
尽管，严格区别上述两个范畴才接近事实的真相。意识是不能思考意识的，正如意志无法支配意志；所以意识需要运用物理现象作为自我思考的媒介，正如意志需要通过身体去支配意志。
（20）
有句成语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本来有一种社会时间存在，它也许没有什么味道，但却是任何人都无所逃的壁垒。人们按照这一规范去生活，虽然并不意识它。
只是在社会结构解体、文化心理动乱之际，人们才开始怀疑持久的真理，并思索“时间是什么”……孤独，使人们过度注意“自己的时间”。而当人们特化了自己的主观时间，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就难免反过去加深对于社会时间的不信任感。这时的“社会约定”既然已经失效了，人才发现这种社会时间是如此经不起批判的思考，仅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如果借用僧肇大师的术语，那是一种“非”，即一种符号，而不是一种“是”，即一种存在。关于“符号与存在”的讨论，其实在僧肇那个时代就很盛行了。古人已经思考过：
群体性支配着文化全部表演包括最隐晦的哲学，也席卷了所有人的时间感，而时间感觉方面的宽松和焦虑，最终都来自群体生活的压力。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各种专制主义者经常利用这种压力来证明自己的是对的，而这种压力的较高形式就是恐怖暴力和全面专政。其实，这是本末倒置，暴力的威慑力量并不能证明暴力的正确性质，而全面专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使用的“真理的论证”，只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并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结果只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变成了“专政得逞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1）
科学社会主义者们要求，把科学知识即人从自然界获得的知识，一视同仁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贯彻到社会与人生中去，以完成其预谋的社会实验。而人本主义却基于自己的良心和文化的传统等伦理方程，极力反对这样的处置，结果他们被视为“反革命”、“右派”。
但事实上，现代科学知识所拼成的新世界模型，是导向一种广义的不可知论的文化态度的，而不是导向马克思主义的确定论和宿命论的。同时，科学势力的膨胀所造成的传统宗教及其伦理道德的破裂，并没有导致科学的统治，而是促成一种比传统宗教远为有害的迷信──个人崇拜的兴起，个人崇拜企图填补心灵的空洞，竭力在废墟上确立一个避难所。个人崇拜是一个可以面对但却立即受到奴役或迫害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疾病想要解决“不可知”和“要确立”之间的矛盾，强烈体现出现代人的无能为力和病急乱投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精神写照”。
科学的普及和宗教的破碎，使科学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人们越来越相信“生命只有这一次，其它都是虚无”的结论。尽管在“生命只有一次”后面加上了一句“我们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但子孙后代后面又是什么呢？还是虚无！
科学意义的物质就是文化意义的荒芜。凡此前景，对自我感觉强烈的人格，是贫弱的，缺乏吸引为的。这样的前景，迫使人们脱离虚无的自我，而投入他个生命的崇拜深渊，好像这些伟大的领袖不会上厕所。
古代宗教的许诺，却不是如此干巴巴的，它开出的是一张空白的支票，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而得到终极的奖赏，从而获得了能力，可以填写自己永恒的生命。
好的选择可以保证人们死后的永久幸福，但科学的发现无情地解构了这种幸福。因此，现代科学在实际上瓦解的，是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道德状态！这种局势是灾难性的。
（22）
即使西方的种种“人本主义”，不也是以“为满足人的欲望有权力利用宇宙的思想”作为内核？即使绿色和平运动，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并不是以大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人类毕竟还没有进化到宇宙代表的程度。人本主义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可能是与科学主义别无二致的。甚至可以说，科学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借科学主义之手火中取栗，这正是所谓“早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晚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这里的区别根本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么“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因为反省并赞同“异化理论”而遭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整肃和清洗，但那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斗，无碍大局。正如九十年代又冒出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提倡马列主义的内部改良。这种“早晚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企图在“反对革命”的时髦中让马克思借尸还魂。
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导演的“农业集体化”和“极端工业化”所造成的人命损失、环境破坏、道德瓦解、社会沙漠化相比，倒是以神权主义特征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表现得缓和一点！因为，原始基督教以及流行于整个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东正教，在道义上毕竟是以抵制“人的欲望”为宗旨的，并且否认人有权力为了世俗的生活而滥用宇宙的资源。说基督教的一神倾向天生地包含以人类的欲望为中心而去滥用宇宙资源、牺牲宇宙万物的倾向，那是陷于现代唯物主义泥沼中的心灵所作的最后的挣扎，是一种超历史的“反思”，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23）
我们在观察儿童生活时有个经验，即所谓“争食”现象极为普遍，一个孩子吃东西速度很慢，而当两个以上的孩子一起进餐时，速度加快并互相争夺，可以当一个孩子重新独处时，父母虽然极力鼓励多吃、快吃，效果却不理想。成人也是如此，多人一起进餐，人人都会加快进食速度，无论食物多么充沛。心理学家把这类现象叫做“互相暗示”。成年人的各种社会活动甚至精神活动，同样承袭了这个天性，例如泡沫经济就是如此，显示出儿童的特点。诚然，人的需要和最终于可在不同方面展开，但人的注意力和占有欲却很容易被时尚所吸引，所谓时髦恰恰就是大家都在极力追求的东西。“大家都不要的东西我也不要，大家都想得到的东西，我也急切地想要得到。这就是“人的自由”，这就是人们追求平等的真正含义。这种群众心理的特性，无人能够超越。
各种乌托邦理论的共同特点就是完全不了解上述人性，乌托邦理论的基础就是试图对有血有欲的人，进行彻头彻尾的非意志化。即，把有欲望的人，抽象成一个个木偶，然后用这些木偶叠起一个完美的罗汉国。乌托邦主义者把人当作机器，把个人等同于细胞，从而把社会运转当作人体循环。这样错误的概念比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人是机器”的论断还要荒唐。那些人还有用蜜蜂或蚂蚁的社会秩序来设想人类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终将实现。其实，小学生都知道，人比蚂蚁和蜜蜂远为复杂，比细胞就更是“诡诈”。个人不仅具有蚂蚁和蜜蜂所缺乏的独立意志和创造能力，因此常常体现为“不合群”， 而且具有单个的细胞不可能具备的活动空间和自我意识。人因而有了自己的“命运”，而“命运就是性格”。个人的命运既无法赐予，也不可由他人剥夺。凡此种种都使得社会结构不可能变得象蜂窝、蚁巢那样和谐，不可能像人体结构那样协调一致。
最荒唐的是有些善心人，为了消除马列主义的专制弊病，而提出一种改良策，希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社会可以采行双重制度的混合并用：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和精神方面的自由主义。这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颠倒”。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即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精神上的专制主义。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定义，毛泽东曾挖苦墨索里尼“二十年前还是个社会主义者”，其实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也自称过孙中山的门徒，还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但不论我们对社会主义采取哪一种定义，不容怀疑的现实则是各国都在走向“大政府”，或是福利主义的，或是专制主义的，由于经济技术的膨胀和地理空间被通讯和交通工具大大缩小，全球人类正在迅速统一，这种统一的含义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干预和专权，而无法是各自为政的资本主义自治实体。资本主义本身，不能构成下一轮统一的全球国家，因为资本主义竞争，意味着世界的分化。
所谓精神自由，不仅是一个人孤自冥想的权利，如果是那样的话，最黑暗、最专制的文革伪神权社会，也是允许“自由思想”的：只要你自己绝对保密、绝对保密，不要因为失言，泄露了天机，引来杀身之祸就可以了。
因为专政者再残暴，也无法一一打开人民群众的脑子，看看他们的脑浆里到底包藏了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祸心。因此专政者终于无法干涉这种精神由。那么精神自由的社会含义是什么呢？是说话的自由！精神不仅是一种思维，而且是通过语言流溢出来的思维。不能流溢就无法继续地深入地思维，没有语言刺激，哪有精神可言？这正像电必须成为电流才是电，思想如果不流动，就是死的，而“意识存在的时候就是意识活动的时候”。精神的自由如果不流溢为说话的起码是“自言自语”的自由，那它本身并不构成一项存在，因而并无必要。而在暴政之下，自言自语都相当危险，甚至梦话都会引来批斗大会，那意味着社会孤立和终身监禁。
那么，说话的自由是否可能绝对不构成对于其他人的妨碍甚至侵害呢？我以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说话正是社会行为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说话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自由的体现。当人民在谈论问题之前首先考虑到会不会惹怒政府官员，还他们还有什么自由呢。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保证，全球规模的自动化、电脑化浪潮，将会把全球居民一概卷入史无前例的的超级暴政？毛泽东与之相比，就仅仅是个小巫了。因为在那个全球规模的电子化的暴政下，人们连保存内心秘密的最后权利都被剥夺了，根本就不再需要文革式的告密者，机器将成为监查万民的居委会特务。不但监视人民的生活，也监视人民的思维过程……从而侦查出保存在灵魂深处的个性最隐秘的内容，进而用“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人的精神自由作出限制，甚至对大脑进行阉割……这可怕的预见恐怕不仅仅是纸面上的。
（24）
历史学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个心理学的问题：
一，历史学是一种视象汇编；
二，历史学是一种心理构图；
三，历史学是一种价值判断。
而有关历史的延伸、未来世界的秘密预言，绝大多数也都切近于当时人心中的希望与恐惧。乌托邦主义者最能利用这种希望和恐惧，来实现自己“穷人翻身”、“文盲控制大学”的“理想”。他们的思想不愧“时代的颤抖”。但令人费解的另一面却是，他们的“宏伟规划”本身，完全省略了这些翻身道情不是心理上的问题。就拿“以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和精神上的自由主义”这种乌托邦混血出来的西方左派思想来说，它就完全切断了经济与精神之间的生理联系纽带！在我看来，自由主义乃是饥饿觅食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却使思想成为多余。
众所周知，以自由主义相号召的资本主义，其特性是鼓励竞争，重视效率和利润，为此它特别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价值。相反，社会主义在注重社会的公义与安全的同时，却降低了效率，人这种贪婪的动物，一旦看到利润不再是绝对价值，就会同时把社会正义的考虑扔到了一边。于是，即使仅仅为了专制主义的权力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也需要在经济上实行统筹安排，通过“牵民之口（吃饭）”来达到“钳民之口”的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目的，不仅把生产作为一项计划去完成，而且是要在分配领域动手脚，对社会财富实行人为的分配，用随意赏罚来巩固专政权力。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受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原则支配的事业，它们之间如何并行不悖、有机相融？正如水与油，无法融合一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在技术上互相学习，正如把油和水一起倒在海绵里，它们就“相融”了。这个海面就是法律制度，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现代世界的最新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从社会主义做法里学习了不少知识，例如社会福利的普及和政府干预的加强，甚至出现了“社会福利国家”这种照顾人民生活的制度。这是好的征兆。相反，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也开始从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和鼓励个人积极性方面吸取经验，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进程。
但是，这种互补并不表明古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二十一世纪融合一体。恰恰相反，这种事态发展表明，无论古典的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在发展中改变着自己、扬弃着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消亡着自己。而混合主义的乌托邦却着力把这种正在消失的东西分头固定下来，在一分为二之后又把它们堆砌到一起，凑出一幅看起来颇为美妙的蓝图。只是，这一理念性过强的蓝图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缺点：其超现实性，使它失去了任何可行性。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经济上实行了社会主义的专权，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精神生活就必然会受到这种经济事实和社会生活的压力和塑造，从而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迫地消减以致取消精神上的自由主义。如果在精神领域中你奉行一种“法定的自由方针”而听凭个性发展，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产生解构作用。因为，精神上的自由毫无疑问会通过心理转换成社会经济的自由化。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心理转换的历史，乌托邦理论无力截断这历史之流，更无法取代人性。相反，任何乌托邦构想的最终职能，无非是通过鼓动人们的希望，使人们加速投入这不断转换的流动。
（25）
以社会民主主义或“西方左派”为指导方针的福利社会，通过提高民众的福利来赢得选票，成效卓著，但那却不是注重精神福利，毋宁说是相反的。谁要降低物质福利谁就面临下台，这表明了人类的精神弱点。而所谓“精神福利”的宣言，实际上宣布了社会福利政策的走投无路。因为群众认识的“社会福利”只能是物质利益，而非精神向往。人的心里对“福利”一词倍感亲切，那是由于食欲而不是求知欲在起作用，以致食欲把美好的想象都投放到“福利社会”这个建立在道德教育和科学技术这两足之上的现代天国中。
面对这种难拟抵抗的舆论也就是群众心理方面的压力，各种专制主义者为了使自己的学说更富于市场吸引力，而盗用了“人民的幸福”之类的谎言概念，并把它变成了一种与“福利”全无关系的东西，即所谓“解放”。就这样，现代文明中受到芸芸众生广泛青睐的“物质福利”概念，变成了“精神福利”即“解放”，望梅止渴的解放成成一项因伟大而变得空洞的许诺。所以，听了党校理论家的报告，我们的心情不会释然，反而增加了一丝沉重。因为在这些专供展览的言论里，人性中自欺欺人的倾向过于明显。
政治宣传干部们有关“解放”的宣言所拥有的最大虚假性，就在于他们假定“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在解放以后都大大提高了”，“就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解放干部们还强调“劳动人民知识化”，好象每个人都会对艺术、学问、教育、宗教等领域精神活动水平的提高，感到由衷的兴趣；不仅如此，每个人还会把这种兴趣放在生活的首位，甚至放在衣食住行以及各种追求感官刺激的娱乐活动的前面。
事实证明，这种假定所具有的空幻性是前无古人的。事实证明，普及教育的主要后果，是创办了黄色报刊，大学学生的扩招，直接导致大学质量的下降。
古人说“衣食足而后思廉耻”，事实证明也是十分迂腐的想法，许多人是衣食足了也不思廉耻，而比仅仅知道廉耻更难的高级精神活动，则是多数人吃饱了撑死也不会由衷感觉兴趣的，因为这样的“奢侈品”对普通人过于昂贵了，“需要花费太多的脑细胞”（这是他们的原话）。
人人都在巴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因为人是动物，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说他孟子是“性善论者”，真是有点冤枉。
孔子则惆怅地叹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说明只得与小人为伍的无可奈何。（《离娄下》）说他孔子是“性善论者”，真是有点冤枉。
在孔孟看来，人和飞禽走兽相差不远，乌托邦份子竟然要这样的存在物去“追求精神价值”，可能吗？
人，总是在次要位置上，供奉着“精神生活水平”。如果把这种并不是人人都稀罕的奢侈货色提到了首位，那只能使之加速贬值，没有别的。
这种胡闹如果只限于说说而已的地步，倒也罢了；但假若硬是要当成一种社会方针去加以贯彻，推行什么“劳动人民知识化”，则难免导致“犹如东风射牛耳”，造成专制主义下特有的阳奉阴违。结果，不仅造成纳粹式的社会专制主义，也造成苏联式文化专制主义，文革则是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既然把毛泽东思想提到了首位，那就是叫人们勒紧裤腰，比“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更凶残。
“要毛泽东思想而不要黄油”？黄油都没有了，那挤掉了黄油的思想，还有什么真价值？不过是假货罢了。
（26）
在文革之后，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例如一九八三年开始的那次，乃是针对大范围社会解体的现象而发，而大范围社会解体的现象，又是所谓“改革开放”带来的，用共产党的老祖宗卡尔马克思有关中国的说法，那是木乃伊遇到新鲜空气后加速产生的腐败。为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不会产生如此大量的腐败，一到无产阶级的人治社会就会？因为专政和腐败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只是在毛泽东时代，腐败行为是毛本人的专利，或是他亲自赐予某人的，而改革开放却导致腐败行为的普及化、规范化，导致社会解体现象发生。
不论封闭时代的小范围的深度腐败还是开发时代的大规模腐败扩散，表明马克思主义完全丧失了创造文明的能力，社会和个人相似，一旦丧失了创造能力，必然迅速趋于腐败。到了这种危急之秋，不对天然的创造力本身进行压制，那么，已经过于拥挤的空间将难免因为创造力的无处发泄而变得更加拥挤，以致发生爆炸性的社会动乱周期。这正是中国西汉继战国兼并后，推行“抑商政策”的背景，同时也是罗马帝国时代商业凋敝、经济衰退的一幅缩影。这是毛式的封闭时代的缩影，到了后毛的开放时代，为了解决商业凋敝、经济衰退造成的严重问题，不得不缩小大规模“帝政”为文明所穿上的寿衣的尺寸，但由于官员在主导经济活动，“党内资产阶级”也就迅速膨胀为“党外资产阶级”，进行官商勾结，使得禁锢性力量（“党”），变成腐烂性力量（“贪官污吏”）。党既然成为贪官污吏的集合体，改革开放自然也就成为暴君的同路人，成了不受监督地运用社会主义专政和资本主义盘剥来竞相掠夺社会资源的超级蠹虫，比罗马的元首制、秦汉的皇帝制，还要贪婪。
因为毕竟古典文明时代还是以一种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为其特征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却脱离了社会关系而存在，实际上是党对整个社会的专政，全由某个人通过内省甚至心血来潮的自我感受来决断国家大事，利用现代技术所造成的实际破坏，当然大于古典时代原始技术提供给暴君的破坏能力。
（27）
欧洲中世纪，远远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干部们宣传的那么“黑暗”。中世纪事实上实行区域自治、政教分离。教皇党与皇帝党的斗争，促进了精神价值的独立，尽管这种精神价值不是科学型的，而是宗教型的。但宗教价值的独立，却为以后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独立，开辟了真 正的道路。而左派人物对此段历史的思想清算，并不是从一个合理的角度下手的，相反，他们差不多用蒙古式的精神模型，来处理有关的议题，即根据马列主义的教条来制定结论。关于这一点，东方的读者不妨去读一下十三世纪时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约翰·柏朗嘉宾根据东行经历所撰的《蒙古史》 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鲁布鲁克的威廉所撰《鲁布鲁克东行纪》中的有关记载即可明白：在古代蒙古人正如在近代苏联人的统治下，宗教与其它精神价值都是无法独立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奉行“领袖”指示正如蒙古汗国阵营奉行“大汗”指示。而这两个“阵营”的版图又是十分吻合的：从易北河到朝鲜，从西伯利亚到越南，只是社会主义阵营比蒙古汗国阵营少了一个阿拉伯世界。
蒙古人的野蛮精神，所掀起的“精神革命”，其实比列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创立的苏联更为持久，后者不过维持了不到八十年（除了它少数几个尚未倒台的原仆从国家），但前者却此起彼伏了好几百年。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国家，其实也可以被视为蒙古征服的持续后果。
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们，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经常散播一股东方僧侣的附庸风格，这些僧侣，在蒙古时代开始就被那些游牧帝王豢养在宫廷帐篷里，天天为大汗和他的妻妾们勤勉地祈福。到了苏联时代，则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集团和他们的女人们祈福。这些僧侣就是如此用精神方法去“为人民服务”的。在他们心目中，最受尊荣的理想模型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他们所宣扬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反对虚无主义，他们认为，虚无主义对人生和宇宙感到绝望并持否定态度，没有填补空虚的能力，因而是可悲的。因此他们就用红色恐怖的思想言行来填补空虚，“与人斗，其乐无穷。”
事实上，虚无主义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思想，它的背后依然是对生活的热爱， 一种遭到挫折后学会了自我保护的热爱。因此，从文化史、精神史的角度看，虚无主义不仅是死的预兆，也是生的预兆，它通过否定旧的去进行了一种间接的肯定。
在这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也正是发自一种虚无主义， 因为他们信奉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正是对人生和宇宙深感绝望的思想：人作为物质即作为虚无者生存其间的人生与字宙是没有出路的，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幻觉和活动来延续的，所以斗争一旦停止，生命也就停止。在他们心目中，宇宙对人毫无友善之可言。
这是真正的绝望。操持这种对人生和宇宙的基本绝望态度的人，怎么会对别人友爱仁慈呢？怎能知道他的绝望以外的广阔事物呢？这样的人，不可能对他人心软，尤其对失败者、穷人和弱者，绝无怜悯。所以人们说“中国人缺乏绅士风度”。呜呼！中国人在蒙古人、满洲人、苏联人入主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28）
剩余的精力的大量存在，是人的一个特点，所以，他使抑制不住地要去设想未来，表面上为了后人与未来，实际上为了他自己和现在。在极端状态里，他恨不能把未来人类的发展尽行束缚在自己的思想轨道上。这也是一种“自我扩张”的人性流露和自然表现。
但有的人却走地太远了，企图用自己的思想轨道扼杀未来人类。例如马克思提出的所谓“剩余价值”学说，企图摧毁人类文明的全部基础。他几乎成功了。不，应该说他的企图已经在苏联成功了，结果成功摧毁了俄国新沙皇好不容易建立的社会主义帝国。
试想，我们今天所见的一切，哪一样不是前人的剩余价值？不仅有形的建筑，就是无形的文化，哪一样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剩余价值”？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全都拿来花掉，那么今天的社会将是一片共产主义的沙漠。
应该说，“后现代”人类所面临空闲时间的剧增以及空闲所产生的种种困恼，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可以解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路毕竟是以人类“前网络时代”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而后现代即“后网络时代”人类所面临空闲时间的剧增以及空闲所产生的种种困恼，毕竟是新产生的。马克思一生虽然游手好闲，依靠别人养活，但他还是忌恨那些比他更加有闲并且有钱的人们，所以要发明一套“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铲除他们，这与毛泽东自己考不上大学就要封闭大学的“教育革命”，如出一辙。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毕竟都是落伍的，用圣西门的话是属于“非生产者阶级”，自顾不暇，哪里能替未来人类的前景提供合理方案呢？
既然社会民主主义或是福利社会主义无法解决后现代问题，那么传统宗教是否能帮助解决类似问题呢？
和平的、慈悲的、利他主义的高级宗教精神及其众多的活动样式，诚然能给人类的心境带来安宁与幸福，为多数缺乏精神活动的人们提供片片园地。这些园地在此前遭到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分裂的抑制而荒芜了，这时，则由于高级宗教的复苏而空前繁荣起来……
不过，却很难设想，这种高级宗教的精神活动，能为多数人类在千万年的进化历程中所聚集起来的原始力量，提供一个足够充分的宣泄渠道。
事实上通过对宗教现象进行的观察就能发现，传统宗教本身并不是一剂消解欲望的或沉思冥想的灵药，它们之间时有表面的联系，但这种缘份只是由于人的原始活力在受到自然与社会的多重阻抑之后，既无法超脱又无法克服之际产生的一种消极逆转，而不是积极的创造。这种逆转当然也有意义：把人的精神诱导一个无害方向，总比马克思主义从事反社会的活动要好。所以马克思称这消极的逆转为“鸦片”即麻醉剂，并大力批判之。但马克思自己提供的却是“海洛因”，是致幻剂，比鸦片的麻醉作用危害更大。
（29）
“人类不相通”吗？这不值得悲哀，反而令人欣喜。要知道，文明的扩张和人的希望并不起源于“关怀”，恰恰相反，是来自生命的痛苦、分裂和灾异！例如《圣经》记载的巴比伦通天塔的失败，揭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那恰恰是因为，“人类的不相通”而使得造塔的通天伟业归于失败。然而，如果变态的妥斯陀耶夫斯基们所说的“巴比伦通天塔”（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终于建成了，那么人类的精华岂不全要胎死腹中？全体人类的命运又会怎样？无疑地，人们将随着整体智能的退化一起毁灭掉！
为了人类的精华和梦想永远走在生路上，还是让社会主义天堂和通天之塔一起付诸东流吧！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像社会主义者宣传的那么有力（所以社会主义者自己并不相信自己的宣传，他们只是利用自己的宣传罢了），反而常常是羁绊性的、惰性十足的，因而也是力量抵消的，在关键时刻毫无力量的。只有作为“个人”或“家庭”、“战斗集体”以及“社会”、“民族”、“国家联盟的一员”──人，才体现出内在的突击性的力量。“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之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它的各部分力量会必不可免地遵循互相抵消的道路而自生自灭。即令略有剩余，也所存无几……这个公认的事实指的甚至连“精神财富”和“文化遗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互相制约中抵消着……各派思想与各潮文化总是“轮流坐庄”，历史之流永远不会呈现某流某派获得压倒性的“最后胜利”的戏剧性突变；更无法把这胜利之果给固定下来。秦嬴政同志有关“传之万世”的最高指示和伟大教导，随着他的死亡而灰飞烟灭，只是留下一个笑柄，被证明是垂死老人的自大狂罢了。
那么，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发生了“相通”的奇迹，或是在某个强权秩序下归于“统一”之运（就像秦、元或是文革政权），从而貌似消除了彼此的隔阂与误解──情况会发生根本逆转吗？那时，“人类”好像只有一个大脑（或是半个大脑──独裁者由于大权在握，刚愎自用，不再生活在与他人的反馈之中，往往只剩下“半个大脑”了，因为人的大脑都是在与他人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统一指挥一个整体，不就充满力量、生气勃勃了吗？
不会的！人的力量，来自“分裂”与“对立”的多，来自“和谐”与“无为”的少。难怪《圣经》反复强调人类的罪恶本性是根深蒂固的。于是，假如没有竞争，没有敌人或假想敌，没有力图压倒对手的强烈欲望──人的文明早就失重、停滞、朽坏了。正如人们如能冻不死、饿不坏──他何必还要孜孜不倦地创造与工作呢？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与其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又是很难定一条硬性标准加以衡量的），不如说是恐惧被人压倒的难堪和被人征服的苦难。
要是人人都受制于一个共同的权力中心，要是人人都受到同一种法律的保护和役使──那“人类力量”的源泉必定会阻塞不通。因为（再说一遍）只有差异，才造成动力！
（30）
只有在“罪恶”的社会里，才会产生“崇高”的东西。例如，所谓“精神巨人”，从来就不在“黄金时代”诞生。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产自一个衰落的时代、混乱的社会。那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是如此，例如，“社会主义的理想”，只能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不理想中油然升起，而当社会主义的社会真的建成时，伟大的革命导师们反而消失不见了！因为，产生社会主义人物的社会土壤和生态层次，已经被社会主义革命挖掘毁坏了！事情于是变得十分可笑：社会主义的现实消灭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政权消灭了社会主义的导师。因为特定的教主，只是特定灾难的补偿品；没有某种灾难的地方，就无法开出相应的花，反而会生出别样的灾难。人类的罪性，仿佛没有灾难就活不下去。人类的命运是善于制造灾难并从灾难中收取成果的，日午的光辉虽然令人振奋，但却产生不了刺激想象的美景，而夜半的零点时分，反倒启示贱骨头们沉思不倦。
再如，世界主义的理念，只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回响──根本上是一种“抗议”，从“抗议”也仅仅从“抗议”的意义上说，它才是有意义的！
即使“上帝”不用语言的隔阂来分裂人类，人们是否就能彼此理解和同心同德？通天塔是否就真地能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奇怪地建成？
更深一层的理解可以发现，这里的“上帝”并非外来的设计或强力。这里的“上帝”，其实只是人们彼此区别、标新立异之欲望的隐喻。因为人们从本能和直觉上就已洞悉：自己的生命力正是借着彼此区别的事实和日甚一日的角逐，才得以全面而深刻地展现出来。想一想吧，若是没有如此普遍的隔阂与角逐，人的生命力哪里会被逼迫得如此疯狂，哪里能发育得如此周全呢？
在一个明白无误的怀疑论者看来，生活就是不断地欺骗、蒙混、麻木不仁、得过且过……骗别人也骗自己，骗当代人也骗后世……自欺也欺人。只有这样，你能踏上“社会成功之路”。
客观地说，生活之目的是全然主观的。综合地说，活着本身，就是唯一的目的，尽管不同的人以各自的名义来守卫自己的生路。生活就是生活，为生活而发明名目生活；活着就是活着，为活着而创造意义！所以，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甚么“高于生活”、“异于生活”的异物，只是崇高的自我陶醉罢了──这是苦痛之源、虚渺之极，且使生活变成一场欺骗，自欺且欺人。
真正的哲学家认清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活着仅仅是活着，现在活着仅仅为了将来活着（所以急需传种接代，以便继续苟延残喘），岂有他哉？！其他的、可以商榷的一切，都是烟幕、手段、借口……
“只要你信，就能得救”──这是一个古旧的、老掉了牙的信念。
我们要剥下这一信念的神圣色彩，并揭露它的空洞许诺！
得救──并不是一个终极；它仅是一个过程的某个片段。
得救──并不是一个结局；它仅是一个同样注定要毁灭的瞬间。
因为说到底，人生是由许多个“灾难”和许多个“得救”交织而成的。信心（有人称作“习惯”、“经验”、“信念”甚至“理想”云云，就是这些灾难和这些得救的凝合剂。灾难固然靠信心得以化解、救助──并向得救顺利发展。但灾难不也是由于过度自信、因循守旧而招致的？于是信念支配了人的一切，信念既是灾难之源，也是得救的契机。信念既是婴孩坠地的呱呱哭号，又是肃穆庄重的丧钟……信念能救你，也在毁你！
（31）
唐人李翱曾在他著名的《复性书》里刊布了许多陈腐的说教迷雾。但是，此人有一点功绩却不容抹煞，他肯定了人的天性自有其高贵的、无法“净化”的气质。进而，他且视恢复这些天性──去掉遮蔽它的尘埃，而不是“改造”其本身──为人世间最有价值的事。这是新文化的至上功德！我们尽管可以不同意他对人性的理解，更不同意他关于普遍的良善的人性之假设（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关人性分析的腐臭前提，应该终止了），但还是被他的诚挚深深打动了。
复性，在李翱的笔下也许已经被误用为一个推进沉沦过程的借口（他那道学化了的“性”，是多么接近空想社会主义式的沉沦啊！），但我们如果有力量接过他有关“复性”的思想火炬，又何尝不能树起表彰人性、反抗沉沦、剔除（至少是淡化）异化的旗帜！社会主义不该在历史法庭上成为沉沦过程的辩护律师，所以，复性是要复自然天性，而不是复道德人性。
对于一个强有力的人生──沉沦不必是其固定的命运。
沉沦，也许是万物运行的趋向，是难以逆转的“物”的规律，但正因为如此，“灵”会起来反抗的！万物也许并不都有其灵，但有灵的人却不甘于物的命运！他对俄国人说：“我看到你们的上帝是强大的，因为他把我们的神从天上撵了下来。但是，我们的神终会起来反抗的──即使再被推下来！”
反抗沉沦──就是恢复人的自然天性，某种完全不同于物性的灵性，他要求“逆境的美德”，它呼唤为，仅仅为了一步上坡之路，舍弃十步下坡之景也是值得的！
这种意义的复性，该是最高的人性价值所在，如果人性还有任何价值的话。诚然，这晶莹动人的思想之滴流中，包含着多少数不清、道不明的但却明白无误地呈现着的真德。
有限的人，本该拒绝讨论无限的东西。相对存在的人，本该拒绝探索绝对自在的东西。人与神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说神，不是在“讨论”，而是在“瞎猜”。庄子早就以“有涯随无涯”而断之以“殆矣”的诊语，明确指出了这种以小测大的虚妄性质。诚然，这种“殆矣”的努力，在很多场合下，不失为优良的心理疗法和智能训练，它可以给人以安慰和优化，可以加强人与环境的联系、可以密切人际的关系等等。──因此我们原谅了这种虚妄，甚至还要有意识地运用它。只是，我们该不是迷于此道，而忘却了归途，才好。
──“一条通向零点的归途，抹掉一切，从头开始。”（雷德福）
这归途，是指向零点的复性！
（32）
大自然给人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其功能意义的！用则进而废则退，器官的存在与器官的发达，不仅有互为促进的作用，且从根子上刺激了生命整体的生存状态和竞技状态。因此，各种各样的“身心磨练”（甚至包括“交媾”在内），对人这种生灵，都堪称是必要的呢。难怪有什么密宗佛教，什么房中术道教，什么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吃饭不要钱。
婴孩的微笑，一种闭着眼睛时独自陶醉的笑，是最神秘的，它是自发的、自足的，甚至是不假于外物，也不以外力而移易的。这是因为，婴孩最富于生命力且最接近自然，所以他（她）的笑是没有方向性和功利性，从而是很难译解的圆形之谜。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都接近婴孩的微笑！一种“面如满月的丰盛”。
闭着眼晴生活、闭着眼晴思想，也许会被耻笑为“愚蠢”，但真正的生活和思想却只是自发的、自足的，甚至是不假于外物也不以外力而移易的。它自成一个圆。一种面如满月的丰盛。
（33）
世界上有两种撒谎：一种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一种是在哲学思考层面。前者叫做“捏造事实”；后者叫做“制造理论”。但人们的荒谬习惯却倾向于认为，前者的产物是“谎言”，后者的产物是“真理”！这种奉谎言为真理的积习，已使人们吃尽了多少苦头啊！
如果人们已经掌握了真理，还会生活在苦难中吗？如果历史是一部“真理进行曲”，人生的问题又为什么越积越多呢？一种只能带来苦难的真理，我们应该叫它什么？一种只能制造问题，为世界增添苦难的真理，这除了谎言又能是什么呢？我们还该崇拜它？我们还该为它而含辛茹苦、逆来顺受？难道非要榨尽所有人的血肉之躯，我们才敢于把这头怪兽从祭坛上拉下来？
现代世界根本就没有真理！而被供奉在神坛上的，不过只是杀人的屠刀罢了！真理的世界，已不再是柏拉图式的空灵宁静的洞天，而是血流成河、腐尸蔽野的“人民乐园”。让我们为这样一个世界的消失而祈祷吧……
“鸡蛋里面挑骨头”──这句话体现了多么深入的中国哲理与经验！
──鸡蛋里面有没有骨头？
当然有！
否则鸡的骨头从哪里来？
所以，鸡蛋里一定有骨头，至少是其“萌芽状态”！
──鸡蛋里可不可以挑出骨头来？
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把骨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否则，“人的主观能动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所以，要是鸡蛋里找不出骨头的现象，一定可以找出“骨头的本质”来！只要你放手发动群众，就一定能在白色的现象中发现黑色的本质，物质一定变精神！
──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
有些人活在世界上的重要日课之一，就是自欺欺人──自欺了再去欺人，就可能被视为“真诚的”？
可是有的人的智商却略胜一筹（或是他受暗示的能力相形弱了一些），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自欺，可是又不得不欺人（否则便无法“在人们之中活下去”，人们是多么怕见“黑色的真理”啊），是便被目为“伪善的”。人与人之间就是如此品评论价的。
相形之下，便不难明白《周易》伟大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回避与掩饰了这一“黑色的真理”──既不承认它（因为这是痛苦的），又不反驳它（因为这是拙劣的。）《周易》的每一卦，都是对一种“世界状态”（现象）的摹绘，各卦之间若即若离地联系着……
这表明周易已经认识到：思想总是不完整的、片段而止的（完整的就沦为虚伪的“理论”了！思想是不掩饰其片面性的（但它的不掩饰所激发的惊奇，反倒成功地回避了人们的苛求之视线）。丧失了片面性的，就成了毫无生机的逻辑了。人的语言的百孔千疮，但却为文化的生长提供了一系列温馨的避风港！
（34）
“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这是一个多么荒诞不经的命题！它，仅仅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对科学的迷信”这个一厢情愿造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闹剧以及建立在“想当然耳”之上的幻构，到了二十世纪成了人的自大狂的可悲写照。
这种自大狂心态仿佛是反抗宗教和一切古老陈规的，其实它本身却是最古老的迷信之一，早在原始人的巫术实践中，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就被承认并达到了！
这种自大狂仿佛是反对宿命论的，实际上却比最有害的宿命论还要有害──它诱使人与环境破裂，并最终污染了自己生存的星球。
“人的生活状态受制于命运的存在”、“人类的文明历史甚至非人的自然史或原人的生活史──无一不是神的意志不断体现的历程”：这一类自古从来的人们习以为常的神经错乱，表明人曾经创造了何等深刻和多么壮观的自欺艺术！
难道，这就是一切被称作“科学”的系统知识的出发点？这一可悲的现实，说明人所谓的“客观性”到底具有多大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人到这个世界上来，究竟是来生活还是来发现整理的？”这是一个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问题，它派生出的两个议题是，“真理的作用究竟是促进生活呢还是销毁生活？”……如果真理反对现有的生活并违背我们的利益我们是否坚持它？
（35）
人，生在世界的孤独中。即便全部（时间与空间）的人科动物相叠加，在宇宙的广漠与偶然中又何尝不孤独？甚至更加孤独，来自误解和“人情冷暖”的孤独！我们迄今还不能从地球以外找到哪怕一星一点的生命痕迹。我们没有同类，没有同路人，甚至没有业已灭绝的“智能与情感的同类”。而这个现存世界对人的探索本能来说却又太复杂了。人们为了更有效地苟活下去，为了“节能的原则”，就必须在茫无依托的宇宙中寻觅一个立足点，用以支持自己的全部生活拼盘（这也是偶然的敷衍中生成的！）用以发育自己的自信心，以对抗外部的无情。
这使我们认清了一个“情”字，实乃人的全部奥秘的谜底！为了追求情之温暖，我们写诗作曲，寻求理解；为了追求情之温暖，我们创造了必然。方向感，于是成为决定人生之祸福休咎的精神支柱。成为你能否坚定不移地生存下去的唯一保证。它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的社会生活里的作用，一点不亚于在古代四处游猎者的生活中的作用……也许，还更重要。因为，工业文明是更需要长期规划的文明。空间的方向感，于此让位给时间的方向感了。而没有持续的方同感，也要有断续的方向感；否则，人怎样活下去？
时间性的方向感，引导着工业文明人的命运，尤如空间的方同感支配着游猎文明人的命运。初级工业文明的奴隶们热衷于展望未来，并以乌托邦的眼福来充填辘辘的饥肠。他们把这种幻觉叫做“对历史必然性的奉献”！这是因为，工业文明的建设太艰苦太肮脏也太违反人性了，若无“必然性的神话”予以支撑，谁也走不到这条甬道的尽头。
而工业奴隶们口里念念有词的“必然性”，则是道学化了的方向感。所以，从可以证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论”的角度，“必然性”尽管毫无依据，但却终于深不可拔，甚至坚不可摧，支配了千百万人生死相关的命运！这种生物本能的极端表现，这种无理的自我肯定，已经披上了“科学辩证法”的华衮，显得多么楚楚动人啊！对社会人，这是规矩化了的生物本能；对思考者，这是戴上了精神王冠的生物本能，所以作为哲学，它实际上只能是超验的，尽管它自吹是客观的。这种伪科学伪客观的本能，激烈地反对怀疑论者，以致认为有必要把持异议的怀疑者送到劳改营或绞刑架上，有必要像教皇的异端裁判所杀害科学家那样杀死“不信邪”的现代知识分子。它“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万零一遍地向科学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奴隶们重复着一个真理，一个使成人退化为婴儿的催眠曲：“信赖权力的人是幸福的！宁肯相信错误的东西，也不能失去‘信赖感’本身！”
在它看来，信赖感是权威感的并进一步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信赖感因此成了人生价值的永久性内核。它比一切可见的财宝更珍贵，它创造一切有形价值的无形本体。所以方同感起源于自我中心和自我本位这种生物本能，而自我心中主义（包括集体自我中心主义，如欧洲中心论或犹太世界主义）则是生物的自保本能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
动物在区分前后、左、右、上、下等方位的时候，以什么为中心？以自己。人在区分四面八方、古往今来、表层与里层、本质与现象以什么为中心？以自己。必然论恰恰是方向感之子。
自我中心──方向感──必然论──宗教崇拜……没有一种必然性信念不导致某种程度的宿命论的，没有一种宿命论不导致某种信仰、某种宗教的感情。
宗教，只不过是赋予了必然论以大众易于接受的某种神话型式、神秘仪式、超人形象等等，而宗教崇拜的核心，只是哲学上的必然论而已。正因为必然性观念是自我中心的维护者，所以，自我尊崇和必然论的正统型式无一不导向宗教崇拜的表现。客观的必然性是主观的方向感的投射，而方向感本身刚来自生命胚胎时期的方位感。
有“好的、有利于生长的方向感”，也有“坏的、不利于生长的方向感”；因此，有“好的必然性”，也有“坏的必然性”。有利于生长的必然性，给人以力量、毅力、坚韧、热情和定向的创思；不利于生长的必然性，使人陷入自我蒙蔽的昏庸状态。好坏的标准在这里显系功用性的，“科学性”并不在它的视野中。所以，只有必然论的好与坏；没有必然论的正确与错误。昏庸的必然论是生命本身沉沦的标志，是正在奴役着我们的生命、麻痹着我们神经的流行病，是“哲学的艾滋病”！昏庸的必然论泥古不化，它们是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如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和二十世纪的资本中心论的旭光近照。比如说，欧洲的资本中心主义就惯于把欧洲生活的经济决定论模式强加在全人类的头上，并以资本批判的方式把资本的统治推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资本论》企图以那些从欧洲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方法”、体系，无端地切割世界各国的文明，以便他们千篇一律地横着分析一切。这哪里是什么“科学”？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直接导致列宁和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其中盛行的不是科学与艺术，而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剥皮……
这是必然性的回光返照。这种观念体系，本不具有任何客观性，又不善于和其他生活、其它观念体系积极地交换信息、互通有无……它哪有健全向上的力量？它杜绝了社会的沟通渠道，日益梗塞、狭窄的信息，使人的活力日益低落。如此昏庸的必然论，在闭塞中导致独断，要靠暴力团来支持。于是，反对它，已经成了当代精神生活的首要任务。铲除昏庸的必然论的毒化作用，将有助于人们从生命的僵化中走出，恢复春天的活力。因为作茧自缚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并带动人们滑向永劫不复的悬崖。
（36）
在一个皈依了宿命论的世界中，还有人的生存自由吗？还有人的思想自由吗？还有的创造余地吗？──我们的回答是：有的！有的！！有的！！！
对自由和创造活动的实际限制，并不像孱弱者所想象的，是来自某种抽象的理论（如宿命论），而是来自那样强有力的、阻挡历史前进的特殊权益（如封建主义特权，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官权等等）。为了维护这种既得利益的稳定也仅仅是为了维护其“权”的团结力，少数僵化者才迫使人们割舍精华，把创造之机“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需要警惕的是对宿命论的滥用，而不是宿命论本身。需要反抗的，是强迫别人接受某种宿命论如历史唯物主义鼓吹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类，而不是从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自己的宿命论如我们民族精神复国运动的来临！
在一个接受了新型宿命论的世界里，还有个体的行为自由。有灵魂与思想的自由。还有天才的众星得以宣泄其创作欲的阔绰空间。
在那里，“皈依宿命”与“生命的自由”协调了起来了。其协调机制其实是简单的：自由不是作为“自主”或“自在”，更不是无条件地放任不羁。自由，仅仅意味着对自然的追随：自，自然；由，追随；自由，就是追随自然。所以，“自由”不是追随自己即“由自”。──所以，即便在监狱的深处，也有遏制不住的自由！所以，“命运剥夺了你一种自由，旋即赐给你另一种自由。”
人们感到了那面巨网的无所不在性，体验到它残酷又仁慈的恩威并施……人们发现了那无始无终的道，承认主宰着自己的更高运命──他的生命并不因此而萎缩，反而因此无形中空前地扩张了。他内观那外在之物，一如他外扬此内在之质。
而这一内观又是其小我溶于大我之兆，外扬，是其吐纳大我于小我之动。“大我”不是道学家的超乎小我；大我实是“小我”运动的目标。“家庭”、“朋友”、“权势”、“金钱”、“仆从”、“集体”、“君主”、“人民”、“理想”、“命运”──这些都是“大我的影子”，都是“小我热切搜寻的猎物”……
“大我”中有两种“小我”，它们分别充任同化者与被化者。
同化者身为“我的必然性的工具”，
被化者身为“他的必然性的工具”。──这就是“大工具”与“小工具”的差别。这就是“主动者”与“被动者”的间距。对“大工具即主动的同化者”言──“我的命运就是我的必然性”；对“小工具即被动的被化者”言──“我的命运就是他的必然性”。两者同样是所谓真理：它们在不同的时刻照耀不同的人生。这样的真理是“人法”，而不是关于普遍大我和独特小我交互沟通的”神法”。神法与人法的区别在于：神法并不照顾人间而只是照鉴人心；人法并不照鉴人心而只是照顾人间。前人所说的良知良能，作为神法与人法之间的妥协，只能是半瓶子醋。
真正的宿命论，是双向的宿命论──它相信“世界”对“我”的支配与摆布，也相信“我”对“世界”的反抗与征服，并相信人的行为与思想最终影响自然的进程。这庶几近于古代中国的天人感应说。单向的宿命论只知道外在压制的严酷无情、难以违拗；双向的宿命论还知道内在压制的热烈汹涌、难以阻遏……“只要活着，就要反抗”。“我的命运是，来到──看见──征服。”──正是“内在宿命”那充满喜悦之情的呼喊……
内在的宿命，就是自然在你身上布下的天性！
自由，作为未来世纪的超等宿命论，在其天性中，有多少创造的种子！它有时比外部的压力更强大，更雄健。创造，因而自然成为你的宿命所恩准的事业！战争是一种宿命，爱情是一种宿命，艺术是另一种宿命。希腊神话中有关“金苹果的许诺”，讲的还不够清楚吗？……有这样的宿命或那样的宿命。外在宿命和内在宿命结为同盟，把我们驱逐到这里或推搡到那里，但它自身却永远寂然不动，无所作为。
这种决不孤立的命运，使人生的意义不限于自身，而在于超我的象征性，人的力量于是不再限于自在、自足，而荣升为历史之力的周流方式。”周流六虚、变动不居“，指出了人作为历史方式的独特性：有时化为这一造，有时变为那一造，但渊源却是恒一不变的。人们，即使是人中最伟大、最优秀的精华，也只是那无边法力所借用的小小寓所。
人们不“是”什么……人们只“体现”了什么；人们不“能”如何如何……只是那种借寓的神秘力量“使”人们如何如何。……如此，我们成为历史的宿命论者。
“皈依宿命”是一种意识，而“生命的自由”却是一种实在。作为人的意见的“皈依宿命”，实际上是把追求自由的生命活动──扩张、升格到了“宿命”的地步！这里的“宿命”，显然系人的宿命：宿命感、宿命信息──是为了人寻求自己的自由的极限而进行的心理掩护！庄严风格的掩护，更能达到“尽性”的良好效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生命的自由！
（37）
有一种充满着“科学性”的“长久不衰”的理论吗？没有。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科学性”和“长久不衰”。科学的精神，即使不是怀疑精神神，也近乎怀疑精神。它怀疑长久不衰、永保青春的理论。它怀疑一切万妙灵丹，一切起死回生之药，一切海外奇谈。它只知道解决具体问题，所以，科学的理论既不可能是永恒的、复不可能是普遍的。这样，就为文化本体论的诞生，提供了心理上的需求。
就“科学精神”本身而言，社会意义上的破坏性似乎多于创造性。所以，科学精神用作统治工具──这是最大的愚行。它不是败坏了科学的真实性，就是损毁了社会的必要秩序。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联体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健康的办法是区分科学与文化这两个单元。以科学从事分析，以社会主义从事整合；而不是将两者混合起来，自相矛盾。
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迫使人们习惯于：用“物质”取代了“上帝”的本体地位，同时，用“科学性”取代了“神圣性”的统治地位，用难以理解的“规律”取代了同样难以理解的“天意”。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混同，虽然杀死了高级精神，但并不等于精神历史的终结，历史，这是一幕不会有结局的连台大戏；一场不会有最高法官嘭嘭敲着定板的审判程序……往往复复，颠颠倒倒，反是历史运化的常态──明敏者对此不会惘然。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漩涡里，有着名词和范畴的改变，但都同样缺乏生气，缺乏真正的科学赖以发展的活力。它们是多么相似啊！尽管他们曾经敌对、厮杀；现在它们却出人意外地和解了──后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和前者的永恒夙愿！这一永恒夙愿的真正内容、实际意图，就是对新事物、新理解、新创造的扼杀。对人性智慧的压制、遮蔽、讨伐……
这种悲喜轮回演出，不纯是人类理解力的贫弱所致。在更多情境中，它更与个人的、集团的既得利益和所谓党性原则纠缠到一起了。人们为了眼前的利害所蔽，而忘了自己的初衷（庄子所谓“蔽于人而不知天”）。对此劣行进行的掩饰与辩解，反倒加深了混乱。语言文字也因此从人类交往的工具，变成“另有一类假象是由人们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障碍着理解力。有学问的人们在某些某物中所惯用以防护自己的定义或注解，也丝毫不能把事情纠正。而文字仍公然强制和统辖着理解力，弄得一切混乱，并把人们岔引到无数空洞的争论和无谓的幻想上去。”（《新工具》第一卷43节）
正是在思想混乱的漩涡中，科学的名号下已充入日益增多的非科学之物。例如，科学的世界观，就与实验科学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整合的世界观是无法在分解的实验中得到验证的。但人类意识的统一压力，实需要一种整合的力量与之应对──科学无法做到的事，应让渡给文化去完成。
西方人，仅仅理解了他们社会政治上的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立、互相均衡的要义；却茫然不见在精神领域也应这样：技术科学和精神文化应有各自的生存空间，艺术与宗教也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从而使得人类精神获得多维的天足……这也许恰是中国思想可以给西方真理的一点教益？
（38）
人的文弱骄娇，不完全是文明与顺境惯坏了的结果。人的骄傲与娇弱，与那些截然相反的气质（如冷静、坚忍、耐劳、牺牲精神等等）之间的两极分叉、分化，是使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重大标志。──两种极端的品质，是在人的意志，信念、价值判断的驱动下，心力两极分化的结果。
没有种种罪恶的社会是无法存在，更无以发展的。现在的（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说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多方面的优越性；但在某些具体方面，这一论断则未必适用──优越的社会主义，所产生的杰出人物，不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就都远远不及受人诟病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连“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理论家”，也都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这样的荒唐也许可以解释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孕育了“共产主义的圣洁”，难道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以来的思想痉挛史，就只是提供了这样的货色？他们解答不了的是：共产主义的圣洁，孕育出来的又将是什么？是完全碾碎包括大救星在内的一切个体？生活，道真像他们的教义灌输到愚民头脑里的那样──仅仅是在为死亡、为来世、为“另一种生活”作准备？恐怕这过于没落了吧。这种趋于荒芜的无产阶级信念及其反自然的实践，会导致“人人都一样”的假象──标准化带来的极权主义是造成这一假象的动力。这假象很快会剥蚀掉；而标准化的极权压力会日益显露出来。
人与人之间毕竟不可能是“一样”的。而为了推行这人造的“一样”，就需要采用精神输液和肉体整形的矫情方法。这在犹太教及其众多变种的世俗历史上，已成为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其最终结果，是把人类物质化了，把文化经济化了，把道德政治化了，把生活必然化了，把生命唯物主义化了，其目的，要将人纳入一个变了味的“组织至上”的套子之中，使之成为“套中人”。
在排斥了有机发展的、颂扬业已僵硬了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各种乌托邦中，鱼目与珍珠被混为一谈……人参与芥根一锅烹煮。在这临近文化命运的“末日审判”的绝境时刻，可能产生真实的和平吗？可能有和平状态下的生命成长吗？它的“和平”，是虚幻的，是一幅日渐沉重的帷幕：最优秀的生灵，遭受着清醒冷静而有计划指导的剿灭。各种设施的建设，到头来却是为破坏与屠杀的目标服务的，“为人民服务”。
于是，从“民族的活力”这一特殊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中国两千年间的大一统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沉沦──挣扎──再沉沦──再挣扎──直到外族入侵、诸夏凌夷”的退化过程。专制极权变得无孔不入，并日益制度化，其压力最终渗入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中。与此同步，群众心理中的“平等精神”却十分奇怪地增长起来，几乎成了一种固执的国民性。
平民精神无用了，退藏于秘，只要杰出的个性不肯就范于一套又一套压制性规范，社会的或文化的，硬件的或软件的陈规，他就无法发挥能力，遑论出人头地、显现自我？而当他甘心就范、恭顺驯服之后，自己已经成为结构的奴隶。人性终于消隐于结构之中，“出人头地”的代价是预先自我阉割，表率式的淹没。
群众则被迫徘徊在两条路上──做奴隶或做暴民，有勇气的选择了后者，无勇气的选择了前者，区别仅此而已。但两种反应都无法改变业已成为化石的结构本身，因为有序的竞争之路淤塞不通了，秩序成了僵化的代词；“东方式的嫉妒”即平等精神，成了唯一的通道。
（39）
真正的好汉并不厌恶自己的天性，也不背弃自己的命运，他不试图逃避正在到来的灾难，他不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不会沦为受人怜悯因而受人耻笑的人。别人为什么会怜悯他？因为看不起他。别人为什么耻笑他？因为自己也被被人蔑视，所以想通过耻笑他，来治疗自己的隐隐作痛。
那么背弃与忏悔呢？也是够不上“重新选择”的雅号的！它们不是主动的行动，甚至不是战术上被迫的撤离，而是走投无路的绝望挣扎。这使它们在敌对者的心目中显得没有价值，又使同情者感到气馁：人们因为自己的支持“被出卖了”而感到气愤。
理解了上述天性在人们命运中的关键位置，就不难发现，哲学的作用不是“造就人的天性”而是“启发人的天性”。既然人不可能比自然更强大，所以哲学的功能因此不在于“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而在于“启迪人性”。
（40）
哲学，不是用来诱导人的行为远离他的天性；相反，是用来拂去遮蔽住人的天性的社会尘埃。像一切精神化的存在一样──哲学本身既不能产生什么也不能毁灭什么；它只是起一种催化或抑制的临时作用。所以清醒的头脑决不对哲学尤其对从属于某种哲学的“教化”寄于过人的奢望。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依靠哲学改造世界的愿望正在明显落空……因为它已经在血红的革命现实面前碾为齑粉了。
（41）
苏格拉底追求真理与真知，只不过是个幌子与伪装；借此以追求他自己的天性，才是真的。这就是所谓的“借假修真”吧！但那些老谋深算的民主党棍看穿了他的把戏，于是以正义之名把他处决。这些希腊人中的佼佼者，不愧是现代社会主义者的先行者！伪善，装腔作势，为了博得畜群的掌蹄声而不择手段。哲人的死，并不是由于雅典人特别愚昧，要知道，他那时代的雅典人，还算古今最为开明的呢！苏格拉底的死因，是追求天性的率真，而这，恰恰是不能见容于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人头一多，矫饰性情，也就难免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风尚了。
还是老北平的俗话说得有趣：“林子一大，什么样的鸟都有。”或曰，“池子一挤，王八们都急了眼，变了性。”所以，竹林七贤不得不饮酒非礼，不得不佯狂逃世？
（42）
“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下所行的事我都认为烦恼。”海德格尔等战败者们大肆鼓噪的“烦”，在“圣经”时代就已死死缠住犹太人的死魂灵了。但细细想来，你的烦恼又何尝不是一个“〇”？
智者和愚公的差别，是作为“人”的差别。等他们一死，就都被永远踢出人境之外，成为没有归宿的野鬼（原先负有收容审查他们使命的上帝与诸神，已被现代科学精“神”给肢解了）。这时，作为人的差别，自然消亡。智慧者的智慧只在生命之内，不在生命之外。生命完了，智慧也就完了。如果此一智慧想超越此一生命，也必得借助另一生命以为媒体。智慧并不能无限延伸探求，它不是线型的，而是圆形的，是自足的。它的传播与启池也只能借助另一图形，另一自足。在这里，《庄子·养生主》上关于“以薪传火”的隐喻，当比基督教关于灵魂脱离肉体之说，更易为现代的肠胃所消解。智慧者以此而珍重生命，哪怕不是为了生命，而仅为了智慧。──“〇”框架一切烦恼，消解一切烦恼，因为在它透视之下，烦恼本不存在，本来就是杞人之忧。
“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为分。”──看来，生物世界的“食物链”，在人的社会文化中也同样有力地绵延、活跃着。有创业者，就有败家子；有劳动者，就有剥削者；正如有宿主，就会有寄生虫一样。谁好谁坏呢？谁是必要的谁又是多余的呢？纳粹领导人希姆莱曾经指着犹太人说：“这些人只配死！”但要是犹太人都死光了，你们希姆莱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事业又何所依托了呢？唉，日耳曼的智慧看来并不高于犹太的智慧。
社会由系列庞大复杂的食物链组合：“仁义道德吃人”固是不错，但不要忘了，人也偷偷咬食仁义道德以便活得更洒脱呢。有权者剥吃无权者的血肉固是不错，但无权者也变着法子反击他们呢。创业者的辛苦，到了末代子孙那里成了催腐的培养基，这仿佛是“可悲的”，但不要忘了，即便是狮子口中的食物，也常常被食腐动物所掠！笨蛋多有继承遗产、承接关系网的福气，而其先辈的勤勉，就成了这等低能者的乐土。老前辈们殚精竭虑所获得的掳物就被这样“糟蹋”了吗？不。且听我说，这也是“一绝”：疯狂的积攒、搜刮，和疯狂的挥霍、浪费：相加！这种鲜明的反差，比温吞吞日子显然更多浓情密意的生活气息。
说起“浪费”，则人生何往而不是浪费？“浪费”这以功利目的为准则的概念，在生活之流的苍茫无涯中业已丧失了应有的方向。谈恋爱、生孩子不是一种浪费？那爱情总会颓败的、那孩子终会死去的。建功立德不是浪费？那功德迟早如荒芜如尘土，哪怕秦汉帝国的辉煌到头来也不过荒冢累累！至于“金玉满堂”更是“莫之能葆”了。所以商纣临死，以那么完满的哲学家分风度焚毁了他的鹿台！他的金玉被“浪费”了，还是被“超级消费”了？他的“俱焚”是私欲的恶性膨胀，还是一个庞大野心的最后一次搏动？
当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的解说者声称，公羊、公牛、公鹿之间的性决斗“既热火朝天又荒唐可笑”时，他想到过自己吗？他想到过人间盛行类似的动机和略为矫饰的举措吗？这种迟早落空的种族还债，真是一阵可笑的痉挛吗？据说，德国蠢材康德这样向学生谈起自己的初夜：“一大堆忙乱而可笑的动作。”其实，这些“可笑行为”的意义，正在它本身体现了生命可能的力量，并宣泄了生命曾经拥有的热情。舍此而求他，才是奢侈的希望。
（43）
“文化史”的要害在于，各文化有机体（大小文化圈）已被不断行进中的时间隔离给分解成无数个片断。这些片断，各以独特的形态彪炳于世，其间既有相承、相似，更有相生、相异。以中国汉族文化有机体为例，先秦文化不同于秦汉以后的文化；秦汉文化不同于隋唐文化；唐、宋、元、明、清──代代文化不同；鸦片战争以来，更是文化新潮迭生不已。民主主义文化不同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不同于民主主义文化。例如，最近三十余年来，每隔五年左右，文化上就会发生一次影响久远的大转折……
从文化形态（而非从历史意识、民族意识）上着眼，很难说现代中国文化与先秦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大，还是现代中国文化与现代民办文化间的差别大。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文化不仅仅是书面的记载，而括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面面──例如，从服装、发型、到意识形态等一切文化领域，现代世界各民族之间，比他们与各自的祖先之间，肯定要更为接近因为，第三世界的服装、发型、意识形态都已经“西方化”了。
如此繁复的文化现象昭示我们，形形色色的文化史流程，都只能是独特的。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难以归类的。而文化的流传，即意味着走样、变质。所以，被第三世界指责的大量西方文化因素，在西方社会的表现，并不像在不发达国家那样坏。而在各类典范之间，还有大量的“中间形态”。每一个中间形态，也都只能是独特的。它的生命，将比无耻的审判官更长。
（44）
人生是荒谬的。这就是说，人生是难以用任何理念或范畴加以把握、制约的。但说穿了，荒谬的与其说是人生，不如说是那些还不够荒谬的思想和理论。人生为什么荒谬：人生无往而不是真理，存在就是真理。“真理”一词在翻译为汉语时早到了毒化。因为在西方语言中，真理（Truth）其实是真相与事实，而不是说词与理论。基于这种毒化的误解，西方真理的翻译就成了“而非议存在的理论”，结结实实地瓦解了中国的生活。现在，为使中国从精神麻痹状态苏醒过来，我们必须驱逐思想的买办，迎谒存在的王者！
我们认识到：真理的实践体系（存在），不是真理的认识体系（理论）。前者是政治，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无耻分赃；后者是信仰，是相对超越于集团利益的超然洞察──二者是不能兼容并蓄的，因为政治并不是精神的皈依，而是实际利益的妥协。照此看来，“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包含着隐蔽而深刻的逻辑矛盾。社会主义只是利益分配，与科学何干？另一种玩世不恭的说法是“民主政治是科学的政治，专制政治是神秘的政治”，因为在我们看来，所有的政治都是神秘的，都是基于人性的弱点。
从减轻人间痛苦与拯救悲剧命运言，佛教教义不失为高德。佛教的理想，不是死亡，不是寂灭；而是和平、协调、宁静、无纷扰……而一个和平、协调、宁静、无纷扰的新世界，对生活在痛苦不安的现实世界中的生物人而言，是何等安慰、何等辉煌的意境啊！我深深同情佛教教义，把它视为一种超度苦难，大慈大悲的普世佳音……
可是，如果我们还有片刻的时光可以反思一下，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情形下由一个透彻的灵明独自反思，就会发现，这样一种“涅槃”状态如果永远持续下去，那也将是多么可怕！而这种永远持续的涅槃或曰脱离轮回，其实不是极端的轮回？而这种极端的轮回其实也正是佛教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其结果，涅槃者陷入与睡眠甚或与死亡相似乃尔的“生活”：除了和平、协调、宁静、无纷扰之外，一无所有，这对于人这种活生生的生物来讲，尤其如果是年纪轻轻的生物，那将是多么可怕，多么空虚！如果我们不是饱经苦难的煎熬，渴望休息，“歇了地上的劳苦”，又哪里会产生并坚持这种怪诞的涅槃念头呢？如果涅槃的根源真的如此，那就难免喜新厌旧的人性，在久静之后必然思动，甚至成仙之后还想重新下凡！所以人们说，佛教的理想是一种绝对消极的理想，而且是停留在疲劳状态的理想。基督教还允许人们犯罪过后进行悔改，而佛教却不允许人们破戒，所以数十年修行可以“毁于一旦”。结果佛教真的无法为人的精力过剩，寻找一条必要的出路。结果它只能吸引消极的人，无法抓住积极的人。
如果把消灭痛苦与灾难，列为人生的最高目的，那么显然，佛教的教义不失为最高的、圆满的德，但是显然我们知道，持有这种生活观点的人，无非是被生活的苦难给击倒在地的人。如果你还有余力，还有勇气，还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那么你一定承认：人生的最高目的并不是消极地祛除痛苦、祛除灾难，而是积极地寻求赏心悦目的事。例如，对“太极”的真挚向往、寻求、探索、合一，就是一种赏心悦目。这种向往、寻求、探索、合一，有时不仅不能祛除痛苦、消弥灾难，还会带来痛苦、增加灾难；但作为生活的长远目的，却不能用虚幻无常的得失标准来定夺的！
（45）
文化的“功”与“过”。
人的生物弱点，即他的文化优点：他只有互助，结为群体，才能共存。但历史上的互助现象极为复杂。仅把它理解为“互相帮助”、“平等互惠”，不合乎史实。艾明史显示，除这最“常态”即较中庸层次的“互助”，还有其他层次的“互助”，不，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叫做“对立统一”、“矛盾的相互依存”。例如，在等级社会中，群体的“互助”关系还体现为奴役和被奴役（奴隶社会）、统治被统治（封建社会）、剥削和被剥削（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于被决定（社会主义）甚至于占领与被占领（战争期间）、侵略和被侵略（殖民主义行动）等一系列的具体形式。这些，可以说是“变态的即极端层次的相互关系”，如果简单叫做“互助”，人们似乎是难于接受的。另方面，互助关系还有更崇高的表现形式，如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地为人民服务等等。
正因为互助形式不断变异，因此，理解和评价也随之而异。
文化，常根据不同社会的群体需要，相应分解为“精华”或“糟粕”。对文化“功”与“过”的这类评价，严格地讲，只是传播过程、理解过程中的选择活动。只代表接触者、理解者、评价者自身的态度，与文化现象本身不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实际上，每个人、每一个社会、每一群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观点不断地注视着、选择着、理解着，即评价着。
每个时代、每一社会都有自己对既有文化的“功”与“过”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其结论虽则各异，但原则都是：根据被评价的文化能否有效发挥它的纽带作用，即“集体的各成员”（“方舟上的共济者”）提供一个无形的、遥感的心灵交际的场所。而且，这个场所还是超越时限的──我读了新人的著作，看到古人的书画，听古曲或站在古代的遗址面前时……我就与已经死去的他们，发生了一种文化的“互助关系”──我从他们那儿获得了知识、灵感和力量；他们则从我这儿获得了一个欣赏他们、理解他们、吸收他们思想、弘扬他们精神的后继者。
精神！──不就是人身上的神，不就是化为人精的神？
每个人都需要理解别人和被别人理解，通过无形的、心理的“互助”以获得“精──神──力──量”。
而文化，既是方舟式的纽带，也是获得启示力的渠道。
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是普遍存在的、人人都经历过的；但又是特殊的，各人的理解结果全不尽一致。每个参与理解活动的主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被理解的“客体”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成份。这些需要有生理性的，也有心理上的；有公开直接的，也有隐蔽曲折的。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态，不同角度的需要；故有层次不同，形态各异，角度新颖的“理解”……
理解了，就意味着“满足”了。
（46）
深沉的“〇”！你是一面玲珑巨大的明镜？辉映出现代工奴的破碎心境。在你什么也没有的光里，“既济──未济”的寻梦才成为可能！
你弥合了工农兵奴隶的灵魂分裂？你抚慰了知识分子横遭摧残的精神，你圈走了盲目流浪的自我意识，使改革开放中的野人自觉进入“跟着感觉走”的沉沦。人们欢呼即将到来的颠乱，为你的零点式的降临，喜悦、颤栗！
你不是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也不是禅宗乞丐们的明镜，那些激动人心的天人之语，曾以《新约》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在陈腐的犹太世界……你要映照的，不是哲学的宁静世界；而是全面专政下亿万绝望的工农兵学商的阴影世界。这是没有了悲剧气氛的、死一般寂静的凄惨世界……
但愿你，博大的“〇”，能起死回生，零，你才是精神的太阳！昂然升起在全面专政过后的一片人类废墟上！晚期工业造就的一片灰暗而阴沉的天际，这才是二十世纪的精神污染，比环境污染对人的健康更加有害！在精神毒气的四溢之下，互相残杀的人民被迫萎缩成一点可怜的“物质”。兵营的头目很懂得这一点艺术，他们用人皮造出了漂亮的灯罩。这才是讲求世纪的实干家！这些以科学社会主义解剖人体专家学者们。从这里看，他们并非“要强迫人们回到中世纪”，而是真正掌握了辨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视人命如草芥。但还有比他们更清醒也更持久的屠夫，这些黑─马主义专家的唯一专业是腌制人类的活精神、活思想，他们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活思想”一露头，即遭立刻扑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一切居民沦为人质，并被彻底编成机器唯物主义的小小配件，他们已经完成了庞然大物的历史使命。精神屠夫们早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开始了前无古人的毒化工作，太多的精神毒气窒息了一代又一代的身体标本，还有精心烤制的许多心灵标本。──悬挂在半希腊式半墓穴式的半大屋顶的殿里。
然而“〇”的澄明，责无旁贷地来了──精神的太阳！用零式，穿透了这些精神与社会的迷嶂，使其剽剥人性的绞肉机，在晨曦中，露出青面獠牙。
精神的太阳！终于刺破了败落中的“新社会”，在什么也没有说的无聊中，好像又告诉某些平凡的道理，使得“新社会”的牺牲品们，得以较为镇静地面对无法脱逃的厄运。
只有“〇”，可以拯救失去了上帝的灵与肉。
“〇”是最富有的！
“〇”代表一切方向与一切形式。“〇”没有负担与拖累，“〇”还没有学会掩饰、疲塌和拒绝。
“〇”还没有确凿的方向，“〇“甚至连具体的方位的暗示也不存在，在“〇”的深圆中没有突兀，也没有开凿的迹象，“〇”把那些受人赞美的强力表现，看作衰败的印记。
a、“〇”不表示“毫无可能性”，相反，“〇”包含着一切可能性。
b、〇度不是没有温度，相反，〇是一个中庸的温度，一个无所不在的临界线。
c、〇不是毁灭，而是浑圆；不是废墟，而是生命之卵。
d、〇是终结，但更是启始。
e、〇代表宇宙宇宙间最基本的节律。
f、〇代表虚无，〇不是实存；〇是虚无之君，也是实存之敌。
g、“〇”是“句号”──但句号并不否定以往，只是结束以往，开始下一个句子。
“〇”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大通”状态。同于大通，则可以忘却存在（庄子的说法）。因为同于大通，意味消解了观念；而存在却总是受缚于观念（这是我们的理解）。
在上述境界里，追思与展望是并行不悖的，且融为一体。向前与向后、向左与向右，在大通之境，具有等量齐观的同一性──这是对执行者而言。而对思想者来说，向生和向死、向善与向恶──又何尝不有这同一性呢！
“〇”，是全方位的生命形态，它并不先期划定一个规范，所以它没有羁绊，它能把阻力转化成助力。
“我唾弃了一切。我跺下脚上的尘土。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挂念，更无分秒的眷恋，我走了，但我还会归来的！驾驶凯旋的战车，进入一片预期的新状态。”“〇”说。
“虽然时光隧道绵长，仿佛只是一个开端，但毕竟我比他们整整多体验了一个时代的开端，因此，我已经知道来世的故事。”〇说。
白日下昆仑
发光如舒丝
徒照葵藿心
不照游子悲
折折黄河曲
日从中央转
汤谷耳曾闻
若木眼不见
奈尔铄石
胡为销人
羿弯弓属矢
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
诅教晨光夕昏
（李贺诗）
“〇”不仅是天体（日、月、星辰），且是天体所表象的“圆形自然”。圆形的自然命中注定要显现巨大的轮转。在这轮转面前，人显得可怜，畏惧、无奈和顺从，是其常情。
诗人的特质在这里也像在一切地方一样，不是违拗常情，而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常情！太阳在黄河的环曲中旋转──多么惊心动魄的宇宙之图！而“令久不得奔，记讵教晨光夕昏”的梦，正是窥见了此图之秘的诗人，面对宇宙之图发出的浩叹。这浩叹无异最深刻意义的祈祷，堪称人与自然乃至超自然之间，轻快的乃至沉痛的对话。
时间是圆形的──〇！
如果说，作为一点个人或作为一线的“人类”无法追踪、体认那“作为整圆的无边时光”，那么，时间毕竟还是向智人，显形为──圆的轮转：〇。
这个巨大魔盘──〇，万珍俱备，但仅瞬息而过；它创造万物，又销毁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