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卧薪尝胆的恶毒邪恶

大家都知道“卧薪尝胆的美德”，却不知道美德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恶毒，甚至一个邪恶。
网文《历史上杀大臣独一无二的荒谬理由》说：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吴国全部并入了越国的版图。越国本来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国家，在当时的天下来说，是一个偏居一隅的蛮夷之国，他能够打败称霸一时的吴国，有两个人居功至伟，那就是范蠡和文种。据有了吴国，扩大了版图，增加了大面积的土地，越王勾践应该是好好地赏赐这两个大功臣了吧？可是，范蠡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越王勾践这个人只能和他一起共贫贱，不能和他共享富贵，因此决意离开越国。他把自己对勾践的看法告诉了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劝文种离开越国。文种却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越王即便是不给重赏，还不至于恩将仇报，把自己置于死地吧？可哪知道勾践还真的要将他赐死。君主赐死大臣不是只有勾践一个，但不管是谁，赐死大臣总要有一个理由，“谋反”、“大不敬”、“兵败而归”，而勾践杀文种的理由竟然是，他所献上的破吴计策还没有用完，吴国就灭亡了！因此，勾践让文种到地下去辅佐先王，把他剩下的计策用完。用这种理由杀死大臣，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
勾践杀文种的理由非常荒唐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借着越王允常逝世的机会兴兵伐越，结果因为过于轻敌，反而被越国打败，自己也因为伤重而死。临死之际，吴王告诫儿子夫差，一定要为他报仇。第三年（前494），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士兵，打算报仇，不顾范蠡、文种等人的反对，首先发难，打算来一个先发制人，发兵攻打吴国。吴国得到消息后，动员了全国的精兵强将迎击越军，在夫椒这个地方把越军打败。勾践带着五千残兵退守到会稽山上，夫差趁机包围了会稽。在会稽山上，勾践曾经想自杀，范蠡劝他可以侍奉吴国以求得到赦免，勾践就派出了文种前去吴国求和。文种到了吴国，非常谦卑地向吴国提出了求和的请求，就在吴王夫差准备答应的时候，却遭到了伍子胥的反对。文种回来后说明了情况，勾践打算杀死妻子儿女，烧毁宝器，然后到前线和吴国人拼死一战。文种阻止说：“吴国的太宰伯嚭十分贪婪，我们可以用重财诱惑他，请您允许我暗中去吴国通融。”勾践同意后，文种就用美女珠宝贿赂伯嚭，通过伯嚭不断地在吴王面前说好话，越国终于得到了赦免。
回到都城以后，勾践曾经想让范蠡管理国家政务，范蠡却说：“用兵打仗之事，文种不如我；但是，镇定安抚国家，让百姓亲近归附，我不如文种。”于是，勾践就让文种管理国家政务，让范蠡到吴国做了人质。在这段时间，勾践卧薪尝胆，抚慰士卒，亲近百姓，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报复的计划，时刻想着报仇雪恨。在国家恢复发展和准备报仇的计划当中，文种给勾践制定了一个一揽子计划，有人说是七条计策，也有人说是九条计策。数字虽然不同，但计划的内容大致相同，无非是内外两个部分，内部就是越国自强，外部就是等待和制造吴国不和。
公元前489年，吴王夫差准备讨伐齐国，伍子胥极力反对，结果吴国取得了胜利。回国后，伍子胥遭到了吴王夫差的责备。文种听说后，建议勾践向吴国借粮，依此试探吴国对待越国的态度。试探的结果，吴王想借给，伍子胥说不借给，最终吴王还是借给了。因为君臣矛盾进一步恶化，再加上伯嚭想取而代之，吴王夫差将伍子胥赐死。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北上与诸侯会盟于黄池，妄想称霸中原。吴国的精锐部队全部跟随吴王会盟去了，国内只有一些老弱残兵，趁此机会，越国起全国之兵攻打吴国，攻破了吴国都城，杀死了留守监国的吴国太子。吴王急匆匆地从中原赶回来。请求和越国讲和，勾践估计自己暂时还不能灭亡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在多次征伐吴国之后，勾践终于灭亡了吴国。
灭亡了吴国以后，勾践并没有回国，而是北上中原称霸，向周王室进献贡品，周元王派人赏赐给勾践祭品，并给了他一个“伯”的称号。本来，占有了吴国，手里有了大片的土地，勾践应该大力封赏功臣才对，可是勾践却并没有这样做。是他忘记了吗？看他忙活着把吴国侵占诸侯的土地赶紧还给人家，说明他知道哪一些土地原本就属于吴国。等到他从中原回来，还是只字不提封赏的事情。后来范蠡走了，文种却仍然留在了越国国内。作为勾践的左膀右臂，范蠡和文种可谓是名副其实，文种没有像范蠡一样选择出走，留下来得到的赏赐却是一把赐死的宝剑。更可笑的是杀文种的那个理由：灭亡吴国的计策没有用完。有人中伤文种将要作乱，勾践就赐给他一把剑，说：“你教给我攻伐吴国的七条计策，我只采用了三条就打败了吴国，你替我到先王那儿尝试一下剩余的四条吧。”
真是千古第一奇谈怪论！
勾践是较早被人说面相上带着歹毒苛刻的人
不是没有人明白勾践的心思，范蠡就看得很明白。他知道，勾践既不会赏赐，也不会放他走。勾践不会赏赐，因为他不想别人分他的财产。勾践不会让这两个人走，因为这两人是当时天下最优秀的人才，一旦出走被他国所用，必然会成为越国的劲敌。像越国这种暴发户式的所谓霸主，肯定也是不堪一击，作为“卧薪尝胆”过来的勾践，不会看不透这一层。范蠡这人是真正的明白人，他要走，还要向勾践写信告诉一声，表明这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不是勾践不用他了。这时候，勾践那种凶狠的面目终于暴露了出来，说：“我要和你平分越国，否则就杀了你。”范蠡却是无欲无畏，说：“君主可执行您的命令，臣子仍依从自己的意愿。”那意思是说，要杀便杀，我该走的还是要走。话虽然是这样说，范蠡不愧是军事将领，他还是选择了一种最为稳妥的逃走路线，泛舟太湖，乘船过海。
成功的逃脱以后，范蠡并没有忘记同甘共苦、共同作战的文种，到了齐国以后，范蠡给文种来了一封信。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这个人是长颈鸟喙，只可以和他共患难，不可以和他共富贵。你何必不离去？”文种看过信以后，虽然是称病不问政事，但并没有选择离开，导致最终被杀。范蠡这话当中有一个问题，难道勾践真的面相上带着一种苛刻的吝啬吗？实际上，范蠡不过是提醒文种，这个人本质上骨子里是不会重视人的，尤其是功臣，因此，该放弃的赶快放弃，不要存有幻想。可惜文种看不透这一点，仍然有些放不下的东西，最终冤死。
需要说的是，说一个人面相上带着歹毒苛刻，这在勾践之前也是很少有，司马迁是不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描写，借此谴责勾践的滥杀功臣呢？
勾践之后越国不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报应。
走了范蠡，杀了文种之后，勾践虽然一时称霸，但无论是越国还是勾践，史上再也没有可以值得记载的事情。尤其是勾践死了以后，越国除了记载了几个君王的名字，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记载。直到齐威王时期，勾践有个后代想讨伐齐国，结果齐威王只是派了一个使者给他说了一番话，即让他和楚国交战，而交战的结果，越国灭亡。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有一种原因，那就是杀了文种，人们彻底看清了勾践的本来面目，人才不但不会到越国去，反而会离得远远的。而他的子孙们，可能并没有继承他的“与人共患难”的权宜之计，只是继承了他的“不能与人共富贵”的本质，所以才会苟存于世上。只不过，相对于中原来说，越国毕竟是偏安一隅，否则，勾践一死，越国恐怕就会不复存在。这是一种报应，不是平常所说的冥冥之中的报应，而是一种现实的报应，因为它让人才畏惧，让功臣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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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卧薪尝胆的美德”，却不知道美德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恶毒，甚至一个邪恶。上面的故事，就写出了卧薪尝胆的恶毒、 卧薪尝胆的邪恶。

谢选骏：中国为什么裸官众多

谢选骏：中国为什么裸官众多

裸官，是指配偶和子女均在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的公职人员，主要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近年香港部分高官，其配偶或子女都已取得欧美护照或居留权，都属于裸官。
裸官现象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产物。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有4000余名官员外逃。2009年11月17日深圳市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第六条明确指出：“凡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这个意思，担任副职还是可以的。
正因为如此，外逃贪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裸官，其腐败路径通常是：通过贪污受贿聚敛财产——配偶子女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籍——配偶子女为裸官继续转移财产——裸官择机出逃并滞留国（境）外。
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几年来中共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一共108万人之多。移民出去的高干子弟家属生活奢侈，用现金买房、买豪宅、买跑车根本不用贷款，因为国库通党库。
网文《中国最早的裸官伍子胥：为何被吴王夫差赐剑自杀》对于裸官现象进行批判说：


伍子胥辅佐了吴国两代国王，对于吴国来说，可谓是居功至伟。在他的辅佐下，公子光夺取了国王之位，改名阖闾，打败了夙敌楚国并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伍子胥极力拥戴夫差为吴国太子，夫差即位后，伍子胥辅佐他打败了越国，报了阖闾被射杀的“一箭之仇”。但是，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大功臣最终却不得善终，吴王夫差赐给他一把宝剑，名字叫做“属镂”，并派出使者监督他自杀。
自杀前，伍子胥大笑着说：“我辅佐你的父亲称霸，又拥立你为王，你当初想与我平分吴国，我没有接受，时隔不久，今天你反而因谗言杀害我。”伍子胥说的都是实话，这样的功臣被杀，的确是非常冤屈。但是，伍子胥的被谗言诽谤，冤屈而死，却并不是像岳飞一样，是被那个“莫须有”的罪名所害，而是授人以柄，把儿子送到他国，自己想当现代所说的“裸官”所致。尽管他并不是想背叛吴国，可是他的这种行为却给人落下了口实，成为他人谗言攻击的靶子。伍子胥的这种做法尽管是对未来退路着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算不上是明智之举，只能给后人留下借鉴的教训。
伍子胥是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时代的老臣，夫差能够被立为国王，伍子胥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始的时候，伍子胥受重用，夫差也像对待长辈一样对待伍子胥。两人在对待越国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越国被打败以后，通过太宰伯噽向吴国讲和，伍子胥却劝夫差占有越国。最终，夫差听从了伯噽的话赦免了越国。
过了五年，夫差听说齐国的景公死了，大臣们争权夺利，新立的国君软弱，就想出兵北上。伍子胥却认为，越国的存在就是吴国的心头之患，越国不除，吴国就不能放心北上。两人的政治分歧进一步扩大。夫差并没有听伍子胥的话，还是北上攻打齐国。结果吴国在艾陵打败了齐国，顺带着震慑了邹国和鲁国。这样，伍子胥在夫差心中的地位就显得不再重要了。
又过了四年（前485），吴王夫差又一次北上讨伐齐国。越王勾践带领朝臣朝拜吴王，献上了丰厚的礼物，夫差非常高兴。伍子胥却劝谏说：“越国近在腹心之地，现在我们就是能够战胜齐国，就好比得到一块只是石头的田地，并没有什么用处。就像盘庚说的那样，只有将越国这样的乱妄之人消灭干净，吴国才会兴旺。吴王不听，派伍子胥出使齐国。

伍子胥临行前对自己的儿子说：“我屡次规劝大王，大王不听。我现在看到吴国的末日到了，假如你和吴国一起毁灭，这并没有什么好处。”到了齐国，伍子胥就将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然后回来向吴王夫差汇报。
吴国的太宰伯噽本来也是楚国人，他的祖父就是那个发明“上下其手”的伯州犁，被杀后逃难来到了吴国。他来到吴国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伍子胥的提携。但是，这个人是个十足的小人，一旦得到机会，就会想着向上爬。伍子胥位极人臣，他的位子无疑是伯噽觊觎的目标。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搬弄是非，不管你是谁，即便是他的恩人也不例外，于是，伯噽开始把目标瞄准了伍子胥。
伯噽对吴王夫差说：“子胥为人强硬凶恶，没有情义，猜忌狠毒，他的怨恨恐怕要酿成深重的灾难。前次大王要攻打齐国，子胥认为不可以，大王终于出兵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子胥因自己的计谋没有被采用感到羞耻，反而产生了怨恨情绪。如今大王又要再次攻打齐国，伍子胥又独断固执，强行谏阻，败坏、诋毁大王的事业，只希望吴国战败来证明自己计策的高明。现在大王亲自出征，出动全国的武装力量攻打齐国，而伍子胥的劝谏不被采用，因此就终止上朝，假装有病不随大王出征。大王不可不戒备，这是很容易引起祸端的。况且我派人暗中探查，他出使齐国，就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做人臣子，在国内不得意，就在外依托诸侯，自己认为是先王的谋臣，现在不被信用，时常郁郁不乐，产生怨恨情绪。希望大王对这件事情早日想办法。”吴王夫差听了这番话说：“没有你这番话，我也怀疑他了。”于是将一把属镂宝剑赐给伍子胥，伍子胥自杀。
伯噽是个小人，他的话自然不必当真。但是，吴王夫差为什么会相信伯噽的话并说也“怀疑他了”呢？根本的原因，吴王夫差认为伍子胥已经对吴国产生了二心，而这个二心的“证据”就是伍子胥把儿子托付给了齐国人。
不知道伍子胥有几个儿子，但伯噽能够拿他的这个儿子说事并把他置之于死地，说明这是一个有继承权的儿子。也就是说，伍氏家族未来是由这个儿子继承家业的。伍子胥死的时候已经有七十多岁，不知道夫人是不是还在？即便是有妻妾，也已经不能生育下一代了。
在那个时代，如果是把继承人送出国外，这等于是说这个家族不再为现在这个“国”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伯噽拿这件事攻击他，的确是最好的罪名。在夫差看来，伍子胥这样做，就是他对吴国的背叛。而伯噽给夫差的话语当中还有另外一种暗示：伍子胥“不讲情义”，他连自己的父兄之死都不顾，他还会顾惜你这个君主吗？
伍子胥本来是楚国人，其父伍奢官至太子太傅。太子建到了娶亲的年龄，楚平王为他聘的是秦国女子，因为这个女子长得非常漂亮，费无极就建议楚平王把这个儿媳纳为己有，另给太子建娶了一房妻子。费无极是太子少傅，本来就不太受太子待见，他担心将来太子建继位后报复他的夺妻之计，就想借机除掉太子建，于是就说太子建将要谋反。楚平王就把太子的师傅伍奢叫回来审问。伍奢知道这是小人费无极在进谗言，就劝楚平王，不要听信小人的谗言而疏远骨肉。费无极却对楚平王说，大王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太子和伍奢他们的阴谋就要得逞了。
于是，伍奢被楚平王囚禁。伍奢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伍尚，二儿子就是伍员，字子胥。为了防止报复，费无极就建议楚平王将他们父子三人全部杀掉。平王同意了，他要求伍奢将两个儿子全部叫回来。伍奢写了一封信，要召回两个儿子。不过他对平王说：“我的大儿子伍尚为人宽厚，叫他，一定能来；我的小儿子伍员桀骜不驯，他能忍辱负重，成就大事，他知道来了会一块儿被擒，肯定不会回来。”事情果然如伍奢所料，大儿子伍尚和父亲一块儿赴难，伍子胥却逃亡到了吴国。
这件事情，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伍尚有点儿迂腐不堪，而伍子胥的逃亡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古代人的道德观念和我们今天不一样。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家族的一切，父亲让儿子干什么，儿子只能干什么，哪怕是让他去死！如果你不听从父亲的话，即便是能够活了下来，也会让世人看不起，因为你是个“叛逆”。所以，伍子胥的哥哥伍尚也说：“我知道回去了最后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可是父亲让我们回去是为了求得生存，要是不去，以后又不能洗雪耻辱，终会被天下人耻笑。”所以说，伍子胥选择的逃亡是一种耻辱，尽管他已经报仇雪恨成功，在某些人的观念当中还是看不起他。
伯噽拿这个说事儿，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市场，尤其是在君主和大夫之中。那么，伯噽也是逃到吴国，他这是不是手里拿着要饭的棍子笑话要饭的呢？不是。伯噽是祖父被杀后逃亡的，楚国人并没有通缉他（向他国索要或者作为兴兵的理由），还有可能是祖父要求他逃亡的，这就是当时人认为性质不同的地方。有了这个“前因”，吴王夫差自然会得出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夫差认为，伍氏是一个不忠于君父的家族，这样的家族是个祸患，不除掉就会对自己这个君主不利。这就是伯噽的奸计能够得逞的原因所在。
也许伍子胥真正预料到了吴国将没有未来，但是他采取这样的方法应对将来的危机，确实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做出的一个不恰当的决定。有句话叫做“当局者迷”，伍子胥是一个大才之人，但他恰恰在自身问题上犯了迷，他忘记了，他已经背叛了一次自己的母国，将自身献给了吴国，他的整个伍氏家族只能是和吴国同呼吸共命运，将儿子托付给齐国，只能是授人以柄。
……
按照上述标准，现在的共产党中国，比亡国在即的吴国还要腐败，因为裸官不会受到任何惩处。正因此如此，所以中国裸官众多。

谢选骏：自由和安全不可兼得

谢选骏：自由和安全不可兼得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9月2日刊登《欧洲、英国和美国日渐消失的首要地位》一文，作者系英国《旁观者》周刊副主编弗雷迪·格雷。文章说，谁想成为21世纪的世界警察？美国尝试了这个角色，但结果令人很不满意。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机器似乎打不赢一场战争。在越南、朝鲜、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都是对美国财富和人员的巨大浪费。就连由美国领导的看似成功的干涉行动(比如2011年的利比亚行动)都引发了灾难。事实表明，历史学家安德鲁·巴切维奇所谓的美国“大中东战争”是其作为全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走向毁灭的过程。美国想要推广自由、富足与安全，结果却削弱了自身的自由、富足与安全。
美国占据首要地位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冷战后的“单极时刻”总归是转瞬即逝的。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超级优势地位已经消失。一种可以称为“后极”的奇特世界秩序已经出现。在这种秩序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美国采取了“幕后领导”的策略，令各地的新保守派颇为恼火。不过，奥巴马真正的意思是，美国仍然试图像从前那样在台前领导，但态度比以往迟疑。中国是崛起的巨人，但其经济增长的国际野心神秘莫测。人们经常说俄罗斯日渐式微，今日消息，其经济过度依赖过时的矿物燃料，但该国正在其他所有大国趋于失败的领域实现其战略目标。由于拥有尖端的信息机器，克里姆林宫的软实力达到了30年来的最高水平。
……
早在1994年出版的《天子》中，谢选骏就深入阐述了“自由和安全不可兼得”的道理。
而《国家利益》上的文章至今还蒙在鼓里，不懂“自由、富足、安全”不可能并存。
也许在历史的某个交叉，自由、富足、安全，可能同时浮现，但这只是短暂的交汇，是注定要分道扬镳的不同路数。
因为自由、富足、安全，所要求的条件完全不同。

谢选骏：南斯拉夫的原罪

谢选骏：南斯拉夫的原罪

南斯拉夫的成立，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奖赏，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逐渐消除之后，在全球化的漩涡里，南斯拉夫宣告解体了。
南斯拉夫这个“人造国家”，就背负着民族主义的原罪，而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一）
网文《一战导火索：你不知道的萨拉热窝刺杀细节》，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南斯拉夫的前身塞尔维亚，这如何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在塞尔维亚人刺杀奥匈帝国皇储的时候）一开始人们都以为刺客打偏了，因为斐迪南大公夫妇依然端坐在座椅上，但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已经受了致命的弹伤。
   
1914年6月28日，费迪南大公在遇刺前视察。
   
1914年6月28日是个星期日，这天早上，身为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的弗朗茨 斐迪南大公偕夫人索菲乘坐火车来到萨拉热窝，之后改乘汽车经由阿佩尔码头前往市区。其车队共由6辆车组成，为首的一辆车上坐着身着黑衣的萨拉热窝市市长费希姆 埃芬迪 丘尔契奇(Fehim Effendi 甁爀椁)和警察专员埃德蒙 热尔德(Edmund Gerde)。他们身后的第二辆车是一辆经典的双门跑车，车的顶篷收卷了起来，这样能让车上的斐迪南大公夫妇清楚地看到一路上夹道欢迎的人群。在他们后面的车上坐着的是波斯尼亚州长奥斯卡 波蒂奥雷克将军，在副驾驶位置坐着的是弗朗茨 冯 哈拉赫(Franz von Harrach)中校。更靠后的三辆车上则载着当地的警察以及大公和州长的随员。
   
如画的景象呈现在斐迪南大公夫妇面前，沿着河的两岸是林荫大道，直通萨拉热窝市中心，再往远处则是高达1 500多米的山峦，在半山腰上还星罗棋布着村舍民居。山的顶端有薄薄的积雪，只有一些杉树与巨石点缀其间。在街道两旁偶尔可见的清真寺和宣礼塔，则向人们述说着曾在这座城市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奥斯曼文明。在市中心的大集市里，错落的小巷组成了这个由木头和石头搭建的“迷宫”，地毯商、菜贩、马贩、铜匠······各行各业的人在这里叫卖着。在集市的中心，一个由奥斯曼慈善教会组织经营的小屋里，正在向穷人免费发放咖啡。尽管前一天刚下了阴冷的小雨， 但6月28日的这个早上，整座城市都沐浴在暖融融的阳光中。
   
对奥匈帝国来说，这个出访的日期并不吉利。1389年的这一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科索沃战役中击败了塞尔维亚王国贵族的军队，结束了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并为日后奥斯曼帝国吞并塞尔维亚打下了基础，这一天也被当地人称为“圣维特日”。1914 年的这一天，整个塞尔维亚地区的相关纪念活动尤其热烈而激进， 因为这是科索沃地区在经历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赢得“自由”以来的第一个圣维特日。“激励着(塞尔维亚)一代又一代的科索沃圣火，现在已经熊熊燃烧起来。”黑手社在1914年6月28日的一份记录中写道，“科索沃自由了！科索沃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对于这个由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组织来说，斐迪南一行在这个时间来到萨拉热窝，是对塞尔维亚乃至整个波斯尼亚地区的挑衅。
   
在斐迪南一行到来之前，已有几名恐怖分子隐匿在城市中的两个据点。在斐迪南大公抵达的当天早晨，他们已沿着河岸就位。他们的腰间都绑着跟小蛋糕差不多大的炸弹以及12秒引爆装置，口袋里则揣着上满子弹的左轮手枪。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才准备了如此充足的人力与武器，以便在其中有人被发现、被捕或刺杀失败时立刻能有其他人继续完成刺杀行动。他们每个人还随身携带着一小包氰化物粉，这样一来，当他们完成各自的使命后，可以给自己来个痛快的了断。
   
与此相对的则是当地政府安排的完全不到位的安保措施。尽管曾被警告可能会出现恐怖袭击，斐迪南大公和索菲依然乘坐着敞篷车沿着拥挤的、人尽皆知的既定路线行进。本应站在两侧人群与车队之间起保护作用的警戒人员一个也没有就位， 这让车队完全暴露在人群面前，甚至连贴身警卫团也不在身边，警卫团长错误地与另外几个当地官员一起乘上了车队中的一辆车，而将自己的下属留在了火车站。
   
大公夫妇对自己的安全也是毫不关心，在三天前，弗朗茨 斐迪南与夫人索菲还在附近的一座名为伊利兹的小镇上，并被那里安逸的生活环境所麻木，斐迪南夫妇甚至当时曾一时兴起步行到大集市里参观。而他们不知道，加夫里洛 普林西普，这个当时也藏匿在集市中的塞尔维亚青年将在三天之后开枪打死他们。在搭乘火车去萨拉热窝的前一晚，索菲在晚宴上遇到了波斯尼亚克族领导人约瑟普 苏纳里奇(Josip Sunari)，他曾告诫当地政府，在这个民族情绪严重激化的时候让斐迪南大公夫妇进入市里并不是明智之举。“我亲爱的苏纳里奇，”当时索菲告诉他，“您还是错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所到之处都感受到友好的氛围，即便是在塞族地区，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我们，我们对此也觉得非常欣喜！”弗朗茨 斐迪南在当地一直以来是以难以交流和充满警惕的状态示人，而在他波斯尼亚之行的最后一站，他也想表现得更加“亲民”一些。在过去的几天中，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检视了波斯尼亚山地驻军的情况，而此刻他想的是以继承人的身份接掌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
   
最重要的一点是，6月28日是弗朗茨 斐迪南和索菲的结婚纪念日。尽管有着哈布斯堡王朝繁文缛节的宫廷礼仪作祟，但大公和夫人的婚后生活依旧美满。弗朗茨 斐迪南在1904 年曾对一个朋友说，和“我的小索菲”喜结连理，是他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她是他的“所有幸福的来源”，他们的孩子则是最令他“喜悦和骄傲”的，“我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欣赏着他们的身影，可以就那样待一整天，因为我是那么爱他们”。即便当时政治婚姻充斥在皇室之间，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斐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期间感情也是非常浓烈。索菲执意在结婚纪念日这天留在弗朗茨 斐迪南身边，而在这个奥匈帝国的海外附属国，他们也能拥有与在维也纳相比完全不同的感受。
   
车队驶向市中心的楚穆尔亚桥，街道两旁的民居和店铺墙面上都挂着代表哈布斯堡的黑黄相间的旗帜，以及代表波西尼亚的红黄相间的旗帜。随周围的欢呼声渐强，人群中的一个刺客穆罕默德巴希奇已手握炸弹蓄势待发，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因为一旦炸弹的引信被开启，将会发出巨大的响声引起周围人的警觉，此时就将没有退路，必须扔出炸弹。第一名刺客刚想拉开炸弹的引信，却在最后的时刻感觉到了什么人(或许是一个警察)站在了他身后，这让他惊得愣住了，就像他1914 年想在火车上刺杀奥斯卡 波蒂奥雷克时一样，这次的刺杀也失败了。人群中的另一个刺客，也是第一个发起刺杀行动的是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查布里诺维奇，当时他藏在靠近河岸的一侧道路边。他扔出了炸弹，听到引信被拉响的声音，大公的保镖哈拉赫还以为是车胎爆了，但司机看到了迎面飞来的炸弹，赶紧猛踩油门。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确定，当时是斐迪南大公挥手挡开了炸弹，还是它打到了车的篷子上自己弹开了。无论如何，炸弹没有落到预期的位置，而是在车的后方爆炸了，在地上炸出一个大洞，碎片也波及了周围的一些人。
   
斐迪南大公对这个突发状况表现出惊人的冷静，转过头来一看，第四辆车已经停了下来。空气中由于爆炸的冲击波而弥漫着浓重的灰尘和烟雾。除了索菲的脸颊被爆炸的碎片擦伤之外，他们二人并没有受到其他伤害。第四辆车上的乘客虽也受伤，但都没有生命危险，有些人还正想下车。受伤最严重的是波蒂奥雷克将军的副官埃里克 冯 梅里齐(Erik von Merizzi)中校，他虽然神志尚清，但头部受伤， 流血不止。周围的一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次爆炸的波及。
   
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之后，就吞下了随身携带的氰化物粉，并纵身跳入河中，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个痛快的“了断”。毒药过于劣质，以至于直接溶解在了他的嗓子和消化道，非但没能致命，甚至可以说是让他毫无异样的感觉，而夏季的河水水位太低，不仅没能淹没他，就连推动他流走的水流程度都达不到。相反， 他只是滚落到了 米之下的河床上，并很快被闻讯赶来的一个店主、一个拿着手枪的理发师和两名警察制伏。
   
斐迪南大公非但没有要求车队立刻离开现场，还耐心地查看了一下伤者的情况，命令车队继续前往市中心的市政厅，并在回来的时候改道去医院探望伤者。“这没什么的，”当时他说道，“这个人明显是疯了而已，咱们还是按照原先的日程安排进行。”随后，后面几辆车绕过冒着烟的第四辆车，再次组成了一连串的车队向目的地进发。剩余的刺客们仍然潜伏在自己的袭击位置上，继续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机会。但他们实在太年轻且缺乏经验，其中三个人在车队靠近自己时都惊慌失措。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刺客瓦索 丘布里洛维奇因为出乎意料地看到大公的夫人也一起在车上，在最后关头像第一个刺客一样僵在原地。“我没有掏枪，因为我看到大公夫人也在那里，”他后来回忆道，“我不忍心伤害到她。”刺客波波维奇也由于恐惧而没有出手，他一直在指定地点准备行动。但由于他“在最后一刻被斐迪南大公的视线扫过时吓破了胆”，所以并未实施刺杀。当他得知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后落得那样的下场时，他惊慌失措地藏到了附近的一个塞族俱乐部里，并把自己携带的那个炸弹藏到了地下室的一个箱子后面。
   
刺客普林西普一开始也是惊慌失措，听到爆炸声后，他以为刺杀行动已经成功，随即跑向查布里诺维奇所在的位置，却看到他弯着腰一边忍受着喉咙里氰化物的灼烧，一边被双手绑缚着押走了。“我立刻发现他并没有成功，同时也没有饮毒自尽，当时我打算赶紧开枪打死他，而就在这一分神的工夫，车队开了过去。”于是普林西普放弃了干掉同党的念头，而是将注意力重新放在了车队上，但当他看到斐迪南大公的时候(他是通过其头盔上点缀的绿色鸵鸟羽毛准确地认出他的)，车已经加速了，使他难以瞄准。普林西普在这种情况下依旧保持着冷静，在得知大公夫妇不久将返回后，他在弗朗茨 约瑟夫大街的右侧找到了一个新的刺杀位置，这也是官方所公告的车队离开城市的必经之路。另一个刺客特里夫科 格拉贝日为了找普林西普也离开了隐藏的位置，却在第一声爆炸后被抓。当车队经过他所在的位置时，或许是由于恐惧，他完全乱了阵脚，而根据他后来的供述，他表示当时周围的人太多了，拥挤到他连掏出炸弹的空隙都没有。
   
起初一切行动看起来还都在按照日程计划进行，直到车队到达萨拉热窝市政厅，一路上没有再发生其他意外。紧接着还发生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轮到市长丘尔契奇致欢迎辞时，他自己明知道刚刚在路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意外，他之前准备的那些欢迎的套话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但他当时实在太紧张了，以至于完全忘记修改自己的措辞。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下，他满头大汗地走上演讲台开始致欢迎辞，其中就包含如下内容：“萨拉热窝首都的民众们今天都充满了喜悦之情，他们以最热烈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阁下您的到来的巨大期待与欢迎……”他的发言并没有进行多久，就被斐迪南大公一阵不满的咳嗽声打断了。斐迪南大公之前一直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怒火，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我身为客人出访你们的国土，却被你们的民众用炸弹来欢迎！”随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索菲在他耳边窃窃私语，随后弗朗茨 斐迪南恢复了冷静：“就这样吧，你可以继续说了。”在市长终于费劲地念完自己的欢迎辞之后，又出现了片刻的停顿，因为斐迪南自己准备的那份致辞已经被第三辆车上受伤官员的血浸掉了字迹。但随后斐迪南还是随机应变地进行了致辞，并委婉地提到了早上所发生的意外事件：“市长先生，在此我衷心地谢谢你， 你确实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里市民们对我的欢迎！在刺客行刺失败时，周围人爆发出的欢呼声是那么热烈。”在讲话的最后，斐迪南大公还特别用克罗地亚语叮嘱市长，要代表他向市民们致以深切的慰问。
   
讲话结束后，大公夫妇也要暂时分开了。按照日程安排，索菲将在市政厅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会见穆斯林妇女代表团，男性不能进入该房间，这样参会的妇女们就可以揭开面纱。房间并不宽敞却很温暖，大公夫人在看到其中一个妇女代表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前来时，似乎也勾起了她对自己孩子的想念，面露忧色，她说道： “你们看，这个小女孩跟我家的小索菲差不多高呢。”后来她再次提到，她和丈夫都希望能与他们的孩子尽快团聚，并表示“我们从来没有扔下孩子这么久不管”。与此同时，斐迪南大公口授了一封电报给奥匈帝国皇帝，表示他们二人都很好，此时正在市政厅里。但早上的意外所带来的惊吓这时似乎开始在他身上造成影响，据一个当时在场的人后来回忆称，斐迪南大公“说话的声音显得滑稽而尖锐”，“他站立的姿势也很怪异，就像踢正步一样交替抬起双腿。我想他可能借此表示他并没有因为早上的意外而害怕”。当然，他的表情也流露出对波蒂奥雷克的安保工作的严重失误非常不满。
   
访问活动接下来怎么进行？原先的计划是车队在行驶过大集市时右转，开上弗朗茨 约瑟夫大街，之后开到国家博物馆。斐迪南大公询问波蒂奥雷克是否还有遭到袭击的隐患，根据波蒂奥雷克后来讲述的，当时他给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答复，他“希望没有，但即便有着铜墙铁壁一般的安保防护，也无法完全防止近距离的袭击”。出于安全起见，波蒂奥雷克建议取消接下来的行程安排，直接开车出城回到伊利兹镇，或者去州长的官邸，并从那里沿着河的左岸一路前往火车站。但斐迪南大公一心想去探望正在西郊的驻军医院里疗伤的波蒂奥雷克的那名受伤的副官。当然，博物馆之行必然取消了，车队将原路返回，不再经过弗朗茨 约瑟夫大街，以防遭遇更多的袭击。此外，按照原计划，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市政厅的活动结束后也将分开，大公前往博物馆，他的夫人则前往州长的官邸。但索菲在所有人面前毅然决然地表示：“我要和你一起去医院。”出于安全考虑，哈拉赫决定站在车左侧的踏板上(朝着河的那一侧)，防止遭遇其他袭击。
   
伴着烈日，车队离开市政厅一路向西行驶，但大家都忘了将行程的变动告知司机，当车队经过大集市后，前导车右拐驶入弗朗茨 约瑟夫大街，后面载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车也随即跟上。波蒂奥雷克责备司机：“我们走错路了！我们应该原路返回！”汽车停了下来，(由于没有倒车挡)缓慢地返回主干道。
   
普林西普的机会来了，他早已埋伏在弗朗茨 约瑟夫大街右侧的一家商店门前，此时他终于有机会追上这辆几乎停在原地的车。由于来不及解开腰间的炸弹， 他掏出左轮手枪连开两枪，子弹直接朝着目标射去，而此时站在车左侧的哈拉赫只能眼睁睁看着右侧飞来的子弹。据普林西普后来的供述，当他从店铺门前遮阳棚的阴影里冲出来瞄准的时候，时间似乎都静止了，而索菲的眼神一度让他迟疑不决：“当我看到一个女士坐在他的身边，我曾犹豫是否要开枪。而同时，我的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在波蒂奥雷克后来的讲述中，也对当时的那一幕有着特别的感受：我坐在车上，注视着杀手的脸，他开枪了，但似乎并没有烟尘和火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寂静，仿佛子弹来自遥远的方向。一开始人们都以为刺客打偏了，因为斐迪南大公夫妇依然端坐在座椅上，但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已经受了致命的弹伤。第一颗子弹穿过了车门，击中大公夫人的腹部并瞬间切断胃动脉；第二颗子弹则击中了大公的脖子，穿过颈静脉。当车向着目的地酒店开去的时候，索菲的身子倒了下来，面贴到了她丈夫的双膝上，波蒂奥雷克起初以为她只是吓得休克了。直到他看到鲜血从斐迪南大公的嘴里涌出，他才意识到事态远比想象的严重。而站在踏板上的哈拉赫则探身进到车内，拽着大公的领子使他的身体保持坐着的姿势，这时他听到弗朗茨 斐迪南气若游丝的声音：“索菲，索菲，你不能死，要为咱们的孩子活下去！”装饰着绿色鸵鸟羽毛的头盔从他头上滑落，当哈拉赫询问他的伤是否严重时，斐迪南大公一遍遍重复着：“这算不了什么！”之后陷入昏迷。
   
在车队的后面，普林西普被人群包围了。他刚想举枪自杀，手中的左轮手枪就被人打掉了，他也没来得及吞下随身携带的氰化物粉。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赶到并将他带走，他很可能当场就被围上来的愤怒群众乱棍打死。
   
在到达州长官邸的时候，索菲已经气绝身亡，他们两个人被分别安排到不同的地方施以急救。弗朗茨 斐迪南昏迷不醒，他的贴身男仆莫赛从事发现场一路跑到这里，此时正想剪开大公的制服前襟以便他呼吸。鲜血染红了这名男仆的黄色袖口，随后他跪在床边，询问斐迪南是否有遗言给孩子，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大公的嘴唇早已僵硬。几分钟后，这名奥匈帝国的皇储被宣布已经死亡。凌晨两点，消息迅速从那里传播出去，钟声响彻萨拉热窝。
（二）
网文《海权与国家力量被施利芬绑架的帝国——对海权与一次大战关联的透析》指出：
当时的形势是，考虑到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高龄，斐迪南大公即位只是一个迫切的时间问题。一旦大公即位，不但俄奥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降低，俄国将不再可能支持塞尔维亚获得那些“当然领土”，甚至于几百万斯拉夫人也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奥匈帝国的开明专制，放弃独立的念头。当然这对于维也纳来说，同样也就丧失了进一步扩张的机会。于是一小撮阴谋家们得出了结论：斐迪南大公必须死!
不能维持的秩序
在斐迪南大公成为了双方痛恨的头号行刺对象后，大公夫妇1914年6月对波斯尼亚的访问为暗杀者们提供了这样一次机会，大公要用共同出席阅兵和视察的机会给备受屈辱的爱人赠送一件在维也纳不可能享受的结婚纪念日礼物：并肩而立的尊严。在经历了上午第一轮不成功的谋刺未遂之后，6月28日中午，来自塞尔维亚的刺客普林西普，终于“戏剧性地”刺杀了准备前往医院探望在上一轮谋刺中受伤人员的大公夫妇。
在此前的历次大国危机中，各国首脑直接参与的多边外交斡旋最终都相当成功地化解了危机，避免了大国之间的血拼。然而,大公夫妇之死引发的危机却没有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原因就在于大公妻子的身份危机。
斐迪南大公的妻子苏菲亚本是大公恋爱对象玛丽基度女大公的侍从女官。在斐迪南和苏菲亚的恋情公开后，整个帝国上流社会都极力反对。有人甚至声称如果硬要贵贱通婚，那么匈牙利的王冠就不会戴在斐迪南头上，这意味着奥匈帝国的分裂。
中年丧子老年丧妻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反复劝诱斐迪南大公放弃苏菲亚，但是大公表示宁肯放弃皇位也不变心。面对斐迪南大公对爱情的执著，阅尽人间沧桑的皇帝不得不加封苏菲亚为霍亨堡女公爵。大公作为妥协，也不得不同意苏菲亚和她未来的子女都不能继承斐迪南的爵位和财产；同时在一切正式场合苏菲亚只能站在斐迪南的身后；在单独踏进皇宫房间的时候，房门只能开一半……此后，这个贵贱通婚的麻烦不仅时刻折磨着大公夫妇，而且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当帝国外交大臣希望为斐迪南大公夫妇举行一场隆重的葬礼，邀请各国政要出席以便由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亲自向他们控诉“塞尔维亚的罪行”，来获得各国王室的同情和支持时，鼠目寸光的维也纳宫廷集团立刻以老皇帝的身体健康为由，拒绝了这个本可进行大国平衡外交的提议。这些反对者将对大公夫妇莫名其妙的私愤凌驾于了国家利益和战略考虑之上。按照他们的观点，“像斐迪南和那个下贱女人，有一个三等葬礼已经够好了。”
结果，在没有一个主要国家的皇帝、国王、首相和外交大臣参与的情况下，斐迪南大公夫妇草草入葬。整个欧洲和世界丧失了一次将战争化解或者限制在局部范围的机会。
战争临界点
从一开始奥匈帝国就打算对塞尔维亚进行“武力兼并”，但问题是慢到了人们几乎快忘记了行刺事件的时候才做出决策，也就是说坐失了“暴力解决”的良机。
很多人经常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奥匈帝国从政体上来看，是一个二元帝国，帝国的任何主要政策都必须获得相对独立的匈牙利王国政府的支持。在大公遇刺的消息传回维也纳后，尽管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潜在良机，但是帝国政府在最初的几天里除了慢吞吞地说服匈牙利首相提斯查伯爵同意宣战以外，什么都做不了。
好不容易获得匈牙利首相有条件同意的奥匈帝国，还必须和德国进行沟通，以获得必要的支持。而德国在大公遇刺后的一周时间里，主要政要却恰好全都外出度假或休养去了。
到了大公遇刺4个星期后的1914年7月23日,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才将最后通牒交给塞尔维亚总理巴希奇。而在7月25日，巴希奇部分拒绝最后通牒的情况下，大使竟然在当晚坐火车离开了贝尔格莱德，“亲自”在7月26日将答复带到了维也纳的帝国外交部。后者的反应却令人极度费解——严加保密。面对大群高喊战争的贵族，帝国首相和匈牙利首相不得不屈服。到了28日，奥匈帝国才就塞尔维亚的拒绝性回复正式表态，拖到了29日才正式知会各国政府。
奥匈帝国政府没有及时公布塞尔维亚的拒绝是一个重大失误：问题在于眼见48小时的通牒期已过，奥匈帝国却没有动静，使得各国均相信两国已经形成外交妥协。
此时，关于斐迪南大公遇刺的各类消息，早就在欧洲各国主要报纸的显要版面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奥匈帝国政府的低效率使得一场原本“出师有名”的复仇战争变得好像是一场单方面持强凌弱的挑衅，这就使得战前各个结盟国家的战争临界点成为了现实。结果是同盟国一方不但丧失了其他国家政府和世界舆论的支持，反而使得各国政府被主张“主持正义捍卫荣誉”的汹涌民意所“绑架”。
帝国失败的种子就此开花结果。
（三）
但是人们高兴得太早了。奥匈帝国的失败，不过导致欧洲陷入了长达百年的热战冷战。塞尔维亚的阴谋所获得的奖品，得而复失。南斯拉夫各个民族在百年之后，还是落回到了原地。
这就是“南斯兰夫”作为一个“人造国家”的原罪。

谢选骏： 中国还停留在卡夫卡的时间隧道里

谢选骏： 中国还停留在卡夫卡的时间隧道里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是一位使用德语写作小说和短篇故事的犹太人，被评论家们认为是20世纪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卡夫卡的代表作品《变形记》(Die Verwandlung)、《审判》(Der Process)、《城堡》(Das Schloss)、《沉思》(Betrachtung)有着鲜明的主题并以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与隔阂、心灵上的凶残无情、亲子间的冲突、迷宫一般的官僚机构为原型。以及有着对人物角色恐怖的追求和使角色发生奇异般的转换在小说中都有所表现。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波西米亚王国的首都，后来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的一个中产阶级、讲德语的犹太家庭。卡夫卡在世时，布拉格的大多数人口都说捷克语，并且当时说捷克语的捷克人和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之间的分歧日趋明显。两种族群都在加强自己国家的认同感。聚居在布拉格犹太人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卡夫卡能流利地说这两门语言，但他聪明地选择了德语作为书面语言。
卡夫卡曾受过律师这门职业的培训，在他完成法学课程后在受聘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任职后的空余时间，卡夫卡开始写短篇故事。对于工作剩余的时间，卡夫卡经常会抱怨难有较充裕的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因为自己不得不将大量时间去工作。他后悔对他的Brotberuf（“日常工作”，即“生计”）投入了过多的关注。卡夫卡喜欢使用书信交流，他给自己家人（包括他的父亲赫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和最小的妹妹奥蒂莉·奥特拉·卡夫卡（Ottilie "Ottla" Kafka）和亲密的女性朋友（包括他未婚妻菲利斯·鲍尔）写过上百封的信件，卡夫卡与他父亲的关系复杂且陷入了困境，这极大地影响了卡夫卡后来的文学创作。因为欧洲当时对犹太人的压迫排挤，卡夫卡时常抱怨自己身为一名犹太人。他对犹太人处境的低下、被动的埋怨与不满也对他作品的风格有影响。
卡夫卡自认为身为犹太人，对自己没有多大的帮助。仅有少部分卡夫卡的作品是在他生前出版的：故事集《沉思》（Betrachtung）、故事集《乡村医生》（Ein Landarzt）和刊登在文学杂志上的单一故事作品（如：《变形记》）。卡夫卡曾计划印刷他的短篇故事合集《饥饿艺术家》（Hungerkünstler），但却在他死后才出版。卡夫卡未完成的作品，包括他的小说《审判》、《城堡》和《美国》（或译作《失落者》）都是在卡夫卡去世后，由他的挚友马克斯·布洛德帮忙出版的，但这违背了卡夫卡生前想要销毁掉自己手稿的意愿。阿尔贝·加缪、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让-保罗·萨特三位大作家都受到卡夫卡作品的影响。英语中有"Kafkaesque"（即卡夫卡式的）这一词来描述生活中像卡夫卡作品里那样离奇的现象。这是一个病态的人所描写的病态的社会。
卡夫卡虽然死去将近一个世纪了，但卡夫卡式的社会并被消亡，反而在共产党中国这个受到犹太人思想、马克思主义统治的国度，变本加厉。
网文《我去纳税 明白中国到底有多落后》可以帮助我们对此做出生动的理解：
我以下讲述的事情，发生在整个中国最发达的沿海省份里政策最开放的自贸区，而且是最有钱的政府机关。
当然，这里的“落后”指的并不是办公楼很破旧，室内环境肮脏。恰恰相反，新修的气派大楼里窗明几净，到处可以看到代表着发达科技的触控屏，他们出产于70多公里外的深圳。
而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说起。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一名年轻的创业者。
早上9点，我背着包来到了这栋楼的门前。我的目标很明确，向我们至高无上的国家贡献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纳税，同时开具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两张普通发票。原本打算找代办，但是这次决定自己跑一把。为了尽早完成这个任务，我提前两天预约了税务局的号，事先打印了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的代开申请表。我早上7点多就起床出发，长途奔袭了40公里，我想，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把握在中午之前搞定一切了。
然而，噩梦刚刚开始。
走进楼，我看到大厅里已经充斥着各色各样的人群，无论你是老板，还是一个小小的财税代办员，都要听从指挥，排起长队，等候叫号。如果不仔细分辨，也许会误认为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医院。即便是事先预约了号的我，也等了将近半个小时。
接待我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我单刀直入：“我想开这几张发票，这些是我的申请表。”
“普通发票开不了。”
“为什么？”我一脸黑人问号。
“就是开不了。”
“网上系统可以填申请表啊！”
“噢，那个功能出问题了。”
好吧，普通发票的问题只能先这样，那专用发票呢？女人摇手一指：去那个窗口。
于是我来到她手指的那个窗口前，又一次说明了我的诉求：我需要开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
窗口的年轻女人看了看说：
“没问题，但是我们这边积压的太多了，需要排队。”
“排队？”我一头雾水——大概需要排队到哪天？
“现在申请的话，可以在9月20号开出来……”没错，时间是两周后。
两周，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讨厌等。更何况，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发票意味着回款，回款意味着现金流，现金流意味着存亡。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而言，延长两周账期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好在，她给我指了一条明路：在直线距离20公里的一个镇税务局，我可以马上实现我的愿望。或者，我也可以选择市区的税务局，同样可以达到目标。
虽然我知道全市的税务都是联网的，也并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个地方可以马上搞定，另一个地方就需要两周，但是我别无选择。到此为止，我已经在税务大厅里呆了一个小时，但是想办的事情都已经宣告失败。
于是，我走到咨询台门口，排起队来。10分钟后，我如愿和咨询台前唯一一个人开始了交谈。
“为什么开专用发票需要排两周的队？”
“你可以去那个15公里外的镇开。”
“我可以去市区的税务局开吗？刚刚她是这么和我说的。”
“当然不可以，怎么可能？谁和你说的？”
于是我放弃了最后的希望，而是拿起手机，打开了网上税务大厅的预约页面，希望能够预约那个镇子的税务局，却发现无法正常使用。我意识到——这个不算美观的网站只支持IE，不支持的系统却包括Chrome、火狐、Safari等……
于是我调整了注意点：
“为什么我开不了普通发票？”
“因为普通发票不能在这里开，必须你领发票回去自己开。”
“我在网络办税平台看到了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还没开通。”
我放弃了无谓的坚持，开始询问下一个问题：“如何领发票回去自己开？”
“首先，你需要一个税控盘。”她指的是一种需要在某些公司购买的，插在电脑上，用来确保报税软件正常运行的电子产品。在她给出的单子上，我看到了两家可供选择的公司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然而只有两家。
我拨通了两个电话，得到了一模一样的两个价格。为了平复我的心情，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你购买这个设备的费用，可以抵扣你的税款。”也就是说，税务局为这套设备付了钱。
然而作为纳税人的我们，缴税并不是为了买这个设备的啊！我们交的税是为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啊！粗略计算，按照广州一个市六位数的企业数量，每年就是亿元！虽然心里这么想着，我还是默默的走向了两家公司里离我更近的那一家。
如我所料，这家公司的门前也排着队。唯一一个收款员急急忙忙地收取现金或者刷卡，同时将设备交到顾客手里。凭借对于电子产品长期热爱的经验，我估计这款产品的成本并不会超过售价的10%。
在排队付款拿到东西后，我马不停蹄地跑回了国税局——我知道，只要赶在12点下班之前到达，我就可以领到发票了。
然而我错了……当气喘吁吁的我在11点40到达国税局时，我发现，叫号系统已经关闭了！
事实上，我看到，一半的服务窗口并没有在服务，但是他们分别负责“发票代开”、“房产业务”、“营改增业务”，而我需要办理的业务名字叫做“发票领取”。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只有“发票领取”的业务是人满的，其它的工作人员在闲着。
我走到一个空闲的窗口：
“您好，可以在这里领取一下发票吗？”
“不在我这里，等叫号……”熟悉的声音让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最开始看到的那个中年女人。
“可是领取发票的号已经满了……”
“那就下午吧……”这是一句来自一个小公务员的，不容置疑的威严。
游走了几个窗口，我得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回答。
这时，我突发奇想——隔壁就是地税局，如今推动营改增，国地税一体化，也许我可以在那里领到发票。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地税局，前台的小伙子态度很不错，他表示自己很乐意帮忙——事实上，按照规定，在这里确实可以领取到发票。
可是他话锋一转——“但是还是没办法，因为国税那边到现在也不把发票给我们……”
中午12点的下班时间逐渐临近，国税局的工位已经空了一半多——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别无选择，草草吃了口饭，然后按照地图的指示坐上了前往那个镇子的大巴。
一个多小时后，我顺利抵达地图上的位置。然而我高兴的太早了，镇子里的人告诉我，国税局已经不在这里了，搬到了三公里外，与地税局合二为一。
勉强赶上了预约了deadline，汗流浃背的我走进了地税局——然而我又一次被打败了。由于国税的预约系统与地税不能兼容，我预约的号自然宣告作废。
重……
新……
排……
队……
当我手机的最后一丝电量即将耗尽时，我等来了我的叫号。奇迹发生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窗口的工作人员用机器打出了我的专用发票。
然而，这只是目标的一半:领发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毫无意外地，我被支到了另一个窗口前。在这里，为我服务的是一名头发不多的中年男人。他做事很认真，在经过一番检查后，才告诉我：“你的设备需要到区分局进行激活，才能领取到发票。”
我已经不再有力气去询问为什么设备需要去区分局激活，而不是这里。此时的时间是下午3点多，我跳上大巴，踏上归途。在离国税局下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我已经出现在了取号机前。然而，绝望的是：“号已满”再次映入我的眼帘。
此后，我与国税局的工作人员重演了上午的一幕……
“您好，可以在这里领取一下发票吗？”
“不在我这里，等叫号……”
“可是领取发票的号已经满了……”
“那就明天吧……”这是来自另一个小公务员的，同样不容置疑的威严。
多年以后，孔庆勋也许不再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他只会记得那个夜晚，他打开了某某双核告诉浏览器，然后熟练地切换到了IE模式。他打开网上办税大厅，预约了区国税局第二天最早的号……
全剧终，中国现在到底有多落后——明白了吗？
更新：
今天部门的几位有关领导已经登门道歉，态度很诚恳，同时也很虚心地与我沟通了关于优化服务的一些建议。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也了解到“营改增”等进程中政府部门的一些苦衷，很多基层办事员也会加班加点工作，很多领导也愿意努力改进纳税人的体验。同时，在这个答案的评论区下，我也听到了一些让我重新审视之前所写内容的声音。
中国现在到底有多落后？比起某些发达国家，我们仍然有差距；在很多偏远地区，人们依旧难以温饱；在政府办事效率上，还是经常不尽人意。
但我宁愿相信的是：总有人愿意用自己的努力让这些落后之处变得更美好，也许是我，也许是你，也许是他们——哪怕，只是一点点。
原文中所提及的部分人员已经得到处理，为避免给有意无意提及的其它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现将原文删除。
然而我想说，今年税务系统的改变很大，很多税务局的工作人员都得从头来学习，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情绪吧？事先搞清楚流程比较好办的说。我在西安，我们公司有什么事不清楚，打热线电话，人工接线会很认真、仔细、耐心地和我们沟通。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接线员给我说错了，下午9点左右，还特地给我打电话过来，给我更正之前她的解释，并向我道歉。还有，专管员会有QQ群和微信群，有什么事大家都在上面交流，感觉专管员都比较和气认真。也许是个人经历，不代表全部。
另外，有好些事确实无奈，试试投诉！给市长写信、email、公众号？不会没人管吧。
哈哈，这里是天朝。
你的办事方法就不对，要跟着套路走。首先看看你公司区域的相关负责人是哪位科长，不熟悉先找个中间人带路，后面你懂的。。。
估计是行业不同。我们这的税务官员会提前打电话告知我们财务他来检查相关账务，然后我们会让和官员打交道的领导和他沟通，一般此类经费用不了1w他们会消停很久。此间记得把财务人员和他们办事员介绍认识，以后小事就不用麻烦两边高层了，逢年过节的关系到位就行。
我办居住证就和这里的情况基本一样，一个局子踢来踢去，最后莫名其妙告诉我要登记半年才能办，说就是前天才出的规定。。。。WTF，结局一包烟搞定，什么材料都不用。
经常去开发票的我掌握了一种技能：只要他不给我按流程办用：那个功能不能用系统没开通。我就拿着手机拍她一般两种结果第一是办了第二是拿出一个“请到其他窗口办理”的牌子人去后面了.我还见过其他朋友的其他技能：只要觉得办事人员在搪塞马上拍桌子大喊大吵什么难听骂他什么嗯这算不算被逼出来的招？
这么多就没个明白人,本来就是因为你不了解流程啊，找个专门的财务公司一点事都没有。你也知道有6位数的公司，这么多公司很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啊。你因为自己和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来说国家的问题这我就不能同意了！我承认国家有很多问题，但是你说的我不赞同
以我在国内外的经验说，国外公务员们不见得更高效更亲切，但他们专业且标准很多。
说是什么样的标准，你准备好一定能搞定，不是这个地方办的他告诉你去哪里办你去就对了。几乎没见过几个地方踢皮球来来回回的状况。
信息化程度高，网上公布的和实际绝对没有出入。
评论区居然没人提那个税控盘，这里面有苍蝇啊，贪腐可就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这么简单了，爱国者们还不快行动起来响应习大大反腐行动号召贯彻两学一做精神举报之？
而且通篇看下来，税局的做法都是符合规定的，现在中国税收法律规定繁琐复杂，本来报税这种东西就应该是由专业人士负责的，为什么你认为打官司自己搞不懂由律师代理正常，而办税这种也需要专业财务知识的事物你又不肯学也不愿花钱找代理还要轻松办好，我就想问凭什么？
抵扣税款不是等于政府拨款给这个什么稅盘公司了吗？作者说“凭借对于电子产品长期热爱的经验，我估计这款产品的成本并不会超过售价的10%。”马克思说过有300%的利润就能让资本践踏人间所有法律，犯下一切罪行，这可是10倍利润，市场还不打破了头地来生产这种东西？可是作者说只有两家公司，这还不够可疑吗
作为去政府部门办事比较多的人，看过太多你这种人了。什么都没了解就一个人跑过来，就因为有些资料达不到要求，或是其他原因办不成事情就在那左讲右讲，工作人员得花大把的精力和时间和你们讲流程讲政策，叫你们去找谁谁，谁要准备什么东西。明明十几分钟的业务就被可以你们这类人拖到大半个小时。我不否认某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态度不好，但是换做我一天要回答同样问题几十次，是我也态度不好。
重要的是你们这些人也耽误了我的时间好吗？
故事不算精彩，文笔比内容更有看点，但这个故事真的不是落后的表现，有人说这是体制落后，也有人说是官僚主义腐化堕落，我只想说：他们不是落后，而是太精明了！这种精明已经传承了两千年，宁愿不做事，不能做错事，不做事不会有损失，老百姓的怨言撼动不了他们的地位，即便真要追究，不做事的理由可以列出一箩筐，涉及的人多到无法深入追究，随便说一两个理由，只要牵扯到另外的一两个人，领导头皮都发麻，哪敢追究下去。但是！做错事就必须要有人承担，即使当事人不承担，也要有个替死鬼，否则无法交待，确实没有人承担就变成领导来承担，这是动摇“国之根本”的大事，宁可弃卒保帅也不能让领导背锅，所以公务员入职的第一个死命令就是绝对不能做错事！别看他们对老百姓态度傲慢，其实每个人每天面对工作都是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过失，甚至不敢有丝毫不当举止，比如积极、主动、热情……这些都是不当举止，官场如同战场，枪打出头鸟，几十双眼睛盯着你，你想出风头，无异于骑在老前辈头上撒尿，即使新同事也会将你当做第一敌人，随便一句莫须有的闲话就能雪藏你几年，所以，你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别人怎样做，你就怎样做！别自作聪明忙于表现自己，那样会“死”得不明不白。这与体制无关，体制绝对不是这么乱套的，尤其是这种行政机关，每项工作都有详细的流程可遵循，只是中间一些人为的环节一旦脱节，所有人都会不谋而合地尽力去掩盖，而不是补救！
你可以打12366啊！我可以很自信的告诉你，所有窗口单位里税务肯定是最到位的，因为纳税服务是列为考核对象的，也请您谅解我们，税务部门是为数不多超负荷运转的部门，营改增后国税业务暴增，虽然我是地税的，纳税服务是全国通行的，还有他们为什么没有导税员，这种态度你尽管甩脸好了，等着大厅负责人出来好了，头上都是监控，他们肯定不会把你怎么，但是千万别动手。不过各地也许会有不同，国税和地税风格也是不一样，一般国税是比较傲娇一些……
我是重庆国税的，在我们这边，只要当天来手续齐全，我们就可以在当天给纳税人办理发票，全程监控……哎……心疼您。
曾经在税局看一工作人员和交税的吵架，工作人员认为交税的少带一个证，结果当然是交税的回去拿证了，交税的刚走另一个税局的人悄悄的跟工作人员说那个证不需要
我听我们分包单位说的，解决方法就是找税务局里面哪个领导吃个饭，事儿呀就解决了。不然税务局能够理直气壮地要海外工程交税，拿出国家管理规定都没用。税务局里的工作人员需要提高自身的姿势水平啊，别一天到晚搞权力寻租。
所以想当有钱人，得先有套路。不然你就自己郁闷死吧。
重点是公务员的流程也很不清楚好吧.
没看题主里面说的么，某工作人员说XX功能这里办不了，你可以去另一个地方半.
然后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工作人员说XX功能这里办不了，你可以去之前那个地方或者另一个地方办.
然后你跟他说，就是之前那个地方说这里能办的.他就会说谁告诉你的，这里办不了.
绕一大圈子，还算好的，经常是互相踢皮球，我去政府部门办事不多，每次都这样.
难以置信发达的广州还有这等落后的效率，深圳还是好一点，效率还是很快的。过年回去家里的十八线小县城，亲戚们一听我天天往国税跑，都赞许不已，其实不知道深圳去国税局好多业务都是自助办理的，小县城跑趟政府机构还得找找熟人，烦死了
确实如此，我在核算中心实习中获得最大的经验就是推脱责任，在我看来一句话的事情，在部门各个领导面前各种踢皮球，来办业务的人等了一个早晨，什么都没干。。。
实话说，今年税务局给大家的感官确实不好，每个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尽力的。这里面因素太多，但是，我希望每个办税人员都能主动熟悉税务法规，为了提高自身的效率。税法本来就是庞大而繁杂的，很多时候还是不讲理的，我没记错的话，美国的税法应该是一个独立学科。
航天信息和百望九赋卖盘。大厅里多是聘用制，业务不精通很正常，而且也没处说理，因为公务员法是规定公务员不是规定临时工的。现在国税做数字人事，档案补充和金税，很忙，前段时间包酒店集体加班。但是纳税大厅里是按时下班，这也没办法，工作人员也要休息，5点之后大厅不让进，但是进了大厅的纳税人肯定会给办完。现在国税很多业务自己都搞不懂。
除了第三点办理暂住证程序月月变不合理外，其他的没毛病。
挂错号，是你自己的问题，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办理身份证需要拍照，需要你自己去；拿证需要按指纹，需要你自己去。所以两次没毛病。
……
上述网文《我去纳税 明白中国到底有多落后》，堪称一篇“卡夫卡式的共产党中国纪实小说”。中国还停留在卡夫卡的时间隧道里……呻吟着

谢选骏：两大阵营殊途同归

谢选骏：两大阵营殊途同归
所谓“两大阵营”就是“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或曰“自由民主阵营和专政独裁阵营”。
下面的事情可以证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的贪婪正在转化为自由的丧失，其结果就是“两大阵营殊途同归”：
2016年9月16日综合报道：
英媒：中国成英国监控设备最大供应商引担忧
《泰晤士报》报道，中国在英国的投资再次引起关注，因为据透露北京已经成为英国监控设备最大的供应商。报道说，这个消息是在首相特里莎·梅批准了中国出资建造的180亿英镑辛克利角核电项目后得到披露的。
一家由中国控制的公司Hikvision向英国客户出售了100多万闭路电视摄像头和录像机，被安装在机场，政府建筑，体育场和伦敦地铁。
调查显示，有关方面没有对Hikvision在英国的运作做出国家安全评估，负责安全的官员因此要求加强对中国公司的监控。报道说，有些人提出这些摄像头有可能从北京被侵入。
《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没有评估外国在英投资的安全风险政策，据认为英国负责情报和国家安全的政府通信总部(GCHQ)对此感到担心。英国政府表示，针对外国在英国核电和关键基础设方面未来的投资，将采取“新的重大安全措施”。
唐宁街说，在未来的核电项目上，英国将采取“特别股份”，以便有能力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所有权的变更。但是《泰晤士报》说，这些新措施不大可能适用于像Hikvision这样的出售技术而不是在资产方面投资的国营公司。
报道说，Hikvision的许多摄像头能自动识别汽车牌照，追踪移动车辆或使用热感影像在夜间观察。大多数镜头都能连接到互联网上。
该报引述英国情报机构军情6处(MI6)前官员因克斯特(Nigel Inkster)说，可以入网的镜头有可能被用来做很阴险的事情。
“我可以假设中国一名异见人士前往警察局寻求庇护，任何人都能猜想到可能的结局。我认为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但是很明显都没有答案。”
辛克利角核电项目的意义
《金融时报》对英国新政府批准中法合资辛克利角C核电项目进行了深入分析报道。分析指出，政府是在附加了“国家安全”保障条件的前提下批准这一项目的。
文章还分别分析了欣克利角C项目，对英中法三国的意义：英国将得以保障未来全国7%的电力供给；中国将得以出口和对外展示自己的新一代核电技术与能力，且投资的六百亿英镑将得到约每年9%的投资回报；把核电工业作为国民经济一大支柱的法国将得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现有的核电工业规模，保障就业。
分析也指出，尽管特里莎·梅首相的新政府继续宣称对世界开放，但是直接干预欣克利角项目的抉择势必给世界留下她比前任卡梅伦更愿意直接干预重大项目决策的印象。
……
所谓“两大阵营”就是“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或曰“自由民主阵营和专政独裁阵营”。
上面的事情可以证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的贪婪正在转化为自由的丧失，其结果就是“两大阵营殊途同归”。

谢选骏：楼市与亡国奴

谢选骏：楼市与亡国奴
新闻报道《深圳房价全球第二贵 70年收入可购一套房》说，美国经济咨询公司Longview Economics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随着过去一年中国一线城市房价的疯狂上涨，深圳已成为全球房价第二贵的城市，仅次于加州圣何塞。分析显示，深圳典型住宅的价格已达到80万美元左右，房价收入比为70倍。
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为4到6之间。Longview Economics的研究显示，对于深圳普通市民，家庭70年的全部收入方可购买一套住房，这与大陆的调查结果有较大差距。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2015年度《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排行榜》显示，房价收入比排名前十位是：深圳27.7、上海20.8、北京18.1、厦门16.6、福州14.7、太原12.2、天津11.7、杭州11.3、南京11.3、广州11.1。
自2015年初以来，深圳的房价平均上涨76%，从去年4月开始加速上涨，当时A股正接近高点。北京和上海的情况相似，尽管不像深圳那么极端。Longview首席执行官沃特林表示：“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比伦敦还要贵。股市爆炸性上涨，然后又戏剧性下跌。那些资金必须寻找去处，很多流向了楼市。”
……
Longview首席执行官沃特林的这一诊断，显然只是一个极其的原因：“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比伦敦还要贵。股市爆炸性上涨，然后又戏剧性下跌。那些资金必须寻找去处，很多流向了楼市。”
那么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一种不知死活的蚂蚁精神。
这种精神曾经受到毛老头子的表扬，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结果“八亿人民八亿兵”，把共产党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蚂蚁大国”。
但是，蚂蚁精神也是中国历次亡国的要素。
这种精神堪称一种“群体的疯狂短视”。它可以解释为何一个泱泱大国明朝，可以在几年之内迅速亡于一个边境部落。它也可以解释为何满清始终不愿意改革。它还可以解释庚子拳乱、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北伐、抗日、解放、文革、八九屠城、楼市疯狂……
这是一种费拉现象，一种群龙无首的金蛇狂舞，一种拿血肉当作资本的义勇军进行曲。
……

但是这个道理不是一般人能够明白的。
在蚂蚁社会里，还是蚂蚁的短视比较流行：
《中国楼市狂涨只因贷款不尽滚滚来》：
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最值得珍视的是婚姻，最容易破碎的是金钱关系。然而中国此时出现世界上最荒唐的景象：为了炒房赚钱，人们不惜亲手粉碎婚姻，夫妻之间美其名为假离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出于三点：百业萧条，唯有政府与银行大力关照的房地产业香火独旺，人们认为唯一不会化成流水的资产就是房产；银行不断为泡沫化的楼市输入资金；地方政府需要继续卖地以获得财政收入，就得营造房市繁荣景象。
银行“房抵贷”，继续吹胀房地产市场泡沫
9月5日，财新网的一篇《“房抵贷”加杠杆火热 最高额度无上限》惊动了国内财经评论界。该文指出，持续放量的按揭贷，是本轮一、二线城市楼市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所谓“房抵贷”，是指借款人以房产抵押作为担保，向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依照贷款惯例，按揭贷款额度须在“房抵贷”中扣除，也被称作“二次抵押贷款”。部分大银行把房抵贷额度控制在300万元以内，农行的上限是1000万元。中小银行更为宽松，例如华夏银行房抵贷最高可贷2000万元，城商行的房抵贷业务没有上限。具体操作流程如下：借款人将其名下房产抵押至房金所的合作金融机构，通过房金所提出借款申请，从而获得投资人的出借款。投资人将获得最高9.5%的年收益。如果借款人逾期还款，房金所合作金融机构为借款人代偿本息。目前房金所官网显示，其合作机构为中保国信。
用大白话来说，房抵贷就是抵押了房子再去买，一套房涨到1000万元，就能给出700万元的贷款。农行、建行、民生、中信等多家银行均推出了“房抵贷”这一金融产品，参与房抵贷者即使名下仍有贷款未结清的房屋，只要还款一年以上，就可以申请二次抵押。
除房抵贷之外，消费贷、首付贷、个人经营性贷款等产品，都成为楼市杠杆资金的来源。
房抵贷：银行与客户合谋的庞氏骗局
银行推出这项业务的背景是：经济走弱，企业不再轻易贷款，小企业是贷不到款，大企业是不愿意贷款。银行要业绩，于是就将业务集中到了个人房贷这一业务上。股市房市上涨，导致资产贬值，为了不让储蓄缩水，有点余力的人就想花钱买房保值赚钱。据说，银行对房抵贷业务做了压力测试，结果是：即使房价下跌30%-40%，银行也不会有损失。
这种操作，无异于政府装聋作哑，放纵银行与申请房贷者同谋玩庞氏骗局。庞氏骗局的本质就是设计一个宣称能够获得高收益的投资活动，吸引大量投资者参与其中。目前房产价值已经严重泡沫化，例子就是房子的性价比，中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的一套三房公寓如果变现，其套现的钱可在美国大多数城市买一套面积大得多的独立花园别墅。申请房贷者将其实并不值那么多钱的房子用来作抵押套出大笔现金去炒房，是希望在玩击鼓传花的风险传递游戏中获益。
国人多有投机爱好，有空子不钻就觉得心里难受。有人在文章中举例，当房产中介告知人们，只要把合同价格做高，700万的房子，花点小钱贿赂，与银行信贷员合谋把评估价弄成1000万，这样你原来能贷款490万，自己要先出210万，现在价格到1000万了，你直接就能贷款700万。所以相当于0首付，然后你把原来的210万拿来每月还贷款，3年内房价涨了，房子一卖，就能大赚一笔。
正是在“无风险套利”的吸引下，不少人如飞蛾扑火般向中国房市投资。本来在努力充当推手的政府看到其中的风险玩大了，又开始限购，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中国形成多年的猫鼠游戏，所以中国人以假离婚手段应对，绕开一户只能有一套普通住房的规定，照买不误。
据《经济观察报》9月4日报道，今年3月，上海市推出限购令，从紧实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一个家庭二套普通房首付不低于五成，二套非普通首付不低于七成。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催生了上海离婚买房潮，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暂时结束婚姻，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买房名额以及更低的首付和契税。有人指责这些人贪财，但有评论者指出，上海居民为了购买住房而开始的离婚潮虽然出于利益驱动，但却是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而不愿意采取经济杠杆遏制房价疯狂上涨的结果。
上海买房离婚潮完全是重演2011年历史。2011年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实行宏观调控，公布了《新国八条》，规定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当年上海离婚件数高达4.78万件，2012年为5.29万件，2013年暴增到6.96万件，2014年6.15万件。
这种高泡沫时期在房市中投机的行为，被评论者形象地称之为在“房市大火中的爬与撞”。
政府希望通过转嫁风险延迟或化解危机
政府这样玩火，是因为只有吸引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庞氏游戏，才能够化解金融危机。
正如我在《庞氏增长”，经济舵手换人是否有救？》一文中谈到的，金融地产榨干了中国经济，第一、金融经济的畸形膨胀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第二、金融业利润占中国经济利润的80%，挤压了实体经济利润，让实体经济无利可图。2015年的11万亿新增贷款，主要流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基础设施、房地产行业。
刘煜辉在《跨越时空的思考：反思金融杠杆之殇》一文中很直白地指出：在中国，高负债部门主要是国有企业和类政府经济组织。为了挽救经济杠杆，延滞风险的爆发，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主要从两个方向来处理：
一是让居民户加杠杆，目的是拯救濒临悬崖的地方财政，因为房地产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的特殊安排（生命线）。驱动储蓄承接地产商的债务，然后转化为房地产投资，最终才能变成地方政府的各种收入；
二是释放大量长期信用维持地产和平台的债务链，比方说债务置换（用长期、低息的负债大量去置换短期、高息的负债）、不允许银行从僵尸产业中抽贷、包括债转股等等。
这样做的结果是让经济系统的癌细胞向金融系统转移。
房地产这把火还能玩多久？
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不能只依靠金融地产的专业知识，因为那是一个权力之手不停介入并操纵的市场；也不能相信中共掌门人令出必行，比如习近平最近在G20峰会的讲话中称：“单纯依靠财政刺激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增长不可持续”，道理上非常正确，但如果听者居然相信中国政府能够管住自己那只权力之手，痛改前非，放弃财政刺激、超发货币等“发展经济”的老套路，那是你too young, too simple。
中国的房价之高、过剩房地产（鬼城）之多，全世界独此一家，而这种房地产市场之所以能够撑下去，在于中国国有银行持续不断为购房者提供炒房基金。所有人都明白，中国房地产与金融系统是中国经济危机的爆发点，危机迟早会降临，不能确定的只是危机爆发的时间。开发商、银行、炒房客、卖地的地方政府都在做房市，最后是限购令与房价疯涨并存不悖。今年7月，深圳、南京、上海新房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1.4%、35%和33.1%。7月国内人民币贷款增量达4636亿元，其中标明居民房贷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量高达4773亿元，占信贷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0%。
专业分析者纷纷指出，中国房贷收入比增长非常快，2015年底的居民房贷收入比已高达0.46，超过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水平；房贷销售比达到了50%左右，接近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数据。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房价依然飞涨。
这是一场所有杠杆使用者与央行的一场对赌。炒房者都希望不要成为最后的接棒者，想赌一把运气。房地产开发商赌的是让自己不死在地方政府之前，比如任志强认为开发商不会先死，因为开发商现在还有13000亿现金，通常一万亿能维持一年，最多不开工；地方政府赌的是自己与中央政府父子同体，党爹央妈怎么也不能让“儿子”们死在前头，无人尽孝。
2015年，中国股市没有听从万能的党中央召唤，最后是政府与股民双输。在房市这场杠杆使用者与央行的对赌中，参与者想平安着陆已经很困难。