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中国的原理（第四卷·上）

 

（第四卷）现实

 

 

第九章

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

 

1900年以来，中国陷入了外国干预所造成的百年混乱和分裂，迄今二十一世纪为止，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在实际意义上而不是象征意义上，满清其实是在1900年被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推翻的，而不是在十一年后的武昌起义中被新军推翻的。

 

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1911年以后统治中国的各个政府（包括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满洲国等分裂国家），其实都是八国联军军政府的某种翻版和延伸，它们虽然大多打着“共和”的招牌，其实奉行的都是军事统治，而且比八国联军更加缺乏约束。它们的统治都是不稳定的，而且按照任何理论和实践来看，都是不合法的。它们在政治上是极权主义的，在历史上注定是短暂的过渡现象。

 

［无独有偶，印度孔雀王朝最初两个国王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也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欺骗法则。他明确指出，在遵循“鱼的法则”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的情势，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的鲸吞。为此，一位国王要想获得成功，唯有做出正确的战术选择。有哪些选择呢？考底利耶提供了六种方案：

 

第一，和平共处：当一国处于劣势时，应谋求与强大的一方协调和共处；

 

第二，战争：实力占优的一方应发动战争；

 

第三，中立：认为敌人无法伤害我、同时我也不够强大到足以摧毁敌人时，应维持中立；

 

第四，进攻：拥有进攻所需的手段的国家应对敌人发动进攻；

 

第五，联盟：缺乏防护自己所需的实力的国家，应寻求他国的保护；

 

第六，双重政策：与一国实现和平，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以实现其目的。

 

考底利耶指出，通过对上面所述方法单独或综合的运用，就能够建立一个足以确保自己生存的强大的帝国。

］

 

 

一、孙中山是一个恐怖分子？

 

一般人知道本名孙文的“孙中山先生”，倡导创立了中华民国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很少人想到，倡导创立并不等同于实际建立，而且倡导“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孙文本人，同时还是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这样互相矛盾的身份怎么聚集在一起的？这就是本书即将回答的问题之一。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又叫“日清战争”，曾被反满志士认作一个可乘之机，孙文与郑士良、陆皓东等在广州建立了兴中会分会，设置机关据点数十处，广泛联络防营、水师、会党、绿林、游勇，以农学会作为公开活动的旗号。杨衢云等则承担后勤任务，负责筹款和购运械弹。但是，他们的行动太迟缓了，他们既没有想到满清败得那么惨，更没有想到满清会败得那么快，当孙文的“兴中会”正考虑给如何行动时，甲午战争已经结束。此时孙中山集结于汕头、西河、香港的私人武装已经骑虎难下。

 

1895年秋天，起义工作大体准备就绪，制定了攻取方略、安民告示和对外宣言，决定在重阳节发难。原本计划分路进击，策动清军内应。由于事泄和运作失误，起义流产。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之第一人”的陆皓东等人被捕死难，但是孙文本人却乘坐小轮船溜之大吉，先是逃到澳门，后来又在葡萄牙人的庇护下逃到香港，旋即逃入日本。

 

他到了日本神户，当地报纸就披露了“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的消息。孙文于是决定，以后就采用“革命”两字来标榜自己的活动，并告诉同行的陈少白和郑士良等人：今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因为革命这词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似乎很有正统性，胜似草野造反，但是“革命”一词依然充满改朝换代的王权思想。孙文革命，因此自觉不自觉地是以汤武自居，而缺乏近代的民主意识。

 

此外我们还记得，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军部政治下的君主制国家，相当野蛮。即使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仅仅是内阁对天皇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五年之后的1894年11月21日至24日，日军攻陷旅顺，对城内居民进行了连续四天的杀戮，老弱妇孺无一幸免，遇害人数超过两万人。屠杀过后全市仅剩三十六人被留下埋葬同胞尸体，这预演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初三十四万人遇害的南京大屠杀。而日本人却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积极地支持孙文的早期革命活动的。正如俄国人是世界各国中最为积极地支持孙文的晚期革命活动的。这两个国家是中国的宿敌，全都希望通过革命动乱来使自己的势力顺利进入中国，进而获得在中国的支配地位。后来它们全都如愿以偿，以致中国迄今为止贫弱不堪。

 

我们的研究发现，早在俄国的列宁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正式形成之前几年乃至十几年，中国的孙文主义就提出了一党独裁、领袖原则、军事建国等现代极权主义的基本要素。

 

我们上述的研究结论，并不贬低孙文及其学说的历史地位。相反，在中立的历史观察家看来，一个模仿的、早夭的、失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绝对值、独创性、影响力都远远赶不上影响巨大、后果深远、迄今顽强的“现代极权主义”。尤其考虑到，“现代极权主义”其实构成了后发的传统社会向先进的现代社会的必要过渡，不仅以列宁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构成其庞大队伍，而且以毛主义、格瓦拉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末流和思想变种，泛滥第三世界。

 

与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等赤裸裸的新军军事专政不同，现代极权主义的领袖都不是军人出身，如孙文、列宁、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但是他们最终都成为超级军阀，并且十分矛盾地作为某种“理论家”，崛起于社会破产的巨大灾难中。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极权主义的创始人们多少和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有些相似：他们用某种“主义”武装起来，通过动员群众达到控制军队的目的；然后再从基层着手、实行军事专政、推行军阀建国的总路线。这样的现代极权主义，不仅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僭主政治更加彻底，而且比土耳其的凯末尔开始的一系列二十世纪的革命的军事独裁者，包括中国的蒋介石和亚洲、拉美的许多军事政变集团首领，都更能严密地控制整个社会。

 

据《蒋介石日记》，蒋成为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完全是由于个人原因：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个人独裁的主要反对者。这是距离辛亥革命的爆发还不到一百天。蒋后来在《日记》中说：“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可见双方都对此都讳莫如深。刺陶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开始撰写日记，多年以后他在日记中如此提及，因为这是决定他和中国历史的最为重大的事件。

 

这一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

 

陶成章（1878－1912年）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是光复会的创始人和同盟会的重要骨干。1909年，包括陶成章和同盟会一批成员在内的革命党人看不起孙文的所作所为，要求罢免孙文的总理职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传单，体现着中国中部各省同盟会成员们的不满，撇开一些颇难弄清是非的具体争议，有一些意见深刻剖析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活动分子的通病和顽症，不失为警世箴言。

 

兼听则明，听一听不无好处。他们说：“所谓孙文也者，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即在于南洋各埠，亦仅得新加坡一隅，设一团体，彼时会员亦不过三十余人……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为众人独愚而彼独智，众人尽拙而彼独巧，谎骗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于南洋之各埠矣。”又如，他们指出：“凡反对彼一人者，尽诬之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意欲激怒极热心而不洞悉内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倾轧，以快其初愿。”

 

反对孙文的还有章太炎。章太炎作为同盟会和后来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民国成立后，同盟会等一些革命团体酝酿改组，结果成立了国民党。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极力排挤其他革命团体的领袖人物，以便强化自己龙头老大的地位。这时有两个主要革命领袖反对孙中山个人独裁。他们认为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从事革命，为什么要突出你孙文个人？这哪里还有民主和自由的生存余地？这两个反对最力的人一个是黄兴、一个就是陶成章。陶成章首先表态反对孙文独裁，所以遭到杀害。

 

陶成章遭遇毒手的原因，是因为他作为先知先觉者，最早公开批评孙文的个人野心，并号召倒孙。孙文感到了危机正在扩大，为了杀一儆百，不惜动用黑帮手段，他自己不出面，却让陈其美向蒋提出要“解决陶的问题”。陶成章风闻有人要对自己下毒手，就住到医院里，但是蒋还是找到他，与另一个职业杀手一起刺杀了革命领袖陶成章。

 

这个暗杀行动不仅比斯大林、毛泽东残杀党内同志的行径都要早；而且比袁世凯暗杀政敌宋教仁的行动也要早一年。十几年后，蒋介石终于成为孙文的连襟。他们的领袖地位，是否用陶成章的鲜血凝成的呢？由此看来，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凶残：也许正是其刺杀陶成章的卑鄙行为，启发了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非法兼不义的暴力，从此在中国取代了政治辩论和民主竞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孙中山第一个背叛了民主革命──他自己逃离战场，不敢参加辛亥革命，却杀害辛亥革命的志士；孙文不仅下山摘桃子，并且大吃人血馒头。

 

陶成章被暗杀后的1913年9月27日，孙文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要将国民党改组为他个人专制的“中华革命党”，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打指模、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具状宣誓效忠，生杀予夺之大权集中于他一人。即使有陶成章惨遭杀害的前车之鉴，这一黑帮举动还是遭到大家的反对。可见辛亥革命的精神，在孙文独裁下依然不死。黄兴不屑于和孙中山争执，就悄然离去。1914年，中华革命党设本部于东京，推选孙中山为总理。本拟举黄兴为协理，因黄反对立约按指印，并在策略上与孙中山存在分歧，拒绝入党而虚其位。除了他，胡汉民、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也不希望看到党内民主转成孙文个人的一言堂独裁。

 

孙中山最卑鄙的行为是陶成章死后四年，1916年8月，孙中山在绍兴逗留三天，为了掩人耳目，竟然厚着脸皮去“凭吊先烈”、祭奠陶成章的英灵。孙中山还若无其事地视察成章女校、接见秋瑾的后人，作了十分丑恶的表演。孙还在绍兴东湖专门纪念陶成章的“陶社”题下了这样的宽冕堂皇的横匾：“气壮山河”。这表明孙中山确实是一位伪善的凶手，可以“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的评语）。孙还好意思称赞陶成章“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试想，如果陶成章是“气壮山河”，那孙中山岂不就是“胆怯首鼠”；如果陶成章“实有巨功”，孙中山岂不就是“罪该万死”？孙中山为秋瑾撰写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虽被屑小之辈捧为“字字铿锵，读之感人肺腑，动人心弦”，但是其中又能有几许真情呢？

 

陶成章（1878─1912年）的小传如下：清末反满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字希直，号焕卿，别署陶耳山人，自号会稽山人，笔名汉思、巽言等。浙江会稽人。六岁入义塾，十五岁即辍学为塾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除编印过《白话报》、《中国女报》等书报外，还有《秋瑾集》等。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他与蔡元培、龚未生等人在上海创建了光复会，负责联络浙、苏、皖、闽、赣等五省会党。次年8月，陶成章与徐锡麟、龚未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培训反清革命的武装干部。不久，他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来陶成章南下东南亚各国，联络海内外革命战争志士，筹募革命经费，并办报办学，著书立说，鼓吹革命。他在仰光任《光华日报》主笔期间，写了《浙案纪略》这编文章。宣统二年（1910年），陶成章与章炳麟在东京恢复光复会，陶任副会长。次年，他又在上海组织锐峻学社，作为革命机关。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陶成章又发动光复军起义，为光复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地作出重大贡献。1912年1月14日，在上海广慈医院养疴的陶成章遭到阴谋暗杀，年仅三十四岁。

 

那么孙中山授意杀害陶成章是否一个误会或是误传呢？不是。因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事实证明，孙中山不仅暗杀革命党人，还暗杀新闻记者，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是恐怖集团的首领。他所杀害的记者黄远生还是一个著名记者，远比蒋经国暗杀的江南更有影响力也更加正派，而同样也是在美国被害。死的时候比陶成章还年轻，年仅三十岁。

 

黄远生（1885－1915年），江西人，二十岁中进士，官费派往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民国初年，黄远生先后任北京《东方时报》、《亚细亚报》、上海《申报》记者，并创办《少年中国》周刊，被中国新闻史学界称为“报界奇才”、“新闻通讯文体创始人”，甚至有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黄远生以“能想”、“能听”、“能写”、“能奔走”的“四能记者”自勉，文笔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在中国新闻史上很有影响。他几乎对每一个时期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深入的报道。北洋时期和民国初年的重要人物，几乎均有涉及，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能抓住读者的心，将真相内幕及时告知天下。其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四卷，收入二三九篇文章，死后于1919年由他人出版。内容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肯接受，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乘船赴美，在美国继续撰写时政评议。因其在国内的影响力，隔着大洋仍对中国社会发挥作用，以独立报人的立场看世界，尖锐的批评直指要害，为各派邪恶势力所忌。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生，却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两枪，命中后背而殒命，凶手在逃，一直未获。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友好纷纷指责，是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后来再曝出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黄远生因此成了革命误杀的牺牲品！无奈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还得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

 

凶手到底是谁？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误认黄为袁的死党而误杀的。如何被杀的说法当时就更多了，如有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也有记载他“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说是“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

 

1916年初，黄远生的遗骸由当时中国北洋政府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在上海开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

 

当时黄远生的晚辈梁漱溟担任《民国报》记者，闻此噩耗后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开始写作《究元决疑论》一书，试图从佛教出世思想中寻求“人生之苦”与人生真义，从此登堂入室，进入鱼龙混杂的北京大学，摇身一变为“思想家”，由此可见黄远生之死的影响之大。梁漱溟虽然只比黄远生小八岁，但却是学生一辈的。西安有个古庙，珍藏一套古刻本《大藏经》，康有为到西安时，看到这部经，便将它带出陕西，据为己有。西安各界人士知道了，大为震惊，将《大藏经》追了回来。梁漱溟送妹妹赴西安教书，听到这件事，感到有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弄不清，回到北京后，向名律师兼记者黄远生请教。他当时穿着长衫，一副中学生的样子，但黄很热情地接待并指点了他，使他深受感动。梁漱溟又拿出自己写的《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向黄远生请教，黄看后写了一篇长文《晚周汉魏文钞序》发表在《国民公报》上，给梁的编写很高的评价，二人自此交往更深。

 

先前，1912年梁漱溟十九岁参加了汪精卫组织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说，“我有一段新闻记者的生活，并且那个记者是外勤记者，外勤记者就是访察新闻的。”可见其工作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可以想见黄远生的遇难给梁漱溟带来的惊吓和压力，使他因“人生问题”的困扰两度自杀，还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梁漱溟逃离了记者行业，所幸其“佛学研究”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凭一个中学毕业资格登入大学教授坐席。他在北大七年发表了诸多著述，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梁濑溟曾对学生回忆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别人也转述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这都是黄远生暗杀事件的余波。

 

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回忆黄远生“去美国，他在去美国的轮船上写了一个《忏悔录》，到了就死了。”而梁漱溟承认自己的处女作《究元决疑论》就是因为看了黄远生临终前不久的《忏悔录》而写的。按照梁漱溟的理解，“《忏悔录》就是说自己过去一直跟上层啊、跟当时的高官贵族打在一团，打在一块儿，虽然好像是不参加他们，虽然不是吧，但是跟那些人搞得很熟，人家要逼他，要让他拥护帝制，他又不肯，不得不跑，所以他这个忏悔啊，忏悔过去生活的问题。由于他是一个有才的人，有才的人也都有欲望，那么在男女问题上、在用钱上很随便，他的忏悔在这个地方。”

 

但是最奇怪的是，直到1980年代梁漱溟还公开宣称，由于美国华人将黄远庸（远生的字）错当成袁世凯的亲戚愤而杀之。梁还专门找出一番理由：黄远庸按英文的规矩被写作“远庸黄”，而华侨尽管在美多年仍用汉语的读写习惯，将远庸的“远”的音，误当作“袁”的音，因而导致黄的杀身之祸。这个“道理”看似自圆其说，实则站不住脚。况且历史真相也已披露，孙中山的党羽“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追杀黄远生，目标十分明确。至于国民党为掩人耳目，硬将黄远生和袁世凯“绑”在一起，在华人和华侨的中下层散布如此荒谬的谣言，并且谋杀选在圣诞节的中国餐馆，是考虑到人少，特别是在家过节的洋人少，则说明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罪案。

 

不仅梁漱溟对此罪案讳莫如深，更为蹊跷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洋洋十三卷本的《顾维钧回忆录》也对此哑口无言，只字未提黄远生之死。尤其考虑到，当时顾维钧作为中国驻美的特命全权公使，不可能对案情的蛛丝马迹全然闭目塞听，更不可能“忘记”了这个历史事件，除非他是有选择的遗忘。看来，黄远生之死能让很多这样的“好人”都装聋作哑，其背景确实非同一般的黑暗。

 

将黄的死归咎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也是一个极其诡诈的阴谋暗算。因为袁世凯与新闻界的关系确实非常糟糕，据统计，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封闭报馆七十一家、传讯四十九家、捣毁九家，二十四位报人被杀害、六十余位报人被捕。其中最血腥的事，是报道宋教仁被刺案，九名记者因此被杀，多间报馆被封。考虑到这一血腥的记录，那么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的一份条陈，就有了“约束暴力”的意义：“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

 

这与其说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还不如说是“黄远生企图用法律限制袁世凯的暴行”。因为中国这些军阀领袖的杀人，远远超过了后来法西斯主义的新闻管制。表面看，这个条陈是在主张舆论专制，其实呈文的关键在于“从法律干涉”五个字──黄远生一向主张中国应当实行“法治”，他说法治之国绝不容许个人的势力存在，新闻当然也必须受法律的规范，黄远生曾经愤愤地对好友林志钧说：“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同时号称记者的这些人，哪一个够得上这个资格！”他说，在这个时代从事新闻，真是“一大作孽事”。也因为“从法律干涉”这五个字，这份条陈根本未被袁世凯采用，可以直接用收买和暗杀的，何必用法律？

 

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可是新文学史上本已有名的黄远生，后来却被抹煞了。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为什么遭到第二次杀害？因为事实逐渐清楚了：他是被军阀建国的先行者孙中山给杀害的。孙中山则比袁世凯更凶残，竟然追到“自由民主的新大陆”美国杀害异己，这不仅严重侵犯美国主权，而且表明这个“中国的华盛顿”完全是个目无公法、践踏基本人权、破坏民主自由的国际恐怖分子。这个1980年代江南被刺案的“孙文导师版”表明，不论大陆的“红色恐怖”还是台湾的“白色恐怖”，孙文都是先行者和教唆犯。

 

暗杀黄远生案真相大白时，是在袁世凯作古七十多年以后了。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1980年代中期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行动是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也统一了看法，确认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的。林森后来担任民国政府主席，他的主席位置，究竟是由多少冤魂支撑起来的？

 

事实证明，黄远生之死，与“被革命党误为袁党”的谎言实际上没有任何干系，完全是因为孙中山要用恐怖手段消灭异议人士造成的血案。“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何要以卑鄙的、窃贼一样的暗杀手段，来消灭区区一介记者？原来，黄远生的报道不止批评袁世凯，对孙中山等人的卖国活动也有所揭露，如揭露“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军阀的黑金图谋执政等事。孙中山为保障资金来源而杀人灭口，必欲去之而后快，结果阴谋设计了一石二鸟的毒计，即剪除了眼中钉黄远生，还让袁世凯替孙文背了黑锅──可谓机关算尽，孙中山这样的人才，成了现代中国的国父，中国还能好吗？其遗像不仅悬挂台湾，而且游行天安门广场，其暴力治国的概念自然深入人心、难以拔除。

 

 

二、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

 

1966年到1969年之间，毛泽东命令中共封闭了所有的学校，我作为一个小学生也被迫辍学在家。有一天，百无聊赖之间碰巧读到一本闲书，名叫《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第1版）。该书分为三卷，第一卷，从清末的变法维新写到辛亥革命；第二卷从北京军阀政权写到北伐战争的结束；第三卷从国共内战、抗战写到“全国解放”。这虽是一部闲书，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因为《六十年的变迁》虽是一本历史小说，但却是自传体的，作者李六如以“季交恕”的名字出现在书中，且是一贯的核心人物。

 

《六十年的变迁》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清末的年轻人都想走“军事救国”的路线，因此纷纷从军，甚至远走日本、欧洲，加入军校。实际上最后推翻满清异族统治的也就是这批军人乃至军阀所发动的“武昌起义”（1911年）──以暴易暴的万妙灵丹如此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至于毛泽东在此之后十六年（1927年）才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并非先见之明，而是对“军阀建国”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甚至仅仅是现象的描述。

 

六十年的变迁，就是1894年到1954年的变迁，也就是军阀建国的历史过程。等我读完《六十年的变迁》这本描写军阀建国的书不久，军阀建国的高潮──“文革”中的中国大陆，就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全面的军事管制（简称“军管”）。阅读《六十年的变迁》和目睹文革解放军的全面军事管，这两件事加在一起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一个“历史──现实”的生动例证。很深的印象使我从此意识到现代中国的支柱是军队，所谓“钢铁长城”不仅是对外的防御，也是对内的压抑。我由此认识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军阀主导的中国。尽管军阀通过一党专政制造了党阀，党阀又通过改革开放制造了财阀甚至学阀。但是“一党专政”的实质是军事专政，军事专政的功能是军阀建国。“党指挥枪”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一体两面的硬币。所以一到“文革”、“八九民运”这样的“危急关头”，党的机器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采取“军事管制”、“军队戒严”这样的“极端措施”，军阀建国的极权主义本质露出峥嵘。

 

回首二十世纪初年，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孙文（1866──1925年，又名孙中山、孙明德、孙逸仙），在其《遗训》（“总理遗嘱”，1925年3月11日补签）中写道：“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下面我们可以发现：这几部文献都不失为“军阀建国”的纲领性文献。

 

而毛泽东1927年8月7日在武汉中共中央秘密会议上所说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语，不过是孙文“军政府”学说的一个粗劣拷贝。但是《遗训》精神非《遗训》之过也，因为在《遗训》前后，二十世纪的中国政府都是军政府。不论是满清北京政府、袁世凯系统的北京政府，还是广州军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瑞金苏维埃政府、满洲国政府、汪精卫（与满洲国同样依仗日本军阀）、重庆国民政府、毛泽东系统的北京政府、台湾国民政府──这一切“军政府”思想的总源头，其实都是来自八国联军所传播的“西方的真理”。这一真理，后来被“孙文主义”剽窃了过去，变成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式，其实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方式，是一种“教化野蛮人”的征服活动。

 

在我指出上述真相以前，陈旧的看法认为，孙文的军事专政思想因为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以及各地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使孙中山立即着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希望彻底破灭。军阀割据，没有统一的政府，当初革命所倡导的主义无法顺利推行，民众亦处于战乱之中，于是孙文才会在《建国大纲》中规划：“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直到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下面我要进一步指出，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国同盟会”1905年成立，当时还没有出现辛亥革命和皇权瓦解造成的军阀割据，过后不久就发表了一个《军政府宣言》（1906年秋冬之间），里面明确说：“革命措施之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皆循守之，有违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时，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这是后话。

 

《军政府宣言》还设计了革命时期筹集军费的办法。规定每军设一个“因粮局”，专司军费之事。宣言规定：革命军每到之地，百姓十人养一兵；一切官业、反抗军政府的满人官吏家产、反抗军政府的人民家产，一律充公；凡军队所至，得与境内人民有家产者借用现银；境内人民家产，过一万元上者，令捐十分之一，五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三，五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五；每军的“因粮局”有权发行“军用票”，流通市面，与实银同一使用；军队所到之处，清政府发行的纸币，一律作废。……

 

这种想法为中共后来在“红区”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没收浮财，以及在“解放区”推行的“土改”、“交公粮”运动，做了先行者。

 

同样，在近代中国的报业史和“新闻思想史”上，孙中山也是个决定性的人物。《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张育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指出过，在孙之前的社会活动家们，无论内心如何，大多视报纸为“民口”，即民众诉求和社会舆论的宣泄口。但孙中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所热衷于兴办的是“党报”，并且鼓吹用“党口”来取代“民口”。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中国政党史”上，也是孙中山首创党魁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的做法；是“最早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提出报纸应该充任‘党的喉舌’的革命家。”（P.163）

 

根据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孙眼中的报纸只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记者都是党所派出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和派出所的警察毫无二致。新闻记者如果力求成为事实的记录者，就是失职。新闻宣传既然是革命武器，革命和建设当然都少不了报纸的谣言鼓动。例如，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梁流亡日本，孙在1898年本想与康、梁联系合作，但遭到鄙视和拒绝，于是孙创办《中国日报》大力抨击保皇党。1905年8月，孙为首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机关报《民报》，但宣传的却是孙的党权至上思想：“……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既然党组织成了封建主，党办的报纸自然应该充当列宁式的党喉舌。1905年，列宁还是一个藉藉无名的政治浪人，比孙中山强不了多少，因此孙文1924年和苏共的合作不完全是权宜之计，而是有其先天的与其俄国同志的共性。

 

第一，党报作为“革命宣传机关”和“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既要大力宣传“党义”，又要毫不留情地批判政敌，所以谣言和诽谤是必不可免的。作为党务机关的党报，因此必须成为培训党义宣传员的学校，党领袖应负起教员的责任，经常到党报学校来演讲，以培养宣传人才的欺骗能力。

 

第二，革命党要有高度的思想统一，党报就应办成“舆论一致”的造谣机器。孙说：办党报的宗旨就是“造就健全一致之舆论”。这已经是毛思想的先行，难怪后来毛要把孙像挂在天安门，予以表扬。在“革命”的名义下，谣言成为真理，党报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同化不同的思想舆论，这样的党报当然要新闻原则当作头号敌人。美其名曰：“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为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后来居上的独裁者毛泽东因此顺理成章地把它的极权主义说成是“新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因为在不给别人以言论自由方面，毛泽东虽然比孙中山走得更远，但依然是孙的后进者。毛在1955年5月24日《驳“舆论一律”》一文中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事实上，从中共建党初期到延安整风再到反右、文革、改革，不要说“人民内部”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就是中共党内也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归根结底，毛所谓的“人民内部”仅仅指代独裁者本人，在必要的时刻甚至连它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包括在内；而毛所谓的“一切阶级敌人”就是指代除了朝令夕改的独裁者本人之外的全体人类。

 

简单说，列宁主义原则就是军事专政原则，但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列宁把军事专政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但还是一不小心，从“军事共产主义”里漏了口风。

 

 

三、孙中山军政训政是军阀专政

 

早在布尔什维克1917年用军事政变推翻了俄国革命临时政府之前三年，即1914年，孙文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里正式规定：“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时期：一、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二、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三、宪政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至此，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名称，才开始陆续提出，以代替军法、约法、宪法之治的用语。但其军事统治的思想，却由来已久，并不完全是军阀割据的现实逼迫出来的。

 

至于后来日趋完善的《孙文学说》，在其第六章对于上述“三时期”有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不过这在我看来，更大的可能只是“军阀统治的说辞”：“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第一为破坏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军法。……第二为过渡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县之下，再分为乡村区域，而统于县。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然后再由“各县之已达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施行宪政，进入建设完成时期。

 

其所以要循此三时期之顺序以建设中华民国，经过训政时期，而达宪政阶段，其理由是“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此袁氏帝制之时，而劝进者之所以多也。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主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而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而今皆当为主人矣。其忽而跻于此地位者，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是革命成功而破坏专制之结果也。……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在昔专制之世，犹有伊尹、周公者，于其国主太甲、成王不能为政之时，已有训政之事。专制时代之臣仆尚且如此，况为开中国未有之基之革命党，不尤当负伊尹、周公之责，使民国之主人长成，国基巩固耶？”

 

孙文解释说，训政中的“这个‘训’字，就是从《伊训》的训字用得来的”。《伊训》是《尚书》的一篇，相传是殷初权臣伊尹教训被他监管的儿皇帝殷朝国王太甲的文章。孙文担心古史不为今人所解，就进一步解说：“我举个实例：美国林肯放奴，这是何等一件好事！论理这奴隶要怎样的感谢林肯？他不但不感谢，反把林肯做了他们的仇敌，以为把他们现在的生活弄掉了，竟至把林肯刺杀了，这不是习惯难改吗？……中国奴制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

 

1923年1月29日，孙文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对训政的必要作出说明：“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指出“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按照这个逻辑，1917年成立广州“军政府”，1928年北伐成功，名义上结束了军政时期。但其实，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撤离大陆，都没有脱离军政时代。而1949年以后在台湾展开的白色恐怖和在大陆展开的红色恐怖，其实都是这个“军政时期”在海峡两岸的分别延续。至于“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勘乱”总计二十二年期间，又哪里有“全国归于统一”、国民政府实行《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执政的国民党进行“一党训政”的空间？至于以下说法更是荒诞不经：“在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议决通过《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1948年5月20日，国民政府改组为总统府，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也改为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正式进入宪政时期。”因为这个“宪政”是在全面内战中进行的，基本上属于林肯“解放黑奴”式的烟幕。

 

由上述可见，从1917年至1919年撰写《建国方略》，全面构想改造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到1923、1924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都无不贯穿军阀建国这条主线。

 

三民主义并非哲学理论，只是政治纲领，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一“三民”纲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述。目前可看到的最早材料，是1906年8月在香港《中国日报》以广告介绍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避免冗长，简称“三民主义”；最后则是1924年孙文以“三民主义”为题的十六次讲演。而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中心内容是四条纲领性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被解释为三民主义的潜在形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被解释为民族主义，“建立民国”被解释为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被解释为民生主义。1905年10月20日的《民报》发刊词则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

 

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文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于是他从1月到同年8月，作了十六次讲演以阐发三民主义，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其要点如下：

 

1、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2、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3、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显然，这里的三民主义已经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尽管他认为最后一个目的即民生主义，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不同。

 

至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是明确主张“改造中国”，同时承认“（辛亥）革命第一次失败”，“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

 

“今日北京政府权力，初非法律所赋予、人民所承认，乃由大军阀攘夺而得之。大军阀既挟持其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复即利用中央政府，以扩充其暴力。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藉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减削中央政府之权能，是何为耶？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治，诚为至当，亦诚适合于民族之需要与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中国全体尚未能获得自由，而欲一部份先能获得自由，岂可能耶？故知争回自治之运动，决不能与争回民族独立之运动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国之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亦已显然，愿国人一思之也。”

 

上述言论，从理想主义的层面看虽然是在批判军阀建国的现实，但从现实主义的层面看却是在肯定军阀建国的理由。与列宁“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的逻辑，如出一辙。

 

孙文做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此不少人喜欢拿孙文比作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但是华盛顿却说，军队是一种“最危险的东西”。因此后来美国的正规军队只能用于对外战争，美国法律禁止正规军涉足国内治安。

 

 

四、军政府思想来源于八国联军

 

1900年（庚子年），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合军队以军事行动进入中国以解救被满清包围的使馆。八国联军前期由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率领，开始时总人数约三万人。联军占领北京后清政府逃往陕西西安，经过一年多和谈，中国付出庞大赔款。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天津，实行军事管制，建立了统治中国二十世纪的标准模式“军政府”。8月2日联军集中兵力二万自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在廊坊受到义和团围攻，挫败后加大兵力，一举占领廊坊。8月14日凌晨联军向北京发起总攻，至16日晚基本占领北京全城。这时慈禧太后胁迫光绪帝和亲贵大臣等逃亡西安，派奕劻与李鸿章向联军乞和。9月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华。联军陆续增至十万，由京津出兵，分头攻入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内。此间，俄国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十七万，分六路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并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然后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常驻京津、津榆两线，其余撤兵回国。

 

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宣告结束，条约规定议和大纲十二条、附件十九项；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连年利息四厘在内，共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称为“庚子赔款”。其中本金四亿五千万即当时中国总人口，以示惩罚中国人每人一两。俄国索取赔款最多，达一亿三千余万两，近全额的百分之三十。而美国则运用庚子赔款，要求中国办学，成果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

 

此外，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掠夺，造成大量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损失，包括紫禁城、颐和园、西苑所存文物珍宝，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以及各王府、大臣府邸和民间所藏文物的失窃、破坏。

 

八国联军对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辟了直接的道路，并预演了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尤其突出的是，1906年孙中山发表的“军政府思想”即来源于1900年八国联军的军事占领及其占领期间的种种行政措施。下面我们以最先失守的天津为例，来看看这方面情况。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成立了临时军政府“天津都统衙门”。从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一共召开了三百二十九次委员会会议和四次特别会议或专门会议，平均两三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等皆以法文一一记录在案，最后汇编为几大本“Procè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Tientsin”（《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收回天津主权时，这些会议纪要作为法律文件移交给了满清政府。

 

天津都统衙门的建立，固然首先是为了整顿秩序和治安、采取卫生防疫措施、“为联军驻扎提供方便，供应粮食及交通工具”，但也明确宣示要“清理中国政府及私人放弃的动产和不动产，编造清单并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采取防止本地人发生饥馑的措施”，在其发布的第一号告谕中宣称将“清理地方、保全善良”。

 

天津都统衙门这个军政府在其统治天津期间，为了防卫的需要，主导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将城墙拆除建造公路等，这为毛泽东五十多年后拆毁北京城墙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些建设项目的实施，又引来了列强中一些工商业团体更大的商业性开发要求，比如在新修的马路上建立电车、电灯等，由此促成了天津开埠以来的第一次近代化改造浪潮。

 

但是这个洋人的军政府，对违反枪械禁令的华人则几乎是“杀无赦”，而且均采用西方人自己认为相当残忍的斩首处决法，在那几本厚厚的会议纪要就充满了斩首命令。这使得我们想起了国民党的“清党”和共产党的“镇压反革命”，当然还有更早的元明清等屠夫政权的血腥杀戮。似乎中国这片浸满了鲜血的土地习惯了这样的生存方式，以致这个西方的真理所建立军政府对中国的反抗势力所进行镇压的方式，却依然“是依据中国国情进行的“”。

 

当然，由于受其国内法的限制，西方人的八国联军的军政府毕竟不同于后来的两个中国（北洋政府和广州政府）和日本侵略导致的三个中国（按照时间顺序：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满洲国、汪精卫中华民国）等效颦者们，而是多少有些法制观念。例如八国联军的西方人对战后混乱的私有财产的登记整理工作，向能够出示财产证书的人发放房产证，并颁布了契约注册办法；而不是像是半西化的日寇和半苏化的中共，动不动就没收别人的房地产。以欧洲人为主的占领军政权，还将西方的契约精神带到了军政府的运作之中。而当时的日本人和俄国人在这种构架下，也不像后来单独入侵中国时那样无法无天、丧尽天良。

 

至于八国联军如何预演了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在义和团、清军联合围攻使馆和教堂的重灾区北京，表现得较为清楚。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准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而事实上直到撤离之日偷偷摸摸的抢劫从未停止。凡是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都被焚毁，以致“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大量历史文物遭到毁坏。不但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几乎全部毁于战火和抢劫，其它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也损失了四万六千多册。经过这次洗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尤其野蛮的俄国军队在洗劫中最为凶暴残忍，皇宫中凡是拿得走的贵重物品，一概拿走，凡是拿不走的便一概打碎，据估计，八国联军所掠夺的财物总价值不少于十亿两白银，比庚子赔款还要多，至于这给中国造成的实际损害，就更加巨大了。

 

八国联军把北京分成不同的占领区，真是天道无情，四十五年后，参与联军的德国自身就是以同样方式被同盟国瓜分了的，这恐怕是他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东四以北由日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东由俄军占领，以西由意大利军队占领，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皇城东部由日军占领，皇城东南由英军占领，崇内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由德军占领。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实行军事统治。

 

日占区设立“安民公所”，德占区设立“华捕局”，俄军张贴布告，禁止中国人民反抗，说“遇到执枪械华人，定改必即行正法。若由某房放枪，即将该房焚毁”。德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日军抓捕中国人，施以各种酷刑，试验一颗子弹能穿几个人，或者故意向受害者的身体乱射，让人身中数弹才痛苦地死去。这三个邪恶国家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原形毕露，作恶多端。

 

《庚子使馆被围记》（In discreet Letters from Beking）是英国人普特南·威尔的名著，记述作者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与教堂受困，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经历与见闻的日记体实录。普特南·威尔就是清末民初名盛一时的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

 

辛普森对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侵掠如实记载，因为作者本人就是种种劫掠活动的参与者。8月14日联军攻陷北京后，在中国京城的行动，辛普森赞美说这是“受苦难者报复之秋”。他目睹一队法国兵将一群“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的中国人逼进城内一死巷内，“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在他笔下，野蛮的印度兵也趁火打劫，“于昏夜中走入民居，各抢女人头上所戴之首饰，即一小银簪亦抢之”，甚至施以强暴；矜持的德国贵族也从乡村“骑马而行，鞍上满系巨包，前面驱有牛、马等兽，皆于路上掠得者”；凶残的俄国人以辎重炮车满载颐和园中的掳掠之物，实在载不动的便抛于车外，“于是有三个美丽无价之大花瓶遂受此劫，尚有玉器数件，雕刻奇巧，亦同时粉碎……”

 

但是辛普森认为，洋兵射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的行为“太过”，对自联军入北京后“满城皆荒凉寂静之象”也“殊不可解”；批评各国军队虽然服装、面貌各异，其实都是“盛装骑马之盗贼”，“其所为之事无异，皆杀人耳，抢劫耳”，甚至还有“予等外人罗唆繁琐，贪黄人之利益，颠倒东方生计之平衡，故致如此之狂剧也”。

 

但是人类毕竟是贪婪的动物，正义感挡不住“经济基础”的诱惑。在8月末的一篇记事中，辛普森叙述他自己也伙同德、俄、日等国军官一道闯入紫禁城、抢劫皇宫之事。他自己还以手枪恐吓极力阻止他们的守宫太监，进入了西太后寝宫，坐在慈禧的卧榻上嚼“香甜之玫瑰酱”，吸“俄国之烟卷”，并看上了“一精美之银便壶”；他还自告奋勇闯入户部银库大门，搜索金银，劫掠一空；后来，他索性成了一名文物贩子，在寓所中以金条、金币收购各国士兵搜罗来的各种珍宝，如戒指、宝石、鼻烟壶等等，其中有一件是法国路易十五世时的金扣带，为耶稣会教士初来北京时所赠清廷礼物之一种，十分珍贵。对于自己参与抢劫活动，辛氏也忏悔说：“人之血既已激动，且经过长期之禁锢，见此情形亦不免有参入之思想，不能自持”。

 

还有其他记载指出“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幼呼救声，街上尸体枕籍。”英国的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另有记载指出：“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曲老少，尽驱诸裱褙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经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这无疑就是日本军队二战期间设立的“慰安妇”制度的样板。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已经九十岁，也被联军百般侮辱而死。许多人不甘侮辱，含冤自尽。国子监督酒王懿荣居住的锡拉胡同十一号，怒说“岂能被所辱”，结果全家投井自尽。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联军数十人轮奸，归来后全家自尽，崇绮也服毒自杀。这是南京大屠杀的预演。

 

杀人强奸以外还免不了抢劫。法国主教樊国梁从一个官员家里抢走价值百万两白银的财物，法军统帅佛尔雷一个人抢劫的珍贵财物就有四十箱，法军抢劫礼王府白银二百万两。东四一带的商店被抢掠一空，著名的“四大恒”金号全部被抢。地安门以东、东安门以北，房屋被焚毁十分之七八，前门以北、东四以南，几乎全部被毁。八国联军抢走北京各衙署存款约六千万两白银，其中日军劫掠户部（今公安部院内）库存白银2914856两，并立即放火烧房，企图掩盖罪证。甚至鼓楼的更鼓，也被日军用刺刀刺破。这使人回忆起，后来“八一三淞沪战役”过后，上海百姓回到家中，赫然发现自己的床上竟然留有日本占领军的大便！这显然不是出于“军事需要”，而是“乡下人进城”导致的“兽性大发”。

 

8月28日，八国联军在满清皇宫阅兵，各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集结列队通过天安门、端门，穿过皇宫，出神武门。依次有俄军、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军、意军、奥军等3170人，俄国军乐队吹奏各国国歌、乐曲。这是1949年到1970年毛泽东“天安门检阅”之预演。难怪毛泽东对西方的真理佩服得五体投地。

 

阅兵之后，各国军官重新回到皇宫，以参观为名公然抢劫，一个英国人事后回忆说：“一大群联军军官见到这些东西伸手就拿，把他们想要的东西装入口袋。”中国文物像1966年“破四旧”那样遭到浩劫。就这个意义来说，八国联军是西方真理的红卫兵，而红卫兵就是毛泽东的八国联军。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被抢掠。俄军最高指挥官阿列科谢也夫等人把慈禧卧房里黄金和宝石精制的数十件珍宝洗劫一空。仅嵩祝寺一处，丢失镀金铜佛三千余尊，锦绣制品一千四百件，铜器四千三百件。就连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联军刺刀刮去，至今刮痕斑斑。这明显是1966年文革“破四旧”的“试点预演”。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由两千多位学者编纂而成的，共22870卷。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法联军劫掠破坏，1900年全部被八国联军损坏。《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由三百六十位学者编纂而成的，收集了3461种古籍，共79309卷，全书共七套，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掉数万册。翰林院（今公安部院内）收藏了许多宝贵书籍，八国联军把藏书抢掠一空。直到现在，伦敦、巴黎的博物馆里还有许多当年被抢掠去的图书。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认为：八国联军并不纯粹是一次军事行动，而带有文化革命的性质，是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先驱。而毛泽东“破四旧”的灵感，与其说是来自纳粹焚毁犹太人的著作，不如说是来自八国联军对北京的洗劫。

 

联军统帅瓦德西当年10月22日向德国政府所提报告，对各国军队抢劫情形说得非常详尽，特抄一部分如下：

 

……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

 

在英国方面……所劫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而且英国军官为余言曰：印度军人（在此间之英国士兵几乎全系印度人）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一事，实绝对不能理解。故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各处密藏之金银宝物。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之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为。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

 

此外关于清宫及颐和园的被劫，瓦德西亦有叙及。他在这一报告的最后并总括地说：

 

“所有中国此次的受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仍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凡此种种，都预演了南京大屠杀等历史惨剧。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流所说的“西方真理”，就是如此由八国联军的枪杆子直接输入中国的；枪杆子里面不仅“出了政权”，还“出了真理”。八国联军1900年入侵建立军政府后，仅仅过了六年，“中国同盟会”1906年就发表了一个《军政府宣言》，其军政府思想显然来源于八国联军。

 

 

五、陈独秀《造国论》是军阀理论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孙文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的，定方略为历程。所谓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三大历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不论军政、训政，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还政于民’。”1924年4月，孙文所发布的《建国大纲》，更对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及其各自的做法，详加规定。

 

孙文被奉为中国民国的国父，影响其实极为深远。他于1924年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经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后，于1924年4月12日公布。其中二十五条中的第五第六两条再度强调：“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值得注意，孙文在1924年6月16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发表的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这显然具有“军事建国”乃至“军阀建国”的意味。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三民主义成为台湾威权体制下的“党国意识型态”，高级中学及大学中列有三民主义课程，透过此一课程极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构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正统乃至民族道统的地位，大学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台湾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除了中华民国宪法外，在当时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的文字。解除戒严及动员勘乱时期之后，相关科目的授课内容逐渐改变，大学内相关课程则逐渐改为中华民国宪法课程，国家考试及大学入学考试则渐次缩减，甚至停考该科目。各三民主义研究所则改名或改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还依据军阀建国的思想，对追随者作出如下许诺说：“凡助国民党奋斗以驱除民贼、建设自卫的革命政府之革命军，国民对之，当有特殊待遇。每革命军人于革命完全成功之后，愿意归农，革命政府行将给以广田，俾能自给而赡家族。”而在这之前将近二十年发表的《军政府宣言》，已有“恤典”一节，规定：凡交战受伤，以至残废不能任职者，其退伍后，照本人现饷现俸，赏给终身；凡在军身故者，无论将校兵士，均查明本人之父母妻子女，每月给赡养费，父母妻养至终身，子女养至二十岁。事后证明，这种种许诺无一兑现，全部规定都是欺人之谈。纵观现代中国，无论哪个党派的军阀，其属下的“革命军人”除了家破人亡之外，可说一无所获。这样的“优待”最终只是一种安慰剂，是为了帮助士兵们克服那种恐惧：“以剑为生的人必须准备死于剑下。”

 

“联俄容共”是孙文晚年推动的政策，主要是引入苏俄的外援，改造中国国民党为党政军一体的极权结构，同时建立党军，执行军阀建国的制度。

 

建立党军而非国军的理由是：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不足，两次护法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孙文认为必须建造自己的军队。在西方国家拒绝给予孙文援助的情况下，孙文与苏俄的关系日益密切。孙文在1923年与共产国际合作，苏俄方面给予孙文大量武器和财政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孙文建立党军，推动北伐，第二年，军阀建国思想的执行工具“黄埔军校”成立。作为交换条件，孙文同意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史称“联俄容共”，中国共产党则在后来将其称为“国共合作”。共产党方面称孙文的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叫做“新三民主义”，而这与国民党人对容共政策的理解并不一样。

 

孙文逝世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并控制了国民党的诸多重要职务，引起国民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这并不是偶然的，说明两党确有同质之处。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国民党在财政上不再需要苏俄的援助，随即发动“清党”；但是武汉的亲共派首领汪精卫依然站在苏俄一边，直到他偶然获得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行动的策略”等密谋文件后，才恍然大悟，加入了清党。这表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毕竟和中共的“一边倒”向苏维埃祖国的政策有所不同；因为国民党是被苏共改造的，中共却是从苏共派生的。

 

但即使如此，主张消灭国家的中共也像国民党一样积极从事违背其共产主义理论的“建国”活动。不过它把话说得更露骨、更难听，把建国叫做了“造国”。

 

范德伟《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的缘起和缘由》一文提出，《向导》周报第二期（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发表了《造国论》，首次提出进行“国民革命”的主张。他说：“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时机尚未成熟”，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机是已经成熟了”。

 

1921年中共创立时，对自己在现阶段的革命使命并不清楚，体现在中共“一大”文献上的，是泛泛的“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这样的纲领，怎么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互相一致呢？

 

后来，在列宁和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挥下，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制定了新纲领，通过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

 

这其实就是要通过寄生在国民党军阀内部，来从事“军阀造国”的活动。因为“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必须立即行动。因此“与国民党的合作”也就成了当务之急。与国民党的合作方式，中共“二大”原先设想是党外合作，即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建立联合战线。可是中共的这一决定，却被再度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指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左”倾幼稚的表现。8月底，马林召集中共领导人在西湖秘密会议，“提议加入国民党组织”。中共与会的五名中央委员“一致反对此提议”，认为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马林则宣布，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议，“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与《造国论》同时发表了《国民党是什么》一文，陈独秀巧舌如簧地编造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而在我们看来，这个“国民的一般利益”就是军阀造国的利益。

 

陈独秀《造国论》的许多主张，都可在孙中山那里找到。如

 

（1）陈独秀提出的“我们以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与孙中山在1919年10月8日讲《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所提出的“革命成功已经八年，何以到今日还有‘改造中国’的名词”，意思相似。

 

（2）陈独秀要求“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与孙中山的“我们既要改造中国，须造成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我们的责任，以后就在造成一个真正中华民国”，也相类似。

 

（3）陈独秀提出的“国民军”、“国民革命”，是孙中山《军政府宣言》提过的。

 

（4）陈独秀提出国民军“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在这创造国家的大事业中，自然少不得许多有力的领袖，但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广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这与孙中山反对英雄革命，主张不为私利的、国民皆负责任的革命，意思也相通。

 

（5）陈独秀提出的四步造国程序，即：“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显然比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提出的三期“次序”，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更加接近1949年以后发生的全面军管、没收财产、阶级专政、三面红旗、文化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

 

《造国论》发表后不过两年，中共影响下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已经成功地把国民党引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陷阱，从而间接引爆了“九一八事变”的亡国危机，“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两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趁机在江西瑞金县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满洲国”更早诞生。这把插在中国后背的尖刀，使得中国政府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几千万中国人民遭到屠杀。

 

这是一条直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军阀造国的道路。革命之所以无罪、造反之所以有理，就因为这是一个“军阀造国”的时代。云从龙，风从虎，革命青年从新军。而我们知道，正是新军而不是旧军，才是北洋军阀和各种军阀党阀的总源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周易·乾》）这个圣人就是自称“四个伟大”的军阀顶峰，他费尽心机爬上天安门，好让已经变成物质的万民都来瞻仰他的胖脸。……为此，需要发动文革，需要颠倒历史，需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

 

1928年10月，蒋介石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他掌握政权以前，不要说政府，甚至连军队和国民党本身，都不是一个团结的、有统一思想的或有严格纪律的组织。

 

蒋介石上台过程中，首先在1927年4月12日开始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秘密组织进行了“清党”。为了对抗苏联的渗透，他不得不越来越依赖旧式的官僚和军队。在蒋介石的北伐革命成功后，这些军阀、官僚纷纷依仗功劳在新的国民政府分了一杯羹，于是，新政府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军阀官僚集团。

 

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排列顺序“党──政府──军队”，到蒋介石执政以后，被颠倒过来：1935年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43%是军官，而这1927—1937年的“黄金十年”中，国民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二用于军费和偿还债务。可见军阀造国的步伐正在得到强化。

 

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希望结合东方与西方，以中国的儒家道德为内涵，学习法西斯主义以民粹方法迅速动员民众，结果他掀起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平心而论，这种以军事方式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行动，的确把若干现代卫生与道德常识普及于大众，并激起若干民族主义式的爱国热情，但是倡导领袖崇拜的结果却使恶人趁机作怪，而特立独行的人却只能忍受政治压迫──这些动员方式的恶果后来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里登峰造极，被共产党自己称为“十年浩劫”（1966年文革到1976年毛死）。

 

1932年，蒋介石恢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不久，张静江、戴季陶来访，他们告诉蒋介石，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其党魁阿道夫希特勒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主张铁血政策振兴国家，他们的做法似乎值得中国民族主义吸取。蒋介石听了介绍，不久之后就决定请戴季陶带一个代表团去德国考察，并表示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军队，还将分批派人到德国学习。戴季陶从德国回来后，再次劝说蒋介石学习希特勒，加强政治上的控制和军事上的準备，以内御国贼、外抗强权。

 

于是蒋介石命令心腹顾问黄郛创办《復兴月刊》，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如何復兴的长文。由于蒋介石的提倡，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兴盛一时。此时黄埔系中一些骨干分子组成“蓝衣社”，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党，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CC系的“中央调查处”也是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系统。

 

CC派，是由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领导的，他们两人早在国民党执政之前，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1920年蒋在政治流亡期间，积极介入了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金融活动，据说那是戴季陶和张静江根据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党筹资的命令而协助建立起来的。四年之后，蒋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陈果夫曾任过短期教员，接着他当了党的征募人，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为军校招收新生。而陈立夫1926年成为蒋介石的英语机要秘书，在北伐战争中当他的密码负责人。

 

有评论认为，CC派期望发现或创造一批“社会的中转站，以传播他们的计划，并让全民接受”。日本特务部门则把CC派叫做“CC团”，认为是国民政府的一支反日宣传力量，也是民政界与蓝衣社对等的一个组织。这个团体的使命是在中国组织爱国知识界，以唤醒大众和促进种族的发展，同时为祖国的繁荣而致力于恢复国民运动。该组织反对共产国际操纵的所有军事团体和外围组织，它以抵销外国影响为目标。这个团体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巩固二次革命的成果。

 

此后国民政府与纳粹政府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蒋介石让中山大学校务委员朱家骅去德国，邀请了一批德国将领来华当军事顾问。1932年5月请来了塞克特将军，他在1920年至1926年担任过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塞克特的帮助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策略。迫使江西的“中央苏区”由苏联人训练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一场自称“长征”的被迫逃亡。“长征”的方向是西南，所以并非“北上抗日”，制到遵义会议以后才决定北上依靠苏联、蒙古的。

 

1935年，蒋介石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1936年4月8日，双方还在柏林签署了《易货协议之补充信贷合同》。美国《中国每周评论》很快发现了问题，立即指出：“我们对蒋介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表示忧虑。”

 

其实，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孙中山的个人独裁和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之间的一个环节。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它是反共的、民族主义的。说“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特别是指蒋介石利用法西斯主义来振兴中国，与孙中山勾结苏联来振兴中国，如出一辙。这虽然比毛泽东一边倒向苏联、甘做斯大林的儿子党、为了支援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非洲、古巴、东南亚共产党）而牺牲国家民族的发展，要好一些，但也是后患无穷的。因为与狼共舞者，难免被狼吃掉；为虎作伥者，总要为虎牺牲。为毛泽东尽忠的红卫兵和林彪，后来一一惨遭毛泽东的毒手，就是一个个冗长的黑色故事。

 

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战八年战胜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后仅仅四年，就被迫离开大陆；其子蒋经国随同他苦心经营台湾将近四十年，死后仅仅十二年就丢失了政权，现在父子两个连临时的坟墓都快要保不住了，随时可能被驱逐。蒋家父子何以在大陆和台湾都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蒋家父子作为现代国家的开路先锋，分别建设了大陆和台湾，何以自己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

 

应该说，其中原因多多。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信仰问题上弄虚作假或是鼠首两端”。在信仰问题上弄虚作假或是鼠首两端，会导致行为上的莫衷一是和前后矛盾。这个行为特征不仅是蒋介石父子的特点，也是近代中国僭主们的共同特点，例如毛泽东发动文革又镇压文革，接见红卫兵又流放红卫兵，被他始乱终弃的人们，最后则成了他的“革命事业”的掘墓人。毛派分子在当今大陆的处境，不会比蒋家余党在台湾的日子好过到哪里去。凡此种种，不得不认为是某种不好的民族习惯造成的，例如喜欢窥测动向，根据环境迅速改变自己，以致投机甚至赌博成为“华人”的代号。蒋介石做过股票生意，毛泽东家族甚至是高利贷经营者，这些人后来能成为中国的领袖都不是偶然的。

 

蒋介石声称自己是基督徒，而且公开认信过，但是他可能没有认真读过《圣经》，否则他就不会纵容蒋经国参拜偶像和传播偶像，尤其不是作为个人行为，而是作为国家行为。蒋介石作为其父亲，同时也是国家元首，不积极阻止这类行为，实际上就是同谋共犯，当然难辞其咎。国家行为如此，民族隐患生根，社会动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蒋经国的钦定继承人李登辉，后来也是如此行。他自称基督徒，却到处跪拜庙里的偶像。还有许多“民意代表”也上行下效，顶着基督徒的光环却去崇拜迦南的偶像，把一个外表亮丽的台湾弄得乌烟瘴气。《圣经》上对信过神又背叛神的人，所规定刑罚是很重的。《申命记》里“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一再重申过这样诅咒：“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作奴婢，却无人买。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二十八章）

 

成年后的蒋介石持续不断地书写日记。他在公开场合自负而顽固，但在日记中常常批评自己。当然，从他仔细保留自己的日记这个动作看，并不排除他具有这样一个动机：预留一个为自己洗刷责任的空间，向后代提供一个他所讲述的“真实历史”。但是毕竟，他的日记没有重要的涂改，而且始终连贯。

 

1975年3月29日，他的遗愿表达了他至死不泯的梦想：“吾之同仁及同乡、正值国家渐渐强大之际，汝勿因本人之故去而忘却国家之悲哀与希望。吾之天灵将永远与吾之同仁及同乡一起实现三民主义、光复大陆、恢复吾之民族文化。”他还以谦虚和自傲相混的口吻说道：“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及总理信徒自居。”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混合却是致命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而有罪的总理永远不能与无罪的基督相提并论。

 

如果比喻说大陆类似埃及，台湾类似迦南，那么从一开始，蒋介石父子在信仰上的道路就走歪了。所以他们的事业和后人最终也许只有回到埃及，而无法在迦南建立佳美之地。他们出埃及的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社会发展上算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在信仰上并最终在文明发展上却是失败的。

 

无论从神秘的还是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社会发展上的成功，如果缺乏信仰上、文明发展上的根基，最终是要迅速瓦解的。“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这算不算是玩弄信仰所得到的一个回报呢？

 

蒋介石帮助中国摆脱一百多年（1840—1945年）的屈辱地位，使得中国成为五大强国之一、民族得以重新站立起来；如果再考虑到1840年代的中国沦为满洲的殖民地已有二百年之久，而蒋介石还参加过辛亥革命，可以说蒋介石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蒋经国主持中国复兴基地的建设，台湾经验风靡大陆，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样板，它提供的资金、人才、市场转让等，使中国大陆得以崛起，人民也有程度不同的受益。

 

但是《圣经》上怎么说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十五：十九》）还有一段话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勉：“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哥林多前书九：二七》）否则，二十世纪的灾难就还不会过去，它必将在二十一世纪再画上浓浓的一笔。

 

 

七、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早称帝？

 

人们普遍认为，是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国。但种种迹象显示，辛亥革命后最先称帝的其实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

 

为什么孙文的继承人尽管换了两个国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无法走出袁世凯的阴影，无法走出僭主时代？因为孙文中山先生一开始的路就走歪了，从共和制滑向了帝制。他不仅效法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权宜之计、提出“军政府”的概念，而且效法慈禧妖婆的垂帘训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口号，结果是只有永远的军政、间断的训政，而没有宪政。

 

孙中山是如何从共和制偷偷摸摸地滑向帝制的？孙中山是如何在事实上率先称帝，从而为袁世凯的叛国罪作出了最为恶劣的示范？

 

那就是孙中山用他的同乡、“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的方式，发布《祭明太祖文》，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朱元璋的法理继承人！回顾一下历史，对于继续前进似乎是必要的。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在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这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从内容看，两件事情却是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这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白痴行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看来几乎是一种背叛。如果一定要比喻其荒唐程度，就好像华盛顿因为美国革命的成功而向法国国王俯首称臣。

 

我可以肯定说，如果华盛顿干了这样的事，一定会身败名裂。但是孙文在中国却没有身败名裂，还变成了两个中国的共同偶像。何其怪哉！

 

不过，孙中山的这次灵魂大暴露，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变成军政的鼓吹者和独裁的推行者，倒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孙文其人根本不是中国的华盛顿，根本不是天下为公、功成身退的典范；而是现代的朱元璋，是党同伐异、杀害异己的先行者。

 

《祭明太祖文》是这样向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暴君朱元璋俯首称臣的：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

 

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

 

我们只要对比研究一下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就会发现其神似之处不少，都充满了专制帝王的家天下意识：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膻腥，种族沦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维良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借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群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功？自以体吾皇之用心与天下托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满洲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从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

 

但是洪秀全后来都干了一些什么？可以肯定说，其所作所为并不比满洲妖孽更为光明，甚至更多血腥。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孙文则以近乎无耻的肉麻继续吹捧朱元璋，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功归于一个暴君的亡灵：“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这里那里还有一丝一毫的“基督徒”的影子？完全是一个祖先崇拜的病患者。在政治上，孙文的这个动作更是和“民国”毫无干系，完全是一个专制魔王的鼓吹手。而且，从其内心深处看，他很可能是因为自己逃亡海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而故意贬低辛亥革命的作用。

 

这次祭祀明孝陵的丑恶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当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活动和个人认识，而是中国国民党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对后来民国时代的政治发展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也就毫无令人奇怪了。

 

那么，孙文是否为了“革命需要”而利用朱元璋这个专制魔王呢？不是的。因为，孙中山连自己的坟墓都要效法明朝皇帝予以安排：不仅要葬在朱元璋附近，而且还要号称“中山陵”──比肩于“明孝陵”。

 

据《文汇报》“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揭秘”（2009年6月4日）披露：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孙中山生前归葬南京东郊钟山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用死人来压活人。1929年春，陵墓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日举行了“奉安大典”。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死人压活人”的闹剧：曾有六次大规模的鸣炮，比半个世纪以后的毛泽东葬礼，还要唬人。根据统一要求，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静默三分钟志哀──这预告了1925年孙中山死到1976年毛泽东死，将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五十年。突然爆发的惊天炮声，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也明示万众：国家权力强迫大家去崇拜一个死掉的匹夫，个人独裁的时代已经降临中国，“中山陵体制”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

 

“中山陵体制”这一闹剧这不仅体现了帝王思想，而且还有充当“东施效颦”的嫌疑。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棺木。这具棺木用美国上等沉香木制做，上面有玻璃隔层，可以瞻仰孙中山遗容。这是“第一殓”、“第一棺”。

 

3月下旬，苏联共产党用火车将“水晶棺”运来中国，但最终未能使用。曾有传言说“水晶棺”在运输中产生破损，以致不能使用。也有人说，“水晶棺”的尺寸对于孙中山遗体而言显得短小了一些，所以没能使用。其实，“水晶棺”最终未用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专家认为它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而若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二十年。其二，此时已经发现，由于初期的防腐处理不够理想，孙中山遗体的皮肤开始变黑，不可能按照所希望的那样长期保存原先的状态了，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只能改为土葬。这一事件也象征了：苏联的事物必难在中国成活。

 

此外历史研究表明，早在孙中山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登上“临时大总统”这个通向帝制的宝座之前，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署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反倒体现了更为彻底的民族精神与共和主义：“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说得多好，足以为中国未来的几百年发展指出航向。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中山陵体制”不仅没有丝毫进步作用，而且完全是一种倒退和反动。这种倒退和反动，最后通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全面专政。

 

这一倒退不是必然的，因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所体现的就不是“家天下”思想，不是“党天下”思想，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之思想，值得我们在一百年之后予以重温：

 

粤维我祖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兹成文明古国。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背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留遗，故睹城邑宫室，则思古人开土殖民之惠；睹干戈戎马，则思古人保种敌忾之勤；睹典章法制，则思古人贻谋教诫之殷。骏誉华声，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传之子，祖衍之孙，断不容他族干其职姓。

 

何物胡清，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胡清者非他，黑水之旧部，女真之鞑种，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虏，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耽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姐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若扬州，若江阴，若嘉定，屠戮之惨，纪载可稽。又复变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传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乃又焚毁书籍，改窜典册，兴文字狱，罗织无辜，秽词妖言，尊曰圣谕，戴仇养贼，谬曰正经，务使人人数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于人心风俗，不但诛杀已也。

 

呜呼同胞，谁无心肝？即不忆父老之遗闻，且请观夫各省驻防之谁属，重要之职权谁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奸淫苛忍之术，言之已不胜言，至今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家室，无以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智识，则为破其法律，尚技术，则谓扰其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宪之美名，行中央集权之势，借举新政之虚说，以为搜刮聚敛之端。而乃日修园陵，治宫寝，赉嬖佞，赏民贼，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饥民遍野，呼吁不灵，哀鸿嗷嗷，是谁夺其生产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宁送友邦弗与汉族”之谬见，今日献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卖矿，明日卖路。吾民或争持，则曰干预政权，曰格杀勿论。甚且将吾民自办之路，自集之款，一网而归之官。呜呼！谁无生命，谁无财产，而日托诸危疑之地，其谁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则奚此政府为！况乃淫德丑类，有玷华声耶？

 

本军政府用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共愤，白麾所指，天裂山颓。故一二日闻湘、鄂、赣、粤，同时并举，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而西则巴蜀，已先克复，东南半壁，指顾告成。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

 

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鸿勋，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而在另一篇同样振聋发聩的《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中，不仅有旗帜鲜明的宪政思想，更有人权、平等、自由之表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

 

可以说，《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是宪政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其价值远在孙文对朱元璋的阿谀之上，请大家花店时间也重温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绝非孙中山思想的体现，更是其《祭明太祖文》望尘莫及的，《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全文如下：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1911年）八月（10月），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

 

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

 

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

 

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

 

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

 

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羶，遂忘大义，合薰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竞，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

 

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

 

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著，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踞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

 

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蔀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痹，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

 

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拿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与《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和《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背叛是多么彻底，孙中山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为一个迷恋旧式皇权的专制主义者了。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朱元璋在驱逐蒙古人之后，没有回归唐宋的开明，而是继承甚至发展了辽金元的黑暗，登上了中国历史的野蛮顶峰？其理由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宪政道路，而是迄今为止将近百年都在军阀专政、僭主坐庄的“中山陵体制”的鬼影憧憧黑暗中，摸爬滚打。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八、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先卖国

 

前面第一节提到，“国父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要用卑鄙的、窃贼一样的暗杀手段来消灭区区一介记者，是因为黄远生的报道揭露了孙中山等人的卖国活动，如揭露“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军阀的黑金图谋执政等事。

 

那么，孙中山到底有没有做黄远生揭露的这些事呢？答案是“肯定有的”。虽然这些历史没有修入后来的国共二党的“正史”里面。但好在那时中国已经进入资讯发达、观点多元的国际潮流，相关的信史记载并不缺少。

 

如1907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离开日本，有的日本朋友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余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十－三十日元，现在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则有四时－六十万日元，所以这个两万日元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四亿左右，将近四百万美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十分之一的两千日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搜刮一空，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

 

1908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因经费问题闹翻而退出同盟会，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批评孙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不改恶习，还变本加厉。一次他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文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六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州之密约。”

 

据与孙文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年甚至更早开始，孙文就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全面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

 

从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与森恪的谈话在内，致小池的信以及《中日盟约》所披露的，类似的记录共十条，孙文交涉的对象包括日本的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许多侵略头目。现在海峡两岸均有人急欲修补孙文的汉奸卖国形象，硬说这些文件是假的。他们没有想到，这是孙文的一贯思想，并非孤证。这是文件都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出来的，而非稗官野史。而且日本人没有必要造谣污蔑诽谤孙文这么一个亲日分子。例如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的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还有多项更加晚近的记载：

 

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文在会见河上时明确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孙文在上海会见日本实业家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我们就）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1922年2月5日，孙文又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规定该公司提供二万支长枪、七十二尊野炮、一百二十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五百万日元（相当现在将近一千亿日元，折合十亿美元左右）为条件，“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当时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岛在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一再向孙文和军政府质问，《申报》和《华字日报》等报刊曾作过连续追踪报导。“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一百四十万日元（折合现在将近三百亿日元，约三亿美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

 

这还不算民国元年，孙文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各友邦书”，承认满清卖国政权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借的外债、和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的“种种之权利”。

 

民国三年，孙致大隈重信书，求助倒袁，所列交换条件，比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更为丧权辱国。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部分理由就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2月5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颇多相近之处，条款的屈辱损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证明了这些号称“革命党人”的饿蚊子，比八旗子弟和北洋军阀那帮饱蚊子还要来得“前卫”。

 

孙中山当年在日本的一举一动，均处于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下，所以日本警方的档案中留下了这些记录：订立《中日盟约》的当天，山田纯三郎到孙文住宅，由山田挂电话给陈其美，要他持印鉴立即前来，这位指挥杀害陶成章的著名凶手陈其美果然奉命来到；中华革命党党员王统一亦来到孙家。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中还留下了送信人王统一的名片，而王是中华革命党最早宣誓入党的五人之一，是订约时的在场见证者。此信和盟约的真实性，日本学者藤井升三已有详细论证，颇难推翻。

 

孙中山一再接受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政治献金，其出卖东三省的秘密款曲被曝光，说明了什么？说明孙文对“九·一八”事变等国难、国耻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引狼入室在先，日本鬼子尾随在后，张学良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使得中国人民遭受灭顶之灾。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大案要案，而第一号案犯就是卖国求荣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如果将来日本解密相关资讯，也许能还历史的真相大白。

 

《中日盟约》是中日盟约问题中的核心文献，现保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洞富雄处。据此《盟约》，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和日本的犬信太郎、山田纯三郎在此《盟约》上签字盖印。此《盟约》有中文本和日文本，用毛笔书写，蜡封后盖有封印。

 

《盟约》内容如下：

 

中华及日本因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左之盟约。

 

第一条、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第七条、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

 

第九条、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中华民国四年贰月五日即

 

大正四年贰月五日作于东京

 

孙 文 印

 

陈其美 印

 

犬信太郎 印

 

山田纯三郎 印

 

由此可见，袁世凯极力逃避的《二十一条》，被孙文换成《十一条》主动送给日本了。以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既然不容其他国家染指，外交上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其实质，是把中国降为日本的属国。

 

难怪日本对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被袁世凯故意泄漏给报刊，导致海内外反应非常强烈，“独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电纷驰，质询孙文的态度。有的报纸因此揭露孙文已与日本结盟。

 

孙中山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是只此一次。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是孙中山卖国求荣的又一个罪证。为了取得苏俄的军事援助去发动内战，孙中山当时声明同意，“苏维埃俄国的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十分明显地，孙中山把外蒙主权“许诺”给了中国的世仇俄国，他有什么权力这样做？至于苏联代表越飞承诺说苏俄无意“使外蒙与中国分立”，被历史证明完全是欺人之谈。正因为如此，到了1924年春，中国共产党人才提出“应予外蒙古人民以民族自决的充分权利”的宣传，为丧权辱国的割让外蒙古，埋下了祸根。

 

袁伟时《孙文“卖国”档案》为孙文的其他卖国行为开过一个清单：

 

1、“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以大面积的租界”。“约摸在1900年6月初，孙文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孙中山抵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文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2、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这三个人建立了一个‘辛迪加’……孙博士任命布思为辛迪加和同盟会两者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辛迪加保留其权利，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人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元，分为四期摊付给孙文。”

 

3、武昌起义后，孙文到了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文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对于日本的态度，他将根据英国的建议办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早在19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孙文的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报刊广为登载，还说是黄兴揭露的。此事不但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国民党人之间的分裂。从黄兴当时的一封信，可见一斑：“近得各处党员通告，并读中外各报登载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从何说起，党德败坏，竟至此极，殊可叹也！此事之有，弟不必加辩，请足下函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与日本当道，尚属疑问，袁贼阴险，派侦离间吾辈，亦时时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

 

在绝大多数“读国共两党历史教科书”长大的人的眼中，袁世凯是个倒行逆施、为了自身利益而卖国投敌的民族败类，而孙中山则是历史偶像、民族英雄，为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作了出杰出的贡献，宝相庄严，灵光闪烁。但是历史并不像人们平时认为的那样。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后人编造的伟人形象。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

 

1989年7月，距离6月4日的街头大屠杀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北京依然笼罩在坦克与机关枪组成的火力网之下。

 

1989年7月初一天，我从魏公村的“中国大剧院”旁边骑车经过，忽然发现自己处在杀气腾腾的火力网控制之下。原来那天王震等“中央领导”要去戏院看戏，于是解放军指战员们就三人一组，在街头为“首长”们站岗：他们背靠背地持枪对准路上经过的每一个行人！后来我经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了相同的肃杀景象：当兵的三人一组，以战斗队形持枪瞄准路过的行人，当时那种情形我一生也不会忘记，它使我清楚认识到：所谓“人民群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地位不过是一群“俘虏”，是“没有拿枪的敌人”。如果哪位路人由于惊慌失措而突然倒在地上，解放军们的士兵们一定会朝他们开枪射击的。实际上那些天里，北京一直还有零星的枪声。

 

后来这些年，我的脑海一直浮现解放军们黑洞洞的枪口，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民解放军”为何与“人民”为敌？

 

最后我在历史研究中找到了答案：研究“人民解放军为何以人民为敌”，一定要到人民解放军的起源中去寻找。

 

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起源于“南昌起义”中的北伐军叛乱部队，而北伐军则是苏联顾问一手训练的。如此看来，“人民解放军为何与人民为敌”毫不奇怪，因为北伐军和解放军的历史使命就是代表苏联对中国进行征服。

 

虽然解放军和北伐军的军纪比北洋军要好，但是和汉人和汉化的满人所训练的北洋军不同，解放军和北伐军的头脑里，却是苏联人灌输的马列主义病毒，他们时刻准备着，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指令而对自己的同胞开枪射击。在这一点上，苏联红军这个外国侵略军所缔造的解放军和北伐军，一点不比北洋军的前身湘淮军阀、绿营军、吴三桂等等汉奸部队来得逊色。

 

毛泽东自命“向西方寻求真理”，其在军阀造国方面的先行者孙中山，为建立私人武装向日本寻求军事援助、为建立党派武装向苏联寻求军事训练，是众所周知的。那么毛本人在这方面向孙学得了一些什么法宝？毛所统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何而来的？换言之，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或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哪支部队？”

 

经过慎重的历史研究，我们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向上可以追溯到北伐军，再向上可以追溯到八国联军缔造、统领和指挥的“华勇营”。解放军、北伐军、华勇营这三支部队一脉相承：都是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缔造和训练的，然后用于服务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战略目标”的。

 

下面我们先看华勇营。

 

由于华勇营这支部队是在中国组建的，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便把这支部队称为“中国军团”；威海人则按中国习俗称之为“华勇营”。中国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的正规部队调任，就像后来的“苏联顾问”不仅控制中共军队，而且在1950年代控制了中国的所有重要机构。华勇营的士兵则在中国招募。招募范围，完全违背了“只在威海卫招兵”的承诺，扩大到了山东、直隶等地。在军团内部，除了乐队、译员、卫生队之外，还设置了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这支部队经过正规的英式训练之后，分别驻扎在威海卫各地，担负租借地内部治安和对外防卫任务。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行动中，华勇营作为中国雇佣军被编入德、英两军之中，他们“表现优异”，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更是赢得了西方舆论的高度评价，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的志愿军，在社会主义阵营入侵资本主义世界的朝鲜战争中，同样表现优异，赢得了举世瞩目，甚至连培训“志愿军”的日本和苏联的教官们都对此“刮目相看”。

 

华勇营的表现，推翻了西方人对华人“不能打仗”的偏见，“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解放军的表现，再度印证了这一点，还证明中国人已经获得了厉害的领导人，从此西方世界还对红色中国感到了某种恐惧。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相关的史实。

 

据英国外交档案记载，十九世纪末英国租占中国山东的威海卫，其初衷是将威海建成英国海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与盘踞旅大的沙俄抗衡。但《租威海卫专条》签字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清楚地认识到，威海卫海军基地的陆防任务面临巨大压力。当时英国兵力匮乏。英国人和布尔人在南非地区争夺领土，迫使英国不断向南非增派兵力，过多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遂决定在华组建中国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

 

1898年11月，英国陆军部派员到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然后去威海卫招募士兵，组建中国雇佣军团。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人组建一支效忠于异国的军队，此举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英国辩称“在威海卫招兵组建军队，是为了维护租借地的安全，不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使用该部队”。

 

到1900年5月，英军终于建立了一支人数六百多、年龄在二十三至二十五岁之间的华勇营。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英军不惜投入，其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并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期许之高。

 

这批用高饷精选出来的士兵，体格强健，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围三十五英寸，在当时华人中亦属高个。带兵英国军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华勇营的所有士兵都签约三年，同意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码射击成绩十分优秀。《中国与八国联军》（Arnold Landor, China and the Allies, New York: 1901）一书评论说：“考虑到这些士兵此前的素质，英国人能在短期内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劲旅，的确是天才。”但二十多年后的事实证明，苏联人同样可以把散兵游勇和乡下土匪训练成英勇善战的北伐军和工农红军。

 

有意思的是，几年后当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此驻军，天津长官袁世凯既要遵守条约，又不能放任津门只有外国驻军，应对之策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北洋一部改造成警察部队，钻了《辛丑条约》的空子，堂而皇之地进驻了天津，解决了满清在国防与外交方面的一大难题。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出色表现，令他们赢得了英国军方更大的赞许。当时在兵力上捉襟见肘的英国，只能从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和香港抽调殖民军或雇佣军来华，参与八国联军行动。于是只得把华勇营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英国的陆军军装，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华勇营从此也被称为“第一中国军团”（the 1st Chinese Regiment）。

 

在中国土地上组建一支由中国人为主体效忠于异国的军队，特别是在必要时，让其为异国的利益而与自己的同胞作战，其忠诚度和战斗力在英国内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中国军团在历次战斗中的表现，令英国殖民者兴奋不已，正如威海卫殖民官员在谈及威海卫时称：“如果不提及中国军团，便不可能全面描述威海卫，它的建立与成功，证明了英国官员在对付亚洲佬方面的天才。”这种态度和心理想必得到后来据上的列宁、斯大林等新沙皇的深刻共鸣。他们利用中国人的巨大牺牲，满足了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上的需要。

 

中国军团这个华勇营组建不久，便执行了第一次战斗任务：镇压威海人民的武装抗英斗争。先是于1900年3月26日，武装驱散姜南庄村崔寿山组织的抗英集会，并逮捕了崔寿山等三名抗英领袖。5月5日与5月6日，又分别在报信村和道头村枪杀二十九名抗英群众。对中国军团的表现，驻威英国陆军少校F·C特纳写给陆军的机密军事情报中是这样评价的：“1900年与划分界线有关的麻烦中，军团前往镇压当地的骚乱，表现得完全可以信赖。”行政长官道华德在写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信中则称：“在5月5日、6日的两次攻击事件中，中国军团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钦佩。”巴恩斯的骄傲之感则更是溢于言表：“中国军团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更重要的是：“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只要数量充足就行。”

 

接下来的1900年6月中旬，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途中遭到了云集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的抗击。西摩尔为补充军源，及早消灭清军，便调中国军团增兵天津。

 

6月21日，刚刚镇压完威海卫抗英民众的四百多名华勇营士兵乘坐英舰离开威海卫前往天津。

 

6月22日，华勇营一九二名士兵和十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号，于凌晨五时抵达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英舰“恐怖”号已将第一批香港皇家炮兵（炮手多为印度兵）和香港军团（由华勇和帕坦人Pathans组成）的三八二人送到。需要提及的是，在当时参加八国联军的英军中，华勇营、香港军团和新加坡军团中的华勇们构成了英军的重要力量。在英国陆军部情报处（Intelligence Department, War Office）编写的战史《1900—1901年在华军事行动官方记录》（Official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1900-1901, London: 1903）中，充满这几支部队如何协同作战的记录。

 

6月24四日中午，香港军团和威海卫华勇营各两个连共四个连，护送海军提供的十二（吋）口径大炮及弹药增援联军。道路泥泞，华勇营基本承担了苦力工作，负责拖曳大炮，并安放在僧格林沁四十年前为抵挡英法联军而修建的濠墙（Mud Wall，即天津人说的墙子）上。当他们冒着弹雨进入法租界时，受到了联军守军的欢迎，但也有人对这群“中国人”进入自己的阵地表示不满和担心。这种担心很快一扫而光。

 

6月27日，华勇营协助俄军对清军驻守的东局子军火库也就是天津机器局东局进行攻击。当十二（吋）口径大炮引爆弹药库时，天空出现了几百米高的蘑菇云。随后，德国租界的一些商铺发生火灾，华勇营两度受命灭火。

 

到达天津后以编号为“英军第一军团”的名义编入到英军作战部队序列，并立即参加了攻城战斗。6月27日攻占了满清的北洋军火库，7月9日攻占了满清的海关署军火库，7月13日和14日占领了天津城。在天津作战中，中国军团甚至是“参加最后攻城战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天津战役后又直接向北京进军，参加了解救外国驻京公使馆的一系列战斗。

 

当年随军团参加战斗的英国下级指挥官巴恩斯在其所著的《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中宣称：“中国军团远征作战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夭折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

 

7月初，华勇营和香港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清剿渗透到租界附近的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在一次战斗中，香港军团受到清军炮火的猛烈压制，二死三伤，在华勇营紧急增援后才得以脱身。随后，华勇营新驻地受到清军猛烈的针对性炮击，造成极大的恐慌。华勇营的布鲁斯少校（Major Bruce）带队携炮出击，但不敌清军炮火，布鲁斯少校头部和肝脏中弹，华勇营另有两死五伤，协同作战的英国水兵也有五人重伤。

 

7月9日，联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击，由一千名日军、九百五十名英军、四百名俄军和两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是役，满清直隶提督聂士成中弹身亡。华勇营的任务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局军火库也就是海光寺军火库发起炮击。在他们的掩护下，日军迅速攻占清军阵地。转移阵地时，华勇营必须拖曳笨重的大炮穿过被清军火力覆盖的小桥，一不小心大炮就会滑落桥下。桥上缓慢移动的华勇营受到了清军猛烈射击，驻守濠墙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则进行了还击，压制了清军火力。事后，美军军官在答复华勇营感谢信时说，只要是女王陛下的军队，不管什么肤色，美军都把他们看作亲密战友。过河后，酷暑和体力透支拖垮了香港炮兵中的印度士兵，只有华勇营还继续拖曳大炮向预定阵地集结。事后，英军司令对于华勇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每日画报》（The Daily Graphic）对此次行动进行了报导，但把功劳都归于那些中途放弃的印度兵，还令华勇营的英军军官们耿耿于怀。

 

7月14日，华勇营协同日军敢死队，终于攻破天津城墙，“光荣地成为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巴恩斯如是说。占领天津后，华勇营奉命为北京远征军征集船只。他们的种族优势在此时得到充分发挥，沿着北河，居然征集了将近一百条大船和相应的船工。巴恩斯很得意地说，华勇营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赢得了民心，不少人愿意为这支英军而不是其它“洋鬼子”提供服务。

 

8月4日下午二时，联军向北京开进，华勇营抽调了一百人护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次日，华勇营和香港炮兵协同日军进行北塘战役，由于日军推进过于迅速，英军的炮火不少都落在了日军队伍中。如此一路攻击前进，到8月15日晨，华勇营终于开进了前门。在自己的首都，华勇营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将大炮拖上城墙，协同美军攻击紫禁城，得到美军的欢呼。

 

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发挥种族优势，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又干回了警察部队的本行。当时八国联军中，不少国家出动的多是殖民地雇佣军，如法军实际是由越南雇佣军组成，因此，在局势基本稳定后，看各种肤色的洋兵便成为北京一景，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最强大的英军士兵实际多是自己的同胞。

 

华勇营作为一支单独的作战单位，参与了1900年8月28日早上7点八国联军部队在故宫举行的占领仪式。各连选派代表参加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的大阅兵，在受阅的英军队列中，香港军团与华勇营最后出场。对于这次不寻常的典礼，《中国与八国联军》（Chinaand the Allies,纽约1901年版）的作者兰达（Arnold Landor）描写说：“管乐队留在院子里……最后是威海卫兵团。部队所过之处皆有雷鸣般的欢呼声响起，到了中国兵团这儿多少有些减弱──因为这似乎与联军格格不入，中国人也可以被派去打中国人。作为一个优秀军团，人们对他们目前的处境感到悲哀。”这位西方人没有料到，“中国人被派去打中国人”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中国人专门杀害中国人的“阶级斗争”，甚至不幸成为中国的国策。

 

正如奉行阶级斗争的部队，也会根据上级指示推行“军民鱼水情”的战术；华勇营也会在洋人教官的部署下开展“军民共建”一类的活动，以便更加有效地推行殖民统治。

 

紫禁城阅兵后，华勇营便根据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在有“津门首驿”之称的重镇河西务（Ho-hsi-wu），华勇营英军军官巴恩斯负责统一指挥联军各部队，其中一三四名英军中，就有七十人来自华勇营第四连，他们成为这个“京东第一镇”的主力部队。

 

巴恩斯有意识地发挥华勇营的特性，大抓“军民共建”，因此河西务一地比八国联军的其它驻地更早地进行了战后恢复。令英国人最为得意的是，华勇营在该镇运河畔的哨卡旁，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允许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五百人以上进行交易。巴恩斯并不讳言，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就在于他们将这个由华勇营看守的地区当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视若禁脔，不容其它军队插手，全力维护秩序。有几次，出来溜达的德国兵随意地从摊点上白拿梨子或葡萄，华勇营就会出手干预，德国人只能乖乖地付钱埋单。

 

而酗酒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修理”过两次。第一次，华勇营撕下他们的肩章，扣留军帽，日军马上派了一名翻译来道歉。第二次，一名日军骑兵再次扰乱市场，在被华勇营撕下肩章、扣留军帽后，华勇营军官将日军派来索要军帽的翻译赶了出去，要求日军军官亲自前来道歉。日军军官奉命而来，按照巴恩斯的说法，日军道歉态度诚恳得让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显然吸引了战乱后当地百姓的关注，另一个离此十多英里远的镇子，还专门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来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战后可能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大量的高粱被迫烂在地里，巴恩斯只好自嘲说：好在这些没收割的高粱地能继续成为当地妇女躲避俄军的最好隐蔽所，因为俄军是臭名远扬的强奸犯。同样的，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

 

8月的一天，华勇营一部从水路行进换防时，一名中国士兵失足落水，当时已是深夜，且水流十分湍急，英军军官惠泰克（Whittaker）冒险跳下水去，救起了这名士兵。事后，惠泰克被皇家人道协会（Royal Humane Society）授予铜质奖章（该会第三一一九五号事例）。皇家人道协会是一家官方慈善机构，专门表彰奖励英帝国内拯救他人生命的见义勇为者，至今仍活跃在包括澳洲在内的英联邦国家。

 

由于在天津战役中的“勇敢善战”，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了军徽，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并在威海卫卫树立了一块刻有二十三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1902年，英国政府还不远万里派专人来华，从“中国军团”中挑选了十二名官兵，代表“中国军团”去英国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爱德华七世向华勇营官兵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平定义和团战争中的牺牲，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早为中国人颁发的军事勋章。同年，这支部队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猛增到一三二零人。

 

当时组织中国军团的不仅有英国人，还有德国人。2008年1月号台湾《传记文学》撰文记载，在德国柏林的帝国军事博物馆，有一件特殊文物：一个雕刻着圈龙图案的军用皮带扣。这是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行动的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中国雇佣军“华勇连”的装备。其实，德军在远东特遣队中设立“华勇连”之前，就已经于1899年在其殖民地青岛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建立了“华勇连”。德国王子海因里希（Heinrich）当年巡视青岛时，对这支中国连队十分看重。

 

《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也记录了组建这支雇佣军的艰难：直到1899年初都没有一人应征，到1899年3月才招募到了十名士兵。德国人的遭遇也类似。

 

1899年的9月和10月，德国人在青岛为华勇连征兵，但两百多个报名的人当中，可用的只有大约七十人，历尽艰难才达到了一百二十名步兵和二十名骑兵的规模。随后，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农民士兵的散漫。据英军的资料，华勇营士兵的父母经常会来驻地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士兵们似乎没有个人主见”，开小差、退伍现象很普遍。德国华勇连也一样，逃兵不断，而且扰民事件时有发生，德国人自己评价：”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起了伤害作用。”

 

比德国人明智的是英国人随后调整了策略，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单纯的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显著。据《中国与八国联军》记载，这些退役军人比一般农民拥有更好的战斗素质、体能和纪律性，而且“没有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这些穿上洋装的清军老兵不久就成为“最优秀的士兵”。

 

英国人的高军饷及带兵者的廉洁，在普遍低饷并且“喝兵血”贪污成风的中国，大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好男”亦可当兵。亦令中国有识者看到，新式军队首在制度之新，厚饷可起“养廉”作用，“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袁世凯在《上督办军务处原禀》等文件中如是说。（《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后来袁世凯得以编练新军，亦效仿英军，不仅高薪，而且设法杜绝军官克扣，发饷一律绕开了各部队的主官，由粮饷局会同各营粮饷委员，出操时公开点名发放，后世以为这是袁练的北洋军拥有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与英军威海卫卫华勇营相比，青岛德军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的华勇连则因为时间短、表现不理想，没能留下更多的文字数据。参加远东特遣队的另一支华勇连，也似乎只在德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番号、博物馆的皮带扣以及军史爱好者在德语网络论坛中的专业小众话题。

 

同样在山东招募和训练雇佣军，英德两军成效反差巨大，德国人的无能成为英国人的嘲讽对象。1900年9月22日出版的《宽箭报》（The Broad Arrow），将英、德同在山东半岛组建的这两支雇佣军的反差巨大的表现做了对比后，认为保守、僵化、不够独立的德国人在民族性方面不如英国人，这证明了“英国教育体系”的胜利，并且否定了德国人比英国更注重责任的说法。1901年1月12日的《每日画报》认为，只有英国人才能将华人训练成战士，德国人在这方面很失败。1901年7月17日的《泰晤士报》则说，英军华勇营的成功证明英国人在训练殖民军方面的能力是独特的。

 

1900年底，德军青岛海军陆战队华勇连已经有一半人做了逃兵，只剩下五十六名步兵和十二名骑兵，他们随后被改编为青岛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连队番号被取消。至于在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华勇连，军史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消失在茫茫史海中。

 

此外，威海卫英军华勇营得以比青岛德军华勇连留下众多史料，要得益于英军军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的有心，他在华勇营服役期间记录了大量日记，并在1902年出版了回忆录《服役华勇营──中国第一军团，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记录》（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00）。在这本现已成为古珍本（old and scarce book）的回忆录扉页，巴恩斯留下的献辞是“永志不忘”（LEST WE FORGET），可见巴恩斯对华勇营的推崇与怀念。

 

在巴恩斯回忆录中，通篇充满了对这支“勇敢的军队”的赞颂，而且不断地表白其赞颂是“绝对客观公正的”，“尽管华勇营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国军队，在异国官员的指挥下，为异国的事业而战，但他们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再受到诋毁。”其实按照后来居上的北伐军和解放军的观点看，华勇营叛离的对象乃是满清政权，作为第一批剪掉了猪尾巴辫子的现代革命者，华勇营战士们的行为是十分符合世界潮流的。

 

英军华勇营在短短八年内，获得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赞赏。《泰晤士报》在1901年的一篇评论中说：“无论将来如何，谈及华勇营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也对华勇营在巨大压力下依然十分沉着冷静，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勇营与服从满清政权的同胞们的对抗，激怒了当地人。华勇营不少士兵的家属都收到了恐吓，士兵们要求英方在必要时需给其家庭提供庇护，但华勇营军心依然稳定。德军在青岛的华勇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敌对的中国政府官员对这些士兵的家人进行了压迫和恐吓，说如果这些人不马上离开这支部队的话，他们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与英军华勇营不同，德军的华勇连没有顶住这一压力，遂不断瓦解。这一现象也许可以部分说明，为什么德国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被英国及其盟国所击败。显然，英国人比德国人更有统治能力，更知道怎样团结其他民族一起前进，这绝不仅仅是“善于欺骗”可以一语带过的。同样，在这个问题上，同操英语的美国人显然也比苏联人更得人心，所以能熬过冷战，维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被对方瓦解、摧毁，反而能够在1970年代成功策反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

 

1900年9月1日，英国人在上海最早创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刊文评述华勇营，认为其在天津的表现，足以推翻人们对华人无能的偏见，“威海卫华勇营的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

 

《字林西报》拥有庞大的由西方在华政界、宗教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的撰稿人队伍，主要发行对象是外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它对华勇营的评价，已经上升到了对英国殖民政策及中国民族进行评价的层面，并视华勇营为英国殖民政策成功的典范例证。

 

英国本土的媒体，也纷纷对华勇营给予了好评。1900年12月4日出版的《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附和了《字林西报》的观点：“毫无疑问，在欧洲军官的训练和带领下，只要树立了勇气的榜样，中国人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在“抗美援朝”中，中国志愿军能和联合国军“打了一个平手”？

 

除了人海战术的因素，苏联提供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志愿军的前身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连名字都是苏联提供的。中国工农红军也等于华勇营：中国=华；工农红=勇；军=营。中国工农红军=华勇营。

 

同样，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勇营；中国人民=华；解放=勇；军=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勇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由中国人民组成的解放军，这支军队本质上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大军（解放军）所指挥的中国支队；正如华勇营是八国联军的一个支队。而且解放军早在红军时期就由共产国际一手训练，正如华勇营由八国联军一手训练。到1979年，由于脱离苏联控制日久，解放军已经很不自信，以至于讨伐越南都要先让邓小平跑到美国访问后才敢开始行动。

 

反观华勇营的命运，也是被国际大势牵着鼻子走的。1902年，英日缔结同盟条约，英国得以将军事力量集中于欧洲，加上不少英国议员对威海卫卫华勇营年耗巨资有所不满，经过激烈辩论后，决定予以裁撤。华勇营的解散，不像一些历史研究者所说那样是由于逃兵严重，而是出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英国殖民战略的调整。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旅大取代了俄国的位置，来自俄国的威胁随之消除；1905年8月英日又第二次签订了同盟条约，英国对日本的戒心也随之解除。至此，随着外来威胁的消失，威海卫的防御压力大为减轻；同时界内秩序也逐步稳定，治安压力得到缓解。内外防范压力的减弱，使华勇营—中国军团失去了存留价值，解散军团的建议再次被提出。到1906年6月，这支名盛一时的雇佣部队最终被完全解散。华勇营解散之后，大部分士兵转往南非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满清新军。

 

正好此前几年的1901年9月，流离颠沛的清廷已经下达了编练新军的谕令，全国新军编练正式开始；并于1903年12月4日设立了练兵处。新军完全按照德国营制、操典进行训练，用新式武器装备，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各级军官大多由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对新兵的招募，按照西方国家的入伍要求，有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等规定。练兵处从1903年12月设立到1906年11月合并到陆军部，共存在三年时间。

 

满清新军和旧军之间的最大不同，乃是旧军换汤不换药，只是手持洋枪洋炮的古代军队，无论训练、编制、指挥都落后于时代。而新军则全面改革，无论训练、编制、指挥都全面西化了。新军虽然首开军队国家化的努力，但是最后归于失败，依然沦为军阀私人部队。因为新军效忠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是清廷，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

 

北伐军和解放军也大体沿着华勇营和满清新军的道路，先是作为效忠某党的党派军队，后来也就不免沦为私人军队。某“党”在这里正式作为清“廷”、英“军”的替代物出现的。说到底，英军是英国“人”组成的，而华勇营不过是英国“狗”组成的。华勇营的士兵，获得不了英国公民权，无法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比美国殖民地的居民还不如，北美殖民者虽然不能选举英国议会，但还能选举北美各地各州（各国）的议会。但即使如此，北美殖民者还是发起了独立战争，因为他们是骄傲的人，所以他们才能建设比英国更强的国家。许多羡慕美国的中国人，缺乏美国式的独立人格，他们只做美国狗，不做美国人。

 

就像北伐军和解放军也做不了苏联人，只能做苏联狗，毛泽东也做不了斯大林，只能做斯大林的狗。这种“狗”的处境，无法培养高尚的人格，只能养成下贱的风气。

 

2011年7月14日万维读者网记者温毕熙的评论文章《解放军的淫乱史开始曝光 》指出：

 

美国华裔女星白灵，最近在接受电视媒体访问时，自曝她少女时期（十四岁至十七岁），参军到中国解放军西藏文工团时，被迫为部队军官提供性服务长达三年之久，并曾怀孕，不得已只好以假名堕胎。白灵在上美国实境电视节目接受治疗时，解开心扉，曝光了这段被解放军军官魔爪染指的不堪过往，是连她父母都不知道的祕密。

 

白灵所曝光的解放军淫乱史，震撼了欧美国家观众、以及旅居欧美国家的华人华裔，尽管中国外交部一笑否之，但白灵的大胆举动，尤其是以自身的悲惨遭遇，确实是揭开了隐秘但并非绝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淫乱史，中国军方的淫乱史，是中国军队的潜规则，所涉及的人数虽然庞大，绝大多数却甘愿沉默，成为人所共知、却不被公开的秘密，它如同影视界的女演员陪睡一样，成为军方清楚但不愿讨论的秘密。不过由于女性参军带来的利益巨大、以及中国民间并不清楚军方的这个丑陋潜规则，那些希望子女能有个好未来的中国父母，还是不惜花大价钱走后门，把自己的女儿输送给军队，成为部分军官的泄欲工具。

 

其实，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日本军队曾经有慰安妇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爱装高尚，始终不愿正视部队的性需求，士兵和低级军官长期处于性饥渴状态，因此基层部队驻地周围的民众和女性，常常身受其扰，强奸强成军婚的事情，时有发生。而高级军官呢，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文工团、歌舞团、通讯队、卫生队等机关的女兵，成了变相的慰安所。这跟目前中国社会贪官多二奶的情况很近似，只是中国解放军的性腐败，比社会上搞得早了许多。

 

解放军的这种腐败现象，其实来源于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及其相关领导，最著名的就是在建国后创建隶属于军队的“中南海文工团”，并受到过彭德怀的直面批评，当然彭德怀也因此受难。而最能跟随毛泽东的叶剑英，搞起性腐败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坊间人称“花帅”，不知多少歌舞团、文工团的女战士，成为花帅的施欲对象。不过，“花帅”与主席一样有权，女战士们除了欣欣然享受被宠幸的幸福之外，等到从部队复员转业后，还能有个好的出路。花帅叶剑英之子叶选廉也是继承了花帅传统，把二奶赵欣瑜包成了侧福晋，敢泼墨章子怡，可见有军方做后盾，多么重要。

 

有个朋友当年曾谈及某解放军王牌部队的师参谋长，转业后曾亲口告诉这位朋友，他们在1989年到北京镇压人民时，由于等待动手的时候拖得很长，他在京郊部队驻地，跟他们师卫生队的小护士们，就经常“嘿咻”。在他的眼里，军队尤其是文工团、歌舞团的部门，基本上就是高级领导的慰安所，跟白灵所讲的差不多。

 

曾经意气风发、参军报效祖国的白灵，把内心最难以说出口、最丑陋的少女记忆，告诉了公众；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道德的开放，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军队文艺团体的慰安妇们，站出来，回忆她们的军队遭遇，让解放军的淫乱史完全曝光天下，将会有效推动中国军队的变革和国家化。唱歌唱成了将军，慰安慰成了将军，终将成为历史的笑柄。

 

 

十、人们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钟敬《日军为何对孙中山的坟墓都表示尊敬？》指出，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暴行径是世界公认的兽性行为。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屠杀三十万中国军民，南京城里到处都是硝烟炮火，大多建筑物被炸毁，人民流离失所，四处逃难。然而，唯有中山陵，没有受到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攻击。当时1937年，中山陵总体建筑已经完工，只是内部装修还未完成。日军在雨花台和中山陵附近肆意枪杀、活埋，却没有一个日军兵士闯进中山陵里面捣乱。这是为什么？

 

作者说，“五十多年来，我所能看到的报刊上，也没有对这一怪现象作过任何解释。当我从北大荒死里逃生病退回城后，我到绍兴去看望巳退休在家的舅舅时，偶尔说起了这个事情。我舅舅告诉了我这个事情的原委。舅舅在抗日战争时，一直在上海国民党被服厂做工，专做将校呢制服。我们在席间边喝边说起了这件事情。我舅舅说；孙中山为推翻满清封建皇帝，建立中华民国，在日本住过很长时间，在这期间内，孙中山和日本天皇裕仁私交很深，对孙中山的帮助也不小。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为答谢裕仁的帮助，就答应了让一部份日本平民到中国东北开荒种地，当时为了防备东北土匪对日本平民开拓团的骚扰，允许日本人配备一些保安队保护开拓团。我舅舅说，他这是听一个日军军官说的，日本侵略中国时，日本天皇裕仁曾有旨意，日军在中国什么都可以毁灭，就是不准动孙中山一丝一毫，就算供有孙中山像的人家，一律不准进入骚扰。这大概也算是对孙中山亲日路线的一点报恩吧。舅舅说，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舅舅和几个要好的同事，赶紧把孙中山的画像挂在了堂前。当时确实靠孙中山的这张画像，躲过了不少日本兵的骚扰，舅舅还说，一些进门的日本兵看见孙中山的画像，还要弯腰行礼后才走。

 

从多种指标来衡量，应该说孙文对二十世纪中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论其广度还是深度都要超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事情，都在孙文那里开了头，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像日本侵略军那样，始终捧着孙文的遗像不放手。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毛泽东的继承人们每到逢年过节，还要在布满弹孔、血流成河的天安门广场上，祭起孙文的遗像。

 

于是，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就成了一个现实问题，成了每个关心中国事务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事情。

 

正如孙大炮的《建国大纲》对于绵延不绝的军阀造国的时代，迄今具有魔咒般的指导性；孙文主义，也是顺理成章地给军阀统治戴上了党阀政治的面具，并把私人军队改造成为党派军队。其结果，不仅赋予军阀统治以合理性、不仅赋予僭主统治以合法性，而且使之武运长久，至今繁荣昌盛，《建国大纲》自身也因此具有了一种“谶纬的性质”。而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所习用的“建国以来”一语，也不能磨灭它于孙文的继承关系。只不过进一步明确：此国实非中国，而只是苏联的“人民共和国”的卫星国系统在中国领土上的延伸，结果构成了本书所说的“新北朝”。

 

当然，本人并不赞同使用匿名的方式发表严肃的言论，但是对于网络作者们的苦衷也能够理解，因此还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民间议论于我们的讨论之外。对于“1911年辛亥革命一手拉开的暴力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有匿名的网络作者评论说：

 

1、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也是农民起义，阻碍了社会发展，其结果破坏了生产力，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孙中山出生前的中国，是一个讲究礼仪廉耻、尊重生命、尊上与有爱心的士大夫社会，各地军头从不敢“兴兵争总统”。平定太平天国后的曾国藩集兵权、财权、物权、人权等大权于一身，当时他完全可以像孙中山那样“兴兵争总统”，但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军头没有权力方面的野心，他们是一心为公的士大夫，他们是国家的脊梁，心里想的完全是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民生民权和炎黄子孙最根本的利益。想的是发展国家的经济，要的是老百姓安居乐业，要的是安定团结、安分守己──“立功、立德、立身”，他们最怕看到的是因为自己之私利造成社会国家兵连年的荒马乱和内战，伤害国家伤害社会伤害老百姓。他们是没有私心的士大夫。

 

2、民国时期，天下大乱，诸侯纷争。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民主共和，而是建立一个更为封建专制的王朝，使中华大地分崩离析，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实际上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中华大地成了争权夺利的战场。中华民族就在这场腥风血雨中，近百年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不停顿的斗争中失去了元气。孙中山带给中国大陆的是国家灾难──社会灾难、经济灾难、人文灾难和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近两亿的中国人为孙中山失去了的宝贵的生命或死在孙中山的暴力革命理念之下。孙中山带给中国大陆的是无休无止的兵祸和生灵涂碳；孙中山带给中国人民的近一百年的中国人之间的仇杀。

 

3、林彪读了孙中山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兴兵争总统”学说之后，才有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醒悟！暴力革命、残酷斗争和枪杆子里出政权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与专利，而是孙中山的专利！

 

4、自从孙中山开始二次革命，中国就开始多灾多难！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所谓军阀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军阀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北京政府的承认。这一点有些像春秋早期诸侯国对于周室名义上的遵奉。而北京政府一次次的宪政实践也一直在持续进行。没有一个军阀另立中央，搞分裂。孙文在广东就任总统宣布不承认北京政府之前，中国一直保持着政体的统一。所以1928年国民党完成统一之说是大可商榷的。一则是国民党分裂国家在先，从二次革命开以武力解决党争的恶例以来，始终坚持武力征服的道路，事实上放弃宪政共和转而寻求独裁政治。

 

5、民初的中国社会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全社会包括地方军阀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朝廷政府的承认。中国社会是处于一种社会良行循环之中，老百姓安居乐业、人民老百姓生活安康富足！这是孙中山出世前的中国社会。但是，孙中山搞暴力革命，气死袁世凯和掏空北京政府之后的中国，在孙中山的“兴兵争总统”的政治主导下，中国社会变成了“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的兵荒马乱的内战社会。这种“兴兵争总统”的政治和兵荒马乱一直延续了近一百年，中国人民吃尽了孙中山的苦头。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军阀。孙中山就是要另立中央，搞分裂，就是要中国处于一种分裂或政体不统一的状态，这样就方便孙中山“兴兵争总统”。

 

6、说穿了，孙中山就是要以牺牲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老百姓的幸福作为革命党“兴兵争总统”的代价。当不上民国总统，孙中山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不管袁世凯和北京政府如何做，孙中山是一定要不择手段地去搞破坏的。宋教仁被刺案就是孙中山向袁世凯及其北京政府开出的“兴兵争总统”的第一枪。孙中山即有联合日本军国主义去“兴兵争总统”，又有联俄容共去“兴兵争总统”。

 

7、孙中山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暴力革命的凶残之徒和人类社会文明的破坏者，例如，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以杀人为职业；其代表人物有林彪与徐向前等后来都是毛的打手，以杀人为乐，徐向前还在1989年和聂荣臻一起，在天安门屠杀之前保证解放军不会向学生开枪，从而破坏了学生的和平撤退。除此之外，孙中山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破坏中国的安定团结、以“兴兵争总统”为己任的追随者，例如，蒋介石与毛泽东。更为恐怖的是，孙中山还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卖国贼，例如汪精卫。有人考证孙中山本人就是靠日本起家、靠苏联致富的！

 

8、蒋介石“兴兵争总统”靠的是北伐战争，推翻了北京政府，建立了南京政府；毛泽东“兴兵争总统”靠的是解放战争，推翻了南京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政府；叶剑英“兴兵争总统”靠8341部队，推翻了毛泽东的文革政府，建立了改革开放的政府：军队干部一直是中国的国家政治生活层面的“核心”主导。

 

9、平心而论，如果以皇帝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作人主，比毛泽东强多了。起码他知道自己老了，好东西不能一个人把住，也该让一点给别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不就让给了胡锦涛？直到2003年，“兴兵争总统”在中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好像才开始有了一点结束的意思。

 

上述九条言论都是匿名网友的意见，并且由于匿名而可以不负个人责任，从而和其他匿名的或化名的网络言论一样“畅所欲言”。但是这也许才真正代表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至于我本人，反对上述言论美化袁世凯、美化北洋政府的成份。在我看来，孙中山虽然走向了极权主义的道路，但毕竟是个“现代”人，其创造的极权主义因此也是“现代极权主义”；而满清、袁世凯、北洋政府，毕竟都是比较落伍的。孙中山“四十年国民革命之经验”并不是浪费与反动，而是投资与前进。在中国这样的老大帝国，向着现代极权主义的前进，也就是向着政治现代化前进的第一步。

 

现代极权主义的道路并没有结束。我们看到：即使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华民国福建省金门县大胆岛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仍与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标语，遥遥相望，似乎在说那说不尽的现代极权主义和现代南北朝的沧桑。

 

而中国大陆地区自从1949年以后就习用的“全国解放”的提法，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已经相当正式的放弃了对于台湾的主权要求，而把台湾以外的大陆地区视为“全国”──否则，它就必须悲哀地承认：自己“始终没有能够统一中国”。那么如此一来，“1949年全国解放”也就成为一个子虚乌有的事件了。更有甚者是“建国以来”一语，更加明白地承认此建国所建之“国”非“中国”，而仅仅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则中国历史岂非只有短短五十余年，而不再是悠悠的五千余年了？如此一来，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正如“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满洲国”，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甚至一个分裂国家，而不是也不能是“等同于中国”。

 

相反，倒是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现代南北朝的帷幕才正式揭开了。而我们迄今还生活在这一分裂的壑隙中。我们的所思，自然也是分裂时代所特有的。在我们这样的所思下，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就具有了谶纬性质、毛泽东的“建国以来”就成了自我限定的预言，“建国神话”就还原其军阀造国的本来意义了。

 

 

十一、全球格局下的中国问题

 

我把中国问题放在全球格局下来洞察，如此一看，就不难发现则近代中国的每次中的社会变动乃至所谓的革命，都是“国际形势变动的结果”：

 

1，太平天国──由于鸦片战争

2，洋务运动──由于英法战争

3，戊戍变法──由于甲午战争

4，孙文革命──由于八国联军

5，袁世凯独裁及其后续──由于世界大战、二十一条

6，五四运动──由于巴黎和会

7，北伐与中共崛起──由于俄国十月革命

8，中共建国──由于两个抗日盟国的态度，苏联支持与美国旁观

9，镇反──由于朝鲜战争

10，文革──由于中苏冲突

11，改革──由于中美缓和

12，“六四”后的稳定──由于台湾资本大举进入中国，解救国际制裁造成的社会危机

13，台湾解严──由于被逐出联合国

14，二十一世纪可以影响中国国内局势的国际形势，就是美日军事同盟与台海局势，以及中国北部和西部的俄国走势。相形之下，单纯的国内局势，一如既往并非决定性的，因为中国近代的重大变革，都是在“对外关系遇到决定性挫败之后”才发生的；所以，海外的努力比国内的努力更形重要。

 

在现代南北朝，中国的生活状态从各种意义、各个角度来看，都只是一种“潦草过渡”的形态。 “过渡”的意义不在于专政手段的造作和欺骗，而在于专政的目的也已完全退化、砸锅了。党的专政造成极度的痛苦与失常，它对未来模式的许诺是谎报军情。党国的命运，并未按照任何党魁的任何预计来发展，相反迄今证明自己是独立于人类的理性意识之外的。设计师的蓝图既不能规定它，也不能描述它；因为它实际上只是无聊的病人幻想出来的意淫，而且是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症的病人幻想出来的意淫，因此是绝对无法兑现的。

 

可是整个中国却不幸受到了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症患者的幻想扭曲。当我们明白了中国生活的这一被动扭曲的反常性质，我们才能用一道较为健康而明晰的眼光，注视中国的未来。这种深刻的凝视，有助于我们从现代南北朝生活的变态与局促中走出来，面向真正浩瀚的历史之海：以确定我们的真实方位，建立我们有效的精神坐标……

 

传统派一直记得：土地有巨大的魔力，有怎样的土地以及与这土地有机粘连的一切，就有怎样的人民、怎样的文化。风土的魔力也许会被一时的文化冲击，转移变形；但它不会被真正消失地无影无踪。土地魔力的持久存在、风水影响的无微不至，常在关照它的人民与文化……既然如此，传统派就不必为中国文化的暂时变态而忧虑，因为最终起支配作用的，还是中国土地所孕育的那种性格的无形魔力。

 

革新派或移植派切不可过于乐观。你们的工作即便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和怵目的硕果，也是充满疑虑的。它能持之以恒？它能抗拒土地的复杂影响而保存自己的质量呢？地中海的文明，能够成功移植到海中地来，这样的史例还不曾有过。革命，若不融入传统，势将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它只能破坏而无力建树，也许能够颠覆历史，但转换不了乾坤。从历史演化看这些变态终究只是变态，不论怎样天翻地覆慨而慷，却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的常态。

 

与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相比，军阀造国的南北朝时代，无论其社会、政权、文化、经济、精神生活多有新鲜的刺激性，但终究失之浅薄而浮泛，因此寿命短暂，无从深入。对于中国如此深厚的土壤来说，军阀造国是无法持续的，最终流于“西风卷来的尘土”。这些尘土不被轰轰烈烈地驱走，就是静静悄悄地化为肥田粉。

 

创造历史的力量终将明白：中国目前的生活状态，不论是社会生活、政权生活或是精神生活……并不是所谓“必然的”。相反，它的形成，取决于许多始料不及的“偶然因素”。当然，最好避免使用“必然性”或“偶然性”这类空洞的概念，我的意思仅仅是说：历史是可以创造的，历史是有待于创造的，而且我们每天都在创造历史。如果有“必然性”，则这必然性也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的。正如所谓的“偶然因素”也是作为一种“丝毫不爽的报应”出现的。

 

这样，每一个党派说到底只能有效推进一段革命历程；正如一艘飞船需要数截火箭来向前推进。“党国”并不能创造一星一点的文明，相反，“党国”本身只是野蛮化过程的工具，是俄国式的粗野文化的胡乱产物。“胡乱”这词多能传神，它暗示中国人的最终价值观必定不是外来的革命，外来的就是胡，革命就是乱，“外来的革命”就是“胡乱”。

 

对于中国来说，“党国”只是一个权宜性的工具；一旦中国从伤残中复原，能够不假扶持站起来自己走路──它就得抛开“党”这个碍手碍脚的残废拐杖。让“国”自己行动！因为中国意识已经觉醒：“党国”并不是长治久安的国家，它只是临时拼凑的政权，是一个自命为国家的“假面舞会”（Party），是一种附加的甚至是强加于人的“暴政”──暴力政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一个假装为国家的暴政（“暴烈的行动”），一个用政府发号施令的黑市，一个用党派结构来运作的贼窝，一个没有文化的会堂、一个没有安宁的宾馆。“党领导一切”是中国悲剧的根源。不要说一个可笑的党，就是任何一个东西或人物，领导一切的话，莫不造成莫大的灾难。是失败表明，党，只是一个破坏工具，它能有效推动自上而下的革命、造成翻身运动的巨大毁灭。但是党却不能正常地领导，如果中国生活想要恢复正常，必须从假面癫狂的党八股下解放出来。

 

“党派国家”在中国行将结束。中国将不再是党国，不再是狐群狗党（Party）的角逐地。中国将还原为文化的生生之源，摆脱党派的分裂、党魁的奴役。作为国家而不是政权的中国，是浸润中国自己精神的、由制度来运行的政治实体，而非劫掠民族精华以供养个别寄生者的暴力机器、军阀造国。作为国家而不是政权的中国，将保护而不是“保障”人民的经济生活，保护就是使人民免遭恶棍集团的劫掠。作为国家而不是政权的中国，将保卫民族的文化生活、保证精英拥有创造精神的私人空间。

 

 

 

第十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一、辛亥革命的纪念

二、打开脱胎换骨之门

三、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四、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五、毛泽东的咄咄怪事

六、野蛮的胜利者

七、野蛮化与贵族化

八、预言书

 

 

是的，这里弥漫著“据乱世”的狼烟滚滚。

 

我们在现代南北朝中晚期的一片混乱中浮沉。我们破碎，无声无息地随风飘去，然后被堂而皇之地扬弃了。谁犯了错误：谁也没有错？！也许，谁都错了？历史原谅一切，但就是不原谅活着的人──“祖宗欠下的债，要由子孙来偿还。”

 

我们不幸而生于这荒凉寂寞的时代。一望无际的沙漠便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我为伍者，惟有累累顽石和无尽的苍穹。“知音”只是古代的神话；现代，就是“连倾听者都没有的时代”！这是多么可怕的虚空啊。于是，我们使用笔和纸来对话──以家徒四壁的坦然，来作野蛮时代的见证。

 

 

一、辛亥革命的纪念

 

辛亥革命的纪念，可以帮助我们回顾现代中国的“身世浮沉雨打萍”，激发我们苦思“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诱使我们探索中国的未来。确实，中国无君世纪多方面的成就都贫乏得惊人！这说明中国正在进行一种极为深刻及内在性的剧烈调整。

 

二十世纪初叶志士们的文化使命，其基础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谷底时代”。十九世纪的中国，积弱、腐败；二十世纪的中国，崩溃、受灾。面对无法理喻的现实和“民族的劣根性”，他们有时甚至失去了“对一个还没有诞生的、新的中国民族的最后希望”。这种绝望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都有深刻的表现。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际，这也是一个背景式的阴影！不过那是“采取了自大狂方式的绝望”而已。所以，只要中国人还有兴趣钻研梁启超们，甚至还在纪念鲁迅，就表明中国人尚未恢复自己的文化元气。民族复兴的百年期待，也就是遥遥无期的。如果有一天，人们又开始“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那时，中国肯定是进入了又一轮灾难的旋涡。因为，毛泽东这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崩溃（辛亥革命）中诞生的早产儿，这位“十八岁以前留着满清猪尾巴的革命家”，是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崩溃（五四运动）中，开始进入江湖的，他所召集的“五湖四海”的过激派，命中注定要把传统中国引向社会崩溃的最后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的极端变态反应，他们只会被“身陷深渊的人们”所接受。

 

其实推翻了满清的并非辛亥革命，而实为八国联军的庚子之役，自那以后满清就已名存实亡，再过了十年，辛亥革命义旗一举，满清的名也亡了。要知道，革命军从来没有打进过北京，甚至中国红军在1949年也未能打进北京城，直到1989年才补了一枪。八国联军早在1900年就把北京掀了个底朝天，八国联军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因此，辛亥革命造成了一个君权（“大清朝”）的结束，和另个君权（“袁世凯”）的开始。就是在袁世凯的君权内部瓦解之后，还有多次君权复辟的企图，其中张勋、满洲国，而最为严重的则是“文革”。但辛亥革命毕竟是传统中国在承受了七十年（1840──1911年）的国际压力之后再也承受不起的时刻，所发生的一个断裂与爆炸，所以这不是政治革命的常规爆炸，而是一场“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军事文化观念民间风俗的连锁核裂变”！所以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革命──想一想，其间几乎没有连续十年以上的政治稳定，毛泽东“反复进行多次，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革命谶言，实是基于这一现实：

 

1911年辛亥革命

 

1914年二次革命

 

1915──1927年私人军阀混战

 

1928──1937年党的军阀混战

 

1937──1945年抗击倭寇战争

 

1946──1950年国共决战

 

1950──1976年：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正反、肃反、思想政造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

 

l976──1981年：毛派分子被宫廷内部的军事政变惟翻、民主墙运动、推翻毛派的军事领袖被邓小平取代、大平反运动、镇压西单民主墙……

 

这样的灾难记录，已经足以令人汗流夹背，并且毫无疑问地还会并还在不断加长，然而，这不过是整个传统中国在其解构过程中的政治痉挛罢了。其他方面的痉挛与苦难则是说也说不完的。看来，当年康梁维新派的预言竟不幸而言中：“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中国如果革命，将大乱百年而不止。”关键在于，辛亥革命一举消解了中国的国家结构，却未能拿出一个有效地替代品；中国的社会、文化，从此进入了一个失去国家结构保护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常常是与反智的野蛮化过程相联系的：它表现为──

 

1，普遍的非礼态度；

 

2，连绵不息的内战；

 

3，过河拆桥的急功近利；

 

4，以破坏为法喜的狂人心理；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革命立场”的实际内涵！

 

总的看，七十年来，这些症状的规模越演越烈，暴烈程度有增无已。所以我们总是有理由说，“革命在深化、人民在觉醒！”其结果，国家徒有其表，礼法荡然无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加掩饰的暴力成了衡量是非真伪的惟一标准。军阀，是这时代的骄子，党阀，是最高的主宰，他们的劣行和贪欲，甚至使封建时代的暴君都会脸红。他们随心所欲的胡说八道，成了不可质疑的最高指示。国家被瓦解，人民洗劫一空，知识分子在伤惶，政客们把神州大地当作赌马的赛场。“试验”被奉为最高的理想，芸芸众生，为试验而生，为试验而死，中国化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试验室”；它的试验品，就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体……中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活体解剖！人民，从这一切震撼世界的牺牲中得到了什么可见的收获？

 

现代化？没有！

 

强大的民族国家？没有！

 

个人与家庭幸福？没有！

 

人格伦常的健全？没有！

 

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于是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歌。我们现在不仅（物质）贫乏，而且（精神）贫穷；依然贫穷、更加贪穷的厄运，仿佛缠住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民族”。

 

“摧毁一切”──就是我们这时代最表面的病症。它的深刻病源是，结构的瓦解使一切成为游离物，经不起风吹草动。结果，惟一的收获只是我们的“国民性”，已经遭到完全的异化；现在的中国人比之传统的中国人，仿佛两个民族：这就是毛泽东“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实际含义。不论中国人“变得好了”或“变得坏了，反正他无可挽回地变了。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有形的、惊人的：八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还不包括战争中几千万人的牺牲）和几亿人口的心灵破碎。

 

我们把这个“古典中国──未来中国”间的百年乱世，叫做“中国的无君世纪”（1911—2011年）。它破坏了古老的生态，生产了饥饿的枭雄。毛泽东是这些枭雄的杰出代表。所以他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极权方式，才可以胜任这种有系统的摧毁！但是我们还要指出：辛亥革命决不邪恶，而且迄今具有丰富的历史启迪价值。在《立宪时代──中国可否君主立宪？》一书中我们还将论述，辛亥革命具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而结束中国的无君无父乱党世纪，需要确立某种形式的立宪君主制度。立宪君主制与其说是起源于古代的军事首领，不如说是起源于等于罗马的保民官、商朝的大保衡、汉朝以后的衍圣公。

 

 

二、打开脱胎换骨之门

 

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对峙以致分治的社会、政治、文化格局：先是袁世凯与起义军的短期对峙，后是北洋军阀与广州政府的几年分治；北伐胜利后，接着是共产党向国民政府发起的、位于中国大陆的、长达二十二年的“红色割据”，最后导致海洋中国的代表力量（以台湾为主要基地）与内陆中国的分治，迄今又是四十八年。

 

如此看来，辛亥革命的遗产是否真的过于消极了？

 

不然。辛亥革命的遗产就在于它彻底的破坏性，而不是什么“革命的不彻底性”。因为辛亥革命废除了皇权，从而废除了中国社会全部社会关系的中枢。

 

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与“物极必反”之类的玄谈一样，难以把握然而，验诸一部血淋淋中国史，就豁然贯通了：

 

统一（秦、西汉）──

 

衰落（东汉）──

 

分裂（魏晋南北朝）──

 

再统一（隋唐）……

 

统一的基础是什么？生长。

 

衰落的因由是什么？生长。

 

分裂的动力是什么？生长。

 

再统一的资源是什么？生长。

 

没有一种人为的力量，能有效地制止这圆形的运动，因为，宇宙的秘密主宰，正在全力推出它！

 

一座新的“文化国家”，将出现在今日南北朝废墟的地平线那端，不可遏止；正如，现代中国南北分裂的创伤，整整七十年都那么顽冥不灵地持续撕裂，而且，还有几十年难以愈合……

 

只有生长，才能把原先分裂的力量推向统一；

 

只有生长，才能把废墟变作良田。

 

分，犹如耕耘、播种；合，犹如收获、贮藏。在春季，分比合更重要，因为耕耘播种，乃是收获贮藏的先决条件。中国的启示说：现代南北朝可怕的分崩离析，正是绝妙的耕作时机！它们在分裂的运动中，展现自然的方向感；它们在对峙的形势里，肩负自己的认识论。

 

大仁大智者把握之！

 

他说：长治久安、永享太平，只是乱世的理想；如若真的实现了，人类不免将绝种。

 

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在我看来，这个预言是不确切的：它更多的是表现了一种希望甚至仅仅是祝福；而不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洞察。在我看来，中国人重获强盛的地位，将不是在二十一世纪；而是在二十二世纪甚至以后。这样，中国从它陷入灾难的十九世纪开始，到完全彻底地摆脱灾难，一共花费了整整三百年！这并不真的漫长。在上一个类似的周期（魏晋南北朝）屯中国从陷入文明崩解之灾的西元二世纪（东汉瓦解），到重获强盛的西元六世纪（隋的统一），一共花费了整整四百年！只是由于现代生活的较快节奏，我们才可能提早一百年，以结束中国的再生（文明型式的大转变）过程。

 

难道这“只是一种悲观主义”吗？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如此悲观”？

 

克己是通向律人的桥梁；若非如此，克己就纯然是消极的。克己，是律人的必要步骤；不论人或民族，如若没有经过惨痛的克己功，它的律人就是一句空话。任何强大民族的兴起，都是前一个时代深刻苦难的硕硕果实。所以用一个古语说，中国在未来一个世纪的对外关系中，依然必须遵循“偃武修文”的规则──甚至，必须迸一步收缩它的力量于自己的内部，全力以赴地推行“自我更新”而不是“更新世界”的方略。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如此阴阳倒错？是因为多数中国人特别愚昧，连精英分子也易受摆布？不是的。

 

这个道理其实简单：中国革命的对象，其实不是外在的“物”，而是内在的“我”！──其“历史功能”，在于形成“适于现代生活的新国民性”。

 

毛泽东因此是个并不自觉的革命者，因为他在从事革命的时候并未发现上面的道理。他倡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矛头是指向外而非内；他呼吁“斗私批修”，但结果是只让小民们共修这个业，伟大领袖，却把关键的“我”轻轻闪在一旁，不加触动。反而纵“我”膨胀，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中国的革命，终于把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痞子甩出了轨道。新的国民性，正是在新生力量对毛泽东本人的批判中成熟的。新的国民，不是在毛氏教诲中形成的；而是在毛党的无情斗争、严酷打击下形成的，是通过强迫劳动、人格羞辱乃至饥饿、体罚、绝种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实现的。所以，它远比教室里的知识，深刻、牢固得多。在此，人的生物性基因的变化，与人的社会性文化的变化，被逼为“同步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最终结果，我们迄今并不知道。

 

然而，我们却有足够的经历，来体会这段历史的动因；然后再由中国历史的考察，去推测其最终结果。

 

 

三、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孙中山时代有鲜明的色彩：革命与战争。它的性质是共和的、无君的。它的开端一清二楚，1911年的辛亥革命。

 

那么，毛泽东时代呢？开始于1950年？不，错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独立计算的毛泽东时代！

 

这种说法，决不是出于对毛泽东个人及其事业的贬抑，否则，就不是历史家的态度了。事实上，我们搜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能发现任何新的、与孙中山时代性质不同的事情。毛及其党徒总强调他们拥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同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历史家看来，1949年以后的中国统治者，除了比1949年以前的更具垄断性和恶霸作风，从而得以把“恶”推向顶峰（他们宣称，列宁主义的原则是把“恶”列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表明他们从事的文化与社会破坏运动是有意识、有系统的）、使“欲”无孔不入之外，实在没有造出什么新东西。

 

他们的许多创举实际上是继承了日寇占领时期的奴化措施，如粮食配给、统购统销、驱民修路、思想灌输。

 

例如在台湾，早在1895年日据后，日本就在台湾强制推行日语，大量输入“日本文化”，取缔和根绝台湾原有的文化，企图最终使台湾人成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随着侵略脚步的延伸，奴化教育的触角随之延伸。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原有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破坏。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并下达“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和文革非常相似。统计显示，仅在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查禁、焚烧书籍就达六百五十余万册，同时还对中国师生进行镇压也就是屠杀。和镇反十分相似。1936年，日本在伪安东省制造“教育界救国会事件”，逮捕辽东教育界爱国人士三百余人，造成近百人死亡。

 

从1933年到1935年，日本主持出版二十二种、三十九册“国定教科书”和二十三种、二十九册“审定教科书”，供各类中等学校采用。中国人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小孩从小学开始就强制学日语，大学里全部都是日语讲授。为推行日语，日伪当局于1936年在社会上实行“日语等级检定考试制度”，各级机构对合格者优先录用。这和1949年以后中共用以改造全国的“干部训练班”十分相似。

 

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们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建国精神”，恭敬“天照大神”，尽忠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每天向日本天皇皇宫遥拜……这和“早请示晚汇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十分相似。

 

日本人认为文化知识具有危险性，因此他们只需要愚昧的劳动者。于是，中学被改成了技术学校，大学被改成了专科学校，除“建国大学”外，伪满并无综合性大学。这种措施被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为“五七干校”、“工农兵大学”。

 

不仅在台湾和东北，从华北地区、蒙疆地区直至汪精卫的南京政权，类似于后来1960年代奴化教育的毛式阴谋到1970年代的“焚书坑儒”式的文革罪恶，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一共关闭关内地区十二万九千四百七十余所初等学校、一千九百二十六所中等学校和一百一十所职业学校停办，近千万名学生被迫失学，很像毛泽东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全国九十一所高等学校停办、解散或迁往川、黔、湘、闽、皖、赣等边远地区──用以代之的，是毫无例外的日本奴化教育，很像毛泽东后来推行的苏联奴化教育。

 

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占领军之间这层继承、发展关系，人们还研究得很少，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其实，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北齐之主高欢虽然身为汉人，但却严重“鲜卑化”（犹如风靡现代南北朝的“欧美化”、“东洋化”甚至“苏维埃化”）了，他甚至比鲜单人还要鲜卑化（仿佛亲苏的共产党人比苏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汉奸比日本军阀还要日本化）。道理很简单，这种异化是他们这类人的权力基础甚至生存之道。然而，你总不能因为高欢的野蛮、破坏力特强，就称誉他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外国几百年出一个”的开天辟地第一人吧？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罗伯斯庇尔之屠杀丹东，实为诸罪之中的头一条款。暴君的倾覆诚然由于其心智及策略失却平衡所致，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毛泽东时代并非继起于孙中山时代之后，而是孙中山时代的一个阶段：布尔什维克不是通过苏维埃来控制国家的而是通过专政工具；苏维埃作为一个会议组织本是多种政治派别的会集。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及其特务组织契卡的操纵下，“苏维埃”沦为口号。一个悲观然而清醒的历史家，即使夜里也能在无边的黑暗中，看见遥远的历史精神向我们闪耀幽光。闪光的历史精神！你启发难以言传而又深深打动人心的灵感。我又以您作为历史家的望远镜而武装自已。我知道数千年以前人类的业绩，他们的悲哀、他们的欢快、他们的兴衰。我也知道数百年后的世界。我知道，因为你启示了我。我知道中国不会亡，我知道虽然它还可能会再次分裂与内乱，唯其如此，才能大乱达到大治。新社会的诞生决不是平静的，更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要给经好多次的努力与混乱的。我知道西方文明的年龄寿限不会太长了，虽然它还将继续以垂死之力来影响中国，它可能还要残害我们的民族，使我们流血、乃至牺牲！但我们看见了你，在那遥远的太微闪幽明历史精神，照亮了我的眼睛，照亮了中国前进之路！

 

现代中国，虽受种种外来影响，本质上是数千年来之延续；所以与近代中国同为蒙古人前殖民地的俄国经验──布尔什维克操纵苏维埃──特别容易被现代中国人接受。“驱逐鞑虏”容易，消除蒙古后遗症难。我们承前启后，重任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乐乎──作为命运的工具，即生了，就有了责任、义务！

 

正因为“毛泽东时代并非继起于孙中山时代之后，而是孙中山时代中的一个新阶段”，所以，毛泽东时代之后，还将一一展现在孙中山时代的其它阶段：例如“台湾经验”移植到中国大陆，形成“邓小平改革”，就是其证据之一。

 

攘扰不已、英雄辈出的“无君世纪”迄今毫无结束的迹象。有人现在竟然高呼“中国的盛世已经到来”，不亦过早乎！

 

孙中山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南北朝时代”，也就是由辛亥革命给明朗化了的“中国传统秩序的崩溃”。我们这时代，虽距那时相去已远，但依然未脱其“革命与战争”的窠臼。1949年以来，共产党人不遗馀力的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惨烈程度甚至大于他们夺取政权之前的暴乱；这是就“革命”而言。

 

再看战争，仿佛是停止了，其实不然：武斗的内战变形为“文斗的内战”（即所谓“历次政治运动”），被害人数再加上因此被逼死、饿死、吓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日本侵略和国共两党的砍杀。此外，战争还延伸到了国境以外，三年朝鲜战争及其后果中美间二十年的敌视；一年中印战争及其后果中印间二十年的战备；中苏边境之战以及数百万军队的十几年对峙；两次越南战争的无止无休（1953──1975；1979──迄今。自该文1981年写作之后，中越战争又打了整整八年，直到1989年“六四”以后才正式结束──作者附注）。此外我们还不要忘了：国共内战迄今并未结束（1958年的炮击金门不过是一个提醒而已），只不过外化为大陆和台湾的“两个朝廷辖区”罢了。算下来，只有1954──1957、1959──1961、1963──1964、1976──1978这四段支离破碎地加在一起一共不过十二年的“和平时间”！而这，实际上只是“战争间隙的喘息”罢了。所以，毛泽东的著名口号“八亿人民八亿兵”决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这个时代的残酷写照。

 

一般人很容易将此“和平时期的兵荒马乱”归结为“共产党的残忍本性”和“毛泽东的妄想狂”；然而，我们不这么看问题，这不是历史家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去谈它，因为这样的思想流派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太多太多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在欧亚大草原的边沿地带（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取得胜利而在其它地区却不行？明眼人一眼看出，“社会主义阵营”与“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正好吻合！

 

所以，“共产党国家集团”（这完全不同于共产党作为一个单纯党派，更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思想流派）作为历史现象，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地缘政治：它是“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对“西方十字军压力”的一种变态反应。就中国内部来看，“八亿人民八亿兵”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民训练成亡命之徒，也决不是共产党的创举──远处看，古代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北魏、北齐、北周统治者们，均精于此道；从近处看，梁启超辈也曾极力鼓吹中国的尚武、野蛮，蒋介石则倡导“文明其心智，野蛮其体肤”。毛泽东承先启后，把这一切推向了高峰，“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主观愿望不同于孙中山时代，它以“文化革命”代替了“建国大纲”。孙只想造个一般性的现代社会，毛则企图造就“史无前例的理想社会”──然而，这是表象。谁能否认，毛的“理想”是他早在1957──1962年的“历史性的挫败”后发明的一个“花枪”呢？他不发明这个“理想”，就会危及他的“现实”（独裁权力）；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太多地沉湎于理想主义。谁又能否认，在此之前的毛完全是《建国大纲》的徒弟呢！尽管，他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北朝蛮族的“土地国有化”措施如出一辙（把土地抢来，以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代共产主义梦想”）。

 

为什么毛会产生“前期与后期”的这一变化呢？显然，他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和他的实际使命（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了90%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是完全背反。现代南北朝的巨大旋涡使他昏晕、不知所措，他临死前不久如此说身后：”至于未来，只有天晓得了！”这不仅是个人的哀鸣，也是时代的灰心：中国人一门心思要到达“现代化”的彼岸，但脚下却是悬崖：一条必须用无数生命来填的“国民性的鸿沟”！现代中国人热衷于“走向未来”，结果却如毛所言是走向了“天晓得”。

 

回首往事，甚至连最“乐观”、最无知的人们郡承认这鸿沟难以逾越，但展望未来，就连最“悲观”、最深刻的智者也不敢思想了；因为现代中国的命运，是和一切世俗化的幸福无缘的！

 

我们的最大悲哀和最大幸运，都缘于此。

 

1949年迄今的时代特点，还受到一个因素的支持：北朝的巨大胜利。这北朝名叫“红色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来，中国共产党主要取胜于北方，它的政权也在北方建立；它的中晚期干部取自北方，它的早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苦熬中彻底北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根源和组织根源无一不是取自我们的北方强邻──继犬狨、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洲而起的──“俄罗斯──苏联”。这意味著，共产主义之于中国，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武器”，而且“是俄罗斯──苏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义近似于匈奴、鲜卑、突厥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但这一次的红色割据有两个新特点：

 

1，它是“红色”的。毛泽东坦诚“红色割据”，并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即苏俄奴化中国的跳板、基地；但他和他的同志们犯了一个“忘本”的错误，由于远离了他们的第二祖国苏联、未获北方基地的补给而古失败。“长征”的伟大意义即在于此，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北伐战争后末获适当安置的人们）归化北方，背靠贺兰山（贺兰山，是反抗北方蛮族的英雄岳飞希望“驾长车踏破”的北方民族的根据地），从而得以拉开“中国革命的新一幕”。

 

2，国际力量的多元化（“资本主义阵营”、“自由世界”的存在），使“老大哥”不敢对小徒弟、“儿皇帝”（毛自己承认“名为兄弟党，实为儿子党”）全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使毛泽东得以和苏联决裂。

 

尽管毛与他的北方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方传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流行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中国，是代表了“内陆农村对沿海城市的反抗”；这些农村，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袭击而陷入破产。相比较，国民党则是代表了东南沿海的城市工商业，所以被共产党叫做“大买办、大资产阶级”。

 

1949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抑制东南沿海城市，而大力扶持内陆的发展，固然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但也为了“纠正国民党沿海开发战略的历史性错误”。

 

试比较“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也就是“南朝和北朝”）在以下十个方面的差异：

 

（一）国号：（1）中华民国（2）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意识形态：（1）三民主义（2）共产主义

 

（三）政治制度：（l）训政的五权分立（2）无产阶级专政

 

（四）战略靠山：（1）美国（2）苏联

 

（五）社会支援：（1）东南沿海城市（2）广大内陆农村

 

（六）经济制度：（1）自由竞争（2）国家统配

 

（七）文化取向：（1）传统与现代妥协（2）革命的未来主义

 

（八）人文风情：（1）温柔细腻的（2）刚毅粗扩的

 

（九）人际关系：（1）随和而纠结的（2）猜忌而斗争的

 

（十）人的梦想：（1）具体而微妙（2）宏大而无边

 

类似的特性无所不在，可以不断列举下去……

 

从1949年迄今三十二年的对峙看，南（台湾）──北（大陆）的悬殊似乎不成比例：面积l比360；人口l比50。然而，我们最好不要忘了：长江以南的中国具有强烈的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情绪”。1976年4月，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反毛标语时，上海贴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更让那垂垂老矣的祖龙毛，感到内心的恐慌，他终于知道了，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严酷统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的主人，即使把小岛台湾排除在外也罢。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的生死结”，其实就是“南北朝格局在北朝内部的延伸”；对此，毛泽东这位富于才华的艺术家暴君是极为敏锐的，他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反观1949年，共产党胜利的神速，把一切人的想象力都甩在了后面；甚至急于求胜的毛本人，也惊呼“太快了！”──以至共军来不及接收广大的南方。北方的主人斯大林怕出岔子，也希望毛能适可而止、划江而治，服从南北朝的宿命。这表明，当时“南──北”分野很清楚（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还没有站稳过八年，又被日本人赶走了八年）；但国民革命军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南方暴露在北方的火力之下，就像二十年前北洋军阀的“兵败如山倒”，一下子把北方暴露在南方的火力下。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这两次“统一”都太快、太不成熟了。

 

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在大陆中国的内部也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同质性”，至于在“海峡两岸”之间，甚至不能就国家的发展达成近似的观念。这些，都是由“南北朝”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中国再发生一次“兵败如山倒”，那很可能是某种南方势力对北方的反击所致：不成熟的统一先使南方（国民革命军）消耗过大；后使北方（人民解放军）消耗过大。前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外伤”：北方的军阀，钻到国民党内（冯玉祥、阎锡山、傅作义……），后患无穷；后一次消耗过大，导致“内伤”：共产党接管的人手紧缺、“南下干部”（一个专门术语，指那些没有知识但有功劳的中下级党官）素质低劣，导致此后终其一朝的“红与专”的论争；且使“社会主义建设”在1958──1960年间受到致命的挫折。由此可见，毛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名句“宜将来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虽然琅琅上口，但却忘了他不是刘邦，只是荷坚式的北朝领袖！

 

当年荷坚攻晋，八十万对五万、号称“投鞭而渡”但终不能取胜，为什么？因为“南──北朝”的宿命格局，比长江的“天堑”更难逾越“毛虽然靠枪杆子，渡过了荷坚靠刀矛斧钺不能渡过的长江，但终也过不了台湾海峡，只能像河伯一样望洋兴叹。晚年，他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这说明他至死不知困其一生的“南北朝机理”。

 

上述两部“兵败如山倒”又留下后患的痛史，再次警醒人们注意“南北朝”的事实。

 

 

四、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1940年代初期，如有一位观察家在中国，他就不免会把亲英美的蒋介石、亲日本的汪精卫、亲苏联的毛泽东之间的厮斗，比作“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这个新三国与古三国不同，它们虽然地仍然在中原，四周却不再是野蛮国家，而是比的时的中国还要先进的欧美势力。即使苏联和日本这些半欧化的国家，也比“中华民国”的生产力更为发达一些。因此很可悲的，新三国不再是古三国那样文明中心，而是野蛮中心，后来发展到文革就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野蛮的中心。

 

1939年，斯大林为把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火引向西欧，引向英国，而与希特勒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局即把斯大林的此一重要动向通 知了延安的中共高官，授意中共可与侵华日军卵翼下的南京汪伪政权打交道，从中套取情报，必要时联汪反蒋，实际上是联日反蒋。　

 

这是“马列主义”的灵活应用，毛泽东心领神会，于当年10月派最出色、最能干的情报大将潘汉年潜赴上海，建立新的情报据点。潘汉年通过特殊关系，命年轻漂亮、精通日语的女作家关露打入日本驻沪特务机关“岩井公馆”，以窃取绝密情报。关露获得的情报，使得江苏、安徽境内的新四军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在这同时，潘汉年又派遣人员到南京，打入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家中。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被捕叛变。不久，潘汉年本人也和李士群见了面，建立了秘密联系。中共地下工作为了保密、安全，历来推行“单线联系”的特务方法。在延安，毛泽东直接把任务分配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得参与。潘汉年到上海后，再把任务传给下一个人。

 

毛泽东1925年在广州期间（国共第一次合作）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汪精卫的秘书，汪精 卫对毛泽东多有关爱、提拔，直至推荐毛泽东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那时奉汪精卫为“恩师”。1939年10月这次，毛泽东嘱潘汉年到上 海、南京后，可设法去和汪精卫取得联系，并转达他的口头致意。本来，地下情报工作无所谓手段，只有目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毛泽东授意潘去找汪精卫，套套旧时交情，以换取对共产革命有益的新情报，原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直到1942年9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见到汪精卫，谈了两次，自然转达了毛泽东对汪精卫的致意。李士群于1943年在汪伪政权的内部倾辄中被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而汪精卫已于上一年去世。潘汉年率领关露等一组有功之臣回到新四军总部，回到革命队伍之中。中共建政后，潘汉年依资历、贡献，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做了陈毅的主要副手。

 

1955年3月，年仅49岁的革命元老潘汉年率中共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住在北京饭店。会上，毛泽东号召中共的高级官员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无论什么问题，只要讲清楚了，党组织都可以宽容，等等。因中共中央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潘汉年很紧张。因为他1942年赴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只有“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人知道。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敌伪人员中，已有人揭发了潘汉年当年曾去见汪精卫的事，潘汉年自己却从未向“组织上”讲过！

 

潘汉年考虑良久，还是决定向老上级陈毅讲清楚。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请他放心，谁也不会怀疑你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并答应立即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找毛泽东，当面讲清楚。只要毛泽东说句话，公安部门就不会追查此事了。潘汉年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是当天晚上的“秘密逮捕”。这是毛泽东亲自下的命令。潘汉年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封口，为的是让潘汉年永不谈及旧事。潘汉年一直被关押到1977年，死于湖南茶陵县的劳改茶场。这时，毛泽东已死去大半年了。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害怕潘汉年？因为潘汉年知道“新三国”的秘密太多。我们也应该看到，毛泽东毕竟比刘少奇好些，毕竟没有杀害自己的恩人。不能说历史没有报应：为毛泽东作前驱的林彪，在长春包围战中丧心病狂，活活饿死十万百姓，二十多年以后，全家覆灭在蒙古沙漠。呜呼，天理昭昭。

 

进一步溯本追源历史的报应，可把这新一轮的三国演义，追溯到“二十一条”，也就是签定于1915年的“民四条约”。

 

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现代中国第一北京政府（又叫“北洋军阀政权”，区别于第二北京政府［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把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交还中国。结果遭到西方各国的拒绝，于是北京政府决定保持中立。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盟友，日本因此在1914年8月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向第一北京政府的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方面“绝对保密，尽速答复”。1月至4月，袁一面命外交部同日本谈判，一面暗中逐步泄露内容，希望获得英美支持抗衡日本。中国的谈判代表多次拒絶要求中的部份内容，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中国国内也渐渐出现反日情绪。日本则以武力威胁中国。至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九日前答复。最终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晚上11时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后来，5月9日被全国教育联合会定为国耻日，称“五九国耻”。

 

该条约共五号，二十一款：

 

第一号，关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共四款：

 

01、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它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

 

02、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03、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04、中国政府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

 

05、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06、日本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营造商工业应用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和所有权。

 

07、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各项生意。

 

08、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

 

09、中国政府如准许他国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建造铁路或以该地区课税作抵押他国借款时，应先经日本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10、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

 

11、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限。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二款：

 

12、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13、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一款：

 

14、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

 

15、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该条袁世凯未直接同意，由段祺瑞执政时通过）。

 

16、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17、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全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18、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19、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铁路之建筑权，许与日本国。

 

20、福建省内筹办铁路、开矿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时，先向日本协商。

 

21、允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人们将接受二十一条责任归咎于袁世凯，指他为复辟帝制意欲求得日本的支持，所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但也有人根据当年的档案及当时人的日记，指出袁世凯是在日本宣战的压力下，力争至最后一刻方才被迫接受。至于日本以支持袁复辟作为报酬，亦缺乏证据支持。特别是当时袁世凯最大的政敌正是二次革命后以日本为基地进行反袁的孙文。孙文一直鼓动日本制裁袁世凯，随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的开展，袁世凯死去。由于该条约的部分内容影响到其它列强国家的在华特权，一次大战结束后，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废除其部分条款。随后条约内容不断改写，直至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后，才彻底废除。

 

从历史上看，“二十一条”像章鱼的吸盘一样抓住并逐步撕碎了中国。正是日本的外力激活了中国内部的军阀，从而达到了分而治之的效果。

 

1931年9月18日，满洲地区的日本驻军──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制造爆炸事件，借口遭到中国军队攻击，袭击沈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主力在930年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后方空虚，奉张学良“不抵抗”之命令退出东北。

 

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以前都说是蒋介石不让他抵抗。后来才证明原来张学良思想左倾，甚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张学良重获自由以后对记者说：“我就是共产党呀。”这表明，这个花天酒地的“少帅”也是中共党员。

 

早在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封电报就写道：“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这段文字表明张学良入党确有其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复明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主持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也曾就此事询问过西安事变前后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元帅。“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四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长信，谈了十七个问题。信中开头就称‘李宜同志’，这是张学良与红军联系的化名。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计八条。”这封信里称张学良为同志，称杨虎城却没有称同志。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周恩来特将高崇民先生怀念张学良诗中“一人憔悴在东南”句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如果联系张学良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的背景，可能不难理解周恩来突出“奋斗”之心意。

 

《军事世界画刊》杂志社出版的《风云历史中的潜伏者》一书，记载了中共“特别党员”的秘密历史：

 

根据“间谍守则”第一款第一条，最好的潜伏者是最不引人瞩目的人。但是在国共两党的秘密战线上，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一批有声望、有地位的国民党员或民主人士发展成“潜伏者”。这些人没有党证，也没有必备的入党程序，从不过什么组织生活，在党内也只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从事的秘密工作范围很广，从情报收集到营救地下党员，从筹集经费到扩大党的影响。也许他们不是标准的谍报人员，但他们为“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决不可忽视。

 

他们就是中共“特别党员”，被人们称之为“著名卧底”的那一群人。他们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特别党员”。关于特别党员，张闻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别党员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特别党员通常都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领导人担任，常常需要党中央批准。对特别党员的管理也很特殊。当时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一不编入支部，二是由高级别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这是为特别党员的身份保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不仅对党外保密，即使在党内也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赵寿山1942年由毛泽东批准入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这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袁世凯的走卒杨度。1931年杨度病逝后，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吊唁。1975年10月，病中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条目时，要将杨度是中共党员，为党做过一些工作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回顾一下，“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仅仅一个多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这显然不是单纯的巧合。1931年11月7日苏联国庆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江西省瑞金县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从而揭开了“新三国演义”（中华民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满洲国）的帷幕。

 

该宪法大纲共有十七条，其十四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其十七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

 

好像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成立的“满洲国”，也同样主张民族自决权，很像一个“联邦国”。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3月8日溥仪在新京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据1933年2月24日公布的满洲国国务院布告中所示，满洲国的国旗是五色旗：红蓝白黑满地黄，红色代表汉化人群的，蓝色代表朝鲜族，白色代表倭族，黑色代表蒙古族，黄色代表满族──象征“五族协和”。满洲国的领土包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当时中国的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一政权。在国际上，只有苏联、日本等少数侵略成性的国家承认满洲国。而国际联盟则主张：满洲地区仍是中国的一部份。

 

显而易见，满洲国的成立是日本军事干涉的结果；正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苏联军事干涉的结果。二战以后，北朝鲜的成立是苏联军事干涉的结果、北越的成立是中国军事干涉的结果。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报告书，指明东北三省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的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为了对国际联盟的这一报告书进行抗议，日本于同日宣布退出国联。

 

当时世界上约有八十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最后承认满洲国的共二十三个：日本、苏联、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克罗地亚、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丹麦、萨尔瓦多、蒙古人民共和国、泰国、缅甸、菲律宾、梵蒂冈、中华民国汪兆铭南京政府、蒙古自治邦（内蒙古）和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大部分都是日本的盟国及其傀儡政权。1945年8月8日，苏联突然撕毁中立条约和日本翻脸，并于次日对日宣战。8月11日，溥仪随满洲国政府撤退到通化临江县大栗子镇。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6日，溥仪召开最后一次国务会议，颁布《退位诏书》，满洲国灭亡。

 

与满洲国同为日本傀儡的汪精卫政权，可与其一并考察。

 

1、早在1927年2月北伐期间，汪精卫乘火车回国途经苏联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回国后汪精卫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因而反对蒋的排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5日汪精卫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从国民党内部清除中共秘密党员。汪精卫却发表讲话，捍卫共产党，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甚至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清楚显示了北伐战争其实就是苏联征服中国的预演。蒋介石于是在南京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于是苏联卵翼之下的北伐军陷入分裂，号称“宁汉分裂”。“蒋介石背叛革命”，意思是说蒋介石本来也是苏联的走狗，后来却不肯继续充当马前卒了。

 

2、1932年1月28日中日对抗的“一二八事变”之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抗日态度一度坚决，迁都洛阳，积极备战。后来汪精卫转变立场，主张对日和平交涉。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精卫认为有谈判余地，但遭到主战派的反对。11月1日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军人孙凤鸣击中三枪，造成重伤，前往欧洲疗养。以后主和派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国民政府内部的对日主和派开始噤声，对日抗战派成为主流。

 

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精卫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但是汪精卫认为中国当时仍然没有与日本一战的资本与能力，主张“和平运动”。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元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精卫推行和平运动。12月19日汪精卫假道云南前往河内。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 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艳电”（29日电报代码为“艳”），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于近卫内阁几天后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没有如约支持汪精卫，汪的和平运动归于失败。

 

4、1939年初，汪精卫在河内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他救至上海养病。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亲日政府，合并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等日本扶植的傀儡政府。1943年5月31日汪精卫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1944年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

 

5、汪精卫及其政府配合日本在华侵略活动，策反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杂牌军，组织和平军，多次清乡。汪精卫及其政府协助日军搜刮沦陷区人民，如1943年1月在上海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开19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之先河。汪精卫及其政府在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毒化宣传，美化日本侵略，发起“新国民运动”，开中共1950年代亲苏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先河。汪精卫及其政府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开1950年代“向苏联一边倒”之先河。

 

6、日汪1940年11月30日签订于南京《基本关系条约》第六条规定，“两国政府基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日本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的产业、金融、交通、通讯等的复兴与发展，应依据两国间的协议，对中华民国作必要的援助甚至共同协作。”其《附属议定书》第一条协定：“中华民国政府，谅解日本国在中华民国领土内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战争期间，随着上述战争的进行而产生的某种特殊事态。并谅解日本国为完成上述战争的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其《附属秘密协定》第二条：“中华民国政府约定：对驻扎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日本国军队所驻扎地区和有关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和水路等等，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决定，答应日本国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但在平时，应尊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和管理权。中华民国政府约定：对于前项的日本国军队，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决定，提供军队驻扎所必要的各种便利。”开中共与苏联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先河。

 

中日战争期间，由于汪精卫公开投奔日本，接受日本扶植成立“政府”，遭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毛泽东的人民政府的不遗余力的批判。虽然蒋介石亲英美，毛泽东靠苏联，但也与日本暗通款曲，企图把祸水引向别人的领土，但这毕竟与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不同性质。这是由“三国演义”的性质决定的：既然有日本在祸乱中国，就会有一个政治空间留给亲日军阀，从而与共产主义的中国、三民主义的中国，合组“三国演义”的曲目。满洲国、汪精卫以及其间形形色色的小“汉奸政府”（包括东北地区在满洲国组合以前的各个地区“汉奸政府”），都是同属这亲日派一国的。正如苏联指挥中共领导下的各块“红区”，也是同属苏维埃祖国的，而且早在亲日派建立满洲国之前，亲苏派就已经建立了他们的政治体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以此效忠他们的“祖国苏联”、斯大林母亲。

 

这段1930至1940年代的“新三国演义”，虽然随着日本的投降而烟消云散，但却留下了“现代南北朝”的后遗症，迄今折磨着全体华人。

 

傅芮岚在《残害中国人最高效的军事行动》一文中，曾经斥责“三军”的野蛮行为。所谓“三军”也就是“残害中国人最惨烈的皇军、共军和国军”。他认为，二十世纪是中国人最惨烈的百年，革命引发崩溃，内战导致沦陷，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苦不堪言，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马灯似的变换着一个又一个大王旗。今天隔海分离的台湾海峡，就是那场革命百年后留下的伤疤。二十世纪皇军因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而臭名昭著、永耻史册；共军因内战消灭中国数百万人、大跃进饿死数千万，而享誉世界“杀自己人”之冠；国军则以炸开黄河大堤，淹死近百万、逃难上千万中国人，而荣列最有成效残害中国人的中国军队。

 

二十世纪黄河大规模决堤、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灾难只有一次，那就是1938年6月在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命令下炸开河南郑州花园口大堤、导致黄河大决堤的国军军事行动。这场军事行动，因其目的愚蠢、手段笨拙、用心狠毒、成效恶劣，而名垂青史，只怕世界历史再也也找不出一个用如此方式残害自己国民的军队。

 

傅芮岚指出，如果说1937年12月高达三十万人的南京大屠杀，还曾经让日本皇军有点惭愧、有点心虚、有点羞耻的话，那么当他们看到中国国军1938年6月炸开黄河大堤残害中国自己人的行动，只怕该理直气壮、五十步笑百步起来了：两国交战屠杀三十万，还比不上自己国家军队淹死自己国家良民和良田的数量？这种“保家卫国”的国军，连侵略者都不如。

 

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向开封和郑州的西进，国民政府下令炸开了郑州北的黄河花园口大堤，盛水期决堤的黄河大水肆虐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四个县，导致直接淹死和饿死八十九万人，受灾面积两万九千公里，受灾人口一千万以上，冲毁一百四十万民房、淹没近两千万亩耕地。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三百九十万人背井离乡。此后，黄河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彻底改道。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这样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黄泛区从花园口到淮河长约四百公里，宽十公里到五十公里不等，最宽处可达八十公里。历时八年零九个月，横冲直闯的黄河回归了故道。但是黄泛区的生存环境仍然十分恶劣，耕植条件严重恶化，继续给当地人民造成灾难。

 

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最终山穷水尽、不得不逃到东南偏岛，不是没有原因的，尽管毛泽东造成的“大饥荒”、发动的“文革”，更为黑暗。七十年之后，当国共两党兄弟重新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连战同志假惺惺祭拜黄帝陵、表演爱国衷情的时候，可曾想过，替国民党和国军，向黄河决堤的受难者、逃难者及其后代国民，以及那片至今贫瘠落后、苦难不已的黄泛区国土，点一柱香、烧一片纸、道一声歉？

 

傅芮岚的上述观点，可能正是“君子不党”的最好注解。

 

当然，关于蒋介石败于毛泽东，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据美国世界日报2009年12月1日报道，1949年蒋介石意识到赤祸即将席卷中国，计划撤出大陆，下令运出大批黄金到台湾，保住中华民国的经济命脉；从新竹清大教授杨儒宾收藏的五封蒋当年写给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的信，可以了解当时情势危急。

 

这五封信是蒋介石在1949年5月密集写给汤恩伯的亲笔函，几乎一天一封，最后一封发完约隔三日，上海就沦陷。杨儒宾说，蒋介石从台湾协调招商局船队，到青岛抢运人员与物资，要求汤保留给上海中央银行黄金二万两、银洋一百万元，其他的全部移到船舰上；“数量多少，信中未载明，我相信一定数倍于留在中央银行的。”信中也指导汤怎么撤退、资料如何销毁。当时情况紧急，蒋介石在信中对战报迟缓感到不耐，痛责参谋人员及相关组织的低能。杨儒宾说，从信函中可以了解蒋的个性，较难充分授权，让前线的军队无法随机应变，“这也是后代史家批评他最多的地方”。他相信这五封信是汤家后代流出来，曾经破损，后来整理成册，数年前他从古董商手中搜集到。

 

杨儒宾从台湾人的视角看问题，没有看到蒋介石宽厚仁慈或曰优柔寡断的一面：在灭顶之灾面前竟然还给即将沦陷的上海中央银行留下黄金二万两、银洋一百万元！这样的“蠢事”是毛泽东绝对不会干的，难怪蒋介石会败在毛泽东手下。毛泽东一直在积极掠夺国库、尽量搜刮民财，这样就能“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还有一个事情可以佐证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上述不同风格。我的父亲谢冀亮1949年在上海的中央信托局工作，国民政府撤退时，发给每个不愿意撤退到台湾的员工一两黄金，作为沦陷期间的生活费用。但共产党一在上海站稳，马上追讨每人一两黄金，然后逐步削减大家的工资。但是苛刻成性的毛泽东最后却在大陆站稳了，这是否说明中国人命苦，或是命贱，命中注定无法得到较好的待遇？不过历史还是公平的，不过短短三十年，狂潮终于消退，毛泽东的“治国”模式终于让位给了蒋介石的治国模式：邓小平改革开始了，台湾经验席卷大陆，并淹没了毛泽东时代的一切痕迹。我们为什么要在毛泽东的“治国”上打上一个引号？因为毛泽东的“治国”只是“整治”的治，不是“治理”的治。尽管毛泽东被人称为“整人专家”，但毛泽东时代的终结证明了，毛泽东时代到底还是孙中山时代的一个变奏。而辛亥革命之后的百年，彻底清算并完全终结孙中山时代的时刻也已经到来了！这就需要终结孙中山治国理论的正当性，还原其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不过是过渡时代的急救章，完全缺乏历史的纵深度。

 

［中央信托局（英语译名：Central Trust of China）系中华民国金融体系重要机构之一，成立于1934年，由中央银行（央行）负责筹备创立，总局设于上海。由于该局与央行关系密切，当时被称为“行局一家”，专门为政府办理信托保险与政府采购等业务。］

 

 

五、毛泽东的咄咄怪事

 

中国近代在八国联军、日本入侵之后，终于形成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党国主义的镇压之权。这个镇压之权就是全面专政的革命政权，正如林彪语录所说，这个政权的本质就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暴行影响深远，甚至深入到了“破四旧”这样的文化革命之中。苏联、毛泽东，都是这一暴行路线的忠实追随者。

 

据历史记载，毛泽东遵照苏联指示，保留故宫、拆毁北京。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首都规划”随即展开。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与应邀到北京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发生分歧。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行政区应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苏联专家的指示，保留故宫、拆毁北京。应该说，苏联专家的指示与他们极力保留俄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习惯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为什么要在中国和在俄国采取截然相反的策略呢？原来，苏联专家拆毁北京城墙的主张和八国联军拆毁天津城墙的举动，倒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种殖民者的做法，和西班牙人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两样。毛泽东奉命拆毁北京，不过作了八国联军在天津做了但在北京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比抗战期间占领北京的日本侵略者还要穷凶极恶。于是，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毛陆续拆除。到1952年8月，甚至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也被拆除，而梁思成、张奚若等中国专家的坚决反对，在毛泽东这个次等洋奴（苏俄斯大林的奴仆）的面前，丝毫无济于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进城之前的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还两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提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与七百年前的蒙古帝国版图，有惊人的巧合，这仅是一种偶合吗？在我看来，日本和印尼等海洋世界得以脱离蒙古铁蹄之外而东欧未能幸免于难；日本和印尼等海洋世界得以脱离苏联铁蹄之外而东欧未能幸免于难──这不仅是“内陆与海洋”之地缘政治的特点决定的，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种族与文明的命运决定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苏联与日本的交相侵逼下，分崩离析。

 

仅从形式上着眼，毛泽东仿佛继承了龚自珍精神，他用野蛮的枪杆子，在低水平上进行了无孔不入地社会动员，把龚自珍废除病梅馆的呼吁，变成铁血现实。但就内容上看，毛泽东的试验室却是一个贯彻了病梅馆原则的更大病梅馆：病梅馆以人为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多样性；试验室以人为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单一性；结果把中国大陆改造成一个比满清版图还要死气沉沉的地方。

 

地狱里的人知道天堂与自己无缘，所以他们最仇恨炼狱里的居民，他们把炼狱叫做“万恶的资本主义”，把炼狱里的机会叫做“资本主义的堕落”。共产党的试验室，比满八旗的病梅馆，更病态，它把苗圃统统种上庄稼，不仅堵死了选择的余地，而且把多样性的种子完全沤成了肥料。古今中外的“革命”，没有如此惨烈的──“他是野蛮的顶峰”。这个顶峰发出最高批示，于是试验室便歼灭一切个性和特点。为贯彻执行，它以非常措施，使个人在试验室中的地位固定化、等级化，甚至世袭化；“螺丝钉哲学”被奉为美德。野蛮的主旨“毛泽东思想”用社会地位，取代了人与人之间在才干、天性上的差别。这叫做“听党的话”。

 

这种把“人”也作为一种材料，强行纳入最缺乏计划而凭长官意志乱拍脑袋的“计划经济”之宏伟蓝图的制度，似乎一时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这是建立在错误的判断之上，必定与人性持续冲突而日益削弱自身，这种冲突甚至到了制度化的地步，以致不得不进行定期的肉体清洗。

 

试验室效应扭折并毁灭了大量百姓的生活，依然无法削平人性，甚至降低不了人的欲望──强烈的压制，不过使人性变态而已。而活生生的新人还对试验室环境（共产主义制度造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新一代的抗体！结果造就了一群“不信天、不信地的无规范者”。这从反面使中国问题终于接近了终点。

 

这终点使中国问题得以超越“正确”、“错误”的两分法。──因为现代中国的荒唐、腐败，除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堕落，还由于人民大众的麻木、消极。不解除人民的麻木、消极，就无法消除上层的残暴、堕落。“经济效率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政治制度问题”、“文明衰落问题”，一言以蔽之曰：“缺乏有效的社会动员，人民依然习惯以古老的消极抵抗来应付现代生活的挑战。”不解除中国居民的消极态度，一切貌似现代的建筑，不过是矗立在古老的沙滩上。终其一生，不过野蛮北朝的臣民而已。

 

这一切毛式灾难，都是从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的。这个1950年2月14日签订于莫斯科的条约，其第一条就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它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

 

这表明“新三国演义”不是我们的杜撰，而是一个血淋淋的历史事实。

 

其第四条规定，“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据《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承认，这个条约是这样的：“在莫斯科，一方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与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另一方面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大元帅与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部长举行了谈判，在谈判期间，曾经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双方有关的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谈判业经于（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下列文件而告结束：（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此协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中国长春铁路将移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所有，而苏联军队则将自旅顺口撤退；（三）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

 

但这不是重点。该条约的重点在于：“由于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互换照会，声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同时，维辛斯基外长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亦互换了照会。”

 

就这样，中国用整个蒙古和苏联交换了北京的几处房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的前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这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推行了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值得注意，这里的文字一点没有反美的意思，而且把台湾排除在中国的领土主权之外。对未来的事态发展似乎毫无预见性。

 

其第一条甚至乐观地预期：“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这些文件是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两个“全权代表”签字的。

 

这就是毛泽东的遗产。

 

时间过去了五十五年。2005年在7月1日中共建党纪念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记者法兰奇（Howard French）发自中国延安的长篇报导，文章一开头便对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进行了一番描述。经过一年多的数不尽的“磨难”，毛泽东最后率领六千多名幸存者进入了这个坐落在陕北黄土高坡上的尘土弥漫的小城。

 

仅2004年一年，就有四百多万来自中国各地的大学生和人到中年的工人，来到如今已变成一个现代城市的延安，当然他们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而不是当年的革命者身份。尤其在中共建党纪念日前夕，又有大批组织的游客挤进这里的“革命博物馆”，怀着崇拜的心情看着那些有关红军在长征最后一站的大幅黑白照片；购买着毛泽东的纪念章，或站在毛和其它领导人当年居住过的窑洞前拍照留念。

 

文章指出，据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已与今天的中国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在延安城的所有地方，人们都能听到谈论有关毛泽东军队令人崇拜的英雄主义的故事，或者歌颂伟大的延安精神。不管他们是亲身经历过，还是只是从流行文化中了解了一些历史，许多中国人都轻信地把那个时代视为伟大的理想主义时代，有无数个无私的自愿者投身到这场革命中，还有毛泽东的英明领导。

 

但在此之后所发生的纪念碑式的悲剧，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造成上千万中国人死亡。不过，中国人似乎仍旧不会改变对毛的印象。来自广东省的四十三岁的贸易官员赵世伟（译音）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我们永远都热爱毛主席。”身上穿着当年解放军的灰色军装，同一帮同事拍照的赵世伟接着说：“他领导这个国家走向成功，建立了新中国，在我们心中他将永远占有一个伟大位置。”

 

不过，中国的历史学家像他们国外的同行那样，已一点点拆卸着毛泽东的神话，而掉落下来的粉饰又不可避免地包括着许多有关延安的历史真相。与延安所歌颂的赞歌截然不同的是，历史学家们指出，毛泽东曾在这里发动了一场针对年轻异议者的恐怖政治运动，他的清洗真正和假想政敌的“完美手段”，后来又被用于一场更广泛的政治运动：文革。为了给自己的军队筹集资金，毛泽东还号召种植和销售过鸦片，从而在这块圣地建立起他的令人窒息的个人崇拜。

 

英国华裔作家张戎出版了一本名叫《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的传记，书中揭露了整个长征期间的绝大多数的传奇般的英雄行动都是虚构的。这本“将会震惊世界的书”披露说，毛泽东并没有组织和领导1934年至1935年的红军残余部队躲避国民党部队追击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相反，他的相对较小的部队却被鄙视他的同事甩在后头，后来这支部队的绝大部分因为毛的计划和无能指挥而被消灭。

 

书中不为人知的故事还包括，毛得以在长征中幸存下来，是因为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达成了一笔秘密交易：蒋让红军逃脱，来换取苏联释放他的儿子，也就是蒋家王朝的最后继承人蒋经国，当时蒋经国已被扣在莫斯科当人质。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引诱敌对的红军小派别相互残杀，并活埋了一些幸存者，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书中还说，为了让红军获得资金，毛曾号召种鸦片，每年给红军带来六千万美元的收入。在大批量种植导致价格下跌后，毛才停止种植鸦片。毛长征神话之一的抢渡泸定大渡河铁索桥，完全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枪林弹雨下的英雄，红军未受干扰就过了河。由于有这样的好运气和苏联的不断支持，毛才终于取得了突破，最后率残兵抵达延安。

 

纽约时报指出，如果在中国有人说红军从未抢渡过大渡河，就相当于在美国有人声称华盛顿根本没有率军渡过德拉瓦尔河一样。

 

北京大学历史学家杨奎松（译音）指出：“你不能说长征是一场军事胜利，它不是一场战斗，它只是一个逃跑的过程。”纽约时报说，然而，中国普通老百姓却会小心翼翼地对待这种谈论毛泽东的观点，因为毛泽东的重要性对其亲手创建的共产党来说仍保留着最高的权力，即使这种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正在中国悄然褪色。

 

张戎的书里还分析，美国不会跟共产党中国打仗。中国大陆刚“解放”，美国大使馆并没撤走，而且要放弃蒋介石政权，但毛泽东故意推开美国，以向斯大林证实他追随社会主义阵营。

 

张戎说：“我相信历史是由事实来组成，任何造假的历史都将被已经档案化了的现代社会所抛弃。”有人认为张戎过于乐观了。因为共产党养活了一大批史学工作者，有专业队伍天天忙着伪造历史，在中国做得非常成功。现在的三代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都是一无所知，就是洗脑教育的结果。在中国随意修改历史被看作正常现象。在延安的历史博物馆外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毛泽东铜像，附近的一个停车场挤满了旅游巴士。一位三十三岁的陈姓青年说，毛的历史与四十岁以上的人关系最大，“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遭受过同样的困难，你总能在电影或电视里听到毛主席那代人所做出的伟大献身。那应该是真实的，对吧？”

 

在当年毛泽东召开中国委员会会议的革命总部前，一群来自西安的刚入学的大学生对一名外国人对毛的印象显示出很高的兴趣。一名学生说：“在中国，没有人恨毛泽东。这次旅行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纪念品，我们可以到其它地方去旅游，但我们选择了这里。”《纽约时报》的文章最后说，谈论毛泽东黑暗的一面，历史学家都早已耳熟能详，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闻所未闻，因此一些学生便提高了警惕性，其中一人问道：“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把他从坟墓中拽出来鞭笞他？过去的皇帝如果能推动国家前进，都被看成是好皇帝，不管有多少人受苦。对于毛主席也是一样。”但也有人陷入了沉思，一位年轻女士说：“从对待历史的方式来看，你可以说中国是个极其不同的国家。但你必须知道，外国人要比我们了解的信息多，在这里不能谈论这类事情，这里没有真正的自由。”

 

有人认为毛泽东尚未从“封建传统”中脱胎，但我认为，毛泽东的基本概念是斗争哲学，其根本的内核并不是中国化的。父辈传统的中国讲和谐，讲化解；即使斗争也是通过化的方式。但毛泽东却追求变，而且是迅速的、根本的变。

 

中国二十世纪变风大盛，1980年代的改革，力图把漫长的近现代史在一夜之间重演一遍，这种“演习”劳民伤财。康、梁当年断言，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1789－1870年），中国比法国大得多，如果中国发生革命，非得大乱几百年不可。这似乎不幸言中。

 

但换一个角度看，中国在近代遇到的文化危机之深重，用传统的“化的方式”已经解决不了，所以它才手忙脚乱一个接一个地“变”。其幅度之大足以令西方国家瞠目结舌。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推行西方化三百年，最后才走到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中国从康梁政治变革才半个世纪，就开始仿效苏联，速度是俄国的六倍；至于和西欧相比，变化就更加大得多了。西欧社会还保留的文化传统──从建筑到各种仪式──远比中国当代丰富得多，这并未破坏它们的现代化事业。而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彻底的拆毁。

 

这很值得中国当代的反传统主义者思考。现代中国对传统的破坏，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巨大，甚至亡国灭种的印第安人也没有中国社会的改变彻底。但这样疯狂拆毁的结果，并未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立地成佛”。美国还保持他们的传统──美国宪法已经维持二百三十年之久。可近现代中国哪有稳定二十年不变的造物？人的本性原不喜欢变而喜理化，只有遇到最严重的麻烦时，没有路可化，才变。因为“化”有依托，传统的庇护，使事半功倍。“变”的冒险性大，收效难以保证。

 

流行的“反传统”含义，是把西方和中国传统对立起来，认为不破不立，一定把中国的传统彻底砸烂，以绝对的斗争造成一种变局。在把西方文化当工具使用的过程中，必定会发生一种蜕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本来不是如此坏的”，传到中国后才变坏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因此有许多制约因素可以控制它的损害；一旦传到中国，就像野兔到了澳洲完全没有天敌控制，结果泛滥成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实就是“文化领域的生态灾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尤其被用做武力夺权、军阀造国的工具。任何一种价值观念，若被工具化，必然会发生质变，何况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极端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对中国传统进行破坏性冲击的同时，本身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难题，反而加剧了中国的问题，使得中国的处境更加恶化。

 

我们现在，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近现代史上的“变”，而是意识到：现在已经到了重新走向传统的时候了。

 

这个传统，首先是春秋战国的传统，那时列国并立、互相竞争，社会生机勃勃。那是用以解说《周易》的《易传》，就表示了一种崇尚变化、适应时代潮流的精神，那就是“春秋战国精神”，这是中国历史中所固有的。到了两汉时，社会退化，董仲舒神学背离先秦时代的活生生的精神。

 

我们现在说“回到传统中去”，首先不是回到秦至清的大一统局面（父辈），而是回到秦以前的春秋战国精神（祖辈）。西方近代的革命和日本明治时代的维新，就是类似春秋战国的急剧演化。各个主权国家激烈争夺，才能高度发展。民主政治是为了调动社会内部的动员能力，适应人才竞争的现实，而不是消极的福利主义。我常有一个历史的假想：如果西方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形态像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那样──还末被二千年的大一统的集权政治所驯化，那么西方打进来了，是什么结果？我得出结论，认为如果那样，那么中国在近现代史所遭受的坎坷要比现在这样少得多；因为多元格局只会使得社会发展得更快而不是更慢。如果战国七雄并立时西方文化就传入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闭关自守，而是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样，竞相学习传播西化，更加不必用军阀造国、党务官僚的愚蠢办法来做大一统政治。如果十九世纪的中国形势还像二千年前一样富于活力，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会顺利得多。

 

从这种分析中，可以看出“回到春秋战国的传统”，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敌人首先是自己而不是外国列强。而最根本的强国之策就是多元化和机会均等，谁能给人才以更好的条件和出路，谁就能够在竞争中吸取人才、获得优势。在这多元格局所提供的选择中，有生命力的东西自然更容易生长起来；而在大一统官僚体制的专政下，多元被当作毒草消灭了。大一统不能理解，“多元是一种秩序”。如果多元不能保持秩序，才会被消灭。我们看希腊文化有活力，但城邦政治较软弱，便被罗马统一了，以后西方世界就发生了萎缩与退化。到了封建时代，实际又出现一个多元化时期，经过文艺复兴发扬光大，重新获得世界霸权。中国先秦时代的多元格局也是充满活力与生机的，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与观念，都是在那时发生的，后来的大一统时代不过是有所补充发展而已。

 

走向传统，不仅需要提倡“化的方法”，还需要重新运用传统资源，不把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不在彼此之间制造对立，而要调和，使得社会的内耗更少。因为事实已经非常明显，现在大家认识到，单纯破坏传统、模仿西方，并不能走向现代化。

 

 

六、野蛮的胜利者

 

迄今为止的一百多年，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胜利者的王冠”，都戴在那些“进一步强化了野蛮势力的枭雄”的脑袋上。新兴政权的杀人数目，总是前一个政权杀人数目的平方根。仿佛杀人越多，就越是正义的化身。

 

满清政府杀害“戊戌变法六君子”和徐锡麟、秋瑾，就革命烽起、天下大乱了。北洋军阀出了个“三一八惨案”，杀了数十名学生，就被“打倒列强锄军阀”的吼声震垮了。共产党说，蒋介石在南京处决了十万“革命者”；但共产党自己，却在北京下令镇压了几百万“反革命”。十七年以后“文革”爆发，索性大杀起自己的同党来。如果不是共产国际遥控指挥，很可能在江西和延安的时候就会爆发“洪杨之乱”。当此野蛮化有增无已的趋势下，一切仁慈的表现被当作“软弱”的代词；而野蛮的行径则与“强有力”划上了等号。这样的风气使野蛮的趋势无法中断，更难逆转。人们把“越左越好”的狂热，奉为世间最高的美德。

 

那么，什么是“左”呢？事实很明显，左，就是野蛮；左倾，就是野蛮化。此其时也，“野蛮进程的炸药与炮灰”（比较正式的名称是“战斗英雄”），成为“时代精神的指向”，成为人格的最高示范，从董存瑞、黄继光，直到雷锋、王杰……再到形形色色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

 

“政治革命”只是“小巫”，真正的“大巫”则是“革命的政治”！即，把革命列为最高秩序的“反秩序状态”。野蛮化是其果，革命化是其因；革命化是其表，野蛮化是其里──革命与野蛮互构因果、互为表里。在这种意义上，近代中国的革命，既不是中国古代一治一乱的鼎革天命；也不是西方式一次性的天道进化；而是“完全、彻底、全部、干净”（毛泽东发明的四联冠）的全面解构、全面专政。它使一个古老社会的彻底瘫痪，一个文明系统的全部解散。

 

宋元以降尤其明清以来的中国人，以文弱清癯的病体为美，认为那方是才学修养的表征。其实，这只是受催眠者的借口，而发布指令的动机则是：统一帝国为了有效地集权、保持自身的稳定，遂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以为代价。大凡统一的帝国为保持自身的存在，都是如此压抑社会活力，无不导致文明的衰落。这时，它的居民外表文雅内心则怯懦；野性的力量与活性的力量一同消除，应变能力与生存能力，一同降低──这是一种病恹恹的美，一种化妆品的美，一种圈养动物的美，一种走向死亡的美!

 

现代的全球世界则完全相反，它陷入“列国纷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为了胜利女神的血腥祭坛，而把技术武器化、绝对化、偶像化。为了争霸全球，它不自觉地崇尚中国“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逐鹿中原的古王国美德，而摒弃中国”秦至清二十五史时代尤其是元明清的奴性时代的“大一统的中王国美德”！所以，它奖励体育、召唤尚武精神。而这，对习于文弱的社会来说，无异于鼓动野蛮的风潮。它仿佛意识到，不具有现代的野蛮气质，则达不到现代的文明境界！

 

一百年过去了。由于西方的压力而逐渐激发起来的野蛮精神和“解冻状态”，正在反过来使西方文明本身感到惴惴不安。所谓“解冻状态”是指：中王国后期元明清三朝六百年的社会大一统和道学大催眠，使中国进入了人性意义的“千里冰封”、文明意义的“万里雪飘”；但“野蛮的西方侵略”则以其铁血的暴力，打碎了这一催眠的冰封；以其人的煽情的理性，搅乱了这一沉静的雪飘。

 

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己经不是“野蛮化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一百年以前还有意义，但今天已经相当落伍，野蛮化不再是一个可能的必要，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而是“如何把握野蛮化的火候”以及“在什么恰当的时机结束野蛮”。因为不结束“近代的野蛮化”，是开辟不了“现代化的文明”的。达尔文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等神汉语言的包装下，洪水滔天了。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是“不断革命”，一次又一次发动“新的长征”。其领域之宽与程度之深、方式的激烈、后果的严重，不仅构成中国“古今未有之变局”，且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形形色色的中国志士，为寻求民族的出路悲惨地死去。这一切惨烈的死亡，受到了“达尔文主义各支派”（包括“维新派”、“革命党”、“立宪派”、“过激党”、“共产党”等几乎所有的互相敌对的思想政治派别）的一致支持、普遍接受和热烈欢呼。

 

这毫不奇怪。达尔文主义正好满足了近代中国接受野蛮化洗礼的必要性。

 

各种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已经代替了儒家学说，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治国之本。王道的肃穆和精神的钟声，被霸道的枪炮和物欲的呻吟淹没掉。和平的顺民生涯被不愿做奴隶的吼声，震得睡眼迷蒙……无论是散漫开明的国民党，还是严酷紧张的共产党，或是被夹在中间充当甜点心的“第三势力”──都被炮火连天、运筹帷幄的时代精神给浸透了。

 

价值观念的彻底革命，是和社会结构的彻底颠复互为表里的：中国经历了“五胡乱华”以来最大的社会解体、文化解构的过程。而说到底，五胡乱华也远远不及二十世纪的中国颠覆来得剧烈、深刻。在五胡面前保持不坠的中国尊严，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冲击下完全崩溃了。中国人放弃了独立的意识，匍匐为形形色色的买办，和精神上的巴儿狗──“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无耻买办！他们可以痛挖祖坟，以取悦于共产国际。！

 

“无耻”，成了这个世纪的最高颂扬：无耻就是无限制，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是“能干”，就是“吃得开”，就是左右逢源，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然而，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表明，达尔文主义各支派只有破坏之功，缺乏建设之力，始终未能兑现他们鼓吹的建设性使命。他们的疯狂努力，只是造成了一个野蛮的中国，在客观上帮助中国完成了“由文弱走向野蛮的火一般洗礼”。什么浴火焚烧，什么凤凰再生，“革命口号”与“革命行动”所鼓荡起来的“革命力量”，是中国野蛮化的变态使者──迄今为止，它们已经有系统地摧毁了地平线以内可见的一切，这可能是近代中国始终一贯所做的“唯一有系统的事”。

 

有一个说法，可以留待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去研究正确与否：蒋介石退台以后：“想用毛泽东的方法打败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残忍的延安整风对于集权专政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延安整风的经验。为了搞好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把研究延安整风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内容之一。蒋介石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参考学习材料。甚至到了“蒋介石用‘毛选’改造国民党”的地步。

 

蒋介石经常与儿子蒋经国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究竟怎样治党？蒋经国长期留苏当过苏共党员，做过共产党的基层工作，其共产党的党龄甚至一度超过国民党的党龄。儿子既然对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工作方针如此熟悉，老子要中共的延安整风和国共两党的差距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儿子向老子建议：“不妨认真研究共产党延安整风的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于是蒋介石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手段搞到一批中共的整风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

 

而蒋介石越是认真研讨毛泽东的一些指令，特别是中共的整风文献后，越发对国民党的“自由涣散”深恶痛绝，甚至大加申斥，同时却又对毛的专制独裁越加欣赏。据说费正清一类的美国学者曾写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冷酷无情极为赞赏，而他所称道的共产党的残酷效率，恰好是改造以前的国民党所缺乏的。也就是说，国民党虽然在孙中山手下被苏共改造过一次，但是极权程度依然不够，所以才败给了中共。

 

由于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延安整风的经验。为了搞好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把研究延安整风作为国民党“改造”的内容之一。蒋介石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国民党“改造 ”的参考学习材料。尽管许多国民党人极力反对，但蒋介石力排众议，申言为了“打败共产党必须研究和使用共产党的方法”。国民党的《本党改造纲要》与同一时期的其它文件大量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基本原则，有的直接使用了共产党用过的术语，有的则以别的术语来表述这些基本原则。

 

在思想“改造”方面，蒋介石认为，要通过政治训练，使党员认清国民党的本质属性。蒋认为：“ 本党组织涣散，纪律废驰，尚不及一个普通政党”，原因在于党员的“党性”观念淡薄，放弃了国民党的“传统精神”。为此，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主持“训练工作，即在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党的高中级干部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培训，共办训练班二十期。基层干部则实行巡回训练，“受训的基层干部达一万两千人”。蒋介石根据中共延安整风的经验，也把研究国民党党史作为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国民党还成立了中央党史委员会。《本党改造纲要》还明确规定：“每一党员要研究本党的历史与革命理论。” 所以后来台湾有人戏称：六十年代大陆方面广泛评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居然不评蒋介石实在有失公允，蒋介石才是真正最早的“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

 

重建国民党的组织，是国民党改造的最重要内容。重建国民党组织，依据的也是列宁主义原则，学习了中共的造党经验。在组织原则方面，规定“本党采取民主集中制，由选举产生干部，以讨论决定政策，个人服从组织，组织决定一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在组织系统方面，设立中央、省、县（市）、区委会和基层小组。“小组为党的基本组织”，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籍方能有效。为重建国民党组织，国民党规定，从1951年1月4日至23日，以二十天时间重新登记党员，凡在限期内未参加党员登记者，一律撤销党籍。同时，《国民党改造纲要》第一次对国民党的性质和党员成份作了规定。规定国民党为 “革命民主政党”，其成份“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工农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爱国的革命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纲要》要求党员“在生活上与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深入农村”。“改造”运动其间，中央改造委员会颁布了《农民运动指导方案》、《劳工运动指导方案》等一系列文件，要求青年、劳工、妇女、农民运动全面铺开，吸收工农知识分子入党。经过这番延安整风式的“改造”，到1952年8月，国民党党员构成中，“农工分子”占49.31%，高中以上“ 知识分子”占29.77%，25岁青年占35.29%。党员人数由四百万降至二十八万。

 

鉴于党内自由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下决心要在改造中整饬“党籍党德”。《本党改造纲要》规定，本党淘汰自由派分子，原有党员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彻底整肃：“有叛国通敌行为者；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整肃采取检举、审议、核定、制裁的程序进行。党员整肃以类似于延安整风的方式进行，即经遣责错误，评议（包括调查、自我批评、评议）与处理三个阶段。两年多的改造、整肃是毫不留情的。以国民党六届中委为例，在全部六届中委五百八十九人中，除六人死亡，二百九十六人归队外，其余二百八十七人全部开除党籍；处理党员违纪案一百二十六人，其中一百一十六人被开除党籍。在整肃的同时，《本党改造纲要》专刊《党的作风》一章规定：“每一党员应守党的岗位，体察民众之心理，争取民众之信任”，“每一党员应建立为民众服务之观念，在生活上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宣传党的政纲、政策。并将民众之情绪与要求反映于党内，使党的政策能代表民众的利益”。“每一党员应以实事求是之工作精神，应用科学方法，使党的政策获得实际之效果。”“党员应破除派系成见，戒绝相互倾轧之恶习，以检讨求团结，以批评求进步，将意志集中于党，将力量贡献于党。”同时，要求党的干部必须是“接近青年及劳动民众，并能为其利益而奋斗者”；“有大公无私之革命精神者”；“有刻苦耐劳之生活习惯者 ”。

 

“改造”运动是国民党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改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制定常务制度，使党的动作走上程序化道路。《本党改造纲要》规定，国民党各级干部要改正侧重于个人领导的习气，实行原则领导、一元化领导和民主领导。要“组织决定政策，以政策领导政治”。“党员应参加组织活动，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议。”与此相适应，还规定党的纪律以及对党员违纪行为的惩处办法。在党政关系上，也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定改变过去“ 党直接领导政府”的方式，实行以主义制定政策，透过 “民意机关在政府服务之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与政令”。“党对于政府及民意机关中服务之党员，应从政策上领导，而不得对其法定职权予以干涉”。同时也规定，在中央民间机关中建立党团或党部，政策制定前，应由党团讨论，政府决策有关问题，均须提政治小组讨论，“以增进党政联系并谋贯彻本党有关政治决策诸问题”。

 

国民党在进行自身改造的同时，还把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开展青、工、农、妇运动作为改造的重要内容，在开展上述诸方面活动时，强调要执行“群众路线”，党员与工、农在生活上一致，要打破“关门作风”克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帮派关系”，“刻苦勤奋，深入下层”，“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影响群众，信赖群众”，“工作为群众表率”，“应持服务精神”。

 

为了保持对军人的严密控制，国民党军队中重建了政治工作部。蒋介石认为，没有政工人员，对军官就没有监督和检查，就会失去党的控制权力。

 

为了总结国民党“改造”运动的成果和进一步确立蒋氏父子权力核心地位，1952年10月10 日至20日，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大”选出三十二名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及十六名候补中央委员，根据蒋介石提名，通过四十八人为中央评议委员。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改造委员会举行交接典礼，宣告国民党“改造”运动结束。

 

……

 

至于我个人，则倾向于认为：毛泽东也不是笨蛋，他肯定刺探得知了蒋介石这个方法，而且颇为自得。至于蒋介石的这一“学习毛泽东”，后来是否又激发了毛泽东“第二次学习蒋介石”，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延安整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又需要留待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其正确与否了。换言之，文革是否毛泽东“第二次学习蒋介石”、全面推行党内恐怖的结果？

 

（至于毛泽东“第一次学习蒋介石”，那是毛自己承认过的，那就是武装叛乱、夺取政权。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与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代表谈话中，说“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接着说：“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关于向蒋介石学习的问题，毛说得最多。早在1956年毛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中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1958年9月5日毛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

 

如果和那些“一次性革命”就成功地建立了新制度的国家相比，我们不得不羞愧地承认：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还只是半成品。说它“流产”是不确切的，但它的“不足月”却也是真的。发动革命的势力，总是一厢情愿地拿外部世界的例子来想象中国的事，结果，他们的设计与诺言，总是落空。如意搬动并重新安置“中国之鼎”的方法，还没有找到。更遑论，以新精神、新材料去铸造一只新鼎？

 

就这样，中国之鼎的压力，对束手无策的革命者们，是太费解也太沉重了。他们在无可奈何之馀，燃起了炸掉它、抹掉它的冲动。于是，“革命”成了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盲目但有系统破坏的代词。其结果是导致中国完全彻底全部地野蛮化，甚至连港澳台湾海外华人也不能完全逃避这样的野蛮化。现代中国，终于沦为一个“无鼎之国”：没有传统，没有制度，没有礼节，没有法度。

 

达尔文主义各支派的代表人物，不论如何你争我夺，都是如此一致地倾心于西方的思想纲领甚至组织原则。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一致认为，中国必须放弃自己的国本，走上欧美的、日本的、俄国的道路，才能“跻身于列强的行列”。因为他们的最高理想，只是让中国变成一个列强式的国家！“一将成名万骨枯”，领袖意志的满足，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以为代价的。可惜的是，他们的良好愿望是建在沙滩上的！只有他们的邪恶手段万古长存！

 

像中国这样的费拉居民而成为文化民族列强的，岂能一蹴而就？还原，是“反自然的”，所以格外需要漫长而苦难的“退化过程”，所以，对中国的前进来说，“后退比挺进更为有效！”不明此理，一切行动将沦为“冒进”。结果，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化为断断续续的传说──这似乎印证了中国的古智慧：“创其始者，非善其终者也。”有人播种就有人收获，收获者何必是播种者？

 

张牙舞爪的达尔文主义，是“文化民族”肆意扩张的分泌物；“费拉居民”搬用时该谨慎从事。在这里，文化民族的经验对费拉居民多半是无效的，这已被一百年来无效挣扎的中国近代史，一再证明了。──西方与东方（俄国），西洋与东洋（日本），都是文化民族，尽管参差不齐；我们和他们并非“同类项”；在此，不论你愿意不愿意承认，我们是与印度、阿拉伯这些创立过世界帝国的费拉居民同命运的！如果不想和他们共结局，你就得另辟蹊径，靠东西方、东西洋的经验，是救不了我们的老命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代议制一样，不能完成“救中国”的事业。“富国强兵”和“新文化”的道路先后失败，“良有以也”。

 

但历史又是无限奇妙的。它一面把希望化为灰烬，一面又把失败变作最伟大的胜利：误解的革命造成中国的野蛮，但在不期然中，却逼近了天意的捷径！天不亡中国，天要中国完成最艰难的使命──群体层次的“返老还童、通过死亡之门，抵达新生；从费拉居民，退化为文化民族！

 

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一百多年的漫漫时光，中国人除了革命以外，什么业绩也没有留下来。结果，革命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你也许可以大声谴责“这是典型的异化”！然而，没有用的。狂澜岂能以人力回挽？异化的功能在于“绝对的深化”？不经过“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不能成为人学者；不经过“为艺术而艺术”的阶段，不能产生垂世之作；不经过“为革命而革命”的阶段，不能创化新的民族！革命，已经不再是手段而是成了目的！

 

原先，出于模仿优胜、逃避劣败的渴望，“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热梦也不知做了多少。但是，春梦岂能当点心？！闭眼时的宏伟蓝图，挣开眼镜花水月。《庄子》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实在是对近代中国人的先知预言!“建国大纲”、“翻身闹革命”、“现代化”等等的天花，看起来像是仙女的赐福，但落到头上却成了魔鬼的瘟疫。这种“天花”，只是发挥了让人忍受苦难、拼命挣扎的功能──也仅仅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才是“积极的”。直到有一天，中国人已经自觉自愿地实践了“为革命而革命”的深度时，革命的恶梦才会结束。

 

在我看来，共产党专政是第三中国成长的魔鬼训练，也就是说，虽然万分痛苦，但却是必由之路，就像驱赶日耳曼人、毁灭罗马帝国的匈奴人，在欧洲文明在生的过程中犹如“上帝的鞭子”。如此一来，毛泽东对待本国人民的暴行就像阿提拉对外国人民的暴行，虽然极尽荒唐之能事，但却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毛泽东这个奴隶创造了历史，所以他宣传的唯物史观就变成了“奴隶史观”、“卑贱史观”、“愚公史观”、“野蛮史观”。

 

毛泽东思想作为“卑贱的奴隶史观”、“野蛮的愚公史观”，在中国导致亿万人民的死亡和灭绝，几亿人口甚至被剥夺了出生的权利，这在人类历史上肯定都是空前甚至是绝后的。

 

共产党专政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了魔鬼训练营。魔鬼训练营最早起源于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训练”，现代则风行于欧美。二战以后，在欧美和日本，魔鬼训练的课程，旨在锻炼人的意志、忍耐度、心智模式、团队精神、沟通能力和生存技巧，兼有“开拓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功效。

   

在美日等国魔鬼训练计划中，魔鬼训练是“磨练之路”，需要近乎野蛮、残酷的意志训练，而魔鬼训练又是“现实之路”，传播立刻实用的知识；因而魔鬼训练又是“超人之路”，它使人成为决战商场的强者。它是一种超越常人生理极限、心理极限的训练模式，其宗旨是锻炼人的意志、心智和团队精神。例如海豹突击队接受训练魔鬼训练的模式，在日本企业界已逐渐发展成为强化自我、克服障碍、重塑人格、培养意志的法宝，收费极为昂贵，而且对学员的入学选拔条件极为苛刻，并非有钱就可以加入，但上课的人仍然需提前半年排队报考，大量的中小企业家就是通过“魔鬼训练营”变成了当今一个个著名的企业家。

   

几十年来，美国陆军及其他部队、NBA球队85%的球员接受过“魔鬼训练”，将“魔鬼训练工厂” 搬入自己培训科目的企业更是不计其数，美国企业界人士已首次逊训练为荣。当有记者问到美国年度风云人物、曾挽救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命运的前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李·艾柯卡先生如何训练及培养职业人才时，他说：“送他到‘魔鬼训练工厂’接受历练，这是被证明过的捷径”。课程将走出人工规划的拓展基地，走出游人趋之若鹜的风景区，取而代之的是带领学员们走进深山老林，走进神秘大峡谷，身背行囊，脸涂迷彩油，挑战生命极限，此训练不但锻炼了学员在艰苦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考验在困难面前作战能力，更增长藐视一切困难的信心，为今后在工作岗位上遇到问题能迅速调整心态做好准备。与传统培训设计上最大的不同，魔鬼训练的效果是来自于受训者的体验与领悟。课程的特殊性是其学习的重点不仅仅是来自课程的内容，更多的领悟是来自参与活动的过程。以活动为主。通过教练的引导，每个受训者将参与活动的过程与结果，跟个人的成长经验进行比对，进而领悟活动的意义，通过超常规、超强度的训练内容，令人刻骨铭心。

   

这是自由社会里的魔鬼训练。其特点是，是否接受魔鬼训练，对于任何个人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这就不同于专政条件下的全民都要接受的魔鬼训练。但是，唯有全民都要接受的魔鬼训练，才能创造一个新的民族与文明。

 

这个新的民族就是“第三中国的新民族”，就是融合了五十六个民族以及其它东亚民族的新民族。

 

这个新的文明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

 

在可见的层面上，中国近代史堪称一片空白，甚至是倒退、是典型的野蛮化。但是，在看不见的层面上（在“灵魂深处”），它却埋藏了一批无上珍宝──这就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切恶性的事变，很少有什么打击，可令我们惊惶失措的了。

 

牢不可破的营垒，粉碎了。顽固的心理定势，溃灭了。

 

中国人已经可以接受一切，并随时刻准备着，忍受一切！这对于一个过于热爱虚假的道德评判、并时刻以这评判去攻击进取者的社会，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啊。

 

粉碎可见的壁垒，容易，粉碎不可见的壁垒，难。世界上多少古代民族，并非亡于外在的不适应，而是立于内心的不能适应。让我们学会更彻底地适应吧！崇尚暴力比崇尚虚伪，要好。以“利益语言”说话的谈判对象比之以“道德语言”说话的谈判对象，较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就是“心理废墟”的妙用!是的。心理的废墟──很可能将被证明，是结束中国革命、打开新王国之门的金钥匙！任何外部的、社会意义的“条件”，都不及自我更新的重要：而任何自我更新，无不首先表现为自我的废弃！

 

遍地废墟的社会野蛮、十面弥漫的文化真空──正在造就轻盈凝重的权力中心、不变应变的文化之核！不能善终者，以先行者的惨败，为后来者指点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浅滩──有志者：其鉴于兹！

 

中国人文化长城和心理堤防的崩溃，带来了一个洪水滔天的时代。“履霜坚冰至”（《易·坤·初六》），冰冻三尺，岂是一日之寒？这不是任何人力可以达到的，这是气候的天行！不是事后的聪明，不是败者的自慰，不是嫁祸于传统，更不是某个领袖意志的怪诞产物──而是一连串历史运动所揭示的定数!所以，它需要一百年以上的“履霜过程”。解构与结构，是如此的混成、互动，在绵延的破坏里，绵延着新王国的要素！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出路！这就是野蛮精神的兴起──作为极端厄运的代偿。

 

隔岸观火的学者们！请求你们不要把中国革命的血腥历程简化为“一连串的政变与屠杀”！尽管，近代史的全部运动都围绕盲一个主轴：“野蛮化”。这是不足为怪的。早所辛亥革命前后，计多无德无行者就倡言了社会野蛮化这一主轴的必要性，甚至把强化这一主轴，视为中国复兴的内在基础。野蛮化，成了费拉居民追赶文化民族的“马刺”，甚至成了“扫帚星”，毛泽东对此有最好的解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传统与文明，就这样被共产的扫帚星们，作为“灰尘”一笔勾销了。他们因此还自命为“妇女解放”的运动专家，直到晚年都在红尘滚滚的中南海里翻云覆雨。

 

缺乏领悟力的人们，可能会把中国的野蛮化及其分裂的后果（政治与文化上的“南北朝对立”），看作一个人为的结果，甚至是必须立即消除的病态；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真理：这病态的病灶，却显然不是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力量，可以简单造出的。例如，迄今为止的“现代南北朝的对立”，早在1850年就明显了，且经历五个世代的表现形式：

 

（一）南方的太平天国与北方的清廷之间的对立；

 

（二）北方的清廷与南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之间的明争暗斗；

 

（三）南方的革命党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对立；

 

（四）北方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对立；五，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对立。

 

在这种慢性的社会撕裂中，死亡与新生、真善美与假恶丑、疯狂的破坏与无稽的期待──奇妙地凝集一处，并且互动互成。仿佛高耸的金字塔，是“浸泡在大地的血泪中”的。然而，要是没有这种慢性的残忍撕裂，费拉居民如何退行到文化民族？要是没有野蛮化的运动，没有其比较正式的名称“战争与革命”，安然躺卧在“大一统中国”里的奴才，又如何适应“现代世界的战国格局”？

 

这样看来，中国的分裂只能与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束一同来临：野蛮的中国只能结束在中国复兴运动的圣歌中。

 

 

七、野蛮化与贵族化

 

西晋的中央集权和八王之乱杀尽司马王族，东晋不得不建立在地方自治与是族政治的基础上。

 

东晋的建立者琅琊王司马睿，与惠帝和怀帝同一辈份，是司马懿曾孙，但只是晋武帝的疏宗。如非晋室血亲相残，石勒又在宁平城和洧仓杀掉五十四个司马亲王，帝位排不到司马睿头上。更有史家明言，“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也就是说司马睿其实并非司马氏的后代，而是一个姓牛的小官吏与司马睿“父亲”的王妃夏侯氏私通之子。如此则东晋一百年天下，原来并非司马血脉在帝系流动，果真天道循环，以报司马家族开基者的阴毒残忍？

 

公元305年，晋惠帝永兴二年，东海王司马越派与自己一个派系的琅琊王司马睿留守下邳（今江苏睢宁），并派手下参军王导给司马睿当助手。东海王拥立晋怀帝后，于公元307年派司马睿独当一面，坐镇建邺，王导彼时也随之同去江南。司马睿初到江东，面对孙吴旧政权留下的强宗大族，招纳了顾荣、贺循等当地望族名士，平定了孙弼和杜宣的叛乱，最终站稳。

 

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军队攻陷洛阳，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渡，包括临沂王氏、太原王氏、颖川庾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等，携家带口，成族成宗地一窝蜂狂逃，纷纷避难江东。在此情况下，司马睿在王导辅助下举贤用能，罗致了不少人才，为江南积累了一大批能政治善管理的杰出人才储备。

 

晋愍帝继位后，遥授远在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由于晋愍帝名叫司马邺，建邺从此为避帝讳也就改称建康。长安陷落前，十七岁的少年天子司马邺深知自己难逃被俘命运，派平东将军宋哲捎信给司马睿，表示“……朕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丞相可摄统万机，还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

 

晋愍帝司马邺被匈奴刘曜俘掳后，刘琨、段匹磾、段辰、邵续、刘演、曹嶷等晋朝汉、夷众臣纷纷上表劝进。公元318年4月，愍帝被害消息传来，司马睿继帝位，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王朝正式建立。

 

江东地区，在司马睿到来之前，地方势力（江东原有的世家大族）仍旧非常强大。晋惠帝、晋怀帝时期，陈敏、钱璯等人相继叛乱，江东大姓周玘动员世家大族，出钱出力出人，配合西晋政府军队，接连平定了这些人的谋乱，时称“三定江南”。虽然周玘等人的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家族利益，但客观上也为东晋后来在江东的统治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

 

当初，在东海王司马越和太尉王衍掌权期间，王氏家庭重要成员就已经被派入江南地区担任关键职务。王澄是太尉王衍的弟弟，王敦是王衍的族弟。晋怀帝永嘉元年，王澄被委派为荆州都督。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王敦获任为扬州刺史。由此，可以明显见出以王衍为首的琅琊王氏早就有南渡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司马越病死后，王衍本人虽被石勒杀掉，但王氏家族在江东已经握有实权和重兵。

 

洛阳陷落后，面对滚滚而至的中州难民潮，王导又劝谕司马睿大收人心，选择其中的“贤人君子”加以任用，于是“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眼见拥戴自己的呼声越来越高，司马睿对王导倍加信任，情好日隆，号为“仲父”，并比之为“萧何”。当时人称“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左思有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似乎世家大族都是名实不符。其实东晋之初，正是王、谢这样的士族在民族危亡关头，慨然渡江，身为士先，才提升了自己的门第。

 

元帝死后，晋成帝给王导亲笔信，其中一直用“顿首”、“惶恐言”诸类的字眼，为历代帝王对臣子书信中所未有。儿皇帝成帝到王导家，见了王导的老婆竟然下拜，仿佛孙子见老奶奶的礼数。王导上殿，成帝也要起身示意。这完全不是皇帝对权臣的畏惧，而是出自内心的敬畏和尊宠。既然已经对当地豪强示以“颜色”，北来世家大族也明白了自己这些侨客不能过份激怒当地这些“地头蛇”，便转而向浙东一带求田问舍，率宗族、部曲、乡里对那里进行开发，并把势力逐渐扩展到温州、台州广大地区，这样一来，北来大族和太湖流域的吴地豪强之间的矛盾逐渐缩小，东晋政权的内部争斗得以冷却下来。

 

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三月，桓温提军入朝建康。当时，都城内人情汹汹，都盛传桓温入京要诛除王、谢两族，并移晋鼎，取而代之。说传闻后，王坦之惊惧异常，谢安坦然自若。晋廷下诏，命百官郊迎大司桓温于新亭。王坦之害怕性命难保，想推辞不去。谢安劝道：“晋祚存亡，决于此行”。

 

桓温至新亭，晋廷“百官拜于道侧”。桓温大陈兵卫，依次接见百官，“有位望者皆战慄生色”，王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只有谢安一人“从容就席”。

 

众人坐定，谢安果真有名士风范，他笑对桓温说：“我听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您何须在周围墙后安排那么多兵士呢”！

 

桓温也为谢安怡然之态而折服，笑着回答说：“不得不这样作吧”，便命左右撤去壁后手持利刃的军兵。

 

谢安曾经在桓温手下为官，为大将军司马，两人算是“老朋友”。至此。二人谈天说地，忆旧言朋，笑语移日。

 

晚间，桓温独召谢安、王坦之两人，商谈国事。郗超依桓温安排躲在屋中卧帐里偷听三人谈话。风吹帐开，一眼瞥见郗超撅着屁股凝神偷听，谢安笑道：“郗生可谓入幕之宾呵”。

 

正是由于谢安等人的镇定、从容，在外有强臣、内有幼主的危乱局面下，晋室得以保存。

 

淝水之战谢安的“谈笑用兵”之所以传为美谈，就在于他顺应“自治”的时运，让晋军八万得以击败苻坚的八十万大军。

 

二百多年后，陈宣帝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陈叔陵生母彭氏去世。东晋以来，王公贵族死后多葬于建康附近的梅岭（今南京城南），犹如洛阳附件的北邙一带。于是，陈叔陵也要把他生母葬在这么快“风水宝地”上。找来找去，他发现东晋太傅谢安的墓地位置不错，就让人把谢太傅的大墓砸毁，从中抬出仍未完全腐烂的巨大棺柩，就近找个地方把鼎鼎大名的谢安朽骨扔弃了事，然后，重新构筑墓室，把彭氏尸身葬于其中。遥想东晋末年，桓玄入建康，曾想占谢安旧宅为其“指挥部”，当时谢安的孙子美男子谢混力争抗诉，桓玄也是贵族子弟，虽已经是朝权在握，马上要当“皇帝”了，对王谢大族心中仍存尊敬之情，最后让一大步，谢家大宅平安无事。时至陈朝，陈叔陵问也不问，就把这么一个“江左伟人”的尸体刨出来丢弃，当时谢安的九世孙谢贞刚从北周回到建康不久，还有个“招远将军”的军号，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任凭赫赫先祖的大墓被人捣毁，谢安的骸骨也散落四处。这一事件，也暗透这样一个消息：高门士族，连同南朝的命数一起，已经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谢贞这位谢家直系传人文采不俗，后来深为陈后主欣赏，但此人传世的诗歌只有一句，诗题为《春日闲居》，全诗散佚，惟留的一句是：风定花犹落！

 

说回陈叔陵。为其母亲居丧之日，他假装哀毁过度，呈献朝廷一部《涅槃经》，自称是刺自己身上的鲜血写成，其实是让手下人用狗血写出的。如果用王八血，就更恰如其份了。在丧礼上陈叔陵一脸哀痛，回到内室他就大吃大喝，嘻笑欢歌，典型是个双面人、伪君子，因为他不是士族出身。

 

可以说，在古代南北朝，五胡乱华的全面野蛮化造就了东晋南朝的政治贵族化。士族和“仕族”本来同意，也称世宗，门阀，高门，世族，魏晋、南北朝时代，门阀士族的地位越来越高，皇权对他们的依赖也越来越强。

 

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指出，内藤湖南和陈寅恪关于六朝隋唐的研究，无论赞成与否，都无法回避和忽视士族的存在。

 

内藤氏的“六朝隋唐论”，即被欧美学界广泛接受的所谓“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已成为内藤史学的标识。而其“唐宋变革论”是以对比六朝隋唐贵族政治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两种政治体制为核心而展开的，然后推及于经济、学术、文学、艺术、音乐等层面的变化，换句话说，内藤氏对宋代历史特征的判断，是基于对六朝隋唐时代特征的把握。而内藤氏用以揭示六朝隋唐时代特征的，则为其“贵族制论”，这是内藤氏通过长期研究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理论框架。内藤氏指出：“要之，六朝时代，贵族成为中心，这就是支那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贵族政治就是“政治权力由贵族团体所垄断的”的政治体制；“六朝至唐中叶，是中国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总之，贵族和以之为中心的贵族政治，被视为中国中世的根本和象征。“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不是根据制度从天子那里领到土地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从这种关系中形成门第”。这种“门第”的本体即郡望。其“长期自然承续”，既指“累代相续任官”，更指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意义上的承续。

 

其实在我看来，内藤氏的上述论断说明他对中国历史相当隔膜。

 

首先，“根据制度从天子那里领到土地和人民”，并非中国文明的原型，而是秦汉以后的政制；相反，“作为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承续，从这种关系中形成门第”，才是先秦政治的本质。

 

其次，唐宋的一脉相承，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相当于西周与东周（春秋战国）的一脉相承。在这种意义上，唐宋统治者虽然同样名号叫作“皇帝”，其实不同。唐朝皇帝相当于西周天子，宋朝皇帝相当于东周战国诸王。孤立起来看，宋代皇帝比唐朝皇帝独裁；其实这是无类比附。犹如拿秦王比周天子，当然会说秦王比周王独裁，但这是无类比附，是对历史的肤浅认识所致。日本人由于接触中国文明甚晚，无法理解先秦与秦汉的差别，因此也无法理解魏晋南北朝与秦汉的差别，无法正确理解唐宋的差别。

 

内藤氏中世论的肤浅之处，不仅建立在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懵懂之上，而且建立在他的“夷狄身份”上。所以他在《支那上古史·绪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余之所谓东洋史，就是支那文化发展的历史。”他的历史分期的，是将中国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这种移动，首先表现为文化在地域上由内而外的扩展性波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波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中心的移动；其次表现为文化在不同阶级、阶层乃至不同民族间的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自身的内容及形式的变化。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移动都成为内藤中世论的重要指标。

 

从第一种表现来看，中国文化暂时停止由内向外的扩展性波动的时代即后汉后半至西晋，被界定为上古向中世的过渡时代；中国文化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的时代即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时代；中国文化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达于顶点的时代即唐末五代，为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时代。从文化移动的第二个表现来看，汉武帝时开始倡导的儒家文化，通过与政治、选举紧密结合的教育政策，并经过学问的“中毒”及其反动、社会风气和选举制度的变迁等复杂的转化过程，最终普及到地方社会，从而产生了中世的统治阶层即贵族；与此同时，文化由汉化人群的向周边民族的传播，唤起了后者的民族自觉，最后形成向中国内部发展的五胡势力；而从中世时期贵族垄断文化，逐步向非贵族的平民阶层下移，以及与之相应的诸如文学形式由诗赋而散文而词曲的变化，则被认为是中世向近世推移的重要征象。

 

内藤氏《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称：“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甚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其实他没有看到这一不同也正是先秦与秦汉的不同，也正是“近世”（元明清）与“现代”（共和国）的不同。军阀造国的所建之国，并非君主独裁之国，而是贵族专政之国。而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和当了僭主的毛泽东只是其中的“异数”。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其实是中国历史周期现象──这一周期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有相当的重叠。

 

内藤氏的错误理解，还有一项是忽略了“军阀造国”这一中国历史的主题。他错误地认为：贵族的根源和本质是作为纯粹文化的学问，即儒学和礼教；贵族是官僚。以及贵族是“支那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而在“这一贵族时代所发生的种种文化事象，诸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无不构成这一时代的特色，这些又构成支那文化的根本，今天的支那文化，也是在其基础上构筑起来的”。现代南北朝的现实，彻底否定了“文化立国”的假想，而揭露了“军阀造国”的铁血。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被评价为两部贯通全局、建立框架的专著，我在十八岁就通读过这两部论集，并对其中论述隋唐皇族异族血统的文字印象深刻，当时觉得振聋发聩，甚至毛骨悚然。其六朝隋唐论中，框架性建树可概括为“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和“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

 

所谓“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是指陈氏从较长的历史过程着眼，通过考察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的渊源流变，究明六朝隋唐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演变趋势。他将传统史学中被轻视的魏晋南北朝与受到重视的隋唐联系起来思考，从动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实上溯至汉）为强盛统一的隋唐寻得制度文化的渊源，复从唐代思想、文化中觅求宋代思想文化的源头。其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指出隋唐制度三渊源中的南朝梁陈一源，所传承的汉魏以来文化分为前后两期输入北方，“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后因北魏取凉州输于北魏，以及隋唐虽继承魏周遗业，而西魏北周一源“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诸如此类曲折繁复的渊源流变，都是基于中国历史的通识。

 

所谓“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是指陈氏在治史中对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阶层为背景组成的统治集团特为关注，并从这些统治集团的利益对立和兴衰分合中，揭示六朝隋唐历史的发展进程及社会基础，探讨当时各种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变背后的原因。他分析东汉以后，中国社会的世家大族与寒族寒门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其“竞争胜败”、势力升降构成了魏晋“兴亡递嬗”的基础。他还分析了东晋南朝侨姓士族集团和江东士族集团之间的对立与联合，江东士族内部的文化士族和武力强宗两类势力的分野，北方侨流集团因南来路线及其居住地域不同而反映出来的“社会阶级”的差异（上、中、下三层）及地位变化，以及南方土著豪族集团的兴起及影响。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考察唐代前期的关陇集团与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后期的长安（皇帝）集团与河北（镇将）集团，以及外朝士大夫朋党（即经学旧族之李党与新兴词科进士阶级之牛党）与内廷阉氏党派等不同类型的统治集团的相互对立及兴替分化，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清理出了唐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关陇集团”概念则是通贯理解北朝隋唐历史的一把钥匙，“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而在我们看来，“关陇集团”就是鲜卑的核心，是古代南北朝野蛮化过程的核心力量，相当于现代野蛮化过程中的核心力量：“党中央”。

 

“统治集团分化组合论”虽然涉及到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集团，实际上始终围绕着一根主线，那就是在中古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门阀士族集团的兴衰分化过程。陈寅恪曾指出：“门阀一端乃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之大问题。”其“六朝隋唐论”的理论基础，也许可以“文化、种族史观”概之。他自称“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并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即云：“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而在种族与文化之间，他又更重文化，“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他曾在《柳如是别传》中说：“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论江东少数民族，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论唐代帝系虽源出北朝文化高门之赵郡李氏，但李虎李渊之先世，则为赵郡李氏中，偏于武勇、文化不深之一支；论唐代河北藩镇，实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府始终不能收复；今论明清之际佟养性及卜年事，亦犹斯意。”

 

陈寅恪研究中古史，特重民族文化，当因六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其历史发展自然多与民族文化相关。上述“制度文化渊源流变论”，不用说以文化的沿革变迁作为基本框架。其统治集团论，涉及到社会集团、种族集团、政治集团甚至军事集团，但对这些集团的界定及演变，往往都是从文化方面着眼来进行分析。如宇文泰藉以鸠集关陇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就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

 

文化与种族的视角，也是陈寅恪解析中古士族政治、藩镇割据等政治问题的利器。他曾指出河朔藩镇诸将：“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族，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之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因此“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陈寅恪所论述的河朔势力好像与后来俄国的哥萨克、美国的牛仔不乏相似；可惜的是河朔藩镇的矛头是指向国内的，而非对外的。至少在对外作战的功能上，无法与俄国的哥萨克、美国的牛仔相提并论。

 

陈氏分析士族有以下特点：

 

1、“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

 

2、“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

 

3、在兵戈扰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势力之力，而汉化人群的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4、门阀士族被视为中古时期的学术传续和文化托命之人。陈氏《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驳王鸣盛对王导的贬评，肯定王导的功业，亦在于王导“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

 

而在我们看来，具有贵族政治性的士族政治之前提，却是社会的野蛮化，是文明的普遍堕落。唯其堕落，唯其野蛮，方成全了士族的文明与高贵。

 

古代南北朝的野蛮化与贵族化，在现代南北朝就体现为“革命化”与“党派化”。革命化就是野蛮化，党派化就是贵族化，党派就是贱民力图上升为贵族的捷径──“做个革命者”就是“成为贵族”代称，是其不二法门。所以革命者纷纷传扬：“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妄图永远年轻的革命者们，他们到底以为自己是高贵的愚蠢者呢，还是承认自己是卑贱的聪明者？

 

 

八、预言书

 

是的，这里弥漫著“据乱世”的狼烟滚滚。

 

我们在现代南北朝中晚期的一片混乱中浮沉。我们破碎，无声无息地随风飘去，然后被堂而皇之地扬弃了。谁犯了错误：谁也没有错？！也许，谁都错了？历史原谅一切，但就是不原谅活着的人──“祖宗欠下的债，要由子孙来偿还。”

 

我们不幸而生于这荒凉寂寞的时代。一望无际的沙漠便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我为伍者，惟有累累顽石和无尽的苍穹。“知音”只是古代的神话；现代，就是“连倾听者都没有的时代”！这是多么可怕的虚空啊。于是，我们使用笔和纸来对话──以家徒四壁的坦然，来作野蛮时代的见证。

 

是的，中国居民的阴性状态令人震惊，并使当年的鲁迅之辈灰心、绝望。真的，这就是“费拉居民”的本相：消极、被动、钩心斗角、明哲保身。然而，我们并不像鲁迅那样绝望，因为我们不像鲁迅那样相信文学的力量。文学是能打动多数人的感情，但沉思却能透彻少数人的理性。物，当然以稀为贵。我们并不指责“中国人的国民性”，而是指出它为什么会这样。“怒其不争”是多余的，有一天，中国人将变得好斗成性，大大超出梁启超们的尚武呼吁之外，并傲慢地盘桓于我们今日的一切祈祷之上！

 

我应该知道这个答案：费拉大众们的“阴性”程度，恰恰反证了那潜在之“阳”的不可限量。

 

透过无序纷纷的烟尘，我们有幸望见了历史的大象。“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老子》）面对无数不眠之夜而获得的这个“令人心酸的结果”（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我兴叹了！对社会发展的预见，有时是有害无益的：特别是当它让人活得更沉重的时候。大众喜欢按照已成的轨道去生活，而不论其是非曲直；他们并不需要知道黑色的真相。而斗士们呢，则在尽情的厮杀和堕落中忘掉了一切！他们没有闲暇来思索这“无用的真理”。只有孤独的预言者，在殷切中探望。他说，“知命”，并不是为了恐惧，而是为了“尽性”。

 

不是我们运动了历史，而是历史运动了我们！所以，“英雄创造历史”、“奴隶创造历史”、“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诸说，俱可以体矣。康梁当年反对孙中山式的革命，中国百年的苦难历程仿佛表明，他们的反对在“逻辑上”是多么地有理。然而，历史不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发展的，历史也不是按照一切书斋里的逻辑发展的。历史不是理性的，而是宿命的，用一句响彻二十世纪之寰宇的话说，“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这规律，乃是用鲜花和血泪，交织而成的。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你是中国人改天换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整整一百年！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你是中国人历经五千年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苦难、绝望、疯狂挣扎的整整一百年！

 

然而，与百年来一切美丽的想象完全相反的是，事情远远没有到此结束──今日之中国，仿佛一位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他的手术进行了七十年了，但，并没有做成功……现在，如果全面地停止这手术，回到康梁甚至洋务派的“中医式的调养”道路如治标不治本的“改革”上，对病人已是“远水不救近火”了。这对主刀的大师来说，固然是政治上的死刑；对病人，也无疑宣告其只能等死的命运。所以，最低限度地讲，以天翻地覆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孙中山时代”，至少将囊括我们的一生，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某时刻。这实在是“洋务、改良、技术性的解决一一失败后所采用的一系列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现在只能抱着最好的希望，希望水到渠成，结束这先后绵延二百年（1840─2040年）的历史性的即“慢性的”折磨。

 

二十世纪，因此将被称作“中国的无君世纪”。在此之前，是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公元316年的五胡乱华──1900年的八国联军；中间历经全部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隋唐宋辽金，直到元明清。在此之后，将开始“第三期中国文明”。它的具体精神和形式，在今天还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并很难对此作出准确的预言。因为未来的发展，总是超出我们今日最大、最野的想象之外。

 

有一种人们梦想不到的东西将会生长起来，欣欣向荣，它以浩浩秋天的黄金气氛感人至深，它是对中国人两百年的翻土、耕耘、播种、劳作、苦难和希望的回报。但是，它的累累果实，对于那些不喜欢中国再生的外国人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是最大的恐怖。在多种不确定之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二十世纪的混乱与无能为力中。所以，希望中国“慢慢来”，以便再混乱与无能为力几百年的阴谋家，注定是要失望的。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革命与战争不仅还要重演，且会加大剂量地进行，以便为中国的革命划上一个真正的体止符！

 

应该承认，经过百年熬炼，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与历史上的中国人有所不同。从一个不同的民族到一种不同的文化，已在痛苦的挣扎中崭露头角。这就是“无君世纪”的价值。不论在1950年的前面还是后面，无君世纪的共同趋势都是“掘弃传统、造作新民”。在其间，不论力挽狂澜的人有多少，并不能扭转旧社会的消解过程。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具体的指向并不相同，但它们显然都不是传统主义的，而是野蛮主义的。而且，随著时间的流失，这种革命性的努力越来越带有野蛮化的特征。

 

历史的悖论是：这是在野蛮化的过程中，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文明国家”，才能顺理成章地诞生。所谓“有自生能力的文化国家”是指：

 

1、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而不必借用他国的主义、崇拜异族的偶像。它以自然的能力，涌现自己的生活，而不沦为他人生活的仿造品。

 

2、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制度，而不必依靠党的专政、群众运动的恐怖才能运转。偶然的个人意志、随机的官僚欲望，不再能破坏它的法理。

 

3、这个国家已经成功地联接了中国的现实与中国的传统，而不必通过“反传统”来推进社会革新；也不必通过“吹捧传统”来遮掩政治腐化。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这两种做法，都严重地破坏了我们民族的自信、自尊。

 

4、这个国家将召唤传统的魔力，推动、规范现代化过程；它以巨大的艺术天才，创造性地解释历史──凡是革新所需要的，就是“传统的美德”；它哪有必要白费力气，去“批判传统”呢！

 

5、它摆脱无君世纪的梦魇，完成中国民族的自我更新。它以自己的辛勤而非投机，使自己的人民过上人的生活。

 

6、它已经成年、独立，渴望寻求世界性的挑战！它有法治、讲礼义，以淳朴的风俗、敦厚的伦常为天下式。在这意义上，中国革命是一场非常动人的、与“梦魇”（泥古不化）、“死神”（外部压力）苦苦搏斗的自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