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卖国

谢选骏：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卖国
{看了下述报道，我不禁想起了孙文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根据孙文晚年巴结的俄国主子列宁的行径，我不禁加深了对于孙文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的理解，其正确内涵应该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卖国”。
果然，后来的中共紧随孙文的步伐，勾结日本和苏联，一步步通过卖国求荣发展壮大起来，终于不择手段地扩大了红区，先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割据一方的分裂政权。使得中国至今支离破碎，比他们的日本主子、苏联主子还不如。}
俄罗斯《消息报》2012年6月28日报道，俄国“总统”普京27日在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回答提问时说，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国单独媾和，俄国因其卖国行径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普京说：“我国输给了这场战争的失败方。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我们输给了战败的德国，事实上是向它投降，后来它又向协约国投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持续到1918年。沙皇俄国属协约国集团，与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攻打德国及其同盟国盟友。但由于受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内战的牵制，俄国的战力大打折扣。无视协约国盟友，布尔什维克与事实上战败的德国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署和约。部分历史学家认为，通过订立布列斯特和约和退出战争，布尔什维克兑现了先前为换取德国对其夺取政权的支持而作出的承诺。普京说：“这是当时政府卖国的结果。很显然，他们害怕这一点，不希望谈论这一点，因而避而不提……”他说：“之所以避而不提还有其他原因。我国实质上输给了战败一方……这是卖国行径，为了党派利益，它不敢承认这一点。”普京认为，一战的失败代价是大片国土丧失和巨大的人员伤亡。当然，普京这么说，不是因为他爱国，而是因为他想掩盖自己也是一个共产党特务，一个万恶的克格勃分子。
长期以来，蒙着神圣光环的列宁和他缔造的布尔什维克竟然被一个共产党特务、一个万恶的克格勃分子普京说成卖国，这是怎么一回事？
下面根据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7年出版，我国三联书店翻译，1975年出中文版的由凯尔任采夫著的《列宁传》，以及我国何方、金雁等编著的《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忆与思考》、陆南泉等编著的《苏联真相》以及其他有关书籍，简单介绍列宁其人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主要活动：
1898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曾在明斯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但会后不久，全体中央委员和部分代表都被捕。1903年7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列宁提出，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应是党的首要任务。他还提出，要成为党员，只承认党纲还不够，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并参加党组织活动。马尔托夫反对列宁的主张，认为党员只要承认党纲就够了。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在表决时，赞成列宁主张的占多数，成为多数派，按俄语译音，多数派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派为少数派，按俄语译音，少数派称为孟什维克。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于同年回国领导革命，12月莫斯科工人武装斗争失败，革命处于低潮，列宁于1907年底再次出国。
在1912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6次党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被清除出党。布什尔维克成为独立的政党，改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以后，在很长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布尔什维克”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美、日等为一方（协约国），德、奥、土耳其、保加利亚为另一方（同盟国），双方激烈交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的肮脏战争，交战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应反对本国政府参战。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都应努力使本国败北”的口号。但当时第二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茨基在内的各参战国的社民党都支持本国政府参战，被列宁斥为社会沙文主义，是叛徒。后来他还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在一战期间德国在东西两面同时作战，负担沉重，牺牲惨重，所以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军总参谋部很想和东线的俄国谈判和平停战，以便把东线的兵力调到西线和英、法决战。但俄皇尼古拉二世予以拒绝。1917年俄国2月革命，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国成立临时政府，仍然拒绝和德方和谈停战。德国环顾在西欧的多个俄国革命党派，只有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自己的目标最吻合，因此给予列宁大力支援和资助，使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国内外的影响和势力大增，于1917年4月，德国政府把居住在瑞士的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接到德国，并用密封火车和火车轮渡把他们送到瑞典，他们由瑞典转到芬兰，后进入俄首都。列宁发表了《四月提纲》，指出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
关于这段历史有一些问题，长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心的热门研究课题。
第一，列宁和他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大量活动经费从何而来？
列宁两次出国，出国时间，共十多年，他曾在瑞士、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瑞典、芬兰、丹麦、捷克、波兰、奥地利等国家的20多个城市居住和工作过，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袖们也类似。他们都是职业革命家，以革命为职业，是没有工资收入的。据《列宁传》资料，他们在明斯克、日内瓦、伦敦等地召开过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他们还在巴黎近郊办过布尔什维克党校，接纳从俄罗斯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信徒。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在欧洲各地生活，开会，办党校，办刊物等经费从何而来呢？
为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2007年出版的何方、金雁等编著的《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文集中，对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和参考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简单介绍如下：美国政府于1918年10月公布了一批档案资料，即在现代史上极受重视的《西逊文献》（SissonDocuments）全面证明，列宁是奉德国的命令行事的。这文献公布以后，欧美政界和史学界曾讨论一项根本问题：列宁秘密回国后极力鼓吹片面缔结和约的政策，是否足以证明他是个德国的间谍？他在瑞士期间以及回国后，是否仍不断接受德国的津贴？
齐曼编的资料。英国学者齐曼（Z.A.B.Zerman）编的《俄国革命与德国——1915至1918年的档案资料》（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齐曼文件集）。这本书的资料中列出了德国政府为支持俄国的革命运动所花的款项和德皇政府与布尔什维克及其他俄国革命政团之间的关系。
这批文件提到的德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付出极大的款项，给各种各样的俄国革命分子在俄国境内进行颠覆沙皇政府的宣传活动，但这些文件没有说明这笔巨大的款项中究竟有多少用在俄境内，接受此种津贴究竟是谁？他们如何用法？
一般人认为，德皇政府和俄国的接受者都不会保留详细的账目和收据，但还是有许多蛛丝马迹，使研究者们可以看到一些事实真相。
从这批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1915年3月，德皇政府已拨出200万马克供俄国革命分子作宣传经费。这笔钱的极大部分是由一个名叫海尔芬博士（Dr，Alexander Helphand）的德皇政府特务交给俄国革命分子的（这位海尔芬博士是托洛斯基的好朋友），他曾化名巴伏斯（Parvus）。在1915年底，德国政府又拨给他100万马克。他在1915年3月写给德皇政府的报告中说，在俄国组织大罢工，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激进派（按：指布尔什维克）已经投入行动……他接着还提到列宁以及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名字。他主张应通过邀请这批人参加拟议在德国召开的俄国各革命党派联合大会，以便立即发动反对沙皇政府的行动。
巴伏斯（海尔芬博士）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其活动中心，经常与流亡在该地的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拉迪克等接触，但由于大家都知道巴伏斯是德国特务，因此列宁在1917年4月返俄的秘密旅程途经斯德哥尔摩时，拒绝和他当面晤谈。列宁是一个细心谨慎的人，他知道国内的政敌，将会利用他借道德国返俄一事对他大肆攻击。但当时在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拉迪克·汉尼基等仍然肆无忌惮地与巴伏斯会晤，而汉尼基在事实上是受巴伏斯雇用的。
列宁默许接受德津贴：这些布尔什维克要员与巴伏斯之间的联系，列宁不可能不知道，但为了他的党的利益，他允许这些勾搭继续下去，巴伏斯津贴布尔什维克毫无疑义，连德皇政府的外交官也都知道此事。1917年11月22日（按：此时布尔什维克已夺得俄国政权），德国驻瑞典公使致柏林外交部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这位公使表示反对任命巴伏斯为德国驻苏俄首都彼得格勒公使。他在报告中说：“这项任命将会使布尔什维克的政敌们获得攻击这个新政权的大好借口。任命一个曾以大量金钱供应布尔什维克的人为德国驻苏俄公使，将会使俄国人士认为这个新政权是根据我们的命令行事的”。（见齐曼文件集第87页）
津贴总共花了四千万马克：1917年2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继续坚持和英、法等协约国的盟约，拒绝与德国谈判和平，使德皇政府更加增加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津贴”。1917年4月间拨了500万马克，11月间又拨了1,500万马克（见齐曼文件集第24页、第75页），直到1918年3月德苏片面和约（即所谓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订之后，德国仍继续津贴苏维埃政府。据1918年6月德国驻苏公使（当时首都已迁至莫斯科）米巴哈伯爵发回柏林的密电中说：“由于协约国极力拉扰这个新政权，我认为每月的津贴增加到300万马克是必须的……”柏林接受了这个意见。德国撤回公使团时，总共给了苏联政府4,000万马克（见齐曼文件集第130、133及137页）。
虽然，这种私相授受的款项没有收据和账册，但是从德皇政府的档案中，可以找出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些款项的用途。德国副外长冯·柯尔曼于1917年5月19日从斯德哥尔摩发给德国总参谋部的报告中，指出德国的大量款项使布尔什维克得以在俄国的政治斗争中迅速接近胜利。他在电报中说：“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已获得巨大的成就，布尔什维克运动如果没有我们的不断支援永远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的规模……”（见齐曼文件集第70页）。布尔什维克已在俄国执政后，冯·柯尔曼于12月3日致外交部转德皇威廉二世的电报中说：“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使用各种方式把大批经费供应布尔什维克，使他们的基础大为发展。现在，布尔什维克执掌了政权已建立自己的《真理报》，从而进行有力的宣传，将他们的政党在原来很狭窄的基础上大为发展。”（见齐曼文件集第94页）。
冯·柯尔曼于1918年5月18日致莫斯科米巴哈伯爵的电报中说：“为我国利益计，我们务必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得以生存下去……白卫军是反德的，保皇派如果执政也会反对和约（按：指苏俄政权与德国签订的卖国条约布列斯特和约），保皇派重起会使俄国团结，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必须支持最左的党派”（见齐曼文件集第128、129页）。
德国为了促使俄国停火，因此大力支持俄国赞成停火的政党，并在缔结和约后仍全力支持此党继续执政。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了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他们最缺乏的是经费，因此下决心不择手段，接受被称为最封建、最专制的德皇政府的“津贴”。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答案。
在《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文集中，金雁的《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一文指出：布尔什维克早期活动经费很大部分来源于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东正教分裂派教徒，当时在俄国共有约1,000万人。著名的莫罗佐夫就是分裂派教徒。1915年莫罗佐夫家族的工厂有6万人，资产在1亿卢布以上，这个家族堪称大资本家。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普梯洛夫工厂就是他们家族所有（这个家族允许在他们的工厂内建立工人组织和赤卫队），所以布尔什维克才能把那么多的工人组织起来，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7年十月革命后，1918年6月莫罗佐夫的整个家族的企业都被苏维埃政府过河拆桥、全部予以没收了。
第二，列宁是怎样离开他长久居住的瑞士回到俄国的？
列宁长期住在瑞士，瑞士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格林就是德国的间谍，由于得到格林的庇护，列宁才能在瑞士长久居住和工作。
列宁是怎样离开瑞士回到俄国的呢？据《列宁传》第165页说：“获悉1917年2月革命后，列宁急于回到俄国领导革命。他决定取道德国，在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协助下，开始进行允许他经过德国回俄国的谈判。经过长期的磋商，有消息传来说，请求已经被批准了，列宁决定乘坐两小时以后的最近一班火车，列宁和他的同志坐上了去德国的火车……途经瑞典……经过芬兰……走过边境进入俄罗斯”，云云。
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在这里，《列宁传》隐瞒了下列事实，正是由于得到德皇政府的特别批准，列宁等才能经德境回国。为什么德国政府这样做？道理很简单，希望列宁等早日回国，推翻临时政府，以实现和德国谈和。且看对列宁十分崇敬的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写的《列宁的一生》（中国社科出版社翻译出中文版时改名为《神奇的伟人-列宁》）。在这部中文版第175页和以后许多页中，有如下的叙述：“俄国参加世界大战这一行动，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有一个时期，东方战线上的德军，超过了西线），使德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凯撒（按：即德皇威廉二世）企图同沙皇缔结单独和约，但没有成功。”1917年2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也拒绝和德国和谈，于是德国政府便转向列宁。早在1914年9月间，一个叫亚历山大·克斯库埃拉的爱沙尼亚人把住在瑞士的俄国革命侨民的情况大致告诉了德国驻瑞士伯尔尼的全权代表贝格·冯·罗姆贝格男爵，克斯库埃拉又在1915年3月25日写给罗姆贝格的一份文件，叙述了列宁的政治纲领，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罗姆贝格把这份文件交给德国首相。德国当局还通过其他渠道，也了解列宁的主张，于是决定准许列宁等经过德国回俄首都。
在罗姆贝格帮助下，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办好了一切与列宁等回俄的细节。回俄的人在伯尔尼集中，他们包括列宁夫妇、季诺维也夫夫妇等共31人，离开瑞士到德国后，改乘“用铅封上的车厢，”只有俄国人才有权坐这个直达车，出入德境的护照和行李都免予检查，还配备一位高级厨师，他们享受外交特权。为保证他们能到达俄国，德皇想得很周到，他下了一道命令：“如果瑞典当局不许布尔什维克过境的话，我们可以让他们从东线的德军驻地通过。”瑞典当局没有阻止列宁等过境，但由于有这道命令，以后许多布尔什维克也可以通过东线德军驻地回俄了。在哈雷（地名），为了能让列宁等坐的火车通过，德皇太子坐的火车被阻留了两个小时。
通过以上史料，我们可看到，德国当局是多么迫切，多么急不可待地要把列宁等送回俄国。
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由历史学家祖波夫等撰写的《二十世纪的俄国史（1894-2007）》一书，简要地介绍了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是得到德皇政府的特别批准才能经过德国回到俄国的。该书还介绍了列宁、布尔什维克接受德皇政府大量资助的事实，指出：“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当天（1917年俄历10月25日）在晚上10时45分，在武装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召开了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代表共有670人，（其中布尔什维克300名）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并选出了人民委员会即苏维埃政府来管理国家，列宁当选为主席，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托洛斯基当选为外交人民委员。
当时，苏维埃政府紧急的任务是停战，因为俄军在对德前线已接近崩溃，士兵普遍厌战。《和平法令》呼吁协约国和同盟国各个参战国家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这些呼吁被协约国置之不理。
俄历1917年11月14日（公历11月27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对苏维埃政权的呼吁作出了回应，表示同意和谈。同盟国之所以同意和谈是因为经过三年多的残酷战争，这些国家也牺牲惨重，物资奇缺，广大人民包括部分高级官员在内也有反战情绪，而且德国统治阶层也希望早日能在东线停火以使把东线兵力调往西线和英法决战。
俄历1917年11月20日（公历12月3日）布尔什维克派出越飞等谈判，提出以《和平法令》原则作为谈判的基础，被德方代表团长霍夫曼拒绝，德方提出苛刻的条件：不仅要求苏俄放弃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一部分地区，而且觊觎乌克兰。
1918年1月苏俄重新开始和德国谈判，地点仍然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苏俄方面以托洛斯基为代表团长，团员有越飞等人。托洛斯基主张“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其理论根据认为这种“不战不和”的方针一定能导致德国革命危机的尖锐化，使德国无产阶级反对自己的政府，而在这种条件下，使德军的进攻成为不可能，或者很困难。托洛斯基也知道，此时俄军打不过德军，因此“不战不和”的方针是“拖延”策略，他曾向列宁表示：“必须尽可能拖延时间，”他认为“必须给欧洲工人阶级以最多的时间，让他们看清苏维埃革命的真相以及和平政策。”列宁也曾赞成拖延政策，但他认为只能在一段时间，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一直拖延下去，等他们下最后通牒，我们就最后让步。
德国当局也意识到拖延下去对自己不利，1918年2月9日，德国在强力进攻的同时，德方代表向苏俄提出最后通牒，提出更为苛刻条件：让德国人占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俄军和赤卫队必须退出芬兰和立窝尼亚，（按即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俄必须马上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军，同乌克兰拉达（政权）签订和约，要苏俄立即开始全面复员军队，并向德国赔偿60亿马克。
这个苛刻条件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反对。为是否签订和约，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也引起严重的分歧。列宁主张立刻签订和约。他说：“如果不签约那你们等过三星期就执行对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这些条件并未触犯苏维埃政权，我丝毫不动摇。”列宁和布尔维克党为了保持苏维埃政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
看了上述报道，我不禁想起了孙文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根据孙文晚年巴结的俄国主子列宁的行径，我不禁加深了对于孙文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的理解，其正确内涵应该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卖国”。
果然，后来的中共紧随孙文的步伐，勾结日本和苏联，一步步通过卖国求荣发展壮大起来，终于不择手段地扩大了红区，先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割据一方的分裂政权。使得中国至今支离破碎，比他们的日本主子、苏联主子还不如。

谢选骏：粗制滥造的摩天大楼

谢选骏：粗制滥造的摩天大楼
{现在的中国，一栋57层的摩天大楼只用19天就能“盖好”。请问这不是粗制滥造又能是什么呢？}

2016年8月26日，《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报道，温斯顿·严（Winston Yan）站在洛杉矶最大房地产项目的顶层，那是一栋靠近110高速公路、由玻璃和混凝土组成的38层建筑。楼下是忙碌的工人、工程车辆和起重机。这个多功能开发项目叫做“大都市”，在洛杉矶是前所未有的。但对严来说，却十分熟悉。他是中国房地产巨头绿地集团（Greenland）的一名建筑师和执行经理，在过去几十年，他见证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使我想起北京和上海的故事。” 严说，“但现在却在洛杉矶上演。”
洛杉矶房产一直吸引着外国投资者，他们来自日本、加拿大和韩国。但没有人像如今的中国人一样“让高楼拔地而起”。
诸如绿地集团、泛海控股（Oceanwide ）和深圳合正集团（Shenzhen Hazens）等中国开发商倾注数十亿美元，在洛杉矶建起摩天大楼，提供数千房屋，这些即将改变这个城市的天际线。从2014年起，中国开发商便在洛杉矶市区参与了18宗土地交易中的7宗，耗资超1900万美元。
“等所有这些大型项目落成，印有洛杉矶街景的明信片就该重拍了。”高力国际公司执行副总裁马克（Mark Tarczynski）说。
相当一部分的房产购买者将是中国人。中国中产及富裕阶层寻求利用境外实业来扩大财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这种趋势也愈加明显。
高歌猛进的楼宇建设对于中国房地产商来说是种展示，他们愿意花高价来树立自己国际品牌的形象。初次涉水显示出美中两国在建筑领域的差异。如果美国想一直作为中国资产最佳流入地的话，双方都应从中学到不少。
“速度差异太大了。” 深圳合正集团执行项目总监索内·惠（Sonnet Hui）说。合正集团正在斯台普斯中心（Staples Center）对面建设一个价值7亿美元的多功能项目。“在这里会有许多计划和研究，但在中国，就只是'让我们开工吧'。”
中国人来之前，一些项目计划都因经济不景气无法实行。2014年，上海绿地集团耗资1.5亿美元，宣布要建设一栋 “城中城”，其中包括7万平方英尺的零售区、18层高的精品酒店和1500户民居，有一些还是海景房。价格从50万美元到690万美元不等。
世邦魏理仕公司执行总裁劳里·路斯蒂格鲍尔（Laurie Lustig-Bower）促成了“大都市”这笔交易。他说：“中国人会最大化地利用这些土地。当然我们对‘大’的定义不同。”
据说，绿地集团总裁来参观“大都市”时是他第一次没有以车代步穿越工地。法律公司Allen Matkins合伙人托尼·那特西斯（Tony Natsis）说：“中国人建造这样的楼就是小菜一碟。”
与此同时，另一中国房地产巨头泛海控股花了1.748亿美元在斯台普斯中心对面买了4.6英亩的土地。这家北京公司还打算投资10亿美元到另一个多功能工程项目中，其中包括17万平方英尺的零售区、奢侈酒店和500处公寓。
在现在的豪华市中心酒店，合正集团计划将其替换为一对公寓楼，不远处则是W酒店。
“我们总裁是个篮球迷。他去斯台普斯中心看球赛时看上了这个地方。” 惠说。
深证合正为这2.5英亩耗资1.04亿美元。每平方英尺925.11美元创下了2014年以来土地收购的最高纪录。
过去两年，土地单价排行榜总是被中国人占据。“中国人带着很多的钱来，并且行动很快。” 地产公司Transwestern分析师迈克尔·索托（Michael Soto）说。
中国开发商愿意在洛杉矶市场上开出能够取胜的价钱，因为他们为了回报愿意等待，而且能够依赖当地及中国买家。此外，将资产移至海外也是抵御通胀及人民币走低的好办法。
中国房价飞涨的阶段已经过去，目前房产市场已趋于平静。投资者不再将钱投至北京、上海，而是瞄准外国市场，比如温哥华、悉尼、圣盖博谷等。
不过，对中国客户的依赖也存在风险。一些洛杉矶市民担心，中国投资这会将房屋空置。这在中国是个普遍现象。
一些在洛杉矶的中国开发商认为，他们的客户将有40%都是中国人。不过，近期中国外汇储备骤跌，这使得中国人不再那么容易将钱拿出中国之外。这导致了自2011年以来中国人购房热的首次降温。
因此，这些开发商可能要比预计中更依赖洛杉矶当地客户。如果如此，他们就要祈祷大面积建造不会带来市区公寓的供大于求。
目前市区在建的公寓共6260个，这其中不止包括中国的项目工程。当这些公寓都建造完成，住宅数量将增加15%，达到4万个。此外，还是几千个仍在计划中。
这种风险已经使得一些中国开发商放弃了市区，转向好莱坞地区。
“我们在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供给过量时，要停止投资。”金地集团（Gemdale）美国分公司董事长詹森·朱（Jason Zhu）说，金地集团在行动之前对美国房地产业做了大量研究。
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等这么久。虽然洛杉矶对于建筑的审批程序近期已经很有效率，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煎熬。
“中国开发商不会买了地后空置，等待更好时机。”泛海广场总裁托马斯·冯（Thomas Feng）说，“我们买了后就想立刻开工。”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房地产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中国没有房产税，所以卖地所得是地区政府收入来源的1/4。这使得它们更愿意加快房地产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栋57层的摩天大楼在中国只用19天就能盖好。
但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买地两年后，合正集团的工程还没有正式开工。主管经济发展的洛杉矶副市长雷蒙德·陈（Raymond Chan）称，曾重罚过这家公司。但后来官方态度缓和，希望建造方能够满足城市的各项要求。合正集团计划在明年初正式开工。
……
相比之下，现在的中国，一栋57层的摩天大楼只用19天就能“盖好”。请问这不是粗制滥造又能是什么呢？

谢选骏：成吉思汗的腐尸是谁的国宝

谢选骏：成吉思汗的腐尸是谁的国宝
“华山论剑西凤酒供稿”曰，原来我们都不知道 成吉思汗陵的西迁秘史竟如此悲壮：
2015年5月9日—9月4日，华山论剑西凤酒携手华商报，为您展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您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还可以在华山论剑西凤酒官方微信看到为您独家呈现，寻访期间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由亲历者或亲历者的后代为您讲述，他们会告诉您99%人不知道的抗战故事。
今日为您讲述成吉思汗陵西迁的历史秘闻。
信稿原件
华山论剑西凤酒、华商报编辑：
你们好！
看了贵报5月25日A05版“追寻陕西抗战遗迹”专栏里，《府谷，陕西唯一被攻入地方，日军仅“占领”了一上午》的报道，遗迹27日A07版刊登《日军三次进犯府谷未得逞》的抗战历史事件。对当年的抗战的民族英雄很是感佩，感佩之余，还想给贵报提供以下新的陕西抗战的旧闻线索。
1939年左协中以国民党第二十二军86师256旅旅长兼任伊东游击纵队司令，率所属两支部队防守府谷神木及伊盟一代的抗日前线，与日寇大小战役60于此，尤以东胜、新城、新民堡、大树湾诸战役最为激烈。
东胜及成吉思汗陵地保卫战1938年4月，日寇指挥的蒙军第四第八两个师及游击第一师共2000余名，有装甲车4辆，汽车3辆，火炮12门，分路向我伊东游击纵队及如东胜阵地侵犯，妄图盗窃成吉思汗灵柩，欺骗蒙民依附，情势危急。恰巧256旅旅长左协中前来视察，左当即指挥该纵队及地方团队向北急进迎敌。并将他带来的两营补兵作为预备队，又电令纵队司令部迅速增派援兵，保卫东胜。
三支队在北进途中遇敌遭遇，战斗激烈，因敌坦克大炮在沙漠中行动困难，战斗力很弱，仅靠飞机增援，又因两军犬牙交替，敌机无法投弹，只能低空扫射，敌步兵靠优势武器猛扑，三支队虽英勇苦战伤亡较大。后因高致凯（纵队副司令）奉左司令之命，派第一支队及步兵一营急行军赶到，向敌猛冲，士气倍增，敌军腹背受敌遭击，士气顿挫，很快不支向北溃逃，此战连续两昼夜。我部伤亡100余人，损失战马多匹，敌死伤300余人。敌步兵败退后，敌机还继续轰炸东胜及附近地区，百姓100多人伤亡，民房数十间被毁。所幸的是在左司令指挥及蒙汉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成吉思汗灵柩未被盗走，并得以安全。经边区转移到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安放。成吉思汗灵柩在途经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时，延安各界举行了万人祭奠仪式。参加祭奠仪式的有100多个单位。中共中央派谢觉哉、滕代远、王若飞参加了大会，中共中央毛主席，八路军总部，边区政府都献了花圈。在延安十里铺前设有灵堂，中央悬“世界巨人”横匾。
成吉思汗陵的顺利西迁，彻底粉碎了日寇分裂蒙汉民族，控制内蒙古的狼子野心。
1954年4月23日，由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举行了成吉思汗新陵园祭奠典礼，乌兰夫主持了典礼，今天的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园，由正殿、东殿、西殿、后殿四部分组成。陵园整体建筑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庄重肃穆，成吉思汗的巨幅画像悬挂在正殿中央，更显现“一代天骄”的英姿。现在的成吉思汗陵已是内蒙古一处重要的旅游胜地。
抗战资料线索提供者：左智良
高冬梅
于2015年5月27日

谜团丛生的成吉思汗陵
1、成吉思汗陵有些啥？
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国第一代大汗成吉思汗的衣冠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草原上。由于蒙古族盛行“密葬”，所以真正的成吉思汗陵究竟在何处始终是个谜。史料记载吸收成吉思汗最后一口气——也就是灵魂的驼毛，几百年来就收藏于成吉思汗陵。
2、成吉思汗陵秘闻。
传说，成吉思汗下葬时，为保密起见，曾经以上万匹战马在下葬处踏实土地，并以一棵独立的树作为墓碑。为了便于日后能够找到墓地，在成吉思汗的下葬处，当着一峰母骆驼的面，杀死其亲生的一峰小骆驼，将鲜血洒于墓地之上。等到第二年春天绿草发芽后，墓地已经与其他地方无任何异样。在这种情况下，后人在祭祀成吉思汗时，便牵着那峰母骆驼前往。母骆驼来到墓地后便会因想起被杀的小骆驼而哀鸣不已。祭祀者便在母骆驼哀鸣处进行隆重的祭奠。可是，等到那峰母骆驼死后，就再也没人能够找到成吉思汗的墓葬了。所以除了蒙古高原上的疑似墓地以外，再没有任何已经获得证实的陵墓。
……
由此看来，成吉思汗确实聪明，他对任何人都绝不相信，所以能让任何人都找不到他的下落，由此而言，这具僵尸的聪明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活着的人。
不过要说到“国宝”，成吉思汗的坟地，显然只是“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这个傀儡政权的国宝，而不可能是中国的国宝，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成吉思汗只是一场祸害。

谢选骏：西方文明重蹈复活节岛绝路

谢选骏：西方文明重蹈复活节岛绝路
（一）
“侨报网”嚎叫说：“地球上每5个人将有1个百万富翁——准备好当富人吧！未来60年内，这个地球上将诞生超过10亿位的百万美元富翁。”
 
据《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报道，瑞士信贷发布的2013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自从2000年以来，全球财富增加了一倍，达到241万亿美元，这是历史最高水平。
“分析师”表示，在2代人之间，全球可能诞生超过10亿位百万美元富翁，占全球成年人口的20%。前，全球百万美元富翁为1500至3500万之间，所以，依据这一报告，在未来57年之内，地球上将会新增98500万个。
“研究人员”写道：“如果这种假设成为现实，10亿美元富翁将不再罕见，也很有可能诞生几位万亿美元富翁。”
万亿富翁是谁
据网易报道，世界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个人净资产约为750亿美元，他距离成为史上首位万亿美元身价的超级富豪还差9250亿美元。但硅谷公认最牛孵化器的Y Combinator的掌门人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认为，万亿美元富翁的诞生将不可避免，而且这个人不一定是盖茨。
“不平等分析师、税务律师”鲍勃·洛德（Bob Lord）认为，最早在25年到30年内，财富就会发生变化。但可能并非盖茨这样的人首先成为万亿美元富翁，因为他正忙着捐钱。他说：“我认为首位万亿美元富翁不会是像盖茨这样的人，而更像洛克菲勒。”
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非常幸运地进入赚钱的石油行业，在他最富有的时候，其财富相当于今天的3500亿美元。洛德说，谁将成为首位万亿美元富翁无法预料，但很有可能是像伊隆·马斯克（Elon Musk）这样的人，他涉足多个领域。他说：“有人正创造此前没有的东西。这就是机会，将为这样的人带来空前的财富。”
瑞士信贷的报告预计，未来50年内，世界上最多可能诞生11位万亿美元富翁。
……
与此同时，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大事件呢？
环境急剧恶化、大规模生物灭绝！
这一惊人的反差，使我想起了“西方文明重蹈复活节岛绝路”的主题。
那就是，人们在竞相积累不必要的财富，其方式是刺激有害的物欲，其代价是挖掘人类生存的根基。从“圣经批判”到“大气污染”、“土地毒化”……
（二）
谢选骏在《思想主权——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Sovereignty of Thoughts——A Concept that Terminates Western Thinking Since Descartes）指出：
复活节岛的生态灾难起源于人们的虚荣心：“这些雕像与波利尼西亚其他地方祖先崇拜雕像相似，不同的是它们用石头而非木头雕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雕像的制作变得越来越大，十足的竞争推动了文化成本的上升，两个世纪之后，这种文化注定崩溃。”谢选骏指出：这也许就是西方文明过度消耗地球资源的预演；当今世界，大多数的生产都是浪费和犯罪。
“北太平洋沿岸的美洲印第安人的炫财冬宴（Potlatch）的竞赛里，这个部落会被邻近部落举行的炫财冬宴所压倒。”谢选骏指出：这多少有些近似现代主权国家所推行的军备竞赛、GDP主义，也有些近似复活节岛上的石像雕刻竞赛。
……
在“走向末日狂欢”的意义上，现代中国呈现出一种特别激进的现代文明特征。
这种激进主义的特征可以被描述为“汉奸比日本鬼子更残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激进主义又披上了“GDP至上”、“挣钱第一”的外衣，导致”土地财政驱使全国规划新城超3500个”，“可以容纳34亿人口”：
在中国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镇扩容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镇迫切希望加速发展，纷纷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查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可装世界约一半人口。
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6.1%，“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说：“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9.9%，未来还要提高5个百分点，相当于有1亿人在城镇落户，任务艰巨。”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比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一些地方提出了更加宏伟的目标。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3500多个，其中国家级新区17个；各类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综保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旅游度假区等约500个；各类省级产业园区1600多个； 较大规模的市产业园1000个； 县以下的各类产业园上万计。“规划人口34亿，约相当于中国目前人口规模的2.5倍，足以装下全世界约一半人口。”
如何落实这个激进的人口规划？西部、西南部几个地市规划部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抢人！”除了进城农村转移人口，一些城市也把人口引进目标聚焦在区域和城市间人口流动上。
近期出版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一些地方不仅面临引进人口难，还处于人口净流出的“失血”状态。记者近日在“小吃之乡”福建沙县看到，在县城新区，数十个楼盘正在促销，即使一些售出的房子，入住率也并不高。福建沙县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沙县人口26万多，按照规划，到2030年城关人口要达到35万。“现在四分之一的人口都外出从事小吃行业，人口不净流出就不错了。”
“规划人口的激进扩张，背后是地方政府对土地指标的狂热追求。”每多一个人进入城镇化序列，与此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就多。例如，按照目前人均城市建设用地100平方米计算，20万人口和40万人口的土地指标差别很大，潜在的土地出让收益就多，根由还是土地财政在作怪。
最新公布的 《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纲要》显示，“十二五”时期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约20%，远高于同期城镇人口11%的增幅，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约为同期城镇人口增幅的180%。规划、土地、人口三者紧密联系，规划人口“画大饼”，直接的影响就是房地产过度开发，去库存艰难。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研究显示，云南某城市一个新区，招拍挂土地中，住宅高达74.63%，商业服务业设施项目只占15.53%，工业项目只有5.24%。
目前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新城发展过多偏重于住宅这一单一模块，“34亿的人口规划”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又要恶性膨胀，将进一步增加难以消化的“鬼城商品房库存”。
（三）
谢选骏在《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第三十九章 历史教的医治功能（Chapter Thirty-nine Healing Power of Historicism）第二节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2·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里写道：
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2005〕一书中，戴蒙德指出，人类文明在地球摇篮里已经生存了很长时间，如今在一种“增长的绝望情绪”之中才开始反省：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地球？享受了地球哺育的人类，有必要进入一个反哺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改变现有的文明：人类社会的应对、决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命运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这种决定性在未来的时代里只可能更强。说到底，地球和社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成败都怨不得别人，因此关键是要具备远见和避免群体决策失误，而这需要全社会认识的深化以及意见的公开讨论甚至博弈。
戴蒙德文明和社会为单位，以法医解剖的方式来做病理分析。他对复活节岛和格陵兰两个孤立文明的论断尤其带有死亡诊断书的味道，并带着一种隐喻的方式暗示人们：如果仍然那么愚蠢，那么这两个地方的遭遇就可能成为整个地球文明的命运。尤其复活节岛的命运，昭然若揭。
1772年复活节当天，探险家罗泽维恩在南太平洋发现一座小岛。他万分惊讶地找到了数百座背朝大海的石刻人像，“如房舍般高大”。罗泽维恩意识到，不管这些岛民用何种方式竖起这些雕像，他们需要重木料和坚韧的树皮来搓成绳索。但是他随即发现，这座日后以“复活节”命名的岛屿只是一块荒地，岛上找不到一棵树，灌木和杂草高不过三米。
复活节岛上的谜题令早期的到访者困惑不已。离它最近的陆地是两千公里外的皮特凯恩岛；而三九七座巨大石像竟然矗立在如此荒蛮而遥远的角落，人们猜测这也许是外星生物让石像从天而降的。但是如今谜题已被解答，而答案令人不寒而栗。
大约在公元十世纪，来自波利尼西亚的移民搭乘着木筏，满载着甘蔗、香蕉、蕃薯和鸡，还有用以食用的老鼠，于此定居。在五六百年的时间里，岛上人口增长到一万人。他们有了各自的氏族和阶级，像切蛋糕一样把这个岛划分为十二块。十二个氏族起初和平相处，直到有一天，酋长们决定以令人敬畏的石刻雕像来荣耀自己的世系。
基于对埃及的金字塔、英国的巨石柱群的认识，我们知道只要有巨大的木材作为辅助，搬运巨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科学家通过孢粉测试证明，复活节岛上曾有过高二十米，直径一米的智利酒松。实际上，直到人类定居岛上的早期，复活节岛一直是被高大树木和繁茂灌木覆盖着的温带森林。但是人类的到来让森林遭受了灭顶之灾。几百年间，复活节岛上的酋长们争相比较，比谁的石像更巨大更壮观。有人竖起五个平排巨像，随即有人竖了十个；有人雕出一座最高的人像，随后对手就在自家人像头上加个十二吨的大石冠。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使得我们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竞争，所导致的极端浪费，并不是一项专利，而是人性中的贪婪造成的，早在“史前时代”就根深蒂固了。
单以人力完成这么浩大的浪费工程并不简单，因为既要砍伐无数巨木当搬运工具，还得拼命伐林造田养活劳动力。岛上的石像一代大于一代，砍伐树木的速度也胜过了树木的生长速度，再加上移民时带来的老鼠以种子和幼苗为食，成片的树林开始毁灭。智利酒松大约绝迹于1440年：从火口湖的年沉积层中，已完全找不到树木花粉的踪迹。科学家对炉灶和垃圾堆中的样本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显示，大约在1640年前后，居民炉灶里的木柴已经被草本植物所取代，即便是酋长家也是如此。
复活节岛上的故事是太平洋地区砍伐森林最极端的例子：成片的森林就此消失，二十二种原生树木从此灭绝。缺乏燃料、野生食物资源的消失、土壤流失是最直接的后果，随之而来的是饥荒和氏族之间为争夺灌木丛的战争。没有了巨木制造的舟船，战争的幸存者再也无法远航渔猎，他们开始转向从未使用过的食物来源：人类本身！在复活节岛后期废弃物堆遗址中，人类骨骸随处可见，有些骨头被敲碎以便吸取骨髓。岛民的口头历史中至今仍充斥着人吃人的故事，而对敌人最具攻击性的辱骂莫过于：“你妈的肉塞了我的牙缝。”
戴蒙德的复活节岛的故事讲到最后，就像是世界末日的图景。在戴蒙德的笔下，玛雅、维京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灿烂辉煌的人类社会一一在我们眼前重现，然后轰然崩塌。他们或不敌严寒或干旱的考验，活活饿死；或为了争夺土地或食物，拔刀相见，甚至以敌人的尸体果腹；华美的宫殿、神庙最终都崩塌成一堆乱石……相比之下，复活节岛的覆亡比起任何一个史前社会更让人触目惊心。
在戴蒙德看来，复活节岛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隐喻。在全球化、国际贸易、喷气客机、互联网的推动下，地球上二百左右的国家像复活节岛上十二个氏族一样，共享着资源，又同样面临着环境的考验。今天的地球何尝不是宇宙中的孤岛？末日来临之际，谁又能独善其身？
曾有学生问戴蒙德：“当那些岛民砍下最后一棵树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呢？难道人能蠢到这个地步，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行为把自己推到灭绝的边缘吗？”戴蒙德的答案指出，砍掉最后一棵树的岛民并没有见过最初的森林，这种“景观失忆”是人类常犯的毛病。危机并非绅士，它不会礼貌地敲敲门，说“先生，我来了”。危机通常不声不响，徐图缓进。全球变暖是最好的例证。最近一百年的数据显示，全球温度正以年均〇．一七摄氏度的速度上升。但这只是平均数，实际情况是每年的温度在无规律地上下波动。今年升3℃，明年降2℃，后年升2℃，第四年再降1℃，如此往复，让人捉摸不定。直到几十年之后才会有人惊呼：“我小时候的感觉比现在好得多！”
实际上在我看来，人们对于环境的破坏，经常是文明的发展所不必要，因而是可以避免的。换言之，这种不必要的破坏，常常是出自过度的浪费，过度的浪费是出自虚荣，而虚荣则是出自无聊。
无聊找事干，不仅会触发恶性竞争，还是触发战争。
前面说过，叔本华说，人生是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人生要不是感到痛苦就是感到无聊。
实际上，叔本华还是缺乏创意，不过是在重复佛家的古老说教。其实对人生来说，无聊是比痛苦更为可怕的敌人：无聊代表一种最深刻、最不可消除的痛苦，当然它首先是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知道，无聊更容易使人自杀，但痛苦却较能激起人们的抵抗精神。痛苦而能使人自杀者，其背后的动因是“绝望”，绝望的底蕴依然是无聊。单纯的痛苦难以使人陷于自杀的绝境。尝试一下把无聊与痛苦分开考察：
1、痛苦是生命的属性，既是生命之子，也是生命之母。不仅“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痛苦”，而且“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生命”。痛苦因此也是积极的，因此“愈高等的生命，痛苦也就愈多”。痛苦也能使人生“更加有意义”，因为是“解除痛苦”的希望给予人生以意义。
2、与痛苦不同，无聊并不总是和生命相联的，唯有人类尤其是具有醒觉意识的人才有突出的无聊感觉。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优裕到了胖得发愁的地步，而且由于他们比动物“高了一筹”，“具有自我意识”，所以特别容易受到无聊感的侵袭。动物则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而只有种族本能，且需要不断地捕食，而免除了无聊这一苦刑，但是关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也会受到人类影响，因无聊而患上神经官能症。在我看来，无聊感的消极成分多一些，正如痛苦感的积极成分多一些，无聊也容易导致生命的堕落而不是生命的亢进。
同样，对于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有“痛苦时代”与“无聊时代”的分别，其原因略同于上述。痛苦时代充满希望，因为具有这样一帖解毒剂，还可忍受，生命还可支撑下去。无聊时代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富庶的时代，但却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社会的“幸福”也许就是从痛苦时代向无聊时代的过渡，社会的“不幸”也许就是从无聊时代向痛苦时代的过渡。
痛苦是可以医治的，通过希望和时间、忍耐和等待；那么，对无聊的医治又是什么？其处方可以两个字来概括“冒险”。是的，通过寻找危险的游戏来解决无聊的问题。“精力过剩而又无处发泄者”，是危险的邻人。其实，关键不在于“精力过剩”，而在于外在压力过于松弛。医治无聊病的良方，因此就是“加强压力”。同样，对于一个社会甚至民族也是如此。当其发展已进入“无聊时代”，必有伤风败俗及秩序崩解的过程随之而至。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极其无聊因而伤风败俗的国际化环境。
要医治这样社会，“加强社会压力”，将是最后解决方案。这个必然反应并非哪个人的意念使之然的，而是解除无聊的“生理需要”。当今世界，不就是处于这么一个“无聊时代”吗？可以预料，随着全球经济、文化形态的进一步平衡及整合，整个世界都将继欧洲之后步入这一“无聊时代”的大门。那时，会出现什么景况呢？那时普遍的停滞将席卷整个地球。这不是上进的运动，而是堕落的运动。不是探索欲的暴动，而是解脱欲的弥漫……所以不难发现：人类文明起源于奴役制度。为什么文明一天不毁灭，奴役现象就存在一天？这是由人性决定的。因为正是社会的压力，为优秀人物的不断前进，提供了必要动力。
人需要压力。如果没有压力，人就会觉得无聊，很是无趣甚至烦闷而死！压力并非“坏事”，而是人生的必需品，甚至是日用品。“如意”是人的理想，但“如意”不就是压力的消失？可是试问，如果真的“如意”了，那么人如何续存？“意”是继续扩张还是归于消失？所以我们永远渴望着“如意”，但却永远也不能得到“如意”，唯独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征战。但愿征战永远不停。征战停止时就是生命终止时。只有厌世者，被压力击毁的碎片，才对压力充满恐惧，千方百计寻求逃避。其实失却了压力，一切有价值的解脱也都不复存在了。
即使为了文明的扩展，也请我们迎接奴役，不论多么勉强，都请为奴役“喝彩”一下！欢迎它所掀开的清晨与朝霞。因为人生的健康，要抑制无聊的感觉、医治空虚的心态，从而有效避免本该避免的恶性竞争。没有压力和压力过度，同样是有害的。
《谢选骏全集第二卷》（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II）
以及《谢选骏全集》第四十六卷——五十卷：
46卷：《全球一体——全球人类的往与来》（The World as a Whole-- Mankind, Its Past and Present）
47卷：《西方文明的解体》（ Disintegr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48卷：《中国文明的生死》（Life and Dea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49卷：《新文化的战争》（New Cultural Wars）
50卷：《历史教的降临》（Arrival of Historicism）
（四）
是的，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也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文明正在重蹈复活节岛的绝路。
但是他们无法阻止这个过程。就像瘾君子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却无法戒除自己的赌瘾。
只有上帝能够拯救他们以及我们。但是他们以及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呢？
如果不能得到相应的救助，这一次赔上的，将不是一个复活节岛，而是整个的地球。

谢选骏：进化论导致的衰减和贫乏

谢选骏：进化论导致的衰减和贫乏

《从世界变得寂静开始：生物多样性的衰减如何导致文化贫乏》一书，作者是马歇尔·罗比森(Marcel Robischon)，讨论了诸如“如果物种、思维和想象变得越来越单一，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类的问题。
书商们吹嘘说：作者邀请读者一同踏上充满冒险、奇幻与发现的旅程。他开启读者的感官，带领我们看见野生世界之美、听见丰富细微的声响。也告诉我们，为什么生物多样性如此重要。作者描述过去自然界物种和平共处的美好时光，同时也点出现今动物的栖息地受限，有些甚至早已绝种的危机。许多动物因人为的干预而绝迹，有些动物发挥高度的适应力，而得以在世界各地存活，甚至比以往来得更加壮大，但随着基因被改变，牠们变得无法“独立”生存。
种种现象不仅代表自然界多样性的降低，随着颜色、香气和声音的消失，人类数千年来所累积的智性及文化宝藏都将随之衰减。大自然是我们的导师，是一切的起源，我们是生命共同体，但或许未来有一天，我们不再能从自然中寻求解答。
作者一方面以散文随笔的方式，详细描述他曾到过的、居住过的地方，这些地方多半只是“绿色山谷”、“公牛之丘”之类的名字，在本书结尾时作者也揭晓谜题，比方说“雨之国度”就是英国，第一章提到的“绿色山谷”在德国的黑森林等。另一方面，虽然书中穿插丰富的动物传说和寓言，作者在提到生物史或地球变迁史时，解说却仍极为详实。提到的物种几乎都以拉丁学名表示，举例时对于当地的自然景观、方言、人种等也有相当精确的着墨。
本书一开始便出现作者以语言学对比自然界的譬喻，而后提到壁画与人类起源，在中后段时将自然界的资产和人类整体的文化资产相比，直指物种的多样性与人类文明的繁茂有关。对现代化开发、滥垦及人类剥夺其它生物生存权的批评，时而猛烈、时而反讽、时而无奈，也成为贯穿本书的宗旨之一。
……
罗比森（Marcel Robischon）来自德国弗莱堡，旅行足迹遍布全球，曾于弗莱堡及牛津大学就读森林学，并于剑桥大学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 曾任职于弗劳恩佛荷大气环境研究协会及德国国会科技评估办公室，并于美国加州联邦森林管理局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且于弗莱堡大学森林及环境科学院担任学术顾问。目前于弗莱堡教育大学自然科学中心担任教授。……
这位教授无疑是一位进化论者，但是他却没有追究一下进化论在物种灭绝和文化贫乏，而是把责任推向了整个人类。其实在进化论出现之前，生态灾难绝对没有进化论出现之后这么严重。在“西域”，不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神创论的世界观，所以限制了人们大规模破坏自然。在“中国”，虽然没有神创论，但却有自然主义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所以直到“解放以前”，中国的生态灾难也远远没有唯物主义成为“国教”以来这样严重。
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如出一辙。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论，更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弱肉强食。在这样的鼓噪之下，怎么可能不出现越演越烈的生态危机呢？
据说西方有人提出，缺乏和大自然的接触，会让儿童罹患“自然缺乏症”（Nature deficit disorder）的状况，虽然这个“疾病”还未被临床心理医师承认，可是却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较常接触大自然的儿童，比较少行为上令人头痛的问题；注意力不集中的儿童在接触大自然后会获得改善，常到户外活动的儿童也比较快乐等等。
当然，让儿童和城市人接触大自然，舒缓身心上的压力，和物种的多样性保育看似两码事，城市里可以多盖公园绿地。可是，如果从小接触了大自然，清楚了大自然里原来有许许多多有趣的生物，有各种虫鱼鸟兽和花草树木，当未来可能不会再看到牠们，能不痛彻心扉吗？经济上的富足，能保证我们能够温饱，也能够有休闲生活，可是却不见得能够买到真正的快乐。
生物多样性的鼓吹者艾德华·威尔森（E. O. Wilson，1929－）提出了“亲生命性假说”（Biophilia hypothesis），指出我们对生物世界的喜爱，是根植于我们的天性之中的。也就是说，我们生而热爱大自然里的虫鱼鸟兽和花草树木。如果硬要把人和大自然分开，会造成身心上许许多多状况。现代社会里，各种文明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等，还有心理问题如忧郁、焦虑、强迫症等等，即使并非是因为远离大自然而产生的，可是亲近大自然或多或少都能改善身心的健康。
而达尔文主义却用进化的名义，歼灭了人的自然性。难怪进化论大力推动了生物多样性的衰减和文化的贫乏，结果导致生物的大规模绝灭。
英国人（和德国犹太人马克思）造下的绝种之孽，总有一天要由英国人自己来亲自偿还。

谢选骏：通缉令下的写作

谢选骏：通缉令下的写作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第十章）
五色海第四卷·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一、生命之谷
500
生命之谷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祭坛，每个人各用不同的名号，去称呼它，每个人沿着不同的幽径，去逼近它。现代中国的名号是是：只有豪门而没有贵族的荒场，只有装潢而没有气质的祭坛，只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人们。
501
对他者来说，你永远都只是你在他那里的价值、功能、用途、吸引力而已。当然，这也包括相反的函数。在他者那里，你的整体、本体，全都消解了，更不用说你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了。他尊重你的极限程度，一如尊重他自己的某一个器官；他仇恨你的极限程度，一如仇恨一个谋财害命的鬼魅。他爱你，是因为他自己的某种感觉，而你恰巧来到这里并激醒了他的这一感觉！这个生命的世界，垂涎三尺的现象遮蔽了一切。
502
生命的世界，发出三种震波：音乐、语言、动物的吼声。人在最情急的时候，是以动物的嘶鸣来表达；人在最优雅的时候，是以音乐──“天上的声音”──来絮叨；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才说话。所以，最好的书籍（指文字写成的）是音乐式的，最差的书籍是标语口号式的，只有一般化的书籍，才以语言的方式在认真说话。如果真有天堂、地府的话，我想，天庭一定是以音乐说话，而地府肯定充满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就像是现代音乐那样。
503
电影是有音乐的，生活却没有乐曲的伴奏。音乐堪称“生命的本质”，因为它是直捷提供感觉的一种艺术；而生命在性质上只是一种感觉体、甚且只是一种感觉而已。音乐把生命的神韵给抽象出来了，电影则把生命的神韵镀抹在生活那枯燥的骨骸上，使无聊的过程本身成了一种娱悦。要是人们将音乐射入生活，从而以一种观赏电影的心情来品味自己的“日子”，该有多好啊！──那么平庸刻板，那么毫无新意地重复了亿万次的灰烬，也能生出光辉来。
504
性格决定反应的模式，关系决定反应的强度，而环境因素则限制反应或鼓励反应，除此之外，大约人人都太相似了！真不愧为是在千万年的进化中陶冶并淘汰下来同一个物种！“不要苛求并谴责别人，先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吧！”
观念、信仰，习惯、琐事，伴侣、打岔，以及熟悉的环境等等，冲淡了人的孤独感，替人的深壑搭上了条条彩虹……“多美丽神奇”，诗人说。“这是通向天堂的路”，武士说。庸众则认为那是雌雄蛇神在交配。可是谁要是真地“实践”上去了，他跌下来的时候一定更是晚景凄凉。
505
幸福，就是一种被麻痹状态，那时，你暂时遗忘了生命的重负，甚至忘记了自己！一心朝向太阳，是向日葵的陶醉，这既给了我烧灼痛苦，又给了我流淌的灵感，我是该远离你，还是该亲近你？该敌视，还是该仰慕？生活在主流还是生活在支流更能麻醉自己？这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唯有理想主义的激励，才能拯救我们不断下坠的灵魂。如果我们扼杀了自己的灵魂，就能活得轻松愉快一些，那么，会有百分之几的人愿意以幸福的名义，让灵魂死去？什么？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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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本体
506
“本能”与“我们论述的本体”，是一回事？我们作为生命形式，论述的本体只能是“我们的感想”。这感想的唯一真实性，仅在于它发自我们的真诚，对自然的归化。这就落入庄子与禅宗的窠臼中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尼采的那些思想，庄子、禅宗、陆象山──曾以中国方式表述过。这算是一个危机吗？社会性的哲学表述，如果离开了自然科学发现的常识，则变为难解的天书。尤其对于“可能的新哲学”而言，从哲学到哲学的论证，只会使人莫名其妙？
我想采取这样一种构造：先用各种常识来说明“我们对本体的感想”。然后，再推翻这些说明，公开宣布就连“我们的本体”、“我们对本体的感想”也是不可能完善起来的表述……从而，使所有的“论证”和“说明”──统统变在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我想，对于处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夹缝之中苟延残喘的现代中国人──上述的做法是否更为可取的路？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文化是生成中的、因而是“反逻辑”的；只有文献才是相对静止的、“合乎逻辑”的。
507
历史是无善恶的。
善恶是人生之谷里的一种选择。在狭窄的人生之谷里，只有进与退的抉择，没有旁鹜的自由。一些人把前进视为罪恶而称颂后退或停留；一些人把前进视为善德而攻击后退与停留的企图。但在那寥廓无际、圆融一体的历名之天上，却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则。历史之天，那是被没有法则的法则、被创造法则的动态，所鼓荡着的“更大宇宙”。
508
对世界难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们可以根据宇宙的阴阳关系做出解答了：当然是先有鸡后有蛋的！因为蛋的“鸡”蛋性质（这应不言而喻），已决定了蛋只能由鸡生出。否则，那就不是鸡的蛋，而是别的蛋，是那些尚非是鸡的禽类所生之蛋。根据进化论的假设也可以得出似的结论：鸡类是从别的鸟类的蛋中突变、孵化出来的怪胎发展过来的。而宇宙之易也恰恰是：阴生阳，阳生于阴。
509
人真是孤独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了掩饰这灾份尴尬，为了慰抚这份酸楚，他发明了友谊（不同于互相利用的经济关系）与爱情（不同于专门交配的性欲关系），以资排遗寂寞。他是多么迫切地渴望幻觉，为此，他常认真地炮制假象。“观念的奴隶”──这就是“人”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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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圣人
510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奈，人生最大的骄傲亦莫过于无奈。历史上一切具有震撼力的圣人（中国模式）、先知（希伯莱模式）、哲学家（希腊模式）──都是如此悲哀和这般骄傲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精神人物”简称为“无奈者”。
人之至境，既不是来自悲哀，也不是来自骄傲；而是得自悲哀与骄傲的交合：悲哀中的骄傲；骄傲中的悲哀！这就是“无为”的古意？
511
支持文天祥的肯定是一种童年时代被植入的道义性，所谓“深刻”，不妨理解为“生命早期的刻入”。以文天祥的聪颖、明智及其生存状态上的放达，本该明了“死去原知万事空”，既然如此又何必执著，以生命代价去博得一点死后的虚名呢？何不学习百万汉奸、亿万顺民，一起走下首阳山，用“皇军万岁”的夹道欢迎，热烈迎接忽必烈的人民军队呢？那么，该如何解释“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
我以为，那种道义性与牺牲精神，是文天祥之“晚年的理性”为“早年的非理性”所作的诠释，是“早期深刻的道义性”在为自己没落的黄昏所寻求的一种支援意识；而不是类似“大无畏的唯物主义者”们为自己计算好的“故名钓誉的行为”。
512
亚当?斯密说：“科学是对狂言最好的解毒剂”。但他没有说，科学的狂热和科学的狂言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被评价为恶德的那些玩艺儿，诸如忘恩负义、得寸进尺、喜新厌旧、投机背叛、不择手段、贪得无厌……实际上在人的文明甚至人类本身诞生之前就存在了。这种生物世界的奥秘，看来不是人和文明所能消灭的。正如枝叶对根部是无能为力的，根部对土壤也是如此。
人越老，体验到的恐怖和绝望乃致濒死的感觉也就越多。人因而变得更胆怯、更明智、更富于自制力。除非，这位老人是怀有某种深刻信念的人，如文天祥或基督教的使徒保罗，他们不再回顾失败，而是一心仰望迟早的胜利，所以变得一往无前。
513
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并不具有民主主义的暴民所具有的那种蛮勇，而更多自保性与散漫性。所以当危机来临时，就作鸟兽散了。他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责任感，这种牺牲精神原是尼采所谓“主人道德”、“贵族性征”的标志。
514
人是一种经常会“心痛”或是“心痒”的生灵。所以，各色人等、各位个性的人实际上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自己的麻醉剂”，以便止疼，以便在“过度的醒觉”面前后退。对饥饿的人来说，食物是一种麻醉剂。对情种或色狼而言，性伴侣就是麻醉剂；而贫贱之人则视金钱、权位为人生最大的慰藉（还是麻药！）。对复杂的头脑，穷凶极恶的高智能活动是何等快乐呀。而诗人的痛苦，则须写作来镇定。
有不同的人，所以便需要不同的麻醉剂，传教士追求上帝与天国，嬉皮士追求流浪与海洛因。而在不同的空气（“文化”）中，同一种麻药的效力也会发生变化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麻药。信仰是救治“心痛”或是“心痒” 的良药。
515
绝大多数的欲望，都附属于一个器官。如食欲附属于胃，性欲附属于生殖系统。温暖欲附属于皮肤，安全欲附属于眼睛和耳朵。追求声誉的欲望附属于脑部。只有占有欲是不属于肉体的，它完全是一种心性之欲。占有欲的这一抽象特性，决定了它既是最高贵的，也注定了它是最为自我折磨的──因为它的走向是没有边界的；这种不断破坏领地现状的领地意志，不是一种自我折磨又是什么？它的最大愿望，就是攫取那攫取不到的对象，从而陷入超脱不了的“魔道”。
516
不论是《旧约》中的先知还是《新约》中的使徒，为了信守他们与上帝达成的协约，为了在精神世界中采取主动的攻势，就不期而同地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了被动的守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真是“不像一个男子”！仿佛是些第三性的、无性的人物。这正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所分析的那种“僧侣型人格”。他们与顶天立地男子汉式的“贵族型人格”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恰是世俗生活的宠儿和征服者……贵族是女性世界的征服者，僧侣是女性世界所拒绝的。所以，管理世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贵族型人格的身上，但指导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任务，却得由僧侣型人格来负荷。
先知啊，你的含义是孤独，所以你必须学会孤独。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为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奇迹，为了一个民族的生死，你必须安贫乐道，信守你早已立下的誓言。
517
女性世界，这是与精神世界对立的世俗生活世界，尽管女子中也不乏颇富才具的“才女”，但任何才女都不可能像男子那样，懂得“摒绝爱情”这一至要性。多数女子从未有过这一经历：为了信念而拒绝世俗生活的诱惑。因为信念乃是“领地意识”的产物；而领地意识则是雄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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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的作者
518
没有受到“诱惑”或被震撼得失去常态，就不必硬作文章。因为无诱惑无震撼的境界，同样令人羡慕！甚至是更加令人羡慕。无诱惑无震撼而硬作文章，不仅拙劣，而且过程痛苦。惟有诱惑和震撼，才是美妙的，听从诱惑，才是大手笔。这样的诱惑，当然包括宗教的诱惑、得救的诱惑、天国乐土的诱惑。
真的作者，意即受到诱惑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些变相的心理自述。因此，这些作品实际上构成一种回忆和自我安慰。若说他们作品的客观效果“可以欺人”的话──那么它们首先是一种“成功的自欺”？自欺方能更好地欺人。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真的作家”们的作品──对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才能获得一种准确无误的透视感，一种月色澄明般的普照感。
一个真的作者也就是以写作为乐而不是为生的人，他的作品首先是写给自己心理历程的一束鲜花、写给自己生命征途的一块碑记。因此，他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往往是自觉缺乏的，他用此法来实现心灵的自我克服。
“和为贵”的宣扬者往往在流离颠沛的倾轧中渡过了一生。而“无为”的鼓吹者如老子最后却“不知所终”。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当然，我们必须把那些为了市场需要而写作的“伪作家”、“以写作为生的爬虫”排除于此列之外……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写心情而是写肠胃。
真的作者渴望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对人世无所留恋的心理状态，一只看破红尘的智慧眼。一种“不顾后果”的亡命精神，赌徒般最后一搏的热忱。
519
“海明威式的人物”和“海明威式的精神”，实在是神经衰弱的症状。人生的诸多磨难，无法通过“海明威式”的疯狂与痉挛来解决，除非那是把猎枪塞入自己的口腔，然后──扣动扳机！
520
一个“人类学家”而不是一个“人学专家”，那么他的工作领域似乎应该包括：
（1）研究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与人的处境；
（2）当代世界文明的景观以及中国的命运；
（3）我们在这一片乱麻之中最好扮演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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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代游魂
521
谁只配做一个隐士？谁受不了世俗的刺激，结果对世俗生活种种罪恶的“反击”，反倒形成了“特殊的罪恶”。难道这种作为“罪恶之果”的“超级新罪”可以当作一种荣耀？或是一个高贵的标志？
归隐乎！归隐乎！！我终于在现代做成了一个古代的隐士。这是我十七岁时的梦想。那时我还想出家做一个小和尚，在撞钟健身之余，可以猛啃经书。这样就可以逃避世俗生活，可以逃避猫头鹰（毛泽东）的政治学习。
522
谁确实感到自己的脆弱？谁希望自己变得更坚强一些，更麻木一些，更亡命一些：那么，就请变成一只书虫，而不要变成一个自作多情的诗人。
523
旅游的最大收获并非游乐，而是在与陌生环境的接触中，“体味自由精神”。这时，你特别能感受到“人”是一种多么高贵的生灵，因为在旅行中你仿佛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所以，最能收效的旅行当然只能是“孤游”！谢朓就很懂此中的真味，他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一诗中写道：“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这说明他是真正领会了旅游的神髓。
但当代人却完全误用了旅行。他们把旅行变成了一种购物消费甚至娱乐炫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感到的精神负担甚至比日常的闭锁生涯中更为沉重了！在炫耀中，自由的、独与天地往来的精神，终被窒息！
524
在房间里散步，是完全起不到散步作用的。因为散步的功能本不在那周而复始的腿部机械动作，而在于消除焦虑。而室内散步，却充满讽刺意味地向你宣示：这房间是根本走不出去的，你的焦虑是无法消除而只能加剧的。
文明就是一间房。它是人走不出去的一间房。人只能在房间这头走到房间那头，靠那头的希望来在想象中消除这头的焦虑。但这只对笨人有用。对聪明的人而言，他还没有走到那头，就知道那头本和这头一样，代替焦虑的还是焦虑！所以，他只有尝试用“分析焦虑”来消解焦虑，也就是说，用思想的散步代替行动的进取，用脑的奔驰代替腿的散步。这种尴尬的“进化”很能说明，为什么随着文明（而不是“文化”）的发展，“分析”之风日炽。因为此时此刻的“分析”，已经成了天资聪颖的人们唯一能进行的挣扎了。而等待着愚笨的人们的，这时就只剩下沉沦。
沉沦就是大众化，就是放弃判断和人性。像团体旅行那样，以异乎寻常的步调一致奔赴沟壑，仿佛沟壑里有着永生！这是产生“救世主态度”的时代，正是在这精神的感召下，旅客们以快乐的心情走向车毁人亡。你能说他们可怜吗！
525
啊，体育！你的目的就是把人变成做一架超级机器？如果灵巧只是用于用作观赏的目的，你说这到底是灵巧，还是呆板？
“散仙”是中国体育的精髓性观念。它是与欧洲体育的群体性、机械性、训练性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它注重的是个体性、灵异性、气质性。仿佛它知道他人的目光，使你的灵巧变成带着镣铐的舞蹈。
526
人生是具体的，具体到了无法解脱的地步，于是“宇宙的永恒压制”被发现出来。用来对抗“宇宙的永恒压制”的，是“零点式的态度”：
真正的坚忍，彻底的无所谓，十分的麻木，以及勇敢的出击，亡命的冲锋等等，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日程生活。难怪现代人对毒品的需要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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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梦想
527
在各种题材中，最难描写的大约就是梦了。而在一切描写梦的艺术形式中，电影这种“综合艺术”大约最为得心应手。但是，再杰出的电影高手也只能表现梦的心境所涌现的情节，却难于表达些情节、景观所据以生成的那个精髓：梦者的心境。这种极度欢快的眼泪，极度压制的沮丧，极度开朗的傻气，极度睿智的雄思，都是电影艺术永远无法问津的。导演先生，你只善写作，何能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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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喜欢你写的东西，而是喜欢看你写东西时的神态；我不是喜欢你的谈话，而是喜欢听你说话时的声音”。
“难道真是如此吗？如果那些东西和谈话真的对你一点吸引力没有甚至招你反感的话，你会喜欢炮制它的神态与传达它的声音吗？”
“当然不会的。但我更喜欢那神态与声音。”
“哦，我明白了。你是害怕那些东西和谈话了，害怕自己的浅陋与不解被它们给揭露出来，像小溪害怕进入湍流因而完全淹没自己，你也对真正进入这些东西与谈话的主题怀有一种被淹没的恐惧，一种歇斯底里。所以，你便十分狡猾地把有关智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有关爱情的问题……这就是女性的知智慧？”
上面是我假设的“萧伯纳和女演员的通信”。而真实的通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女演员给萧伯纳写信求婚，说如果能生出“一个头脑像你而面容像我的孩子”将多么好。萧伯纳回信说，但是如果不幸生出一个面容像我而头脑像你的孩子，那该怎么办呢？
529
“别人”是作为“外物”而被认识的。尽管，这是些会说话的、甚至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外物。──正如古希腊人把奴隶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现代人批判了奴隶制度，从此出发，他把“会说话的工具”升格为“会说话的股份”。
530
人在悲剧中，方能体味悲剧的真韵。否则，人就只能欣赏悲剧而成为观众；而无法体验悲剧而进入角色。
531
运用“对于一种欲望的极力渴求”──来冲淡“另一种欲望对于我的压迫”，这是意志力的辉煌业绩之一。但这并不构成“解脱”，这，只是反压制力形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心理学称之为“移情”，但它并不能总是成功。因为欲望既然存在，就不可能毫无表现。即使欲望的大部分能量被转移了，但它的残余却仍然发挥着与它的“量”不成比例的巨大甚至剧烈作用。
反压制力的这种形式向那种形式的过渡与转换──需要一门精深高妙的“艺术”来予以完成。只有大艺术家甚至天生的大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具体的艺人──“文艺工作者”──才能成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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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爱情
532
互置一下：当你对某人在某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深感不满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处境与他的处境互置之后，你是否依然对那一角色不满？如果是的，那一角色就是不可原谅的；否则，就是可以原谅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考虑到，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实际上是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的。例如，有人拿丈夫（或妻子）和情夫（或情妇）作比，就会发生人性剖断上的严重失误。补救的办法是，你把这两个人格所处的角色互置一下，然后再进行比较。于是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事：有人费尽心机和原配仳离而与情人情妇结成婚约，结果发现，后任比前任更加难缠；这并不是“有意的欺骗”，而是“处境的改变”使之然也。
533
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最脆弱的，人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落入情网。而“原发性的恋爱”与“原发性的脆弱”相加，是最为灾难性的。
男子可以在任何年龄爱上一个有过任何经历的女人，并达到迷狂的程度。女人则不然，她只在内心深处委身给她偶然碰上的第一个男子。不论是爱与恨，或是淡然，这男子便成了她终身的创伤、终身的偶像。
534
有的尚不能保持，失去的又怎能追而复得？从这种意义说，“失恋”是不可弥补的永久性创伤。失恋不仅指男女恋性的中断，且可以泛指一切“无奈的失去”之情。真正的失恋之后，人只能在新的情境下，寻求代偿性的麻痹，以求忘却旧情罢了。
“与妓女交往没意思，与贞女交往太沉重，与半贞半假的良家妇女交往又觉得太是繁琐。”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在1989年的广州监狱中对我如是说。然而要是反过来，妓女、贞女、良家妇女，又会怎样看待他呢？
535
那种固执，那般专注，那种对死亡的迷恋和震惧，那般无遮无拦的联想，那般无以名状的淡淡哀愁，还有那刻骨铭心的神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每个人的躯体内部都藏有大剂量的人性秘密。这些“内涵”生带来，死带去，很少有幸运的人能将自己的秘密实现出来，更少有人能在实现之后再开掘出来，来一番“自我发现”，并通过符号垂诸未来。因为这些潜能是紧紧闭锁着的，是需要另一个人用他的潜能为钥匙，来激活并打开的。没有那样的一个人，没有那样一串复杂得如同密码的钥匙，你的秘密只能永锁胸间。
不同的人，打开不同的潜能，有如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而你的一生能碰上一些怎样的人以及在什么时候碰上什么样的人，这可真是偶然中的偶然、巧得不能再巧的“缘份”了啊！所以，你的有些潜能是永远无从发掘、显现的，而有些呢，却由于过度的诱惑而被夸张得变了形。
536
人类的明智和坚忍的一个证据，就是他终于确立了婚姻制度。可卡因的沉迷者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压抑”，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正如为了安全，人类的集团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如果人的性禁忌真的像犹太人渴望在异族社会里推行的性解放那样完全解除了一切顾忌，甚至一如小赫胥黎在他的《奇妙的新世界》中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彻底的共产共妻，那么，“新世界”就是文明遭到肢解、彻底颓废僵化的样板戏。不信，我们就看一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样停滞与黑暗的吧！
537
《蝴蝶梦》（利百加，Rebekah）的主题是在说：纯洁而没有堕落之“烙印”的女子，才能拯救一个男子的灵魂？
538
选择强健富有的配种，是生物择偶的第一准则。而人类的爱情有时却睽离这一法则，追求弱种甚至追求病态，这是为什么？这可能出于以下原因：
（1）受到社会的规约，守着自己的份；
（2）人的心气易受摧折，从而背离自己的原始之爱；
（3）人的自尊使他产生了自欺倾向，“葡萄是酸的！”
这说明人完全是个“活在感觉中的生命”，只有“当感觉凝滞的时候”，才能“感觉到永恒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瞬间，才会诞生思想、理性、哲学甚至诗、音乐！
539
从一个老人的嘴里吐出来的“爱情”，是令人恶心的；一个垂死的专制暴政所施行出来的仁政，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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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论翻译
540
任何评价都不是“客观的”，都不是独立于评价者的。相反，任何评价都或多或少地表明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关系；它都着着实实地反映了评价者是如何估价自己与被评价者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但这起码体现为一种力量对比。
541
五段日常批语的翻译：
“他是个恶棍”──（他比我厉害，我又拿他毫无办法。）
“她是个荡妇”（──她已和（或许可能和许多人乱来，但却没和我乱来过。）
“他是个小人、十分庸俗”──（他办得到许多不无益处的小事，可我却办不到。）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做到此事，不过……（“这有什么了不起”一语后面，往往紧跟着“不过”）
“我年轻时也有过理想”──（我并不一直都是个毫无念头的低级动物；更非生来如此的贱货！虽然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头彻底的牲口。）
当人们说“他有野心”，也就是说“他”对现有处境并不满意并亟欲改变。也就是说“他”尚未彻底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并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不幸遭遇……
542
中国人的崇德思想与日本人的效忠思想不可同日而语。崇德是抽象的，效忠是具体的。效忠的对象可以是错误的，但是那效忠还是对的。崇德则不然，它否定错误的效忠，使得一个错误的民族无所适从。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商人的效忠，而不同于武士的效忠。中国人的理想与其说是秦始皇还不如说是吕不韦，那位商人政治家。他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还是“造王者”，不仅精神造王，还肉体造王，虽然按照太史公的说法他是用了偷梁换柱的窃贼手段，但后来两千年间却成为所有“中华英才”的师法对象！如此个人至上的做法，最后很难不演变为互相出卖的民情风俗。老实的人对此叹惜说“人生来就是要被出卖的？为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各种各样的理由”……于是逃兵在中国成为“机灵”的代词，汉奸成为“识时务”的冠冕，而“荣誉感”则成了一种挖苦！
543
书，是载体──超越了时空与自我。一本好的书，采纳中外、贯通古今，它的风度诱使人的精神日新不已，步出一己的封闭，通往无垠世界的讯息库──读书，从此成了进入智慧海的不二法门。
在古代圣典中，上帝对虔诚的信徒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再过七天，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洪水，是人类面对的多重挑战；方舟，是人类超越洪水的载体。人生旅途上的书籍，尤如洪水中的方舟，──它与世浮沉、与时推移，但却矢志不渝地指认着自己文化的、超渡的使命。
在经验的世界中，令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正是凭藉了书舟的超渡力。
一本书，堪称一座小小的方舟，一个助人跋涉于艰难时世的精神飞行器；它又沟连多人的心思，作成群体的纽带。
一套丛书，就是一连串精神方舟的系列；它透视现心灵的漩涡，脱开紧闭的茅塞，是个无形的共济场。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认为，读书者对书的态度应该是：“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其“深思”的目的，在书籍本文的意蕴；“慎取”则在于求索主体的需要。二者不可偏废。弗兰西斯?培根则更在《新工具》中，以近代化的思索点破了人与书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人类智慧所构成的“洞窟作用”。即，当人们失慎于书时，它就难免对人构成可能的危害。史称梁元帝“读书误国”，是为如此这般史鉴，是为迷于书海无穷而忘却书舟颠覆的超越者鉴。
书的功用，不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模式，而在展示了幅幅动态的流图。一本书的论证方式可以因时间的流易而变得陌生，其结论也可以渐渐化为陈腐，但它所呈现的精神活性及其流线，却同样可以是常新的：活力比结晶更长久。
动态化的书籍观，以强健的时代感获得了明晰的方向，它无意去退藏于密、膜拜坚硬不变的真理，而是前来与读者们同解生机盎然的文化之谜。
就我们的“文化哲学丛书”而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际上朝向同一的方位。这，就是通过精神领域的运动、转形与升化，去实现复兴中国的梦想。这三个“面向”的主体，并非他人的文化结晶，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需要。这需要召唤已被大一统体制抑制已久的民族活力，催促坚韧的中国民族再度觉醒，抵达世界文化的前沿地带。一百五十年以来，那些在苟活中担荷苦难与再生的“中国的脊梁们”，不正是如此努力的？通过对现代知识和民族精神的双向性认同，通过把握开放与自强间的最佳交叉点──中国民族正在逼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抚今追昔，不难发现，在古代中国的灵性洞天中，就曾以易形无穷而永葆其神的鲲鹏，去象征中国的心，去象征中国精神那勤于探索、不知疲倦的活力：“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正是这主体的活力，才使我们在面对浩瀚无已的新潮文化时，不知惶惑、不知退缩。中国的心，在东亚舞台上曾经“水激三千里”，取得过“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煌煌成就，可惜一统的沉寂窒息了百年激荡，惟有奇迹可使鲲鹏再度复活，把巨大无匹脉息，投射到我们的丛书中──“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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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只有一位，所以德国妖人音乐家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中的女声独唱与合唱──就宛如女妖之声，毫无我们理解之中的“神”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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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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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革命事件毁了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全部生活，扭捩了我的全部命运。”老人说。“那怎么可能呢！毁掉了的再建起来不就得了吗！”少年说。“毁掉的心境是再也建立不起来的。那革命事件的冲击波揭开了被遮覆的真相，宣告了你苦心经营的生活是多么脆弱、无聊且虚幻啊！从此，你的命运不得不改道而行──你怎么能走在一座已经跨掉的桥上呢！而世界上任何桥梁又都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垮掉的”老人说。
要是没有其他时空中传来的乐音，我们这个时代就会像月亮上那样荒凉了，根本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人可以谈话，没有同路人，没有引导者，没有一个可以寄托相思的对象……然而幸哉！这种荒凉状态也是人类文明史以来不常有的“异象”。如果说物以稀为贵的话，那么，这种“贵相”又将播下什么样的龙种呢？
荒凉的时代，荒芜的人群，荒废的情思。在这些大荒之中，会生出反抗荒凉的生命？就像沙漠植物，出于干旱，反抗干旱。
546
人的“中期目标”常常是以牺牲短期目标并改变长期目标为代价。结果会发生两种情况：
（1）中期目标支配了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人异化为目标的奴隶；
（2）中期目标偷偷被提升为长期目标（特别当你力量所限，一再推延中期目标的达成），结果使人“玩物丧志”，把手段变成了目的。
人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生灵，所以，他不仅能为自己的处境镀金，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人生来注定就是要流血的：红的或黑的，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以这种藉口或以那种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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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中，好多原先互不相识、飘零四方的游民走到一起来了。在这聚合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净化并完成了结构，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又一座人体的金字塔诞生了。接着他们堕落了，露出了饿蚊子的疯狂来……这帮风花雪月之徒！这伙“随欲主义者”！他们玩玩这个，逛逛那个，一切神秘感都破毁了。他们谈谈这个，说说那个，一切价值感都尽行涂炭。他们的力量，在于成帮结伙，但这也注定是他们的致命伤，所以他们永远不能长久地共事，稍有起色，就内讧开来。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压制源及其发出的无孔不入之压制力──作用于“历史气候的调整者”身上，就会化为巨大的反压制力。这些反作用力，及其夺人心魄、乱人眼目的表现形式──正是发自他们特有的心理海洋。这些海洋，映现着、改造着无机世界、有机世界、乃至社会世界的洋洋大观。这一“打破”这一肃清，就意味着更加深入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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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反压制力量最激烈的表现。革命，是反压制力量喷发的最高巅极。革命，不仅要打破有形的既定压制，也要打破心理上的悟性压制。
革命是壮烈的。它是悲剧的最高潮，它作为悲剧的结束者和句号来到世间。
革命，决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政治运动的术语。也不仅是描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经济运动、军事运动，以及人间可能出现的剧烈运动的区区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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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明的类型这一意义上的革命。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
还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现代人喜欢用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这种革命，说它是“生物物种进化的一个个里程碑”…至于真实与否，只有他们晓得了。
就“现代科学”的视野而言：还有生命起源意义上的革命。而不是“物种起源”──“生命起源”必将成为生物学倾注最大关心的最大谜底……地质变动的革命。陆海升沉的冲天骚动……地球起源、形成；是星系诞生、澌灭──这又是何等壮观的革命！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伟大交替更迭！──那里有着新艳刺目的朝阳冉冉升起……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现代智人的视野所窥见的“革命”……他确实不同于“猿人社会”！
即以“人民革命”为例。人民革命其实就是“人海战术”，是强大的反制力量。但它一旦爆发出来，马上就成为压制性力量。反压制要求某种形式的压制来补充自己！革命的历程越长，革命所容纳的杂质越多──它的压制倾向就越明显，它的惰性就越重，它的污秽就越是沉浊。朝气蓬勃的时候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新公式化、模型化、老公猩猩化……年轻的弹性消失殆尽。反制力变成压制力。
新的转机又开始酝酿；新的力量又开始消长。新的努力骚动了。革命，又是普遍的。《周易》曾赞叹说：“革而信之，文明以悦。”明确指出革命是文明的刷新者。“革而当，其悔乃亡”，明确指出恰当的革命乃是涤除不祥的有力手段。革命，不仅是一个西洋输入的概念，中国人，对它有最古老而又最深刻的论述。《周易》集中表述了这一理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因为革命，乃是来自宇宙的某种节奏。在它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运动中──流露出宇宙的最高情感。
不只是社会界，不只是心理界，不只是生物界──而是遍及宇宙每一个物理角落：都闪烁着革命的奇辉。没有革命，便没有明天的生活；没有革命，“存在”，就成为不可理喻又难以摆脱的超级暴君了。革命，都是好的。变化，都是可喜的。不论革命与变化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它毕竟在荆棘丛生的“存在”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路。没有革命，宇宙将沦为永久的黑暗。在这种意义上，创世的上帝，乃是最大和最初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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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还是沟通并转换有形的社会压制和心理的社会压制的唯一手段。
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净化”与“正义”，都应受到解咒，因为它们不同于革命，而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诅咒。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应该有形诸笔墨的“规律”、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束缚生命力的“原则”、“理想”。“束缚生命力”，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对生命力量的伸张。在我看来，只有生命力量的伸张才是正义，只有生命力量的扩张才是净化。除此之外的“净化”与“正义”，都意味着对生命的病态限制，都意味着这些年轻时代恶棍，到了晚年却要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阻止年轻人像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鬼混。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精神衰落，已经成为社会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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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东西，只能诉之于正确的人格。高贵的东西，只能诉诸高贵的人格。而“规律”、“原则”、“理想”……若想成为有价值的──势必依附于某一有价值的、有具体生动内容的人格。否则，它们就流于空洞面虚妄了。
没有“客观上的净化”；正如没有客观的正义一样。们都是某种伟大人格或超群神格的鸡毛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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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仿西方生活和引进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俄国人比日本人显得从容不迫，他们因而造出了一大批文化上的副产品：什么普希金、莱蒙托夫，格林卡和穆索尔斯基，陀斯陀也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
日本人，则显得匆匆忙忙。因而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造就值得“炫耀”。他们的文化副产品，就其创意而言最多只是二、三流的，甚至是三、四流的。即使其始作俑者也是意不在此的。
至于中国人，则是惊惶失措、乱做一团……因此，在中国变革的中国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没有文化上的创造可以言得；反倒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真正的民间艺术。“民族的”的一词，在中国已经堕落为权势者们的梨园儿女了！ 　　　　
（另起一页）
十、《零点哲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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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darkness of the world cannot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a single candle.
——Francis of Assissi
这是教会圣徒法兰西斯的话，大意是：整个世界的黑暗也不能毁灭一支蜡烛的光辉。
而《庄子》笔下的圣王却不懂这一点，这大约体现了东西方精神的差异：《逍遥游》说“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中国人的精神注重“天下”，欧洲人的精神注重“灵魂”——此东西方精神差异之源？
我几乎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写完了以上所有。
这并不只是个人的倾吐，而是代表了中国现代生存状态下必定会涌起的精神潮涌。
它澎湃，它迟滞，它周流，它也会凝固下来。这时，一种多么强烈的空虚感袭击了我此刻的心境！
我终于意识到，我这就不得不和八年以来陪伴我的旅程的这些“思想纸牌”握别了！
不是因为我放弃了它们，而是因为我修订了它们从而完成了它们！
写完了，“作品”就不属于你了，而成了你的身外之物。
有的人写书，只写结论，只写那些为使读者接受其结论而操纵的论证过程；有的人则把整个思考过程向读者也向自己呈现出来。前者显得光滑而后者似乎矛盾；前者凝重而后者富于动态；前者是“说完了”，而后者是一种探索。
──愿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我想把读者当作活人，而不仅仅当作对象。
思想其实是不可凝固的。写在纸上的思想恰如刻在碑上的铭文一样──都不再是思想，而是遗烬。
写完一本书，尤如关悼一座大厅的灯。以后，游览者就得用自己的心灯去照亮这厅里的展品了。
1990年初黑沉沉的除夕夜，零点时分
（另起一页）
五色海第四卷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1982─1990年）
（结束）

谢选骏：苏联人民在上帝面前犯下了大罪

谢选骏：苏联人民在上帝面前犯下了大罪
（现今的基督教灭亡的开始）
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追忆斯大林恐怖的时候说自己：“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谢选骏指出：其实，这位无神论者哪里知道：这句话就是他的最大罪证：在上帝面前死不认错。在这种意义上，他可能比斯大林都不如。而这种人可能在苏联占有多数，所以魔鬼才能趁虚而入，借用斯大林的魔鬼之手，对苏联人民肆意荼毒。）
《基督徒钢琴家尤金娜》一文说，斯大林之死结束了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最严酷最惨烈的时代。尽管他猝死的真相有许多版本，但谋杀说则是其中流传得最多最广的结论。然而很少有人提起他猝死当时一个更为传奇、更令人深思的情节，它居然与一位同样传奇的女钢琴演奏家尤金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53年3月1日凌晨，在斯大林送走了通宵陪他的客人后，对当天的值班警卫发了一道奇怪的前所没有的命令：“你们统统去睡觉，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也要睡了。今天我不用你们。”
次日凌晨，在戒备森严的布里日尼亚别墅里，当警卫员在没有接到命令而斗胆地小心翼翼地走进餐厅时，发现他穿着薄薄的睡衣四脚摊开躺倒在地板上，并看到他忽然举起右手浑身抽搐，嘴里发出“兹……兹……”的声响。
1953年3月6日清晨6点，莫斯科向全世界播报这一消息，《真理报》发布了斯大林病故医学鉴定书：“因连续出现心血管供血不足和呼吸困难，斯大林同志于3月5日21点50分逝世。”
据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他们说，当领袖和导师被发现已经死在他的别墅的时候，唱机上放着的唱片是她所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这是他最后听到的东西……”
解密后的苏联内务部档案的物品登记单的记录证实了这一点：
“当时的桌子上那台留声机里播放的唱片不是通宵聚餐时常放的那张，而是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的第23钢琴协奏曲。”
这是世界音乐史和录音史上最奇妙的唱片，它与斯大林始终神秘地联系在一起，既不可思议又难以解说。这是斯大林临死前所听的最后的琴声。
这张奇特的唱片的来源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故事，一个在极端恐怖的年代才能发生的荒诞而又令人颤抖的故事：
1948年初的一天，斯大林在听到电台直播放的一场音乐会后，亲自打电话给电台询问后得知是莫扎特的第23钢琴协奏曲，钢琴演奏尤金娜，指挥亚历山大豪克，斯大林下令明天一早把唱片送到他住的别墅去。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接听电话者一听是斯大林的命令，惊恐得失魂落魄，因为著名的犹太女钢琴家尤金娜现场演奏的这首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并没有录制过唱片。但没有人敢拒绝斯大林的要求——只能浑身颤栗地对斯大林说电台有这张唱片。
可是实际上这张唱片根本不存在，但斯大林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那是如同地狱里的死神发来的通知，否则只有用生命作代价。离第二天早上只有十几个小时，怎么办？于是只能在枪口下创造奇迹。
关于这张唱片的制作情景，肖斯塔科维奇曾有详细的回忆：
“斯大林要他们把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的唱片送到他的别墅去。委员会慌了，但是他们必须想个办法。当晚他们把尤金娜和管弦乐队叫去录制了唱片，所有的人都吓得发抖，当然尤金娜除外。她是个例外，因为她谁都不放在眼里。
后来尤金娜告诉我，指挥吓得脑筋都动不了了，人们不得不送他回家，另外又请来一位指挥。第二位指挥战战兢兢地把什么都搞混了，乐队也给他弄糊涂了。来了第三位指挥总算完成了录音。我看到这是录音史上独一无二的事情——我是指在一个夜晚换了三个指挥。到了早晨，唱片总算准备好了。他们只制作了一张唱片，把它送去给了斯大林。这是一张创纪录的唱片，创唯唯诺诺的纪录。”
在斯大林极权的恐惧之下，许多人已经习惯在一个手提箱里放些随身之物，回到家里发呆，等着克格勃随时在某个夜晚将自己带走，连肖斯塔科维奇本人也时刻等待着不须任何理由的枪决：“我怀着一种有罪的感觉坐着，而事实上我没有犯任何罪。”
紧接着更令人惊奇的故事发生了：
不久尤金娜收到一个装了20000卢布的封袋。有人告诉她，这是在斯大林的明确指示下送来的。于是她给他回了一封非同寻常的信，足以让世人胆颤心惊：
尤金娜在她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
“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谢选骏认为：其实，是苏联人民在上帝面前犯下了大罪，所以才受到了魔鬼的惩罚。这是女钢琴家还没有能力理解到的，因为她还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一个把“人民和国家”当作上帝来崇拜的女人。要知道，“人民和国家”不是上帝，而是在上帝面前犯罪的主体。）
“尤金娜把这封自取灭亡的信寄给了斯大林。他读了这封信，一句话也没说。他们预期他至少要皱一下眉毛。当然，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稍微皱一皱眉头就能叫她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斯大林一言不发，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旁边人等着的皱眉头的表情也没有出现。”——（肖斯塔科维奇口述回忆录）
另有同时代人阿尔卡季的回忆：
“斯太林手里拿着这封信，久久没有声音，米聂已经准备好了逮捕令，只要他皱一下眉头，尤金娜就消失了，又等了很久，斯太林对身边的人说：“走开吧，我原谅她（Лдно,простимимыее）”。
在那个恐怖窒息着整个国家的年代，斯大林的个人权威和残忍血腥超越了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不用说身居高位的元帅将领或部长委员，就连对付自己的亲人都毫不留情的他，为什么对一位竟敢置生死于度外并如此羞辱自己的艺术家刀下留情没皱眉头呢？
为什么当死神降临在他面前的片刻，斯大林最后想听到的恰是这位连死神都与她擦肩而过的尤金娜呢？斯大林之死留下了无数让人们猜想的谜，但为什么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神奇地倒毙在她的琴下？
（谢选骏指出：《基督徒钢琴家尤金娜》一文的作者连基督教的基本常识都不懂，还谈什么“基督教”？很明显：斯大林还是惧怕上帝的，或许他的智能理解的上帝仅仅是“死神”层面的上帝，但这个格鲁吉亚的禽兽毕竟不敢拒绝女钢琴家为她进行的祷告。这就比毛泽东强多了。）
斯大林死了，最后连尸体都被焚烧，而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和她的其它作品至今刻录在无数张唱片之中，而她那封发给死神的信更是永远流传人们的心中。
后人曾对此作过无穷的分析，也许是她的独特个性、她的精湛艺术、她的坚定信仰。（谢选骏指出，《基督徒钢琴家尤金娜》一文的作者对基督教真是一窍不通。从常识来看，可以说不是一个女人的个性、艺术、信仰征服了暴君斯大林，而是对于上帝的一般性畏惧征服了神学生斯大林！）
东正教领袖阿列克谢二世在俄罗斯东正教复兴会议上说；“在黑暗的艰苦岁月，玛丽亚·尤金娜以她内心始终不二的真诚，向后人证实了基督伟大的信仰力量。”
年轻时的尤金娜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知道只有一种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艺术。”（谢选骏指出，这显然是尤金娜的错误的说法，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指示过。）
斯大林时代的艺术家们带着镣铐在舞蹈，千姿百态，任由暴君玩弄和折磨，但竟有这样一位女性无所畏惧地对他直面蔑视和嘲弄，令人由衷地钦叹，填补了一个时代整体的沉默和精神的缺失。（谢选骏指出，因为斯大林时代的艺术家们，都是罪大恶极之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配合了斯大林的血腥屠戮。）
有一位著名的俄罗斯音乐家李赫特回忆尤金娜时说：“她曾在战时演奏巴赫的作品，《降b小调前奏曲》，弹得又快又猛。涅高兹去后台问她：‘你干嘛弹得那凶？’
“‘我们不是在打仗吗？’
“这就是尤金娜的性格！‘我们在打仗！’。”
在这场孤军神奇的打仗中，她神奇地战胜了死神与斯大林。……
（谢选骏指出，这是亵渎的说法。死神与斯大林都是上帝的工具，不是尤金娜战胜了斯大林，而是上帝战胜了斯大林；尤金娜战胜不了死神，最后，她还不是乖乖地跟着死神走了？）
而在地狱般惨烈的苏德战场上，20世纪的两大帝国的巨兽在茫茫雪地中相互绞杀撕咬，斯太林最终在英美的全力支持咬死了另外一头巨兽希持勒，却被这头犹太母狮当面的蔑视撞击了一下，并在死神召唤他的最后时刻聆听着她的演奏，猝死在她的琴下。……
（谢选骏指出，神化犹太母狮尤金娜，这就是现今的基督教遭到穆斯林横扫的原因之一。因为现今的基督教已经从崇拜上帝转而进行自我崇拜了！这就是某种“信仰”开始灭亡的可靠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